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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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国企业；对外投资；小规模技术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1

当今世界形势，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在迷惘探索中前进”。随着历史上科技革命的顺利进行，国际贸易开始不断繁荣，而经过漫长的发展阶段，国际投资已然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但是，世界经济形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反而荆棘重重，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到刚刚过去的美国次贷危机，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日益加重，同时给世界经济形势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

在这种复杂的国际投资形势下，我国正以稳定的增长速度，逐步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投资主体之一。虽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是我国对外投资受到技术、人文条件等复杂因素的影响，整体投资质量并不是很高，并且相对规模较小。在这些制约条件及负面因素影响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之路注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在我看来，我国加强对外直接投资，不能只看重数量而不注重质量，而应该建立统一的考察投资指导意见，帮助对外直接投资者寻找正确的投资方向。最重要的一点是，努力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技术含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有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才能应对一些国家的非贸易壁垒中，甚至在经济危机中立于不败之地。否则的话，外表喜人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只会在一场风暴中化为乌有。在这之中，尤其需要加强对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统筹规划安排。

跨国公司，顾名思义，是指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国外设立分公司或控制东道国当地企业，使之成为其子公司，并从事国际化生产、销售和其他经营活动，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目的国际性企业。根据资料统计，全世界跨国公司母公司数量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的20000家左右，而到了2006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73000家左右，而子公司数量更是从90000家增长到了近100万家。从数字上不难看出，跨国公司的总体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并且其所占GDP比重正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单项跨国购并规模日益扩大，金额屡创新高，比如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的购并金额达到3500亿美元之巨。

而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也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截至200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累计达920.5亿美元。在这么辉煌的成就背后，我国的跨国企业对外投资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1.我国的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大多集中于“国字头”企业。在中国跨国企业一百强中，民营企业仅仅占了不到15家，而大多数的企业，则是以国有或者国营企业身份露面的，这种现象就造成了我国对外投资的数据喜人，但是真正应该唱主角戏的民营企业却被挤在角落处，这也是我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结构不均衡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2.我国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质量有待提高。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额逐年迅猛增长，但是受到外国技术封锁等多方面条件制约，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和领域大多都集中于采矿、制造等技术含量低的方面，从而造成了我国对外投资基础的不稳定，如果产生经济危机，则这些企业最容易遭受重创，以至于增加对外投资结构的不稳定性。

3.跨国公司目标不够长远。我国跨国公司在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中长期企业跨国购并等形式，对外投资并不是十分理性，往往局限于公司声誉或者眼前对本公司所形成的既得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层面可能对公司发展的风险性威胁，盲目冒进，从而很容易在公司未来的发展中，举步维艰。比如，跨国购并的过程中多数跨国公司都会忽视公司文化的问题，而这个看起来并不十分起眼的问题很可能导致跨国公司在购并后的发展方向与当初所预计的方向南辕北辙，偏离预期。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虽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是同时也与问题并存，只有真正解决中国对外投资发展之路上的障碍，才能够真正地在对外投资之路上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之路。

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使用理论中，小规模技术理论无疑比较适合我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特点以及发展导向的理论基础。小规模经济理论主要强调了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比较竞争优势来自三个方面，即拥有为小市场需要提供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发展中国家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低价产品营销战略三个方面的优势。对于我国而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悠久的历史文化可以很好地将低价产品营销战略优势和民族文化产品的推广优势发挥到最大化。同时，跨国公司应该尽量避免企业“虚荣心”作祟，而应该从实际层面出发，谨慎评估对外投资的可行性，从而避免“得了面子，失掉了里子”。

参考文献：

[1][美]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第四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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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三个宏观视点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动，是全球范围内企业国际化与对外直接投资浪潮的有机部分，要准确地判断中国企业国际化与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国际环境，把握时代大势，必须将其置于全球视野之下，考察全球范围内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从较为突出的宏观视点入手来分析，其中三个尤其重要：

第一个视点：涉及把握企业国际化的宏观切入点。客观地来判断，世界经济史上，对外直接投资流动、企业国际化以及跨国公司的发展，大体上是同一进程的三个侧面。首次将这三个侧面联系在一起的，是一家美国企业。1868年，美国胜家缝纫机制造公司在英国苏格兰投资开办分公司，在当地制造与销售产品，被视为世界第一家跨国公司。自那以来，上述三个侧面便不可分割地被联系在一起了。这种联系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世界范围内每一次直接投资流动的，都同时属于跨国公司扩张的。一般认为，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以来的百多年间，全球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动掀起过三个，分别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70-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这三次同时也是跨国公司扩张的三次。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全球直接投资流动规模与跨国公司数量呈正相关联系。另一个方面是，跨国公司国际扩张的形式，决定着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动形式。这方面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掀起的并购浪潮，改变了对外直接投资流动之“绿地投资”与并购投资的比重，使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流动的最主要形式。

客观地来说，要把握一国企业国际化进程，既可以从上述三个侧面的任何一个侧面切入，也可以将三个侧面视为一种“三位一体”的进程来考察。

第二个视点：涉及到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的阶段划分。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国际化的基础，无论是判断企业国际化的国别进程，还是全球进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都是个基本依据。按照参与国家多少及竞争格局，对于19世纪末期迄今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动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为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的一国主宰时代。这个阶段全球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动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对外直接投资取代国际信贷等古老的间接投资流动形式。这个过程几乎与20世纪同时开始，持续到二战结束，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时间。另一个是，美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地位不断加强，最终形成一国主宰格局。研究显示，1897年美国6亿多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就已经占了起步时期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很大比重，而1914年其26.32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了当时所有列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以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除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有大的收缩而外，美国一直主宰着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动。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的份额，始终维持在一半以上。20世纪50年代之后，美国的主宰地位逐步动摇，反映这一态势的基本事实是，美国在全球外向FDI中所占比重由持续上升而转入不断下降，1950年代中期上升到55%以上，之后转入持续下降：1960年降为47%，1975年降为44%，1980年和1985年分别降为40%和35%。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冷战”结束前夕为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为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的“多国兴起时代”。这个阶段，先是西欧（主要是英、法、荷等国）对外资本输出由间接到直接的转换，由此刺激了欧洲经济恢复中的企业国际化。其后是日本、德国等国企业声势浩大的国际化。最后是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企业的加入。到“冷战”结束前夕形成企业国际化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多国竞争格局。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历年统计数据计算，1960年西欧5个主要直接投资国（英、荷、法、意、德）外向FDI占全球的份额已达37%，加上北美加拿大（3.7%），占到41%以上。197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加入，最终打破了美国一国主宰的格局。到了“冷战”结束前夕的1985年，西欧五国加上加拿大、日本两国，占了全球外向FDI流量的51%，加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加入，将美国的比重逼降到35%。到1990年，这两个比重分别为56%和26%。美国主宰地位一去不复返。但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结束之前，多数投资母国对于本国企业投资的东道国有着严格的限制；多数东道国，对于引进直接投资也有着一定的戒备心理，限制多于鼓励。

“冷战”结束至目前为第三个阶段，可以称为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的全球竞争时代或“战国时代”。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征有二：其一，参与直接投资的国家大大增加，几乎所有工业化获得突破的国家，都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到了新世纪初，除了北美、西欧及东亚（主要是日本）这些传统外向FDI区域而外，拉美、东亚及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转型中的俄罗斯等中欧国家和地区，也相继加入到输出直接投资的行列。联合国贸发会议近期年度FDI数据揭示，年外向FDI初具规模的国家和地区，拉美不少于7个（百慕大、智利、维尔京群岛、巴西、阿根廷、巴拿马、墨西哥），东亚不少于6个（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中国及马来西亚）。非洲也有数个国家的外向FDI年流量超过10亿美元。另一个特征是，全球FDI流动环境大为改善。几乎所有FDI母国，都取消或减少了关于本国企业投资东道国的限制；几乎所有东道国，都一改以往对FDI的消极政策而为积极政策。

第三个视点：涉及对我国企业“走出去”具有启示意义的先行经济体的选择。回顾全球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的历史可以明显地看到，美国是一个起点而且一直占据首要地位，美国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与政府政策对全球具有重要示范效应；日本企业国际化起步虽然较晚，但规模扩展迅速，对后发国家具有示范意义；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主要是韩国与中国台湾省，经济规模虽然不大，但对外直接投资能力相对较大。这些先行经济体对于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政策措施均具有启示意义。虽然可以说，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历史要早于美国，迄今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不小，但在美国之前，这些国家资本输出几乎完全采取信贷及其他间接投资形式，后来的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创举较少，可以略而不论。

对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而言，上述视点的现实涵义是显而易见的。基于第一个视点，可以认为，作为企业国际化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后来者，我国政府部门也好，企业也好，都须将国际化――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作为“三位一体”的进程予以通盘考虑。具体说，政策战略上，应将我国企业国际化与对外直接投资视为建立中国式跨国企业的有机进程。基于上述第二个视点可知，处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战国时代”的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竞争当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激烈，但全球FDI流动环境的改善则意味着国际化的外部条件好于以往。基于上述第三个判断，可以认为，在我国企业国际化推进中，必须关注两类经济实体的企业国际化动向：一类是美、日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企业国际化及政府政策对于全球具有示范效应；另一类是东亚的新兴经济体，它们在企业国际化方面对我国企业国际化进程具有直接示范效应，甚至联动效应。

二、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几个历史参照系

要准确把握中国企业国际化与我国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预期下一步发展态势，必须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的以往发展经历。纵览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可以发现以下一些特征或趋向：

第一个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涌动时间上：企业国际化与对外直接投资形成浪潮，全部发生在工业化末期。具体来说，美国企业掀起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次浪潮，是在美国工业化进入尾声阶段。经济史家一般认为，美国是在20世纪头20年完成工业化的，此前的1870年代工业化已获突破。日本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的涌动，发生在1970年代后期。一般认为，日本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先后完成于1970年代和1980年代。至于亚洲“四小”，也是在工业化与现代化突破以后掀起对外直接投资浪潮的。

第二个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国经济实力的变化上：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力以及该国投资规模，与其经济发展势头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方面美国、日本均很明显。自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人均国民收入超过英国后一直维持着全球第一大经济实体的地位。与之相对应，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也一直占据全球第一的位置，累计直接投资规模变化如下：1897年为6亿美元，1949年突破100亿美元大关，1970年代突破千亿美元，1998年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截至2004年，美国企业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2.18万亿美元。其中从1914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外向FDI一直占据全球总存量的一半以上。自那以来比重逐步降低，但依然维持着全球存量第一的位置。目前美国外向FDI约占全球总量的1/5。战后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初为起步阶段，累计投资300多亿美元；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为快速扩张阶段，投资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年度流量由百多亿美元增加到600多亿美元左右；1991年以来为对外直接投资继续扩张与调整阶段，年投资流量在在150亿到400亿美元之间波动。虽然势头不及上世纪80年代，但规模依然可观。

第三个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流动与一国货币汇率的联系上。在几乎所有先行国家和地区，本币升值往往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驱动因素。这一点从日本到韩国再到中国台湾省，表现尤其突出。研究表明，1980年代后期的日元大幅升值，是刺激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高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在1985年“广场会议”后的五年时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连创新高，年度流量从122亿美元猛增到675亿美元。同样的联系也可在台湾与韩国那里发现。其湾1986年以后的新台币升值，促使民间资本向泰、马和菲律宾等地的投资大增。即使美国，也可看到这种联系。实际上，从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确立起到1970年代初期，坚挺的美元一直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促进因素。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浮动汇率制下，美元汇率的周期性变动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变化之间的联系也明显可见。

第四个表现在直接投资的区域布局演进上。大多数国家经历了一个由毗邻地区向全球扩展的过程。其中美国的情形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绝大部分直接投资投向毗邻地区，主要是加拿大与拉美发展中国家，占了总投资的70%以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向其余地区扩展。目前的格局是，欧洲与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占大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时期也主要投向东亚、大洋洲以及南、北美洲等毗邻地区，后来才向欧洲、非洲及中东等区域扩展。至于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一开始瞄准的就是周边国家和地区。

第五个表现在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演进轨迹上：由原材料、能源开发等“一产”起步，到制造业扩展，最后到服务业提升，无疑是一种趋势。迄今为止，只有美国完成了整个演进过程。研究显示，从1914年到1960年，对外直接投资中采矿、石油等“一产”所占比重最大；1960年到1985年，制造业比重迅速上升，占据第一的位置。此后则进入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扩张时期，到1990年代，服务业取代制造业占据第一的位置。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演进迄今只完成了美国经历的一半，即由初级能源、矿产等原材料开发业到制造业的结构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1980年。此前日本企业对外投资比重最大的是能源、资源开发等行业；1980年之后，制造业上升为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与此同时，商业、保险、银行等服务业投资快速增长，投资产业结构“三产化”露头。但后来的“泡沫经济”崩溃与经济衰退，延缓了这一进程。

第六个表现在投资东道国类型变化上。无论是先行者还是后来者，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一个由对发展中国家投资为主到向发达国家集中的过程。研究表明，1950年代，美国在这两类国家的投资各占一半，此后开始了向发达国家集中的过程：60年代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上升到65%以上，70年代上升到73%以上，80年代上升到74%以上，90年代中期突破80%，2000年以来接近85%。与美国相似，1970年代即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时期，对亚洲、拉美及中近东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占总额一半以上（约55%），1980年代之后出现了向发达国家集中的趋势。1981-1990十年间，日本企业对北美、欧洲、澳新等发达地区的投资上升到占总额的72.5%。1990年代中前期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比重虽有所回升，但后期依然集中向发达国家。目前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近80%依然集中在发达国家。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中，尤其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省也在经历类似的变化，但由于中国及东亚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前景看好，延缓了它们对外直接投资向发达经济集中的过程。

上述特征，可以作为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动现状，预期未来趋向的重要参照系。客观地来说，目前我国工业化接近完成，经济增长前景看好，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比照先行经济体的历史经历，这些显然都预示着我国企业国际化与对外直接流动已到了涌起持续的阶段。而先行经济体企业国际化与对外直接投资以往经历显现的其他一些特征，对认识我国企业的国际化也不无裨益。

三、企业国际化与政府政策：一些普遍特征

企业国际化与对外直接投资，离不开投资母国政府政策支持或干预。纵览先行国家政府关于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化的政策历史，至少可以看到五个较为普遍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表现在政府政策与企业国际化的因果联系上，是事前――事后的关系。具体说，政府政策往往是对企业国际化的事后反应而非事前安排。一般是应本国企业界及其政治人的要求而推出的。比如在美国，企业国际化第一次浪潮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但直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几乎看不到政府政策的影子。一般认为，美国政府关于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提出，肇始于海外企业税收减免政策的实施。这一政策以1913年国会通过的《国外纳税减免法》和1918年的《外国税收抵消法》为依据推出，意在消除美国海外企业双重征税问题，因此带有一定消除企业国际化障碍的意向。这比企业国际化实际进程晚了近半个世纪，带有典型的“事后”特征。后发型国家此类政策推出时机较早，比如日本政府关于避免企业双重征税政策、关于海外投资保险政策，以及政府对企业国际化的信息情报支持政策的开端，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但由于日本企业在二战之前已经进行了广泛的国际化探索，20世纪50年代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本身也刺激着企业的国际化实践，因而也可看到政策与现实进程之间事后――事前的联系。

第二个特征表现在政府政策体系形成过程上，政府关于本国企业国际化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体系形成，是个漫长的动态过程，而非一蹴而就的。一般的规律是：按照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没有一劳永逸的政策措施。美国此类政策迄今经历了三个时代的演进：20世纪中期之前，主要借助税收政策调节；20世纪50年代至“冷战”结束前夕，政治经济手段并用，鼓励与限制政策并行；“冷战”结束以来，经济手段凸现，政治手段退缩。日本此类政策经历了两个时代的演进：20世纪50-70年代，政策重心置于海外投资保险、金融支持系统及情报服务系统的构建；80年代之后，重心置于鼓励海外企业联合组织系统的构建。

第三个特征表现在政策形式上，政府政策以法律化形式推出，建立在坚实的立法基础上。几乎所有西方先行国家，政府关于企业国际化的政策，都以议会立法为依据，鲜有借助行政命令的。因此政策体系的形成同时也是个政府动议法律化的过程。绝大多数政府政策通过立法机构形成法律文件，由此强化了政府管理部门的监管或支持效率，简化了监管程序。

第四个特征表现在政策倾向性上，追求一种既不鼓励也不限制的中性政策，是多数发达国家此类政策的最终倾向。多数国家关于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立场，带有明确的中性化特征。所谓中性化，即既不鼓励也不限制，任由企业经营者自行决断。这方面美国最为典型。1913年迄今的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系统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即分别为财政政策、信贷政策、海外投资保险政策、投资信息情报服务政策。体现这四类政策的有关法律，均带有强烈的中性特征，找不到明确的支持或抑制倾向的例子。日本政府关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早期有微弱的鼓励迹象，但后来受到日元升值及“产业空心化”的压力与警示，也倾向于中性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韩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时期的政府政策鼓励倾向明显，但后来企业国际化暴露出的大量问题表明此种政策具有很大的冒险性，易诱致企业急功近利。

第五个特征表现在政策实施机构上，是政府与非政府中介机构并用。几乎在所有法制健全的国家，政府关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与法律，同时借助两股非政府力量去实施：一股是民间中介机构，主要是各种企业化的中介机构。比如在美国，由于大部分政策有法可依，这为法律、审计、会计、商会等中介组织的参与创造了制度基础。另一股是非官方研究及咨询机构。日本1958年通过立法组建的“日本贸易振兴会”以及后来成立的“亚洲经济研究所”，一大任务就是从事海外经济情报搜集与分析。

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政府政策，是近年国内各方讨论的重要话题。适应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从中央主管部门到“有条件”实施这种战略的沿海主要省、市政府，都在不断酝酿与推出相应的政策措施。目前这方面存在两个重要的倾向：一个是政府政策“事前”特征突出。各级政府都提出了关于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构想，按照这种构想设计了一些政策措施，有些政策措施带有明显的超前倾向。另一个是，政府的鼓励性政策多于限制性政策。几乎所有政府部门提出的政策，都带有促进企业“走出去”的明确意向。这两个倾向的效果究竟如何，尚有待实际进程来回答。但在提出与实施此类政策之前，审视一下先行国家这方面的政策历史，无疑是有益的。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参考文献：

赵伟：中国企业“走出去”――政府政策取向与典型案例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赵伟、古广东：民营企业国际化：理论分析与典型案例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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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发展路径：实证检验、

90年代以来。我国流出的对外直接投资每年递增，特别是近几年来，增长的速度很快，几乎每年都成倍增长。在对外直接投资大量增长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比率效率并不高，与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都有一定的差距。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是否适用于我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何种发展阶段?这些问题的回答对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对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一、投资发展路径理论

80年代初，邓宁将国民生产总值(GNP)纳入到国际直接投资各阶段的分析中，提出了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旨在从宏观的、动态的角度解释各国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地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极为密切的相关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GNP的提高，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将经历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往往只有少量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而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因而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为零或是接近于零的负数；第二阶段对于外国资本的吸引力度明显增强，外资开始大量流入。但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十分有限，净对外直接投资额表现为负数且不断增加。第三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上升，其发展速度快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为负值，其绝对数呈不断减小的趋势；第四阶段对外直接投资明显快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增长，净对外直接投资额大于、等于零且不断增长；第五阶段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然大于零，但是由于直接投资流出的增长速度低于直接投资流入的增长速度。净投资额已经开始下降，并且逐渐回归至零。

二、我国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从上面的IDP曲线可以直观地看出，该图形是一条由U形曲线(1―4阶段)与反U形曲线(3―5阶段)相衔接起来的整合曲线，所以模型需采用二次函数形式。Namla(1996)和Dunning(1981，1986)也分别用了一个二次方程函数来描述投资发展路径曲线。在投资发展路径理论中。自变量为人均GNP，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一致性，我们在这里用人均GDP加以代替。因此，我们将以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为因变量。建立起以人均GDP为自变量(包括人均GDP及其平方项)的二阶非线性回归模型来进行实证检验。这样，模型形式就可以表示为：

NFDI1=β0+β1PGDP1+β2PGDP2i+ui　①

其中，NFDI表示净对外直接投资额，PGDP示人均GDP，β0、β1、β2表示待估参数，i代表不同的年份，u为随机误差项。

(二)回归检验

国内的统计数据与国际统计数据在口径上不一致，这里采用联合国贸易与经济发展会议(UNCTAD)提供的各国对外投资流量和存量。由国际统一统计口径编制。UNCTAD数据库中的投资数据来源结合了各个国家权威统计机构的数据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的数据，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和权威性，因而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参考数据。

将从国际数据库中搜集整理的数据代人模型①，利用Eviews5.1版统计计量软件，用最小二乘回归(OLS)得出的结(如表1)

从以上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F检验值非常显著，拒绝了PGDP和PGDP2同时为零的假设，且t检验值也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R2值较高。更重要的是，模型中的回归系数β1为负，β2为正，满足投资发展路径理论中的U字型特征。拟合出来的回归模型为：NFDI=3429.55-9.918PGDP+0.003PGDP2(2-2)从模型可以预测，当我国的人均GDP达到1653美元时，该模型所代表的U型曲线达到最低点，此时我国流出的对外投资速度将快于流入的外资速度，净对外直接投资额开始上升，我国由投资发展路径的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

三、结论与预测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的F值和t值均十分显著，能较好地拟合我国过去十五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情况。模型中的回归系数β1为负，β2为正，满足投资发展路径理论中的U字型特征，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符合邓宁提出的IDP理论。

模型以人均GDP作为自变量，人均GDP随时间的变化逐年增长。1995年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3―10.2％。2000―2010年期间为8.0―8.7％；2010―2020年期间为7.0―7.8％。实际数据显示，2000年到2005年我国的人均GDP始终保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长，根据以上中科院的预测，本研究给出三个人均GDP增长方案以便用模型预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第一套方案是乐观估计，即2006年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每年仍以10％的增速持续高速增长。第二套方案是基本估计。即随着时间发展，我国人均GDP增速放缓，2006到2020年人均GDP增幅为年均7.5％。第三套方案是悲观估计，即2006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增幅为年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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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增加，处理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对于控制国内通货膨胀也有重要意义。从投资区域来看，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用于亚洲的资金占到总资金的78%，其中用于香港的投资占到总投资的69%，因为从距离上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投资比邻的区域。从信息对称程度而言，中国对于这些区域掌握的信息相对更充分，法律法规方面的限制也相应较少。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非洲居于第二，这主要是基于政治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考虑。所以综合而言，在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以上方面因素的考虑会强于通货膨胀率的考虑。实证结果根据之前建立的VAR模型和数据，利用Eviews6．0得出结果：CPI的变动受到前两期滞后的影响，前一期的影响为正，前两期的影响为负。这主要表明物价的变动在一期内存在惯性，惯性系数为0．646377，因为物价上涨可能在一期内产生物价上涨预期，从而推动物价继续上涨。但前两期的物价上涨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种预期，这种抵消系数为－0．273023，说明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形成受到近期的影响大于远期。所以，要控制通货膨胀预期就必须采取强硬措施防止物价短期内过快上涨。前一期FDI上升1%会引起本期物价上升0．123%。前两期FDI上升1%会引起本期物价上升0．014%。这两个系数反映了输入性通货膨胀的作用强度。2009年FDI总额为900．3亿美元，占GDP不到2%，对比而言，来自外商投资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强度相当大，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FDI流入了资本市场，产生了巨大的杠杆作用，引起了通货膨胀的改变。所以，控制好FDI的流向，对于治理通货膨胀具有重要意义。对外直接投资与通货膨胀存在负相关关系。前一期对外直接投资上升1%，通货膨胀下降0．014%，前两期对外直接投资上升1%，通货膨胀下降0．011%。从规模上而言，2008年的OFDI占GDP仍不足2%，量的控制相对容易。但是，在OFDI达到一定规模时，它产生的投资收益可能对国内通货膨胀起到加剧作用。所以，在注重量的扩张的同时，应该把握好质的提升。

第二列可知，一期内通过膨胀的上升可能导致FDI的下降，通货膨胀上升1%，FDI将下降0．9%。前二期通货膨胀上升1%，引起本期FDI上升0．28%。综合而言，较高的通货膨胀降低了实际利率，不利于引进外资。FDI也存在滞后性，前一期滞后系数为0．901153，前二期滞后为－0．261963。根据第一列的分析，在国内出现通货膨胀时，应该对于FDI进行控制，防止FDI与CPI同时产生滞后影响加剧通胀，引起危机。对外直接投资于外商投资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产生这种情况并非由于两者存在相互替代作用，而是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可能是由于境外投资收益率上涨，按照资本趋利性，相应流入境内的资本就会下降。由表3第三列可知，前一期通货膨胀上升1%，对外直接投资增长2．72%。前两期通货膨胀上涨1%，对外直接投资下降2．97%。综合而言，两期内，通货膨胀的上升会引起对外直接投资的下降，因为通货膨胀上升可能引起国内名义利率上升，以保证实际利率为正，所以造成对外直接投资的机会成本上升。前一期FDI上升1%，对外直接投资上升0．7%，前两期FDI上升1%，对外直接投资下降1．7%。总的而言，两期内，FDI与OFDI存在负相关性，这也是由资本的趋利性和国内外投资环境变化导致。与之前不同的是，OFDI存在两期负的滞后性，滞后系数分别为－0．579859和－0．261057。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受到投资行业、投资地域等政策的限制。另外，也存在一些国家担心垄断和贸易侵略而采取相应贸易保护的手段。

7至9期影响为正，之后趋于0。再次证明近期通货膨胀对于形成通胀预期具有重要作用，并加剧通货膨胀的影响。第2图表示FDI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前3期为正，并逐渐上升，3至5期也为正，但影响减弱，6至8期几乎无影响，8至10期出现小幅正向影响。FDI对通货膨胀前3期正的影响可以理解为FDI的流入导致了国内流动性过剩从而出现通货膨胀。8至10期出现的小幅正向影响可能是由于FDI产生了投资溢出效应。第3图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前5期一直为负，并呈现小U型，在第3期时负的影响达到最大。由此可以验证，通过增加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可以控制通货膨胀，并且这种效果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第4图表示通货膨胀对FDI的影响前3期为正，3至5期为负，呈现小U型;5至8期为正，先增加再减小，之后趋于0。前3期正的影响可能是由于通货膨胀带来了通货膨胀预期，引起实际利率下降，从而刺激了投资。第5图表示FDI的滞后影响前4期内为正，之后为正，并接近0。说明FDI的变动具有惯性。第7图表示通货膨胀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前2期为正，第3期为负，并且负的影响大于正的影响，之后趋于0。第8图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滞后影响，前2期为负，并逐渐下降，3至6期为正，正的影响先上升后下降，之后趋于0。出现以上情况的原因是通货膨胀使得货币贬值，境内资本出于保值需求会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到一定规模后会受到相应的限制。

FDI与通货膨胀经检验发现FDI变动是通货膨胀变动的Granger原因，因为FDI的增加会增加国内的流动性，同时政府也会增加与FDI的配套投资，形成财政赤字。为了弥补赤字，只有增加货币发行量。这两方面都加剧了通货膨胀。模型结果表明，前一期FDI上升1%会引起本期物价上升0．123%。中国目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FDI的流入会导致货币发行量的增加，但FDI相对于GDP和货币存量而言规模很小，这些由FDI引起的货币增发量并不足以产生0．123的效果，并且还存在投资的溢出效应，使得产出增加，对通货膨胀起到抑制作用。所以，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些FDI并没有直接流入生产领域，而是通过不同的手段流入资本市场，参与投机活动，从而推高了国内通货膨胀率。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FDI对国内经济特别是对货币发行量的影响存在直接作用，但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对FDI的影响并不明显，FDI中存在较大一部分投机性资本。而这些资本对推高通货膨胀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要抑制通货膨胀，就应该对FDI的流向进行严格监测，保证尽可能地流入实体经济领域。同时，控制政府对FDI的配套投资的规模，减少财政支出。OFDI与通货膨胀理论上OFDI增加，短期内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顺差下降，国内通货膨胀下降，长期而言，投资收益增加，国际收支资本项目顺差上升，通货膨胀上升。但实证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原因可能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并不显著。模型结果表明，前一期对外直接投资上升1%，通货膨胀下降0．014%;前两期对外直接投资上升1%，通货膨胀下降0．011%。所以，要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才能降低通货膨胀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得出，对外直接投资对通货膨胀在10期以内都没有表现出正的滞后影响，主要原因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投资收益相对较少，有的甚至出现亏损，有盈利的也用于了再投资。所以，对于国内通货膨胀的正影响还没有表现出来。当然，对外投资收益与国内通胀并不存在完全的取舍，我们可以考虑直接投资国内稀缺的或者存在劣势的产业，最终收益不光以货币的形式还要以产品和技术形式回流，降低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同时，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作者：赵妍 黄巍巍 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0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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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储蓄；出口；GDP

自从2006年底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都陷入了经济衰退的阴影之中。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各国之间经济联系的纽带，成为金融危机时期重要的资本流动信号。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增幅非常快，但是总量不高，投资的领域也比较有限。本文就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政策影响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研究方法和建立回归模型

由于对外投资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国民收入、宏观经济的走势、贸易壁垒的强弱等，我们选取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来反映一国综合实力以及国民收入的相对变化；EX(出口)的变化来反映贸易的广泛程度和贸易的难易程度；SAV(储蓄)的变化来反映一国资本流量的变化。因OFDI与GDP、EX、SAV散点图分别呈现对数函数关系，本文建立对数形式的经典OLS模型进行回归，样本数据为1989-2008年统计数据，数据来源分别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UNCATAD)统计数据。

模型建立

用E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OFDI＝-31.7408＋5.2256 GDP－2.1279 EX＋0.4046　SAV

从回归结果看，调整后的R2＝0.9341，拟合程度比较高，方程可以较好的解释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而相关系数R＝O.9665表明因变量与各各变量的相关程度非常高。t值在5％的水平上显著。

二、模型结论及其分析

根据前文的实证研究，OFDI与GDP成正相关关系，并且GDP每增加1％，OFDI会增加5.2256％。伴随着中国成为最大的引资国，国内企业在技术、管理、品牌等方面的竞争压力显著增加。相对于有限的国内市场，通过直接投资获得国际市场的份额是一个必然步骤也是不错的选择。通过政府的救市和经济发展的必需，使得GDP并没有急速下滑，反而继续保持了比较高的增长，也就拉动了OFDI的增长。

此外，OFDI与EX成负相关的关系，EX每减少1％，OFDI相应增加2.1279％。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的贸易保护开始抬头，加大了我国出口的难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兼并或者收购国外的企业，从而进入其所在国市场，减少以出口形式输出商品，可以有效解决目前的产品积压、价格降低等困难。

再次，实证结果告诉我们，OFDI与SAV成正相关关系。SAV每增加1％，OFDI会增加0.4046％。由于我国的消费习惯和福利政策等原因，我国居民的储蓄倾向较高。截至2008年底，我国居民储蓄额达到217885.35亿元，由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失衡，使得贷款投资变得相对较容易，贷款利率也相应下降。加上各种非投资方式和非正规渠道进入我国的热钱，加速了国内流动性过剩的局面。所以，综合国内有限的资源和金融市场的成熟性，企业对外投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三、结论和预测

目前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是总额不大，但是增长速度较快，投资的产业面较窄，产业倾向比较严重，而且投资的地区和国家比较集中，如根据商务部的《200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在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三者投资总额站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70％。而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却比例不高。并且在金融危机初期，我国政府就相应出台了多项经济刺激政策，使得我们国家的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并没有出现较大波动。就决定了金融危机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大，并且创造了新的发展契机。

1.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大幅衰退，美元相对于人民币贬值，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出口贸易的难度，但同时降低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难度和成本。根据前面的实证研究，美元贬值一方面我们可以借着美元贬值的东风，用相对于以前较少的成本来兼并或者收购国外的中小企业，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来回避出口摩擦，既有利于国内的市场稳定又可以间接地保持一定的出口规模，保持自身在国际市场中的出口份额。

2.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使得投资成本大幅降低，加上中国经济的持续向好，对外投资应稳步上升。为应对危机，我国的利率从2008年的4.68％降至3.33％再降到2.25％，同GDP保持了8％的高速增长，促使我国企业加大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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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影响机制；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790024）。

作者简介：胡昭玲(1972-)，女，天津人，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经济学研究；宋 平(1987-)，女，山东济宁人，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3-0065-05收稿日期：2011-09-07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关注和争论的问题。国际直接投资包括外国直接投资（inward 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DI）两个方面， 分别涉及外资的流入与流出。本文研究的是后一方面，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大大滞后于引进外资的步伐，规模也相对较小。但是，近年来，在“走出去”战略的引导下，在综合国力增强、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人民币升值等一系列综合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迅速发展，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达到68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五。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不断发展扩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具有怎样的影响、二者之间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如何更好地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对我国对外开放与经贸政策的制定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Mundell（1957）最早正式研究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间的关系，在要素禀赋理论模型框架下证明了二者是相互替代的。与此相反，Kojima（1978）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从理论上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不存在确定的结论，在不同的模型及前提假定下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

与理论研究相类似，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也没有统一的结论。国外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文献大多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其中又以美国和日本居多。从研究结论看，主要有3类：一类支持替代关系，一类支持互补关系，还有一类认为结果不确定，但以验证互补效应的居多。在国内的实证研究方面，蔡锐等（2004）基于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运用零回归方法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进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作用不大，与出口的关系则不显著；中国对非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进口没有显著影响，对出口则有一定影响。张如庆（2005）综合运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认为我国进口和出口分别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王英等（2007）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指出二者为互补关系，虽然后者认为这一作用的程度极小。项本武（2009）运用面板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我国长期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具有创造效应，但二者对短期的效应持不同观点。

综上所述，有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并且结论并不一致。笔者就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对中国的情况加以实证研究。在实证方法上，国内学者大多使用时间序列或截面数据，利用传统的引力模型以及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分析，而笔者利用1993年~2009年中国对105个国家（地区）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应用动态VAR模型和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考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

（一）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

图1~图3归纳了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出口增加的途径。一方面，在海外新建子公司初期投产建设时，一般需要从母公司购买资本设备、原材料等；另一方面，在国外子公司经营过程中，可能在较长时期内从母国进口零部件和中间产品，从而对出口形成持续性的带动作用，尤其是在加工装配行业这一效应更为明显。实际上，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都可能对出口形成促进作用：以扩大和开辟海外市场、以为出口服务为目的的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设立贸易服务机构，构筑国际市场营销网络可以促使出口增加；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开采所需设备和相关产品的出口，并且随着母国进口开采出的资源，该国此类资源加工品或制成品的出口可能增加；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得反向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母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出口竞争力。

图1 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替代作用。首先，无论是为规避贸易壁垒或将国内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相对饱和的产业转移到国外而进行的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还是为降低生产与运输成本进行效率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后，在东道国生产的产品将直接在当地销售或转销到其他国家，从而替代母国同类产品的出口。其次，东道国企业利用技术扩散与模仿大量生产该产品，替代进口甚至进行出口，进一步减少了母国的出口。此外，国外分支机构在东道国的当地采购也会替代母国中间产品的出口。

图2 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的影响

与出口的情况相类似，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贸易规模的影响也有两方面：在进口促进作用方面，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以开发国外资源、保证母国供给为目的，会增加母国资源类产品的进口；效率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后，有可能将东道国生产的产品返销回母国以满足国内需求；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开发和生产出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品后，可能通过公司内贸易等形式销售给母国。在进口替代作用方面，如果企业认为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购买原材料进行生产比进口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更有效率，那么这种投资就会减少母国原材料的进口；如果企业通过技术导向型投资代替通过高技术产品进口来获取技术，就有可能减少母国部分高技术产品的进口。

图3 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口促进与替代效应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直观分析

基于上述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可以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加以直观分析。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改革开放以后，早期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外贸服务，劳务工程承包也是当时的主营项目。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国家的支持下一些大型央企和国企以获取能源和资源为目的进行对外投资，投资目的比较单纯，经营方式相对简单。2000年以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复杂的经营方式开始出现。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导向型”、“资源导向型”、“效率导向型”等投资动机都存在，但仍以市场寻求型投资动机为主。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分布看，行业多元而聚集度较高，截至2010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其中存量在100亿美元以上的行业包括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和制造业，这6个行业占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8.3%。④

由于在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为商品贸易提供便利的服务类投资占比重最大，2010年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的投资超过50%，可以预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应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此外，采矿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也占有较大份额，2010年末采矿业的投资存量占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14.1%，⑤这也会对出口和进口产生双向的拉动作用。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产业分布呈现多元化趋势，制造业及其他行业多种动机的对外投资也占一定比重，这些投资会同时影响到出口和进口，产生正向和反向的贸易效应。因此，难以从理论上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规模的总体影响做出确切判断，下文将使用计量方法就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和进口贸易规模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方法与模型设定

笔者应用Hurlin等（2001）提出的固定系数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来考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这一方法是基于面板数据的向量自回归（VAR）过程实现的。

为检验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建立如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为了减少异方差和异常项对平稳性的影响，模型中的变量均采用对数形式。

其中，ofdi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exp为出口额。νit=αi+εit，εit～iid. (0, σ2ε)；αi为个体的异质性，它表示我国对各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所具有的不同特性，属于非时序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表示除方程（1）、（2）中所列变量外的其他影响因素。对于任意给定的i∈［1,N］，模型自回归系数γ(k)和回归系数β(k)i是不变的，即对所有的个体来说γ(k)都是一样的。

方程（1）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方程（2）考察出口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以上2个方程组成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其中每个方程都是一个动态面板，需要对其进行差分估计。由于方程存在内生变量，要用到工具变量，先直接对每个方程进行差分广义矩估计（Difference-GMM），检验单个变量系数的显著性，然后根据GMM估计结果，对上述模型进行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验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其中，imp为我国的进口额，其他变量的解释同上。方程（3）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的影响，方程（4）考察进口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口模型的估计和检验方法与出口模型相同。

（二）样本数据及来源

笔者根据世界各国的经济地理特点，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依地理分布和投资额划分的方法，选取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六大地区的105个样本国家（地区）进行研究。

笔者利用1993年~2009年我国对上述105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我国对各个国家（地区）的进出口数据取自1994年~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2002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3年~200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三）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为了增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笔者采用LLC、IPS、Fisher-ADF和Fisher-PP 4种方法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使用的软件为Eviews6.1，结果见表1。

对lnofdi、lnexp、lnimp的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在4种检验方法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nofdi、lnexp、lnimp均不存在单位根，可见对外直接投资

表1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lnofdi统计量P值 结论lnexp统计量P值 结论lnimp统计量P值结论LLC -18.36120.0000平稳-4.169340.0000平稳-9.639560.0000平稳IPS-13.7620.0000平稳-14.17930.0000平稳-7.212420.0000平稳Fisher-ADF515.5720.0000平稳456.4800.0000平稳385.103 0.0000平稳Fisher-PP596.9120.0000平稳521.7710.0000平稳441.8890.0000平稳

和出口、进口变量都是稳定的，因此，无需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即可直接就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的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四）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1．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

笔者根据AIC值最小的标准确定最佳滞后期，利用Eviews6.1软件进行AIC检验，确定最佳滞后期为2。

笔者分别对方程（1）、（2）进行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在估计中利用stata11.0软件中的xtabond2命令，由于最佳滞后期为2，因此可以选取因变量的二阶差分作为工具变量，即选取D.lnexpit－2作为D.lnexpit－1的工具变量，选取D.lnofdiit－2，作为D.lnofdiit－1的工具变量，使用GMM两步估计法，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中对方程（1）的估计结果可见，lnofdi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047，P值为0.015，其二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028，P值为0.040，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正向的滞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是，lnofdi一阶和二阶滞后项的系数都很小，说明投资对出口的带动作用较为有限。

笔者对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原假设H0：βi(k)=0，i∈［1,p］，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备择假设H1：βi(k)≠0 (i,k)，即模型中滞后变量的回归系数不全为零，二者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表2中对方程（1）的估计结果显示，lnofdiit-1和lnofdiit-2的系数在5%水平下均显著，因此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即lnofdi滞后变量的回归系数不全为零，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的格兰杰原因。

由表2中对方程（2）的回归结果可见，lnexp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 015，P值为0.015，lnexp二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041，P值为0.034，在5%的统计水平下都是显著的，所以原假设H0：βi(k)=0，i∈［1,p］不成立，接受格兰杰因果关系中的备择假设，即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综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2.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的关系

分别对方程（3）、（4）进行GMM估计。根据AIC值最小的标准，利用Eviews6.1软件进行AIC检验，确定最佳滞后期为2。选取因变量的二阶差分作为工具变量，使用GMM两步估计法，利用stata11.0软件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中对方程（3）的估计结果看出，lnofdiit-1的系数为0.112，P值为0.035，lnofdiit-2的系数为0.045，P值为0.011，在5%水平下均显著，这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存在正向的滞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具有促进效应。由于lnofdi的一阶和二阶滞后项系数均显著，因此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原假设H0：βi(k)=0，i∈［1,p］不成立，接受备择假设，即对外直接投资是进口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由表3中对方程（4）的估计结果看出，lnimp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152，P值为0.035，在5%水平下显著；lnimp二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064，P值为0.006，在1%水平下显著。因此，原假设H0：βi(k)=0，i∈［1,p］不成立，接受格兰杰因果关系中的备择假设，进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综上，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具有带动作用，即进口额会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而增加，并且二者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

（五）实证结果分析

由上文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阶和二阶滞后项对出口具有正向影响，并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具有促进作用。总体看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超过了替代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出口贸易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作用的程度较小。

由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口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具有带动作用。这说明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一定比重的资源导向型投资促进了资源性产品的进口，而将其他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考虑进来，投资与进口贸易总体上也呈现互补关系。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及进口之间均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对外直接投资是贸易创造型的,对出口和进口均有促进作用，这一结果与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以市场开拓和资源引进等为主要目的的现实密切相关。然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规模还相对较小，对贸易（特别是出口）产生的创造效应还较为有限。因此，如何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并发挥其与贸易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我国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国应当继续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有效利用国际、国内2个市场、2种资源，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开拓海外市场, 通过跨国生产可以带动设备、原材料、中间品的出口。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还可以获得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获取一些高新技术与先进的管理经验等，带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水平提升，不断提高本国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在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同时，我国还应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改善投资质量。以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为例，目前很大部分投资于初级加工业，生产附加值较低，对出口的带动作用有限。今后可以更多地投资于产品附加值较高和后向关联度强的行业，如机械制造业，由于其技术是与原材料、零部件等高度结合的，因此这类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出口创造效应。另外，可以增加技术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利用获取的先进技术制造深加工产品并出口，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扩大出口的效益。

① 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包括对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的影响，本文研究的是前者，即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

② UNCTAD：《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2011年7月。

③ 根据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首先替代母国的出口贸易，而后又创造了母国从东道国的进口贸易。

④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hzs.mofcom.省略，2011-09-15。

⑤ 同④。

⑥ Hurlin和Venet在传统Granger因果检验思想的基础上，于2001年率先提出了固定系数面板数据的Granger检验方法，并在2004年进一步提出固定系数异质面板数据的Granger检验方法。

⑦ Arellano和Bond（1991）在工具变量法的基础上给出了差分的广义矩估计法，该方法采用 t-2 期前的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因变量一阶差分滞后项的工具变量，从而得到一致且更为有效的估计结果。

参考文献：

蔡锐，刘泉．2004.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吗?―基于小岛清“边际产业理论”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8）：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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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薛 平)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OFDI on China’s Foreign Trade

HU Zhao-ling1,2, SONG Ping2

(1. Center for Transnationals’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篇7

一、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现实关系

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1和表2。商务部统计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的因果检验结果见表3和表4。

从表1中可知:在滞后3期，出口增长没有引起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变化的最小概率为0.07334,这表明以

92.7%的概率可以保证出口增长带动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在滞后1―3期，对外直接投资在91%以上的概率带动出口的增长。因此，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变化与出口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

从表2中可知: 滞后期分别为1―3期的出口增长没有引起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变化的最小概率为0.24343,这表明至多以75.66%的概率可以保证出口增长带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变化；同时在滞后1―3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能在91%以上的概率促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因此，检验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出口增长之间是单向的因果关系,即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出口的增长。

从上述Granger检验可以得出结论：以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有互动的关系；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的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之间没有互动关系。

作为对比分析，下面以商务部的统计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继续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表3中：检验结果无法说明我国出口增长和对直接投资流量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在表4中：检验结果无法说明我国出口增长和对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

从上述检验可以得出结论；商务部批准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即没有互动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仅是进口贸易的因，即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进口贸易的增长，而进口贸易没有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

二、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现实关系原因分析

商务部统计数据并未真实反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从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截止2002年底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超过375亿美元，远高于商务部统计的93.4亿美元。商务部（包括原外经贸部）的统计数据只反映了经主管部门批准或备案过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而未反映未经官方批准的投资。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统计显示：从1982年到2006年，“净误差与遗漏”高达1264.96亿美元，其中相当部分与非正规渠道资本外流有关。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造成误差与遗漏的主要原因是统计误差和资本外逃。在我国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绕过政府批准限制门槛的对外投资，包括直接投资。

（一）出口贸易没有带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的原因

我国出口贸易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我国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的关键，特别是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投资，它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使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相比，规模非常小，据商务部统计，截止2004年底，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5621.01亿美元，而对外直接投资累计449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仅为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8%。另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益也不够理想。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没有明显带动作用的原因

1、对外投资的主体是国有企业

2、行政干预过多

3、企业对外投资产业选择存在问题，使得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1）对外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

从世界各国跨国经营的实践来看，跨国投资的产业选择按照一定的规律依次发展。一般规律是：由初级产品产业向制造业和第三产业转移，由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英、美、日、韩等国对外投资结构都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据商务部统计，到2002年，我国已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6000家对外投资企业，投资领域包括资源开发、生产加工、交通运输、工程承包、医疗卫生、旅游餐饮、资讯服务等。按照投资额统计，第一产业约占20%，第二产业约占15%，第三产业约占65%，其中在第三产业中，贸易型投资项目占绝大比重。

（2）对外投资产业对国内相关产业成长的波及效应不明显

篇8

关键词 中小企业 直接投资 投资理论

中图分类号 F276.3

标识码 A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企业以国际市场需求变动为导向，以扩大出口贸易为目标，进行包括海外投资、营销在内的一切对外经营活动。为了寻求经营机会、保护和扩大原有市场、克服贸易壁垒、追求优惠政策、获取技术，走国际化经营之路成为中小企业的战略选择。据统计，截至2004年底，已有海外投资企业6 296家，其中60%以上是由中小企业投资的。

1 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1.1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英国学家邓宁曾用经验的了直接投资流量与人均GNP之间的关系，发现一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均GNP低于400美元，此时吸收外资很少，几乎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第二个阶段是人均GNP位于400～1 500美元，引进外资增长，而且开始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但投资净流出为负数；第三个阶段是人均GNP位于2 000～4 750美元，净投资流出仍然为负数，但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快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第四个阶段是人均GNP在4 750美元以上，其净投资流出已转为正数，成为主要的国际资本输出国。根据这个一般性，若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中国内地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均GNP至少应当划入邓宁所划分的第三个阶段；即使按照现行汇率折算，也已经可以列入邓宁所划分的第二个阶段。因此，从发展前景来看，中国在经过长期大幅度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鼎盛期之后，将逐步迎来对外直接投资的。

1.2 小规模技术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跨国公司的著名教授刘易斯和威尔斯1983年出版了《第三世界跨国企业》一书，威尔斯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比较优势：第一，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第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来自于“当地采购和特殊产品”。第三，低价产品营销战略。物美价廉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抢夺市场份额的有力武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产品营销战略往往投入大量的广告费用，树立产品形象，以创造名牌效应。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则支出较少的广告费用，采取低价营销战略。

1.3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①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稳定提高和扩大，这种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②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其国际生产活动的决定因素，同时也影响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在以上两个命题的基础上，该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

1.4 有效资本型对外直接投资

有效资本是指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有效集合生产要素建构或进入跨国性行业增殖链的资本。有效资本注重的不是资本的数量规模和垄断性优势的大小，而是资本的特定功能。而且“有效资本”是一个动态概念，不同时期、不同区位，资本有效性的衡量标准是不同的。但要素整合能力、跨国性增殖链建构能力以及适应性反应能力，则是有效资本的最一般特征或基本规定。

（1）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单一货币资本的跨国流动，即使是来自于发达国家的过剩资本，也是以要素“集合包装”的形式实现。有效资本的功能之一是具备适应区位特征组织生产要素，开展多元化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有效资本以其灵活的适应能力，按照区位特征配置生产要素，以进入不同类型的国家或地区，即采取“国家市场多角化”的扩张战略。

（2）跨国产业增殖链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在投资国与受资国之间建立双边或多边“共享产业”的过程。共享产业的选择具有两大基准，即“优势要素互补性基准”与“需求偏好相似性基准”。优势要素是具有降低成本的资源优势，包括资源、技术条件、人力资本和信息流转等。优势要素互补是产业共享的基础。跨国直接投资行为依存的前提条件在于市场的不完全性。共享产业则是利用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形成跨国产业增殖链。因此，在给定的需求约束条件下，要素的互补性就成为决定共享产业跨国程度的关键因素。

（3）有效资本型对外直接投资注重的不仅仅是投资主体单方面所具备的优势，同时，更注重于投资主体优势与东道主优势的配搭能力。厂商与区位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过程中的“能力配搭”，既是区位架构吸引外商投资的关键环节，也是厂商适应性能力的集中体现，因而，这是有效资本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传统直接投资理论在“区位”选择理念上的一个显著区别。

2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问题

2.1 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集中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整体规模和行业分布相当有限。中国内地的绝大部分投资仅限于港澳地区，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海外投资，企业没有完全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

从企业规模来看，在欧洲地区，TCL、海尔还不具有什么市场，品质的差距和营销的狭小成为其发展的障碍。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立足的法宝还是靠核心竞争力。企业扩大规模、壮大实力是“走出去”的先决条件。“走出去”的企业要有自己的核心产品、核心市场和核心技术，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才会有立足之地。从企业自身条件看，研发水平低、缺乏技术优势仍然是中国企业的一个“软肋”。

这表明一个基本的事实，国内广大企业还远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其直接结果就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多数为加工贸易型，产品也大多只是进入低端市场。

2.2 对外直接投资面临巨大风险

中小跨国经营要兼顾效益和风险。投资收益与风险共生，中小企业在经历国内多年的投资，大多已认识到了这点，但对国外经营风险大于国内却认识不足。在享受东道国一定程度的国民待遇的同时，也要受更严格的政策和约束，其经营行为风险会更大，不仅要面临风险，还要面临价格风险、销售风险等经营风险，更要面对国有化风险、战争风险、政策变动风险等风险，以及制度差异风险、文化差异风险等不确定性更大的风险。

中小企业往往受自身人力、财力、物力条件的约束，对东道国的政策、外汇管制、税法、劳工法律、资金管理等了解不全面，对有关政策的变化反应不敏感，难以制定相应的防范对策，以减少和转移风险带来的损失。因此，中小企业在作出跨国经营决策之前要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宏观投资环境进行国别比较，也要对两国的比较生产成本、企业特有要素收益、出口销售的额外成本、国外生产的额外管理与协调成本等微观条件进行比较，按照跨国经营决策模型等作出决策，力求把安全度高、获利大的国家和地区的项目确定为直接投资对象。

2.3 对外直接投资缺乏长期目标

中小企业由于自身规模小，对外投资所占资源的比重要比大企业大得多，所面临的风险也更大，所以它们总是希望尽快收回投资，很少考虑这是扩展自身规模的必要过程。它们会避开存在更多不确定因素的长期目标，侧重能很快带来收益的短期项目。这样一来，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产生一定的收益，投资回收快，但从长期看，企业投资缺乏长期目标，很难把握未来可能出现的机遇，企业发展后劲不足，不仅不能扩大市场占有率，甚至已有的市场都可能失去。因此，中小企业的跨国经营，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将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企业才能获得长足发展。

3 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

3.1 采用多元化进入战略

就企业的现状和条件来说，适宜采用的进入战略有：①合资经营。同东道国举办合资企业，有利于减少中方投资，发挥各自的优势，可以利用东道国企业熟悉当地资源、市场条件、政府政策、法律，比较容易获得当地的财力、物力、人力支持，减少风险；②非股权安排。企业凭借自己在技术、工艺、产品、劳务方面优势，通过特许权协议、经营合同、提供管理性劳务等参与东道国企业的生产活动；③建立独资企业。可以通过新建或兼并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独资经营的好处是有经营自主权，可以与母公司保持更密切的联系，有利于控制自己的技术和工艺，能充分发挥母公司的优势，也可以减少或避免因合作经营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但是，它对管理的要求较高、风险较大，采用这种方法时应当谨慎。

3.2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确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和基本类型

从国际比较来看，当前中国在国际分工阶梯中总体上处于中游地位，相对于更低阶梯国家而言，中国某些产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相对于更高阶梯国家而言，和赶超是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主要任务，应当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采取分层次实施，有重点突破战略。一是在实力雄厚的机电、化工、纺织等重点行业突破，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向规模经营过渡。据第三次全国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有近500种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其中许多产品在技术水准和质量档次方面都要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二是在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行业进行突破，如家用电器、、轻型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以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已趋于标准化，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阶梯度较小，易于为它们所接受。

3.3 调整地区结构，进一步拓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多元化

多元化战略包括功能多元化、行业多元化和产品多元化。其目的在于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机会，取长补短，互相调剂。企业特别是生产性企业开展跨国经营首先要实现企业功能的转变。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般需要设立自己的营销和机构，推销母公司的产品，采购设备、原料，销售国外生产的产品并负责收集市场信息，及时向母公司反馈。

在地区战略方面，由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较短，企业内部调控下属企业的能力不足，因此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当避免布点过于分散，从而增加企业内部的管理负担，导致效率下降。除中国已进行投资的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以外，从中近期来看，发展中国家（包括经济转轨国家）中的印度、巴基斯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尼日利亚等国家，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消费群体，经济增长较快，并且中国许多产业相对于其国内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是许多国内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理想的目标国。另外，周边国家如东盟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比较接近，又有“10+1”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更可成为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伙伴和对象。综合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推行，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可以以湄公河次区域为考虑的重点。交通的便利减少了运输成本，经济合作推行的领域为投资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从已签订的合作协议来看，中国愿与次区域各国共同努力，建立次区域贸易和投资信息服务机制，实现信息共享，为贸易商和投资者提供服务，以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最终形成。

1 江小娟．中国对外贸易前沿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 上官学进，胡凤玲．论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J]．国际贸易，2003（8）

3 赵优珍．资源基础论视角的中小企业国际化[J]．国际贸易问题，2003（10）

篇9

关键词：直接投资趋势策略

当今，亚洲金融危机仍然影响着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经济千疮百孔的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是否会持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辉煌？国际直接投资的地区流向、产业流向、投资方式等将会如何变化？国际直接投资在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形势下呈现出怎样的新趋势？2008年3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为16822亿美元，如何利用这些外汇储备值得研究与探讨。我国应该怎样合理有序地运用来之不易的外商直接投资，又应该怎样充分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资源真正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直接投资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

面对这样的新情况，我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趋利避害？对这些看似脉络清晰，实则错综复杂的问题的回答和预测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际直接投资新趋势

近几年来，受世界经济持续繁荣，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继续加深等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呈现出了继往开来的新趋势。

（一）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和主体持续增长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报告—《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采掘业与发展》指出，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连续第三年呈现增长趋势，达到13060亿美元，增长38%。这一数字接近2000年创造的1411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可见，国际直接投资总量持续增长，投资主体也不断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二）以发达国家为主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将继续增长

2007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都出现增长。其中，发达国家增长45%，增幅远高于前两年；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资流入量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分别为3790亿美元和690亿美元。但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将会继续增长，规模也将会有所扩大。

（三）发展中经济体和经济转型体发展为国际直接投资来源地

《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相关数据报告表明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企业越来越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为母公司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另外，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促进了大规模的南-南直接投资流量，从而促进了南南国家在投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四）全球当地化

经济全球化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促进了国际产业转移，跨国公司为提高全球竞争力，纷纷对外投资。而进入21世纪，当地化和全球化一样变得越来越重要。跨国资本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一体化的生产活动，而且还要认识东道国的具体特征,要考虑当地的供给能力、当地消费者的偏好、政府规章制度等。跨国资本在当地化和全球化之间不断地寻求平衡。

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概述

（一）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取得的成就

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30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企业实力的增强，我国企业跨国投资也蓬勃开展起来，成为主动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有关人士在“第二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新闻会上指出，截至2007年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累计达920.5亿美元。如今，我国繁荣的经济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使得来自我国的资本正成为全球市场上的重要投资者，此前，我国资本已经进入了多个世界级的公司。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在多元化投资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收购了摩根士丹利、黑石集团等金融巨头的部分股权。

（二）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问题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仍是我国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增强的大背景下，积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更为深远的促进作用。从根本上说，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决定于其经济发展水平。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对此做出了科学的解释。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可能很大。除此之外，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稳定低水平。另外，在国际直接投资问题上，我国仍然存在着体制上和资金上的障碍。

（三）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际直接投资策略

政府的政策支持。这是一个资本高速流动、跨国公司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面对这样的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我国政府在政策上对跨国企业的支持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至关重要。

企业的开拓进取。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我国企业不可避免地将会遇到一系列的策略选择问题，如投资国别的选择、投资所有权形式的选择等。许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些策略选择上出现了失误。因此，必须特别注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选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区位是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直接投资所必须考虑的极为重要的因素。选择国别或地区时应遵循的总原则是加强国际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开拓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投资市场。

最大化地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发展战略。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资金、技术已发展到一定阶段，这就需要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外资的涌入，需要逐步从承接转移来的产业转变到从国际生产体系中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我国企业要想获取技术这一产业竞争中最为关键的战略要素，在强调“自主创新”、“科技强国”的同时，也应当积极主动“走出去”，开展以技术获取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大化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将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迅速转化、投入生产，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格局。

出资方式策略。境外投资企业有不少是拿外汇资金（货币资本）作为出资物的。其实，到境外办企业不一定都拿资金去，拿机械设备、技术(专利、商标或专有技术)、管理折股投资都是可以的。我国企业在机械设备、技术和管理方面已经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应鼓励更多的企业利用这些优势从事境外投资。即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必须投入一定量的货币资本，也不一定都从国内输出，而是要尽可能从当地或国际金融市场上筹集。

经营当地化策略。经营当地化又称经营属地化或经营本地化，是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东道国独立的企业法人身份，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和人文因素，以及国际上通行的企业管理惯例进行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展望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十年，2008-2010这三年更是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意义。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呈现以下趋势：

（一）行业选择上将突出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业

首先，今后将加大对发达国家前瞻性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这既是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对先进技术的现实需求，又是我国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最有效途径。其次，对外投资于成熟技术的过剩产业，扩大出口贸易量。扩大这些产业的投资不仅能优化国内生产、产品结构、促进劳务和设备产品出口，而且能扩大出口份额，为高科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积累和提供外汇资金。

（二）地区分布日益多极化

发达国家仍是投资的重点地区，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的普遍转好、市场潜力巨大、优惠的政策以及为我国企业相对优势的发挥提供了便利条件等因素，而被我国企业所看好。

（三）投资方式灵活多样

随着更多的企业走出国门，企业对投资方式的选择将更加灵活多样。除了继续采取并购方式，缩短进入进程，尽快得到技术和市场。在投资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领域的大型企业时，我们更可能会尝试以战略联盟的方式进入，充分享用战略联盟形式带来的好处。

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各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已形成趋势和潮流。面对21世纪，能否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在发展中国经济中取得新的突破，是关系到我国今后发展全局和前景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良好机遇下，在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与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必将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和长期持续发展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继勇等.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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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旭霞.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与中国外资政策.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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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规范　完善　课程　教学内容

《国际经济合作》课程是20世纪80年代新兴起的一门学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持续深入发展，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全面接轨，与各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科技、服务等各个领域中的合作全面展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国际经济等相关专业的专业课程《国际经济合作》应运而生。就实践而言，国际经济合作已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及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理论而言，国际经济合作学科也已成为我国经济学界中的一门重要新兴学科。该课程的重点集中在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理论主要包括国际分工理论、国际相互依赖理论、经济一体化理论；实践方面主要集中在法制规则、合同条款以及具体操作规则方面的研究与讲述。

一、传统的《国际经济合作》课程重点

1、吸引外资。当时中国的国情是大力吸引外资，从中央到地方，是我国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工作重点。因此，将吸引外资作为《国际经济合作》课程中的重点章节，旨在研究吸引外资的优势和政策，以及外资进入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及坏处。

2、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在当时中国面向国外的经济合作中，其合作项目主要集中在工程承包方面，包括修建水坝、公路、房屋。劳务合作一般与工程承包相连，主要研究国际招投标过程、合同签订、风险规避等方面内容。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作为当时国际经济合作的重点，也是该课程的重点。

3、国际租赁。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普遍缺少资金，国际租赁这种与信贷相结合的合作方式是中国利用外资的重要手段，深受资金匮乏的企业青睐。国际租赁作为课程的重点，主要研究国际租赁的方式特点、作用及租金的计算等问题。

4、加工装配与补偿贸易。现代的大机器生产促使国际分工发展，使各国卷入世界市场。跨国公司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要素优势，组织生产所需零部件，集中装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产的国际化，市场的国际化，交通、通讯、信息的发展，促使加工装配和补偿贸易迅速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政府提出发展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经济特区，从而促进了投资少、风险小、见效快、方便灵活的“三来一补”业务迅速发展。另一方面，补偿贸易因其所需外汇少，在当时中国企业外汇普遍较少的情况下迅速发展，因此可以在传统课程中将加工装配与补偿贸易作为课程的重点，主要研究加工装配与补偿贸易发生的形式、特点、做法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与作用。

二、《国际经济合作》课程重点调整

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有了很大变化，对外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新的经济合作领域不断出现，尤其是中国人世以后，对外合作的力度空前加大。因此，在《国际经济合作》课程的设置中也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在课程的设置上除传统的重点之外主要增加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和讲述。

1、中国对外投资。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投资的特点是金额和数目都非常少，虽然不是当时中国经济的主流(主流是吸引外资)，但是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允许外资向更深和更广的领域扩展，同时中国企业也可以向世界其他国家投资。于是产生两个新的合作重点：一是外资进入中国的来势凶猛，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从观点上明确今天外资的进入与早期外资的进入有很大的区别即可，前者是主动吸引，后者是主动加被动；二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发展迅速，尤其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1990年到2000年10年之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流量不超过50亿美元，2001年首次超过50亿美元，2002年、2003年、2004年又趋于下滑态势，直到2005年达到112亿美元，2006年达到211亿美元，到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559.1亿美元，较2007年增长111％。截至2008年底，中国8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74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12000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839，7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2008年底，境外企业就业人数达102.6万人，其中雇用外方员工45.5万人。2008年底，中国的12000多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覆盖率为71.9％，在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最高，分别达到90％和81.4％。

在目前出版的《国际经济合作》教程中，约80％的课本未提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例如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李小北与小野寺直主编的《国际经济合作》，在该章节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主，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产生、发展、股权的参与方式及非参与方式，未提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北财大出版社出版的魏巍和冯林编辑的《国际经济合作》，在该章节主要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分类、投资理论、中国吸引外资等问题，未提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人大陈健主编的《国际经济合作教程》，在该章节主要研究国际投资的方式、发展等问题，未提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此外，约20％的《国际经济合作》的出版物涉及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但既不完善也不规范。例如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赵永宁编辑的《国际经济合作》，涉及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和特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措施、宏观管理及审批程序，但不足之处是涉外投资理论未提及，涉外环境评估也未谈及。人大出版的盛鸿昌主编的《国际经济合作》主要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国际投资环境的评估、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设计投资理论及宏微观管理较少。

鉴于以上原因，对外直接投资应作为重点章节出现，尤其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课程内容上应该进行相应的规范和完善。具体的课程设置应包括以下内容：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与发展分为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历程及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历程(以中国为例)；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即包括发达国家的理论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国际直接投资面临的环境评估；国外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策略；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环境选择；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赢利能力分析；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规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区域研究等。鉴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课程教学内容较多，在课程的设置上，也应加大该章节课时量，作为重点章节，以8--10个课时为宜。

2、国际经济协调。在国际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国际协调早已存在，只不过因为过去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力度不够，经济实力较弱，所以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分量不足，协调的作用也不明显。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大国地位的不断强大，协调能力的不断提高，国际经济协调作用也在逐渐提升。例如在2010年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上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改革前，中国与印度、俄罗斯、萨特并列第五，通过这次改革，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目前的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方案提高了对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代表性的要求，是迈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等分享投票权的重要步骤，是提升中国话语权的表现，是进行国际经济协调的有力保证。伴随着外资不断进入和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需要协调的领域越来越多，协调已经作为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部分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