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案件类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援助的案件类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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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一季度全区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x件（其中区法律援助中心办理x件，各乡镇、街道共办理x件），其中，刑事案件x件，民事案件x件。接待法律咨询x件，有效维护了广大困难群众、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一、法律援助机构状况分析：

我区设有法律援助中心x个，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x个，社会法律援助机构x个（工会、老年人和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站），形成了以区法律援助中心为主导，以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为基础，以社会法律援助机构为补充的三级法律援助网络，建立了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一体化法律援助工作格局。组织建设得到了进一步落实，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法律专业素质较高，但具有律师资格人员偏少。

二、法律援助经费状况分析：

全区法律援助机构全年财政拨款x万元，经费与上年持平。办案补贴费用为民事每件x元，刑事x元，非诉讼x元，解决了以往法律服务人员办案无补贴的现象。

在经费使用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规范化管理，充分发挥经费使用效能。

三、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及类型分析：

一季度法律援助案件共受理x件，其中，刑事案件x件，民事案件x件。刑事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的x件，聋哑人x件。民事案件中涉及婚姻家庭x件；三养案件x件；劳动纠纷、工伤类x件。与去年同期相比，法律援助案件数量有所增加，其主要原因一是经费的落实到位推动了业务工作的开展，二是市局提出的进一步加强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要求得到了落实，三是乡镇街道追求办案数量已作为援助工作的核心内容。援助案件数量的增加，也使得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维护。

（一）民事援助案件特点分析

民事援助案件的类型，主要突出如下特点：

一是因用工关系而产生的工伤保险待遇、劳动报酬争议案件较多，这类案件将是今后援助工作的重点；二是因人身损害特别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涉及的金额大，动辄数万的赔偿金额，社会影响大，巨额的医疗费用也使受害者生活状况极度困难；三是涉及三养案件，工作比较复杂，并非简单通过诉讼活动就能解决，往往需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二）刑事援助案件特点分析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类型方面，主要反映出以下特点：一是未成年人犯罪多达x件，说明未成年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应予加强；二是财产型犯罪多，在刑事援助案件中涉及盗窃、抢劫的财产类犯罪占很高比例；三是外地流动人员作案占很大比例，这类案件的增加反映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社会救助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总体情况看，我区法律援助工作已逐步引起领导的重视，社会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人员、经费进一步得到了落实，援助业务量也有所上升，法律援助已成为群众解决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工作日益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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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诊所式法律教育与法律援助结合的必要性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公益性美国自1830年起，律师在法学院的集中训练开始逐步取代了学徒模式，其后案例分析教学法正式确立，并成为美国法律学校占主导地位的教学方法。但自20世纪60年代起，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学者对案例教学法提出了质疑[2]，而诊所教育能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和生活的多变性，使学生真正在实践中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促使教师和法学院学生意识到将法律规则运用于实践，通过提供法律服务来培养自身法律实践能力的重要性。然而，由于学生在知识结构上的不完整、经验上的不足，缺乏教师的指导和其他机构的帮助，在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就会显得力不从心，以致不能能为当事人提供最有利的法律帮助。在这些矛盾凸显之后，美国的法学家开始意识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借助法学院师生的力量。同时，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前身———判例教学法已随着法学教育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人们开始怀念学徒制，诊所式法律教育在这种背景之下逐步形成[3]。从上述美国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起源及发展可见，诊所式法律教育与法律援助工作密不可分，诊所教育目标本身即带有公益性。

（二）弥补课堂教学不足的需要如前所述，尽管与早期的法学教育传统方法“讲义教学法”相比，案例分析教学法具有明显的优势，能够突出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并获得良好的逻辑推理能力，但是它也有着明显的缺陷：忽略了法律实践中许多基本技能的训练，例如会见当事人、事实调查、法律咨询、调解、谈判等，而且也忽略了在判断力、职业责任心以及理解法律和不同的法律职业人的社会角色等方面对学生们的培养。另一方面，即使是专门面向实践技能训练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其有针对性的课堂教学也同样无法提供真实案件的效果。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可以有效弥补这一欠缺。从会见当事人开始，咨询，到正式接受委托，事实调查，乃至参与谈判、诉讼，都由诊所学生担当主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一个具体处理方案的失策乃至一个细节决定的失当，都可能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后果，在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所加诸的压力下，学生的积极性和投入程度是毋庸置疑的。

（三）法律援助的庞大需求与资源匮乏的矛盾法律援助是一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民心工程”。但目前我国法律援助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缺口很大。据统计，2010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的平均工作人员只有3.75人，法律援助机构平均受理审批法律援助申请222件，按照最低审批所需工作日计算，仅这一项工作所牵涉的人力之大就无需多述[4]。以广东为例，广东是一个人口大省，常住人口达9194万人，同时也是全国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最多的省份，约2000多万，占全国的1/4。但政府能够投入的经费有限，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至2006年10年中,全省各级政府投入经费共1.985亿元[5]。按照这一数据，平均每万人的法律援助经费只有约2000元/年。上述数据充分显示，无论从投入的人力还是财力来看，法律援助工作仅依靠政府投入是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的。因此，作为政府提供法律援助的有益补充，利用高校师生资源，诊所式法律教育过程中所提供的法律援助能够起到一定填补缺口、缓解矛盾的作用。

（四）诊所式法律教育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有利条件一是诊所学生普遍珍惜实践机会，工作热情很高。从实践经验来看，诊所学生非常珍惜接触、真实个案的机会。学生还没有直接面对生活的经济压力，赤子之心使他们更能同情当事人的际遇，尽管没有经济收益，但他们投入法律援助工作的热情高涨。二是诊所法律援助的机制相对灵活，能填补政府法律援助之不足。从法律援助的可获得性要求上来说，主要体现在经济困难标准和范围的规定上。但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对于经济困难证明的要求较高，尤其对于外来务工人员，要回到户籍所在地开具经济困难证明，不仅手续繁琐，经济成本（主要来回的交通费）和时间成本都较高。三是诊所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是一种保护下的独立，工作的风险大大降低。诊所学生毕竟涉世未深，欠缺实务经验，如果完全放手让其独自面对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的局面———诉讼纠纷，很可能出师未捷即已折戟沉戈，搞不好还可能要承担失职的法律责任，这不仅可能会使遭受挫折的学生心理上产生阴影，也会给诊所法律援助工作带来负面影响。而诊所教师能够以其丰富的实务经验与社会经验，给予学生必要的指导与支持，使诊所学生获得“保护下的独立”，降低风险。诊所学生在羽翼未丰之时，未具备独立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能力，诊所教师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结合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案源稳定性问题在我国诊所法律教育实践中，案源不稳定是很多法律诊所开设的法律援助中心面临的困境之一。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当事人的角度上，由于学生无论在理论知识还是实际执业经验上都有明显的欠缺，即使有教师的指导，部分当事人还是会对案件胜诉率的把握上心存忧虑，因此，他们不放心将案件交给学生。其次，从学生方面来说，现实中并不是所有案件都适合学生办理，对接收到的咨询个案必须要加以选择。最后，由于我国诊所法律教育总体上还在起步阶段，社会宣传力度还不够，很多人对学校诊所教育以及所提供的法律援助还不是很了解。如果一直缺乏真实案源，学生就无法通过真实的案件、真实的当事人真切地在办理过程中掌握基本实践操作技能和了解司法制度体系，更别提法律职业道德以及社会公益心的培养，诊所教育的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甚至失去存在的意义。故此，案源不足是诊所式法律教育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二）纠纷类型的单一性问题诊所式法律教育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普遍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受案类型的单一性。一方面，由于法律援助资源不能冲击正常的法律服务市场，只能针对于特定人群与特定类型案件提供援助，而这些人一般面对的法律纠纷往往集中于劳动争议、人身损害赔偿、离婚、刑事案件等，案情一般也较为简单，而复杂的案件类型如房地产纠纷、公司有关的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则不会涉及到。这就使得诊所学生办理案件的类型偏向单一，无法获得全面的锻炼。另一方面，法律援助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刑事案件，但由于诊所学生并非执业律师，不能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使得他们的受案范围进一步收窄。

（三）经费保障问题与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相比，高校开设的法律诊所（法律援助中心）更经常面对经费不足的问题。据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网站的资料显示，高校的法律诊所援助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一是从学校的行政开支中列支；二是来自校内师生的捐款；三是来自社会的捐助。例如，复旦大学的法律援助中心建设初始的经费来源包括：中心成员捐献了自己的奖学金、生活费近1000元，复旦律师事务所捐赠500元及法律系一些开支的报销。但是都存在经费不足、不稳定的问题。经费缺乏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法律诊所的发展。

（四）诊所学生开展法律援助的法律保障问题法律诊所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主体是学生，但在校学生走出校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会经常遭遇各种制约。一是调查取证权利受限。由于学生并不具有律师身份，到有关部门调查取证的权利就受到限制。这使得学生法律援助工作的效果受到一定影响。二是出庭权利受限。由于社会上有部分不具有律师资格的人非法从事有偿法律服务，许多地区的法院、劳动仲裁委员会都订立了对公民的限制规则，例如，有的法院规定公民必须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有的劳动仲裁委员会要求公民要当庭提供免费的协议。三是学生人身份没有得到尊重。个别法院或者仲裁员不了解诊所学生法律援助的情况，对出庭的诊所学生不信任，对其人身份也不认可，在调解过程中绕开学生，容易使当事人对学生人产生误解或不信任，不利于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五）人员流动性问题考虑到法律援助工作对学生专业知识结构完备性的要求，学生参加法律诊所课程和参与法律援助一般已经是大三，而学生大四大多已要找工作、考研等，参与办案的时间很难得到保障，毕业后去向就更难确定。而许多案件，从一审到二审再到执行，起码是半年至一年，如果涉及发回重审则时间更长，走完全部程序可能会持续两年以上。随着参与办案的学生毕业离校，案件跟进可能会出现衔接上的问题。此外，很多法学院有关法律诊所的课程一般只安排一学期，当课程结束后，学生就会将精力重新投入到新的课程学习上,并从相关的实践工作中退出。这样，高校法律援助中心里工作人员的稳定性就很难得到保证，中心的主要精力就不得不用于培养新的学生上，那么法律援助中心的办案质量、成员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受到限制[6]。

三、我国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法律援助环节的路径

完善法律援助工作环节是诊所式法律教育的重要内容，实践中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了诊所教育的效果。为此，需要有切实的方案解决或至少是缓解这些问题。

（一）建立多元化案源渠道没有足够的案源，大多数学生没有参与实践的机会，诊所工作只有单纯的值班等待咨询，诊所课堂教学中的实践技能没有应用的机会，容易使学生产生“无用武之地”的倦怠心理，大大影响了教学效果。走出校门，多方面开拓案源是必要的。笔者所在高校的诊所学生自发组织，通过与社区办事处有效沟通，定期到社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为了有效吸引更多群众的关注，他们还与本地的社工组织联系，一同组织活动。通过与社区建立长期联系与合作，加大宣传力度，打开局面，是开拓案源的有效途径。另外，法律诊所还可以与当地司法局的法援处联系，定期组织诊所学生参与法援处的值班，在执业律师的指导下参与值班咨询。由于诊所的机制相对灵活，部分不符合法援处受理条件的案件可以转交诊所处理。

（二）开源节流，拓宽法律援助经费来源法律援助既然是着眼于社会服务，就不能因为经费问题变无偿服务为有偿服务。法律援助经费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着手解决：一方面，法学院可以合理配置现有教学资源，整合部分实践课程，适当调拨资源给法律诊所用于法律援助工作。另一方面，高校法律诊所应当积极争取各方面社会资源的支持。法学院应当借助其教师与学生良好的专业素养在其所辐射的地域为社会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形成较好的声誉并获得所在地域公众的认可。法律诊所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得到各项社会资助的可能性就越大。但目前我国高校的法律诊所普遍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影响，社会资助渠道并不畅通。故此，提高诊所自身专业服务能力，是获得社会资助的条件之一。

（三）各方面协调，保障诊所学生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首先，诊所学生人身份问题需要诊所的法律援助中心与其他部门协调解决。以劳动争议为例，对于公民，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原则上只要求不能收费，但各地往往另有特别规定。例如，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于公民资格要求就比较严格，其的《劳动仲裁委托人暂行规定》（以下称《暂行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确定了可以作为人的范围；而根据第十条的规定，学生人一般也不属于有正当理由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许可的其他公民。所以，只能以“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的身份担任劳动仲裁案件的人。根据《暂行规定》和本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做法，笔者指导诊所学生担任人时一般按照以下规程：由政法学院与当事人签订免费的《委托合同》，政法学院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供上述合同，并出具关于指派学生担任人的信函。另一方面，学生人并非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受到很大的限制。解决的办法暂时只能是申请法院、劳动仲裁委员会调查取证，或者让当事人自行取证。如果上述方案都无法实现，案件处理效果可能会受到影响。首先直接的影响是当事人可能会因此对学生人产生不信任感，觉得诊所无法有效帮助自己解决问题。但随着《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完善，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这一诉讼权利得到程序上的保障，学生人取证难的消极影响会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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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老年人 法律援助 协作机制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大部分的农村地区进入老龄化行列。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农村60岁以上老人超过农村总人口的11%。某网站20__年曾经调查了解，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中有收入但不固定的占50%；没有收入来源的占10%；有固定收入来源的仅占40%。他们的现有收入不能满足养老需要，绝大多数人无任何医疗保障措施。从近几年来，我区农村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的类型来看，主要集中在赡养纠纷、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向子女索要医疗费用以及交通事故索赔纠纷等方面。20__年度我区受理老年人维权案件共9　起，20__年度，我区加大了对《法律援助条例》的宣传力度，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宣传，到10月底为止，我区已经受理老年人维权案件42起，是去年的4倍多。

一、 农村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的主要原因。

一是社会养老机制还不健全。大部分的农村老年人都没有参加社会保障，医疗、生活费用没有很好的保障。一旦生病、住院就会导致经济负担加重，自己无力支付费用。

二是农村多数老年人一生无储蓄或储蓄很少，自力能力差。受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思想影响，多数老人把一切投入和积蓄都用到子女身上，因而老年生活更为拮据。

三是养老负担大部分落在了家庭。随着农村独生子女增多，大家庭养老格局解体，家庭小型化和老龄化社会逐步形成，这就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家庭养老矛盾日趋突出。

四是随着目前就业的严峻形势，许多农村青年没有一技之长，导致其自身经济收入不高，又要养家糊口，对于赡养老人的义务有的兄弟之间相互推脱，有的就能拖就拖，结果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没有着落。

二、 建立健全农村老年人维权的机制和渠道

近年来，我区法律援助中心在维护老年人权益工作中，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依据，本着“尊老敬老爱老”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与区老龄委联手，充分发挥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作用，同时积极依托各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大力开展老年人法律援助、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的法律援助工作。通过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以及各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设立，大大方便了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渠道和途径，可以使老年人特别农村老年人能够多渠道、更加方便便捷地、在家门口享受到法律援助。

三、 不断加大对农村老年人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

区法律援助中心十分重视老年人维权的宣传工作，经常在《司法信息》上刊登老年人维权的典型案例和维权信息，并组织工作人员经常到驻地社区居委会为老年人上法制宣传课，介绍老年人维权法律知识，解答老年人法律咨询。在每年的“老人节”、“学雷锋日”，法援中心还协调政法各部门，开展老年人权益保障专题法律咨询活动，邀请专职律师参加值班解答，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无偿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到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同时也是完善老年人维权机制的重要保障。对于老年人维权，我们首先要让他们了解有哪些维权途径。在法律援助维护老年人权益方面，必须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扩大法律援助的知晓度。对于一些比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援助案例，我们通过报纸或者新闻媒体的作用，广泛宣传援助制度。此外，对于一些老年人，特别是农村的老年人，由于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比较单一，有的人平时既不看报纸又不看电视新闻。针对这一人群的特点，我们还经常组织律师、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法律援助志愿者等，多次送法下乡，用简单朴实的语言给他们讲解《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例》，告诉他们遇到哪些情况，可以向住所地的司法所申请法律援助，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四、 加强农村老年人法律援助的协作机制

老年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是法律援助工

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切实维护农村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农村老年人法律援助的协助机制，我认为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不断把法律援助的触角向基层、向农村延伸。争取做到每个乡镇都有法律援助工作站，村村都有法律援助联络员；二是制定农村老年人法律援助的协作制度，针对这一特殊人群，给予特殊照顾。可以将原本属于援助中心的审批职能“下放”，让农村老年人足不出村就可以享受到法律的救助；三是对于农村老年人的法律援助申请，及时指派就近的律师事务所或者乡镇法律服务所承办。要求承办律师或者法律服务工作者要尽心尽力办理这类援助案件，对于行动不便、体弱多病的老年人要时要主动上门办理。四是在办理家庭侵权案件时，充分尊重一些老年人既要保护自身权益，又想维护家庭和睦的意愿，尽力采取非讼调解的方式予以妥善解决，如确需诉讼应尽量与法院协商，调解结案。虽然非讼调解的难度较大、但在维护老年人权益的同时，可促使老年人家庭成员和睦相处，更有利于老年人今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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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9 年律师制度恢复以来，中国律师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6 年全国两会期间，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在人民日报社《两会e 客厅》录制现场认为，在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后，律师的服务与经济发展具有密切的关联性。

经济新常态下，律师服务要找到着力点

记者：今年两会将讨论“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来看，无论是增长速度换挡、发展方式转变，还是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都会有新的法律服务需求，律师能提供哪些新的法律服务，发挥哪些独特作用？

赵大程：当今社会对律师服务的需求非常大，并且法律服务的类型也多种多样。尤其是律师服务与经济发

展具有密切的关联性，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必然带来新的法律服务需求。律师具有熟悉现行法律规定的专业优势、相对客观处理法律事务的职业优势、立足经济社会生活的实践优势。广大律师紧紧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措施和国家重大经济决策，切实找准服务新常态的着力点，努力在服务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记者：律师服务应该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赵大程：首先是围绕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为化解产能过剩、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扩大有效供给、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提供法律服务；其次是围绕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特别是扶贫攻坚、“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为跨区域、次区域发展提供法律服务；三是围绕服务创新驱动发展，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业务能力和水平，为“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计划提供法律服务；四是围绕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为积极利用外资、加强国际产能和设备制造合作、开展国际并购、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提供法律服务。

拓展法律服务工作，提高法律援助质量

记者：近年来，不少地方开展了“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活动，组织律师进村及社区，为人民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这说明律师在服务人民群众方面大有作为，您能提供一些数据来说明这方面的成效吗？

赵大程：近年来，不少地方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活动，组织律师进村（社区），不仅直接为人民群众提供及时便捷的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而且担任村（社区）的法律顾问，促进基层组织依法管理收到了很好效果。这里仅以两个省为例，2015 年，广东省律师担任村（社区）法律顾问共提供法律咨询近28 万人次，提供代书近5000 次，修改完善村规民约近4000 份，出具法律意见书7400 多份，审查各式合同近9000份，直接参与调处矛盾纠纷2 万多宗，直接参与处理群体性、敏感性案件近1200 件，举办法制讲座54000 多场次，有效维护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湖北省组织律师进村（社区）以来，一些村（社区）案件下降了60% 以上，有效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记者：律师为百姓免费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在社会上很受欢迎。但我们也听到有受援人说，个别律师服

务不认真，纯粹是应付。我们应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和监督机制呢？

赵大程：律师服务的质量是法律援助的生命线，法律援助工作能不能让群众满意，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办案

质量。

2015 年6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中办发〔2015〕37 号），专门就提高法律援助质量提出要求。着眼于为困难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我们切实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积极完善质量管理措施，努力提高群众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满意度。首先会推进法律援助标准化建设。其次我们还将进一步细化、完善法律援助组织实施各环节的工作程序和工作制度，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我们会强化案件监管措施，教育引导律师等法律援助人员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和执业规范。完善服务质量监管机制，采取多种方式对法律援助人员办案进行监管，如旁听庭审、案卷评查、办案法官反馈

案件质量、回访受援人等等。对重大疑难案件，实行集体讨论、全程跟踪、重点督办，提高案件办理专业化水平。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将加大信息技术应用力度，在流程管理、质量评估、业绩考核等方面加大监管。逐步推行办案质量与办案补贴挂钩的差别案件补贴制度，也就是说，根据案件办理质量确定不同级别发放标准，以此来推动提高办案质量。完善法律援助投诉处理制度，进一步规范投诉事项范围、程序和处理反馈工作，提升法律援助服务水平。

记者：目前法律服务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还比较突出，全国法院每年审结的850 多万件民商案件中，有

律师的不到200 万件。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赵大程：从这组数据看，民商事案件律师比例显得还比较低。我想其中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从律师

工作角度来看，既有法律服务资源供给不足，一些基层和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请不到律师的问题，也有部分群众经济困难，请不起律师的问题，还可能有一些当事人认为请律师的作用不大，信不过律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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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实践教学是实现建设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途径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传统建设法学人才培养中学生实践能力欠缺的弊端日益明显，需要从人才培养模式的方向进行改革。创新实践教学模式正是培养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

2、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实践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建设类本科法学实践教学对于学生的工程实践认知能力、交际能力法律运用能力、调研能力等实践技能均会有较大程度的提升。另外，通过法学实践教学，使得学生清楚理论知识学习的重点和难点，对于学生学习目的的明确和学习积极性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二、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实践教学面临的问题

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实践教学对于人才培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需求对接的新形势下，凸显出了一些问题。

1、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教学实践育人的意识弱化当前，我国很多法学院系相当多的教师和管理干部缺乏实践育人的意识，对于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实践育人更是如此。相当部分教师对于建设类本科法学教师实践停留在口头上和会议中，或者完全为符合实践教学文件要求，将工作流于形式，并未真正建立起实践育人的观念。

2、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教学实践教学经费不足教育部在2005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大幅度增加实践教学专项经费，尽快改变实践教学经费严重不足的状况”。我国高校实践教学经费总体就偏少，而作为法学和工程学科交叉的建设法学实践经费就更少，对于深化开展建设法学本科实践教学负面影响较大。

3、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教学实践教学方法单一，实践教学体系不够完善当前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教学实践形式真正纳入教学环节的主要是教学实习。但是诸如法律诊所、法律援助、社会调研、实地案例教学和普法宣传等教学形式重视不够，经常性开展不足，持效机制不健全，对学生真正有教育作用的很少。此外，各实践教学环节内部缺乏沟通，没有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实践教学体系。

4、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教学实践教学师资匮乏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教学实践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教师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而且又要具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高校具备这些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教师相对不足。即使部分教师具备这些能力，但由于日常教学和科研任务的繁重，或者教师工作收益问题，也无法或者不情愿指导学生从事法学实践活动。

5、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实践教学基地建立困难建设类高校校外实践部门和个人基于安全、公司收益等因素往往对建设法学教学实践予以拒绝或者附带条件。整个社会没有形成各单位协助学校育人的观念和制度。当前很多建设法学本科教学实践基地的建设都是依赖教师和学生的私人社会资源来实现。

三、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实践教学具体形式之创新

传统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实践教学存在诸多困难，必须在卓越计划视角下寻求突破，并在实践教学的具体形式上予以创新。

1、专业实习的创新专业实习是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实践教学最差成熟的实践环节。创新专业实习，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两个途径。第一要从顶层设计角度建立健全校园二级建设法学实践教学制度。注重实践教学过程管理和质量反馈。第二，采取灵活的实习形式，采取集中实习和分散实习相结合的方式。对多数学生强调要在学院建立的实习基地集中实习，对于部分学生特别是在实习单位有就业意向的学生可以允许其分散实习。

2、专业见习的创新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法学专业见习具有组织灵活、学生接触面广泛的优势，对于学生提前接触建设工程法学实践具有重要作用。我们认为，专业见习的创新也具有两个途径可以操作。第一是充分利用寒暑假集中组织学生进行建设法学专业见习活动。要求每个学生按照就近便利的原则，真正参与到假期的专业见习中来，加强见习报告的考核和奖励。第二深化课程内容学习和专业见习的结合。对于建设法学各门专业课程要结合实际在开学时、学期中和期末开展。

3、法律援助的创新法律援助是卓越计划视角下培养建设法学专业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很好的途径。卓越计划视角下法律援助的创新，我们认为要从援助对象、经费和指导教师方面进行创新。在法律援助对象方面，要坚持校内服务和校外服务相结合，以校外服务为主体的模式。学生在参与校外工程建设法律纠纷法律援助的同时，要针对学校内部学生权益的保护进行法律援助，充分利用多渠道的法律援助方式。在经费和指导教师方面给予从事法律援助的学生以大力的支持，从学校层面和学院层面设立专项经费，建立法律援助指导教师库，对学生的案件全程指导。

4、社会调查的创新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法学学生的社会调查，对于提高学生的专业学术能力，不断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有积极的作用。卓越计划视角下加强社会调查的创新，我们认为要善于与专业教师的学术课题项目及校外机构的专项研究充分结合。一方面使得建设法学学生的社会调查充分与专业教师的课题和项目结合，充分利用专业教师的学术优势和项目的科研优势，不仅降低了教师科研的工作劳动强度和成本，也对学生接触专业前沿知识具有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调查要与校外研究机构的专项课题和项目结合，加强横向联系，在其他机构的资助下获得调研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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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院职工 法律援助 职工法律需求

【摘 要】目的：了解医院职工对于工会法律援助小组的需求及完善法律援助工作模式。方法：采用问卷方式调查本院职工1600人，应用epidata 3.1对数据进行平行双录入，使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员工对于法律服务本身有需求；多数职工希望通过协商途径解决纠纷；工会法律援助小组在职工中知晓率低，但多数职工希望得到帮助；多数职工希望得到专业律师意见，并愿意承担费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房产类纠纷、人身安全类纠纷、劳动法律相关内容关注度最高。结论：完善法律援助模式，针对知晓度低、专业度与隐私保护问题制定完善计划；对于研究中所体现出的特殊群体利益问题，法律工会援助小组将给予特别保护。

医院工会于2013年成立了工会法律援助小组，但由于缺乏经验、未找到成熟先例模式，导致医院开展该项工作遇到了工作模式不固定、需求不明确等困难。为进一步开展该项工作，维护医院职工的合法权益，我院工会法律援助小组开展了《某院职工对工会法律援助小组工作需求研究分析》的课题。

1 基本情况

本课题共发放调查问卷1600份，收回1520份，有效问卷1502例。受访者中，男性400例，女性1102例。婚姻状况：未婚25.9%，已婚72.3%，离异1.1%，丧偶0.1%，另有0.6%婚姻状况不详。受访者中22.5%为医务人员，38.5%为护理人员，13.6%为技师，5%为科研人员，8.5%为行政人员，4.1%为后勤人员，2.7%为工人，其他职业为4.7%，未填写职业0.4%。受访者中59.1%为聘任制，37.5%为合同制，另外3.4%未填写合同类型。职称状况：初级职称44.1%，中级职称32.1%，副高级职称8.3%，高级职称5.5%，无职称8.5%，未填写1.5%。文化程度，大专以下3.5%；大专28.8%，本科35.2%，硕士12.1%，博士17.3%，未填写3.1%。

2 统计方法

应用epidata 3.1对数据进行平行双录入，使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分析，分类变量用率及百分比进行描述，应用卡方检验对不同组间构成比进行比较，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与对策

3.1 法律服务需求

受访者中遇到过法律纠纷的员工占17.8%，未遇到占82.2%；32.2%的受访者曾因遇到法律问题而感到无助，而67.8%的受访者未遇到过因法律问题而感到无助的情形。调查结果表明，我院有近两成员工已经实际遇到过法律纠纷；3成左右员工曾因法律问题而感到无助。

3.2 对于法律维权的态度调查

在遇到法律纠纷时，4.2%的受访者选择不求助外力，通过自己的力量与对方协商解决；29.6%的受访者更愿意找身边具备法律知识的亲友帮助解决；47.5%的受访者更愿意求助专业律师；14.8%的受访者选择免费法律援助。

在员工对于法院诉讼的态度调查中，有25.4%的受访者抵制法院诉讼，宁可做出一定让步也尽量不通过诉讼途径解决；56.7%的受访者希望尽量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再通过诉讼途径解决；16.8%的受访者可以接受直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

在对于维权标的调查中，3.3%的受访者认为纠纷涉及数额在500元以下就需要诉诸于法律途径；5.4%的受访者认为纠纷涉及标的达500-1000元时应诉诸于法律途径；18.5%的受访者认为标的达1000-5000元时应诉诸于法律途径；20.2%的受访者认为标的达5000-10000元时有必要通过诉讼途径解决；51.2%的受访者认为当标的达到10000元以上时有必要诉诸于法律途径。

上述调查结果显示，我院大多数员工在面对法律纠纷时即不愿意过多耗费维权成本也不愿意过分妥协，只有在纠纷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选择维权。对于维权成本较高、损失较小的案件多半选择放弃维权。

3.3 对于法律援助小组的认知度与态度调查

在所有受访者中，32.2%知晓我院法律援助小组，而另外67.4%表示不知道法律援助小组；78.4%的受访者表示如遇到纠纷愿意向法律援助小组申请援助，21.1%的受访者不愿意申请援助；在对于申请法律援助小组援助最大的顾忌调查中，30.2%担心个人隐私泄露，21.3%的人担心专业水平有限，13.2%选择其他或未填写，35.4%的受访者认为没有顾忌。

通过此项调查，可以得知在我院近7成员工不知晓工会法律援助小组，但近8成员工希望在遇到纠纷时得到工会法律援助小组的帮助。并且我们需要注意，其中3成员工担心个人隐私泄露，2成员工担心专业水平问题，故这两项内容是我们下一步工作需要加强的部分。

3.4 对法律援助小组具体工作方式的需求调查

在对于工会法律援助小组具体工作需求的问题设计中，我们分别从深度需求、成本负担、咨询形式3方面进行了问题设计。在援助深度调查中，29.8%的受访者希望法律援助小组仅仅告知纠纷解决途径与方法即可，51.8%的受访者希望提供专业律师意见，14.7%的受访者希望法律援助小组可以介入纠纷的解决；在维权成本调查中，31.4%的受访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愿意承担费用，59.5%的受访者表示情节严重的情况下愿意承担费用，8.1%不愿意承担费用；在工作方式调查中，84.4%的受访者希望通过提前预约的形式在咨询者与被咨询者双方均有时间的情况下进行咨询，14.2%的受访者希望每周固定咨询时间；54.3%的受访者希望通过电话形式咨询，28.9%的受访者希望通过邮件形式咨询，19.4%的受访者希望通过短信形式咨询，26%的受访者希望通过微信或微博平台咨询，76.6%的受访者希望面谈。

3.5 对于法律援助案件类型的需求调查

在此项调查中，受访者中68.8%的人希望了解房产纠纷方面的法律支持；50.3%的受访者希望获得婚姻家庭法律方面支持；对于继承类纠纷，47.1%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关注；人身安全相关法规为64.7%；消费者权益保护为70.2%；交通法律法规为57.1%；劳动方面法律为63.2%；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类为37%；另外在调查中员工表示还对物业纠纷、医疗纠纷方面的法律知识存在援助需求。

4 工会法律援助小组未来工作方向设计

4.1 模式建设

通过调查，我们可以确定下一步工会法律援助小组将通过向各个工会小组公布预约电话的形式，通过预约在双方均有时间的情况下提供当面法律援助咨询，并以电话、邮件形式为补充。

通过调查，我们可知目前成立1年的医院工会法律援助小组在员工中知晓程度较低，故应进一步加强宣传工作，例如主办普法讲座、通过工会小组宣传。本次全院调查本身也是对于工会法律援助小组的宣传形式。另外，微博、微信作为新兴媒介也是宣传的重要手段。通过调查，尽管仅有26%的受访者希望通过该平台进行援助，但课题组即法律援助小组还是认为完善小组初步建设后可以适当开展新媒体平台，一方面用于普法、宣传法律援助小组，另一方面可以接受法律援助申请。

4.2 专业性建设

在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本院员工最为重视的问题为法律援助的专业性。在法律服务需求的调查中，多数人选择遇到纠纷找专业律师咨询；在深度调查中，半数以上受访者希望获得专业律师意见；在申请援助顾忌调查中，2成员工认为专业性不足是法律援助小组的首要问题；在维权成本调查中，9成以上受访者愿意承担一定的纠纷解决费用。

法律援助小组目前有组员4人，其中3人为法律专业背景，2人有律师资格，但主要从事医疗纠纷及审计工作，确实存在专业水平不足等情况。针对该类情况以及上述调查结果，工会法律援助小组希望在下一年度法律顾问合同签署前向院内申请增加本院法律顾问与法律援助小组合作共同向员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对于简单问题有法律援助小组成员解答，必要时由法律顾问口头或书面解答，如需参与纠纷解决由法律援助小组帮助员工共同与法律顾问单位协商费用问题。

4.3 隐私保护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3成员工担心个人隐私问题，同时隐私也是首要问题。针对此项问题，法律援助小组首先应当通过制度建设防止员工隐私的泄露；其次，可以建立外单位法律顾问直接援助通道防止员工个人隐私的泄露。

4.4 对于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

在对诉讼态度的调查中， 后勤愿意直接起诉比例最低。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因为工人相对缺少法律资源且对司法诉讼缺乏信心，从而表现出“厌诉”现象。针对上述调查，法律援助小组应针对该人群给予更多关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更多支持后勤工人工会小组组织普法类工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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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法行政机关

英国没有专门的司法部，司法行政事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由法务大臣和内政大臣行使，设有法务大臣办公室和内政部。

在英国，法务大臣是最高法院院长、上议院议长、内阁成员是全国司法部门的首脑，负有司法、立法、行政三种职务。法务大臣办公室主要职能是：负责管理全国的法院系统；制定并监督执行司法方面的政策及行业标准；向议会提出修改法律的意见；管理全国的司法工作人员，包括录用、培训、考证及工资福利等；负责向全国司法机构的运转提供财政物资保障等。

内政部在司法行政方面的职权主要体现在法律和秩序的管理，对刑法制度负有总体责任，同时负责警察、监狱和其他惩戒机关。其内部设有消防和警察司，刑事、缓刑和安置司，广播、社区计划、平等机会、移民和国籍司，监狱司，编制司、财政和综合司等多种机构。

二、律师制度

英国的现代律师制度是在经历19世纪司法改革后才最终定型的。目前所有的律师法都已由《1974年律师法》合而为一，该法是根据从1957年至1974年间与律师有关的法律和其他法律规定制定的。该法对律师资格的取得，律师执业的权利和义务，对律师的管理等作了明确的规定。

英国律师制度最突出的特点是，根据从业方式和从业范围，将职业律师划分为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两类。事务律师在一定意义上是辩护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纽带。出庭律师是专门从事高级法院辩护业务的律师。事务律师和出庭律师两种律师资格所要求的条件不同。英国律师的权利可分为基于当事人的利益而享有的权利与因律师身份而产生的权利。

英国事务律师的行业组织机构是法律协会，由上诉法院院长领导。事务律师自愿参加该协会。四大律师学院和律师协会理事会作为新的中央管理机构，对出庭律师统一行使各种管理职能。

三、公证制度

在英国没有统一的公证法，现在适用的公证法主要是1801、1833、1843年英国国会通过的三个有关公证人的法令，根据调整范围的不同而分别适用不同的公证人。

根据三个公证法规的规定，公证业务主要包括：起草、证明或鉴别包括与动产和不动产的转移有关的合同和其他文件；行使位于英国国内其他国家的动产和不动产的人的权力；通知或证明有关流通证券交易；协助设定遗嘱或其他文件；起草有关航行中船只海难或货物海损的证明。英国《民事证据法》第11条规定：“法院、公证等部门证明的文件，除有相反的证明外，应视为该文件或该文件部分的真实副本。”

英国目前有五类公证人：即普通公证人、地区公证人、教会公证人、在威尔士开业的公证人、在英国海外地区开展业务的公证人。在英国，未取得公证人授权的人以自己或他人的名义，为营利、收取的费用、领取酬金等而进行公证活动是违法的。公证人如行为不轨，教区主事可将公证人除名。

四、监狱制度

英国的监狱架构、体制较为健全。英国内政部负责管理全国监狱，其在管理监狱行政事务方面的职能主要包括：管理国家监狱及设在郡市的监狱；执行监狱政策；按照议会的授权设置监狱和调整监狱布局；处理罪犯，负责缓刑和罪犯释放后的监督和其他不由法务大臣处理的部分监狱管理方面的职能。

在英国，罪犯入监后，根据所犯罪行、犯罪经历、有无危险和逃跑可能性、逃跑能力和表现进行评估，按A、B、C、D四级进行管理。相对应的，英国的监狱管理也是按押犯性质的不同分为A、B、C、D四种类型。

在英国为管理监狱与囚犯所需费用以及根据《监狱条例》所需的其他费用均由议会和财政部拨付，主要用于支付监狱工作人员经费、犯人生活、狱政设施、基建、犯人监狱和生产投资等费用。囚犯的费用包括囚犯从入监开始直到死亡或释放这段期间的膳食、服装、监管以及转监等所有的必要开支。囚犯没有支付被送进监狱所需费用的义务。

为实现最终将犯罪分子改造为新人的目的。英国监狱法规规定了一系列制度以促进犯罪分子的改造工作，包括：1、通信会见制度。2、教育制度。每所监狱都必须制定囚犯晚上学习的课程计划，鼓励每个有能力接受教育的囚犯参加学习。3、劳动制度。4、奖惩制度。

五、调解制度

英国纠纷调解制度出现在80年代，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为比较规范的调解制度。英国把其纠纷调解制度称之为ADR，即纠纷替代解决措施。由于该制度处理纠纷快捷，成本低廉、便民而且尊重当事人的纠纷处置权，因而颇得英国公众的欢迎。

英国的调解活动属民间调解，这就决定了其调解组织的非政府性，调解效力的非司法性和调解活动的非政府性。英国政府积极倡导通过ADR解决民间纠纷，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发展ADR制度。1996年颁布的《新家庭法》明确规定在离婚诉讼中，当事人必须经过咨询。该规定意味着相当一部分婚姻纠纷要通过调解制度解决。在英国的调解制度中，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调解组织。家庭纠纷调解组织、英国调解中心和纠纷调解中心。

六、法律援助制度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英国的法律援助主要有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两种形式。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利用国家的法律援助资金委托律师，为在治安法院和刑事法院受审的刑事被告人提供的法律咨询和刑事辩护。

英国成立了专门的法律服务委员会负责管理法律援助事务。在英国，法律援助作为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在《获得司法公正法》通过后，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分别被两个新的计划所取代，即社区法律服务和刑事辩护服务。

《获得司法公正法》对英国法律援助体系最大的影响是将全新的合约制度引入了英国法律援助体制中。随着合约制的引入，英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只有那些通过法律服务委员会质量认定并与之签订合约的律师事务所和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才能提供相关的法律援助服务。在民事法律援助方面，除原来的事务律师外，许多非赢利机构也能承担这项工作，前提是它们必须符合法律服务委员会制定的统一质量标准并获得法律服务委员会的合约。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法律服务委员会虽与所有符合质量要求的律师事务所签订合约，但并不完全依赖律师事务所从事该项工作。

七、法学教育制度

英国的高层次法律人才可以分为应用和学术两种类型。应用类主要包括法官、律师和公证人等，学术类人才主要由大学教师组成。无论是应用类还是学术类法律人才，都必须经过系统的法学教育。英国大学法律院（系）的生源主要来自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招收一部分已取得非法学专业本科学士学位者。英国的法学教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集中学习法学基础理论。第二阶段的学习重点是进行职业培训。第三阶段是在律师事务所实习，主要是熟悉律师业务和法律文件。

为监督包括法律院（系）在内的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英国教育与就业部专门成立一个质量评估委员会，主要由大学专家，职业律师和教育行政人员组成。高校的经费划拨主要由国家高等教育资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在英国，国立和公立大学法律院（系）不收学费。学生家庭经济收入不高的，可以获得政府补贴，低收入家庭还可以通过获得贷款得到资助。

八、法制宣传制度

在英国，政府虽然没有统一的职能部门负责全国的法律宣传工作，但英国政府对法制宣传工作非常重视，政府拨款是全国法制宣传工作的主要经济来源，而且经费的投入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英国法制宣传工作的最大特点是其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社会各部门在这项活动中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中央一级，上下两院、法务大臣办公室的法制宣传职能主要通过立法的公开化予以发挥。法制宣传工作贯穿于法律制定、实施颁布的各个阶段。法律草案提交后，将同时在社会上公布，征求社会各方面对草案的意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公民进行教育。

此外，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也承担着法制宣传任务。公民咨询局作为政府支持的部门，主要通过从事咨询方面的业务宣传法律知识。非政府部门中，法律行动组、法律协会及其在全国的分支机构也是向公民提供法律知识的重要渠道。

九、司法鉴定制度

英国的司法鉴定机构是完全独立的，不设在法院与检察系统内。在英国一般警署虽有1-2名负责现场采证的鉴定管理人员，但警方也不设鉴定实验室。

英国的司法鉴定服务机构主要有两个国家级的司法鉴定服务机构和一些其他小规模的鉴定机构。两家国家级司法鉴定服务机构是鉴定科学服务局和鉴定。鉴定科学服务局原隶属于内政部，1988年司法鉴定体制改革以来，该局从内政部分离出来，独立于内政部，成为经营性的民间市场主体。鉴定是一家民间性的私营公司，与政府无任何隶属关系，主要为警方提供鉴定服务，并经警察总长许可，可以使用国家数据库。其他小规模的鉴定机构包括大学内设立的鉴定实验室和国防部门的鉴定有限公司等。超级秘书网

在英国，鉴定从业人员分为鉴定科学家与一般鉴定人两种。目前，英国有1万人从事鉴定工作。自2000年开始，内政部通过成立鉴定人执业登记委员会对司法鉴定人进行登记管理，使得对鉴定人的标准认证趋与统一。

十、民事执行制度

英国的民事执行程序一般都由法院法和法院规则专门给予规范。一般来说，最高法院法和最高法院规则规定高等法院的执行程序，县法院法和县法院规则规定县法院的诉讼程序。

英国的民事执行机关分为发出执行命令的机关和实施执行命令的机关。根据作出裁判法院的不同，执行高等法院的裁判，使用由高等法院签发的执行令状即“菲发令状”，执行郡法院的裁判使用郡法院签发的执行令状即执行令。

执行令状主要包括扣押债务人财产令状、占有令状、交付令状、暂时扣押令状及任何为协助任何上述令状的后续令状。英国的民事执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支付款项的判决的强制执行；占有土地的判决的强制执行；交付货物的判决的强制执行；作出或不作出任何作为的判决的强制执行。

“菲发令状”和执行令都由法院的办公室签发，而且除非裁判作出已经超过6年，或者一方当事人死亡，或者郡法院发出的扣押收入命令已经生效，或者是由于部分合伙人的债务而执行合伙性公司的财产，签发令状不需经过法院许可：“菲法令状”由债务人财产所在地的郡司法行政长官执行，执行令由债务人财产所在地的区镇地方长官执行。

十一、审判制度

英国的法院组织体系，从法院的组织的上下级关系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中央法院和地方法院两级；若从审理案件的性质来看，则可分为民事和刑事两大系统。

中央法院包括最高法院、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和上议院；地方法院则包括治安法院和郡法院等。最高法院包括包括高等法院、上诉法院和皇家刑事法院三个组成部分。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受理来自这些法院以及英格兰、威尔士各个专门法院判决的上诉案，它是一个常设委员会。上议院是民刑事案件的最高上诉审级，是最高审判机关，行使国家的最高司法权，上议院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英国的民事法院系统由郡法院、高等法院、民事上诉法院和上议院四个审级组成。英国的刑事法院系统由治安法院、皇家刑事法院、刑事上诉法院和上议院四级组成。治安法院是英国的刑事基层法院，是最低级的刑事审级。皇家刑事法院是英国的高级刑事法院，是英国最高司法法院的一部分。上诉法院刑事庭不受理初审案件，只受理不服刑事法院判决的上诉案件。

除上述法院外，英国还有一些特别设立的专门法院，独立于民事和刑事法院系统以外，主要有军事法院、少年法院、劳资上诉法院、验尸官法庭和行政裁判所等。

十二、检察制度

在英国不存在与法院并行的检察机关。作为刑事案件的机关，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职权。刑事案件只能由检察部门向法院，检察部门对案件是否或是否继续诉讼有独立的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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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

这种教育方法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一些法学院学生无偿为社会贫困阶层提供法律服务的举措。什么是诊所法律教育？这是自此教学模式诞生起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总括中外各派学者的观点，可以得出的结论是：（1）诊所法律教育是借鉴医学院培养实习医生的形式，通过相关的法律活动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教育方式；（2）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由学生亲自担任法律关系中的某一角色，具体参与法律实践的活动，而不是处于法律关系之外来思考法律问题，参与方式既可以是接待相关当事人、解答法律咨询；也可以是实际办案，作为准“律师”出庭；（3）除传统的接受法律知识的教育与法律技能的训练外，诊所法律教育还包括范围广泛的其他社会活动。

（二）特点

诊所法律教育与我们传统的案例教学法相比较，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

诊所法律教育实施教学的场所不是单一的、虚拟的。

诊所法律教育中学生的角色不是被动的、边缘化的。

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学内容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

诊所法律教育通过免费的法律咨询、法律等形式，为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使法律固有的社会正义得到实现。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在财经院校法学专业的具体运作

(一)财经院校法学专业学科特色及其人才培养特点

现实中经常尴尬地看到，在传统法学模式下培养的法律院校科班出身的执业律师，往往对会计、税收乃至银行票据业务一窍不通。在如何查账、如何计税、如何应用票据手段进行融资往来等方面，由于缺乏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往往无从下手。市场经济现实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促使财经类院校承担起了培养经济法律专门人才的重任，纷纷设立了经济法、国际经济法专业，并且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一点上财经院校的法学教育可谓是扬长避短。

（二）财经院校法学专业采用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笔者认为，财经院校法学专业不仅需要诊所式法律教育，而且应该大力推行此种教育模式。

首先，它丰富了法学教育的内容。

其次，诊所法律教育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基本目标。

再次，培养了职业道德和合作精神，为学生走向社会奠定了良好的伦理基础。

最后，诊所法律教育也为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做出了贡献。

（三）实践中的具体运作

1.模拟课堂教学法

为了使学生能适应真实案件的工作，在此之前的课堂教学上教师可有意识地让学生模拟律师所面临的诸种情况，如庭审辩论、谈判调解、非诉讼和解、参与仲裁及会见接待等。在课堂上，教师通过给学生讲述案例或提供阅读材料，由学生分饰不同的角色，分别站在原告、被告、律师角度去分析理解案情，通过思辨，灵感的激发来组织自己的发言稿，最为逼真地演好自己的角色，最后由教师进行综合评价。在这种教学中，学生并不接触真实的客户案例，只是在虚拟的场景中扮演角色，这既是对学生的角色扮演技术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诊所教师控制课堂教学场面的能力带来了考验。

2.真实案件法

许多美国法学院开设的诊所法律教育课程都要求学生真实案件。在这类“真实委托人诊所”里，学生在教师的监督和指导下，保证当事人能够得到合格的法律。这种教学方法的优点在于：通过真实当事人案件使学生获得模拟教学法中无法获得的经验，同时要求学生在与社会上不同类型的人打交道中学会人与人交往的技巧。因为场景不是人造的，学生会遇到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意外，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受控制的世界，势必将产生模拟教学中无法带来的紧张和焦虑。它为学生提供和教师提供了一个实验场，以确保通过模拟所培养的洞察力、观察力和构思在现实中继续保持稳定和准确。

3.学生的反馈与评价法

学生的反馈与评价法也是诊所法律教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与传统的法学教育方法不同的方法。在诊所法律教育中，反馈主要是对学生的实践（含角色模拟、真实案件的）、为该实践所进行的准备以及实践结果进行反馈。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它能够让更多的学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审视，分享大家的智慧，扩大学习的机会。诊所法律教育中的反馈并不是简单列举练习中出现的错误，然后告诉学生怎么做才是准确的或更好的，而是帮助学生形成对自己的行为和理论进行思考的职业习惯，从而在自己执业时能进行自我思考和自我纠正。

三、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对策

首先，诊所教师付出与所得的矛盾，师资力量与学生需求的失衡问题有待解决。与传统法学教育相比，诊所法律教育需要老师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要多得多，对学生的咨询、解答和辅导在时间上具有不固定性和随机性。在倡导敬业奉献精神的同时，如果不在薪酬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将会影响教师积极性。因此要适当给予诊所教师经济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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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设法学；实践教学；卓越计划

一、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

1、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实践教学是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的要求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教高[2005]1号）第10条指出大力加强实践教学，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7〕2号）第9条指出高度重视实践环节，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实践教学的创新是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关于加强和改善实践教学的方针和政策的要求。

2、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实践教学是实现建设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途径

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传统建设法学人才培养中学生实践能力欠缺的弊端日益明显，需要从人才培养模式的方向进行改革。创新实践教学模式正是培养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

3、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实践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

建设类本科法学实践教学对于学生的工程实践认知能力、交际能力法律运用能力、调研能力等实践技能均会有较大程度的提升。另外，通过法学实践教学，使得学生清楚理论知识学习的重点和难点，对于学生学习目的的明确和学习积极性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二、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实践教学面临的问题

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实践教学对于人才培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需求对接的新形势下，凸显出了一些问题。

1、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教学实践育人的意识弱化

当前，我国很多法学院系相当多的教师和管理干部缺乏实践育人的意识，对于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实践育人更是如此。相当部分教师对于建设类本科法学教师实践停留在口头上和会议中，或者完全为符合实践教学文件要求，将工作流于形式，并未真正建立起实践育人的观念。

2、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教学实践教学经费不足

教育部在2005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大幅度增加实践教学专项经费，尽快改变实践教学经费严重不足的状况”。我国高校实践教学经费总体就偏少，而作为法学和工程学科交叉的建设法学实践经费就更少，对于深化开展建设法学本科实践教学负面影响较大。

3、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教学实践教学方法单一，实践教学体系不够完善

当前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教学实践形式真正纳入教学环节的主要是教学实习。但是诸如法律诊所、法律援助、社会调研、实地案例教学和普法宣传等教学形式重视不够，经常性开展不足，持效机制不健全，对学生真正有教育作用的很少。此外，各实践教学环节内部缺乏沟通，没有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实践教学体系。

4、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教学实践教学师资匮乏

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教学实践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教师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而且又要具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高校具备这些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教师相对不足。即使部分教师具备这些能力，但由于日常教学和科研任务的繁重，或者教师工作收益问题，也无法或者不情愿指导学生从事法学实践活动。

5、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实践教学基地建立困难

建设类高校校外实践部门和个人基于安全、公司收益等因素往往对建设法学教学实践予以拒绝或者附带条件。整个社会没有形成各单位协助学校育人的观念和制度。当前很多建设法学本科教学实践基地的建设都是依赖教师和学生的私人社会资源来实现。

三、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实践教学具体形式之创新

传统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实践教学存在诸多困难，必须在卓越计划视角下寻求突破，并在实践教学的具体形式上予以创新。

1、专业实习的创新

专业实习是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类高校本科法学实践教学最差成熟的实践环节。创新专业实习，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两个途径。第一要从顶层设计角度建立健全校园二级建设法学实践教学制度。注重实践教学过程管理和质量反馈。第二，采取灵活的实习形式，采取集中实习和分散实习相结合的方式。对多数学生强调要在学院建立的实习基地集中实习，对于部分学生特别是在实习单位有就业意向的学生可以允许其分散实习。

2、专业见习的创新

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法学专业见习具有组织灵活、学生接触面广泛的优势，对于学生提前接触建设工程法学实践具有重要作用。我们认为，专业见习的创新也具有两个途径可以操作。第一是充分利用寒暑假集中组织学生进行建设法学专业见习活动。要求每个学生按照就近便利的原则，真正参与到假期的专业见习中来，加强见习报告的考核和奖励。第二深化课程内容学习和专业见习的结合。对于建设法学各门专业课程要结合实际在开学时、学期中和期末开展。

3、法律援助的创新

法律援助是卓越计划视角下培养建设法学专业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很好的途径。卓越计划视角下法律援助的创新，我们认为要从援助对象、经费和指导教师方面进行创新。在法律援助对象方面，要坚持校内服务和校外服务相结合，以校外服务为主体的模式。学生在参与校外工程建设法律纠纷法律援助的同时，要针对学校内部学生权益的保护进行法律援助，充分利用多渠道的法律援助方式。在经费和指导教师方面给予从事法律援助的学生以大力的支持，从学校层面和学院层面设立专项经费，建立法律援助指导教师库，对学生的案件全程指导。

4、社会调查的创新

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法学学生的社会调查，对于提高学生的专业学术能力，不断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有积极的作用。卓越计划视角下加强社会调查的创新，我们认为要善于与专业教师的学术课题项目及校外机构的专项研究充分结合。一方面使得建设法学学生的社会调查充分与专业教师的课题和项目结合，充分利用专业教师的学术优势和项目的科研优势，不仅降低了教师科研的工作劳动强度和成本，也对学生接触专业前沿知识具有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调查要与校外研究机构的专项课题和项目结合，加强横向联系，在其他机构的资助下获得调研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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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障碍

诊所式法学教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美国最早的法学教育就是诊所式，即学徒制，让未来的律师在执业律师的办公室“阅读法律”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是从英国一种给有经验的执业律师做书记员的做法上发展而来的。但在法学院设立诊所则是在2O世纪6O年代才兴起于美国。所谓诊所式法学教育，就是通过法律诊所的教师指导学生参和法律实际应用的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际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入理解，培养其法律职业道德和职业意识观念。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及其转轨变型,带来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革命性变化和发展，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亦不例外并已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作为一种舶来的新型教育模式,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还处于边缘地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法学教育怎样界定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学教育中的应有地位,并将其正式纳之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呢，即完成“本土化”过程，这是我国现行法学教育不得不面对和思索的新问题。

一、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法理基础

一项没有理论支撑的制度是人治社会的产物，势必经不起实践的考验而走向消亡，法律发展的整个过程已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当今社会是法治社会，制度的出台首先要经得起理论的反复推敲。诊所法律教育作为一种舶来的新型模式，对于该法律教育模式的本土化有着深刻的法理基础摘要：诊所法律教育模式的引进体现了法律移植和法律本土化的关系。

对于移植的概念，从生物学上讲，是“将身体的某一器官或某一部分移置到同一个体（自体移植）或另一个体（异体移植）的特定部位而使其继续生活的手术。一般是为了修补机体的某一缺陷”［1］，“来自同种动物另一个体的器官或组织的移植称为同种异体移植，除非采取非凡办法来控制排斥，否则这种移植物一般均被排斥”［2］。可见，同种异体移植尚且被受体物所排斥，那么，异种异体移植只能更甚之。就现阶段我国所正在进行的法律改革和发展来看，法律移植恰恰属于一种“异体移植”，即“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注重力的重点放在具有较高生产力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充分反映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西方法治社会的法律资源之上，而审阅中国和西方的法律传统和社会目前状况，而且有介于同种异体移植和异种异体移植的趋向，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偏重于后者。”［3］因此势必增加法律移植的难度。所谓法律移植，是指“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和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使之成为本国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本国所用。”［4］法律移植是国家及民族交往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自古至今普遍存在的现象。假如说在古代，法律移植受地理因素、交通工具的限制，只能局限于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或民族之间，那么在当代，法律移植已成为一种不受任何地域限制的全球性现象。在当今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都存在着大量的法律移植现象，法律移植是法律文化传播的一种最直接、最明显、最有力的途径。所谓“本土化”，意指在法律移植时，应让受移植法律经过合理的处理和嫁接，使其能渗入到移植国国民的血液当中，进而得到有机的整合，本土化就是法律移植本土运动的过程。本土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对于“体现人类法律文明前进方向的外域法律文化的有益因素，无疑应当加以吸收和采纳，以便使当代中国法律发展和全球法律文明的通行规则接轨沟通。“闭关自守，盲目排外，只能导致法律文明进步张力的丧失”［5］。诊所法律教育的引进和建设新问题，亦是如此。二、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可行性

作为一个西方舶来品，诊所法律教育进入中国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实践证实，诊所法律教育的引进对中国法学教育改革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给身陷困境的中国法学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任何法律都不是非背景化的普适制度，［6］法律教育也不例外。诊所式法律教育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法学院，主要是对于当时的美国法学教育制度中的某些缺陷的一种反应。这种法学教育的模式之所以被称为“诊所”，是因为它汲取了医学教育模式的经验，即医学院的学生通过有经验的医生的指导而获得有关护理治疗病人的医学教育。诊所式法律教育强调从实践中学习，最为理想的就是学生在诊所老师的指导下，参和处理真实的案件，而从办案中学到大量的重要的其无法仅仅从抽象的课堂案例分析中学到的重要技巧和法律思维。目前，拉丁美洲、西欧、东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院校已经广泛而成功的应用了这种教育方式。非凡是20世纪90年代，诊所式法律教育已经成为东欧、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顺应世界法学改革潮流，中国部分高校教师在经过充分的探索、探究和论证后，自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十余所高校在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的同时，各自依托学校成立了法律诊所。截至2006年5月，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共有委员单位47个。尽管在现阶段在中国大量的推行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尚有非常大的困难，如传统课堂教学思想的束缚，运转资金的来源有限等等困难，但这种新模式在我国法学教育体制中的运用和推广是有着可行性的，理由如下摘要：(一)从诊所法律教育的自身价值来看其本土化的可行性。

1.从诊所法律教育的教育价值来看——拓宽学生视野，加深对法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而这种价值恰恰体现了我国法学教育的教育目标。诊所法律教育的互动式教学、模拟教学等方式，以及在指导教师的监督下独立办案等，给学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学习空间，使他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所学的专业知识，理解法律、事实和证据三者之间在实践中的关系，并学习如何将他们联系起来。在案件的过程中，学生们发现理论对案件具有指导意义，但仅把握理论是不够的，还需发现事实，将事实转变为可获得承认的证据，并对事实进行法律分析和法律评价，使法律准确地适用于案件事实。同时通过办案，加强学生对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的评价和熟悉，促使学生了解社会，提高对复杂事物的判定能力。

2.从诊所法律教育的社会价值来看——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而这种价值有助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方略的实现。在法律诊所中，学生的一般是法律援助案件，为社会弱者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维护弱者的合法权益，从而有助于推进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维护社会正义，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进程。美国比较法学家和法制史学家伯尔曼说摘要：“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若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必须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法律诊所通过向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通过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最终维护了他们的权利，久而久之，受助者就会感受到法律的威严和崇高，因为法律是自己权利的守护神，心中对法律的敬意油然而生，这样便会产生对法律的信仰。

(二)从我国引进和推广诊所法律教育的现实需求来看其本土化的可行性。

1.是我国建立和谐社会的需求。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证实，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首先要从保护弱势群体做起。［7］法律援助和诊所法律教育关系密切，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已取得不小的成绩，可是任重而道远。中国仍有许多案件需要经过法律援助来解决，可是能通过法律援助来解决的却只有一部分。据统计，我国每年大约有38万余件法律援助案件需要办理，其中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可是按每位律师每年办理1至2件案件来计算，现有的10多万位律师只能办理10多万件此类案件，缺口很大，这为诊所法律教育留下了用武之地。通过诊所法律教育的推进，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另一方面又有利于法律援助，都有助于促进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现在，中国正需要发展法律援助事业，使更多的贫困人士能得到法律援助，得到法律救济，实现社会公平，从而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2.是克服我国传统法学教育弊端的需求。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我国法学教育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法学院校及法学在校生人数都有了成倍的增长。但在实践中，传统法学教育存在仍存在不足之处摘要：中国传统法学教育是一种以教师为中心，注重单方面传授知识的教育方式，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忽略学生应用法律能力的培养；缺乏对学生的法律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等，由此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造成国家财产的智力性浪费。而在诊所法律教育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老师和学生，大家都是具体案件的承办人，所有教学内容都是围绕着学生由一个被动的听课者到一个主动的办案者的身份和技能的转换和提高而设置的，教师只是指导者，这样就可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也由此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综合判定能力。

三、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障碍和其本土化的推进

(一)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障碍

尽管诊所式法学教育的引进对于改革我国传统法学教育的不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功能，但是，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的引进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抛弃传统的教学模式。相反，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应和传统的教育模式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即便是在其发源地美国，诊所式教育也没有取论性的教学和案例教学，而是被用来开发学生的思维和法律逻辑能力，使其知道如何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法律。况且，作为一种舶来品，诊所式法学教育的引进和发展必须经过认真地整合和规范，“本土化”后诊所式法学教育才能真正地为我国法学教育改革服务。从目前我国部分法学院的诊所课程实践来看，诊所式法学教育在中国的不适症是比较明显的，主要表现在摘要：

1.观念障碍

我国法律自清末师承日、德后，法学教育模式更是受到大陆法文化环境的影响。大陆法系教育习惯采用讲座式的教学模式，一开始就强调法律的概念性、抽象性、逻辑性、理论性、科学性，而法典也为这种教育模式提供了形成的材料。［8］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也注重法学理论知识的灌输，轻视解决实例的法律分析方法，认为只要把握了系统的法学理论、法律条文知识，碰到现实的案例就能迎刃而解。观念上的这种熟悉，将导致学校管理层不愿意投入经费开展诊所式法律教育等其他法律实践教育，教师也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在被认为惟有操作性，没有理论价值的职业练习上。

法律诊所教育自诞生时起，就是培养律师执业技巧的，这和美国的法官都来源于执业律师的制度有关，美国法科学生的法律职业一般是从律师做起，法学院只需练习学生的律师职业技巧。我国法学院(系)主要是是为公、检、法、司等部门培养法律人才，法科学生有很大一部分要进以上机关工作，而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也不是从律师队伍中产生，从事律师的仅是部分法科学生的选择。所以，以练习律师的职业技能，培养律师思维、律师职业道德为宗旨的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开展，可能得不到法学院(系)领导和教师的应有重视。2.经费障碍。

美国目前的诊所式课程是在福特基金的支持下开展的，在我国由于诊所法律教育项目是舶来品，而且是首先基于外来基金资助在我国启动，因此，来自国内大学本身的经费支持还相当有限，甚至短缺。和传统法学课程不同，诊所法律课程除了需要通常上课的教室之外，还需要具体的办公场所、办公设施，需要雇请管理人员运作整个法律诊所的所有行政事务，这些都在诊所法律教育项目的开展经费之内。“法律诊所”所受理的案件基本上是法律援助案件，是没有费收入的，相反，学生每一个案件，需花费交通、通讯、文印、餐饮等费用约数百元。因此，一旦外国基金的支持减少或撤销，诊所式法学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将受到局限。

3.师生障碍

从诊所课程的地位来看，我国的诊所课程基本上属于一种探索性的实验课，学生参加该课程和其学分并没有多大的联系，教师教授该课程属于一种非正式的专业教学。然而，学生在参和该课程时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远大于其在传统课堂学习中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从而可能影响其所谓的必修课的学习。诊所教师和传统的法学教学教师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诊所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系统的法学知识，还要有热练、老道的法律职业技能和乐于献身法律的法律职业责任心和职业道德。从我国目前的高校教师来看，大多教师是直接从高校到高校，能够把握和熟练操作法律职业技能的教师是比较少的，至于完全符合诊所教师要求的教师则更少。因此，我国高校现有的教师要适用诊所式教学，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预备课程、联系案件，指导和练习学生，这必然会影响其科研和相关的职称评定。

4.案源障碍

从诊所的法律地位来看，美国的法律诊所可以直接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而我国目前的法律诊所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它既不是律师事务所也不是法律援助机构，因此，只能以公民的名义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这对于接受更多的案件来提供给学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从而将导致诊所案源不足的情况．

（二）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完善和推进

作为一种舶来的形式，如何更好地吸收诊所法律教育方法的优点来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和教育改革添砖加瓦，这是一个艰难的本土化的过程。其在我国目前遭遇的种种障碍，仅仅是继受和整合过程产生的不适应症。在法律职业教育观念普及法治社会需求大增长的背景下，只要我们找准症结，循序解决，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一定会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和教育改革贡献力量。笔者认为完善和推进诊所法律教育的本土化有以下办法摘要：

1.转变观念。

转变法学教育观念，进行法律教育模式的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法治发展的需要，更是我国法律服务国际化的需要。明确我国的法律教育重在培养具有法律实际运用能力的人才，而且是具有法律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心的高素质的实用人才。中国的法学教育的缺陷不在于基础知识教育，而是在于能力教育和法律技能教育。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给法律实践教育改革提供了很好的路径，虽然法律诊所教育重在培养律师职业技能，但在法律职业中没有比律师职业更为复杂多变的了，可以说，律师职业技能包容了其他类型的法律职业技能，所以，法律诊所作为法律职业技能的练习平台，作为法律实践的场所最合适不过。只要教育管理层和教师的法律教育观念转变了，法律诊所建立的困难和障碍就轻易克服得多，诊所式法律教育就可以在全国法学院(系)得以普遍实施。

另一方面，通过教育管理部门和司法管理部门的协调，要尽快明确法律诊所的法律地位，即明确法律诊所作为一种法定的法律援助机构之一。这样可以明确学生案件的身份，明确其作为人的责任，同时也明确学生和诊所案件中的责任，这也有助于提高当事人对法律诊所的信赖，从而解决了案源不足的新问题。

2.多渠道汇集经费。

经费新问题是制约诊所法律教育开展的重要因素，稳定的经费来源对于保证法律诊所的持久性也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学校管理层应从有限的教育资金里拿出一部分，支持诊所法律教育活动的持续开展，采取办法鼓励教师参和诊所教学。其次，通过政策将法律诊所定性为一种法律援助机构，明确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对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提供义务，即使是部分的资金提供义务，这对于解决校园法律诊所经费不足的困难是有很大的帮助。再次，应争取国内外各种社会资源的资助。诸如法律诊所和政府的法律援助中心建立密切联系和合作，发挥舆论的力量，宣传法律诊所教育目的，让社会熟悉、知悉法律诊所，一可增加案源，二可接受社会捐赠，筹措诊所教育经费。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诊所法律教育教学中，师资队伍建设至关重要。笔者认为首先，学校应优化教师队伍结构，从取得律师执业证的教师中选任法律诊所教师，甚至可以布置部分具有执业律师资质的教师专门从事诊所法律教育。其次，从事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师的职称晋升应不同于法学院其他教师。这点我们应借鉴美国的经验。从美国的诊所法律教师队伍来看，其构成基本上是从法学院原有的教师队伍之外另行聘请有丰富实务经验并热爱法学教育的律师，而且大部分诊所教师是专职的，无须承担诊所法律课程之外的其他法律课程，在职称晋升上亦有不同于法学院其他教师晋升的评价指标。［9］再次，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师也可直接聘用有经验的律师、法官和检察官来填充到诊所法律教育的师资队伍中来。

参考文献摘要：

［1］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第4972页。

［2］简明大英百科全书［M］.北京，中华书局印行，1989，第154页。

［3］王进文.法律移植社会环境下的文化认同［J］，河北法学，2002，(增刊)。

［4］张文显.法哲学范畴探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第269页。

［5］公丕祥.全球化和中国法制现代化［J］，法学探究，2000年第6期。

［6］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第92页。

［7］王卫国.改革时代的法学探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