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问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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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G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2)02-0063-02
一、江西省FDI的发展现状
(一)江西省利用FDI的总规模
“十五”时期,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重点的转移,江西省准确调整了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重点,GDP增速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开始突破以往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吸引外资增速一直位居中部六省之首。2001—2010年,江西省FDI增速8年超全国水平,其中,2010年江西省吸收FDI 51亿美元,同比增长26.77%,占全国利用FDI比重的4.83%,达到历年最高水平。据统计,2011年全省实际使用外资60.59亿美元,同比增长18.78%。
(二)江西省利用FDI的地域分布
FDI在江西省的分布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地区差异,即投资主要集中分布在京九沿线、GDP排江西省前三位的南昌、赣州、九江,这主要是因为这三个城市基础设施较完善,交通较为便捷,产业配套能力较强,市场辐射范围较广,人才、资金、信息要素流动较快。2010年,仅南昌、赣州、九江三个城市就占全省FDI项目数的60%以上,三市实际使用FDI金额近30亿美元。外资流入的空间分布不平衡,不利于全省经济的持续、均衡、协调发展,影响经济发展的后劲。
(三)江西省利用FDI的产业分布
FDI在弥补该省资本不足的同时,也通过技术外溢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又由于产业特点、投资方式及国家政策的不同,FDI对各产业增长的贡献是有差别的。截至2010年底,江西省累计实际使用外资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为53861亿美元、358863亿美元和97360亿美元,占比分别为10.56%、70.35%和19.09%,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是FDI的重点领域。从第一产业内部FDI的分布看,主要集中在农业尤其是种植业。对工业的FDI大部分集中在制造业,其中加工业的比重很高,原料工业的比重不大;轻加工业的比重较高,重加工业的比重较低;同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高于一般加工业。
(四)江西省利用FDI的来源地
近年来,来江西省直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多,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从投资来源看,亚洲一直是江西省FDI的主要来源地,其中香港占比最大;其次是拉丁美洲和北美洲。随着CEPA的签订,香港与江西省的经贸关系将更加密切,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仍将居于对江西省投资的首位。台资虽然大规模进入江西省较晚,但增速很快,已成为江西省外资的第二来源地。由于近几年江西省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有较快增长,占比不断提高。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个别发达国家的投资有较大幅度下降,但总量仍保持增长,2010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江西省FDI继续攀高,以美国、新加坡、韩国、日本为例,增幅都在100%左右。
(五)江西省利用FDI的业绩指标分析
FDI业绩指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地区FDI流入量占FDI总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该地区GDP占GDP总量的比例。具体公式为:
某省吸收FDI业绩指数=(该省FDI规模/全国FDI规模)/一省GDP总额/全国GDP总额
如果业绩指数值大于1,表明该省吸收的FDI大于经济规模所能吸收的期望值,即业绩突出;如果业绩指数小于1,表明该省吸收的FDI低于经济规模所期望的数量,即业绩低下;如果业绩指数值等于1,表明该省占全国FDI的比例与其占全国GDP的比例一致,即业绩正常。近几年,江西省引进FDI的业绩指数值较高,业绩较好,2001年以后每年均大于1,其中2006至2010年上升较明显,这一数值接近2,显示江西省具有较强的吸引FDI的竞争力。
二、江西省利用FDI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吸引FDI规模区域分布不平衡,各城市差距拉大
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南昌、九江、赣州、吉安、宜春五个设区市,而景德镇、鹰潭等地区所占份额较少,同时,外贸出口、对外经济合作、旅游业在外商投资主要聚集地的设区市所占比重也较大,其他设区市比重较小,各设区市发展差距拉大。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地投资环境因城市规模、地理位置、相关配套产业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导致外资流向过于单一。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集聚效应不强
根据前文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FDI在江西省高度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部分制造业,虽然近年来,FDI流向第三产业的规模在不断增大,但仍远低于第二产业。且外资项目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链条短且深度低,配套能力弱,项目单一,基本属于初级发展类型,难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更谈不上形成核心产业群。此外,至今还没有跨国公司将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物流中心等设在江西省。
(三)引进外资质量不高,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
长期以来,企业自身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更缺乏企业赖以生存和竞争的核心技术。在江西省引进的外资项目中,有些项目是发达国家的淘汰项目,甚至还有一些是在发达国家不允许的重污染项目。外商将落后甚至是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产能产品转移至江西省一些地区,新建了大量的造纸、化工、冶金等重污染企业,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片面追求GDP,对企业放松监管,结果对江西省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同时,省内一些合资企业,中方基本都缺乏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在产业发展主导权和决定权上都受制于外商。
(四)利用外资方式单一
在利用外资方式上,江西省仍以FDI为主,其他外资方式比重较小。而在FDI中又以“绿地投资”为主要投资方式,并购、BOT、TOT等新投资方式很少。
三、江西省吸引FDI的对策与建议
(一)不断规范并健全外资管理体制
在继续保持劳动力、土地等廉价生产要素优势的同时,政府应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健全市场机制,规范市场竞争,改善投资环境,要加大对资源消耗大、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产业的外资监管力度。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外商投资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在使用外资的同时要做到促进资源、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提高利用FDI的质量
江西省利用FDI不仅要注重数量的增加,更要注重提高投资质量,增强投资潜力。首先,从投资的结构来看,应该增加外商在农业产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引资政策应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环境污染少的产业倾斜;其次,从投资规模看,应该积极引进大型跨国公司投资,以其强大的规模效益吸引相关产业的聚集,对周边发展起辐射作用;再次,当前江西省外资来源主要是港台地区,今后要加大对欧美大型企业资金的吸引。依靠欧美投资所带来的先进技术,缩短产业梯度转移的技术链条,加快提升江西省经济竞争力和科技水平;第四,由于江西省外商投资主体以外资独资为主,缺少和本省企业的联姻与整合,有关方面应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本省企业参与外商投资产业的经营与合作,充分利用外商投资,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提高当地企业的竞争力。
(三)调整引资政策,扩大引资领域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修订指导外商投资目录,引导外资投向。制定产业政策和外商投资政策,支持、鼓励外商投资江西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领域。研究区域发展政策,引导外资地区投向。综合运用税收、投资、土地等手段,重点引导外商投向现代制造业、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既要大力推进交通、电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加快商业零售批发、现代物流、运输服务、电信、银行保险、旅游等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各级政府还应依托各自优势,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广泛深入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努力扩大外资来源,实现外商投资多元化。
(四)引导外资合理分布,强化产业集群效应
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选择非常注重关联配套产业的发展水平。为此,江西省要实施“第三代引资政策”,即产业集群引资。要明确未来产业发展定位,整合提升各类工业园区,走专业化分工协作的道路,有规划地重点发展一批关联配套产业,形成产业集聚,利用集聚效应提升区位优势,形成对FDI的强大吸引力。要加快吸引跨国公司入驻,选择本省优势企业与之形成外包或合作伙伴,从而促进FDI与产业集群发展的良性互动,推进内、外资企业的有机对接,扩大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和关联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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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中国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制约因素
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农业利用外资的主渠道。截至2005年底,我国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已超过329亿美元。农业利用外资弥补了国内资金对农业投入的不足。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优良品种和先进管理经验,促进了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提高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但农业利用外资规模小、结构不尽合理等现象也不容忽视。
一、我国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一)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农业利用外资的主渠道。“八五”以前,我国农业利用外资以间接投资为主,主要是国际组织无偿援助和各种金融贷款,提供资金的主体是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例不到20%。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这种情况发生明显变化。“八五”期间,外商投资逐渐成为农业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九五”期间乃至近年。外商投资进一步增大。
(二)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偏小。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农业利用外资金额有了较快增长,1999年至2006年的8年间,农业利用外资项目4130个,合同外资金额83.88亿美元,但农业利用外资在全国利用外资总额中所占比例还不足4%,截止2006年4月,外商直接投资农业的协议金额仅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93%,与全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相比,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很小。
(三)产业和区域分布不平衡。我国农业利用外资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拓宽,项目范围遍及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包括农业、林业、水利、畜牧、渔业各业的所有方面。但截止2005年,外商直接投资我国的产业结构分布情况为:第一产业占1.96%,第二产业占68.69%,第三产业占29.36%。截止2005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情况为:东部地区占84.85%,中部地区占8.87%,西部地区占4.37%,有关部门占1.90%。可见,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与我国总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不平衡。
(四)跨国公司开始直接投资我国农业的生产环节。近年来,外商打破以往投资我国农业集中在加工及销售环节的程式,由“销售商”变身“农场主”,这意味着将对我国农业传统的种植模式、组织方式等产生强烈冲击。日本朝日啤酒公司同伊藤忠商事公司和住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一起,在山东莱阳租下1300亩土地,计划采用有机种养的方法搞温室大棚和奶牛养殖。澳门恒河果业以前在内地主要经销水果,2003年3月之后开始变“卖”为“种”,在重庆江津摘10万亩柑桔生产基地,采用“公司提供种子、技术服务+果农协会管理+农民种植+公司统一收购”的经营方式。法国威望迪环球公司是全球500强企业之一,它旗下的“康纳”橙汁饮料在世界果汁行业首屈一指。而重庆忠县是世界上最适合柑橘生产的三大地段之一。1997年威望迪环球公司开始在忠县和农民合股建柑桔果园基地,短短几年,项目投资达6亿多元(含中方投资及农民的投资和投劳)。
二、我国农业领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制约因素
(一)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生产方式占很大比重,难以吸引外资。农村的规模化和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加上人多地少,农业种植生产技术相对落后,加上规模化农业投资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及多变因素影响大,难以有效吸引外商投资。
(二)农业已列入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的行业,但在政策上没有得到有效的体现。如,在外商投资农业综合开发及生态观光农业上,在使用农村集体土地等问题上,审批期限长,手续繁琐。我们鼓励外商投资改善荒山、河滩等,鼓励外商投资中西部地区农业综合开发,但没有出台差别化优惠待遇。另外,外商投资农业与投资一般加工制造业在审批、税收减免和融资条件等方面没有区别,客观上影响了外资进入的积极性。
(三)我国有关立法相对滞后。农业领域特别是农业流通服务业利用外资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指导。按照我国加入WTO的承诺,我国将在人世后2到4年内允许国外企业在中国设立从事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相关服务的合营企业;允许设立仓储服务的合营企业;允许外国服务企业从事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的批发和零售业务,但目前相关法律法规仍未出台,外商投资上述农业服务业领域依然无法可依。
(四)我国农业管理体制在农产品产销之间、内外贸之间、产学研之间、生产与投资管理之间存在相互脱节的问题。地区封锁、行业分割和部门垄断及交易行为不规范,农产品的仓储、运输、内销、出口等方面对外商存在着行业垄断专营及出口许可证和配额要求等,不仅在较大程度上约束了我国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和进出口,同时对外商投资进入我国农业和农产品经营领域等也构成了较大阻碍。
三、我国农业领域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措施
(一)继续加大我国在农业基础设施和科研上的投入。加强国家对农业产业化的引导,努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大对各种所有制的农业企业,包括加工、流通、进出口企业的扶持力度,建立国际农产品信息机制,积极推进国际农业合作,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精准农业和节水节能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生产者素质,增强同外商竞争的能力,为吸收外资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和外部环境。 (二)加快农业领域的立法工作,对外商投资农业领域加以有效引导和监督。针对我国加入WTO后农业开放特别是农业服务领域开放的承诺,要积极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加快对相关领域的调研工作,充分借鉴国外农业利用外资的经验,结合当前世界农业发展趋势及我国农业发展的特点,加快出台既符合WTO规则又能有效保护和促进我国农业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外商投资农业服务领域予以有效引导和管理。
(三)农业领域吸引外资要做到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并重。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比较大,不确定性因素多,且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投资大、周期长,客观上制约了企业的投资热情,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提供的农业贷款,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农业融资的主要渠道,这就要求政府在农业融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此,我国要积极利用国外无息和低息农业贷款,加大对我国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特点和国际资本流动趋势,加快落实好现有有关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农业领域的各项优惠政策,适当调整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营销和对外贸易中的有关税费规定。特别是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大对外商在税收、用地、融资等方面的相关鼓励和优惠措施,进一步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的幅度和范围,继续下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程序,真正有效地体现国家鼓励外商投资农业的政策倾斜。
篇3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面板数据
一、文献综述
(一)理论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绩效的问题有许多较为深入的研究。由于对问题的视角和切入点的不同,国内学者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从总体上对这一问题研究,例如:沈坤荣(1999)讨论了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而且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的影响。从地区经济角度进行研究,例如:米运生(2006)研究表明,中国FDI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特征明显。在动态趋势方面,东部优势减弱,中部综合优势明显;(2)着眼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例如:唐正康、缪克平(2003)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简略的综述;(3)分析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例如:刘春光、尹华(2008)根据我国1985~2005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工业废气排放量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在从长期中,外商直接投资加剧了我国环境质量的恶化;(4)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人力资本的关系问题。例如:王志鹏、李子奈(2004)构建了考虑外商直接投资(FDI)外溢效应的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发现FDI对经济增长地作用具有鲜明地人力资本特征,各地区增长实践呈现条件收敛态势;(5)集中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例如:李雪(2005)根据我国1983-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应用格兰杰因果关检验和恩格尔一格兰杰协整检验,发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产业结构效应,但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变动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不存在。
(二)实证研究现状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根据所采用的实证研究方法与模型的不同,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绩效的研究主要采用了以下集中方法:(1)回归分析法。例如:赵晋平(2001)以1984-1999年我国合同利用外资额和三次产业的工业增加值为研究样本,利用最小二乘法分析,发现利用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有影响的,其中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最大,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次之,对第一产业的影响最小;(2)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例如:李静萍(2001)利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对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全球化(包括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国内投资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例如:杨万平、袁晓玲(2008)在分析对外贸易、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时,通过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研究对外贸易、FDI对我国环境污染的长期动态影响;(4)面板数据模型。例如:黄志明和许承明(2008)在分析了上海FDI在上海产业和行业内的分布特点,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1999年至2006年间FDI对上海三大产业贡献的影响。
二、问题提出
对于引进外资绩效的衡量,由于切入点、视角和评价标准的不同,导致了研究分析范围的不同。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衡量,多数采用了回归分析法。随着对问题研究的深入探讨,学者们又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研究,譬如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人力资本、环境污染以及产业结构的关系问题。而且所使用的实证研究方法更加复杂和精细。虽然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但是从产业结构的视角来进行评价与衡量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更为重要。产业结构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基础,而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之一。外商直接投资活动会引起国内市场供应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产业结构的改变。
在实证研究的方法上,多数采用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和恩格尔一格兰杰协整检验的方法。而在实证研究中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多集中于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人力资本、环境污染以及跨区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在研究产业结构方面使用面板数据模型的较少。
与此同时,对于青岛市引进外资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外商直接投资对青岛市经济增长、环境质量等角度,并没有从较深层次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青岛市产业结构的关系问题。而且在实证研究方法上,多数使用了普通的回归分析法,并没有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来进行分析研究。
三、青岛FDI的产业结构特征与青岛GDP的产业构成
青岛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如图1,选取了1999―2005年的数据,其中Fl、F2、F3分别表示FDI在青岛第一、二、三产业中投资比例。由图1可以看出:1.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一产业中的投资比例较低,且分布趋势平均保持在2.56左右。因此,FDI对第一产业的影响很小。2.第二产业吸引的FDI的所占比例最大,第三产业次之。同时,从2000年之后,F1有不断上升的气势,而F2则不断下降,但两者的边际变化率较低。这可能是由于青岛是一个外向型的城市,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后对青岛的影响较大,同时也跟政府的政策有关。因此,相对于第三产业,FDI对第二产业的影响较大。
图1.青岛FDI的产业结构
图2是青岛GDP的产业构成。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最小,而且逐年下降。而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第三产业次之,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相差较大,平均在9.6左右,基本符合“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同时,在2001年之后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明显提高,而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
图2.青岛GDP产业构成
比较图1和图2可以看出,2001年之后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上升可能由于在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二产业中的投资比例增加引起的,所以二者关系显著。而第一产业吸引的FDI的所占比例与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之间可能存在负向效应。同时,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与第三产业吸引的FDI的所占比例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四、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1999年-2005年统计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来研究FDI对青岛市三次产业增加值的贡献作用,从而了解FDI对青岛市产业结构的影响。以第I产业增加值(GDPi)作为被解释变量,将第 产业利用外商直接外资额(FDLi)作解释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平稳性和异方差,分别对 和 取对数,将lnGDPi和lnFDLi作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因此回归方程:
lnGDPit=αi+βilnFDLit+μt
i=1,2,……,N,t=1,2,……T
在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时,必须对模型形式的设定进行检验,从而避免模型设定的误差,使参数估计更加有效。本文使用协方差分析检验,检验如下两个假设:
H1:β1=β2=…=βN
H2:α1=α2=…=βN
β1=β2=…=βN
在假设H2下检验统计量F2服从相应自由度下的F分布,即
F2=(S3-S1)/[(N-1)(k+1)]S1/[NT-N(k+1)]~F[(N-1)(k+1),N(T-k-1)]
如果计算得到的统计量F2的值不小于给定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则拒绝假设H2,继续检验假设H1。反之,则符合模型lnGDPi=α+βlnFDIi+μi (1)。
在假设H1下检验统计量F1服从相应自由度下的F分布,即
F2=(S2-S1)/[(N-1)k]S1/[NT-N(k+1)]~F[(N-1),N(T-k-1)]
如果计算得到的统计量F1的值不小于给定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则拒绝假设H1,符合模型lnGDPi=αi+βilnFDIi+μi(3)。反之,则符合模型lnGDPi=αi+βlnFDIi+μi(2)。其中,S1,S2S3代表残差平方和。
通过计算相应 检验统计量,在95%的置信水平下,F2=102.88> F(20,18)=2.19,F1=2.136< F(15,18)=2.27,因此符合模型(2)变截距模型。同时变截距模型又分为固定影响和随机影响两种。本文采用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表1是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回归结果。
表 1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0.848194 0.013593 62.40160 0.0000
FDI? 0.166305 0.014725 11.29394 0.0000
Fixed Effects (Cross)
_T1-C -0.016333
_T2-C 0.006951
_T3-C 0.009381
Effects Specification
Cross-section fixed (dummy variables)
Weighted Statistics
R-squared0.999996 Mean dependent var31.00088
Adjusted R-squared 0.999995 S.D. dependent var504.8822
S.E. of regression 1.102104 Sum squared resid20.64875
F-statistic 1399079. Durbin-Watson stat1.586626
Prob(F-statistic) 0.000000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对三次产业贡献都较小,但还是可以比较外商直接投资对三次产业的相对贡献作用。首先,外商直接投资对三次产业都起作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流人促进了青岛产业结构的调整;其次,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三次产业的作用的大小是一样的,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各个产业的增加值提高0.1663个百分点;最后,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三次产业作用的大小是不同的,三次产业的固定影响系数分别为-0.016333、0.006951和0.009381,即对第一产业产生负向效应;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生正向效应;而对第三产业产生的正向效应又要大于对第二产业的正向效应。
五、结论及建议
产业结构合理化就是要促进产业结构的动态均衡和产业素质的提高,因此它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目前青岛的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且第一产业不断下降,同时第三产业基本保持稳定,总体显现出“二三一”的产业变化规律。由前面的实证分析可知,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三产业的正影响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的正影响,而且目前,青岛引进的外商投资多集中于第二产业。因此,在引进外商投资时政府可以采取政策优惠或法律制度等措施,来积极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现代服务产业的发展,使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提高,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并逐渐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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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摘要 本文根据1999-2010年相关数据,利用变异系数和广义最小二乘法对中国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地区碳排放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四大地区碳排放绝对差距呈逐年上升趋势,无论是碳排放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均表现为东部最大,中部次之,西部和东北地区最少;四大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绝对差距逐年上升,且东部最大、东北次之、中部第三、西部最少;外商直接投资相对差距的大小依次为西、东、东北和中部;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地区碳排放差距的影响为负;人均总产值地区差距对碳排放地区差距的影响为负;地区开放程度差距对碳排放地区差距的影响为正;从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不同能源碳排放地区差距的影响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煤和石油两种能源碳排放地区差距的影响为负,对天然气碳排放地区差距的影响为正,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碳排放;相对差距;绝对差距;四大地区
中图分类号 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3-0098-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3.016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在资源禀赋、技术条件、工业化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各地区在碳排放上也存在差距,这种地区间的碳排放差距不仅不利于我国与碳减排制度有关的政策的拟定,也制约着中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改革开放后,随着全球产业梯度转移,大量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入中国,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相对先进的技术、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中国带来了如环境污染、碳排放量增加等问题,现有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碳排放具有显著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这种地区分布差距是否会对中国碳排放的地区差距产生影响、产生何种影响,这不仅关系到中国未来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也对未来各地区对待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态度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发展产生影响。
从理论上讲,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碳排放地区差距应存在正向(消极)和反向(积极)两个方面的影响。从正向(消极)影响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投资于中国的某一地区,可能存在两个主要目的,第一,充分利用中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在此过程中,大量自然资源的消耗,特别是以煤炭为代表的高碳排放能源的消耗,必然增加该地区的碳排放量;第二,规避发达国家的环境规制,从而将本国的高碳排放工业和相对落后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这也将增加该地区的碳排放量,国际上流行的“环境避难所”假说正反映这一问题。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的扩大将导致地区碳排放差距的扩大,即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碳排放地区差距产生正向(消极)影响。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在国外属于高碳排放的落后技术,但相对于中国本土企业而言,其所应用的技术仍属于相对先进的低碳排放技术,因此,当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入中国的某一地区后,一方面可以通过示范效应促进该地区本土企业使用更为环保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也可以部分替代原本由当地高碳排放的本土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而这两个方面都可以促进当地碳排放量的降低,从而缩小该地区与其他地区在碳排放量上的差距,这可以被称之为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碳排放地区差距的反向(积极)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碳排放地区差距的总影响则是由上述两种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当正向(消极)影响大于反向(积极)影响时,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将扩大碳排放地区差距,反之,当反向(积极)影响大于正向(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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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经济增长 隐性危机 FDI
一、引言
FDI是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对中国近二十多年来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吸引FDI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引进FDI确实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近几年,我国吸引FDI的成效并不显著。FDI在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 其负面效应日益凸现。
二、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隐性危机
引进FDI主要有一下几点好处:第一 ,刺激出口,增加外汇储备;第二,刺激国内竞争;第三,适当缓解就业问题;最后,FDI主要解决的是资金问题,而且相对而言风险较小。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引进FDI在微观上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然而从宏观上来讲,引进FDI是解释不通的。有研究认为,在危机发生的时候,由于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子公司和母公司的内部通道更便捷地使资金从东道国流进和流出,因此更高比重的FDI意味着更大的波动性。还有研究认为,FDI有两个不好的方面:首先是引进FDI国的本国投资的盈利能力会相应减弱;其次是由此导致的本国投资者对未来投资的消极心理,从而减少继续投资。这两个方面都给本国经济带来了危害,减少了本国的投资利润,不利于本国国际收支平衡。甚至还有研究认为,外来的FDI实质性质也是为了获取利润,而这种利润输出会恶化本国国际收支,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三、危机应对策略
对于以上危机的解决方案也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可以采取防范措施,尽量减小风险。关于资本的稳定性问题,可以从根源出发,严格控制引进外资规模,提高引进外资质量。
首先,降低国际收支对外贸的依存度。由于各个国家都尽力保持贸易收支平衡,因此,进口依存度也就相当于出口依存度。对我国来说,现有的实际外贸依存度并不算高,因此,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外贸易依然是我国应贯彻的一项基本国策;与此同时,贸易的各个产业分配还有待改善,地区贸易分布也应有所分散。
其次,调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与此同时积极鼓励本土自我创新。优惠政策主要包括两种。一是直接优惠方式,二是间接优惠方式。自主创新能力是区域经济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再次,尽可能将我国外汇储备发展为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兼顾的“良性”外汇储备。各国政府管理和经营外汇储备,一般都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个原则。但是,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者不可能完全兼得。所以,各国在经营外汇储备时,往往各有侧重。总的原则就是利用投资组合策略分散风险,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实现外汇储备的增值。
最后,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后完善外商投资企业的内部制度,防止商业机密泄露。与之相对应,外商投资企业内部交易税收问题也呈现明显特征。我国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时应尽量避免外商对企业的控制,将其控股比例严格限制在某一范围内。
四、总结
我们需要合理利用外资,控制引资规模,提高引资质量;优化引资结构,加强产业政策; 取消超国民待遇,制定反垄断法;坚持独立自主,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国应该积极地引进债权而非股权,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FDI对我国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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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经济
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它是指是一国的投资者(自然人或法人)跨国境投入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取或控制相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得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投资活动。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因为它无论对本国还是东道国的经济发展都具有显著的影响。它对本国的经济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引进先进的技术,先进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第二,给大量闲置的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使就业的结构更加完善。第三,使投资增加,资本的流动性增强。第四,增加出口贸易,发展我国的优势产业,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第五,提高环保意识,注重环境保护问题。
鉴于外商直接投资有着这么积极的作用,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一直被认为是各国解决资金不足的主要途径,各国对外商直接投资都非常重视,并采取各种激励措施来吸引外商投资者。当然中国也不例外,本文主要想阐述的是FDI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中国一直以来实施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比如低价供地,减免税收等,作用是相当显著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逐渐发展成为吸引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随着外资的逐渐增加,FDI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相当显著。目前一些学者对FDI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分析很多,虽然他们在研究的方法和使用的模型各不相同,他们研究使用的数据也不相同,但是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没有本质的区别,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下面分别从宏观经济、技术转移、对外贸易等等角度进行介绍。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黄华民(2000)重点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分别对FDI的经济增长的效应,资本的形成效应,就业效应,贸易与国际收支的效应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王成岐,张建华(2002)运用1990-1998年得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分析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国外投资与国内投资都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影响。二是东道国的各种状况,尤其是经济政策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关系有着很深远的影响。
从技术转移的角度,李雪辉,许罗丹(2002)使用深圳地区与珠海,东莞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与中国工资水平的增加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证明了Feenstra and Hanson(1997)的结论即外商直接投资向某个地区集中流入会对该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会提高当地的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进而提高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金祥荣,李有(2005)利用协整技术对FDI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FDI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原因,FDI的流入带来先进的技术,从而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赵玉娟(2011)使用2002-2008年中国17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EVIEWS6.0分析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效应主要是通过提高自身外资企业的要素生产率的相对优势来实现的,没有产生技术外溢。还发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负的综合技术进步效应,没有促进作用。
从对外贸易的角度,李永军(2001)认为传统的衡量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没有考虑到进出口在经济运作中的作用以及之间的影响,从而低估了进出口对经济的贡献。所以他对传统的衡量方法进行了修正考虑了出口对消费与投资的影响。Wanda and Threas(2002)分析了中国由于具有低廉的劳动成本、庞大的市场机会、完善的基础设施,优惠的政策等优势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者。FDI又使中国生产率提高,就业与出口增加。陈淑芸(2006)通过从东道国与投资国的角度对国内的一些理论进行归纳,利用1983-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从投资的行业,投资的来源,投资的方式以及投资角度的变化等角度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以及结构特征。接着又运用了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产生的影响。分析发现FDI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促进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同时进出口贸易也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
从其他角度来看陈浪南(2002)从总供给的角度出发,利用1991-1998年的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发现FDI存量的增长率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存在着相关性,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逐年地增加,1991年以前贡献较小,1992年以后贡献较大。沈坤荣,耿强(2001)对1987-1998年中国29个省,市和自治区的相关数据采用Panel Data进行了分析,在处理联立方程组时采用似然不相关回归(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UR)方法进行检验,得出FDI在某一区域的比重对人均GDP作用显著,我国某地区的FDI年流量相对于其当年经济规模的比例每增加1%,相应的人均GDP就将增加027%。余永定(2004)比较粗略地分析了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即创造了就业的机会,贸易的扩张,引进先进的技术等。王凯(2007)通过对1985-2003年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以及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和1995年-2006年季度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VAR模型、Johansen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格兰杰因果检验、对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并且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共同作用比外商直接投资单独对中国经济作用更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外溢效应存在一个“门槛”,中国的东部与中部已经跨越了这个门槛,而西部没有。FDI国内的投资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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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政府选择
一、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我国就业人数:统计资料分析
充分就业是世界各国追求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之一,因此,世界各国以及一些国际经济组织特别重视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影响的统计,依据统计数据来反映本国和世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就业状况。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统计,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分支机构的雇员大约有5400万人。这个数量与1985年的2200万人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即便是与1998年的3600万人相比增加幅度也比较大。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的子公司直接创造的就业比较稳定,比如1985年和1995年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子公司直接创造的就业数量均为1500万人,到了1998年才有了一定的提高,达到1700万人;而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的子公司直接创造的就业增长却非常迅速。1985年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的子公司直接创造的就业数量为700万人,到了1995年这一数据变为1500万人,1998年时达到1900万人。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中方从业人数,是由国家统计局每年进行统计和公布的。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资料来看,随着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的不断增加,外商投资企业中的中方就业人数也是随之不断增加的。2003年末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的863万人与1985年末的6万人相比增长了140多倍。从静态角度来看,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相当低,对就业的直接效应很小,但从动态角度来看,其发展变化的速度是非常迅速的。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是1985年的90多倍。
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统计的跨国公司对全球就业量的影响,特别是我国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量的影响,首先是统计口径过大和过小。口径过大是指统计数据不仅包括了直接就业创造量,而且还包括了转移就业量,即原有企业转移到外资企业的就业量;口径过小是指统计数据没有包括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创造量,即外商直接投资拉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而产生的就业机会。其次是统计中没有减去就业损失。统计数据中没有剔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而产生的就业损失量和挤出量,如外资并购我国企业后的裁员、把我国企业排挤出市场造成的失业量等等。如果从现有统计数据中减去转移就业量、就业损失量以及就业挤出量,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贡献绝对没有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字那样显著。可以说,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和统计资料的不完善,使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不能客观、真实地反应出来。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是极其复杂的,因此只有构建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才能真实、客观反映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就业影响。1.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创造效应。就业创造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增加新的生产能力,增加就业人数(直接创造效应),或者带动了前后向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间接创造效应)。
从直接就业创造效应来看,首先,直接就业创造效应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有着一定的联系。一般来讲,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进入我国:一种方式是并购,即通过收购或兼并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另一种方式是新建企业,称之为“绿地投资”,即在东道国新建企业(没有包括合资和合作企业,只指独资经营企业)。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不同,其对直接就业的创造效应也有所不同。新建企业可以直接增加生产能力,因此可以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主要采取了新建企业的方式,2002年外商新建企业投资金额占外商实际直接投资总额的60.15%以上,所以外商投资新建企业对我国的就业贡献较大。外商投资并购我国企业在短期内并不能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因而其在短期内不存在直接就业创造效应。其次,直接就业创造效应与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结构和投资结构有着一定的相关性。有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第一、二产业的就业起到了负面作用,而对第三产业起到了促进作用,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对我国就业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就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创造效应而言,无论是新建企业,还是并购企业在理论上来讲都是存在的。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我国企业生产的投资品的购买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与其相关的前后向产业及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也极为有限,因而创造的就业机会也是有限的。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因此无法用精确的数据表现出这种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创造效应的强弱或大小程度。
2.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损失效应。就业损失效应主要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并购我国企业后,在重新整合、重组的过程中,精简人员而导致的就业人员就业机会损失或丧失。从国外企业并购案例来看,这种就业损失效应不仅存在,而且是严重的。1998年,美国参与国内和跨国并购的公司裁员多达73000人,占美国当年失业人数的11%。
我国企业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累积了大量的冗员,这些冗员有的以显性失业状态存在,有的以隐性失业状态存在。外商投资企业都是讲求效率的,所以并购我国企业后,不仅要把大量的冗员释放出来,而且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对劳动者素质有较高的要求,还要把达不到这种要求的人员释放出来。另外,还由于岗位的压缩,编制的减少,使本来可以就业的人员也被释放出来,从而使他们失去就业岗位。因此外商投资并购我国企业后,就要把大量的闲置人员以及素质较低的人员以及必要的原本可以就业的一部分人员从原有的就业岗位上剔除出来,形成规模较大的就业损失效应。尽管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但是外商投资并购我国企业的案例并不少。此外,从外商投资并购我国企业投入的资金来看,尽管在2002年占投资总额的比重只有5%,但是它所形成的就业损失效应是不可低估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并购我国企业将会加剧我国的就业压力。
3.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挤出效应。就业挤出效应是指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为了和外商投资企业开展竞争,国内企业不得不减少就业人员,以提高效率和竞争力,或者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激烈竞争,使国内一些企业倒闭破产,从而导致许多就业者失去就业岗位。
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以后,我国绝大多数企业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减员增效”。这一口号的提出主要是为了适应不断加剧的市场竞争。我国市场竞争不断加剧,除了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外,更重要的是外商投资,特别是具有资金实力、技术实力的跨国公司的进入,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为了应对外商投资进入后的激烈竞争,国内企业不得不以“减员”的方式来提高“效率”和增强竞争力。同时,为了和外商投资企业竞争,我国企业还可能对企业的原有设备和技术进行革新,这样也可能排挤出大量失业人员。同样,我国企业为了与外商投资企业竞争,投资的新项目一开始就采用新设备、新技术,这样的新项目所能吸纳的新增劳动力数量相对减少,所以投资扩张对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作用是微弱的。此外,那些经受不住外商投资企业竞争的国内企业可能停产、倒闭,也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
4.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转移效应。就业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企业的合资或合作,使那些停产和濒临倒闭的企业得以挽救,从而转移了从业人员的就业。大家知道,与外商合资或合作的国内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有一定“问题”的企业。如果没有外商的合资或合作,这些企业可能被市场淘汰,企业中的就业人员就可能转变为失业人口。正是因为外商的合资或合作没有使这些企业倒闭,从而使就业人员的就业机会得到了挽救。需要指出的是,外商直接投资挽救的就业人数是原有企业就业人员的一种转移,并不是新增加了这么多的就业人口。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不仅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且也有破坏性作用。但长期以来,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这种破坏性作用,以致于过高地估计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贡献,甚至出现了要把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渠道的设想。那么应如何看待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呢?
首先要肯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创造效应。改革开放20多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就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外商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我国就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在肯定这种积极作用的同时,要正确看待其就业创造效应的积极影响,不能高估,否则必然会形成误导,并产生严重的后果。第一,正确看待官方公布的在外商投资企业的我国从业人数。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我国从业人数的就业存量(总量)来看,据商务部有关官员称,到2003年在中国运营的外资企业达22万家,就业人员超过2350万人。但又有官员称,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被大大高估,因为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没有剔除外商投资企业终止运营和撤资等情况。那么终止运营和撤资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我国从业人数依然包括在就业存量之中,因此在外商投资企业的我国从业人数存量就有可能被高估。另外,在这个就业存量中,包不包括上面我们提到的合资和合作企业的从业人数,如果包括,那么这个就业存量就更被大大高估了。如果这种高估存在的话,那么把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渠道(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有经济单位和城镇集体经济单位不仅没有吸纳就业的能力,反而不断向外排放失业人员,同时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单位由于发展中所面临的困难,如融资困难,限制了其生产能力的提高,因而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但有潜力;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似乎略好一些)是非常危险的。第二,正确看待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创造效应。从理论上讲,间接就业创造效应是存在的,但在实践中并不一定是必然的。在我国的外商投资项目,一是集中在见效快、效益高的一些项目上,二是集中在高技术领域。无论是投资在哪个项目上,这些投资在国内的产业关联度都较低。因为外商投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投资,由于处于全球战略和利润共享的考虑,机器设备及原材料的采购、服务提供等绝大多数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因此对我国的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是有限的,所创造的间接就业机会也是极其有限的。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创造效应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其次要正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充分肯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指出这种负面影响,并不是对其积极影响的否定,相反,缺乏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负面影响的深刻认识,只会对我国引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不利的影响。
尽管由于我国统计上的缺陷,无法通过一定的数据来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并购我国企业释放出了多少失业人口,也无法通过一定的数据来说明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竞争,国内企业减少了多少就业人员以及国内企业停产或倒闭排挤出了多少失业人口,但是这种释放和排挤一定是存在的,而且其数量也是较大的。根据官方统计,到2001年底国有单位的职工人数从2000年底的8100万人减少到7640万人,2002年上半年又减少了120万人。2001年城镇集体企业的职工人数减少了210万,2002年上半年又减少了30万。到目前为止,国有经济单位和城镇集体经济单位的从业人员减少了6000多万。尽管这6000多万从业人口的减少不能完全说是由外商并购我国企业以及外商对我国企业的挤压所造成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其中有一半可能是由外商并购我国企业以及外商对我国企业的挤压所造成的。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它也远远大于目前在外资企业从业人数的2350万人(这个数字还可能存在被高估的情况)。因此我们不能低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产生的这种负面影响,必须正视这种情况。
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总体影响来讲,究竟是积极效应大,还是负面效应大,在统计数据不健全的情况下,我们难以从理论上做出一个定性的判断。但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一个总体结论,即对国际直接投资和我国就业量之间关系作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第一、二产业的就业起到了负面作用,而对第三产业起到了促进作用,而综合影响为负。也就是说,欧、美、日等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是负面影响大于积极影响。也许这种分析具有某种缺陷,但也的确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应该是我们正视和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时候了。
四、调整优化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政府的选择
从国家有关统计资料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是比较明显的,但是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外商直接投资所吸纳的我国从业人数的增幅却大体呈下降的态势。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增加的影响只是一种短期效应。从长期来讲,今后在增加和扩大就业方面,最为重要的是重塑外商直接投资与内资之间的关系,确立外商直接投资与内资在增加和扩大就业中的地位与作用。要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内资积累、强化内资增加就业的功能,建立以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就业为辅助,以内资拉动就业为主渠道的就业模式。这应该是政府的第一选择。政府的选择对我国今后几年缓解就业压力具有举足轻重和非常现实的意义。依据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以及我国目前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建议搞好以下几点政策调整。
1.坚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利用外资并重,以劳动密集型扩大就业,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优化就业结构的政策。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引资政策似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大力倡导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投资。在这一政策的支持下,尽管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占较大比重,但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加。据统计,截至目前,世界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家登陆中国。这些跨国公司的投资大多分布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虽然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善,但它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是有限的,而且对劳动者素质具有较高的要求。但这对于优化我国就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从扩大就业角度来讲,今后我国应继续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作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领域以及今后政府政策的重点。
2.鼓励和支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采购和使用国内企业生产的投资品,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率,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创造效应,从而扩大就业规模。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企业的内部购买投资品的原则,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率,对国内与之相关的产业的带动作用极为有限,未能提供相当的就业机会。针对此种情况,我国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鼓励和支持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和使用国内企业生产的投资品,进而拉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扩大就业规模。
3.限制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饱和市场,减轻对国内企业的竞争,以减少国内企业的失业排放量。限制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国内已经饱和的市场及与国内企业具有明显竞争关系的领域,可以减轻对内资企业的竞争挤压,降低对内资企业增加就业的负面影响。一般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相比具有明显的资本和技术优势,而且也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为了和外商投资企业相抗衡,国内企业不得不在资本和技术上进行追赶,从而不断使国内企业资本和技术深化的步伐加快。国内企业资本和技术的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就是不断向外释放失业人口。更为严重的是,在饱和的市场中,无力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竞争的国内企业不得不被迫退出市场,从而造成更多的失业人口。
4.真正落实国民待遇原则,充分发挥国内企业就业的主渠道作用。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和内资所享有的不平等待遇,阻碍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公平竞争,使得国内企业只能采取不断减少就业人口的方式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这对于缓解我国就业压力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我国应依据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有关规则,对外商直接投资尽快落实国民待遇原则,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为国内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加速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资本形成和积累能力,从而发挥国内企业就业的主渠道作用,扩大对失业人口的吸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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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为民。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经济评论。2000(6)
篇8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活动的开展,种种新的经济现象不断出现,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这两项不可分割的经济活动也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对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不仅为决策者提供了可靠合理和操作性强的对策建议,同时富有科学性、学术性、时代性,为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开拓新的空间,提供新的素材。它的系统研究有以下特点:
第一,视角独特,立论新颖。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会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尽述。该书选取并紧紧围绕“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影响”这一主线,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作了深入探究。在理论层面上,作者深入研究了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外贸竞争力提升、外贸方式转变及其出口增长的作用机理;在实证层面上,分析验证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内资企业出口扩张、我国外贸竞争力和外贸方式优化之间的关联度。
第二,逻辑清晰,表述系统。
首先,作者对国内外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在指出以往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明确该书的研究计划。其次,对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和我国对外贸易的特征进行了归纳,为后续研究作了铺垫。接着作者重点研究了:(1)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内资企业的出口溢出效应。构建了外商投资企业影响我国内资企业出口倾向的计量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协整检验得出了基本结论,为长短期对策提供理论依据;(2)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影响。包括我国外贸竞争力的现状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竞争力影响的理论分析,以及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3)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方式的影响。通过计量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与加工贸易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并就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类型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得出比较结论。最后,提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的政策建议,并指出今后有待研究的问题。
第三,方法多样,科学严谨。
从宏观角度上,该书采用了多角度的分析方法以及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具体方法上来讲,该书最令人瞩目的是大量采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工具进行实证研究,如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协整检验、面板数据模型等。空洞的理论往往不易让人接受,得不到良好的效果,而计量方法的使用能显著增强观点的说服力,增强了科学性和实证性。
篇9
一、引言
目前,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增加资本积累和提升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FDI)正在以自身所蕴含的先进技术、科学管理、人力资本以及充裕资金等资源对东道国增加资本积累、实现技术创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强大动力,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通过自主创新提高技术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利用外部技术提升自身技术水平,而后者则常常被视为能够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技术差距且被积极选择的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途径和方法。外商直接投资就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来影响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的。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吸引外资流入,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模仿效应、人员培训和流动效应以及前后相关联效应的作用,[1]实现不断提升本土技术创新能力的目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在“以市场换技术”的外资战略背景下,希望通过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来获得蕴含其中的国外先进技术。自1993年以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在发展中国家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达527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到2003年底,累计利用外资总额已突破5 0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对于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和利用、增加国际收支盈余等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2]。
近年来河北省经济总量实现较快增长,经济发展环境得到较大改善,经济结构得到合理调整,外资引进速度和规模有了大幅提升。大量外资流入为河北省发展经济提供了资本支持,与此同时,也为本土企业技术进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河北省引进外资的规模与经济发达省份相比还有巨大差距(见表1)。例如,从2003年以来,江苏省一直是我国引进外资最多、利用效率最高的省份。自2011年起江苏省实际利用外资连续5年突破200亿美元,协议利用外资连续5年突破500亿美元;外资企业的GDP贡献占全省经济总量的一半。随着我国外资流入量的急剧增加以及国家创新系统的建立,国内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提升。与此同时,许多学者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术创新的关系以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并取得了众多有价值的结论[3]。本文选取河北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河北省实际利用外资情况的实践考察并结合理论进行深入分析,检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区域内技术创新是积极影响还是抑制影响,以及具体的影响程度大小。
二、文献回顾
随着中国政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外资流入规模得以扩大、流入速度持续提升,然而东道国是否能够获得外资中所蕴含的先进技术,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并没有将外资技术扩散与外资溢出效应区分开来,从而导致针对外资技术扩散与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缺乏一定成效。张海洋(2005)[4]对于外资技术扩散和外资溢出效应给出了较为详细的界定。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外资技术溢出以及对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Mac Dougall(1960)[5]首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理论。学术界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内的外溢效应主要是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以及跨国公司人员培训和流动等渠道发生作用。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对东道国相关产业产生系统性的技术外溢效应。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显著性和作用方向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有不同观点。这些文献大致分为两类:一些学者已经从不同视角、利用不同的方法或依据不同层面数据进行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国外文献中Dimelis和Louri(2002)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6]。国内学者中,蒋殿春等(2006)[7]从行业特征?c外资技术溢出的关系出发,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大部分行业产生了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行业中那些学习吸收能力强,自身技术水平高的企业往往表现出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果非常显著。吴静芳(2011)[8]研究结果表明,在限定了区域性特征以及专利类型后,外资对我国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具有显著性,主要表现在“发明专利”技术创新活动领域。姚洋(1998)[9]利用计量分析方法,针对特定行业的外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认为,溢出效应在省级层面上显著。
另有一些学者Konings(2001)等[10],Harris与Robinson(2004)等[11]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抑制了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没有对东道国的技术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王春法(2004)[12]与董书礼(2004)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3]。潘文卿(2003)[14]则更为详细地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不明显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外溢存在着“门槛效应”,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处于外资起积极作用的“门槛”之外,因而外资的作用发挥的不显著。何洁(2000) 通过对我国工业部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的研究,较早地发现了外资对工业部门的技术外溢存在着“门槛效应”。王志鹏和李子奈(2004)[16]则从我国本土现有吸收机制不健全、缺乏较强的吸收能力方面验证了存在“门槛效应”,因而使得外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无法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基于对以上国内外文献的分析,笔者认为:学者们针对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中国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即外商直接投资能否通过技术溢出促进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还有很大争议;相关研究中选取研究对象较为狭窄,影响了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效果。另外,由于国内学者较少在技术创新领域进行定量研究,从而使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差异的综合研究相对滞后。下面笔者将通过选取河北省2007―2012年的面板数据,设定回归模型,对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技术创新与区域特征等变量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以考察和揭示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内技术创新的影响规律和特征。
三、模型设计与指标选定
(一)模型的设定、数据来源与说明
笔者根据面板数据模型的建模思想,将技术创新产出作为新知识产出,构建了与新知识产出相关的具体生产函数。在大多数文献中指出,技术创新产出的过程离不开人力资本、资金投入以及物质资源等要素投入,因此我们利用了Cobb-Douglas生产函数:
Y=f(L,K,A)
其中,Y作为技术创新产出量;L作为在科技研发过程中的技术人员数量,通常表示为人力资本投入;K作为科技研发活动中科研经费投入量,通常表示为科技资金投入;A表示为其他能够影响技术创新产出的因素。
在确立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目标后,笔者借鉴了已有计量模型设计思路(何洁,2000;冼国明等,2005;叶娇等,2014),构建了如下具体经济模型:
LnPANi,t=γ+β1LnLi,t+β2LnKi,t+β3LnFDIi,t+ε(1)
LnPANi,t=γ+β1LnLi,t+β2LnKi,t+β3Xt×LnFDIi,t+ε(2)
(1)(2)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地市和年份;ε表示随机误差项。PANi,t代表技术创新产出,Ki,t代表科研经费投入量,Li,t代表科技人员数量,FDIi,t代表实际利用外资额。Xt×FDIi,t中的X显示的是一系列控制变量,其中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模式、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存量以及本地企业类型,这些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交乘综合反映对河北省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不同影响。通过利用Xt×FDIi,t的“交乘解释变量”来考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模式、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存量以及本地企业类型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各种差异性表现[17]。由此,(1)式通过研究河北省技术创新水平探讨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是否对本地技术创新产生影响,(2)式进而研究河北省技术创新水平在外商直接投资与相关条件的联合效应状况下的变化程度。
本文以河北省2007―2013年11个地市的数据为样本,统计数据来自各年度《河北经济年鉴》《河北科技年鉴》《河北省知识产权年报》,部分数据为笔者根据数据库公开数据计算获得。通过利用河北省地市面板数据可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对全省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本文所有数据通过EXCEL以及STATA进行整理汇总,数据分析过程中,为了消除变量的异方差,对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从而使解释变量的系数直接表示为弹性便于比较研究[18]。
为了提高模型估计过程中结果的精确度,我们在模型中充分利用了面板数据技术,这样做的优点在于,既可以增大样本量及自由度,还能够减少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本文前期计量检验过程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时,在系数估计结果上有一些差异,通过进行Hausman检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较为稳健,但是截面相关、序列相关、异方差问题还会存在。
本文选取数据具有截面较大而时间序列较小的特征,因此,在不考虑序列相关性条件下,采用stata.12软件的“xtscc.fe”命令作为一个综合的处理方法可以消除截面相关以及异方差等问题。
(二)相关指标定义
被解释变量:技术创新产出。在建立技术创新指?耸保?已有文献中的选取方式有:采用新产品销售额、专利授权量、专利申请量以及新产品项目开发数量来体现技术创新水平。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专利申请量更多地代表国家创新能力和水平,以及科研人员通常会选择申请专利来保护其知识产权,所以选择专利申请量代表技术创新产出是比较合理的。
核心解释变量:(1)人力投入量,一般采用科技研发过程中的科技活动人员数量来衡量,这主要是因为科技活动人员是技术创新的核心技术人员,其数量和水平决定着企业的技术实力和科技竞争力。(2)科技资金投入量,采用河北省各地市科学事业经费支出衡量科技资金投入量。(3)外商直接投资,采用实际利用外资额表示河北省各地市外商参与水平,将外资利用额以美元统计的原始数据,通过各年年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统计量来表示实际利用外资额。
控制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吸引资本的能力越强,技术创新的基础条件越好,这也能说明在示范―模仿效应中,经济发达地区往往能够较快更好地进行技术模仿。在此采用河北省各地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2)经济结构模式。在我国制造业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状况往往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产生重大影响。基于上述考量,本文采用第二产业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作为代表经济结构模式的重要指标。(3)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体系完备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并且也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相关文献中,多以年度用水量、年度用电总量、人均铺装道路面积、公共汽车客运总数、公共绿地面积等指标来衡量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在我国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一、三产业而言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较强,因此,能够作为衡量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的指标本文选取人均铺装道路面积来表示。(4)人力资本存量。已有文献中表明了评价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时,人力资本存量这一影响因素不能忽视。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是本土企业对技术外溢吸收能力的坚实后盾,是竞争效应、示范―模仿效应的基础。目前我国还没有较为权威的人力资本存量计算方法,叶娇(2014)[19]采用了当地高校数量表示人力资本存量;李筱乐(2014)[20]认为选取教育经费支出来度量人力资本存量程度较为适宜;也有以在校中学生或在校大学生比例来表示[21]。本文采用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地区人力资本存量。(5)本地企业类型。企业类型在外资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过程中也是一个关键性要素,同时它也影响着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的技术状况。一般来说,这种状况的程度与内资企业、外商及中国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当地的分布情况有关。基于对以上因素的考察,本文采用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与当地工业总产值的比值作为地区企业类型的指标。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时,要考虑适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 models)还是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 models),我们通过Hausman检验来选择。检验结果在5%水平上显著,应当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 models)。利用stata.12软件的相关命令进行综合处理解决了异方差问题。对表2的回归检验结果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模型1检验了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水平的关系,模型2―模型6研究了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模式、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存量、本地企业类型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联合效应对河北省技术创新的影响。经检验模型的DW检验值均在合理范围以内,说明误差项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模型的修正判定系数虽然整体不高,但是这样的拟合值对于面板数据模型来说是可以接受的。由表2给出的回归检验结果,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
1. 通过对科技人员、科研投入水平与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之间关系的研究,从第一个模型中给出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为0.17,反映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技术创新确实存在正溢出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在河北省表现出很强的显著性。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在促进河北省技术创新水平过程中,相比较其他因素的贡献度,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技术创新的贡献度占比是非常小的,其系数与结果中的科技资金投入系数为0.47、人力投入系数为0.59相比较,结论非常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河北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量还比较低,表1的数据显示,河北省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非常低,没有较强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和强大的经济发展动力,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就没有优势可言。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等因素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技术创新贡献度较小。
2. 模型中加入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项之后,反映了经济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两者的交互项系数显示为0.017,系数值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从结果上看,联合效应的系数值虽然降低了,但也能够说明无论本土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外溢效应,只不过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这种外溢效应的作用越大[22]。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外商投资对本土技术创新溢出效应产生了正向作用,在河北经济发展水平状况下这种溢出效应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可能的原因是,河北省虽然处于中国东部地区,但是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为发达、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更强的省份相比,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对外资先进技术具有更强的吸收能力,也没有为外资的溢出效应创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必要技术条件。
3. 模型中引入经济结构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后,回归结果表明虽然两者的交互系数为正,但是系数值显示为0.038,数值明显的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说明经济结构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溢出并没有提供更强的贡献度。笔者认为,由于在模型设定中经济结构的指标选取是采用第二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值表示的,表明了第二产业在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正向促进方面贡献度较小。由此,经济结构在外商投资技术创新中的促进作用的贡献度较小。另外,企业类型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的结果表明,两者的交互项系数为0.018,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且结果并不显著。本地企业类型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的溢出没有?Ю唇衔?明显的正溢出效应,说明在较高比重的国有控股企业水平下,本土企业技术更新缓慢、自身缺乏较强的吸收创新能力导致了外资技术溢出作用不明显。叶娇等(2014)[23]利用江苏省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
4. 通过对“投资硬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两者的交互项系数为0.067,系数值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说明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和质量为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而且显著性水平在1%,正溢出效应非常显著,但贡献度偏小。我们认为,两者的联合效应系数未能高于外商直接投资系数值,可能的原因在于河北省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区域性差异,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备。以上因素导致在本土已有的基础设施水平下,没有形成吸引具有较高技术素质外商投资的优势条件,也没有提高外溢效应的质量和规模。
5. 通过对人力资本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检验,结论显示本地人力资本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的溢出产生了正向效应。但交互系数为0.059,依然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这说明河北省人力资本存量虽然发挥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溢出的基础性作用,但是依然没有形成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溢出的强大后盾。这一点模型结果给出了说明,即每提高1%的人力资本存量,技术创新水平仅提高0.059%。
五、结论与建议
篇10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直接投资在2009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之后逐步回升。从世界来看,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直接外资流入量的比重逐年上升,根据《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该比重已达到42.9%。在直接投资接受国中,中国已于2009年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呈现许多新的特点。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双缺口模型”,用来分析发展中国家投资大于储蓄,进口大于出口的经济现象。钱纳里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储蓄小于投资就会出现“储蓄缺口”,因此应引进外资,弥补经济增长所需的资金缺口,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率。“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的提出者纳克斯有一句著名论断:“一国穷是因为它穷。”可以看出,资金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由于资金缺乏,为吸引外资,给予外商投资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随着中国内外部经济环境的改变,内外资双税制的弊端日益呈现,2008年起中国开始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近些年来,我国在进一步实行投资促进的同时加强了对外资的引导和监管。
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从1979年的181.87亿美元到2010年的1088.21亿美元,累计利用外资额达到12504.43亿美元。我国外商投资主要来源香港、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
1.外商投资方式
金额单位:亿美元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企业主要包括合资、合作、独资、股份制等形式。虽然我国支持外商与国内企业合资合作经营,使我国企业学到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但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外商投资主要为外商独资,合资合作经营较少。
2.地区结构
正如全球直接投资在各地区分布参差不齐,中国地区FDI分布也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基础设施较完善,交通便利,是吸引外商投资最多的地区。由于中国地区发展差异较大,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因此应引导外资资源跨区域合理流动。
3.产业结构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我国行业进行的划分,2010年我国第二产业吸收外资占总外商投资额的51%,服务业占总额的47%。回顾2000年,第三产业投资仅占比约22%,可见外资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也与我国鼓励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产业政策相一致,流入第三产业的外资对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外资来源地
我国外商投资的来源地较为集中。截止至2011年底,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地区(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依次为:香港(770.11亿美元)、台湾省(67.27亿美元)、日本(63.48亿美元)、新加坡(63.28亿美元)、美国(29.95亿美元)、韩国(25.51亿美元)、英国(16.1亿美元)、德国(11.36亿美元)、法国(8.02亿美元)和荷兰(7.67亿美元),前十位国家/地区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91.61%。
综上所述,我国在利用外资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正确合理地利用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因此应确保国际与国内投资政策之间以及投资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一致性,促使外商投资在我国产生积极的联系效应和外溢效应。
参考文献:
[1]王俭.东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问题与对策[J].金融理论与教学,2002(01).
[2]黄日福.我国中部地区FDI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研究[D].中南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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