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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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陈姿屹(1981-),女,重庆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科员,硕士,主要从事管理学研究,(E-mail) 。

摘要：21世纪以来，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提高研究质量。为此，需要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判断研究成果的价值和质量，鼓励高质量成果产出，进而引导和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文中以《关于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为指导思想，以定性和定量评价、分类评价为评价原则，以创新性、科学性和社会性为评价标准，构建以质量为导向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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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标准；评价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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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5-2909(2012)01-0157-05

21世纪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较快发展，各类研究成果数量增速迅猛。与此同时，在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理论脱离实际比较普遍，应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能力不强，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条件保障也不能适应哲学社会科学快速发展的需要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经费问题，更多的是研究质量的问题。在2006年6月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简称《质量意见》）中突出强调了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为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需要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判断研究成果的价值和质量，以此鼓励高质量成果产出，进而引导和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客观地评价哲学社科研究成果，对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的持续发展，乃至学术生态的演进，具有“指示器”和“风向标”的意义[1]。 2011年11月出台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简称《评价意见》）指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为：（1）注重理论创新和实际应用价值的质量评价导向有待进一步强化；（2）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特点和发展规律的分类评价标准有待进一步完善；（3）科学合理、诚信公正的评价制度有待进一步健全；（4）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内容的评价方法亟待根

本扭转。 《评价意见》中强调要“切实强化评价的质量意识，牢固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正确把握数量和质量的辩证关系，将创新和质量导向贯穿于科研评价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因此，围绕质量标准进一步改进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工作，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文中以教育部出台的两个意见为指导思想，对社科评价问题进行探讨。

一、 以质量为导向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原则

哲学社科研究成果是人类从各个不同角度对自身、社会及自然的理性思考，其研究成果多是以社会现象、社会规律、社会实践价值和意义的判断和评价形式而存在，相比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表现出其内在的广泛性、复杂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等特点，因此，以质量为导向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原则应充分遵循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通过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对研究成果价值进行客观的评价，以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一）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根据《评价意见》，深刻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价的复杂性，准确把握评价对象的不同特点，合理运用恰当的评价方式，增强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公信力。国内高校目前普遍采用的评价方法有两种：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其表现形式分别为引文分析法和同行专家评价法。

引文分析法主要是利用各种数学和统计方法，把学术成果发表和出版的等次、被转载和引用的频度、获奖情况、社会反应等作为成果质量的重要指标。引文分析法“易于操作和实施，作为成果评价的一种初级形态和补充手段，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曾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但该评价方法存在的缺陷不利于社会科学学术的发展：其一，强调研究成果的量化指标，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灵活性和多元性特点不相符；其二，某些社科成果在短时间内难以作出客观、科学的评价，该类成果的引用率自然很低，但并不能说明其学术价值就低[2]。

同行专家评价由同一个学科领域或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涉及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性质上的非量化的价值评价。其特点是“基于研究成果本身的内容，尤其从创新性、原创性、科学性、系统性等维度进行把握判断，把是否发现新问题、挖掘新材料、采集新数据，是否提出新观点、采用新方法、构建新理论，作为衡量学术成果质量高低的核心指标”[3]。同行专家评价在中国还是一项很不成熟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法，在评价过程中缺乏公认的评价标准而易于形式化。首先，评价的主观因素。同行评价更多是依据个人的经验，同行评价专家的视野、偏好、能力等主观因素对定性评价的实际效果有着潜在的制约作用。其次，评价的保守因素。具有创新性的前沿性研究往往具有打破传统学术思维的特征，很可能得不到局限于常规思维的评价专家的理解和认同。第三，以学科为基础的同行界定。以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为基础产生的研究成果具有极强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在评价过程中，难免会产生“非共识”现象，导致不公正对待。

《质量意见》中指出，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既要有数量、规模指标，更要有质量指标。当前尤其要强调质量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要扭转重数量轻质量的现状，改变简单以数量评价人才、评价业绩的做法。因此，以质量为导向的哲学社科研究成果评价应将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互相补充，在面对复杂评论对象和评价问题时，给予综合的考察和评估。 

（二）分类评价

不同类型的研究活动和不同形式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表现形式和侧重点都有所不同，不能笼统用某种评价标准去评价不同的研究成果。《质量意见》中指出：“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国际性与民族性、继承积累与自主创新的统一。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具体学科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评价标准，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要有切合实际的评价尺度，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不同成果形式要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标准和方式进行评价。”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按其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基础研究主要以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新证据等原创性的成果为目标，其效应是隐性的、间接的。应用研究则是基础研究成果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和延伸，是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产生具有

切实社会效益的技术、方法、措施，因此，在进行评价的时候，基础研究应坚持服务国家目标与鼓励自由探索相结合，研究成果要在思想理论上有所创新，传承文明上有所贡献，学科建设上有所推动，以学术积累和学术创新为主要尺度。应用对策研究应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研究成果要在提升国民素质上有所作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上有所突破，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服务上的支持，注重其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类不同的研究成果，应根据其各自特点采取不同的标准和方式进行评价。

二、建立促进高质量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

《质量意见》和《评价意见》中均强调要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评价标准，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原创性和实际应用价值，切实推进理论与实际结合，把是否发现新问题、运用新方法、使用新资料、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形成新对策等作为衡量研究成果质量高低的主要内容。基于此指导思想，笔者在查阅诸多文献之后，总结了以下几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评价标准。

（一）创新性

创新是科研的生命，只有创新才能在科研成果中总结出新的经验、规律，探索新的思路、方法，建立新的理论、学说，提出新的方案、对策，为新的实践及时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质量意见》中亦指出，创新是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创新程度是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高低的核心要素。因此，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时，首要原则是要考虑其创新性，把是否发现新问题、挖掘新材料、采集新数据，是否提出新观点、采用新方法、构建新理论，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高低的主要内容。

创新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选题方面有创新；（2）开拓材料范围或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扩大认识对象的范围；（3）修正前人错误的或不完全正确、不全面的认识；（4）提出科学发展阶段同步的新见解；（5）技术手段、研究方法有创新；（6）革新著述方式[2]。无论是对基础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或积累，还是对应用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创新主要体现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新视角等方面，因此，在对科研成果的价值进行评价时，首先要考虑其基本的创新性[4] 。

（二）科学性

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而具有自身的研究特点和规律，其学科特性注重基础知识传承、资料积累。这使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项目周期、成果产出皆具有长期性特点，因此，其评价标准必须具备科学性，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规律。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和个体性的特点，如音乐、美术、体育和新闻学等，因此，应根据其研究规律，制定出具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特色的科学评价方法。

（三）社会性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一定要有自身的社会现实意义。“只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科学成果才能被人们理解、接收、掌握、应用，才能有生命力。”[5]也就是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不仅要体现其在学术领域的价值，而且更应强调社会科学成果与社会经济效益的结合。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应注入社会视野元素，在更宽广的领域“将社会科学发展目标与国家目标进行有机结合，对国家亟需研究和解决的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能够提出独创性的见解或可操作性的建议”[6]。

三、 建立基于质量标准的哲学社科研究成果评价框架

对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进行科学的评价，其目的是为了客观反映出成果的真实价值。武汉理工大学李志平认为，社科成果就好比产品，引文分析法和同行专家评议法只是从生产者角度对产品价值分别进行技术层面和主观层面的评价，其评价结果“可以近似看作是整个生产领域的学术价值”，然而，“从客观上讲，社科成果的价值是体现在需求方面和社会使用后的价值增加”[7] 。基于这一观点，李志平提出了社科成果四维评价方法。 该评价方法巧妙地将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结合起来，并融入社会价值评价，使得评价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

如前所述，高校社科成果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根据其研究性质的不同，评价的侧重点也有差别。基于之前总结的研究成果质量评价标准，结合社科成果四维评价方法，文中按照对社科成果分类评价的基本要求，建立了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框架。

（一） 基础研究成果评价框架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成果的首要任务是探索人类社会现象的发展规律，为认识和改造人类社会提供理论和方法。“基础研究成果耗时耗力多，对学科发展贡献和价值较大，创新性、科学性是最主要的价值体现。”[8]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成果的评价模型框架如图1所示。

该框架图由4个维度组成：同行评议、引文分析、货币价值和效益价值。同行评议和引文分析维度是通过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价值评价。同行评议维度基本上沿用同行评议法的思想，根据基础研究成果的性质，把成果是否具有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等创新性要素，是否体现哲学社科学科特色作为评价的标准内容。引文分析所体现的价值是从定量的角度，通过引文深度、引文广度和创新学科三部分衡量成果的价值。“引文深度是指本学科的引文次数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引文广度是指非本学科的引文次数所体现出来的价值，然后将创立新学科的价值单独拿出来作为一项。”[7]

货币价值和效益价值维度体现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需求价值。货币价值来自学校、政府等定向性很强的货币资助，虽然投入的货币金额和社科成果的产出并无很明显的因果关系，但从某种程度上讲，“既然一方可以出这么多的货币，货币数量至少可以反映社科成果的价值”[7]。基础研究成果往往极具理论性，对高校学科体系和科学理论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因而，其货币价值主要体现在学校自主科研和政府财政经费资助上。效益价值是社科研究成果的产出效益，基础研究成果的效益价值主要表现在学生新增收益和学校新增收益等方面，这也充分体现了基础研究对高校学科建设的支撑作用。

（二） 应用研究成果评价框架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成果主要反映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以生产切实社会效益的技术、方法、措施为目标。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成果的评价模型框架如图2所示。

应用研究成果的评价维度与基础研究成果评价相同，也是由同行评议、引文分析、货币价值和效益价值组成。不同之处在于，同行评价的内容包括政府采纳、社会反响、技术专利、措施方法等实际应用型要素。应用研究成果的价值一般通过成果转化并服务于政府、企事业单位等来体现，其效益价值表现为政府新增收益、企业新增收益、其他新增收益等，其货币价值也主要来自政府拨付、企事业资助和社会团体赞助等。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四维综合评价模型体现了定性与定量评议相结合的思想，并将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有机融合，充分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质量评价标准的创新性、科学性和社会性。根据分类评价的原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按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别分别建立评价模型，强调了不同类别的研究成果应侧重的评价要素，分类评价更加符合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原则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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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建华.改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分类实施评价［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17-119.

［2］沈壮海，等.论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应有趋向［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7（3）：12-15.

［3］ 王婷，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方法的现状与趋势［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35-37.

［4］ 李存娜.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问题与反思［J］.学术界，2004（3）：154-167.

［5］ 张书晔，等.论学术腐败治理与科研成果评价机制的完善［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109-114.

［6］ 崔旭，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研究［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9（3）：34-41.

［7］ 李志平.高校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种四维评价方法初探［J］.科技管理研究,2004（1）：89-91.

［8］ 邓曼.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与框架［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07（10）：165-166.

Built an evaluation frame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products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based on quality perspective

CHEN Zi-yi

(Office of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P. R. China)

Abstract：

篇2

1评价原则

1.1现实性原则

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一定要有它自身的现实意义，整个人类科学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只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科学成果才能被人们理解、接受、掌握、应用，才能有生命力，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必须紧跟时代的潮流，将社会科学发展目标与国家目标进行有机结合，对于国家亟须研究和解决的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能够提出独创性的见解或可操作性的建议，或者为培养社会科学优秀人才提出创新性方案和策略。

1.2价值性原则

（1）学术理论价值。社会科学就是在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前进的，对较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正确的解释，找寻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真谛，因此对基础理论成果的评价，学术理论价值是一个重要衡量标准。

（2）伦理道德价值。在人们的价值观中，伦理道德价值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社会之中以后，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如果一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违背了社会大众普遍遵循的伦理道德原则，那么该项成果是很难被接受的。因此，一项成果所蕴含的伦理观、价值观是要与人们普遍认可的、经过历史积淀的、已经约定俗成的规范相一致，这样才能适用，才有可能在社会生活中被广泛推广应用。

（3）社会经济价值。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可以通过给相关机构或部门提供建议、方案、方法，解决实际社会生产、生活问题而产生经济效益，也可以通过为人们提供知识、更新人们的观念，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素质、思想道德修养、艺术修养以及价值判断能力，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对于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可以量化的部分，可用价值量的大小来衡量研究成果的好坏，难以量化的部分，则可以通过其影响面、宣传面和贡献大小加以评判。

（4）生态环境价值。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人、社会、自然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的重要性，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自然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可以通过影响组织机构的经济行为来影响生态系统，也可以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进而影响到生态环境。因此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会对生态环境的变化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积极的影响应该是推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使人、社会、自然更加和谐相处。生态环境价值标准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一个评价标准。

1.3创新性原则

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一项重要标准是创新程度。只有创新才能在科研成果中总结出新的经验、规律，探索新的思路、方法，建立新的理论、学说，提出新的方案、对策，为新的实践及时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等。一项没有创新力的研究成果，只是重复别人已经提出的观点和方法，是毫无意义、没有价值的。所以，不同范围、层面、角度的创新对社会经济生活所起的作用不同，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同。因此，我们应根据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创新程度的大小来衡量其价值。

2评级系统的构成要素

评价系统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评价制度、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方法等。

2.1评价制度

制度最一般的含义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许多情况下，制度也是某一领域的制度体系，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制度最大的特点是规范性和程序性。制度对实现工作程序的规范化、岗位责任的法规化、管理方法的科学化，起着重大作用。制度的制定必须以有关政策、法律、法令为依据。制度本身要有程序性，为人们的工作和活动提供可供遵循的依据。

评价制度就是评价工作应当共同遵守的评价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评价制度是保障评价工作顺利进行的保障，是评价工作科学、公正、客观的基石。因此在评价系统中评价制度是最重要最关键的要素。

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制度，是评价工作的前提和保障，它包括评价准则的制定，评价程序的规范和监督体系的建立。评价准则就是要由政府相关部门颁布相关的政策法规，明确评价主体的职责和权利、规范评价程序和评价方法、建立严格的评价监督体系。

评价程序就是涉及评价工作各个环节的要点、工作步骤。从选择评价专家、评价方法，以及使用何种评价体系等等多方面体现评价程序的科学、规范与可操作性。

建立严格的监督体系。对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应建立严格的监督体系。首先应明确监督什么，即监督的对象。在这里，我们认为包括对专家的监督、对评价机构（包括政府评价机构和非政府评价机构）的监督，对评价程序的监督这三个方面。对专家的监督应当包括在评价结束之后公开专家组名单，对专家评价意见予以匿名公开，目的是使评价结果接受社会的监督。对专家评价的再评价，应建立如下监督机制：一是保持评审记录；二是对投票负责，正式签署投票意见；三是向社会公开评价意见；四是应集中发表评优成果；五是要充分重视专业协会、专业刊物的监督作用。对机构评价的再评价，也应鼓励评价机构的多元化与良性竞争，例如增加“学术声望”评价，以弥补其它刚性指标的不足。

2.2评价主体

从哲学角度讲，主体是指对客体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实践的对象，为属性所依附的实体。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主体就是实施评价行为的机构组织，包括政府，也包括非政府评价机构。也就是说，评价主体不是单一的，是多元化的。多元化可以杜绝行政垄断现象的出现，有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但是多元化也可能造成学科之间各自为阵，各种评价层出不穷、口径不一的局面。为了杜绝这种现象的产生，就需要对各种非政府评价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在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登记，予以统一管理；第二接受社会的监督，对评价活动和评价专家通过专业协会、专业刊物和网络的影响力予以监督；第三鼓励评价机构的多元化与良性竞争，例如增加“学术声望”评价，以弥补其它刚性指标的不足。

2.3评价客体

客体是指存在于主体之外的客观事物，是主体的认识对象和活动对象。那么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客体就是各类型研究成果。包括书、论文、调研报告等。为了评价方便，一般将其划分成基础类研究成果和应用类研究成果，基础研究总体上是以主攻学科前沿的重大难题、探索创新知识、创建新理论的理性追求为其目标，这也是学科主体性的根基所在。评价基础类研究的主要标准主要是突出学术性和创新性；评价应用类研究成果的主要标准是研究成果能否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能否为决策层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咨询等。基础研究常常耗时巨大，其价值也是潜在的；应用研究则常常是当下的，效益是显在的。对这两种性质迥然不同的研究，应设立不同的评价标准。

2.4评价方法

哲学社会科学的评价方法总体讲有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定性评价以同行评议为主，它是国内外学术界和行政管理部门最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之所以广泛使用，主要在于它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相适应，因为哲学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表象都是与人的精神世界、价值观、道德观息息相关，因此评价一项社会科学成果质量的高低，内容的优劣，需要由从事同一领域的专家进行评审，通过对成果的研读，感悟成果背后作者的价值世界、精神世界，由此判断成果真正蕴涵的学术性和思想性。然而同行评价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受评价者个体认识的局限，评价结果可能出现偏颇；受外界环境影响，容易出现学术评价腐败问题。为了弥补同行评议的不足，又纷纷出现了各种定量评价方法，如引文分析法、文摘法等，它们都是对同行评价的有益补充，目的是增加评价的量化成分，减少定性评价的不确定性。在实际的评价过程中，要想做到评价结果科学、公正、客观，就必须在同行评议的基础上，辅以引文分析等定量评价方法，综合使用定性与定量的评价方法，才能获得比较客观公正的效果。

3评价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篇3

研究方法是旅游研究者顺利开展旅游研究的必备工具,具体的研究方法又受到特定的研究范式的制约,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在努力掌握各种研究方法时,往往对其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从而限制了研究水平的提高。本文认为,中国旅游研究者要想提高研究水平,必须首先系统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思潮和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再采用本土化和跨文化的研究策略。

关键词：

研究方法; 研究范式; 本土化旅游研究; 跨文化旅游研究

收稿日期： 2011-05-01; 修订日期： 2011-08-31

基金项目：

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皖南国际旅游区品牌权益的评价与管理:基于顾客视角的研究》(AHSK09-10D90);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科研资助计划项目“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的跨文化比较研究”(160-751056)

作者简介：

张宏梅(1969-),女,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消费行为、旅游目的地营销、跨文化管理。

1 问题的提出

中国旅游研究已走过30年。30年来,旅游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数量持续增加,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水平有所提升,旅游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些研究成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1) 很多研究是对国外研究的简单模仿和复制,这些研究借用国外的理论模式,将国外的测量工具翻译成中文,然后以中国旅游目的地作为案例地,以中国的旅游者、居民或旅游企业员工作为调查对象,对国外研究进行简单复制,而很少能基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推进旅游知识的积累;(2) 很少有研究在借用国外理论和方法时能考问这些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应用时的适用性问题;(3) 尽管解释性研究数量在增加,但旅游研究仍以描述性研究偏多,很多研究满足于对现象的定性或定量描述,而缺少对现象背后原因的分析,或只是想当然地列出一些解释;(4) 很多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只是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和堆砌,而这些分析结果很难放置在一定的理论脉络中加以解释;(5) 缺乏理论构建意识,很多研究满足于对案例地或调查样本特征的具体描述,而对理论概括和抽象无所涉及。

以上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旅游研究的发展,使中国旅游研究的整体水平无法提高,旅游学的学科地位无法确立。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研究者在参考国外旅游研究文献时,多依葫芦画瓢。虽然在具体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上容易模仿,但存在于具体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却很难直接从文献中看出并被理解,而研究范式及相应的科学哲学是构建知识和理论的基础。由于对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从而导致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只能在理论和方法上对国外研究进行简单借用和模仿,而很少在旅游知识积累和理论构建上有所贡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强调西方的科学研究范式在旅游研究中的哲学基础作用,并探讨如何进行中国本土化的旅游研究,以期引起中国旅游研究者对研究范式和本土化研究的关注。

2 对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反省

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有句名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者做研究工作同样如此。研究者要想把研究工作做好,取得好的研究成果,必须首先掌握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同,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研究工作,研究方法简单粗糙会限制研究者的研究工作,进而限制理论和学科的发展。

国内早期的旅游研究多以定性分析和描述为主,陆林(1997)对国内旅游地理文献的分析发现,国内旅游地理研究描述性工作多,低水平重复工作多,缺乏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先进的研究方法,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谢彦君(2003)认为旅游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应具有的特殊的研究方法体系还没有成型,理论范式单一,研究方法不够系统。张宏梅和陆林(2004)对《旅游学刊》1999~2003年刊出文献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发现,约80%的文章运用传统定性方法,即主要以文字作为表现手法,对所研究内容进行理性的分析,属于科学研究的传统思辨阶段;运用现代定性方法的文章约占文章总数的8.8%,这些文章主要运用定性资料、统计数据、访谈和开放式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包括对各种定性数据进行频数和频率的统计分析;运用定量方法的文献只占总数的11%,且大部分使用基础统计方法(均数、频数等),比如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多元复杂统计方法使用较少。

近些年来,这种局面有所改观。定性研究中,个体深度访谈和焦点组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青睐;定量研究中,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规范性在不断提高,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多元分析方法被广泛使用,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旅游研究者来说也不再陌生。旅游研究方法的改进促进了旅游研究质量的提升,让我们对旅游研究的未来充满期待。但当撇开这些成绩的光环,将旅游研究与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成就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旅游学科和上述学科的差距还很大,这固然与旅游学科的复杂性有关,但更与国内的旅游研究者缺乏科学哲学、研究范式、方法论、以及具体研究方法的系统理解和训练有关。旅游学科可以说是旅游业快速发展背景下催生的一门新兴学科,从其产生之初就存在很大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加上旅游现象涉及面极广,具有高度复杂性,这都给旅游学科树立独立的学科地位提出了挑战。目前,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旅游学科的学科地位仍然没有得到学界认可。作为旅游研究者,当然首先应该对旅游学科的发展前途持乐观态度,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反省目前的研究现状,思考如何跳出盲目模仿、简单重复、多零散的案例描述、缺乏理论建树的怪圈,还旅游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本质,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摒弃过度的实用主义倾向,处理好旅游科学研究与科学知识应用之间的关系。虽然建立独立学科的路很艰难,也很漫长,但有志于旅游学科发展的仁人志士应当勇于挑战这种艰难。不过光有勇气和决心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寻找克服这种艰难的有效途径。我觉得这种有效途径至少有以下两条:一是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二是进行本土化和跨文化旅游研究。

3 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

在西方国家中,科学哲学和各门学科之发展存有一种互为体用的关系:各门学科的发展,变成科学哲学反思的题材;科学哲学的发展又能回过头来,促进各门学科的发展(黄光国,1999)。与各种科学哲学思潮相对应的研究范式更是西方学者进入研究工作的敲门砖,方法论课程是西方高校研究生入学第一学年必修的基础课程。反观国内的旅游专业研究生教育,我们会发现,很多高校没有开设方法论课程,甚至一些高校连研究方法课程都尚未开设,研究生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结果只能是盲目模仿,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错误地使用研究方法,更难有自觉的理论建树。

目前,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多在自己摸索和尝试使用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如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各种数据分析方法等,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状况仍令人担忧。一方面,硕士生甚至博士生们,对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盲目使用;另一方面,国内旅游学界虽然已经开始重视研究方法使用的规范性,但很多人会满足于对具体研究方法的正确理解和使用,很少有人关注具体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问题。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是科学研究和建构知识的基础,要进行高质量的旅游研究,研究者们不仅要掌握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更要理解各种研究范式,在范式的指导下从事旅游研究工作。

3.1 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脉络

西方科学哲学的快速发展始于20世纪初期,在整个20 世纪,科学哲学出现了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结构主义、诠释学、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混沌理论、建构实在论等多种思潮或范式,这些范式为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哲学基础。

最先提出、持续时间最久的科学哲学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它排斥神学和形而上学,认为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由普遍规律和真理支配的。科学的目的是发现和揭示真理,其路径为科学观察和逻辑归纳,“科学始于无偏见的观察”,遵循“观察-归纳-理论-证实-新的观察”的真理累积增长模式。实证主义采取一种极端经验论的立场,认为:人类知识应当仅限于收集事实并找寻其间关系,借以对世界做出正确描述;超出主观经验的知识是不可靠,也是不可知的。这种极端经验主义的立场致使实证主义在20世纪初就遭遇了危机和挑战,对实证主义思想的批判推动了后实证主义、诠释学等哲学思潮和流派的涌现。

以波普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以其“否证论”哲学最先对实证主义提出挑战。波普在《科学发现的逻辑》(1932)一书中,提出科学方法应当是以理性批判为基础的演绎推理:科学家先针对特定问题提出假说和猜想,再依据事实对假设进行检验,并在检验过程中不断修改原来的假设和猜想。他否定科学理论是由归纳过程发现的,主张演绎才是经验科学正当的方法,并始终认为“一切观察都渗透着理论”,“理论先于观察”,提出科学发展的证伪模式:“问题-猜想(理论)-批判(反驳或证伪)-新问题”。波普认为,以经验观察作为检验理论的标准,必须坚持否证原则,我们可以证明一种理论为假而予以摒弃,或者因为还不能证明它为假而暂时予以保留,但不论多少经验事实,都不能证实一种理论。

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主要源于自然科学领域,但在科学和理性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它们也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被很多社会学科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如管理学中的实证研究,心理学中的实验心理学和行为学派,并成为20 世纪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范式。

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主要采取客观主义的研究立场,认为在主体(研究者)之外存在一个客观、独立的客体(研究对象),研究的任务是发现和解释客观规律和真理,寻找现象间的因果联系。这种立场遭到现象学、诠释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等持主观主义立场的哲学流派的批判。这些哲学流派反对“自伽利略和笛卡尔以来一直统治着欧洲思想的无所不在的客观主义”,认为:在每一个地方生活的人们都可以构建出他们所特有的“实在”,即世界是由多重事实组成的,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等待研究者去认识的世界;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互为主体的关系,在互为主体的交互作用中,双方共同构建知识,这种知识是主观的、创造性的,因而也是不可重复的。

西方各种哲学流派之间互相批判和论战,推动了科学哲学的发展,许多科学哲学家在与他人的论战中也不断发展着自己的思想,以至于有时很难将一些科学哲学家划归哪个流派,如皮亚杰的思想中就既有结构主义成分,也有建构主义成分。一个哲学流派内部的哲学家们的思想也存在很大差异,以致要概括某一科学哲学流派的基本思想变得非常困难。

各种哲学思潮和相应的研究范式都存在一些优势和不足,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建构实在论试图整合客观和主观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为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知识融合提供哲学基础。建构实在论在本体论层面上主张存在两种“实在”,一种是“实在自身”(actuality),另一种是“建构之实在”(constructed reality)。“实在自身”是我们生存于其间的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感官之外而不为人的感官所掌握的既定世界,这个世界或许有某些结构,这些结构或许是以距离、空间、因果性或时间作为其运作的基础,但我们无从获悉;我们对其特性所提出的都只是预设,我们只能理解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构建出来的世界,除此之外,我们不能理解其他任何东西。这个构建的世界,我们称之为“建构的实在”(黄光国,2010)。

3.2 研究范式对研究方法的制约

范式(paradigm),又被翻译成范型、典范,是美国物理学家库恩(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意指组织观察和推理的基本模式和参考框架,是指导行动的一套基本理念,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知识共同体(科学社群)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科学哲学思想决定了相应的研究范式,如后实证主义哲学决定了遵从该哲学流派思想的研究者必然采用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差异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加以比较。

范式是研究者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是知识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的指南,研究者要进入某一科学社群,从事研究工作,必须首先从理解范式开始(黄光国,2010),只有理解了各种范式的基本观点,“才能确保研究者在设计自己的研究方案时,保持资料的收集方法与此后的基于资料的知识建构之间的一致性”( 詹宁斯,2007)。

每一种范式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如果研究者采取客观主义的立场,即认为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存在,那么,他必然采取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并采用客观的研究方法,不管是质性的还是量化的方法,都不能带有研究者的任何主观因素。反过来,如果研究者使用了客观的研究方法,那么他必须同时接受“客观实在”的本体论和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他建构的知识就是客观的知识,即客观规律或真理。

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受制于研究范式,一般来说,研究者采取某种研究范式,就需要相应地采用某些研究方法。如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多采用问卷调查、实验法、观察法等方法收集数据,并主要采用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以检验理论和假设。但后实证主义也不排斥质性方法,如他们通常会通过个体访谈或焦点组访谈等质性方法收集被访者对研究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作为设计问卷和量表的基础。解释学研究范式多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和非参与观察、焦点组访谈、案例研究、文本(如旅游日志、照片等)等方式收集数据,采用内容分析、主位(或局内人)视角、三角互证等方法分析数据,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建构扎根理论。虽然解释学研究范式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但它也不完全排斥量化方法,如内容分析方法就会用到频数和百分比等定量描述指标。

因此,研究范式对具体研究方法的制约是有限度的,同一种研究方法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研究范式,但不同范式对同一方法的使用方式有所不同。比如,同是访谈法,后实证主义和狄尔泰的历史主义解释学都主张客观主义,认为需要摆脱研究者个人偏见对访谈过程及其结果分析的影响,而伽达默尔的辩证诠释学则强调解释者的“偏见”或“视域”在理解中的积极作用,将研究者的偏见合法化,认为访谈是双方共同建构知识的过程,在访谈结果的分析中明确研究者的个人偏见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需的。在Denzin和Lincoin(1994)的质性研究五阶段框架中,他们认为质性研究在第四个阶段,即陈述的转折时期(crisis of representation),研究者将自我融入到认识的整体过程中,并将自己写进文章,使野外研究和解释过程具有很强的个性化特征。Denzin和Lincoin的第四阶段质性研究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哲学观点是相一致的。

每一种研究范式和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适用自己的研究情境,因而国外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争论已趋于平息,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选择适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不过,不同的学术期刊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会有所偏好,作为主流的研究范式,采用后实证主义范式和定量研究方法仍受到更多青睐。国内的旅游学者由于对各种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加上有些研究方法被一些研究者错误地使用,导致有些人完全否定一些研究方法,这种认识不利于提升中国旅游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3.3 旅游研究范式选择

研究范式是研究者进入某一科学社群进行研究工作的起点。当一个研究者想进入旅游研究领域,进行科学研究时,他必须首先理解各种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并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问题选择适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国外旅游领域对研究方法的关注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加强,此阶段出现了一批方法论专著和关于研究方法的论文,经过近30年的争论,学者们基本达成了共识,即,旅游研究同时需要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应将两者结合起来或根据研究情境适当地取舍。

旅游现象非常复杂,既涉及自然科学领域(如旅游的生态环境影响),又涉及社会科学领域(旅游学科的性质是社会科学);既涉及心理学领域,也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所以,旅游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是一门典型的跨学科性质的复杂学科,对旅游现象的研究不能采用单一的研究范式,而必然需要采取多元范式的研究取向,多元研究范式的立场最适合旅游学科的性质。

由于旅游现象的复杂性和广域性，所以对旅游现象的不同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即使是同一研究问题,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范式和方法,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达到对研究问题较深入的认识。如旅游体验研究可采用诠释学研究范式,旅游行为预测可采用后实证主义范式,旅游影响研究则既可采用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也可采用诠释学研究范式。无论采取何种研究范式,研究者都应对该范式的优势和不足有较清晰的认识,避免过于美化某种范式,而完全否定另一种范式。

旅游学科具有跨学科性质,但目前,旅游学科的发展还不够成熟,这种跨学科性还没有真正实现,而仍然处于多学科阶段。多学科的特点是相关学科分别从各自兴趣和角度介入旅游研究,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沟通和整合,在旅游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只能用来充实原有学科的知识体系,而对统一的旅游学科的形成无太多帮助。跨学科则要求介入旅游领域的各相关学科以某个统一的内核为基点,实现知识的整合,谢彦君认为这个统一的内核就是旅游的本质,即“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获得的一次休闲体验”(谢彦君,2010) 。

旅游学科在由多学科向跨学科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的障碍和困难,但我们可以在西方研究范式的发展中找到旅游跨学科整合的哲学基础,以帮助我们在哲学层面上找到旅游跨学科整合的依据和方法,这个科学哲学流派就是建构实在论。建构实在论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不同学科的跨学科、跨文化整合,在哲学上提出一套知识论的策略,让不同学科所构建出来的知识体系整合在一起。旅游领域的不同分支学科、不同范式下的旅游研究成果需要互相理解和整合,以改变目前各自为政、互不沟通的局面,这也是旅游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

4 中国旅游研究的本土化

4.1 本土化旅游研究的必要性

科学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学者对各种哲学思潮有较好的理解和把握,在科学研究中自觉地遵循一定的研究范式,因此西方学者在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上屡有建树。我们熟悉的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都是产生于西方,我们自己很少提出有影响力的理论。李炳全在其所著《文化心理学》一书中指出,中国心理学比较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是在西方已有深厚积淀的领域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心理学框架内进行研究”( 李炳全,2007) 。科学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科学哲学缺乏深入的理解和系统的认识,这可能是导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因而,中国学者要想在由西方制定游戏规则的科学研究领域有所作为,必须对西方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有一种“相应的理解”,不过,这种理解只是进入学术这一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黄光国,2010)。

虽然中国旅游研究与西方旅游研究在起步时间上相距不像其他学科那么久,但与其他社会学科一样,中国的旅游研究也主要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下进行。西方的旅游研究在各种哲学思潮影响下出现了多元化的范式,中国的旅游研究者要想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下有所建树,也必须去熟悉这些框架或范式。但是,中国的旅游研究者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在中国的研究情境中采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工具,来验证西方研究得到的知识。改变这种状况的一种途径是进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中国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环境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那么中国人的旅游行为、旅游业发展模式和旅游企业的运营管理必然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仅靠简单借用西方理论和模仿西方的研究方法,很难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可以使我们着眼于中国语境下的旅游现象,构建本土化的旅游理论,改变总是步西方研究后尘的局面,为全面理解旅游现象做出贡献。但提倡本土化研究并非认为理解西方的研究范式已不重要,为了提高研究水平,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必须首先理解西方的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本土化研究,才有可能对建立和完善旅游学科的理论体系有所贡献。

4.2 本土化旅游研究的方法和策略

本土化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后风靡全球,港台的一些心理学者在80年代初期开始致力于本土心理学研究,并发起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心理学领域的本土化运动给旅游研究以很大启示,中国的旅游研究者与其盲目地复制西方的研究,倒不如在我们熟悉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

“本土化”旨在突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色或特征。根据李炳全对心理学本土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旅游研究的本土化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西方旅游研究中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工具进行改造和处理,使其适用于中国旅游研究,如在西方旅游动机的“推-拉”理论框架下修订旅游动机的测量量表,使其适用于中国旅游者。其基本步骤一般为:学习和接纳外国研究范式改造或转换本土化后的研究范式。这种本土化本质上仍是国外的理论,又被称为“外源性本土化”,但因为操作比较简单,适用于刚进入旅游研究领域的学者。第二个层次是以中国语境下的旅游现象为研究根源或素材,通过对中国语境下旅游现象的研究,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旅游学理论体系,这种本土化可称为“内源性本土化”。

本土化旅游研究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和策略:(1) 主位研究策略,即研究者在观察、分析、理解和解释旅游现象时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采取被研究者的观点,为此,研究者需要参与到研究对象中,如在某个景区停留较长时间,观察旅游者的行为,与旅游者进行交谈或访谈。(2) 客位研究策略,即研究者更多从自己的视角,而不是从被研究者的视角来观察、分析、理解和解释旅游现象,这种策略下,研究者可以完全独立于被研究者之外,如请学生或市场调查机构进行的问卷调查,旅游本土化研究并不排斥西方主流的实证方法和方法论。(3) 同文化研究策略,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有同样的文化背景,这样更容易达到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心灵的相通,研究者会更容易理解被研究对象,更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如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对中国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更容易理解。(4) 异文化研究策略,即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分属不同的文化背景,如西方学者对中国旅游现象的研究、中国学者对西方入境旅游者的研究,异文化研究可避免“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状况(李炳全,2007)。以上四种方法和策略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可以同时采用几种研究策略。

4.3 本土化旅游研究与旅游跨文化研究

本土化研究与跨文化研究是相互联系但又互相不同的两种研究方式。本土化研究强调对本土(特定语境下,主要是不同于西方的语境下)的旅游现象进行研究,以突出本土旅游现象不同于西方旅游现象的独特性。不过,本土化研究并不反对普遍性或普适性的旅游知识和理论,中国旅游研究者在中国语境下得到的旅游知识和理论如果能在别的语境下重现,就有可能发展成普遍性的知识和理论,从而为世界范围内的旅游学科发展做出贡献。跨文化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的研究方法或策略,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旅游现象的差异,目的在于验证知识和理论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普适性,关注文化对旅游者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旅游跨文化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国外已有大量的旅游跨文化心理和行为、主客跨文化交往方面的研究成果。国内跨文化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也较少(张宏梅,陆林,2008;张宏梅,陆林,2009;马耀峰,等,2008),但跨文化旅游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王健,2010)。旅游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的交往是一种跨文化交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的心理和行为会深深打上文化的烙印,但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者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如都是作为旅游者的人,因而,他们也会存在一些共性的旅游心理和行为。跨文化旅游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识别这些差异和共性,加深对旅游现象的理解,避免盲目使用西方的理论和知识解释中国旅游现象时出现的困惑。

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都可以说是一种研究策略,且都重视文化的影响。通过本土化和跨文化旅游研究,中国旅游研究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熟悉本土文化的优势,在旅游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上有所作为。不过,与本土化研究侧重单一文化下旅游现象的研究不同,跨文化研究需要同时考察和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这给跨文化研究带来了很多困难和挑战,有兴趣进行跨文化研究的学者必须首先搞清楚跨文化研究的含义,以及跨文化研究在方法论、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特点和要求,以免使用不当的方法和技术进行跨文化研究,结果是付出了精力和成本,却得不到可靠的知识(张宏梅,陆林,2009)。

5 结语

旅游学科作为一门新兴而又异常复杂的学科,其研究水平与其他学科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国的旅游研究与国外的旅游研究相比也还比较落后,表现在我们总是步西方的后尘,从研究选题到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上都是对西方研究的简单模仿,而没有去深度理解指导西方学者进行研究工作的科学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虽然我们提倡通过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策略来改变中国旅游研究整体水平不高的局面,但无论是采取哪种研究策略,对西方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和演变路径的理解是希望对旅游知识积累有所贡献的旅游研究者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对于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系统性掌握不能仅靠研究生们零散、盲目地去摸索,而需要旅游专业研究生教育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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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炳全.文化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5］ 陆林.旅游地理文献分析［J］.地理研究,1997(2):105111.

［6］ 马耀峰,郑鹏,白凯.入境游客决策行为差异研究――以旅华日美游客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8(1):102106.

［7］ 王健.跨文化比较:旅游研究的共性思维［J］.旅游学刊,2010(5):2024.

［8］ 谢彦君.旅游的本质及其认识方法［J］.旅游学刊,2010(1):2631.

［9］ 谢彦君.旅游与接待业研究:中国与国外的比较［J］.旅游学刊,2003(5):2025.

［10］ 詹宁斯.旅游研究方法［M］.谢彦君,陈丽译.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

［11］ 张宏梅,陆林.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初步分析［J］.旅游学刊,2004(3):7781.

［12］ 张宏梅,陆林.入境旅游者旅游动机及其跨文化比较――以桂林、阳朔入境旅游者为例［J］.地理学报,2009(8):989998.

［13］ 张宏梅,陆林.跨文化旅游态度和行为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08(4):8287.

篇4

就世界范围来说，作为电影学与美学结合而衍生的电影美学，其相关著作已为数不少。但中国的电影美学研究还略显薄弱。本文试图从电影美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和艺术构成作粗浅的分析，以大概描绘出电影美学的一个粗略轮廓。

一、电影美学的概念

(一)电影的概念

电影概念的界定问题是电影理论研究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试看把电影定义为：以纪录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片段为基础传递信息、制造效果的一种异质综合性的媒介手段，是可以配有声音效果并具有画面性质的活动影像。

(二)美学的概念

美学自18世纪德国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嘉通首次提出以来，发展至今早巳是名目繁多而流派林立。关于美学的定义，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艺术，因此美学就是关于艺术的科学，是关于艺术的一般理论第二种看法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美，美学也就是关于美的规律的科学还有认为美学是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科学。

上述观点各有瑕疵，笔者看来，美学是研究自然界与艺术之中一切客观现实事物本身的美，以及作为那种美的存在反映于人类头脑中的审美意识的科学体系。简言之，美学是研究美的存在规律以及美感经验和美的观念形成发展的规律的学科。

(三)电影美学的定义

电影美学和其他艺术门类联系密切又有着相对独立性。电影美学要求电影首先要以电影的特殊艺术手段来认识现实和反映现实，也即要具备电影的思维特点和艺术特点。电影几乎拥有着其它艺术的所有表现手段。“它侵占着空间，表现着运动，携带着时间。它无标准、无楷模、无样板。它有思想、有感情、有意识、有孤独、有呐喊。”因而相对于一般美学来说，电影美学无论在色彩、空间、线条、影像上都表现的更复杂更全面一些。

二、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

电影的研究对象是电影事业、电影活动和电影现象；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两个方面，那么，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什么呢?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文学是心灵的艺术，而绘画是眼睛的艺术文学家象一个心理学家，而画家则象一个生理学家。心灵的艺术显然是倾向于内容的，而眼睛的艺术则是倾向于形式的。电影如果能在形式上吸引受众的眼睛并进而在内容上波动受众的心灵，则“电影美”也就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因此，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就应该是电影的内容美与形式美以及内容与形式结合的最佳规律。

(一)内容美

内容美是电影内容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后，对受众能产生感染性、提升性和净化性三种效果之一二或全部。

感染性是受众看完电影后顿时生出若干感触，引发思索或受到感动，说明它已深入到能触及受众的理，性或感性神经的地步，使其能够得到类似和等同于审美的心理感受。

提升性是能够起到培育作用。受众在获得新闻信息之后，有一种认识的突破和智力的提升感，或是对某一过去不知的问题忽有所闻、始有所得；或是对某一过去迷惑不解的问题触类旁通、茅塞顿开。总之是有所提高、有所收获。

净化性是指心灵突然间澄清一片，不染纤尘，有一种美感寄托在心间，余韵幽长，挥之不散。美的电影在传递之后会起到类似于文学或音乐般的净化效果，能让人产生一种“超然”的感觉。

我们不否认以上三种品性有可能相互交融、转化，但总的说来它们都是属于审美感受的范畴之内。我们还可以看到，所谓“情趣美”、“生动美”等均属于内容美的感染性类别；而“哲理美”、“意旨美”等均属于内容美的提升性类别；至于“意境美”又属于内容美的净化性类别。

电影美学在研究电影的内容美时，即是以这三种品性为目标去探寻如何才能使电影最大限度地拥有感染性、提升性和净化性。

(一)形式美

有人说：小说不在于你能写出什么样的故事，而在于你怎么样去说这个故事。电影的美也是这样的，也许电影的内容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样才能最好的把这个故事呈现给观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电影美中的形式美占的比例似乎更大一些。

我们知道电影是一种视听艺术，它的表达形式可以分为视觉动态表现和听觉表现。

视觉动态表现主要是指电影的画面表现。画面是电影的生命、是电影传播的基础，在三维的画面空间里展现多维时空的客观事物，这属于运动的造型艺术。电影必须用摄影技巧、景别、角度、运动摄影等将画面的形式元素――线条、影调、色彩、形状等提炼构架于画面之内。线、形、色、调等造型因素和摄影技巧构成的不同景别、视角及运动产生的韵律、节奏等等都有其自身的美的规律。电影就是要以画面的外在形式给观众以美的欣赏、美的愉悦，唤起人们的审美。

听觉表现，当今声音已经成了电影作品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电影的听觉系统可以分为两部分：有声语言和音响。用这两种符号，可以组合千变万化的模式和效果。演员的嗓音语调以及背景音乐的协调等待均可营造美感。

电影美学不但在内容美上发挥的余地非常大，而且更多时候、在内容相仿的情况下，它尽可以动用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形式手段去表现美。

(三)内容与形式的结合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内容美与形式美各自作用很大，二者结合的整体功能必然是极大的审美效应。而如何运用视、听等诸多手段去表达内容美的三性问题(感染性、提升性和净化性)是电影美学研究对象的核心之处。

三、电影美学的理论构架

电影美学研究的是内容美、形式美以及二者的结合，都须经表现手段各异的不同载体来实现，于是在一般原理的基础上就会产生一些分支理论，而对应着每种理论的研究方法又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电影美学的理论体系包含电影美学一般理论和电影美学方法论。

(一)电影美学一般理论

电影美学一般理论是对电影内容美与形式美结合规律的普遍总结。一般情况下电影的内容性质总是相对稳定的，所以电影美学的一般理论更应以内容美为出发点来展开研究，将内容美“三性”中每一性下有可能出现的美作尽可能详尽的划分。如在“感染性”下可进一步钻研受众“被什么所感”的问题，之后，也许能得出诸如“被亲情所感”、“被崇高所感”、“被激励所感”等等结论，每一种“所感”下又可找到合适的主题和与之相适应的表现手法加以具体分析。例如：“被亲情所感”，我们就可以找出“亲情是最伟大的”这一主题，通过歌颂亲情的主题曲或在故事发展过程中加入感情冲突等手法，使观众感同身受、欲罢不能，并触发观众感情的激荡和理性的思考。

(二)电影美学的方法论

科学研究方法基本包括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思想)和科学研究的方法体系(工具)。前者为方法体系的指导、方向与范围；后者是方法论体系的具体化、实践化与成果化。

1．电影美学的方法论体系

电影美学的方法论主要来自于社会学和哲学两大学科。社会学方法是应用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以解决实际问题，改进社会的一门学科方法，运用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电影美学，可以从更高的角度、更大的历史范围研究电影中美的因素对人类的影响，包含对个人、团体、阶层乃至民族的影响，从而扩展电影美学的外延。美学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同时又是电影美学的母学科，因此哲学与电影美学也就有着天然的联系。运用哲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电影美学，可以使电影美学的理论水准提升到哲学的层面，进而使电影美学具有更丰富、更深刻的理论内涵。

2．电影美学的方法体系

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种。定性研究方法是通过建立一套概念体系，借助理论范式，进行逻辑推演，据此解释或解构假设的命题，最后得出理论性结论。定量研究方法则是在占用大量量化事实的基础上，描述、解释和预测研究对象，通过逻辑推论和相关分析，提出理论观点。两种研究方法的最大区别在于定性方法操作的是概念体系，而定量方法操作的是量化事实体系。

篇5

关键词：社会研究 实证主义 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C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5-0068-01

1.实证主义方法论

1.1理论阐释

在孔德之后，真正系统将实证主义方法论原则贯彻于实际研究的则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迪尔凯姆在研究方法上坚定实证主义立场，他认为，要将社会学建立成一门完整的科学化的学科，必须要确定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相应的一套研究方法，将社会学建立成实证科学。迪尔凯姆首先确定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其次，迪尔凯姆提出了一系列研究社会事实的原则，认为应该把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事实当作“物”来考察。即，面对研究对象时，应破除一切主观预断，切勿将个人的主观看法和经验所获的感性材料带入实际社会研究中。再次，就解释研究对象，迪尔凯姆也提出了若干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某一社会事实的存在必须根据别的社会事实来解释；第二个原则是：对社会事实的完整解释必须包括因果考察和功能分析”。

1.2基本观点

“实证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研究应该向自然科学研究看齐，应该对社会世界中的现象及其相互联系进行类似与自然科学那样的探讨。要通过非常具体、非常客观的观察，通过经验概括得出结论。同时，这种研究过程还应该是可以重复的”。[1，p8]由此，从是否存在社会规律方面来说，实证主义方法论坚持存在社会规律，人类社会是有规律可循的；从认识社会方面来说，实证主义方法论坚持对社会进行整体研究、静态研究，提倡客观的认识人类社会；从解释社会现象方面来说，实证主义方法论倡导对社会普遍现象进行宏观解释；从评判社会现象方面来说，实证主义方法论认为应采用客观的标准，用实际调查所得资料进行评判和验证，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总之，实证主义方法论认为，我们可以使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探寻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1.3典型特征――定量研究

定量研究，从语义上来说，着重在“量”方面。显然，定量研究侧重于计算、测量，更多以数字的形式对研究进行描述。从哲学基础来看，定量研究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探寻现象的规律性，因而，在范式上，定量研究更接近与科学范式。从逻辑过程来看，定量研究是演绎推理的过程，从对一般现象的研究到特殊情境中。从理论模式上看，定量研究是用来进行理论检验的。从主要目标来看，定量研究主要用于解释社会现象，确定所研究现象之间是否具有相关关系，甚或是因果联系；若现象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可构建模型解释想象之间的关系。

2、人文主义方法论

2.1理论阐释

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了一系列人文主义思潮，代表性较强的有乔治・赫伯特・米德、布鲁默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以阿尔弗雷德・舒茨为代表的现象学社会学和以哈罗德・加芬克尔为代表的常人方法论。其中符号互动论强调人的主观因素，认为人具有自我的双重性；同时符号互动论注重微观层面的研究，从观察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流来探讨人与人的互动过程。因而，符号互动论注重对个人的、内在的、特殊的微观层面探讨，比对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等宏观理论的探讨更细致，更深入。加芬克尔是常人方法论学派的创始人，加芬克尔所指的“常人方法”，取了其字面意思，常人方法即是常人（普通人）解决日常问题所使用的方法。他认为“一，社会学研究应该面向日常生活，分析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如何运用尝试性知识、程序和技巧来组织他们的实践行动；二，社会学本身也是一种日常活动，社会学知识和日常知识或常识之间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芬克尔认识到社会学应是研究我们的日常生活，研究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甚或说是，互动双方之间语句表达的规范性、合理性；同时加芬克尔认为社会学本是又是一种日常活动。常人方法论的方法和理论对日后社会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2基本观点

人文主义方法论认为，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社会，不能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在研究社会现象时，要充分考虑到人类社会主体“人”的特殊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具体说来，从是否存在社会规律方面来说，人文主义方法论倡导自由意志，认为人类社会无规律可循；从认识社会方面来说，人文主义方法论坚持个体研究、动态研究，强调认识社会的主观性；从解释社会现象方面来说，人文主义方法论坚持对微观层面现象的探讨，强调主观解释。

2.3典型特征――定性研究

定性研究，从其哲学基础上来说，定性研究注重对特定社会现象特征、性质的探讨，其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社会条件下进行的，注重对特定现象的一种主观解释，因而，从这个方面说，定性研究受人文主义方法论的指导，更接近于自然范式。从逻辑过程方面来说，定性研究是归纳推理的过程，通过对特定现象的主观描述，由某个特定的情境推出一般性的结论。从理论模式来说，定性研究是理论建构的过程，通过描述性研究得出一般结论，提出扎根理论，这也是有待检验的理论。从主要目标来说，定性研究深入实地，可以获得某个特定地区、特定社会现象较为深刻和丰富的资料，以深入理解社会现象。从研究方式上来说，定性研究更注重研究程序、研究手段的灵活性和特殊性，社会研究方法体系中的实地研究是定性研究的主要研究方式；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是定性研究收集资料的常用方法；定性研究收集和整理的资料多是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因而，在分析资料这一环就尤其依赖于调查员个人对研究主题的敏感度。

由上，相比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对调查员有更高的要求，要求调查员积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因而，在一项定性研究之前都较为重视对调查员的培训和考察。

参考文献：

[1]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篇6

论文摘 要：社会学专业定性研究方法这门课程在整个社会学研究方法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这种情况导致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偏见和误解，同时也存在教学材料不足和优秀师资缺乏的问题，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从课程体系设置、提高教师在实践环节的教学水平和创造更为合理的考核方式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是指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方法收集资料，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1]。定量研究则是指在研究过程中运用调查、测量、统计等量化手段来收集资料，并对收集到的资料作量化的处理、检验和分析。长期以来，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一直是两种比较对立的研究范式，二者的争论由来已久，在这个争论和较量过程中，定量研究因其与数学和统计方法的接近，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方法，而定性研究则因为具有较多的个人色彩，被认为是非科学的研究范式。近些年来，虽然定量与定性之争不像以前那么明显和直接，许多研究者也试图在研究中吸取两种方法各自的优点，将两种方法进行整合，但事实上与定量研究相比，定性研究还是处于一种劣势。

虽然定量研究目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还是处于一种比较主流的地位，但也不可避免具有一些缺陷，例如：定量研究从设计到实施以及最后的完成耗费时间较长，一旦开始实施以后不容易更改、收集到的资料比较表面、不适合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探究社会现象背后更为深层次的东西等，而定量研究的这些缺陷正好是定性研究的长处。社会学作为一个以人类社会以及人的社会行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定量研究比较表面化和标准化的研究方法在很多时候并不适用。因此，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引入和使用定性研究方法非常必要，对于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来讲，了解并深入学习这一方法对以后的继续深造和就业非常有益。

一、定性研究方法课程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本人长期教学研究过程中，发现社会学中定性研究方法课程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重定量轻定性的传统以及方法论层面的缺失

从目前全国设有社会学专业高校的社会学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来看，在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方面，大都开设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虽然有部分的学校在本科阶段也开设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但将定性研究方法独立作为一门课程开设的高校还是少数。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的结构和内容来看，基本上沿用的是实证主义传统，而且，在通用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教材中，对于定量研究方法也缺乏系统地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研究方法”的梳理，从一开始的课程讲授就进入具体的研究方法层面，这对于第一次接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学生来讲，相当于“强制性”地灌输定量研究的思维，学生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做研究”并不清楚，只是被动地将其当做社会学研究的“科学的”和“唯一的”方法进行接受。这样的课程设置有两个后果：第一，导致很多学生认为社会学研究方法就是定量研究方法，等到接触定性研究时，定量研究的思维已经在他们头脑是扎下根，经常用定量的思维来对定性研究进行思考，并对定性研究进行评判。如在指导学生做定性研究时，经常会有学生询问个案的“代表性”“普遍性”“如何抽样”等问题，这都是典型的定量研究的思维；第二，学生难以从根本上或理念上对方法体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提到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学生总是将二者从一些具体的操作层面进行简单比较，例如，学生经常会说“定性研究就是访谈、观察，定性研究可以用作定量研究前期的探索”，定量研究就是“设计问卷、做调查，调查进入到正式阶段，用的是定量研究”。实际上，这两种研究范式的最大区别不在于技术层面，而是理念层面，例如：访谈和观察作为两种具体的方法，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中都是可以使用的，区别在于使用的时候研究者个人的立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理解这两种范式的区别，则很难在使用时将其合理应用。

（二）学生对定性研究存在误解

作为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各自具有自己的规范和程序。从规范性和程序性来看，定量研究似乎更为“科学”，从提出问题、建立假设、概念操作化、设计问卷、实地调查、资料处理到最后报告的形成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方法需要遵循，这种标准化的方式使得定量研究在形式上与自然科学更为相近，因而容易获得研究者特别是初学者的认同。而定性研究从形式上来看好像并没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规范，在研究开始和研究过程中也没有严格的一定要怎样做、一定不能怎样做的规定性要求，在研究成果的表达上，形式也非常多样，导致许多学生认为做定性研究不需要太多的学术训练，把灵活当成随意和随便，对定性研究的认识也是表面的和肤浅的，通常，学生们认为定性研究不需要太多的准备与学习，从自己的习惯出发，去现场走走看看、聊聊问问，回来后把资料整理一下用文字描述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是定性研究。事实上，正是因为定性研究的灵活性，它对研究者的要求更高，首先，定性研究对研究者个人特质的要求比定量研究要多，因为定性研究是将个人作为研究工具的，定性研究中的研究者如同定量研究中的问卷、量表等工具，问卷和量表可以无限次的试用、修改直至比较完善，从理论上来讲，定量研究的工具如果设计合理的话，是能够如实地反映社会客观现实的，而定性研究中的工具——研究者本人却是无法随意改变的，研究者的个人性格、看待他人的立场、洞察力、与人交往能力等这些特质并不是通过短时期的学习或学术训练能够改变的，因而一个合格的定性研究者的培养需要更长的时间。其次，定性研究是以整体论为方法论基础的[2]，要求从系统的角度把握事物的全貌和整个过程，而这种能力也不是简单的课程训练和课堂学习所能培养出来的。第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定性研究没有规定性的要求，但它同样也是有规范和程序的，从定性研究的产生来看，它有着自己的哲学基础，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讲，它有着基本的规范要求，这种要求相比定量研究来讲更加难以达到。

（三）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教学材料欠缺

跟定性研究教学相关的资料，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教材与教辅类的。近些年，国内关于定性研究方法的著作渐渐多了起来，一些学者编辑出版了一些可以用作定性研究方法教材的著作，代表性的有陈向明的《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文军和蒋逸民的《质性研究概论》、李晓凤和佘双好的《质性研究方法》、范明林、吴军的《质性研究》、陆益龙的《定性社会研究方法》，除了国内的著作外，目前关于定性研究的还有许多国外译本，最有代表性的是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卷方法“系列丛书中有关定性研究的，主要有邓津、林肯主编，风笑天等翻译的《定性研究》四卷本，赫伯特·J.鲁宾（Herbert J.Rubin）、艾琳·S.鲁宾（Irene S.Rubin）著《质性访谈方法：聆听与提问的艺术》、（澳）利亚姆帕特唐、艾子著，郑显兰等译的《质性研究方法健康及相关专业研究指南》、（德国）伍威·弗里克（Uwe Flick）著，孙进译的《质性研究导引》、 （美）艾尔维森（Alvesson，M.），（美）舍尔德贝里（Skoldberg，K.）著，陈仁仁译的《质性研究的理论视角：一种反身性的方法论》等。在这些著作中，除了陈向明的《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出版比较早外，其他都是近三、四年出版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近些年来定性研究方法开始在国内学术界逐渐获得重视。第二，对定性研究方法进行讨论的文章。虽然这部分文献并不直接用于课堂教学，但学者们就方法本身所做的讨论有助于厘清定性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讨论的基础上促进这一方法的进步和完善，这方面的文献早期的有谢林平《实证社会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分歧及其融合》（岭南学刊，1997.1）、陈向明的《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1996.6）、《质性研究中的“局内人”与“局外人”》（社会学研究，1997.6）、侯龙龙的《质的研究还是新闻采访》（社会学研究，2001.1），近几年，关于定性研究的文献有王锡苓的《质性研究如何建构理论》（兰州大学学报，2004.5）、刘博的《质性研究中的关系资源利用与身份介入差异——基于个案研究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思考》（青年研究，2009.6）、王熙的《质性研究中的多重研究关系和伦理“雷区”——一位行动研究者的自反性思考》、菲尔·卡尔斯贝肯和任玥的《批判的质性研究方法论与行动取向》（北京大学教育评估，2010.10）、蒋逸民的《作为一种新的质性研究方法的层创方法》和《自我民族志：质性研究方法的新探索》（浙江社会科学，2010.5，2011.4）、郑庆杰的《“主体间性——干预行动框架”：质性研究的反思谱系》（社会，2011.3）等，从上述这些文献可以看出，早期的定性研究文章多集中于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中为定性研究寻找位置，定性研究方法如何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区别等方面，而近期文献所关注的主题则多集中于定性研究方法体系内部，关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在技术层面如何更好地改进这一方法，这种变化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定性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并进一步向着更深入的层次发展。第三，定性研究的案例。虽然从研究成果来看，能够查阅到的运用定性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在少数，但这些成果并不都适合用作教学案例。定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的，因此，研究者的身份、立场、研究者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的主观感受、反省等对研究结果的呈现非常重要，不同的定性研究者对同一对象进行研究可能得出的结论是截然不同的，而在现有的很多用定性研究方法做出的有关成果中，研究者很少将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的个人身份、立场、所思所想详细呈现，读者所能看到的只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在互动之后所达成的结果，这使得我们无法了解整个研究过程及结论达成的过程是怎样的。而一个能用于教学的优秀案例需要的不仅仅是研究结果，也需要包括从选题到研究的详细经过，尤其是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立场，这导致优秀定性研究的案例比较难以获得。

（四）定性研究方法教师缺乏

从目前社会学专业的师资队伍情况来看，从事教学的大都是博士或硕士毕业后直接进入教学领域，虽然他们在读学位期间也有过方法的训练，并且也可能有一些从事定性研究的实际经验，但大多都还限于从书本到书本，尤其是在定量研究占主流的情况下，很多人在学习期间接受的都是定量研究的方法训练，这种定量思维不可避免地会被带入教学过程。定性研究教学除了要求教师有基本的专业知识储备，另外，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自身有过大量实地研究的经验，而这对于教学科研任务繁重的一线教师来讲是比较缺乏的。

二、提高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教学效果的途径

（一）加入方法论的有关内容

方法论是方法体系的基础环节，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方法的教学，都应该在讲授具体方法之前对学生进行方法论的介绍，很多研究者或从事实际教学的人认为方法论属于哲学层次，对于实际进行科学研究的人来讲，不需要学习这些东西。事实上，如果不能够了解某种方法背后所蕴含的哲学基础，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把握这一方法，在研究过程中，可能能够做到依葫芦画瓢，但当情况出现了新变化时，就不能够创造性地进行应对，对于定性研究这种比较灵活的研究方法来讲更是如此。当然，在讲授方法论的有关内容时，并不需要非常系统地对方法论进行完整地讲授，但至少要拿出一定的课时数简要地介绍定性研究方法背后所蕴含的哲学基础、理论来源、演进逻辑等，让学生不仅知道如何具体地操作某一方法，而且也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有对根本性的东西有了理解，才可以避免空洞地从技术层面上争论究竟哪种方法更好。

（二）合理设计实践教学体系

方法课程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能够将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科学研究，仅仅从理论上对定性研究方法进行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大量的课时是用于实践训练的。从定性研究方法这门课程来讲，在设计教学体系时要紧紧围绕其教学目标，加大实践环节，具体来讲，可以从课堂理论学习、案例教学、小规模研究训练、实地参加研究项目、研究汇报等多个模块进行，尤其要改变一般课程满堂灌的授课方式。

（三）提高定性研究方法教师在实践教学环节的教学水平

提高定性研究方法教师在实践教学环节的教学水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第一，搜集实践教学环节中所需要的优秀案例，不仅从社会学领域中，还包括使用定性研究方法的其他学科，如心理学、教育学、人类学、民族学、医学等其他领域中的案例，从中梳理出适合社会学的案例用于教学或课堂讨论。第二，突破定性研究教学过程中理论讲授和实践操作相脱节的现状，一方面，现任教师可以通过多参与实地研究增加自己在实际操作方面的经验积累，使授课教师本人成为既懂理论又能指导实践的全面型教师，但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如果这种局面一时难以改变的话，也可以通过外聘一些相关领域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进行兼职或做专题讲座以弥补现有教师在这些方面的不足，如一些NGO或政府有关部门的一线工作人员，他们均有着丰富的从事实际工作的实践经验。第三，拓展现有的社会学实践基地，可以与相关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建立联系，为学生提供课程训练和实习的现实空间，这种真实场景可以避免人为设计场景过于理想化的不足。第四，吸收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中，为学生提供将课堂所学研究方法应用于科研的实践机会。

（四）设计合理的课程考核指标

单一通过试卷进行考试的方法不太适合定性研究方法这门课程，要合理、全面、科学地测定学生对定性研究方法的掌握程度，需要融合多种考核形式，可以从试卷、课堂表现、课程训练和参与实践情况几个方面来综合进行，这样一方面可以调动学生平时学习的积极性，避免平时不主动、考前突击背书的死记硬背的应付式学习，同时，也可以促使学生将这门课程从各个层面有一个全方位的掌握，能够真正地将这一工具应用于实际研究。

参考文献

[1]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教育科学出

版社，2006.

篇7

一、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教育量化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

本世纪初，在科学实证主义哲学观、自然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合力作用下，教育量化研究范式得以形成，改变了教育科学史上纯粹哲学思辩式的研究传统，从而提高了教育学的“科学化”程度。正是由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对教育科学发展具有重大贡献，一些研究者不顾一切条件，无限夸大量化方法的作用，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于是，有人把方法专著中列出的量化方法规则当作“灵丹妙药”应用于自己的研究中。这种现象就是“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方法与研究问题相脱离。

具体地讲，“方法中心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教育科研方法专业研究人员工作集中在总结别人的研究方法上，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发明新的方法与技术，或是以某一哲学思想为基础推导演绎教育科研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往往将方法固定化、形式化，形成一套非常规范的方法体系，这种研究若不紧紧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就有可能使研究创造的方法体系成为一具空架子。比如，本世纪初，一批教育科学工作者研究量化方法时，不考虑教育现象的特点，把重心放在数学方法的引进和一些严格实证性控制手段的创新上，结果把方法搞得相当精密，貌似科学。可是，一旦用于研究实践时，缺陷即刻暴露出来。“方法中心倾向”还表现在方法应用者身上，一些研究人员因为认识到方法的重要性以致偏爱某种方法，总是用现有的固定模式化的方法支配自己的研究活动。这样做，且不说所用方法本身可能有缺陷而给研究带来危害，即使所用方法本身合理，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还有一个“适切性”的问题，研究者若不考虑研究对象的特点而盲目遵循方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研究，同样会给研究带来不良后果。

总之，单从哲学原理推演方法，不联系研究实践移植创造方法，不结合研究问题应用方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应坚决摈弃这种做法，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要坚持这一原则，必须做到：

首先，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的严重束缚。以哲学思想为指导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可以深化研究的层次，形成抽象化程度较高的教育理论。这无疑对教育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盲目迷信一种哲学思想、坚守一种特定的哲学观不放，就会束缚研究者的思想，从而按照该种哲学思想支配下的方法、技术和研究程序去从事教育领域内各种问题的研究。在30年代，教育量化研究达到完全机械化的程度，一些方法几乎被研究者当作僵化的教条用于教育科研中。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实证主义的影响。当时的研究者固守科学主义的思想，不能理智地结合教育的特点去分析这种思想观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而是一味地用这种思想统摄教育研究，结果严重违背了教育的真实。事实上，每一种哲学思潮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到了新的时代就会表现出历史局限性和现实制约性，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合理的因素。教育科学研究者对历史上出现的每一种哲学思想都应做深入研究、剔除不合时代要求和具体研究对象要求的因素，吸收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来指导教育研究实践，这一点在处理哲学与教育研究之间的关系时显得非常重要。爱因斯坦在论述哲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时曾说过：“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象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象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象一个唯心主义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住脚而论，他象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还可以象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注：张来举：《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1期。 ）这一段关于科学家研究特征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教育科学研究者，即不能固守一种哲学观点，而要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接受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

其次，在研究和应用具体的方法技术时，要做到“随机应变”，不把方法当教条。对方法研究者来说，不论是移植其他学科的方法，还是基于已有教育科研方法进行创新，都要结合“问题”进行，根据研究情景的变化而重新设计方法程序，而不能把创新、移植的方法搞成一套游离于教育问题之外的纯粹形式化的规则；对方法应用者来说，在研究中应从问题出发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并结合问题灵活运用，在应用过程中一旦发现方法与问题不符，应马上放弃该种方法而寻找其他更合适的方法。由于教育现象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在研究中，也可以灵活地将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方法组合，使各种方法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可以说，研究者的每一项教育研究不但是一次理论的探索，更是一次方法的再创造。方法的进步正是在无数次教育研究实践中逐步取得的，任何从哲学或其他学科强行输入的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都不可能站住脚。

二、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

教育量化方法的一般理论与技术，如统计模型、测验理论、实验设计等大都产生于西方各国。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借鉴和应用，且借鉴后的改造工作做得也并不理想，这就阻碍了我国教育量化研究的发展。对于方法本身的研究是方法应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缺乏对方法的研究会影响教育研究和教育科学的进步。我国教育研究实践中量化方法的滥用、误用和教育科学的滞后与方法本身研究的落后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在我国，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尤为重要。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定性方法与数学方法的统一。因此，对教育量化方法本身进行研究时，应从“定性方法”和“数学方法”两方面入手，并探索它们的结合点。关于第一方面，二三十年代的实证主义者做得很差。他们没有按照教育的本来面目去定性认识，将人“非人”化，结果在定性把握上走向岐途，从而导致他们建立科学教育学之理想的破灭。而在第二方面，他们做得颇为出色，发明创造了许多高超、精密的方法技术，堪与医学、农学、经济学领域内的数学方法相媲美。但由于第一方面的偏废，使这些数学方法成了孤立的东西。

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定性”的研究，应把握“真实性”原则，即创造的方法技术应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按此原则去探索不同领域内不同情况下的定性方法才不致于走入岐途。应注意的是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或人本主义等）的影响而偏执一种方法，而应以开放的态度去研究一切适应于教育规律的定性认识方法。如采用隔离观察、自我内省、人种志研究的现场研究法，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甚至现象学的理解法等一系列方法去达到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定性认识越深刻，量化研究就越顺利。对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数学方法”的研究同样也应坚持“真实性”原则。这里的数学方法不再是只研究抽象的形式、数量及其关系的方法，而是与具体的教育现象结合起来的方法，其中每一个数学符号、表达式和推理都具有教育方面的实际意义。“数学方法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是基于对教育现象正确定性认识的基础上的，研究中应用的数学方法应与定性方法有机结合。在研究中，应注意从教育研究的需要出发去选择和创造数学方法，而不能拿着数学方法去寻找应用的对象，将数学方法强行输入到教育量化研究中。

三、积极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合理评价

任何一种教育量化方法都带有时代的特征，受时空的限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暴露出各种问题，况且我国现在应用的诸多方法技术多译介于西方。地域之差、国情之别，必然会在我国的教育研究中出现许多的问题。如一些测量量表、统计模型、控制技术都可能会在新的情景中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有一个对其进行改造、创新的过程。而改造的效果如何，就须用评价的手段加以衡量。所以开展评价研究是开展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理论与技术的重要手段。当前在我国教育研究界有一种心理倾向，认为只要借助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其研究就是科学的，其结论就是正确无误的。于是就出现了对研究对象不加分析就盲目使用教育量化方法的现象。如在一般的调查研究中，本来通过数据描述就能说明问题，却还要再进行一次诸如χ[2]分析的推断分析。 这种做法反映出研究者既没有考虑χ[2]分析的条件， 又没有把握自己研究的目的和研究对象，只想运用一种推理统计方法提高一下研究的“科学水平”，赶一下时髦而已。当然，有些失误是探索中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不管哪一种原因造成的失误，要尽量克服改正它。开展评价研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历史也已证明：不断地进行反思和评价是保证教育量化方法发展和正确应用的重要措施，如30年代，美国和我国对教育测量的反思和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教育测量；又如正态分布在教育中的应用也是在不断反思中改进和提高的。

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评价，要求评价者抱着对科学负责，对同仁负责的态度，勇敢地指出别人的失误。只要批之有据，评之有理，且态度诚恳，对方定会接受。同时评价者还要坚信：在科学研究中只有真理而没有权威。有了研究者这种内在的精神和信念，再加上当前我国浓厚的学术民主气氛，关于教育量化方法的评价研究一定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四、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范围的研究

目前，对教育量化方法的应用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泛化”倾向，即试图将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于一切教育现象中去，企图改变整个教育学，使教育科学数学化。我们知道，进行教育量化研究的基础是对教育现象加以量化，转变成量化数据，再进行数学推理以获得结论。而这一研究模式必须依赖于对教育现象深刻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工具的相应完备，这两个条件，并不是所有教育现象都已具备。因此，对一切教育现象进行量化研究并不现实。从另一方面说，一些教育现象根本不必用量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有些教育现象只借助于定性的方法，在思维中利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即可达到对教育现象的本质的认识。一些教育现象完全可以利用这一途径达到研究的目的。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同样存在利用定性方法达到对自然现象本质认识的例子。如在物理学中，弗·培根在了解大量有关热现象实例的基础上，运用定性归纳，得出了关于热的本质是运动这一正确的结论。因此，对教育现象不加考虑而盲目追求定量研究是不可取的。另一种倾向是对教育量化研究的排斥，认为精神现象不可能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即使对某些教育现象勉强使用了量化方法，也只能是过于简化、形式化，而无助于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这种倾向完全忽视了教育现象中量的存在，且有些教育现象的量还是相当易于描述的。同时这种倾向还完全忽视了教育量化研究发展的历史，对由教育量化研究而带来的科学的进步缺乏基本的评价。以上两种倾向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都没有从教育现象与量化方法的适切性方面去考虑。我们认为，鉴于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发展的现状，在应用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时，应对教育现象进行具体的分类，区别出哪些适合于定量研究，哪些不适合定量研究。

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存在量的方面。但每种事物的量的“显易”程度不同，有些事物的量“外显”程度大而易于描述，而另一些事物的量不“外显”而不易于描述。量易于描述的事物适合于用量化方法去研究。一般来说，物质现象的量“外显”易于描述，而精神现象的量不“外显”而不易描述。这是社会科学的数学化程度低于自然科学数学化程度的根本原因。在教育领域内，既有物质现象，又有精神现象，既有“物——物”关系、“人——物”关系又有“人——人”关系。在研究时，就应该按以上标准将它们划归某一范围。属于“物质”现象、“物——物”关系和“人——物”关系的如教育投资、教育规模、教材与教学质量的关系等，一般来说可尝试采用教育量化方法进行研究。而属于“精神”现象和“人——人”关系的，如教育的本质、学生的品德发展等，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应慎重。这样，在教育科学中将出现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计量性的，一部分是规范性的，而不是象有人提出的将整个教育科学变成一门“计量教育学”或一门“实验教育学”。

五、积极构建研究人员综合的知识结构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数学方法和定性方法综合起来而形成的更高层次的系统方法。不管是研究它，还是应用它，都离不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自觉综合运用这两方面知识的能力和意识。西方教育量化研究的兴起归功于一大批倾向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和教育研究者，如高尔顿、桑代克等。但也正是由于他们强烈的“科学”取向，使教育量化研究向“科学”一方走过了头，从而不得不冷静下来去审思人文科学方法的有效性。我国三四十年代量化研究运动的兴起，除了社会因素外，与当时研究人员宽泛的知识结构不无关系。因此，构建研究者合理的适合于教育量化研究的知识结构极为重要。

我国由于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化。当前的中青年教育研究者绝大多数是出身文科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相对贫乏，甚至有些研究者在观念上排斥自然科学方法，从而把教育研究封闭在狭小的圈子内。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培养单位必须加强跨学科知识的教学，研究者自身也应打破固有封闭心理，主动学习跨学科知识，构建自身综合的知识结构。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教育量化研究的要求。

合理的知识结构除了在个体身上反映外，也反映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因为一个人所学的知识毕竟有限，不可能要求一个学教育专业的研究者与一个学数学的人有同等的数学水平。反之亦然。因此，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应吸收各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参与教育研究，建立研究群体的合理知识结构以弥补个体知识结构之不足。在一个群体，各类人员应互取所长，而不能隔行相轻。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系统，是大教育，而教育研究也应是大教育研究，复杂性、综合性是其明显的特征。因此，各类人员共同参与，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互相配合，不懈进取才是教育量化研究发展和教育科学进步的一项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叶佩华、张敏强：《利用现代数学研究教育科学的探索》，《教育研究》1984年第8期。

2.金观涛、刘青峰：《探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的方法》，《哲学研究》1985年第2期。

篇8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分析；哲学方法

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哲学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哲学方法的应用保障着公共政策的科学性。

一、矛盾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也是我们分析事物最根本的方法，在整个唯物辩证法方法论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它是所有学科都应该重视的分析方法，也是公共政策分析和公共政策研究的基本方法。首先，矛盾分析法是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统一的辩证方法。所谓矛盾就是既对立又统一，矛盾的对立属性即其斗争性，矛盾的统一属性即其同一性。同一性是相对的，而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包含着差别和对立的具体的同一，而斗争性则寓于同一性之中，两者相互联结，不可分离。第二，矛盾分析法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矛盾的普遍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不同事物的矛盾各有其特点，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构成事物的诸多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的共性，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个性。矛盾的共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个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离开个性的共性，也没有离开共性的个性。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道理是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是理解矛盾学说的关键。第三，矛盾分析法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坚持“两点论”，就是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不能忽视次要矛盾；在认识某一矛盾时，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视矛盾的次要方面，以避免“一点论”。坚持“重点论”，就是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要着重地抓住主要矛盾；在研究某一矛盾时，要着重地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避免主次不分的“均衡论”。“两点论”和“重点论”是互相包含的，是内在统一的。任何公共政策问题的产生都根源于矛盾，任何公共政策也都是为了解决矛盾。从政策哲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公共政策理论和公共政策实践矛盾的解决离不开矛盾分析法。从公共政策的本质来看，公共政策一定是国家公共权力运行的具体体现，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重要途径，是政府维护公众利益的主要手段。国家在运行公共权力时，如何做到兼顾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矛盾双方的利益需要是政府面临的重要抉择，将矛盾分析法引入公共政策分析中，有助于平衡矛盾双方的利益，使其尽可能达到一种和谐状态。从公共政策的特征来看，政治性和公共性、稳定性和变动性、公平性和效率性、强制性和合法性是公共政策的矛盾性特征。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既有一致的方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当政治系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以及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政府所具有的特殊利益与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公众的利益一致时，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就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但当它们的利益不相一致甚至发生冲突时，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就会相互矛盾。稳定性和变动性、公平性和效率性、强制性和合法性也都是这种矛盾关系。再从公共政策的功能来看，公共政策对社会的存在、运行和发展有着导向功能、协调功能、控制功能和分配功能。一般常态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平衡协调发展的，但当社会发展中出现不平衡不协调，比如在分配上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甚至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没有正确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时，就不可避免地引发利益各方的冲突和矛盾。可见，公共政策领域到处充斥着矛盾。在这些矛盾的解决过程中，矛盾分析法大有用武之地。

二、利益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所谓利益，就是在受生产力发展制约的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人们为实现自身需要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利益是由需要转化而来的。由于需要的多样性，人们之间必然形成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多方面、多层次利益关系。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竞争性和协调性、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统一是利益的特征。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区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区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区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区分，正当利益和不正当利益、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的区分是利益的构成，是利益矛盾的具体表现。利益分析法就是通过分析人们的利益及其相互关系，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方法。利益分析法是公共政策分析中的一种基本方法。首先，从公共政策的实质角度看，公共政策是对社会的价值所作的权威性分配。也就是说，公共政策是政府从自身利益和公众利益出发进行的具体管理，是以政府为主的各种利益个体和群体参与的管理活动，利益分配是公共政策活动的核心。在利益分配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第二，从公共政策的类型角度看，分配政策是对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内部利益划分作出规范；再分配政策是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对社会各集团的种种利益进行平衡和协调的规范；规制政策一是规范政府行为，二是划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自律政策即自我限制的政策，是指政府规定了某些行为规范供集团在行动时对行为进行选择。第三，从公共政策的功能角度看，政府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将社会公共资源正确有效地在它所服务的公众中加以分配，而其关键是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公共政策中利用利益分析法，就是要权衡公共政策利弊得失，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使各方面的利益能够协调、全面发展，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社会健康向前发展。

三、系统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所谓系统分析法就是在研究中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系统，在若干选定的原则和准则下，通过对系统内各要素、结构和关系的考察，利用定量的方法提供允许和可用的数据，借以制定可行方案并推断各种可能结果，以期寻求对系统状态整体效益最大的方法。系统分析法之所以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是由公共政策分析过程本身的系统性所决定。我们可以把公共政策活动视为一个由政策活动的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所组成的复杂大系统。公共政策活动的外部生态有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环境因素，也有全球的、区域的、一国整体的、地区的等层次因素，它们构成公共政策活动的具体情境事实体系。政策行动主体、政策公共财政资源、政策信息资源、政策价值取向、政策工具选择等则构成公共政策的内部生态系统。公共政策活动是其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通过互动实现相互适应和改造的过程。公共政策活动的外部生态既制约着内部生态，同时又为其运行提供了现实条件，公共政策活动的内部生态的变化，又改变着外部生态的状况。正是通过这种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间的互动，具体公共政策活动的功能才能得到实现。对公共政策系统的分析可从两个角度进行。从静态结构角度看，公共政策系统由公共政策的环境超系统与资源系统、公共政策的主体系统与客体系统、公共政策的组织系统与体制系统、公共政策的咨询系统与信息系统所组成的复杂大系统。而从动态运行过程角度看，具体的公共政策是一个处在自身系统和环境超系统交互作用下，由政策主客体的活动构成的、处在变动中的动态过程。公共政策动态演进的动力源自其内部矛盾的展开，一类是公共政策系统与其环境超系统之间的矛盾，另一类是公共政策内部各因素之间的矛盾。这一演进过程呈现出变动性、互动性、弹性和流动性诸特点，这一演进过程还呈现出政策议程、政策规划、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终止等有系统关联的若干阶段。可见，系统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是极富实用价值的。

四、因果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因果理论是对事物和现象之间因果联系的理性概括和反映，它反映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现象、过程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前因后果，前后现象之间有必然性是因果联系的特点。一因一果、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同因异果、异因异果、多因多果、复合因果是因果联系复杂多样性的表现。对事物和现象间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的方法就是因果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应用因果分析法，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政策环境与政策执行之间、政策资源的配置与政策效率之间的联系。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常用的因果分析法有详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结果方程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实验法和比较分析法等。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结果方程模型属于因果关系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公共政策预测和公共政策评估中被经常采用。

五、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定量分析法是对事物的量的规定性进行研究的一种科学方法。包括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决策分析、优化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具体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最典型的定量分析法就是福利经济学所主张的成本-收益分析法。成本-收益分析是政府以市场方式制定政策从而达到资源再分配目标的一个基本技术，被称之为试图用经济方法取代市场讨价还价的价格确定方式，使政策抉择达到帕雷托最优。帕雷托最优就是采取任何一个行动，都至少给一个人带来好处，但却不损害任何人。这在公共政策领域几乎是不可能的。由帕雷托最优的困境产生了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福利经济学：政策选择要使净福利最大化。也就是说，一项政策即使使某些人受损，但如果总福利大于损失，这项政策就应该被采纳。成本-收益分析法的具体方法有净现值法、现值指数法、内含报酬法等。成本-收益分析法是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政策评估中常用的定量方法。趋势分析法、指数平滑法、回归分析法则是公共政策预测中常用的定量方法。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基础。定性分析法是对事物的质的规定性进行研究的一种科学方法。包括归纳分析法，演绎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结构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在公共政策领域，确认政策问题产生的原因要借助于因果分析法，对政策问题的实证分析要借助于归纳分析法和演绎分析法，对政策问题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要借助于结构分析法，对新旧政策问题的相似性进行分析要借助于比较分析法，对政策问题的性质的把握要借助于矛盾分析法。定性分析更适用于涉及社会、政治、价值、伦理和意识形态等难于定量的问题，定量分析则更适用于经济问题。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

六、理性分析方法、超理性分析方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在公共政策分析中，与理性方法相关的决策模型包括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有限理性决策模型、渐进决策模型和综合分析政策决策模型。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是以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经边沁、密尔等功利主义者发展，以及现代管理科学家的概括而形成的一种管理决策理论。完全理性决策模型认为，政策实施的结果就是使社会效益最大化。完全理性决策模型的限定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它要求决策过程中必须把决策行为视为具有一致价值判断的整体行为而非个体或群体行为。决策者有绝对的理性，具备完备的知识和信息，能穷尽所有备选方案并预测到所有结果。决策目标单一、明确和绝对。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具备一以贯之的价值偏好。决策过程中不考虑时间和其它政策资源的消耗。这些近乎完备的条件成为完全理性决策模型在实践中无法使用的原因。西蒙对完全理性决策模型进行了批判，指出了其局限性，提出了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型。它是依靠有限的资源和信息，通过不断的搜索，得出满意政策方案的决策方法。这种模型是以“令人满意的”准则去取代完全理性所主张的“最大化”准则，所以又称满意决策模型。满意决策寻求的不是最佳，而是次佳或“第二最适”。在实际决策中，有限理性决策模型重视的是可行性研究和成本与利益分析，但它更主要的是仅仅为决策者提供决策规则，这也成为其主要的缺陷。林德布洛姆在批判了理性决策的缺陷后提出了渐进决策模型。这一方法强调决策者的决策是从现行政策出发，只是对现行政策的调整。但渐进决策模型只适用于既有的相对简单的问题而不是将来要发生的复杂的问题，因而它在政治上追求的是安全的而不是具有冒险精神的措施，这样公共政策就变成了补救性措施而非创新性方案。德罗尔看到了理性决策模型在可行性问题上的局限和渐进决策模型的保守倾向，提出综合决策模型，试图将理性决策模型和渐进决策模型结合起来，并把两者的合理性加以延伸和综合。他认为现实的政策诉求可能是要求社会变革的，也可能是要求社会稳定的，因此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而R.M.克朗则认为应该把理性分析的科学和超理性分析的艺术结合起来[1]。克朗认为，超理性分析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判断、直觉、创造力、灵感、隐含的知识、信仰、洞察力、意志、超感交流和预见能力等。德热认为，超理性因素主要包括判断力的应用、创造性的发现、头脑风暴法和其它一些决策方法[2]。可见，超理性分析以主观判断为主，而这种主观判断应当建立在充足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之上。超理性不是非理性，非理性是建立在信息不完备基础之上的主观判断。因此，超理性分析可以定义为在充足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主观判断，也即建立在定量分析、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当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包含社会、政治、组织、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因素时，理性方法就难以解决问题，就必须采用超理性分析方法。超理性分析方法主要有：问题的主观识别方法、趋势的直觉预测方法、方案的灵感激发方法、决策的经验判断方法、结果的模糊评估方法。超理性分析受主观因素的影响特别大，为防止其可能导致的片面或极端情况的出现，应遵循以下基本要求：建立在定量分析基础之上；决策者具有足够的经验积累；政策过程能够排除明显的错误和缺陷；综合各种信息进行深入的分析；要考虑环境因素的变化。超理性分析方法特别适用于多元政策目标的分析，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有利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决策过程和政策特点。总之，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存在着包括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若干哲学方法，它们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比如，在进行利益分析的同时也必然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在进行系统分析的同时也必然进行矛盾分析，而超理性分析是建立在定量分析、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因此，它们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方法论体系，这些哲学方法对保证公共政策的科学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周建民 单位:苏州市职业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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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哲学基础规范会计理论实证会计理论实证主义证伪主义

一、有关的几个概念

1.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研究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实质是要研究会计方法论的基础，即会计领域认识论的基础。一般来说，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会计方法论，是从哲学角度对会计实践和会计理论进行审视。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会计学方法论的最高层次，也是最抽象的层次，对会计理论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会计学的哲学方法论是从会计理论的价值观、真理观的角度所考察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会计的实践活动或者说对会计理论研究对象的哲学思考、如何认识会计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不同的哲学方法论决定会计学者对会计理论的功能价值取向和从事会计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动机的认识不同。

2.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规范会计理论是一套关于会计“应该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通过一系列基本会计原则、会计准则的规范要求，从逻辑高度上概括或指明最优会计实务是什么，进而指导会计实务，实现会计实务的规范化。它一般包括采用归纳法形成的描述性理论和采用演绎法形成的指导性理论。

实证会计理论则是一套关于会计“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揭示出会计现象层面的规律，从而为解释现行会计实务和预测未来会计实务提供理论依据。

二、当代哲学观点的评述

1.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19世纪20年代末，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提出了实证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第一个打起了“科学的哲学”这个旗帜。孔德的实证哲学标榜实证精神，认为实证的知识是“现实的、有用的、确实的、相对的、正确的、建设的”。实证哲学是一种向人们提供实在、有用、建设性的作为人类知识的“最高属性”的知识的哲学，实证哲学的任务在于考察各科学的规律以及它们所利用的方法，并对它们加以综合，以便揭示一般规律和方法。实证主义者象休谟等人认为全部哲学都应以经验为基础，但这种经验应是按照实证自然科学的要求获得的，才能为科学所检验，从而才具有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之后，马赫主义发展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形成了第二代实证主义，其重要观点是提出了以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为基础的思维原则；后来实证主义又历经逻辑原子主义的发展，达到了实证主义的高峰———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原子主义认为了解任何主题的实质途径是分析，对某一事物不断进行分析，直至无可分析为止，那时所剩下的就是逻辑原子即构成事物的观念，用已知的实体的构造来代替未知实体的推论，是逻辑原子主义认识事物的主要观点。逻辑实证主义又叫逻辑经验主义，他们主张采用科学语言、数理逻辑和分析方法来建立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工具是现代逻辑，方法是剖析语言，原则是证实原则。他们要用这些原则来拒斥传统研究中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坚持只有数学和经验科学的命题才有意义，而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从实证主义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在实证主义的演变过程中，其目标即揭示世界的规律一直都没改变，其基本原则证实原则即所提出的规律需要经过经验证实的原则也一直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开始是“分析”，后来又加入逻辑规则。虽然实证主义强烈反对形而上学的演绎主义，即反对从没有实际经验内涵的先验概念出发来逻辑推理出相应的理论的做法，但是，它并不是彻底否定演绎主义，用实证主义基本思想从经验中得出理论这一过程往往要借助于演绎主义的精髓———演绎规则。实用主义发源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并在美国风行几十年，其代表人物有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在实用主义哲学中，经验概念是基本概念，一切认识来源于经验，以经验为限度，以经验为准。实用主义按其鼻祖皮尔士的话来说，它主要是一种信念，一种提出假设的方法，即通过探索，摆脱怀疑状态，达到确定信念。探索过程就是由怀疑到确定信念的过程。故它与实证主义是不同的。

2.证伪主义。科学哲学观以波普的证伪主义学说为分界，这之前是实证主义，之后是历史主义和科学实在论，证伪主义之后的科学哲学观侧重于历史考察的方法和构建理论方法的多样性的研究。证伪主义是对实证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否定，也是对传统归纳法一定程度上进行批判而得出的科学哲学观。证伪主义认为，全称命题不能从单称命题的堆积中推出，通过归纳做出的结论总可能是错的。因而所有理论实质上仅仅只是一种假说，其中必然潜藏错误，总有一天会遭到实践的反驳或证伪。正是这种证伪，使科学的理论不断前进，证伪并不是科学理论的缺点，恰恰是科学的理论与非科学的理论的根本区别所在。证伪主义否定了理论来自经验观察归纳的可能，而主张理论来自“自由创造、自由猜测、自由想象”，从观察到理论之间除了自由创造外，没有其它逻辑通路，这些创造往往由已有理论与新理论或新的经验之间矛盾激发。据此，波普提出的“科学知识的证伪主义模式”可以表述为：P1TTEEP2……，其中P1代表原来的问题，TT代表猜测假设，即试探性结论，EE代表排除错误，对TT反驳（证伪、否证），P2代表新问题，该模式被称为以猜测和假设来解决问题的一般模式。这一模式反映了科学活动中理论和经验的相互作用：理论总是在经验的检验中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真理总是在同谬误的交替循环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真值。拉卡托斯则把伪证主义区分为素朴的和精致的。素朴证伪主义是经验证伪，精致证伪主义则是用更进步的理论来证伪原来的理论。波普的证伪主义是素朴的证伪主义，拉卡托斯的方法论则是从波普的素朴证伪主义演变而来的精致证伪主义。拉卡托斯在《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指出，“对于素朴的证伪主义来说，理论是被一个与它冲突的观察陈述所证伪的；对于精致证伪主义来说，证伪的不是‘观察陈述’，而是一个比它更进步的理论。”波普的“科学知识证伪主义模式”第一次强调了人类的创造本能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环节的重要性，能动的猜想在科学理论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一切观察和实验都为一定思想所渗透，成为更加自觉的有目的的探索。实际上，从证伪主义的思想中我们不难发现，证伪主义继承了实证主义的主要原则———证实原则，虽然证伪主义一再强调假说来自自由创造，但是它却否定不了实际观察的经验或问题对自由创造的激发作用，因而留下了经验主义的痕迹。另一方面，证伪主义强调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动态轨迹，而实证主义只是反映了科学理论提出的静态过程。

三、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

1.基本哲学思想。从规范会计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规范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体现出早期的演绎主义和后来的实证主义的思想。面对20世纪30年代会计实务放任自流的混乱局面，规范会计理论企图从会计活动的规则中寻找“优良”的会计实务和概括理论概念，建立会计应当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以指导和规范会计实务。因此会计理论研究中必然蕴涵了会计“应当是什么”的值判断问题。具体说来就是会计理论研究要立足于对现有会计环境（包括经济、法律、道德等诸多方面因素）、会计惯例及报表使用者偏好的分析，从中抽象出一定的目标和价值判断，提出一套科学合理的衡量会计活动的标准，据此制定会计准则和分析处理会计问题，形成整套的会计规范理论。由此可见，规范会计理论是根据会计学者的个人经验所确定的会计目标和价值判断这些先验概念为起点，利用演绎规则展开推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会计业务的日趋复杂，为解决实务问题，强化会计理论结构的内在的逻辑性，规范会计理论又吸收了实证主义的思想，在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加入逻辑规则，利用数理逻辑的工具进行分析和论证，最终目的还是要揭示出会计实践活动自身的规律，以指导和规范会计实务的发展。规范会计理论中的理性思维部分是不可被证伪的，但它是在经验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的逻辑推理所证实的，因而是科学的。

在实证会计的研究过程中，要求有客观的经验调查，排斥非理性的、功利性的价值判断，在价值中立的基础上，确定假设和假定，选取大量样本检验假设的统计意义。而证伪主义正是认为科学理论所包含的只是单纯的经验内容，并对评价标准保持中立，即为价值中立。还需说明的是，实证会计不能证明假设的成立，而只能证明原假设不成立。瓦茨和齐默尔曼在《实证会计理论》中就明确指出，“我们无法证明假设是正确的，我们只能证明假设不成立。因而，这种理论强调的是对理论进行批判，并试图证明它们是错误的，而不试图证明它们是正确的。”这正是素朴的证伪主义思想。与此同时，实证会计理论又认为完美的理论是不存在的，瓦茨和齐默尔曼指出，“实际上，现存理论的系统性预测误差或异常现象经常导致崭新理论的发展与被采纳。”而这又是精致证伪主义的特征。所以说，实证会计理论的主要哲学基础是证伪主义思想，同时体现出实用主义的某些色彩。

2.基本研究方法。规范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从大的方面说可以分为演绎法和归纳法两种，其中以演绎法为主，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属于传统研究方法。演绎法是从一般的概念和原理推导出个别结论的思维方法。在规范会计理论研究中，以会计假设、目标等基本概念为出发点进行演绎推理，推导出能指导会计实务的原则、准则及相应的会计方法程序。演绎法的推导程序为：前提命题推导结论验证具体问题。演绎法推导的基本步骤可概括为：确定财务会计的目标或基本假设，或者指出一些要求财务报告或会计信息应符合的道德标准，再或说明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等；阐述目标、基本假设、道德标准或社会责任等对财务会计的指导作用；根据既定目标或基本假设等，推导出相关的基本原则和概念；以基本原则或概念来指导必要的会计准则；进一步规定具体的会计处理程序。归纳法则是通过对大量会计现象进行观察，然后加以分类，从中概括出有关概念的内在联系，再把它们组织或表述为会计理论。归纳法的基本步骤包括：观察与记录全部的观察结果；分析与分类记录结果；从观察到的关系中推导出会计的一般概念或原则；验证推导出的结论。即：观察分类概括验证。实证会计理论研究采用的是实证法，亦即确认假设，以事实、实际的情报、由观察数据所产生的相关关系等为对象，经过实验而求得相对或近似正确性的一种研究方法。实证研究的一般步骤包括：设计并进行观察和实验；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对实验和观察结果作系统整理和计量分析；概括和归纳计量分析结果；以逻辑和数学分析方法演绎出研究结论；理论注释和建立模型；检验研究的命题或理论，得出接受、或修改的结论。

四、比较分析与发展趋势

20世纪70年代之前，规范会计理论在西方会计理论界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后来，随着会计研究中实证性倾向的出现，这一格局被打破。由于实证会计理论获得了正统经济学所提供的实证性思想观念支持，经过发展，现今已跃居主流地位，而传统的规范会计理论则影响渐弱。

1.哲学基础比较。从两者的哲学基础的角度看，两大会计理论均有其存在意义。我们知道，任何哲学思潮从兴起到体现于具体科学中，存在时间滞后效应。目前，实证会计理论欣欣向荣，但其方法论本身已在科学哲学领域面临巨大冲击，这种冲击主要来自于历史主义哲学观。实证会计理论的基本方法论的主要内容是证伪主义，这种哲学观认为科学理论所包含的只是单纯的经验内容，并对评价标准保持中立（亦称“价值中立”）。但60至70年代兴起的历史主义哲学观则对此持有截然不同的见解，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库恩（T.Kuhn）强调指出，理论系统或“范式”包括有规范或评价的成分，理论系统不仅仅包括经验内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把正确科学实践的评价标准合并在内。因而我们可以说，事实与价值难以分离，即便是自然科学，亦无法摆脱社会和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建立在真正客观的事实和感性经验基础上（这一点已为西方很多科学哲学家所承认，只是就其影响程度尚存有不同看法）。既然自然科学都是如此，遑论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在考虑和分析社会现象时，更要关注作为现象基础的社会因素和人类心理因素，从而必然要受到存在于不同社会中的不同道德伦理观念以及个人主观价值判断的影响和制约。就此而言，应该说，规范理论的规范性才是现实的，而实证理论的实证性反而是不完全的和近似的。当然，我们无意据此否认实证理论应有的地位，逻辑主义哲学观和历史主义哲学观各有其适用性，后者并不能排斥前者的合理存在，况且科学哲学界目前也倡导方法论的多元化；不管实证理论的实证性是否是完全的，但其思路至少是可取的，也确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理论的客观性。不仅如此，而且在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欧肯看来，实证分析亦是得出规范经济理论的必由之路。欧肯认为，社会科学有两方面任务，一为不带偏见地研究现实；二为提出政策主张以实际地解决经济问题。经济学作为“经邦济世”之学，应以第二个任务为目的，此则意味着，经济学在最终服务于政策制定时，不可避免的要有价值判断介入。但与此同时，欧肯又指出，经济学家要完成第二个任务，又须首先摆脱经济政策上的愿望，致力于完成第一个任务。换言之，只有建立在实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规范性经济政策才更具科学合理性。再看会计理论，科学哲学所受的震荡，最终必将体现到会计理论研究当中。据此推论，规范会计理论与实证会计理论均有其价值，不可厚此薄彼。

2.发展趋势分析。从会计研究的发展趋势看，两大会计理论之间的关系正发生微妙的变化，出现了一种相互结合、相得益彰的趋势。经过多年来全面深入的理论论争，西方会计学术界对于两大理论的一些模糊认识基本得以廓清，看法也日趋客观全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会计学者开始平心静气地评价两大会计理论。他们认为，就规范会计理论而言，它缺乏严格的事实检验，此为其弊；然其力图找出较佳的会计规则和较优会计程序和方法的思路是可取的，有利于优化和发展会计实务，并满足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资本流动对会计信息质量所提出的要求。尤其是近年来，会计概念框架的建立，为分析评估和指导会计准则提供了一个“规范性”基础，有利于抵制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这无疑使规范会计理论的实践性和有用性大为提高。就实证会计理论而言，它奠立于观察和实验而得的大量事实、数据基础上，业经严格的经验验证，而且由于研究过程中数量模式的引进，使其在定量化和精确化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与当代经济科学发展的大方向趋同，颇有可取之处；而且，它对西方会计理论的发展也影响颇大，开辟了研究新思路，调整了会计研究方向，拓宽了会计研究领域，在资本市场研究和行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大大丰富了会计理论的内容。但实证会计理论亦有其弊，认为“存在的便是合理的”，无疑会堵塞会计发展道路，使会计实务重返自由放任状态。

五、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两大会计理论各有其优缺点，偏废任何一种均非上策。理想的选择应该是消解两者之间的对峙状态，承认彼此的存在价值，并促成两者实现一定程度的结论。那么，这种结合应以何种方式进行呢？它或可理解为是认知过程中各有侧重的两个阶段先后承继、相辅相成，从而促成事实性、描述性论述向规范性、伦理性见解的过渡。在会计理论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首先应尽可能地排除价值判断，侧重于通过实证性或近似实证性研究，力求客观地揭示会计现象及其外部联系；而后，在此基础上，以指导会计准则的制订为已任，侧重于树立合宜的价值判断标准，通过理性思维构建规范会计理论。这些规范会计理论在形成之后，又须在应用中不断接受经验检验，以获得新的突破和发展。在此过程中，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得以综合运用，既确保了会计理论构建的逻辑相关性和紧密性，又为会计理论的真理性和精确性提供了检验依据，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在上述相互结合的理想模式中，两大会计理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宜有所偏废。

参考文献：

1.黄少安。经济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南京社会科学，1994（3）

2.A.C.利特尔顿著。林志军，黄世忠译。会计理论结构。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篇10

[关键词]教育研究设计；教育研究工程；教育研究原理：信息视野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08(2010)01－0043－06

当前的教育研究正以科学研究为实证基础，以学科综合。为背景，并立足自身的特点，与脑科学、生态学、信息系统理论、情意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统计测量学等多学科交叉发展。在当前教育信息化时代，又逐渐以信息为主线而贯穿起来，为更好地揭示人类教育规律、促进人类教育而发展着。

教育研究设计则是教育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其理论基础也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有计划策略说，定性定量说，创新性、系统性、控制性等基本特征说，过程环节说，等等。本文则将透视这些理论基础，紧扣当前教育信息化时代背景，从信息视野视角，即基于信息视野教育研究原理对教育研究设计进行系统地思考，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研究探讨。

一、信息视野中的教育研究本质、教育研究原理

若从信息的视角，教育研究的本质乃是一个信息系统，即“教育研究是教育研究者与教育系统之间，教育研究内容以教育研究方法通过教育研究媒体进行交互的系统。可称之为信息视野中的教育研究本质。其中教育研究者、教育系统、教育研究内容、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研究媒体、(教育研究)交互六要素可不断迭代深入而扩展出教育研究原理，可称之为信息视野教育研究原理。信息视野教育研究原理，是人们从信息视野探究具体教育研究问题的理论基石，是一个可伸缩的理论系统，其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从中可发现信息视野教育研究原理与信息视野教育原理。是紧密联系的。

从图1中的“教育研究内容”要素可看出，教育研究的本质乃是教育创新(图1中教育创新又迭代深入为教育哲学创新、教育情意创新、教育科学创新、教育技术创新、教育实践创新五层次，并可不断迭代深入，将在后续结合具体案例阐述)。如果人类只教育，而不做教育研究，人类教育至多只能保持不会退步的延续，但不会有创新，不会有进步发展。如果人类既教育又做教育研究，那么人类教育将不断延续，创新，再延续，再创新……从而不断进步发展。所以教育研究是人类不可或缺的。

二、信息视野中的教育研究设计观

辩证论告诉我们，图1所示的教育研究系统，就如任何其他系统那样，是随时间流逝、变化、发展的，是绝对运动变化过程与相对静止稳定状态的统一，可如图2所示。教育研究系统的绝对运动变化过程，要求我们认识和改造教育研究系统时，必须将教育研究系统的整个动态过程考虑其中，而不能静态地看待它；而教育研究系统的相对静止稳定状态又要求我们要从其绝对运动变化过程中寻找出各个关键的理想状态点(就如图2中所示的各个时间点)去认识和改造，以免陷入无从下手的泥沼。

认识论告诉我们。图1所示的教育研究系统以及图2所示的教育研究系统过程与状态，就如同任何其他系统那样，是自身的客观物质性与人们对其的主观意识性的统一。教育研究系统客观物质决定人们的教育研究主观意识，人们的教育研究主观意识反过来又能动地认识、改造教育研究客观物质。人们在教育研究主观意识中，以教育研究原理为基础指导，最优化地认识和改造具体的教育研究系统、实现具体需求的完整活动过程又称为教育研究系统工程(也常简称为教育研究工程)。教育研究系统工程一般又分为五个环节：教育研究系统设计或简称为教育研究设计(例如，设计教育研究方案，等等)、教育研究系统开发或简称为教育研究开发(例如，依据教育研究设计环节的方案开发研究模型，等等)、教育研究系统实施或简称为教育研究实施(例如，依据教育研究设计环节的研究方案、利用教育研究开发环节开发的研究模型，实施教育研究，等等)、教育研究系统管理或简称为教育研究管理(例如，对教育研究方案、教育研究模型、教育研究实施等进行管理，等等)、教育研究系统评价或简称为教育研究评价(例如，对教育研究效果进行评判，等等)。并以教育研究系统分析或简称为教育研究分析，作为教育研究客观系统与教育研究系统工程之间接口。以上总共六个环节可如图3所示。必须强调的是，教育研究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系统开发、系统实施、系统管理、系统评价六个环节，每一环节都必须将图2所示的教育研究系统完整过程考虑一遍。

根据图3中所示，教育研究系统工程以教育研究系统分析为接口，而教育研究系统工程五环节中，教育研究系统设计是首要环节，必须综合考虑图1所示教育研究系统的六个要素(教育研究者、教育系统、教育研究内容、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研究媒体、教育研究交互)和后续的开发、实施、管理、评价四环节，为整个教育研究系统绘制蓝图，而不是简单预测，这正是当前基于设计的研究(Design－Based Research)逐渐替代预测性研究(Predictive Research)的缘由，体现了教育研究设计在整个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这与AECT94“教学技术”定义：“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is the theory and practme ofdesign，development，utilization，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ofprocesses and resources for learning，即：教学技术是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中所隐含的工程观也是吻合的，也就是说AECT94"教学技术”也是从工程的角度进行定义的，体现了教育研究工程与教育技术工程、教育工程，乃至其他任何领域工程的互相联系)。

三、信息视野中的教育研究设计案例――“信息视野中的教育研究原理探新”研究设计

上面概述了信息视野教育研究原理基本框架，并推导出教育研究设计的缘由。但理论辨析并非最终目的，而应该将其应用于实践并检验其发展。下面以本文所涉及的“信息视野中的教育研究原理探新”这一教育研究设计作为案例，进行教育研究分析，然后推导出设计结果概要如表2所示。

(一)本案例的教育研究系统分析

1.“教育研究内容”、“教育研究方法”二要素分析

(1)图1所示的信息视野教育研究原理中的“教育研究内容”、“教育研究方法”要素认为：教育研究内容是教育研究系统中教育研究信息的意义，教育研究方法是教育研究系统中教育研究信息处理的手段。教育研究内容与教育研究方法是互相联系的，也就是说一定的教育研究内容具有相应的教育研究方法。

对于教育研究内容，如图1中所示，整个教育研究内容体系是教育实践创新、教育技术创新、教育科学刨新、教育情意创新、教育哲学创新五个层次的统一，各层次又可不断迭代深入直到满足教育研究实践需求为止。例如，教育实践创新迭代深人为生物实验、物理实验、化学实验、数学计算、计算机实验的教育创新，等等；教育技术创新迭代深人为生物技术、物理技术、化学技术、数学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等的教育创新，等等；教育科学创新迭代深人为生物、物理、化学、数学、信息系统理论等的教育创新，等等；教育情意创新迭代深人为情感、态度、兴趣、审美、价值观、品德的教育创新，等等；教育哲学创新迭代深入为唯物论、辨证论，认识论的教育创新，等等。

对于教育研究内容五层次，教育实践创新一教育技术创新一教育科学创新一教育情意创新一教育哲学创新，自下向上不断抽象、升华，思辨性、价值判断性、定性、宏观规律性、人性、社会性、人文艺术性、主观建构性逐渐增强；反之，自上向下不断具体、指导，实证性、事实判断性、定量性、微观技巧性、物性、自然性、科学技术性、客观反映性逐渐增强。这与当前教育研究的内容领域越来越体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是一致的，和当前教育研究强调学科交融的思潮也是吻合的。

上述五个教育研究内容层次若与习俗上的教育基础研究、教育应用研究、教育开发研究相比较，可发现教育哲学创新、教育情意创新、教育科学创新与教育基础研究比较匹配；教育技术创新与教育应用研究比较匹配；教育实践创新与教育开发研究比较匹配。

对于教育研究方法，则是与教育研究内容紧密联系的，如图1中所示，整个教育研究方法体系是教育研究实践方法、教育研究技术方法、教育研究科学方法、教育研究情意方法、教育研究哲学方法五个层次的统一，各层次又可不断迭代深人直到满足教育研究实践需求为止。例如，教育研究实践方法以教育研究者对所研究的教育系统，进行教育研究实验、测量、调查、内容分析等为主导方法；教育研究技术方法以教育研究者基于所研究的教育系统，运用信息技术、开发研究模型等为主导方法；教育研究科学方法以教育研究者对所研究的教育系统，运用逻辑推导定性方法、数理统计等定量方法为主导方法；教育研究情意方法以教育研究者与所研究的教育系统中的教育者、学习者之间，进行情意交流等为主导方法：教育研究哲学方法以教育研究者对所研究的教育系统，进行主体思辨等为主导方法。

对于教育研究方法五层次，教育研究实践方法一教育研究技术方法一教育研究科学方法一教育研究情意方法一教育研究哲学方法，自下向上不断抽象、升华，思辨性、价值判断性、定性性、宏观规律性、人性、社会性、人文艺术性、主观建构性逐渐增强；反之，自上向下不断具体、指导，实证性、事实判断性、定量性、微观技巧性、物性、自然性、科学技术性、客观反映性逐渐增强。这与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2009年会主题“完整知识体系与学科联合的教育研究(Disciplined InquiryEducation Research in the Circle of Knowledge)”和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2009年会主题“以整合方法迎接挑战(Integrative Approaches：Meeting Chanenges)”是相吻合的。

(2)本案例的“教育研究内容”、“教育研究方法”二要素分析：本案例“信息视野中的教育研究原理探新”研究内容属于教育科学创新层次的教育原理基本理论创新的内容(对应于习俗上的教育基础研究)，但又必须坚持教育实践创新、教育技术创新、教育科学创新、教育情意创新、教育哲学创新的统一。教育研究方法与教育研究内容紧密联系，所以本案例的教育研究方法应该以教育研究科学方法为主导(即教育研究者运用逻辑推导定性方法、数理统计等定量方法探究所研究的教育系统)，并坚持教育研究实践方法、教育研究技术方法、教育研究科学方法、教育研究情意方法、教育研究哲学方法的统一。

2.“教育研究媒体”要素分析

(1)图1所示的信息视野教育研究原理的“教育研究媒体”要素认为：教育研究媒体是教育研究系统中教育研究信息的载体。’，习俗上可根据人体的五种感觉器官划分，如图l中“教育研究媒体”要素所示，可划分为视觉媒体、听觉媒体、触觉媒体、味觉媒体、嗅觉媒体。其中，视觉媒体根据计算机处理特点可分为文本、图像、视频、二维图形动画、三维图形动画等，可通过煤体1二具系统掌握这些媒体，如通过Word、Photoshop、Premiere、Expression Web、Maya、Audition、Cakewalk分别掌握文本、图像、视频、二维图形动画、三维图形动画、波形音频、Midi器乐媒体技术，将非常有助于教育研究者教育研究能力的提高。

各媒体各有其适用场台和优缺点(例如文本语义精确但抽象，图像形象但可想性大，三维动画最能表达真实世界但制作成本高，等等)。某一具体的教育研究交互时刻，应该具有一个理想的教育研究媒体。例如，通过内容分析法获取所研究的教育系统的信息时，将以文本媒体为主导；运用教育人类学方法进行教育研究时，将以视频、音频媒体记录所研究的教育系统的发展过程为主导，生物、化学学科教育研究时可能使用到嗅觉、触觉、味觉媒体，等等。

(2)本案例的“教育研究媒体”要素分析：本案例主要运用到视觉媒体(对所研究的教育系统进行内容分析时运用到文本媒体、以图1等所示的框架图描述信息视野教育研究原理时使用到图像、图形媒体)，同时需要将视觉媒体、听觉媒体、触觉媒体、嗅觉媒体、味觉媒体结合到各学科教育研究中进行全面思考。

3.“教育研究交互”要素分析

(1)图1所示的信息视野教育研究原理的“教育研究交互”要素认为：教育研究交互指教育研究系统中教育研究者与教育系统之间教育研究信息的传播与反馈，是包含一个或多个瞬间操作的过程。如图1中“(教育研究)交互”要素所示，教育研究信息交互方式可分为：①适应互。适应互是指教育系统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响应教育研究者的信息(例如，在对学习效果的研究中，如果研究者期望增加学习者的学习时间，被研究的教育系统中的学习者就增加学习时间，并继续研究进程，期待最后研究结果)。②非适应互。非适应互是指教育系统在研究过程中不响应教育研究者的信息(例如，在对学习效果的研究中，如果研究者期望增加学习者的学习时间，但被研究的教育系统中的学习者并没有增加学习时间，并继续研究进程，期待最后研究结果)。

(2)本案例的“教育研究交互”要素分析：综合运用适应互与非适应互。

4.“教育研究者”、“教育系统”二要素分析

(1)图1所示的信息视野教育研究原理的“教育研究者”、“教育系统”二要素认为：如图1中“教育研究者”、“教育系统”要素所示，教育研究者是从事教育研究的主体人，教育

系统是教育研究者的研究对象。教育系统含有教育者、学习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媒体、教育交互六个要素。六要素一般转化为图1中所示的教育研究内容要素的五层次被教育研究者探讨。

教育研究者与教育系统是教育研究系统中信息交互的双方。教育研究者是信息交互的主导、教育系统是信息交互的主体，教育研究者以教育系统为研究对象(所以教育研究必须以人为本，以教育系统为中心)。同时，教育研究者、教育系统各自与环境交互信息。

(2)本案例的“教育研究者”、“教育系统”要素分析：本案例中的教育研究者能全面把握自己、教育系统、教育研究内容、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研究媒体、教育研究交互六要素实施教育研究，具备较全面的、信息化的教育研究能力，适合开展该研究项目。

本案例中所研究的教育系统是最宏观层次的教育系统，并体现为“信息视野教育研究原理”这一研究内容，还可从如下几方面进一步深人分析：①研究目的、价值：该研究项目响应当前的教育信息化时代背景，期望构建“信息视野教育研究原理”，以促进教育信息化时代人们认识和改造教育研究的发展，是传统教育研究原理创新与互补，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②研究假设、研究变量及其值：本研究的研究假设、研究变量及其值归纳如表1所示。设置研究假设、研究变量及其值便于实现定性与定量统一的教育研究。

(二)本教育研究案例的设计结果概要(研案)

上述对“信息视野中的教育研究原理探新”教育研究进行客观分析之后，即可根据客观分析进行教育研究设计，本案例的研究设计结果(研案)概要如表2所示。

前面已述及，教育研究设计需要将图2所示的整个教育研究系统过程考虑其中，所以表2中以教育研究进程为主线，显然进程度划分得越细，该教育研究设计就越精确，但同时也越复杂，开销越大，本案例根据具体需求寻找合适的理想状态点划分进程度。沿着该教育研究进程，然后将教育研究系统的教育研究者、(被研究的)教育系统、教育研究内容、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研究媒体、教育研究交互六要素体现其中。基于该教育研究设计，然后可进入后续的开发(如开发研究模型、框架图等)、实施(如实施教育研究等)、管理(如教育研究设计方案：教育研究模型、教育研究实施的管理等)、评价(如教育研究效果评价反思等)四个环节，完成一次迭代，并不断向

四、结语

教育研究设计是教育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当前教育研究设计理论呈现多元化发展，本文紧扣当前教育信息化时代背景，从信息视野，即基于信息视野教育研究原理，对教育研究设计理论与实践进行研究，提出了信息视野的教育研究设计观。信息视野的教育研究设计以人为本，以教育系统为中心，以教育研究者、教育系统、教育研究内容、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研究媒体、教育研究交互六要素不断迭代深入为主线地探究教育研究，是各种教育研究设计理论的互补与重构，是当前信息化时代认识和改造教育研究设计的优化，也是教育研究设计规律美、思辨美的体现。期望为教育信息化时代教育研究设计及其相关理论提供一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