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海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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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国际间接投资融合

一、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传统区别

哪里有能带来足够的利润的投资机会，资本就有向哪里流动的趋势，当这样的机会出现在海外时，国际投资的发生就顺理成章。像国内投资分为直接和间接一样，国际直接投资也有这样的分法：把钱交给别人使用然后拿利息的间接投资，自己管理资本、自己控制项目运作以赚取利润的直接投资。

逐利的本性决定了资本扩张的必然。在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扩张的主要手段是“商品输出”，但作为掠夺资源输出商品之辅助的对外投资也是新兴资产阶级热衷的活动。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时期东印度公司、哈德逊湾公司等为进行掠夺性贸易而在殖民地进行的各种投资活动。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过剩资本”的大量出现使得国际投资（尤其是以借贷为主的间接投资活动）大张旗鼓地展开，并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到文明世界的每个角落。

二战后，这种产业资本的跨国流动得到了更迅猛的发展，并表现出与传统的资本流动迥然不同的特点。首先，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直接投资对国外企业控制权的要求。直接投资既全部或部分的拥有国外企业，又直接或间接的经营国外企业。而间接投资则很少涉及到这一问题。第二，从资本移动的形式上看，直接投资不只是单纯货币形态的资本转移，而是货币资本、技术设备、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等经验资源在国际间的一揽子转移。第三，直接投资具有实体性，它一般通过投资主体在国外创设独资、合资、合作等生产经营性企业得以实现；而间接投资则通过投资主体购买有价证券或发放贷款等方式进行，投资者按期收取股息、利息，或通过买卖有价证券赚取差价，其投资具有虚拟性。最后，由于直接投资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其投资回报与投资项目的生命周期、企业经营状况密切相关，通常周期较长，风险较大；而间接投资则更具流动性，风险也相对要小。

传统的资本流动理论对这种日益流行的海外直接投资也越来越没有解释力。直接投资并不绝对的取决于东道国的利率水平，而且很多情况下东道国的利率并不高于母国利率。海默是最早注意到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之不同的西方学者，并开创性地提出了大型跨国企业之所以热衷于海外直接投资乃其拥有东道国企业无法比拟的垄断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他们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些垄断优势，实现利润最大化。英国学者伯克雷和凯森从内部化的角度解释了这种直接投资行为，他们认为，海外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为克服海外市场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管制、信息缺失和不对称、垄断的市场结构等造成）而进行的内部化行为。邓宁的折衷理论是有关FDI理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FDI的进行取决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三方面因素。

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趋势

当理论界对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条分缕折地分而论之时，这二者的界限在实践中却并非同样地泾渭分明。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它们相伴相随，有时甚至很难在它们之间划出界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资本市场的高度发达使大量对外投资行为既有直接投资的内涵，又有间接投资的手法和特点

在资本市场上，资产表现为以下四种基本形式：（1）现金资产：各种货币资产；（2）实体资产：表现为各种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生产资料；（3）信贷资产：各种债权债务；（4）证券资产：表现为股票、债券、商业票据和各种投资收益凭证等证券。实体资产的国际流动是FDI的本质特征，而间接投资则侧重于其他金融资产的流动。然而在现代经济中，实体资本的转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当柯达投资于中国的彩卷行业时，它不是简单地把生产线、管理人员、专利技术等搬入中国，而是通过股权投资、信贷安排、长期合同、现金流动等多种方式进行。随着资本市场的高速发展，在金融中介和各种金融工具的帮助下，这四种资产的相互转化变得越来越便利和快捷。从FDI的发起看，FDI中涉及间接投资因素的情况简要列举如下：

1.兼并收购（M＆As）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方式也日趋复杂。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资，并购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它可以让投资者在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同时就消灭一个竞争者；而且，它可以让投资者获得公开市场上不易获取的被收购企业的商标、技术、管理经验、关系网、销售渠道等等；并购方式建设周期短，使投资者可以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迅速扩展产品线和营销渠道，从而有利于降低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并购方式还可以让投资者利用东道国货币贬值、股市大跌、东道国企业面临财务危机等情况廉价地获取资产从事海外经营。

托宾（JamesTobin）的Q理论为投资者对并购或创建方式的选择提供了理论解释和指导。假设R1，R2分别为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的投资收益率，C1，C2分别为两种投资所须资本的成本。Q1=R1/R2，Q2=R2/C2，如果Q1>Q2，且Q1>1，则跨国公司应选择收购方式进行投资，反之，如果Q2>Q1，且Q2>1，则跨国公司应选择新建方式进行投资。

在这里，对跨国公司而言，对外投资，不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可以被抽象为一种数字的决策。而对东道国来说，这种投资又具有间接投资的某些特点。从经营管理的控制权来看，很多情况下跨国公司只是部分地拥有被收购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为了充分利用被收购企业的当地优势，跨国公司对被收购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并非面面俱到。从资源转移的角度看，资源首先是通过货币资本的形式支付给被收购企业的原股东的，而随着并购方式的日趋复杂，并购的支付方式可能是股票等有价证券。而其他技术、管理经验等经营资源的转移则视需要而定，有时这些资源并非由投资者转向被收购企业，而是相反。当被收购企业在东道国是上市公司时，投资者既可以通过被收购企业每年的赢利收回投资，也可以通过出售其股票的形式收回投资。

2.少数股权投资。这种投资虽采用股权形式，但并不要求对受资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也有别于单纯追求股票升值的间接投资。通常，它是企业间欲达成某种联盟而采取的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如今的商业竞争比任何时代都要激烈、复杂，即使是像500强这样的大企业也没有能力在各个方面保持领先。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很多企业积极地在技术、产品、市场等方面寻求与同行乃至其他行业的优秀企业的合作，以求强强联合，优势互补。通过对对方进行股权投资（有时这种投资是相互的），可以在加强这种联盟关系的同时保持各自经营管理上的独立性。

3.从FDI的资金来源看，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1）公司集团内部的资金。（2）母公司以外的母国资金，主要指母公司利用母国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3）东道国当地的资金，主要指跨国公司利用东道国当地资本市场获取的资金，或从东道国的合作伙伴处获取的股东资金。（4）国际资金，指利用国际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从第二和第四种资金来源看，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只是一线之隔。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行为是由其母国乃至第三国的无数投资者的间接投资行为所支撑的。

4.从FDI的回收来看，传统的直接投资是通过海外企业的赢利逐步收回，而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情况下，企业还可以利用各种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转移风险、收回投资，从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间接投资的回收手段。

（二）一些投资机构的国际投资行为往往兼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特征

1.国际资本市场风险大、技术要求高，能在这样的舞台上提供大量资金的多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各种基金会等机构投资者。相对于个人投资者，它们的投资通常数额大，期限长，注重通过投资组合降低风险。传统上，机构投资被认为是间接投资，但由于其投资规模庞大，为保证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它们通常与被投资企业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常常作为战略投资者成为被投资企业的一员。这又使得它们的投资具有直接投资的特点。它们虽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但时时监督着企业的运营状况，并对企业的发展方向、利润分配乃至一些关键人员的变动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们虽不会直接向企业提供技术、管理经验等经营资源，但却可以成为被投资企业获取这些国际经验的桥梁。

2.风险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双重特性，它以权益资本的形式向那些新兴的快速发展的小企业（通常为高科技企业）提供创业资金。它是一种直接投资，因为它提供的是权益资本，而且常常占有风险企业的大部分股权；风险投资不仅为企业提供资金，而且提供技术上和经营上援助，帮助企业发展业务计划，促成企业成长；风险基金在投资时必须对风险企业有全面的了解，从技术水平到产品的市场前景乃至管理团队的综合素质等，只有这样，它才能对企业的发展潜力有适当的判断。同时，它也是一种间接投资，因为风险投资的目的不是控股，也不是直接经营企业，而是通过资金和技术的帮助，促进受资企业的发展，从而使资金得到增值。受资公司的经营管理仍是由原管理层负责，即使风险投资者可能是大股东，原管理层也不必担心失去企业的控制权；从风险投资的退出看，风险资本越来越多地通过企业上市、管理层收购、大企业收购等途径退出，反映了其追求资本增值的本性；风险投资往往通过组合投资的手段同时投资于多家不同领域的风险企业，以降低风险。

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带来的启示

1.引进外资需要加大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如前所述，外商直接投资的发生往往和间接投资是相伴相随的，对金融资本流入的限制也会阻碍直接投资的进入，特别是在兼并收购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限制国内企业向外商发行或出售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也变相地限制了直接投资的流入。同时，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也使得直接投资一定程度上带有了间接投资灵活性、流动性的投机性的特点，这又让资本市场在金融监管尚不完备的情况下的开放成为一柄双刃剑。因为一些“热钱”可能会趁机进入，进行高风险的投机活动，从而加大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2.两者的融合趋势，既反映了金融中介力量的发展，也对金融中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金融中介的穿针引线，它们的紧密结合是不可想象的。收购、兼并、各种资产的证券化、相关信息的收集等等，都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需要金融中介提供专业服务才能顺利而高效地进行。同时，在这种条件下生产企业对金融中介也有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能够提供从资金融通到投资顾问的全方位金融服务，而且要能够在全世界开展业务提供服务，为跨国公司的国际拓展提供金融支持。

参考文献：

1.何小凤，黄崇。投资银行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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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风险 分析

中国自1979年开始对外直接投资以来，经过20多年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取得明显提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2005年对外直接投资额（非金融部分）达6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8%。然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营绩效却不容乐观。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对外投资的许多资金被浪费到不适当的项目上。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对外投资的三分之一是亏损的，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持平。在2002年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国际竞争力评价报告中，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比较低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提供的调查显示，中资企业境外投资不盈利甚至亏损的，约占67%。有关调查显示，沿海地区过半数的企业海外投资是不成功的，真正成功的企业仅占10%左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海外投资风险太高。事实上，在任何投资活动中，风险问题都是每一个决策者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正确识别、评估一项投资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是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本文就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进行理论分析，然后提出相应的风险规避措施。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内涵

风险是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不确定性事件对资产及其收益造成损失或增进额外收益的可能性。风险实际上具有获益与损失的双重可能性。作为一般的风险厌恶者而言，在进行风险分析时更看重的是风险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在任何投资活动中，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风险又是可以控制的，人们可以通过正确地认识风险并采取相应防范和管理措施，使风险降到较小的程度。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事件会更多。这些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将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预期收益产生影响。一般将对外直接投资中由于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引致资本或收益损失的可能性叫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与国内投资相比，进行跨国直接投资活动，由于受到各国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不同，各国经济政策的不同，各国货币在投资和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利率和汇率波动、投资项目的选择偏误，投资管理的复杂性等因素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风险远远大于国内投资。与间接投资相比，直接投资所形成的资产成为土地、房屋、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和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其中大部分资产流动性较差。根据不可逆性投资理论，由于直接投资含有沉淀性成本;而不象金融投资等间接投资那样容易进行资产转移，直接投资者日后改变计划或决定，这部分成本将无法挽回。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风险更大。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类型

（一）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指由于东道国政局的变化，导致投资环境的变化，从而给国外投资者的投资活动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一般来讲，政治风险主要由东道国政局的变动与战争、东道国保护主义政策以及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引起。当东道国政局变动或发生战争时，会直接影响一国的社会状况和经济发展速度，对企业的销售或利润水平产生冲击，甚至危及到企业的生存；东道国政策变动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及发展空间；或者由于东道国的法律缺乏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从而使企业的财产安全受到损失的可能性加大；当外国企业危及到本国民族企业时，东道国政府可能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置各种障碍，施加各种压力，导致外商投资企业亏损或破产。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面临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所谓国有化是指一个主权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将原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有财产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类似的措施，使其转移到本国政府手中的强制性行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就出现了国有化的。据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对外资实行了国有化，共发生了1954件国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国有化412件，60年代为406件，70年代约1136件，可见国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为219件，中东为464件，非洲为826件，拉美为454件。从行业分布来看，国有化的行业有半数以上集中在采矿、冶炼、石油、农业等部门。国际评估机构对政治风险的测算主要有三种方式：欧洲货币法，它征求政治风险分析员、保险商、银行信贷官员等专家对风险测定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的意见并计算得分；丹·亨德尔设计的“政治制度稳定指数”。它设计了一套指标并将其量化，再依据政治稳定程度将各国排序；哈拉尔德·克努森的方法，他认为一旦外国资本相当程度地控制了东道国利益，就可能引发东道国对外国资本的征用、没收甚至破坏，这时的政治风险最大。

（二）经济风险

每个国家都有其经济周期，在经济发展高涨时期，产品销售顺畅，工厂满负荷生产，利润增加。一旦进入低潮时期，产品销售不畅，工厂开工不足，但固定成本是不会减少的。销售收入减少和单位产品成本的上升使企业净收入减少。如果跨国企业所选择的项目对经济周期的变化极为敏感，其净现金流量也会随经济情况的变化而出现较大变动，从而使跨国企业面临的风险增大。在跨国企业面临的经济风险中，还有一种常见的风险是汇率风险。因汇率的变化常常导致对外投资者设在东道国子公司的资产价值变得不确定。

就汇率风险的形成而言，主要有交易汇率风险、折算汇率风险、经济汇率风险三类。交易汇率风险是指汇率的变动对跨国公司债权和债务价值影响的不确定性。折算汇率风险是指反映在跨国公司总公司汇总报表上的、因汇率变动而使其国外子公司产生收益或损失的可能性。经济汇率风险是指未能预测的汇率变化导致跨国公司设在国外的子公司的现金流量的净现值变化的可能性。汇率变动会导致生产成本升高，降低企业的获利能力。造成对外投资企业的现金流折算成本币后，投资收益率多变，投资者难以对企业形成正确预期，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及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指海外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由于决策上的失误而使投资者不能从企业获得正常收益的可能性。由于文化环境、风俗习惯、交流语言等的差异，海外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决策中信息往往不充分，甚至会将一些错误信息引入决策过程，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给经营带来损失。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往往融资存在较大困难，营销网络又很难打开，购销渠道不畅，很容易将企业带入绝境，这样会增加企业的破产成本降低经营收益。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直接关系到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成败。投资风险控制是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中的重要工作。而要进行风险控制，首先必须要对决定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各种因素进行充分把握。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的充分程度

风险实际上是由不确定性事件带来的。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本来的确定性事件也会变成不确定性事件，这样就会增加决策的风险。在跨国直接投资中，当企业管理人员对东道国经营环境、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消费习惯等不熟悉时，就无法收集到充分的、有价值的决策信息，在决策时面临的不确定性事项就会增加投资风险。尤其是跨国企业在与东道国企业展开竞争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往往在竞争中处于劣势，造成较大的经营风险。

（二）本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地位

在企业进行跨国直接投资时，也经常面临政治风险。而政治风险的大小与本国政府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另外，本国政府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也对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风险产生较大影响。如果东道国与本国具有睦邻友好关系，则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要小一些，反之将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

（三）东道国经济政治制度

如果东道国经济政治制度比较健全，法律法规比较完善，在世界上的经济政法地位也比较高，则跨国企业的权益保障程度也会提高。反之，如果东道国政治法律制度不完善，经济运行机制也不健全，则跨国企业的权益保障程度就会降低。另外，东道国的社会稳定状况、与他国的政治经济关系融洽情况也对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产生重要影响。一般而言，到相对发达的东道国在这方面的投资风险要小一些。而如果是到发展中国家，则风险要大一些。

（四）企业的风险管理制度

企业的风险管理制度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内生性影响因素。如果企业有比较强的风险识别能力、风险预见能力和风险的管理与控制能力，并建立起规范的风险管理体系，则会降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而这些能力的取得与制度健全的程度是与对外直接投资管理经验相联系。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而言，由于缺少这方面管理经验，对风险的认识不够，缺乏对风险的预见及管理能力，从而企业面临投资风险。

防范与化解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企业融资风险管理机制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要灵活运用各种融资渠道和金融工具，降低融资风险。尽量在东道国融资，尤其是境外企业所需短期流动资金，应尽可能争取在东道国当地解决。当地融资，当地使用，当地偿付本息，使用同一币种，可以回避汇率变动的影响。另外，坚持借硬币、还软币和软、硬货币合理搭配的原则，即尽量选择在借款和用款期内币值坚挺、而在还款期币值疲软的货币，减少乃至避免外汇风险损失。跨国企业应善于利用国际金融界所提供的各种创新工具，对境外融资风险进行积极的防范。利用远期外汇或外汇期货交易；利用外汇期权交易；利用互换交易，包括利率互换、货币互换等，通过互换交易增强跨国企业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改善和重构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以便消除、减少或预防境外融资风险。

还可以推广运用国际项目融资和国际租赁融资来降低融资风险。国际项目融资是依靠项目自身的投资价值进行的国际融资，它以项目投产后的收益偿还贷款本息，以项目本身的资产作为抵押物。它是一种有限追索权的融资方式，由于贷款抵押物仅限于项目本身的资产，因而能减少项目举办国政府的直接债务或担保义务，降低筹资风险。因此，应该尽快推广运用这种国际融资方式。 国际租赁融资是现代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在信贷领域相互渗透和结合的产物，它有许多优点：融资期限可达几十年，租金通常按租赁物品的原值计算，且在租赁期内固定不变，可避免货币贬值、利率和汇率波动的影响，无需财产抵押，融资手续比较简便等（谢绵陛，2003），因此可以降低融资风险。

（二）建立完备的监管组织体系

一方面针对目前管理混乱的局面，建议建立专门的海外投资管理机构，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管理。海外投资机构总部可以设在国内，在其它国家依托驻外国的中国大使馆，设立相应的分支机构。海外投资管理机构可以集规划、立项、审批、协调、管理、咨询、服务于一体，其具体功能可以包括：制定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及长短具体计划；设立海外投资咨询机构，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风俗等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和教训，收集处理国际市场的各种信息，并定期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指导性的信息；设立海外投资项目评估中心，预测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投资成本、收益和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进行科学评估；建立常规项目审批中心，精减当前多部门联合审批的繁杂程序，除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能源投资应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和商务部联合审批外，其余的项目可由海外投资管理机构直接审批。

另一方面建立海外投资审计与绩效评估机构。建立单独的审计与绩效评估机构的目的在于，可以使审批和审计职能分开，以利于相互制约；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是国有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很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必须加强对这些国有企业的监督。此外，通过建立相应的绩效评估机构，可以随时掌握投资的绩效，以利于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制定。将审计职能与绩效评估职能放在一起的好处在于，借用审计信息，可以对对外直接投资绩效进行更真实的评估。

（三）进一步加强监管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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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投资》既然是一本以指导人们创业、投资、理财为诉求并在这些方面取得卓著成效的杂志，那么，我们这个栏目的开篇就不妨从投资中的节税或合理避税谈起。说到投资，无论是企业投资，还是个人投资，从形式上来说，无非是两种，其一是直接投资，另一种是间接投资。所谓直接投资，即投资主体将金融资产转换为实物资产如厂房、机器、生产原料，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并从中获得盈利；所谓间接投资，是指投资主体用货币资产购买各种有价证券，以便从对有价证券的持有和转让中获得投资收益和转让增值。关于直接投资，我们看到的是形成了各种形式的企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果既要征收流转税如增值税、营业税，其纯收益还要征收企业所得税。间接投资的交易有些则需征收证券交易税如印花税，如果是企业，还要征收企业所得税。

就投资行为进行节税和合理避税的方法很多，但就目前国内的情况看，最容易操作的还是利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税收优惠进行节税和合理避税，这也是大多数投资者首先会想到的方法。

税收优惠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税率优惠，一个是税额扣除。目前，以地区而论，国家为支持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鼓励投资者向“老、少、边、穷”地区进行投资，给予了众多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上的巨幅优惠，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配套优惠政策，包括免税、减税、延迟纳税等政策。在行业上，为体现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国家规定在农业初级产品及其加工产品中实行增值税优惠税率；为体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定以废水、废气、废渣等“三废”物品为原料进行生产的内资企业减免征收企业所得税；为体现科教兴国战略，规定对某些校办生产企业实行税收优惠；为体现出口导向政策，鼓励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对举办出口业务的企业，规定实行“免、抵、退”等税收优惠；为吸引外资，规定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两免三减半”等税收优惠政策。另外，还规定对农村中为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行业如气象站、畜牧医站暂时免征所得税；对科研单位及大专院校的技术收入如技术成果转让、技术培训暂时免征所得税；对新办独立核算的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的企业实行减免征收所得税的优惠；对从事信息业、技术服务业、咨询业、公用事业、商业、教育文化业、居民服务业等行业新办的独立核算企业实行减免征税。

投资者应精心研究国家在税收上的优惠政策，包括对地区和行业的倾斜与扶持政策，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将其与自己的投资方向结合起来，或通过各种方式的变通，如与高校联姻挂钩，以享受国家在税收上的优惠政策，达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

除了在地区、行业上进行选择外，投资者还可以通过对不同投资方式的选择，达到节税和合理避税的目的。刚才我们说过，投资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投资，一种是间接投资。在直接投资方面，投资者在投资前、投资中、投资后都需要考虑节税，在这几个环节都有节税的空间。比如，在投资前，投资者就应考虑是选择货币投资，还是选择以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进行投资。有经验的投资者都会尽量选择以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进行投资，这是因为，第一，以实物资产进行投资，可以按期限提取折旧费，折旧费可以作为税前扣除项目，同时，无形资产摊销费用也可以作为管理费用进行税前扣除，两者都可以缩小企业所得税税基，反过来就是提高了企业收益。第二，以实物资产进行投资，事前必须经过评估，可以通过资产评估提高实物资产如设备、厂房价值，从而可以多提折旧费，达到节税目的。以无形资产投资亦是如此。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对不同投资伙伴的合理选择达到节税和合理避税的目的，比如选择能够享受税收优惠的合作伙伴一起进行投资，如选择与外国投资者或港、澳、台投资者合作开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或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就可以享受到国家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同时还有可能享受到地方政府规定的额外优惠。如今大名鼎鼎的浙江正泰集团，其老板、《福布斯》中国富豪南存辉在早年设立企业的过程中，就借用了他一位美国亲戚的力量，办起了中美合资正泰电器有限公司，享受到很大的税收优惠。在正泰集团的发展过程中，这一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投资者还可以选择上下游企业或关联企业结成经济统一体，互相提品和原材料，从而达到消除营业额，避开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目的。同时，国家为了鼓励投资者向交通、能源、“老、少、边、穷”地区的再投资，规定对投资者从这些地方的投资中所取得的利润5年内减半征收所得税；为了鼓励科学研究，规定对大专院校和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进口的仪器、仪表等，享受科研用品免税方法规定的优惠，免征进口关税以及增值税；为了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规定对属于火炬计划开发范围内的高技术、新技术产品，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设在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规定企业所得税率仅为15％。利用这些政策，通过与相关地区和相关行业的企业、科研院所进行挂靠或联合经营，在税收优惠地区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投资者亦可以达到节税、合理避税的目的。如长沙红海公司与北京某科研所“联姻”，以北京某科研所名义，进口高新技术仪器设备，因为这些仪器设备该科研所也可部分使用，得以按科研设备免交各项税收。按当时汇率计算，进口一套这样的设备需要人民币400万元，应交关税等税额计200万元，而该公司仅对该科研所投资45万元，节税16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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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推出“海外投资税务”专题，旨在对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所牵涉的海外税收、税负问题和风险进行详细分析，帮助中国企业在行动之前做好税务上的功课。

――编者

外国的税务制度、税收征管制度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对于海外投资的税务管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2007年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接近2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4％，同时2007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超过1.5万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4000多亿美元。

在中国经济势头强劲的大环境下，许多中国企业，尤其是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仅2008年一季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便高达193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00％。

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目的地，遍及世界五大洲的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了8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海外投资领域也从以贸易为主，逐步拓宽到以采矿、制造、批发零售、商务服务四大行业为主，并集中在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领域以及金融业。

中国企业进行境外投资时，税务的风险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外国的税务制度、税收征管制度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对于海外投资的税务管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了避免海外投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税务风险，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先做好税务上的功课，已是刻不容缓。

从规避外国税务风险方面看，中国企业应在进行投资可行性分析时，对投资目的国的税收制度及税收征管制度作全面深入的了解，掌握投资的税收成本及纳税的具体操作性规定。

在投资阶段，如果涉及海外并购，应对被收购企业的财务状况及税务状况作详细深入的了解，避免在收购后负担预算外的税收成本。企业在实际的运营阶段，应聘请熟悉当地税法的财务人员或当地的会计师事务所，帮助企业进行日常的纳税申报，并由国内母公司对海外公司的纳税情况实施监督管理，以尽量减低海外公司的纳税风险。

另外，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投资战略，通常会重点关注被投资企业的规模、交易金额、投资回收期等因素，而往往较少考虑到具体经营模式、盈利之后的利润汇回以及退出战略。而后者的妥善安排，往往牵涉到企业从中国税法、外国税法及国际税法角度出发作出的全面的税务筹划。

从税务角度来看，海外投资首先需要了解的是最终被投资国的税制，例如对当地投资项目的营业利润是如何征税的，对当地企业向中国股东支付股息、利息等征收多少预提所得税，未来中国企业转让当地企业（也就是退出的时候）获得的资本利得又是否征税等等。如果股息利息的预提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比较高，那么中国企业可以考虑设立一定的海外投资架构，通过跟最终投资国签订税收协定的某些低税率国家或地区的中间持股公司进行投资并参与运营，从而降低整体税负。

比如，目前香港的利得税税率是16.5％，低于中国大陆的25％所得税税率，同时也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并且香港不对股息征税，也没有资本利得税，因此很多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利用香港公司进行投资，取得股息和资本利得可以暂时免税，同时香港公司还可以参与被投资企业的国际贸易等运营活动，获得的那部分利润只要不汇回中国，就不需要缴纳中国所得税。

另外，最终被投资国可能会为鼓励、吸引海外投资，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某些行业的外商投资项目提供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非洲多个国家对采矿、农业等行业提供了减征、免征所得税的优惠，苏丹对某些特定地区的战略性投资项目甚至给予10年到15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时候，如果能成功申请到当地的税收优惠政策，就可以大幅度提高投资回报率。当然，同时也要关注中国的税收饶让制度，以免国外减免了税款，在中国还要补征所得税。

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中国税法也会对投资架构与运营模式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中国新《企业所得税法》对 “居民企业”和“受控外国公司制度”的规定，使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很多壳公司所产生的利润，都有可能需要缴纳中国的企业所得税。

另外，中国企业海外间接投资取得的股息所负担的境外所得税，能否全额抵免中国税（即通常所说的“海外税收抵免制度”）目前还不明确，也会对海外投资的整体税负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最后，海外投资过程中相关国家的转让定价制度，也是国际税收筹划的重要考虑因素。企业应对交易模式及转让定价进行分析，事先安排好风险与职能分摊、利润分配等事宜，以降低相应的税务风险。

从经验上看，海外投资通常会对以下两方面进行具体筹划：

一、海外投资架构及方式：中国企业在当地设立子公司，还是设立分公司？如果要设立子公司，是直接投资设立，还是通过中间持股公司间接投资设立？这些问题都需要从税务角度仔细衡量得失。

二、海外融资方式和交易模式：是全部股权投资，还是一部分作为股东借款进行投资？如果涉及国际经营，是由中国公司直接参与，还是由海外低税率国家或地区的关联公司参与？这些问题会影响到中国公司、被投资企业以及其他关联企业在项目运营过程中缴纳的税款，最终影响到投资项目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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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人民币汇率面临外部升值压力的情况下，汇率升值可能产生的经济成为人们关注的。这一问题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高低。一些发达国家政府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主张主要基于人民汇率低估的判断，然而，如果人民币汇率水平不存在低估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汇率高估，而人民币汇率高估将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在探讨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之前，首先应该对现有的人民汇率水平做出客观评价。本文认为当前的人民汇率水平不存在低估问题，该结论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事实：第一，从实际汇率的变化来看，从1994-2002年为止，人民币实际汇率一直处于升值状态，这一时期的实际汇率升值已经抵消了1994年由名义汇率调整引起的实际汇率贬值。第二，受实际汇率变化的影响，从1998-2001年为止，我国经常收支顺差的相对规模处于减少趋势，这一变化显示，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可能恶化我国对外经济状况。第三，我国贸易收支顺差主要出现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中，如果不考虑中美贸易，那么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收支总体上是逆差。这意味着中美贸易顺差主要起因于美国的经济结构问题。第四，从贸易收支的结构来看，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发生在劳动密集型项目下，贸易逆差发生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项目下，这说明，我国的贸易收支顺差主要起因于低工资的比较优势。第五，就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差距而言，由于发达国家非贸易商品的价格要远远高于发展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均衡汇率水平理应低于由购买力平价决定的汇率水平。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差距属于中等水平，因此，即使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同样不存在低估问题。第六，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主要来自大规模的资本流入，这一状况与我国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的资本项目管理内容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适当限制资本流入、积极促进对外投资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以上几方面来看，人民币汇率不存在低估问题，因此，人为引导人民币汇率升值必然导致人民币汇率高估，而人民币汇率高估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以下几方面的不利影响。

一、劣化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

引进外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回顾近几年，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主张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反对这一观点的学者都把吸引外资作为自己的重要依据。另外，以往的争论主要把焦点集中于汇率升值对引进外资数量变化的影响方面。本文认为，现阶段，我们很难确定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引进外资数量的影响，但升值趋势的形成会劣化我国引进外资的质量。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引进外资的负面影响主要涉及质量问题，而非数量问题。其主要负面影响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在间接投资方面，人民币升值趋势会引起短期资本流入增加和助长外汇投机行为；第二、在直接投资方面，汇率升值趋势会抑制出口主导型投资和助长市场主导型投资。

人民币升值论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和由此形成的人民币升值趋势能够促进来自国外的间接投资。如果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持有人民币或人民币资产将有利可图，因此，人民币升值趋势将会促使海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和进行人民币资产投资。从理论上讲，当一种货币处于升值趋势时，升值本身可以给该货币资产持有人带来升值利益。但对海外投资者而言，获得升值好处的条件是不采取任何汇率风险保值措施。一旦采取了保值措施，投资者只能获得确定的利差收入。在采取汇率风险保值措施的情况下，投资者在回避汇率风险的同时将丧失获得货币升值好处的机会。虽然，有一些保值可以使投资者做出灵活的选择，但这些方法要求受益者支付昂贵的费用。

一般来说，重视长期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会针对汇率变动风险采取保值措施，因此，对投资者来说，汇率是否升值不是决定投资的主要因素，因为投资的目的在于获取资产本身的稳定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升值趋势对促进投资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然而，与长期投资相比，汇率升值对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为了获得升值带来的好处，这些投机资本一般不采取保值措施，因此这类资金的流动对汇率风险非常敏感，在汇率处于升值趋势时，这类资金会在短期内流入本币升值国，在升值趋势发生变化时，为了避免汇率风险，这些资本会迅速撤离这些国家，从而对这些国家的金融稳定形成威胁。这正是亚洲金融危机留给我们的重要教训之一。

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币升值确实可以起到促进间接投资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升值对促进长期投资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对升值较为敏感的是短期投机资本，因此人民币升值会引起大量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短期投机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取决于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在发达和成熟的金融市场，投机资本可以强化和健全市场的功能，但在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的发展中国家，短期资本移动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从预防金融风险的角度出发，我国不宜过早实施人民币升值政策。

另外，一些人民币升值论者认为，人民币升值趋势不仅有助于促进国外对中国的间接投资，而且也有助于促进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对那些在中国投资的来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以外币的资产价格将会上升，这对外资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公司的帐面价值发生了增值，另外，如果将来出现撤资，公司可以收回更多的资产。同样，在人民币出现升值的情况下，即使以人民币计算的利润不发生变化，外资企业汇回国内的利润会相应增加，即升值本身能够增加以外币计算的企业收益。一般而言，对于那些以中国为主要销售市场，而且原材料不依赖进口的直接投资来说，人民币升值确实可以带来明显的好处。

然而，对那些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进行出口生产的外资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只能带来弊大于利的结果。这些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然而，人民币升值无疑会增加劳动力成本和降低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魅力。发达国家的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将以本国货币或其他主要国际货币比较不同国家的工资水平，然后选择低工资的国家进行投资，而人民币升值将会增加以外币计算的、我国的工资水平，这意味着人民币升值会减少出口主导型对华直接投资。

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揭示工资变化对直接投资的影响。70年代和80年代，“四小龙”是发达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80年代后期以后，随着“四小龙”工资水平的提高，外资企业开始把投资转向东盟国家，而此后东盟国家工资水平的上升又成为资本流向中国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大量过剩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我国工资水平的上升速度要明显低于其他国家，这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优势之一。考虑到这一特点，日本的一些家和学者认为，相对稳定的廉价工资是促成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现象加剧了日本产业的空心化趋势。他们认为短期内中国工资水平明显上升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阻止日本产业向中国转移的唯一方法是要求人民币升值。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币汇率升值一方面会促进国内市场主导型的直接投资，另一方面会抑制出口主导型的直接投资。然而，对我国这样一个家来说，后者对我国发展的促进作用要远远胜过前者。国内市场主导型直接投资会争夺国内的市场份额，在市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这种投资不会明显增加就业机会。另外，这种投资没有创汇效益，因而容易恶化我国的经常收支状况。但出口主导型直接投资可以避免以上这些负面作用，这种投资不争夺国内市场，因此不会减少本国企业的就业机会，同时由于其产品销往国外，因而可以改善我国的对外经济状况。由此可见，人民币升值对直接投资的同样弊大于利。

从我国长期吸引外资的情况来看，我国外资政策偏重于鼓励来自国外的出口主导型直接投资，而且受政策和低工资水平的影响，这类直接投资一直是我国吸收外资的主流。近年来，外资企业实际使用资金额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大约在10-20％，外资企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率大约在20％-30％，而外资企业在全国进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达50％左右。这说明以利用廉价劳动力为目的、以出口为主导的直接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而人民币升值无疑会削弱我国经济发展的这一动力。

二、妨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的影响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当前学术界有关这方面的探讨，主要着眼于汇率升值对贸易的短期影响。就短期影响而言，汇率升值会引起进口增加和出口减少，一增一减，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汇率升值对贸易总量的影响。然而，从长期影响来看，由汇率升值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同时抑制出口和进口的发展，因而，人民币汇率高估会妨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全发展。

一国对外贸易可以分为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因此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从宏观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看，本币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起到抑制出口和促进进口的作用，这意味着汇率变化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方向是完全相反的。然而，值得强调的是，这只是本币升值的短期效果。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许多显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出口能力是制约进口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出口较多的国家通常进口的规模较大，缺乏出口能力的国家同时也缺乏进口能力。因此，从中长期的视点来看，本币汇率高估会通过削弱一国的出口能力，最终削弱其进口能力。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不具备进行国际结算和支付的功能，因此，其进口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出口创汇能力的制约。在本币汇率高估的情况下，出口的下降会引起外汇收入的减少，而外汇收入的减少又会导致进口的下降，这意味着本币汇率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妨碍贸易的发展。

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经历显示了汇率对进出口的影响作用、及出口与进口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高估状况，其结果，不仅我国出口产业的发展受到影响，而且有限的创汇能力成为扩大进口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瓶颈，在这种状况下，汇率高估成为妨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伴随着人民币汇率的下调，此后，避免人民币汇率高估的汇率政策为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出口和进口具有同步增长的趋势，二者的变化存在密切联系。这是因为出口的高速增长和外汇收入的增加为图1我国进出口规模的推移（亿美元）扩大进口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大量先进技术设备的进口又提高了我国的出口潜力。因此，维持合理的汇率水平、保持出口和进口的良性循环是推动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的影响方面，我们不难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就短期而言，人民币汇率升值会抑制出口和降低外部需求，这意味着汇率升值会降低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加大财政、政策的负担。一国经济的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外部需求所组成。外部需求的减少会引起总需求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弥补外部需求的减少，那么过度的财政支出将会导致财政状况的恶化。另外，汇率升值的另一短期效果是引起进口的一时性增加。进出口的以上短期变化将会引起我国失业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不仅有可能降低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有可能影响到我国和经济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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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

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

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

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

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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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投资 保障机制 双边保护机制 多边保护机制

一、中国对外投资的现状分析

对外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意味着生产力的国际化扩张和产业的国际化转移。当然，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处发展初期，由于自身实力的不足以及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仍存在很多缺陷。

（一）投资规模整体较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长期以来均以中小企业投资为主，投资规模较小（基本在1000万以下），显然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目前已有的少数大规模项目都有官方背景，由中央企业进行的投资达上千万美元的较大项目，而且往往具有明显政治色彩或援助特色。例如中铝集团与力拓集团联合开发几内亚西芒杜50亿吨级优质铁矿项目、中国电建中标喀麦隆一号国道修复项目、中航国际工程公司承担斯里兰卡A09公路项目等。

（二）对外投资结构不合理

产业结构布局的不合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最多的是制造业，在制造业中，投资最多的行业是机械行业和纺织业，而且投资方式以直接投资为主，企业并购与间接投资为辅，比较单一化。

（三）对外投资缺乏宏观指导

对外投资需要国家承担相应职责，进行相应的投资指导。而且这种指导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对不同类型企业对外投资方向、产业与国别进行分类引导与调控。但是目前我国对外投资缺乏明确的目标方向，也没有统一的调控管理部门，而普遍认为应当承担此类职责的商务部、外交部与国资委各自为政，并未发挥协同作用。

二、中国对外投资主要风险

对外投资固然可以成为其新的经济增长点，甚至为其再生提供一个绝好的机遇。但是海外投资的增多，风险也加大。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大体有股份比例风险、金融汇兑风险、政治风险。

1.股份比例风险

股份比例风险是投资东道国严格限制外国资本在某些经济部门的投资股份比例。这些部门一般是属于限制外国投资部门，也就是说外国资本不能拥有100%的比例。造成了一些中国投资者虽然进行了投资，但是却无法得到控股权，因而不能决策。股份比例风险指的不是投资后风险，而是投资前风险，它是一个企业进行国际投资必须要进行的事前风险评估的范围。

2.金融汇兑风险

金融汇兑风险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外汇管理制度。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东道国一般都实行外汇管理制度，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和美元外汇储备风险加大。由于中国政府持有巨额美元外汇储备，而且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往往被美国方面政治化，所以这样的汇兑风险也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很难说是完全的商业风险。

3.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指投资东道国国内政治环境或东道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政治关系发生改变，而给外国企业及投资者带来紧急损失的可能性。它是海外投资最大、最不可预测的风险。（1）影响外国投资企业正常业务收益风险。这是最为常见的政治风险，因为政治环境或政治关系发生改变，从而使得企业或投资者的经营收入和政治回报遭受损失的风险；（2）影响财产所有权的风险。国有化和征收风险是国际投资法中最受到关注的风险，国有化可以针对国内财产，也可针对外国人财产，国有化及征收中断了外国人投资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和预期投资收益的进程，在绝大数场合会造成投资者损害。

三、中国对外投资的法律保障

（一）海外投资的双边保护机制

中国与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状况来看，中国对外投资的对象主要是发达国家。其双边投资协定也具有鲜明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双边投资协定的特征。出于引进外资的目的，中国与他国缔结了众多的BIT，所以，如何利用中国的BIT保护中国海外投资，成为中国企业的一个新的课题。

1.利用BIT规则对东道国的投资规制进行相应约束。BIT作为双边条约，不仅仅对缔约国具有约束力，同时在多边机制下也具有国际法效力。BIT缔约国有义务保证其合理实施，当该国国内法与BIT发生冲突，缔约国有义务修改与相应的国内法以尽力规避违反BIT国际义务的情形发生，从而实现对BIT普遍效力的维护。

2.利用BIT规则针对中国海外投资提请外交保护。外交保护是一国通过外交途径实施的，对国外的本国公民合法权益进行的义务性保护。中国企业应首先申请谋求东道国国内法律救济。在未能得到救济的情形下，可请求中国驻外使领馆实行外交保护。外交保护机制一旦触发，中国在海外投资就由单纯企业商业行为演变为双边商事外交问题。

3.利用BIT规则提请国际司法或仲裁介入。虽然现在还没有司法领域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仍然存在若干现存解决机制可以利用。现在中国与多个国家签订的BIT里均设置ICSID条款，日益倾向于诉诸ICSID解决争端。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与他国的此类BIT实际上为ICSID管辖权提供法律依据。

（二）中国海外投资的多边及区域保护机制

中国是WTO的TRIMS协定的缔约方。经济全球化依赖于投资自由化，但是目前全球性的多边投资公约仍未产生，因此有必要借用WTO体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建立相应的法律机制，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对投资的保护。TRIMS协定中可适用于保护中国海外投资领域的规定如下：

1.灵活利用TRIMS国民待遇条款。国民待遇在国际投资法领域并非受多边保护的普遍性待遇。在国际投资法领域没有一个像WTO那样的全球性多边条约和组织机制，WTO的国民待遇渗透到多边投资机制中来，强化国民待遇可使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遭遇到不公正待遇情形下灵活运用WTO规则保护自身合法利益。

2.一旦投资对象国出现TRIMS协定列举的有关投资措施，完全可利用其国内法或WTO争端解决机制实现对中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维护。

参考文献

[1]卢进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海外直接投资[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3.

[2]蒋群英.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与政策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3.

[3]姚梅镇.国际投资法[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

[4]陈安.国际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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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投资模式；份额油；石油安全

一、石油企业海外投资模式的特点

石油企业的海外投资模式是石油企业进入资源国市场、参与海外投资项目，进行资源贸易及其服务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不仅具有一般企业海外投资的特点，而且还具有石油企业自身的特点。（1）石油企业的海外投资模式具有多样性。如绿地模式、并购模式、租赁模式等。丰富多样的石油企业海外投资模式，给投资主体提供了根据自身条件合理选择并搭配投资模式的机会。（2）具有可进入性。切实可行的投资模式必须具有进入资源国的可能性。（3）具有灵活性。投资模式是灵活多变的，可以相互转换。为更好的适应资源国及国际环境的变化，石油投资主体应该灵活变更投资模式，以减少由此带来的损失。（4）资金来源具有集中性。由于石油行业是一个具有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我国现有私人资本难以独自承担，因此，海外石油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专项拨款，金融机构贷款或通过发行股票向公众筹集资金。（5）投资地点较为集中。由于世界石油主产区集中在中东、非洲、南美洲北部的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及俄罗斯等地，因此，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的重点也集中在这几个地区。皇家荷兰壳牌、埃克森美孚、道达尔等国际大石油公司纷纷把西非和墨西哥湾深水区、前苏联实行开放政策的欧佩克国家和LNG业务领域作为今后重要的新产量增长源。（6）投资收益包括货币与实物两种形态。其中实物形态的收益体现为份额油。份额油的获取增强了国内石油供给的主动权，是实现能源安全的有效方式之一。

二、影响石油企业海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因素

1．外部环境因素。外部环境因素是指在进行海外投资时所面临的诸多企业外部环境的总称。它对投资安全和收益情况影响巨大，主要包括以下因素：（1）政治环境。政治环境直接关系到投资安全，包括政局是否稳定，有无战争风险，有无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变革的风险等。（2）法律环境。法律环境是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能否获得有效保障的根本依据，在外部因素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资源国对外国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情况，有关的税法、海关法等法律是否健全及对外国投资者的利弊，投资国及被投资国对盈利汇回本国的限制和外汇管理规定，审批制度等都影响到海外投资的安全。（3）经济环境。经济环境是影响国际投资活动最直接和最基本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环境、微观经济环境、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四个方面。（4）社会环境。社会治安状况、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对外活动中的国际信誉都处于良好状态，将增强外国投资者的信任感和积极性。（5）自然环境。特定的自然环境，有助于实现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尤其对于石油等资源性投资项目。

2．内部环境因素。内部环境因素主要来自于石油企业投资主体内部，包括融资能力、管理能力等。（1）石油企业的融资能力。油气勘探是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一口井动辄数十万甚至百万美元，一项海外石油投资少则几亿、十几亿美元，多则上百亿美元。如2005年10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以41．8亿美元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2006年1月9日中海油以22．68亿美元现金收购尼日利亚海上石油开采许可证所持有的45％的工作权益。这些海外收购案，表面上看是一个石油企业的商业行为，但实际上反映了石油企业核心竞争力，反映了石油企业持续融资的能力。（2）石油企业人力资源状况。人力资源是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高素质的石油行业的人才队伍，不仅是开展海外石油投资的基础，也是进行国外石油交流的保证。这就需要具有技术、外语和管理相结合的高素质的复合型的石油人才。

三、我国石油企业可选择的海外投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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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走出去 国际贸易中心 贸易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3）06-0078-04

[基金项目]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专项课题《对外直接投资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2013—GR—08），上海海关学院优秀青年教师项目（编号：2312065）。

[作者简介] 李凌（1979 — ），女，河北唐县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上海海关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实施“走出去”战略，带动贸易发展，是近年来我国外贸发展的新思路。在“走出去”战略推动下，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迅速增加，投资的行业和范围也逐步扩展。截至2011年底，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4247.8亿美元，分布全球六大洲的177个国家（地区），几乎涵盖国民经济的所有行业类别。

在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下，把握“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机遇，带动贸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对于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实施“走出去”战略，

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重要性

贸易的发展繁荣是一个城市能否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核心基础。企业“走出去”开展海外投资，不仅有利于贸易规模的扩大，而且能够促进贸易结构优化以及贸易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注入新的推动力。

（一）带动贸易规模提升

《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到2015年实现上海地方进出口总额5400亿美元，年均增长8%左右；上海关区进出口总额1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0%左右；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其中离岸服务外包总量规模45亿美元，年均增长达到30%。

然而，近期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上海的贸易规模有所萎缩。上海海关的数据显示，2013年前5个月上海关区进出口总额3169.8亿美元，同比下降1.8%，上海市进出口总额1721.8亿美元，同比下降2.59%。通过企业“走出去”带动贸易规模提升，对于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带动贸易结构优化

建设新型国际贸易中心，要求上海在贸易结构上以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商品和服务进出口为主，强调中间品贸易、最终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综合，突出金融、咨询等新型服务贸易以及生产贸易的主导作用。然而目前，上海的贸易结构距离建设新型国际贸易中心的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突出表现在服务贸易的比重仍然较低，特别是计算机、信息服务、金融、咨询、电影音像等新兴服务贸易项目。2011年，上海服务贸易总额为1292.7亿美元，占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22.8%①。其中，运输和旅游两大传统服务贸易领域仍占据主导地位，2011年这两个部门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分别为394.3亿美元和447亿美元，占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65.1%。而咨询、金融和保险、计算机信息和通信等新兴服务业进出口的比重仍然较低，仅分别为12%，4.2%和4.1%。可见，优化贸易结构已经成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亟待突破的问题。通过推动国内技术成熟的行业到境外开展装配生产，不仅能够带动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出口，而且企业对于市场调研、运输、金融、咨询等服务的需求还会带动相关服务贸易出口，实现贸易结构的优化。

（三）带动贸易主体多元化

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除了要大力吸引国外跨国公司来上海投资创业之外，还必须加大力度培育本土跨国公司，这是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的重要任务之一。上海目前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比较大，而本土企业的贸易参与度相对较低。2013年前5个月上海市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1124.4亿美元，占同期上海进出口总额的65%。其中出口535.9亿美元，进口588.5亿美元，分别占66.6%和64.2%，而本土企业进出口规模仅占35%。可见，现阶段发展多元化贸易主体的关键在于提高本土企业的贸易参与度。在推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营造良好的商贸环境，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简化投资审批程序和提供优惠政策，有利于在上海集聚和培育我国本土大型跨国企业集团。从而实现贸易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对上海早日建成具备强大集聚力和辐射力的新型国际贸易中心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上海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条件分析

（一）有利条件

一是较强的要素集聚能力。截至2012年底，外商累计在沪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403家、投资性公司265家、研发中心351家，上海已成为中国大陆投资性公司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多的城市，外资研发中心数量亦仅次于北京，居全国第二。众多跨国公司总部云集，提升了上海的资本、劳动力、信息等要素集聚能力，成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企业向海外拓展的基地。上海较强的要素集聚能力为企业“走出去”在人才储备、国际化服务和国际商务信息交流等方面，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是完善的国际商务服务基础。上海集聚了众多在金融、证券、保险、会计、法律、咨询和信息服务领域的国际化机构，具备较为完善的商务服务基础。早在2003年，上海已经成为全球各大保险公司抢占中国市场的主要阵地。美国友邦、美亚保险等国际著名保险业巨头均扎根上海。世界著名的“四大”会计事务所的运营总部也均在上海。美国高盛、摩根士丹利、JP摩根等诸多国际投资银行均在上海设立了代表处或分支机构。全球排名30强的律师事务所，有15家进驻上海。此外，上海还汇集了各国领事机构和贸易投资促进机构。这些国际商务服务机构能为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提供重要的融资、保险、法律、会计、信息等方面的服务，为企业“走出去”提供的重要的支持和保障。

三是跨国经营管理人才集聚。上海商业环境优越，对高层的海内外人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也为上海储备了大量的跨国经营管理人才。2011年上海外企中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达到120.18万人；归国留学生人数居全国首位，约占全国留学人员的1/3，其中70%来自发达国家，90%以上获得博士、硕士学位，30%以上在海外企业中有管理工作经验。大量的跨国经营管理人才集聚上海，为企业开展海外经营提供了重要的人才资源保障。

四是已有海外投资企业的示范效用。在对外开放的30多年间，在沪外资企业的管理理念、经营模式、海外战略都在无形中产生出溢出效应。上海本土企业在海外扩张中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摸索，现在观念和战略上逐渐成熟。上海汽车集团、上海企业、光明乳业、上工申贝、复星集团等知名企业集团在“走出去”的实践中取得了骄人成绩，同时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海外投资经验。已经成功“走出去”企业不仅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而且为试图开展海外投资的企业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

（二）不利条件

一是企业海外投资缺乏融资支持。目前在上海，海外投资项目贷款完全是企业自主行为，没有得到财政贴息支持。企业海外投资保险也没有专门机构，在审批环节中对投资于高风险国家的企业和机构没有实行强制性投保制度，不能有效保护海外投资。本土企业海外经营的投资收入、红利和管理金收益需按规定纳税。对企业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技术输出产生的成果也无明确的税收优惠。对跨国经营企业在境外开展技术创新、品牌创建、市场拓展、上市推进和高层次管理人才培训等方面尚未出台相关资助措施。此外，民营企业融资门槛高、渠道窄的困难未明显改观。

二是商务成本偏高。2012年上海市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22595元，办公类物业成交均价24319元①，一些核心地块的商用写字楼成交均价更是超过85000元。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上海的房地产价格指数一直位居北、上、广、深四大城市之首。除了房产成本以外，上海企业用工成本，特别是社保成本也居全国前列。此外，上海的交通成本、城市交通拥堵都大大增加了企业的商务成本。商务成本高启，不仅制约上海企业的海外投资，而且还会使国内其他地区的企业望而却步，削弱上海对于本土跨国企业的集聚能力。

三是市场垄断的长期存在。在上海的经济发展中，国有企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大量国有经济的存在造成了产业垄断，形成对民营企业的挤出效用。上海民营企业境外投资起步早，后期落后于苏浙，受国有企业形成垄断影响的重要的原因。这种情况不利于上海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的主体多元化发展，对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形成一定制约。

三、“走出去”带动上海贸易发展的路径

（一） “走出去”带动贸易发展的产业选择

从发挥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走出去”带动外贸发展的主导力量。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结构要优于全国，在发展“走出去”带动贸易规模提升和结构优化上具备更大的优势和潜力。《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有73%投向第三产业，而第二产业的投资仅占26%。可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未能较好地发挥比较优势。相对而言，上海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结构则更加合理。截至2012年底，上海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约为30亿美元，占上海对外直接投资总规模的26%，仅次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位居第二，是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

在发展“走出去”带动贸易规模提升和结构优化方面，上海应走在全国各省市前列，发挥良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第一，要通过加大财税和金融支持力度，简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程序，放宽相关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汇使用限制等方式，促进纺织服装、玩具、鞋类及家具制造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第二，简化和协调进出口程序，减少行政障碍，降低通关成本，加速推动相关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下的机械设备、材料、零部件、燃料等相关货物的流动。第三，鼓励企业以技术入股的方式进行对外投资，带动专利、商标权、专有技术等技术贸易的发展。通过促进制造业相关“边际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上海、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贸易规模扩大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

（二） “走出去”带动贸易发展的区位选择

在以“走出去”带动贸易发展的实践中，区位选择应以东南亚、非洲、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为主。东南亚等地区的新兴经济体正在崛起，如越南、泰国、印度、马来西亚、缅甸、老挝等国家，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较低，正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期。另外，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不断推进，这些国家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投资政策较为优惠，是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理想目的地。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工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处于较低层次，产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长期以来只能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大量的工业制成品依赖进口。同时，这些国家大多处于经济增长的起步或加速阶段，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不仅能够直接带动技术、机械设备、中间产品的出口，而且从长远来看，能够促进东道国就业水平提高，增加东道国的国民收入，从而产生更多的进口需求，为促进双边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其原宗主国之间往往存在各种优惠贸易安排。投资于这些东道国，能够降低企业进入相应发达国家市场的阻力，使企业获取比国内投资更为有利的贸易发展空间。如孟加拉输往欧、美的纺织品不受配额限制；2006年签署的美国与中美洲自由贸易协议（DR-CAFTA）规定，美国对DR-CAFTA国家，包括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多米尼加的进口产品实行免关税优惠，这些国家（地区）也应作为边际产业“走出去”的理想目的地。

（三）培育和集聚本土跨国公司，提升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集聚和辐射能力

促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重点应立足于培育和集聚本土跨国公司。政府要从改善投资环境着手，努力构建企业海外投资的“两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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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1-0072-03

一、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际经验

四十多年来，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逐步根据各国不同的状况，放开资本项目管制，但在取消具体的资本管制内容方面又有所区别的做法。尽管一些国家（如20世纪70年代的阿根廷、英国和乌拉圭）在很短的时间内取消了大部分资本管制措施，但大多数国家仍是采取渐进式，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一般步骤为首先放开与贸易有关的资本流动限制，然后放开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控制。

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中期，国际上采用渐进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家主要有印尼、泰国、印度等，但由于具体条件不同，这些国家中有的取得了明显成效，有的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有的则是在特定阶段达到预定目标。采用激进模式的主要国家以原国家俄罗斯、捷克为代表，其中还有委内瑞拉、毛里求斯等。捷克的激进式的进程比较平稳，效果十分明显，然而俄罗斯采用的激进式不仅没有取得预定效果，而且由此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

除此之外，一些工业化国家主要采用了配套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相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主要工业化国家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存在比较强烈的倾向和趋势。二次大战结束后，除了美国、加拿大和瑞士对资本项目实行较自由的管制体制外，联邦德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家，1958年就取消了对资本流出的管制。直至90年代，西方工业国家才基本完成了资本项目可兑换过程。西方工业国家配套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模式，往往强调将国内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项目相关领域的开放相结合，将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宏观效应与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相结合，及时动态地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这种模式在推进次序方面类似渐进式，但在某些市场化因素较为丰富的领域则快速推进，类似激进式，时渐时激，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二、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进程中必然面临的重要问题。从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发展趋势看，资本流动自由化是大势所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市场的整合和金融产品的创新既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提出了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资本项目可兑换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1.资本项目可兑换能够为企业实现海外业务的多元化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市场条件。例如，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的资本流动有利于国内企业利用新技术、新管理技能，尤其是运用新金融工具来管理投资风险。同时，资本项目可兑换还有助于企业等市场主体进入国际金融市场，降低财务成本。

2.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稀缺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拉美和东南亚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了以金融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结构改革。这就要求这些国家的政府寻找新的资金来源替代原先因管制而匮乏的发展资金。在许多国家，外国私人资本充当了这一角色，而对于私人资本来说，资本的可兑换性是一个首要因素。

3.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加快经济体制市场化的进程。一些国家的政府决定放松资本项目管制，其直接目的常常是为了消除加入国际组织的障碍，以获得开放的收益。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许多东欧国家在尚未完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中走出的情况下，便作出了迅速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抉择，其主要目的就是尽快地成为欧盟和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成员，以便从那里得到更多的资金和技术，从而进一步推动其市场化改革。

4.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缓解货币升值或贬值压力。一些国家的政府期望利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宏观经济效应，缓解货币升值或贬值的压力，促进宏观经济金融的稳定。比如，1993年，由于连续几年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泰国的资本项目积累了巨额的顺差，这些顺差引起了通货膨胀和实际汇率的不断升值，并进而导致其经常项目的逆差。正是面对这一压力，泰国政府大幅度取消了对资本流出的限制措施。1994年，智利也是在差不多同样的情况下减少了对资本流出的限制。[1]

5.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为一国的金融部门带来动态经济利益。因为来自国外同业的竞争压力将迫使国内的金融服务不断改进服务质量、降低成本，从而变得更加讲究效率。特别是这种竞争鼓励金融创新活动，从而大大提高金融业的生产率。

三、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路径选择

从1996年我国宣布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算起，至今已有11个年头。从引进外资，放行对外直接投资，引入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金融业对外资开放到最近开通的“港股直通车”，通过基金投资全球证券市场等，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正在不断推进中，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时机日趋成熟。据统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的44个交易项目中，我国完全可兑换或者基本可兑换的已经有12项，有限制兑换的17项，完全禁止的15项。[3]可见，我国人民币资本项目正在朝着可自由兑换迈进。

在走向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中，路径的选择对成功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当前我国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不应简单地拘泥于所谓渐进式还是激进式，也不应照搬照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而是应当根据资本项目不同领域的开放程度配套推进国内相关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充分估计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导致的宏观经济效应的同时，积极采取适当的宏观政策措施，使国内经济运行具备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在推进特定领域资本项目可兑换时，如果国内的基本市场条件和经济条件相配套，就要果断地采用激进方式，反之，应夯实配套政策的基础，采用渐进式。根据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状况，资本项目可采取以下路径实现可兑换。[4]

1.先放开资本流出，后放开资本流入。虽然我国在开放改革初期，就迈上了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开放了外商直接投资，但是并不等于说我国就应该先放开资本流入，后开放资本流出。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只是资本流入的一个构成部分。多年来，由于我国采取了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和限制间接资本流入的政策，外商直接投资在外资流入中占有绝大多数的比例。如果采取激进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那么可以预计，间接投资将取代直接投资而占主要地位。二是间接投资流入由于缺乏实物交易背景，因而比直接投资难于引导和控制。尤其是如果大量的间接投资涌向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则容易引起泡沫经济。

2.先放开长期资本交易，后放开短期资本交易。一是长期资本中具有实物交易背景的比例较高，而短期资本流入中，只有贸易投资一项有实物交易背景。因此，由于有实物交易比例较高的背景，长期资本交易相对于短期资本有较高的稳定性。一般说来，长期资本流动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很大变化，即使在国民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出现不利情况时，长期资本流动也不会带来很大的冲击。二是短期资本流动投机成分大。在国际市场上，巨大的游资在各国间移动成为增加各国经济发展不稳定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一国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出现困难时，投机资本的过度流出将引起该国的流动性危机和清偿能力的危机。泰国、韩国、印尼以及智利在20世纪90年代所经历的金融危机就是例证。

3.先放开居民国外交易，后开放非居民国内交易。一是由于居民完全受国内法规法令的约束，国家可通过宏观调控有效地调节居民的国外投资交易行为。二是居民即使产生投机动机的行为，也是在国外市场上，对国内经济影响较小。三是非居民在我国的投资行为虽然受国内法律约束，但其资金来源等不受国内的制约，国家宏观调控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非居民如果针对国内出现的不利形势进行大规模投机，而国内市场抗风险能力不足，则会给国内经济带来很大风险。

4.先放开有真实交易背景的交易，后放开无真实交易背景的交易。有真实交易背景的资本交易，指直接投资、贸易融资等。外商作为设备物品进行的投资在海关统计中体现为贸易进口，作为资金流入的投资也将用于进口或在国内市场上形成购买力，贸易融资为贸易进出口提供便利，因此这些交易行为事实上与经常项目密切相关，有着直接的实物交易背景，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不会形成自我膨胀、大量投机的机制。无真实交易背景的资本交易包括发行证券、有价证券投资、金融信贷等。由于缺乏直接的实物交易背景，这种资本投机性的大量流入存在诱发泡沫经济的因素，种下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祸根，而其投机性资本的大量流出又会使汇市、股市等一片萧条，直接使危机变成现实。

四、我国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对策建议

不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选择任何时间，任何模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从理论上说，总是存在一些可能风险，如可能导致国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出现国际收支失衡、部分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导致国内出现持续的高利率等。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规避风险，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1.建立开放、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为宏观调控提供市场条件，为应对资本流动的冲击提供分流渠道。一要大力发展货币市场；二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外汇市场体系；三要推进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和规范化；四要建立外币同业拆借市场（缓和市场汇率水平的波动）。[5]

2.客观把握我国宏观政策中介目标的演变趋势。目前，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主要是我国金融市场尚不发达、金融创新受到限制、国际流动资本受到外汇管制等。因而，货币总量指标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保持了较高的相关度。随着金融市场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在重视M0、强调M1、监控M2等货币指标的同时，还要重视利率等价格性指标的作用，提高利率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推进利率市场化，并注重利率和汇率之间的协调。

3.根据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中的客观要求，协调对内、对外的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首先，应注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协调，针对国内经济发展周期与国际经济发展周期的差异，适时进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孰主孰辅或者两相并重的政策调控；其次，货币政策应兼顾内外均衡目标；第三，施行汇率政策应立足于国际收支平衡。

4.改进现行资本项目管理手段。可以研究将外汇管理部门现在所做的一些合规性审核，如外债登记、外债还本付息核准、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等，下放给外汇指定银行办理，以简化手续，提高效益；进一步淡化在资本项目管理中的行政审批，引进价格调节等间接调节手段如无息外币存款准备金、托宾税等；取消对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来源审核、购汇审核、利润汇回等方面的限制，以提高资本项目管理的效率。

5.分步骤地放松现有的一些资本管制。通过给居民个人设定投资限额的方法，全面放开对个人进行境外投资的限制。此外，可以研究借鉴国际上的经验，加大力度对外开放国内证券市场，并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动证券市场的有序开放。

6.加强和完善资本项目外汇管理。一是甄别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尽可能减少资本交易混入经常项目的数量，增强对资本交易的可控性。二是按国际通行规则，明确区别资本账户下的居民交易和非居民交易，从范围、概念上为资本账户开放创造条件。三是加强外债规模的调控，使其既能有效地为我国提供资金，又能保证我国有充足的偿还能力。四是针对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其在我国的子公司的资金往来，研究、制定有效的管理办法，既不影响其在我国正常投资，又能限制其进行对我国经济造成危害的资金调拨。五是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统计监测。

7.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合作，缓解国内宏观政策与国际市场政策走向的冲突。一方面要研究世界各国的宏观政策对我国宏观政策及其搭配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研究我国的宏观政策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运行的影响，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同时，充分关注汇率、外债、外汇储备等外向性经济变量，注重不同国家宏观政策的差异及其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1][5] 邢毓静.放松资本管制的进程[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 约瑟夫.P.丹尼尔斯、戴维.D.范户斯.国际金融货币与金融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