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基本范畴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哲学的基本范畴，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通常我们所说的国民经济学，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长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大体经历了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国民经济学三个阶段。

重商主义是封建社会晚期流行于欧洲的一种经济思想，它的基本观点是财富就是货币，由于国内贸易不会导致货币量的增加，所以只有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才能增加一国的货币财富。

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银，而是维持生活的各种物品，该学派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第一次确认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客观规律，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

“国民经济学”是当时德国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称作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概念。

从方法论上说，国民经济学家从感性事实出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经济学家的这种方法也导致这样的结果：经济学成了“只不过是一大堆杂乱地放在一起的、附有启发性例证的最正确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附有有益的意见的统计学的天才研究” 。概念之间缺少联系，理论和现实之间严重脱节，在指出国民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后，马克思进一步从人本主义哲学的视角批评国民经济学家“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这说明国民经济学通过李嘉图的抽象获得科学性的同时也使得经济学丧失了哲学传统——对人的关注。所以，马克思的批判实际上指出了国民经济学在理论中将“人”抽象的不合理性。

概念构成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如果这门学科在与现实的联系中出现了错误，可以肯定构成这门学科的概念一定出了问题。因此，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是从其基本概念开始的。

一、工资

马克思首先分析的是工资。斯密认为，本来“劳动的产品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工资”，但在资本积累之后“工人的普通工资，到处都取决于劳资两方所定的契约”；工资决定了劳动者的处境，“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乐。在社会静止状态下，境遇是艰难的；在退步状态下，是困苦的”。 那么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国民经济学家一方面承认价值全部由劳动创造而另一方面有说价值的创造者（工人）只能得到“……最低工资” ？事实真的像斯密说的在社会财富增长本文由收集整理的时候，工人的生活会变好？马克思指出“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斗争”。 而且“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 ，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 这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资本家掌握资本进而掌握了劳动必须的生产资料，所以工人不得不沦为商品在市场上寻找买家，所以“……，吃亏的首先是工人” 。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分析社会可能处于的三种状态，指出事实不像斯密描绘的那样当社会财富增长时，劳动者的生活会变好；而是无论社会“退步”、“进步”、“静止”三种状态的哪一种状态下，工人的结局都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 在逐条分析了国民经济学家关于工资的内在矛盾后，马克思指出斯密的根本缺陷就是在经济理论中工人被“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实际上为后面提出异化劳动打下了理论基础。

二、资本和资本利润

马克思首先总结了国民经济学家的规定，接着指出了资本的实质，“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而且，“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做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那么利润到底从什么地方来？“资本家是双重获利：第一，通过分工；第二，一般地通过对自然产品加工时人的劳动的增加，……” 。

积累和竞争是国民经济学衡量社会经济状态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志。在他们的理论中从来都是寄希望于加强竞争而避免垄断的出现。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竞争真的能避免垄断吗？马克思提出“许多资本”这一范畴，并认为竞争的结果就是“资本和地产掌握在同一个人手中，……而资本间的竞争日益减少。”多奇妙的论证！竞争在现实的过程中走向了自身的反面——积累！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已经从资本间的竞争看到了资本积累的最终结果，甚至得出了关于垄断内涵的结论。

三、地租

地租概念是国民经济学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它反映着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关系。马克思着眼于阶级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地租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私有财产的统治从土地占有开始，中世纪的俗语“没有无主的土地”被资本主义社会的 “金钱没有主人”所代替，结果就是“大地产进一步集中”，并且“这种竞争还会使大部分地产落入资本家手中，……同样，一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同时也成为工业家。”“因此，最终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以致在居民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

篇2

Practical Paradigm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Internal Value

Su Zhenwu

（宝鸡文理学院，宝鸡 721007）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Baoji 721007，China）

摘要： 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赋予实践以新的科学内涵，以实践范畴为核心与灵魂，开辟了马克思哲学的全新视域，促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超越，蕴涵着马克思哲学追求真善美相统一的价值意境。

Abstract： Marxist philosophy is the practical materialism. To give practice the new scientific connotation, taking practical paradigm as the core and soul, this paper opens up a new horiz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promotes Marxist history overstep of philosophy, and implies the Marxists value of the pursuit of the unity of the true, the good and the beautiful.

关键词： 马克思哲学 实践范畴 价值意蕴

Key words： Marxist philosophy; practical paradigm; internal value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5-0310-02

0引言

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争论是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承认实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是哲学的特质所在，并因此而将马克思哲学称作实践的唯物主义。这是因为，实践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获得了新的内涵，开辟了马克思哲学的全新视域，促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超越，蕴涵着马克思哲学追求真善美相统一的价值意境。

1实践内涵的科学界定与地位飙升

在马克思哲学中，实践范畴第一次被赋予了新的科学内涵，并被提升到哲学理论的基础性地位。

在马克思哲学产生以前，哲学家们对于实践也有论述。最初是把实践理解为与目的和知相对应的“实行”和“践履”，看作贯彻目的的行动，实现知的行为，仅限于修身养性的德性活动。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经过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阐述，深化了对实践的理解，特别是黑格尔已经把实践理解为主观改造客观对象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费尔巴哈则把实践理解为与人的生活相联系的物质性活动。当然，这两种实践观是相互对立的，黑格尔按照唯心论观点把实践理解为富有创造性的精神活动，抽象的发展了实践的能动性；费尔巴哈按照直观唯物论观点把实践理解为同动物活动没有区别的物质性活动，片面的发展了实践的物质性。而离开人的劳动生产活动去理解实践，则是唯心论者和旧唯物论者不能把实践的能动性和物质性统一起来的根本原因。

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劳动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既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具有物质性，又体现着人的能动的创造性本质，具有创造性，从而将实践的物质性和能动性辩证统一起来，赋予了实践以新的内涵。正是这种能动性、创造性和社会历史性相统一的实践活动，使人把自己从动物界区分出来，创造出了人之为人的一切本质特征。因此，实践是人所特有的本质活动，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性存在。在马克思哲学看来，实践作为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不仅是把人同动物区分开来，建立人与自然之间高度统一和联系的基础与纽带，也是把人与人结合起来，建立社会联系和形成社会统一整体的基础与纽带，还是实现物质与观念相互转化，连接和沟通主客体关系的基础与纽带。

在马克思哲学看来，实践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过程，是人遵循客观规律，按照自己的目的，通过创造性的活动去占有自然对象的过程。人的实践活动既体现着自然界对人的制约性，具有合规律性，又体现着人改变对象世界的原有状态，使其满足人的需要的主观需求，具有合目的性，是一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活动。这种全新的实践观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实现了根本转变：从感性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对象、现实和事物。

新实践观使实践从哲学的一般概念飙升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实践的观点成为哲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马克思哲学的特质所在。

2实践范畴实现了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超越

实践之所以被看作马克思哲学的核心与灵魂，是因为以实践概念为基础，马克思哲学以独特的方式科学的解决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自然观与历史观、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辩证统一，促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超越。

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上，近代唯物论者和唯心论者也是各执一端。近代唯物主义试图以感觉经验为基础去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但由于其将人的本质归结为肉体感受性，执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否认人的能动性，否认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否认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矛盾运动，完全抛弃了辩证法，因而必然陷入认识论上的怀疑论和历史观中人与环境关系上的二律背反等理论困境，反而走向思维和存在的对立，朴素唯物论所包含的辩证法萌芽在这里丧失殆尽，与此相反，近代唯心论者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则以一种抽象的形式发展了辩证法，把辩证法理解为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矛盾对立并最终走向扬弃对立即否定之否定的历史性的运动过程，但这种辩证法又仅仅是一种局限于精神领域的思维范畴的能动作用，即“意识对它自身所实行的这种辩证运动”，最终还是解决不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或者说，旧唯物主义的感觉经验概念单纯的是一种受动性原则，唯心主义的精神经验概念单纯的是一种抽象的能动性原则，二者站在相互对立的立场，都不理解人与外部自然界的否定性关系是一种客观现实活动，都把经验囿于一种主体内部状态，都因缺乏一种沟通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中介而不可能真正合理的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哲学把实践理解为一种集物质性和能动性于一体的客观活动和现实存在，从而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缺陷，合理的解决了思维与存在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主体内部状态，而且直接就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样，思维与存在就辩证的、现实的统一于物质实践，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由于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能以其本身的直接证明而令人信服的驳斥旧唯物主义的怀疑论，使所谓“人是环境的产物”和“意见支配世界”的二律背反，转化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的辩证命题，人和社会环境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黑格尔那种抽象的精神运动的主体便被转换成“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绝对精神的运动便被转换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运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解决也就被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的相互作用的过程，辩证法就被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正是以实践观念为现实基础，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这两种世界观的有机统一，形成了一种新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奠定了整个马克思哲学的逻辑前提。

由于旧唯物主义者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脱离了人的实践活动，因而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自然就被视为纯粹客观自在的东西，人类活动本身及其所构成的社会历史就被视为纯粹主观的东西，从而导致了自然观上的唯物论和历史观上的唯心论及其分离。马克思哲学把实践理解为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社会历史就是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这就说明了人类历史在本质上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历史，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现实历史过程，从而逻辑必然的将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实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有机统一，以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唯物主义彻底化和完备化，把唯心史观从最后的避难所赶了出去。

在马克思哲学那里，实践既是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具有本体论意义，又是人类认识活动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人的认识不是对外部世界的静观和纯粹理性活动，而是实践过程的一个环节和内化。实践是以物质工具为中介对对象世界的实际的把握，认识是以语言符号为中介对对象世界的观念的把握，这两种活动是互为前提彼此一致的。这样，马克思哲学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既阐述了作为本体论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也建立了自己的认识论，从而使认识论与本体论达成了统一。

正是基于实践范畴，构成了一个唯物论与辩证法、自然关于历史观、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统一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才促成了马克思哲学对传统哲学的历史超越。

3实践功能蕴含着马克思哲学的价值意蕴

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与灵魂，实践范畴的功能发挥又蕴含着马克思哲学追求真善美相统一的价值意蕴，彰显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强烈的终极人文关怀。

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发挥哲学的批判功能和实践功能。哲学的创立，并不是为了构建一种哲学理论体系，而是出于工人运动的现实需要和人类解放的长远需要。具体讲，就是为了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从哲学层面上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和历史发展进程进行科学考察和反思批判，为无产阶级提供变革现实的理论武器。在马克思看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当然是重要的，但是认识和解释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是应用于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在整个哲学史上，马克思第一次理顺了理论与实践、思想与生活的关系，实现了从单纯“解释世界”到“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有机融合的根本转向，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视域。这是马克思哲学在功能上的一种革命和超越，是马克思哲学优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所在。从中可见，发挥哲学的实践指导功能，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恰恰是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特质所蕴含的价值指向。

追求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实质上是在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体现出马克思哲学对人的现实存在和终极存在是一种双重关怀。为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是马克思哲学的一种现实追求。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哲学始终把现时代的发展置于人类历史的发展之中来考察，把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包含于人类的解放事业之中，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基于实践范畴，马克思哲学把人的生存与发展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和现实世界理解为历史活动中的生成和发展，认为人的生活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存在方式，人的生存总是不能满足于现状，总是要根据自己的理想不断地改变现状，以满足人不断发展的需求，人与对象的关系始终是一种否定性关系。这就明显地呈现出人的实践过程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相统一的特征，透射出一种集真善美为一体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恰恰彰显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83.

[2]高清海.马克思对“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历史性变革[J].现代哲学，2002，（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63-164.

篇3

关键词：中国美学；中国音乐美学；系统性；思维能力

1发掘、展示和重新阐释在音乐美学的基本问题

上有着较为深刻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人类文明由来已久，历史的厚重推演人类文明的进步。历史感是人类思想意识中的一种重要品质，它能唤醒历史使其在古今关系中绽放光芒。当代美学思想家叶朗在其《美学理论》《中国美学史大纲》等著作中提出的系统理论和所作的系统性论述是在学科理论建设的统摄下所作的古今通释。叶朗在其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借唐代思想家柳宗元重要命题：“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阐述的“美”不是一种实体化的，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美”与审美活动互不分离；又借马祖道一“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固有。”阐明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纯粹主观的“美”；借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意象世界是由人的意识照亮和唤醒世界万物形成的一个充满意蕴的美的世界。认为意象世界是在审美活动中产生，审美活动与意象世界是不能脱离而存在的，美感活动产生美，表明美与美感的同一。审美活动作为美学研究对象为美学学科理论发展和建设明确了学科研究的对象，作为对象的审美活动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审美活动不是认识活动而是体验活动，它的核心是以审美意象为对象的人生体验。其把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这些思想加以展示并加以重新阐释，发掘中国传统美学在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上的深刻内容，并着力与西方现当代美学中的一些思想相融，在美学核心理论问题上认为“天人合一”是研究“美”的问题的模式，在审美中人与世界相融合一。而主客二分的模式是人与世界的外在关系模式，主客二分不应是审美研究所依照的模式，是认识论模式。在其美学学科理论的建构中，其在美学理论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审美意象是中国美学的情景相融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感性的，具有完整意蕴的，充满情趣的世界，是人与万物一体的生活世界，是在审美活动中生成，在审美的愉悦中产生的美感。美学界对美学史的研究着眼于历史中的美学概念、范畴和命题及其产生、发展、转化的历史，其美学史研究推进美学学科理论建设，在其美学学科理论的建设中，善于发掘中国传统美学在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上的深刻内容，并与西方现当代美学中的一些思想相融，建立中国美学的学科理论体系。概念、范畴和命题在音乐美学史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产生、发展、转化所构成的历史形成了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国音乐美学史以它们的产生、发展、转化为研究对象。这些闪耀着思想光辉的范畴、命题、思想体系必然长久启迪学科发展研究。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研究应以敏锐的视角发掘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中的一系列核心概念、范畴和命题，使得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研究在这些核心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上予以充分展开。而如何展示及其明确处理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中的一系列核心概念、范畴和命题，思考音乐美学基本原理与基本问题，把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中的有着较为深刻的思想与音乐美学基本问题、基本原理相联系，充分发掘其思想的深刻性，使这些深刻的思想在音乐美学基本问题上，在音乐美学学科理论建设上予以展开。这种展开会在一系列音乐美学基本问题上观照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解决的。带着学科发展的历史使命研究历史上的音乐美学思想理论，用学科研究方式重新予以显现，在其基础上研究体系化的音乐美学基本问题，明确音乐美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课题，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体系化的中国音乐美学学科思想理论。当然，“白马是马”与“白马非马”相斥的窘境我们在对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研究中也会碰到。为了正确处理音乐美学史研究中的古今互用关系问题，立足音乐美学学科理论发展，阐释历代音乐美学思想进行古今融合，让古今视界在音乐美学科学理论体系的高度上达到融合。

篇4

在哲学史上，一种新的研究视野的确立必然带来哲学问题的更新。这一点也适用于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过程和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考察哲学中国化，其研究的问题总是围绕哲学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关系展开的；而从世界哲学发展考察哲学中国化，其研究的问题却要围绕中国哲学形态的研究而展开。前者旨在解决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后者旨在解决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应该说，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缺一不可。没有前者，中国哲学的发展就失去了活水源头；没有后者，中国哲学在面对现实时，就缺乏足够的理论解释力度。鉴于我国的研究普遍重前者而轻后者，在此我们着重论述后一方面的问题。

世界哲学的发展图景是与哲学世界化的特点和历史进程相联系的。哲学世界化不同于全球化的一个根本特点，就在于是以民族化为基础。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它是以单一的资本主义化为前提的，本质上是反对民族化、多元化的。而哲学世界化则以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为前提，强调各民族文化的合理性和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本质上是主张民族化和多元化的。由于强调民族化和多元化，哲学世界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冲突和交融，从而形成了世界哲学错综复杂的横向联系。除此之外，哲学还随着世界历史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自身的提问方式和研究方式，呈现为不同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这些又构成了世界哲学的纵向联系。世界哲学发展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使我们能够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切入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多角度地考察中国哲学的问题。

首先，世界哲学的横向联系为我们确立了比较研究的理论视角，使我们能够从哲学形态的整体上把握中国哲学的性质、特点，考察其哲学传统的内涵。

在世界哲学的横向联系中，东西方哲学传统的冲突与交融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所谓东方哲学传统，主要指由苏俄者创造的哲学体系；所谓西方哲学传统，主要指由葛兰西、柯尔施、卢卡奇创造的哲学体系。这两种哲学体系面对的历史课题不同，研究的哲学问题亦不相同。苏俄哲学面对的是政治、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变革生产方式、加速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历史课题，苏俄者着重研究和发展了哲学关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并使其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核心问题。西方哲学面对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变革问题。围绕这一历史课题，西方者展开了哲学的意识形态研究，建立了批判的哲学体系。既然东西方哲学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形态，且根源于它们各自面临的历史任务，各有其自身的合理性，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以一种哲学否定另一种哲学，而是应该建立比较的研究视角，考察它们各自的特点、理论内容及其论争的实质，以揭示世界哲学发展的规律。

对于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而言，开展东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从哲学形态的整体上考察中国哲学，揭示中国哲学的性质、理论来源和思维方式，从而把握中国哲学的理论特殊性。这是我们对中国哲学的定位研究。

中国哲学形成于20世纪初，和西方哲学在时间上几乎同时，在理论上也都以苏俄哲学为出发点，然而在对待苏俄哲学的态度上，则与西方哲学截然相反。西方哲学是从批判苏俄哲学中产生出来的。柯尔施曾经明确指出，他提出“西方”概念，就是为了标明他们所创立的哲学是完全不同于苏俄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与之相反，中国哲学是在传播苏俄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上基本遵循了苏俄哲学范式。不仅如此，在尔后多年的哲学创造中，中国者一直认同苏俄哲学体系，而对西方哲学持批判态度。即使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加强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依然难以把西方哲学的合理思想有机地纳入中国哲学。相反，学术界对于苏俄哲学，不论怎样激烈地批判它的基本理论，而在思考哲学问题时，却还是遵循了它的思维方式。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穿新鞋，走老路”，却不思考为何如此。其实，只要比较一下东西方的哲学传统就不难看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哲学传统本身。20世纪初，中国和俄国同处于自然经济形态，都受到西方现代化的冲击，因而面临同样的哲学问题。这种种相同性决定中国只能走俄国的路，在哲学传统上也只能选择苏俄哲学体系，使自己成为东方哲学的一部分。就是在今天，中国也还未进入发达工业国家，特别是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仍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民族的哲学家，又如何能够超越原有的哲学传统和由其决定的哲学思维方式呢?从这一角度进行思考，中国哲学的现状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了。

当然，我们绝不能由此把中国哲学传统等同于苏俄哲学传统。中国哲学虽然在理论上采取了苏俄哲学模式，但一开始，中国者就只是把苏俄哲学当作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哲学的创造上，中国者还是结合中国革命的现实，通过与中国思想界的论战，对哲学与科学、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性质、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关系等问题，都做出了自己的解答，创造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的《实践论》，都把实践置于哲学的首位，强调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唯物论。这种对哲学的理解和阐释，明显地不同于苏俄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而今天的中国哲学与苏俄哲学传统的差别就更大了。这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中国哲学与苏俄哲学之间的差异引发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中国哲学与苏俄哲学之同究竟在何处?两者是东方哲学传统之同，还是苏俄哲学传统之同?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的发展，表明了中国哲学与苏俄哲学之同仅仅是东方哲学传统之同，绝不是苏俄哲学传统之同。20世纪30至50年代，中国者学习和采用苏俄哲学教科书体系，主要是因为中国哲学处于初创时期，必须模仿已经取得成功的理论作为自身的起点。然而，一旦中国哲学有了自己的经验和基础，就必然删除原有理论中不属于自身的内容，创造出新的理论体系。这种新的理论体系才是构成中国哲学理论内核的东西。苏俄哲学教科书体系不过是中国者借以创造自己哲学传统的中介，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形式。这些都说明，苏俄哲学教科书体系从来就没有成为中国哲学的本质，中国哲学也绝不是苏俄哲学的翻版，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是东方哲学传统的共性，它们之间的差别来自于各自的民族哲学传统。肯定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哲学的理论性质及其内容。

其次，世界哲学的纵向联系为我们确立了问题研究的视角，使我们能够揭示中国哲学无限开放的内在机制。

问题研究视角不同于体系研究视角。体系研究视角以逻辑主义方法为基础，主要追踪哲学发展的逻辑环节；问题研究视角以文化历史主义方法为基础，旨在揭示哲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哲学史在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中被描绘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图景。在体系研究视角中，哲学史被描绘为一种宏大的哲学体系的前史，先前的哲学都是这一宏大哲学体系的不同逻辑环节；而这一宏大的哲学体系是以前哲学的完成，亦是全部哲学的终结。这种哲学史本质上是面向过去的，是一种封闭的哲学史。而在问题研究视角中，哲学史被描绘为不同哲学形态更替的过程。在这里，没有一种哲学能够穷尽真理，更没有一种哲学能够成为绝对真理。相反，哲学史正是在各种具有局限性的哲学形态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中、在面对时代的哲学问题中，不断发展和更新。于是，哲学史就呈现为不断提出和追问哲学问题的历史。哲学问题层出不穷，哲学史也就连绵不绝，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哲学史，是一种开放的哲学史。

体系研究视角和问题研究视角向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理解哲学的发展模式：体系研究视角向我们提供的是哲学的范畴史，问题研究视角向我们提供的是哲学的问题史。那么，哲学发展史究竟是范畴史还是问题史呢?我国学术界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一问题，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却一直视哲学发展史为范畴史。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翻一翻哲学原理教科书和哲学史教科书就一目了然了。我们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在论述每一个范畴时，都是把以往哲学对这一范畴的论述作为该范畴形成的逻辑环节，而该范畴是其终结。物质范畴的论述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哲学史的叙述亦是如此。一部哲学史几乎就是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史。哲学原理教科书是哲学史的分界线，先前的哲学都是这一哲学原理的形成过程，以后的哲学是这一哲学原理的发展。我们认为，这种发展观在描述哲学某一传统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是有效的，但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加以运用，就必然得出两个十分荒谬的结论：其一，哲学的发展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飞跃，即只是范畴的精确化，而没有研究问题的转换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没有阶段性的变化；其二，哲学只有一种传统，不存在多种传统，也就是说，在多种哲学传统中，只有一种是正统的、唯一正确的哲学，其余的都被视为异端邪说。这两个结论显然不符合世界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亦不符合中国哲学发展的现实。因此，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不能运用范畴史观，而必须确立问题史的研究视角。

篇5

【正文】

哲学中国化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一个开放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学不仅与中国近代思想界发生碰撞，吸取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优秀成果，而且还与苏俄哲学、西方哲学开展论战，相互交融，共同构造了哲学世界化的复杂图景(注：关于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关系的详细说明，参见何萍：《全球化与中国哲学的命运》，《江淮论坛》2000年第1期；《20世纪哲学中的两种传统》，《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以往，我国学术界多重视前一方面的研究，忽视了后一方面的研究。这就使我们常常把中国化看作一个单纯的哲学的输入过程，仅仅在中国系统中考察哲学中国化，而不能把中国化置于世界范围内，在一个无限开放的系统中揭示其发展的规律性。为了克服这一研究的不足，我们需要确立一种世界视野。这种世界视野就是世界哲学的发展图景。

在哲学史上，一种新的研究视野的确立必然带来哲学问题的更新。这一点也适用于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过程和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考察哲学中国化，其研究的问题总是围绕哲学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关系展开的；而从世界哲学发展考察哲学中国化，其研究的问题却要围绕中国哲学形态的研究而展开。前者旨在解决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后者旨在解决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应该说，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缺一不可。没有前者，中国哲学的发展就失去了活水源头；没有后者，中国哲学在面对现实时，就缺乏足够的理论解释力度。鉴于我国的研究普遍重前者而轻后者，在此我们着重论述后一方面的问题。

世界哲学的发展图景是与哲学世界化的特点和历史进程相联系的。哲学世界化不同于全球化的一个根本特点，就在于是以民族化为基础。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它是以单一的资本主义化为前提的，本质上是反对民族化、多元化的。而哲学世界化则以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为前提，强调各民族文化的合理性和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本质上是主张民族化和多元化的。由于强调民族化和多元化，哲学世界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冲突和交融，从而形成了世界哲学错综复杂的横向联系。除此之外，哲学还随着世界历史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自身的提问方式和研究方式，呈现为不同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这些又构成了世界哲学的纵向联系。世界哲学发展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使我们能够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切入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多角度地考察中国哲学的问题。

首先，世界哲学的横向联系为我们确立了比较研究的理论视角，使我们能够从哲学形态的整体上把握中国哲学的性质、特点，考察其哲学传统的内涵。

在世界哲学的横向联系中，东西方哲学传统的冲突与交融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所谓东方哲学传统，主要指由苏俄者创造的哲学体系；所谓西方哲学传统，主要指由葛兰西、柯尔施、卢卡奇创造的哲学体系。这两种哲学体系面对的历史课题不同，研究的哲学问题亦不相同。苏俄哲学面对的是政治、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变革生产方式、加速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历史课题，苏俄者着重研究和发展了哲学关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并使其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核心问题。西方哲学面对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变革问题。围绕这一历史课题，西方者展开了哲学的意识形态研究，建立了批判的哲学体系。既然东西方哲学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形态，且根源于它们各自面临的历史任务，各有其自身的合理性，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以一种哲学否定另一种哲学，而是应该建立比较的研究视角，考察它们各自的特点、理论内容及其论争的实质，以揭示世界哲学发展的规律。

对于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而言，开展东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从哲学形态的整体上考察中国哲学，揭示中国哲学的性质、理论来源和思维方式，从而把握中国哲学的理论特殊性。这是我们对中国哲学的定位研究。

中国哲学形成于20世纪初，和西方哲学在时间上几乎同时，在理论上也都以苏俄哲学为

出发点，然而在对待苏俄哲学的态度上，则与西方哲学截然相反。西方哲学是从批判苏俄哲学中产生出来的。柯尔施曾经明确指出，他提出“西方”概念，就是为了标明他们所创立的哲学是完全不同于苏俄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与之相反，中国哲学是在传播苏俄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上基本遵循了苏俄哲学范式。不仅如此，在尔后多年的哲学创造中，中国者一直认同苏俄哲学体系，而对西方哲学持批判态度。即使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加强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依然难以把西方哲学的合理思想有机地纳入中国哲学。相反，学术界对于苏俄哲学，不论怎样激烈地批判它的基本理论，而在思考哲学问题时，却还是遵循了它的思维方式。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穿新鞋，走老路”，却不思考为何如此。其实，只要比较一下东西方的哲学传统就不难看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哲学传统本身。20世纪初，中国和俄国同处于自然经济形态，都受到西方现代化的冲击，因而面临同样的哲学问题。这种种相同性决定中国只能走俄国的路，在哲学传统上也只能选择苏俄哲学体系，使自己成为东方哲学的一部分。就是在今天，中国也还未进入发达工业国家，特别是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仍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民族的哲学家，又如何能够超越原有的哲学传统和由其决定的哲学思维方式呢?从这一角度进行思考，中国哲学的现状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了。

当然，我们绝不能由此把中国哲学传统等同于苏俄哲学传统。中国哲学虽然在理论上采取了苏俄哲学模式，但一开始，中国者就只是把苏俄哲学当作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哲学的创造上，中国者还是结合中国革命的现实，通过与中国思想界的论战，对哲学与科学、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性质、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关系等问题，都做出了自己的解答，创造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的《实践论》，都把实践置于哲学的首位，强调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唯物论。这种对哲学的理解和阐释，明显地不同于苏俄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而今天的中国哲学与苏俄哲学传统的差别就更大了。这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中国哲学与苏俄哲学之间的差异引发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中国哲学与苏俄哲学之同究竟在何处?两者是东方哲学传统之同，还是苏俄哲学传统之同?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的发展，表明了中国哲学与苏俄哲学之同仅仅是东方哲学传统之同，绝不是苏俄哲学传统之同。20世纪30至50年代，中国者学习和采用苏俄哲学教科书体系，主要是因为中国哲学处于初创时期，必须模仿已经取得成功的理论作为自身的起点。然而，一旦中国哲学有了自己的经验和基础，就必然删除原有理论中不属于自身的内容，创造出新的理论体系。这种新的理论体系才是构成中国哲学理论内核的东西。苏俄哲学教科书体系不过是中国者借以创造自己哲学传统的中介，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形式。这些都说明，苏俄哲学教科书体系从来就没有成为中国哲学的本质，中国哲学也绝不是苏俄哲学的翻版，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是东方哲学传统的共性，它们之间的差别来自于各自的民族哲学传统。肯定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哲学的理论性质及其内容。

其次，世界哲学的纵向联系为我们确立了问题研究的视角，使我们能够揭示中国哲学无限开放的内在机制。

问题研究视角不同于体系研究视角。体系研究视角以逻辑主义方法为基础，主要追踪哲学发展的逻辑环节；问题研究视角以文化历史主义方法为基础，旨在揭示哲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哲学史在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中被描绘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图景。在体系研究视角中，哲学史被描绘为一种宏大的哲学体系的前史，先前的哲学都是这一宏大哲学体系的不同逻辑环节；而这一宏大的哲学体系是以前哲学的完成，亦是全部哲学的终结。这种哲学史本质上是面向过去的，是一种封闭的哲学史。而在问题研究视角中，哲学史被描绘为不同哲学形态更替的过程。在这里，没有一种哲学能够穷尽真理，更没有一种哲学能够成为绝

对真理。相反，哲学史正是在各种具有局限性的哲学形态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中、在面对时代的哲学问题中，不断发展和更新。于是，哲学史就呈现为不断提出和追问哲学问题的历史。哲学问题层出不穷，哲学史也就连绵不绝，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哲学史，是一种开放的哲学史。

体系研究视角和问题研究视角向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理解哲学的发展模式：体系研究视角向我们提供的是哲学的范畴史，问题研究视角向我们提供的是哲学的问题史。那么，哲学发展史究竟是范畴史还是问题史呢?我国学术界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一问题，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却一直视哲学发展史为范畴史。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翻一翻哲学原理教科书和哲学史教科书就一目了然了。我们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在论述每一个范畴时，都是把以往哲学对这一范畴的论述作为该范畴形成的逻辑环节，而该范畴是其终结。物质范畴的论述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哲学史的叙述亦是如此。一部哲学史几乎就是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史。哲学原理教科书是哲学史的分界线，先前的哲学都是这一哲学原理的形成过程，以后的哲学是这一哲学原理的发展。我们认为，这种发展观在描述哲学某一传统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是有效的，但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加以运用，就必然得出两个十分荒谬的结论：其一，哲学的发展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飞跃，即只是范畴的精确化，而没有研究问题的转换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没有阶段性的变化；其二，哲学只有一种传统，不存在多种传统，也就是说，在多种哲学传统中，只有一种是正统的、唯一正确的哲学，其余的都被视为异端邪说。这两个结论显然不符合世界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亦不符合中国哲学发展的现实。因此，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不能运用范畴史观，而必须确立问题史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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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一下近期国内的建筑杂志，就会发现中国建筑界围绕建筑理论问题的讨论已经有些时日了，讨论的核心仍然是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的“经济、适用、美观”这样一些十分基础的建筑理论原则问题。是否这三条原则就覆盖了建筑理论的全部？或者说这三条原则是否就是建筑理论的基本范畴，是否还有其他的范畴存在？事实上，我们面前的这套由笔者翻译的英国人戴维·史密斯·卡彭（david smith capon）的建筑理论著作就是为了尝试着回答这样一些问题而写的。

这套建筑理论著述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是作为理论基础而架构的，是一个涵盖了西方古代、中世纪与现代哲学史与建筑理论史的概要性阐述。作者沿着古希腊的形而上学、早期和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直至现代哲学的种种概念和“范畴”，把从西方哲学史与建筑理论史上衍生出来的几个基本的与派生的理论范畴作为核心纲要，从建筑理论与哲学问题两个方面分别进行了探讨，从而找出哲学与建筑中的联系，并把所有建筑概念贯穿起来，从哲学角度对古代建筑理论和现代建筑理论进行了评判。作者在书中系统分析了构成西方“好”建筑的理论是什么，分析了古代建筑概念的来源，并引经据典地将20世纪以来的重要建筑师与建筑理论家在他们著作中所阐释的种种相关的思想加以比较，十分细致地做了一番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的理论阐释。

下册则是对西方建筑理论，特别是西方现、当代建筑理论的一个系统的描摹。lw881.com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基本理论与派生范畴的理论阐释上，聚焦于最近许多年来散见于各种著述中的建筑理论，并将之整合为一个明晰的学说。书中所涉及的形式主义、极少主义、手法主义、功能主义、理性主义、粗野主义、实证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古典主义、结构主义、有机主义、现代主义、未来主义、激进主义、解构主义、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每一种运动都对20世纪的建筑思考产生了影响。作者把这些从西方哲学史与建筑理论史上衍生出来的几个基本的与派生的理论范畴作为核心的纲要，依次做了分析，并引经据典地将20世纪以来的重要建筑师与建筑理论家在其著作中所阐释的种种相关的思想加以比较，十分细致地做了一番由

转贴于

此及彼，由浅入深的理论阐释，其内涵是丰富的，其逻辑是缜密的，其内容也是充实的。其中的许多观点，几乎是切中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建筑时弊的。

要读懂这样一部两册本的涵盖了西方两千多年哲学范畴史与建筑理论史的理论性很强的著作是需要花一些气力的。既需要有扎实的西方哲学史与思想史的理论功底，也需要有敏锐而明晰的建筑理论与建筑创作的深刻体验与感觉。在初读的时候，可能会在一些抽象的理论表述上遇到一些迂回曲折的概念纠葛，或是因为理论基础的薄弱而有不甚明了的感觉，但若下一点仔细而反复的阅读功夫，相信还是能够有大的收获的。重要的是，即使我们不能够深刻地了解或完整地接受这一奠基于西方哲学范畴史基础之上的完整的建筑理论体系，但是若能够从本书的字里行间感悟到一些较为深刻的理论内涵或创作原则，也是不无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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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了古代哲学“精气合一”到中医学中精、气涵义分离的演变，揭示了中医学中“精”与“气”的根本区别在于：“精”为人体最基本的物质基袖与本原而无调控之用；硕士论文“气”为调控维护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而不是最 基本的物质基础和本原。古代哲学气分阴阳、阴阳和则万物生化的辫证调控思想在中医学得到充分合理的继承。中医学“气分阴阳”最大的意义是在气为人体调控之本的基础上进一步体现了人体之气的调控之道。

中医是古代哲学科学化的产物之一，又通过其科学哲学化不断丰富和充实古典哲学的内容并推动了古典哲学的发展。“气”、“精”与“气分阴阳”为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与指导思想，中医学对它们进行了演变和传承。

1.古代哲学的气、精及中医学涵义的演变1.1哲学之气的涵义与精气合一古代哲学之“气”的涵义是非常复杂的，气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统摄了广泛的义项与外化形式。曾振宇川对中国哲学史上不同时代、不同思想家的“气论”分门别类地加以剖析。认为古典哲学之“气”是一个模糊、驳杂而游移的概念，具有泛生命性、泛伦理道德性、直观性和前逻辑性等“四大特质”，其内涵与外延都不清晰，只是一个“前哲学”的概念。这种中国古代哲学中概念的笼统性、模糊性的特点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古典气学理论是诊释自然、生命、精神、伦理、社会、人事等多维世界哲学规律的思维载体，“气”的概念虽然“辞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却以它“大一统”的独特优势达到了古人经世致用与认知追求的价值目的。当代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气“是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以气解释宇宙，即以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为一切之根本”，“要而言之，中国古典哲学中所谓气，是指占空间，能运动的客观存在”。去粗取精后可以看出，气的最终涵义有“元素与本原”物质之义[4〕，一方面气为天地万物之基本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本体“元素”，是 存在于宇宙中的运行不息且无形可见的极细微物质，具有构成万物的“质料因”；并且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调控、维系着万物发展变化从而具有“动力因”。另一方面气为宇宙万物之“本原”，为化生构成天地万物的“始基”。这种“元素与本原”的观点反映在古代历代“气本论”哲学思想中。持“道本论”的道家、持“理本论”的程朱理学家在认识气方面，则否定气的“本原”部分，把道或理作为天地万物之本原，但保留了气“元素”部分的涵义。古典哲学中也有“精”的概念，但与气的概念基本是统一的困，如《管子》有“精也者，气之精者也，”“一气能变曰精”，《淮南子》有“烦气为虫，精气为人”，可见精与气概念的统一性，有时精是指气的精华部分，总属于气的范畴，所以哲学中常“精气”并称，都是存在于宇宙中运行不息且无形的极细微物质，是宇宙万物“元素与本原”物质，如《易传？系辞上》说“精气为物”。古代哲学精气的思想渗透到中医学中，对人体的本原与物质基本的认识无疑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1.2中医学中气、精涵义的区别与关系中医相对于哲学来说是具体的科学而不是抽象的。中医学之气、精主要指人体之气、人体之精，它本身的精气概念是为了自身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的应用而生，所以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医学的人身之气“是人体内的活动力很强的运行不息的、无形的极精微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气运行不息，推动和调控着人体内的新陈代谢，维系着人体的生命进程。气的运动停止，则意味着生命的终止。”故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之一，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其运动来维系和调控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在人体这个系统中，气是一个具有调控动力作用的流通物质及信息的载体。中医学人体之气的概念的形成源于古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维方法与观察体悟，并受到古代哲学精气思想的渗透影响〔5〕。在其概念形成过程中，继承了古典哲学之气的“元素”的部分含义，以“元素”中的“动力因”特点为主，即主要表现为调控作用，作为“质料因”的涵义是不完整的，气只是基本物质之一，并不是“最基本物质基础”，气是不断运动的，不能直接凝聚为人体脏腑和代谢形体等有形物质，只能通过其不息的运动来促进和调控精、血、津液等基本物质的化生。正因为如此，人之本原也不可能来自于气，中医学之气已无“本原”之义。人体之精的概念，《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第7版中的定义是“由察受于父母的生命物质与后天水谷精微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精华物质，是人体生命的本原，是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狭义上讲，精为来源于父母生殖之精、即先天之精，如《灵枢？经脉》“人始生，先成精”，这是人之本原的含义；广义上讲，它包括生殖之精、水谷之精、血、津液、髓等一切精微物质，且“精一般呈液态储藏于脏腑之中或流动于脏腑之间。”所以精又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基础，如《素问？金匾真言论》说：“夫精者，身之本也”。中医学人体之精的概念源于古人对“生殖之精”的认识，并受到古典哲学中精气思想影响〔5〕。在其概念形成过程中继承了古典哲学中精气“本原”与“元素”的双重涵义，但它继承的“元素”部分的涵义也是不完整的，只有其中的“质料因”，而没有“动力因”，也就是说精只构建人体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而没有推动、调控、维系作用的含义，这和气的“动力因”为主的特点形成互补。看来古代哲学之“精气合一”的气学理论渗透到中医学中，其气的“本原”与“元素”的涵义被作了新的调整与分配，中医学人体之气主要是继承了“元素”中“动力因”的涵义；而人体之精继承了“本原”和“元素”中“质料因”的涵义，这样中医学精与气的涵义与作用有了不同而分离开来，从而构建了人体大致模型：在以精为最基本物质与本原的基础上，以气为人体信息调控、维系的物质力量。因为气的无形性、不断运动性的特点与精的有形性、相对静止内藏的特点，二者因而构成阴阳关系：气为阳，精为阴。二者互相化生、互相依赖而存在。一方面气可化精，气可通过调控运动促进精的生成；另一方面精又可化为气，精虚则无气。

2.古代哲学“气分阴阳”思想及中医学对其传承2.1古代哲学“气分阴阳”的思想及意义气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与元素”，它化生天地万物，并推动、调控、维系万物发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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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准确表达与把握事物的特征与本质，必须首先将表达概念的名词术语的含义明确化、精准化，含义要界定清楚明白。因为，人类只能在语言中把握与表达作为认识对象的事物。如果不明确界定使用词语的含义，就可能发生表达与沟通上的歧义与误读，产生概念混淆，甚至造成偷换概念的逻辑学错误，最终导致对事物的特征与本质错误的认识与把握。作为表达学科知识体系的专业术语，更应具有必要的学术规范性、学术统一性，才能准确表达专业知识，防范不必要的歧义的发生。因此，法学界对法理学与法哲学关系的不同观点，不仅仅是形式逻辑问题，具有逻辑学属性，更是反映了认识论上的对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学科性质、内容体系的观点的不同。二、相关名词术语的词源学考察对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学科性质的思考，应当结合人类认识活动的动态进程进行分析与把握。具体地说，关于法理学与法哲学之关系的研究，放在西方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历史发展，特别是放在中国近现代法学历史发展的背景中进行，才能总结出符合历史又合乎逻辑的结论。应当在哲学、法学的历史发展与互动的动态进程中分析与把握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关系。通过对相关名词术语，主要是法学、法理学、法哲学、哲学的词源学考察，有助于对哲学、法学历史发展的概念性认识。现代意义上，中国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许多专业术语，都是在近代通过日本传入的西方学术名词。法学、法理学、法哲学、哲学等今天已经成为极为普通的专业名词，也是如此。作为单个文字，中文“法”“学”“理”“哲”等字在中国古代早已出现，“法学”一词也偶尔出现过，但作为表达近代学术分科意义上的专业名词，法学、法理学、法哲学、哲学是日本学者在翻译近代西方学术时创造的词汇。因此，法学、法理学、法哲学、哲学等术语，在学术意义上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上所固有的概念的表达，也非日本传统文化所固有，与中国古代传统学术没有历史继承关系。法学、法理学、法哲学、哲学不是中国传统型的概念，而是近代型的、西方型的学术概念［5］。当然进入中国文化之后，这些外来概念也有不断中国化的发展过程，其含义也在慢慢变化。理解与把握法学、法理学、法哲学、哲学等名词的含义与相互关系，应当回到西文的原有含义上，并且考察在中文环境的文化演变。但是，因为西方各国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近代历史发展上形成了不同流派，同一西文学术名词本身也有不同的含义，加之翻译者因为学术背景、所在流派与所持观点的不同，对法学、法理学、法哲学、哲学的理解与使用各不相同，只能概观其基本要义。中文的“法学”一词，其西文来源于拉丁语juris－prudentia。拉丁语jurisprudentia一词是由ius和providere合成，前者解释为法律、正义、权利，后者表示先见、知晓、聪明、知识等，两者合成一词，就表示有系统有组织的法律知识、法律学问［6］。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与中文“法学”一词相对应的西文发生变更，如英语为science　of　law或者legalscience，翻译为“法律科学”，而源于拉丁语jurispru－dentia的英语jurisprudence，翻译为中文的现代意义上的作为法学基础理论性质的分支学科“法理学”。中文“法学”一词的现代基本含义，主要有三点：（1）在一般的、广义的意义上，法学一词是指“关于法的知识、学问”。法学一词泛指所有的关于法的认识、思考、研究、分析、讨论等活动及成果。古往今来所有对法的认识活动以及成果，都属于法学的范畴，都可为法学一词所囊括、包含。这里的法，也是广义的法，包括法现象、法文化、法观念、法习俗、法历史、法现实等。（2）法学一词是“法科学、法律科学”之简称，是指关于法的科学认识、科学研究。“科学”一词从作为现代哲学范畴的“范式”概念的角度上看，强调了对法的认识活动的实证分析主义、科学主义、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3）从专业分工、学科分类的角度，法学一词是“法学学科”“法学专业”之简称，法学，也可以称为“法科”。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深度拓展，人的认识活动开始不断地分化和深化，导致人的认识活动的不断分工，分工促进专业的形成与发展，进而导致分科、学科的出现，法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近代出现，是认识活动分化、专业分工的结果。而且，随着社会实践与专业分工的进一步的不断发展，法学内部的学科分工也已出现、发展，形成法学的学科体系。作为中文学术名词的“法理学”一词，源于日文汉字，是日本学者翻译西方学术时创造的词汇，后传入中国，含义也发生变化。1949年之前，“法理学”同时也称为“法学通论”“法学绪论”“法学要论”。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再使用“法理学”一词。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法学界使用了“法学基础理论”一词，作为表达法学体系之中的某一特定的理论性、基础性的分支学科，以对应研究民法、刑法等部门法的应用性分支学科。后来，“法学基础理论”一词被“法理学”一词所取代［7］。在现当代的中国法学语境中，“法理学”的基本含义就是“法学基础理论”，或者“法的一般理论”“法的基础理论”。因此，在这个定义作为前提基础之上，理解法理学属性的前提是把握法学的性质，特别是“法律科学”的性质。中国古代汉语中没有“哲学”一词，“哲学”一词是近代日本学者翻译西文所创造的学术名词。“法哲学”一词也是如此，“法哲学”一词源于近代欧陆（19世纪德国）学者创造的学术名词［8］。康德著有《法的形而上学原理》，黑格尔著有《法哲学原理》。法哲学的内容是随着哲学的历史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法哲学的属性决定于哲学的性质，因此，理解法哲学属性的前提是把握哲学的性质，以及哲学的历史发展。可见，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关系，实际上是决定于法学与哲学的历时性受到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制约的关系。

法学史上几次重大的范式迁跃概括地说，在西方哲学史上，发生了几次重大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转向，一是从古代哲学到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二是从近代西方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的“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9］。人类的认识活动的结构大体上包括认识客体、认识方法、认识主体。上述西方哲学史上的重大转向，可以一一对应为从古代希腊哲学的关注认识客体的本体论发展到近代西方哲学的关注认识方法的认识论，再到现代西方哲学的关注认识主体的价值论。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几次重大的历史转向运动中，被转向的或者被转变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可以概括为是“范式”的几个具体表现形式。“范式”是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著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核心概念，范式（paradigm）源自希腊语paradeigma，意指“模范”、或“模型”。作为科学哲学家的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被西方学术界广泛接受，中国法学界近年也普遍使用范式一词。但是，库恩没有给范式概念一个精确具体的定义［10］，导致范式一词在使用上的泛化。不同的学者在各自特定的含义下，使用范式一词。作为哲学范畴的范式一词，应当在西方哲学历史发展中考察其含义，范式应当是指社会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上人类认识活动的主要的、共同的思维模式，具有共识性、公理性、前提性，是人类自发形成或者自觉预设的认识活动的思想前提条件、思想基础条件。哲学是人类对其认识活动的反思，哲学不是对特定领域认识活动的具体内容、具体结论反复的思考，而是对具体的认识活动所依据的思维模式、思想前提条件进行质疑，是对思想的反思，在思维上追求思想的合理性、说服力，最终导致思想的创新。在古代希腊，人们对事物的具体认识活动，是以事物存在本体的本体论预设为思想前提，因此，本体论就是一种认识活动的思想前提、思维模式，就是所谓的认识活动的范式。无论古代希腊哲学家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水、火还是数、理念，都是以本体论作为认识活动范式的，即思维模式、思想前提条件。绝大多数哲学家，争论世界的本体是什么的问题，却不争论世界是否存在本体的问题，因为，当时绝大多数哲学家都是以本体论作为认识活动的范式。近代西方哲学，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是范式的一次重大的转变，是认识活动的深化、迁跃。哲学家反思到本体论范式具有超验性、独断论，缺乏合理性说明，所以转向认识论，以认识方法为哲学关注中心，形成一种新的科学主义范式。科学主义范式具有经验性、实证性。现代西方哲学从认识论转向价值论，是范式的又一次重大转变，价值论关注认识主体的人，具有主体性，追问人的存在意义。总之，人类的认识活动的范式在历史发展的时间维度上，经历了本体论范式、认识论范式、价值论范式三个主要阶段，或者说经历了范式转变或者范式革命。范式转变不是对以前范式的简单否定与放弃，而是扬弃与迁跃。新的范式的出现，深化了人类的认识活动与存在意义。应当指出，哲学意义上的范式理论不是形式逻辑学，作为哲学范畴的范式不是形式逻辑学范畴的演绎推理的大前提，不是某种具体学科理论、学术流派的逻辑出发点。以范式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对法的认识活动的历时性考察，西方法学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古代希腊罗马时期之本体论范式的法学、近代西方之科学主义范式的法学、现代西方之价值论范式的法学。

本体论范式的法学以自然法学派为代表，科学主义范式的法学以实证法学为代表，现代价值论范式的法学呈现纷繁多样的状态。自然法学派为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历史上最古老的法学流派，虽然经历了古代的自然主义自然法、中世纪的神学主义自然法、近代的理性主义自然法直到现代的复兴自然法几个阶段［11］。但是，作为自然法学派的认识活动范式的本体论预设，基本没有改变，自然法学追求的是经验层面的现实法律制度之上的超验性的本体、本质，自然法学者关于法的本体是什么有不同的观点，但对法存在本体这一思想前提却没有异议。近代兴起的法律科学以科学主义作为对法的认识活动范式，科学主义范式强调实证分析，具体表现为实证分析法学。在近代法学的思维模式上，将法律设定为“经验事物”，即“法律现象”，实证地研究法在经验上“是什么”的事实问题，运用归纳推理进行合理性说明。对于法的本质、本体等等具有超验性的、形而上学的法的问题有意回避、甚至拒斥。现代价值论范式的法学以主体存在意义、主体价值为中心，关注人的自由发展，处在纷繁多样、众说纷纭的丰富发展之中，这里不展开讨论。随着范式转换或者范式革命为特征的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与转向，法学也以不同的面貌呈现，不断发展丰富。近代以来，狭义的“法律科学”概念已经从广义的“法学”概念中分出，现代社会背景下的价值论、主体论促使实证法学开始关注人的生存意义，科学主义范式风光不再主导与显赫。法理学作为构成法学基础理论为内容的法学分支学科，其性质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法学范式的决定。在范式理论中，法学的含义，应当是指包括在不同范式的思想背景与前提制约下所有的对法的直接认识活动。法哲学的含义，应当界定为对法学的反思，对法的认识活动的反思，法哲学通过对作为法的认识活动的思想前提，即法学思维范式的思考，从而对包括法理学在内的法学的所有判断、命题及结论给予必要的怀疑和质疑。法理学与法哲学是不同层次的法的认识活动。作为法学基础理论的法理学，对法的认识与其他应用法学分支学科相比，虽然具有一般性、抽象性的特点，但仍然属于对法的直接性的认识活动的范畴。法哲学则通过对法学结论的质疑、思想前提，即范式的反思，从反面促进对法的认识的深化。简单地说，法哲学是法学的哲学反思。讨论法理学与法哲学之关系，并在逻辑思维中自觉区分法理学与法哲学的不同属性，保持法理学与法哲学之间的一定的距离与必要的张力，不仅仅是有利于学科划分、学科体系的建设，更大的意义是通过法哲学的思考，在思想上保持对法学、法理学的所有判断、命题、结论的必要的警惕、怀疑、质疑与反思，进而真正促进法学、法理学的创新性发展。

作者：顾瑞 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篇9

近代以降，在西学东渐的基础上，中国文化开始了全盘西化的历史进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以西方哲学为坐标、以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和逻辑形式进行西化式推定，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思想理路。这种以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解读中国哲学、把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从属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不但悖离了中国哲学的思想架构、内容和形式，而且歪曲了中国哲学的概念和范畴，造成的结果是：不能以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进行自在的哲学思辨，不能从根本上理解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内容和形式，无法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问题表明，西化式的哲学研究已经把中国哲学研究导入了思想和历史性的误区。

然而，出现西化式的研究误区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由下述原因所形成。因暴秦之火对文献的破坏，汉代重整经典由今古文之争所产生的误读，加之社会政治需要而进行的篡改，使之失落了春秋时期形成的优秀文化思想体系──代表形式是经孔子整理形成的六经文献，就哲学而言，成熟的思想体系是经孔子修纂的《周易》。经过二千余年之后，时至近现代，由汉代产生的文化误读、篡改和失落问题并没有得到正本清源，代表中国哲学的孔子思想体系已经被肢解的面目全非。所以，当西方以船坚炮利为代表的“进步”科学文化打开中国的国门之后，作为西方“进步”的知识形式之一，西方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坐标、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思想理路，以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和思想方法解读中国哲学成为一种时尚。问题表明，学界没有认识汉代以来对中国哲学的误读、篡改和失落，反而把误读、篡改和失落的思想文献当作正确的“经典”加以接受，并对其进行西化式的解读，使之在误读、篡改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产生新的误读，从而使中国哲学非上加非。所以，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步入了失落和西化的双重误区。可见，中国哲学研究步入的双重误区，不仅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和思想原理，而且不能对误读、篡改和失落的中国文化进行正本清源。

汉代经学造成的误读、篡改和失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历史性误区。汉代修撰的经学文本和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化主体架构，使汉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及学术研究始终无法走出误区，把汉代整理的文献作为经典加以接受，不但无法在思想体系上推定一以贯之的中国哲学，而且因解释的随意性，形式上是“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产生的结果却是思想上的支离破碎。这个问题表现在《周易》研究史上，尤为严重。

在中国文化中，称《周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但两汉以来的易学史表明，对《周易》的解读却是莫衷一是，对其思想体系的解读始终无法贯通，甚至矛盾重重。问题表明，《周易》是否具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及怎样推定这个思想体系始终是研究中最困扰的问题。《四库全书总目》对易学史进行了下述概括：“《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1]因此，把“皆可援《易》以为说”作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理由，几乎成为当代易学界的共识。然而，上论内在的思想逻辑表明，“《易》说愈繁”却是对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的否定：正因为“皆可援《易》以为说”，必然要求《周易》在本体论上具有逻辑统一性，由于这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从而产生“两派六宗”并“互相攻驳”，这说明易学统续无宗的哲学本体论困境。那么，问题产生在哪里呢？从哲学而论，只能由下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所造成，一是因为《周易》本身没有建构具有本体统一性的哲学思想体系即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二是因为误读、篡改和失落了《周易》的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问题究竟产生在那里呢？

《帛书周易》的出土使上述问题昭然若揭。《帛书周易》表明，其中许多重要的内容不同于通行本《周易》中的内容，尤其是《帛书周易》以损益之道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表明了孔子推定的易学思想体系[2]。可是，《帛书周易》是两汉以后的学者无缘见到的版本，因而顺理成章的接受汉儒整定的通行本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由于不能理解孔子的易学思想体系，因此也就必然出现“两派六宗”而“互相攻驳”、直至发生“皆可援《易》以为说”的问题。

能否正确理解《周易》的思想原理，关健是能否正确解读《说卦传》。《说卦传》是孔子为推定《周易》思想体系而撰写的易学理论纲领。误读《说卦传》，也就必然误读《周易》的思想原理，其结果是由汉儒推定了《周易》“非覆即变”的六十四卦卦序，产生了象数易学，使易学在卜筮性的误区中发展，卜筮成为长期影响易学思想史的主要问题。魏晋及以后的义理学派，由于误读《说卦传》，以先天和后天“卦序说”解读相关内容，不但曲解了《周易》的思想原理，而且“卦序说”为卜筮性易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孔子为什么要利用原为卜筮之用的《周易》，通过序传解经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关于中国文化及哲学的重大问题。《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先王用以神道设教，孔子为了把神道设教转化为人文教化，必然需要对《周易》进行人文理性的转化工作。孔子通过序传解经，以《周易》为形式，形成了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思想体系。但是，由于《周易》的思想原理独特而艰深，其亲传弟子无法理解，产生了“子贡三疑”的问题[3]，使孔子有“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之感叹[4]。所以，因汉儒不理解孔子的易学思想，重新整理的《周易》必然悖离孔子的思想，两千余年来，因误解《周易》的思想原理，使之对《周易》概念、范畴、内容与形式的解释聚讼不已。

由此可见，因《周易》思想体系独特而艰深，历代的中国学者都不解其理，又怎能奢望以西方的哲学原理和概念范畴进行正确解读！所以，黑格尔轻视《周易》，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也就并不奇怪。因此，我们应当反思，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原理解读中国哲学，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么！中国学者在运用西方的思想原理时，能超越西方学者吗？如果不能，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以西方的思想原理进行的解读是正确的，面对西方学者的不同解释，我们能自圆其说么！

以李约瑟为例。李约瑟是研究中国文化和科学并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然而，李约瑟以其西方的思想方法解读中国文化和科学，因为与中国文化的思想方法不同，除了产生不得其解的“李约瑟问题”之外，他认为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应当丢到大海里去[5]，从而产生了“李约瑟误区”[6]。面对“李约瑟问题”和“李约瑟误区”，反思中国的现代易学研究，对于那些认为《周易》是科学的中国学者而言，能够步出“李约瑟误区”吗！显然，这是一个两难困境。可见，解决的方法只能是步出西化的误区，发现和推定中国文化自在的哲学和科学思想体系。

显然，中国哲学的研究现状表明，正本清源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前提，只有对失落和西化两个方面进行正本清源，才能步出中国哲学研究的双重误区，才能正确推定中国哲学的思想体系。

二、中西哲学之差异性

作为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这是应当正确认识的问题。

西方哲学史表明，自古希腊哲学开始，其推定的哲学问题决定了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使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不断的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然而，由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存在的哲学问题所限定，没有一个哲学家因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使其著作成为“经书”。因此，西方哲学家们是在“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进路中形成自身的哲学思辨，从而形成了“否定之否定”的西方哲学思想史。“哲学的终结”在形式上表明了“否定之否定”历史进路的终结，“终结”表明了“否定之否定”哲学思辨的结束，西方哲学因此进入了“否定”哲学的“后现代主义”。

就西方哲学的理论形式而言，是在存在论、主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历史进路中展现出哲学的思想理路，其解决的主要哲学问题是本体与主体的同一性问题。主体的理论建构和概念范畴能否与本体具有同一性，始终是困扰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西方的哲学家们为此而前赴后继，为解决这一问题建构了西方哲学大厦，形成了浩如烟海的哲学文献，为人类的理性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方哲学史表明，作为哲学问题，由本体的自在性所决定，自为的主体思想能否正确认识自在的本体，主体产生的理论建构能否与自在的本体具有同一性，即自在与自为的同一，成为哲学力图解决的基本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哲学家不断进行哲学思辨，建构哲学体系，依照哲学家的哲学理路之不同，或者证明或者否定自为和自在的同一性问题。

主体的思想和实践是否正确，取决于主体与本体是否具有同一性，显然，这是一个两难困境。本体只能由主体去证明，使主体所证明的本体成为主体的自为，主体自为与本体自在的同一性不能由本体的自在性所证明。主体按照自身的需要所进行的实践，其正确性需要本体的支持，然而，这仍然只能是主体证明的问题。所以，本体的自在性是西方哲学无法解决的问题。

西方哲学按照主体与本体是否具有同一性的理路进行思辨，但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没有完成这一任务，都没有解决本体与主体的同一性问题。毫无疑问，理论建构如果是不可靠的，不但经不起哲学思辨的反思，而且必然在主体的生存实践中发生困难，有些困难甚至是致命的。哲学家们建构的理论，不但要求其解决问题，而且要求理论具有自恰性。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哲学必须具有体系，否则，任何哲学只是一种主观臆断而已。以哲学承诺思想的可靠性、本真性而论，黑格尔的上述观点是深刻的，因为只有本体和主体、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以贯之，哲学所推定的思想原理才是可靠和本真的，在理论形式上，哲学思想原理的自成体系应该具有自恰性即自圆其说。然而，所谓可靠和本真的哲学在西方的思想史上并没有出现，因为本体和主体的同一性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海德格尔最终把哲学归结为存在论问题并宣布哲学的终结，说明了西方哲学陷入的理论困境。

理论的非自恰性必然产生矛盾，哲学家为克服矛盾，始终为解决本体与主体的同一性问题而工作，力图解决这一根本问题。这使西方的哲学理路在思辨形式上能一脉相承，围绕基本的哲学问题进行哲学思辨，形成了庞大的西方哲学史。

西方哲学的历史进路表明，自古希腊开始，即在本体与主体的关系上进行探索，最终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化体系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成为形式化关系，存在与认识的形式化关系的建构不但产生了现代科学，而且产生了科学哲学。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取代了本体与主体的关系，导至了哲学的没落。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表明了这一问题。

黑格尔把哲学的体系性作为标准解读中国的文化经典，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应当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虽然是深刻的，但是，由于其以西方的思维方式、以思辨哲学推定中国没有哲学，是一种错误的解读，因为无论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周易》、《论语》和《老子》等中国文化经典中自在的哲学思想，表明了与西方思维方式及哲学思辨的重大不同。所以，正象我们看到的那样，近代以来用西方的哲学原理、概念范畴解读中国哲学，只能步人西化的思想误区。

中国哲学在经过夏商周长期的历史积淀之后，形成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尚书》使我们理解上古中华民族的哲学思维。在丰富文献的基础上，时当春秋的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典籍进行了整理，利用《周易》的思想形式，通过序传解经，完成了中国哲学的集大成建构，使《周易》成为群经之首，长期的影响了中国的哲学发展。直到近代，学者们都是以注经的形式阐发其哲学思想。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进路而言，自汉代经学之后，宋明理学使中国文化以“道统”的形式上统孔孟，否定汉唐诸儒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因此，一以贯之的“道统”和西方哲学的历史进路形成鲜明的对照──不仅在思想理路上、更在历史进路中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的哲学家一般不象西方哲学家那样为解决哲学问题而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而是以解读经典的方式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这意味着经典即存在着哲学问题同时又是解决哲学问题的根据，因此使历代哲学家对经典进行不断的解读，形成了中国独立的哲学思想史进路。

所以，存在的问题表明，中国哲学的研究，无论在思想理路上和历史进路上都需要正本清源。其中有两个基本性质的工作。其一是参照新出土的易学文本，对《周易》的思想体系进行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推定。其二是参照新出土的简帛本，对先秦儒学与道学的哲学思想、理论价值进行重新推定，步出“儒道相绌”的思想误区。显然，这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历史进路具有根本不同，中国文化并没有在历史上形成自为的能和西方哲学相类推的概念范畴、思想原理及知识体系。现代以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由于是以西化的哲学思想理路进行的推定，没有进行正本清源，因此是在哲学双重误区中产生的结果。所以，就现代以来较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述而言，无论是的《中国哲学史大纲》[7]，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8]和《中国哲学史新编》[9]，及其以唯物和唯心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0]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哲学史》[11]，都不能正确反映中国哲学的本来面貌。因此，这些“中国哲学史”著述，成为正本清源的内容之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和及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哲学史》，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哲学的教科书，其造成的错误解读，对几代学人的影响很大，因此成为正本清源工作中的重灾区，应引起中国哲学研究者的重视。

应该在学术性和实践性上检验哲学原理的可靠性和本真性，可见，黑格尔是在学术层面上要求哲学具有思想体系，以保证哲学的可靠性和本真性。人类的历史实践要求哲学具有可靠性和本真性，所以，西方现代哲学表明的“终结”，是在学术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对西方哲学作了否定。这种否定是历史性的，因为西方哲学思想只有发展到现代，在其创造了西方文化的辉煌业绩之后，因终究不能解决思想原理的可靠性和本真性，从而产生了理论与实践危机，进而发生了文化危机。因此，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是历史的必然。

因此，中国哲学应满足学术性和实践性两个层面的要求。这就是说，中国哲学应具有自恰的思想体系，并能够解决人类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而证明中国哲学具有可靠性和本真性，这是研究和建构中国哲学应有的价值承诺。

三、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由中西哲学不同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所决定，各自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思想自成体系。因此不能以西方的哲学原理推定中国哲学。既然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解读中国哲学固然要产生误区，那么，以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解读西方哲学也同样要产生误区（例如把《周易》卦理推为二进制，甚至认为莱布尼兹因受到《周易》的启发而发明了二进制数学，进而认为《周易》包括了计算机原理等）。所以，需要一种哲学方法能够避免产生中西哲学相互理解的误区，同时要求这个方法由哲学的自在性所决定，其作为方法，是哲学自为的结果。

作为方法论，需要在下述三个问题的推定中完成并能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正确推定什么是哲学，既需要从西方哲学那些众多的有关哲学的定义中去理解哲学的本质，也需要从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中把握哲学的本质。哲学的概念就其本来目的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表明，哲学以哲学的思想方法寻求思想的正确性。

其次是能够正确推定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路和思想方法，理解为什么要产生西方哲学这样的学科形式？西方哲学产生于什么问题？以怎样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其不能解决所存在的哲学问题？

再次是能够正确推定中国哲学的思想理路和思想方法，理解为什么要产生中国哲学这种学科形式？中国哲学产生于什么问题？以怎样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哲学以怎样的思想原理没有发生西方哲学那些不能解决的问题，从而自在的解决了西方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正确推定上述问题的基础上，这个方法应自在而自为的完成人类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形成人类的哲学体系。

余所建构的方法论称为“承诺推定法”，这个方法在《中国之科学精神》[12]中进行了简单论述，其包括下述三个方法：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承诺推定法”表明，本体的建立是逻辑的结果，所建立的本体论是主体推定的理论形式，其本体的范畴是逻辑范畴，本体与主体的理论形式是否具有自恰性，决定于三者是否具有统一性。因此，所谓本体的逻辑推定能否超越主体性是哲学需要证明的问题，我们看到，西方哲学的终结表明，其发生的问题表现在本体、主体、形式与逻辑的非统一性中，其原因是由于西方哲学以“同一性”作为推定本体和主体关系的思想原则。

“承诺推定法”表明，“哲学应使陈述和经验在其进行的逻辑推定中展现出一以贯之的统一性，否则，应当视为其逻辑推定因没有本体论承诺而成为一种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或者说，由于这种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不具有本体论承诺与逻辑推定的统一性，其产生的结果将不是自恰的，因此是具有矛盾的没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对于主体的陈述和经验进行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以此进一步对所有范畴表现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进行存在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之还原，从而发现这一整个理性过程是否有本体论支持，以及本体是什么的问题，最终在其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的统一性中审察其是否具有哲学的体系性。”[13]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是检验哲学体系的方法。哲学应具有三个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否则，将在哲学原理上不能自圆其说。“承诺推定法”是把中国的哲学思想外化为形式化体系的方法论，这就是说，“承诺推定法”能够对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和概念范畴进行推定，从而推定中国哲学的理论形式。

“承诺推定法”推定的中国哲学，表明了与西方哲学的不同。推定表明，承诺了中国哲学的理论价值并形成成熟思想体系的是《周易》。当然，是经孔子序传解经推定的《周易》，而不是由汉儒误读、篡改形成的通行本《周易》。由“承诺推定法”推定的《周易》思想体系，是以帛本为底本，校正通行本，由此解读孔子的易学之道，并推定《周易》的定本，以传后世。

以“承诺推定法”进行的推定表明，《周易》的思想逻辑是以“卦”作为形式进行的推定。由《周易》的思想原理所决定，推定中国哲学，必须把“卦”承诺和推定的哲学原理进行哲学学科性的外化。所谓哲学的外化，是把以“道”为范畴所承诺的哲学价值和以“卦”承诺的主体论形式进行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以推定中国哲学的形式化体系。推定表明，《周易》的价值论承诺即所完成的理论任务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14]，以《周易》为主体外化的中国哲学体系是“形而中论”[15]。

在现代中国文化氛围和思想模式中建构中国哲学体系，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理论任务。不但需要清理积淀在思维方式中的西化模式，而且需要对几千年的中国文化进行正本清源。“承诺推定法”表明，这一自为的方法决定于哲学的自在，而理解这一自在并形成主体自为的方法，需要对哲学作透析的理解。“承诺推定法”是自在的哲学思辨形式的自为，是内化的承诺与推定的哲学思想逻辑的外化。因此，用“承诺推定法”不但能推定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路和所发生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反思西方文化；而且能推定中国哲学。“承诺推定法”不但能推定西方哲学的问题形式，而且能在推定中表明中国哲学的博大精深，理解中国哲学以怎样的思想原理解决西方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从而在西方哲学终结的当代困境中，给人类哲学与文化指出新的前进方向。因此，中国文化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历史将再次向世界证明，中国文化是伟大的文化，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生逢其时，应无愧于这个时代！

注释

[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小序》。

[2]鞠曦：《易道元贞》，第17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3]鞠曦：《易道元贞》，第85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4]《帛书要》。

[5]李约瑟说：“我们对阴阳和五行理论的讨论，指示它们对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是有助益而非阻碍的。……但是，如果以中国的科学哲学的第三个伟大成分──易经──言，则不易作如是良好的评值，”（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40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五行和两仪的学说对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虽然有益而无害，但《易经》那种繁细的符号系统，却几乎从开头便成为一种有害的障碍。它使那些对大自然发生兴趣的人，采用根本不是解释的解释”（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44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就应把一颗磨石绑在《易经》身上，然后一起丢到海里。”（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41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余把李约瑟上述观点称为“李约瑟误区”。

[6]鞠曦：“继往开来的易学巨著──读《周易志》”。载《殷都学刊》2003年第2期。

[7]：《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出版1919年2月第1版。

[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版，1961年4月新1版。

[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后开始出版修订版。

[10]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3年7月第1版。

[11]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0年3月第1版。

[12]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13]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第151-15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篇10

A. 课程简述

1、课程性质 2、课程价值

本课程涉及音乐教育的历史发展、哲学原理、美学原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原理、心理学原理、课程和教学原理、测量和评价原理等范畴，并结合本专业的特性，介绍音乐教师教育和研究性教师的基本知识。围绕音乐教育这个核心，本课程在多门学科范畴内，运用这些学科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音乐教育的广泛问题给予多角度的阐释。学习本课程能够使学生学会将音乐教育的各种现象和问题，纳入上述多种学科的范畴内，运用经过学生融会贯通的这些学科的传统的和现代的观点，分析和解决自己遇到的音乐教育的各种问题。它是所有学习音乐教育或有志于了解音乐教育的学生应当牢固掌握的1门重要专业课程。

3、课程目的

（1）总体目的

本课程的设置，旨在使学生在从历史、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课程论和教学论、测量评价、教师教育、研究方法的角度，了解这些范畴的基本知识，形成自己的独特观点，掌握描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奠定广泛而坚实的理论基础。

（2）具体目标

本课程本着“厘清范畴、形成观点、掌握方法、解决问题”的目标原则，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

1、明确本学科涉及的各个基本范畴和相应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2、掌握本学科各基本范畴的基本知识，包括历史上相关的人物及其研究的对象、思想、方法和结论，构想进1步探究的可能性。

3、使用本学科的方法，设计和实施自选或教师建议的研究项目。

4、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表现出研究和学习的兴趣以及具有个性的研究设计思想。

5、了解主要的教育哲学、美学、心理学观点，在理解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初步看法，并运用前人和自己的观点解释音乐教育实践中实际问题。

6、了解主要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知识，在理解的基础上，运用这些知识来解释音乐教育实践中的相应问题。

7、了解课程的分类、要素和过程，解释音乐教育实践中的课程和教学课题。

8、理解教育测量和评价的基本概念和分类工具，了解国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国际的评价新概念和方法。

9、理解研究型教师的含义，以及音乐教育研究的方法和课题。尝试使用本学科的方法，设计和实施自选或教师建议的研究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表现出研究和学习的兴趣以及具有个性的研究设计思想。

10、了解音乐教师教育在国内国际的发展趋势和最新动态，在自己的发展规划中运用这些知识。

4、课程内容

（1）内容选择原则

1、根据课程性质和目标的定位，本课程的内容选择原则为：

（1）现实与历史、教科书与经典原著相结合的原则：课程内容既选择本学科的现有范畴和知识，又选择相关的历史知识尤其是有关的教育原著，要求学生在浏览原著的基础上，运用历史的和发展的观点，来理解教科书表达的影响音乐教育的各种观点的历史渊源，以及各种观点在音乐教育中的作用和局限。

（2）系统与开放相结合的原则：课程内容既选择相对稳定的知识体系，又引进本学科的最新进展，鼓励和敦促学生追踪最新的音乐教育观点和和方法。

（3）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本课程的内容属于理论性质，同时，教学内容的选择又顾及这些理论知识与音乐教育教学实际的结合。

（4）知识与研究相接合的原则：课程内容的选择既保证基本的知识，又着重考虑学习的内容能够激励学生进行自主研究。

（2）课程内容与进度

1、课程内容

（1）音乐教育的历史。

（2）音乐教育的哲学原理。

（3）音乐教育的美学原理。

（4）音乐教育的功能和目的（自学）。

（5）音乐教育的社会学原理。

（6）音乐教育的社会心理学原理。

（7）音乐教育的心理学原理。

（8）音乐教学中的心理学应用。

（9）音乐教育的课程原理。

（10）音乐教育评估的原理和实践。

（11）音乐教育研究。

（12）音乐教师教育。

2、教学进度与要求（参考表1）

表1. 教学内容与活动要求参考进度

次序 内容 重点 课外／课内要求

1 音乐教育的历史 历史线索和人物、事件 阅读第1章／项目

2 音乐教育的哲学原理 主要流派的观点 阅读第2章／项目

3 音乐教育的哲学原理 各派观点的合理和局限 阅读第2章／项目

4 音乐教育的美学原理 主要流派的观点 阅读第3章／项目

5 音乐教育的美学原理 各观点与音乐教育价值 阅读第3章／项目

6 音乐教育的社会学原理 社会学对象与音乐教育 阅读第5章／项目

7 音乐教育的社会心理学原理 社会心理影响音乐教育 阅读第6章／项目

8 音乐教育的心理学原理 主要流派的观点和角度 阅读第7章／项目

9 音乐教育的心理学原理 其他概念与音乐教育 阅读第7章／项目

10 音乐教学中的心理学应用 目标分类学及其运用 阅读第8章／项目

11 音乐教育的课程原理 课程分类、功能、要素 阅读第9章／项目

12 音乐教育的课程原理 原理与现实的课程改革 阅读第9章／项目

13 音乐教育评估的原理和实践 工具、类型、用途、过程、 阅读第10章／项目

14 音乐教育研究 研究型教师、方法类别 阅读第11章／项目

15 音乐教育研究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阅读第11章／项目 17 音乐教师教育 国际比较、音乐教师标准 阅读第12章／项目

18 复习周与考核 研究项目总结 考核／项目

5、课程实施

（1）学时安排

本课程的学时为36学时。

（2）教／学方式

1、教师课堂讲授。

2、学生课外自读。

3、学生个体／小组课外研究（项目）。

4、学生个体／小组项目演示（课堂）。

5、课堂讨论。

6、网络交流／网络答疑：使用本课程“教学互动”学习论坛和网络互动栏目。

（4）主要教学材料

1、主要教科书（2）刘沛编制（中英文电子对照版本）：《Foundations of Music Education-音乐教育教育原理》。

2、同类教科书（2）曹理等：《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

（3）刘沛：《音乐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

（4）郁文武、谢嘉幸：《音乐教育与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3、主要参考书目及网络资源

详见“教学资源”。

（5）教学条件

1、教师条件

本课程要求对音乐教育学学科建设具有1定积累的教师承担主讲。

2、设备条件

本课程需要使用计算机、投影、声像等多媒体教学设备。

6、课程评价

(1) 评价原则

本课程的评价原则紧扣课程设立的学习目标，重在考察学生在阅读、讨论和理解的基础上，是否能够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是否能够把音乐教育中的问题纳入本课程的相应范畴和专业的思维及语言给予讨论，是否能够主动地运用本课程的基本范畴、基本方法和基本观点，解决音乐教育活动的某些实际问题。

（2）本课程的评价性质重在过程评价，而不仅是卷面的终结性评价。评价紧扣课程设立的学习目标，重在考察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是否主动地投入属于学生应当自主完成的项目研究、项目展示和观点辩论。本课程还重视“隐含性”评价的功能，对学生的发展过程的评价与教学的过程自然地融合，使评价成为教学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3）评价标准

1、学生对本课程的基本范畴、基本观点的掌握和理解。

2、学生的表现与课程基本内容的相关性。

3、学生在项目研究中体现的新颖性和独特性。

4、学生在项目研究中体现的深刻性和广泛性。

（4）评价比例

1、课堂出勤（必须）。

2、项目研究（50％）（平时＋期末）。

3、课堂演示（10％）。

4、讨论参与（必须）。

5、试卷考核（40％）。

B. 内容详述1、音乐教育的历史

教学要点

音乐教育的发展历史与现状；重要的人物和事件。

教学时数

2学时

教学内容

1、中国音乐教育简史。

2、西方音乐教育简史。

考核要求

了解中国和西方音乐教育历史中的重要人物及其观点，以及对当今音乐教育的启示。

2、音乐教育的哲学原理

教学要点

主要哲学流派的人物和观点，及其对音乐教育实践的启示和局限。

教学时数

4学时

教学内容

1、3种基本的哲学观点。

2、3种观点的强点和弱点。

3、哲学观点与教育。

考核要求

了解3种教育哲学观点的形成渊源；理解各自的含义；在理解的基础上，运用相应的哲学观点解释音乐教育的实际问题。

3、音乐教育的美学原理

教学要点

6种主要的美学观点，及其对学校音乐教育的功能和价值的论证。

教学时数

4学时

教学内容

1、6种音乐教育美学观点。

2、对学校音乐教育的论证。

考核要求

理解不同美学观点对音乐和音乐教育的论证角度；综合不同的观点，用全面的视角解释、分析和设计具体的音乐教学案例。

4、音乐教育的社会学原理

教学要点

音乐素质的遗传与习得；社会化；与音乐行为相关的因素。

教学时数

2学时

教学内容

1、先天论与后天论。

2、社会化的过程。

3、人类音乐行为。

4、影响音乐行为的生物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和技术因素。

考核要求

理解音乐教育包含的社会学性质，以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音乐教育研究课题之间的关系。思考在音乐教育课题中运用社会学原理的可能性。

5、音乐教育的社会学心理学原理

教学要点

青少年在群体中的发展心理特征及其对音乐学习尤其是学习内容的影响。

教学时数

2学时

教学内容

1、自我意象。

2、从众。

3、角色和期待。

4、竞争与合作。

5、领导能力。

6、自信感。

7、态度。

8、创造力。

考核要求

理解在群体环境中，青少年在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方面对音乐学习的影响，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思考如何利用社会心理学的概念促进青少年的音乐发展和健康的音乐教育的实施。

6、音乐教育的心理学原理

教学要点

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的学习和发展观点，以及对音乐教育的启示和局限。

教学时数

4学时

教学内容

1、理论观点（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

2、儿童发展（皮亚杰、布鲁纳、加德纳等）。

3、认知过程。

4、学习动机。

5、音乐能力。

考核要求

理解各派心理学观点的立场、角度和方法，结合音乐教育，在音乐教学和学习中综合运用心理学的不同观点来全面地解释和设计课程与教学。

7、音乐教育中的心理学应用

教学要点

教学目标分类学；目标模式的局限及其拓展。

教学时数

2学时

教学内容

1、教育目标分类学。

2、音乐教学目标的行为化表述。

3、有序的音乐学习理论。

4、目标模式的局限以及其他模式。

考核要求

在理解目标模式和其他模式的基础上，设计音乐教学的任务分析、目标设计和过程设计。

8、音乐教育的课程原理

教学要点

课程分类、功能、要素的原理，以及现实的课程改革。

教学时数

4学时

教学内容

1、课程的定义和分类模式。

2、课程发展的要素、课程 文件。

3、国际著名音乐课程思想和方案。

4、国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思想和过程。

考核要求

了解课程的分类、功能、要素，相应的文本逻辑体系。了解国外音乐课程思想和方案以及国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过程和重要的课程文本。思考并表述课程改革现状对自身素质和能力的要求。

9、音乐教育评估的原理和实践

教学要点

音乐教育的评价和测量工具的工具、类型、用途和实施过程；国内外音乐教育评价的新观念和新方法。

教学时数

2学时

教学内容

1、测量的基本知识。

2、测验的类型。

3、音乐教学的传统评估方式。

4、评估方式的更新。

5、教学方案的评价。

6、音乐教师的评价。

考核要求

了解音乐教育的评价和测量的工具及其类型、用途和实施过程；了解国内外音乐教育评价的新观念和新方法，在自己的发展中运用相册式自我评价的方式。

10、音乐教育研究

教学要点

研究型教师的意义；研究方法的类别、用途；研究的课题和研究设计。

教学时数

4学时

教学内容

1、研究型教师和研究的价值。

2、研究文献的检索和解读。

3、研究的类型、方法和适用范围。

4、适用于课堂教师的研究方法（行动研究、教育叙事等）。

考核要求

了解研究方法的类型、方法及其适用范围；在理解主要研究方法的功能基础上，设计自己的研究方案，并体现出1定的研究构思的独特性。

101、教师教育及其发展方向

教学要点

教学专业化；音乐教师标准及其评估的趋势。

教学时数

4学时

教学内容

1、教师教育专业化及其发展历史。

2、音乐教师教育的国际国内动态。

3、教学的科学、艺术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