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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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服务社会稳定大局，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民，以建设高素质的法律援助服务队伍、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为重点，全面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组织领导

市司法局成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工作领导小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由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实施，组长由局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法律援助工作的副局长担任，成员由市援助中心人员和局法律服务管理科负责人组成，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组织领导、管理协调、研究分析和督促落实。下设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委员会，主任由局长兼任。并设立刑事、民事及行政评估小组，具体负责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

三、工作步骤

（一）工作部署阶段（2013年4月10日前）。研究落实开展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意见，形成共识，明确目标任务，确保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工作顺利推进。

（二）评估准备阶段（2013年4月11日—5月31日）。成立市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工作领导小组，出台市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办法。召开评估工作会议，把评估工作内容分解到相关评估小组，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并按要求做好相关资料的采集、数据分析等各项准备工作。

（三）评估落实阶段（2013年6月1日—9月10日）。对2012年度已结案法律援助案件进行评估。具体步骤为：审阅案卷，抽选诉讼案件的卷宗，依据评分标准，客观公正地评分；现场检查，走访办案机关，回访受援人，听取意见；汇总情况，由评估组写出案件质量评估报告。报告内容要真实、全面，由评估组成员签字并承担责任。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是对法律援助办案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进行综合判断和科学评价的活动，对于提高法律援助质量管理水平，维护和提高政府公信力，维护和保障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客观公正，实事求是

考评要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确保评估工作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客观性。综合运用多种质量评估方法，严格按照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办法和考评标准评分，得分和扣分项目要有具体依据，个案考评原则上不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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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责任是国家基于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地位（抑或权利代表地位）而产生的一种义务和职责。法理上，责任的的含义具有第一性义务和第二性义务的区别，国家责任亦是如此。法律援助的本质在于维护受助者的基本权利，从而实现社会均衡与稳定，从此角度看法律援助应当是一种国家责任。法律援助监督管理中的国家责任具体表现为政府责任。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是国家行政机关，是政府责任的直接承担者，《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按照基本法理，该责任同样包括两个层次，其一，政府法律援助监管的第一性义务。这种义务是政府基于其功能而产生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为政府职责（或职权）。具体包括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和推进制度实施。其二，政府实施法律援助的第二性义务。该义务是政府基于其实施法律援助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即在法律援助过程中由于政府行政主管机关的过错给法律援助对象造成损失，应当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在完善法律援助监督管理机制过程中，不仅要强调政府的法律援助职责，同时也应当强调对法律援助进行监管所产生的法律责任。法律援助的监督管理是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责，是保障法律援助有效实施的基础。基于以上的分析，在法律援助监管过程中，不仅要强调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责，同时也应强调由不利监管所产生的法律责任。

二、法律援助监督管理机制疏议

（一）法律援助监督管理关系

法律援助监督管理关系是司法行政机关与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之间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在该关系中涉及到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者三个主体，其中司法行政机关是法律援助的监督管理者，法律援助机构是法律援助的组织实施者，法律援助者是法律援助的具体实施者。法律援助监管的有效性以主体权责分明为前提条件。从行政法律关系的角度看，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主体地位不容置疑，其是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直接承担着，直接对法律援助活动进行管理，然而法律援助对于受助者而言体现为某种法律援助服务，从此意义上讲，法律援助机构是履行政府责任的具体实施者，也是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者。

法律援助机构是具体组织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确定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是司法行政机关落实监管责任的前提。一般而言，法律援助机构是由地方政府依据当地情况设立（或确立）的机构，具体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由政府在司法行政机关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这些机构一般属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具有事业编制。另一类是由政府确认的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及法律服务所。前者在监督管理机制中处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给法律援助的监管带来阻碍，随着事业单位改革，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于此类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管，提升法律援助质量。后者在法律援助监管中属于被管理者，但因监管力度不够使部分此类机构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走过场”，严重影响了当事人合法利益及国家法律援助责任的实现。所以，对于性质不同的法律援助机构采取的监管措施也应当有所不同。

（二）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的形式

法理上，要明确该责任的具体内容和形式，首先必须要确定该责任的主体，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是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责，同时也是法律责任，从此角度上讲，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的主体是司法行政机关，责任形式表现为第一性义务（即职责），但同时亦不能忽略司法行政机关在违反第一性义务而产生的第二性义务（即法律责任）。虽然司法行政机关是法律援助监督责任的当然主体，但法律援助的顺利开展还离不开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具体实施者，从法律援助的性质看，这两者亦应属于法律援助监督管理的责任主体。

理由有三，其一，法律援助机构是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机构负责法律援助的申请、受理及指派，在此过程中要保障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就必须使法律援助机构承担监督管理的责任。其二，法律援助机构的自我监管是有必要的。其三，法律援助实施者的自我监管对案件质量的提升起着重要作用。虽然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实施者也有监管责任，但这种责任形态主要表现为行业责任与综合性法律责任，这与司法行政机关的责任内含有着很大区别。而法律援助实施者监管责任则表现为道德义务和职业法律者责任。由此可见，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的内容与形式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且呈现出多层次的特点，法律援助监管责任的实现途径亦呈现为立体化的机构。

三、法律援助监管中国家责任的实现途径

（一）建立“立体式、多层次”的责任体系

传统意义上，法律援助监管责任主体仅限于司法行政机关，责任层次较为单一，且以第一性义务为主，这种责任机制呈现为单向性特征，难以形成责任联动机制，反而阻碍法律援助的顺利开展。法律援助从实施过程角度看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包括法律援助机构的确立、法律援助申请、审批、指派法律援助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等环节，在这些环节中法律援助监管责任贯穿始终，且直接关系到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和受助者的合法权益。基于以上分析，建立系统化的责任体系对于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从责任主体的角度看，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具有多层次性。其一，由于责任主体不仅限于司法行政机关，同时包括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管责任体现为自我管理的义务和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的义务，前者是保障法律援助顺利进行的基础。自我管理责任是由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与地位决定的，主要体现为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对法律援助申请的受理、审批、案件办理进行自我监督，从而形成“自律性”责任机制。虽然自我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律援助的顺利开展起到积极作用，但如果缺乏必要的外部监管，法律援助的自我监管也必然成为“权力滥用”的屏障，不仅不能起到应有效果，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责，并给法律援助的有效实施带来阻碍。

于此，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管责任应当是在司法行政机关监督下的自我管理。从法律逻辑上看，法律援助机构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监管，同时履行监督法律援助者的义务。其二，法律援助者的自我监管责任。法律援助者在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后，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承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义务，该义务是基于援助者身份而产生的法定义务，具有不可弃性。一般而言，法律援助者主要是执业律师，无论其是法律援助中心的专职律师还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自我管理的义务。该义务包括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提供法律咨询、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等。所以基于法律援助监管的不同责任主体，这种监管责任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从责任类型的角度看，法律援助监管责任呈现为“立体式”结构。上文提到，监管责任包括了第一性义务与第二性义务，是一种综合责任。“立体式”结构就表现为责任形态的综合性，即不同的责任主体不仅要履行法定义务（或职责）还必须承担由其不法行为所导致的法律责任（否定性评价），并以此作为弥补法律援助受助者损失的依据。

（二）完善经费使用监督机制

法律援助经费是保障法律援助顺利开展的基石，经费的筹集、调拨、使用应当接受司法行政机关和公众监督。从监管责任角度讲，经费使用的监督机制由纵向的行政监督与横向的自我监督与公众监督构成。目前，法律援助经费主要由国家财政负担，实行专款专用，经费支出以法律援助办案经费、补贴等为主，经费的合理使用直接关系到法律援助的质量，所以，对法律援助经费使用进行监管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法律援助监管责任的题中之义。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监管机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建立单独核算制度。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应当建立专用账簿进行单独核算，避免和其他经费混同。第二，建立经费使用公示制度。由于法律援助经费来自国家专项拨款，必须接受司法行政机关与公众的监督。公示内容不仅包括经费使用情况，且有必要对经费来源进行公示，因为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不完全限于国家财政拨款。第三，可以建立法律援助基金，由专人进行管理。第四，完善经费使用检查机制。

目前，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是落实监管责任的主要途径。检查主体一般是司法行政机关，检查方式主要采取抽查，检查内容主要是经费使用情况。虽然经费检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监管效果，但是由于抽查形式的制约，使检查评价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采取全面检查的方式很有必要，但全面检查所耗费的行政成本也是较高的。故检查机制应当坚持实质性的同时强调形式的便捷性，基于目前的电子技术，可以建设法律援助经费网络管理系统，通过经费使用信息录入、核对等环节实现对经费使用的监管，由此不仅降低了行政成本，且加强了检查效果。第四，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法律援助者的自我监管。虽然经费的调拨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但经费的使用者是援助机构和援助者，只有进一步加强对机构及其人员的自我约束，才能更有效地提升经费使用效率，才能避免出现经费滥用的情况。

（三）完善案件跟踪机制

法律援助案件跟踪机制是通过建立案件跟踪档案对案件进行监督的一种手段，但目前的法律援助案件跟踪机制较为形式化，没有很好地起到监管效果。案件跟踪机制不仅要建立跟踪档案，且要在档案管理的基础上实现实质监督。具体实施办法如下：其一，细化档案管理工作。案件跟踪档案是对案件办理情况的原始记录，档案项目的设置可以依据法律援助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包括案件类型、承办人、案卷编号、受理时间等基本情况，除此之外还应当增设关于案件评价或者反馈信息，这样有利于从受助者的角度直接监督办案流程。其二，法律援助者定期报告。法律援助者是实施法律援助的直接责任者，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是其重要义务。如前所述，建立案件跟踪档案是从监管者自上而下的被动式管理，而定期报告制度则要求承办人必须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向法律援助机构和受助者报告案件进展情况，以便实时监控案件质量。其三，旁听庭审。法律援助者所办理的案件采取公开审判的，可以指派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进行庭审旁听，以此了解承办人办理案件的具体情况，并通过庭审旁听为承办人提出相关意见。

（四）建立案件质量的“量化评价标准”

法律援助案件评价机制是对法律援助案件进行质量评估的量化标准，评价机制的运行能从制度上保障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目前，案件评价机制主要局限于案件办理情况调查、回访等，并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可行的评价方案。从理论上讲，评价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是具有主观色彩的一种意识或认知，然而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评价应当尽可能的排除主观色彩，通过“标准量化”的方式使案件评价值机制更具合理性与客观性。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量化评价化标准”应当涵盖整个案件承办过程，涉及案件受理、案件办理及结案三个环节。在案件受理中，量化评价标准可以包括案件基本情况登记、案件受理依据、案件受理情况、案件受理期限等内容，并设定不同的评估档次。在案件办理中，量化评价标准应当依据不同的案件性质规定不同的量化评价标准。一般而言可以包括法律文书基本情况、证据材料收集情况、会见当事人情况、案情分析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情况、庭审记录情况等，通过较为细化的评价标准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在结案环节中，量化评价标准可以包括裁判文书基本情况、当事人意见、法律援助者结案总结等。只有建立较为完善的评价标准才能保障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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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及范围

今年我市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农村家庭收入人均低于958元/年，城镇享受低保且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的困难群众。我市法律援助范围：请求国家赔偿，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付赡养费、扶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因见义勇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农业生产资料质量问题纠纷，企业破产职工权益保护纠纷；刑事被告是盲、聋、哑、未成年人，可能被判处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家庭暴力、产品质量、高危作业、环境污染等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今后将结合我市实际，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省法律援助办法》的有关规定，适当放宽标准、扩大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范围。

二、进一步健全网络，拓展途径，多层次提供便民服务

各地要按照“那里有困难群众，那里就有法律援助服务”的要求，进一步加快市、县、乡（镇）办事处法律援助中心机构建设进度，建立健全市、县、乡三级法律援助机构。同时，要在村（居委会）、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选聘法律援助工作信息联络员，形成遍布城乡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实现区域全覆盖。要充实基层援助中心力量，改善基层法律援助中心办公设施和条件，夯实基层基础工作。适时组织法律服务人员深入到工地、农村等开展法律援助咨询，就地受理法律援助案件；要依托市县普法网，积极探索网上法律援助服务；要优化“12348”法律援助咨询自动化平台功能，调整充实咨询内容，公布各级法律援助中心电话，简化程序，提高法律援助效率；积极开展对襄樊籍农民工在外省市务工受到侵害的重大案件法律援助服务。

三、进一步强化职能，突出重点，提高维权维稳工作水平

各级司法部门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多办案，办好案，切实保障困难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一是重点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对于农民工工伤和工资案件，无论经济是否困难一律提供法律援助;对于在襄樊务工的农民工，不论是本地人或外地人，都一律同等对待；对于符合条件的案件做到优先受理，优先办理。二是重点为农村提供法律援助，我市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是法律援助工作的难点和重点，要继续坚持法律援助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夯实基层基础，切实提高办案能力，最大限度满足农村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三是重点为城市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四是重点为影响重大的疑难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大力做好涉案人员多、影响大的法律援助案件，预防和减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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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中心在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及我市《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的具体措施以及工作进展情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根据市中心下达的任务，我区2020年应办理法律援助案件860件，今年中心在市中心、区司法局的大力支持下，充分调动了全区的律师事务所和司法所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颇有成效。上半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是我区也办理各类案件449件。超出计划19件，完成了2020年度上半年的法律援助办案工作任务。

二、法律援助民生工程进展情况及特色做法

为进一步巩固贯彻该意见的精神，更好地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我中心进一步健全完善了法律援助机构队伍管理、业务管理、行政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并将制度的贯彻落实融入到具体的日常工作之中。普遍建立了岗位目标责任制，工作人员做到岗位职责具体、分工明确，自觉履行管理职责。通过扩大法援范围，依法继续放宽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降低门槛，将征地拆迁补偿、土地纠纷、环境污染事项、军人军属权益受到侵犯、社会保障、就医、就业、就学、社会保障等与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事项纳入援助范围；健全和完善了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的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合理确定中心6名专职律师，二名辅助人员的办案和负责网上指派审批以及案卷登记归档义务，充分调动各律师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援助志愿者的办案积极性；充分发挥信息化的牵引作用，实现法律援助系统内部的网上申请与指派以及区法律援助机构向律师事务所、司法所的网上指派案件，完善法律援助办案信息网上录入、办案流程网上管理、办案活动网上监督、办案质量网上评估等体系，切实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

三、民生工程中同级财政经费的投入、使用与管理情况

2020年经区局协调以及中心的多方争取，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43万元，区财政投入了43万元。合计86万元。其中区级配套43万元和以奖代补12万元已到账。区级配套资金经过财政审核后扣除了10万元政法专款，中心虽已向上级部门打报告请示，要求财政部门返还该笔扣除的用于法律援助民生工程宣传的款项，但是一直没有给答复。与相比较本年度中心的案件数和加大民生工程宣传来看，经费明显不足。中心采取把办案补贴与办案质量挂钩。根据办案质量支付案件补贴。对承办人员认真负责、办案效果好的，及时按标准支付补贴；对敷衍马虎、办案效果差，案卷内材料不齐或制作不符合要求、归档不及时的，限期整改到位，待补齐相关材料后再发放办案补贴，必要时可降低补贴标准。对拒绝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将向市律师协会反映，建议暂缓考核。中心严格按照要求，对待每个领取补贴的案件，进行严格认真的审查、审批制度，领取案件补贴的办案人员，在经过中心从卷宗到网上登记审查合格并归档后，由中心主任审核，符合要求的予以发放补贴经费，不符合规定的一律不予发放办案补贴经费。

四、案件办理情况：办案数量、刑事案件完成情况

截止至2020年6月9日，中心全年计划案件数为860件，实际共办理案件449件。办理案件中依申请类376件，指定类72件，强制医疗1件。刑事案件149件，民事案件296件，行政案件2件，司法鉴定所2件。律师事务所办理了443件，法援中心办理了6件。已办结案件216件（包括往年未结案件）较好完成了2020年上半年年度法律援助办案工作计划。

五、法律援助便民措施落实情况

中心在完成日常法律援助工作的同时努力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覆盖面，加强宣传力度、扩大法援影响，做到应援尽援。中心在辖区内各律师所和司法所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扩大了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目前，全区共建立乡镇街法律援助工作站43个，并分别已在区妇联、残联、工会、法院、看守所、部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及各乡镇设立工作站、各律师事务所确保有标牌，有人员、有制度、有台账，明确工作站职责，发挥功能作用。今年由于区政务服务大厅进行调整，中心窗口办公地点被缩减，已经不符合省厅关于设立窗口的需要，经过区局同意，已经以书面形式请求区政府予以重视协调新办公场所，以备民生工程考核之需。现窗口仍有专职律师接待咨询，在值班期间，负责0564--3922507法律服务热线的接听和法律咨询解答以及登记，保障热线的畅通无阻。还分别在法院、检察院设立了咨询台，派遣专业律师接待咨询。今后，我中心还将与多单位联动，设立更多法律援助工作站，形成法律援助联动机制大格局，切实把我区法律援助各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目前这项举措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六、加强法律援助质量监督管理的具体措施及取得的成效

中心不断加强和规范了法律援助案件在纸质登记审批和内网登记审批制度，各类法律援助案件从登记到结案整个办案过程以及各类工作报表在内网的登记、发送、审查、审批工作，通过这项工作使上级领导和相关部门能及时了解我区法律援助工作各个阶段的开展情况和取得的成绩以及现阶段还存在的困难，借以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影响力，使更多的人了解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性，支持法律援助工作，甚至能自愿的加入到法律援助工作的行列中来。全面落实法援案件指派审查审批制度、重大疑难案件讨论制度、法律援助经费管理制度、法律援助案件档案管理制度等，做到从法律援助的接待、受理、审批、指派到案件的办理、归档、发放补贴等各个环节都按规办理。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方面进行案件全过程监控。事前监督要求对案件实施“四统一”，同时在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同时要告知受援人所享有的权利义务。事中监督主要体现在对办案过程的跟踪检查上，即对办案过程进行全程跟踪，对其工作进度、工作质量和承办结果进行同步跟踪，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组织旁听。事后监督主要是审查案卷，看办案人员的办案是否认真，卷宗材料是否齐全规范，回访受援人，向有关单位征询意见。大大的提高了案件质量，使受援人群得到了优良的法律服务。

七、其他具有特色的工作以及推进措施

加强培训力度，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针对律师所和基层司法所人员对法律援助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不熟的情况，区局和中心对办案人员进行了系统的培训，中心指定了中心专职人员分包负责各律师所和司法所的和法律援助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登记使用和协助工作，使每个案件登记到结案，均符合流程的要求。中心还切实加强中心律师的政治，业务和职业道德的培训，全面提高执业律师的综合素质；中心执业律师整体综合素质的提高是中心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2020年度中心全体同志积极参加局机关组织的政治学习，认真做好扶贫工作。积极参加区里的旧城区改建征迁工作。努力提高中心全体人员的整体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使我区的法律援助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八、2020年下半年重点工作谋划

1.根据区的实际情况，就新形势下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的职能作用进行细致规划；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对法律援助的进一步支持，提高社会各界对法律援助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地位的认识。

2、以巩固“法律援助便民服务”主题活动成果为基础，推动在更广泛的领域服务困难群众。

3.继续推动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按照上级要求进一步放宽经济困难标准、扩大补充事项范围，将更多的困难群众纳入法律援助覆盖范围。

4.加快推进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法律援助服务设施便利化为目标，抓住司法业务用房建设的有利契机，大力推进法律援助便民窗口规范化建设，普遍在临街、一层方便人员往来的地点设立接待场所，合理划分功能区域，完善残疾人无障碍通道等便民服务设施，力求适应接待群众等工作需求，满足各流程业务处理需求。

5.总结各地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经验。学习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巩固和扩大好的经验成果，努力提高我区的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工作水平。

6.注重从源头上做好维护困难群众权益的工作。加强舆情分析工作，提高舆情分析工作的时效性和成果质量，发挥中心律师、社会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矛盾化解的实际作用。健全完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集体研究讨论制度和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妥善处理等重大紧急事件。建立健全法律援助介入案件机制，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与工作的有效衔接，运用法律援助依法参与处理化解涉法涉诉问题。

7.借助司法行政资源开展法律援助宣传。坚持将法律援助宣传工作融入法制宣传、法律服务和人民调解工作过程中，注重在开展法制宣传、提供法律服务、开展人民调解工作中宣传法律援助，以司法行政系统资源推进法律援助宣传工作创新，发挥职能优势，形成系统合力，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公众知晓率和社会影响力。

8.建立健全经费保障机制。积极争取财政部门加大对法律援助经费投入力度。继续推动政府将法律援助经费全部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并随当地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的增加和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的增长保持动态增长。充分利用法律援助基金会的资金优势，多渠道筹集法律援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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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中心自20*年7月成立以来，一直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支持，始终把法律援助工作作为县政府的法定职责和民心

德政工程，这是我县法律援助工作的希望，也是全县民众的福音。几年来，*法律援助中心从建立民信政府，兑现政府工作报告的承

诺出发，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作用，法律援助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为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我就*法律援助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保证质量，攻艰克难，社会效益不断彰显

1、积极主动提供服务，不断拓展受援范围。自*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法律援助案件逐步由刑事向民商事拓展，受援范围不

断扩大。几年来，全县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达31件，其中刑事法律援助10件，民事法律援助21件；受援对象达48人次，其中老年人5人

，残疾人4人，未成年人3人，妇女12人，其余均为贫困者。此外，法律援助中心还参与调处各种矛盾纠纷50余起，解答法律援助咨询

1740多人次。群众满意率为100%。为满足我县公民法律援助的需求，在《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受援范围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几条规

定，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援助。一是将医疗事故、交通事故、工伤损害赔偿等纳入法律援助范围；二是将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提高到

家庭人均月收入200元以下；三是针对某些案件的费用很高，超过当事人承受能力的，也可以获得法律援助。通过我们积极热情的服务

，众多的社会弱势群体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寻求到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2、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当好党委政府参谋。在做好解答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等基础工作的同时，及时收集、掌握、分析

重大民间纠纷信息，跟踪社会热点、难点，积极协调、主动参与，身体力行，通过向县委、县政府反映情况，为依法行政提供决策信息

服务。在解决由“蚁力神”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引发的大规模的群体上访案件中，*法律援助中心均参与到了县政府的决策中

去，并提出了很多可行性的建议，受到了县领导的重视和一致好评。

3、努力营造亲情氛围，不断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在接待群众、提供法律咨询、上门服务和法律帮助中，实行“一条龙”服务，对

前来申请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的当事人送一个微笑、打一个问候、让一个座位、倒一杯水、给一个圆满答复的“五个一”服务，在服务

态度、言行举止、接待接听等各个环节营造家庭式的亲情氛围。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还上门提供服务；对一些紧急的法律援助案件，不及时处理有可能引发严重事件，先行决定提供

法律援助，再进行经济困难条件审查；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可同时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登记等工作，省去当事人奔波烦累，既方便了

群众，又提高了法律服务的工作效率。此外，我们还发挥全局优势，凝聚全系统的公务员、律师、公证员、法律援助人员、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等，构建法律援助网络体系和服务优势，形成对内各负其责，相互促进，对外沟通联动，协同作战的协作机制，充分发挥整体

优势，使法律服务水平和质量得到充分的保证和提高。

二、夯实基础，健全机制，规范建设初见成效

1、构建三级网络体系，奠定坚实组织基础。*司法局将法律援助工作列入工作的重中之重，确定一名副局长主抓，每年召开专

题会议研究部署法律援助工作，*法援中心配备了3名工作人员，在各乡镇司法所分别设立了18个法援工作站，各工作站又在所辖居

委会、村委会设立多个法律援助联系点。把法援服务领域拓展到了基层。建立健全了法律援助的接待、受理、回访、档案、学习、奖惩

等各项管理制度，方便了广大求助对象，确保了法援工作有序进行。这样，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组织有序、覆盖全县的法律援助

三级网络体系已经形成，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2、制定内部规章制度，加大办案监管力度。我们*法律援助中心紧紧围绕“机构规范、管理规范、服务规范”的要求，制定了

各项内部规章制度，保证了法律援助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一是局机关加大了对法律援助主体的监管力度，采取重大疑难案件的集体讨

论、出庭旁听、结案审查、定期通报办案质量等措施，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进行监督指导。二是建立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监督机制

，进一步完善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等制度，强化了法律服务人员承办援助案件的质量责任意识。三是坚持法律援助不得违规收取费

用的原则，制定了严格禁止借法律援助之名搞有偿服务的规定和措施，通过公开办案成本、受援人签名归档、审查结案报告等管理监督

措施，严格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程序，保证了法律援助工作质量和社会效果。

三、多措并举，扩大宣传，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1、认真组织学习条例，法援制度深入人心。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法律援助制度，更好地支持和帮助法律援助事业，我们*法律

援助中心不间断地开展了一系列《法律援助工作条例》学习宣传活动。通过学习，使县乡两级人民政府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深刻理解了加快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的重要意义，并主动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各部门、团体和企事业单位进行学习

宣传。通过学习宣传，全县公民，特别是国家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到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性质和作用，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行职

责，积极承担义务。

2、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畅通社会参与渠道。去年9月，我们开展了以“实施法律援助，实现公平正义，共筑和谐社会”为主题的纪

念《法律援助条例》实施5周年宣传周活动，并在七里河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娱宣传演出活动。针对农民工分布广、流动大、权益易

受侵犯等特点，我们切实做到了以下几点：一是宣传深入工地，不断强化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二是维权走进工地，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

法权益；三是温暖送到工地，扎实为农民工办好事、实事。在整个活动周期间，我们共发放《法律援助条例》1.8万份，其它普法宣传

材料2万份。遍及城乡的强大宣传声势，使法律援助成为群众的热门话题，极大地畅通了法律援助的社会参与渠道，有力地提升了法律

援助工作的社会认知度，使更多需要法律援助的贫弱群众了解并运用法律援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人员不足，经费短缺，办公条件亟待解决

几年来，我县的法律援助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实际需要和上级要求仍有差距。

1、法援人力不足。*法律援助中心仅有工作人员3人，面对越来越强烈求援呼声以及不断增多援助案件，仅靠现有的人力资源远

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法律援助宣传的盲区和死角还很多，许多群众还不知道政府有法律援助的职责，有的职能部门对法律援助的意识

及自身职责也模糊不清。

2、工作条件不够。按全省规范化建设的要求，法律援助中心必须3间以上办公用房，并配套空调、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电话机

、交通工具、档案柜、办公桌椅等办公设备。而我县由于经费和条件的限制，法律法援中心仅有办公用房1间，工作条件简陋，远远达

不到规范化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援办案的质量和效率。

3、部门协作不畅。一个具体的法援案件，有可能涉及法院、公安、工商、劳动、国土、建设、卫生、档案等多个职能部门，虽然

是免费，但牵涉立案诉讼、仲裁、查档等事项仍需收费。要想让困难群众真正得到法律援助带来的实惠，仅靠免费还远远不够

。

4、经费保障不济。我县需法援的案件在逐年增多，而实际承办的每年只有10件左右。在受理案件中，由于办案补贴不足以支付办

案成本，许多时候法律援助工作者还要自己贴钱为受援人服务。若长此以往，则难以为继。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公民享有的宪法原则，让贫弱者也能沐浴法律公正的阳光，是我们*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最大的心愿

篇6

摘要：法律援助的现代社会的一种法律保障制度。我国的法律援助虽起步晚，但成效显著。成都市法律援助事业也正呈现出蓬勃兴起与发展的态势，本文从介绍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概况入手，阐述了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分析了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探讨和研究了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关键词：法律援助现状人权保障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①

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

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

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我国保障贫、弱、残等弱势群体平等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机制度的确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突出了为见义勇为行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点，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暂行办法》，特别是三月份经终审的张德军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南方周末》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弘扬了社会正气，倡导了社会公平与正义。

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况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设有20个区县法律援助机构，设立100个法律援助机构乡镇社区站点。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国家从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对经济特别困难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10人，隶属于成都市司法局，现有工作人员8名，其中多人工电话咨询等法律服务；指导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还在市妇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妇人具有律师资格，下设综合科、业务科。其主要职责是：免费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询，并经常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律知识；为各种法律援助对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开设法律咨询热线，免费为公众提供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费由成都市政府预算拨款，并设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会捐赠。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已接受了15万余人次的法律咨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市委十届四次全委会健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围绕服务“产业年”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在实践中创新工作和解决问题，切实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建设，积极为农民工、贫困残疾人、下岗职工、妇女儿童等社会贫苦群体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办案数量每年增长近20%，办案质量也不断提高，为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成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㈡设立社会法律援助组织。都市司法局与成都市工会、妇联、残联组织相互加强沟通和协调下，法律援助中心市总工会、妇联、残联、成都大学四个工作站建立，这些社会团体逐步承担起一定受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

㈢“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的开通，它是以法律咨询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执业律师每天义务轮流值班解答咨询，方便了市民咨询法律问题，及时为咨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极大的满足了全市广大群众对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评价。

㈣发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队伍，每个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师，使之成为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还不同程度地吸收红市了一批专业突出、素质较高的人员，增强了法律援助力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显上升。

㈤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积极开辟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成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和区（市）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会工作站，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实行24小时内受理制等，并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状况一律免于审查，以实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

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总量

成都市近年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如下表所示

成都市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件）

法律援助机构工作承办社会律师承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社会组织人员承办

2004年785706380

2005年394161736117

2006年上半年25981425235

（七）扩大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倾注对法律援助的奉献与爱心，通过开展法律援助爱心活动、成立农民工应急服务队、组织送法下乡律师宣讲团、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大型咨询活动等，广泛宣传，扩大影响。

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㈠宣传力度不足

随着成都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来工”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基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然而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越不宣传，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难。

㈡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关部门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发挥。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费用中，由于诉讼费用以及相关部门收取的调查取证、坚定等所收取的费用相对困难群众的收入来说较高，而法律援助机构又无力承担这些费用，虽免除了法律服务费用，受援人最终因交不起相关费用，或者无法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响。

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

据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现有的1300多名律师每人每年免费办理2件计算，每年最多也只能办2600件，而这当中缺口很大。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量，却不能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规范和完善。针对是法律援助的现状，联系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实际，笔者拟对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法律援助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和通过法律下乡（如可以尝试制发法律援助服务卡，便于群众掌握法律援助知识）、法律咨询（尤其要加强“12348”专线律师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询电话服务的领域）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户晓，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寻求法律保护，让社会弱势群体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以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到解决，进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要让关心社会进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来关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更要使成都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不可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从而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党委、人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使为困难群众谋利益具体落到实处。

㈡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制观念

法律援助的重要对象是在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由于他们经济上的贫困、知识和信息的匮乏、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淡薄、缺少社会人际关系、心理中的劣势、生理发育上的某种残疾以及区域间法律服务资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观因素，才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特别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他们不知什么可为什么可不为，不知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凭感情用事，无法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于是出现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更谈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只有提高弱势群体自身的法制观念，才能使弱者成为强者，这是治本之策。

㈢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完善的法援体系，包括一个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法援案件的不断增多和复杂对从业者提出考验同时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设定的壁垒也限制部分热忱于法律援助的团体和个人。《条例》颁布以明显的规定吸引有能力从事法律援助团体和个人从事法援工作，面对于制度设计不完善的中国法制教育，过于注重理论，缺乏法律实务经验及社会经验成为被评击的重点，法学教育可否与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资助中国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中将法学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在其具体实践中获得极大的成功，以导师为业务指导，学生共同解决，并在《美国律师协会关于法学院的批准标准》302条e款中明确规定，法学院就鼓励学生参加提供减免收费的公益性法律服务活动，并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以制度的形势保证了学学院的实践融入法援体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学生教授有效的辩护的技法，职业道德及法律对于穷人的作用（二）在为那些无法得到公正人辩护的同时，批判性的检验的应用法学理论。（三）改革法学教育弊端，并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生的融入无非是教学与法援的两赢之选，除学生外，有能力的社团组织和个人也是扩宽法援人力资源选择的范围，部分省市下发的法援指导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学院学生和社团意见，却鲜见实施的具体细则。此制度何参照美国英国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导师制和公益性团体有限参加，即法学院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援助活动，对于社会团体设定团体设定准入机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㈣充分发挥个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1.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者（如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具有较高法律理论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为法律援助事业贡献力量。

2.允许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到法律援助机构发挥余热，从事义务性质的法律援助工作。

3.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们汇报工作，请他们提出意见、建议。

4.有效发挥基层摄取法律援助联络员、信息员的作用。

㈤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节流”的实体程序的设定和利用网络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断增强的法律援助服务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资源产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资金没有列入政府的预算，软、硬件建设相对于滞后。将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是低经费保障机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开展，相对于增长快但经济基数较小政府收入有限，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的压力较重，通过利用常规的筹款方式满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须充分开展社会化运作，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会。90年3月北京就已经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内设办公室，财务部，集资部、外交部、开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动筹集资金。

在开源的同时，采取一定保障节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导律师鼓励确已构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辩。法援的目的性决定了追求程序和实体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对象的合法权益，对业以犯罪的对象鼓励做有罪答辩，减少诉讼环节和调查费用。2、普及网上办公，加强援助网络的营造和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法援救助，利用网络的覆盖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员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开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通过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伸张，实体上的改革同样保证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资金的利用，盘活法律资源，保证社会运行的稳定及司法公正。

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群众利益，法律援助的服务水平关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笔者认为，提高成都市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培养律师良好的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成都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工作中，应把重点放在律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和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教育上，使法律队伍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

2.规范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及其其他民间组织的法律援助行为。这些部门提供法律援助必须经过司法行政部门审批，不使用政府资金，不利用法律援助从事有偿服务，同时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保证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

3.拓宽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笔者建议成都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时，适当拓宽援助范围，如给予老年人或高龄老人强制刑事辩护的援助，将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真正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中来，从而使法律规定与法律援助的宗旨真正一致起来。

4.推行法律援助寻访制度。成都市地广人杂，这就需要政府支持和鼓励法律援助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到指定的服务区寻访，主动调查，主动发掘案件，从而保证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获得最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5.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作为西南地区的发达城市，应当发挥西南核心地区的先导作用，尽早建立符合成都市实际的法律援助人员综合质量监控体系，其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持续教育、业绩考察、顾客反馈、质量评估。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神圣而伟大的“民心工程”，作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作为泽惠人民的“光彩事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成都市法律援助在市党委、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必将日臻完善，其工作也将跨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2006上半年法律援助统计表、工作总结报告

2、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简报》第一、二、三期

3、房保国编著《遇事找法—法律援助》中国法制出版社

4、法律援助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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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援助现状人权保障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①

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

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

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

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我国保障贫、弱、残等弱势群体平等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机制度的确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突出了为见义勇为行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点，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暂行办法》，特别是三月份经终审的张德军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南方周末》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弘扬了社会正气，倡导了社会公平与正义。

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况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设有20个区县法律援助机构，设立100个法律援助机构乡镇社区站点。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国家从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对经济特别困难的群众实施司法救济，以体等这一司法原则的最终实现。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10人，隶属于成都市司法局，现有工作人员8名，其中多人工电话咨询等法律服务；指导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还在市妇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妇人具有律师资格，下设综合科、业务科。其主要职责是：免费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询，并经常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律知识；为各种法律援助对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开设法律咨询热线，免费为公众提供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费由成都市政府预算拨款，并设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会捐赠。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已接受了15万余人次的法律咨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市委十届四次全委会健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围绕服务“产业年”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在实践中创新工作和解决问题，切实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建设，积极为农民工、贫困残疾人、下岗职工、妇女儿童等社会贫苦群体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办案数量每年增长近20%，办案质量也不断提高，为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成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㈡设立社会法律援助组织。都市司法局与成都市工会、妇联、残联组织相互加强沟通和协调下，法律援助中心市总工会、妇联、残联、成都大学四个工作站建立，这些社会团体逐步承担起一定的受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

㈢“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的开通，它是以法律咨询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执业律师每天义务轮流值班解答咨询，方便了市民咨询法律问题，及时为咨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极大的满足了全市广大群众对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评价。

㈣发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队伍，每个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师，使之成为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还不同程度地吸收红市了一批专业突出、素质较高的人员，增强了法律援助力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显上升。

㈤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积极开辟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成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和区（市）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会工作站，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实行24小时内受理制等，并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状况一律免于审查，以实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

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总量

（七）扩大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倾注对法律援助的奉献与爱心，通过开展法律援助爱心活动、成立农民工应急服务队、组织送法下乡律师宣讲团、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大型咨询活动等，广泛宣传，扩大影响。

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㈠宣传力度不足

随着成都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来工”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基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然而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越不宣传，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难。

㈡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关部门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发挥。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费用中，由于诉讼费用以及相关部门收取的调查取证、坚定等所收取的费用相对困难群众的收入来说较高，而法律援助机构又无力承担这些费用，虽免除了法律服务费用，受援人最终因交不起相关费用，或者无法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响。

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

据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现有的1300多名律师每人每年免费办理2件计算，每年最多也只能办2600件，而这当中缺口很大。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量，却不能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规范和完善。针对是法律援助的现状，联系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实际，笔者拟对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㈠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

法律援助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和通过法律下乡（如可以尝试制发法律援助服务卡，便于群众掌握法律援助知识）、法律咨询（尤其要加强“12348”专线律师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询电话服务的领域）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户晓，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寻求法律保护，让社会弱势群体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以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到解决，进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要让关心社会进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来关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更要使成都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不可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从而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党委、人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使为困难群众谋利益具体落到实处。

㈡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制观念

法律援助的重要对象是在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由于他们经济上的贫困、知识和信息的匮乏、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淡薄、缺少社会人际关系、心理中的劣势、生理发育上的某种残疾以及区域间法律服务资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观因素，才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特别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他们不知什么可为什么可不为，不知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凭感情用事，无法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于是出现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更谈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只有提高弱势群体自身的法制观念，才能使弱者成为强者，这是治本之策。

㈢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完善的法援体系，包括一个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法援案件的不断增多和复杂对从业者提出考验同时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设定的壁垒也限制部分热忱于法律援助的团体和个人。《条例》颁布以明显的规定吸引有能力从事法律援助团体和个人从事法援工作，面对于制度设计不完善的中国法制教育，过于注重理论，缺乏法律实务经验及社会经验成为被评击的重点，法学教育可否与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资助中国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中将法学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在其具体实践中获得极大的成功，以导师为业务指导，学生共同解决，并在《美国律师协会关于法学院的批准标准》302条e款中明确规定，法学院就鼓励学生参加提供减免收费的公益性法律服务活动，并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以制度的形势保证了学学院的实践融入法援体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学生教授有效的辩护的技法，职业道德及法律对于穷人的作用（二）在为那些无法得到公正人辩护的同时，批判性的检验的应用法学理论。（三）改革法学教育弊端，并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生的融入无非是教学与法援的两赢之选，除学生外，有能力的社团组织和个人也是扩宽法援人力资源选择的范围，部分省市下发的法援指导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学院学生和社团意见，却鲜见实施的具体细则。此制度何参照美国英国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导师制和公益性团体有限参加，即法学院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援助活动，对于社会团体设定团体设定准入机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㈣充分发挥个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1.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者（如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具有较高法律理论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为法律援助事业贡献力量。

2.允许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到法律援助机构发挥余热，从事义务性质的法律援助工作。

3.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们汇报工作，请他们提出意见、建议。

4.有效发挥基层摄取法律援助联络员、信息员的作用。

㈤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节流"的实体程序的设定和利用网络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断增强的法律援助服务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资源产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资金没有列入政府的预算，软、硬件建设相对于滞后。将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是低经费保障机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开展，相对于增长快但经济基数较小政府收入有限，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的压力较重，通过利用常规的筹款方式满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须充分开展社会化运作，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会。90年3月北京就已经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内设办公室，财务部，集资部、外交部、开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动筹集资金。

在开源的同时，采取一定保障节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导律师鼓励确已构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辩。法援的目的性决定了追求程序和实体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对象的合法权益，对业以犯罪的对象鼓励做有罪答辩，减少诉讼环节和调查费用。2、普及网上办公，加强援助网络的营造和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法援救助，利用网络的覆盖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员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开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通过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伸张，实体上的改革同样保证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资金的利用，盘活法律资源，保证社会运行的稳定及司法公正。

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群众利益，法律援助的服务水平关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笔者认为，提高成都市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培养律师良好的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成都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工作中，应把重点放在律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和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教育上，使法律队伍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

2.规范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及其其他民间组织的法律援助行为。这些部门提供法律援助必须经过司法行政部门审批，不使用政府资金，不利用法律援助从事有偿服务，同时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保证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新晨

3.拓宽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笔者建议成都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时，适当拓宽援助范围，如给予老年人或高龄老人强制刑事辩护的援助，将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真正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中来，从而使法律规定与法律援助的宗旨真正一致起来。

4.推行法律援助寻访制度。成都市地广人杂，这就需要政府支持和鼓励法律援助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到指定的服务区寻访，主动调查，主动发掘案件，从而保证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获得最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5.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作为西南地区的发达城市，应当发挥西南核心地区的先导作用，尽早建立符合成都市实际的法律援助人员综合质量监控体系，其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持续教育、业绩考察、顾客反馈、质量评估。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神圣而伟大的“民心工程”，作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作为泽惠人民的“光彩事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成都市法律援助在市党委、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必将日臻完善，其工作也将跨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2006上半年法律援助统计表、工作总结报告

2、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简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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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受援助对象

“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分配法律服务的资源，来确保特殊群体不因其经济能力、生理障碍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的保护。”最早诞生于15世纪的英国，经过数百年的大体分三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发展过程，已经相当健全与完善。第一阶段是“慈善阶段”，也即法律援助初期，仅是对穷人的法律援助，故常被称为“法律救济”。第二阶段是“政治阶段”。主要原因为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国普遍建立，天赋人权成为各国宪法确立的原则，社会的发展要求法律援助进一步扩大，纯粹的慈善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而法律援助成为国家的责任。第三阶段为“国家福利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力的恢复，欧洲各国经济增长迅猛，一些国家的福利政策优厚，进而促进社会为本的观念深入人心，反映在司法制度上就是案件的当事人有权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这是综合体现欧洲各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新的态势。

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新兴的法治国家，却是一项新事物。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1995年11月9日，我国首家政府投资设立的专门办理法律援助业务的律师服务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篇章。此后全国各地相继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并迅速开展法律援助服务，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打下坚实的基础，《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顺应了法律援助发展的必然要求，特别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对人权尊重和保护的进一步确认重申，以及在政府大力开拓执政为民积极推进政治文明的坚强决心和智慧的背景下，法律援助自身也获得了“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的勇气和高度。

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和发展存在的不足。法律立法层级不高；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突出；法律援助经费短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随意扩大和缩小援助范围的倾向等问题。提出问题，应当解决问题，本文将试图通过中外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比较，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

1、不甚完备的法律援助立法体系，进而导致可操作性不强

由于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法律援助实践相对落后，导致没有形成统一，完善的立法体系。立法有广义和狭义得了立法之分。广义的立法，是指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仅指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地位却没有予以明确，同时，法律条文太笼统，可操作性不强。狭义立法，是指针对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全国范围内没有统一的立法，而最高层次仅以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为主，各地方颁布相应地方条例，非常分散，不统一，不利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2、法律援助的经费匮乏，法院工作负担渐增

考证当今世界各国，法律援助经费无一例外地由政府拨款，而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主要是我国政府，理论上各级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的经费纳入年度预算，每年拨出专项法律援助的经费，以保证受援者的权利得到切实的落实。但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阶段的初期，社会经济发展还不能满足这一需求；此外，国内目前也没有形成一套相对接的民间捐助体系，民间社会捐助的途径也不畅通。所以各法律援助机构，尤以民间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都陷入经费不足的泥潭无法自拔。

3、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随意扩大或缩小司法救助范围倾向

我国的法律体系不够健全，法律条文不明确，加上司法工作人员司法观念没有更新，司法实践中两种不良倾向横行：一是司法救助被滥用，对一些司法救助条件不满足的当事人适用司法救助；二是司法救助的限缩，对一些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本应该得到法律救助却没有给予法律援助，造成制度的虚置，不能达到法律援助的实施目的。

4、对法律援助的认识不清，积极性有待提高

援助制度本身的宣传不到位，部分公民的法律素养也不高，然后法律援助制度的对象恰恰是一些生活比较贫困的与特殊的社会群体，所以法律援助的重点应该放置在社会的基层。不尽如人意的是，一些地方机构将法律援助的宣传针对基层的很少，反而害怕宣传力度加大会增加自身的工作负担。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有些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其本身法律素养不够，法律业务水平也不高，对法律援助工作缺乏应有的专注与热情，对来访者态度不甚冷淡，甚至会出现不耐烦的情绪；有的地方迫于人情世故，或者领导的倾向性，不得不提供法律援助，严重挫伤法律援助受援对象的信心和积极性。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与完善的建议

（二）法人和其他组织、外国人应列入法律援助对象，拓宽主体范围

1、法人、其他组织和外国人列入法律援助对象的必要性

（1）法律援助应该服务的受援对象，是作为有权申请和实际享受法律援助的主体而存在的，在一系列法律援助活动中居于主体地位。对于哪一类人可以成为受援的对象，欧洲国家几乎都将援助的受援主体限制在公民或自然人的范围内，而将法人和社会组织排除在法律援助受援主体之外，而我国理论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观点，问题的焦点在于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否可以成为法律援助受援的对象。笔者赞同将法人或者社会组织作为受援的对象待之，原因如下：第一，从诉讼民主机制的运行，司法公正原则的落实、以及化解纠纷和解决社会矛盾的角度来考量，法人和其他组织是涉及这些问题的主体；第二，现实社会中，法人和其他组织也会存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而其数量和困难难度并不见得就低于自然人；第三，从审判工作实践来看，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受援对象有先例可循：最高人民法院曾在一阶段针对特殊案件，做出过相关司法救助的批示。如：最高人民法院3月17日发函（20号）《关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函》，同意到12月31日止，对海南的积压房地产案件按50%减收案件受理费和申请执行费，即能体现我国司法实践中针对特殊情形是给予提供援助的。

（2）同样的，笔者赞同外国人可以作为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只要在我国居住，遇到法律问题，又需要法律帮助，并且符合法律援助的受援条件，应当成为被援助的对象。1990年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二条明确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向其境内并接受管辖的所有人，不加任何区分，诸如基于种族、肤色、民族、性别、语言、政治或者其他见解、原国籍或这回出身、经济或其他身份地位等方面的歧视，提供关于平等有效地获得律师协助的迅速有效的程序和机制。”

2、法人、外国人和其他组织列入法律援助对象的体现

（1）扩大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范围，明确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相关责任

对于法律援助主体的界定，欧洲国家有两种做法：其一是保证从事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专门性，也就是说只有专职律师和专门的机构可以胜任。如德国、日本、瑞典等国；其二是非营利性组织和兼职律师事务所也可以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而我国法律的实践则各有千秋，广州成立由市政府拨款并由专职律师组织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上海浦东则要求所有律师每年至少承办1件法律援助案，费用由律所承担；郑州则将此任务落实到律所头上。这些援助主体都能积极发挥各自的有点，并且展示出极具特色的法律援助的特点，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国家财政难以承担一切法律援助的费用，走援助主体多元化道路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前景的。因此，笔者认为，实施法律援助主体以及责任形式可以相应概括为：第一：针对法律援助机构的公职律师，国家财政拨付其工资，让其专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第二：合作、合伙开业的职业律师，要明确其每年必须承办结案的法律援助案件的下限，由法律援助中心按相应的比例贴补其所需的费用；第三：针对从事法律援助的非营利性机构和志愿者的构成，要经过法律援助中心核准才能设立，其工作人员也要保证是从当地声誉好的退休司法人员、法律院校师生、其他志愿者中遴选出来的；第四：加快高效法律援助组织建设，并在法律援助中心登记，接受其监管指导。

（2）拓宽渠道，着力解决供需矛盾和缩小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

充足的资金是法律援助实施的基础，也是法律援助得以健康运行的前提。充足的资金也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这需要政府保障，能提供满足困难群众法律援助实际需求的全部资金，建立起能够满足群众法律援助需要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法律援助经费不能全部依靠政府财政部门的拨款，而更加需要拓展资金来源的渠道。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向社会的基金会和慈善机构募集资金，也可以自行设立公益资金，向社会大众公开募集法律援助的款项。

积极推进律师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并且对其公益行为予以政策的鼓励。政府可以扩大宣传力度，对于积极响应的公益律师，要提高其在社会的知名度。既可以达到法制宣传的效果，又可以满足律师通过提高知名度来拓展其自身的业务，可谓一石二鸟，两全其美。

（3）健全法律援助服务监督和管理机制，提高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及效率

要强化主管部门对法律援助机构工作的监管力度，完善案件指派制度，成立专门性指派案件监管小组，负责监督和管理外派案件事宜；建立结案评估制度和法律援助人员工作表现考试制度，完善惩戒处罚机制，以提高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以及效率，有效维护受援人员的合法权益。建立法律援助执业保险制度，因为其本身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法律服务一样的风险和责任的特征，所以建立法律援助执业保险制度也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能确保法律援助的信用，又能减轻办案人员的心理负担。真正的把法律援助制度发展完善到理想的状态，真正为困难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借鉴了别国先进的法律援助制度结构体系，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自从产生到现在，已经取得相当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明显的缺陷与不足。面对多元的社会需求，以及我国更加深入的与世界接轨，我们的法律援助制度，既要立足我国的实际，也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既要满足人民大众的法律需求，也要加快步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贡献力量。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具有广阔的前景，不仅需要政府加大扶持的力度，也需要社会各种力量的支持，同时，也应借鉴国外先进的制度建设。相信，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有美好的未来。（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注释：

[1] 张耕.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诞生的前前后后[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

[2] 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

[3] 据肖扬同志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揭牌大会上的讲话.

[4]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 田绍军，左平凡.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意义和发展[J].理论界，2005（3）.

[6] 参见陶髦、宋英辉、肖胜喜：《律师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7] 宫晓冰：《中国法律援助立法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

篇9

试点发现之一:辩护率显著提升

试点发现，从被告人角度，选择免费辩护的愿意较高。在这种态度的支配下，接受了免费辩护停息告知的被告人中，选择免费辩护的比例较大，由此使D县法院在试点后辩护率显著提升。受各种因素限制，①协调组没能将免费辩护信息告知试点期间到法院的所有被告人。在150名被告人中，除14人属于指定辩护的情形，有68人接受了告知，其中，有35人选择免费辩护，其他33人中选择委托律师辩护的20人，选择自我辩护的13人。随着诉讼的进行，接受告知的被告人中，有一名先期准备委托辩护的被告人最终放弃了律师辩护，转而进行自我辩护。故68人中的实际辩护构成为:35名免费辩护，19名委托辩护，14名自我辩护。如果考虑指定辩护也是影响辩护率的重要因素，那么，当免费辩护的权利告知程序实施之后，辩护率状况为免费辩护为42%，委托辩护24%，指定辩护17%，自我辩护17%。这与试点前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2007～2008年，D县法院审理的686名被告人中，自我辩护率高达77%，而律师辩护率仅为22%，公民辩护1%。两相比较，试点期间样本案件的律师辩护率上升了约60%。显然，影响辩护率变化的根本因素是增加了试点期间的免费辩护这一变量。辩护率发生显著变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显然，对于选择免费辩护的被告人来说，“有辩护必要”是其选择律师辩护的根本原因，但在此之前他们的家人并没有为其委托律师。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家人认为没有必要聘请律师?考察发现，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大部分被告人的家人都认为有请律师辩护的必要，而之所以没有委托律师主要原因为经济困难或者不了解聘请律师的渠道。对于“作为亲属，你认为给被告人请律师是否是必要的?”一问，17名受访者中，认为“很有必要”和“有必要”的共有15人，占绝大多数，没有必要的2人，说不清楚的没有。而对于“如果你认为给被告人请律师是必要的，为什么没有自己花钱请律师?”的追问，如表3所示，分别有接近一半的亲属选择“请不起律师”和“不知道怎样请律师”。尽管如此，一定比例的被告人并未认为律师辩护是一种“必需品”。接近50%的被告人仍选择委托辩护和自我辩护，而放弃几乎没有任何成本的免费辩护。这与课题组在试点之前的预设大为不同。②何以如此?进一步的调查发现:一方面，对于委托律师辩护的情形来说，委托辩护律师已经确定、免费律师辩护信息告知太晚是主要原因。对19名选择委托辩护的被告人，课题组当场进行了问卷调查，问题为“为什么委托收费律师进行辩护，而不选择其他(免费辩护、自我辩护)的理由?”其中13人接受了调查，另6人拒绝回答，根据回答情况统计为表4。如表3所示，13名被告人之所以委托律师辩护而放弃免费辩护，家人已花钱请律师为主要的客观原因(11人)，而极少有被告人(2人)从辩护效果预期的主观角度进行解释。这意味着，是否委托律师其实并非取决于被告人的意愿，而是取决于家属的安排。这是因为，所有这些被告人都被先行羁押，虽然他们失去了寻找律师、委托律师的能力，但其亲属可为其代行使权利。另一方面，就选择自我辩护的情形而言，被告人认为事实清楚、案情较轻而无辩护必要则是其关键性影响因素。如表5所示，对于“如果你选择自己辩护，不请人辩护，理由是什么?”14名选择自我辩护的被告人中，共有10人认为“自己的案情很清楚，没有必要请律师”(6人)或“自己案情不严重，没有必要请律师”(4人)，占约70%;其次是“请不请律师效果差不多”(3人);认为“案情不严重，自己辩护效果更好”的只有1人。

试点发现之二:辩护效果平稳

就辩护效果而言，无论是客观性评估还是主观性评价，试点案件中的援助辩护都有一定效果，但相比对照组案件并无突出之处。具体表现在，一方面，辩护意见采纳率较高，另一方面，从司法人员角度，援助辩护与委托辩护效果大体相当。总体上，援助辩护效果可以称之平稳。

(一)辩护意见的采纳情况

辩护意见采纳情况直接反映了律师辩护效果，而无论被告人最终是否被认定有罪，以及量刑幅度如何。考察发现，试点案件与对照组案件的辩护意见采纳情况大致相当，前者案均采纳4．9件，后者为6．1件，其数量差异主要由辩护意见提出频率所致，而采纳率则基本相当。如图1所示，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案件辩护意见的案均采纳率均不低，且相当接近，这尤其是在法定从宽和酌定从宽情节方面。相对而言，“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基本事实成立，但不构成犯罪”及“基本事实成立，但构成轻罪”的辩护意见提出频率本来很小，其采纳情况受案情影响较大，因此，虽然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有一定差异，但不具有显著性。

(二)案件裁判结果

裁判结果表现为两方面:其一为是否作出定罪处理，其二为定罪后的量刑情况。就前一方面，在所有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案件中，虽没有无罪判决，但存在撤诉这种实质的无罪处理结果。其中，试点案件有一件1人被撤案，而对照组案件则有两件5人。考虑到对照组案件与试点案件数量之比，上述撤案情形之比较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性。具体分析这三起案件，可以发现，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案件中律师作用都较为明显。撤案处理的试点案件为一起共同盗窃案件，书指控(最终被撤诉的)被告人的作用是负责望风。该被告人不承认指控，而律师也对控方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在辩论阶段提出“控方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的辩护意见。双方辩论激烈，第一次庭审时间达180分钟，第二次开庭后公诉方即以“证据变化”变由撤回。与之相比，撤诉的对照组案件均为自诉案件，且案由都是故意伤害。这两起案件(A、B)中，只有B案4名被告人中有1名聘请了律师。分析撤诉原因，A案主要是因为证据不足、法官调解，被告人也缺乏律师辩护，未有辩护功能的体现，故庭审时间只有30分钟。B案略有不同，辩护律师对原告出示的7份主要证据均提出异议，且自己提出4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与原告方形成激烈对抗，庭审时间也多达100分钟。最终被认定有罪的被告人为试点案件34人、对照组案件110人，对照组案件中，有律师辩护的被告人36人、自我辩护的74人。课题组拟在控制指控严重性这一因素之后，比较分析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案件的量刑状况。为此，课题组选择了审判程序这一控制条件，即认为分别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情况下，指控的严重性大致相当。考察发现，在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情形下，试点案件的量刑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案件，无论是律师辩护案件还是自我辩护案件。如图2所示，在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下，试点案件适用拘役、缓刑之比共为36%，而对照组的律师辩护案件和自我辩护案件分别为89%和55%。而在适用普通程序的情况下，如图3所示，试点案件的拘役、缓刑之比累计26%，对照组的律师辩护案件和自我辩护案件则分别为48%和43%。是否律师辩护不力导致试点案件的辩护效果不如未试点的律师辩护案件，甚至是被告人自我辩护的情形?分析发现，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在图1中，试点案件中关于量刑的辩护意见采纳率不弱于对照组案件，按常理，在控制其他变量因素影响之后，案件的裁判结果也应相当。故量刑结果的差异可能出于案件的结构性因素，分析结果印证了这种判断。具体而言，试点案件中被告人被羁押的比例及其为外地人的比例较大，从而导致其更可能判处较长刑罚或者更可能判处实刑而非缓刑。首先，就强制措施的适用状况而言，试点案件的所有被告人均被先行羁押，而对照组案件的羁押率相对较低。如表5所示，对照组案件的羁押率只有66%，其中律师辩护案件为72%，自我辩护案件为64%。其次，就被告人的籍贯而言，试点组的被告人为外地人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的被告人。如表6所示，试点组被告人为外地人的比例为50%，而对照组被告人的同一比例只有35%，其中，有律师辩护的被告人为外地人的比例为33%，自行辩护被告人的同一比例为36%。

(三)主观评价

从诉讼参与人角度，试点案件辩护效果如何呢?考察结果构成客观效果评估的一种有效补充。问卷发现，无论是司法人员还是被告人亲属，大多认为试点案件中援助人员的辩护总体有一定效果，其中，司法人员的评价更加积极。如表7所示，9名司法人员中有8人认为“有效果”，而17名被告人亲属中有11人作出同样选择。更进一步，在评价援助人员辩护效果的具体表现方面，司法人员和被告人的亲属感知不尽相同。司法人员的评价比较多元和分散，而被告人亲属的认知较为单一。如表8所示，9名司法人员认为援助人员的辩护效果分别表现在“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情节方面”(6人)、“案件的定性处理方面的辩护意见被采纳”(5人)、“促进案件的公正审判”(5人)、“案件量刑处理方面的辩护意见被采纳”(3人)，而被告人亲属的评价集中在“案件量刑处理方面的辩护意见被采纳”(7人)。从司法人员角度，通过与委托辩护的比较能够更为确切地印证其评价态度。这种比较发现，绝大多数司法人员认为两类辩护的效果相当。就“与委托辩护相比，你认为授助人员的总体辩护效果如何?”9名司法人员中，认为两者辩护效果相当的达8人之多，1人说不清楚。逆向的问卷调查也发现，司法人员与被告人亲属认为，援助人员的辩护效果之所以受到限制，主要是因为其所辩护的案件性质所决定，无援助人员的辩护能力、态度、辩护权保障无直接关系。如表10所示，对于“如果你认为援助人员的辩护工作总体上没有效果或者效果果不好，主要原因是什么?”5名作出选择的司法人员均选择“案件事实一般很清楚，不管辩护如何，案件的判决结果都是一样的”，而4名被告人亲属中有2人作此选择。

试点发现之三:辩护方式单一

试点中，援助辩护主要倾向于在研究案卷基础上积极地提出辩护意见，而对庭审发问、质证、举证则相对消极。尽管如此，在主观评价方面，受访人员总体上认为援助人员的工作态度较为积极、辩护能力较强，此外，司法人员还认为援助人员发挥作用的空间主要在庭前和法庭之上。

(一)客观辩护方式

1.庭审发问情况。辩护人在庭审中的第一种辩护方式即是向被告人发问，其价值是发掘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情节，并为此后的质证、举证和辩护奠定事实基础。考察发现，无论是试点案件还是对照组案件，辩护人向被告人发问的次数均不多。如表11所示，试点案件中辩护人向每名被告人平均发问只有0．9次，而对照组案件(律师辩护)也不过1．2次。试点案件的35名被告人中，有20名被告人没有辩护人发问;而对照组的37名被告人中，也有18名被告人没有辩护人发问。辩护人发问普遍不甚积极的原因，很可能是被告人认罪态度所致。试点案件中，被告人不认罪的只有2人，而对照组案件则只有1人。由于被告人认罪，控、辩双方对指控罪名和案件事实无争议，因而辩护人发问至多只需要核实一些量刑情节。

2.质证情况。质证情况反映了辩护人对控方证据的基本态度和意见，它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否定性评价，即否认控方证据的真实性、证明力和可采性;另一种情形是肯定性评价，即从控方证据中发掘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情节。司法实践中可见的主要是前一类型，即质证异议，试点中亦不例外。在此基础上，考察质证异议的频率和异议内容可反映辩护人对指控事实的对抗性程度。考察发现，无论是试点案件还是对照组案件，律师质证均不甚积极。首先，从质证频率看，试点案件与对照组案件的质证频率总体较低，前者略多。如表12所示，试点案件的质证频率平均为0．29次，而对照组案件(律师辩护)只有0．24次。其次，从异议内容看，试点案件全部集中在证据证明力问题之上，而对照组案件(律师辩护)则相对平均地分布于证据客观性、证明力及证据资格问题。

3举证情况。对比研究发现，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案件的举证频率总体不高，而有限的举证基本集中在证明被告人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量刑证据方面;相对而言，试点案件的举证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案件。如表13所示，试点案件的平均举证频率为0．23份，而对照组案件相对较高，为0．79份，除了对照组案件中有一起自诉案件的辩护人提出4份无罪证据，其余所有证据均为证明被告人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量刑证据。需要解释的是，试点案件与对照组案件之所以出现举证频率的显著差异，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大多数试点案件由研究生辩护。他们虽然已取得律师资格，但尚未领取律师执照，囿于刑诉法规定的取证权限制，未能充分展开调查取证。

4.辩护意见提出情况。考察发现，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案件的辩护人提出辩护意见的频率相当且均不低，辩护意见内容都倾向于量刑情节的辩护。略有差异的是，对照组的辩护意见在法定量刑情节上的频率明显超过试点案件。如表14所示，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案件的辩护意见频率分别为3．6份和3．65份，从辩护内容看，两者都主要集中在量刑情节的辩护、尤其是酌定量刑情节的辩护方面，前者为2．63份，后者为2．54份。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案件的差异显现于法定从宽情节的辩护意见方面，后者约为前者的一倍(0．97:0．51)。这是因为，对照组案件中有13名未成年被告人由指定律师辩护，而“犯罪时未成年”属于法定从宽情节。辩护方式的综合作用会体现在庭审效率方面，即，在控制了案情复杂性等因素之后，辩护作用越积极则庭审时间越长。考察发现，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下，试点案件与对照组案件的庭审耗时相当，而在普通程序之中，试点案件的庭审耗时则明显超过对照组案件。如表15所示，简易程序中，试点案件与对照组案件的庭审耗时量差之比为1:1．1:1．1，而普通程序则为1:0．84:0．55。

(二)主观评价

从辩护方式角度，司法人员和被告人亲属的主观评价包括三个方面:援助人员的工作态度，辩护能力及具体的辩护作用。具体而言，就“你认为援助人员对辩护工作的总体态度如何?”一问，如表16所示，9名司法人员中有8人认为“很积极”或“比较积极”，而17名亲属中认为“很积极”的有14人。从司法人员角度，课题组也尝试让他们与委托辩护律师进行比较，9人中有8人认为态度“差不多”，另有1人认为援助人员“更加积极”。就“援助人员辩护能力”的问题，如表17所示，9名司法人员中认为援助人员“能力很好”或“能力较好”的共7名，17名亲属中的同类选择则有14人。没有1名司法人员或亲属认为援助人员“能力较差”或“能力很差”。与委托辩护的律师比较，9名司法人员中有5人认为援助人员“能力较强”，有2人认为“能力相当”，只有2人认为“能力较差”。从司法人员角度，课题组进一步了解“在援助人员参与辩护的案件中，你认为他们在哪些环节发挥了一定作用?”对此，9名司法人员中分别有7人和8人认为是“开庭前交换意见”和“庭审中的辩护”，只有2人认为是“庭后交换意见”。就作用排序情况看，大多数法官、检察官认为援助人员通过开庭前交换意见而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这一发现让课题组颇感意外。因为援助人员大多具备较好的法律素养，而课题组也曾假设他们的辩护工作会吻合“庭审中心主义”的理想设计，故跟踪考察的也是他们在法庭上的表现，而对其庭外与法官、检察官的庭外沟通情况并未加以关注。但随着试点的展开，援助人员越来越发现，有效的庭审辩护不止体现在举证、质证和辩护意见的准备方面，与法官、检察官的庭前交流更容易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意见。

篇10

一、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优势，服务企业转型升级

1.围绕全市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做好船舶修造、水产加工、航运、房产建筑四大支柱行业平稳发展文章，主动参与经济建设主战场，围绕舟山发展海洋经济的四大支柱行业，加强与发改委、经贸局、港务局、城建委、工商局等经济管理部门的联系，联合发文出台具体措施，为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参与经济建设搭建平台。

2.鼓励律师在做好传统业务的同时，积极为企业的资产重组并购、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企业管理和运作、强化困难企业的破产保护、保护企业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等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帮助企业预防和化解各类风险。进一步整合职能资源，提高服务效能，充分发挥公证、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法制宣传的作用，努力维护企业经济危机化解过程中的社会公平正义及和谐稳定。

3.进一步提高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律师等法律服务队伍服务企业发展的能力，引导法律服务队伍积极为企业转型升级、重点行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继续组织律师为企业开展法律体检活动，提高法律服务的针对性，注重通过律师渠道收集供党委政府参考的高质量信息，并探索新的服务载体。

二、做精专项经营工作，服务重大项目

4.继续巩固司法行政服务重大项目专项经营工作成果，加大工作指导力度，完善工作流程，鼓励首创精神和团队协作精神，总结推广成功经验，促进工作均衡发展，进一步做精专项经营工作，使其成为常态性工作。

5.在继续服务好重大建设项目投资的同时，拓展工作领域，为事关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重大事项提供专项服务。主动与党委政府出台的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接轨，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更好地服务舟山经济社会发展。

三、深化普法依法治理，服务法治舟山建设

6.发挥普法办的组织指导协调作用，为各部门参与普法依法治理搭建工作平台，进一步推进大普法工作格局建设。会同市直机关党工委开展“法治机关”建设活动，在全市公务员中组织开展法律知识竞赛活动，继续向公务员赠送法制台历，着力提高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法治意识和依法行政能力。联合工商部门开展诚信守法企业创建活动，促进企业诚信依法经营。联合教育部门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法工作，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7.巩固“普法之光伴您行”工作机制，进一步拓展新的播放阵地，筹建海上法律图书角。继续开展法律进军营活动，完善“法律拥军”工作机制，为部队提供“套餐式”法律服务，为舟山双拥模范城建设增添新举措。针对舟山宗教文化影响广泛的特点，开展法律进宗教场所活动，向宗教人士和信徒普及法律政策知识，帮助宗教团体、宗教场所依法完善内部各项管理制度，鼓励宗教教职人员在宗教活动中融入爱教守规、爱国守法的内容。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融入到司法行政工作的各项业务当中，使各项业务的实践过程成为法律知识的普及过程。发挥法学会的理论研讨作用，为促进法治舟山建设献计献策。

四、整合司法行政资源力量，服务新渔农村发展

8.认真贯彻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若干意见》，加大在渔农村的宣传力度，提高法律援助在渔农村的知晓率；加强渔农村法律援助站点建设，方便渔农民群众就近申请法律援助；适当放宽渔农村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简化涉渔农法律援助手续，让更多的渔农民群众享受到法律援助服务。

9.结合舟山实际全面推行乡村法律顾问制度，继续发挥新渔农村建设法律助手作用，组织引导法律顾问以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制定村规民约和合同、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协助困难群体依法获得法律援助等方式，积极为渔农村基层组织和渔农民群众提供及时、便捷的法律服务，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推进渔农村民主法治建设。

10.积极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履行职能搭建平台，教育和引导基层法律服务所扎根基层，积极服务渔农村改革发展，为服务保障民生提供经济高效的法律服务。加大在渔农村地区的公证宣传推介力度，围绕经济民生探索开拓新形势下渔农村地区土地流转、渔民转产等领域的公证服务，不断满足基层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证服务需求。健全渔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努力把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促进渔农村地区社会和谐稳定。

11.继续深化民主法治社区（村）创建活动，联合新渔农办对渔农村社区干部和村两委会成员进行普遍的法律知识培训，提高基层干部依法治理的能力和水平。联合相关部门继续深入开展“送法下乡”系列法制宣传活动，联合文广部门编排一批适应基层人民群众需要的法制宣传文艺节目并在乡镇巡回演出，举办全市渔农民法律知识竞赛，继续开展送法制春联、举办法制灯谜竞猜等活动，在丰富渔农村地区文化生活的同时，提高渔农民的法律素质。

五、融入“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开展“基层基础建设年”活动

12.主动融入到“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这一舟山基层管理主模式中，把司法行政工作的最末端延伸到网格中，把基层司法行政的资源力量凝聚到网格内，把司法行政的业务数据载入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在网格内建立“人民调解员、法制服务员、法援联络员、社矫工作员”四大员，做到持证上岗，开展业务培训，满足网格内居民的司法行政管理服务需求。进一步推进直属司法所建设，以司法所建设为平台，突出抓好人民调解、社区矫正、法律援助等工作职能在基层的落实。

13.在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开展“基层基础建设年”活动，在五个方面寻求突破：一是逐步突破体制。提高直属司法所比例，延伸司法行政工作触角。二是力求破除机制性制约。完善已有的工作机制，探索建立新的工作机制。三是加大化解保障性困扰。以落实省财政厅、司法厅有关文件为抓手，推进基层人、财、物长效保障机制建设。四是大力提升服务性能力。加大市、县（区）局对基层单位的工作指导力度、业务培训力度和其他服务力度。五是努力强化激励性力度。表彰奖励尽力向基层倾斜，通过有效激励手段，激活基层工作热情。

14.通过开展“基层基础建设年”活动尽力达到十项工作目标：一是直属司法所比例明显提高，达到或超过省厅考核标准；司法所建设努力朝“执法合法化、队伍专业化、工作规范化、管理科学化”的目标迈进；在有条件的地方和企业建立配备准专职工作人员的司法行政服务工作室。二是大力推进专业化调委会建设，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全面对接；保障“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中的调解服务需求；调解成功案件数同比上升；建立优秀调解案件点评制度，加大对优秀调解案例的奖励力度。三是建立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信息化网络共享平台，实现市局、县（区）局和乡镇（街道）司法所网上联网办公。四是乡镇街道配齐专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一步规范社区矫正各项工作。五是法律援助基层组织网络健全，切实发挥作用；办案量同比递增15%以上。六是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达到省厅考核要求，对村两委会成员进行法律知识培训。七是对人民调解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进行登记、培训、发证，做到持证上岗，并对其进行年审。八是加强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管理，切实发挥作用；全面推行乡村法律顾问制度，组织法律服务人员积极参与“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九是全面建立归正人员生活困难补助金制度，解决归正人员回归社会后的“第一顿饭”问题。十是司法所各类工作台帐规范健全。

七、发挥综合维稳优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5.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舟委办[20*]73号）要求，积极推进大调解工作格局建设，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功能。做到“四个全面”：一是工作专业全面加强。在发挥群众“老娘舅”式调解员作用的同时，大力推进专业性调委会建设，积极组建医患、交通、治安等纠纷的专业调委会，探索物业纠纷、轻微刑事案件的调解。二是工作网络全面覆盖。构建以建立县（区）人民调解指导委员会为重点，以乡镇（街道）调委会、社区（村）调委会为主体，以自然村（楼道、院）调解小组、调解义工为延伸的五级组织网络体系。三是工作机构全面对接。以人民调解为主，积极探索建立诉调（民事诉讼和人民调解）、治调（治安调解和人民调解）、援调（法律援助和人民调解）、访调（和人民调解）、轻伤害案件调解和人民调解对接机制。四是工作保障全面落实。逐步提高人民调解专项经费，全面建立以奖代补、案件补贴制度，继续推广等级人民调解员制度，不断提高人民调解保障水平。

16.围绕“首要标准”，发挥劳教、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的矫治职能和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的作用，积极开展社会化帮教活动，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加强工作交流，互享工作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加大帮扶力度，促进工作对象的改过自新，减少不稳定因素。市劳教所进一步夯实管教基础工作，维护场所安全稳定，提高教育质量，劳教场所确保实现连续十一年安全无事故，并力争通过省级现代化文明劳教所达标验收。完善社区矫正工作的督导考核机制，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队伍惩防体系，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平衡发展，全年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率控制在0.8%以内。不断提高归正人员安置率、帮教率，归正人员重新犯罪率控制在3%以内。

17.在做好法律援助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应援尽援”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的积极作用。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和、劳动等部门的联系，建立法律援助参与社会维稳工作的长效机制，引导困难群体依法、理性维权。各级法律援助中心在做好自办案件工作的同时，加大工作指导监督力度，切实履行起管理者的职责，保证指派案件的办案质量。在法制宣传中融入倡导社会和谐的内容，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思想观念，引导公民自觉遵纪守法。发挥法律服务人员的专业优势，引导律师运用调解手段处理矛盾纠纷案件，鼓励律师参与疑难复杂纠纷调解，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发挥司法行政系统的预警作用，落实律师参与社会维稳工作系列制度，及时掌握上报社会不稳定因素信息，为党委政府的维稳工作赢得时间和主动权。

八、加强信息化和队伍建设，提高工作保障水平

18.按照省厅大力加强信息化建设的要求，对司法行政各项业务流程进行规范，并进行数字化处理，在年内建立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信息化网络平台，实现主要业务市、县（区）、乡镇（街道）三级联网办公，在提升工作效能的同时推进司法行政各项业务工作流程的规范化建设。整合网络资源，丰富网站内容，加大信息外宣力度，全面反映司法行政工作的新成就，为司法行政工作的转型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进一步夯实档案管理工作基础，推进档案管理电子化建设，提高档案科学开发利用水平。严格值班制度，加强敏感信息的收集报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