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的好处范文
时间：2023-10-24 17:37:1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直接投资的好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字]:并购跨国并购东道国
一、跨国并购是最近一轮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原因
在过去的十年中，大多数国际生产的增长是通过跨国的兼并和收购(包括由外国投资者收购私有化的国有企业)而不是通过新建企业完成的，通过并购完成的交易额已从1987年的不足1000亿美元增长到1999年的7200亿美元。在所有的跨国并购中只有不足3％被正式确认是兼并，其余的都被认作是收购。全资收购大约占总数的2／3。少数股权收购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收购中约占1／3，在发达国家不足1／5。根据形式不同跨国并购可分为水平型(同一产业内部不同公司之间)、垂直型(客户和供给者、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并购)和集团收购型(在不相关产业的不同企业之间进行)。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部分的跨国并购主要是在追求短期财务收益的驱动下进行的。但今天大部分的跨境兼并和收购都具有战略和经济意义，而不是出于追求财务收益的动机。另外，大部分的并购都不是敌意的，1999年敌意收购占并购总金额的比例不足5％，占总数额的比例不足0．2％。
在1980—1999年期间，全世界并购总数(包括跨国和国内的并购)以年均42％的速度增长，并购总金额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也从1980年的0．3％增加到1999年的8％。两次较大的并购浪潮主要发生在以下两个时期摘要：一个是在1988—1990年，另一个是从1995年至今。最近的这次浪潮伴随着国内并购的增长而发生。除了传统的银行贷款，最近的并购还因大量使用了一些融资机制(像发行普通股、可转换股票以及公司债券等)而得以顺利进行。另外，风险资本也成为一个重要资金来源，从而使得众多的新公司和中小企业也可以从事并购活动。
在这种趋向下，1999年跨国并购增加了35％，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在6000多项交易中总金额高达7200亿美元。2000年几项大宗的交易业已公布或完成，预计跨国并购将进一步增加，2000年跨国并购总额估计超过10000亿美元。
当前的并购和19世纪末发生在美国的并购(1898—1902年期间达到)有某些相似之处。二者都受到重大技术进步、并购的新融资方式以及管制变化的影响。只是最近的一次浪潮是国际化的，而前者只发生在美国境内。正如前一次发生在美国的并购有助于形成全国商品和服务市场及生产体系、为公司提供了统一的全国市场一样，这一次国际化的并购进一步加强了全球商品和服务市场及生产体系的形成，为公司提供了统一的全球市场。
二、跨国并购的好处
一般来讲，从一个外国投资者眼中来看，和直接投资办厂相比，跨国并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方式主要有两点优势摘要：效率和市场控制权。在现代企业运营中效率是极其重要的，这可以从高级管理人员的口头语中看出，如“我们生活的新经济中，一年只有50天。”“效率是朋友，时间是敌人。”等。跨国并购通常能以最快的速度在新市场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成为市场领导者，并且最终赢得市场主导权，从而扩大公司规模，分散公司风险。此外，跨国并购还能将有关各方的资源和管理经验集合起来，创造出静态和动态的效率收益。
许多因素促成了公司进行跨国并购、直面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如今空前的全球和地区性重组的热潮，反映了这些因素之间的动态的相互功能。对许多公司来说，在已初见端倪的全球市场中生存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新问题，跨国并购的热潮也应势而起。在全球市场上，无法获得发展和盈利的公司将成为收购的对象。所有这些促使公司进行跨国并购的基本因素成了公司保持和提高自己的竞争地位时首先考虑的新问题。跨国并购的重要性日趋明显，完全是因为它给公司提供了一条取得其它国家有形和无形资产的最方便快捷的途径，并可使公司在全国或全球范围内优化其结构，以联合其它公司，获得竞争优势。简单说来，跨国购并使公司能快速取得位于不同地域的资产，这种资产在全球化的经济中已成为决定竞争地位的重要因素。
三、跨国并购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
约90％的跨国并购，包括交易额超过10亿美元的109个大宗购并中的大多数，都发生在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并购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高，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迅速增长。
1999年西欧的跨国并购很活跃，售出额为3540亿美元，收购额为5190亿美元。在单一货币和促进深层次一体化政策的推动下，欧盟内部的并购占据了上述交易的相当一部分。该地区以外的大多数购买行为是英国公司并购美国公司。在被收购公司中属于英国、瑞典、德国和荷兰的最多，而英国、德国和法国则拥有最多的购买方公司。
美国公司仍是跨国并购中最大的目标，1999年在并购中向国外投资者售出了2330亿美元。1999年美国所有的并购交易中有1／4强是由国外收购方完成的，而在1997年这个数字是7％。如今，跨国并购已成为外资进入美国的主要方式。1998年，和并购相关的对位于美国的子公司的投资占外资总额90％，占项目数总量的62％。在对外投资方面，美国公司1999年收购国外公司价值为1120亿美元，比1998年少了250亿美元。这主要因为大宗交易的数量减少了。
日本的海外收购价值在1999年有大幅上涨，主要是由于一笔大交易。一般来说，日本的跨国公司比起并购来仍偏爱直接投资办厂，非凡是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日本跨国并购中的售出额在最近几年增长很快，在1997—1999年间高于收购额。这是由并购制度上的变化、国外公司倾向于并购的战略选择和日本公司对并购态度上的转变导致的。
直到9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才逐渐成为跨国并购的重要场所。尽管从并购价值上看90年代中期前发展中国家所占的份额一直保持在10％左右，但从并购交易的数量上看，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却从1987年的5％上升到了90年代末的19％。由发展中国家的公司作为购买方进行的跨国并购从1987年的30亿美元上升到了1999年的410亿美元。
四、跨国并购和直接投资办厂的区别
跨国并购和直接投资办厂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从定义上看是将资产从国内转向国外，并且至少在初始阶段不增加被投资国的生产能力。《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和直接投资办厂相比，跨国并购会给东道国经济发展带来较小的正面影响或者说较大的负面影响，非凡是在市场进入时或进入后不久，表现在摘要：
1．虽然跨国并购和直接投资办厂都能给东道国注入资金，但跨国并购带入的资金并不总是能够增加生产的资本存量，而直接投资办厂就能够。因此一定数量的跨国并购直接投资为生产发展做出的贡献只相当于很少的直接投资办厂方式的直接投资做出的贡献，甚至根本就没有贡献。然而当本地一家公司的唯一选择是关门停产时，跨国并购会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2．和直接投资办厂相比，跨国并购转移的高新技术较少，至少在市场进入初期是这样。另外，跨国并购还会造成本地企业的生产和其它活动(如研发)层次下降或完全停止，或迫使它们迁址。直接投资办厂则不会直接降低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
3．跨国并购在东道国不会增加就业，因为并购过程中生产能力没有增加。并且，跨国并购还会引起裁员，尽管收购方假如不至于破产，可能会同意保留原有员工。而直接投资办厂肯定会增加东道国的就业。
4．跨国并购会增加东道国市场的垄断程度，不利于培育竞争。事实上，可以故意用跨国并购的方式来减少或消除竞争。但假如跨国并购中收购的是即将倒闭的企业，那它还有利于防止市场垄断度的提高。而直接投资办厂从定义上看，能增加市场上企业的数量，不会在初始时造成市场垄断度的提高。
但从长期看，考虑到直接和间接效应时，两者之间的许多差别都缩小或消失了，表现在摘要：
1．国外收购方并购后一般都会追加后续投资，有时追加额很大，尤其是在私有化等非凡情况下。因此长期内跨国并购也会像直接投资办厂一样增加东道国的生产能力。这两种方式对东道国企业会产生相似的挤入和挤出效应。
2．跨国并购后收购方会运用高新技术(包括组织和管理模式)，非凡是当需要对被收购公司进行重组以提高生产率时。
3．若收购方追加后续投资，并且保留被收购方的原有员工，随着时间的推移跨国并购会增加东道国就业。因此两种直接投资方式在创造就业上的差别在长期内会逐渐减弱。假如为提高生产效率进行裁员，那也比直接投资办厂迫使本土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倒闭造成的影响小。
4．对市场结构的影响，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市场进入之后将长期存在。跨国并购较轻易破坏竞争，增加市场垄断，尤其是在政府干预较少的寡头竞争的产业中。
五、东道国的具体情况对确定跨国并购的影响度十分重要
除了上面讨论的市场进入时和长期的区别之外，在评估跨国并购对东道国带来的好处和坏处时，还应认真考虑东道国的具体情况。
1．在正常情况下(即没有经济危机或政治动荡)，非凡是当跨国并购和直接投资办厂都可行时，直接投资办厂比跨国购并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在其它因素(进人动机，生产能力)相同的条件下，直接投资办厂不仅带入一整套的资产，还同时提高生产能力和创造就业；跨国并购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但不能立即增加生产能力。另外，某些种类的跨国并购在市场进入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如资产剥离时进行裁员、技术改造进展缓慢等。
篇2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Arrow）在1962年发表的《干中学的经济含义》中提出，在生产过程中边干边学积累的经验也是一种要素投入。阿罗用生产经验作为要素投入则旨在说明：只要生产继续，生产经验可以无限增长，资本收益就不会消失，这样经济的无限发展就会得到物质保障。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默（Romer，1986）继承了阿罗的研究思想，用技术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把知识作为一个要素引入模型，提出技术变革或创新是知识积累的产物，知识积累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其模型基本结论是：技术进步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率，投资又会导致知识的积累；知识的增加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种正反馈中，经济系统中出现了一个良性循环，从而保证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因此，一国经济要保持长期增长，不断增加资本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必须是充分的。罗默的贡献在于从知识天生具有的“外部溢出性”来说明为什么以知识作为要素投入的生产函数会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他认为一国知识存量越大，各专业知识之间交流与沟通越便利；而新知识、新技术出现越快，知识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先发国家所以形成“先发优势”，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而后发国家可以从先发国家先进技术“外部扩散”中获取巨大收益，从而形成“后发优势”。
干中学和知识外溢观念的引入为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主流。巴格瓦迪（bhagwati，1978）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国内总资本的一部分对本国经济总量有重要影响。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在质量上区别于国内资本，它比国内资本有更高的效率，隐含更多的技术。正因为如此，外商直接投资被公认为发展中国家知识和技术增长的主要源泉。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传递生产知识和管理技术，使得其具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利用外资的显著特点，外部性或外溢效果也被认为是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主要好处。然而技术进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经济增长的很小部分。这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初始人力资本差异造成的。发展中国家R＆D投资受发达国家的外部效果限制，因为发达国家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出口非技术密集型产品。差异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消除。发达国家通过R＆D，不断创新并积累知识与技术，不断应用并扩散知识与技术，已形成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获得了先发优势和先发利益；而发达国家的新知识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另外，外资企业技术禀赋的优越性，可以迫使本国企业投资于学习和创新，以保持其在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反过来，本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又迫使外资企业带来更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因此，外商直接投资隐含的技能和技术提高了本国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力，加速了经济增长。
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应该承认外商直接投资是带来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然而，其潜能的发挥需要一个合适的经济环境。发达国家积累的技术知识无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笔可供利用的巨大资源。然而，除非发展中国家自己有一定的“消化吸收能力”（包括资本引进、技术消化和管理适应等因素），否则，它们不可能利用这笔财富。因此，缺乏合适的环境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甚至阻碍经济增长。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检验模型
内生增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重要的金融发展理论，即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外力推动的结果。该理论重视对知识外溢、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积累、研究与开发等问题的研究，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下面建立的模型是按照传统方式包含劳动力、国内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三个要素的生产函数。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以两种身份进入生产函数，一方面作为国内资本总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产生内生技术进步的因素。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和新技术纳入生产函数，在此抓住了与外商直接投资有关的外部性、干中学和外溢效果。将生产函数写成：
Y=f（K，A（FDK），L，t）
其中：Y表示国内生产总值，K表示国内资本存量，L表示劳动投入，FDK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t表示时间趋势。A（FDK）是扩大劳动的由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决定的内生技术进步，假设它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一阶齐次函数。如果A（FDK）和L给定，则一个国家面临资本递增的效益。然而，一旦一国鼓励外资流入，就可以从外资中得到技术外溢的好处，从而提高本国的生产率。
如果生产函数和技术水平指标都是科布———道格拉斯型的，经济增长率的表达式可以写作：
gy/1=a+agk/1+（1-）gf
其中：gy/1，gk/1，gf分别表示人均经济增长率、人均资本增长率和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基于资本存量测度问题的困难，前人在进行实证分析时采用了避免资本存量的替代方法，即用投资在GDP中的份额代替资本存量增长率。这样就可以用国内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与GDP的比率分别代替国内资本和外商投资存量的增长率，可以将增长方程简化为：
y=a+bl+c（I/Y）+d（FDI/Y）
其中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I/Y表示总投资率。
三、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中国利用外资概况
吸引外商投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中国利用外资大体分为三类，即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等。外资在中国的发展也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1985年为起步阶段，每年实际利用外资在20亿-50亿美元之间，其中大部分是借款，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很小。1986年-1991年为稳定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外资流入明显加快，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7%.1992年以后是外资大规模增长阶段，年平均实际利用额达到408.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速度达30%，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速度迅速，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开放的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又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吸引外资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态势，据外经贸部统计，截至2002年9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414796个，合同外资金额8136.6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47.8亿美元，目前，全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近400家在中国设立了企业。中国不仅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吸引外商投资国，而且在2002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引资国。外资的大幅度增长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大规模地利用外资从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作为重要的投资资金来源促进了生产要素存量的增长，提高了我国经济的潜在供给能力。二是与外商直接投资相伴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及其扩散效应，直接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三是利用外资在促进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带动了我国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经济结构的提升，加速了我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四是大型跨国公司投资推动了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内部产品结构的升级。全球500强几乎垄断了全世界大约80%以上的高新技术，是当代科技成果的主要拥有者，吸引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积极效应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符合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战略，提高我国技术和装备水平，促进一些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发展，而且也推动着这些行业内部产品结构的升级。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内生增长关系实证考察
根据上述模型，结合中国（1985年-2001年）相关数据，现就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增长率等于净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增长量加上折旧率，如果采用西方经济学家惯用的假定，按资本折旧率5%计算，则经济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gy/1=-4.6197+0.5716gk/1+0.3051gf
（-1.675）（2.306）（4.246）
R2=0.6993D-W=2.2153
如果不考虑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内生技术进步的贡献，仅用劳动力和资本解释经济增长，其解释力将显著下降：
gy/1=1.4837+0.7494gk/1
（0.6249）（2.5878）
R2=0.3187D-W=1.2174
通过上述两式比较可以看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解释经济增长使判定系数R2从0.3187上升至0.6993，D-W统计量也变得更加接近合理值。
四、结论
篇3
与欧盟经贸关系密切
英国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较大，其对外贸易依存度为40%左右。欧盟是一个拥有27个成员国、5亿人口的大市场，作为欧盟成员国，英国从单一共同市场中获益巨大。2004年―2012年间，英国与欧盟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虽有波动，但其在英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均在50%以上，2010年甚至达到了62.3%。2012年英国与欧盟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569.7亿英镑，其中出口额为1511.5亿英镑，进口额为2058.2亿英镑。2012年英国的十大贸易伙伴中除美国和中国外，其余均为欧盟国家。作为一个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留在欧盟内对英国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
欧盟是英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截至2011年底，英国在欧盟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存量为5314.8亿欧元，占英国全部海外直接投资存量的48.4%。同时，欧盟国家企业在英国也有大量投资。截至2011年底，欧盟国家企业在英国直接投资存量达3652.7亿英镑，占英国直接投资流入存量的47.7%。
英国副首相克莱格认为退出欧盟对英国来说无异于“经济自杀”。英国工业联合会主席罗杰・卡尔认为退出欧盟会削弱英国脆弱的经济。不管是国内的政治家还是经济界人士都认识到，一旦退出欧盟，英国将失去欧盟这个大市场，失去贸易和投资的诸多好处，对国内就业和经济极为不利。
退出欧盟代价高昂
英国从欧盟市场中获益巨大，如果退出，英国将失去统一大市场的诸多好处，必付出高昂的代价。
关税壁垒将使英国产品价格提高，出口受挫。英国与欧盟国家间的商品自由流动将不复存在，英国商品出口将受到冲击。退出欧盟后，英国的食品工业和纺织业将受到严重冲击。英国的乳制品出口将面临来自欧盟国家高达55%―200%的关税壁垒。据测算，欧盟国家对英国服装关税的恢复将使整个欧洲市场服装价格提高12%。
关税壁垒将增加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外资流出加速。一方面，英国外国直接投资将面临外流风险。退出统一市场后，英国出口汽车将面临来自欧盟4%的关税，英国对来自欧盟的汽车零部件也会征收相应关税。这样一来，那些以欧盟为主要出口市场的外资汽车企业（如日资汽车制造企业）和在欧盟其他国家有零部件供应链的外国汽车制造企业（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都将面临巨大压力，长期来看有从英国撤资和流向其他欧盟国家的可能。另一方面，退出欧盟将威胁伦敦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削弱其对外国金融资本的吸引力。按照统一大市场规则，欧盟成员国间资本可自由流动，这巩固了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许多在伦敦设立子公司的投资公司、银行、保险公司正是看中了欧盟这个大市场。英国著名金融咨询机构TheCityUK调查发现，2006年―2012年间147家在伦敦开立分公司的金融机构中，有五分之二是想以英国作为开拓欧洲市场的“支点”，进而进入欧盟这个巨大的市场。
劳动力流动受限。退出欧盟后，英国与欧盟国家之间劳动力流动将受到限制，英国数百万人口和某些产业将受到冲击。截至2011年底，居住在英国来自其他欧盟国家的人口达到了230万，在其他欧盟国家居住工作的英国人达到了170万。退出欧盟后的强制遣返无疑会对这些人口的工作生活造成不良影响。无论是伦敦高科技产业群中的高级白领还是老城区里的体力劳动者，很多都来自于其他欧盟国家，这些人员的强制遣返将对伦敦的地区和产业发展造成冲击。
退出欧盟只是英国首相卡梅伦政党选举的需要和谋求本国利益的政治策略。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中始终扮演着“捣蛋鬼”角色，这与英国根深蒂固的“疑欧”传统和特殊的国家利益不无关系。其实英国与欧盟经济联系紧密，一旦退出欧盟英国将要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作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离家后的道路不会平坦。相信英国的政治家和民众会做出理智的决定和选择。
篇4
关键词：直接投资 趋势 策略
当今，亚洲金融危机仍然影响着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经济千疮百孔的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是否会持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辉煌？国际直接投资的地区流向、产业流向、投资方式等将会如何变化？国际直接投资在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形势下呈现出怎样的新趋势？2008年3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为16822亿美元，如何利用这些外汇储备值得研究与探讨。我国应该怎样合理有序地运用来之不易的外商直接投资，又应该怎样充分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资源真正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直接投资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
面对这样的新情况，我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趋利避害？对这些看似脉络清晰，实则错综复杂的问题的回答和预测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际直接投资新趋势
近几年来，受世界经济持续繁荣，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继续加深等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呈现出了继往开来的新趋势。
（一）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和主体持续增长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报告—《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采掘业与发展》指出，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连续第三年呈现增长趋势，达到13060亿美元，增长38%。这一数字接近2000年创造的1411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可见，国际直接投资总量持续增长，投资主体也不断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二）以发达国家为主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将继续增长
2007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都出现增长。其中，发达国家增长45%，增幅远高于前两年；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资流入量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分别为3790亿美元和690亿美元。但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将会继续增长，规模也将会有所扩大。
（三）发展中经济体和经济转型体发展为国际直接投资来源地
《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相关数据报告表明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企业越来越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为母公司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另外，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促进了大规模的南-南直接投资流量，从而促进了南南国家在投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四）全球当地化
经济全球化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促进了国际产业转移，跨国公司为提高全球竞争力，纷纷对外投资。而进入21 世纪，当地化和全球化一样变得越来越重要 。跨国资本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一体化的生产活动，而且还要认识东道国的具体特征 ，要考虑当地的供给能力、当地消费者的偏好、政府规章制度等。跨国资本在当地化和全球化之间不断地寻求平衡。
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概述
（一）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取得的成就
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30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企业实力的增强，我国企业跨国投资也蓬勃开展起来，成为主动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有关人士在“第二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新闻会上指出，截至2007年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累计达920.5亿美元。如今，我国繁荣的经济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使得来自我国的资本正成为全球市场上的重要投资者，此前，我国资本已经进入了多个世界级的公司。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在多元化投资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收购了摩根士丹利、黑石集团等金融巨头的部分股权。
（二）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问题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仍是我国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增强的大背景下，积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更为深远的促进作用。从根本上说，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决定于其经济发展水平。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对此做出了科学的解释。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可能很大。除此之外，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稳定低水平。另外，在国际直接投资问题上，我国仍然存在着体制上和资金上的障碍。
（三）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际直接投资策略
政府的政策支持。这是一个资本高速流动、跨国公司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面对这样的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我国政府在政策上对跨国企业的支持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至关重要。
企业的开拓进取。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我国企业不可避免地将会遇到一系列的策略选择问题，如投资国别的选择、投资所有权形式的选择等。许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些策略选择上出现了失误。因此，必须特别注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选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区位是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直接投资所必须考虑的极为重要的因素。选择国别或地区时应遵循的总原则是加强国际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开拓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投资市场。
最大化地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发展战略。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资金、技术已发展到一定阶段，这就需要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外资的涌入，需要逐步从承接转移来的产业转变到从国际生产体系中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我国企业要想获取技术这一产业竞争中最为关键的战略要素，在强调“自主创新”、“科技强国”的同时，也应当积极主动“走出去”，开展以技术获取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大化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将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迅速转化、投入生产，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格局。
出资方式策略。境外投资企业有不少是拿外汇资金（货币资本）作为出资物的。其实，到境外办企业不一定都拿资金去，拿机械设备、技术(专利、商标或专有技术)、管理折股投资都是可以的。我国企业在机械设备、技术和管理方面已经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应鼓励更多的企业利用这些优势从事境外投资。即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必须投入一定量的货币资本，也不一定都从国内输出，而是要尽可能从当地或国际金融市场上筹集。
经营当地化策略。经营当地化又称经营属地化或经营本地化，是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东道国独立的企业法人身份，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和人文因素，以及国际上通行的企业管理惯例进行企业的经营和管理。
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展望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十年，2008-2010这三年更是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意义。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呈现以下趋势：
（一）行业选择上将突出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业
首先，今后将加大对发达国家前瞻性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这既是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对先进技术的现实需求，又是我国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最有效途径。其次，对外投资于成熟技术的过剩产业，扩大出口贸易量。扩大这些产业的投资不仅能优化国内生产、产品结构、促进劳务和设备产品出口，而且能扩大出口份额，为高科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积累和提供外汇资金。
（二）地区分布日益多极化
发达国家仍是投资的重点地区，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的普遍转好、市场潜力巨大、优惠的政策以及为我国企业相对优势的发挥提供了便利条件等因素，而被我国企业所看好。
（三）投资方式灵活多样
随着更多的企业走出国门，企业对投资方式的选择将更加灵活多样。除了继续采取并购方式，缩短进入进程，尽快得到技术和市场。在投资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领域的大型企业时，我们更可能会尝试以战略联盟的方式进入，充分享用战略联盟形式带来的好处。
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各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已形成趋势和潮流。面对21世纪，能否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在发展中国经济中取得新的突破，是关系到我国今后发展全局和前景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良好机遇下，在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与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必将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和长期持续发展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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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国内生产总值 经济增长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实证研究的文献回顾
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观念里，FDI被认为是最受欢迎的外来资本流动方式，通常认为通过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传播，FDI会给东道国经济带来正的外部性，比如高额的研发支出、规模经济、更好的公司治理、增强竞争、基于知识的资产转移以及促进国内储蓄等（英国经济学家梅尔，1995）。 世界银行（1998）认为FDI可以通过技术转移、挤入国内投资等方式来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增长，并且如果伴随着以良好的国内政策和更大的对外开放度的话，这些诱导经济增长的因素给东道国所带来的好处会更多。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也有利于吸引FDI，美国经济学家德斯卡特和瑞特（2000）认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市场以及寻求比在工业化国家投资更高的长期收益率，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对流入该国的FDI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英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兹（1991）的研究也表明国内经济基本面与FDI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同样资本外逃也与国内经济基本面密切相关（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88）。
二、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数据的选取
本文选取中国1985―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数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版）。外商直接投资额以实际利用外资额为准，并以当年的汇率（汇率选取当年汇率的加权平均数）折算成人民币计算。
2、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检验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的长期增长来源于技术进步和劳动增长，这两个因素都被认为是外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产出增长仅仅具有短期效果。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传导机制。英国经济学家邓宁通过对国际投资分布的研究指出：一个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量的大小与他的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一个地区能否持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关键在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活力等因素，其中东道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决定性因素。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的产出外溢，将导致东道国产出收益的增加，有利于东道国国内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理论学派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有着共识，而对于经济增长能否引起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却说法不一。下面从实证角度来分析FDI与GDP是否存在相关关系。
本文选取1985―2009年的FDI和GDP的数据，运用Eviews进行了相关系数分析。从表1中可以得到变量GDP和变量FDI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345>0.8，故变量GDP与FDI之间高度正相关相关。
3、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
相关系数说明FDI与GDP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关系，但是相关关系不能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两者到底是谁引起谁增长，或者两者互相影响，为了进一步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进行了因果关系检验。本文采用Granger的因果关系检验方法。采用1985―2009年数据对GDP与FDI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并使用Eview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因果关系模型中的滞后期数取2、3、4。表2给出了Granger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
从表2我们可以观察到：滞后期数取2时，P＝0.17958＞0.05，滞后期数取3时，P＝0.10329＞0.05，接受原假设，因此FDI与GDP不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而当滞后期数取4时，P＝0.03382＜0.05，拒绝原假设，FDI是GDP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说FDI流入量的增加能引起GDP的增长。但滞后期取2、3、4时，其对应的P值均大于0.05，也就是说GDP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GDP的增长不能吸引更多的FDI流入，所以我们可以在相当大的概率程度上认为FDI流入量的增加引起GDP的增长的因果性较强。
结合中国当前实际情况分析，从1982年开始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一段迅猛发展的时期，1992年GDP增长率甚至达到了141.2%，可以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体大多是规模很大的跨国公司，他们在中国进行投资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既带动了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出口。综上可以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当然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的因素除了经济增长外，政策性因素也是相当重要的。
4、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
上面已经详细地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有着相互推动的作用，它们之间不但存在高度相关关系，而且还存在着因果关系。对1985―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数据运用Eviews进行回归分析，假设FDI为X（自变量）；GDP为Y（因变量）。表3就是分析计算结果。
结果说明：其一，显示决定系数R2=0.8733，调整决定系数=0.8666。决定系数代表了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模型的决定系数很高，拟合了86.66%的原始数据，说明这个模型具有比较好的现实使用效果。其二，检验统计量F=130.9011，检验P=0.0000
可得一元线性回归方程:Y=5501.315+26.1437X，方程的意义：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时，GDP有5501.315亿元，这说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是唯一，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共同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元，我国的GDP就增加26.1437亿元，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巨大，这也是我国政府长期来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甚至给予很大的政策和税收优惠的原因。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上面的实证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两者存在高度相关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也验证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正向的因果关系，即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也相应增长。线性回归方程的建立，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FDI的大量涌入，在一定程度上地促进了中国经济诸多方面的发展。从现有情况看，FDI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经济环境的改善，外商直接投资必然还会在今后较长时间里对中国经济增长继续发挥强大的促进作用。针对此情况，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把握机遇，大力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跨国并购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和跨国公司发展壮大、实施全球扩张的重要途径。统计数据显示，自1995年至今，跨国并购的比重逐年提高，已经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2000年全球直接投资10000亿美元，其中以并购方式进行的有8000亿美元，占总额的80%。然而1999年我国吸引外资总额中跨国并购只有22亿美元，仅占5%。因此我国应积极改进引资方式，以适应跨国公司的全球并购浪潮。我国应充分利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机遇，认真学习新加坡的发展经验，提升我国在亚洲产业布局中的地位，利用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投资转移效应，积极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使北京或上海等有条件的城市成为世界级跨国公司在亚洲的管理与研发中心。
2、转换政府职能，建立与世界接轨的规范市场及法律体系
首先，要加快政府机构的改革，尽快转换政府职能。转变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清理具有计划经济特征的行政审批制度，清除妨碍市场效率的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为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扫清体制。其次，在未来各国引资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应建立和完善与市场开放及贸易投资活动市场化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要加大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整治力度，优化投资环境，健全法律法规，努力实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推动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形成一套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管理体系，以增强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外商投资成本和投资风险将大幅下降，我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就会增强。
3、培育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配套产业群
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取得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要有完善的相关和支持产业。同样地，一国要取得FDI的区位优势，也要有配套的相关和支持产业为FDI提供上、下游服务。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要求其在世界范围内选择生产成本最低的生产地点，这就需要东道国有配套产业满足其质量、时间需求。同时我国建立自己的FDI配套产业，可以使国内众多中小企业加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链，从而更好地融入世界市场，提高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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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摘要在政府 “走出去”政策的指引下，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现代企业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国际和国内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竞争。但应当看到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遇到了很多挑战。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指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现代企业和国家发展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现状及现状分析 解决途径
一、导论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等于对外直接投资额减去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该国人均GDP具有密切的关系。邓宁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而外资输入的规模同时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依然表现为负值，但绝对值有缩小的趋势 。IMF的报告中，中国人均GDP有4382美元 ，正好处在第三阶段。所以，研究现在中国企业的二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1．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化促使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从1979年中国友谊总公司与日本一家株式会社合资在东京成立了“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从无到有，并逐渐发展壮大。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565.3亿美元 ，较上年增长1.1%。其中非金融类478亿美元，同比增长14.2%，占84.5%；金融类87.3亿美元，同比下降37.9%，占15.5%（表1）。联合国贸发会议《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1.1万亿美元，以此为基期进行计算，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1%，位居发展中国家、地区首位，名列全球第五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八年保持了增长势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4%。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并呈现加速发展态势。
2．企业对外投资地区分布
200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565.3亿美元，共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覆盖面达到80%以上。从投资分布的国家看，地区分布并不均衡。2009年末，中国在亚洲地区的投资流量404.1亿美元，占全部流量的71.40%；拉丁美洲73.3亿美元，占13.00%；非洲14.4亿美元，占2.60%；欧洲33.5亿美元，占5.90%；大洋洲24.8亿美元，占4.40%；北美洲15.2以美元，占2.70%（图1）。
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
随着我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领域不断拓展。从流量上看，商业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领域的投资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95.40%，成为主要投资领域（图2）。
三、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分析
1．机遇与风险并存
在“走出去”政策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迈出了国际化发展步伐。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加上充裕的外汇储备，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此外，中国经济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世界主要大国还处在经济危机的阵痛中。这给了中国企业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进军国际市场。然而，有投资就会有风险，越来越多的失败案例为正在或已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敲响了警钟。当联想并购IBM个人PC业务的消息传出，中国人无不振奋，认为这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的一大壮举，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联想并没有因为收购IBM个人PC业务为自身带来实质性提升，反而为此背负了沉重的债务，业绩出现了下滑。没有获得IBM个人电脑的核心技术，对IBM公司整合也遇到了巨大阻力，使得这项并购事件保受争议。
收购只是企业对外战略的第一步，真正困难的是如何进行企业资源整合，巨大的企业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加之中国企业本身国际经验不足，国际经营人才匮乏，管理体制与国际跨国公司还有很大差距，这一切都表明，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如不进行科学合理的决策，面临的风险可能远远高于其收益，甚至会波及其长远发展。
2．核心竞争力不足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在较长的特殊历史进程中积累的，是企业的“管理遗产”。北大教授张维迎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有生动解释，他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溜不掉”。
然而，中国企业在三十多年的成长中，论整体竞争实力与国外跨国公司还有很大差距。一、中国企业缺少企业所有权优势，所有权优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独占无形资产所产生的优势，另一个是企业规模经济所产生的优势 。中国企业本身技术创新优势不足，缺乏自己的核心技术，很多都是模仿别人的技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因此企业实力、科技水平和产品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企业规模经济自然无法与跨国公司相比，这样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二、企业现代管理制度不完善。现代管理制度强调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而中国一些企业产权制度缺失，内部治理机制不足，缺乏科学决策制度，从而使企业在管理上效率低下，员工积极性、创造力没有发挥出来，企业管理风险较高，有可能因为决策错误为企业带来风险。三、缺乏国际经营的人才储备。人才问题是国际化经营发展的重要瓶颈，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中国企业战略：现状、问题及建议――― 2010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的调查显示，超过六成企业认为“缺乏合格的国际化人才”是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最大困难。
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
1．从政府角度寻求解决途径
（1 ）建立健全境外投资法律体系
跨国公司境外投资的经验告诉我们，为了保证境外投资战略的顺利实施，必须建立一套符合本国情和当代国际投资特点的法律体系。应尽快制定对外投资法律，对对外直投投资的方向、经营主体、投资方式、组织结构、产业布局等进行法律规范和指导；并对海外直接投资公司的立项、审批、税收等做出原则性规定，鼓励更多的企业走出去。
（2）以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为重点发展方向
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水平体现了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发达国家代表了世界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国家应积极支持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企业的对外投资，通过并购国外高科技企业或与国外企业合作，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改善自身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在通过有效的传递机制，传递到国内，形成辐射效应，来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和行业的改革，才能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2．从企业角度寻求解决途径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竞争实力才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保障。一、企业要树立全球竞争意识，学习国外企业先进技术，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努力让企业在技术上成为行业的领先者；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管理永远是企业的永恒主题，要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立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发展的内在机制，使企业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科学决策能力；三、培养具备国际化视野的高素质复合人才。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需要一大批熟悉国际惯例、国际市场又具备较高管理水平，较强公共关系技能和适应能力，以及强烈的开拓精神和献身精神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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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湖北；现状；对策.
近几年来，湖北省积极改善经济环境，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成效显著。但与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沪、粤、苏、浙等省市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研究湖北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产生的利弊，对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湖北企业同世界著名公司的合作，提高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水平，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1 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
截止2006年，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来湖北省投资，来湖北省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达到58多家，跨国公司在湖北省设立地区性、区域性机构累计达到300多家。2006年湖北实际利用外资30.82亿美元，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2001年湖北实际利用外资只有15.61亿美元。
（1）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
近年来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外资来源仍以亚洲国家（地区）为主。亚洲国家（地区）来投资项目数、合同外资和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占全省总量的68.67％、76.83%和67.34％。实际使用外资来源前五位国家（地区）为香港、日本、美国、法国和维尔京群岛。
（2）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
按实际平均项目投资额来衡量投资规模，2002年，来源于亚洲的一般为几百美元，而来自欧盟跨国公司的则高达上千万美元。由于湖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亚洲国家和地区，而这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项目数虽多，但投资的规模较小。跨国公司来湖北的投资总额只占全国的1/100，数量只占1.6%，可见外商投资的规模非常的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各市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较大，地区分布不均衡。
湖北省15个市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武汉市和其周边城市黄石市、宜昌市、孝感市构成的大城市圈内，两者分别占全省总投资的65.1%和81.41%，而其他地区利用外资额与距武汉的距离呈现反向变化趋势。
（4）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不平衡。
近年来制造业是外商投资重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领域为外商所看好。2005年新批外商投资项目中，投资制造业的项目多达353个，占新批项目数的67.9%。在制造业中，外商主要投资在机电、纺织服装、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医药、化学原料生产等方面。在外商重点投资制造业的同时，房地产和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也为外商所看好。
（5）外商投资产业聚集效应明显，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
武汉、襄樊的汽车产业，黄石、鄂州、仙桃的纺织产业，宜昌的化工，武汉、宜昌的电子产业都出现了产业聚集现象。外商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也有明显提高。世界柴油发动机巨头-美国康明斯公司与东风公司合资设立柴油机研发中心已落户武汉沌口开发区，项目总投资2000万美元，主要从事柴油发动机及压缩天然气发动机、发电机设备及元件的技术研发。
2 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经济的影响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能对湖北的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具体表现为:
2.1 积极作用
（1）改善了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
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推动了湖北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 提高了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改善了湖北出口产品的结构。目前湖北形成了武汉、宜昌、襄樊、孝感四大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 船舶、显示器、汽车及零部件等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产品比重上升, 扭转了过去出口单纯依靠农产品、纺织品的局面, 改变了出口产品附加值不高的状况。
（2）加快了产业结构升级。
根据要素禀赋结构理论，生产要素的供给结构将改变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势必会对一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影响。2006年中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为630亿美元，而湖北实际利用外资30.82亿美元，占全国的4.89%，相对2003年占全国2.93%，比重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上升的态势。
（3）对技术进步起到了带头作用。
从总体上看, 大多数三资企业都与某种形式的技术转移联系在一起, 基本途径包括: 第一, 引进技术含量较高的资本货物和加工工艺并高效率地使用, 提升了湖北省产业的技术水平。第二, 引进新产品, 使符合需求、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在湖北省制造业产出中的比重增加。第三, 外商投资企业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 也引进了有效使用这些先进技术的管理能力。第四, 引进研发能力。第五, 通过多种方式产生技术外溢效应, 对湖北省关联产业的技术进步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4）优化人才培养和任用的机制。
外资企业的投资主要聚集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人才选拔上抛弃了“唯高学历”“唯关系”的任用模式，唯才是用，为专业型、技能型人才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平台。与此同时，随着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外商投资企业吸收的劳动力数量逐年增加, 说明外商投资企业正逐年创造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为更多的人才提供机会。
2.2 消极作用
（1）影响产业格局，引发地方的发展不平衡。
外商直接投资的投向以盈利为目的，可能会与我省地区发展政策不符。外商过来办企业，目的就是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利润，这样他们就不会考虑地方产业发展政策，同时，他们尽可能往最能赚钱的地区去投资，这会使得湖北省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
（2）带来的技术并非核心技术，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作用不大。
以汽车产业发展为例，现在的汽车合资企业虽然股份方面我们占多数，但是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合资带来的好处就是给外国汽车企业提供了销售自己生产的汽车的渠道，而对自己的民族汽车产业发展并没有多大贡献。
（3）给民族工业带来的冲击。
由于外商凭借其雄厚的资金、技术实力和政府的优惠政策，采取“先占市场再寻求最大利润”的策略，集中力量于流通领域，强力挤占市场，甚至导致对某些产品市场的垄断，严重影响了本地企业的健康发展。
（4）对就业产生溢出效应。
外资企业依靠自身的雄厚实力, 通过占领湖北市场,在饮料、纺织、家化等行业挤垮湖北本地企业, 进而也会使这些企业中的员工失业。与此同时，在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落聘的职工的安置和分流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不仅直接影响企业外资的进程，而且给社会稳定也埋下了隐患。
3 湖北利用外商投资的主要对策建议
3.1 着力改善投资软环境，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继续加强全省重点对外开放口岸基础设施和国家级、省级开发区配套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体系，增强吸收外商投资的竞争力。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提高通关效率，及时缓解外资外贸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电力、资金供应紧张等问题，努力为外资外贸企业创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此外，按照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积极推进外资项目核准制度改革，尽快出台湖北省《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和《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投资项目暂行管理办法》等配套管理规范，并抓好新办法在全省范围的实施。
3.2 认真贯彻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
严格执行国家对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认真贯彻实施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并引导外商投资改造机械制造和纺织服装等传统工业，发展现代农业和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大力吸引外资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通过汽车、钢铁、石化、机械等行业的骨干企业招商，引进跨国公司来湖北进行战略性投资；积极推进商贸、物流、科教以及金融、保险、旅游、中介机构等服务业吸引利用外资。
3.3 加大引导县市招商力度
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吸引外商投资农业产业化项目和具有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的加工型项目，以此带动县域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加快县域“一主三化”的进程。注重关联招商和配套引进，逐步推进武汉城市圈城镇群内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和功能分工，促进产业板块和密切配套的产业链的形成，为整个圈域内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提供更为强劲的动力。
3.4 调整利用外商投资的战略导向
应将利用外资，提高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水平作为新形势下湖北省利用外资的战略导向，一是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重视外资来源的技术档次、技术构成和管理水平构成。二是提高湖北利用外资的水平，充分利用外资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和行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区域经济发展结构、技术结构、出口产品结构等。
3.5 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提高利用外资水平
探索项目融资、境外上市和股权融资等新的利用外资方式，积极筹措融资成本较低、条件比较合理的国外资金，重点支持能源、交通、城建、港口码头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引导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认真研究盘活国有资产的有效形式。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前提下，支持外商进行协议购并、产权交易市场购并、股票市场购并以及股权转让购并，推动现有存量资产与国际资金、技术的融合，创新经营管理机制，实现产权结构多元化，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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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以市场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经济效应
（一）对外直接投资以市场为动机的原因
1.对外直接投资以市场为动因受海外各国的区位优势所影响。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对外直接投资常常以制造业或者贸易活动形式进入东道国（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因为跨国经营可以避开已有的或潜在的贸易壁垒，建立当地的市场，促进产品在当地销售和售后服务。例如：TCL于2002年下半年成功收购德国老牌家电企业施耐德集团，2001年，施耐德在欧洲市场有高达2亿欧元的销售额和多于41万台彩电的市场份额，超过了欧盟给予中国7家家电企业40万台配额的总和。显然，此次收购将帮助TCL绕过欧洲对中国彩电的贸易壁垒，同时施耐德的品牌效应及其遍布全世界的销售渠道和强大的技术力量，也将有助于TCL进一步开拓欧洲乃至世界市场的业务。
2.较低的市场开发成本吸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有些跨国公司希望在东道国获得比他们在母国相对低的成本投资，不仅包括获得低价劳动力，而且包括有较好的基础设施、进口限制较少、行政管理好等硬软投资环境，更有利于进入市场。有些跨国公司则愿意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成立合资企业，这类情况现正在形成趋势，这种合资企业将会加强双方的力量。我国由此可利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先进技术和名牌的优势，着重参与生产和管理，共同参与占领当地的市场。
（二）以市场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由以上关于以市场为动机的直接投资的原因来看，绝大多数投资者都会考虑到东道国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彭磊以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为获取市场领先者地位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型。方齐云、项本武（2005年）在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时把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看作是第一位，由该动机的特点来看，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主要是对母国GNP的贡献，同时对GDP也有一定贡献。
在东道国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实际上是一种出口替代行为，从而对出口的影响是负向的。因为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获取资源型直接投资和学习技术型的直接投资，较少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市场型直接投资。所以我们在今后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要大力推动那些对我国的产业关联比较大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而使得我国的直接投资不仅成为我国出口有益补充，还能够成为拉动我国出口的重要作用力。
我国流出FDI中制造业占29％，主要投资地区为亚洲和拉丁美洲（2005年占90％）。这类投资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为了绕过关税壁垒抢占市场份额等，因而往往能增加国外附属企业对国内资本设备、中间产品或辅助产品的需求，从而可以刺激国内的就业。
相对于我国吸引外资和出口的规模来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早期的、不成熟的阶段，但是在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大规模发展的今天，我国的企业也要尽早的走出去到国际市场上去与世界各国的企业竞争。
二、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经济效应
（一）对外直接投资以出口为动机的原因
（1）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获得低成本劳动的情况下，在东道国寻找经济的生产基地建立出口市场，有助于扩大中国产品向新的出口市场的渗透。
（2）我国大陆企业对于港澳地区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贸易、金融、运输等领域。这对带动我国产品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的产品出口是通过香港转口来完成的。
（3）在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还能够带动中国的设备、原材料和总价产品的出口。例如：联想企业采用的是并购方式进行其出口投资战略。联想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事业部，组建了世界第三大PC厂商，此次收购的交易总额约为17.5亿美元。收购完成后的新联想集团，全球总部设立在纽约，主要运营中心设立在北京和罗利（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实施投资战略两年后，联想已在全球60个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遍及全球160个国家的销售网络。联想拥有了领先的商用笔记本产品、领先的研发和产品差异化能力，更强大的创新能力和更丰富的产品组合。联想和IBM结成长期战略联盟IBM成为联想的首选服务和客户融资提供商，联想成为IBM首选的PC供应商，这样IBM就可以为其企业客户提供各种个人电脑解决方案。在联想完成对IBM个人电脑部门的并购后，三家海外私人投资机构又以3.5亿美元投资入股新联想。至此，联想不仅在产品、营销网络等方面实现了出口战略，还在股权结构、融资渠道等方面实现了国际化战略。
（二） 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由上面分析可见，以出口为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多出口的效应是直接的并且影响也较大，并且进一步影响GDP总值。但是这种动机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如果在东道国建立出口市场是以东道国的生产原材料来生产并采用国内的技术，这对于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积极的，反之则是消极的。蔡锐和刘泉的研究也发现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进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作用不大，与出口的关系则不显著；中国对非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累计对进口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出口有一定影响。
从短期来看，产出和就业是由总需求决定的，而总需求又是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需求和外国需求来决定的。因此凡是能促进国内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的经济措施都有利于产出和就业的增长。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如果最终对总需求产生负面影响，那它会对国内的就业和产出产生一种生产替代效应，也就是说，流出FDI的收益比它的机会成本（即用于国内投资、消费、出El等而产生的对就业的影响）要小。如果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刺激国外对母国的产品出口需求，改善母国的就业结构，提高母国的劳动生产率，最终对总需求产生正面影响，那它就会对国内的就业和产出产生一种补充效应，也就是说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比它的机会成本要大。实际的情况也可能是在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替代国内投资或消费的条件下，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关资金流出被母国内出口增加和进口减小所抵消，流出FDI不会对母国带来国内就业的减小。因此，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内短期就业的实际影响是不确定的。
三、以资源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经济效应
（一）对外直接投资以资源为动机的原因
资源缺少的国家对获得自然资源首先从附近的原料丰富的邻国开始，其中一些国家已进入发达国家获得丰富的资源。另外，一些特种原料有需求的国家开始在其他国家投资，开设企业，利用当地特种原材料，并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管理经验。这种对外投资不受制于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即使处于发展阶段初期的国家，也可以向外投资，关键取决于能否在他国获得资源的竞争优势。我国对于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基本动机就是寻求资源开发，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将是一个严重制约。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中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例如：原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从1992年开始，先后在秘鲁、苏丹、泰国、加拿大进行小型油田开发试验项目，投资5000万美元，获得3084万吨石油可采储量，形成年产5万吨原油能力，完成协议投资后，可形成年产100万吨的生产能力。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能源企业负责海外投资的部门一直忙于收购合作的考察与谈判。目前中国几大石油巨头拥有的海外油气田多数在印尼、苏丹、哈萨克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如2002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年收购BP在印尼一家油田12.5％的股份，交易额为2.75亿美元；以5.85亿美元的资金收购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在印尼5大油田的部分权益，并获得每年4000万桶的份额石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收购阿尔及利亚Zarzaitine油田75％的股份，交易额为3.94亿美元。
（二）以资源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由此可见，以资源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充分的利用国外的有效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生产流程，从而间接的影响GDP。Blomstrom，Konan和Lipsey的研究发现，FDI流出对日本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Advincula对韩国的研究表明，FDI流出由于将低端生产移到海外，从而提高了国内生产活动的技术密集度。Ng和Tuan认为，对外直接投资调整了香港制造业的结构，直接影响了产业集聚，并通过集聚间接影响了生产力 。Barrios，Gorg和Strob通过研究爱尔兰的数据也发现，跨国公司对于中间投入物的需求，其中的一些会从母国国内市场上获得，会导致国内产业结构的改变和促进当地企业的发展 。而一般来说，以资源为目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是负向的，原因在于这种投资多数是在外生产且在外销售，从而有着一定的出口替代效应。
从中国流出FDI的行业构成来看，采矿业占了28.7％，这部分的流出FDI主要是缓解我国国内自然资源供给严重不足问题，如中国在澳大利亚、南非开铁矿是为了开发国外的生产资源，为中国钢铁生产提供可靠的原材料供应。这种投资与我国的国内投资具有明显的互补效应，促进了我国就业。
总之，能源安全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因此，在我国国内资源日益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投资于国外的资源开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四、以技术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经济效应
（一）对外直接投资以技术为动机的原因
1.汲取先进技术，享受技术外溢
技术获取型海外投资是以获取东道国的智力资源、研发机构等技术要素为目标，以新建或并购海外R&D机构为手段，以提升企业技术竞争力为宗旨的跨境资本输出行为。对我国企业而言，开展以技术获取为目标的对外资本输出，其投资方向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集中于我国本身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技术领域，是一种“逆向型投资”。马亚明和张岩贵认为，由于技术的扩散性，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是为了靠近先进技术的溢出源，以分享技术外溢的好处，进而积累优势。
2.追逐国际尖端技术，有助于国际化接轨
我国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一般较少考虑到追求技术，但从长期来看，在发达国家得到先进技术将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投资行业可以在制造业，房屋设计，研究和发展实验室、通讯设备等，主要集中在电子、生化等领域，也涉及其他如旅馆管理，石油勘探、零售等服务行业。若投资于最先进行业的话，他们将会得到处于世界顶峰的技术。例如TCL在美国洛杉矶独资设立研究机构；科龙在日本神户独资设立技术开发机构；小天鹅在美国和日本东京独资设立研究机构；海信在美国独资设立技术开发机构；上海贝尔与比利时合作。典型的例子就是深圳华为，深圳华为的国际化发展始于1996年。到目前为止，华为不仅与TI、摩托罗拉、IBM、英特尔、Agere、ATERA、SUN等世界一流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广泛开展技术与市场方面的合作，而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设立了美国硅谷研究所、美国达拉斯研究所、瑞典研究所、印度研究所和俄罗斯研究所等5个研究所。2001年华为印度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CMM 四级国际认证的研究开发机构，这标志着华为在软件开发过程管理和质量控制能力迈入了世界先进行列，是中国企业软件开发能力和标准化与国际化接轨的里程碑。
（二）以技术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技术进步无论作为一种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对经济增长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已是当今国际经济竞争的核心。由于经济面临转轨，我国企业远未成为市场主体，市场风险机制也远未建立，因此我国企业研发水平低下，企业多年来的技术进步主要靠外资的技术扩散及对其学习与模仿来实现。以技术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GDP的影响最大，但是这种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
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据表明，流出FDI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很小，只有在技术寻找型流出FDI中才会遇到重新配置就业的问题（WIR2006，P.181）。流出FDI究竟是减小或增加母国就业取决于投资的种类，国外活动与母国活动是互补还是替代，互补或替代的程度如何。在四种类型投资动机中，技术寻找型FDI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当它包含把价值链低端的生产活动安排到国外时，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更大。
除此之外，这种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是潜在的，因为技术的获取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原因之一。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案例表明，以技术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提高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力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从而带动了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如印度的IT服务和软件产业、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业、中国台湾的PC外设和半导体产业、新加坡的生物技术产业、中国香港的一系列制造业和服务业。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间相互投资比重加快，而对发展中国家投资逐渐减少，为我国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提供了机会。在我国国内经济技术水平向前发展的同时，应遵循国际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把这些成熟技术和产品转移到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占领市场，使出口增多。
综上所述，我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各不相同，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也有所差别。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走出去”的战略目标，应更多地注重战略资源、特别是技术创新资源的获取和积累。战略资源的获取和积累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学习过程，但这并不排除国内一些企业在个别国家从事市场占领型投资，以充分利用我国企业在装配、制造方面的能力。目前，政府政策的缺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阻碍了国内企业的对外技术获取型直接投资，应转变政府目前仅将优惠政策集中于境外加工贸易上的作法，相反应将更多资源集中于支持国内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上，这种做法长远来讲更有利于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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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达国家的成本论
内部化理论：1976年Buckley，Casson在借鉴Coase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市场内部化理论，在存在着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前提下，跨国公司内部化可以规避市场不完全而造成的交易成本偏高的问题，其内部化理论也涉及到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问题：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在内部化成本低于市场成本的地区开展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本质是企业管理、控制权的扩张，通过跨国公司的内部机制代替不完善的外部市场机制，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克鲁格曼、赫尔普曼认为，到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减少直接贸易带来的运输成本，绕开当地的贸易保护。Friedman等也认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大小直接影响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绩效，跨国公司倾向于就近投资，以降低运输成本、搜寻成本。
（二）发达国家的优势论
1．垄断优势理论
1960年美国学者Stepsen Hymer首先提出“垄断优势”理论，70年代后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Kinderburger做了补充和发展。在东道国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利用自身的垄断优势排斥自由竞争，获得超额利润。他们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是跨国公司利用垄断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指出“不完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产品市场不完全，主要是商品性能、商标、市场技能存在差异；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性，各种生产要素的性能存在差异；由于规模经济引起的市场不完全；还有由政府关税等政策造成的市场不完全。他们认为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主要体现在：市场垄断优势，如产品性能差别、特殊销售技巧、控制市场价格的能力等；生产垄断优势，如经营管理技能、融通资金的能力优势、掌握的技术专利与专有技术；规模经济优势，通过一体化生产，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信息网络技术优势。垄断优势论解释了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所具有的垄断优势，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所在。跨国公司要根据自身的垄断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应选择在能发挥自身的生产、市场、规模经济等垄断优势的区位。
2．相对优势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由美国学者Vernon提出来的。其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每一个产品都要经历创新阶段、成长阶段、标准化阶段和衰退阶段，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产品的市场需求、要素密集度、生产区位都是不断变化的。在产品的创新阶段，产品市场需求较小，需要大量的资本、研发投入，产品生产区位位于创新国，有少量的产品出口；当产品走向成长阶段时，产品的需求、生产量开始上升，生产企业可以选择到一些对该产品需求旺盛、技术资金较好的发达国家进行生产投资；当该产品进入标准化阶段，产品的创始国放弃在本国生产该产品，因为该产品的国内市场需求接近饱和，将产品转移到其他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生产；当产品步入衰退阶段，产品已经老化，不能适应市场需求，该产品就会完全退出世界市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指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应主要基于产品的生命发展周期，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是不同的。
3．比较优势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是由日本的小岛清教授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主要内容：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逐渐依次进行。与以往支持发达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垄断优势等理论不同，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强调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应选择投资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将其投向能将该产业转化成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东道国，这将引起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进出口组成结构的变化，而这一产业将在东道国演变成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扩张有利于投资国优化资源配置，重新调整产业结构，对东道国而言，接受了投资国的技术、管理、资本，有利于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产业。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从产业比较劣势的角度阐述了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依据，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应是本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选择海外投资的区域应是能把该比较劣势产业转化成比较优势产业的国家或地区。该理论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转移一些标准化产业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解释了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国家之间投资的情况。
（三）发达国家的综合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该理论是由英国瑞丁大学教授邓宁提出来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吸收有关国际投资的垄断优势理论和内部化理论等的基础上，结合区位理论解释跨国公司从事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必须满足三个优势条件：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指的是一国企业所拥有的而国外企业所没有的优势。如一国企业所拥有的技术诀窍、研究开发、销售技巧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企业所拥有的规模经济优势，大公司所具有的先进管理能力，企业家才能，大公司所具有的金融与货币优势；内部化优势指的是为避免不完全市场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诸如对外交易成本较高，外部买者对技术出售价值的不确定，将其所拥有的资产加以内部化而保持企业所拥有的优势，它指出了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的必要性；区位优势指的是东道国在投资环境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包括诸如东道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很好的市场发展潜力，东道国的贸易政策等。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必须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三者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特别强调了区位优势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四）有关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Louis Wells从发展中国家角度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说明发展中国家凭借“小规模技术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拥有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生产技术，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生产成本低，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取得地位。还有学者从“心理距离”的角度，阐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例如John Cantwell认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心理距离”的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首先选择周边国家，然后是发展中国家，最后是发达国家这样的区位选择顺序。
二、研究进展：利用新视角分析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一）基于微观视角
传统的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多把不同类型的跨国公司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宏观角度来研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近些年来，有些学者从更微观的角度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从企业异质性的角度：他们以跨国公司企业间存在异质性为前提，具体分析异质性企业的区位选择。关于企业的异质性，最初Bernard，etal．通过分析美国微观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经济规模、生产率、资本和劳动密集度等经济数据，发现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存在异质性；Metliz后利用主流框架研究企业异质性，一般把各企业的生产要素差异作为衡量异质性的主要标准；Chen，M．and Moore，M．从微观角度分析了法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法国各跨国企业生产力的不同直接影响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法国高生产率的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在那些市场潜力较小，较高单位劳动成本，较低劳动生产率，较低进口关税的地区开展直接投资。谢冰认为不同性质的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异，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因其创新能力强、产品生命周期短、定制化程度高而与其他企业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应针对其特点来研究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王方方在经典的企业异质性理论框架基础之上，构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动力机制框架，论证企业异质性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论证明由企业异质性所带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数量、模式的扩展及其企业异质性的空间效应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有直接的影响。
（二）基于跨国公司全球发展战略视角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世界经济出现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理论界一些观点认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要和全球经济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要考虑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生产经营战略，跨国公司应当在全球范围内而不是在某一个特定国家内去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安排生产、销售，谋求全球长期的、全面的利益。例如，跨国公司要整合全球生产，协调各部分的价值链。价值链最早是由波特提出，他认为企业的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两者构成了价值链，基本活动主要包括后勤、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支持性活动包括人事、财务、计划、研究与开发、采购等。全球生产价值链理论要求企业要综合全球的比较优势，安排生产、投资，取得最大的利益，价值链理论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刘伟全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将一些失去竞争力的价值环节重组到发展中国家，其本身重点关注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低端嵌入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地理上靠近先进厂商分享技术扩散的好处，实现价值链升级。”
（三）基于空间组织发展模式的视角
Porter在阐述其竞争优势理论时，首次提出产业集群概念，竞争优势所需要的关键要素的地理集中性，直接导致相关产业地理集聚的出现，比如美国的硅谷，英国的拍卖业，意大利的纺织业等。Porter在有关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还建议跨国公司到相关产业集聚的地区投资，便于利用产业集聚带来的技术、规模等效应。现在，产业集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产业组织模式，也成为引导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一个新趋向，高新技术企业只有嵌入产业集群体系中，才能更好地获得集群创新资源，这种集群优势是其他区位优势难以具备的。Nachum L．，Keeble．D．等认为，单凭借跨国公司内部获得知识存在着局限性，跨国公司必须进入集群网络，因为集群拥有更多的技术、信息和管理经验，跨国公司子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要尽可能地融入当地集群里，以便于获得更好的创新资产。Teece D．J研究外国跨国公司选择在美国硅谷投资的原因时发现，跨国公司之所以选择在硅谷进行直接投资是为了利用硅谷集群产生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
（四）基于投资动因———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视角
近些年，学者为了弥补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不足，提出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包括影响直接投资的各种直接要素：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管理等，也包括间接要素：文化、制度等。这些要素无论是在投资国还是东道国都成为影响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由此而产生资本寻求型、技术寻求区型等区位选择动因。寻求影响直接投资的直接要素。如市场寻求动因：Bevan ＆Estrin认为东道国市场规模大，能够使直接投资者扩大产量，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实现规模收益。Braunerhjelm ＆Svenson，Venables认为，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其对外来投资者的吸引力就越大。国内学者江小涓认为更好地贴近海外市场是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丁祥生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内市场发育不成熟，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国内市场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企业较好的途径是开拓海外市场；寻求资源的动因：Dunning认为寻求和获得持久的生产资源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江小涓认为，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以便于更多地参与国外资源的开发；寻求效率的动因：主要寻求东道国相对廉价、充裕的劳动力、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2006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有三个方面：寻求市场，寻求效率，和母国政府对国有跨国公司的战略要求；寻求战略资产：跨国企业到国外进行直接投资可以吸收较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品牌、经销网络等战略性资产以获得比较优势。Deng认为，寻求战略资产（如品牌和市场网络）构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Buckley，et al．认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弱势企业可以从发达的企业那里获得技术优势，弥补自身的不足。寻求影响直接投资的间接要素，包括东道国或投资国优惠的投资政策、制度环境、文化、双边协定等非经济要素。如寻求有利于投资的规章制度：当选择是否进入一个国家的市场进行投资时，东道国规章制度的合理性与否是投资企业主要考虑的问题。一般来说，投资企业总是选择那些外资管制制度较宽松的地区进行投资，这使得跨国企业较容易适应当地的规章制度。现有的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到有利于吸引外资制度的地区投资（如稳定的经济政策、保护财产安全、较少限制所有权、较少腐败）对跨国企业在该国进行直接投资具有积极的作用。邓明认为，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母国的制度环境也对其企业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选址产生很大的影响。Meyer，et al．认为，中国所具有的与别国完全不同的、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使得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众不同。如果中国与引资国的制度差异大，即相对于中国的引资制度，东道国的引资制度较宽松，对吸引外资较友好，那么，中国的跨国企业就会倾向于选择东道国与中国制度差异大的地方进行直接投资。柴忠东认为，母国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制度缺陷”既促使一部分新兴市场企业退出本国市场投资海外以规避高昂的交易成本和风险，但同时也增加了这些企业在与母国相类似环境中从事经营的优势。因此，制度的差异会导致OFDI选址分布的不同。倘若中国政府给跨国企业制度上的支持，中国跨国企业也会投资于风险较大的地区，进而获得投资利益。宗芳宇、路江涌、武常歧等认为，双边投资协定是促进投资的特殊机制，能够替代较差的东道国制度环境。发展中国家与潜在投资目标国家的制度环境往往差距较大。制度较差的东道国法制薄弱、政策多变，外国企业的投资很难得到东道国一般性制度的有效保护，外国企业的风险很大，投资协定能够保护其利益，减少投资风险。Spender＆Grevesen认为，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需要获得和维持其合法性，因此面临当地制度环境的同构压力；寻求较小文化价值观差异：东道国已经形成的价值观、标准会制约着跨国组织行为。跨国企业需要树立和培养当地的社会认知体系，因其更容易遭受当地利益群体的攻击，还要面对当地已经形成的各种约定成俗的标准。Kostova ＆Zaheer认为，树立当地的社会认知体系恐怕比遵守当地的法律制度更困难，因为社会认知已经根深蒂固。Yiu ＆Makino认为，文化差异是主要的海外投资障碍，对投资选址有强烈的影响。东道国与母国的文化差异越大，跨国企业越难获得东道国的文化认可。因此，从这点来说，跨国企业倾向于在那些与母国文化差异较小的东道国投资。关于文化差异的衡量，现普遍使用Hofstede提供的方法，Hofstede归纳出比较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四个维度：权力差距、不确定性的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度与女性度。Buckley，et al．基于1998—2004年间中国企业在世界上49个国家政府批准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发现市场规模更大，与中国文化相似性更强的东道国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五）基于习惯效应的视角
Scott认为，一种行为被多次重复，会视作习惯。在投资选址中，赶时髦、随大溜效应会起一定的作用。东道国与母国交易的频繁性可以通过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体现。大的双边贸易额体现了东道国与母国经济来往频繁。不断重复的交易被视作习惯，这会影响投资企业选择与其母国有频繁交易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因为，投资国企业会感到与其有频繁交易的国家信誉更好，更有安全感。中国学者胡昭玲，宋平应用动态VAR模型和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是良性互动的，这说明，与中国有频繁贸易联系的国家越能吸引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
三、评价及展望
（一）评价
1．从多个视角、采用多种方法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从对经济因素到对非经济因素的研究。传统的有关区位选择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因素方面考虑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如成本论、优势论等。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出现后，新理论尝试从多视角阐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如从非经济因素中的投资国与东道国双边的制度状况（双边协定、贸易政策，双边文化差异等）的角度，探寻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原因；还有从心理距离、习惯效应、投资动因等角度阐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如何进行区位选择的问题。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的研究。传统理论主要把跨国公司看做是无差异的整体，研究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近些年来，很多学者是从较为微观的角度具体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如把企业看做是异质性的，研究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同的区位选择问题；还有基于中观的视角，研究不同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还基于全球化视角，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纳入全球的经营战略，考虑价值链的协调整合因素；空间组织模式的创新，认识到产业集聚给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利益，跨国公司区位选择和产业集聚联系在一起。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由于数学的应用，从一般的理论分析发展到实证分析，心理学、制度学等学科也逐渐渗透到投资理论里，理性经济人的纯粹经济学理论假设前提，逐渐被社会人所取代，投资区位选择理论更趋向于接近实际，结合心理学、制度学、管理学等学科方法研究投资国、东道国的制度、心理等因素对投资的影响等。
2．现有理论研究较为分散，尚未形成独立的体系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套完整的、专门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体系，现有的区位选择理论主要是主流投资理论的附属品。相关跨国公司区位选择依据的研究较为片面、分散。仅仅凭借一种或几种因素来决定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是不够的，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分析应该是综合的，既要考虑投资主体情况，主体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投资企业的各种优势、投资动因、战略导向等，也要考虑东道国的客体情况，诸如制度、环境、文化、市场规模；既要从宏观上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的区位选择问题，也要从中观、微观具体分析不同产业、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体制、不同性质企业的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因其研究较全面，还是值得借鉴的，但是该理论主要是指导早期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无法说明在经济、文化全球化发展的当今社会里，文化、制度、全球化生产组织模式等新因素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在现有的研究中，虽然有学者结合制度、心理等学科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但是这些研究还处在较边缘的位置，尚未纳入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主流。
3．现有理论的研究一般有局限性
目前在有关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对发达国家区位选择的研究占上风，对发展中国家相关问题的研究较少，现有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区位选择问题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相关理论基础之上，未能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质，提出开创性理论，原因之一在于发达国家是跨国公司的创始者，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较长，相关理论研究也较为丰富。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小规模”技术优势论，也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外投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基础设施落后，综合实力不强，其“小规模”技术优势已经日益被发达国家地方化的跨国生产所瓦解。西方盛行的小规模定制模式也有取展中国家凭借“小规模”技术优势投资的趋势，适应时展需要的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有理论体系尚未形成。由于中国开展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时间还很短，国内学者相关理论研究缺乏创新性。中国在该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太大的突破和创新，大多是对西方现有直接投资理论的分析和验证，他们在西方经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基础上，利用单纯的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所用数据往往忽略了一些个体差异，存在偏差，不能很好地对企业的投资情况展开实地调研，尚不能完全反映现实的有关投资的问题，不能很好地指导中国企业实际开展对外直接活动。国内研究建立在西方有关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忽略本国特有的政治、文化、制度特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对外直接投资有特殊性，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应该有自己的特点。
（二）展望
1．区位选择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区位选择是否影响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从实际情况来看，好的区位选择有利于跨国企业规避投资风险、各种制度缺陷、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技术等优势，取得巨大的投资利益，反之，亦然。从现在的研究情况来看，就区位选择和跨国企业投资质量的关系的研究往往被忽视，实质是“舍本逐末”。重视研究区位选择和投资质量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未来研究的一个趋势。
2．系统研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文化技术水平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差距，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等理论来指导和验证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实践是脱离实际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凭借垄断优势、比较优势理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并进行区位选择，而发展中国家自身相对不具备上述的竞争优势，近年来却也开始对外直接投资。进入21世纪，新兴市场国家①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成为世界经济领域里的一个亮点，这些“后发”企业凭借在母国开发的“非传统型能力”，更早、更快地开展国际化经营，追赶发达国家的“先行”企业。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更迅猛，中国的企业能够到发达国家开展投资，以劣势产业收购强势产业的现象很多。中国的联想收购IBM笔记本，双汇收购美国的肉类加工商Smithfield Food，并购规模达到70多亿美元，吉利汽车公司收购了美国老牌汽车公司沃尔沃。跨国并购投资也不再是大企业的专利，中国小企业也开始进行并购投资，2013年10月青岛的一家藻业集团就成功地并购了澳洲的一家大的海藻公司。系统研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为什么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如何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是怎样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有何特殊性等是未来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
3．综合、具体地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
篇10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是目前国际上该领域最著名的研究者之一，根据他在1996年与其同事Ari Kokko教授对溢出效应的描述，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是指，由于国际企业的进入或参与，东道国本地企业所获得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实际上，国际上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在60年代就已经开始起步，正是由于这一问题本质地涉及到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几十年来该领域的研究越来越热烈，并且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即当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以后，是通过怎样的微观机制和过程对东道国本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的。对这一问题的透彻理解无疑将有助于东道国的政府和企业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达到更有效地利用外资、促成溢出效应产生的目的。
认识演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和作用
回顾历史，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抵触到审慎开放，进而主动吸引的过程。
50年代后期，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有限，学者们也只是把它当作国家间的资本流动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加以讨论；到了60年代后期，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学者们开始着力研究它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冲击和影响。主流的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由发起国本国市场的寡头垄断特征引起的，研究者们担心外商直接投资会将这种本国市场的不完善性扩散到其他国家。与此同时，对国际企业转移价格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均衡发展的研究都加强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抵触情绪，因而60年代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都持有拒绝或严格限制的政策。
70年代，国际借贷资本强有力地支持了亚洲新兴国家外向型经济以及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型经济的蓬勃发展；然而，80年代以政府借贷为核心融资方式的亚洲新兴国家的发展受到了挫折；而以墨西哥为代表的一些拉美国家又陷入了债务危机；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对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引进国际资本不得不进行重新的思考。与此同时，学者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深入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积极的结果。多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具有多方面的溢出效应，特别在国际技术转让方面的作用受到了特别的关注。由此，东道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无论是被动地吸引国际资本还是主动地创造国际技术转移的机会，多数国家开始倾向于部分开放和有目的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进入90年代以来，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了更进一步的积极认识。相对于其他国际技术转移的方式，人们发现，越是最新的技术和最具获利性的技术，国际企业越倾向于通过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在东道国使用。原因在于，从国际企业的角度考虑，采用这种形式会把这类技术法律上的控制权留在国际企业内部。从希望获取先进技术的东道国的角度考虑，由于上述原因，东道国的企业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并不一定总能从市场上购买到。在这种状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本地企业的特殊意义在于，当国际企业在本地投资并采用先进技术进行生产活动的时候，本地企业可以就近通过观察、模仿、反向工程以及雇用曾经被国际企业雇用的人员等渠道取得相应的的技术与管理的有益信息，从而也可以造成其技术信息的外溢。此外，除了外商直接投资可能造成的技术外溢效应，哈佛大学的Caves教授还发现，如果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东道国的垄断性市场，会打破市场中原有的垄断平衡，本地企业则会在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下提高效率。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一种体现。事实上，90年代各国的外资政策相对80年代来说更加开放，相邻的各国之间吸引甚至争取外资的意图都更加明显。可以认为，开放和吸引外资已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认识显然是这种政策实施的重要依据。
机制探索：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产生
尽管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上述比较普遍的积极认识，并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确实采取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但根据不同国家制造业数据所进行的经验研究的结果却并不乐观。由哈佛大学的Caves教授、纽约大学的Globerman教授以及斯德哥尔摩大学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分别主导的对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制造业的研究都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在东道国产生了溢出效应；但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Haddad&Harrison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Aitken&.Harri-son分别对摩洛哥和委内瑞拉制造业的研究却显示溢出效应并没有产生；而由意大利的研究人员Mariotti主持的研究发现，在专业型行业（Specialist sectors）和规模型行业（Scale intensive sectors）中产生了溢出效应；而在科学型行业（Sci-ence-based sectors）和传统行业（Tranditional sectors）中却没有产生溢出效应。基于上述不同的研究结果，国际上的学者们得出了一个共识：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并不是自动产生的。也就是说，各国的开放政策本身并不能够保证进入本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会在本国产生溢出效应，因此，深入探索溢出效应产生的条件和机制，成为了各国在现实中能否有效引导溢出效应产生的关键。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国际上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发生机制归纳为“行业内溢出效应”、“行业间溢出效应”以及“由于人员流动造成的溢出效应”三种形式。
1.行业内溢出效应。
行业内的溢出效应也被称为“示范与竞争效应（Demonstration and Competition effects）”，这种溢出效应的机制体现为，当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东道国的特定的行业后，一方面，由于外资企业采用的现代的商业模式和先进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为外资企业创造了高额利润的机会，从而为在同一行业中的本地企业产生了示范效应；而本地企业对外资企业的观摩与模仿行为最终使本地企业达到了提高自身劳动效率的结果，获得了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和对本地市场的争夺，对在同一行业中运作的本地企业造成了竞争的压力；为了保持原有市场并且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本地企业会竭尽全力地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提高经营效率。这种在竞争环境下促成的效率提高也是溢出效应的表现形式。针对这种机制描述，Riedel和Lake曾经分别对欧洲半导体业进行了两项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的结果表明，美国跨国公司的进入确实为欧洲该行业带去了新的技术，这种示范效应对欧洲整个行业的崛起作用显著；Langdon在对肯尼亚肥皂业进行的案例研究中发现，由于进入肯尼亚的国际肥皂制造企业将机器制造的肥皂引入了市场，本地企业原有的手工制造的肥皂失去了销路，本地肥皂制造厂商也不得不去引进相应的肥皂制造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上述案例研究的基础上，1992年Wang&Blomstrom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将这种行业内溢出效应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模型将外资企业引进先进技术的决策与本地企业对学习过程进行投资的决策相互联系，探讨了两类企业在相互竞争中的决策机制。他们认为，对于本地企业而言，在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下不得不投资于学习过程，而学习过程的投资越大，本地企业的技术能力越强，越能够获取高额的利润，从而表现为本地企业因为外资的进入而获得了溢出效应；与此同时，由此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的缩小，又进而会促使外资企业不得不越多越快地向东道国子公司转移技术，以提高相应的竞争能力和保持原有的利润空间；这就体现为由于内资企业竞争能力的增强导致了对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而可喜的是，外资企业的提高又反过来为本地企业进一步获取溢出效应拓展了新的空间。于是，我们理解，至此，Wang&Blomstrom把行业内溢出效应的机制阐述为了一种可能“螺旋式上升”的拓展机制。Kokko在1994年的一项针对墨西哥制造业的经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Wang&Blomstrom的研究结论。
然而，在取得了上述正面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清醒的意识到，以“示范和竞争效应”为机理的溢出效应并不是唯一的结果。无论研究中还是现实中都存在着与模仿和竞争相关的反例。例如，巴西纺织业的案例研究发现，一个跨国公司在当地建立了分支机构并带来了新产品―――“人造纤维”，使得本地企业生产的棉织物无人问津，最终导致了大批的本地企业破产。因而到目前为止，一个比较普遍的共识是：“示范和竞争效应”确实是溢出效应产生的有效机制；而“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促使积极的示范效应与竞争效应的产生”仍然是困扰东道国政府和企业的一个现实问题。
2.行业间溢出效应。
行业间的溢出效应又被称为“上下游关联效应”。这种溢出效应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与当地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联系产生的。劳尔1980年选取了两家印度的大型卡车制造商AL(外资占主要股份)和TELCO(合资企业)，考察了两家企业以及他们的36家供应商在建立、信息技术、财务、原材料采购以及管理和分销渠道等方面的情况。根据这份案例研究，Lall总结了可能导致“上游”溢出外溢效应的互补行为，他认为跨国公司可能通过下述方式提高当地供应商的生产效率：第一，帮助有潜力的供应商建立生产设施；第二，为提高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提供技术协助或相关信息；第三，提供或帮助供应商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第四，为供应商的管理和组织提供培训和帮助；第五，帮助供应商寻找更多的客户。继劳尔之后，Linda&Pang选取新加坡的3家出口导向型电子企业又进行一次案例研究。Linda&Pang选取的3家电子企业都是世界领先的电子企业（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且3家公司在新加坡都已经经营了8-13年，他们的产品中90%以上出口海外。通过对3家公司的管理层的访问，Lim&Pang发现，这3家企业都很愿意与当地的供应商建立联系，并且从财务、技术、管理等方面为供应商提供帮助。在此基础上Lim&Pang认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销售产品，市场力量使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长期的高效率，而本地企业（供应商）的有利条件在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资企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他们提出，东道国政府通过严格的政策限制来增加对于本地产品的购买是没有必要的，政府只需要加强本地企业和那些出口导向型跨国公司的关联，跨过企业就可以通过后向联系对本地企业产生溢出效应。
与行业内溢出效应的研究相类似，在外资企业与东道国本地企业发生关联的研究中也有不乐观的情况存在。一份针对墨西哥的研究发现，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有大量的美国企业将其产业链中需要利用廉价劳动力的部分转移到了墨西哥的边界。这一产业的转移确实使美国企业从中获得了降低成本的好处，但并没有起到帮助墨西哥的相关产业提升效率的作用。由此看来，要切实有效地获取行业间的溢出效应，也还需要更加深入和更具针对性的研究。
3.由于人员流动造成的溢出效应。
由于人员流动引起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有时也被称为劳动力溢出效应，它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对其当地雇员一般都会给予多方面、多层次的培训，一旦这些员工离开跨国企业去其他公司就职或开设自己的公司，他们在跨国公司学习的技术就会受益于本地企业。对这种溢出效应机制的描述是Irving Gershenberg通过对肯尼亚的案例研究得出的。Irving Gershenberg选取了肯尼亚41家制造业企业的72名中、高层管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对比研究了跨国公司和非跨国公司对于管理人员培训的方式、时间以及各种不同类型企业管理人员的流动情况。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管理技术的提高是有贡献的。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跨国公司十分擅长培养和发展管理人员的管理技能，经过一段时间后，部分经过培训的管理人员加入其他类型的企业工作从而将使这种技能得以扩散，体现为对本地企业产生了溢出效应。此外，Irving Gershenberg还发现，合资企业对于技术溢出的贡献最大。Irving Gershenberg的案例研究为从事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学者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考察现实：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产生溢出效应的潜力
近5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但由于受行业和企业数据的限制，多数对溢出效应的研究停留在宏观层面。因此，对于在行业及企业层面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微观机制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1.获取溢出效应已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目标。
纵观我国吸引外资几十年的历史，我们也走过了从严格限制到有限度开放，直至加入WTO后逐步走向全面开放的过程。由于相对于国际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国民经济在这十几年中一直保持高速而稳健的增长，从而使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国际地位一路显著攀升，目前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对外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外资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与日俱增。在这样的环境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核心问题已不再是“量”，即“如何吸引更多外资”的问题了，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质”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则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其中，如何利用外资带动我国企业的成长，即如何促使外资在行业和企业层面产生溢出效应成为了目前被各界瞩目的核心问题之一。
2.我国的国际化商务环境为溢出效应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条件。
借鉴国际上关于溢出效应的研究，我们认为，我国目前的国际化商务环境已经为溢出效应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首先，如前所述，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已经吸引了丰富的外商直接投资。这种丰富程度不仅仅是从总量上来衡量的，它还显著地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广泛的行业范围和地域范围；与此同时，从外资来源的角度看，外资不仅仅来源于周边文化与语言相近的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还吸引了众多的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著名跨国企业。于是，这就为我国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层次和水平的企业都创造了吸收外商投资溢出效应的机会。
其次，从行业内溢出效应的机制考虑，在我国国内市场上，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竞争是广泛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我国内需市场的蓬勃发展，进入中国市场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首要目的之一。外资的进入必然地冲击国内企业原有的市场份额，使本地企业切实地感受到面对面的竞争压力。与此同时，外资企业的进入，也将先进的科学与管理技术带进了市场，从而为本地企业的就近观摩和模仿提供了条件。
再次，从行业间溢出效应的机制考虑，由于我国在劳动力成本低廉方面具有显著的全球性竞争优势，于使吸引了大量的以整合全球价值链为目标的外资的进入。这就为我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形成前后向的供应链合作关系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最后，由于外资在中国扩大经营的需要，近些年来外资企业培训本土地员工的规模不断扩大，将本地员工送到国外培训的机会也不断增加；而受到外资企业内部的上升空间的限制，从外资企业到内资企业的人才流动将是不可避免的。为此，争取由于人才流动而产生的溢出效应也具有很广阔的前景。
3.对溢出效应微观机制的深入研究将更有效地促使溢出效应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