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利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的利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性善论；性恶论；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塑造论；适应论

人性就是人身上具有的特性和属性。人性论与管理密切相关。纵观历史，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各种管理活动或管理理论的产生和演变，都是以一定社会文化传统中的人性论作为其哲学基础和前提的。

一、早期儒家人性思想与管理观念

关于论述人本性的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

1.孟子的性善论

在儒家学说发展史上，首先提出性善论的是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将仁、义、礼、智看成是每个人天生所具有的四种本能。人有了善的本性，在他的语言和体态中都会表现出来的。由此可见，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皆有之，这并不是由某种外在力量强加于人，而是人们“良知”“良能”，孟子所谓的人性本善，是指每个人在本质上都具有向善的可能，要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善，需要“修身养性”，克制自己的欲望，从而达到道德的完善。

2.荀子的性恶论

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荀子是性恶论的集大成者。与孟子性善论的思想相反，荀子否定性善是与生俱来的，肯定性恶才是人本性所固有的本质。荀子所说的“恶”，是指争夺、残贼、等行为及由此产生的暴力。荀子指出人的好、恶、喜、怒、乐的情感，才是人性本有的内容。这些情感使人产生欲望，有欲望便有行动，争斗就发生了。因此荀子说：“人之性恶，其为善者伪也。”

“性恶论”明确指出人性中“劣”的一面，主张对人的管理办法是教化人性，变“恶”为“善”。由此他提出了“化性起伪”的著名论断。而这一转化需要由圣人教化大众，而这一过程便产生了礼义，法律制度也同时产生了。荀子认为，在人的本性中，本无礼义，要经过强制的学习和思虑才能懂得。人的本性经过“化性起伪”后，是可以变善的。

从人性管理模式的角度看，二人有相似之处，孟子从人的“四端”出发，荀子从人的生理本能出发，但都可通过教育达到“善”的目的。性善论是对人的抽象的概括，而性恶论是对人的现实直接的总结。在管理上，孟子强调道德、仁义的内控和协调作用；而荀子则强调“礼义”的教育、控制功能。此外他还强调要以法律惩罚恶性不改之人，这更具有实用性。

二、西方人性论与人性管理

西方最早论及人性的是苏格拉底。他认为，人的本性在于人的灵魂有理性，因而能追求知识。由此提出“美德即知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人的本性，即所谓的“灵魂”是由三部分构成的：理性、意志和。其中理性是灵魂中最优秀的部分，它统率和指导灵魂的其他部分；意志则为理性而行动，协助理性控制；是灵魂中最低劣的部分，它的唯一功能便是服从。因此，人的本性在于理性。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就表现为“理性――经济人”。所谓的“经济人”就是使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人，即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但它忽视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情感因素的影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奥通过“霍桑试验”，提出了“社会人”假设，就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待管理问题。美国科学家沙因提出了“复杂人”人性假设。即是因时、因地、因各种情况采取适当反应的“复杂人”。综观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其实质都是将个人看作一个工具，其目的是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管理目标。

三、比较与借鉴

建立在不同人性论基础之上的中西人性管理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儒家思想认为，人性问题不仅是管理理论的必要前提，而且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课题。这样，做出某种人性判断固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却在于如何改造这种人性。无论是孟子的“仁政”，还是荀子的“礼义之治”，都强调通过管理来塑造人性，这种人性管理可以称之为“塑造论”。但“塑造论”也有消极的方面：它必然导致贤人政治，从而忽视制度建设，淡化法律意识。而在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其注意力却在于如何改变组织环境，而不在于如何改变人性。因此，西方的人性管理可以称之为“适应论”。由于西方主导人性论是理性人和自利人，两者的结合就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为了争而不乱，于是就发展了法律，通过法律制度来进行管理。但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也就忽视道德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从上述可以看出，中西人性管理都是建立在不够科学的人性论基础之上的，因而它们也都是片面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管理中，我们提倡人性管理。而完整的、科学的人性管理应包含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方面，人性是管理的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人性又是管理的目的和归宿。这就要做到两个统一。第一，德治与法治的统一。第二，“适应论”和“塑造论”的统一。两者的统一是管理的一个本质要求，也是人性管理的又一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1]傅佩荣.解读孟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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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学　法律思想　司法实践

一、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一)对法律指导思想的影响 

先秦时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礼制”和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最为重要的是孔子提出了“仁”的观点，基于此呼吁“为政在人”“德主刑辅”的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德主刑辅”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直保留着，从汉朝“大德小刑”到唐朝“德刑并用，以德为主”再到明清“明刑弼教”，中国的法律精神自然和谐，以人为本是没有变化的，这也是其区别于西方法律思想的鲜明特征。 

(二)对法律制定的影响 

1．在刑法上 

中国传统法律步入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后，根据德主刑辅的原则，刑法原则基本上秉承了“恤刑慎杀”的指导思想。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废除肉刑，这是儒家人治对法律的具体影响。此外，刑名的减少，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以及加役流，死刑复审的创立无不闪耀着当政者以民为本的儒学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对古代刑法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其家庭本位的观点对使古代法律伦理化。孔子从“亲亲”的家庭主义原则出发，提出了“父子相隐”，这不仅是引礼入法的表现，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刑法适用与诉讼。从以后的封建法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带有明显亲情原则的刑法规定，如“亲亲相隐”“存留养亲”“宽纵复仇”。此外，这种法律思想还体现在男尊女卑对法律适用的影响以及爱护老幼的人本色彩。 

2．在民事法律中 

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一向不发达，这与儒家主张的息讼有很大关系，但儒学还是深刻的作用着传统民法的发展。孟子是儒家学派中对法律与经济关系把握最好的。他提出的“薄税产”“制民之产”，告诫统治者不要暴敛，重赋。后世的明君都把其作为民事的基本原则和富国之策。 

儒家思想毕竟是与封建大一统相适应的，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也要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具体到土地所有制度上就是坚决贯彻地主土地私有制，并制定严格的户籍赋税制度。本着重农抑商的原则，在商业发展中也有大量限制。即使在封建社会最为发达开放的唐朝，集市也只能在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开放。在婚姻继承制度上，女人的地位也低于男人，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3．关于行事法律 

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封建法律的特色，其本身却饱含了儒家的特色。从选官制度看，汉代举孝廉强烈的体现了儒家重孝对社会的影u向，而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也是儒家重门第，区分，维护封建等级制的表现，隋唐后科举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儒家“为政在人”的思想，科举其本身也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巩固了儒学的统治，因为国家以儒学考生，举人都是因儒学而致世。而在为官之上，儒学影响也颇大。举例来说，官员的品级不论多大，父母去世都要弃官守丧，否则有悖伦常，遭人谴责。连明朝首辅张居正也不例外，其不为父守丧虽有皇帝夺情，也不免他人非难。 

(三)对法律解释和司法实践 

1．在法律解释上 

儒学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统治地位的，其在法律上的确立经历了很多过程，而其中法律解释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知道一种学说成为法律思想，不单单是一部法律就能达到的，它必须通过解释使大多数人了解，接受，并通过此使法律更好的适用于实践。儒学在汉代确立后，就是通过以经断律和以经注律使儒学法律化，再经过后世纳礼入律最终到《唐律》一准乎礼，法律的儒家化告成。 

2．在司法实践中 

儒学对司法实践影响的最大体现就是《春秋决狱》，将儒家经典直接作为律文案例指导实践。此外，儒家思想讲究天人合一，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从刑狱时令到灾异赦宥，都有浓厚的对自然与和谐的考虑。另外，秉承儒家一贯的等级观念，封建法律大多都规定了特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也遵循着不平等的原则。而且行政与司法不分，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大特色。 

二、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影响的利弊 

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向来主张“礼主刑辅”，使法律与思想教育，道德感化紧密结合，并且儒家主张阿“礼乐刑政”并举，这些对我们今天建设自己的法律体系都有深刻影响。而且儒家一直教导人们经世致用，有一种“天下为公”的无私精神和“先忧后乐”的奉献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继承的瑰宝。 

诚然，儒家思想不可避免的有其消极的一面，比如其思想上的保守与落后，以及它对法治精神的极大破坏。其表现最为明显的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它导致了人们对法律的轻视和对诉讼的惧怕。礼教为主，法律为辅，人们往往崇尚礼节，鄙视法律，尤其是诉讼。而畏官，畏法也常常使人们不敢为自身权利诉诸法律。其次，它是导致中国封建民法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儒家的影响，中国没有独立的民法典，民法附于刑法，而民事法律关系由礼来调整，一旦触犯了礼就科以刑罚。 

篇3

“儒商”一词最初见于明清时期一批徽州商人的言论和著述，当时多称“儒贾”，又称“德商”，就是儒与商结合、亦儒亦商，实际上是指受儒家思想影响、运用儒家思想作为经营理念来进行经商、管理及各种经济活动的人，或者说是怀抱儒家价值的商人或企业家。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文化氛围和经商风气都很浓厚。当今一个企业文化的价值观在企业内部员工，特别是领导层，示范效应和标杆作用，员工看齐外部看起。经商必要有德，有德方能得利。

儒商在精神价值上的一种导向性趋势，就是旨在寻求经济活动与文化精神间的沟通，推进商业和伦理的结合，借助儒家思想的价值效应，塑造商人的人格形象，以提高商业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名誉声望。显然，儒商的精神特质，就是力图构建一种儒化的经济伦理观念体系。本质上就是告诉我们怎样做生意，怎样管理企业。作为我国民营企业应该如何以儒家思想来树立企业文化价值理念呢?

(1)中小企业“义利合一”的商业经营理念。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如何以义行事呢?仁、义、礼、智、信。中国一直奉行的大义之德行，在谋求以义聚人的共同企业价值观。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更进一步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主之所欲也，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商业谋取的不义之财，其心不安，心不安在遇事不顺也!自古就有先做人后做事，人若不义，做事必有害人之心，害人之心与人不利，与自己不利。不义之财如流水，不义之财不可取。“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2)中小企业应该确立具有儒家精神气质的商业职业意识。

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讲的那样：为了商人的荣誉与尊严，“必须活得像个理性人”。建构起以儒家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商业经营原则，是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最大贡献。韩国学者尹丝淳曾指出：儒学特别重视对知识的探求，儒学理论中强调探究合理、实践伦理、重视理性，这是促进儒教圈近代产业化的巨大潜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要的是把精髓，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原理三者结合起来，挖掘民族内在的巨大潜力，解决并处理好初级阶段的种种弊端，这些都需要我们的商业工作者，公司、企业的领导者、管理者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

(3)中小企业管理者应该仁政管理。

“仁”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范畴。一般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另一类是在竞争的时候，用尽一切办法将对方压倒，他是哪一类时，他回答说，商场管理的本领要脱颖而出，不一定非要置人于死地不可。他以运动员的竞技来形容他在市场上的竞争态度，并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第一，拼命向前；第二，紧盯着领先的那一位；第三，不绊倒对方。这个“不绊倒对方”，指的就是仁道管理。

(4)中小企业主要诚信待人。

儒商将儒家伦理的基本规范之一“诚信”引入经商，并自觉地将其贯彻到经营活动之中。中国历史上推崇“诚贾”、“良贾”，主张诚信经商，守信用，重然诺。儒商的商业诚信，曾被马克斯・韦伯视为中国伦理的一个特质而给以赞扬。孔子说：“君子言必信，信必果。”要求人们讲真话，办实事，答应了的事，签订了契约合同，即使出现意外情况，也要全力以赴，实施兑现。诚就是不欺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徽商的信、诚精神，对于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值得弘扬。市场经济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法制经济，是建立在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基础上的法制经济。

(5)中小企业要和气生财。

儒家讲中和之道，要求“致中和”，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又认为“君子心和则气和”，要求以发自内心的和谐与宽容的态度协调人际关系，实现“和则众”的目标。多少年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和谐观念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意经，被经商之士奉为经商成功秘诀。持家和为贵，“兴业和气生财”。清代山西票号，成功的秘诀就是在经营管理中发扬和谐团结精神，每家票号都有一套规章制度，用来规范企业内部人际关系，中小企业在面对关系网的时候，有三点需要考虑：一是它是不是合法的；二不能危害社会；三要皆大欢喜。他认为在中国经营企业，中庸之道最有效。要学会“吃亏”，“吃亏就是福”。当然不是叫你经常吃亏。最重要的是你要争取吃亏，以致对方不让你吃亏，那么整个企业就会兴旺。相反，如果你不愿吃亏，结果对方偏要你吃亏。商场尔虞我诈的奸商固然大有人在，试想你吃了别人亏，你还相信这个人吗?还敢和这样的人做生意吗?自古有生意人的对联：和气生财，财源广进!

(6)中小企业要勤俭戒侈。

勤俭起家，力戒奢侈，也是儒商的一个经营致富之术。我国另一个重要的地方商帮徽商发家，都是“折节为俭”，“以约奉身”，以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以致富有”来自勉，同时产生了一系列的有关勤俭发家的格言，如“非勤俭不能治生”等。正如顾炎武在评述徽商时所说：“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甲天下”。可见，勤俭成为儒商一个重要的人生特征和经营原则。徽商当年以勤俭勤奋，诚信为本成就了一代商帮的商业文化，它也是我国中小企业的立业之本。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徽州人世世代代在贫瘠的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培养了勤劳俭朴的品格。长期的经商，使他们获得了丰富的经商经验。而朱文公阙里的文化熏陶，更为他们商业的成功提供了坚实的文化素养，使他们在选择经营地点，确立经营方向，尤其是权衡经营利弊，形成商业信誉等方面，表现出较高的智慧和成熟。徽州地处长江中下游，其东北达于金陵、扬州等商业、盐业极为发达的城市，其西与瓷都景德镇接壤，闽赣各地的茶叶、木材及瓷器，取给都很便利。其东连接苏、杭太湖流域，纺织、丝绸极为发达。江南一带的粮食、棉花、铁矿可通过长江水路，销往全国各地。徽商充分考虑和利用了优裕的地理位置，在江南各地的大小城市或商或贾，经营范围广及丝绸、棉花、染料、棉布、粮食、木材、食盐、铁器等多方面，而以“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徽商与晋商，成为当时闻名中国的两大商帮。

(7)中小企业低调行事，回馈社会

商人们努力追求财货，反不免生烦闷、疲倦、人生空虚之感，这才是最大的苦恼。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享受，并不能使人产生安全感、满足感、幸福感，儒家文化的道德智慧，可以为饱受困扰的人们提供安排人生方向的良策。华人社会中很多被称为儒商的人，如香港儒商霍英东、李嘉诚、邵逸夫、曾宪梓等，不但言利、求利，经商成功，而且安身立命，立德、立言、立功。他们在商场上经商牟利，但始终怀着金钱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信念，个人生活上崇尚俭朴，从不暴殄天物，相反却把回报社会视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热心于将个人的财富用于希望工程、光彩事业、赈灾捐款、架桥修路等公益事业。

(8)根据古今中外儒商经营的成功范例，结合历代专家学者的论述，将儒商成功的经营理念归结为十条：

(1)爱国爱乡、仁爱良知的责任观；

(2)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价值观；

(3)诚信互利、公平交易的营销观；

(4)顾客至上、敬谨谦和的服务观；

(5)以人为本、协调人际的管理观；

(6)善抓机遇、慎思笃行的经营观；

(7)突破现状、推陈出新的发展观；

(8)求贤若渴、知人善用的人才观；

(9)物尽其用、天人合一的环保观；

(10)勤俭朴素、慎独廉洁的生活观。

这些经营理念是一个相联互融互促的整体，其中心思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者爱人”的思想和在市场竞争中求发展的精神相结合，实现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内圣外王”，形成儒商的新精神。作为中小企业更是要练好内功，修好商人德品。才能真正拓展实业、积累财富。

篇4

关键词：常州词派 ;周济; 词学思想; 词统

引言

清词的中兴在某种程度上是词学理论的中兴。云间派、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等词学流派为清词的中兴作出了理论贡献。他们或崇尚晚唐五代，或崇尚南宋北宋。而这些词学理论主张又通过各家选本情况得以体现和深化。《古今词统》、《草堂诗余》、《词综》、《词选》等就是这一过程的成果体现。然而，纵观词学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各家对于词学的阐释又不尽相同。即便是词派内部，依然有着继承和分化。相对于张惠言固守儒家思想的片面化词学理论，周济则是在继承与反思的过程中提高了常州词学的意格。尊词体、崇比兴，明正变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清词意格的提高奠定了理论基础。谭献、陈廷焯、王国维、陈匪石、等当世和后世之人的评述和学习为周济词学思想的经典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稿本依据。

一、 追本溯源趋正统

1. 儒家思想尊词史

周济的词学思想对张惠言的词学理论有着继承与发展。词在产生初始即被人们称为“诗余”、“小道”，它的娱乐功能被无限放大，而道德说教乃至审美功能则被文人所忽略。然而宋代以后，从李清照到苏轼无不以自己的方式来提高词的文学地位。于是“别是一家”、“以诗为词”便成为推尊词体的先声。而后经历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步步巧构，最终实现了清词的中兴。其中，常州词派的张惠言显然是这一中兴不能忽略的关键。“美人伦，厚教化，移风俗，从而当然地把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103张惠言的词学理论对于儒家伦理教化的重申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追本溯源的独到之处。在《词选序》中，张惠言对此做了明确的表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绯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此句理论中，张惠言将词体的推尊上升到历史的高度，认为它可以诉哀乐，展钟情。而在周济这里，显然是继承了张惠言的伦理教化思想。然而，张惠言过于重视词体如诗体般的教化功能，而周济显然是将儒家思想作为尊体观的精神实质而更多的注重它的审美价值。因此，他通过提出“词史”说来表明词的社会功能和思想内容：“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积，或独清独醒，随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2]4周济强调了词之作用即在于寄托个人感慨的同时不忘家国之患。简单狭隘的个人意志难以媲美家国沦丧之感。周济的词史观点无不有着深深的社会烙印。儒家思想作为周济词学思想的主脑，他的词史意识便得以流传后世。

2. 香草美人寓比兴

“香草美人”是屈原著作中的典型意象，它所体现的是仁人志士的政治理想和热情。“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楚辞章句.离骚序》）可以说以夫妇忠贞寓君臣际遇体现出对政治现实的渴望与无奈。由此“香草美人”便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文人士子也多通过“香草美人”来宣泄自己的一腔心血与无奈的现实感。而这种“香草美人”所折射的也正是比兴寄托之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比兴寄托使感情的宣泄得以委婉出之而不至过于激烈，它所体现的也是一种婉讽。比兴寄托说走到周济这里便别具一番风景，他秉承张惠言的词学理论，却又不为所囿。周济在纠正张惠言论词牵强附会弊端的同时也提出了个人的独到见解。周济的词学思想中有寄托与无寄托理论所体现的正是一种屈兴传统。然而，不同于张惠言的“深文罗织”，周济的寄托出入说是比兴在词中的另一种审美。“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请，仁者见仁，知者见知。”[2]4由此可见，周济之寄托出在空与实之间找到了立足点。在周济看来，学词之始要有所放空，只有如此才能使词灵气贯穿。由此，“香草美人”的诗学传统在词学的世界中找到一息繁荣的土壤。无论是儒家思想的灌注还是香草美人的传承，周济都以他对宋词学词门径的探讨达到了理论的升华。

二、 四家词选立统序

1. 王吴辛周予门径

词的社会功能与审美功能真正达到共鸣归功于周济的《宋四家词选》。作为周济晚年词学的集大成之作，它在多年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中明晰了清代词学的利弊得失。“由南追北”与“由北开南”是其词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在由南追北上，周济与是典型代表。周济认为，王沂孙的词作用比兴寄托的手法递传亡国哀思，他将家国之恨融入咏物之中，即所谓的“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言情”。周济将王沂孙作品评为高格正有他的理由：“三花两蕊破蒙茸，依依似有恨。明珠轻委云卧稳，蓝衣正、获春憔悴。罗浮梦半蟾挂晓，么凤冷、山中人乍起。又换取、玉奴归去。余香空翠被。”[4]47周济认为此词既有咏物的佳处所在，又具有身世之感乃至家国之情，从而他的词也最具高境。如果说周济在词之内容上有了拓新，那么显然是在形式上作出了独特的阐释。周济将之推为学词门径的第二位，试看其《倦寻芳》：“暮帆挂雨，冰岸飞梅，春思凌乱。送客将归，偏是故宫离苑。醉酒曾同凉月舞，寻芳远隔红尘面。”词在凄清的景象中诉说了词人内心的凄凉，但我们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词中的思力沉厚。纵然后世词人学梦窗，但只是貌合神离。在的词中我们感受到清词刚与柔的统一。在由北追南上，辛弃疾与周邦彦是典型代表。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表现出“退苏进辛”的选词倾向，对于苏轼在题材内容以及艺术手段的开拓上绝无偏执之论，但在论词的过程中，周济显然是将辛弃疾至于高位。且看辛弃疾的《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我们从中所能感受到的绝非一己之惜山怨水，更多的还是对山河沦落的叹息。“清真浑厚，正于勾勒处见。他人一勾勒便刻削，清真愈勾勒愈浑厚。”[2]6周济认为周邦彦的词浑厚而不露痕迹，巧妙避开了宋词的刻削与拙率。而这种浑厚也与周济的“浑化”理论相得益彰。“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岁去来，应折柔条过千尺。”（周邦彦《兰陵王.柳》）此首词中，以柳代人，以愁表心，情景交融处能够体会到周济的“浑化”理论内涵。

2. 正变源流立词统

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指出了作词的向上一路，对选本和作家的择取式学习正是周济词学统序观的深刻展现。所谓词统也即学词的体系，更为确切的观点即“正变”，正与变正如源与流，追本溯源，探究词统，由此周济通过学词门径的选择为我们展示了他的词统正变观念。词体正变观念是论词者评论词和词体的标准所在，而其在历代的演变则是词学史的缩影。从正变至词史再趋向词统，周济的词学思想在循序渐进的演变中获得了后世词人难以企及的影响力和历史的穿透力。若要探究词统这一观念的形成势必离不开“正变观念”的梳理。而实际上，正变观念源于诗学理想，只不过在词学的世界中得以发扬光大《诗大序》中最早对正变作出解释：“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发展到后代，正变之分便带有文体风格的意识。词学领域的婉约与豪放之分便成为后世词人推尊词体，分门别派的依据所在。明代的张在《诗余图谱》中强分正变成为这一正变理论的先声。时间转向清代，清词的中兴是词体风格，思想境界的中兴。而强分正变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词学流派的彼消此长，而非长久屹立于词林。张惠言在《词选》中表态称温庭筠词“深美闳约”，在他的观念中很显然的是以唐宋词人为词学正宗，而斥柳永乃至黄庭坚的词都颇存异议。周济在《词辨》中抬高辛弃疾的词作而拉低俗世的词作水平。而走到《宋四家词选》，周济的正变理论变得以升华和纠正。“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成为他正变理论的典型代表，正可谓是刚柔兼备。正和变得以在这以循序渐进的学词门径中又进了一步。

三、 词坛名家助清芬

1. 词选价值传千古

《宋四家词选》作为周济词学理论的核心展示，其价值自不待言。在这其中，所不能忽视的莫过于对于文化精神的兼收并蓄。不同风格的交融与相互吸收在诗学的世界当中已经达到浑化无际的境界，而在词学的世界里，它的发展轨迹依然体现为从陌生到熟悉，从稚嫩走向成熟。清代词坛不同于唐宋词坛的地方就在于此人们对于学词宗旨、学词门径存有轩轾。词坛中的婉约与豪放的取舍也因此而成为历代词坛烽火连天的主战场。因为它涉及到正变观，更涉及到词人词学精神的皈依。花间和草堂只是这一场悄无声息的词坛之战所凭借的依据，苏轼辛弃疾乃至后世更多的词人则有了更多的精神指向。立为正统，必为婉约，然而豪放词风又何甘沉沦下聊。前有李清照与苏辛关于尊体的论争，后有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的雅正与纯正的论争。论争固不可少，然而能将论争付诸实践并未后世词人提出了具体而微的学词门径则首推周济的《宋四家词选》。作为一部具有指导性的词学理论著作，它不仅展示了宋代词坛的概况，同时也为清词的中兴和兼容并蓄的词学精神的发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主要又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他将苏轼与李清照的推尊词体发扬光大，进一步揭示了词体特性;其次，不同于张炎以及浙西词派对作品的误读和贬低，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将作为学词门径之一;再次，《宋四家词选》中对于张惠言乃至整个常州词派理论的探讨没有完全摒弃，而是去其不足，取其优胜之处;最后，最为重要的在于《宋四家词选》为词学统序观的进一步发展做了理论阐释，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必将在词统的建立过程中得以进一步完善。从《词辨》到《介存斋论词杂著》再到《宋四家词选》周济的词学思想在比兴寄托、浑化无际以及词史观的表述中得到完善和统一，他对词坛历代名家的品评能够结合他们所处的时代状况而非一己之偏见。《宋四家词选》为后世词人明正变，趋正统设立法门。因而，在当世乃至晚清引起了中兴词坛词人的共鸣。

2. 词人词作相予益

周济的词学思想之所以能够在清代词坛掀起滔天巨浪还依托于当时乃至后世词人的推崇和发扬。谭献、陈廷焯、王国维、乃、陈匪石、等学者对周济词学思想的再解读使得周济词学思想得以经典化。谭献的“折中柔厚”与周济的“归诸中正”虽有一定的差异，但在实际作品的解读上，却蕴含着相似的词学思想。陈廷焯的“沉郁顿挫”说与周济的“寄托出入”说有着看似朦胧却又确信无疑的继承关系。“他是把运用比兴体作为实现‘缥缈之音’的沉郁风格的主要手段的：‘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3]332沉郁顿挫与寄托出入都涉及到了词作艺术风格和具体表现方法。陈廷焯和周济词学思想的顺向继承关系。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力崇北宋词，他认为五代北宋词之所以“独绝”，原因便在于北宋词家词作有境界并且能够成高格，词摆脱成为羔雁之具的命运，而成为独立抒情的主体，这一切似乎要归功于词的境界的提高。如果说周济对谭献、陈廷焯乃至王国维的影响或是止于思想内容或是止于表现手法，那么对于陈匪石、龙榆生和等人的影响则显然是全方位的。就陈匪石而言，他的《宋词举》便是最好的说明。《宋词举》在深化了周济的词学理路，他通过逆溯之法来阐述自己的学词门径，与周济所推尊的王沂孙、、辛弃疾和周邦彦的学词门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龙榆生作为民国词学大家，对周济词学思想的研究不在少数。作为民国文学的先锋，他的词学观点也代表了那个时期的普遍观点。在《词选》中说道：“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向都是处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才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们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而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天才堕为匠手，创作堕为机械。文学的生命又再次向民间文学寻找新方向。”[5]94在这点上，的词学观点又与王国维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即认为词学本质精神应回归民间，回归真实。周济的词学思想所说的词史意识即包含词学本质精神的回归。由此可见，王国维作为历史的桥梁，连接了周济与的词学共识。

作为清词中兴时代的词学理论家，周济的词学思想已经成为常州词派的理论纲领，无论后人怎样的更改，其本质精神一直没有变化。这是因为，周济的词学思想并非偏离词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对儒家思想以及屈骚精神的汲取并非与张惠言同踪，对比兴寄托以及词史的阐释也并非与前辈亦步亦趋，对学词门径的逆溯之法也为模拟前人，而是有所似有所悟，同而不同处有辨。对当代乃至后世的词学家，周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为后世词人指明了学词的具体门径，并将常州词派的词学精神发扬光大。对周济的词学思想做出经典化的解读应当从词史观，艺术审美观、词统观等若干方面进行研究。如此，周济的词学思想方可超越时空，绵亘寰宇。（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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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济.宋四家词选[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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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特征；局限性；转型

儒家传统思想中，诚信是重要的伦理规范，学者们对此作了颇多研究，多从诚信的历史渊源、历史背景、基本内涵、当代价值、儒家诚信文化的转型等几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

一、儒家诚信思想的内涵及其特征

关于诚信的基本内涵，不同学者有不同理解。许慎认为“诚”“信”互训，他在《说文解字》中提出了“诚，信也”，“信，诚也”的观点。当代学者陈根法就认同这种观点，“诚”即是“信”，“信”即是“诚”，无需作出分说。[1]P77此外，大部分学者从“诚”与“信”两个德目来探讨诚信的含义，认为“诚”主要强调个人内在的品质，“信”则主要强调个人在人际交往中所表现出的品质。在儒家诚信思想体系中，普遍“重诚轻信”，认为“‘诚’与‘信’相比较，是更为根本和基础的东西。在一定层次上，‘信’始终要受‘诚’的制约。”[2]P179儒家重视内在之诚，而轻外在之信，认为内在诚是评判个人道德好坏的标准。诚的含义包括“真实无妄”、“诚实无欺”。“真实无妄”指“诚”坚持客观存在、符合实际，表现在人性上，则是真诚向善，不参杂任何私心杂念；“诚实无欺”指为人处事内不自欺，外不欺人，表里如一。[3]P42，45而信的含义包括“言出必行”、“言行合一”、“信守诺言”、“互相信任”。诚信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诚是天人合一的本体。“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对诚信问题探讨的基础和逻辑出发点……传统儒家认为诚信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是天道的自然法则和人道的当然之责的合一。”[4]P102按照儒家诚信思想，诚是宇宙的根本，是宇宙运行的客观规律，即天道。

第二，诚是人的本性。在儒家看来，诚是合乎人性的规定，诚既是天之道，又是人之性。“作为人道之诚强调人应该效法天道真实无妄的品质，尊重、认同和遵循客观天道，按照人的本性生活和行动，就会令天然的德行化为自然自觉的行为。”[5]P31将天道之诚赋予人，说明了人性本应诚，也道出了诚信的本源。

第三，信是一种社会规范。儒家多用“信”来规范相对平等的朋友交往，“信”是朋友一伦应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要求朋友之间要“交而有信”。“信”也常用来调整官民关系以维护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诚信还是儒家修身修业之道，诚信是个人德性修养的重要内容，是个人品质高尚的重要标志，也是建功立业所必备的基本道德。

二、儒家诚信思想的当代价值

1.儒家诚信思想的政治价值

传统的儒家诚信道德在调整官民关系中曾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下，执政党借鉴儒家诚信思想，在社会治理中坚持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可促使政府规范施政行为、建设自身的执政品格，推进政务诚信建设。[6]P21

执政党诚信执政有助于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助于党正确政策的出台与贯彻；有助于改善党群关系，巩固执政党的地位。执政者践行诚信道德，为全社会树立良好的道德楷模和行为典范，使诚信成为人们共同的价值取向，有利于带动全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

2.儒家诚信思想的经济价值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主体来看，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保持诚信品质、规范经济行为，在交易和竞争过程中采取公正公平的手段，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经济损失，提高交易效率，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7]P26

从市场经济的秩序维护来看，经济主体在市场中自觉遵守诚信道德，加强自我规范，可以有效避免唯利是图、恶意竞争等不良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良性的市场经济环境又能促进诚信意识的发育和完善。

从企业发展方面来看，史少博等认为诚信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不仅可以给企业带来实际利润，同时诚信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有助于提高企业信誉，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8]P104

3.儒家诚信思想的社会价值

第一，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达成“信”德的途径上，儒家先哲们主张通过慎独、反省、学习、践行以加强自我修为，做到身心和谐。个人身心和谐是人际关系和谐的基础，在人际交往中，保持平和的心态，对他人诚恳认真，彼此之间互相信任等，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减少不必要的误会和摩擦，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状态。

第二，有助于人与社会的和谐。诚信这一道德规范应用在社会治理中，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的角度共同发力，创造平等、公开、有序的社会环境，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安全。诚信是社会的黏合剂，有了诚信观念并自觉践行，人们会自觉地团结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促进社会向公平正义的方面发展。[9]P47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儒家诚信思想引导个体正确的求利行为，有助于提高个人道德境界，对拜金主义的现象能够起到纠偏作用。[10]P87个体在社会活动中保持诚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全民达成诚信共识，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维护人与社会的和谐。

4.儒家诚信思想的教育价值

第一，“信”是教育的基本目标和重要内容。孔子在教育内容中，指出“诚信”对学生成长成人的关键性，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也应当保持诚信品质，起到良好的表率作用。[11]P26儒家诚信道德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启示，钱益民认为，儒家诚信观是立身之本、交友之基、秩序之源、为政之宝、修身之道，高校工作者理应重视儒家诚信思想并将其贯彻到大学生诚信教育之中。[12]P107石秀杰也认为在校大学生诚信现状令人堪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传承儒家诚信教育，并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可以改善这一现状。[13]P61第二，有助于推动学术诚信。孔子诚信的学术态度为历代学者树立了光辉典范，他对如何在学术活动中遵循“诚”提出具体要求：做学问要保持诚实严谨的态度，在学术活动中辨别真伪、躬行实践，在学术评价中保持客观公正，力求中肯公正。[14]P155

三、儒家诚信思想的局限性

1.理论基础：封建主义伦理纲常

“信”虽然是儒家先哲们所提倡的社会规范之一，但并不是最首要的社会规范，在具体的社会行为中，“信”往往要让位于“忠、仁、义、礼、孝”等社会规范，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诚信第一要义就是要对封建王朝的‘忠’”，[15]p27使得被统治者必须绝对服从统治者的权威，从而使得“信”这一社会要求让位于“忠”。在诚信是否从于“孝”这一社会规范时，有两种不同看法，谢桂山认为，孔子所言“父子互隐”，表明诚信从于“孝”[5]P32。但张树业认为，儒家所说的“亲亲相隐”从人性天伦角度承认并且尊重“诚”，是从本原处坚守诚信道德。这些论点明显带有封建伦理纲常的思想和成分，必须合理继承和

扬弃[16]P56。

2.理论假设：个体道德自得和道德自觉

有学者认为儒家诚信思想主要依托个人修养、道德教化、社会舆论的压力来发挥作用，更多的依靠个体自律，缺少他律性约

束。[17]P29在诚信的来源问题上，孟子由天道之诚引出人性之诚，混淆了诚信的必然与当然，把人们诚信行为的当然之责看成天道之必然，把诚信看作是不用通过学习和实践就能得到的天然秉性，不可避免地陷入先验论和道德宿命论，带有唯心主义倾

向。[18]P57

3.理论范围：适用于熟人社会和道德标准高

在儒家诚信文化的适用范围上，鄯爱红认为诚信原则局限在熟人、朋友之间，缺乏普适性，[19]P30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李景林认为，虽然儒家对“信”这一概念常有狭义的使用，多强调“朋友之信”，但并不意味着“信”局限于朋友之间，也可以理解为普遍的交往原则。由于古人对概念的使用比较灵活，“信”同“仁”、“敬”一样是一种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处理人伦关系的普遍原则，具有普适性。[20]P30有学者认为，儒家诚信思想还存在道德标准太高、脱离现实的局

限。[17]P29刘永安指出：《中庸》中“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知前”的说法夸大了“诚”的作用，超脱了道德范畴。[21]P230沈永福认为，儒家天人合一的诚信观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唯心主义的倾向，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一提法，使得人们对“诚”有了敬畏之心，有益于人们诚信观念的树立。[4]P103

四、儒家诚信文化的现代转型

在儒家诚信文化是否可以实现现代转型的问题上，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如：张树业认为，儒家信德不应迎合世俗进行现代转化，而应从本原处持守自身。[16]P59李颖认为，当代我国诚信缺失的原因之一是传统文化缺少诚信，传统文化中缺少规则意识和自由意识，儒家“人性善”的道德假设和“爱有等差”的道德标准不利于当前社会诚信规则的建立。[22]P53

1.培育公民现代诚信意识

鄯爱红认为，在儒家诚信转型过程中，首先要培育当代公民平等互利的意识，否则，诚信原则很难建立并得到贯彻；其次，将传统诚信思想中的“信”与当代市场经济中的“利”相结合，转变传统思想中“信及不利”的思想，通过诚信原则规范大众的求利行为；同时，培育当代公民的责任意识、契约意识，将其与内在心诚相结合。[23]P16，19尚b指出，建立新的诚信文化应该培养公民公德意识与法制意识，公民自觉遵守社会规则、维护法律权威有助于诚信社会的建立。[21]P179

2.加强诚信制度与法律建设

冯淑慧认为，社会诚信秩序的建立离不开信用体系的建立，信用体系建立之后，诚信标准才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有助于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自觉遵守诚信规则。诚信制度建设的同时完善相关法律保障，对失信者给予惩戒。[25]P23苗润田指出，现代社会中，仅仅靠道德自律已经难以建设诚信社会，诚信制度建设势在必行，个人诚信品质的提高和社会诚信制度双管齐下，才能有效发挥作用，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都无助于诚信社会的建设和维持。[26]P15

3.正确对待儒家诚信文化

在对待儒家诚信文化的态度上，刘永安等建议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儒家诚信文化，保持其精华，剔除其糟粕。[29]P231儒家诚信思想的价值需要我们继承发扬，对于儒家诚信思想中的局限因素应进行适当改造以顺应儒家诚信思想的现代转型，使诚信社会的建设既不陷入思想上的无根状态，又能顺应时展建立符合社会发展的新型诚信观。

儒家诚信思想是儒家先哲留给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梳理儒家诚信思想的脉络，厘清儒家诚信思想的利弊是完善当代诚信思想的理论前提。丰富儒家诚信思想的内涵和实践路径并赋予其时代特征，是传承儒家诚信思想和建设诚信社会的基础，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值得我们付诸努力去探索研究。

[参考文献]

[1]陈根法.儒家诚信之德及其现代意义[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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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亲亲相隐;特点;原因;局限性;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I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6-0260-02

1 中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发展历程以及特点

1.1 “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历程

“亲亲相隐”制度也叫容隐制度,主要适用于刑事犯罪领域,是指亲属之间可以藏匿、包庇犯罪而不负刑事责任。“相隐”的含义就是“相互隐瞒”,包括不作证隐瞒,作伪证隐瞒,包庇、窝藏等。

“亲亲相隐”思想及其制度源于中国古代,“亲亲相隐”的主张最初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儒家思想认为,应当亲人之间相互隐匿,从而维护传统家庭伦理秩序。《秦律》中“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虽然存在未对“父为子隐”认可等方面的缺憾,但中国的容隐法于此初见端倪。

西汉时汉宣帝首次正式颁布“亲亲得相首匿”之法令,开创了中国法律的“容隐”传统。并首次间接承认尊亲属为卑亲属隐的“权利”。唐代时更是达到了巅峰,将单向容隐规则扩大为双向规则。同时也规定了“同居相为隐”的原则,扩大了容隐的范围,并在其内容和限制方面也做出了详细规定,基本上形成了关于“亲亲相隐”的较为完备的体系系统。唐以后直至清朝容隐制度逐渐形成了空前周密的体系并努力达到维护封建国家与维护封建道德同时并举。

1.2 中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发展特征

在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传统封建社会中,“亲亲相隐”的发展呈现了以下四种趋势:

(1)亲亲相隐的主体范围逐渐扩大的趋势。

《秦律》中仅规定了“子为父隐”,并未承认“父为子隐”;西汉时,汉宣帝首次正式颁布“亲亲得相首匿”之法令:“自今自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这一诏令首次间接承认尊亲属为卑亲属隐的权利。“亲亲相隐”制度自隋唐时逐步完备,唐朝将汉时的“亲亲得相首匿”发展为“同居相为隐”,“相隐”亲属的范围大大超出了父母、子女、夫妻、祖孙及兄弟姐妹,不但直系亲属和配偶包括在内,同居的亲属不论有服无服,亲属及外祖父母、外孙、孙媳、夫之兄弟、兄弟妻等也都被扩大到“亲亲相隐”的范围中来。

(2)亲亲相隐从道德理念发展到法律规定直至法律制度。

上溯到春秋时期,“亲亲相隐”制度的起源是孔子对“父攘羊,子证之”的案例的否定评价,该评价奠定了相隐原则的道德基础。秦代时已将“亲亲相隐”原则应用于法律,这一道德原则的法律化由此起步。汉武帝时期,儒家纲常伦理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道德准则和立法根本原则,以春秋“微言大义”来断处案件。而汉宣帝颁布的“亲亲得相首匿”的诏令,正式奠定了传统法律中“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础,标志着“亲亲相隐”制度的正式确立。

(3)亲亲相隐从法律义务逐渐向法律权利的方向转化。

清之前,容隐一直是作为义务出现的,具有容隐关系的人必须容隐。而随着清末修律,到中华民国期间,容隐的色彩逐渐变淡化,开始慢慢作为权利形态出现。不仅保留了为庇护亲属而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不罚、放纵或便利亲属脱逃减轻处罚、为亲属销赃匿赃得免罚等规定,还出现了有权拒绝证明亲属有罪等规定。这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西学东渐”时西方的人权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2 中国“亲亲相隐”制度形成的历史原因

(1)儒家文化盛行并逐渐成为封建中国的显学,以及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趋势是亲亲相隐制度产生的历史原因。

“亲亲相隐”制度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结果。中国法律之起源无非两种途径,其一是“兵刑合一”,“刑起与兵”;其二是法出于礼,源自部落的祭祀。而“礼”和“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与宗旨,“礼”和“仁”强调的中心便是传统的伦理道德与纲常。中国法律源起之初,伦理道德的因素至关重要,已成为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先秦将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伦理道德标准纳入到法律体系之中也在情理之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奠定了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地位,成为显学,其思想统治的地位更加深入的体现在法律中。

(2)建立“亲亲相隐”制度是维系以家族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关系的需要。

中国古代社会关系主要以家庭为单位来维系生存与发展,“在中国,简直可以说,除家族外,就没有社会生活。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固然生活在家族的范围以内,少数的士大夫,除偶然出仕外,从生到死,也莫不活动在家族的范围之内,家族就象一个个无形的人为堡垒,也是每个人最安全的避风港。”乡土中国,“家”是社会中的基本族群,也是整个社会圈子的起点。为维护传统中国的社会安定,当务之急就是要从整个社会的细胞出发,维护家族中心利益。故而“亲亲相隐”制度的建立适应了中国古代的社会关系的需要。

(3)“亲亲相隐”制度有利于维护“家天下”和“大一统”的中国封建政治统治模式。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家天下的皇位继承制,也就是由一家一姓的家族来统治的。君王为了巩固统治,强调“以孝治天下”,并以法律的形式对孝加以确定。可以说,“亲亲相隐”是家族利益本位的本位的产物。在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度下,整个国家政权组织是由一加以保护。礼的本质在于伦理道德,即“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亲亲父为首,尊尊君为首”,“亲亲相隐”思想的源起与法律化是中国传统伦理中“孝”的体现。从而维护了传统中国“大一统”的皇位继承制。此外,正如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阐述,中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熟人社会”,“亲亲相隐”制度通过家族对社会的维系,将整个国家以家族血缘关系统一在一起,以法律的形式,维护了国家维系统治的观念基础,有利于国家的统治。

3 中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解读

(1)“亲亲相隐”使法律人性化,有利于法律对人权的保障。

法律作为一种通过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从而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社会规范,必须建立在人性化的基础上,才能被人们遵守,因而不能不考虑到其调整对象主体的最基本需求――亲情。“亲亲相隐”这一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提倡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和亲情关系,是对发自人内心的情感需要这一人性的满足。这一制度在处罚犯罪上进行了一定的让步牺牲,但是减少了亲情的漠视与人性的扭曲。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对基于人性的亲情的维护,将亲情义务法律化,充分协调了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的冲突,使法律产生了亲和力。“亲亲相隐”是法律在人情面前,在伦理面前作出让步与牺牲,做到了“情”、“理”、“法”的结合,充分体现了法律对人性的关怀。亲属之爱是人类最基本、最原始、最深厚的爱,是其他一切爱的基础或发源地。中国儒家认为此种爱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是人的本性,是“善瑞”。“亲亲相隐”制度下,犯罪人的亲属具有隐私权、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有限度的沉默权、证人拒绝作证权等一系列现代社会所标榜的人权,故而不仅仅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家庭稳定和社会秩序,而且更有利于对人权的彻底保障。

(2)亲亲相隐为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的冲突提供了可行性途径,提高了法律的社会效益。

法律是国家颁布的强制性的制度保障,道德是人们在社会伦理与社会评价这一无形的框架中所遵循的行为规范,虽无强制力,但在中国社会中,尤其是农村社会中,道德评价的影响力甚至远过于法律的判断。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在导致人们对于亲情产生不信任感的同时,也会动摇人们对法律权威的信仰,也可能因此产生对亲情伦理的不信任感。而在当代中国社会,法律的贯彻实施相对于法律制度完善的西方国家而言,仍存在大量困难与问题,其中,法律的社会效益不高是一个突出的方面。而法律规范与道德义务规范的冲突是重要原因。所以,如果立足于现实国情合理地对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加以有选择的继承就能较好地避免上述负面效应,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提高法律的社会效益,实现道德与法律的统一,从而推动当代中国法治进程。

(3)“亲亲相隐”制度有助于我国证据制度的改革,提高诉讼效率。

在法律实务中,法院在采信证据时要审查证据的可信程度。而此时,证人的身份很重要,如果证人与当事人具有利害关系,那么证人可能出于利害关系而在作证中做出虚假的证明,即便是正确的证明,证人也可能不自觉地在描述中避重就轻,最终影响真实案情的判定。因此,亲属作证的可信程度将会大打折扣,对诉讼案件起到的实质证据不大,反而如果做伪证还会影响到案件的调查,同时当事人亲属还要忍受“伪证”的良心上的煎熬,甚至会导致亲属锒铛入狱,若法律有明文规定免除犯罪者亲属的作证义务,则在诉讼程序中就无必要在认定亲属证词的可信度上大耗功夫,如此一来,当事人的亲属也免受亲情与正义选择的煎熬,又可节约司法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可谓一举两得。

4 “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的重构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亲亲相隐”的存在有着深层次的历史与文化背景,这种道德价值理应被当代中国吸收。西方大陆和英美法系中也同样存在着类似“亲亲相隐”的相关法律制度,并通过立法予以保护,这就给我们重构“亲亲相隐”制度创制了好的外部环境。以上条件为“亲亲相隐”制度在当代中国的重构提供了可能性。

在当代,我们要重构“亲亲相隐”制度,需要对此进行利弊的权衡取舍,在关注到犯罪人近亲属的个人情感的同时,坚持刑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合法权益的使命。因此个人认为,在“亲亲相隐”的重构中,需要对此制度进行限定:首先,在主体范围方面,应该严格定义“近亲属”的定义,个人认为限定为配偶、直系血亲(包括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不能将范围过分扩大;第二,在权利的内容方面,授予上述提及的近亲属的权利是免证权,可以拒绝作证,但不允许作伪证或者诬陷他人,这与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也有区别;第三,在犯罪人实行的犯罪罪种方面,应当对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种和《刑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一条里提及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进行限制,上述犯罪行为不适用“亲亲相隐”制度。此外,为预防特殊身份犯罪,应当对类似公务犯罪等行为进行“亲亲相隐”制度的适用规制。

5 结语

从满文军揭发妻子吸毒一事中,通过社会舆论的争辩,我们可以看到“亲亲相隐”这一制度所暗含的道德与法制的冲突、传统民族精神与现代法律精神的矛盾。正如范忠信老师在《亲亲尊尊与亲属相犯:中西刑法的暗合》中所言:“一个民族应有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与特定的主义、制度、阶级统治、政治意识形态是没有必然的伴生关系的”。法律制度应因时而变,但民族精神似乎是不可废弃的,似乎是变不了的。只不过体现承载的方式有待变化而已。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就如没有个性的个人,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将逐渐消失。我们应在今后的法制建设中着重解决传统思想文化传统与现代法律的冲突,让人性的光辉闪耀在法律中,推动中国法制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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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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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8年到1999年12月末止，以实行为基准韩国企业对中国投资累计件数共有4231件，达到43.13亿美元。韩国对华投资企业在管理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任何管理理论和管理系统都是根植于既定文化之上的，民族文化环境和管理系统必须与此相适应。特定的社会文化逼近影响了社会中人们的行为，而且影响了管理理论与管理方式成功地从一种文化转入另一种文化的可能性。尽管各国的管理在组织结构和技术方面存在着趋同性，但领导方式和管理行为仍然具有文化的特性而难以改变。基于上述原理，有必要对韩国企业文化的形成背景及其组织文化特性作一番探讨，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韩国企业和合资企业的管理模式，以提高企业管理者跨文化管理的能力。

1韩国企业文化的背景

1.1家长的权威

韩国对中国的儒学最为尊崇，在李朝时代就把儒教定为国教，形成了儒学化体制。传统的儒教思想在以家庭为中心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在韩国家庭里，父亲作为家庭的长辈，一定要成为夫人和子女尊敬和效仿的典范，并以其权威来治家。这种家长式的权威行为，直接在企业主和管理者的领导方式中表现出来。他们在管理下属职员的时候，发挥其权限和权威来统治其部下，下属也期待其温情和慈爱的同时顺从他们的权威意识。这样在强烈的统治和温情兼备的专制领导方式下，在权威式的经营中形成了仁学文化。

1.2主从关系和服从心

传统的儒教思想重视皇帝和大臣之间的义理和忠诚。这种思想对韩国企业中企业主和职员间的垂直权限关系有着很大影响。所以在企业里，部下服从上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比起水平关系，职员们更重视上下间的垂直关系。这种垂直的关系意识不仅受权限关系的影响，而且也受年龄、地位、身份和相互所属关系的影响。对上属的服从意识是韩国企业的决策结构集中在上位系统的重要因素之一。

1.3从属关系和排他意识

韩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特征是以血缘和地缘及学缘为中心的从属关系和排他意识在对人关系、集团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权利结构的形成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从属意识和排他主义是受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儒教思想影响的结果。儒教思想给受崇尚前辈和对家长的尊重以及以直系亲属为先的亲疏意识以巨大的影响。两班和庶民、高学历者和低学历者的差别给传统的社会阶级意识、地位和身份意识以巨大的影响。

1.4所有制与经营结构

在韩国，以传统的长子优先的制度为中心，长子继承企业的所有权，这种制度使所有权集中在创业主的家庭，这是形成集权制经营结构的重要因素。另外，从历史来看，韩国的民间资本很有限，企业资本又集中在少数富有阶层，使企业不得不依赖银行。形成这种经营结构也与政府对企业的干涉有关。

2韩国企业的文化特性

2.1“能做”文化

韩国企业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便是“能做”文化，它强调了代表很多企业成员的富有积极性和挑战性的共有价值。韩国企业之所以能在短短的30年里取得高速的发展，是因为很多产业部门具有大胆投资、冒险向海外进军和在短期内取得成绩的强烈愿望。特别是在目标的确定方面没有哪个国家的企业能和韩国企业的高标准相比，而且没有一个国家的企业能像韩国企业一样为了达到目标而不惜一切代价。

2.2勤勉的劳动意识

企业成员认真的工作姿态、勤勉的劳动意识是韩国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韩国企业的劳动时间最长，已广为世人所知。长时间劳动不仅适用于劳动者阶层，而且在高层经营者和一般管理者阶层中也一样适用。早晨七点开始召开干部会议、晚上八点以后管理人员才下班的企业比比皆是。既有早晨六点参加教育节目的经营管理人员，也有晚上六点以后参加教育节目的管理者。

2.3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和权威性管理行动

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和高层领导的权力体制以及权威性管理行为是韩国企业文化的又一个特征。正如《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宾。托福勒（A.toffler）所指出的那样，韩国企业虽然适合第二次浪潮即大量生产为中心的产业社会，但在以个人的创意性和开放性为基础的第三次浪潮即信息化社会里，是不适合的。

2.4年功序列（论资排辈）和仁和主义年功序列和仁和主义是另一个韩国企业文化特性。在激励和提升方面存在着论资排辈的现象，在上下级和同事之间，要尽量做到圆满和谐。

3韩国企业的管理模式

3.1政府较注重对宏观经济的控制与管理

韩国政府十分重视对经济的调控和管理。从1962年开始，对经济发展实行计划指导，组织制订五年计划，并根据发展计划来制订各种经济政策和管理措施。韩国在维持和处理上下级关系上，依靠的是儒家文化所看中的中央集权动员体制。韩国学者们认为这种体制的动员力量比西方的个人与个人、集团与集团之间互相抗衡的社会要大。将这种力量政治化以后，可沿用于经济的发展。

3.2在人力资源的管理上韩国的许多企业十分重视企业伦理的塑造，注重伦理道德的教育和培养，从而形成守纪律、讲服从和步调一致的强力型的组织文化。在业绩评价和奖励制度上仍然存在论资排辈的现象，而且组织成员的阶层构造一般是与他们的年龄及工龄有着密切的关系。同事之间维系圆满的人际关系，又是韩国企业共同的行为倾向。近年来，在经营合理化过程中，虽然强调能力、经营业绩以及进取心、创造性，但是传统的论资排辈的奖励制度仍然主导着韩国企业的文化。

3.3企业的组织结构表现为家族式企业的组织形态

1954年战争结束后，韩国致力于建构足以诱导经济发展的法律和行政体系，鼓励其企业运用从西方传入的科技知识，经营企业，追求利润。在企业的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家族所有、规模偏小、结构简单、任人为亲、关系取向等特点。

3.4领导作风的权威性和高度集权制在领导方式方面，温情和专制是管理者的方式特征，家族企业经营者通常采取权威式的领导方式。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经营者通常不喜欢属下比自己更有才干。许多重要的决策，也往往由担任要职的家族成员商议后制订。不属于家族成员的干部，通常只有执行命令的义务，而无参与决策的权利。这种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和权威性的管理行为，抹杀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这种领导方式和年功序列、仁和主义以及重视企业成员之间关系的企业文化特征是一致的。

3.5企业的成长模式

企业注重不断的扩张，以大规模生产经营为中心，形成量的规模成长；技术方面，从国外引进较先进的技术，靠模仿起家的中小企业比比皆是。在“能做”文化的影响下，不少韩国企业不顾自身的条件和能力，盲目地、章鱼式地扩张，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债台高筑，以至在1997年的经济危机中，纷纷倒闭。这种管理模式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为韩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90年代世界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要求其组织文化有一个相应的开发与改革。但是，韩国这种强力型的组织文化在变化的时代里成了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最终成为经济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不过经过几年的经济改革，在社会各阶层全面开展民主化，企业进行机构改革并积极与国际接轨过程中，韩国企业从企业文化方面进行大力改革，寻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企业文化，终于从经济危机中解脱出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4韩国的组织文化及其管理模式给予我们的启示

4.1任何一个文化系统都有自己的利弊，这些利弊往往以这个社会自己的价值尺度去衡量，并由这个社会作出选择。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管理思想和模式尤其是涉及人的管理思想和模式，是不能简单照搬、套用的。对于韩国企业在过去几十年高速成长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组织文化因素，我们应该积极学习。但在引进管理理论和方法时，如果不考虑不同文化背景所产生的管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就不会使我们的管理水平得到提高，反而会使我们丢掉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及相应的管理方式，那就适得其反了。我们需要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系。

4.2了解对方文化，剖析自己，找出不同的文化特点。“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点在跨文化管理中是至关重要的方面。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社会，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融化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而韩国对中国的儒学最为尊崇，儒家思想给韩国以深刻的影响。所以，两国都具有忠孝、仁爱、礼仪、勤俭、吃苦耐劳、拼搏、服从家长专制的特点。但是，韩国在二战后多年依靠美国的援助，受美国文化的影响较深，加之他们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繁荣，也不同程度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注重民主、科学，时间效益观念强，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表现的欲望，强调个性自由，标新立异。而中国在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在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影响下，缺乏奋斗、创新的意识和时间观念，从而在管理行为和决策方面表现责任不明确等现象。

4.3在跨文化管理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就是学习组织的开发。学习组织顾名思义，就是通过不断地学习来创造企业的未来。它不单是为了企业的生存和适应性，而更加重要的是为了企业各种能力的扩大和发展而学习。它由系统思考、目标统一、自愿熟练工作、有效学习小组和认知模型等因素组成。其中系统思考因素起到对其它四个因素协调、联系的作用，是学习效果的决定因素。这种学习文化是现代企业中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现代企业的改革与组织开发中应特别强调的原则。面对不断变化和开放的今天，每一个企业都需要适应新的环境、开拓未来，要学习别人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在跨文化管理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韩国]李学锺.战略经营[M].汉城：世经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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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建筑；建筑节能；建筑设计

中图分类号：TU201.5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公共建筑的能耗占我国建筑能耗的主导地位，所以本文将对如何解决降低公共建筑的能耗，如何从建筑的设计，如何从建筑的耗能上实现可循环利用，如何将节能与价值和效率相结合，达到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以促进公共建筑不拖可持续发展节约型社会的后腿做出重点阐述，主要讨论与说明。

建筑节能中建筑设计的关键

建筑的外部设计

建筑的外观是建筑本身给大众的第一映像，既要保证其美观性，又得保证其建筑功能，同时还得达到节能标准，这是一个非常直观且关键的一个元素。在建筑的外观中，我们先来讨论建筑的朝向。在我国经常会听到一句“坐南朝北”，而这与建筑采用南北向的节能设计相符合。这就代表了南北向的建筑朝向即达到了我们对节能的要求，又达到了人们对建筑的环境的要求。解决了建筑的朝向问题后，我们再来看看对建筑的规划的设计的问题。我们要考虑建筑的所在地区的气候，然后从技术和能源的结合利用出发，对建筑的布置与设计做出合理的，最有效的设计。在其中，我们要满足的原则是在冬季不冷，夏天不热，而且又要保证其通风性能。说白了，就是要去掉坏的，取其中好的，合理利用，合理规划，做到满足需求，最大节能。而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困难。因为我们得考虑公共建筑所在区域的道路、环境、城市规划、历史文化、地形、人流等等。然后通过各方面的条件分析，权衡其利弊，选择并设计最合理，最优质的方案，并避免东西向日晒。在确定完朝向问题后，我们就得来关注建筑的形态与体形问题。众所周知，体型大，面积就越大，所以受冷与受热的面积也越大。所以从我们建筑节能的方面来考虑，既要满足需求，又要达到节能的目的，就应该将体形系数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而体形系数太小又会制约建筑本身的功能与效率，并且为难建筑师的创造性。因此，我们应该尽量减少建筑的外部围护面积，考虑不同类型的建筑造型，权衡利弊，使其不复杂，不繁琐，从这些方面减少外部面积以达到节能的要求。我们还可以增加建筑的高度，减少建筑的面宽，加大建筑的深度。简化建筑的体形。考虑到冬季需要日辐射，并避免寒风。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然后相结合，达到节能的要求。

建筑的内部设计

建筑的内部设计对建筑的节能是一个重点，比如空气的流通性，还有内部

设施的节能作用。在建筑的内部设计中，中庭又是其中一个重要点。因为中庭处在一个建筑的心脏部位，所以它对整个建筑的节能起到关键作用。其热缓冲作用与温度空气交换作用都是我们要考虑的要利用的。在春夏秋冬四季中，中庭又有不同的作用。中庭作为一个完全开闭的空间，顶部的百叶可以有效的避免直射阳光，少开窗的实墙部分还能有效遮蔽阳光，起到热缓冲的作用。而且中庭不仅可以促使自然通风，又能保温，在四季对建筑节能起到关键作用。同时，如果在建筑北面设计水池，不仅美观，还能改善中庭的空气质量，使其空气质量得到改善。而且我们还可以采取内部绿化的方式来改善建筑的节能性。在建筑的内部设计中，空间的划分也是一个重要环节。在空间的划分上，我们要考虑顶层与底层的衔接，关键考虑空调房的布置，避免在顶层布置，做到集中设置、上下对齐。并且不同功能的建筑，不同的划分，避免冷热相交，加大能耗。在选材方面，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的材料。要考虑外部的保温，保湿，着重外墙的外保温。这可以减少保温材料的用量，并且达到理想的效果。

可持续发展能源对建筑节能关键性

2.1太阳能

太阳能是可持续可再生的能源，它既能保证持续输出，又能保证功效，既绿色，又环保，并且免费使用。是人类理想的能源，也是我们建筑节能中，值得利用的能源。在建筑上，不仅要被动的利用太阳能，而且还要主动的利用太阳能。把太阳能资源最大化的利用起来。从采光采热上合理的，优质的，高效的发展。同样的，对朝向，采光或采热都应该尽量采取朝南，而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不能同一方式的处理所有情况。在采热方面，可以选用建筑一体化的太阳能集热装置，不仅考虑到了建筑的功能构造，又完美的结合了集热，体现了建筑的一体性。

2.2风能

风能同太阳能一样，也是一种可持续环保能源。它可以有效的分担电力的输出，并且给建筑的通风性与热交换提供支援。不过风能也要考虑建筑本身所在地区的风力资源情况。在达到利用风能的地区，建筑师便要考虑风轮机的布置与造型。并且要当地调研，做出一些微调。在掌握了当地的气象数据后，结合建筑的造型，便能设计出合理的高效的风能发电与通风系统，不仅对整个建筑的用电进行了补充，还加强了建筑的通风性能。

2.3地热能

地热能没用太阳能与风能分布的那样广泛，但是它也是建筑节能中，可以利用的绿色资源。地热资源一般通过地源热泵利用。这便可以大大的降低建筑采暖和制备热水的能耗。而我们在采取利用地源热泵时，建筑设计师得考虑建筑场地，该采取何种方式利用。并且考虑建筑外部与内部的造型与结构，以一种整体的角度去设计。不影响建筑本身的功能与美观。

总之，在公共建筑的建筑节能方面，我们既要通过改进建筑的设计，又要学会如何合理利用现有资源，利用大自然。真正达到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毕竟人是生活在自然中，要学会如何与自然相处。加强其建筑的内外结合，利用其各种资源，降低能耗，我们便能真正达到建筑节能的要求。

参考文献：

崔玉忠;;Briarcliff――高地上的公共建筑[J];建筑砌块与砌块建筑;2010年01期.

刘爱军;;关于水利工程节能设计中几个问题的探讨[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10年01期.

刘爱军;;关于水利工程节能设计中几个问题的探讨[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10年01期.

衣健光;;公共建筑节能设计中几个问题的探讨[J];节能技术;2006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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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主自决本土化社会工作

“案主自决”是社会工作实践中的重要价值理念，强调社会工作者应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由于我国社会工作引入和发展的历程不长，在构建社会工作价值伦理体系的过程中，应该开创一条本土化的道路，以更有效的践行社会工作价值观。

一、“案主自决”及意义

（一）“案主自决”

社会工作中，自决更多的是针对社会工作者而言的，由于其地位关系，社会工作者很容易替案主做决定，犯越俎代庖的错误，自决就是提醒社会工作者要尊重案主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的权力。“案主自决”原则的本土化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个内容，是一个具体原则的本土化实践。

1.中国的助人行为

中国儒家思想中有“人”本思想，以人为根本。助人行为注重感情的投入，讲究“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而不评判、不指导给人以疏远和不可捉摸之感，容易使服务对象产生误解与失望，导致“案主自决”原则失去了主体性环境，这样就难以建立起良好的专业关系。

2.“人情社会”中的价值观伦理抉择

中国是一个“情理社会”，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也受到“人情”的影响。社会工作者在运用专业价值观的时候，常常会陷入两难境地，比如，当一个案主是社会工作者孩子的老师时，或者他也许是照顾社会工作者父母的护士，在这样一种双重关系中，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观就会受到挑战。

（二）意义

1.体现对案主的尊重

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建立良好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前提是尊重。社会学家库利的“镜中我”理论认为：他人的姿态充当了镜子的作用，从中可以看到并衡量自身，正如他们在其社会环境中看待和衡量其他事物一样。社会工作者对案主的尊重有助于案主建立良好、健康的自我形象。

2.确信案主有自我改善的潜能和自我实现的愿望

优势视角取向的社会工作实践意味着：“作为社会工作者所应该做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要立足于发现和寻求、探索和利用案主的优势和资源，协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并面对他们生命中的挫折和不幸、抗拒社会主流的控制。”社会工作者不应推荐所谓最好的东西给案主，而应帮助案主界定问题，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独立决策的能力和机会，鼓励他们自己作出决策。

3.案主自决是实现助人自助价值目标的重要方式

社会工作的目的在于协助个人和社会解决问题，发展个人潜能，改善个人生活并增进社会福利，社会工作者作为行动者，为实现社会工作的助人自助的价值目标就应该是根据自己的助人价值观去设计和实施助人活动，并积极帮助案主主动参与到这一行动过程中来，与案主相互协助，才能达到助人自助的目的。

二、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中受到的限制

（一）独特的社会环境压制了案主自决理念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深受传统家庭互动模式的影响，从家庭映射到了社会，有的案主过分相信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与权威，或者将自己视为受照顾的一方，自身根本没有意识到案主自决的意义，只表达希望解决问题的意愿，却不做出任何实际的努力，高度依赖于工作者提供的建议和方案。

（二）案主自身能力及资源的有限性影响自决的准确性

案主自决的前提之一是案主要有理性判断的能力，但是弱势群体如儿童、老人、智力障碍者等，由于身心条件的限制，没有足够的能力在深思熟虑之后作出自我决定。大多数情况下，社工和案主处于一种实际上不平等的地位，这影响了案主自决的准确性。

（三）社会工作者对案主自决的影响

尽管在社会工作中强调社工和案主价值中立、感情无涉的专业关系，但这毕竟是人与人的工作，案主对社工的一些价值取向没有免疫力，过于相信社工的权威，在吸纳了社工价值观的情况之下，其自决的选择已潜移默化地受到了社工的影响。

三、如何有效践行“案主自决”

（一）提高自决的效用

案主在自决的时候都是依据手头上的信息和所掌握的资源来进行选择的，获得越多越准确的信息，案主对于自身的状况就会有更深入的了解。社工应当鼓励案主参与，互相协作，经过信息和资源的全面收集之后再进行自决，这样将有更多机会作出适合自己的决定。

（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案主自决的同时还要契合自身发展的需要，以体现案主自决的价值。因此在案主陷入两难抉择的时候，才是案主自决真正困难的时候，不只需要案主有着积极的自助意愿，还需要案主深思熟虑。最好能由社工带领，和案主一起进行利弊分析，选择最佳的解决方案。

（三）保持自决程度

在实际工作中，社工有时候会提出比较明确和详细的建议，以加快整个工作的进程，这样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案主的自决程度，倘若不能适当把握干预的“度”，又可能导致过于干预，甚至可能成为操纵案主的借口。

参考文献：

[1]徐震，李明政.社会工作思想与伦理[M].台北：松慧文化有限公司，2004.1621.

[2]张乐天.社会工作概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3]易刚，吴斌.案主自决理论、实践及其选择[J].理论学刊，2007（6）：78-79.

[4]库少雄.论案主自决[J].社会工作，2004（2）.

[5][美]Dennis Saleebey编著，李亚文，杜立婕译.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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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汉语教学 教师 专业意识 预科教学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1-0080-02

一、科技汉语课程的定位

科技汉语课程是指在留学生汉语预科阶段开设的以科技汉语和科技知识为教学内容的课程。课程开设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在进入预科阶段之后的专业学习时能避免因为专业语言不通、专业知识不会而造成的学习障碍。其教学内容包括语言和知识两个方面，即专业词汇的学习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其中以科技专业词汇的学习为主。

试参照英语教学为例。根据语言教学的性质，英语分为通用英语（EG，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和专门用途英语（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1]两种。同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也可以有这样的划分，日常的汉语预科课程就可以理解为“通用汉语”，对象是学生日常交际所需的汉语，就词汇而言所学的都是汉语中的高频词；而科技汉语课程则可理解为“专门用途汉语”，解决的是学生在专业课程学习中遇到的语言问题，重点在于专业词汇[2]。从事专门用途语言教学的教师不仅承担教师的职能，而且还是学生的合作者、课程设计和材料提供者、研究者和评估者[3]。科技汉语教学中教师也具有这样的性质，本文根据科技汉语课程这样的定位探讨教师应具备的专业意识。

二、科技汉语课程中教师的身份

对汉语教师担任科技汉语课程教师和数理教师担任科技汉语课程教师的利弊对比：

汉语教师由于是在预科阶段接触学生最多的人，对学生的语言水平有着很好的把握，知道在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样的汉语词汇、句型能够使学生接受所要传达的内容。这是旁人无法企及的。但是，汉语教师在数理专业知识的掌握和对科技汉语课程教什么、教多少的把握上存在巨大劣势。中学的知识对于数学、物理教师来说可谓小菜一碟，但对大多是文科出身的汉语教师来说却是个很大的挑战。即便汉语教师能够完全掌握课本上的数理知识，但对整个数学或物理知识系统没有把握，一旦学生问到与课本有关的课外知识或是需要对课本知识进行拓展的时候，汉语教师就显得无能为力。正因如此，如果由汉语教师教授科技汉语课程，他们必然会在教学方法上煞费苦心，力争用尽量简单的语言和方法教学生，以弥补其在专业知识上的缺陷。但数理教师因为习惯了数理专业上成形的表述方式和思维方式，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所转变，对学生、对教师而言都存在着一个相互适应的问题。

三、科技汉语教师的专业素养

（一）专业知识的教授

在科技专业知识的教授上，教师需要具备以下几方面的能力。

第一，具备基本的数学、物理知识。如果科技汉语课程是由数学、物理老师进行教授，则此方面问题不大。问题在于如果是由汉语教师授课，鉴于汉语教师大多出身于文科，对数学、物理等理工科方面的知识掌握不多且不牢，在授课前需要进行充分的准备。

第二，对数理知识的系统梳理。无论是由数理专业教师还是汉语教师承担科技汉语教学的教学任务，都需要对中小学数理知识进行系统梳理，去繁就简，去粗取精，优化整合，因材施教，以适应留学生数理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如本次对理工大学2011级外军生长军官留学生数理水平的调查中，发现中国的中学物理课本对核聚变原理、过程及应用有大量表述，其难度和深度已达到甚至超越了对部分工科本科生的要求，这样的内容显然不适合留学生系统学习，可在科技汉语教学中作适当冗余删除或暂缓处理。

（二）教学方法的优化

笔者所在院校外军生长军官留学生今后所从事的是计算机和土木工程专业的工作，两者都对数学、物理知识要求较高，所以，科技汉语教师必须既懂专业知识，又懂汉语教学，能够将复杂的技术术语、概念、公式、推理过程等专业知识用浅显易懂的道理教授给学生，又能够在同一堂课上兼顾学生的不同水平，是科技专业和汉语专业的“双栖”，甚至“三栖”教师。另一方面，教师需要特别注重斟酌课堂用语。教师在教授科技汉语课程时，应该熟知并尽可能地以学生所学过的汉语词汇及句型为媒介。这一点教师在备课时需要格外地加以注意。特别是非汉语专业的教师担任此课的教学任务，由于不熟悉对外汉语教学的方式，在教学中出现太多的无效甚至混淆的语言信息，导致学生出现“不是因为不理解所学的知识点而听不懂课，而是因为教师所使用的语言而听不懂课”的状况。

（三）对备课工作的重视

相对于一般课程的教学而言，科技汉语课程需要教师在了解学生已有的汉语水平和专业水平这两个方面格外地注重课前准备工作。了解学生的汉语水平是为了授课时保证所授内容能够被学生接受，不至于因为学生听不懂老师讲的话而使教学效果打折扣。同时，了解学生的专业水平也同样重要，目的是使授课更有针对性，做到因材施教，提高教学效率。由于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度，在本国受教育程度不一，所以授课前非常有必要逐个对学生的数理水平进行全面而详尽的了解。了解清楚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可采取分班授课的方式，将水平处于同一层次的学生集中起来，这样可以有效地提高教学效率。

（四）跨文化交际能力

教师在处理文化冲突时应当持有兼容并蓄、不卑不亢、弘扬精华的态度。由于数学、物理科技汉语课的内容涉及的都是科技方面的知识，相对于《中国国情文化》教学中涉及的中国传统习俗、儒家思想等精神层面的内容而言，一般不会展现太多的文化差异，产生明显的文化冲突，但是也不能一味地在课堂上过多宣扬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展，而忽略甚至菲薄其他国家的成就。尤其是涉及科技史知识的时候，应当保持一种客观的心态，尊重古代西方、中东等国家在科技方面的历史成就。

科技汉语课程是为外军生长军官留学生在预科汉语学习阶段开设的一门课程，目的是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汉语水平的基础上尽快适应科技类专业课程的学习，消除其可能存在的汉语语言及科技知识的障碍。科技汉语教师应该具备的一些专业素质和意识，必将对科技汉语课程乃至其他专门用途汉语课程的有效开设发挥良性作用。

参考文献：

[1]程世禄 等.ESP的理论与实践[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