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社会工作概论》；案例；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1-0217-02

《社会工作概论》这门课程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基础课，长期以来，这门课程大多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即注重理论知识的讲述而忽视弱化案例教学的方法。为此，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在理论知识讲述的基础上，结合案例教学方法，可以培养并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一、科学理解案例教学的内涵

案例是指人们在生产生活当中所经历的典型的富有多种意义的事件。它是人们所经历的事件的截取[1]。案例教学就是指教师运用精选出来的案例材料，使学生进入某种特定的事件、情境之中，组织学生对事件的构成进行思考和分析，从而达到提高学生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因此，案例教学是有利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一种教学方法。

社会工作最初是在西方国家兴起的。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特点，社会工作在我国的起步和发展都比较晚，该课程的开设也比较晚。以往的教学模式大多数采用理论讲解的方法，学生学完之后只是背诵记忆了相关的理论知识，而如何利用这些理论去解决现实问题，在教学当中很少讲述，所以很难培养出具有熟练的社会工作技能的人才。在此背景下，作者结合最近几年的教学经验以及学习其他院校对该课程的教学理念和教学经验，针对该课程提出了案例教学的教学模式。

二、《社会工作概论》课程案例教学的操作程序和教学策略

1.理论准备阶段。要培养和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首先必须让学生掌握有关的理论知识，特别是掌握基本概念、原理及其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准备阶段应采取以教师理论讲授，学生背诵记忆为主的教学方法，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要掌握理论知识的结构，对每章每节的教学内容进行梳理，形成有条理性的清晰的知识框架。在教学中可以选择使用图示、表格等形式来讲解，直观地显示不同知识点之间的关系，使学生能理解、记忆、贮存和提取运用这些知识点[3]。在《社会工作概论》课程的教学中，首先要讲述基础的理论知识使学生具备基础的理论知识结构。比如什么是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重点讲述社会工作的四种专业方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和社会行政。在讲述专业方法的时候，要注意区分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专业方法使用的范围和技巧。

2.使用教学案例讨论阶段。使用教学案例进行讨论是案例教学法的核心内容，其实施可分为两个环节。

（1）根据教学内容选取案例阶段。选择案例时要注意案例要有代表性，而且案例所反映的内容是与教学内容相一致的。同时，选择案例还要考虑案例的启发性、真实性、疑难性等因素。当前现代电教技术广泛使用，教师在课堂上应尽可能利用生动形象、具体直观的声像手段呈现案例材料中所包涵的信息[4]。例如，与其通过一份文字教案来讲解什么是社会工作，倒不如通过观看某些影像资料来进行学习了解社会工作的内容是什么。因为教学影像资料更加生动具体，学生从中获取的信息和事实肯定会比从文字教案中得到的更加全面、真实和具体。例如在讲述各个领域的社会工作的时候，我们通过选取案例来讲述。比如在讲解儿童社会工作时，选取社会中贩卖儿童，虐待儿童等典型事件作为案例，便于学生理解并掌握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因为这种事件是目前社会中存在比较多的事件，具有代表性。而且，贩卖和虐待儿童事件严重的侵犯了和的权益，需要国家和社会工作者参与此类问题的解决，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

（2）案例的讨论阶段。通过对有关文字或声像材料的观看，学生对案例的有关信息已有了初步的了解。接下来，教师要引导学生运用相关的理论知识点对案例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讨论，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教师在组织学生开展分析讨论的过程中，要解决好下面的几个问题：

第一，设计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教师首先要设计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来激发学生讨论分析的兴趣。在本课程的教学中，比如，在呈现了某个社会工作模式的案例后，教师可以给学生提出下列问题：该模式以何种思想和理论为指导？其主要内容是什么？适用于何种类型的任务？模式的实施程序分为哪几个阶段？各个阶段主要进行哪些活动？通过这一系列问题，有助于引导学生把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的运用与实际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达到让学生思考问题的目的。比如在讲述儿童社会工作章节时，选取贩卖和虐待儿童事件作为典型案例，此阶段设计启发性的问题：根据案例思考，儿童社会工作涉及的工作内容和范围有哪些？儿童应该享受的权益有哪些？针对案例思考如何解决贩卖和虐待儿童的事件？

第二，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教师提出问题后，留出―定的时间让学生进行充分思考。在此基础上，组织学生对案例进行全面和深入的分析讨论。此过程可以采用小组学习、集中讨论和师生相互商讨等形式。在组织讨论案例事件时，可以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以班级为单位，5―8人一组，分组进行讨论。在案例的讨论中，老师要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成因。比如在讨论造成儿童贩卖和虐待的事件时，让学生讨论事件的成因有哪些？比如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等。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成因。并针对不同的成因思考对应的解决策略。在学生研讨案例的过程中教师要尽量营造自由、民主、平等、生动活泼的讨论氛围，教师不要急于对学生提出的观点和看法下结论性的裁定。教师应用微笑的表情、信任的目光消除学生内心的紧张和疑虑，要鼓励学生各抒己见，大胆发言。帮助学生养成敢想、敢问、敢说、敢做的积极心理。

第三，教师对案例做出总结。学生经过讨论分析，都对案例问题有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但是，由于学生本身存在个体差异，不同学生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也必然存在差异性，所以会产生不同的观点。因此，教师的总结主要是指出案例涉及的理论问题并评定学生分析问题的方法和角度是否科学合理，学生讨论的思路是否恰当，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否正确全面。例如，比如在组织讨论贩卖和虐待儿童案例事件后，老师要总结此案例中涉及到的基本知识点是什么？用到哪种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哪些组的学生分析问题比较全面，哪些组稍微差一些，并指出不足之处在哪里，让组员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在组织学生深入探究关于青少年犯罪的社会问题的案例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归纳概括出研究此类事件的三条策略性方法：首先对事件进行定性分析；其次分析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从社会、家庭、文化、学校等层面来进行原因分析；最后针对这些问题的原因来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所以，总结阶段是教会学生如何思考问题，如何解决问题。同时也是反思阶段，让学生认识到自己思考解决问题的不足之处。

3.创造运用阶段。案例教学的目标不仅是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更重要的还在于使学生利用这些知识去解决更多的问题。因此，在案例讨论结束后，教师要提供实践的机会来检验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给学生布置各种实践型的作业。同时，为了突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合作精神，教师在指导学生完成设计型作业时要坚持提倡创新、鼓励求异、谋求合作、集思广益的基本原则。比如，在讲解完某种社会工作实务方法之后，让学生们针对某个具体的社会事件来设计一个社会工作的方法，设计出具体的工作流程，工作模式、工作时间安排等。通过完成各种设计型作业，学生运用社会工作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将会得到极大的提高。

《社会工作概论》这门课程的教学过程是十分复杂的活动.文中强调本课程的案例教学，并不是否定传统的讲授法教学，而是要使两者相互补充和融合。在《社会工作概论》这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运用讲授教学的方法，对社会工作的理论进行讲述，使学生建立起该课程的理论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再选取案例进行操作实务的讲述。只有将理论学习与案例操作结合起来，才能使学生真正地成为具有实践操作能力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

参考文献：

[1]周军.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研究[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2）.

[2]高春凤.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研究综述[J].社会工作（学术版），2011，（4）.

[3]杨柳.社会工作实践教学模式的本土化探讨――生态系统概念的引入[J].现代教学科学，2011，（5）.

[4]郭玉梅.高等职业教育实`教学管理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

Research on the Case Teaching Method of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

LIU Fang-na

（Shaoguan University，Shaoguan，Guangdong 512005，China）

篇2

摘 要：文章结合相关参考文献，探讨了现代公共图书定题服务的特点，分析了定题服务的内容和方法，阐述了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

中图分类号：G25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15）01-0019-02

收稿日期：2014-12-13

作者简介：王 杰（1965―），铜陵市图书馆馆员。

公共图书馆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能够为城市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众多的优质服务。开展期刊信息情报服务是当今公共图书馆研讨的重要课题。如何将情报服务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知识型生产力，使其发挥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作用，是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1 公共图书馆定题服务的作用

1.1 探究社科信息需求特点

期刊信息源属于重要的文献类型，它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随着公共图书馆社科期刊信息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及需求主体的不断扩大，社会科学研究者对文献需求有了更多和更高层次的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对期刊信息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以满足他们研究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这为图书馆的定题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应该及时了解社会文献信息的需求与特点，并根据需求与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

文献研究信息可以分为综合型研究信息和应用型研究信息。综合型研究信息对社会科学研究起着重要的参考和决策作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各个学科之间已经从隔离和封闭的状态转变为交叉和渗透的状态，由于大量的社会科学问题需要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对综合性的跨学科信息需求量越来越大。应用型研究信息主要为了克服社会科学研究中重理论、轻实践和理论脱离实践的现象，强调信息要面向应用，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并致力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探讨。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就需要将大量的社会研究理论成果转化为应用型的理论与方法。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着众多的矛盾急待解决，相关科研机构并没有将大量的理论成果转化为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手段与途径。只有解决好当前实际的社会问题，才能更好地从事研究，不断地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1.2 大数据时代，量化研究信息

社会科学研究已经进入到众多学者自觉联合研究的一些大型的社会问题的时代，这就是所谓的“大科学”时代，也被称作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承担重大的综合性研究课题，一项课题研究可能有数十人扩展到数百人，并形成跨地区、跨学科的集体协作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不仅研究过去和现在，同时也研究未来。对当今社会大量的预测信息进行研究，有利于确定学科的发展方向，为学科的发展开辟新的领域与空间。在预测化信息研究的过程中，开展定题服务，将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及时反映到资源的开发过程中，结合社会科研需求，开展针对性的定题服务。

1.3 定题服务的特性

1.3.1 广泛性与综合性。考虑到社会科学的中和性研究信息特点，定题服务研究必须向多角度、多层次的方向发展，才能确保科学研究的中和性。结合图书馆定题服务的需要，研究某一科学领域以及边缘学科加交叉领域和综合性学科领域的资料，需要从大范围、多角度、多层次检索文献。如要检索网络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这一课题，不仅要从社会科学、未成年法律法规的角度来检索，还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去检索，研究未成年人生活物质条件，从教育学的角度研究学校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方法，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未成年人家庭生活环境，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未成年人的心理特征。

1.3.2 新颖性和及时性。作为发挥定题服务的重要措施之一，及时性是影响定题服务水平的重要因素。定题服务注重把握信息的时效性，促使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及时了解到当今已有研究成果的现状，并及时了解该领域在国内外的研究水平，将最新的研究成果第一时间反馈给客户，从而确定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着力点。

1.3.3 连续性和准确性。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复杂、广泛，可供参考的期刊种类与数量繁多。面对庞大而复杂的刊物市场，难免会出现一些质量低下，内容重复的劣质信息，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科学研究者对有价值信息的开发。定题服务能够对信息进行有效的筛选，及时排除虚假信息，分辨信息质量的优劣。

1.3.4 针对性和预测性。情报服务中需要拥有超前意识，做到提前收集、整理加工、传递有关的资料和数据信息。采用科学的指导办法，通过众多的途径扩大信息源，确保科研工作者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取有效的信息资源。

2 定题服务的方式

2.1 定题服务手工检索方式

手工检索的流程为接收课题、回溯检索、新文献检索、提供定题服务成果并建立档案。当图书馆接到相应的研究课题之后，为了课题能够顺利的展开研究，图书馆馆员需要与用户探讨研究课题的主题、目的、方向和要求。运用图书馆丰富的数据信息资源，查阅与课题有关或者课题所涉及专业书籍、确定课题所涵盖的指数范围，以获取课题服务的主动权。

新文献检索在原始文献具有新颖性和及时性的基础上，通过各种途径，将最新的信息提供给科研人员，并将文献加工整理、编制成二次文献，使之成为有效情报，向科研人员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文献线索。提供定题服务档案是在新文献检索的基础上，对课题检索文献情报资料进行归档保存，作为今后定题服务的参考资料。

王杰：加强公共图书馆定题服务的实践与思考

王杰：加强公共图书馆定题服务的实践与思考

2.2 定题服务计算机检索方式

采用计算检索方式需要在检索前对课题进行分析，确定所需文献的种类和时间。CAJ以中文Windows作为平台，采用菜单操作的方式，方便快捷、简单明了。根据所要选择的数据库，确定查找途径，提供相应的期刊、分类、片名、关键词、作者、摘要、引文等入口。

采用计算机检索方式需要对课题的主体进行分析，首先确定主体词，根据主体词表选择正式题词。然后对检索提问进行标引，CAJ的全文检索系统在任意词检索框架下，使用多重嵌套结构，在进行逐次检索的同时引入主体词词库，也可以进行蕴含检索。若引入同义词词库，可进行关联检索，检索出有相关输入词语同义词的文章。在CAJ检索系统中，用户只要打开主菜单中桌面功能，就能通过检索窗口得到拼音或笔画排序的所有索引词。CAJ检索系统还具有双向翻译、自动统计和自动收费等多项功能。最后，将逻辑提问式输入计算机内进行文档查找，输入相关的文献信息，分析检索结果。

3 定题服务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3.1 建立机构

图书馆需要设置专门情报部，安排专职人员从事情报服务工作，以强化情报智能。图书馆要在服务方式上实行开放办馆，改变传统的封闭办馆，并提供上门服务业务。将原来被动的服务方式转变为主动、多样化的服务方式，并逐渐由文献服务向信息服务方向转变。

3.2 加强宣传科研成果

图书馆要随时将情报服务成果向外界宣传展览，这样既可以促进图书馆管理水平和情报业务人员水平的提升，还能加深读者对图书馆工作的支撑与信任，并创造一定的社会效益，确保图书馆在信息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3.3 促进图书馆信息化

各大图书馆可以利用丰富的数据信息资源开展馆际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以弥补图书馆在选题服务中的不足。随着当今网络的急速发展，全球网络化趋势不可阻挡，促使情报服务人员的服务手段逐渐向网络化、信息化的方向发展。互联网为图书馆的发展提供机遇，图书馆在提供选题服务时，要抓住这个机遇，逐步实现采购协调、联合编目、馆际互借等业务的自动化。

3.4 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图书馆情报工作人员一方面要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提高处理相关文献的情报能力，同时要加强知识结构的更新，熟练地掌握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并学会利用Internet远程登录功能实现联机检索，利用Internet提供电子邮件咨询服务。

参考文献：

[1] 刘煦赞，肖宏飞.公共图书馆“两会”服务的实践与思考――以福建省图书馆为例[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3（2）.

[2] 何颖芳等.我国公共图书馆战略规划的实践与思考[J].情报资料工作，2013（1）.

[3] 张彦静，曲晓玮.公共图书馆推动城市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以佛山市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论坛，2012（4）.

[4] 张海营.基于RSS技术的图书馆定题服务系统研究――以图书馆个性化电子期刊订阅为例[J].情报杂志，2011（6）.

[5] 汪春芳.高师图书馆在行动研究中的定题服务探析[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2（3）.

[6] 彭凌云.图书馆网上定题服务中的用户隐私保护[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0（9）.

篇3

关键词：文科研究生；理工科院校；创新能力；优势

中图分类号：G40-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2-0133-01

理工科院校的文科研究生，身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理念与视角交相碰撞的学术环境，学校在文科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如能注重发挥自身优势，实现文理科的优势互补，则必将大幅度提升文科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并最终转化为创新成果，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一、文科研究生科研创新的特点

创新是指探究事物运动客观规律以获取知识，传播和运用知识以提取新的经济、社会收益和提高人类认识世界水平的过程 。[1]在创新一词的基础涵义上，文科研究生具有和理工科研究生相近之处，二者都是个体在自身的知识基础之上去创造新的理论和方法。然而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上和自然科学有所区别，文科研究生的科研创新也就不同于理工科研究生通过试验得出具体的新成果，而是在阅读、调查或社会实践中，在已有知识和理论基础上，形成新观点、新思维或新视角。文科研究生科研创新的特点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文科研究生的科研创新主要体现在理论创新。经典理论是文科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对象，也是文科研究生“批判地继承”的对象，抓住某一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原因，把握最具开创的学科前沿，追本溯源、深入思考，探寻其背后的一般规律和其他内涵，并结合社会现实，进行新的思索、提出新的创见。

第二，文科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还应包括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创新。方法创新主要集中在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两方面。研究视角即学术研究的切入点以及由此形成的特定视域，[2]研究视角影响研究进程，选择新的视角，经常可以探寻到新事物，发现同一事物的不同表征，从而形成不同的认识结果；思维方式的创新则是指突破固有思维的束缚，用新理论来阐释旧问题，得出新结论。文科研究生应充分发挥自身形象思维、发散思维强的特点，摆脱思维定势。

二、理工科院校文科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优势

第一，有助于文科研究生良好学风的形成。理工科独有的学科特点使理工科院校普遍学风严谨，理工科学生扎实的理论功底能够使文科研究生能够受到良好风气的感染，从而促进其科研创新意识的形成。

第二，有利于拓宽文科研究生的视野、广泛获取知识。理工科院校自然科学学科门类齐全、研究底蕴深厚，在当代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的背景下，为文科研究生知识面的拓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可以增加文科研究生的知识储备。

第三，便于借鉴理工科研究生的科研方法。理工科研究生具有较为严密和规范的研究模式，如果文科研究生能够结合科研实际进行借鉴，必将在文理互动中产生新的思维灵感。[3]

三、理工科院校文科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提高措施

第一，借助理工科院校的求实精神，引导文科研究生形成踏实学风。由于自然科学的实证性和理工科专业内容的高难度，使学生学习任务重、压力大，因此理工科院校普遍学风严谨、作风踏实；而文科研究生却容易受到功利主义思想影响，导致学风浮躁，华而不实。因此，理工科院校可以用严谨求实的学风感染文科研究生，[4]为其科研创造积极向上的思想条件。学校应该用理工科研究认真求证、反复试验的科学精神教育文科研究生，让文科研究生观摩理工科项目将科学技术转化为实际成果的过程，引导文科研究生重视科学实践。

第二，在探索文理科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异同的基础上，针对文科研究生的特点制定培养方法。一方面要总结文理科研究生科研上通用的方法、理念、模式等，合理应用理工科研究生培养的有效手段，引导文科研究生重视科研创新；另一方面，从培养方式上来讲，理工科研究生是在导师指导下，通过科学试验和课题进行研究，而文科研究生则是在导师指导下，通过广泛阅读文献资料对既有理论加以学术思考，因此应加强研究方式方法的培养和训练。

第三，依托于理工科专业资源，加强学科交叉研究、实现文理互动互进。随着社会发展，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出现相互渗透、彼此结合的趋势。理工科院校在推进学科交叉方面潜力巨大，可以在文科研究生的课程建设中，适当增加一些自然科学的选修课程，让学生掌握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学校应当组织本校自然科学的专家和硕博士生导师进行科普专题讲座，以强化文科研究生的逻辑思维与理性思维；学校还可以通过举行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学术研讨会，促进文理科研究生的科研交流。

参考文献：

[1] 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科学发展报告（2006）[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2] 刘婧一.视野与视角——谈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篇4

关键词：神经伦理学；脑神经科学；生命伦理学；情感与冲动；道德判断；行为决策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6.011

神经伦理学（neuroethics）从2002年正式在美国学术界提出之后，其研究与发展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美国也出现了神经伦理学研究的热潮。神经伦理学是神经科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主要包括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研究和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两大领域。随着国际人类脑计划在上世纪末启动，各国政府与科学家越来越重视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各国学者也必然越来越重视神经伦理学的研究。

一、神经伦理学出现的背景

神经伦理学的出现首先是得益于现代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早期，人们就开始探索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并对人的神经系统有了初步的认识。20世纪30年代以后，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使有关神经冲动机制的研究取得突破。例如，1939年，美国学者柯勒和柯蒂斯以及英国科学家霍奇金发表了有关神经冲动离子机制方面的研究成果，引起科学界同行的广泛重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范围扩大到神经肌肉接头点。1952年，法特和卡兹阐述了神经肌肉间的神经冲动传递的离子机制。1954年，帕达赫和帕雷，罗伯特斯和班尼特分别发表了脑与神经肌肉接头点突触的电子显微图。同年，纳塔和吉盖斯发明的追踪法使研究者能准确了解神经细胞间(特别是远隔神经细胞间) 的相互联系。这些对后来的研究都有重大影响，为现代神经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2年，施密特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起神经科学研究计划，并首先使用了“神经科学”这一词汇，也标志着现代神经科学的正式诞生[1]。随着脑与行为研究的日益增加，1960年国际脑研究组织(IBRO) 和1969年美国神经科学学会等机构相继成立，认知神经科学也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为了推动研究神经科学社会影响，美国神经科学学会于1972年成立了一个社会问题分支委员会，旨在向会员和公众宣传神经科学研究的社会影响，这也标志着神经科学家开始关注和重视神经科学的社会影响，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2]。从此，不仅人文学者开始认识到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神经科学的社会影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科学家觉得他们有义务和责任关注甚至研究神经科学的社会影响，这种从观念上确立神经科学社会影响的重要性不仅有利于推动神经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有利于推动神经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促进神经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交叉与融合。而且，自1983年以来，美国神经科学学会每年都要举行神经科学社会问题的圆桌会议，主要讨论神经科学研究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这些会议已经讨论了以下主题：大脑的性别差异，脑死亡，神经治疗，神经增强，使用胎儿组织治疗神经疾病，食品添加剂的神经毒性，神经科学研究对控制吸毒的作用等等[3]385-391。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国会的技术评估办公室（OTA）也进行了一项神经科学研究的潜在影响的社会调查。1984年3月OTA的研究报告《神经科学的影响》主要从医学影响和社会影响分析了神经科学的潜在影响。医学影响是指神经科学研究不仅对神经疾病、精神疾病和遗传脑疾病有巨大的医学贡献，也对其他非神经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和寄生虫病）等有较大的医学价值。社会影响主要是指神经科学研究对医药产业、犯罪与暴力、司法体系、学习障碍、性别差异等的潜在影响。在该研究报告《神经科学的伦理、法律和社会维度》中凸显了神经科学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及其未来神经科学研究面临的诸多伦理与社会挑战[4]。美国神经科学学会举行的神经科学社会问题的圆桌会议和OTA的神经科学的影响的调查研究报告为美国后来制定神经科学发展的科技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调查数据和理论依据，使得美国在注重发展神经科学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神经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这也是为什么神经伦理学这一研究分支学科首先在美国提出并得到了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欧盟委员会在1997年也资助了一个脑研究的伦理、法律和社会维度的项目。其中Sandro Gindro等学者的《脑研究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报告主要对脑研究与神经疾病、神经移植、大脑控制、心理分析与心理治疗等方面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进行了分析，报告特别指出了大脑控制、神经干预和增强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脑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同脑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一样重要，它有利于神经科学的研究与发展[5]。科学家、学者和公众日益认识到神经科学研究中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也促使了神经伦理学在美国诞生。

二、神经伦理学的概念

神经伦理学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一词汇是由威廉•索菲尔于2002年在《纽约时报》上首次正式提出的[6]1。神经伦理学的出现是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及其应用引发诸多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必然结果。当然，神经科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共同推动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何给神经伦理学的概念进行科学的定义或者解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威廉• 索菲尔认为“神经伦理学是研究人脑治疗和增强以及对人脑的干预的对与错，好与坏”的交叉学科[7]5。索菲尔先生主要基于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对与错，好与坏”来对人脑干预和控制的神经伦理学概念进行阐释，突出大脑在神经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价值，彰显神经伦理学是神经科学（脑科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在他看来，“神经伦理学是生命伦理学的一个独特部分，思考医学实践和生物研究的好的和不好的后果。但是，神经伦理学的特殊性在于我们研究的是大脑这个特殊的器官，它与我们的意识、自我息息相关，是我们作为存在的核心，是控制我们行为和人格的思维器官”[7]。由此可见，索菲尔把神经伦理学看作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同时也富有洞见地看到了它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一是人脑作为人身上最特别和最复杂的物质器官，它是和人的思想、意识以及行为密切相关的。在一定意义上，人脑是人的意识和精神的家园。二是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是以前生命伦理学研究很少涉及的内容。它主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研究道德问题和道德现象，为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威廉•默布雷指出：“神经伦理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主要研究神经科学发现及其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探讨好与坏，平等与不平等，公正与不公正。神经伦理学的研究有利于建立参与脑研究，评价研究申请，决定这些申请的相关规则，有利于管理神经科学发现的应用。” [8]威廉•默布雷的神经伦理学概念与索菲尔先生的定义具有相似性，但威廉•默布雷在探讨神经科学发现及其应用的好与坏、平等与不平等、公正与不公正等基本的伦理问题的同时，重视神经伦理学对于建立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伦理规则和管理政策的建立。这不仅是当前神经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我们研究神经伦理学的重要目的。

伯德在《神经科学百科全书》的神经伦理学部分说：“神经伦理学是一个全新的学科，是神经科学和伦理学的交叉学科，探究行为研究标准和道德判断的哲学领域。神经科学也同其他哲学领域诸如美学、认识论、形而上学、身心理论相交叉，但这些学科和神经伦理学并非直接相关。神经伦理学包括神经科学的伦理学和伦理学的神经科学两个研究领域。前者主要研究神经科学实践或者应用的伦理问题，后者主要研究道德和伦理思考以及决策的神经生物学基础。”[3]385伯德的神经伦理学的定义是比较全面的，他不仅强调神经伦理学的学科交叉性，指出了它与其他哲学的相关性，还明确指出了神经伦理学的两大研究领域，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

基于上述学者对神经伦理学的阐释，我们可以归纳出神经伦理学的一些基本特征：神经伦理学是神经科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主要包括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研究和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两大领域。神经伦理学和一些传统的哲学问题（如身心问题）有紧密的联系，它可为传统哲学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深化这些传统哲学问题的研究。从学科性质来讲，神经伦理学与基因伦理学具有相似性，大致可以看作生命伦理学的一个研究分支，但也有其特殊性。

三、神经伦理学的研究领域

神经伦理学主要有两大研究领域，即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研究和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前者主要是探究一个可以规范神经科学研究行为和应用神经科学知识的伦理框架，后者主要是探究神经科学知识对我们理解伦理学本身的影响[6]1。这两个领域既各自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相互支撑，共同推动神经伦理学的研究与发展。

（一）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研究

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研究，主要是探讨神经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和应用中的伦理、法律及社会问题（ELSI――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ssues），重点探究神经科学研究的伦理规范，神经科学应用的ELSI以及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

1.神经科学研究伦理学。神经科学研究伦理学主要关注神经科学研究的行为本身、神经科学家的研究规范和阻止意外发现的伦理规范等等，是属于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学的范畴[6]1。即在神经科学研究的设计和实验中，研究人员应该遵循哪些伦理道德和研究规范，用什么样的机制和方法来促使或者确保研究人员遵循这些伦理道德和研究规范。神经伦理学中的有些问题是属于传统的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范畴，我们对此也比较熟悉。例如，在选择受试者时，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程序和原则；在脑成像技术的临床研究和试验中，我们应该如何确保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我们又该如何保护受试者的个人隐私权；在神经增强药物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其风险-受益；等等。同时，也有些问题是神经研究伦理学自身所特有的伦理问题，这不仅对传统的研究伦理学提出了挑战，也是生命伦理学必须面对的一些新的伦理问题。在传统的研究伦理学框架下，我们可能很难解决这些新的和特殊的伦理问题。例如，在当今的民主社会和注重人权的时代，我们强调我们拥有不可侵犯的知情权。但是，对于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精神疾病患者，赋予他们知情权或许是难以正确行使的。因为这些疾病患者本身缺乏知情同意和自我决策的能力。例如，老年痴呆症和脑损伤等患者等对问题的理解和决策方面都存在许多认知和理解障碍，这些患者本身不可能具有自我决策的能力，也不可能作出知情同意和知情选择的决策。在此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赋予他们知情选择权？如果应该赋予，我们又该如何确保他们的知情权得到实施？对患者的治疗或实验又应当遵循什么样的伦理准则和管理规范[9]？ 基于神经科学研究伦理学中既有传统的研究伦理学问题，也有特殊的伦理问题，一方面，我们既要探究现有的研究伦理学对神经科学研究的指导价值与意义，把研究伦理学理论和规则灵活地运用到神经科学研究伦理规范的建立中，同时需要探究有哪些伦理原则是适用于神经科学研究的伦理规则，哪些伦理原则不适用，并对它们进行修正和补充；另一方面，我们要研究和解决神经科学研究伦理学面临的一些特殊问题，解决其与现有的研究伦理规则的冲突，确立神经科学研究学的伦理规范，促进神经科学研究向“善”的方向发展。

2.神经科学技术应用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这是神经伦理学研究的核心，也是制定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的基础，对神经研究伦理学和神经科学应用的伦理原则和管理建议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这一部分研究内容中，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重视。第一是神经伦理学理论之源的探索。现有的生命伦理学框架或者伦理学研究理论是否能满足神经科学技术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探讨，尤其是面对一些新的伦理问题更需要我们思考现有伦理框架和研究进路是否有局限性。哲学家、伦理学家都需要思考和探究：我们应该运用什么样的伦理学理论和原则来评价、分析甚至解决神经科学前沿中的伦理问题，现有的伦理学理论和原则是否能够解决神经伦理学的挑战，面对这些新的伦理问题和新的挑战，是否应该需要新的伦理学理论和原则，如何建构这些新的伦理学理论和原则并为之进行伦理辩护。对神经伦理学理论之源作进一步的思考可能有助于伦理学理论的突破，丰富伦理学理论。第二是神经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及其应用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及其可能解决的途径。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神经科学技术也不例外。神经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及其应用对个人、群体和社会也有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例如，神经增强药物对于那些需要服用又能购买得起的消费群体有积极的价值，可以提高记忆力，可以取得好成绩或者更好的工作业绩。但是，对于那些担心增强药物的副作用或者长期累积的不良效用而不愿意服用的群体或者购买不起的群体是不公正的。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服用神经增强药物的群体将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样就显然破坏了社会公正。而且，使用神经增强药物获得好成绩、好业绩在本质上是一种欺骗，是在鼓励一种“不劳而获”的行为，对我们已经确立通过个人勤奋与努力来获得好成绩、好业绩的价值观带来巨大的冲击和不良影响。神经科学技术前沿中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就成为神经伦理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第三是神经科学技术研究、发展与应用的伦理原则和管理建议。在神经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与应用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基础之上，根据神经科学发展的动态和国家神经科学的发展中长期规划，提出相应的伦理原则与管理建议，为政府制定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的制定献言献策。例如，我国已经把脑科学和认知科学作为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基础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我国学者研究神经伦理学，必须在了解和掌握国家有关神经科学的总体方针的前提下，结合我国目前脑科学和认知科学以及未来发展前景，研究相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再提出我国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伦理原则和管理建议。神经伦理原则和管理建议是政府部门制定神经科学研究与发展的公共政策的重要依据。

3.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它包括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宏观政策主要是指我们需要从总体和全局上制定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包括神经科学研究项目的审批，神经科学研究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神经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的分配，是否也需要按照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要求把研究经费的3%~5%用于神经科学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神经科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受益-风险评估，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长期规划的实施与监督等等。微观政策是指各个神经科学分支领域的研究与发展的公共政策。各个分支领域的公共政策是在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宏观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各自领域的具体特点和特殊性，制定出各自领域的发展规划和管理政策。例如，脑成像技术研究、发展与应用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新型的技术条件下保护人的隐私。谁有权使用这些脑成像信息？是医生、病人，还是法官、保险公司，还是雇主或者国家安全机构？这些问题在脑成像技术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中必须明确。宏观政策是制定微观政策的基础，为制定各个神经科学分支领域的微观政策提供发展方向和政策指导。微观政策是宏观政策在各个领域的落实，它有利于宏观政策的进一步巩固和修正，有利于进一步制定更好的宏观政策。只有把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有效实施，神经科学才能健康、安全和有序地发展。

（二）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

伦理学的神经科学是研究自由意志、道德推理、道德判断和责任等道德概念或理论的神经科学基础，主要研究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的神经科学机制，探索情感和冲动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判断和行动决策中的作用，阐释大脑同记忆、意识和自我的关系。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是属于神经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越来越受到学者特别是一些神经科学家的青睐。

1.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的神经机制。脑成像技术表明，我们在进行道德推论时，分布广泛的大脑区域被不同程度地激活，这些区域包括和高级认知功能（比如，前额叶皮层和联合区域，以及边缘结构：杏仁核、海马、扣带皮层和丘脑，这些区域被认为是关系到情感反应）相联系的皮质区域[10]。这说明我们的行为和大脑皮质区域是紧密联系的，人的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是大脑不同区域激活之后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些神经科学家基于脑成像技术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提出，我们的行为不是由我们的目的、信念和意愿所决定的。自由意志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根本不存在，大脑才是决定性的物质器官，是大脑决定了我们的行为[11]。神经科学家认为人的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是大脑内部的神经机制在起决定作用，而不是所谓的“自由意志”在起作用。神经科学家的观点对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以理性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道德责任标准和法律体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里就进一步提出了以下问题：神经科学提供的证据在何种意义上是可信的？哲学家、伦理学家该如何看待神经科学家提出的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的神经机制？大多数哲学家、伦理学家一般都认为人作为自主的有目的的理性行动者，应该对他的行为负责。他们相信自由意志是存在的，而且与决定论是一致的。但哲学家、伦理学家的观点似乎与神经科学家的观点相互矛盾。 那么，到底谁的观点更合理一些？笔者认为，人是理性的道德责任者的立场是不能动摇的。毕竟，道德责任本身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而不是在人脑中主观存在的个体产物，是人们为了更和谐地相处而确立的社会规则，这些社会规则是通过社会中的人与人的相互作用来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从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12]95-102。人的行为和决策主要是由人的目的、信念和意愿决定的。当然，笔者也不否认大脑尤其是脑损伤或者精神错乱等病人的大脑对我们的行为决策和道德判断有重要影响。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问题是：大多数遭受盖格类型的前额叶损伤或者脑损伤的人并没有表现出法律所关注的行为。精神分裂症病人也是如此，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好斗的犯罪行为并不比正常人的高多少。如果诸如盖格类损伤的人或者精神分裂症者进行犯罪的可能性并不高于其他人，似乎仅仅只是这些类型的大脑疾病或者认知缺陷并不足以用来消除责任[12]97-98。因此，神经科学家需要进一步研究来确定到底前额叶受损多少是大脑阻止其正常功能丧失或者停止的必要条件（这样可能减少责任）。同时，哲学家伦理学家需要研究和思考神经科学证据在何种意义上和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使用的问题。

2.情感和冲动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判断和行动决策中的作用。传统的观点认为伦理道德决策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但最近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情感在道德认知和道德判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否与伦理作为理性思考的观点有所相悖呢？如何更好地探讨伦理道德认知和行为的神经科学基础？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以哲学观念为核心的，例如意识、自由意志、自我控制、个人同一性、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等。这些观念都可以从脑功能的角度进行探讨，即用当代的神经科学来探讨这些传统的哲学问题，赋予这些传统哲学观念或理论一种全新的甚至可能是颠覆性的解释[9]。例如，我们传统的道德责任标准是以理性和人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但是，当代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由意志根本就不存在，而情感、冲动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判断中起决定作用，这就对我们传统的道德责任标准带来严峻挑战。如何看待这些挑战？是我们传统的道德责任标准有问题还是神经科学研究的解释不可靠？情感和冲动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判断和行动决策中到底起决定作用还是非决定作用？我们如何解决神经科学研究与现有的道德责任标准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都需要仔细研究和深入探讨。

3.大脑与记忆、意识和自我的关系。人的记忆、意识和自我认知都同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有密切的关系，人脑是记忆、意识和自我认知的物质器官，是研究记忆、意识和自我的逻辑起点，记忆和意识是要借助大脑来打开自我认知和世界万事万物理解的逻辑通道。那么，记忆和自我又是什么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 我们可以通过记忆来确定一个人的身份。一个人可以和以前的人被看作同一个人，如果他能保留（至少部分）那个以前的人的独特记忆。即人的记忆和人的身份、人的同一性又有紧密的联系。但无论怎样，我们最终还是要通过对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的认识记忆同意识、自我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我们进一步提出以下问题：大脑和道德推理、道德判断以及价值观念之间的内在机理和逻辑关系是什么？ “自我”的神经基础又是什么？大脑能否作为个人的身份标志？改变了的大脑会不会改变自我？[9]要研究这些问题，就需要从神经科学和哲学的双重维度研究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的互动关系的实现机制及其对人的记忆、意识和自我的作用，阐释大脑同人的记忆、意识和自我的逻辑关系，分析大脑如何对人的记忆、意识和自我认知产生决定作用，从而为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总之，神经伦理学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会日益受到学者和公众的泛关注。神经伦理学的研究与发展不仅有利于神经科学的规范研究和有利于增加人类福祉的应用，也有利于丰富科技伦理和生命伦理的研究内容。因此，神经科学家和伦理学家都有义务和责任推动神经伦理学的研究与发展，毕竟它对神经科学和伦理学都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 汪 凯，樊嘉禄.现代神经科学发展述略[J].医学与哲学，2002（3）：5-8：

[2] Judy Illes and Stephanie J.Bird.Neuroethics:a Modern Context for Ethics in Neuroscience[J].Trends in Neuroscience,2006（9）：511-517.

[3] Bird S J.Neuroethics,in.Encyclopedia of Neuroscience[M].Wrentham，MA,USA:Elsevier Ltd,2009：385-391.

[4] Congress of the US,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Impact of Neuroscience[R/OL].[2011-03-10].

[5] Sandro Gindro,and Emilio Mordini.Ethical，Legal and Social Issues in Brain Research[J].Current opinion in Psychiatry,1998(5):575-580.

[6] Neil Levy.Neuroethics[M].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7] William,Safire.Visions for a New Field of “Neuroethics”[M]∥In Marcus Steven.Neuroethics:Mapping the Field.New York:The Dana Press,2002:5-6.

[8] William Mobley.Summary of the Conference[M]∥In Marcus Steven. Neuroethics:Mapping the field.New York:The Dana Press,2002: 278-288.

[9] 胡剑锋，毛晨蕾.神经伦理学――人文科学与神经科学的完美结合体[J].江西蓝天学院学报，2008（2）:8-11.

[10] Patricia Smith Churchland,J.Moral Decision-making and the Brain[M]∥In Judy Illes.Neuroethics:Defining the Issues in Theory,Practice and Policy.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11] Colin Blakemore.Preface.In Judy Illes.Neuroethics:Defining the Issues in Theory,Practice,and Policy[M].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12] Michael Gazzaniga.The Ethical Brain[M].New York:The Dana Press，2005.

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Neuroethics

MAO Xin-zh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WUT,Wuhan 430063,Hubei,China)

篇5

[关键词]范式；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学科

Abstract:China''''sresearchinhighereducationhasgonethroughtwoparadigmtransformationssince1978.Inthe21stcentury,anopenandpluralisticparadigmsystemshouldbeformed.China''''sresearchinhighereducationwillturnintoanopenresearchfield.Thehighereducationdisciplinewillexist,anditshouldexertaleadingactionintheopenandpluralisticresearchinhighereducation.

Keywords:paradigm;researchinhighereducation;highereducationdiscipline

1978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从蹒跚起步到蓬勃发展，历经两次范式转换。新世纪的中国高教研究事业要持续、健康、繁荣地发展，在解决高等教育现实问题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对现有的“高等教育学科范式”进行一场真正意义的变革，通过建立开放、多元的研究范式，使中国高教研究全面走向开放。同时，高等教育学科并不会因此终结，而是将在开放、多元的高教研究中发挥主导作用，并不断得以完善，为世界高教研究的科学化进程做出应有贡献。

一

从科学发展史看，“范式”的转换往往被认为是科学发展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更替的主要依据。在西方，不仅科学界许多人借鉴“范式”概念来描述现代科学的发展，并试图找出现代科学演进过程中所遵循的必然逻辑，一些教育理论研究者也发现“范式”的魅力，并借用它来解释教育学理论的进展，进而在方法论层次上进行深刻的反思。

何谓“范式”？不同学者的解释五花八门。笔者认为，高教研究范式可理解为研究高等教育现象的一种视野、参照框架和主导性的研究方式，它规定了高教研究领域的成员对解决高等教育问题所共有的理论体系、基本观点、基本假设和基本方法。从这个意义看，1978年以来中国高教研究已经历了两次转换。

第一次转换：“前范式”“普通教育学科范式”。1978年以前，由于高教研究尚未形成专门领域，当时学者从事的高教研究主要是自发、零散的研究，没有专门的理论指导，属于“前范式”高教研究。1978年中国高教研究成为专门领域后，以潘懋元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高教研究专职人员就开始致力于建立一个专门的高等教育学科，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高教研究。但由于此时高等教育学并未产生，普通教育学就成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构建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学科的主要理论基础和参照框架，即我们理解的“范式”。潘懋元主编的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就是在参考普通教育学体系基础上经过加工和创新后完成的。普通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体系经过数百年的探索，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在高等教育科学的起步阶段，把“普通教育学科范式”作为研究范式，无疑是合理的选择。以普通教育学作为参照、在普通教育学理论的基础上寻找高等教育的特殊性，作为构建高等教育理论的主要路径，比直接从高等教育实践中抽象出理论，更加快捷、有效，相比过去缺乏理论指导的经验性研究更是质的飞跃。

第二次转换:“普通教育学科范式”“高等教育学科范式”。尽管1984年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但这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学科就成为了高等教育研究的范式，因为借助普通教育学建立起来的高等教育学在体系、概念、理论、方法等方面还不成熟，尚无力承担作为高等教育研究参照框架和主导性研究方式的责任。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高等教育科学学科群的形成中，普通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如教学论、教育史、教育管理学、教育经济学、比较教育等对高等教育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影响甚至比新兴的高等教育学更大。1992年以后，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进入了繁荣发展和稳步提高的新阶段，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1993年成立的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明确提出以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和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为主要任务，该研究会的前三次学术年会都以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为主题。在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的带动下，不少学者投身到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研究中，对高等教育学性质、对象、体系、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目标是建立高等教育学的科学理论体系，实际上也是为了构建高等教育学科范式。与此同时，更多的学者编写了高等教育学新作，在构建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今天，虽然高等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尚未建立，但高等教育学科作为高等教育研究的指导理论与参照框架已经得到普遍认同，高等教育学科基本上确定了中国高教研究学术共同体解决高等教育问题所共有的理论体系、基本观点、基本假设和基本方法。因而，可以认为“高等教育学科范式”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初步确立。

从1978年以来中国高教研究的进程看，尽管存在两次范式转换，但建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学科范式这一重大目标始终没有变化。在近二十多年中国高教研究众多成就中，创建高等教育学科、形成高等教育研究范式无疑是最重大的成就，它不仅是中国高教研究事业繁荣发展的直接原因，也是中国为世界高教研究的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高等教育学科范式的意义和贡献有目共睹，但学术界对它的质疑和挑战始终没有停息过。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问题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新兴的高等教育学科范式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常常显得力不从心，多学科研究范式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青睐，高等教育学科范式受到严峻挑战。如果说，学科建立初期要不要建立学科、能不能成为学科的质疑主要来自学科之外，目前已经基本从理论上得到解答的话，那么提出建立高等教育学科范式究竟对高教研究有多大作用的问题，主要来自高教研究内部的深刻反思和高教研究中的种种困惑，是对高等教育学科范式价值和功能的再审视和再定位。

实际上，对学科研究范式的质疑在西方早已有之。“二战”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急剧变革，西方社会科学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社会科学学科分工日益受到了挑战，分工的有效性越来越受到质疑。尽管传统学科仍然坚守着各自的学术边界，仍然在发挥各自的作用，但“偏狭的学科分类，一方面框限着知识朝着专业化和日益互相分割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促使接受这些学科训练的人，日益以学科内部的严格训练为借口，树立不必要的界限，以谋求巩固学科的专业地位”[1]。因而，华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等西方学者开始大声疾呼：要“重建社会科学”、“开放社会科学”，“将现有的学科界限置于不顾，去扩大学术活动的组织。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总之，我们不相信有什么智慧能够被垄断，也不相信有什么知识领域是专门保留给拥有特定学位的研究者的”[2]。

60年代以后蓬勃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在方法论上崇尚一种相对主义、视角多元主义，认为没有绝对统一的、一成不变的、权威的理性和逻辑，没有固定的结论，只有充满生机的思维方式，任何一个理论充其量只是提供关于对象的局部性叙述和局部性观点。同时，社会现实是多元的、复杂的、多方决定的，社会领域从来都不是封闭的终极性的结构，而是开放的、非稳定的、非统一的、偶然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应当采取多维学术范式，追求对现象的多元解释，追求研究方法论的多元化，尊重解构性差异。

西方学者的上述观点集中表达了一种思想，即社会科学要走出学科的羁绊，克服思维定式，追求开放的研究，追求多维范式和对问题的多种解释。这些观点对中国高教研究范式的变革是有重要启发的。近年来，高等教育学科的危机不在于其合法性问题，而在于其对现实高等教育问题解释能力的弱化，仅仅运用高等教育学科范式已无法解决日趋复杂的高等教育问题，固守单一的高等教育学科范式肯定不利于高教研究的发展。21世纪中国高教研究要持续、健康、繁荣发展，必须全面走向开放，在研究范式上取得新的突破，从单一的高等教育学科研究走向开放、多元的高等教育研究。只有多种范式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作用，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高等教育问题，才能有效提高高教研究的科学化水平。

二

21世纪建立开放、多元的高等教育研究范式，是否就意味着高等教育学科从此走向终结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未来的高等教育学科不仅不会消失，而且将在开放、多元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占据主导作用。提出这一观点，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其一，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极大地提高了中国高教研究的地位，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高教研究的制度化进程。

“国内外各门类研究工作发展的实践表明，从‘非制度化’阶段转变到‘制度化’阶段是本门研究状态的质变表现之一。只有‘制度化’才能使本门研究有赖以存在的稳固基础和得到持续发展的保障”[3]。1978年以后，中国高教研究制度化的核心工程是建立高等教育学科，但建立一门学科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工程，不仅要有学科之名，还要有学科之实；不仅要形成教育学的分支或形成一类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还必须建立学科研究的规范、规则、范式，拥有包括学会、专业研究机构、图书资料、专门出版机构及专业刊物等社会建制在内的学术共同体（academiccommunity）。因此，建立高等教育学科，不仅使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而且有力地带动了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研究组织、研究队伍、课题规划等其他制度化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学科本身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形态，可以作为课程在大学出现，这对高等教育研究专业人才的培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二，高等教育学科范式具有多学科研究范式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

尽管多学科研究范式对高教研究的意义已毋庸置疑，但这种范式在保持高教研究的学术独立性，促进高等教育理论的严密性，整合研究兴趣多元性等方面存在缺陷[4]。尤其目前的多学科研究，主要表现形式是有关学科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或适合自己研究的问题各自进行研究，对同一高等教育问题缺乏多学科的协同研究，这不仅会导致对高等教育整体和全局把握不足，也有可能导致对高等教育一些关键问题，特别是人才培养等高等教育内部问题的忽视。同时，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理论、方法，也有不同的话语规则和学科文化，未必都能与高教研究相容。不同学科之间的话语沟壑和“坑道视界”，使不同研究者之间难以相互对话、彼此了解和相互借鉴，难以进行协同研究，更难以把高等教育的知识整合起来。

与多学科研究相比，高等教育学科是专门研究高等教育的独立学科，必然以整个“高等教育”作为“问题域”。它既关注宏观领域的高等教育发展，也关注微观领域的人才培养；既研究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研究高等教育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显然，通过高等教育学科范式来研究高等教育问题，可以从高等教育的全局来整体把握，可以更好地探索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从而建立相对完整和系统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

同时，当代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走向复杂性。对复杂性的关注意味着研究范式的一次根本性变革，意味着对于简单性原则的一种时代性反思与超越。解决复杂性的问题需要复杂性思维。与简单性思维不同，复杂性思维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有机的系统整体，必须用整合的思维方式去考察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研究问题要采取从整体出发、深入部分，再回到整体的思维方式。运用复杂性思维研究社会科学，需要“自觉地面向多因素构成的复杂巨系统，进行综合性思考”，“只有在最深度的分化和最宏大的综合中保持张力，才能达到对于现代人文社会系统的完整性把握”[5]。高等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高等教育问题是典型的复杂问题。解决高等教育问题，不仅需要多维视角和多种范式，也需要在研究中对多种范式进行整合；不仅需要通过多学科研究，深入到高等教育各个层面，追求“局部的、片面的深刻”，也需要对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合，从而达到对高等教育问题进行综合性、整合性思考的效果。正如有学者所言：“复杂性所要求的教育研究范式，不仅是后现代的多元，而且还强调整合。”[6]

根据上文对高等教育学科特点的分析，笔者认为，在未来对高等教育复杂问题的研究中，整合多种范式、整合多学科研究的重任非高等教育学科范式莫属。当然，这里只是初步提出这个新问题，至于高等教育学科范式整合多学科研究的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随着高等教育学科范式的不断完善，问题定向、诊断、选择、预见等也将成为未来高等教育学科范式的主要功能。

其三，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开放性特点证明它的继续存在不会影响高教研究的开放和繁荣。通过回顾近二十多年中国高教研究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从来都没有把自己封闭起来，始终持一种相对开放的姿态。开放性可以认为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与不少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和学科相比，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几乎没有门户之见：在研究队伍方面“来者不拒、一视同仁”，无论是教育专业的“科班出身者”，还是其他专业的“半路出家者”，甚至“业余爱好者”都可以加入高等教育学科行列，都可以在学科领域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成果，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成果赢得同行的尊重；在研究理论和方法方面“兼容并包、海纳百川”，高等教育学科虽然是研究高等教育的专门学科，但在高教研究中并没有唯高等教育学科“独尊”，任何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都可以为高教研究所用。正如有学者所言：“高等教育学自创立至今，之所以能发展如此迅速，从学科内部看，就是学科共同体有意识地使学科研究处于开放状态。”[7]

在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继续存在不会出现华勒斯坦等学者担心的局面，只会促进中国高教研究更加繁荣和发达。当然由于起步晚，研究制度不健全，加之某些落后观念的束缚，以及语言障碍、经费短缺等困难，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开放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存在国际交流严重不足、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思路单一等问题。今后，高等教育学科需要进一步开放，学科建设的思路也要更加开放和多样。高等教育学科不必因其他学科的广泛介入而妄自菲薄，应以一种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学科意识，在主动接纳其他学科资源的过程中，重建自己的理论、观点和规范。在未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日益走向开放的环境中，高等教育学科要实现自我超越，走向开放是唯一选择。

总之，在未来开放、多元的高等教育研究中，高等教育学科不仅不会终结，相反，它会继续发挥主导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今后要继续加强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努力构筑科学的高等教育学科范式。同时，未来的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将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高等教育学科作为研究高等教育的专门学科，将受到更多的关注，必然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高等教育学科队伍中，高等教育学科大有可能迈入21世纪的“显学”或“朝阳学科”之列，这又向未来的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

[参考文献]

[1][美]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M].刘健芝，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2.

[2][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M].刘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106.

[3]陈学飞.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1949-1999）[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4.

[4]陈伟.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之评价和超越——关于研究方法论的尝试性反思[J].高等教育研究，2003，(4)：45.

[5]欧阳康.复杂性与人文社会科学创新[J].哲学研究，2003，(7):22.

篇6

关键词：音乐教育；行动研究；音乐教师专业发展；艺术教育

近年来，教师作为一种专业化的职业已经被人们所重视，“自我更新”成为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源泉。教师除了具备传统所界定的专业特性(诸如本学科的知识结构、必要的教学技能等)之外，还必须拥有一种扩展的专业特性——通过较系统的自我研究，通过反思实践对教育理论进行检验，实现专业上的自我发展。由此，行动研究诞生了。

行动研究起源于30年代的美国，其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勒温(Kurt Lewin)提出的。他的理论核心是提倡实践者以研究者的身份参与实地研究，在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合作中解决社会问题。将行动研究应用于教育并作出明确定义的是凯米斯(Kemmis，1998)，他认为行动研究是由社会情境(包括教育情境)的参与者为提高对所从事的社会或教育实践的理性认识，为加深对实践活动及其依赖的背景的理解所进行的反思研究。在教育行动研究中，教师是研究者，并且以自身作为研究焦点，兼任着“职业者”与“研究者”的双重角色。当前，我国音乐学科的教育研究基础较为薄弱，提倡音乐教师开展行动研究对音乐学科发展与音乐教师成长都是极其有益的。

一、音乐教师行动研究的价值

1．行动研究将改善长期以来音乐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相脱节的状况，有助于音乐教育学的理论发展

在传统的研究范式中，研究者与实践者往往是分离的，这种分离使得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各自拥有独立的话语。两者的界限造成许多研究理论由于“隔靴搔痒”无法解决实践者的具体问题；而实践者又常常苦于没有理论的支持显得“盲人摸象”。以我国普通学校音乐学科研究为例，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经历了从音乐教学法到音乐教学论的飞跃后，如今已从音乐学与教育学基础理论中脱离出来，成为依托于音乐教育实践基础之上，研究音乐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音乐教育学的研究任务是对人与音乐之间的关系问题和音乐教授与音乐学习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它们相互的内在联系与发展变化过程进行揭示、说明和预测。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指导实践，然而理论研究却常常是落后于实践的。这是因为，通常从事音乐教育研究的人员都是专家、学者或专职研究人员，尽管他们普遍理论素养较高，同时又具备研究设备、技术、时间及财力等的充分保障，但毕竟由于对包括课堂教学在内的普通学校教育活动缺乏深入的探究，以至于常常用超乎音乐教育现象的理想化认识来指导实践，这种书斋式研究形成的理论相对于更为复杂的音乐教育实践，无论是解释功能、批判功能还是预测功能都显得缺乏应有的针对性，使广大的音乐教师大多是借助自身的经验而不是理论来观照自己的教学行为。

音乐教育理论必须敢于直面实践，这是音乐教育研究能够得以顺利健康发展的首要前提，因此，研究方式的扩展与改变是必要的，由音乐教师直接参与的行动研究将会为音乐教育理论注入新的话语，对音乐教育理论的完善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2．行动研究是促成音乐教师专业发展和自我更新的根本途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哲学解释学、后结构主义等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传统的“经验型教师”已逐渐受到“反思型教师”的挑战。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反思型教师能够以开放的姿态看待事物，能够不断地对教学进行思考，对专业结构进行更新。他们关注教学的过程，既是教学的实践者，又是教育理论的思考者与建构者。音乐艺术本身具有“个性化”与“形态化”的感性特点，因此音乐学习与教授也离不开个体的独特感受性，这种独特的内涵是音乐学科的灵魂。音乐学科研究所涵盖的面甚广，无论是音乐艺术规律还是学生的音乐能力发展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差异性等特点。音乐教师在音乐教学实践中能够针对自身教学环境中的学生全体或个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地检验、调整、积累音乐教学经验，在反思与总结中使自身的教学更趋向于合理，这对音乐教师的成长是极其有利的。

行动研究并不仅仅是经验总结，虽然在行动研究中教师获得的理论不同于专家的学术理论，但它是反映教师个人实践愿望的一种实践知识，在研究的过程中音乐教师必然会有目的有选择地学习专家的学术理论，重要的是这些理论经过了实践的检验，以重构的方式进入教师个人的经验之中，最终形成的是一种服务于实践的理论，可见它的应用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倡导和鼓励行动研究能够使音乐教师自信地迈进教育科研的殿堂，提高他们的音乐教学质量和研究水平，对促成音乐教师向“专业化”发展成为终身的学习者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音乐教师行动研究的范式

教育行动研究并不存在着统一的范式，美国学者温特认为行动研究的关键过程可以用三个词来表达：“观察”、“反思”和“运用”。对音乐教师而言，它的基本框架在于：

1．提出问题

这是行动研究的起点，音乐教师关注音乐教育教学中的特定问题，并从课程、学生、教师本身等方面收集有关的资料。收集资料的方法包括自述与回忆、轶事记录、各种检查表、问卷、访谈等，也可以借助于录音、录象资料等等。 转贴于

2．分析问题

音乐教师通过分析所收集到的资料，通过审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对问题予以界定，诊断其原因，确定问题的范围，挖掘问题背后所涉及的诸多因素，以期对问题的本质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3．确立假设

明确问题以后，音乐教师开始在已有的知识结构中，通过请教理论工作者或阅读专业书籍、文献资料等途径搜寻与当前问题相似或相关的信息，以建立解决问题的方案。这种寻找信息的活动是自我定向式的，其结果有助于音乐教师形成新的、创造性的解决办法。

4．验证假设

考虑了每种行动方案的可能效果后，音乐教师就着手试行某一个解决方案，并在试行之后仍要不断地搜集各种资料或证据，以检验假设，改进现状。在检验过程中，音乐教师会遇到新的问题、新的经验，当这种行动过程再次被观察和分析时，就开始了新一轮的行动研究的循环。

三、音乐教师行动研究需注意的问题

1．外控与自主

从政策和制度的层面上说，现行的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大多是“外控式”的。即由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术机构策划或制定，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以及规范性和权威性。另外长期以来音乐学科在学校中地位不尽人意，使许多音乐教师缺乏学科行动研究的热情，仅把教学工作定位于按教育理念操作的熟练工，自主性、反思探索的动机与投入感较差。

2．结果与过程

从科研导向上来看，音乐教学研究往往只重结果、不重过程。许多教师把教育行动研究等同于“写论文”，认为研究主要是靠“文笔”的功夫。事实上，所有的理论都不是“写”出来的，它必须经过研究的每一个过程，通过行动的观察、思考、总结、提炼，是“研究”出来的。这一艰苦的探索过程在教育研究中经常被省略或敷衍，以至于不少音乐教育论文观点雷同，缺少个性亮点。另外由于受功利思想的影响，不少音乐教师急于求成，把局部经验任意拔高，盲目构建理论框架。这些都使音乐教学研究无法真正深入，使音乐教育研究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

3．个体与合作

音乐学科在普通学校属于小学科，在校音乐教师一般仅为1、2名，势单力薄，少有机会能够分享群体的智慧。教育研究需要个人的反思和探索，也需要同行间甚至非同行间的相互启发。因此，采用横向与纵向的联合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横向上，可以在有共同研究方向和志趣的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合作关系，随时定期进行交流，共同提高研究能力。纵向上，可以邀请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联合研究更身层次的课题或进行理论的总结与提炼。

4．音乐与教育

篇7

关键词：教学研究；变革；趋势

Abstract:Withthetransitionoftimes,thesocialdevelopmentandtheemergenceofmanykindsofthoughts,especiallythesubversionofpostmodernismtomodernism,someprofoundchangeshavetakenplaceintoday’steachingresearch,Whichshowsthetransformationaltrendsoftheparadigmtopostmodernism,theorientationtohumanism,thediversifiedresearchviews,theintegrationofresearchmethods,thecomplicationofthewayofthinkingandsoon.

Keywords:teachingresearch;innovation;trends

教学研究的发展与变革，同教学论学科自身的发展变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教学论要发展成为一门成熟学科，需从教学研究及方法论进行突破。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各种新思潮的不断涌现，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颠覆，当今教学研究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展望未来教学研究的发展前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趋势。

一、教学研究范式的后现代转换

哲学在理论指导和思维方法两个方面对教学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从古至今，哲学为教学研究所提供的价值导向、理论观点、思维方式深深地影响着教学的发展，教学理论的发展都是与哲学指导分不开的。哲学观念、哲学主题、哲学范式的转换，往往导致和促进教育教学研究主题及范式的转换。当今后现代主义哲学对教学研究的方法论价值更加突出。

植根于现代哲学基础的教学研究体现出一种明显的本质主义倾向。本质主义“是一种先在地设定对象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存在和发展的思维模式”。［1］两千多年来，从柏拉图的理念哲学到笛卡儿和康德的二元论哲学或主体哲学，人们为道德原则和科学真理设定了一个先验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标准，学术研究的任务和目标就在于为一切知识和文化找出一个“阿基米德点”，从而指导人类的生活，指引人们价值追求的方向。［2］循此认识路向研究教学，认为在复杂的教学现象之中存在一个本质，把握了教学的本质便可以掌握教学现象的各种规律，由此总结教学原则，用以指导教学活动，从而促进教学的发展。我国教学论大致是沿用这种理性推演的思维框架，即肯定现象与本质之间存在差别，认为千变万化、流动不居的现象之后存在着内在的、稳定的、终极的本质。［3］先找到教学的本质，然后通过本质依次推演出教学的过程、原则、方法等。教学研究的极其重要的使命就在于找寻这个“本质”。为此，在教学研究上本体论追问一直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于是，便有了各种各样的教学本质观。这种对基础孜孜不倦地寻求，必然陷入同一性思维之中，从而否定了教学现象的“多元性”与“多义性”，把丰富多彩的复杂教学现象还原成了苍白贫乏的单一世界。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哲学主张世界的“多元性、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其思想为教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带来教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哲学的基础主义予以了消解，认为终极的基础是不存在的，它不过是人们主观臆构的产物。在消解了基础与本质的同时，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所倡导的一元的、统一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进行了彻底的解构，代之而起的是对特殊性、多元性、差异性和变异性等的肯定和崇尚。因而，教学研究不再是为了寻找某些本质、规律并为这些本质、规律做出证明，而是要真正面对教学现象，解决教学中所出现的问题。同时，后现代主义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进行了彻底的解构，要求打破线性的简单化思维模式，树立动态的、非线性的、多元化的、开放的复杂性思维模式。后现代主义还对理性主义的理性至上、理性权威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彻底否定了先验的、不证自明的绝对真理也即各种各样的“给定”对人的束缚。后现代哲学“用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复杂的、多元的世界概念取代了传统的给定的世界概念”。［4］实际上，教学现象从来就不是给定的而是复杂多变的，任何教学现象都具有时效性与地域性，“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的教学现象间并不存在可通约性。面对具有诸多不确定性的教学现象本身，我们应尝试着去理解，而不是说明。不仅如此，后现代主义者质疑现代主义“观察—分析—指导”的研究方式，认为在现代教学研究范式中，研究者是以外在于教学过程的方式开展研究行动的，而后现代主义把研究者作为教学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倡导研究者与其他教学因素的积极对话，达到视界融合。总之，后现代主义对教学论的影响是深刻的，不仅带来教学理念的变化，也带来了研究视阈和研究范式的变化。

二、教学研究取向的人文科学化

教学活动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相互融合的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教学活动首先具有科学性特点。教学活动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律，有一定的客观依据和客观制约性，并且在教学活动的各种关系中存在必然联系，因而教学活动表现为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不仅如此，教学活动无论怎样千差万别，都会存在着诸多普遍性和共同性，表现为普遍性的特点。正因为教育活动的客观性、必然性和普遍性使教育活动有着自己的特点、逻辑、规则和规律，它并不是杂乱无序、变化无常和无章可循的，这就使教育研究必然具有科学性，必须依靠科学的方法论和技术手段。［5］可见，寻求教学研究的科学化，应是教学研究应然之意。但我们应认识到，对科学化的追求不应是对科学主义的过度迷恋，科学主义研究理念指导下的教学论研究，强调的只是人的理性的一面，它包含着对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人的价值的贬损，忽视了人的生命的重视、价值的关怀和灵魂的关照，造成了人文精神的遮蔽。因此，教学研究仅仅以科学主义为唯一的研究取向，把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当作唯一正确的范式，忽视教学研究的人文性，这将无助于教学研究的顺利开展。

教学活动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其人文性特点十分明显。人的需要、兴趣、爱好、能动性以及情绪、情感、性格、意志等主观因素不仅强烈地制约和影响教学活动，而且这些因素本身就是教学活动的构成要素，因而使教学活动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同时，教学活动不仅包含着客观事实，而且包含着事实的价值和意义。教学活动具有鲜明的价值倾向，参与教学活动的人是价值负荷体，他们交织在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价值体系中，具有历史性与社会性。因此，教学活动中的价值蕴涵是必然的，价值涉入是教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那种秉持“价值中立”立场，放弃了对价值的追问，杜绝价值涉入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力图以教学现象及问题进行客观的、实证化的研究，很难真正认识和理解教学活动。鉴于科学主义研究取向的简单化和片面性，从人文主义视角探讨教学论问题则成为当代教学论研究的新取向。“在20世纪大多数时候被冷落的人文主义研究方法论，将在21世纪获得新的生命力。”［6］

教学研究既具科学性又具人文性。如何保持教学研究中科学性与人文性之间的必要张力，消除二元对立走向多元整合，是当今教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教学研究方法论必须放弃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二元对立，在坚持科学主义研究理念的同时，适度加强人文精神导向，使科学人文主义成为教学论研究的基本理念和新取向。

三、教学研究视角的多元化

教学活动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活动，所涉及的因素较多，单靠一门学科是无法深入的，要使教学研究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广泛吸收多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科学方法，从多学科的角度对教学现象及问题进行研究。

（一）教学研究的生态主义视角

随着生态学及生态主义的兴起与迅猛发展，教学研究中借鉴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教学现象和问题已日益发展为一种趋势，出现了明显的生态学倾向。这种生态学倾向首先表现为运用生态学及生态主义的理论来分析教学。以生态主义视角来研究教学，教学被视作一个由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事件等子系统组成的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系统，它具有开放性、动态性的特征。同时,这个小系统又受到大系统、外系统和中间系统的影响。因此,在研究教学时,不仅应充分考虑到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从微观上将教学放在具体的教学情景中考察，而且，要注重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宏观上将教学放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考察。由于教学情景有广阔的范围和丰富的内容,它是十分复杂的,充满了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在教学研究中，强调教学情景的重要性，注重对教学情景的研究。不仅如此，进入教学情景的个体，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个性特征、理想、信念、价值观和认知方式，因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为此，在现代教学研究中在正视并尊重这种差异性的前提下，致力于寻求与差异性相一致的丰富多彩、富有成效的教学模式的探讨。同时随着新的知识观的确立，教师权威被消解，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教师扮演必要的引导者、合作的探究者和平等的对话者的角色，教师与学生不断地进行沟通和对话,形成了民主、平等、互动的新型师生关系。

教学研究的生态化趋势还表现在研究方式的变化上。以往的许多教学理论多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的，缺乏研究的外部效度。教学研究的生态学倾向表现为质性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要求教学研究应以真实的课堂教学情景为场所，以师生自然的活动为对象，强调研究真实环境中的真实活动，从而使教学研究更符合实际，研究的结果更有价值。［7］在教学研究中十分注重研究的生态学效度。美国著名学者布兰切特(Clenn.H.Bracht)和格拉斯(Gene.V.Glass)首先提出的生态效度是外部效度的一种。它主要是指一种情景或条件下的实验结果能推广到其他情景或条件的程度。［8］生态效度的提出,使人们认识到了研究情景、研究条件对研究结果的概括性和推广的重要意义,于是人们纷纷探讨影响教学研究生态学效度的因素,以提高其概括程度,扩大其推广范围。目前生态学效度已成为教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人们评价一项教学研究的重要指标。［7］

（二）教学研究的文化路向

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教学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是明显的，不同文化圈中师生双方在课堂中行为态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是不同的，在教学目的、课堂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也有着极大的差异，如欧美文化圈与东方文化圈中教学的思想、方式方法均有很大的不同，甚至不同的文化圈中的学生对相同知识的吸收或同化也不完全一样。当今社会各种文化、价值取向并存，形成了思想观念的多元、多样、活跃、丰富。当代教学研究面临多元文化与多种价值取向并存的发展环境，面临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和复杂的文化价值选择。因此，教学研究不能离开文化学分析。

就研究主体而言，不同的研究者对相同问题的研究、相同问题的态度也不完全一样，特别是以不同文化中的教学现象或教学问题为对象进行研究，所获得的结论是否具有一致性，如何解释这些结论等等，都必须通过跨文化的研究来进行。教学的跨文化研究主要是通过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课程与教学，以此来解释和改进有关的教学活动。20世纪中叶多元文化教育运动兴起以来，多元文化教学与多元文化课程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成为研究的一大主题。在我国多元文化教学与多元文化课程的研究现在开始受到普遍重视。除此而外，在我国目前教学研究的跨文化性质主要涉及学校课程文化构建的探讨，如何营造一种合作、对话与探索的课程文化，成为教学研究的新视域。

（三）教学研究的心理学视角

促进学生个体的身心发展，历来是学校教学活动的主要目标，也是开展教学活动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以个体心理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与教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心理学的原理与研究成果历来被用来作为各种教学理论与实践的依据。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最新心理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从心理学视角进行教学研究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当今，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关于学习观、知识观等对现代教学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课题。

四、教学研究方法的综合化

随着教学研究对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的强调，教学研究的方法出现了综合化趋势。

（一）哲学方法、科学方法和艺术方法的综合运用

有效的教学研究必须具有适切的方法，教学研究的复杂性特点决定了在教学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应是一个方法的组合和体系，具有多元性或综合性的特点。教学研究方法体系的综合性，集中体现在它需要哲学方法、科学方法和艺术方法的综合运用。［9］（325）

教学研究涉及对客观事实的研究，为保证教学研究具有科学性，必须依靠科学的方法论和技术手段。不过，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教学研究中有其适用范围与限度。教学研究不仅是对事实的研究，也涉及对价值的研究。在价值层面上研究教学发展的应然法则，或对教学现象作出价值评判，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往往难以奏效，此时则需要运用到哲学的方法，如辩证法、分析哲学的方法、解释学的方法、现象学的方法等。而在对教学现象、教学事件的意义进行解释性理解时，则须运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人种学方法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同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教学研究中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如实验法的运用，既遭遇道德伦理的尴尬，又面临无关变量难以控制的难题，在教学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现代教学研究更强调哲学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不仅如此，教学研究还要运用艺术的方法。这是一种与理性思维或客观思维相对的方法，它的特点在于运用直觉体验、主观介入的方法来认识事物。［10］教学研究作为一种人文科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它凭借的手段是主观式的介入，对社会事物或精神事物而言，只有认识主体亲身参与其中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它、把握它。克尔凯郭尔（S.A.Kierkeggard）指出：“真理根本不是学究式的东西，而是一个人对自己生活道路进行热情探索的产物”，“只有通过个人的主观经验，一个人才能真正接近真理。对人类及其问题作出非个人的客观思考，乃是一种对现实的歪曲”。［11］在一定的意义上，对教学理论的研究与反思需要领悟，需要直接生活经验的积累和对人的生命过程的理解。在这个方面，艺术方法以渗透的方式起着一定的作用。［9］（33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教学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生命之间的互动，必须要求研究者对生命现象有敏锐的感受力、洞察力以及丰富而深厚的生命体验、成长体验，才能有效从事教学研究。

（二）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互补与融合

量化研究是一种对事物可以量化部分进行测量、计算和分析，以检验研究者自己关于该事物的某些理论假设的研究方法。它具有精确性、严密性、验证性和预测性，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只是机械地考虑一些因素，教学研究对象主要是人，不可避免地存在不稳定因素。当今由于在教学研究中人文科学化研究取向的确立，质性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昧。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研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某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12］质性研究能有效地处理教学过程中那些难以用定量方法描述的因素，从而从总体上掌握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各有其优缺点和适用范围，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教学研究的趋势之一。

（三）借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趋势日益增强

当今，由于学科不断分化和综合，大量新兴学科形成及随之产生的新方法极大地影响着现代教学研究，如社会生物学方法、社会地理学方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发生学方法、传播学方法、状态空间法、功能模拟法、模糊论方法、层次论方法、控制论方法、系统论方法、预测方法等，教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将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教学现象及其发展过程。

五、教学研究思维方式的复杂化

教学活动不是一种纯粹客观的物质化过程，而是一个人心理与精神的自组织过程。教学现象和问题是一个文化与价值的世界，与人的信念、世界观、兴趣、思维、情感、意志等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个体性、多元性、偶然性、模糊性、非线性与不可还原性。因此，教学研究不存在像自然科学那样强烈的普遍有效的、线性的、逻辑化的因果关系，仅以工具理性主义、技术操作主义、还原论等直观映照式的简单性思维方式来研究教学问题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借助复杂性思维方式，即一种具不确定、非线性、非周期、自组织性、自我调整性、非线性、不可还原性等特点的思维方式，实现思维方式的变革。正如多尔所说：今日主导教育领域的线型的、序列性的、易于量化的秩序系统将让位于更为复杂的、多元的、不可预测的系统和网络。这一复杂的网络，像生活本身一样，永远处于转化和过程之中。［13］思维方式的复杂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由二元对立到多元并存

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将原本充满线性与非线性、确定性与随机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简单性与复杂性的混沌世界进行拆零式分析，将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的复杂世界分解为动与静、快与慢、虚与实、阳与阴、高与低、大与小、多与少、生与死等互不相容的两极，然后加以非此即彼的一元处理，割裂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后现代主义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崇尚多元化思维。在认识事物过程中，要求我们打破线性的简单化思维模式，树立动态的、非线性的、多元化的、开放的复杂性思维。它允许多种方法，容纳一切思想，以摆脱僵化的形式理性。教学研究中对任何教学现象的解释不能是一元的、单向度的，而是多元性的、多维度的、歧义的和多视角的。这样，教学研究不再是对广泛一致的话语的追求，而是运用一种多元并存的思维方式寻求对教学现象多元的、创造性的解释。

（二）由实体思维到关系思维

传统教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主要以实体思维为主。受此种思维方式影响，人们总是相信世界上一切现象、一切表现都有一个最终的、可靠的实体作为基础，［10］把事物看作一个个独立的实体，忽略它们之间的关系去比较优劣、决定取舍。并且认为教学活动各因素间、教学行为与教学结果之间，存在着对应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因而弄清楚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和机制，便可根据行为预测结果。由此前提出发，在教学研究中倾向于采用线性因果分析法尤其是量化研究，较少关注动态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各种可能性，以“线性化”的方法解决教学这种非线性事件。随着复杂科学理论（如混沌理论、分形理论）、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建构主义理论的兴起，人们的思维方式开始由实体思维向关系思维转变，开始关注教学过程中的动态关系，追求有“生成力”的互动关系。莫兰指出：“复杂性的方法要求我们在思维时永远不要使概念封闭起来，要粉碎封闭的疆界，在被分割的东西之间重建联系，努力掌握多方面性，考虑到特殊性、地点、时间，又永不忘记起整合作用的总体。”［14］在关系思维中，总是将事物置于一定的关系中去认识，并且承认事物间的对立关系，但不是通过消解一方的方法处理对立，因为关系存在于关系中，消解一方，其实是消解了关系本身。任何“关系者”都是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的统一，它们是“二元”的，但不是“两分”的。

（三）从还原性思维到整体性思维

还原的思维方式往往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再把部分分解为更小的部分，直到找出构成整体的基本元素，研究元素的性质特征。过去的教学研究深受这种以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影响，把复杂的教学现象或活动分解成简单的事物来分别认识，然后把分别得出的结论加以联结形成对复杂事物的总认识。这种思维方式忽视了教学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造成对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的抽象和切割。教学现象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人文现象，而复杂现象大于因果链的孤立属性的简单总和，解释这些现象不仅要通过它们的组成部分，而且要估计到它们之间的联系的总和。有联系的事物的总和，可以看成具有特殊的整体水平的功能和属性的系统。［15］因此，面对多因素、多变量、非线性的复杂的教学现象，不能通过将其还原为简单事物的方法来认识，而应采用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来进行研究。

（四）从线性思维到非线性思维

受科学主义影响，过去教学研究视教学系统为线性相互作用的系统，用线性思维方式来研究和探讨充满非线性、复杂性的教学问题，认为教学活动各因素之间、教学行为与教学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因而采用因果分析的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等来研究因果关系。实际上，教学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系统，教学过程是一个多因素、非线性、动态的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教学活动中充满着意义与价值，这是纯理性的线性思维所无法掌握的。而非线性思维视教学系统为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充分考虑到教学系统的多因素参与、复杂的相互作用、随机决定等特性，从整体上、因素与因素的关联上来把握教学变化的性质与规律，重视教学活动的偶然性、不确定性、随机性、多样性，并通过情感方面的诠释和理解，充分揭示教学中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处理和解决教学问题应采用非线性的思维方式，教学研究中的思维方式将从线性思维转向非线性思维。

参考文献：

［1］高清海.哲学文4，传统哲学到现代哲学［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6.

［2］熊和平，赵鹤龄.后现代批判视角：我国近20年的教学过程本质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03，（2）：46—50.

［3］熊和平.后理性主义的教学观及其教学论意义［J］.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2004，（10）:114—118.

［4］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5］扈中平.教育研究必须坚持科学人文主义的方法论［J］，教育研究，2003,（3）：14—17.

［6］王坤庆.20世纪西方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反思［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308.

［7］王嘉毅,许洁英.世纪之交的教学研究方法论［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9）:28—32.

［8］GHBracht,GVGlass.TheExternalValidityofExperiment［J］.AmericanEducationalResearchJournal,1968,(5):437—474.

［9］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10］杨小微,等.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7.

［11］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75—176.

［12］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2.

［13］小威廉姆斯·多尔.后现代课程［M］.王红宇，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5.

篇8

厚重的人文积淀

曲阜师范大学1955年创建于济南，始称山东师范专科学校。1956年5月，被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曲阜师范学院；同年9月迁址曲阜，开启了兴办本科教育的历程。

1970年9月至1974年4月，与山东大学文科合并成为新的山东大学。1974年4月恢复曲阜师范学院建制。1981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确立为重点建设的六所高校之一；同年，被批准为全国首批招收研究生的高校。1982年，取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85年11月，学校更名为曲阜师范大学。2002年，日照校区落成启用。2003年，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2004年，获得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优秀成绩。2012年，入选山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

建校58年来，学校扎根孔孟桑梓之地，汲取传统文化精华，秉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校训，坚持创新进取的时代精神，形成了人文特色鲜明的优良学风，已发展成为一所办学条件优良、学科门类齐全、培养体系完善、教学科研具有相当实力、师资力量雄厚的省属重点大学。

雄厚的师资队伍，

优良的办学条件

建校以来，马建章、陈翰馥、郭光灿、刘跃进、陈礴、杜一宏、郑杰文、高赞非、王路宾、王阁森、刘乃昌、李季平、陶愚川、陈信泰、李国华、王恩多、薛其坤等一批名家均曾执教曲园杏坛，他们潜心学术，奖掖后学，弘文励教，无私奉献，为曲阜师范大学的壮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学校聘请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先生为名誉校长，双聘院士2人；现有教职工2235人，其中专任老师1186人，教授202人，副教授383人；拥有山东省科研创新团队2个，国家和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1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3人，山东省高校中青年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40人，泰山学者特聘教授4人（含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1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8人，全国模范教师4人，全国优秀教师5人，凝聚了一支高层次的人才队伍。

学校占地面积2601.01亩，校舍建筑面积107.5万平方米，资产总值13.12亿元，其中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2.11亿元。图书馆藏书352万册，电子图书200万册，中外文数据库49个。建有电子文献检索中心、校园教育科研网，实现了网上教学资源共享。建有室内体育馆、塑胶田径场、足球场等各类现代化体育设施。

完善的学科建设，丰硕的科研成果

学校拥有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5个、二级学科授权点2个，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22个、二级学科授权点9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0个，博士后流动站5个，本科专业78个，形成了涵盖文、理、工、法等11大学科门类的学科专业体系。设有1个独立学院，27个学院，28个研究所，搭建了支撑科学发展的教学科研机构框架。

建有省级重点学科18个，其中省级特色重点学科7个，省级重点实验室5个（强化3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2个（强化）；建成6个国家级特色专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山东省政府在我校设有7个省部级研究基地，构筑了充满活力的学术平台。

学校历来重视科学研究，50年代的 “公社数学”曾受到的赞扬，离子交换法制备碳酸钾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近年来，先后承担了国家“973”、“863”计划项目在内的一大批高层次科研项目，在应用数学、激光偏光、电气信息、生物资源开发与利用、土地规划、物理化学、孔子儒学、教育科学、体育科学等学科领域达到了较高水平。公开出版《齐鲁学刊》（第二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优秀期刊）、《曲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中学数学杂志》和《现代语文》等学术刊物。

近三年来，累计承担国家级项目116项，省部级项目393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奖71项；2009年在CSSCI期刊589篇，进入全国人文社会科学百强。

健正的实学传统，

高端的科技支撑

学校秉承中国实学传统，积极为经济建设服务，及时将教学及科学研究理论成果服务于经济社会建设，从50年代的“土蒸馏釜”到70年代的“跳流鼻坎”最优解，到80年代的“长清模式”、90年代的黄河三角洲可持续发展战略模式，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特别是70年代，我校运筹所的“优选法”和“统筹法”在支援成昆铁路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于197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近年来，学校积极参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带、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鲁南经济带建设，实施服务地方行动计划，在山东省新农村建设、土地利用规划、黄河三角洲生态农业综合开发、南四湖生态环境保护和生物资源利用、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大蒜加工废水零排放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一种颗粒型固体超强酸催化剂及制备方法”等几十项科技成果已经成功实现产品转化，创造了良好经济效益。

学校重视传统文化的研究普及与传承创新，依托独特的地缘优势，注重深化传统文化研究，推出了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建成了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在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在孔子及儒学研究领域形成了独特的优势和特色。以孔子、儒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专门史（思想史）学科是博士学位授权点，建有博士后流动站，是“十一五”省级重点学科、“十二五”省级特色重点学科，国家经学研究重镇之一，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为全校学生开设传统文化课程，在加拿大、韩国设立了孔子学院，在传统文化教育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优质的本科教学，

灵活的人才培养

学校始终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任务，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倡导启发式教学和研究性学习，探索教学理念、培养模式和管理机制的全方位创新。学校积极推进本科生“学分制”改革，实施双学位、双专业培养，强化实践教学，完善了 “大类招生、二次分流、分段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合格+特长”的素质教育实践教学模式、“平台+模块”的课程体系、“三跨三协同”（即跨专业、跨学校、跨国界，校地协同、校企协同、校所协同）的办学理念。建校以来累计为社会培养输送全日制本科和研究生19万余人，毕业生以“基础厚实、作风朴实、业务扎实”而受到社会广泛好评。

截止2012年底，拥有全日制在校生33630人，其中普通本科在校生30207人，博士、硕士研究生3423人；有成人教育在读生14000余人，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以及博士后贯通培养，远程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相互衔接的层次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

近年来，在第一至四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中连续获得一等奖，与北大、复旦、南开一并成为四所连续三届获得一等奖的高校；学生考研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部分专业高达67%以上；英语专业八级通过率高达75%，高出全国平均通过率30余个百分点；法学专业司法考试通过率达到42%；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省属高校前列。

开放的办学理念，

多元的文化交流

学校是国家公布的首批外国留学生定点招生高校。多年来，学校坚持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学术方针，以广阔的胸襟，开放的眼界，广泛吸纳多元文明成果，先后与韩国平泽大学、日本岩手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俄罗斯秋明国立大学、丹麦罗斯基勒大学、澳大利亚查尔斯·斯图特大学、加拿大皇家大学等10多个国家47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友好关系，在联合办学、教师和学生互派、文化学术交流等领域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篇9

内容摘要：供应链管理研究的复杂性要求更全面的归纳性研究方法。然而，国内目前的供应链管理研究过于重视定量研究， 忽视定性研究， 更缺乏规范的定性研究方法论指导， 这一缺陷制约着供应链管理理论研究水平的提升。本文在介绍扎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扎根理论在供应链管理研究中的价值和评估方法，以期推动该方法论在国内供应链管理研究中的运用。

关键词：扎根理论 供应链管理 定性研究方法

供应链管理研究的挑战

（一）缺乏整体性理论研究

国内对供应链管理的研究大多基于实践环节的某些具体问题，解决方案更多的是提供一些经验上的模型来解释SCM的适用范围、形式、成本和利润，而对理论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缺乏核心理论的建立。

同时，目前供应链管理的研究成果中大部分是针对供应链某部分进行的，并设定特定条件，当条件改变时结论就要发生变化，以致适用于供应链整体的研究成果很少。

（二）缺乏定性研究方法

国内的供应链研究大部分集中于定量分析方法。定量研究适合在宏观层面上大规模地进行社会调查，但是不适合在微观层面进行细致深入的动态研究。定量的方法不仅将复杂流动的社会现象简单化、数量化和凝固化，而且忽略研究者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由于定量研究是通过对事物可量化要素及其相关关系的测量、计算与分析来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 因而用其来直接研究复杂且动态的管理问题与现象就比较困难。

在西方尤其是北美，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由以往仅重视定量研究方法转而对定性研究给予同样的重视。而在定性研究方法中，扎根理论是比较突出的一种方法。

扎根理论的内涵与步骤

（一）扎根理论的内涵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之后简写为GT）最早由Glaser提出。它的核心思路是通过抽样获取数据，对样本提炼出范畴，并持续比较，找出参与人认知的理论性异同，从而建立在范畴、属性和关系基础上的理论框架。

研究中往往并没有先验假设，从数据中直接获得知识，不受制于已有理论，是一种在被调查者观点基础上理解现象的解释性、归纳性研究方法。

（二）扎根理论的研究程序和特点

如图1所示，GT的研究程序不同于一般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也存在差异。其比较突出的特点在于：

1.文献的解释性作用。与其他研究方法不同，其不以文献回顾和假设开始，相反，在研究中要舍弃文献，从实际数据中产生范畴和关系。GT要求先从数据中产生自己独创的理论，之后再在已有理论或者已有案例事件中寻求解释（步骤6）。

2.抽样和访谈。扎根理论依赖于数据分析，而数据来源于访谈（步骤2和4）。这里的访谈要求逐字记录，以保留细微的差别。同时要求开放式访谈，尽量让参与者自行回答，不对其做任何引导。访谈对象必须覆盖不同组织不同管理层次的雇员以对比不同。

3.开放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的规范方式。开放性编码（步骤2）把数据分为不同的有意义的单位，并组合成抽象的概念或范畴。在步骤7，使用选择性编码，将新范畴进行提取并整合。

在研究中，使用备忘录（研究笔记）的方法（步骤3、5、7）来提炼范畴，定义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并获得数据分析的可靠性和完整性。

4.持续比较。图1显示出研究过程的来回移动，这被称为持续比较。研究者提出基于一组采访、观察和其他形式产生的数据间的关系，然后通过后续访谈和数据收集活动来测试这一关系。而访谈又带来新想法，从而重新解释之前的范畴和关系，并带来更加集中化的访谈和数据收集。这一过程的重复性使GT区别于其他定性方法。

经过持续比较，定义了清晰的范畴和关系，理论也由此产生（步骤9）。当访谈已经无法增加现有的范畴、属性、过程和关系时，理论达到饱和，从而产生新的理论。

扎根理论的目标就是构建新理论，而理论的目的在于描述在特定结构条件下范畴和现象之间的关系，从而解释行为。

扎根理论价值及其在国内供应链管理研究中的应用

（一）扎根理论的价值

要了解GT的价值，必须先了解它的研究理念与其他研究方式的差异。Burrell and Morgan （1979）和Meredith et al. （1989）把学术研究范式描述为代表研究者和学科的哲学范式的连续体，两端分别为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 解释主义，如图2所示。

实证主义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可重复性、意外证伪，旨在解释和预测。这种范式包括现实主义和科学现实主义，包括实验、数学模型和线性回归、模拟和统计方法等。

而另一端是相对主义和解释主义。这些研究者强调描述而不是预测。解释主义依靠定性方法，包括实地研究、符号学、案例及现象学。一般来说，相对主义/解释主义试图从个体的角度理解环境，认为个体会影响塑造他们所处的环境。

在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 解释主义之间，则是扎根理论的客观主义、建构主义。就定性方法的解释和预测特性而言，扎根理论更客观。Charmaz（2006）提出“客观主义的扎根理论”即“假设外部事实正在等待着被没有偏见的观察者记录”。

和大多数定性分析方法一样，GT位于接近相对主义/解释主义的一端。然而，扎根理论依赖于定性数据和数据分析方法，强调重复性。它对探求模式和新理论构建的强调，又将它区别于其他定性方法。

扎根理论严格遵循归纳与演绎并用的科学原则，强调理论的特殊性和情景性，通过理论取样、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等一整套系统的操作程序，来建立并完善关于某种现象的理论。因此，非常适合构建符合中国现实的供应链管理理论。

（二）扎根理论在供应链管理研究中的引入

就供应链管理研究对象——供应链的特点而言，扎根理论非常合适。

1.社会性。供应链就内在本质而言是社会性的，相互关联，跨组织、跨企业、跨文化。因此，研究者必须将供应链中存在的复杂而相互关联的现象作为社会过程来研究。扎根理论提供了对社会现象的深入研究，通过揭示组织行为产生的环境、组织结构和过程，使得研究者能了解在供应链框架下个人经历、互动和关系如何形成公司战略和行动。

2.整体性。供应链管理的宏观和相互关联性要求相应的研究方法要能从局部的研究来理解整体科学和逻辑表明，了解整体需要通过归纳法严格地质疑其部分。扎根理论是一个审视的归纳研究方法，它使用了一个全面的、面向过程的方法来确定供应链运作的规则、过程和策略，揭示了供应链管理中的行为维度，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从公司内部、公司之间不同层级和功能部门人员收集解释数据的方法。

3.自适应性。供应链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组织系统，需要在复杂的环境中自我调整。而所有复杂的自适应系统都涉及到内部潜在的大量非线性相互作用的不同部分。由于非线性相互作用，整个系统的行为并不是部分行为的简单相加。线性回归、正态相关等类似的数学技术，对于自适应系统的复杂分析进展甚微。GT的聚合、归纳和模式探求的过程，并不仅仅着眼于描述某个范畴的状态（如：知识意识的高低、创新的采用率高低），而是描述这些范畴之间的关系（如：知识意识对创新采用程度的影响），对于供应链研究而言非常有效。

笔者认为，在供应链管理研究中，不应完全抛弃定量研究，然而也不应仅仅只有定量研究。因此，引入扎根理论，找出中国情境下的供应链管理理论基础之后，再使用定量分析，更为合适，也更为客观。

扎根理论应用评估和不足

（一）扎根理论应用的评估

不同于量化方法，定性研究往往缺乏有效简洁的评估方式。为了评估扎根理论的研究成果，需要有效的评价标准。表1对已有的文献和标准进行了小结，有几个标准基本相同，但在文献中可能使用了不同的术语。笔者认为，经过比较和归纳，同一套准则可以用来评判扎根理论的研究，包括：严谨性、可信度、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

（二）扎根理论的不足

正如任何研究方法，GT也存在缺陷。

1.解释性。扎根理论最大的缺点是它的解释性本质。潜在偏见是对解释性研究结果的有效威胁，即结果可能受到研究者偏见的影响。同时，因为访谈是开放式的，研究者在访谈中需要控制过程的进行，而不让参与者将访谈引导到自己偏好的方向。

此外，研究者在解释数据的能力上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果研究人员没有这方面的理论敏感度，重要的问题可能会被忽略掉。因此，扎根理论对于理论敏感度有较高要求。

2.推广性。扎根理论的实质是理论建立，而不是理论测试。理论概念和关系的普遍性验证往往需要通过实证调查方法进行。由于研究中相对较小的样本和选择性的参与者，研究中结果比较难在不同企业和环境进行推广。

3.操作难度。由于GT要求数据在现场获取，企业可能不愿意让员工参与重要的访谈，也可能会对访问者进行有目的的企业行为观察感到不舒服，这常常使寻找合适的公司很困难。此外，数据分析方法较为耗费时间，开放式编码的访谈和新范畴的不断比较需要大量时间和耐心。由于持续比较的过程，样本的大小取决于达到理论饱和的过程，数据收集所需的时间长度往往是未知的，也很难确定是否理论已达到饱和。在无法确保没有新范畴出现之前，研究者可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抽样。

参考文献：

篇10

一、个人简要生平

1944年，霍普伍德出生在英国特伦特河畔斯托克。1962年，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在威廉・斯帕兰德・巴克斯特（William Threipland Baxter）、哈罗德・艾迪（Harold Edey）和B.S.亚梅（Basil S.Yamey）等教授的指导下，他专注于研究会计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各种奖章和奖学金。在1965年的大学毕业典礼上，他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去芝加哥大学的商业研究生院学习。

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霍普伍德又获得会计学的福特基金博士奖学金和亚瑟・安德森奖学金，这使他得以继续留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在戴维・格林（David Green）和其他教师的影响下，以及在新办《会计研究杂志》（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的支持下，他对经验研究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1970年，霍普伍德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回到英国的曼切斯特大学商学院工作；1973年，他成为泰晤士河畔亨利工商学院的高级职员；1976年，他加入牛津大学牛津管理研究中心；1978年，他进入伦敦商学院工作，后为该校的博士生项目组组长，同时也被任命为英国特许会计师协会的会计与财务报告教授；1985年，他回到母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国际会计与财务管理ErnstYoung教授。十年之后，他回到牛津大学，先后担任管理研究教授、坦普顿学院研究员、管理研究教育中心副主任。1999年，被任命为牛津塞德商学院院长之职，并工作了七年。同时，他还保留1997年牛津大学授予他的美国标准公司营运管理教授席位。另外，霍普伍德曾进入基督教会学院，并担任过该学院的教师。2010年5月8日，霍普伍德在威尔士病逝，终年66岁。

二、理论与实务的主要贡献

（一）促进行为会计研究

霍普伍德作在行为会计的发展上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在行为会计研究领域及研究方向上比任何学者更有影响力：一是创办了行为会计研究的杂志。1976年，霍普伍德创办了《会计、组织与社会》（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杂志，开辟了行为会计研究的阵地，该杂志为开阔会计研究新领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随后，通过多年的不懈努力，霍普伍德铺设了一个范围涉及欧洲以及美国的、致力于从社会学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和教学的学者群体网络。二是他撰写了大量与行为会计有关的论文。集中体现其行为会计学术观点的论文集―《来自于外界的会计》（Accounting from the Outside）一书于1988年由Garland Publishing公司出版。此书以评价会计艺术开篇，追忆了霍普伍德从事会计研究的兴趣变化：会计的作用―会计发挥作用的途径与方式―决策过程、组织现象是如何影响会计的。

（二）积极服务于各种职业组织和政府机构

霍普伍德为会计学发展所作的贡献包括为职业组织和政府机构提供服务。30多年来，他与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高级管理研究所进行合作，并在1995～2003年间担任该所所长。另外，他还在欧洲会计学会的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先后两次出任会长之职。同时，他还先后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美国会计学会、土耳其协会、加拿大注册会计师研究基金会以及其他机构的委员会、理事会中担任过职务。

在政府领域，霍普伍德也为有关的委员会和工作组提供服务，而且还为欧盟、美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英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改善生活与工作环境的欧洲基金会等提供咨询服务。此外，他还是威尔士亲王项目“持续性会计”的高级顾问。

（三）利用法国批判理论研究会计问题

在会计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上，霍普伍德钟情于福柯的法国批判理论，他曾用这种研究方法发表过不少很有影响的论文，也用这种研究方法来剖析英国的增值会计问题。福柯的思想中最有名的内容就是他对历史非延续性的观点。福柯研究历史，取材于独特事件和其背后可能的多元条件，他称这种研究思路为心灵系谱学。所以，霍普伍德认为，在将这种研究方法应用在会计现象上，往往集中在会计要素的改变时刻，并研究其背后可能产生改变的多元条件，研究时需要将千丝万缕、纠缠不清的多元因素细心进行整理，最后得出结论。

由于其突出的成就与贡献，霍普伍德获得许多奖章和荣誉，包括获得五所欧洲大学的荣誉博士；1981年美国会计学会国际会计部授予的国际杰出会计教育奖；1998年英国会计学会的杰出学者奖；2008年美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部颁发的管理会计终身成就奖。

三、主要论著简析

霍普伍德一生著述颇丰，独撰和合作发表了很多经典论著。他的论著影响了无数的欧洲和美国学者，并且开创了会计研究的新领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会计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其代表性论著和观点如下：

（一）《管理会计研究（第一、二卷）》（2007）

2007年，由霍普伍德与克里斯托弗・S.查普曼（Christopher S.Chapman）、迈克尔・D.希尔兹（Michael D.Shields）三位教授联袂组织编写的《管理会计研究（第一、二卷）》由Elsevier公司正式出版。该书立足当代与历史两个维度，为会计研究人员和实务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全面深入地透视全球管理会计理论和实践的平台，同时为致力于管理会计学术研究的学者和学生，提供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资源。该书第一卷建立了研究脉络，对管理会计作为一个学科和一种实践的历史发展轨迹进行了梳理，从社会科学理论视角进行了丰富的针对学术文献的分析。第二卷汇集了一系列关于特定产业部门和特定管理会计实践的文献。该书于2008年荣获美国会计学会（AAA）管理会计部授予的“2008年度管理会计文献杰出贡献奖”。

（二）“会计研究向何处去？”（2007）

霍普伍德在2007年《会计评论》（the Accounting Review）上发表了“会计研究向何处去？”一文，体现出他对会计研究现状和方向的忧虑。虽然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不同学者使用了许多不同的研究方法去研究会计，但会计研究还是显得缺乏创新力，与实务也逐渐脱节。霍普伍德为会计研究的领域给出了自己明确的观点，这些观点涉及它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

霍普伍德认为，随着竞争的加剧和新的经济问题的不断涌现，准则制定机构需要协调会计实务来解决这些问题，为此世界会计组织、审计机构需要进行根本的变革。经济的全球化导致会计实务界更加国际化，会计规范也已超出了国界。所以，管理会计的改革也遍及整个世界，管理方面的咨询事务也遍及开来。然而，在面临复杂而又确实存在的问题时，会计研究却逐渐变得谨慎和保守，不能协调解决新问题。目前会计研究只是信奉新的知识体系，会计专业人士宁愿关注现存的传统研究问题，而不是探索新知识。霍普伍德最后指出，会计研究在职业管理体系所起到的作用也很危险，因为阅读这些会计研究文献的人员也跟随先前的会计研究。会计研究界过多的关注他们之间的相关参考，较少地关注多样化问题，而这些问题却更能创造新的会计知识，也更能形成积极的会计研究者。

（三）《会计系统与管理行为》（1973）

《会计系统与管理行为》一书于1973年由Saxon House出版。在该书中，霍普伍德表达了其对会计系统与管理行为的观点，意在告诉读者一个有关人类社会因素更加结构性的感知，而这些因素影响着会计体系的运作。书中检验了行为因素对大型芝加哥公司的会计系统的有效性。公司的会计系统是建立在灵活的预算和标准成本预算程序之上的，会计系统不仅仅提供业绩信息，而且可作为对下级评价的一种方式。先前的研究说明这种情况对行为管理和不良行为来说是成熟的，职工行为受到了会计系统的监督。为了调查职工行为，作者采用了调查问卷和访谈方式，不仅检验了许多已知的环境因素，而且观察到职工应付不同监管者管理风格的潜在行为。本书的结论是支持良好的管理层关系能产生更好的工作环境，并且管理风格能一直存续下去。此文的创新点是在类似的工作环境里将影响因素量化，然后通过比较几种注重会计信息的行为变量来探索更加符合社会需求的社会管理模式。

（四）《作为社会与制度缩影的会计》（1994）

《作为社会与制度缩影的会计》（Accounting as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Practice）一书，是霍普伍德和彼得・米勒（Peter Miller）合作的成果，于199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的第2～10章，将会计的社会历史研究与当前的会计实务紧密联系起来，极大地扩展了会计作为一门技术的传统历史认识，认为经济领域的方法是被不断变化的计量实务所建立或再建的。书中有几章说明了社会制度和会计的关系，也探讨了新型的商业与银行机构。复式记账法的影响和发展应与教会、教育机构和印刷机构三类社会机构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实务界与机构的相互影响使得新的“可控制的实体”―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成为可能。当会计作为客观经济后果的惟一影响时，现代组织和会计就确定了相对的关系。

全书的结论是，会计被认为是社会与制度的一个缩影。从本质上讲，它是由社会关系组成，而不是衍生出来的或是派生的。会计作为社会与制度实务，说明会计是如何进行研究的，是如何被理解为社会机构、经济和管理技术、知识体系、社会形式、以及计量与分类技术的历史交叉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