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并购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外直接投资并购，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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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对外投资发展越势

(一)对外投资概况

中国自1979年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在1979-2009年的31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生了巨大变化。197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只有50万美元，设立境外企业仅4家，1987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外直接投资突破了1个亿，达到了4亿多。此后，中国对外投资额多年徘徊，总是在几个亿的范围内波动。2002年，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又上了一个台阶，投资额突破了20亿美元，达到27亿美元；从这一年以后，对外投资迅速发展，2005年，我们又步入一个新的阶段，突破了100亿美元，达到了122亿美元；2008年，我们再上一个台阶，突破了500亿美元，达到了559亿；2009年，尽管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然有所增长，达到了565.3亿美元，在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达1.3万家(表1)。

(二)中国对外投资的趋势

2000-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快速，年平均增长率达67.34％，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外贸的增长速度。199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增长率是132％，2000年略有下降，此后各年都是正增长(表2)。2000-2009年的10年间，我们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如果按30％测算，2015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就将达到3000多亿美元，基本上可以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名。到2018年，将实现7000多亿美元。2008年世界上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就是美国，其对外直接投资也就是3000多亿美元，而且最近10来年，美国每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基本上都是排在世界第一位，有的时候1000多亿，有的时候2000多亿，有的时候3000多亿，我们如果能达到3000多亿美元，在世界上就排第一位了。考虑到未来十年中国对外投资不大可能每年都以67.34％的速度增长，所以我们以30％的增长率测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未来的发展规模，但30％的比例可能还是比较高，如果按10％测算，也就是说未来十年，假设每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0％，到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将达到1089亿美元，2018年达1450亿美元，应当说这个数字也是不小的。比较最近几年世界各国的投资数据，按10％的增长率来预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在世界上也是能排到前五名的。

从2008、2009年两年看，2008年中国对外投资额排全世界第12名，2009年列第5名；中国利用外资，2008年利用外资金额排世界第3名，2009年排第2名。把这两个方面加起来，应当说中国现在已经是国际投资大国。我们常讲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经济方面应当说排第2、第3就是大国了，现在我们投资方面也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但还不是一个投资强国。截止2009年底，我们在海外投资的累计存量为2400多亿美元，截止今年6月底，我们实际利用外资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把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存量和利用外资的存量放在一起做一个对比，比例现在是0.25：1，也就是1：4，这说明我们在海外的投资存量还是没有我们吸引外资的存量数量大。另外，我们在海外除了直接投资以外，还有间接投资，把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加在一起，中国在海外资产的总量已经超过了2万亿美元，在这方面我们也要研究如何使他更加安全，如何保值增值。

(三)中国对外投资潜力

投资研究专家邓宁把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与这个国家人均GDP数额连在一起，根据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对外投资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在人均GDP400美元以下的第一阶段和人均GDP在400～2500美元之间的第二阶段，对外投资的数量比较少；人均GDP达到2500-4000美元的第三阶段时，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加速发展，如果人均超过4000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将快于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人均GDP的数额差距较大，2009年，上海人均GDP已经超过11000美元，北京超过10000美元，天津为9000多美元，有的省5000多，有的2000多美元，贵州的最少，仅为1501.7美元(表3)，中国经济的地区发展确实有一些不平衡，人均GDP最多的上海与最少的贵州之间差距达7.6倍。依据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在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处在第二阶段的省(直辖市、自治区)有6个，占19.4％；处在第三阶段的有15个，占48.4％；处第四阶段的有10个，所占比例是32.3％。这样看来，中国80％左右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已处在对外投资加速发展阶段了，这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发展的阶段。一旦人均过了3000美元，对外投资你想阻拦也阻拦不了，这是企业自身的要求。200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3679美元，正常情况下，预计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5000-6000美元。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对外投资的实力将会进一步的提高，中国对外经济的发展将从以商品输出为主的阶段，逐步走向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并举的阶段。

从部分省2009年人均对外投资的数额看(表4)，上海人均对外直接投资有50多美元，北京是17.4美元，从人均来看，我们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额还是比较低的，对外投资的潜力是很大的。

从企业层面看，中国对外投资发展的潜力也是巨大的。2010年5月，中石油对外宣称，未来10年将投入600亿美元发展海外业务，这一家公司未来10年发展的计划就等于“十一五”期间全国商务发展计划所要达到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额。中国“十一五”商务发展计划是每年对外投资120亿美元，五年对外投资600亿美元。中远集团计划在未来三年，将向希腊投资51.31亿欧元，大体上为66.7亿美元，主要用于希腊港口的购买和改造。这两个例子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现在对外投资的动力、能力、欲望还是比较强的，企业对外走出去的层次，也将由商品输出、资本输出，逐渐发展到品牌输出和文化输出，渐进发展，逐步提高。

总之，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企业发展的动向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力是很大的，投资规模将快速发展。预计到2020年，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将达到6000-8000亿美元，海外企业资产将超过15000亿美元，跨国母公司数有望突破5000家，海外企业数量有望达到3-5万家，进入世界500强的跨国企业数有望达到50-70家。

二、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

海外并购是对外投资的一种重要方式，是我国对

外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海外并购现状

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达302亿美元，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的54％，也就是说我们有一半的对外投资是通过海外并购实现的；2009年，海外并购金额为17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的31％，有1／3的对外投资是通过对外并购实现的。这说明并购超过新建，已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近年来，中国每年海外并购达到几百件，涉及石油、有色金属、汽车、金融、电子、电讯等行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品牌并购。从海外并购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海外资产和股权等类型的并购是比较成功的，但品牌和技术并购基本是不成功的。

(二)品牌并购的误区

分析和总结近年来中国海外并购的案例，特别是海外品牌并购的情况，发现很多企业对海外品牌并购比较感兴趣，积极性比较高。但从上汽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北京京东方集团收购韩国现代液晶显示器，TCL收购德国的施奈德以及法国的汤姆逊，还有南京汽车收购英国的罗孚，联想并购IBM，以及其他的一些品牌和技术并购的案例可以看出，有的失败了，有的效果一般，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经过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海外品牌并购方面存在4个误区：

1　误认为购买品牌快于自己培养。事实证明，自主主导品牌和国际知名品牌必须自己长期培育，想一下买来一个大的品牌，不太可能。

2　误认为买来的品牌可以当主导品牌。这也是一个误区，买来的品牌一般只能当辅助品牌，主导品牌应自己培育。

3　误认为人家会将好的品牌和技术卖给自己。实际上错了，出售的品牌一般都是亏损的或走下坡路的品牌，蒸蒸日上的品牌、盈利的品牌是不会卖的。

4　误认为买来的品牌就可随心摆布。实际上，整合被并购的品牌的难度，不亚于整合一个被并购的企业。

(三)结论

经过研究中国企业在海外品牌并购的案例，总结出以下5点结论：

1　海外品牌并购不是中国企业培育国际知名品牌有效和主要的方式。海外并购是加快中国跨国公司成长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培育辅助品牌的一种方式，但不是中国企业培育国际知名品牌的一个有效和主要途径。要发展国际知名公司，发展国际知名品牌，怎么发展必须要好好研究，主要还应该靠企业自己认真培养。

2　国际知名品牌和主导品牌需要企业自己长期培育。从世界品牌发展史来看，大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品牌、主导品牌、知名品牌基本上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而不是买来的；在品牌建设上急功近利不行，想走捷径行不通，国际知名品牌也买不来。从美国、日本、韩国、欧洲国家来看，国际知名品牌需要长期的培育，通过品牌并购形成国际知名和主导品牌的案例比较少。

3　没有“血缘”关系的品牌当不了主导品牌。这里的“血缘”关系是指人家培育的，不是自己企业培育的，我们的一些企业误把并购来的海外没有“血缘”关系的品牌，当成培育国际知名品牌的主要途径。这实际上是把儿媳妇当成闺女了，但儿媳妇儿毕竟不是闺女，没有血缘关系，要求不要太高，否则就会产生婆媳矛盾。当然，这个比喻不一定很恰当，有的儿媳妇儿比闺女还好，但是这里讲的是一般的道理；闺女十月怀胎，有血缘关系，肯定是能说悄悄话的；儿媳妇是跟你儿子结婚，法律上领了一个证，成了一家人，不能把儿媳妇当成闺女；买来的品牌成不了主导品牌，只能成为辅助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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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劣势；发展策略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5 . 21. 068

[中图分类号] F830.5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5）21- 0131- 03

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既能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又能提升我国汽车业自身的生产制造技术，所以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形式以及范围都在不断扩大，所带来的成效也是相当显著，但客观来说，我国的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非常广阔的进步发展空间。目前，我国的汽车销售和制造市场竞争都变得越来越激烈，市场空间和盈利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进一步加强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开辟国外市场，才能使我国的汽车业获得更加长远、快速的发展。所以，应当正确认识当前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各种劣势，并对如何做好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探讨与实践。

1 当前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劣势

当前，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享有各方面的优势，例如外汇储备充足，不用过于担心投资资金问题，另外我国目前掌握着一些先进的汽车生产制造核心技术，这些技术在全球都有着较大的市场需求，最后还有我国的“十二五”规划也为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及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持与保障。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客观地认识到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各种劣势。

1.1 在汽车生产制造方面的创新能力不足

和一些汽车业较为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在汽车生产制造方面的创新能力还明显不足，自主研发、自主技术以及自主品牌都还相对落后，很多技术都需要从国外转移进来，这就使我国的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很可能在与汽车业发达国家的投资竞争中失利。

1.2 跨国经营管理人才不足

企业能否开展对外直投资并在对外投资过程中获得成功，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拥有一支高素质的跨国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只有这样，才能正确选择投资项目和合作伙伴，将对外投资企业管理得井井有条、兴旺发达。一直以来，在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投资过程中，跨国经营管理人才的不足成为制约中国企业国际化扩展的瓶颈。由于缺乏跨国经营管理人才，从而导致对海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不够，境外企业管理不到位，从而使对外投资失败[1]。

1.3 缺乏投资前的整体战略规划

国内很多汽车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收购，很多时候并不是考虑到目标企业是否是企业发展真正所需的，更多时候仅仅是因为行业整合中出现这样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能够给企业带来“光环”、“荣誉”等一系列与企业发展战略无关的东西。另外，由于我们一些比较大的汽车企业都属于国有性质，所以汽车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有时并不完全是市场行为。海外并购缺乏整体的战略规划，有时候连企业自身都不了解自己到底想要通过并购获得什么，技术？品牌？市场？人才？或者只是为了海外收购而收购，全凭了“走出去”的冲动[2]。

1.4 投资后的整合能力差

中国汽车企业在海外并购后，对于并购整合问题及可能带来的风险缺乏应有的认识。收购交易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并购的真正成功，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整合，企业实现协同效应，并购才能最后取得成功。并购后的整合包括文化整合、人力资源整合、管理整合、财务整合等等，其中文化整合是关键，但我国汽车业在投资后的整合能力较差，这非常容易导致投资失败，我国上汽收购韩国双龙就是典型的案例。

2 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策略

2.1 科学制定对外投资战略规划

中国汽车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应制定企业的对外投资战略和做好可行性研究，使海外并购能够与企业发展的战略相配合。

首先，要明确并购行为和被并购企业是不是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与企业进行协同，应当明确进行海外并购的动机是什么；其次，在收购前，还要进行详尽的尽职调查，确认目标企业是不是值得收购。

2.2 加快企业并购重组的步伐

中国汽车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快国内汽车企业并购重组的步伐，从组织、研发、品牌、生产、管理等方面提升企业进行海外大规模并购的整体实力。

第一，要加速国内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进程，实现产权的多元化；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深层次改革，减少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企业生产、投资与发展的干预；第二，要加大国内汽车产业并购重组的步伐，以形成既具有规模经济实力有具有各自特色的若干个大型汽车公司；第三，要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竞争力，从而拥有高技术含量的有国际影响的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和品牌；第四，要提高品牌意识，注意品牌的建设与维护。中国汽车企业应高瞻远瞩，看到品牌建设的重要性及长远效应，及时采取行动[3]。

2.3 加强投资并购后的整合力度

企业并购后能否获得真正的成功，关键在于并购后的整合行为。

首先，要基于并购前对双方企业的管理制度、财务情况、员工情况、文化差异等情况和东道国的文化、风俗习惯、法律政策等情况所做的系统全面的调研，制定详细的企业整合计划；其次，要按照整合计划，结合被并购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有步骤的有策略的整合。主要包括优势资源的吸收、再造和新公司在制度、管理、技术、文化等方面与本公司的融合。

2.4 提高投资风险防范意识

在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成功之后，我们自己的国内企业肯定会面临很多风险与压力，这些风险与压力可能来自于外交、法律、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如果企业在应对这些风险与压力的时候，表现得意识不足或反应迟缓，就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

因此我国自身企业必须要时刻保持对核心财务指标以及公司绩效、员工绩效的敏感性予以关注，对较明显的变化搞清楚原因并及时采取措施给予纠正，对东道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政策是否有变动以及对方政策的调整是否涉及跨国投资的利益等予以关注。

2.5 合理利用政府的各种投资信息服务

国内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考虑的因素非常之多，有时候一点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因素，都可能影响到投资的最终成败。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出现，国内汽车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之前，必须要全面收集相关的信息资料，了解对方企业和东道国政策、市场、社会的一切真实情况，避免盲目投资的情况出现。

不过国内汽车企业在信息收集方面的能力可能较弱，很难全面收集相关的所有信息，此时就应当合理利用政府的各种投资信息服务，谨慎评价投资可行性，科学制定投资规划，消除投资风险，确保投资成效。

3 结 语

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我国汽车经济发展和汽车生产制造技术提升的重要途径，在当前我们必须要客观认识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各种劣势，并加强对投资发展策略的研究、探讨与实践，以确保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效。

主要参考文献

[1]石云鸣.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技术获取路径――上汽集团并购韩国双龙的案例研究[J].技术经济，2013（3）：7-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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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连续24小时运营，这大大便利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最后，金融市场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投资全球化是资本及其相关要素（技术、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合理地流动，它主要表现为投资自由化、规范化以及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投资自由化和规范化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大大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化

长期以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占领国际市场一直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因此，东道国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发达国家倾斜，此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美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格局在90年代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大。1990～199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2625.7亿美元，相当于80年代的5.7倍，约占90年代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1%，比80年代高近7个百分点。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较大幅度增长，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规模、全方位推进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带来了压力

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使国际贸易渠道越来越通畅，但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自由，突破市场壁垒，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作为传统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减弱。而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显得更重要。获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知识、技术、技术人才等“创造资产”(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从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情况看，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198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总数为638.3万人，1989年增至662.2万人，雇员年均增长率仅为0.6%。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增长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万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万人，（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年均增长率高达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量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人数就从1983年的124.9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万人，在这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占其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雇员之和）的比重也相应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却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占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外子公司雇员工资年均增长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应地，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率则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科学技术人才进行研究开发，对降低其研发成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向欢迎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转变。剧变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也向国际资本敞开了大门，这样，80年代末以来，投资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投资自由化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层次。从单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外资政策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从各国外资政策和法规变化来看，仅1991～1999年，东道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和法规的调整多达1035项，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在实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大大改善了投资硬环境。从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不断增加。1999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达1856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达1982个，（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分别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贸组织多边协定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大大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断趋向自由化的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管理也在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这种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多边两个层次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区域层次的协调主要是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包含的关于投资问题的条款。这些包含在一体化协议中的条款多是具有强制性的，例如欧盟成员国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协议、1987年《东盟投资协定》、南方共同市场投资议定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层次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往往在于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和开业的限制，进而取消歧视性经营条件以及进行投资保护等。这一层次投资协调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国际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和引导投资，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序化。在区域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不断发展的同时，80年代中期以来，多边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也在不断加强。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一揽子”协议中包含了三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文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尽管这三个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国直接投资待遇的个别方面，但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两个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问题提出了总原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所有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条款”和“取消数量限制条款”不一致的投资措施。这三个法律文件一方面将会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将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外，旨在规范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多边及区域内谈判越来越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组织和主持下，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多边谈判或讨论正在进行。在1998年6月举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判各方同意由投资谈判小组制定一个包含广泛权利和义务的投资管理体制框架。南部非洲发展委员会、非洲国家组织也在就区内投资管理进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进行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经公布。MAI规定了透明度、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并对没收外资资产、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业绩要求及争端解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由于美、欧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而导致MAI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MAI谈判表达了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自由化和规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范化有向更广泛、更深入方向发展的趋势。

全球范围内投资管理的自由化和规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也为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也迅速发展。从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况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别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发展中国家股市的发展一方面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就地进行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贷款和发行债券给公司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有风吹草动，跨国公司也可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抽逃资金。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有效降低汇率、利率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主要表现是矿业、石油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矿业、石油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个百分点，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了26.4个百分点，制造业所占比重几乎没有改变，但制造业始终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与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配置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255.6亿美元，（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3.7%，大大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

与制造业相比，美国服务业所拥有的更明显的相对优势及世界各国经济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实体基础，而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则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直接原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为单边、区域性和多边三个层次。单边层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各国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宽限制；区域贸易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条款及区域经济集团与周边国家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这些区域集团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澳新自由贸易区及南方共同市场等；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多边层次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集中体现。首先，《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世贸组织多边协议之一，所有成员方都必须接受，这使服务贸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其次，《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以无条件多边最惠国待遇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对提供服务所需资格相互承认、实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员方所必须履行的一般性义务，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再次，就市场准入条款而言，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没有给市场准入下定义，但其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的6个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员在其承诺表中明确列出），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强，能有效减少纠纷并且便于监督。最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将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列入承诺表，承诺涵盖12个部门和155个分部门，而且对于每一个分部门，承诺又根据服务贸易的4种方式进行了细分，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所要求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其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

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以保险业和银行业自由化为例，发达国家已对直接保险服务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银行存贷业务的75%承诺实行自由化。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开放直接保险服务的50%，银行存贷业务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业存在作为对这两个行业影响最大的贸易形式，19个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在直接保险服务贸易中，除了对建立当地企业实体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对商业存在这种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个成员承诺对银行存贷业务实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是1982～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1990～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倍，超过了1983～1994年12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进入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兼并活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90年代，美国半数年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特别是90年代后4年，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过90%。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57%。尽管由于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存在跨期支付问题（一起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可能分几年支付），跨国并购当年的实际支付金额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但从90年代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无疑已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国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

第一，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市场与全球大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迫使企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快慢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跨国并购正是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及提高企业反应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国并购是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争夺国际市场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国并购能省掉绿地投资方式下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时间，使企业在东道国更迅速地建立商业存在；另一方面，跨国并购能使并购企业通过被并购企业迅速了解当地市场情况，获取企业经营决策所需的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而且并购企业还可以通过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迅速抢占当地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这比通过绿地投资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占领市场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规模的大小比过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风险，又可以通过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扩大企业规模，企业可以更好地应付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降低经营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通过并购一些有长期业务往来的企业，使以往的企业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风险；其二，通过并购扩大经营规模，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增强，至少可以降低对市场环境的依赖程度，这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其三，通过跨行业并购，并购企业可以快速开展多样化经营，有效分散经营风险。

最后，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巩固和迅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及技术创新能力可以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来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又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的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不得不设法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一个企业而言，提高技术水平主要有三种途径：加大本身的研究开发投入、谋求战略技术联盟及并购其他企业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技术和技术开发力量。不断地大量增加研究开发投入进行研究开发不仅风险大、周期长，而且研究开发所需的巨额资金即使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难以承担。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的同时，更多地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技术联盟和并购（包括跨国并购）相关企业来提高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但战略技术联盟这种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在联合研究开发的过程中，由于联盟各方技术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联盟成员不愿意看到技术泄密的问题；其二，在战略技术联盟中，联盟一方很难获得联盟其他成员的现有技术，战略协作的规模和范围都会受到限制。但是，通过并购方式获取外部技术资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战略技术联盟中可能出现的泄密问题，另一方面，并购企业还可以获得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进行研究开发的动态效益，以及获得被并购企业现有技术的静态效益。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国外企业技术及技术开发力量，正是90年代美国企业大规模开展跨国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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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企业 境外投资 现状 特点 建议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5-0187-04

前言

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在境外投资、上市或收购国外企业。“十五”期间，中国开始实施鼓励“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主动参与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截至2008年底，中国8 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74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12 000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 839.7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和经营取得显著成就。对企业而言，促使其走出去主要有四个影响因素：（1）“走出去”有利于中国企业更好地进入国际市场；（2）“走出去”有利于中国企业更好地获得发展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技术和资金；（3）外国也有不少企业愿和“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优势互补共同发展；（4）各国都鼓励引进投资，因政治法律因素差别，国家、地区的区分，使企业愿意走进政治法律环境好的国家和地区。

经验证明，“走出去”战略，有利于中国企业更好地实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明确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战略，对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意义重大。

一、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现状

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始于改革开放之初。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分水岭，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步伐明显加大，境外投资总额从2000年的20多亿美元激增到2001年的70多亿美元，形成第二次高峰。自2002―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65.7%。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559.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11%。这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500亿美元，达到200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水平。

2009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的2 28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33亿美元，同比增长6.5%。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2 200亿美元。

2010年，中国非金融类境外投资协议额49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16%。

二、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特点

1.投资存量规模不断扩大，投资覆盖的国家（地区）不断增加。到2008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 839.7亿美元，共分布在全球174个国家（地区）。

在投资区域，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相对集中。亚洲和拉丁美洲是投资存量最集中的地区（见下页表2）。2008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1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地区）有12个（见下页表3）。境外投资的这种分布虽然对开拓和巩固发国家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开发，不利于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施。

据专业机构分析，2010年，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呈现出三个重要特点：一是能源、资源、制造业仍为投资重点领域，在中方协议投资额中占大约83%；二是境外收购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最重要的方式，在中方协议投资额中大约占61%，比2008年提高36%；三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逐步提高。

2.投资领域不断扩展，行业分布日益多元化。早期，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仅限于与贸易有关的服务业，如维修、包装和运输等。有些贸易公司也从事一些加工型生产投资。后来逐渐扩展，到2008年末，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制造业聚集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九成（见表4）。3.从投资主体来看，国有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多元化的格局。国有企业占整个境内投资者的比重下降。有限责任公司占境内投资者的比重上升到50.2%，较上年提升了近7个百分点，位于境内投资者数量的首位。2008年，国有企业境内投资者数量占16.1%，较上年下降3.6个百分点，位于境内投资者数量的第二位。私营企业占9.4%，位于投资者数量的第三位。

不过，以存量来看，2008年末，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69.6%，有限责任公司占20.1%，股份有限公司占6.6%，股份合作企业占1.2%，私营企业占1%，外商投资企业占0.8%，集体企业占0.4%，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0.1%，其他占0.2%。

4.从境外企业的设立方式看，以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为主。到2008年底，中国有12 000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74个国家（地区）。从这些境外企业的设立方式看，子公司及分支机构占境外企业数量的96%，联营公司仅占4%。

5.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中央企业和单位占81.3%，地方企业占18.7%。2008年末，各省市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合计为275.4亿美元，占18.7%。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十位的省市区是：广东（86.85亿美元），北京市（25.1亿美元），上海（21.86亿美元）、江苏（17.27亿美元）、浙江（15.27亿美元）、福建（11.32亿美元）、黑龙江（9.94亿美元）、湖南（6.74亿美元）、辽宁（6.06亿美元）。

三、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对策建议

近十年来，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有很大的增长，但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境外投资存量还是偏低。到2009年底，美国海外资产存量为68 912 151亿美元，日本约为34 500亿美元，而中国境外投资累计为2 200亿美元。

今后，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更深地融入国际经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还将快速增长。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长期保持顺差。而外汇储备，也从1993年的211.99亿美元，一路攀升，央行2011年1月11日《2010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指出，到2010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8 473亿美元，同比增长18.7%。充足的外汇储备，为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另外，政府将创造更加宽松的外部环境，为企业提供财政、金融、外汇、税收等国际通行的投资促进服务，企业进行境外投资，将更加便利。

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应注意以下问题：

1.不要过分依赖跨国并购，而应该综合分析，周密考虑，采用多种方式进入国际市场，降低海外投资的风险。在当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跨国并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数据显示，1999年，中国的跨国并购金额只有6 000 万美元；2005年达53亿美元；2008年增加到302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总额的54%。2008 年和2009年两年的并购额超过了此前八年的海外并购总额。国际经验表明，并购后几年内的成功率只有30%，以小博大的并购成功率更是在10%以下。面对跨国并购的浪潮，中国企业要冷静对待，切忌急功近利，得不偿失。

2.在境外投资的重点上，要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各类资源的获取是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重点。这里所说的资源，既包括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生产性资源（先天性资源），如石油、铁矿、木材等，也包括获得性资源，如高精尖技术等。从当前的动向看，对外资源性资产并购相当活跃。从中国铝业宣布有意注资力拓开始，到五矿集团收购澳锌矿公司，到广东顺德日新收购智利特大铁矿，再到中国铁建与铜陵有色联合收购厄瓜多尔铜矿等，都是海外资源寻求型的并购，反映了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长期趋势。

3.发展联合并购，避免自相残杀。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银行业和石油业，已多次出现国内企业竞购资源性资产，导致两败俱伤，渔翁得利。因此，注意协调企业的海外并购行为，发展联合并购。如中海油和中石化以13 亿美元联合收购美国马拉松石油公司持有的安哥拉一石油区块20％的权益。这笔交易是自中海油185 亿美元竞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失败后，首次成功收购美国石油公司的资产。这是值得仿效的范例。

4.要选准投资的产业定位。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境外不同产业应选取中国有优势而对方相对薄弱或地方欢迎投资的产业。如印尼、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前苏联和东欧的部分国家，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森林和渔业等领域需要投资量较大，力量比较薄弱，中国企业容易进入，中国在家电、机械、纺织、轻工、电子通信等行业在上述国家和地区都具有比较优势，支持和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到这些国家投资办厂，开展境外加工装配，一般会取得较好的效果。发达国家在信息、电子、生物工程等朝阳产业方面具有优势，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投资或合资建立和收购产研结合的企业，利用当地的技术和专业人员共同开发和制造高科技产品，对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增强竞争力，扩大市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5.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目前中国企业境外独资建厂或收购百分百股份，遇到的困难很大；而合资和收购部分股份（包括控股）则比较容易一些。此前提是必须做好可行性论证并精心选择好合作伙伴。否则容易掉入合资陷阱。收购部分股份或选取好的合作伙伴共同并购可以帮助中国的收购企业弥补整合能力方面的差距。

参考文献：

[1]中国商务部，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200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Z].

[2]卢威.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现状及未来展望[J].中国市场，2010，(22)：67-68.

[3]王红茹.海外并购的喜与忧[J].时事报告，2010，(5)：63-66.

[4]商务统计[EB/OL].中国商务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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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达国家对跨国企业并购当地企业的管制情况

跨国并购的历史，可追溯至上个世纪的5次全球性并购浪潮，基本都发生在西方国家。从过去几十年间FDI的流向数据就可以看出，虽然在最近一些年间，FDI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有了充分的发展，可是占据FDI和跨国并购活动的主体仍然来自发达国家。至今为止，仍有约80％的跨国并购发生在发达国家经济体。(参见图)

(一)美国针对跨国并购的管制

美国针对跨国并购的管制主要依靠其复杂的法律体系，之外还有一些针对行业的特别限制条款。

就法律而言，因为美国是世界上并购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也是针对并购的法律体系最为复杂的地方。不过美国并购法律体系并未对外国人和美国人进行区别对待，而且美国没有独立的外国投资法律体系。因此，对跨国公司并购进行直接管制的法律法规并不存在，美国的并购法律体系适用于任何企业并购。

1　美国调整并购的法律体系与执行机构

(1)联邦反托拉斯法。美国是最早对公司并购进行法律管制的国家，其反托拉斯法以“有效需求论”为基础，塑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反对垄断，保护消费者利益，其法律体系主要包括1890年谢尔曼法、1914年的克莱顿法及在这之后颁布的若干修正案。

(2)联邦证券法。由《1933年联邦证券法》、《1934年联邦证券交易法》和《1968年威廉斯法》三部法规构成。《1934年联邦证券交易法》决定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实施证券法案、管理证券交易，监管市场。而《1968年威廉斯法》正是有关并购的联邦证券法的核心，该法对通过证券交易所逐步收购和通告发出收购要约一次性收购作了规定。

(3)州一级的并购法律。州并购法律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敌意并购进行限制或惩罚，主要表现在对目标公司的反并购行为予以法律上的承认或支持；规定对敌意并购行为进行惩罚；或者干脆直接通过立法防止敌意并购行为。在执法过程中，普遍的倾向是对外国并购公司施以更加严厉的限制。

(4)政府颁布的并购准则。美国司法部为了便于执行反托拉斯法，每隔若干年就颁布一次兼并准则，用于衡量什么样的并购可以被批准，什么样的得不到批准。

在美国，执行并购法律的机构是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以及各州的有关部门。

2　对跨国并购的特殊限制条款

按照国际通行惯例，除了在一些特殊领域，如国防工业、金融、保险、通讯、广播、交通运输等对外资实行一定的限制外，在其他领域，外资进出自由。

(1)国家安全。外国公司欲并购的美国公司如果涉及到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产业，该项并购将受到特殊的审查，执行审查任务的机构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认为该项并购威胁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外国投资委员会将就此并购提请总统审查。美国国会甚至至今还试图使该修正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经济安全”领域。

(2)航空。外国公司对美国航空公司的收购不得超过25％的股份，航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美国籍的董事比例不得低于2/3。

(3)海运。外国个人、公司或政府在该美国船运公司的股份不得超过25％，否则就取消沿海、内河航运权。未经联邦运输部长的批准将在美国注册的船舶出售给外国公司，属于违法行为。

(4)通讯、金融、原子能等也有限制。美国对跨国并购管制的主要特点是：外松内紧，表松里紧。看起来比较容易的宽松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下，外国人想要进行跨国并购，具体实施远比想象的复杂，特别是并购管制中的一些技术问题。

(二)英国针对跨国并购的管制

英国基本属于一个投资完全自由化的国家，除了某些行业如运输、船舶、广播等特殊部门，许可外国投资者在其境内自由投资。所以英国没有特殊性的外资政策和外资法律对跨国并购活动进行监控，跨国并购活动被当作同国内的经济情况一样，受到英国法律对于并购方面的调整和规制。

英国对于并购的规制主要依靠其于1973年设立的《公平交易法》为主体。有关公共利益的实质性标准得以在、此法律中体现，主要看并购是否符合英国的公共利益，是否妨碍有效竞争，是否影响就业率，以及效率和支付的平衡。具体评判标准有5条：是否有利于保持和促进英国市场的竞争局面；是否有利于提高消费者权益；是否通过竞争促进了新产品的开发或成本下降；是否有利于产业和就业的平衡分布；是否有利于保持和促进英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实力。

从实际的情况看，只有很少比重的并购案例受到严格的审查。英国针对并购的总的控制比较宽松，即使1998年英国进一步希望加强对于跨国并购的监管，可是受到欧盟政策的影响，相关内容并没有很大的转变。

二、发展中国家针对跨国企业并购当地企业的情况研究

(一)韩国对跨国并购的政府管制的做法

韩国是这些年来亚洲发展最快最好的国家或地区之一，而且韩国是个相对比较开放的国家。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得利于其较为稳妥的外资政策。仔细观察韩国的外资开放近年来的过程，可以体会出他们的慎重之处。1984年，韩国通过修改《外资引进促进法》，放宽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外商可以在472类产业进行投资。到了1988年，韩国政府进一步放宽开放领域，将可以供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扩大到762类。

1993年6月，韩国政府颁布《开放外国人投资五年计划》，提前一年时间向外商预告的方式分期、分批、按照类别逐渐开放市场。到了1997年，将禁止外资直接投资的范围缩小到92类，使外商投资的自由化率提高到93.4％。1998年，韩国通过立法，准许外国人并购韩国企业。同年5月，韩国进一步通过立法《外国人购买和拥有不动产法》的修改，放宽了外国人购买韩国不动产的限制。1998年4月，韩国又把对外资开放的领域中加入了31个新的产业。一直到1998年底，除了国家安全，文化相关的21个产业，韩国政府所开放的领域已经达到了OECD发达国家的标准。韩国政府的分阶段、分批次、有步骤对外资开放领域的拓展方式，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民族产业受到外资的正面冲击。

(二)拉美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并购的政府管制的做法

近年来，伴随着跨国并购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国家的增多，许多国家的对外投资特别是跨国并购政策有以下一些动向：

第一，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保护、鼓励和促进。由于外国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并购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日益得到认识，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国家普遍在努力吸引包括以

跨国并购方式进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跨国并购的投资自由化政策。近年来，这些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保护，取消了对外国投资的某些限制，扩大了开放的领域，增加了促进投资的措施，提高了外国投资的待遇。这些政策取向也反映在近年来签订的双边和多边与投资有关的协定中。例如，在1998年下半年和1999年，智利与墨西哥之间以及欧共体成员国与墨西哥之间签订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就体现了减少限制和自由化的趋势。东南亚的东盟和拉丁美洲的南锥共同体市场这些区域集团的形成促进了跨国并购的发展。

第二，保留了对跨国并购的某些限制。世界各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管理和法律框架一般来说也适用于跨国并购。在取消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后，允许收购国内企业的多数股权。但与此同时，仍有许多国家，包括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并购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保留了东道国针对跨国并购的各种政策工具，其中包括对于跨国并购的特别批准要求。这方面有代表性的就是马来西亚政府对跨国并购采取的政策。马来西亚政府专门针对跨国并购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1，应当直接或间接导致马来西亚人更加平等地拥有所有权和控制权；2，在马来西亚人的参与程度、所有权和管理、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就业、出口、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和品种、经济多元化、当地原料的加工与提升、培训、效率以及研发活动等方面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净经济利益；3，不应对国防、环境保护和区域发展等方面的国家政策产生负面影响。比如在墨西哥，在绝大多数行业对外资开放的情况下，规定外资不可以进入石油开采、天然气、铀处理、核能利用、铸币、发电和电力供应、铁路、无线电、放射物矿产的开采等。另外，由墨西哥公民所进入的林业、汽车运输业、海运和空运也是外资被限制的领域。

第三，金融危机迫使东道国放宽对跨国并购的限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1998～1999年，亚洲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5个国家的跨国并购迅速增加，占了亚洲跨国并购总额的60％。这5国中有4个是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的银行业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不得不靠外国投资对银行业进行重组，从而推动了大规模的跨国并购，使金融业成为危机之后外资收购的最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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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国 直接投资 制约因素

美国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2004年底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0182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20.74%。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主要为大型跨国公司，这些大型跨国公司往往具有资金、技术、品牌、营销网络等方面的优势，其投资企业在技术外溢、促进东道国经济转型、带动东道国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等方面较一般外商来说往往能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因而成为世界各国吸纳外商直接投资优先考虑的对象。目前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仍然较少，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05年底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存量为168.77亿美元，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0.82%，在亚太地区落后于美国在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等经济体的投资存量，居第6位。本文主要对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供我国有关方面参考。

居民消费水平偏低制约了美方市场寻求型投资

据CIER1994年的抽样调查，68.9%的美商在华投资企业将中国市场规模作为影响投资决策的三大原因之一，而在所有在华外商投资企业中比重只占36.3%。据CIER1996年抽样调查数据推算，美国在华投资企业产品本地销售比重达到84.5%，较其他来源的外商投资企业高出30%以上。广东是我国出口依存度最大的省份，根据1998年对广东401家外商投资企业的调查显示，美资企业平均出口少，仅占27.28%。

我国虽然经济总量较大，但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很低，2005年人均GDP为1352美元，仅相当于同年美国人均GDP的3.21%。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人们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大，消费谨慎。近5年来，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近10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将近20个百分点。我国居民财富分布高度集中，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06财富报告》数据，我国0.4%的家庭（大约150万户）占有了70%的财富。由此可见，我国居民总体消费能力大大低于美国，只有少部分居民具有高档商品的消费能力，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必须根据中国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和偏好调整产品设计和产品结构。这一方面增加了投资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造成一些垄断优势（如技术）难以发挥出来，影响投资者最大程度地获取垄断利润。据CIER1995年对56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抽样调查，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中有55.4%根据本地需要生产与母公司完全不同的产品，与母公司生产同类且档次相同产品的企业占 7.1% ，与母公司生产同类但档次较低产品的企业占 10.7% ，没有一家公司生产与母公司同类且档次更高的产品。

技术落后导致对美方投资先进技术产业配套能力不强

制造业是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领域。与我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不一样，由于与我国相距较远，出于成本节约的需要，作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投入的中间产品（原材料、半成品）更多地取自中国内地，其产出的中间产品也更多地在中国内地销售，CIER1996年所作的抽样调查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制造业主要行业总体技术水平比美国等发达国家落后15~20年，骨干企业的生产技术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一般为5~10年，关键技术的差距更大。美国等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一般在5%~10%，这些大型跨国公司垄断了全球绝大多数的技术创新成果。我国企业研发费用投入普遍较少，大型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多数仅占销售收入1%左右；同时，研发人员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独立的科研机构，企业研发人员少；此外，在研发管理方面普遍水平不高。因此，我国企业产品开发能力普遍较低，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

中、美两国企业生产技术、研发能力的差距对美国跨国公司在华制造业投资具有制约作用。在美国国内已经成熟和标准化的生产技术不少在我国仍然属于先进的技术，我国企业仍难以与之形成产业配套，从母国或其他国家地区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或向母国和其他国家地区出售中间产品成本又太高。

高素质人才缺乏导致不能满足美方直接投资的需要

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同时成本相对较低，是吸引美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进行推算，2003年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附属机构人员年度平均成本为8298美元，同年美国跨国公司所有国外附属机构人员年度平均成本为34716美元，前者不到后者的1/4。但由于美国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更高，与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其对华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往往更高，相应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更高。

目前我国一方面创新型人才缺乏，以微软公司为例，2003年底在中国成立亚洲工程院，其主要功能是把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科研成果开发成关键技术，并孵化出核心产品。按照当初的设想，微软亚洲工程院在2003年7月份应该招聘到位100名软件工程师，可最终从1万余名应聘者中只招聘到50多人。另一方面则是技能型人才的缺乏，根据美中商会的抽样调查，熟练劳动者的短缺是美商投资中国的主要障碍，在投资沿海的美商中，有 1/3 以上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沿海地区是中国文化发达的地区，劳动力的素质相对较高，其他地区可想而知。技能型人才的短缺是我国长期忽视职业教育的结果，目前中央政府已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2005年9月国务院原则通过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但目前不少人还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将职业教育看成是低层次的教育，十分不利于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制约了美方在金融保险业的直接投资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采用北美行业分类标准，即naics），截至2005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行业依次为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制造业、金融保险业（不包含储蓄业），分别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30.25%、21.91%和19.11%。截至2005年底，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直接中控股公司、制造业、金融保险业（不包含储蓄业）分别占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存量7.55%、52.38%和0.08%。控股公司比重显著偏低，反映出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规模还不大，一些跨国公司尚未在华设立控股公司统一协调附属机构的行动。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中高度聚集，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在吸纳生产型外商直接投资方面采取特殊的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税收优惠、土地使用价格（租金）优惠等方面。美商在华直接投资在金融保险业分布极少，主要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商投资金融保险业予以限制，目前证券公司外资比例仍不得超过1/3，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外资比例控制在49%以内，寿险保险公司外资比例不得超过50%，禁止外商投资期货公司。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05年美国对我国金融保险业（不包含储蓄业）直接投资为0.09亿美元，仅占当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的0.56%。根据我国加入wto做出的承诺，外商投资金融保险业的限制在不断放松，但放松是逐步的，美国跨国公司今后在金融保险业的投资增长也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企业并购难度大制约了美方通过并购进行直接投资

相对于新建投资来说，跨境并购能够迅速形成生产能力、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降低市场竞争程度，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进入方式，其重要性超过新建投资。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统计，1987-2002年期间，美国跨境并购收购额达9910亿美元，相当于同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4。美国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潜在对象主要是我国各个行业中的骨干企业，这些骨干企业大多数属于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企业，这些企业的并购难度比一般的私营企业难度更大。一方面，因为这些企业的并购把握不好可能导致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无形资产的流失，可能威胁到国家相关产业的安全，因而审批条件更加严格、审批的过程更为谨慎。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并购活动往往会因触犯在职管理人员及相关政府部门实际上对企业享有的控制权收益而受到阻扰；并购发生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督，在职管理人员及相关政府部门操纵的现象普遍存在，外商难以得到公平的竞争机会。外资进入我国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资，1994~2003年期间，外商在我国并购额185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4.2%，2004年外商并购型投资达到创纪录的67.68亿美元，也仅仅相当于当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1%，表明外资在我国实施并购的难度仍然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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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2300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1.2万亿美元，遍布174个国家和地区。

9月9日，在厦门举行的2010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与风险管理论坛上，商务部及外经贸专家一致认为，境外并购将成为中国资本全球化的重要形式。同时，他们也提醒说，中国民企“走出去”必须关注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不同与变化，防范风险。

大步“走出去”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到高速发展时期――连续8年，中国对外直投保持着增长势头，年均增速高达48.6％!

200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37％，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却逆势增长6‰，投资净额565.3亿美元，在全球打乍名升至第六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首位。商务部副部长王超在论坛上指出，由于中国经济在此次金融危机的良好表现，使许多国家更加重视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这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空间得以拓展，全球化经营的机会进一步增加。

9月7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2010～2012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也指出，2010～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势头令人瞩目，超过德国、英国、法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最具潜力的对外投资国。

“去年全国人均GDP已达3679美元，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达5000～6000美元。而一般说来，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达到2500～4000美元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增速将超过吸引外资，超过4000美元后，对外投资将高速发展。”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卢进勇在论坛上指出。

这意味着，10年后，中国将彻底成为对外投资的现实大国。对此，中国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局长刘作章表示，中国正经历从以“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行的转变，“走出去”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必然选择。

海外并购竖民企品牌

在直接对外投资中，比起征地建厂的“绿地投资”，跨国并购速度更快，投资周期更短，因此也更受对外投资企业的青睐。特别是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收购国际品牌实现对外投资的同时，也对企业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大有裨益。

去年中国的海外并购在对外投资中占比仅为31％，与发达国家70％的占比还有一定差距。而今年以来，中国企业在采矿业、汽车制造业、IT产业、服务业和清洁技术产业等领域，陆续都有引人注目的境外并购案例。

在海外并购案例中，民营企业的身影频繁闪现。特别是吉利迎娶沃尔沃。实现技术水平和品牌效应的大幅提升。被视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投资的成功范本。

“不过，中国民企海外并购风险大，尤其是品牌收购，企业家别把儿媳都当闺女养。”卢进勇教授提醒说。他认为，并购企业风险大，品牌并购风险更大，别人的好品牌不会轻易拿出来卖。目前中国企业并购品牌仍存四大误区：以为收购品牌定会快于自己培养；把买来的品牌当做主导品牌；以为卖家会把好的品牌与技术都卖给自己；以为买来的品牌，自己可以随意摆布。

同时，民企对海外投资的经验较为欠缺，且资金实力不如国企雄厚，因此风险更大，需更谨慎。此外，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还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出口信保公司副总经理刘永信说，比如文化差异、他国投资保护等因素。

“一个诱人的项目，也可能意味着相当大的风险。风险评估、可行性评估都不可少，还要寻求政府部门支持。”卢进勇教授为有意投资海外的中国民企支招，　“商务部有对外投资国别指南、中国出口信用保险有国家风险报告，民企可借此初步了解投资意向国，然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所开展后续事项。”

看指南评风险学经验

“9・8”期间举行的中国对外投资促进国别报告会暨投资环境说明会上，由中国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组织编写的英国、德国、芬兰、土耳其、芬兰、新西兰等6本对外投资国别报告正式，为有意“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了权威的投资指南。

对于眼下逐渐兴起的海外投资热潮，商务部副部长王超提醒说，中国企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些因素正在加大对外投资的难度：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调整过程极为复杂，经济完全走出低谷还需相当时间。同时，中国经济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同时，借鉴先行者的经验也非常重要。例如，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常常遭遇目标投资国以安全问题进行阻挠，而避免此类困扰的关键在于“本土化”――出海，就意味着入乡随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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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水平偏低制约了美方市场寻求型投资

据CIER1994年的抽样调查，68.9%的美商在华投资企业将中国市场规模作为影响投资决策的三大原因之一，而在所有在华外商投资企业中比重只占36.3%。据CIER1996年抽样调查数据推算，美国在华投资企业产品本地销售比重达到84.5%，较其他来源的外商投资企业高出30%以上。广东是我国出口依存度最大的省份，根据1998年对广东401家外商投资企业的调查显示，美资企业平均出口少，仅占27.28%。

我国虽然经济总量较大，但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很低，2005年人均GDP为1352美元，仅相当于同年美国人均GDP的3.21%。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人们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大，消费谨慎。近5年来，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近10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将近20个百分点。我国居民财富分布高度集中，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06财富报告》数据，我国0.4%的家庭（大约150万户）占有了70%的财富。由此可见，我国居民总体消费能力大大低于美国，只有少部分居民具有高档商品的消费能力，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必须根据中国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和偏好调整产品设计和产品结构。这一方面增加了投资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造成一些垄断优势（如技术）难以发挥出来，影响投资者最大程度地获取垄断利润。据CIER1995年对56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抽样调查，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中有55.4%根据本地需要生产与母公司完全不同的产品，与母公司生产同类且档次相同产品的企业占 7.1% ，与母公司生产同类但档次较低产品的企业占 10.7% ，没有一家公司生产与母公司同类且档次更高的产品。

技术落后导致对美方投资先进技术产业配套能力不强

制造业是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领域。与我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不一样，由于与我国相距较远，出于成本节约的需要，作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投入的中间产品（原材料、半成品）更多地取自中国内地，其产出的中间产品也更多地在中国内地销售，CIER1996年所作的抽样调查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制造业主要行业总体技术水平比美国等发达国家落后15~20年，骨干企业的生产技术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一般为5~10年，关键技术的差距更大。美国等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一般在5%~10%，这些大型跨国公司垄断了全球绝大多数的技术创新成果。我国企业研发费用投入普遍较少，大型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多数仅占销售收入1%左右；同时，研发人员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独立的科研机构，企业研发人员少；此外，在研发管理方面普遍水平不高。因此，我国企业产品开发能力普遍较低，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

中、美两国企业生产技术、研发能力的差距对美国跨国公司在华制造业投资具有制约作用。在美国国内已经成熟和标准化的生产技术不少在我国仍然属于先进的技术，我国企业仍难以与之形成产业配套，从母国或其他国家地区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或向母国和其他国家地区出售中间产品成本又太高。

高素质人才缺乏导致不能满足美方直接投资的需要

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同时成本相对较低，是吸引美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进行推算，2003年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附属机构人员年度平均成本为8298美元，同年美国跨国公司所有国外附属机构人员年度平均成本为34716美元，前者不到后者的1/4。但由于美国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更高，与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其对华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往往更高，相应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更高。

目前我国一方面创新型人才缺乏，以微软公司为例，2003年底在中国成立亚洲工程院，其主要功能是把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科研成果开发成关键技术，并孵化出核心产品。按照当初的设想，微软亚洲工程院在2003年7月份应该招聘到位100名软件工程师，可最终从1万余名应聘者中只招聘到50多人。另一方面则是技能型人才的缺乏，根据美中商会的抽样调查，熟练劳动者的短缺是美商投资中国的主要障碍，在投资沿海的美商中，有 1/3 以上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沿海地区是中国文化发达的地区，劳动力的素质相对较高，其他地区可想而知。技能型人才的短缺是我国长期忽视职业教育的结果，目前中央政府已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2005年9月国务院原则通过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但目前不少人还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将职业教育看成是低层次的教育，十分不利于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制约了美方在金融保险业的直接投资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采用北美行业分类标准，即naics），截至2005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行业依次为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制造业、金融保险业（不包含储蓄业），分别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30.25%、21.91%和19.11%。截至2005年底，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直接中控股公司、制造业、金融保险业（不包含储蓄业）分别占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存量7.55%、52.38%和0.08%。控股公司比重显著偏低，反映出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规模还不大，一些跨国公司尚未在华设立控股公司统一协调附属机构的行动。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中高度聚集，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在吸纳生产型外商直接投资方面采取特殊的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税收优惠、土地使用价格（租金）优惠等方面。美商在华直接投资在金融保险业分布极少，主要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商投资金融保险业予以限制，目前证券公司外资比例仍不得超过1/3，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外资比例控制在49%以内，寿险保险公司外资比例不得超过50%，禁止外商投资期货公司。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05年美国对我国金融保险业（不包含储蓄业）直接投资为0.09亿美元，仅占当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的0.56%。根据我国加入wto做出的承诺，外商投资金融保险业的限制在不断放松，但放松是逐步的，美国跨国公司今后在金融保险业的投资增长也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企业并购难度大制约了美方通过并购进行直接投资

相对于新建投资来说，跨境并购能够迅速形成生产能力、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降低市场竞争程度，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进入方式，其重要性超过新建投资。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统计，1987-2002年期间，美国跨境并购收购额达9910亿美元，相当于同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4。美国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潜在对象主要是我国各个行业中的骨干企业，这些骨干企业大多数属于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企业，这些企业的并购难度比一般的私营企业难度更大。一方面，因为这些企业的并购把握不好可能导致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无形资产的流失，可能威胁到国家相关产业的安全，因而审批条件更加严格、审批的过程更为谨慎。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并购活动往往会因触犯在职管理人员及相关政府部门实际上对企业享有的控制权收益而受到阻扰；并购发生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督，在职管理人员及相关政府部门操纵的现象普遍存在，外商难以得到公平的竞争机会。外资进入我国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资，1994~2003年期间，外商在我国并购额185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4.2%，2004年外商并购型投资达到创纪录的67.68亿美元，也仅仅相当于当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1%，表明外资在我国实施并购的难度仍然较大。

美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制约了美方在相关领域的直接投资

长期以来，美国根据《出口管理法》对中国的军品、军民两用品以及无线、芯片、软件、安全、雷达等高科技领域采取限制出口政策。“美国要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保持30年的领先地位，一般以此决定对华出口”，美国防部战略管理司司长约翰·康法拉在20世纪80年代末加紧对中国高技术出口时说的这番话，一直被美国视作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的原则。我国科技部数据进行统计表明，近年来我国高技术进口产品中美国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2005年仅占8.1%，落后于东盟、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和欧盟。跨国公司是美国技术出口的主体，其技术出口与对外投资相互关联：一方面，美国跨国公司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常常把先进的技术、新工艺转移给海外子公司；另一方面，一些跨国公司的母公司直接以技术作为投资，实现对子公司生产经营的控制。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的限制必然制约美

国跨国公司在相关高技术领域的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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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国直接投资回升促进世界经济结构加快调整

（一）跨国直接投资从2004年起重拾上升轨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较快增长，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步伐加快，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进入“黄金发展期”。2000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达13929.6亿美元，达到30年来的顶峰。但受世界经济低速增长影响，2001年以来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连年下降，2003年跌至5600亿美元，创近年来的新低。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跨国公司经营状况的改善，从2004年起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开始回暖。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2004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达6112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9%.该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各国投资促进机构，均认为2004－2007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将保持恢复性增长，重拾上升轨道。

（二）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向是继续向发展中国家分流

在跨国直接投资中，发达国家始终占主导地位，但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增长势头迅猛。2003年流入发达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尽管仍达3670亿美元，但已比2002年减少了25%.其中，流入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仅300亿美元，减少53%，处于12年来的最低水平。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则不断上升，达1720亿美元，增长9%.

（三）跨国直接投资的热点是亚洲、中东欧等一些新兴国家

近年来亚太地区一直是跨国直接投资的热点地区，中东欧和非洲发展潜力较大。2003年流入亚太地区的跨国直接投资达1070亿美元，增长14%；流入非洲的跨国直接投资达150亿美元，增长28%.2003年流入中东欧的跨国直接投资降至210亿美元，减少48%，；而流入其他地区，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跨国直接投资则连续四年下降，2003年降至500亿美元，减少3%，是自1995年以来吸收跨国直接投资的最低水平。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表明，2004－2007年，亚洲、中东欧是最有吸引力的跨国直接投资地区；2004－2005年，中国、印度、南非、埃及、巴西、墨西哥、波兰、俄罗斯、美国和英国是跨国直接投资最青睐的国家。

（四）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已转向跨国并购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全球跨国并购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并购成为跨国直接投资高速增长的主要支柱。跨国并购销售额由1987年745.1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1438.2亿美元，年均增长23.4%.但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经济增速减缓，股市大降，跨国公司投资能力下降，致使跨国并购明显降温。汤姆逊金融公司估计，2005年1季度全球并购交易额由2004年4季度的6700亿美元降至5130亿美元，下降23%，但这仍是自2001年全球并购活动停滞以来最高的单季水平之一，表明跨国公司正再度考虑将并购作为增加企业利润、解决战略性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五）跨国直接投资中服务业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在1970年代初期，服务业仅占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四分之一；1990年这一比例还不到一半；而2002年，已上升到约占60%（估计4万亿美元左右）。

目前，服务业跨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贸易和金融领域。2002年贸易和金融领域占服务业跨国直接投资存量的47%和流量的35%.供电、供水、电信和企业活动包括IT带动的商业服务等领域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例如，1990－2002年，发电和电力配送领域的跨国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了14倍；电信、仓储和运输领域增长了16倍；企业服务领域增长了9倍。

（六）跨国公司内部服务离岸外包方式愈来愈盛行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兴起以白领岗位转移为特征的第二轮潮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跨国公司从节省成本、提高竞争力的角度出发，已开始将部分服务外包出去。目前国际间外包业务只占全部业务流程的1－2%.2002－2003年全部以出口为导向的服务业跨国直接投资项目90%源于发达国家。美国公司据主导地位，占全部面向出口的信息和电信服务项目的三分之二，呼叫中心项目的60%和共享服务项目的55%.离岸外移的很大一部分由发达国家获得，如2002－2003年所有面向出口的与呼叫中心有关的跨国直接投资项目一半以上流入发达国家。

二、我国吸收外资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

（一）未来几年我国吸收外资仍具增长空间

1990－2004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年均增长7.9%，中国年均增长22.6%，中国吸收外资增速超过全球平均水平14.7个百分点。由于未来几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呈现恢复性增长势头，同时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市场潜力进一步释放，外商来华投资信心明显增强，预计我国吸收外资仍将保持持续稳定增长。

（二）一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

近年来，我国的汽车、手机、个人电脑、住房等领域成为消费热点，也是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2004年汽车销售达507万辆，增长15.5%；手机销售近2.3亿部，增长27%.2004年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房地产业实际吸收外资分别增长39.1%、54.9%、11.2%和9%；2005年1季度，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吸收外资又分别增长29.1%、40.1%和25%，零售业、房地产业合同吸收外资分别增长360.1%、36.4%.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产业结构急剧变动时期，汽车、机械电子、装备制造业、房地产、零售业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继续成为外资争相进入的重点领域。

（三）服务外包逐步成为我国吸收外资的一大亮点

当前全球服务外包正呈现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业务范围逐步拓宽、参与群体日益增多的趋势。我国是新兴的服务外包承接国，通过推动服务外包业务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吸收外资领域，提高吸收外资质量和水平。国际数据公司预测，未来5年中国IT产业将年均增长13.2%.作为继日本之后的亚太地区第二大IT市场，中国在该地区将日益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跨国并购日益成为我国吸收外资的重要方式

近年来我国初步建立了跨国并购法律法规体系，外资以跨国并购方式进入我国已越来越多。据汤姆逊金融公司统计，2004年外资在华共完成2141个跨国并购项目，价值240亿美元，占我国实际吸收外资的近40%.随着国有企业改革逐步深化，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股权分置改革试点稳步推进，预计今后跨国并购在我国吸收外资中将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五）我国吸收外资地域格局将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稳步推进

目前，东部地区仍然是我国外资最为集中的地区。2004年，东部地区实际吸收外资占全国的85.9%，比1999年上升0.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占全国的11.1%，比1999年上升2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占全国的3%，比1999年下降1.6个百分点。2004年，东北地区实际吸收外资占全国的9.8%，比1999年上升5.6个百分点。2005年1季度，东部地区实际吸收外资占全国的比重升至90.9%，中西部地区不足10%.

在看到面临的机遇的同时，还要看到我国吸收外资面临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

一是随着跨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各国对跨国直接投资的争夺更加激烈。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2年和2003年各国新修订的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法规超过490项。韩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七免三减”；越南实行“四免四减”；马来西亚、印度实行“五免十减”；泰国为3到8年免税等。

二是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有所降低。随着外资的大规模流入，目前我国局部地区已出现“民工荒”现象，造成工人工资全线上涨，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削弱。《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2005年2月外来打工人员的减少使广州市最低工资上涨34%.目前广州市工人月平均工资为70－80美元，比越南、柬埔寨高70%，比印度尼西亚高1.2倍。作者甚至惊呼“中国廉价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三、若干思考和建议

（一）继续坚持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方针

我国利用外资规模已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但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今后要在继续扩大利用外资规模的同时，把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作为利用外资工作的重点。要正确处理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和提高外资质量的关系，扩大规模是提高质量的基础和前提，提高质量为扩大规模提供保障和动力。要通过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更好地发挥外资在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二）抓住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的机遇，进一步优化外资产业和区域结构

适应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加快的趋势，重点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加强国内产业配套，延长产业链，更好地发挥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推动跨国公司来华设立更多的地区总部和投资性公司，提高跨国公司的整体投资效能。支持跨国公司设立出口采购中心，鼓励扩大在华采购出口，更多进入其全球生产销售网络。吸引跨国公司设立服务外包企业，探索在经济条件较好、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专业人才聚集的地区建立服务外包的试点基地。继续支持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抓紧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全力打造政策优势，促进外资踊跃参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

（三）积极稳妥推进服务领域对外开放

认真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有重点、有步骤地扩大服务领域对外开放。对会计、电信等服务业，实行全面开放；对商业流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服务业，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稳步扩大开放；对银行、证券、保险等服务业，要根据我国金融监管水平和国民经济承受能力，实行审慎开放。

（四）不断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拓宽利用外资渠道

顺应全球跨国并购迅速发展的趋势，积极引导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按照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根据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现状，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继续试行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支持符合条件的内地企业到境外发行证券并上市。严格控制外债规模和结构，突出外债使用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切实防范金融和外债风险。

（五）大力改善外商投资环境，进一步规范招商引资

继续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全面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大力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减少和规范外资行政审批，提高审批效率。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把工作重心放在为市场主体服务、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加快外商中介服务机构建设。深入开展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加大执法力度，依法惩处侵权行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招商引资要因地制宜，注重实效，防止变相出台优惠政策、盲目攀比、层层压指标等无序竞争行为。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推动建立政府协调引导、投资促进专业机构实施、中介机构和企业广泛参与的投资促进机制，鼓励和规范民间投资促进机构发展。完善投资促进方式，更好地打造会展、电子商务、网站等招商引资平台，提高招商引资效果。

篇10

【关键词】能源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 问题 对策

一、我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我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国有企业为主体，从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主体来看，民营企业占绝对优势，但从规模和影响力上，海外并购的主角是仍为国有企业。我国海外能源与资源投资地区分布呈现多元化、全球化的发展格局，获得的海外权益资源逐渐提高。目前，中国海外石油开采分布在西亚—北非、南美、东南亚、中亚—俄罗斯四大重点区域。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先后在苏丹、委内瑞拉、伊拉克、哈萨克斯坦、厄瓜多尔、印尼、伊朗和缅甸投资，近年来进一步拓展到非洲、中东（埃及和伊朗）、以及美洲。

二、我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我国能源企业在跨国并购中缺乏相关法律的支持。各国对于外国企业并购本国企业的行为往往会依据自身的国情制定相应的法律和法规，以保护本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稳定。许多中国企业由于对被并购企业所在国家的法律不够了解，在并购中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首先，相当一部分从事海外经营的法律人员对国际法律和所在国法律知识熟悉程度较低，预先规避法律风险的能力不够强，一旦遇到法律诉讼、法律纠纷等问题还做不到得心应手的处理；其次，有些走出国门的法律人员对于国际商务、法律等专业外语的掌握欠佳，如果要达到能够用地道的商务、法律英语起草合同和谈判文本，差距就更大些。

各国资源民族主义倾向日益明显。基于资源能源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对于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东道国民众对本地的资源能源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朴素而炽烈的民族情感”，难以接受属于“本民族”的重要资源能源被他人“占有、控制和使用”，从而极易对外来的资源能源类投资者产生强烈的抵制情绪，使外资难以成功投资经营。许多国家石油公司加强了对本国资源的控制，资源国收紧石油开采政策，石油民族主义倾向明显。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国家之间，这些国家与拥有一定能源储藏但却经济落后国家之间，因能源背景引发了无数的国际政治争端。

能源领域海外投资面临较高的政治风险。中国经济崛起继之以海外投资特别是对能源与资源的战略物资并购活动的大量增加，在国际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疑忌、担心甚至不满，遏制中国崛起的国际势力也在集聚。从2005年中海油并购美国尤尼科的失败到2009年中铝并购力拓案，均已表明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遇国际政策阻力之大。由于在美国投资受阻，我国能源企业越来越多地转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在这些地区，由于政企关系错综复杂，法律环境并不规范，导致潜在的政治风险增加。

国际同行的竞争较激烈。中国能源与资源领域的大型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的是来自国际同行的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这些包括西方国家和印度、韩国等新兴国家在内的各国采掘业跨国公司，日益将中石油、中国铝业等中国企业视为正在崛起的对手，往往在一些重大国际项目中，纷纷出手与中国企业进行竞标。与制造业相比，中国能源资源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往往要面对更多来自客观环境的挑战，将更多地涉及来自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压力。

三、我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

制定完善的国际能源合作法律。建立健全独立的法律法规体系。一是专门规范、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目标定位、业务范围及重点、核算准则、资金来源及运用、外部关系等。二是熟悉资源国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熟悉资源国有关石油企业经营方面的法律，严守海外经营业务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与当地政府和工商界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保障海外经营业务的利益得到合法保障。三是对于不懂法律的人员，要及时搞好法律“扫盲”式补课，切实提高海外员工队伍的整体法律水平。

最大程度的融入东道国。我国能源类企业，应最大程度地融入东道国社会，赢得东道国的信任，力争成为受东道国欢迎的“模范”跨国投资者，为我国更多企业境外投资成功奠定良好的形象基础。首先，我国企业应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民俗，在经营过程中应严格遵守东道国关于劳工保护、税收、环保等方面的法律，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和，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其次，我国企业应加强与当地社会沟通交流。在境外投资的运作中，要善于与当地工会、媒体、社区等民间组织打交道，坚持自主的商业化运作原则，尽量消除化解东道国政府和民众民族情绪的敏感反应。

建立政府和民间多层次海外投资风险评估与预警机构。能源、资源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着比一般产业高出数倍的风险。中国企业在选择海外投资地区时，应积极听取我国政府及其咨询机构的建议，选择相对适宜的投资东道国家。评估的重点应是有关导致投资环境突然出现变化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因素，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政策、各个政党的政治势力较量及其政治观念；政策的走向和选择程序；东道国政府与我国政府关系亲疏程度；等等。

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多双边投资框架谈判，与国际组织开展多层次合作，借助国际组织搭建国际及区域合作平台，营造有利于境外投资的外部环境。要巩固和发展与主要投资合作国家的长期合作关系，建立健全政府部门间对话机制，加强双边磋商，拓展合作领域，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投资保护主义行为以及歧视性的投资限制措施。要加强外交与经济、外贸外援与对外投资等的协调、沟通和配合，推动我与重点投资合作伙伴平等互利、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大地.能源对外依存度攀升，环保高效摆脱困境[N].中国海洋石油报，2013.

[2]林丽铠.中国对外资源能源型直接投资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