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外直接投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 产业静态集聚指数 产业动态集聚指数

西方标准的对外直接投资（FDI）理论在解释工业化国家跨国投资动因及其行为特征等方面，为研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系列重要依据。但是，这些理论基本上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厂商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发展路径问题，而是一种以“企业选择”为重点的理论范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上并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既关系到一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效益，也关系到投资者的微观经济收益。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不断扩大。制定合理的产业选择方案，是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经济活动质量的必要理论前提。从深远意义说，中国FDI产业选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直接决定着中国对外开放总体发展战略的政策绩效，决定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参与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如江小涓（2005）指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是中档加工组装制造业、纺织与服装业、研究与开发机构和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油田和其他重要资源开发；聂名华（2001）总结了我国境外投资产业选择的决定因素，并提出应将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列为境外投资重点，同时要有选择地投资进口替代型的资源开发业；宋伟良（2005）在分析与产业选择相关理论后认为，中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重点支持资源开发业、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的境外投资。另外赵春明（2002）、邢建国（2003）等学者也对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论研究和定性研究，对于产业选择的依据和基准也只停留在理论表述，没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提供可参考的指标体系，对于产业选择的实证研究也较少见到。

鉴于此，本文将以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产业静态集聚指数和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等指标实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深入探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潜力。

一、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

1、投资竞争力与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的提出

卢进勇（2003）在研究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时，首次提到投资竞争力的概念。他认为，目前存在的一些企业竞争力或企业国际竞争力概念基本上都没有考虑投资或对外投资问题，所下定义仅仅顾及了贸易或对外贸易方面，应当说，在当今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方式日趋多样化，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样的定义是不全面的。

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将企业国际竞争力划分为国际贸易竞争力和国际投资竞争力两个方面，正式提出企业国际投资竞争力的概念。国际贸易竞争力类似于已有的关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国际投资竞争力是指企业开展对外投资过程中较其他投资者更强的投资决策、项目运作和企业管理能力。国际贸易竞争力与国际投资竞争力的侧重点不同，前者的侧重点是产品、价格、质量、服务、营销和品牌等方面的竞争力，后者则侧重在项目投融资、技术、管理和品牌竞争力等方面。但是卢进勇在界定概念后，没有在文章中对于国际投资竞争力进行进一步分析和使用，无法领略到它更深层次的意义。

由于国际投资竞争力与国际贸易竞争力有相似之处，只是侧重点不同，笔者认为可以模仿现有国际竞争力分析的指标，创造出国际投资竞争力的分析指标，对中国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状况进行定量分析，更好地指导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为了方便进行产业选择，也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模仿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创设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Revealed Investment Advantage，RIA）进行分析，即：

RIAia=（Xia/Xit）/（Xwa/Xwt）

式中，Xia是国家i在a产业上的对外直接投资额，Xwa是a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对外直接投资额，Xit是国家i在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Xwt是世界市场上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这一指标反映了一国某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世界平均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相比而言的相对优势。它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较好地反映了不同产业投资的相对优势。一般而言，若RIAia＜1，则该国在该产业上处于比较劣势；若RIAia＞1，则处于比较优势，取值越大比较优势越大。

2、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分析

（1）数据选取。中国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来自于2003—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3年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数据是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早数据，使用的是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比例。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和各产业数据使用的是《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并购（M&A）的销售总额和各产业的并购额，选择流量进行计算。由于中国产业统计口径在2006年以后基本一致，而这之前的数据产业划分不尽相同，本文进行了适当的整理，但仍有部分数据缺失。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分产业数据是在原数据基础上根据中国公布的产业分类进行了合并整理所得。另外世界投资报告中没有公布批发零售业的并购数据，虽然中国该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较大，但无法计算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所以无法用该指标界定中国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力。

（2）指标分析。表1对数据基本齐全并且有实际意义的若干产业的RIA指数进行了具体分析。

从各年度的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可以看出，在以上的各产业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优势的产业是农林渔业，RIA值基本在12以上；具有一定优势产业的是商业服务业、建筑与房地产业，RIA值在3—8之间；只具有微弱优势的产业是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的RIA值波动较大，投资竞争力不稳定；其他产业的投资竞争力不明显。

从各产业的年度变动来看，商业服务业和农林渔业的投资竞争力处于增长状态，采矿业和制造业有所下降，交通运输仓储业虽然指标值有波动，但总体呈上涨的趋势，建筑与房地产业以及电力煤水生产和供应业指标值跨度大，趋势不明显，但也有下降的变动。

因此从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标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竞争力总体不强，优势产业仍集中在农林渔业和商业服务业，采矿业的优势也存在，但2007—2008年的产业投资竞争力与前几年比较起来已经明显下降，这与现实情况基本符合。制造业对外投资比例不高，只占总额的10%。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静态集聚度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其中Si表示投资国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静态集聚指数，ai表示对外投资国在i产业上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ai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总体规模，i=1，2，…n表示n个产业部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该静态指数反映的是投资国在一个产业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其全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和比重，是衡量目前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产业分布的存量指标。其数值等于各产业投资额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率。

根据这个计算公式，笔者依然选取2003—200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计算对象（数据选取来源同上），得出中国近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水平，如表2所示。

根据各年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情况看出，商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值最高，两者之和在50%左右，这种趋势在5年内都没有改变，因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商业服务业和零售业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优势产业，虽然2007年两者所占的比例小于50%，但主要是因为有部分数据被分离出去单独计算，因此并不影响它的总体趋势变化。另外，近两年制造业的投资比例已经远低于10%，总体水平连年下降，可以看出制造业优势产业的地位逐渐消失。制造业对外投资平均比例不高，只占总额的8.1%，而出口贸易的90%是工业制成品，其中近60%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产品，可见我国贸易投资行业一体化程度较低。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而言，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做后盾，如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就占有很大比重。与制造业相对比，最近几年交通运输与仓储业、采矿业和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逐渐增加，都超过10%。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度表示为：

其中Di(0-t）为时间段（0-t）内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态聚集指数。bi(0-t）为时间段（0-t）内投资国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bi(0-t）为投资国在时间段（0-t）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

若bi(0-t）＞0，则表明时间段（0-t）内投资国对i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扩大，该产业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性产业，若bi(0-t）＜0则表明时间段（0-t）内投资国在i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减少，该产业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缩性产业。

当i(0-t）＞0，若Di(0-t）＞1，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向i产业集聚，若Di(0-t）＜0，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i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若0＜Di(0-t）＜1，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i产业纵向比较有所增加，但增长速度小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相对来说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由该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

当bi(0-t）＜0时，若Di(0-t）＞0，则bi(0-t）＜0，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i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Di(0-t）＜0，则bi(0-t）＞0，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向i产业集聚。

与静态的集聚指数不同，动态的集聚指数是反映在一定时间内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集聚和转移的流量指标，体现了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间转移方向和速度。使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可以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更准确地测量产业的集聚趋势和转移方向，体现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方面的潜力。

根据计算公式，笔者依然选取2003—200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计算对象（数据选取来源同上），在表2数据的基础上，求出2004—2008年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与产业平均增长速度，最后得出15个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如表3所示。

对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动态集聚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中国各产业多年来基本保持增长的趋势，连续四年产业平均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2004年的平均增长率甚至高达46.7%；第二，从单个产业来说，每一年都基本体现出正的动态集聚指数，可以看出每个产业都能连续保持增长的势头，只是增长的速度有所不同，只有采矿业在2007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表明了明显的发散趋势；第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在2007—2008年向商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以及农林渔业聚集，从纵向比较看，交通运输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以及农林渔业四大产业基本一直保持Di(0-t）＞1，出现明显的产业集聚；第四，在采矿业出现转移的同时，制造业的Di(0-t）由大于1转为小于1，这表明制造业的集聚趋势不再明显，增速减缓，已经低于各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出现发散的迹象；第五，金融业的增长从无到有，虽然与数据统计有关，但也可以看出金融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逐渐占有一定位置，增长的势头逐渐显现出来。

四、实证分析的结论总结

对于上述三个指标的计算结果，本文对于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和产业选择方向进行了总结，如表4所示。

第一，具有投资竞争力、在投资总额中占有较大份额并且具有一定产业集聚趋势的产业有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它们是中国较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保持了较高的投资优势，对中国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外向型发展思路的实施起了很大作用，符合我国总体的发展战略方向，因此应当继续重点扶持和发展。

第二，具有一定的投资竞争力、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份额较小的产业有农林渔业和建筑及房地产业。它们有非常强的产业组合区位优势，有极好的发展势头，但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主流地位，因此国家应加大在农林渔业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上的支持力度，加快这些产业的跨国经营，更好地显现出它们所蕴含的竞争优势。

第三，不具有投资竞争力、但具有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份额仍较小的产业有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这些产业是中国基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顺应国际分工趋势，寻求和培育产业要素优势，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选择，以后也应该着力发展，并逐渐培育各产业的投资优势和竞争优势。

第四，具有微弱投资竞争力或没有竞争力，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较大份额，具有产业分散发展趋势的产业如采矿业和制造业。我国要根据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和这些产业对国内产业的关联程度进行细化，引导两个产业选择合适的区位进行投资，获得“相对优势”，规避东道国的环境保护壁垒，也必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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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为付：国际直接投资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篇2

关键词：对外投资；产业选择；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跨国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正在对一国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及其内在运行机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其对外直接投资也迅速增长，我国也积极推进国际直接投资，努力融入世界经济的整体。本文考察对外投资作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一种重要升级手段和方式，分析如何制定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战略，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选择提供建议。

二、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

1.产业结构的概念

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中产业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产业结构概念的应用始于20世纪4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的创始人贝恩（J.S.Bain）在1996年出版的著作《产业结构的国际比较》中，就将产业结构解释为产业内的企业关系。

2.产业升级的概念

产业升级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产业从一个结构状态转变为更适合经济发展的另一结构状态，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升级的概念被真正引入到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中，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产业升级是一个企业或经济体提高迈向更具获利能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的能力的过程，或者说是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价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状态演变的过程。

三、我国产业结构及对外投资现状分析

1.我国产业结构现状

从整体上看，我国产业结构具有多层次阶梯状的特点，这其中表现为一方面，基于我国劳动力丰富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一部分产业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类型，这其中包括纺织、食品和轻工等行业。这些行业发展比较成熟，并具有过剩的加工能力，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性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已趋于标准化。另一方面，我国还有一些产业，包括以863国家科技计划为主导的高科技产业已进入世界一流水平，这些产业包括航空航天、生物制药、信息技术等方面。

2.我国的对外投资现状

近年来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有所增加，但总体上讲，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高科技企业的比率仍然比较低。另外服务业项目中劳动密集型仍占主导地位，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比重仍较低在2009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中，占份额前4位的分别是商务服务、制造、采矿和批发与零售，投资总份额高达91%；在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占份额前4位的分别是商务服务、采矿业、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投资总份额占72.8%。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结构的演变过程大致表现为：以贸易和餐饮为主，通过资源开发和加工贸易项目份额的增加，发展并形成以新兴服务业、商贸服务、资源开发、金融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主导产业。总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资源开发业和初级制造业的投资，忽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偏重对国内关联效应弱的产业投资，而忽视对国内关联效应强的投资，结果导致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加大，总体效益低下。

3.我国对外投资面临的困难

目前，我国通过国际贸易方式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正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方面现代技术和知识不易被转换成可供市场交易的商品形式，加之技术的市场交易成本，导致技术和知识的国际贸易趋于萎缩，另一方面，我国还面临着发达国家基于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的技术封锁和技术贸易歧视等问题，即使技术购买交易成功，得到的也仅仅是国外的二流技术，而非核心技术。因此，中国试图通过技术贸易的方式获取国外核心技术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可能性不大。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所转移的技术与本国产业现有技术的差距逐步缩小，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正向技术外溢的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技术的巨大需求，仅仅依靠国内研发、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是不能满足需要的。

四、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1.通过技术调整

当前，国际经济竞争主要表现为技术竞争，技术进步成为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发达国家凭借其掌握的核心技术和营销资源，占据产品生产价值链的研发和销售等高端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只能以其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居于生产加工环节，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对于当时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低端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以牺牲生态环境和劳动者福利为代价，参与国际竞争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状况也正面临严峻挑战。事实表明，在国际竞争中仅仅依靠拼资源、拼劳力的方式已经很难获取应得的利益，通过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赢得国际竞争优势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的必由之路。

2.进行产业间的融合

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的主要基调就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产业升级的主要内容和方向就是实现产业融合，在信息化条件下，由于信息技术和网络提供了共同的技术基础，产业之间相互融合的趋势日渐增强。尤其是作为信息时代主流的信息技术产业，不仅其内部的各个行业之间出现了广泛的融合，而且信息技术产业正以其巨大的波及力和影响力逐渐融合和渗透到其他产业中。信息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是通过以下过程完成的：首先，信息技术在某一产业的部分企业首先得到运用，信息技术与这些企业传统技术的融合，导致了产品市场特征的变化和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因而这种融合的过程在该产业内的其他企业之间广泛地扩散，最终导致该产业全部企业的生产过程发生改变，因而完成了信息技术与该产业的融合过程。导致信息技术与传统技术融合过程得以扩散的传导机制源于人类模仿行为的作用。第二，信息技术在产业之间扩散，导致与信息技术相关联的其他产业与信息技术产业融合，使得这些产业普遍获得升级；所有与信息技术产业相关联的产业升级的结果，是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从而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能力大大增强。这个过程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技术和生产过程的模仿示范作用来进行的。在众多的产业中，绝大多数产业与信息产业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因而可以融合。产业之间模仿与示范的结果，是产业门类中的大多数产业与信息技术产业融合，从而这些产业从低技术水平转向高技术水平、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从低增长状态转向高增长状态，最后完成产业结构转换与升级的过程。

五、我国的对外投资策略分析

1.“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

这也称为＂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就是指充分利用我国在国际产业梯度中的相对级差优势，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为目的，转移在国内已失去或即将失去相应优势的产业，大力发展对更低阶梯国家的直接投资。

（1）理论借鉴。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KojimaKiyoshi，1978）教授以战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考察对象而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应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而在东道国仍具有相对优势或潜在相对优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次推进。小岛清主张投资母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原来国内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别国并转换成为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东道国可利用这些比较优势产业扩大生产并出口，而投资母国则通过边际产业的对外转移而保留和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扩大出口，从而既可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又可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被称为“顺贸易导向的投资”。

（2）具体对策。虽然我国所具有的这种优势是一种相对的有限优势，但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优势。一方面，有利于延长这类产业的寿命周期，充分实现其转移价值；另一方面，可以为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腾出足够的空间，促使生产要素向新兴产业转移和聚集，进而通过对这类产业的培育和扶持，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此外，从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的选择来看，我国的产业转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是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从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考虑，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股权安排和企业并购等方面均有所限制，而对合资企业比较欢迎；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出于对投资项目控制权、防止核心技术扩散、降低投资风险以及投资目标国缺乏并购对象和条件等因素的考虑，倾向于以新建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因此，我国的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适宜以合资方式进行“绿地投资”为主，具备条件的也可以采取并购投资方式。

2.“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

这也称为“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就是要通过到发达国家技术发源地直接投资的方式，充分利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和组织管理经验，从而带动国内产业向更高阶梯发展。

（1）理论借鉴。英国里丁大学的坎特威尔（JohnA.Cantwell，1991）和托兰惕诺（PazEstrellaTolentino）共同提出技术积累产业升级理论。该理论主要从技术累积过程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是企业技术能力提高的过程，而企业技术能力提高则是不断积累的结果；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两个基本命题。

（2）具体对策。我国应该在先进制造业、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等领域，大力发展对发达国家相关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通过直接投资于发达国家的科研机构和技术开发型公司，购并技术目标市场的企业或与之合资建厂等多种方式和手段，一方面，可以雇佣当地高水平的科技人员直接参与技术研发，充分利用国外人力资源，获取先进技术，同时，还能够收集相关信息，跟踪最新的国际科技动态，并以此推动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密集型国际生产体系的建立，形成对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直接牵引，从国际生产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在新形势下，对发达国家的逆向直接投资可能是我国目前获取先进技术最主动和有效的途径之一，因此，应将这种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政府扶持的重点，为其提供金融、财政、税收等政策支持，并加强投资信息服务和指导工作。

六、结论

我国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持国家竞争优势，实现富国强民的必然选择，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的、困难的，甚至会产生剧烈的阵痛，比如因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大量失业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等，对外投资作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的方法和手段之一，需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总方向进行制定和调整，但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是系统工程，需要包括对外投资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相关政策步调一致，才能真正完成，这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需要各个部门的积极配合。

【参考文献】

[1]宋伟良.《论中国对外直投资的产业选择》[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35(4)：8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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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高鸿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78-89.

篇3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战略对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外直接投资已逐渐成为继国际贸易之后，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资源配置和国际市场竞争的主要方式。2000年以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很小，2001年“十五”计划正式将“走出去”确定为国家战略，从此一条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的“走出去”路线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一、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概念界定

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一种重要形式，简称FDI。国际上，不同机构、学者对FDI定义的解释不尽相同。本文将FDI定义为：一国投资者以有效控制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标，以对外投资为媒介，并通过在海外设立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合作企业等形式而进行的投资行为。

根据Dunning（1976）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时，才完全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其中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能够通过企业自身的发展取得的，只有区位优势是动态的外生变量，需要通过投资主体在外界寻求，企业无法自身创造。因此，区位选择是企业“走出去”所面对的首要问题。正确的投资区位决策，不仅有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实现技术创新，开拓国际市场，增强企业竞争力，同时可以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效解决贸易及非贸易壁垒，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现状及特征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2004年-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现不断递增的趋势，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实现了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是2004年的22.4倍，连续3年位列全球第三。可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

从流量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FDI相关数据可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分布不均衡，每年对亚洲各国的投资额占世界投资总额比重最大，最近三年都在70%左右。近年来，我国对北美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明显上升，主要集中在美国和加拿大，投资目的大多是为了获得技术以提升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此外还可以降低技术性贸易壁垒带来的损失。

三、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是基于宏观数据，探讨一些易量化的宏观影响因素，如东道国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因素、基础设施建设等对区位选择的影响。

1.变量的选取

因变量：选取2005年至2014年间我国对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记作FFDI（万美元）。自变量：详见表。

表 自变量选取及假设

2.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收集了2005年-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以及其他解释变量的数据，选取了20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作为样本，包括：印度尼西亚、日本、新加坡、韩国、泰国、越南、阿尔及利亚、苏丹、几内亚、尼日利亚、南非、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墨西哥、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3.数据的处理与检验

（1）数据的处理

为了更好地将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转化为线性关系，减少计量模型异常点和残差的非正态分布及异方差性，本文对因变量和各自变量的观测值进行对数处理。为了方便下面的说明和研究，在这里给出一般的回归方程：

其中，αi为模型的截距项；分别为5个自变量的系数；i代表本次研究所选取的20个国家样本，i=1，2，...，20；t=2005，2006，...，2014；μit为随机误差项。

（2）数据检验与模型回归

第一步：作为一个参照系，首先进行混合回归，得到以东道国为聚类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差和普通标准差，通过对比发现两者差别不大，故传统的豪斯曼检验适用于此。第二步：对该面板数据进行豪斯曼检验，由于p值为0.0000，故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而非随机效应模型。这与预期相符，由于每个国家的投资环境不同，很可能存在一些不随时间改变的影响因素，这就是所谓的“个体效应”。第三步：进行组间异方差检验。沃尔德检验强烈拒绝“组间同方差”的原假设，即存在“组间异方差”。第四步：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处理异方差问题。通过辅助回归可以得到解释变量lnFDLt-1可以解释近37%的变动，残差平方的变动于lnFDLt-1很大程度上相关，最后进行WLS回归。

4.回归结果与分析

对比WLS回归结果与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可见，各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在使用WLS之后，变量的显著性得到了明显提升。WLS回归结果中，R2=0.67，F=70.15，对比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可知，整体拟合程度提高了。

lnGDP的系数估计值由-0.40改进为-0.14（其假设值应为正数）；lnRE的系数估计值由0.49改进为0.10（其假设值应为负数）；lnINF的系数估计值由-0.09改进为-0.01（其假设值应为正数），相比较而言，WLS回归使模型更符合预想。

lnFDIt-1的系数估计值为0.84，而且变量显著性很好，表明中国对东道国滞后一期的投资存量每增加1%，则对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就会增加0.84%。这与假设一致，即对外投资存在集聚效应，前期投资经验为后投资者减少投资风险，并可以降低信息壁垒。

lnTRA的系数估计值为0.27，而且变量显著性较好，表明中国与东道国的贸易额每增加1%，则对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就会增加0.27%，这假设也是相符的。FDI是企业参与国际化经营的高级方式，我国企业国际化遵循“先贸易、后投资”的原则。

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战略选择与对策建议

基于前文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与过去有所不同，也标志着随着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在逐步进入新阶段。根据Dunning（1996）对投资发展阶段理论（IDP）的各阶段区分，NOI代表一国吸引的国外直接投资与本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差额，近年来，我国NOI值呈不断缩小趋势，到2014年首次超过外商直接投资额，故我国FDI已经进入第4阶段。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廉价劳动力已不再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因此，产业升级和技术能力升级将成为政府与企业应重点关注的内容，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时候一方面要考虑投资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还应考虑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以降低投资风险。

因此，可以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布局，提高FDI投资效率。政府应加快制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规划，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上，不断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优化，以此来推动FDI的发展。企业应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主动将相关业务向东道国相应的产业集聚地和公司集聚地靠拢，通过跨国并购等方式培育大型企业集团。

参考文献：

[1]黄梅波.世界经济：理论、政策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

15：283-284.

[2]小岛清.对外贸易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421.

[3]杨震.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D].北京：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2013.

[4]李剑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5.

篇4

《中国投资》2013年第4期

近10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跨越增长，成为全球重要的海外投资者。2012年全球直接投资大幅下降18%，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却逆势上升，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增速达28.6%，成为全球境外投资的亮点。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国内发展环境的变化要求企业走出去利用外部资源，国际环境也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契机。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不排除借助对外直接投资渠道实现的虚假投资。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主要是由我国企业真实的对外投资活动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资本外逃的主要渠道。

大国资突围——《中国经济周刊》2013年第15期

虽然至今为止尚未形成关于“大国资”系统的、完整的概念表述，但在国资监管系统和理论界，所谓的“国资监管大格局”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包括金融、文化等所有领域经营性国有资产实行集中统一监管；二是中央、省、市三级国资委加强沟通和联动，上级国资监管机构加强对下级国资监管机构行使指导和监督职责。

有舆论推测，国资委的下一个10年或将迎来“大国资”时代。一个明显的信号是，“大国资”监管格局在国资系统内部被不断强调。

好管理，你不敢学——《商界评论》2013年第4期

组织犹如一间空房子，权力空间有限，管理者权力多一点，被管理者权力就会少一点。有为而治与无为而治，其实就是两者之间的一场权力博弈。关键在于，在假设的前提下，你的管理方式能否开出希望的果实。

近年来，国内一些企业在管理上的先锋实践令人兴奋，似乎让人看到了中国式管理的某些具体影像。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但是，他们走向成功的管理模式却各不相同。我们可以尝试归纳这些模式，进而看清中国式管理究竟路在何方……

移动互联云图——《财经国家周刊》2013年第7期

对整个世界来说，iPhone的意义并不只是成就了苹果和乔布斯的商业神话，更是让消费者完美地体会到，原来，手机可以这样玩，移动互联网也可以这样玩，这也让苹果在传统互联网爆发式增长20年后，接续了下一棒圣火。已被公认为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后，全面改变人类社会的“第三次革命”，从此脱离了市场的犹豫与踯躅，不可阻挡地到来。在此过程中，一场新旧势力更迭的大战席卷世界，所有人类社会现存的产业格局与社会形态，都伴随移动互联网发生了颠覆性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与生活方式落伍出局，新的产业生态和游戏规则喷薄而出。

篇5

一、价值链与价值链区位选择的意义

“价值链”最早是由美国战略学家波特在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的，他把企业内外价值增值的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基本活动涉及企业进料后勤、生产、销售、发货后勤、售后服务。支持性活动涉及人事、财务、计划、研究与开发、采购等，基本性活动与支持性活动组合构成了企业完整的一条价值链。

在价值链概念提出之前，学术界更多地把对外直接投资看成是在海外设立“企业”――一个在境外独立生存和竞争的、具有完整的价值创造功能的实体的问题来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现实并不符合。现实情况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设立的并非总是具有独立生存和竞争能力的“企业”，更经常的情况是，所设立的仅仅是一个在企业价值创造全过程中承担某一单项功能的“部门”或分支机构。也就是说从价值链层面看，对外直接投资实际上就是企业价值链的某一个(些)环节的活动被安排到了境外，比如在境外设立生产基地、研发机构或销售中心等。显然，从价值链特定环节而不是从总体企业整体层面来考察和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符合现实情况。价值链概念提出有着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它使得我们能够从价值链的每一个具体环节，而不必停留在企业整体层面来考察企业竞争力的源泉；另一方面，它也使得我们能够从价值链区位的跨国安排，而不是企业整体区位选择的角度来揭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本质。

企业实质上是一个在全球动态竞争环境中谋求长期生存和发展的竞争主体，对外直接投资是谋求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与企业竞争优势长期保持的源泉，是对企业未来竞争力的战略性投资，这才是企业对外投资的本质动因和核心目标，而传统意义上所说的优势驱动型动因(或者说是利润驱动)和优势创造型动因(包括市场驱动、自然资源驱动、信息资源驱动、学习驱动等)只不过是企业谋求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一个直接动因，或者说是传导动因，是企业动态竞争力循环中的一个具体环节而已。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本质动因是提升企业国际竞争优势，区位选择的“价值链”理念，就是围绕着如何增强企业竞争力来对区位选择及其布局进行设计的。将企业创造价值的各个环节分布在全球不同的区位，赋予不同区位在价值创造中的独特作用，围绕增强竞争力来展开，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的分布上能最大化的符合企业投资“动机”要求，从而使投资区位决策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长期性。在实践上，区位选择“价值链”管理的核心是将区位选择及其布局纳入“一体化”管理的框架。通过一体化管理，使区位选择及其布局在企业统一战略目标的指导下有计划地进行。各区位之间相互促进、相互配合，形成有机整体，产生整合协同效应，使企业获得最大化投资收益，增强企业竞争优势，从而使区位选择实现优化。

因此，“价值链”理念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优化提供了一条现实的路径，通过对我国企业区位选择“价值链”管理，有利于减少我国企业区位决策的盲目性和价值链环节过于集中的问题，弥补区位决策的盲区，强化决策目标的明确性，从而使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具有合理性；有利于增强区位结构的协调性，产生整体的协同效应，使我国企业应对区位环境变化的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得到增强。

二、价值链区位安排与对外直接投资

在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企业的价值创造功能相互不同，相应地，各个环节所要求的生产要素投入和环境条件也就各不相同。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产品研发、售后服务环节具有高人一筹的优势；我国、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在产品的生产、组装上具有相对优势；印度在软件开发、金融服务产业上具有其特有的优势。如果再进一步细分，我国在劳动力价格上具有比较优势；美国在高科技领域、产品设计和完善上领先其他国家；日本在产品生产运做效率上一直处于领先；欧美国家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有优势明显。因此，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优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就能够转化为企业价值链特定环节的竞争优势。跨国公司就会综合东道国区位在价值链某一环节的相对优势(与其他各国比较)与母国的某一环节相结合。由于一种产品的各个生产工序间是无法贸易的，因此要想在价值链上获得价值增值最大，就需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选择合适的东道国，将价值链不同环节分布在不同区位，以获取竞争优势。

在极端情况下，各区位的要素禀赋差异充分大，以至于跨国企业必须为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寻找一个最佳区位，如表1中的“”所示(即最优区位选择)。当然在现实经济中，企业价值链的某一特定环节可能同时安排在多个区位，如表1中的“”所示(即次优区位选择)，跨国公司在多个国家地区(A、C、E)设置装配中心；也可能把多个价值链环节集中在某一个特定地区，如表1中“”所示，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常常也是R&D、生产、营销和售后服务中心。“×”表示当前没有或很少选择的区位，“”箭头方向代表不同的价值链环节投资区位流向。

这样，传统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址问题，实际上就深化为价值链环节的区位选址与实现路径问题。由于不同国家的初始条件和不同企业的投资动因上存在差异，因此价值链环节的区位选址与实现路径问题就会有所不同。典型的表现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价值链区位流向的差异。一般来说，对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而言，优化生产区位以提高成本优势是首要任务，因此在价值链投向上选择发展中国家建立生产组装基地，以降低生产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相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提高技术研发能力是首要任务，因此在价值链投向上选择发达国家建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以缩小技术差距。实践上，近年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举向中国、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投资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向发达国家如美国、西欧的学习型投资也部分说明了价值链投向上的差异，但他们的本质动因都是一样，就是协调与优化价值链全球区位分布，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三、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

区位战略

就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言，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存发展的时间还很短，竞争意识和竞争战略的规划和实施能力还很弱，只有较少企业能够有意识地从价值链层面考虑投资区位选择与安排问题，多数民营企业目前仍然受“一企、一厂、一地”(即一个企业、一个工厂、一个地区)传统模式制约，从而不同价值链环节在对外投资区位布局上往往呈现出过度集中倾向。一直到最近几年，在电子和信息产业中的一些民营企业能够充分利用不同区位的独特优势，在全球布局价值链环节，从而有效增强了企业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如联想集团等目前已形成了技术开发一大规模生产一销售维修网络垂直一体化的对外直接投资体系。联想在纽约设立集团总部，在北京和美国罗利设立全球运营中心，在美国硅谷、香港、深圳、北京设有研究开发以及生产中心，各中心有不同的分工：硅谷是情报信息站，实时监控世界最大电脑市场的最新技术商业动态；香港承担主机板的新产品的开发与试产；深圳直接为香港服务，承担大批量的主机板生产，主要为降低人员开支。在销售环节，北京联想拥有国内销售网，香港联想拥有国际销售网并在其他14个国家建立了25个子公司，形成一定规模的国际销售网络。

可将“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大型的高科技民营企业，以联想、华为和中兴通讯为代表；另一类为非高科技(适用成熟技术)民营中小企业，以“走出去”的温州民营企业为代表；同时将企业价值链简化为研究开发、生产与装配和销售与售后服务三个环节。

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高新技术民营企业，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外国跨国公司有显著的区别。我国民营高新技术企业所处的母国是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东道国区位主要是发达国家，而外国跨国公司所处的母国是发达国家，海外投资东道国区位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这种区位上的不同，导致了中国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价值链各环节的区位选择与外国跨国公司有很大的不同，同时与中国其他非高新技术民营企业价值链各环节的区位选择也有很大的不同。从表3中可以看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已全面建立了全球化经营的战略，在全球各个区域进行价值链的安排，整合全球资源进行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价值链区位战略可以概括为：在发达国家研发，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在全球销售。而从表5中可以看出，中国民营适用技术企业的价值链各环节的区位选择：除在母国进行研发、生产和销售外，生产组装环节基本上不会安排在发达国家，有部分中低端非自主创新产品也在发达国家或地区销售。但相比之下，我国民营适用技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区位战略是以在发展中国家(东道国)建立生产和销售中心，以发挥民营企业的成熟适用技术优势，获取最大利润与市场空间。如温州双合盛鞋业有限公司到尼日利亚投资开办制鞋企业，是将价值链的最后一道工序搬到当地完成，而出口由原先的成品改成半成品。又如东鹰家纺(纳米比亚)有限公司是中国企业在纳米比亚经营比较成功的一家民营企业，该公司从国内进口棉布等原材料和加工设备，从南非进口棉芯，在纳米比亚设厂进行棉被、窗帘、枕头等纺织品的加工，产品主要销往南非、博茨瓦纳等周边国家，是比较典型的按价值链进行区位布局的民营企业。

从表4中可以看出，我国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价值链各环节的区位选择是：研发在母国和发达国家东道国齐头并进，生产在母国进行为主同时不失时机的兼顾发展中国家生产，销售则基本定位在发达国家市场，母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海外投资前期阶段较少涉及。显然，从表3与表4和表5的比较中，可以得出我国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外国跨国公司和中国民营非高新技术企业有很大的不同。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产品当前也很少销回母国，同时也很少销往其它发展中国家，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到发达国家投资的动因主要是学习国外知识、技术与管理经验，其试用开发的高端产品还不具备大规模生产条件；另一方面，在前沿技术战略基础上研发出来的创新产品(如华为公司的3G技术产品)在我国本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的空间还相对较小。

当然随着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消费需求的升级和产品生命周期的延续，高端创新产品可以在下一轮消费中实现规模化生产，从而在滞后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得到前期对发达国家投资消耗的补偿。另外，高新技术民营企业创新产品中很少在发展中国家东道国进行生产，很显然，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具备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中的成本优势，加上对母国的环境熟悉，创新产品的销售当前也不在发展中国家，所以没有必要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另外，也可看出，由于技术创新的风险大，研发过程寻求全球合作非常重要。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与外国跨国公司一样，基本上采取了国内国外齐头并进，同步研发的战略。

篇6

关键词：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 产业升级 促进

在开放条件下实现国内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参与国际直接投资。近年来，为了解决产业升级的困境，广东省鼓励企业走出去，借助企业国际化及对外直接投资促成产业升级与转型。而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能产生多大的效应，这方面仍然缺乏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本文基于对外投资理论，对广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做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一、理论回顾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升级间的联系是国际经济研究中较新的命题，邓宁（1958）和弗农（1966）最先触及该论题，他们发现美国等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促进了本国产业结构朝着资本与技术密集导向的调整。钱纳里与斯特劳特（1966）最早从结构主义原理提出了“双缺口模型”，认为引进和利用外资一方面有助于弥补储蓄和外汇缺口，另一方面能摆脱经济发展受国内资源不足的制约，从而推动国内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随后，钱纳里（1975）等通过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一般均衡分析以及经济计量模型，研究了101个国家与地区，并根据研究结果总结了基于不同经济水平的“标准产业结构”，为各国衡量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产业升级所处的阶段提供了参照系。小岛清 （1987）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主张对外直接投资从母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且依次进行，由此腾出国内稀缺的资源，以利于别的产业的发展，这也含有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外移有利于提升母国产业的意向。

早期理论的研究多是立足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效益最大化理论，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的兴起，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效应也引起相关研究的关注。坎特威尔与托兰惕诺（1990）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利用当地的技术资源优势获得逆向技术转移，从而促进母国的产业升级。

二、实证模型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目前大多停留在经验型归纳阶段，所用方法直观性较强，比较规范一点的实证分析则采用了简单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方法，但在模型关键变量选取上，则带有明显的简单化及随意化倾向。简单化的处理使得模型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而且也未能将影响产业结构的其他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等与对外直接投资相区别。为了弥补简单化处理的缺失，必须对产业结构和对外直接投资这两个重要的变量进行科学的选择与界定。对于产业结构，可沿用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概念。由于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较为齐全，对产业升级的带动效应可能反映在各个产业中，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产业转移、关联、竞争效应将使得各产业受到的影响错综复杂，所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可以采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作为因变量来度量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效应。由钱纳里“标准结构”引出的检验产业结构变化的模型如下：

其中W表示地区产业结构层次系数；Y表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N表示人口数量，主要考虑生产和贸易过程中规模经济的影响；F表示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的净资源流动，如进出口、储蓄、投资等因素；T表示时间趋势，用以区分不同时间段。

同时，在分析中我们将对外直接投资变量（ODI）加入钱纳里“标准结构”模型中。方程（1）中用于测度进出口、资本流动等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因子F将用ODI来表示。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故对ODI数额的度量将使用存量数据；同时，为了保持模型中各变量的可比性，在实证过程中将代入ODI存量占GDP的比重数据进行测算。

由于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不长，时间跨度较小，因此，在分析中将忽略时间趋势对模型的影响，故去除模型中虚拟变量项。同理，考虑到本文仅对广东省进行短时间段的数据分析，人口变动因素的影响可以忽略，因而在分析中将略去γ1lnNγ2（lnN）2项。

通过上述分析，方程（1）可以修正为两个半对数回归方程，分别检验在不考虑ODI因素以及考虑ODI因素两种情况下，诸因素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其中W为地区产业结构层次系数；Y为以美元表示的地区人均GDP数额，采用对数的形式；ODI变量使用ODI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表示。相关变量采用比值的形式可以消除通货膨胀等因素产生的影响，同时也可剔除地区经济规模大小的影响。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可能对2003年前后数据趋势的影响，数据时段取较近且较短的时段，这里仅取2003―2009年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本文实证所需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主要来源于商务部公布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其余数据则可从广东省统计年鉴获取。

通过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所示。

从表中可知，在未引入ODI变量的情况下，方程（2）中各变量的t检验量均超过了临界值，且对应显著性水平均达到了1%，表明人均GDP的对数项及其二次项对广东省产业结构升级的解释程度较高。同时调整后R2的值达到了0.77，F值达到156.24，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对钱纳里模型个别变量进行剔除后，模型仍然能够保持较好的解释力。在引入了ODI变量后，方程（3）各变量的t检验量仍然在临界值之上，其中GDP的对数项仍保持了1%的显著性水平，其二次项显著性水平有所下降，但仍在5%以上，引入的ODI变量所对应的t值达到了2.15，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诸变量都对因变量有着较高的解释力；同时调整后的值有所提高，达到了0.79，表明引入ODI变量后，诸变量对因变量的拟合程度有所提高。

由于方程（3）比方程（2）表现出更高的拟合度，且ODI项的系数为正值，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对外直接投资即ODI对广东省的产业升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结论。其次，从比较方程（3）中系数β1、β2与γ便不难看出，由于目前广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相对较小，在推动区域产业升级的多个因素中，ODI效应相对要较小。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只是推动广东省产业升级诸多因素之一，而并非全部。

三、结论

通过引入ODI等变量并对钱纳里模型进行修改，可以获得一个ODI与产业升级关系的实证模型。但由于目前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规模和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在推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ODI影响效应较小。因此，广东省政府应当继续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高污染低效益的产业，政府应制定适当的投资导向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对外投资，以此为高端产业的发展腾出资源，促进生产要素向新兴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同时，政府也应为企业提供优惠的投资政策与宽松的投资环境，激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动性，通过提高企业竞争力来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

参考文献：

① 明森，卢华，林红．福建省产业升级新思路:外向推动与外资结构调整[J] ．发展研究，2001（3）

② 茹玉骆．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对母国经济的影响[J]．经济评论，2004（2）

③ 靖学青．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对长三角地区的实证分析[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④ 古广东．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经济利益：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6

〔本文系广东远程开放教育科学基金项目“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项目编号：YJ0808）阶段性成果〕

篇7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环境产业

作者简介：龚清华（1977—），女，湖北武汉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在读博士，武汉工程大学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6.0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6-13-03

随着世界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和能源危机。在此背景下，人类开始反省原有的发展模式。世界各国纷纷开始重视能源和环境问题，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已经逐渐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环境产业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被列为支柱产业。我国环境产业发展较晚，仍属朝阳产业。我国应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突破口，引导FDI投向环境产业，借助外商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带来的先进技术、机器设备和管理经验等，大力发展环境产业。

一、对外直接投资对环境有益的理论分析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清洁生产技术和市场效率的提高等好处，对东道国的环境是有益的。

（一）污染晕轮效应（Pollution　halo）

Kevub　Grey和Duncan　Brank（2002）提出的污染晕轮效应认为：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由于在国内面对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拥有更先进的清洁技术和环境管理制度，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技术扩散和外溢效应，会把更新更清洁的技术和环境管理体系传播到东道国，为东道国企业采用相似的管理技术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也进一步推动了内资企业实施先进的环境管理体系。同时，跨国公司很容易受到来自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及消费者等各种渠道的压力的影响，基于跨国公司具备提高效率和传播知识的资源条件，以及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对外直接投资会提高东道国的产业环境标准，帮助发展环境产业。

污染晕轮效应是支持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产生环境正效应的解释性理论。国外的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相关研究。Eskeland　和Harrison　在对墨西哥、摩洛哥和委内瑞拉等国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使东道国降低能耗和使用清洁能源，并且会促进经济增长，　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用于环境保护。在一些部门，　特别是在能源部门，　通过节能型技术的扩散，　大大降低了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了东道国的能源利用效率，　确实存在污染光晕现象。

（二）环境标准竞优理论（Race　to　the　top）

环境标准竞优理论认为FDI会促进环境标准的提高。东道国恰当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被管制的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创新，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东道国环境规制越强，跨国公司的环保水平就越高，溢出效应也就越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还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其绿色消费理念传输给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消费者。同时，东道国由于有比较完善的环境政策，可以选择在一些污染密集的领域拒绝或限制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而在另外一些环保有益的领域允许一些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以促进本国环境产业的发展。

（三）内部化理论

内部化理论认为：生产的内部化是克服国际业务交易成本、规避国外市场风险和政府导致的市场扭曲等市场缺陷的有效方式。随着各国政府和消费者越来越关注环境友好产品（EPPs），跨国公司能够生产和提供此类产品成为重要的所有权优势。在环保方面拥有比较优势的跨国公司为防止由于市场交易导致环保技术扩散，从而削弱自身的竞争力，就会直接投资东道国进行内部化生产。内部化理论强调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溢出效应，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先进的环境管理机制；通过与供应商和转包商的合作，加快转移清洁生产方式，以便更有效率地利用资源，对改善东道国的环境产生正面影响。

二、环境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产业的作用

（一）环境产业的定义

环境产业作为新技术创新的动力与新的生产力增长点，对整个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带动作用，被视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在国际上，根据OECD和欧盟统计局给出的定义，环境产业（Environmental　Industry）是指为环境中水、空气和土壤的破坏，以及有关废弃物、噪声和生态系统问题提供测量、防治、限制，使之最小化或得到纠正的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它包括能够使污染排放和原材料消耗量最小化的清洁生产技术和产品，同时也包括那些与资源管理、资源开采和自然灾害有关的活动。

我国环境产业起步较晚，发展速度较慢，对环境产业的理解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内涵。1990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公布的《关于积极发展环保产业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我国对环境产业的定义。随后经过了几次修改和补充。目前普遍使用的是2004年我国环保总局对环境产业的定义。环境产业指为国民经济结构中为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恢复、有效利用资源、满足人民环境需求，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品和服务支持的产业。它不仅包括污染控制与减排、污染清理及废物处理等方面提品与技术服务的狭义内涵，还包括涉及产品生命周期过程中对环境友好的技术与产品、节能技术、生态设计及与环境相关的服务等。

（二）环境产业的发展现状

目前，全球环境市场预计达5500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占90%（美国、日本和欧盟占85%）。环境产业在1996—2000年增长了14%。许多分析师预测环境产业将继续增长。环境市场上最重要的部门包括水污染治理、废水管理及空气污染控制部门。发达国家环境产业饱和度高，市场增长缓慢，为3—5%；今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增长较快，预计年增长率达12%。　能源产品将成为市场增长速度最快的部门。

我国环境产业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一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的萌芽阶段。我国还没有提出环境保护的概念，环境产业的概念也不存在。不过，我国在重工业城市已经开展了废水、废气及废渣的治理工作，并在机械、冶金、建材、化工等行业开始从国外引进环保生产技术与设备，以满足各行业对环保设备的需求。同时，我国开始自行生产和研究小批量的废水处理设备，噪声控制设备等，并有一定成果。二是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的初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我国提出了环境保护的概念，并多次开展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阐述了发展环境产业的必要性，并相继建立了环境法规体系和环境政策体系，如198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等。此外，环境投资渠道增加，环境投资力度加大，都推动了我国环境产业的产生和发展。三是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的发展阶段。被发达国家称作“朝阳产业”的环境产业越来越受到我国政府和人民的重视，并将其发展作为我国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十大对策之一。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推动环境产业迈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随着环保执法力度和污染治理投资力度的加大，以及全国性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的环境产业领域不断拓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效益逐渐提高，环境产业逐渐成为热门产业。

从产业规模来看，从事环境产业的企事业单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2000多个增加到2006年的12500个。从环境企业数量增加的角度可以表明环境行业具有一定的发展前景。目前从我国环境产业结构来看，主要分为环境保护产品、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服务、清洁产品4个领域。我国环境产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沿长江以及中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具有环境产业地区性发展不平衡的特点，这反应了我国环境产业发展的快慢与各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紧密相关。今后，我国的环保工作要致力于实现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并重和同步；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等办法解决环境问题；国家进一步加大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建设规模，为我国的环境产业创造良好的市场前景和新的发展机遇。环境产业将成为解决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和物质基础，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产业的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外商企业在投资过程中给我国带来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管理经验，促进了我国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改善了我国的经营管理机制。

首先，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会伴随环境标准的国际化，这有助于我国环境产业学习和制定较严格的环境标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产品规模、科技含量、集约化程度、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比都有很大差距，所制定的环境标准比较低，跨国公司在跨国经营过程中会受到我国政府的关注。目前，我国越来越关注跨国公司在华的环境污染问题，对跨国公司的违规行为进行曝光，并将那些高污染及不负责的跨国公司拒之门外，因此跨国公司选择执行全球统一的环境标准会比较有效率。当跨国公司在我国选用全球统一的环境标准时，就有助于我国的环境产品和服务行业学习和相应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

其次，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对我国的环保技术会产生正的溢出效应。具体而言，当我国企业雇佣跨国公司原来的员工，特别是接受过公司环保技术培训的员工时，就相当于获取了我国无法提供的环保专业技术知识和正溢出效应；跨国公司的严格质量要求和技术培训的提供在一定程度上等于帮助我国上游企业改进了环保技术效率，对供应商也产生了溢出效应。

最后，跨国公司还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我国环境产业推动环境友好技术的扩散。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市场时需要克服许多障碍，比如，对我国市场、规制机构和本地风俗的不熟悉。一般认为，技术优势是跨国公司在面对当地竞争者的最大竞争力所在，在环保技术方面也是如此。我国的环境产业正处于产业成长期，在环境技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跨国公司投资我国的环境产业会达到双赢的局面。

三、合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发展我国环境产业的对策

环境产业作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市场前景非常广阔。但是我国的环境产业还处于产业成长期，与发达国家相比比较落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发展环境产业有着促进作用。所有我们要以合理引导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契机，大力发展我国环境产业。

（一）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投向我国环境产业

在国际上，通常东道国会对外国投资环境产业采取鼓励措施。例如，希腊规定外资项目若能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就可获得额外的15%的补贴；日本对外国公司引进环保设施也给予政府补贴，日本开发银行对于节约能源和防止污染的外国投资提供低息贷款。目前，这类鼓励措施被更多国家的投资法所采纳。

我国可以学习和借鉴这些国家的做法，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对外商直接投资投向我国环境产业。比如，我国可以通过金融、财政、管理等方面的措施鼓励外商投资环境产业。目前我国正在通过外资政策的修订与完善，以资源集约、产出效益和环境效应为标准引导外资流向，推动我国环境产业的发展。首先，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不但取消了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而且明确规定企业从事环境保护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并对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和节能节水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减免。其次，《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确定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如新技术、新设备，能够节约能源和原材料、综合利用资源和再生资源以及防治环境污染等项目。再次，为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引导外资企业采用先进的清洁生产工艺和技术，积极防治工业污染，国家经贸委组织编制《国家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导向目录》，已相继于1999年、2003年和2006年公布了3批具体的清洁生产技术。

总之，我国应通过制定与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的优惠政策，鼓励其加大技术转移的力度，积极引导跨国公司投资我国环境产业。

（二）完善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管理力度

我国的环境标准、法规与资本流出国不统一，而且执行偏差比较大。近年来，我国虽然颁布了很多环境标准，但总体上讲还很不完善，与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差距。我国还制定了不少环保法规，但是我国环保法规对违法者的处罚比较轻。在这种情形下，为了避免跨国公司在环境管理方面使用双重标准，在我国执行与母国不同的环境标准，造成环境污染隐患，我国应在外商投资领域制定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在立法方面，制定统一规范外商投资环境管理的条例；在外资法、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加强环境保护要求，鼓励外商采取高于我国环境标准的母国标准；在环境执法方面，应加强环境执法机构建设，加大环境执法力度。

（三）加强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发展我国环境产业

加强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对大力发展我国环境产业非常重要。第一，加强与跨国公司在环保项目方面的合作。我国可以在一批环境治理的工程和资源有效综合利用项目上，如在实施城镇污水处理、垃圾无公害处理、危险废物处理、长江上游污染防治等项目上，积极展开与跨国公司的合作。第二，加强与跨国公司在环境技术方面的合作。我国要大力发展环境产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环保友好设备和技术，鼓励与跨国公司在节能环保汽车、清洁煤技术及大型环保装备等方面展开合作。第三，加强与跨国公司在环保能力方面的合作。我国可与跨国公司共同开展中外环保人员培训、政策研究等工作，提高环保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同时，加强与国外环境科研人员进行环境学术交流，积极探索共同解决环境问题。

（四）提高公众保护环境意识，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发展环境产业，公众是永恒的推动力。首先，要让社会公众关注环境，提高环境保护意识。我国可以利用发行出版物或发动民间环保组织大力宣传环保知识，培养公众的绿色消费观念和社会责任感，使其在购买产品时不仅考虑到自身利益，也考虑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而拒绝有害环境的产品、服务和消费方式。其次，要让社会公众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我国有关环境法规部门应该在相关法律法规中目前规定社会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权利，并在机制上为公众创造参与环境保护的条件和渠道，使其能够自觉参与和监督跨国公司履行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五）注重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公平的竞争环境。我国应认真履行加入WTO后的承诺，对外商投资在环境保护方面给予国民待遇，加强其知识产权的保护。这将大大改善外商投资我国环境产业的环境，而且还有利于外商投资与环境保护有机的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　陆亚琴.外国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环境效应研究综述[J].思想战线，2009，（01）.

[2]　李延勇.跨国公司环境效应的理论解析[J].国际贸易，　2007，（02）.

[3]　任丽娟.我国利用FDI项目中的环境保护问题[J].商场现代化，2007，（02）.

篇8

不少学者认识到东道国开放程度会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通常而言，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大小是随着该国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这是因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而且，较高的开放程度意味着国内企业本身的技术能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同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进行竞争（蒋殿春、张宇，2006）。此外，出口的扩大可以使国内企业获得较多的利润，从而为国内企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设备的引进提供资金来源（何洁、许罗丹，1999）。但蒋殿春和张宇（2006）还指出，如果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过高，跨国公司就会对行业内的东道国企业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从而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果往往不理想。

尽管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讨论了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但是还没有人详细阐述这种影响的具体机制，相关的实证研究也缺乏理论基础。所以，本文首先对东道国开放度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具体机制进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赵奇伟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个包含制度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建立计量模型，就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根据计量分析的结果做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东道国开放程度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解释东道国对外开放度是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实现途径的。

1.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实现途径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包括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首先，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引起当地技术进步，带来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张诚等人（2001）认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第一，跨国公司采用先进技术对当地企业产生示范作用，或者通过增加竞争压力，迫使国内竞争对手谋求提高技术水平，并引起当地企业的模仿；第二，通过跨国公司的员工流向本地企业而实现技术溢出；第三，跨国公司子公司会以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等身份与当地企业建立起业务联系网络，从而通过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带来技术溢出。其次，跨国公司也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引致负的溢出效应。在进入初期，跨国公司通常会带来激烈竞争，改变当地市场的供求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当地企业受益于积极的溢出效应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线，但因为跨国公司扩大市场份额或将需求从当地企业转到其他企业，从而使当地企业维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产规模无法实现，结果是企业实际生产点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线向上移动，其实际生产的单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国公司进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低估人才的真实价值，跨国公司的进入就会从当地企业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负向的溢出效应。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描述外商直接投资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个完全竞争的本地市场中存在若干面临固定生产成本的企业。由于边际成本较低，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更大的生产规模，而为本地市场生产时跨国公司就将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迫使其削减产量。如图1所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使得本地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由AC0下移至AC1，但额外的竞争迫使当地企业的产量从Q0削减至Q1。由于现在当地企业只能在一个更小的产量上平摊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点，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是提高了当地企业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可见，如果竞争效应B′C′足够大，则即使存在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A′B′，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A′C′也会为负。

2.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

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可以从全球范围内进行融资和招募人才，当地企业就更有机会利用新技术，经由示范模仿、人员流动和产业关联等途径获取积极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面临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所以当地企业可以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中获取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缩小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使得当地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更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当地企业就难以达到最优的生产规模，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就会加大，限制了东道国企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正溢出效应。

东道国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可以用图1来说明。如上所述，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分别取决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则由A′C′表示。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会影响到企业的平均成本。如果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很高，当地企业不仅更容易获取所需生产要素，还可以面临更广阔的市场，从而比封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形成最优生产规模，在图1中AC1必然是该期内较低的一条平均成本曲线，当地企业充分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由于内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更为接近，跨国公司就难以大幅度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所以当地企业产量削减不会太多，Q0和Q1比较接近，故而竞争效应B′C′较小。这样的话，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就会为正，在图形上体现为C′落入A′B′线段上。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当地企业获取所需生产要素就越便利，企业的生产规模越趋于最优规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就会越大，C′就会越接近于B′点①。相反，在相对封闭的国家，当地企业就很难获取所需生产要素，技术溢出效应不会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线，而竞争效应则会使产量削减的幅度足够大，结果使得C′就会落在A′点之上，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为负。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对外开放的程度。

二、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影响的实证分析

赵奇伟、张诚（2007）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制度在内的内生增长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过影响国内研发部门的知识积累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途径产生影响。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理论模型进一步扩展，可以理解为包含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在内的制度变量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设1997年为时刻1）。

其中，被解释变量γYit为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中第i地区第t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工业总产值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1991=100）调整为实际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1997～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类似地，Hit为i地区第t年的人力资本存量，由各地区受教育年限的加权平均值来刻画。具体计算时，我们把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记为6年、9年、12年和16年，则各地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16①。所使用数据来自1998～2005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θit为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计算方法为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减去1。其中，劳动生产率表示为工业增加值与就业人员的比值。在这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外企就业人数单位为万人，两类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内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缺乏直接数据，由各地区工业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区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②。

openit是对外开放度。一国的对外开放度可以用外资依存度③来表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开放度还可以用一国的贸易依存度来表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1995），发展对外贸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这些都为东道国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创造了更多条件；此外，也有人综合考虑前面两个因素，用外资依存度和贸易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对外开放度（兰宜生，2002）。本文中选取的指标是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来表示open，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回归分析中的多重共线性。其中，进出口总额根据各年度汇率中间价调整为人民币计价,以和GDP单位相统一。进出口贸易总额、汇率中间价和各地区GDP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把openit和FDIit作为控制变量后，我们就可以用openit×FDIit来衡量受东道国开放程度制约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我们分别用两个指标来刻画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个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AFDI。所用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我们约定，使用FGDP时的计量模型为模型1，使用AFDI时为模型2。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开放度所决定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4年期间为负，即开放度相对于外资规模来讲相对较低。这个结论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断不一致，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已经很高了。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我们采用外贸依存度而不是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开放度，这显然会低估开放度的值；第二，兰宜生（2003）指出，尽管我国目前的名义贸易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但综合考虑经济规模、贸易形式差异、汇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实际贸易依存度并不高，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国内许多产业虽然贸易依存度很高，但没有形成较强的前后向联系，不能起到结构进步的“出口导向”作用。为了观测我国对外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动态影响，我们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计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0，2001～2004年两个阶段都为负，但是在第二个阶段负效应更为明显。这说明，开放度在第一个阶段相对于外资规模已经较低，到了2001年，随着外资累计规模的进一步增大，开放度相对更低了。

三、结论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由于开放度高的国家可以为当地企业提供融资、获取人才、以及接触外资企业上的便利，所以开放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可以获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不明显甚至为负。

第二，我们所提及的开放程度是个相对的概念，当开放程度相对于外资规模较高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正；而当开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发展比外资规模相对滞后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负。于是，这就出现了一国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不同时间段上的变化。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开放程度相对于现有的外资规模一直是滞后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在近两年已经全部为负。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有选择地进一步开放某些产业，特别是增加生产行业的开放度。另一方面，对某些外资比重过高的行业要对引资规模加以限制，保持适度的内外资比例，给内资企业以成长的空间。

[参考文献]

[1]何洁,许罗丹.中国工业部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1999,(2):16-21.

[2]蒋殿春,张宇.行业特征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6,(10):21-29.

[3]兰宜生.对外开放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2,(2):19-22.

[4]兰宜生.我国实际贸易依存度的评估与国际比较[J].经济学动态，2003,(8):17-20.

[5]张诚，张艳蕾，张健敏.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制约因素[J].南开经济研究，2001,(3):3-5.

[6]赵奇伟,张诚.金融深化、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7～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6):74-82.

[7]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朱立南执笔），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与适度外债规模[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5):1-11.

[8]Aitken,BrianJ.andHarrison,AnnE.DoDomesticFirmsBenefitfromDirectForeignInvestment?EvidencefromVenezuela[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9.No.3,June1999,pp.605-618.

篇9

【关键词】外资 经济增长 作用途径

近几年来，随着“中部崛起”概念的提出，中部各省市都在积极努力寻求发展之道，期望成为“中部崛起”的领头羊，抢占发展先机。本文通过对武汉市外资与其国内投资、对外贸易、劳动力就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五个主要经济增长途径之间的相关关系逐个进行实证分析，找出外资对武汉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途径。

一、外资对武汉经济增长作用途径的实证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与武汉市国内投资

我们对1990-2006年武汉市的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数据序列中的趋势，保证其平衡性和正态性，采用对数形式，即以国内投资lnDI为因变量，外商直接投资lnFDI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作滞后一期的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呈高度相关性，各项统计指标均是显著的，即说明，FDI每增加1%，可以带来国内投资当年增长0.4641%，次年增长0.4416%。从理论上看，外资的投入对东道国资本形成可能会产生挤入或挤出两种效应，即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也就是说，一方面，外资可以通过提高东道国的投资效率、乘数效应、动员当地储蓄等挤入东道国或地区的国内投资；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也可能凭借其资金技术方面的竞争优势，挤占东道国企业的市场，从而挤出东道国或地区的投资。从武汉市外资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武汉市固定资产投资产生了挤入作用而不是挤出效用。

2、外商直接投资与武汉对外贸易

选取1990－2006年武汉市进口总额(T)、出口总额(EX)及进出口总额(IM)为样本数据，将它们分别作为因变量，FDI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别考察外商投资对武汉市的进口、出口和贸易总额的影响。结果见表2：

回归结果表明，FDI与进出口额有较高的相关性，特别是对进口；FDI每增加1亿美元可使进出口分别增加1.3亿美元和1.084美元，进出口总额增加2.386美元。实证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对武汉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促进了武汉市对外贸易的增长。具体来说，一方面，武汉一直是我国的工业重镇，外商直接投资的一半集中于武汉制造业，特别是近几年来，众多世界性大企业将其全球制造中心放在武汉，促使武汉的国际贸易迅速扩张。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大大增加了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增强了武汉市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3、外商直接投资与武汉就业

仍然以外商直接投资lnFDI作为自变量，第一、二、三产业和总就业人数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以分析武汉市利用外资与就业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见表3：

以上回归结果表明，FDI每增加1%，会使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下降0.1%，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下降0.085%，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上升0.11%。FDI对第一、二产业都产生了负面作用，对第三产业产生很小的促进作用。武汉市外资与三次产业就业人数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FDI与武汉市劳动力就业相关性不大，且统计的结果是不显著。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地增加武汉市的就业人数。与外资相比，国内投资对促进就业的效果更加明显。

4、外商直接投资与武汉技术进步

在研究外资与武汉技术进步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应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技术进步在武汉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根据估计的回归结果，可计算出各年的技术进步率。设第一年技术进步水平为100，根据技术进步率可计算出各年的技术进步水平，以技术进步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以FDI为解释变量作回归分析，可得：

回归结果表明，FDI与技术进步水平相关系数为0.76，模型统计结果是显著的，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武汉市的技术进步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但从回归系数0.000546来看，FDI对技术进步的贡献作用还很小。其主要原因是武汉市外资结构中以港澳台投资为主，尤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居多，投资项目规模小，技术档次低，技术外溢效应不明显。因此，武汉市利用外资的整体水平相对较低。但从近几年外资结构可以看到，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投资项目规模大，技术水平高的来自欧洲的外资呈上升趋势，涉及的行业向高科技方向发展，武汉利用外资的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5、外商直接投资与武汉市产业结构升级

我们选择各产业产值占武汉GDP总量的比重（Ri，i=1、2、3）来衡量产业结构的变化，以FDI占GDP的比重（RFDI）衡量利用外资的规模变化，对其作回归分析：

武汉市外商直接投资主要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第一产业很少。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外资规模的扩大，第一产业比重逐渐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虽然统计的相关系数不是很高，但与外资的投向是一致的，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外资对武汉产业结构升级的加速作用。对于第二产业的回归结果，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因此不能简单认为外资投入与第二产业呈负相关。对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武汉来说，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传统工业的衰退，以前过高的工业比重必然呈下降趋势。外商直接投资中有40%以上投入到第二产业，其对武汉工业的发展产生的巨大作用更多的表现在质量上的提高。

篇10

本文在构建生产服务型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对我国生产企业进行样本数据筛选，整理出辽宁生产企业的有关数据集合，并依据该数据集合开展实证回归分析，重点分析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基础的辽宁省生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生产业（producer services）的概念是由Machlup（1962）最早提出来的，他认为生产业必须是产出知识的产业。现代服务部门分为消费业和生产业，其中生产业在生产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值得关注的是，本文所涉及的生产业不是直接用来消费的，而是指被其它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有关生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业竞争力以及生产企业与制造业部门的相互影响方面。

国内外众多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制造业部门市场需求越旺盛，生产企业市场竞争力越强、专业化程度越高，二者显著正相关。并且生产业与制造业生产的边际成本差异性是影响生产企业整体规模扩大的决定因素（刘培林、宋湛，2006）。梁莹莹、孟凡峰（2014）通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和Michacly指数考察不同国家生产贸易的比较优势，阐释金融服务发展对于生产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目前，国内部分学者基于微观层面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开始增加，如肖慧敏（2014）利用2005-2014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从企业层面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技术水平和产出增长的影响。顾露露运用市场模型评估1994-2009年我国157个企业海外并购事件的短期和中长期绩效。在服务业领域，Griffith等（2004）采用统计分析的方式以企业生产率为视角对英国服务全行业企业展开研究，认为相对于绿地投资而言，并购投资模式的服务业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并进一步分析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企业存在选择效应而非学习效应。Bush和Lipponer（2007）则对德国的银行业对外投资展开研究，并得到利润更高且规模较大的银行其海外活动越密集、国际化经营的可能性更大的结论。周旋和綦建红（2014）同样以银行业为研究对象开展研究，对认为在出口深度方面，我国银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追随客户现象。而赵先进等（2015）则认为对我国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选择模式主要集中于新建模式。由于受到数据可获性的限制，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从国民经济全行业范围展开企业对外投资问题的研究。以服务业企业为研究主体，尤其是针对生产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成果更为有限。

上述文献均侧重于生产企业核心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分析，或对生产业与制造业关系互动关联等从偏宏观视角剖析，而微观层面则主要着眼于对生产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性分析，并且研究范围存在区域局限性（田巍等，2012）。有关生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本文针对这一空白所做的相关研究以企业异质性为理论基础，同时基于辽宁省企业微观层面以生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信息为样本数据，对辽宁省生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展开研究。本文主要包含以下方面：一是利用将《境外投资企业名录》（以

下简称《名录》）与2008年度《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整合后的样本数据开展实证分析和检验，分析影响生产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二是按照企业所有制类型不同划分，考察不同所有制下的生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差异性；三是生产企业所处区域地理位置对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

生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来源

根据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本文样本数据的选取主要参考两套数据，一套是国家统计局2008年度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该数据库涵盖了我国广大内陆地区营业额达500万元以上的大中型制造企业，迄今为止，共收录了我国43多万家企业，所占比例达我国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该数据库的统计测度指标较为完善，统计范围比较广泛，但是却缺乏相关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数据信息，这对实证分析结果产生极大阻碍。针对这一问题，研究需要借用另一套数据来予以补充。该套数据库为《名录》，但是其中不足之处是《名录》中仅将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名称对外公布，却缺少统计投资总值的相关信息，但在实证检验过程中，并不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整体性。

为实现样本数据的规范性，本文剔除《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信息准确度不够的企业后，最终在样本数据库中保留了380543家制造业企业信息数据信息。把剔除异常样本数据处理后的2008年度《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按照企业名称相同方法与《名录》进行横向匹配，从而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制造业企业样本数据库。本文共收集到5601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信息，其中有1754家在2008年度以前获得国家审批资格。经过这一过程，按照四分位的国民经济行业代码原则将数据样本信息分布集中的企业予以甄选，从而得到辽宁省生产企业的样本信息。按照这一原则对样本信息进行处理后，共统计出106家生产企业，其中有18家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表1为106家生产企业样本的详细情况。

（二）各决定因素变量选取及基本假设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界定为生产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选择，并形成一个二元选择变量。当生产企业参与对外投资活动时取1，否则为0。本文将选取经济分析中经常采用的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对计量指标数据进行实证回归分析。

对于解释变量的选取，本文借鉴Melitiz（2003）、田巍、余淼杰等人已有的研究经验，将回归统计的解释变量定义为企业生产率、企业资本、企业劳动数量、企业出口强度、投资回报率、企业利润率及资本密集度等因素。

生产率。随着对异质性企业理论的深入研究，企业生产效率在企业是否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基于本文理论部分的研究，并结合Melitz（2003）等人的研究成果，生产率水平是生产企业决定是否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只有在企业生产率达到某一特定值时，生产企业才有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倾向。本文采用企业人均产出水平作为企业生产率水平度量指标，即为某一生产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与企业员工数量之比，并提出假设1：生产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与企业是否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呈正相关。

关于劳动，本文选用劳动者数量作为代表变量。当生产企业生产欲走出国门，投资海外市场时，意味着经营规模扩大，这一过程需要充足的人力资本支持。因此对生产企业的劳动力数量需求将会增加。因此，本文选取数据庫中全部从业人员数量作为衡量劳动的指标，并提出假设2：生产企业所拥有劳动力数量与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呈正相关。

资本。本文将选取生产企业的总资产作为测度其资本的指标，即企业总资产越多，可供其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的资本则越充裕。文中有关总资产的核算采用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计算标准，即全部为企业持有或控制的，并能够为企业带来预期经济效益的资产总额。具体而言包括全部流动资产、固定资产、企业债权等。在此本文提出假设3：生产企业的资本充裕度与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决策成正相关。

利润不仅是企业生产经营的首要目标，也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企业利润率与企业进行资本积累、扩大商品市场息息相关，将其作为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的测量指标对于企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企业是否拥有强大的资本是影响企业海外投资的关键。生产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所需资本则主要依托于利润的顺利实现。本文选用生产企业的销售额水平与工业销售总值之比作为测度其利润率水平的代表指标，并提出假设4：生产企业的利润率水平越高，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越强。

知识资本密集度。对于制造业企业部门而言，知识资本密集度是影响其市场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张博伟，2010）。具体而言，知识资本密集度对于增强生产企业的专业化程度，延长产业链，提高劳动和其它要素的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企业资本密集度提升对于促进企业在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的比较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提出假设5：生产企业资本密集程度越高，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倾向越强。

企业出口。在参考Bonaccorsi（1992）的研究文献基础上，可以得知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越大，企业出口强度越大。这一过程与国家间地缘成负相关。因此，与某些内向型企业相比，积极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生产企业将更拥有条件利用丰富的海外投资经验和东道国的资源开拓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在此，本文将采用生产企业出口贸易指标测度企业的出口强度，并据此提出假设6：生产企业的出口强度与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成正相关。

此外，为消除因所选指标所导致的计量回归结果的误差，本文将引进两类控制变量。其一，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将企业所有制类型引入计量模型，并依据资本类型将生产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私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其二，针对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将不同地区生产企业进行划分，具体而言将辽宁地区划分为辽东、辽西、辽南、辽北地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

（三）模型建立及回归结果分析

依据前文所述，本文建立如下经济计量模型，进一步研究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的辽宁省生产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影响因素。其中，被解释变量为生产企业是否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并设定Probit模型如下：

P（OFDIid=1│Xi）=（Xi）=Xii

在上述表达式中，下标i代表辽宁省某一任意生产企业；X为全部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为累积分布函数；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i为扰动项，并假设其服从标准整体分布。这样，P的概率可进一步表示为：

被解释变量是一个包含生产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概率p的自然对数函数，且有：Xi=ln（P/1-P）。

本文进一步对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表3的（1）中，对生产企业的劳动力、利润率水平进行回归分析，计量结果显示，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密集度越高，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倾向性越强，且资本和劳动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机会成本是0.38，这一点与假设相符，说明企业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密集度与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成显著正相关。为了确保计量回归结果的完整性、准确性和稳健性，本文采用逐步扩展解释变量来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在表3的（2）-（5）中，本文逐一添加企业利润率、资本密集度和企业出口强度等测量指标，回归结果与先前假设部分相符。具体而言，企业生产率越高，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倾向越强。但是在表3的（3）-（4）中，资本密集度代表变量的系数，却与原假设相反，即为负值。针对这一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其原因在于资本密集度对于辽宁省生产性投资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影响并不显著。在企业基于抢占国际市场份额的战略目标的驱使下，即使资本并不是十分丰裕，仍然可以通过信贷、融资等方式获得资本，进而实现生产企业选择开展对外投资业务。

为控制辽宁省生产企业所有制类型和其所处地理位置对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研究结果的偏差，在表3的（6）-（7）中引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在控制了影响生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解释变量后，相比于外资企业，辽宁省国有生产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明显高，与经济实力相对落后的辽西、辽北地区相比，辽南与辽东地区的生产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较高。而且，辽宁省出口强度系数为正值，这也与先前假设内容相符，即企业出口的经验与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倾向成显著正相关。同时，这一回归分析及结果也与之前的一些研究如JohansonVahlne（2003）、葛顺奇和罗伟（2013）等文献相符。

（四）稳健性检验

尽管边际弹性回归结果能够说明各解释变量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强弱，但是毕竟不同指标的变动幅度是存在差异的，这样可能会导致部分指标对投资选择概率影响的准确度出现偏差。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LPM模型的回归（过程略），且LPM模型与 模型边际效应的估计系数非常接近。同样地，投资收益率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并且生产企业的出口强度对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也再次证明了国际经验的获得对生产企业走出去所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资本回归系数次之，表明生产企业所拥有的资本丰裕程度在企业决定是否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另外，在投资动力上，国有企业明显要高于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如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等；位于辽宁东部地区的生产企业也明显高于其它地区。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相比之下容易获得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支持和政府的帮扶，同时位于辽宁东部地区企业的竞争优势也较为突出所导致的。回归结果再次说明，生产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和所属区位对投资概率的影响十分显著。

结论

本文将2008年度《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我国商务部公布的《名录》相结合建立成一个新的样本数据库，结合四分位国民经济代码原则将收集到的辽宁省生产企业数据，从微观信息层面研究其开拓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决策选项影响因素。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与辽宁省内向型的生产企业相比，企业生产率、劳动和资本等主要解释变量指标在回归分析中与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成正相关关系。即企业生产率越高，其参与海外直接投资倾向越高；企业劳动资本越多，企业越有可能参与海外投资，开拓国际市场；企业所拥有的资本豐裕度越高，企业参与海外投资的意愿更强烈。这说明企业生产率、劳动和资本是辽宁省生产企业走出国门的决定性因素。

其次，辽宁省生产服务性企业的利润率，资本密集度和对外出口强度与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成正相关关系。其中，企业对外出口强度对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决策具有关键的推动作用，这表明企业在参与海外竞争中所累积的对外投资经验将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便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