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主导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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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先秦尤其春秋战国时代应当说是一部先秦儒学的发生期或酝酿期。而此间的所谓儒学,则又可称之为“原典儒学”或者“孔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贵“仁”。“仁”是孔子哲学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孔子政治思想、道德思想、教育思想、文献整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前提。“仁”涵盖了一切善的言行,包括孝、悌、忠、恕、信、恭、敬、宽、敏、惠等许多道德规范。孝者,父母也;悌者,兄弟姐妹也。孝悌之爱所要解决的就是血缘之间的相亲相爱。“今之孝者,以为能养。至于犬马,皆为能养,不敬,何以别之?”此所谓不敬者,则不孝。而忠恕之爱,“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体现的就是忠道。恭就是对人民要恭敬;宽就是对人民要宽容;信就是对人民要讲诚信;敏就是要敏捷,提高办事效率;惠就是惠民之爱。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把这五条做到了,就是仁了。
另外儒家还提倡“礼治”,“礼”内涵着“和”的制度伦理,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礼”从行为规范变成约束人心的内在要求,提升为社会生活的自觉意识。
就人性论而言,儒家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儒家提出的道德修养过程是:志――学――思――行,以此来达到修养的最高境界。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孟子认为人具有一种先验的善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认为,人能“存其心,养其性”,人应该把存性养性的道德修养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法。
荀子提出的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是以其“化性起伪”的性恶论为哲学基础的,而荀子的“天人相分”的自然观的思想模式运用在人性论问题上自然引导出“性伪之分“的命题。也认为人性恶是天然的,而后天的“善”则是人为教育的结果,这叫做“伪”。“虚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名》)
二、汉代时期的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他把儒家思想归结为“三纲五常”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思想上的一统维护政治上的统一。他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提出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这很符合当时武帝要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使儒学成为传统主流思想。
董仲舒的人性论是主张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是天使人性有善、有恶。“圣人之性”善,“斗筲之性”恶。这两者是不可改变的,而“中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他说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既然民需要教化才能善,而谁来实施教化呢?当然是统治者,即君王。君王是顺天之意来完成这项任务的。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把被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完全交给了承“天意”的“圣王”。
三、宋、明理学时期的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朱子语类》卷十三)在人性论和认识论方面,宋明理学把“天理”和人性联系起来,认为“天理”在人心即为“性”,“性即理也”。强调人性本善,后世之人有“贤”、“愚”之分,是由于气禀不同,“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认为“浊气”和恶性都是人欲,人欲横流,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要人们“存天理,去人欲”。要“存天理”,必须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穷理,逐日认识事物之理,积累多了,就能豁然贯通。提出了“格物致知”的思想,倡导“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
篇2
关键词:儒家音乐思想 孔子 音乐文化
一、前言
中国素以“礼乐之邦”称着于世,具有悠久的乐教传统。纵观悠远流长的中国音乐教育史,我们不难发现在音乐教育中,音乐更多地承载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因此它备受历代统治阶级的关注和推崇。“音乐思想,即音乐观,是指对音乐的看法”。从古至今对音乐的看法可谓众说纷纭,而儒家学派的音乐思想对我国音乐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
二、儒家音乐思想的基本观点
1.主张善与美、仁与乐的统一
“美”(其最重要的本质就是“乐”)“善”(即合乎孔子“仁”的政治思想)合一,是孔子基于对音乐的体验而提出的对音乐的基本认识、要求。《礼记·乐记》说:“乐者乐(Le)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乐(Yue)首先能带给人以感官上的“乐”(Le),这是音乐“美”的基础。孔子对此十分重视、充分肯定,因为这也是孔子把音乐作为教化手段的基础。但是正如《史记·乐书》所说:凡作乐者,所以节(节制)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Yue)其如此也。所谓“和”,实指各种异质的谐和统一,各种对立性质的消解。音乐的功能正在于和合人心,当然只有“美”、“善”统一,“仁”、“乐”结合的音乐才具备这样的功能。强调“美”与“善”、“仁”与“乐”的和谐统一,是孔子为人生的艺术的最重要基础。
2.主张“礼”“乐”并重
所谓“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又把“礼”“乐”“刑”“政”同举,认为“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史记·乐书》)。可见乐被赋予了何等重要的政治教化功能。当然,“乐”与“礼”与“刑”“政”发生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因为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是也。乐者圣人之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乐论》)“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因人心之乐(而以乐导之,,就是陶冶的功能。以美善合一,合乎“仁”的要求的音乐陶冶教化人,可以让人心之乐(le)成为追求“仁”的力量,使得出治道也。”这就达到了乐(yue)的目的。
3.提倡乐通伦理
儒家向来强调“修”(修身)、“齐”(齐家)、“治”(治国)、“平”(平天下),认为知识分子的个人修养通于天下,这是儒家的传统。“诗”、“歌”、“舞”是构成音乐的基本要素,和人类的其他艺术相比较,这三者是不须借助于别的客观事物就可成立的,所以说“三者本于心”。因此金石丝竹这些乐器对于音乐而言本质上是第二义的,所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应当也是基于上述原因而得出的结论,所以中国传统器乐缺乏独立性,有人说中国音乐史几乎就是一部“歌曲史”。更重要的是,儒家认为乐为“德之华”,乐“通伦理”,同时儒家又认定良知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美好的道德是人的本性的自然表现,“德者情之端也”,又说“乐者德之华也”,“乐者,所以象德也”。君子作乐用来陶情养性,教化万民,移风易俗,当然就是本乎情性的最自然的事。
三、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及其主导地位
孔子在音乐上总结先秦以来的美学思想,形成了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精华,这些思想精华在后世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并逐渐成为一种主导地位。
篇3
南朝梁萧氏父子指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梁简文帝萧纲和梁元帝萧绎四人。他们既是梁朝的统治者,又是梁代文学的领军人物。受晋宋时文学风气影响,他们都表现出了言语崇尚的风格,但同时他们又对文学有着自己的体会与认识,并为当时和后世文学做出了贡献。梁武帝以开国之君的身份对文学进行提倡,必然对梁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萧纲与萧绎是“宫体诗”的倡导者,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南朝绮丽文风的形成。作为整体来看,四萧的文学思想除了受到时代风气与社会思潮的影响之外,他们之间所表现出的传承也是很明显的。梁武帝曾写作了大量艳诗,客观上对萧纲与萧绎的“宫体诗”创作有很重要的影响,而萧统正是他所提倡的雅正文风的承继者。
萧统、萧纲、萧绎之间的文学对话对他们的文学主张的形成有一定的促进。作为统治者,除萧统外,他们在创作中,都表现出了与所提倡的儒家文学观念相反的一面。在他们所提倡的儒家文学观念中,强调最多的是儒家的诗教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他们创作了一部分作品,这些作品大都缺乏文学性,并不能代表他们真正的文学思想。能够代表他们真实文学思想的是那些言语绮丽风格的作品,其中以萧纲的“宫体诗”最为典型。就文学产生来说,他们提倡的又不是儒家的诗教观,而是萧氏所倡导的物感说。总体来说四萧并没有真正践行他们所提倡的诗教观,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它越来越远。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这种文学思想的成因,本文拟对他们的儒家文学观念、特别是其中的诗教观念做出具体分析。
一、儒家诗教观念对四萧的影响
“诗教”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①诗教,就是用《诗》进行教育的意思。温柔敦厚,指态度温和,朴实厚道。在古代,《诗》也是可以用来歌唱的。所以《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②《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③梁武帝建立梁朝后,“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之”,非常重视礼乐教化,并多次下诏,修礼作乐。④《访百僚古乐诏》中说:“夫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移风易俗,明贵辨贱,而《韶》《濩》之称空传,《咸》《英》之实靡托。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正混淆,钟石斯谬。”⑤《立学诏》中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励行,由乎经术。”⑥这里强调的是礼乐教化,但从中可以看出,梁武帝提倡儒家的文学观念,并且受到了诗教观念的影响。昭明太子萧统在梁武帝的影响下,受到的儒家文学观念的影响更为明显。他在《文选序》中引《易经》的话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⑦将文学看作教化百姓的一种重要方式。并且他还进一步引《毛诗序》中的观点说:“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姑风雅之道,粲然可观。”⑧由此可知,萧统也是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仪”⑨的儒家诗教观的。他十分推崇“雅正”的诗风,从《文选》所收录的作品来看,典雅之作多于华靡之作。骆鸿凯先生说他是“黜靡崇雅”瑏瑠?,这很好地体现出了萧统的诗教观立场。梁简文帝萧纲也受到了诗教观的深刻影响,他也是十分注重提倡诗教观的。他曾在《请尚书左丞贺琛奉述制旨毛诗义表》中说道:“臣闻乐由阳来,性情之本。《诗》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伦敦序。……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识之风,道行比屋。”瑏?瑡这表明,他已把《诗经》看作治国的基础。梁元帝萧绎受儒家思想影响也极深,深信儒家的“三不朽”瑏?瑢思想,这很自然地使他去提倡儒家的诗教观。他在《召学生教》中说:“吾亲承天旨,闻《礼》闻《诗》,方欲化行南国,被于西楚。”“化行南国,被于西楚”瑏?瑣,这自然也就涵盖了诗教观在内。
综上,从萧衍到萧绎,他们都深深受到了儒家文学观念,特别是诗教观念的影响。并且这种思想构成了四萧文学思想中非常特殊的一面。但是他们对此却没有正面提倡,而是经常在公共场合表现出相反的一面,这就形成了他们所提倡的儒家文学观念。这种实际态度当然不是他们文学观念的真正表现,可是我们却不能忽视它,因为这是他们文学思想中的一部分。具体说来,这种儒家文学观念自有其形成的原因。
二、萧氏文学思想中诗教观念的形成原因
梁朝当时上承魏晋宋社会思潮的余绪,受到了玄学与佛教思想的严重影响,这时儒家正统思想虽然有减弱的趋势,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的。在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那里,儒家思想仍然具有很强的主导性。也就是说,梁朝当时的思想是三教合流,而儒家略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之下,儒家思想对统治者仍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在封建人才的培养模式中,儒家经典是必修课,并且是被作为立身之道来学习的。
篇4
[关键词]渤海国;中原文化;效仿唐制;留学生
大江大河孕育了人类的早期文明。在黑龙江流域的历史上,渤海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渤海国宗法盛唐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在与中原唐朝的频繁交往中,逐渐形成了“车书本一家”的关系,渤海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深刻。
一、春秋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之中,儒学逐步走向成熟,到西汉武帝时期,经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学习儒学、研究儒学成为无数知识分子的一生追求,儒家思想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周边诸多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都十分向往中原王朝的繁荣,尤其仰慕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并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的传统儒学。
渤海国于公元698年建立,于公元926年被辽所灭,在黑龙江流域共存在229年。此时的中原正处于唐朝统治时期,大唐王朝尤其是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上最为文明繁荣的国度。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在文化交往中得到广泛传播,对周边各民族和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渤海国在政治、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积极效仿唐朝,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王国的文明与繁荣。唐玄宗于公元713年册封大作荣为渤海郡王,统辖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粟末政权以渤海为号,成为唐朝版图上一个享有一定自治权的羁縻州。接受唐王朝册封以后,同唐朝的政治关系日渐密切,中原文化及典章制度不断被引入渤海国。受先进的中原文化影响,渤海王国对沿袭下来的及高丽旧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学习和效仿唐朝的相关制度和管理模式,建立并逐步完善各方面规章制度。可以看出,接受唐朝册封对渤海国的政治建构作用明显,唐朝的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对渤海国的政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二、渤海王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封建国家,在全面学习和借鉴中原文化和典章制度的过程中,强化儒家思想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当时儒家思想在渤海、新罗、日本等地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对各地的政治行为、思想道德、价值取向等都产生深刻影响,其中对渤海国的影响最为深刻。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成为渤海国统治阶级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并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
儒家思想对渤海王国的影响由来已久,早在王国建立之初,就逐步上升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的输入途径有三:一是生活在营州一带的粟末人长时期与汉人杂居,上层人物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二是原高丽故地以及辽东地区居住着大量汉人,唐灭高丽后又派官吏和军队驻守,相当一部分后来变成渤海国的编户齐民,这些人在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印有深刻的中原文化痕迹,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对当地各族人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三是在渤海国居住的高丽人已经普遍地接受了儒学教育,他们后来转化为渤海国居民,而在原高丽故地居住而又长期接受高丽政权统治的诸部上层人物及其子弟,也有许多人接受儒学教育。这些都对渤海政权接受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产生深刻影响。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在渤海国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随着儒学在渤海社会的广泛传播,中原王朝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日益成为渤海统治阶级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渤海国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立政施教的指导思想,中央机构设置集中体现了儒家“王道”和“仁政”的执政理念,渤海国的“三省六部”设置完全袭用唐制,忠、仁、义、礼、智、信的“六部”称谓,充分说明“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对渤海国政治的深刻影响,
通过当时一些文献典籍和私人著作可以看出,渤海国积极倡导忠贞、仁厚、礼仪、怀德的君子形象,渤海王廷和上层社会已经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修身齐家的行为规范,可见中原的传统儒学对渤海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据《辽史・太宗记》载:“己亥,诏东丹吏民为其王倍姬肖氏服(丧)”。这里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渤海国尊亲服丧的社会风俗,表现出深刻的儒家“孝”的文化印记。渤海统治阶级不仅用儒家伦理道德来约束自身言行,而且还以此作为教育和培养子孙的重要内容,由此看出儒家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对渤海国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刻程度。
渤海王国效仿中原王朝,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体系,儒家思想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并日益成为渤海王廷统治民众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渤海国,中央设有国子监,地方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广泛进行儒学和汉语教育,教育内容大体与唐朝学校相同。渤海国多次派遣官吏、遣唐使等到唐朝抄写儒学经典,带回后成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外渤海国还向唐朝派遣大量留学生,据《渤海国纪》记载“武王所遣生六人,开元三年二月抵京师。大震所遣生,咸和四年归国者三人,李居正、米承朝、高寿海。同年随册命使至者三人,解楚卿、赵孝朝、刘宝俊。”留学生中的大部分是渤海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弟,他们学成回国后,带来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为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渤海国在黑龙江流域存在了200余年,关于它的文献记载较少。通过仅有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渤海国与中原唐朝的密切关系,中原文化对渤海国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影响,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国的文明与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篇5
关键词:儒家入世思想;根源;大学生;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8-91 -02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天子权威下降,国家四分五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孔子提出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说:“如欲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后来经过儒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儒家入世思想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观,三是取财有道且寡欲的义利观。由此内涵不难看出,儒家的入世思想体现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有机统一。
一、儒家入世思想形成和兴盛的根源
历史上任何思想的形成和兴盛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儒家入世思想也不例外。儒家入世思想的形成和兴盛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有着紧密的联系。正是根植于当时社会土壤中,才使得儒家入世思想生根、成长,并在后来枝繁叶茂。
(一)儒家入世思想形成的根源
1.社会处于大变革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国家四分五裂,周王权威下降,各方诸侯虎视眈眈;军事上冲突不断,杀伐不绝,常年战乱;经济上由于朝廷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上了,无力组织生产,老百姓不能正常地耕作,正常的经济秩序遭到了破坏;文化上礼崩乐坏,夏商和西周时期形成的奴隶制文化被瓦解,而新的礼制没有形成。泱泱周王朝名存实亡,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分散在诸侯手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总而言之,当时的社会处在一个大动荡、大变革之中。但是,正是这种动荡和变革的社会现实,为儒家的入世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土壤。首先,在社会变革时期,旧思想、旧制度、旧礼仪由于不符合时代要求,总是要被破除。如奴隶制时期高高在上的奴隶主与毫无地位和尊严的奴隶之间的关系要打破,奴隶不是奴隶主的附属品,他们不能任由奴隶主处置,他们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仅投身到生产事务中,而且还可以参与到社会事务中。其次,旧思想、旧制度、旧礼仪被破除的同时,总要有一种新思想、新制度、新礼仪来主导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儒家的人就想,动荡的根源在于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集中在诸侯等奴隶主手里,他们想怎样就怎样。于是儒家人就提出大家要通过努力学习,学好了再参与到社会事务中。这就是入世思想的诞生。当然,一方面由于当时统治者不重视,另一方面由于当时黎民百姓的觉悟还跟不上儒家的倡导,入世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并没有成为主导社会的思想。但是,它已经在社会上生根发芽了。
2.有识之士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积极探索国家和社会的出路
国家和社会越是动荡,越能激起有识之士对社会、对民生的关注。“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古训就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士人们救国图强的最好注解。当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人到处游学,思考国家何去何从,思考如何限制王权、如何解救百姓。他们向弟子宣讲,向王侯劝谏,表达自己主张,希望权贵践行。他们这种身体力行的呐喊,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能动。所以我们可以把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看作是儒家入世思想产生的客观原因,而把有识之士对社会和民生的关注看作是儒家入世思想产生的主观原因。主客观原因都具备了,事物的产生也就是必然了。
3.社会包容性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儒家入世思想的形成还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很强的包容性有关系。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王权威下降,各地诸侯为了争雄称霸,需要笼络各方人才,广开言路,因此整个社会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给各种学说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各种学说和言论开始互相碰撞、彼消此涨,形成了我国古代最引以为自豪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盛世时代。但是,在当时每一种主张都有其基础,也有其局限性,诸侯及权贵们一时也不知道怎么选择,任由其自生自灭。
(二)儒家入世思想兴盛的原因
1.国家兴盛成为社会各阶层共识
儒家入世思想第一次真正成为正统是在汉武帝时期。经历秦朝苛政和楚汉战争后,西汉初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心理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急需休养生息。一向备受冷落的道家忽然如鱼得水,大行其道,其主要流派――黄老学说,成为当时的国家哲学。老子清静无为思想得到提倡,成为当时文化学术的主流,并对现实政治和经济发挥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但是,随着国家休养生息阶段结束,需要建设强大国家,黄老学说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了。社会各阶层都希望国家在恢复元气的基础上蒸蒸日上,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后,儒家思想逐步被统治者接受,汉武帝接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朝从此走上强大王朝之路。作为儒家思想重要内容的入世思想从此也成为了国家哲学的重要内容。
2.入世思想引领时代潮流,符合统治者需求
汉武帝之后的整个封建社会,虽然在一些时期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有所动摇,但是其入世思想在每个时期基本上都得到认可。这主要是因为无论在什么时期,统治者总是希望臣民能积极建设国家,百姓也希望在国家安宁的环境下积极生产和生活,读书人当然更希望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在隋朝开始的科举考试制度,就是儒家入世思想的产物。统治者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优秀人才管理国家和社会,同时也管控这些人才的思想;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改变自己的命运。儒家入世思想对于巩固封建生产关系,稳定封建社会秩序,加强中央集权制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入世思想不仅调节社会,也调节人伦
儒家入世思想倡导处理好个人、家庭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自身和外界的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出发点和归宿就是将人植根于其生活的自然界和人际间,从而营造一个和谐的自然环境和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封建科举考试就是调节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入世思想通过科举考试制度使统治者和平民百姓之间达到了相对和谐的状态。不仅如此,围绕着科举考试,家庭间的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及其它人伦关系都需要调节。儒家入世思想既能在宏观层面作为国家哲学发挥作用,又能在微观层面调节人伦关系,所以受到历朝历代推崇。
二、对大学生教育管理的启示
(一)当今中国社会处在深刻变革时期,为大学生入世提供广阔舞台
当今中国已进入发展的新常态时期,经济转型换档升级,社会事业逐步推进,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各项事业的改革不断深入。而且现在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最好时期。全国上下都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么大好的局面为大学生积极入世提供了广阔舞台,高校应该加强学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让他们深刻了解国情,认清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国际、国内形势,增强学生的主人公意识,让他们积极投身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的浪潮中。
(二)只有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才能在进入社会后有所作为
儒家积极入世思想是儒学人士积极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产物。当今大学生进入社会后要有所作为,当然也需要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只有把自己植根于社会、植根于群众,才能发现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才能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培养才干。大学教育不能理论与实践脱节,应该大力加强实习、实践教育,通过实习、实践增强学生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意识。学生的社会实践不能搞流于形式的参观、访问等,必须贴近百姓、深入生产和生活,带着专业知识和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去实践,才能有收获。
(三)当今社会包容性强,各行各业只要做出成绩,都会受人尊重
儒家入世思想诞生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包容性强的社会是各种思想、学说萌芽、生长的土壤。当今社会的包容性比春秋战国时期更强,各种新事物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社会的进步也推动了行业进一步细分,各行各业都能涌现出佼佼者。为此,对大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创新、创业教育要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鼓励学生创新、创业,为学生的创业提供政策支持。二是积极探索多元教育,不要一个专业的所有学生都按一个专业计划、一个教学大纲从入学教到毕业,而要探索根据不同基础、不同就业方向、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三是引导学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就业去向,鼓励学生到新兴行业就业,培养学生正确的就业价值观,让学生知道不管是什么行业,只要做出成绩,都会受人尊重。
(四)只有顺应时代潮流,积极进取,才能成为时代的主人
儒家入世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期都受到统治阶级推崇,它所提倡的积极进取精神不管在什么时代都是社会的主流。在当今世界,不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不进取就落后,不进取就会被时代抛弃。作为大学生,要融入社会,顺应时代潮流,才能推动时代进步,成为时代的主人。首先是思想要有前瞻性,对新鲜事物保持好奇心,善于批判地接受新观念、新事物。其次行动要有积极性,积极面对学习和工作,就能和时代保持步伐一致。
三、结论
儒家入世思想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面,而且这种影响从古代一直到当今社会。儒家入世思想的形成和兴盛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探究这种根源对当今高校的大学生教育和管理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高校的教育和管理可以从儒家的入世思想中汲取力量,古为今用,传承发扬。高校要研究探索怎样把传统的入世思想和当今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赋予其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时代感。这样有利于大学生接受,有利于入世思想的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姚伟钧.儒家“入世”精神的形成及其现代意义[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04):79-84.
[2]刘恒山.儒家入世精神及现代价值[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03):9-12.
篇6
摘要:个人主义与儒家思想代表着中西方文化的主流思想。在英语阅读教学过程中,两种思想的传授有助于学生理解英语语言背后隐藏的文化,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并且对于自身的文化烙印形成自我反思与批判的能力。
关键词:个人主义 儒家思想 人文关怀
在任何国家的任何一间教室里,老师教的都不仅仅是艺术、历史或语言。课堂活动的一部分,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是在传授文化:社会的观念、价值观和信仰。每一种教育制度都不可避免地是一面反映其所在社会的文化的镜子。
1.个人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定义
个人主义是一种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哲学,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重要性,是
以个人为中心对待社会或他人的思想和理论观点。
儒家思想是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2.形成两种文化的渊源
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人对于土地有深厚的感情,因为中国一直以来是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中国人认为自然不会欺骗人类。然而,西方是重商主义的传统。自然在他们眼里成为商业贸易的障碍。山川和河流阻碍了人们的商业活动,所以自然在他们眼中意味着“被诅咒的力量”(cursed power)。随着资本的积累,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因此,在西方,人们就得征服自然或者向自然索取从而获得利益。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一种对立。
第二,人与社会的关系。追溯中国历史,人们通过血缘关系从事农耕农作,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样的社会强调集体的重要性而不是个人。另外,儒家思想宣扬“仁”的精神。西方社会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因为商业贸易意味着一个人财富的增加就是另一人的减少。在个人主义占主导的文化里,个人的利益往往置于集体利益之上。
第三,地理的差异。众所周知,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是一个比邻海洋的国家,人们要想探知外面的世界是很方便的。海洋也赋予了人们冒险的精神。而中国是内陆国,交通相对闭塞落后,人们往往过着平静而安定的生活。改变环境对中国人而言是比较困难的。
3.个人主义与儒家思想的特征
第一,个人对于环境的控制方面。个人主义认为,人们可以改变自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他们的生活方向。儒家思想则主张“天人合一”的观点。
第二,个人主义认为,变革是有益的。如果人们不进行足够的变革,就会停滞不前。儒家思想的价值观更注重传统。维护过去的礼仪、习俗和信仰是重要的、值得的。
第三,个人主义认为,人人生来平等,有权享受同等的权利(这是一种价值观,而不是一种已经确立的现实)。美国的《独立宣言》里写着“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儒家思想讲究等级和地位,人们的角色依据他们同他人的关系而定,人可以比另一个人低贱或高贵。
第四,个人主义认为,个人的需求被认为是首要的。相反儒家思想强调个人为集体的利益牺牲自己的需求。
第五,对待家庭方面,个人主义者认为,应把自己视为独立的个人,要对自己的生活处境和自己的命运负责。他们从未被教育要把自己视为一个组织严密、相互紧密依赖的家庭、宗教团体、部落或国家中的一员。而儒家哲学则体现为“孔子之教育观,见于国教,其核心有二:一者,忠君之道也;一者,孝顺父母也;合二为一,曰忠孝”,个人的命运和家庭紧密联系。
4.两种文化对教育的影响
个人主义:在学校,注重发掘学生的潜能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个性和独立思考受到高度重视。老师很少要求学生熟记信息,鼓励独立思考,独自寻找答案,并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法。学生们从小就学着形成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并在课堂讨论中各抒己见;这种教育理念使他们为进入一个重视创造性思想和个人责任的社会做好准备。在家庭里面,家长鼓励孩子自力更生,学习采取主动,做决定和采取行动都无须告诉别人他们做什么。“do your own thing”(做你自己的事),“you will have to decide that for yourself”(你得自己拿主意)是经常在日常生活中听到的字眼。
儒家思想:课堂上,老师说学生听,学生学习被动,懒于动脑,缺乏批判精神和创造力。比如,在英语阅读课上,老师讲“阅读方法”,学生做“阅读题”。一位教育学专家指出,这宛如当一个人需要喝水时,旁边的人就滔滔不绝地给他讲一大堆关于喝水的知识,并让他回答一些关于喝水的问题;而盛满清水的水杯却从来不肯递给他。英语教育舍本逐末,僵化的模式导致学生阅读能力始终得不到提高。当代著名教育家、特级教师李镇西博士批判中国现在的语文课成为思想专制的场所,“学《孔乙己》只能理解是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学《荷塘月色》只能理解这是朱自清对大屠杀的无声抗议.....学生的心灵被牢牢地套上精神枷锁,哪有半点创造的精神空间可言?”国学教育尚且如此,英语教学情何以堪?家庭里,孩子极度依赖父母,父母甚至为孩子的学习代劳。
5.结语
儒家思想对中国学生学习心理及行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种文化在其身上留下的烙印由于学生缺乏反思批判的精神而成为他们前进的障碍。问题的答案在于问题本身。在英语阅读教学中,通过英语文章向学生灌输相关的文化知识引导其正确地理解,辩证地认识中西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则有助于学生培养人文关怀的精神,这也是一切阅读教学最终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Bellah, N, Robert. A New English Course. Rpt[Text book used in GDUFS]
[2]Edgar, Andrew,ed. Key Concepts in Cultural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篇7
[关键词]儒家文化;文化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所谓“文化软实力”指的是“依靠文化、价值观念等建造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它对人的行为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是根本性、长期性、广泛性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内容博大精深,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坚实根基和思想源泉,只有在弘扬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建设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儒家文化中体现的人文关怀以及伦理道德,对于当下社会人们的迷惘以及道德的缺失有着警醒和正本清源的功能。因此要想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就必须要借助于儒家文化,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充分发挥我国儒家文化的优势,使我国的文化能够感召世界并被世界认可,从而振兴繁荣祖国,为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作出贡献。
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但在迅速繁荣的经济背后却存在诸多的问题,诸如文化的缺失,道德的沦丧,对社会缺乏安全感,幸福感不足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所反映的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滞后,文化建设的脚步已经落后与经济建设的脚步。现存的文化机制存在着一定的障碍,文化创新力不足。另外,对于我国几千年所积淀的儒家文化存在着严重的文化浪费甚至是厌恶情绪。一方面,对于一些传统文化的保护方面做得不足,另一方面,许多优秀的文化资源得不到开发,处于一种被忽视的状况。而更为严重的是国人对于传统的儒家文化的一种不屑的态度,认为传统的文化封建、迂腐、愚昧,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了。当下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已经成为亟待要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而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将助力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一、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其中中庸思想中的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可以理解为一种和谐的观念,从第一个层面上来讲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的是人要顺应自然界的法则,只有在遵守自然界的法则的基础上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在自然界面前无能为力,人可以通过实践去认识自然界,掌握自然界的运行法则,从而给人类带来更好的生活。这表明要实现“天人合一”得靠每个人自身的奋斗,每个人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去追求“天人合一”。在当下社会中,我们不仅要做到爱护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共生,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为建设更加美好的自然界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儒家的中庸之道在第二个层面上所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的“中和思想”集中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在人际交往中,要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一方面要求个人积极努力、勤勉奋进,一方面要宽厚待人,谦逊容人。对待事物有一个尺度和界限,不偏不倚,在事物的发展中寻求平衡和矛盾双方的统一。正是在儒家这一思想的孕育下,培养出了我国人民谦虚、仁爱、包容的性格和以“和为贵”为主流的价值观。
(三)人与社会的和谐
儒家的中庸之道在第三个层面上所体现的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个人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可能,首先需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时,必须要把社会利益置于首位,只有社会利益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个人利益才能得到保障,个人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民主法治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妥善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社会才有了实现的基础性条件。在当代,儒家文化中有关“和谐”的观念,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强调众生平等。现如今,我们要充分发扬儒家文化中的和谐观,向世界展示一个友好合作、爱好和平、积极进取的文化形象,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塑造良好的国民形象。
二、儒家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有利于文化多样性
儒家思想中的“和而不同”强调中正、协调、均衡。但不是代表要消除一切的矛盾和差别,其前提在于承认一切矛盾和差别的所在,允许多样性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追求和谐,是,是和而不同。只有善于协调、在统一各种不同的分歧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意见,最终达成一种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盲从和附和。真正的“同”并不是意见上没有任何的分歧,而是通过不同意见之间的对话、讨论、切磋和交流,从而达到彼此之间的互相容忍、互相理解、和谐互动、协调统一。
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给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作用。在世界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承认各国文化的多样性,并包容各国文化的差异性。以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来对待和学习外来的文化,但不是盲目地学习外来文化,而是要取长补短。在保证自身文化的自觉和独立的基础上,有效的汲取外来文化的精髓。在开放的环境下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消化并吸收不同文化的精髓,在时代背景下实现我国儒家文化的重新构建。
三、儒家文化中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有利于提高全民素质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五常”,做人的准则。“仁”即“仁爱”、“以人为本”,。儒家文化所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价值和整体利益,而不是一己私欲,立足于广阔的视野,追寻安贫乐道、自在自足的旷达的人生态度。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在处理人与自身、他人以及社会的关系中起到一种正确的规范作用。
“义”即公平正义,坚守原则。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义”的具体体现有其延续性和共性但也会有所区别,伴随着人类之间日渐频繁和密切的交往,人类在道德原则上逐渐人达成了更多的共识,即被绝大多数人类普遍认为的“适宜”的道德原则,也即所谓得“天下之公义”。确立一个社会的“义”,是当下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今天,我们要在儒家的“义”的基础上赋予“义”以时代意义,比如凸显社会公平、公正、公益等,另一方面要重新唤起人们对于“义”的自觉和信念,也就是要树立道德正义感和道德原则立场。
礼即恭敬尊重、礼仪文明。礼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尊重原则,在人际交往中,以互相尊重为前提,在尊重对方,不损害对方利益的同时,又要保持自尊。遵守原则,遵时守信、真诚谦虚、友善随和,遵守社会公德。适度原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要遵循适度的原则,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对不同的对象,应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落落大方,把握好分寸。自律原则,在要求别人尊重自己之前,首先要做的应当是检查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礼仪规范要求。礼维护着社会秩序,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促进着人际关系的和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提倡言行举止的文明礼貌,礼的这些功能和作用,在当代对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智”即“智谋之力”。是指明辨是非、知晓善恶以及知己识人。在儒家文化的不断发展中,“智”成为了一种道德规范。在现今社会,我们迫切的需要国民获得“智”,不盲目跟风,不被邪恶势力所煽动,拥有能明辨是非的本领,在不损人利己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信”即“诚信之品”。是指信守承诺、以诚相待、诚实不欺的道德准则,是社会和谐有序、繁荣富强的基本保证。在现今的中国,诚信意识淡薄,无论是社会的诚信、政府的诚信、企业的诚信,还是个人的诚信都面临着时代的考验,诚信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社会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全社会范围了积极弘扬儒家的“信”,唤起人们对于诚信的重视,重塑社会风气。
四、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信仰有助于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感,集中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信仰对于安顿国人的心灵、实现社和谐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下,国人普遍缺乏信仰,重新扛起儒家文化信仰的大旗,对于当下的国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信仰为基石,重新打造新时代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增强国人对于本民族的自豪感、认同感和凝聚力。
自“中华民国”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我国传统的儒学文化地位下降,惨遭抛弃,大多数中国人一时难以找到新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共同信仰来填补思想上的空缺。在现今,意识形态领域由和社会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马克思但是在精神文化领域上,国人的信仰则有所缺失,没有主导的精神支柱,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世界各国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中国社会充斥着各种错误的信仰以及不正确的价值观,社会关系变得冷漠疏远,低俗文化盛行。儒学中的人文信仰,为当下我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普世的道德准则。儒家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忠、孝、悌思想所体现的在道德上的约束力,对于当下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有着重要的作用。儒家文化中以道德约束家庭、维持社会稳定以及调节利益关系的思想,对于拯救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增强文化软实力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儒家文化有助于中国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
篇8
儒学作为一种文化曾以强势的道德意识及政治理想成为贯穿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价值观,成为传统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原则和规范,时至今日,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儒学还有存在价值吗?因为一百年来,中国受西方功利主义的影响,功利主义盛行,在某些中国人的心中,功利主义已占了上风。功利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功用至上”,一切问题都从“功用”上思考、评价才认为合理,“功用”成了人们思考评判所有事物的最高标准,现在某些中国人已经不会像古代的中国人那样从道德、良知、天理等角度思考评判事物了。在这样的思想背后下,某些中国人认为儒学已经没有用了,应该像出土文物一样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最多只供专门的研究人员研究。然而,儒学果真在当今中国没有用了吗?儒学果真是文字古化石或出土文物吗?儒学果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儒学在当今中国仍有存在价值,因为儒家传统的价值意识依然主导并决定着中国人群的道德信念与家庭伦理。
一、儒家哲学的基本观点
简单地概括,儒学应包含丰富的人生哲学与道德哲学,其要旨是对人关照,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究,是对人的终极关怀。
儒学的核心概念是“仁”,孔子教导“为仁”的原理;孟子则提出“养浩然之气”、“求放心”、“尽心”的功夫论;荀子提出“化性起伪”;《大学》中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德目;《中庸》中的“诚之者人之道也”、“慎独”的哲学;周敦颐的“主静立人极”功夫;张横渠的“存天理去人欲”;程颢的“识仁”、“体贴天理”;程颐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熹的“格物致知”、“穷理尽性”;陆象山的“立其心之大者”;王阳明的“致良知”;刘蕺山的“慎独”与“诚意”等。不论这些儒家学者试图透过何种相近或相异的概念范畴或思想体系,对于人类自我修养及超越的可能提出各种设计,他们共同承认并以此种共识为基础而发展其本身思想的观点,即透过这些人类自身由内而外的功夫修养,追求并达致儒家的社会政治体制与文化理想。
儒家哲学最重视社会哲学,因为成就一个现世的人类的理想社会是儒家最原始的关怀,为了设计与建立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孔、孟、荀等人可说不断提出各项有关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或伦理的观点的思想家,同时这正说明何以社会哲学才是儒家思想起步的主要重心,即就儒学传统的整体来说,儒家哲学的进路是社会哲学的。儒家的社会哲学内容条理清晰,《大学》八条目是最具体的代表,《礼记》中的《礼运大同篇》是重要的社会哲学著作;周公制礼作乐与孔、孟、荀三人提出的许多政治制度与施政原则,如行仁政、不重敛赋、礼乐化民等,都是儒家思想传统中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另外,表现在汉代经学思想中的儒家思想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据而设计出来的社会体制之学。同时,为建立理想的社会文化,家庭间的伦理关系更是关键要目,因此孝道是《论语》中孔子以之为一切德性的根本德性者。最后,《易经》哲学中借由《易传》注解之作而建立了儒家价值本位的情境伦理学,即针对各种伦理冲突情境的知识解析提出进退智慧,从而作为儒者处世应世的操作知识根据。
二、当今社会儒学作用之所在
1.利用儒学重构现代社会道德
当今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之一,就是呈加速扩大趋势的非道德化倾向。许多传统道德体系被玩忽、蔑弃、破坏甚至解构,政令和法律被迫切入道德领域,以管制和刑罚代替教化。更严重的是,以政法代道德导致更多的人愈淡漠甚至丧失自律意识,一度令政法管制束手无策。其后果是人性的扭曲以致丧失,从而使公共秩序败坏,社会生活失范。可以说某些中国人的社会道德已经开始崩溃,很多中国人已经不知道按照什么样的道德标准实施自己的行为,即出现了孔子所说的“无所措手足”的状况,出现了“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局面。如何解决现代社会道德滑坡现象?“重构道德”成为当今社会十分关切的话题之一。在重建道德、特别是自律而非他律道德方面,儒学拥有无比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典范。儒学的基本特征就是把道德放在治理社会与国家的首位,儒学在本质上就是道德之学,追求一个道德的社会就是儒学的实践目标。
儒学对人性的基本认识是“仁、义、礼、智、信”,这是人类普遍永恒的道德,儒家清醒地了解到人的与物质生活相互作用可能对其道德意识发生的负面影响,因而汲汲于提倡修养工夫,发明道德本心,使之“惺惺不寐”;追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非“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政教方式,内外夹持,养护人的德性。人性规定了儒学做人的原则和为之奋斗的目标。儒学永远不是道德说教者,首先是道德实践者,他们以知行合一的方式实现自己的道德人格,以自己的道德人格证明自己的道德教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历史上的儒学都努力在社会中实现“仁、义、礼、智、信”这人世间永远不变的常理常道。
儒家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规范的论说及实践典范,对于当今人类的道德生活具有非常现实和重要的价值。
2.利用儒学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以儒家文化为思想资源,有现实基础。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吸取和继承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某些精华,从而丰富了学说的内容,并使之取得“中国化”的形态。因此,中国化过程中对儒家思想的吸收,青年群体对儒家文化的认同,足以表明儒家思想作为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是活着的思想。就此而言,儒家思想必将在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在精神气质上把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区别开来。因此,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根本特征,或者说自性特质。民族精神不是今天才有,而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文化演变中逐渐形成并定型的,所以,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产物,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特质的体现。在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核心内容,是一个民族文化身份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标志。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民族精神,就不会有民族自我认同的内聚力,就没有确定的文化身份与其他民族交往,就会处在“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状态”。从历史上来看,民族精神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具体体现在一个民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中,如美利坚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基督新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东正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则体现在儒家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即体现在儒学中。
但是,百年来,在反传统的浪潮中,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到“破四旧”,与传统进行了最彻底的绝裂,儒学首当其冲,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最后导致儒学式微。儒学式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华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学到的西方文化及西学又不能转化为自己的民族精神,结果中国人灵魂四处飘荡,无所归依。如何解决呢?通过儒学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因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自古以来就体现在儒学中,儒学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最集中的载体。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儒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今后岁月中,儒学必将再度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是儒学“为生民立命”的历史使命。
3.利用儒学解决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问题
当今人类面临的全球生态危机无疑具有普遍性和灾难性。伴随现代化运动狂飙突进的是人类精神的失落和传统社会的解体,特别严重的是地球生态圈经亿万年演化而形成的生态系统的高度破坏。臭氧层空洞、温室气体效应、全球气候变暖、极地冰盖融化、海平面上升,诸如此类因工业化和都市化引起的问题,已非水土流失、河流枯竭、土地沙漠化、空气和水源污染、酸雨等局部性问题可比,真正是全人类的问题,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或消解的问题。
篇9
宋代是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哲学思想另一个繁荣的时代。理学是宋代哲学思想的最大成就。魏晋以来,传统儒学不断受到来自玄学、佛教的挑战;隋唐时期佛教和道教盛行,成为当时主导的思潮。于是,宋代儒学家便在吸收佛、道两家的思想的基础上,对古典儒学作了新的诠释、发展和重建,创立了理学。理学在宋代也称“道学”,近代以來则称为“新儒学”。理学的基本特点是把儒家的价值理念本体化,并贯穿至心性理论和为学功夫。理学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文化,对民众生活有其引导的作用,如朱熹的《家礼》对宋代社会观念和日常生活便有相当的影响。南宋晚期,理学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自此支配中国文化数百年之久。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的黄金时代,宋太祖立国后,为了避免北宋成为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积极推行“重文轻武”政策,防止军人夺权或割据。而读书人即使出身低微,只要通过科举考试,也就进身士大夫阶层,获得较高的社会及政治地位,于是弃武习文成为社会风尚。加以宋代中央王朝大力兴办各级官学,带动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但人口的增长和官府财政能力的限制,使得教育的社会需求远不能满足,于是私人兴办的讲学书院应运而发展起来。同时,书院作为与官学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与理学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理学家批评科举与官学教育只引导学子追求功名利禄,他们大兴书院讲学之风,以书院为宣传理学的基地,从而扩大了书院的影响,导致了南宋书院的鼎盛。南宋的书院几乎取代了官学,成为当时的主要教育机构。
书院,最早见于唐代。唐玄宗以后,官办的书院只是藏书与修书的场所。宋初有六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潭州的岳麓书院、河南应天府的睢阳书院、河南登丰的嵩阳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以及江宁茅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创建于宋开宝九年(976年),淳熙6年(1179)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兴学讲授;绍熙五年(1194),朱熹又复兴岳麓书院,积极讲学,对当时书院的发展其了直接的作用。朱熹为白鹿洞书院拟定的学规,成为各书院的标准规范,为书院的制度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朱熹知南康军的三年中,多次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朱熹任湖南安抚使时,在岳麓书院讲学授徒,虽为时仅两月,但影响极大。由此可见理学家对书院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北宋中期以后,州县官学兴起,书院的发展一度消沉,据不完全统计,北宋时期建立的书院,约140所。到了南宋,在理学大师书院讲学的影响下,仅江西的书院便达160余所。有人根据各省方志统计,两宋书院的80%建于南宋。
唐宋是中华文明的成熟期,而中唐以来的思想文化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变迁的新阶段。北宋文学的古文运动和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都肇始于中唐。宋代思想文化中最重要的发展是理学,它特别重视古典儒家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加以新的解释和发展,并最后由朱熹把这四种著作合编为《四书》的新经典体系。理学吸收了佛、道思想中的某些成分,弥补和发展了古典儒家的薄弱环节,使得儒家思想可更有力地应对佛道的挑战,故理学的兴起标志着唐代以来儒、佛、道鼎立的多元文化结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也是理学的创立者。南宋时期,朱熹继承了程颢、程颐“洛学”,又吸收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等理学学派的思想,集北宋理学之大成,形成了“理学”的主流;陆九渊则建立了“心学”的体系,也有很大影响。宋代所开创的理学,后来成为元代至清代前期占主导地位的学术体系,构成了11世纪以来中国思想史的主流发展。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太极图》的解说,这是一个写意图,最上圈是表示世界“自无极而为太极”的最原始的本体状态;第二个圈是坎离二卦的交合图式,表示阳动阴静,也就是阴阳二气的分化;第三个圈表示水、火、木、金、土,即“五行”的生成;第四个圈表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也就是人类的产生;第五个圈表示万物化生。此图从总体上显示了“太极”产生世界的整个过程。
篇10
一、 比较时代经历
李白比杜甫早 l1年,在李白身上带有大唐盛世前期培育起来的富于幻想和乐观的特点;杜甫则在“安史之乱”中更多地看到庸王朝的江河 口一F干戈离乱。即使是表达悲愁,李白也仿佛是巨人似的哀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苦闷写得也豪迈;杜甫是家国之思郁积满腔,铸成的诗句自然沉郁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李白25岁仗剑去国走出蜀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杜甫近 5O岁辗转颠沛流落蜀地,后又“漂泊西南天地间”。李白半生游历,杜甫半生漂泊,二者看似相似。从外在形态上看都是没有根基的离乡在外。而内涵却大不相同,心境有天壤之别 ,游历往往注目天地山川壮观奇景,诗句当然飘逸;漂泊常常饱尝人间苦难黎民忧患,诗句自然凝重。
二 、比较个性特点
李白个性率直自信、狂放不羁;柱甫性情敦厚、忧国伤时。李白被召人长安时写诗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篷蓠人!”狂喜自信溢于言表。当他受权贵们排挤被皇帝赐金放还时,不只是愤然,而且毅然决然,同时也很悠然飘然的离开长安。杜甫曾在长安困守 l0年,动乱中被叛军俘虏逃出后 ,又忍辱负重麻衣 敝履去见唐肃宗。
关于作诗,李白说自己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苍洲”,自信又高傲;杜甫说 自己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刻苦又执着。李白的诗就是他胸襟抱负、个性气质、心理特征的自我写照,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表现意识:“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杜甫旅食京华的辛酸屈辱。颠沛之中的饥寒凄苦,是唐代许多诗人不曾体验过的人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患意识虽说是时代、遭遇使然 ,但诗人自己说“物性固难移”,与自身的个性特点是分不开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分别有两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前者可见李白蔑视权贵的傲骨 ,后者看出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甚至我们从二人互赠的诗中也能见出不同的性格特点。李白纵情喝酒,杜甫劝他:“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恳切关心;杜甫苦于作诗,李白笑他:“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亲切随意。李白自言“青莲居±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杜甫曾写“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从“青莲居士”和“少陵野老”的自号中,也能感受到二人不同的性格特点。
三、比较思想意识
虽然李杜二人都是从小就有济世报国的雄心抱负,但李白的思想更复杂一些。儒家和道家学说对李白思想的影响都很大。当他想建功立业的时候,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占主导地位;当他觉得“人生在世不称意”的时候,就想“明朝散发弄扁舟”,道家的思想又占了上风。儒家的思想经他自身的变形走样,就带有明显的个性色彩了,所以在他的诗里,有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也有执着:“欲济苍生应未晚”,而这些和“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放纵,“古来万事东流水”的消极,“钟鼓馔玉不足贵”的激愤,常常是矛盾地出现。
与李白不同,杜甫的世界观中儒家的思想始终占主导地位。“仁者爱人”、“民为邦本”使杜甫一生都把关心人民的苦难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即使终身不被用,还是“一饭未尝忘君”,忠君思想虽然很重,但对儒家的教条准则他又有所突破。儒家有“穷则独善其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说,杜甫却始终关心时事 ,忧国忧民,直到最后“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境地 ,登上岳阳楼 ,想到“戎马关山北”时 ,他仍旧是“凭轩涕泗流”。
四、比较文学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