哲学中的方法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哲学中的方法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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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哲学中国化；方法论；陈先达文集；启示

[中图分类号]B-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12-0022-04

在新的时代与历史条件下，怎样进一步推进哲学中国化研究，是研究哲学必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认识和明辨哲学中国化的基本立场、方法，直接影响到这个重要课题研究的效果。《陈先达文集》（1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下简称《文集》，下引仅注卷本及页码）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就其方法论层面的启示而言，应当注意坚持如下原则。

一、问题导向的原则

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它的根本意义在于解决现实问题。现实问题既包括长期以来一直为学界和社会争论的重大理论问题，也包括国内外一直关注的实践问题，而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又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所以，研究者的理论水平往往体现在其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把握上。纵观整套《文集》，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生活随笔，都体现了问题导向的方法论原则。问题导向主要表现为现实问题、结合意识和真理问题的导向，只有把现实问题、结合意识和真理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把握哲学的本质功能。

多年来，陈先达教授始终运用哲学基本原理关注现实，把理论问题和实践中的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在20世纪中后期，哲学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包括抽象的人道主义、异化理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西方马克思学等，当时国外学者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占据着关键地位。陈先达教授认为，“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评价问题、马克思的历史观及其形成的实际历史过程，或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等等，这都是世界性的难题”[1]，在对以上难题进行详细研究后，他明确指出：“把所谓青年马克思同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或者把唯物史观归结为抽象人道主义，或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主张一种人道主义，都是片面的。”[2]由此体现了他鲜明的学术态度。他不仅深入研究哲学理论，还把这些理论运用于对现实生活的分析，以实践检验理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转型加快，各种问题，如贫富差距、腐败、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生态破坏、食品安全等问题，导致不少人质疑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哲学的科学性。但在陈先达教授看来，这些问题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只是“尽管历史发展有相似现象，但不同社会中对类似现象的处理方式和后果都不尽相同”[3]。他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和回答，提出了一系列对于我们辨识当代问题具有重要参照价值的观点。

结合意识，即哲学中国化研究中若干体现自觉结合的意识。陈先达教授认为，“哲学的创造性存在于结合之中，哲学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存在于结合之中，哲学的威力也存在于结合之中。在中国坚持结合，当然是与中国实际结合。这种结合的实质，就是坚持基本原理与中国化两者的统一。”[4]由此可看出，他对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结合意识是高度重视的。在《文集》中，陈先达教授提到多方面的结合，如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结合、哲学和生活的结合、传统和当代的结合、民族和世界的结合、中西马的结合等。他指出，就根本特点而言，哲学中国化，就是要把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但是这种结合不是融合，尤其在思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这种区分更加重要。从大的范围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哲学与文化的关系，从产生的土壤看则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如果是融合，对两者的发展都不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坚持的指导，也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结合比融合更加适合处理两者关系。由此，他认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由于的指导而导向正确，由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而更具有中国特色”[3]292。

除了关注现实问题和结合意识，还要重视真理问题。自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之后，“过时论”和“破产论”的喧嚣一直不断。陈先达教授认为，哲学基本原理揭示的真理不会过时，“在当代，除之外，没有哪种学说能对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理论和方法上提供既有科学性又能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体系。”[3]28真理没有新旧之分，“真理的有无问题、真理的客观性问题，不是一个纯思辨的形而上的问题，而是一个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5]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发现，“当前，一部分青年人的所谓信仰危机，突出地表现为对，其中包括对哲学的冷淡。一些人对哲学不理解，不感兴趣，甚至拒斥”[6]，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理论工作者，都应对此怀有某种忧虑。

由于作者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原则去分析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因而使所有的论点都有一个问题基础。这个“问题导向”思想方法的精髓就在于正确处理好现实问题、结合意识和真理问题的关系。只有把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在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坚持好问题导向的原则。

二、高度统一的原则

研究者与者是不一样的概念，研究者不一定信，但者一定坚信。在我国，如果以研究为职业，但不相信，就可能会在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道路上产生“灵肉分离”的问题。陈先达教授既是哲学研究者，又是坚定的信仰者，在他身上，这二者是统一的。具体来看，这种统一体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专业、信仰、职业的高度统一。在《文集》第14卷的序中，陈先达教授说：“我是1953年国家用一整列火车从上海输送到北京的应届毕业生中的一员”，从此以后“就与结缘，学习哲学、教哲学”[7]71。可见他以哲学为专业，又以哲学教学为职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坚定信仰。《文集》的每一卷都展现了他在不同时期所思考的主要问题，从人道主义问题、异化问题，到后来的市场经济问题、普世价值问题，再到历史唯物视域的财富观、历史的科学评价。透过《文集》，我们可以看到具体问题虽然变了，但贯穿其中的精神始终没有变。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8]《文集》第1卷是《走向历史的深处》，这部著作体现了陈先达教授对哲学原理的彻底掌握，奠定了他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观察和分析问题的理论基础。正是具备了扎实的哲学理论功底，他才能对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价值观等问题提出独到见解，对哲学的一些理论做出进一步发挥。当然，正如他说“我不敢自吹自己是坚定的者，但我信仰。不管国家遇到多大困难，我个人遭遇如何，我虽然也有过困惑，有过苦恼和迷茫，但从根本上说，我没有动摇过对科学性的信仰。”[7]71他在“既姓马，也信马”的道路上虽也有过困惑，但他始终是一位坚定的信仰者。

其二，治学和为人、教书和育人、理论和实际的高度统一。陈先达教授在从教60年的过程中，治学态度严谨，为人谦虚，因此深受学生和同行尊敬。“古代哲学家有对话体，对话体也可以看做聊哲学”[9]，《文集》第13卷《散步・路上》，就是他c学生在散步途中一起“聊出来”的哲学著作。如果不受学生尊敬，不具备谦虚的品质，散步的路途中就只能产生一种声音，不可能产生对真理真诚的对话。陈先达教授认为，“要想讲好理论课必须啃硬骨头，敢碰现实中的困难问题”[10]哲学在高校教学和研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在专业人才培养和各类人才哲学素养的培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能够把治学和为人、教书和育人的关系处理好，这里当然离不开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这里讲的理论和实际的关系并不是之前所强调的结合问题，而是在治学为人与教书育人的语境下讲的，它表现为《文集》对许多文史哲的综合，强调基本理论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这是《文集》，尤其是生活随笔诸卷的一大特点。作者熔文史哲于一炉，用实际的例子说明抽象的哲学理论，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因此，有的学者把《文集》称为史论结合的典范。

其三，科学性、阶级性、意识形态性的高度统一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创始人，但一代又一代的实践者和理论家们为这个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和发展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基于哲学作为工人阶级科学世界观的根本性质来理解和评价陈先达教授对哲学的贡献是非常必要的。哲学是一个开放的学说，它随着实践不断深化，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同于其他学说，它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是指导无产阶级运动的学说。“以批判态度对待各种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学说。它始终坚持党性原则，捍卫理论的纯洁性，反对各种曲解和攻击的学说。”[11]哲学原理具有共性和普遍性，但不同学者对学说和哲学发展历程的研究自然也具有个性特征。陈先达教授认为，“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文章风格，以及独具特色的范畴体系”[12]，因为哲学如果“没有生命的搏动，没有生活的体验，没有个性，只有纯逻辑的推论，这种哲学肯定是枯燥乏味的。”[13]可见，他提倡的是一种共性与个性的平衡。

哲学是以思想的方式体现的人类文明成果，如何将其内化到个人的生命中来，不同的哲学家、教育家有着不同的境界。透过以上三个高度的统一，我们看到，陈先达教授把自己的人生信仰和学术高度的融合在一起，实现了这三者的高度统一，从而能够用学术生命体悟时代、体悟生活、体悟中国、体悟世界。

三、文风质朴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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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5—0124—05

作为当代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方克立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方法论的建设。本文要绍述的就是他在领导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时提出的三句话：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这三句话最早是方先生回答台湾学者叶海烟先生提出的以何种态度研究现代新儒学问题时讲的，后来他又在《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自我回省》一文中作了专门论述。该观点自提出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成为指导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有学者还进而提出，这三句话不仅对现代新儒学研究，而且对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研究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可作为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般的方法论原则。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作具体说明。

同情地了解说起“同情地了解”，从事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一般会想到陈寅恪先生，因为他在给冯友兰先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卷上所作的“审查报告”中就已提出类似的说法了。陈先生当时讲：“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①又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②依陈先生所说，“了解之同情”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和前提。陈先生的这一观点及相关论述，为中国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条带有指导性意义的方法论原则，因此也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作为哲学史家的方克立先生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方先生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结合所从事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对该观点进行了创造性地发挥。

方先生提出：“‘同情地了解’是指，我们许多同志在开始接触现代新儒家的著作时，对于他们坚持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在西化思潮盛行、民族文化危机之时，大声疾呼‘中国文化没有死亡’，为护持和承续中华文化之慧命，贯注了满腔热忱，为之奋斗终生，都不由得产生共鸣和敬佩之情。因为我们对中华优秀文化也有深厚的感情，不赞成民族虚无主义

收稿日期：2012—04—03

*基金项目：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方克立与哲学中国化》（ QDSKL100405）。

作者简介：陆信礼，男，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青岛266000）。

董凯，女，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硕士研究生（青岛2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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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stern economic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udy were divided into mi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s, microeconomics is the basis of macroeconomics. However, in the specific contents arrangement, they are strictly divided into two parts again, the two remaine independent, and basically do not matter in content. For example: in production theory, it only studies a single consumer's conditions of utility maximization (resource utilization), but not contacts macroeconomic issues to consider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not associates price elasticity to consider the commodity price decisi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the issues.

关键词： 消费者行为理论；效用最大化；边际分析法；思考

Key words: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utility maximization；marginal analysis；thinking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5-0132-02

0引言

西方经济学中的消费者行为理论主要探讨消费者如何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获得最大效用，即最大的满足程度。具体包括了边际效用分析法和无差异曲线分析法。其中边际效用分析法利用高等数学中原函数（总效用函数）的一阶导函数（边际效用函数）的值为零时，原函数可取到最大值的原理，论证了消费者在收入即定的前提下（假定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消费某种商品要取得总效用最大的条件是边际效用为零。即边际效用为零时的商品消费量能够保证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对此结论，本文认为：对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分析，除必然需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分析外，还需要把它放在更加广泛的环境中考察，这样才可能得到更加客观、更加实际的结论。

1传统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具体内容

1.1 传统消费者行为理论边际效用分析法的基本分析框架西方经济学把消费者消费商品所获得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效用理论包括了基数效用论（认为效用可以度量）和序数效用论（认为效用不可度量）。其中基数效用论在效用可度量的基础上发展了边际效用分析方法。依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以下（如表1）是一个消费者消费一种商品的效用表。

单纯从数学角度分析：当一个连续函数的一阶导函数的值为零时，该函数能够取到最大值［实际上，MU=（TU）＇］。按照这一数学结论，在假设TU函数为连续函数的前提下，当MU=0时，消费者获得的总效用TU为最大。从上表的情况来看，当消费者的消费数量为5时，消费者得到最大的总效用20。

1.2 基本作图根据以上表格，传统教课书作出了MU曲线和TU曲线，如图1。从图1可以看出，当消费量Q=5时，MU=0，同时，TU取得最大值14。

2对传统消费者行为理论的思考及修正

2.1 对边际效用（消费量）和总效用曲线图形做法的思考及修正依据上表一可知，实际上能满足总效用TU的值为最大的消费量可以是4也可以是5，亦既在销售量为4到5这个阶段存在一个总效用保持最大值的平台期。所以，严格来讲，TU函数的图象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抛物线，而是在抛物线的顶端应该有一条平行于Q轴的线段AB，如图2。图2才真正反映了表一中商品消费量、边际效用和总效用之间的相互关系。

2.2 对消费者总效用最大化条件的思考及修正从表1和图2能够看出，消费者总效用最大（14）时的消费量可以是4也可以是5,但是从不同的角度并把宏微观经济学其他理论结合起来分析，总效用最大时的消费量则有不同的结论。

2.2.1 单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最优消费量应该为4。这是因为消费者在4这个点上已经实现了总效用TU的最大化，如果继续消费第5个商品，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由于第5个商品的边际效用为0，，则意味着消费者消费第5个商品所增加的效用为零，亦即第5个商品的消费没有给消费者带来任何效用。同时消费者在消费第5个商品时，必然投入了货币和时间，增加了无谓的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消费者的最优消费量应该为4。

2.2.2 由于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假设前提是供求平衡，消费者的需求量和厂商的供给量相等，从商品价格弹性理论和厂商所生产产品的可替代程度的角度来考虑，如果该厂商生产（销售）的产品需求弹性很小甚或无弹性，并且该产品的替代品（包括完全替代品和不完全替代品）很少甚或没有，则意味着该厂商有能力在产品质量不变的前提下向市场（消费者）索要更高的价格，厂商向市场提供更多产品则会牟取更大的超额利润。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厂商最优的生产（销售）量应该为5。

2.2.3 结合供求定律并从消费者收入效应的角度来看，厂商的最优生产（销售）量应该为5。这是因为当厂商生产并向市场投入更多的产品时，既市场供给量加大时，依据供求定律，产品的价格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而产品价格的下降意味着在消费者收入既定的条件约束下，消费较少的商品就能得到等量的效用，即，支出相同的货币会取得更大的效用（即收入效应：产品价格下降，消费者收入不变但其实际购买力增加）。

2.2.4 单纯从厂商的角度来考虑，消费者最优消费量应该为4。这是因为在保证消费者总效用为最大的基础上，厂商生产（销售）更多的产品意味着厂商在生产技术不变和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前提下需要增加一种要素的投入，这意味着生产成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固定资产（机器设备）的更大损耗。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假设厂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利润最大化，而利润最大化首先要满足的必要条件则是成本最小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单纯从厂商角度考虑，其最优的生产（销售）量为4，而并不是大多数传统教材中认为的5。

2.2.5 抛开以上三种考虑角度，单纯站在宏观经济学资源配置的角度来分析，厂商的最优生产（销售）量应该为4。这是因为在销售量为4时，市场已经饱和，供求平衡。如果厂商继续生产同时消费者继续消费，不但意味着厂商自身生产成本和固定资产损耗加大，消费者消费商品产生负效用之外，而且意味着资源配置的低效和无效。多生产一单位产品（生产量从4增加到5）而投入的生产要素可以在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下配置到能够更有效利用该生产要素的生产上去，最终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

综上所述，对西方经济学中消费者行为理论的探讨不能仅仅局限在消费者自身的角度来思考，而应该同时结合宏微观经济学中的其他相关理论综合进行考虑，这样才能不断促进宏微观经济理论的融合，不至于让人们产生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完全割裂和西方经济学中各个理论相互割裂的印象。也只有这样，对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才能得到更加客观、更加符合实际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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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要素的可分离性与可相容性出发，通过批判与会通、分析与综合、解构与建构，实现文化的综合创新。就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言，贯彻“综合创新”的方法论原则，就是要站在世界哲学史高度，体会“一本万殊”之理，承认相反之论，从杂多中求统一，从矛盾中求会通，努力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和西方哲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解构与重构中，会通古今中西，以求达到综合与创造、继承与创新的统一。这正是通过“综合创新”方法所要实现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和理想目标。20世纪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也说明了这一点。 

对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冯友兰先生，在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中，就已经开启了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之路。这具体表现在：一是明确地将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中国哲学的直觉主义相结合，建构了一套哲学方法论与哲学史方法论———“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二是在援引西方哲学 包括实用主义和新实在主义 的观念和方法、哲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观念和方法上，在一定的层次上，使得的方法和科学主义的方法、人文主义的方法相结合；而这一结合是在他力图把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哲学打通并适当地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实现的，他也因此形成了一种综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历史地看，在跟冯友兰先生同时或稍后的一些中国哲学史家也都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的范围内，探索并尝试融贯、综合各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以求建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如三四十年代的张氏两兄弟 张申府先生、张岱年先生 就尝试“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以建立“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倡导和运用逻辑解析方法，并将解析法和的唯物辩证法结合，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先生于30年成的《中国哲学大纲》，既运用了逻辑分析方法又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奠定了张岱年先生一生坚持以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基础。张岱年先生于80年代初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书，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出发，主张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并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正确方法，就是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原理来分析研究中国历史上每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阐明哲学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应用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要坚持四个基本原则：第一，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意义，注意考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与相互转化；第二，重视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及其在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对于阶级社会中的哲学思想进行切合实际的阶级分析；第四，坚持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对于哲学史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于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哲学思想的理论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以及整理史料的方法等等，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精密的分析和论述，基本上确立了以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主导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可以看出，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古今中外不同的方法加以融贯、整合，并在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统帅下达到了“综合创新”。 

事实上，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流。如方克立先生曾明确指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已呈现多元化趋势。他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如中国旧有的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西方现有的解释学方法、发生认识方法、结构主义和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方法，以及文化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和认知心理学等，以便在各种研究方法的功能互补中，揭示中国哲学史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又如刘文英先生强调今天研究中国哲学史采用的各种方法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主张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哲学的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以及语义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解释学方法与比较方法等等，加以整合或综合，以实现不同方法的特殊的功能和价值。这可以说是一种理性、开放、公正、平实的态度，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显然，他们所坚持的，已不是以往那种教条主义的，而是经过重新理解和诠释并加以发展了的。这样一种以为主导、综合古今中外各种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体现的正是“综合创新”的路向。 

海外华人学者傅伟勋先生自70年代初因探讨老子之“道”所蕴涵的哲理而触发诠释学构想，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基本上建构起了中国哲学 史 方法论———“创造的诠释学”。从傅伟勋先生所建构的“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论看，它实际是中西哲学方法论的融会贯通。诚如傅先生自己所说，“创造的诠释学”的“建构与形成有赖乎现象学、辩证法、实存分析、日常语言分析、新派诠释学理路等等现代西方哲学中较为重要的特殊方法论之一般化过滤，以及其与我国传统以来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乃至大乘佛学涉及方法论的种种教理之间的‘融会贯通’”。所以，他的“创造的诠释学”便具有一种辩证开放的性格。显然，傅伟勋先生在建构中国哲学 史 方法论时，仍然走的是综合古今中西以求创新的道路。 

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傅伟勋先生的“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论的建构还只是一个开端，仍然需要拓展和深化。事实上，跟傅伟勋先生同时或稍后，成中英先生、黄俊杰先生、汤一介先生等海内外学者，也在探索诠释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研究的结合，并尝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诠释学体系和诠释学方法。这种“参照西方的哲学解释学，总结中国传统经典诠释学的理论体系和规则范式，建构以汉语言学为特征的当代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探索，已成为海内外学者共同努力的方向，并且愈来愈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而它所体现的依然是“综合创新”的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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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律适用，特别是司法适用理论，传统法学的观点是将形式逻辑三段论运用于法律适用中，即形成了确定法效果的三段论法。法条是大前提，特定案件事实是小前提，当小前提符合大前提的构成要件时，可以推出结论:对于特定案件事实应赋予该法条所规定的法律效果。由于法律三段论中判断特定案件事实是否符合大前提(法条)的构成要件时不可能像形式逻辑一样完全取决于逻辑推理关系，难以避免地要涉及价值判断等问题，因此，法学界对传统的法律三段论不断提出质疑。影响较大的质疑学说是1952年德国学者威尔威格(Viehweg)提出的彻底放弃法律三段论，用类观点学取而代之。但是德国主流学者还是主张适度改造完善传统的法律三段论。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即属于对传统法律三段论进行改造的集大成者。该书以完整的体系、精深的知识为法律的司法适用提供了一个详细精准、逻辑严密、可供遵循的思维路径和思维方式。首先，作为大前提的法条不会都是理想的完整法条，法条会存在不完全的问题，会存在矛盾之处，甚至有漏洞。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任何语言文字都需要解释才能适用。因此，在适用法条时，拉伦茨提出要进行法律解释，并在解释方法中提出了文意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和合宪性解释等5种方法。

合理界定了这5种方法在适用上的逻辑关系和顺序。如果依上述解释仍然不能实现法律适用，或者法律本身存在漏洞，则需要在限制条件下进行法官造法活动。这种造法活动又细分为法律内的法的续造和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其次，拉伦茨认为，确定小前提的过程就是确定案件事实并通过判断进行涵摄的过程。确定案件事实是一个陈述生活事实与评价其是否符合法律构成要件的双向交流、同步进行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生活事实陈述过程。法官需要在生活事实与相关法律条文之间进行循环往复的比照核对。这个循环过程是逐步递进的思考过程，它从案件事实开始启动，提出初步法条解释，再到对案件事实定事实与法条构成要件的核对，直至对案件得出法律答案为止。这个过程，拉伦茨称为理解的“循环结构”，海德格尔称为“诠释学上的循环”，法学家恩吉斯称为“在大前提与生活事实间之眼光的往返流转”。在这个确定适用法条的过程中，也即将案件事实涵摄于法条的过程中，法官除了逻辑思维外，还要涉及个人判断问题，其中包括价值判断，这就给了法官一个活动空间。拉伦茨认为，法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尽量减小法官的这种活动空间。最后，在法律推论中，拉伦茨提出，对特定案件事实赋予法律效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具体过程。特别是当法条中的法律效果规定得不十分确切时，在推断结论中，就需要法官结合技术知识及社会经验进行进一步的判断，从而才能得出具体的法律效果。

关于在民法中如何客观化“在大前提与生活事实间之眼光的往返流转”过程，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提出，对于以请求权关系为内容的案件，适宜采用请求权方法并将该方法作为法律思维方式，从而在民法的大部分案件中具体应用了拉伦茨提出的“理解的循环结构”。同样，读书的过程也是一个结合个人所学及经历的体认过程，其中既有客观性成分，也有主观性因素。不同学识及经历的人，对于同一本书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所得。当然，作为法学方法论大家，拉伦茨书中所列内容十分庞杂深奥，需要我们认真体味其中的每一句话，并进行整体认知，才能全面掌握全书的真谛，掌握法学方法论的真谛。如果说该书还有需要质疑的地方，笔者认为是该书称为“法学”方法论是否范围过大。拉伦茨本身为民法学家，书中绝大多数例证也是以民法内容为例，书中的一些内容难以适用于刑法等公法领域。如在刑法领域由于“罪刑法定原则”而严禁类推适用和法官造法。在私法领域中存在即使法无规定法官也必须对纠纷进行裁判的压力;但在刑法领域，不存在这种压力。从这个角度看，该书称为民法或者私法方法论更为适宜。建构一种法学统一的方法论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二、理解《法学方法论》的钥匙

由于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是我国台湾学者所译，译者使用的一些专业术语及书中的深奥内容给读者带来了一些困难。理清下面三个问题，将有助于更加透彻地理解该书。

(一)法学方法论与法律方法论该书书名“法学方法论”对于我们极易引起误会。我们通常将其误解为学习、研究法学的方法。但实际上，德国所谓的法学方法论具有特定的含义。这就需要我们首先明晰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的区别。目前，我国法学界对法学方法和法律方法的认识主要有3种观点:一是认为法学方法包括法学研究的方法和法律生成、适用的方法。法学方法旨在探究法律的意义，追求法学的真理，而法律方法是成文法向判决的转换的方法。二是认为法律方法从广义上包括法学方法和狭义的法律方法。即法律方法包括立法、司法、从事法律研究与教育的方法。而从事法律研究与教育的方法称为法学方法。三是将法学方法和法律方法作为两个独立领域严格区分。法学方法是有关学术研究和探讨的方法，法律方法是有关应用法律的方法。概念的明晰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因此，笔者较为认同根据传统习惯来将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严格区分为不同内涵的概念，并且互不统属。法学方法是如何研究法律的方法，涵摄的是主体如何认识法律的问题领域;法律方法是如何适用法律的方法，涵摄的是主体如何将法从规范变为现实的问题。在运用不同的法学方法研究中形成了不同的法哲学流派，在运用不同的法律方法中形成了不同的判决或法律问题的答案。前者包括实证分析方法、社会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等，后者包括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补充等。由此可见，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实际上是我们所说的法律如何在司法中予以适用的问题，即法律方法论。

(二)法教义学概念的含义在该书中，法教义学的概念多次出现。法教义学是德国法学中的一个本土特色概念，体现了欧陆法、尤其是德国法文化的重要特征并且成为其必要组成部分。但“法教义学”概念在国内法学界并不多见。法教义学将法律文本当作神圣、权威的文本来解释其中的“意义”，包括三个方面:(1)法律概念的逻辑分析;(2)将这种分析概括成为一个体系;(3)将这种分析的结果用于司法裁判的证立。法教义学通过对复杂的规范进行类型化，建构统一的知识体系和思考框架，并设定分析案件的典范论证步骤，为法规范的适用提供统一的、标准的概念和结构，从而为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确定性的指引。法教义学的逻辑前提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法律永远是正确的。法教义学的方法是以现有的法律规范作为逻辑推理的起点，经过司法的推理活动，使法律更加周延、明确，从而满足司法对规则的需求。即便是对法律规范进行批判性审视，也是在系统内部论证，并不触及现存的体制。她强调“现实问题的有解性”，不论一个案件是多么疑难或新颖，只要它是“法律的”，法教义学就必须给出一个“适当的”解答。

(三)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与法学方法论拉伦茨在书中运用了许多诠释学和哲学的术语并引用了这些领域中一些名家名言。这是其书显得晦涩难懂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更高层级学科的位置上以更开阔的视野来看待这些内容并进行研读，则会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并对法学方法论这门知识有更加透彻的了解。法学归根到底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是以人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它具有典型的人文特质和社会品性: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既具有事实性又具有价值性。法学方法论的内容很多涉及解释学。解释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方法论。西方解释学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希腊时期。它的文献解释体现在语文学中的发展，校、勘、学融为一体。第二阶段是文艺复兴时期，形成了关于世俗文本解释的系统方法和神学解释学。第三阶段是近代，通过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将解释学上升为哲学层次。第四阶段即是现代，由海德格尔开创，直至伽达默尔将其形成了系统的哲学解释学。解释学变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解释哲学。由此，西方解释学经历了从方法到方法论再到本体论的转变，从而成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哲学基础。同样，解释哲学也是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

再者，要读懂拉伦茨的书，必须对西方法学史特别是德国法学史有清晰的了解。罗马法传统和宗教对西方法律演进具有重要作用，阅读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和《法律和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会对阅读其他西方经典法学著作有所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深刻体会萨维尼所说的:“法学是彻底的历史及彻底的哲学性之学”。同样，也可以体认我国法学方法论研究薄弱的原因之一是缺乏相应的哲学和历史支撑，缺乏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借鉴与交流。

三、围绕法律思维对一些法学基本问题的思考

《法学方法论》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它在法律司法适用上为法官提供了一整套思维方式和路径，借此实现了法的安定性和妥当性，进而实现了法的公平正义理念;还在于其对法学中的基础问题如法学中的价值导向思考、法学在知识上的贡献等进行了探讨，从而会引起读者对法学自身一些基本问题的反思。

(一)法学的概念我国法理学中法学概念在通说上采取了广义法学的概念。如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学是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各种研究活动和认识成果的总称。……凡属于与法有关的问题和现象都在法学的研究范围内。”而拉伦茨在其书引论中即将法学定义为:“以特定法秩序为基础及界限，借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的学问。”可见，拉伦茨采用的是狭义法学的概念，仅指现行法律规范。不同的法学定义将引发不同的法学方法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前，我国法治建设的重点在立法，在有法可依。因此，法学主要关注的也是立法，为立法提供理论和制度准备。但是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形成，法学的主要任务应从注重立法论的研究转向注重解释论的研究，从注重为立法服务转变为注重为司法服务，需要我们研究如何在法律多元继受背景下，实现法律的体系化。因此，法学概念也应当从广义概念向狭义概念转变，从对现行法律规范的体系外批判性转向对现行法律规范的体系内建设性批判，并注重以法教义学为己任。

(二)法学是一门科学吗关于法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的问题，德国法学界发生过长期争论。针对1847年基尔希曼“论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演讲中的名言“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的文献成为废纸”，拉伦茨在1966年做了“论作为科学的法学的不可或缺性”的演讲，提及了法学的科学属性。他说:“科学是任何可以用理性加以检验的过程，这种过程借助于特定的、为其对象而发展出的思考方法，以求获得系统的知识。在这种意义上———请允许我做这样的设定，法学也是一门科学。”笔者以为，所谓“科学”的标准是强调其学科的客观独立、无涉价值评判，但这只是针对自然科学而说的。其实，用的话说，科学只是一种方法。拉伦茨就是通过《法学方法论》提出在主观领域并且价值判断占主导地位的法律适用中如何将主观的价值判断的东西客观化和可评判化，从而对法律适用提出了一种科学的方法和思路。这样，法学或者法教义学才真正称得上是一门科学，而不是艺术。这是拉伦茨对于法学的重大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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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哲学作为当代哲学研究的一种新型研究方式，随着哲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的相互融合，已经受到广大哲学研究者的重视，其主要特点就是借助“实验”来代替以往在哲学研究中的“思辨”过程。如著名的“铁球定律”。即亚里士多德提出两个铁球下落重的会先着地，而有人提出异议，如果将两个铁球绑在一起，应当是大的铁球先着地，但两个铁球绑在一起又组成了一个更大的铁球，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符，伽利略则直接使用“哲学实验”这一方法，在比萨斜塔做了一个铁球试验，简单实用地解决了这一哲学问题。那么在科学与哲学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哲学实验的兴起会对我国哲学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成为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变革

当今科学的快速发展对哲学研究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丹皮尔所说，哲学与自然科学分道扬镳是由于文艺复兴后期，黑格尔的后人对哲学的研究进入唯心阶段，而自然哲学则是以牛顿的力学为引导的，因此二者理论背道而驰，产生分歧。而另一方面，以进化论为首的生物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又因其自身的深邃迫使哲学家不得不加以涉猎。而当代哲学实验的兴起，正是由于科学与哲学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传统的思辨哲学越来越局限的时候，科学的试验方法无疑为哲学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与哲学的研究越来越相似，用科学实验来研究哲学无疑是最好的办法。[1]

从上世纪9 0年代开始，研究哲学的人越来越多，在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形成了专业的团队，有的还有专业的哲学实验室，比较著名的有：“EPL耶鲁大学哲学实验室”“EEL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实验室”“EOLL亚利桑那大学哲学实验室”以及“BPL”“EERG ”“Hang Seng A entre for Cognitive Studies”等等。经过多年的发展，实验哲学已经涵盖了科学的方方面面，2007年在澳大利亚召开了哲学研究与方法论的探讨，此后关于哲学思辨与哲学实验就在世界各地开始进行了。在实验哲学出现之前，传统哲学主要的研究方式是思辨哲学，而思辨哲学的主要研究方式是直觉经验，这种缺乏事实支持的研究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对许多哲学问题的研究结果都是模棱两可，使得各种哲学问题的结果存在分歧。[2]

由于思辨哲学和直觉经验存在着各方面的局限性，所以，哲学的职责就是保存和协调各种各样的主观世界。哲学的研究方式正在向思辨哲学的方向转变，这就是为什么哲学研究把语言与逻辑语义的研究看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但是，在哲学的研究上升到一定高度后，语言的匮乏使其很难再进一步，这时随着神经科学、天文科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哲学研究就由原来的思辨哲学开始向实验哲学过渡了。然而，对于思辨哲学是否已经不适应当今的时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对照着实验哲学来找出思辨哲学的不足以及改进的方法。[3]

思辨哲学在进行理论建设时仅仅是考虑到进行意识形态上的辩论及逻辑思辨，而不考虑用实际问题来验证，因为用实际问题验证结果一直是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一直得不到哲学研究的重视，实验哲学就是在哲学研究方法论中对传统思辨哲学的方法论提出挑战，打破其对直觉经验的依赖以及语言逻辑辩论的局限性和客观性，这也就是为什么科学有着准确的结果而哲学却在许多问题上存在争议的原因。

随着17世纪工业革命的开始，人类的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直到20世纪，科学用自己的成果向人们展示了其自身的优越性，征服了越来越多的人。Stotz 指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已经认识到了科学的优越性，试图将科学和哲学结合起来，也就形成了今天的实验哲学。比如，我们可以通过科学实验中普遍的变量试验来思考一些哲学问题，在《汤姆逊的小提琴手》《色彩颠倒》及心灵哲学，宗教哲学等方面，采用计算机模型作为哲学实验的工具，通过逻辑悖论、思维逻辑推导出博弈计算模型，来推导宗教、信仰、生物、心灵等问题的演变，这样的研究方式比起传统的思辨哲学，调理更加清晰，结果也更加明了。

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人类在生物学、天文学、神学、神经学上有了很大的进展，这些研究结果使许多哲学家发现了科学成果对哲学问题的影响，甚至很多哲学问题可以直接使用科学方法来解答。美国神经学家利贝尔特对神经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由于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遇到瓶颈，人类的科技在经过漫长的发展后终究会停止，这时大部分研究科学的人员就会转而投向人类本身的研究上去，只留下一小部分人研究未发现的新鲜事物。[4]因此实验哲学无疑是哲学研究上的一场巨大的变革。

近期，哲学家Shieber对思辨哲学的直觉经验又有了新的辩解，即人们在传统哲学中使用思辨模式来进行思考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实验哲学也的确在方法论中有所建树，但这并不能作为反驳思辨哲学的依据，思辨哲学已然应该当做研究哲学的主要方法。然而这种辩护也仅仅能证明传统的思辨哲学已然有存在的必要性而无法否定实验哲学的优越性，当然，思辨哲学与实验哲学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在意识形态上有所不同，在方法论上互补。哲学实验对哲学带来的不仅仅是方法论的革新，更是研究哲学的原动力，是对哲学研究者的挑战，应当引起重视。[5]

二、实验哲学对当代哲学研究的作用与意义

随着科学的发展与人类思想的进步，哲学研究的对象在越来越接近科学研究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传统的思辨哲学已经很难适应这种研究，而实验哲学却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由于哲学本身存在的发散性，哲学问题在意识形态上的研究一旦有了结果势必能对社会中的方方面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哲学主要研究对象是本我与自我的关系，是意识与物质的关系，是自我与本我何为本源的问题，是唯心论与唯物论的问题，是有关意识的本性问题。“科学最难攻克的不是宇宙，而是人类自身”。要解决自我与本我的问题，无论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关键是对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研究。[6]

唯物论者认为，意识形态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于物质世界而言是独立的，是互不干扰的，在研究科学问题时不需要考虑意识形态，而机械唯物论者甚至直接否定意识形态的客观存在，认为根本没有意识存在，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客观物理原理的结果。更多的哲学研究者则认为，意识的确存在，而且也是逻辑研究的一种。同时一些哲学研究者认为意识只需要通过传统的物理概念和过程就能改变，是某些神经元产生的物理学过程。[7]人类复杂的思维意识都是神经元及神经细胞的物理过程，在多层次的分化后从基因、突触、细胞、组织等多层次多角度分析后就能将思维问题转化为物理问题。

然而依靠这样的科学分析，真的就能分析人类的逻辑思维吗？用科学方式来研究意识，第一要排除主观能动性的干扰和有自我意识的感知，第二是采用第三人称的客观思维，为了了解复杂的思维逻辑，要对思维的整个过程进行剖析，意识与反意识的动态过程，自己意识的主观性。所以说，意识研究目前存在几个问题，即意识的种类，意识的概念，意识的表现，意识的存在。但是在传统的思辨哲学中对此一直没有定论，只能希望哲学实验可以得出答案。意识的问题有的可以直接接受科学研究，有些则需要思辨哲学来研究，这些都直接根据神经的工作机制加以解释。

然而意识形态的准确答案能否用科学解释呢？笛卡尔用自己的哲学研究给出了答案。笛卡尔哲学思想的中心论点就是围绕“我思故我在”进行的，其根本意义在于将“自我”这一概念归结为一个可以独立思考的客观存在的个体，但是对于“自我”的独立思考能力并没有深入探究，下一步的研究就可以从这一方面出发，在确立了“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其他知识，我们必须明确的就是自我思考演绎出的本我存在这一客观真理并不仅存在于思辨范围里。还适用在思辨范围外。思辨与实质是两种本质不同的研究对象，如果想将二者结合就需用到笛卡尔的“普遍数学”中的“度”。因为“普遍数学”中的“度”作为一个客观标准在对比中才能体现其公正性。

笛卡尔在自己的研究体系中认为，“自我”这一概念由于其存在的客观性本身就可以作为衡量研究对象的“度”，也就是说，“自我”本身就具备数学中“度”的客观真理性。这也就证明了“只要是我们能深刻认识到的正确的观点都是客观存在的具有一定的真理性”这一观点，而这一观点的提出使笛卡尔在哲学上的研究由分析过渡到综合，以“自我”作为“度”来衡量一切研究目标。按照这种观念可以将以往很多混淆不清的观念重新梳理，如数学中诸如1+1=2之类的问题由于其浅显明了不足以为真而缺乏依据，通过这种“度”就可以将这种简单不足以为真的数学观念定义为真实的。笛卡尔将哲学研究对象按观念不同分为三类，即天赋，外来和虚构，虚构观念就是由“本我”这一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根据其主观能动性思考出的观念，虽然“本我”是真实的，但“本我”思考的问题却是不真实的，而天赋观念和外来观念却是由外界事物产生的，一部分是真实的。这些研究无疑是哲学研究中的瑰宝，实验哲学不同于思辨哲学的地方就在于可以摆脱哲学原本的不定项性，用科学的“度”来赋予哲学新的标准。

三、哲学实验的有效性分析

在科学的实验方法的指引下，新兴的哲学实验方法得以产生，可是由于研究目标的不同，对于其有效性的影响以及使用范围不同。我们将通过认知心理学的三个典型的实验来印证哲学实验的有效性。并且在哲学试验中归结出实验哲学的优劣，最终明确哲学实验的意义、作用等。

首先我们借助悖论刻画的计算模拟实验，在传统的逻辑学中，悖论刻画的计算模拟实验常常局限于逻辑思辨的方法，而无法显现它的优势。然而这样的规避依旧难以掩盖悖论真正的丰富的逻辑内涵。这样尴尬的局面一直到哲学实验方法的出现，特别是计算模拟方法的使用才有所改观。在混沌动力学方程的数值计算模拟方法帮助下，来探析不同于传统形式的悖论，从另一个角度更好地认识悖论的本质特征，我们会发现，一直以来，蕴藏着人类逻辑思维秘密的悖论，其反应的是事物本身的复杂性。这是认识悖论的历史上的新的里程碑。

实验哲学的模拟计算及展示不但可以将结果清晰明了滴展示出来，更可以将研究过程被一个悖论与误差展示出来，从而更加详细地展示逻辑思维的隐藏模式，显然，这种模拟计算的哲学研究方法打破了传统的思辨模式，不但使“计算”这一科学方法在哲学研究上的得以应用，还打破了传统悖论研究的局限，使计算实验的条理更加清晰普适，可以想到，在未来的哲学实验中，计算模拟实验将会越来越实用，但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运用计算模拟实验来进行科学研究，并不是说计算模拟实验就可以解决哲学研究的问题，而是计算模拟实验为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和空间。在未来的哲学研究中，模拟计算实验也只是实验研究的一种，除了迷你计算实验，还有应用在生物学上的脑电波技术、脑成像技术等，我们可以通过经典的哲学问题将科学方法运用到其中，通过类似的神经试验解决传统的思辨哲学无法解决的问题。

参禅是禅宗用以向人求证真心实相的一种行门。参禅所参的是出生宇宙万法的实相――自性――即第八识――如来藏阿赖耶识，若得参透，便是明心。然此参禅又外延至见性和过牢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将参禅当做一种高深莫测的修行法门，非大智慧大功德之人无缘窥其法门，然而参禅真的如此神秘吗？我们就可以将这一哲学问题用科学的方式剖析解决。

篇7

［关键词］行政学；生态学；生态人；整体主义；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4 — 0063 — 03

里格斯从比较的角度，运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行政问题，从而创立了以生态学方法研究行政管理的新的行政理论体系，使行政生态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并在行政学理论领域产生重要影响。〔1〕由于里格斯行政生态学是其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公共行政的结果，因此，对里格斯的行政生态学方法论进行研究，对于我们透彻理解里格斯行政生态学也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 里格斯行政生态学方法论的逻辑起点

“方法论”是对整个学科的分析思路的理论说明,它必须设定该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基本范畴、前提预设以及检验手段等相关问题。〔2〕由此可见，行政学方法论首先必须是建立在某种哲学基础上的假定,这是开展行政学研究的基本前提。〔2〕

在公共行政学中,虽然前在理论预设没有被旗帜鲜明地归纳提炼出来,但事实上存在着对人性的基本假定。休谟指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3〕 (p7)就包括西方行政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其研究的对象均为‘人’”， 〔4〕但人又是极其复杂的，完全认识人是任何一门学科都难以胜任的。因此，采用人性假设对人进行研究也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一方面，这与社会科学力图寻求对人的行为的有效预测和解释有关。社会科学理论预先假设了一个具体的‘人的模式’，一套有关人类行动的基本假设，根据这一假设，理论要阐明的种种行动是可以理解的。”〔5〕 (p221)另一方面，也与人性假设构成社会科学的逻辑起点有关。人性假设作为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社会科学学科科学化的标志。故此，人性假设作为“研究人的方法论，为我们研究人的本性提供了基础。”〔6〕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西方行政学中常常发现行政理论一般是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理论前提的缘由，里格斯行政生态学理论也不例外。

传统的行政学研究是基于“经济人”假设展开的。以“经济人”假设为基本前提，泰勒创立了他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提出了“管理过程学说”；马克思·韦伯构建了他的“官僚组织体系”……因此，早期的行政管理模式被称之为“经济人模式”不是不无道理的。政治领域中的“经济人”假设是指该领域中的个人行为也如商品市场中人的经济行为一样，都是理性的，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动机。诚然，“经济人”假设具有一定相对的合理性，但这一假设是以个人主义作为其方法论，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缺陷。一方面，“经济人”假定过分强调理性和非人格化，使人成为执行任务的“工具”；另一方面，“经济人”假设过分强调效率，忽视了对公共利益基本价值的追求，导致公共行政成为了“牧民之术”而非为民的行政。

“经济人”假设的内在缺陷及其所造成的民主政治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困境表明，工业文明及其人性标准都已不合时代的发展，历史呼唤新的生态文明时代到来，呼唤着新的生态人格模式的确立。〔7〕里格斯行政生态学理论正是基于“生态人”假设为理论前提展开的。与“经济人”假设不同，“生态人”假设中的人不再是纯粹的“工具人”，而是将人置于“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中，强调人在这一“网络”中重要地位，并确认人与行政生态系统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生态人”假设强调的是整体思维，以有机系统论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摒弃了传统行政学研究中的机械论世界观和思维范式，用整体性的观点来思考问题。一方面，“生态人”假设强调把人从规则、章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体现了有机论世界观对人的整体性关照；另一方面，政府更加关注与行政外部环境互动，促使“行政系统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哲学意义上的生态平衡与协调”。 〔8〕

二、方法论整体主义与行政生态学

方法论即是一种“元方法”,亦即关于方法的“哲学”或一种“思维的原则”。〔2〕因此，对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的探究“不能停留在行政学研究具体方法这些细枝末叶的研究，而应更多地从哲学的高度研究行政学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或者说方法论原则。”〔9〕可见，研究公共行政学的方法论，重在解决研究者研究活动的指导思想、基本的研究立场及其有效的思维方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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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学方法论是指导经济研究工作重要的理论基础。通过阐述经济学方法论内涵、范畴,提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对经济工作者研究工作的启示。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科学哲学;启示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身处中国纷繁芜杂的经济社会中,各种经济现象光怪陆离、引人入胜。经济工作者如何探明这些复杂经济现象背后所蕴含的一般性经济规律,以及是否能借用对已有经济事实的分析来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这都成为我们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出发点。

一、经济学方法论内涵及范畴

经济学方法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具体来讲,西方学者研究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围绕对一个核心问题的回答,即如何衡量与选择经济理论。换句话讲,有无一套标准来区别开“科学的”与“非科学的”理论?如果有,用什么标准?或者如何从所有理论中鉴别出哪种是“最好”的。现实意义上,这套标准就成为经济学家在建立与发展理论时必须遵守的方法规则。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是经济学家面对经济理论难以消解的现实,试图提出自己的尝试性解释,也是作者的主观认识对客观现实的一种认识和把握。经济学方法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亓学太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认识论范畴,主要探讨经济学知识的性质、认识论地位以及获得途径等问题。严格意义上讲,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范畴,经济学方法论为经济理论构建提供了方法上的哲学观,即方法论哲学。

二、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阶段划分以及主要思想

针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阶段划分的问题,国内学者并无统一的看法,傅耀按照科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分为四个阶段,即前实证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证伪主义阶段和历史主义阶段。亓学太则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将经济学方法论划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方法论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繁荣时期。以下以傅耀的四阶段划分法来了解各时期的主要经济学方法论思想。

（一）前实证主义阶段

前实证主义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一种不定型的、朴素的、自发的阶段,还处于朦胧的状态,但这一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启迪了人们思想的火花。

（二）实证主义阶段

实证主义阶段是经济学方法论史上第一个具有较完整理论表现形态的发展阶段。比如这一时期,西尼尔将李嘉图的抽象法发展到当代意义上的假说演绎法的过程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

（三）证伪主义阶段

波普尔证伪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经济哲学界,引入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形成波普尔证伪主义流派的重要学者是哈奇森、布罗格。布罗格与哈奇森在解读与应用波普尔思想过程中着重吸收了其证伪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波普尔的理论是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证实是评价选择理论的唯一尺度。但波普尔否认这种理论,强调“休谟归纳问题”使得达到经验证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无法证实一个理论,即使它在十万次检验中被证实了,没有人能够保证它在十万零一次会继续被证实。但相反,只要有一次被证伪,我们则完全确信该理论是错误的”。因此,评价选择理论“不应当根据逻辑客观主义所主张的‘证实’而应当根据它能否可被‘证伪’”。

在证伪主义传统中还有部分学者坚持拉卡托斯的科学思想。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研究程序,其基本前提与假定虽然被质疑但却仍占据主流,这种事实可以用“硬核”来解释(这些基本前提与假定正是新古典研究程序中的“硬核”)。但多数经济哲学家对拉卡托斯的理论持批判态度。他们否认主流经济学研究有什么“硬核”,而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所谓的“经验前进”也表示怀疑。

（四）历史主义阶段

历史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经历了从旧历史学派到新历史学派、制度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变迁。但在主流经济学派眼里,都被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制度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构建他们的理论体系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更多地专注于从历史资料的归纳中总结出带有一般性的规律,因为他们对实际历史的看法就持有这样一种归纳主义态度。无论制度经济学派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派,都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紧密的学派,十分类似于肇始于库恩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传统,他们遵循着共同的范式,形成一个稳定的“科学共同体”。这种特点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中体现的更加明显。

三、经济学方法论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启示

经济学方法论应该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林毅夫认为,任何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经济学本体,也就是一个理性的人,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下所做选择的一种因果关系的描述。对于任何现有的理论,都应该将其视为可能对、可能不对的“前识”。在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要以“常无”的心态,从现象本身出发,去发现谁是决策者,他面临的限制条件和可能有的选择是什么,说明他为何在这些条件下,做了我们观察到的选择。

（二）理论构建是一个往复循环过程

我们学习现有的理论,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构建理论的,学习著名的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以及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关键限制条件的能力。关于构建理论方面,他给出了建议:第一,在建立经济学的理论时必须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有明确的定义;第二,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摈弃。从而更进一步去了解经验现象,再根据经验现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

（三）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

对于如何构建的问题,张五常也提出了看法,他认为“事实是不能解释事实的”。“当事实不能解释事实时,就要有一点理论,并且加上些条件上去,然后来解释这个事实。可是解释这个事实的理论是有系统的”。他提出“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从整个科学方法来说,一个极端是套套逻辑,另一个极端就是特殊理论,理论分析应该从一个极端开始或者从另外一个极端往中间走。

（四）理性使用数学工具

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经验表明,数学工具在分析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引致了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间的现实鸿沟。但是,我们应正确对待数学这个工具,如果仅仅追求数学模型的复杂和艰深,而忽视了理论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那么一旦数学模型的推论和经验现象不一致,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不能称为经济理论。但同时,数学又是个很好的工具,我们应该让数学为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服务。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J].东岳论丛,200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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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哲学实验；哲学思辨；哲学走向；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010-03

实验哲学作为当代哲学研究的一种新型研究方式，随着哲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的相互融合，已经受到广大哲学研究者的重视，其主要特点就是借助“实验”来代替以往在哲学研究中的“思辨”过程。如著名的“铁球定律”。即亚里士多德提出两个铁球下落重的会先着地，而有人提出异议，如果将两个铁球绑在一起，应当是大的铁球先着地，但两个铁球绑在一起又组成了一个更大的铁球，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符，伽利略则直接使用“哲学实验”这一方法，在比萨斜塔做了一个铁球试验，简单实用地解决了这一哲学问题。那么在科学与哲学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哲学实验的兴起会对我国哲学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成为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变革

当今科学的快速发展对哲学研究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丹皮尔所说，哲学与自然科学分道扬镳是由于文艺复兴后期，黑格尔的后人对哲学的研究进入唯心阶段，而自然哲学则是以牛顿的力学为引导的，因此二者理论背道而驰，产生分歧。而另一方面，以进化论为首的生物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又因其自身的深邃迫使哲学家不得不加以涉猎。而当代哲学实验的兴起，正是由于科学与哲学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传统的思辨哲学越来越局限的时候，科学的试验方法无疑为哲学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与哲学的研究越来越相似，用科学实验来研究哲学无疑是最好的办法。[1]

从上世纪9 0年代开始，研究哲学的人越来越多，在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形成了专业的团队，有的还有专业的哲学实验室，比较著名的有：“EPL耶鲁大学哲学实验室”“EEL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实验室”“EOLL亚利桑那大学哲学实验室”以及“BPL”“EERG ”“Hang Seng A entre for Cognitive Studies”等等。经过多年的发展，实验哲学已经涵盖了科学的方方面面，2007年在澳大利亚召开了哲学研究与方法论的探讨，此后关于哲学思辨与哲学实验就在世界各地开始进行了。在实验哲学出现之前，传统哲学主要的研究方式是思辨哲学，而思辨哲学的主要研究方式是直觉经验，这种缺乏事实支持的研究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对许多哲学问题的研究结果都是模棱两可，使得各种哲学问题的结果存在分歧。[2]

由于思辨哲学和直觉经验存在着各方面的局限性，所以，哲学的职责就是保存和协调各种各样的主观世界。哲学的研究方式正在向思辨哲学的方向转变，这就是为什么哲学研究把语言与逻辑语义的研究看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但是，在哲学的研究上升到一定高度后，语言的匮乏使其很难再进一步，这时随着神经科学、天文科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哲学研究就由原来的思辨哲学开始向实验哲学过渡了。然而，对于思辨哲学是否已经不适应当今的时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对照着实验哲学来找出思辨哲学的不足以及改进的方法。[3]

思辨哲学在进行理论建设时仅仅是考虑到进行意识形态上的辩论及逻辑思辨，而不考虑用实际问题来验证，因为用实际问题验证结果一直是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一直得不到哲学研究的重视，实验哲学就是在哲学研究方法论中对传统思辨哲学的方法论提出挑战，打破其对直觉经验的依赖以及语言逻辑辩论的局限性和客观性，这也就是为什么科学有着准确的结果而哲学却在许多问题上存在争议的原因。

随着17世纪工业革命的开始，人类的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直到20世纪，科学用自己的成果向人们展示了其自身的优越性，征服了越来越多的人。Stotz 指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已经认识到了科学的优越性，试图将科学和哲学结合起来，也就形成了今天的实验哲学。比如，我们可以通过科学实验中普遍的变量试验来思考一些哲学问题，在《汤姆逊的小提琴手》《色彩颠倒》及心灵哲学，宗教哲学等方面，采用计算机模型作为哲学实验的工具，通过逻辑悖论、思维逻辑推导出博弈计算模型，来推导宗教、信仰、生物、心灵等问题的演变，这样的研究方式比起传统的思辨哲学，调理更加清晰，结果也更加明了。

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人类在生物学、天文学、神学、神经学上有了很大的进展，这些研究结果使许多哲学家发现了科学成果对哲学问题的影响，甚至很多哲学问题可以直接使用科学方法来解答。美国神经学家利贝尔特对神经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由于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遇到瓶颈，人类的科技在经过漫长的发展后终究会停止，这时大部分研究科学的人员就会转而投向人类本身的研究上去，只留下一小部分人研究未发现的新鲜事物。[4]因此实验哲学无疑是哲学研究上的一场巨大的变革。

近期，哲学家Shieber对思辨哲学的直觉经验又有了新的辩解，即人们在传统哲学中使用思辨模式来进行思考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实验哲学也的确在方法论中有所建树，但这并不能作为反驳思辨哲学的依据，思辨哲学已然应该当做研究哲学的主要方法。然而这种辩护也仅仅能证明传统的思辨哲学已然有存在的必要性而无法否定实验哲学的优越性，当然，思辨哲学与实验哲学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在意识形态上有所不同，在方法论上互补。哲学实验对哲学带来的不仅仅是方法论的革新，更是研究哲学的原动力，是对哲学研究者的挑战，应当引起重视。[5]

二、实验哲学对当代哲学研究的作用与意义

随着科学的发展与人类思想的进步，哲学研究的对象在越来越接近科学研究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传统的思辨哲学已经很难适应这种研究，而实验哲学却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由于哲学本身存在的发散性，哲学问题在意识形态上的研究一旦有了结果势必能对社会中的方方面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哲学主要研究对象是本我与自我的关系，是意识与物质的关系，是自我与本我何为本源的问题，是唯心论与唯物论的问题，是有关意识的本性问题。“科学最难攻克的不是宇宙，而是人类自身”。要解决自我与本我的问题，无论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关键是对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研究。[6]

唯物论者认为，意识形态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于物质世界而言是独立的，是互不干扰的，在研究科学问题时不需要考虑意识形态，而机械唯物论者甚至直接否定意识形态的客观存在，认为根本没有意识存在，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客观物理原理的结果。更多的哲学研究者则认为，意识的确存在，而且也是逻辑研究的一种。同时一些哲学研究者认为意识只需要通过传统的物理概念和过程就能改变，是某些神经元产生的物理学过程。[7]人类复杂的思维意识都是神经元及神经细胞的物理过程，在多层次的分化后从基因、突触、细胞、组织等多层次多角度分析后就能将思维问题转化为物理问题。

然而依靠这样的科学分析，真的就能分析人类的逻辑思维吗？用科学方式来研究意识，第一要排除主观能动性的干扰和有自我意识的感知，第二是采用第三人称的客观思维，为了了解复杂的思维逻辑，要对思维的整个过程进行剖析，意识与反意识的动态过程，自己意识的主观性。所以说，意识研究目前存在几个问题，即意识的种类，意识的概念，意识的表现，意识的存在。但是在传统的思辨哲学中对此一直没有定论，只能希望哲学实验可以得出答案。意识的问题有的可以直接接受科学研究，有些则需要思辨哲学来研究，这些都直接根据神经的工作机制加以解释。

然而意识形态的准确答案能否用科学解释呢？笛卡尔用自己的哲学研究给出了答案。笛卡尔哲学思想的中心论点就是围绕“我思故我在”进行的，其根本意义在于将“自我”这一概念归结为一个可以独立思考的客观存在的个体，但是对于“自我”的独立思考能力并没有深入探究，下一步的研究就可以从这一方面出发，在确立了“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其他知识，我们必须明确的就是自我思考演绎出的本我存在这一客观真理并不仅存在于思辨范围里。还适用在思辨范围外。思辨与实质是两种本质不同的研究对象，如果想将二者结合就需用到笛卡尔的“普遍数学”中的“度”。因为“普遍数学”中的“度”作为一个客观标准在对比中才能体现其公正性。

笛卡尔在自己的研究体系中认为，“自我”这一概念由于其存在的客观性本身就可以作为衡量研究对象的“度”，也就是说，“自我”本身就具备数学中“度”的客观真理性。这也就证明了“只要是我们能深刻认识到的正确的观点都是客观存在的具有一定的真理性”这一观点，而这一观点的提出使笛卡尔在哲学上的研究由分析过渡到综合，以“自我”作为“度”来衡量一切研究目标。按照这种观念可以将以往很多混淆不清的观念重新梳理，如数学中诸如1+1=2之类的问题由于其浅显明了不足以为真而缺乏依据，通过这种“度”就可以将这种简单不足以为真的数学观念定义为真实的。笛卡尔将哲学研究对象按观念不同分为三类，即天赋，外来和虚构，虚构观念就是由“本我”这一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根据其主观能动性思考出的观念，虽然“本我”是真实的，但“本我”思考的问题却是不真实的，而天赋观念和外来观念却是由外界事物产生的，一部分是真实的。这些研究无疑是哲学研究中的瑰宝，实验哲学不同于思辨哲学的地方就在于可以摆脱哲学原本的不定项性，用科学的“度”来赋予哲学新的标准。

三、哲学实验的有效性分析

在科学的实验方法的指引下，新兴的哲学实验方法得以产生，可是由于研究目标的不同，对于其有效性的影响以及使用范围不同。我们将通过认知心理学的三个典型的实验来印证哲学实验的有效性。并且在哲学试验中归结出实验哲学的优劣，最终明确哲学实验的意义、作用等。

首先我们借助悖论刻画的计算模拟实验，在传统的逻辑学中，悖论刻画的计算模拟实验常常局限于逻辑思辨的方法，而无法显现它的优势。然而这样的规避依旧难以掩盖悖论真正的丰富的逻辑内涵。这样尴尬的局面一直到哲学实验方法的出现，特别是计算模拟方法的使用才有所改观。在混沌动力学方程的数值计算模拟方法帮助下，来探析不同于传统形式的悖论，从另一个角度更好地认识悖论的本质特征，我们会发现，一直以来，蕴藏着人类逻辑思维秘密的悖论，其反应的是事物本身的复杂性。这是认识悖论的历史上的新的里程碑。

实验哲学的模拟计算及展示不但可以将结果清晰明了滴展示出来，更可以将研究过程被一个悖论与误差展示出来，从而更加详细地展示逻辑思维的隐藏模式，显然，这种模拟计算的哲学研究方法打破了传统的思辨模式，不但使“计算”这一科学方法在哲学研究上的得以应用，还打破了传统悖论研究的局限，使计算实验的条理更加清晰普适，可以想到，在未来的哲学实验中，计算模拟实验将会越来越实用，但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运用计算模拟实验来进行科学研究，并不是说计算模拟实验就可以解决哲学研究的问题，而是计算模拟实验为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和空间。在未来的哲学研究中，模拟计算实验也只是实验研究的一种，除了迷你计算实验，还有应用在生物学上的脑电波技术、脑成像技术等，我们可以通过经典的哲学问题将科学方法运用到其中，通过类似的神经试验解决传统的思辨哲学无法解决的问题。

参禅是禅宗用以向人求证真心实相的一种行门。参禅所参的是出生宇宙万法的实相――自性――即第八识――如来藏阿赖耶识，若得参透，便是明心。然此参禅又外延至见性和过牢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将参禅当做一种高深莫测的修行法门，非大智慧大功德之人无缘窥其法门，然而参禅真的如此神秘吗？我们就可以将这一哲学问题用科学的方式剖析解决。

上世纪60年代，有人利用脑电波对参禅者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参禅者的脑电波大体分为三类：“聚焦”“正念”“逐我”。“聚焦”就是参禅者静心凝神，此时其下丘脑伽马脑电波增强，在30-100HZ，当我们注意力集中时就会产生这样的脑电波，也就是说，参禅会使大脑产生伽马辐射进而达到对身体有用的境界。“正念”就是参禅者“无住生心”，此时心里活动会产生大量的tetanus脑电波，tetanus脑电波的频率大概在3-7HZ ，是较慢的电波，在心灵放松期出现，这种脑电波对于放松心情增强洞察大大有利。“逐我”也称“坐忘”即参禅者任运自在，其心理活动会产生大量的阿尔法脑电波，频率在8-12HZ。

由此看来，通过科学研究，以往讳莫如深的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更是消除了人们对于宗教的偏见与迷信，同时从科学的角度证明了参禅对人体的益处并不在于宗教而是在于自身。试验方法运用到哲学问题时便构成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如果复杂的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那么就证明是实用的。当然实验也并非完全可靠的，实验哲学不但有着种种优越性更是存在局限性，任何研究方法都是优越性与局限性并存的，实验哲学无疑将成为引领新世纪哲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力。

参考文献：

[1] 周昌乐. 哲学实验一种影响当代哲学走向的新方法[J].中国社会科学，2012（10）：30-46+205.

[2] 王汝发. 哲学实验与实验哲学[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3）：1-5.

[3] 郭龋盛晓明. 新工具与实验哲学的未来[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07）：9-14.

[4] 魏欣. 实验哲学崛起与理论心理学的科学创新[D].陕西师范大学，2014：11-41.

[5] 郦全民. 实验哲学的兴起和走向[J].哲学分析，2011（01）：175-180.

篇10

［关键词］教学主体；教学客体；实践；方法论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81年顾明远先生在学术刊物上撰文提出“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的观点以来，学术界便对教学主客体问题展开了长达二十几年的论争。在这场历时持久的论争中，其观点大体可归纳为5种类型：教师唯一主体论、学生唯一主体论［1］、师生双主体论、否定主客体论［2］、教学交往论［3］。各种观点内部又可区分出许多观点相类但不相同的亚种，以师生双主体论为例，其内部就包括潜在主体说、轮流主客体说、互为主客体说、复合主客体说、双主体主从说、主体滑移位错说、主导主体说、主导主动说、三体论——双中心人物说等近十个变种［4］99－100。

上述众说各执其词，相互立异。教学活动中孰为主体，其说不一；孰为客体，观点更众。面对这林林总总的学术观点，我们不禁发问：关于教学主客体问题，为什么学术界探讨了20多年仍达不成共识？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之外，和我们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有无关系呢？

二、方法论的偏差

笔者认为，上述林林总总学术观点的出现，并不能被乐观地看做是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果，而是研究者们在方法论运用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因为真理只有一个，而谬误才有多种，正是由于多年来我们在方法论运用上的错误，才导致以往的各种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步入歧途，从而产生出五花八门的学术观点。那么，以往的研究在方法论运用上又错在何处呢？试归纳如下：

（一）对教学主客体的分析脱离哲学范畴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主体”指参与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人，“客体”指被主体纳入认识和实践领域并同主体发生功能性关系的客观事物。因此主体成其为主体，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必须具备认识和实践的能力，即具备主体性；其二，必须在实践中能动地发挥出这一能力，即确证主体性。而客体成其为客体，要看其是否被主体纳入认识和实践范围并与其发生功能性关系。显然，“主体”与“客体”首先是也只能是一对哲学范畴，对教学主客体的分析只有在这一范畴内进行才有绝对意义。

但在实际研究中，某些学者常常脱离这一范畴对教学主客体进行分析。例如，有人在论证“教师是主体，学生是客体”这一命题时，总是说什么“教师闻道在先，术业专攻，代表国家、社会向学生传道授业”等等，进而得出“教师是主体，学生是客体”的论断。“闻道在先，术业专攻”，只能说明该教师具备了教学能力，即具备了主体性，但如果他在教学中松松垮垮、无视学生、照本宣科，主体性得不到确证的话，那这样的教师能算是教学活动的主体么？同样，学生从未被教师纳入过教学视野，能算是教学活动的客体么？这些如果不从哲学的范畴进行分析而单靠表层现象的描述，能窥及教学主客体的真谛么？

（二）将哲学内部的不同范畴相混淆

本体论、矛盾论和认识论是哲学中三个不同的范畴，教学主客体问题是一个哲学范畴，确切地说是哲学中认识论的范畴。有些学者没有对上述三个范畴加以区分，在分析教学主客体问题时把本体论和矛盾论范畴中的概念、原理套用到认识论中，从而使方法论又出现了偏差。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将哲学中的本体论范畴同认识论范畴相混淆

这主要体现在对“主体”概念的理解上。“主体”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运动”或“属性”的物质载体，如奔驰的火车、坚硬的岩石等，类似于“实体”，属本体论范畴；二是指从事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人，属认识论范畴。在本体论范畴内没有与“主体”相对应的“客体”，因此，“主体”、“客体”都是在认识论范畴内使用的。有的学者没有对这两个范畴的“主体”概念加以区分，而是混为一谈，结果将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放到认识论中来谈，从而造成概念上的混乱。

2.将哲学中的矛盾论范畴同认识论范畴相混淆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套用到教学主客体的分析中，将矛盾论范畴中的内因、外因混同于认识论范畴中主体、客体。如有的学者认为：“在教育过程中，学生始终处于主体——内因的地位，而教师则始终处于客体——外因的地位。按照‘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原理，必须提出学生主体论即学生是唯一主体论。”［1］

二是将矛盾分析的方法套用到教学主客体的分析中，将矛盾论范畴中矛盾的主、次要方面混同于认识论范畴中的主体、客体。如有的学者认为：“（在教学活动中）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之间是主要矛盾，……当教师的教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时，教师是主体，学生是教的客体；当学生的学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时，学生是主体，教师是学生学的客体。”［5］

（三）对教学主客体做了形而上学的分析

还有些学者虽然认识到教学主客体问题属于认识论范畴，坚持在认识论范围内对问题进行探讨，但同时又对其做了形而上学的分析，从而使方法论再度出现偏差：

1.以孤立考察割裂有机联系

教学过程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活动过程，“教”和“学”是它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但有些学者常常把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割裂为“教”与“学”两个过程，然后分别确定各个过程的主客体。见表1［6］：

这种割裂教学过程的完整性，使“教的过程”与“学的过程”相揖而别的做法，有悖于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观点，是对教学主客体问题的形而上学的解析。

2.以静态考察代替动态分析

教学过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教学活动的不同发展环节和阶段，教学主客体关系的具体体现是不同的。例如，在教学准备阶段，主体是教师，客体是教学内容；在教学实施阶段，主体是教师，客体是学生；在辅导答疑阶段，主体是学生，客体是教师；在复习巩固阶段，主体是学生，客体是学习内容。因此，我们在对教学主客体问题进行研究时，应该从发展中考察，从动态中把握。

然而，“考察现有的研究可以发现这样一种倾向，即把教学主客体关系当成一种凝固不变的存在，师生双方何者为主何者为客一经确立就成为永恒，研究者的任务只顾于孜孜不倦地去寻找这种关系，一旦找到了，研究的任务就算完成。”［4］111例如，有些学者在通过分析得出了“学为主体”的结论后，便认为学生在教学过程的任何环节、任何阶段都是永恒的主体，这实际上是犯了以静态考察取代动态分析的错误。

3.以局部考察代替整体研究

教学活动中包含了众多的认识和实践关系，如教师对学生的认识与改造、学生对教师的认识与改造、教师或学生对自身的认识与改造、师生共同体对教学内容的认识与改造、师生共同体对学生素质结构和发展水平的认识与改造等等。可见，教学活动是一个由众多的认识和实践关系组成的实践系统，而绝非单一主体对单一客体的认识与改造。因此，对教学主客体的判定只能从系统论的角度进行总体把握，而不能局限于“一巷一隅”。有些学者没有看到教学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往往只抓住了局部的某一对认识和实践关系，便对教学活动的主客体进行判定，如有人看到教师对学生的指导，便判定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是客体；看到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学习，便判定学生是主体，教学内容是客体。这实际上犯了以局部考察代替整体分析的错误。

三、重申教学主客体

正是由于我们研究者在上述方法论运用上的种种偏差和失误，才导致我们对教学主客体的探讨五花八门，久而不一。那么正确的方法论何在呢？笔者认为，既然教学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认识和实践活动，那么用唯物辩证法中“实践”的观点对问题进行分析方是研究之正途，必须按照这一观点对教学主客体进行重新审视，在此方面，笔者目前的研究观点主要有二：

1.实践具有层次性

众所周知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物质性活动，人类实践因其主体形态的多样和客体范围的大小而体现出不同的层次。实践主体分为三种形态：人类形态、群体形态和个人形态；实践客体涵盖不同范围：大到整个客观世界，小到某一事物。不同形态的主体在不同层次、不同范围内实践着它的客体，从而使实践活动体现出层次性。

教学活动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的一部分，也是有层次性的。从最高层次讲，教学活动就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以优化学生素质结构、提升学生发展水平为主旨的实践活动，这是教学实践的总层关系。从次级层次讲，教学活动则表现为教师或学生或师生共同体对某一客观存在（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环境、教学目标）的单一对象性活动。

2.教学主客体的分析必须与教学实践的层次性分析结合起来进行

从总体来讲，师生共同体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的素质结构和发展水平（不是学生）是教学活动的客体。次级层次的主客体关系则由具体的实践关系确定，所有次级主客体关系总是包含在并且服务于总层主客体关系中，并为之服务。如图1：

综上所述，教学活动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只有抓住了“实践”这把利器，用实践的观点对教学主客体问题进行分析，才能最终解悟教学主客体的真谛，期待更多的学界同仁能将此问题深入下去。

［参考文献］

［1］燕国材．再论学生是教育过程的唯一主体［J］．少先队研究，1993，(5)：24．

［2］陈信泰，孙振东．对近年来教育主体问题论争的意见［J］．齐鲁学刊，1992，(3)：63．

［3］族．教学交往实践：现代教学的本质［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2)：54．

［4］李定仁，徐继存．教学论研究二十年［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