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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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市场化改革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的体制转变不断加快,尤其是1992年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我国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在当今激烈的竞争当中,经济的转轨与社会的转型在各种新旧推动因素的影响下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关于市场化改革方面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市场化的背景下,社会科学的研究要谋求出路,就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以市场的需求为指导方向。
一、社会科学研究的概述
(一)社会科学的概念。所谓社会科学,这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社会科学所包含的哲学研究、经济学研究、历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等,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这些学科的研究都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两个范畴。社会科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之间有交叉点,两者具有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的作用。
(二)社会科学研究的类型。社会科学研究的类型从不同的角度上进行划分,具有不同的类型:社会科学研究的分类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
首先,从社会科学研究的形式上分。社会科学研究从形式上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团体研究,二是个人研究。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团体的研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到目前为止,社会科学的研究分工越来越细,使得新时期的科学研究任务和课题都需要依靠大量的人力资源,把团体的智慧集中起来,进行细致合理的分工才能完成某项社会研究。个人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方式,在社会科学研究当中,受其特点的影响,个人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个人研究和团体研究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个人的研究离不开团体研究,同时团体的研究凝聚了团体中所有的个人研究。
其次,从社会科学的内容上分。社会科学研究从内容上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好应用研究、决策咨询研究三类。基础研究主要是在揭示社会本质规律的过程中提出了新的观点、方法,从而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应用研究领域是基于基础研究之上的,应用研究是基础研究成果的拓展和延伸。应用研究利用基础研究的成果对基础研究成果中的理论问题和社会现实进行研究分析,具有深化和完善基础研究的作用,实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决策研究则是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者的基础上的,决策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的问题。
二、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自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以来,我国国家政府对于从哲学角度对社会科学进行研究的关注越来越高,并不断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有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的建设中的地位和意义。首先提出的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是在以前,主要的研究内容是关于“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社会科学研究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一)学术界市场的研究。首先要说明的就是,现代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要面向学术界市场,这是有学术的功能和作用所决定的,学术能够引导现代市场的精神文明消费观念和消费水平,对精神文明建设中社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学术界市场的研究中,具有不同的层次,最开始是提高学术研究的提高,然后是积极引进、传播和普及先进的学术研究水平和成果。
(二)国外市场的研究。社会的研究成果和文化一样,既是民族的,国家的,也是世界的,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对国外市场进行研究,一方面能够学习国外先进的研究经验,引进研究成;另一方面,关于国外市场的研究在传播我国优秀的精神文明的同时,能够造福全社会。当然,在国外市场的研究过程中,不仅要学习国外的经验,借鉴和引用先进的研究成果,更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来。
(三)社会大众市场的研究。所谓社会大众市场的研究,就是指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及时向社会大众传播相关知识,普及大众的社会科学知识。在社会中传播和普及大众的科学知识对于构建和拓宽精神文明市场具有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在大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水平方面也具有引导作用。在面向社会大众市场的研究中,社会科学研究者还要注意特殊的一种情况,就是关于国家机要方面的研究,这类研究要十分注意研究的成果能否公开以及公开的时间等。
(四)官方市场的研究。最后一点就是要求现代化社会背景下的社会科学研究要面向官方市场。一方面,是受到社会科学这门科学自身具有的特定功能和作用的影响,面向官方市场的研究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都具有重要意义,面向官方市场的研究能够对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起着一种导向和决定性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科学的研究对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导向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国目前所进行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事业,都是在国家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才能进行的,也正是因为国家的支持和投资,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才能取得现有的成就。
四、结语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国家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不断追逐和适应现代社会的经济形势,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社会行驶中取得巨大的研究成果。在未来的发展中,社会科学研究要把握好正确的研究方向,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篇2
关键词:成果转化 二元视角 价值定位 路径创新
中图分类号:C9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3(b)-0116-02
2011年11月,教育部、财政部以教社科20113号印发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针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机制,《计划》提出:“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应用,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大力开展决策咨询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服务水平。”①因此,《计划》的出台标志着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机制建设进入到了一个面临改革创新的关键时期。
1 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元结构分析
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创新实践的基础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本质属性研究。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具有主体二元结构特征。这种二元结构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若非基础研究成果即应用研究成果。
1.1 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价值定位
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受众是社会大众,成果形式主要是著作与论文。基础研究是有关人类科学体系顶层设计的研究,更多的涉及“形而上”学,它不是生产力,却能对生产关系、意识形态产生正效应,是高于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其社会价值取向定位于:能影响、改变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使认识能够跟上变动不惜的社会变迁过程,为人们创设健康的理性心里家园,为人们提供科学的、先进的价值观和高品质的人文关怀,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②
1.2 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的价值定位
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的受众是政府、企事业单位,成果形式主要为研究报告与论文。宏观上,应用研究为各级政府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和重大发展战略提供了战略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政策设计方案,这是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思想库和智囊团的功能体现。微观上,哲学社会科学根据其学科属性渗透于企业日常运营的各个方面,例如:财务管理、投资运营、法律保障等。其社会价值取向定位于:一方面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出政策建议,坚持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另一方面紧跟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当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企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提供急需服务。
2 成果转化阻力分析
现阶段,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占全部科研成果数量的60%以上,其中仅有5%~6%被转化,3%的成果形成产业。③可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面临的阻力系统问题突出。
(1)成果质量不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是决定成果转化效率的基本要素。从总体而言,我国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自身质量水平不高,难以得到社会及实际工作者的认可和接受。主要表现在:一是在选题和研究方法上,远离实际,缺乏创新。很多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并不是来自于社会调研与实践,针对性不强,往往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甚至只是进行经典的诠释与阐发,内容空泛、缺少创新。二是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比较突出。为了追求个人绩效,一些科研人员在常常将粗制滥造、东拼西凑、质量平平的成果不负责任地抛向社会,而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有很大的实用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还不很多。④
(2)转化意识不强。科研人员以及管理部门缺乏成果转化意识是影响成果转化效率的主观因素。
首先,由于部分高校科研、人事考核机制并不完善,教师从事科研工作的重点集中放在成果的数量与质量上,并不关心成果的转化与应用问题。这就导致虽然教师的科研成果产出颇多,但是真正做到成果转化的却寥寥无几。其次,管理部门缺乏跟踪管理意识。成果转化要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个双向通道上进行,不但要使广大科研工作者树立转化意识进而影响管理者,还要从管理者本身入手,通过制度建设推进成果转化观念的形成。
(3)中介体系不完善。科研中介体系不完善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效率的主要外部因素。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中介体系尚未建立像自然科学成果转化中介那样独立的市场化应用部门,仅仅依托高校和科研人员自身完成成果转化任务是远远不够的。
在美国,智库承担了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中介的角色,成为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智库是一种相对独立、稳定的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其职能主要包括:整合人才、思想产出、影响社会。智库通过研究和分析形成新的政策主张,再通过刊物出版、举办各类交流活动、利用媒体宣传等方式,力图使这些主张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
在研究美国智库发展和运作过程之后,我们发现,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转化体系必须以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思想为基础,这种成果要有明确的服务对象和转化方向,这种服务对象和转化方向是在研究伊始就已经确定的,而非在成果形成之后的硬性转化;在成果形成之后,要借助一定的媒体,特别是刊物、论坛等使成果面向服务对象,包括潜在的服务对象。
3 成果转化机制创新与实践
若要化解成果转化阻力系统、改善现有成果转化现状,就必须对成果转化机制进行管理创新。而这种管理创新的原则与依据就是其特有的二元结构特性。
3.1 基础研究成果转化
2012年5月,教育部社科司首次开展了一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征集工作,宗旨在于通过“学术‘大’家写‘小’书”,把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推向社会大众。这次科研普及读物项目资助力度高达15万元,而且由教育部统一出版,为科研人员从事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工作提供了一个信号、一个典范。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项工作中抽象出未来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实践创新的方向。
政府主导。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是实现社会变革的理论先导,是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这种研究的意义在于其巨大的社会价值,而社会价值的实现必须依靠政府这个公共服务部门。所以说,在未来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工作中,政府必须发挥主导、引领的作用,把握成果转化的方向不动摇。
深入浅出。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接受群体是人民大众,在保证成果学术质量的同时要把握深入浅出的基本原则。由于人民的教育程度不同、身份背景不同、兴趣爱好不同,所以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最容易被接受的方式就是深入浅出,也就是说,从学术前沿热点入手,解释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才能使人民大众真正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力量,同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也可以切实的服务人民。
重视质量。质量和创新是一切科学研究的生命线。之所以强调的是“学术‘大’家写‘小’书”,就是为了切实保障成果质量,以质量推动成果转化。提升成果质量的核心是改善研究方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深入实践、积极创新,切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真正做到脚踏实地做调研、认认真真做数据。
3.2 应用研究成果转化
现阶段,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存在一种依托“关系型管理框架”的转化路径。简单来说,大部分高水平的应用研究成果都是通过点对点、人对人的方式进行转化的,这种成果转化机制的优点在于成果供需双方相互了解、成果供给方普遍科研水平较高、成果转化过程较为简单;其缺点在于这种转化路径是少数人参与的成果转化,大部分科研人员无法进入这种“关系型管理框架”,以至于较多优秀成果得不到及时转化,失去其应有的时效性。而少数人参与的成果转化正是现阶段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所在。根据路径依赖理论,虽然原有路径具有一定的研究惯性,但就当前情况来说,必须就原有路径进行修正,使其进入到更加完善的轨道上来,才能真正的使更多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成果得到转化,从而更好地辅助政府决策、切实服务社会。
对于原有路径修正的关键是从关系型管理模式到规则型管理模式的修正,而规则型管理的核心是成果转化平台建设。成果转化平台的具体形式就是成果转化中介机构,中介机构的建设和发展能够使广大科研工作者能够公平、平等的参与到项目研究和成果转化过程中来,通过中介机构把社会科学成果推向社会,发挥市场机制,促进成果转化和产业化。[6]
参考文献
[1] 吴方.基于KANO模型分析远程开放教育学生满意度产生的切入点[J].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4):82-84.
[2] 袁贵.组织内员工隐性知识转移问题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1.
[3] 郝荣峰.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问题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2.
注释
① 教育部,财政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
② 郭秀丽.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科学成果转化问题研究,社会发展论坛,2008.
③ 束洪福.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率仅5%[EB/OL].,2010-01-10.
篇3
Abstract: For the issues of fact and value, whether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or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it is an important topic often leads to debate. Roy Bhaskar, British philosopher of science, tried to create a new research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positivism and anti-positivism in the study of social science. In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of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four traditional facts and values were carried out analysis and relational expression among theory, fact and value was constructed, trying to break the traditional facts\value dichotomous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science.
关键词: 实证主义;批判实在论;事实与价值
Key words: positivism;critical realism;fact and value
中图分类号:B56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4-0305-03
1 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对立
在实证主义者那里,他们认为事实与价值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分,叙述事实的属于描述性命题,而那些能够表达人之愿望、建议、选择等的命题,则属于价值命题。对于事实命题,我们以“真”或“假”来对其进行判断,而对于价值命题,我们则不能用“真”或“假”来进行判断,只能用“善”、“恶”等这样的字眼。这也就表明,在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之间,不可能“合乎逻辑”地从“是”与“不是”中,推出“应该”与“不应该”,这是一种事实与价值的二元论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是”与“应该”之间,存在着一个基本的逻辑鸿沟,从价值判断——V中,我们不能得到事实命题——F,只有基于事实命题,才能得出事实结论。同样,从事实命题——F中,我们也不能得到价值判断——V,价值结论的得出,必须要依赖于价值判断。
批判实在论思想的代表人物——英国科学哲学家罗伊·巴斯卡,把这种实证主义者的事实与价值二分对立的二元论观点,用下述两个关系式表示:
■
但是在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这种关系法则是否还能通用呢?
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大多数场合、情况下,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所做出的价值判断,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事实的真实情况,更有甚的情况是,人的价值观有时可能会决定某一事实。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有时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必须要与某种价值立场相符合,按照这种逻辑,在社会科学中就根本不可能真正做到价值无涉。
所以,对上述关系式(1)、关系式(2)所表达的含义,批判实在论者巴斯卡所持的是一种反对态度,他认为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社会事实都是具有价值依赖性的。作为从事科学研究的主体——人,科学家,科学共同体,他们都是生活于真实的社会场景之中的,本身都带有某种社会价值观倾向,这种价值观上的倾向,会影响、甚至决定他们对于社会科学研究问题的选择、设定,社会科学研究理论的形成,甚至是社会科学研究标准的设置。
巴斯卡引用了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观点来证明自己的上述看法。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有一本著作——《社会研究的客观性》,在这本书中,缪尔达尔说道:任何社会科学都不能说是“中性的”或“客观的”,任何理论研究都要建立在一定道德评价和政治评价基础之上,作为一个研究者,应该清楚地表明自己所持有的价值观取向。
尽管社会科学可能总是想力图做到价值无涉,以显示自己是一种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但是在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实践之中,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公正、客观,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工作总是在某种具体的历史时代背景之下进行的,不可避免地要带有一定的价值相关性,研究者自身所持有的价值取向、兴趣偏好,都会影响研究过程。对于存在于社会研究场域中的社会实在来说,有无限多可供选择的研究对象、研究客体,社会科学家必须要从中选择一个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客体,那么他们以什么作为根据来进行选择呢?他们对于研究问题、研究对象的选择,必然要受到自身所持有的价值取向的引导,受到自身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影响。其实,这种状况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同样也是存在的,在某些时候,自然科学家的研究工作,也要受到实际的社会利益需求的驱使、激发和影响,这一点特别地体现在那些应用型的自然科学学科之中。
2 理论对事实与价值的影响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社会科学研究理论的形成、得出,与社会科学所确立的研究主题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得出,也要受到研究实践过程中研究利益的影响、左右、甚或是某种扭曲。在研究实践过程中,研究主体——社会科学家自身的价值观、利益取向,以及研究主体所掌握的关于研究对象、客体的知识背景等等这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要对社会科学研究理论、结论的得出,产生影响、干扰。因此,根本就不可能在一种“纯净的”、价值无涉的场域中,得出客观的社会科学研究结论。
在事实、价值与理论三者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巴斯卡又以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1931—)的理论、事实与价值关系式(3)来进行说明:
(3)T?圮FV③
泰勒是加拿大的著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他所主张的是一种诠释性的社会科学哲学观点,他认为人是一种“自我诠释的动物”,所以他拒绝使用自然主义、实证主义的方式来对人进行理解,在注重考查人之意义、意图的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是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对这些不确定性的东西,我们就需要使用诠释学的方式来进行理解。而人在诠释、理解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人的行动、行为,而这种影响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影响,有些影响是错误的和歪曲的。
在处理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上,泰勒认为,理论——T,是可以对事实——F产生影响,并进而产生某种价值。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选择问题上,即选用哪一种理论T,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泰勒认为,人们总是要尽量选择那种能够满足自身的欲望、要求、目的和希望的理论。按照泰勒的观点,人们之所以选择使用某种理论T,并不是因为该理论能够给出对社会现象、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社会生活世界最合理的解释,而是因为这种理论更能符合人们自身的意图、目的等价值需求。选择了一种理论T,就意味着选取了这个理论T中所包含的价值取向,并在这种价值取向的指导下,采取被理论T所认可、支持的社会行动来对社会进行解释。但是由于人的欲望、意图等价值需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一种变量,所以在这种观点中也就自然而然地包含了不确定性的因素。
3 制度性事实与价值
巴斯卡所列举出的关系式(4)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塞尔(John R.Searle)。在处理事实与价值关系在这一问题上,塞尔引入了一个重要的“制度性事实”的概念,从而尝试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实现关联。
(4)I.F.V④
塞尔是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分院的著名哲学家,他的著名代表作之一是出版于1995年的《社会现实的构建》(《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一种关于如何构建社会现实的理论,引起了欧美哲学界的关注,甚至引发了一场长期广泛的争论,他也成为了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著名哲学家之一。
塞尔认为,在社会事实中,除了“物理原始事实” (Brute Fact)以外,还包含着一种 “制度性事实”(Institutional Fact),也就是关系式(4)中的“I.F.”。物理原始事实是一种独立于观察者就能够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在真实的社会生活场景之中,很多社会事实是无法独立于观察者而获得存在的,这类事实必须要依赖于主体才能存在。“例如,‘这是汽车’就是一个社会事实。汽车所以能作为‘汽车’存在,是因为人们能把它作为‘汽车’来使用,若是没有人这个主体,‘汽车’就是一堆铁片的集合而已。因此。‘这是汽车’这类事实不能离开人类社会而存在。”⑤塞尔通过诉诸于“制度性事实”这一概念的提出,从而使“事实”与“价值”之间不再是绝然二分,从“是”可以推出“应该”,在解决事实与价值这个问题上,这是一种尝试。社会生活之中存在的事实与价值,都是与人之实践活动相关的,都是基于人的实践主体的一种客观存在,正是由于有了人的实践为基础,事实与价值才具备了统一性,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也具备了相互的关联性。
在塞尔的理论中,“制度性事实”的存在要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实践生活“情景”,即“X在C中作为Y”(“X counts as Y in C)而呈现,这也是塞尔得出的一个逻辑结论,这种事实要借助于一定的社会制度、社会规则——C(如道德、义务、语言规则等等),即在这种有制度、规则限制的情境中才能表现自身。如果没有这些社会制度、社会规则,X是不能作为Y而出现的。制度性事实只能出现在由一定的规则系统构成的情景当中:比如,“我承诺……”这一社会行动的发生,必然是在有一定的“责任、义务”规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做出的社会行动,把自己置于某种责任、义务的情景之下。一个人“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必然要被放到某种“责任、义务”规定的社会情境之中来进行考量,并在这种社会情景、社会制度中评价他的行为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可是塞尔的这种制度性事实的观点,也被某些哲学家所质疑,他们提出,在面对下述事实的时候,又该如何按照塞尔的这个公式来进行解释:
为何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中也会存在着社会主义者?
为何在一种极权主义的社会中,也会存在着自由主义者呢?
4 批判实在论思想中的理论、事实与价值
批判实在论者罗伊·巴斯卡认为,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推论关系,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到底是由事实推出价值,还是由价值推出事实的二选一问题。他从批判实在论的视角提出了一种理论、事实与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式(5):
(5)T>P.TexpI(P)-V(0I(P))⑥
罗伊·巴斯卡指出,如果人们对某现象产生的思想集合——P,要想形成一个思想体系(ideological——I(P))就必须要同时满足下面的条件(a)和(b):
(a)T>P
(b)TexpI(P)
(a)和(b)所表述的意思就是,如果某些思想的集合P是有误差、谬误的,那么理论T必须能对人们为讨论、研究某社会现象而形成的思想集合——P,产生一种更高级、更具优越性的解释;并且理论T还能够对被判定为有谬误、误差的思想体系——I(P)做出解释,即理论T是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的,这也是实在论者所着重强调的一点。
如果存在这样一种理论T,能够同时满足上述(a)、(b)两个条件,那么巴斯卡认为我们就可以立即转向一种关于研究客体、对象——O(object)的负面价值(—V)的评价上。(这种客体O,可以是一种社会生成结构,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或其他方面的东西,那种被判定为有误差、谬误的思想体系——I(P),就是关于这个客体对象——O的思想体系。)巴斯卡把他的这种论点简要地表述为关系式(5)的形式。他想以这种方式,构建起理论、事实与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式,来瓦解事实与价值之间传统二分对立的争论。笔者认为,巴斯卡提出此关系式的目的主要在于指出:在关于某客体、对象形成的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中,被提出的某个甚至某些思想观点,有可能是错误的、不合理的,但是这种错误的发生和存在都是具有合理性的,即便是有谬误的思想、观点,它们的存在也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有价值的。而我们所掌握的理论——T所具有的解释力,对这种产生谬误的思想观点及其价值同样能够给予解释。
罗伊·巴斯卡的这种观点,是典型的实在论者的思想主张,在实在论者那里,他们判别理论的标准依据是其解释力,凡是能够经受经验检验的理论,实在论者就赋予这种理论以解释力,越是能够具有较高解释力的理论,就会越容易被实在论者所采用。
说明:本文中引用Roy Bhaskar.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的内容均由作者本人翻译。
注释:
①②关系式(1)、关系式(2),均来自于Roy Bhaskar.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utledge,Third edition,1998,59.
③关系式(3)引自Roy Bhaskar.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utledge,Third edition,1998,67.
④关系式(4)引自Roy Bhaskar.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utledge,Third edition,1998,67.
⑤张立立,宗成河,卢敏.社会现实的建构——约翰·R·塞尔的社会事实本体论[J].国外社会科学,2002(3),第89页.
⑥关系式(5)引自Roy Bhaskar.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utledge,Third edition,1998,69.
参考文献:
[1]Roy Bhaskar.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utledge,Third edition,1998.
[2]Andrew Collier. Critical Realism: An Introduction to Roy Bhaskar's Philosophy [M].London:verso,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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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云鹏.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的“事实”与“价值”二元论[J].学术月刊(8).
篇4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的一些高等院校为探索高校青年才俊培养、创新教学体系方法和积极构建本科人才培养研究平台,先后出台了以思考、研究与实践为导向且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的人才专项培养机制。这项机制历经多年、不断改进和提高,时至今日,已逐步成长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研组织和面向未来与全球化视野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在理工科领域和经济学领域取得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这充分表明了高校决策者们,对于大学未来发展和规划,以前瞻性的眼光,积极谋划高等教育与社会需要之间的无缝对接。不过,在高校学科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存在的问题:一方面,经济类、理工类和医学类专业由于实用性强、社会需求广泛逐渐成为支配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以文学、历史、哲学为代表的人文社会科学却由于研究经费不足、无法创造大量的经济效益等原因逐步沦为边缘化学科。如果任由此种事态发展下去,我国在上个世纪提出的面向21世纪、建设海内外一百所知名学府的目标,就会因人文社会科学的短板而难以与综合类高校的名称相匹配,并且,从各个高校设立社会科学研究处,每年主持召开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的年会和论坛的事实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也绝不满足于仅仅在经济类、金融类、自然科学、医学类等几个领域占据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的一席之地,还希望在关系民族精神和文化修养的哲学人文科学类学科中崭露头角并向世界各个角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传播“中国好声音”,铸造“中华民族级”学术航母驰骋于世界学术海洋之中,展现出中国人孜孜以求地为开天下太平以尚和、为济天下万民以崇贤和为安四隅八方以化生的终极理念。
二、参与“文史哲”类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众所周知,文史哲类人文社会科学并不像物化生类自然科学那样能够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可操作性、重复性的实验或可应用性数学模型的基础之上。它只能凭借研究者本人所能驾驭议题的能力以及那些分布在研究者周围、为他们唾手可及的媒介平台上的数字化资源,作为自己描绘鸿篇巨制的水笔和画布。其中,水笔勾勒出的线条固然仪态万千、千头万绪且令人爱不释手,然而,画布却在线条之先扼杀了画家本人的创造与狂想,使读者永远只能体会到作者意犹未尽的画卷残片。进而,也免不了,读者对作者不成熟的表现手法与跳跃式的时空变换风格进行“横加指责”。的确,每一本文史哲领域的“孤本”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总是能够找到某一点、某个环节存在的那些诸如论证不恰当、引证不充分等等此类不完满的学术缺陷。读者们总是希望在一本书中了解更多、更为详尽的内容,哪怕是一本刚刚交予出版社付印的新书,也总能发现作者研究的不足。作者也时常感叹自己有愧于他的读者,因而,期望未来此书的再版能够抚慰他们内心中的愧疚与遗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然科学研究,在课题实施的物质性环境中,总能在互联网技术大范围应用的背景下把自己的观察视域放置在云分布的信息领域中,开展以多层次、跨地域和频验证为特征的、在世界范围内的探讨与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加入项目研究的参与者都是一个孤立的个体,都是带着自己对于研究对象的理解参与到项目实施和组织的过程中。甚至于,在某些开放性的实验室中,他们并不需要直接与自己的科研伙伴发生某种言语方面的沟通或理解性的协调行动,而只是在自己关注的对象中,根据已经投入使用的仪器设备,寻找着那些尚未被开发完毕或有待探索的全新领域。与十七至十九世纪职业科学家相比,今日的参与者,已经不再像他们的先辈们那样,还需在仪器的选择方面煞费苦心地制备合适的器材去适应自己的科研目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总能够在自然科学领域中频繁地见到某个领域的专家似乎具有某种神奇的魔力,仅仅凭借一人之力,便可从事复杂程度极高的科研工作。以上诸如此类存在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中的鲜明特点对于所有人来说并不陌生,也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不应仅仅把实验室建设的成败与否作为衡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平台的创制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这显然源于对于自然科学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原因的误解,进而,盲目地设定各种与实验室建设相关的评估指标来量化创新架构的完成程度。这种做法只会加剧人文科学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裂,从而让人文关怀与文化育人的功能与关于人的科学分道扬镳,折射出一种人与人的文化毫无关联的假象。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之处在哪里呢?它在于:合理地把握自然科学研究给予我们的启示,即,广泛而有效的技术分工使不同层次的研究者(从本科生到博士生)能够在研究组织中迅速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使得一项科学研究能够从研究对象的某个点出发而逐步形成一条渐进式地理论化的线索。其后,作为“研究内容面”的丰富,较低学术层次的研究人员能够迅速地介入到已经成型的“研究共同体”的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和价值标准之中,帮助原有的学科带头人将新的发现拓展到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各个领域。这种组织成长模式不仅有效适应了不同层次研究人员水平不一的成长现状,最为重要的是,它能够使每个人都能够将自己的研究化为对新研究增长点的贡献。在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点之后,文科研究也可以遵从这样一种由点及面的研究方式而不断拓展和完善。
三、面向问题创建文科研究大平台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寻找文科创新研究的点,在这个方面,孙正聿先生一番对哲学的解读或许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他说:“我把搞文科概括为8个字:功夫、学养、悟性、境界。没有专业系统的‘功夫’,没有广博知识的‘学养’,没有很高的‘悟性’,没有强烈的人格的魅力和‘境界’,文科是搞不好的。现在存在一个巨大的误解,好像文科人人都能搞。我觉得搞文科是有前提条件的。我把它概括为四句话:一套概念系统,一套背景知识,一套研究思路,一套评价标准。‘概念’与‘名称’是有原则区别的。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名称不是概念。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你是专业的?因为你操作的是一套概念;他为什么是业余的?他操作的是一套名称,或者说,他是把专业性的概念当作常识性的名称来操作的。”孙正聿先生大概梳理出一条人文科学发展和研究的线索:人文科学的点便是概念本身。它的线便是这一概念在人书写的历史中不断地再现。而它的面只有在研究者本人那里才能实现,也就是“悟”,也就是活着的精神,人,最终在他的学习过程中找到了自我,找到了那个通常存在于哲学文本中解读的对象实际上正是自己的外化。“悟”,这个字在这里应用的十分恰当。它的字形结构恰恰表明其指向便是自我的心,准确地讲,也就是自我意识的生成过程。那么,“文史哲”这三个学科,在这个意义上就好比一个人的祈望、实践和对话这三个内容的统一,回答了人的已经完成的历史何以得以显现。人的全部生活史便是一部观念的外化史,便是一部自我实现、自我完成的历史。搞清了这个特征,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个启示:1.没有历史的人是不完满的人。这就意味着参与到文科创新平台研究中的学生,因其阅历的差异,在所能驾驭的问题上必然存在着诸多的不完满性。2.没有实践生活的人是无法理解人的行为意义的人。这就意味着参与到文科创新平台研究中的学生应当在这里为自己找到一块理解其学习内容的天地。3.没有知行合一的人还只是学习研究的门外汉。不管是语言研究,还是哲学研究,没有人不会同意“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这一判断。正是语言符号的物质性力量才把人从他私人体验史中拯救出来而将自己的见解分享给他人,并在与他人的沟通中寻找到共识,并使所有人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迈向一个方向。正是语言的力量,人的理想和人的生活空间才能在现实化的过程中打上属人的烙印,使人在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找到了一个能够建立起“共鸣”与“争鸣”的地方。到此,文科研究的关键性特点已经梳理出来,这就是,人在他生活的时间与空间中以自身为对象而反观那些仅仅以符号形式表现出的逝去的人的事情和未来人的事情。研究的差异不仅仅存在于人的生活史中,还存在于对于他人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人以语言的力量组织在一起。因此,现有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借鉴自然科学研究与创新的公共平台建设的成功经验,组建跨学科的大文科创新公共平台。这一平台应当围绕文科研究的关键性特点,合理分布架构层级来适应不同科研人员的研究水平,以四大模块,即,调研数据共享中心、项目实施组织实践中心、材料搜集与译介中心以及跨学科协同性分析作为今后进一步发展的主攻方向。这一新的平台架构能够使每一个层级的研究者都能够在这个开发性和流动性的空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一方面,从事调查研究的人员可以在掌握事实的基础上探讨自己研究的理论还有哪些不足和未尽之处,另一方面,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可以对调查出的事实及时进行总结并使之上升为反映时代特点的精神观念。在事实与理论的差异之间,在现实与理想的统一之间,研究者能够根据自己研究对象的不同及时丰富或探索出新的研究方法,并且,还能够在平台组织的各个模块中强化自己学到的技术性操作规范与技能。技能是在反复熟习中掌握的,理论是在与事实的亲密接触中被理解的,没有差异就不会有新的解释,新的解释只能是对事实的反映。而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至少,每位研究者都可以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理解自己应当掌握的技能并为今后的工作奠定良好的技能基础。
四、小结
篇5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研究对象
论文摘要:近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日趋活跃,其研究对象与其他社会学科研究对象的交叉与重叠之处越来越多,这些学科各自独特的研究视角是使它们独立开来的标志。从体育社会学的方法论、原理体系等方面着手,运用文献资料调研及比较、归纳等逻辑分析方法,对该学科的研究视角进行了阐释,认为此学科是运用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和基本原理来解释体育领域中的社会现象,体育社会学所形成的一套比较系统的概念、命题、假设及理论框架对其学科研究视角具有规范作用。
随着体育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体育社会学的应用研究越来越广泛,该学科成为体育社会科学领域中常用的学科名称,它的性质和作用得到了较充分的讨论和界定。但是,何为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却很少有人问津。从学科方法论上探讨体育社会学与其相近学科之间的关系,远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似乎只要对体育领域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就可以冠之为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其实,研究视角不同于一般的分析角度。“研究视角是科学共同体普遍认同的思维框架,是一种研究的范式,也是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的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抽象,具有较长时期的稳定性;分析角度则是研究者个体对研究对象具体属性的选择性研究,或者是对研究过程的不同方面的选择性研究等,可以随意转换”。体育社会学是体育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基础学科,体育社会科学体系中的诸多基础学科视角为我们认识体育现象的本质与规律,及促进现代体育的发展与繁荣都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的认识深刻地影响着体育社会学的学术规范。本文主要通过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的探析,借以明了体育社会学的学术空间,同时也试图揭示体育社会学在体育科学体系中的价值。
1、社会科学一些学科研究体育现象的视角
社会科学是科学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研究肩负着两个使命:一是,提供理解具体问题的新知识并提供解决意见;二是,为社会成员提供考察社会现象的主要形式。这两个使命的有机结合将有效地推动社会科学向着专业化与独立化的方向发展。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受其研究使命的制约,而且还受到社会分工方式与水平、大学设定学科的需要等的影响。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呈现出学科独立和专业化分工的格局,从本质上说,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过程。但是,社会科学在自身建制化的过程中,由于过度强调职业标准的独特性、专业语言和理论体系的统一性以及研究调查的客观性和定量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确造成了与公众的隔膜。美国学者罗伯特·N·贝拉认为:“关心整体并不意味着把来自各个专业学科的事实加在一起。这类事实只有依据一种能包括各专业学科、又能形成一种整体概念的参考系统来加以阐述才会变得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概念不一定能简单地从寻常所谓的跨学科研究中形成。因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它所涉及的知识不只是来自邻近学科的有用见识,而是完全超越学科界限的”。由于社会问题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与复杂性的特征,所以,任何一种社会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单个学科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建立在多学科、多视角的整合与分析的基础之上。
体育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综合性同样要求体育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它的学科边界存在的张力,并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领域对其做出一种积极的回应,因此,运用多种社会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分析体育现象,并揭示体育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是我们认识体育社会属性的必需手段。体育社会科学是研究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相互关系基本规律的学科群,主要相关学科有哲学、史学、文化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用社会科学对体育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旨在从理论上做出阐释,为体育社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方向做出评判,为在实践中进行体育决策、建立和完善我国体育方针、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学者们运用众多社会学科在体育领域的大量研究形成了诸多社会科学的分支应用学科,如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体育史学等。这些学科由于理论原理与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体育社会现象时,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学术视角。如体育社会学与体育史学就是研究内容相近,研究视角却存在本质差异的学科。体育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来解释体育领域中的社会现象,分析其原因,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如体育群体的特征与互动形式、体育组织的结构与功能等。体育史学是根据体育发展的时序性,研究体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进化与退化、分化与组合等现象,通过对体育发展与演进的过程研究,对体育的历史进行系统的认识。体育史学以时间的概念为基础,是对体育现象发展过程的历时性纵向研究。体育社会学虽然也进行历时性研究,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目的是在纷繁复杂的体育现象中寻找具有本质的、相对稳定的、重复性的联系或关系,从而对体育现象进行解释与预测。
2、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
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基本性质、结构、类型以及合理性标准等内容的理论系统。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是关于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是其学科研究视角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起着规范与指导作用。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涉及相互联系的3个层次,即哲学方法论、一般社会学方法论和体育社会学方法论。
在知识领域,理论既是关于研究对象的描述和解释,又是关于研究对象的研究工具。也就是说,理论不仅是关于认识客体和客观属性及其运动规律的反映和表述,而且还是在已有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知识基础上向新的知识领域渗透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就是方法。哲学作为理论的最高形式,无论是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还是对社会现象的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哲学理论既是表述社会现象的最高理论,也是认识社会现象的最一般方法。哲学的精髓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认识的理论,它准确地反映了“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继承和否定的统一”和主客观因素“在社会认识中的相互关系”。因此,唯物辩证法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具体地说,唯物辩证法是帮助社会学研究者确定研究方向,制定研究提纲,编制研究程序和选择研究方法的最高原则系统。哲学方法论是体育社会学方法论的基础,对体育社会学方法论具有指导作用。体育社会学与哲学的关系,是具体的社会科学与哲学科学的关系,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体育社会学的最基本的任务是研究体育活动中的各种社会现象,揭示存在于体育活动中的社会现象的本质、相互联系及其发展规律。在对体育社会现象的研究过程中,无论在理论前提预设上和在基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导向上,都受到一定哲学世界观的影响。
对于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来说,仅仅具备正确的思维方式是不够的,他还需要具有一般取向的社会学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一般社会学理论是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一般社会学理论给出了社会学基本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提供了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框架及结构变量的相关分析。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架构是在进一步分析一般社会学理论给出的基本概念及其联系基础上得到的,体育社会学理论要给出研究者的是“具体变量”。体育社会学方法论包括作为研究的基本原理的理论假设和价值观念,还包括研究者用来解释资料、引出结论的标准或准则。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指导着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怎样提出假说,怎样选择必要的证据来说明自己的理论观点。具体地说,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方法论必须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与经验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既要研究社会学理论向体育现实经验的渗透,用社会学理论解释体育现实经验,又要说明体育现实经验对社会学理论的支持。2)体育社会学理论的发现或形成问题。研究和论述体育社会学理论探索活动范围内的合理性标准和准则,分析和确定评价与接受理论的准则。3)体育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和功能问题。对体育社会学理论做出静态和动态的结构分析,揭示体育社会学理论的解释、预见等功能。4)体育社会学的发展问题。研究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演变与更替过程的合理性标准和准则。
综上所述,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经过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一般社会学理论的提示和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概念分析,最终得到了关于体育社会现象的具体变量和理论框架。只有经过这样一个理论思维过程,才有可能全面、完整、准确地把握体育社会现象中各要素的本质特征和要素间的本质联系,才有可能提出各种具体的理论假设,从而保证体育社会学经验研究的质量。
3、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现象的视角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运用多维视角进行研究是必要的,但并未说明任何可能性,在说明一种研究视角时,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对象体系和理论体系相混淆。“研究视角并不是依据对象体系来划分的,而是根据理论体系来划分的,对象体系只是说明了某种研究视角的必要性,理论体系才能说明某种研究视角的可能性”。体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对象世界,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是否形成,主要得看体育社会学是否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概念、命题、假设及理论原理以及一个比较完整的相关分析框架。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演进而言,早期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多为社会学家的零散研究,如美国社会学者朱步林于189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芝加哥的市立运动场”及1918年美国社会学者罗斯发表的“作为社会问题的成人娱乐”等。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只限于体育与闲暇及体育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后,不论是竞技体育还是大众体育在国际社会都得到迅猛发展,体育这一社会现象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体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展到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地,如体育与政治、经济等的关系、体育群体、体育组织、体育社会问题、体育社会化等诸多领域。原波兰科学院体育科学委员会主席毕格纽·克拉夫契科与巴巴拉·克拉夫契科在“波兰体育社会学”一文中对西方体育社会学的总结指出,20世纪60年代后,体育社会学才真正独立起来,并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上都获得了全面进展,西方体育社会学在6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转型与农村体育、城市体育、精英体育的社会学问题等领域;7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职业化问题、政府管理体育的职能、体育组织的社会学问题及体育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等领域。伴随着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地位渐渐得以确立。体育社会学的发展与体育运动面临的越来越多巫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密不可分。因此,体育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通常更重视应用性研究,探讨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x 综上所述,体育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研究中分化出来的,是社会学理论在体育领域的大量应用研究后,形成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在理论上则是运用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和基本原理来解释体育领域中的社会现象,分析其原因,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在研究体育群体时,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体育情境中社会互动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方法;在解释体育游戏与运动竞技对参与者的社会影响时,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角色规范理论,使我们对体育社会化的研究成为可能;在研究体育组织时,社会学的结构功能论为我们提供了功能分析框架。例如,职业体育组织的经济行动、政治行动和社会行动是分别执行职业体育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达到特定目标、行动整合与模式维持的功能,相对于职业体育组织的结构功能框架来说,职业体育组织行动的合理性,主要看它是否能维持职业体育组织的系统均衡,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职业体育组织举办贩灾义演活动、到社区与球迷搞联欢活动,如果从经济学的投人产出角度看,可能是不经济的因而是不合理的活动,而从功能分析的角度看,却有它的功能合理性。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体育社会学也是直接援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中的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并对某些具体的体育社会问题,采取定量的分析。
4、当代杜会科学研究对象趋同与融合趋势扩大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目前,“在社会科学中流行的分类方式是按照学科来分,并且认为特定学科的独立性是与特定的研究对象相联系的,研究对象决定特定学科的属性和研究方式”。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发现,往往许多学科共同研究某一研究对象,或者说,研究某个对象是单一的学科无法胜任的,这样,传统的社会科学分类和组织方式发生了危机。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经常需要考虑和解决的,不只是学科内的问题,还有学科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种学科之间的关系也不只发生在社会科学内部,还要处理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关系,或者说,把在自然科学长期发展中所酝酿的科学精神以及人文主义传统或人文科学在历史中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引人自己的研究中,借以拓展自己的思路,形成新的研究方法。这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和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创造学的问题,局限于单一的学科和角度,往往会妨碍社会科学的创新和发展。
从学科分化史来看,研究对象、方法、范畴、领域、内容、路线、主题等,在不同时期都曾单独或组合成为学科分界的标志。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标志性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变化。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各学科不断交叉、渗透,以往以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为分科模式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研究对象逐渐趋同,研究领域逐渐重叠,研究方法互相借鉴。社会科学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融合趋向,学科分化与交叉已成为一种重要趋势。先生曾对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做过精辟总结,“多科并存、紧密交叉、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对象趋同与融合的趋势表明,任何研究对象都不可能成为某些学科的世袭领地,体育社会学作为一种极具应用性的新兴学科,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对象趋同与融合的背景下,研究视角变得更加广阔,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自1898年起美国学者朱布林和阿米里肯就开始从社会学视角研究体育现象。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大众体育领域,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体育教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相互重合之处越来越多,体育社会学的视角涉及到体育教育、职业体育、运动训练等诸多领域。如体育消费既是当前体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体育社会学关注的热点,从体育社会学视角分析体育消费,并不仅仅是因为体育消费具有一些独特的非经济特征,更重要的,是因为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消费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社会学中的互动理论、交换理论、冲突理论等,它们较之体育经济学所运用的供给需求分析、消费积累分析、投人产出分析等理论是一些不同的理论模式。尽管它们分析的对象可能是同一社会现实,但体育经济学侧重的是供给与需求关系对体育消费的影响,体育社会学侧重的则是家庭及社会群体等对人们体育消费的影响。以体育与暴力为例,心理学从本能论的角度认为,暴力攻击性是与生俱来的、独立的、本能的心理倾向;体育社会学则将体育运动看作消除社会暴力的安全阀,认为打击对方的运动就是一种被压抑的攻击驱力的释放或宣泄的替代过程。在这些领域形成的诸多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不但促进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繁荣,也显示了体育社会学的学科价值,体育社会学所独具的综合性研究视角,为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体育社会现象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5、结论
1.体育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综合性要求体育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它的学科边界存在的张力,并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领域对其做出一种积极的回应,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等诸多社会学科由于理论原理与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体育社会现象时,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学术视角。
2.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是关于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是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起着规范与指导作用。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经过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一般社会学理论的提示和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概念分析,最终得到了关于体育社会现象的具体变量和理论框架。
篇6
关键词:体育社会科学 学科创建 新学科 动力系统
1 前言
近些年来,随着体育的快速发展,体育社会科学学科获得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在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感召下,全社会业已形成一股合力,为体育社会科学新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当前知识经济和信息科技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我们要客观地分析体育社会科学发展所面临的环境,整合现有的资源,充分利用有利的条件,创建有特色的体育社会科学新学科。
马克思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内外两种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是事物形成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体育社会科学新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内外两种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存在两种动力系统。外部动力系统为内部动力系统发生作用提供条件和保证,可以刺激内部动力系统发生作用,而内部动力系统是最根本的系统组合,是新学科萌芽、形成、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研究新学科形成的动力系统,目的是明确内外两种动力的作用,抓住主要的动力系统,多快好省地刺激
内部动力系统发生作用,为新学科的成长提供良好的时机和最佳环境,促进新学科的形成和发展。
2 外部动力系统
在新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中,成熟的环境是良好的外部动力,它为新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诸多便利的条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学科理论的发展都促使着新学科的创建和成长。特别是体育学发展的今天,体育与各门学科高度的交叉融合,应更好地运用环境机制来促使本学科内部的分化和发展。
2.1社会发展的需要
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的迅速发展,是社会各方面“引入”体育和体育主动地渗透到社会各领域而相互融合、双向驱动发展的结果。同时,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各方面更协调、和谐地发展。[1]当前,体育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功能正日益提升,其价值,包括迁移价值,均得到了认可,其内涵也得以拓展和延伸。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健康的意识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信息技术使人们在技术上距离缩短,但在感情上距离拉大,使人们对体育的娱乐性和社交性更加倚重。[2]更多的人建立了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断追求高质量、高品质的生活,对体育的需求日益增长,要求也越来越高。体育以其独特的功能和魅力在不同方面,无论是物质需求还是精神品质需求方面都在充当重要的角色,增进健康,增强体质等基本功能得到了巩固。此外,丰富文化生活,调节性情,修养身心,陶冶情操,延年益寿,锻炼坚强的意志品质,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弘扬民族体育精神,激发爱国热情等体育的附加功能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进一步说,社会对体育越来越重视与依赖,对体育的需求不再仅仅是身体的健康层面,而是更多地注重心理品质的健全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这也就使体育社会科学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亟待构建新的学科,发展新的理论来指导体育功能和作用的发挥,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
2.2 社会文化环境造就
社会文化环境是造就体育社会学科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体育学被列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以来,我国体育社会科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3]社会文化环境涉及社会政治、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价值理念、人文品质等方面。现代社会飞速发展,不断促进人的观念和精神进行变革,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又反过来推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促进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水平提高。体育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适宜的环境中,体育文化必然发展,特别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它不仅可以防止和多元文化共同发展所导致的外来文化的不健康部分的侵入,还可以使人们增强对新文化的比较鉴赏能力,增强对本土优秀体育文化走向世界的信心。
奥运会的举行是体育科技发展的重要动力。2008年奥运会将是对中国体育产业的综合考验,也必将刺激中国体育产业快速升温和发展。[4]体育产业的迅速发展必将刺激体育不断更新和发展新的学科来适应新的形势,其中包括体育社会科学新学科的发展。
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加强文化建设已经提到了重要地位,这为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科学民主的环境。此外,网络的发展更是极大地加速了体育的发展进程。今天,网络已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介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正在迅速地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5]无疑,网络也深刻地影响着体育事业,加速了体育社会科学新学科的创建。和平稳定发展的国际环境促使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越来越多地考虑提升民族体育文化的地位和形象,创建本土体育文化与世界文化和谐发展的新格局。同时,这一有利环境也促使体育科学研究者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在良好的社会主义文化环境中培育和发展新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
2.3 国外体育社会科学新学科发展的推动
国外体育社会科学新学科的快速发展,给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形成了一种压力和动力,促使我国不断发展体育社会科学,并向国外体育社会科学的高水平看齐。
当代国外体育社会科学产生了各种新学科、新学说,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发展,这就要求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认清自身的不足,加强自身的建设和理论研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特色的体育社会科学新学科,以应对国外体育社会科学所带来的挑战。从当前形势看,虽然我国体育社会科学新学科的研究和发展还远落后于国外,但是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网络飞速发展和普及,各种信息互通有无,各种知识的传播更为广泛和迅速,由此能更好地利用信息资源,借鉴国外体育社会科学发展的经验,促进我国体育社会科学新学科的创建和发展。
2.4 国内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
以来,我国经历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各门社会学科和理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系列社会科学理论的进展正是体育社会科学在未来得以发展的坚实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繁荣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下,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民俗学、教育学等学科都获得了很好的发展,其中与体育社会科学相关联的学科的发展,拓展了体育社会学科研究的领域,并为新学科的创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2.5 领导管理层对创建新学科的重视
领导管理层的重视是加快我国体育社会科学新学科创建的重要外部动力。近几年,国家体育总局设立了“体育社会科学新学科的研究”,组织体育社会科学、软科学研究项目的申报工作,有效地促进了体育社会科学新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同时,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体育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了体育社会科学面临许多新的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分析了当前体育社会科学面临的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6]为进一步繁荣发展体育社会科学新学科明确了方向。
3 内部动力系统
在新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中,外部是环境机制的作用力,内部是内在动力结构。内在动力结构是学科发展的根本动因。正是内在动力结构系统各部分的优化组合、动力互动和序列进化,有效地促进了当代新学科的成群崛起。
3.1浓厚的体育社会科学学术氛围
浓厚的体育科学学术氛围是新学科产生的重要动力。在公平民主的学术氛围中提倡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为新思想、新观点的产生、发展、成长、成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各种方式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激励科学研究工作者勇敢果断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密切了他们之间和学科间的观点互通与合作,从而开阔了思路和见解,进一步促进了学科概念、原理、方法的移植和跨学科的研究。同时,这种公平自由的学术氛围也激励着全社会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加入到体育社会科学新学科创建的队伍中来,进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聚合力,推动新学科的产生、发展和壮大。
3.2 学科交叉渗透与融合
在学科高度分化和整合发展的今天,学科与学科的边缘地带不断生长出新的学科来,即两门相邻学科的互相作用导致融合而诞生一门新的学科,或用一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另一门学科而诞生一门新的学科。在高度综合的同时继续分化而导致分支学科的不断衍生。体育社会科学领域中,通过不断渗透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形成了许多学科特定的概念或新概念、新原理、新模式、新学科。学科知识高度分化与整合,研究力量不断加强,分支学科不断产生、发展、壮大,这不仅丰富了体育社会科学知识,还为体育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新学科创造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3 科研工作者创新意识的提高和能力的增强
体育社会科学创新的前提是不断更新思想、观念,强化创新意识、创造性思维,激发创新动机及创造。在社会科学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今天,广大科研人员创建新学科的意识逐渐提高,他们积极主动地关注学科前沿知识的变化,探寻知识创新的途径,不断寻找创建新学科的契机、条件和研究方向,并积极内化为研究行为,不断开发出体育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知识点、新知识群和创建新学科,拓展与延伸体育社会科学新学科的发展空间。体育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子学科,是体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这就要求广大科研工作者增强自身的跨学科知识创新的能力,关注各学科交接边缘处新学科的生长点,从而把握机遇,加快发展新学科。
3.4 体育社会科学内部理论之争的激化
体育社会科学内部存在着许多理论之争,这些理论之间有许多相互冲突、相互重复、界线不清、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等现象。如体育社会学与社会体育学之间的界线不清,内容错位等等,相互之间产生矛盾,发展不协调,需要从系统论角度去全面把握、梳理,划清学科理论的界线,完善新学科的理论体系建设,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各学科的自身建设与发展,加快体育社会科学的系统性发展。
3.5 现代思维方式方法的运用
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运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方法是创建新学科的重要动力。创建新学科是一种对未知的探索过程,是一种创造思维研究过程,需要打破落后的思维定势和习惯性思维,善于运用发散思维、直觉思维、逆向思维、立体思维、求异思维、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等方式方法。要善于运用创造性思维,善于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并促进质的飞跃发展。具体运用在体育社会科学新学科的创建中,就是找准理论上的突破点、学科之间的交叉点或切入点,及时抓住思维的灵感和动机,持久深入地进行研究,为新学科的形成注入活力。
4 结语
体育社会科学新学科的创建应该体现出自己的特性。概括起来主要有“四性”。
一是学术性。在创建体育社会科学新学科的过程中,既要阐明新学科的基本理论,又要反映当前的学术争论,加强研究的针对性、批判性;既要有对当前研究的新见解、新观点及发展新趋势的把握,又要有历史感,将问题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分析其实质。注重对新学科范畴内若干关系的剖析,注重过程,注重个性差异。依据学科发展的理论根基,注重借鉴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以及国内外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注重历史与逻辑、理性与非理性、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统一,体现学理性、前沿性,体现体育社会学科研究的原创性。
二是实践性。在强调提高理论概括度、形成立论点高的理论构思的同时,使问题的论述落到实处。通过实证的分析、实验研究的支撑,加强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力。注重从我国实际出发,对当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回答。新学科的成熟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接受时间和过程的检验。我们应及时梳理学术信息和观点,促使新学科发展和成熟。
三是学术宽容性和个性特色。新学科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也是学术研究的过程。学术研究需要宽容和理解,我们应尽可能尊重每个参与者的学术风格、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允许不同的学术观点存在,体现出包容性,从而使新学科的内容呈现出丰富性。
四是规范性。新学科的创建应该明确学科的内容,划清学科与学科的研究界线,理清学科研究的思路,科学规范学科的体系。
综上所述,我们要综合有效地利用体育社会科学新学科形成的各种动力,强调学术性,强化实践,突出学科特色,规范学科内容,才能更好地促使体育社会科学新学科的健康形成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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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马修・D・尚克著,董进霞等译.体育营销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5.
篇7
关键词范式社会科学范式范式结构
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科学知识进步增长的基本单元不是具体理论,而是“一般理论”或“伟大的理论”。为此库恩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学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纳方法论”理论,劳丹提出了“研究传统”的概念。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我认为,若奖“范式”的思想观点扩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它对于社会科学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问题是现代科学哲学的重要主题。库恩认为科学进步是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学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语法中词形的变化规则,可引伸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库恩对范式有许多解释。英国的玛斯特曼认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至少以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这二十一种含义可分析为三种主要意思:(1)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种信念、一种有效的形而上学的思辩、一个新的观察方式、一个指引感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则,是某种决定广大实际领域的东西等等。(2)社会学范式:范式是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象一个公认的法律判决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书或经典著作,是一些供给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认为,科学总是以研究纲领的形式向前发展。研究纲领由三部分组成:(1)“硬核”。“硬核”是相对稳定的,是作为研究纲领未来发展基础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2)保护带。硬核外部是柔韧多变的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助假设构成,遇到反常时可通过调整保护带以保护硬核;(3)方法论规则。包括反面助发现法和正面助发现法。反面助发现法告诉我们应当避免哪些研究途径,禁止将矛头对准硬核。正面助发现法体现长期研究方针,提示、暗示如何改变、发展该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保护带。正面助发现法还提出一个纲领,此纲领开列一系列模拟实在的越来越复杂的模型,科学家遵循这个模型进行研究。[2]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一部充满研究传统的历史。“一个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组普遍的假定,这些假定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的假定,是关于在这个领域中研究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假定。”[3]
不仅自然科学存在科学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也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过程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认为:“社会学理论象任何其他科学的理论一样,它的巨大基础是未说明的假定。……这些假定包含社会学家对他们的主题的基本意象、他们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调查而对具体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4]我们认为,所谓社会科学范式,是指隐含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过程中,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的一组基本观念。这组基本观念包括:
[1].关于研究对象属性和作用过程的本体论社会历史观观念;
[2].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认识论方法论观念;
[3].由[1]和[2]所影响决定的作为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出发点的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以及
[4].研究领域和理论的兴趣主题;
[5].(某些学科中的)基本政策纲领。
无论科学家是否承认或有没有意识到,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哲学思想和方法论观点对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影响。虽然某些人宣称拒斥形而上学,然而实际上哲学从前门被赶出去又从后门或窗口偷运进来。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两者在关于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性质以及认识论方法论观点上具有不同的信奉倾向。科学主义以实证哲学、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于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受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和比较法等,从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出发,描述社会现象的外部联系,研究和发现社会历史领域的普遍一般规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释义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价值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一种个别的、……仅仅一度发生于一定时间内的事件。”与自然科学追求“普遍的定然判断”不同,社会科学的目标是“单称的实然判断”。因此,社会科学是运用“个别化方法”去研究对象。[5]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扩展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韦伯则提出了“移情式领悟”的理解方法。如果说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更多地表现为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不同认识,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则由主要反映在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方法论整体主义以新黑格尔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迪尔凯姆客观社会学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社会规定制约着个人的活动。一个社会事实只有通过与其他社会事实的整体联系才能得到解释。因此,他们主张应该通过社会的整体来研究社会的理论,对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或个体现象,而是社会的法则、倾向和运动等等。他们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客观性,社会科学能发展客观规律进行科学预言。方法论个体主义受到霍布斯等“社会契约论”社会历史观的影响,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是其哲学基础,以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个体的存在、活动必然先于、高于社会整体的存在和活动,这种个体及其属性又往往归属为某种特定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所以,现代个体主义往往表现为心理主义。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单元是个人活动,而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所以,应从主观动机、人的人性等着手去解释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只具有从属意义,应从个人行为、个人心理动机出发去建构社会整体。两次大战以来,社会科学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很主要的内容是研究方法论的变化,由以前的定性方法为主发展为定性定量方法相结合,由以前的分析归纳为主转变为走向系统综合研究。总之,本体论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方法论观念是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成份。
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从感性认识中抽象出反映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理性认识。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谈到科学抽象时说:“抽象使我们能够从一种观点观察一个对象或一组对象,而抛开对象的所有其他特性。”[6]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抽象过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研究对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符合科学条件和要求的假设条件,往往构成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一般地说,各种理论之间的区别往往是基本理论假设的区别,而新旧理论的更替也首先表现为基本理论假设的变化。例如,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经济自行调节、自动均衡等人们拥有完全知识能进行理性预期这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而所谓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摧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最基本的假设。对此西蒙说:“研究纲领的转变已成为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在经济学中,人们开始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利用更为现实的(和心理的)假设,即承认人类理性的限度以及这个限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取代传统经济学中过于简单化的假设。”[7]在社会学领域,G.里茨尔认为社会学有三种基本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而这些范式的区别的基础是基本的理论假设的不同。例如,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是认为社会与有机体一样,社会制度和过程都有它们的生命。而互动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同,他们认为社会和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过程的产物。可见,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是研究范式的重要因素。
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是“范式的多重性”或者说是存在着许多“不可完全通约的”范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所持范式中上述[1][2][3]三方面的区别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者的着眼点和理论兴趣主题的不同。例如:在社会学理论中,社会现实包括个人层次、人际关系层次和社会结构层次等不同层面。不同的范式往往关注不同层面的社会现象。象征互动理论和交换理论主要关注人际关系层面的问题,而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兴趣主要放在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边际革命”的边际效用学派与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区别,是研究重点或兴趣的转变。他们一反传统经济学着重研究供给(生产)的传统,转而注重研究经济现象的需求消费效用方面,主要研究经济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行为如个别的消费行为等。同样,在凯恩斯革命中,也包括研究主题的变化,从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个人、厂商的经济行为以及个别市场、个别商品的经济问题等微观分析,转变到全力考察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分析上,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在历史学领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之所以“新”,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突破封建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研究主题,把史学研究领域扩大到人类生活和各个方面,特别是重点研究与现实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史学问题。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论述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时,把研究兴趣的变化列为重要方面。[8]英国经济学家W.哈奇森分析社会科学革命构成因素时认为:“兴趣或研究重点的变化理所当然地也应该算做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9]所以,范式应包含研究主题这一因素。
在一些应用性鲜明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中,理论研究往往与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理论研究为政策纲领提供理论支撑,而政策纲领的实践效果则检验其依据的理论学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认为:“大多数经济学说不仅是拉卡托斯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纲领,而且也是政治行动纲领。”[10]例如凯恩斯经济理论。他在理论上否定了传统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上也坚决反对自古典学派以来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大力鼓吹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才能确保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赤字财政、通货膨胀等具体经济政策。政策纲领是应用性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因素。所以,社会科学范式也包含基本政策纲领。由于社会科学范式包含政策纲领,这就给评价范式带来特殊困难。社会科学理论会影响人的意识和行动,特别是转化为政策纲领加以推行,其本身成为改变社会现象和运动进程的重要因素。仍以凯恩斯理论为例。两次大战后,凯恩斯经济理论和根据这一理论提出的政策纲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在整个社会推行,从而大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使得经济周期的频率和幅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出现了象滞胀这样前所未有的现象。随着这种政策的宣传推行,公众对国家政策由开始时的毫无预期逐渐转变为理性预期,结果导致了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纲领的失败,公众和国家对经济学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凯恩斯理论本身虽不是唯一因素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可能出现一个范式既是“进步”的科学范式又是“退步”的政策纲领,或者出现相反的情况,从而使得社会科学范式的评价更为复杂。
社会科学范式是上述五个方面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有序整体。本体论观念和方法论观念是范式的核心,它们影响决定着其他因素,而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政策纲领则体现着本体论和方法论思想,表征其特征。范式中本体论与方法论观念对基本理论假设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例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哲学基础,以伏尔泰、爱尔维修、边沁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为理论基础。洛克从感觉论出发,认为经验的标准是欢乐和痛苦。爱尔维修宣称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是趋乐避苦。在方法论上,他们受到方法论个体主义思想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正是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作为他们经济理论基础的基本假设:无数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在一双无形的手的指挥下,从事着对整个社会有益的活动。斯密说:每个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11]
范式中的基本理论假设,对研究主题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基本理论假设规定了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基本特征和逻辑起点,因而常常逻辑地包含着理论的主题和研究方向。例如,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无数个“经济人”的自私自利的活动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因此,他们的研究主题是个人、个别厂商的经济行为。凯恩斯认为人们不能完全预期经济现象,否定了供需自动平衡的伊森定律,由此出发,他自然要把研究视线投向国民经济的总体宏观问题。如前所述,社会学中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与互动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不同,因而它们关注的问题也不同。互动理论从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的产物的基本假设出发,把理论视点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层次的问题。
政策纲领是以整个理论学说为基础,因而范式中其他四个因素对它都有影响作用。由于政策纲领与理论的具体观点内容联系紧密,而基本理论假设和研究主题对理论的具体内容观点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相对地说,基本假设和研究主题对政策纲领更具影响。以上分别对社会科学范式五个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作了分析。其实,在实际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中,范式的五个因素的相互联系、互为影响是错综复杂的,每一因素还受到其他条件比如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科学家的气质、个性等等的影响。因此,范式五个因素之间,不存在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就一定采用某种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又一定提出某种理论假设这样简单的推衍关系。
社会科学范式与具体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每种范式都与若干具体理论相联系。范式体现在存在于这些具体理论中,这些具体理论则说明或部分构成范式,例如:科学主义范式,在社会学中包括孔德的实证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功能理论、冲突理论等,在历史学包括结构主义史学理论、科学主义史学理论,在经济学中包括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绝大多数流派等等。范式对具体理论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规范着具体理论的研究范围,指明哪些理论和问题是恰当的,哪些观点和问题是不恰当的等等;范式对建构具体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能为具体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对具体理论还具有辩护作用,从更高的层次说明具体理论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范式的转换是社会科学理论演进的主要模式。
范式和具体理论也有区别。首先,两者的内容结构和表现形式不同。具体理论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并系统地加以陈述的命题所构成的系统,它既概括地描述和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及其规律。在具体理论的各种载体(如理论论著)中,理论的具体内容被明确地详细加以表述和论证。而范式是由一组基本观念组成,它本身不是对具体社会历史现象的陈述和解释,在具体理论的载体中,这些观念常常没有被明确地加以陈述和讨论,而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理所当然”的自明公理而隐含在具体理论中。其次,两者的作用目标不同。具体理论对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为人们认识、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因而,具体理论原则上是可以直接检验的。范式则不同,它不是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也不预测未来的经验现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具体理论和研究工作的影响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经验现象直接地检验范式。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范式是由本体论社会观观念、认识论方法论观念、基本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基本政策纲领等五个因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整体,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
注:
[1][2]拉卡托斯等《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10第1版第76—84页、第171—178页。
[3]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1页。
[4]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2月第1版第61页。
[5]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3年8月第1版第67—68页。
[6]转引自科普宁《认识论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09页。
[7]转引自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71页。
[8]参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2—15页。
[9]同[7]第368页。
篇8
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她认为,如果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然而,与每一个体的生存息息相关,而又无言地孕育和滋养着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却长期处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之外,成为人们熟知的但又熟视无睹的背景世界,一种与物换星移、花开日落无异的自然氛围。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赫勒等许多理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转向。对我国哲学界而言,生活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实含义,以及这一转向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还远远没有开展出来。
生活世界之被遗忘是在两个层面上完成的。首先,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历史的进展呈现出从日常向非日常的演化趋势,即从原初的、未分化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逐步分化出哲学世界、艺术世界、科学世界、政治系统、经济体系等非日常世界。相应地,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心也由日常向非日常转移。其次,在理性反思的层面上,哲学和历史科学的关注点越来越被非日常世界所吸引。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习惯于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体系,人真实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则被完全从理性的视野中放逐。一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生成了:哲学成为描述普遍精神和绝对理性的纯粹意识哲学,历史学表现为环绕着政权更迭和国家兴亡的宏观史学,政治学表现为以政治权力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政治学,经济学成为揭示基本经济运动规律的国民经济学,等等。
应当说,这种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理性的反思性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本质特点。在人类历史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时代,对日常的微观的生活现象进行理论抽象,有助于在偶然的、差异的、个别的、多样化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人类历史运行中的某些规则性和普遍性的机制。但是,当宏观的哲学社会科学把人具体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视作无足轻重的、平庸的日常琐屑而加以蔑视时,当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时,这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
弊端之一:否定差异性和个体性。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缺陷是用普遍化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现象,从而否认差异性、个别性、主体性和自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甚至断言,在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的时代,“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绝对理念的普遍性要求统治一切。
弊端之二:忽略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否定,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内涵和意义结构的排斥。结果,在这种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仅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世界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被抽象掉,变成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而且,从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世界等非日常世界,也变成没有内在文化规定性和价值约束的机械的、冷冰冰的自然领域,历史成为“无主体的”自在运动。
弊端之三: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强调思维中的具体,即思维中包含“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恩格斯曾断言,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它的研究结论如果没有包括“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我们发现,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普遍的知识和原理中抽象掉这些多样性和过程性,从而形成空泛的、大而化之的理论结论。目前,这种抽象化的毛病不仅在哲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的具体活动,回到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知识储备、经验积累、规范体系,等等;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批判地考察每一时代每一文化中的个体是如何展开自己的消费、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这些文化背景带入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中,还要考察生活世界内在的图式、知识储备、规范体系等是如何同社会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动。不难看出,这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深刻转变。
首先,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内涵要比我们的教科书体系更为广泛。他们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活动。因此,人的生存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和家庭等是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基础和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主题。然而,后来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对这些日常生活予以关注,而是围绕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非日常领域而展开。如果我们把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思维活动纳入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认真考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此消彼长、支撑、制约、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更为完整的人类世界图景,对社会历史运动肯定会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篇9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作为高度创造性的科学活动,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要使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得到有效发挥,概括出科学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必须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尊重学术规律。首先,尊重学术规律与坚持学术自由是统一的。学术自由是指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专家学者要打破框框、敢于担当。学术自由对于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专家学者而言是个前提条件,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理念,仍然是今天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路径的追求。其次,尊重学术规律与坚持学术自治是统一的。哲学社会学工作者享有一定的学术自和独立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在国家和政府统筹安排的课题任务和社会需要的前提下,从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规律出发,结合自己的优势和专长来具体决定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何时研究。
靠行政命令强行指派、横加干涉或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己只是一味紧跟“时政热点”的话,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无从谈起。既然是创新,就是前人所未曾做过,或做得不多、不深的地方,而有了学术自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能排除各方面不必要的干扰去关注学术本身,去关心如何能够揭示真理、发现规律。当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享有一定的学术自,并不是说要鼓励一味闭门造车。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享有学术研究相对独立性,更重要的一层意义在于,使他们养成尊重真理、实事求是、不畏强权的独立人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也是知识分子良知和风骨的内核。最后,研究者享有的学术自和独立性是统一的。在目前浮躁的大环境下必须为学者内外兼修创造条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一项艰苦卓绝的事情,没有始终如一的专注与钻研精神就想侈言创新,无疑是痴人说梦。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经济上可能有人一夜暴富,学术上却绝不可能,没有充分占有前人成果、没有打破习见的理论勇气和详细周密的论证,创新成果几乎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有的甚至需要耗费数年甚至几十年之功。
这是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路径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要紧跟时代、植根实践。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生存实践,并为其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才能获得新生。离开了时代主题,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将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必须提出、研究和回答中国、时代问题。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等,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去进行研究。同志指出:“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
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界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舞台。鲜活的实践,有着大量的案例可供研究,大量的现象有待解读,大量的问题需要回答,大量的实践经验需要提炼和概括。这些都是科学研究、理论创新、学术发展的不可多得、不容错过的条件。因此,从国际国内的宽广视野观察和思考问题,不断创造体现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的新的学术观点;立足中国实际,借鉴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益成果;继承传统研究方法,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推进科研方法和科研手段创新,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全面提升创新能力等等,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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