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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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旅游 族群记忆 保护 传承

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畲族族群记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畲族族群记忆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浙江畲族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动态传承,注重引导族群记忆的良性变迁—原生态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发展畲族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记忆的挖掘、传承和发展。进入旅游内容中的一些歌舞、戏剧和美术工艺品,应注意保持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不要随意改动,只有在深入研究该民族的文化、历史后,进一步地突出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把原生态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戏剧及美术工艺品引入教学过程,编写乡土教材,使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美术等得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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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族群集体身份的标识

服饰是族群身份认同的表征。美国人类学家斯蒂文 ・郝瑞界定“族群的概念是在地方性的语境中得以界定的，它依据的是地方社区里平民百姓所接触的、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拥有不同历史、文化的群体时的感觉”。[3]“认同”（Identity）在哲学意义上与文化意义上定义各有核心侧重。认同概念在哲学上具有事物本质上的“同一性” [4]的意义。在文化上所指代的是族群成员之间对于其族群文化的一种共识，一般采用其族群特有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 [5]。因此，“认同”是族群成员对于族群文化的一种内在认同。

民族服饰的典型样式存在其文化体系之中，服饰可作为族群共同身份标志。鱼皮服是赫哲族的典型服饰，长裙是朝鲜族的民族服饰。裕固族的镶珠嵌玉的头面，维吾尔族的四棱小花帽，还有基诺族的“砍刀布”短衣裙，以及彝族的分节式百褶裙与独龙族的披肩式麻布衣，这些民族服饰作为符号构成了其民族标识。民族服饰的样式与颜色表明了其文化归属，如依据服饰的颜色可区分支系。民族服饰中不同样式也可以成为民族印痕，如彝族男子的披风“查尔瓦”，独龙族的披毯，纳西族的七星披肩各具其民族特色。

服饰不仅可作为民族之间的标识，同样也可以作为同一民族不同支系的标识。布里亚特人用帽子上的横线来区分支系；傣族通过服饰区分为水傣、汉傣和花腰傣；畲族妇女头饰因地域不同而有差异；黔西北苗族每个支系有自己独特的服饰；维吾尔族传统的帽子各具地区特色；黎族每个支系都有自己的标志符号。服饰作为文化的一种符号，具有指示性语义与文化语义两种功能。格罗塞认为群体的文化能产生“对这个群体的归属感” [6]，而先生提出可将民族的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升华为代表这个民族的标志。 ”[7]因此，民族服饰不仅蕴涵着丰富的审美意蕴，还凸显了族群独特的审美意识，是族群集体记忆的“史书”与身份认同的表征。民族服饰是族群文化归属的标志，也是族群文化荣耀感的表征。

二、个体身份的外衣

符号具有指示性语义的功能，符号标示了对象的一种习俗性联系。服饰图案具有象征意义，服饰不但指示着人的身份，还指示着季节、民族标识与信仰图腾。民族服饰做为性别指示符号，男女服饰在样式、质料、色彩、文饰等方面有差异。服饰指示着其背后深层次的文化与历史信息。

仪式中的服饰具有神圣的意义。贵州西北部六枝特区长角苗有成年礼俗、婚姻礼俗和丧葬礼俗，服饰在这些礼仪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永宁纳西族给进入成年期的男子行穿“裤子礼 ”，女子行穿“裙子礼”。婚恋是每个社会成员必须经过的社会化过程，婚恋阶段的服饰文化符号规范便具有普遍意义。中国东南地区山区的畲族“凤凰装”随着年龄的不同分“大凤凰装”、“小凤凰装”与“老凤凰装”；丽江地区妇女的手绢颜色各不相同；而白族则用头巾与帽子来区分；回族女性盖头颜色也是区分的标识；普米族儿童的裙子为红色与白色两截，在举行“换裙子礼 ”与“换裤子礼 ”仪式来完成人生仪式过渡；蒙古族姑娘从婚礼之日起便易服，盛装头饰“头戴”；裕固族结婚之日要举行戴“头面”仪式；土族裤腿的“帖弯”是区分身份的标识。

服饰性别之分，不但是建立在男女阴阳之别与分工之别基础之上，也是建立在氏族外婚和男女性别的价值观基础上。同时，亦或可以理解为父系制的胜利。维吾尔族花帽的样式可谓让人眼花缭乱；而达翰尔族女性的发式也是随着岁月年龄而改变；苗族、维吾尔族以及哈萨克族均用头饰来区分身份的习惯风俗；哈尼族支系女子服饰对婚嫁具有象征意义；塔塔尔族的帽子因身份状态而有所区分。“符号思维与符号活动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代表性的特征。 ”[8]民族服饰具有性别、年龄和婚否的标志与识别功能，民族服饰也可作为地位服饰符号，服饰成为区分社会地位的一种符号。服饰中的符号承载信息，服饰语言体现视觉形象整合意义参考与表征，服饰作为一种视觉媒介，携带着由此及彼的功能特征。

三、阶级身份的区分标识

民族服饰表达了社会规则铁序，并传达社会身份信息。服饰作为炫财的表达，表达其财富富有程度。服饰作为荣耀的表达，表达其身份。服饰作为政治的表达，表达其地位。服饰在这些层级的表达中，规则着社会中隐形的秩序。

首先，服饰作为炫财的表达。布依、苗、哈尼、藏、蒙古等民族中以衣多为美，戴多为美。藏族重视服装，酷爱首饰。贵州黔东南苗族妇女喜欢佩戴银饰，以重为贵。云南红河哈尼族叶车人妇女以多衣为荣。裕固族妇女服饰头面材料成为裕固族家庭财富的象征。

其次，服饰作为荣耀的表达。服饰往往代表其社会身份与地位以及取得的荣誉。泰雅族的男性的社会地位，因其获得的猎物作为饰品来代表其功绩，同样，功绩体现了其对社会的贡献。此时的服饰表明了其作为个人功绩、资格以及荣誉的象征。泰雅人文刺也是一个荣誉的象征。比如女子刺手代表其是一个织布能手，而刺腿部代表是发明织物纹样的标志。

此外，服饰同样也是一种政治的表达。服饰作为一种身份的表征，传达等级地位以及身份。在历史上，服饰与政治也发生关联。此时服饰的政治性淹没了其审美性，伦理功能超越于审美之上，统治阶级通过外在服饰，将政治内化在其服饰的社会秩序之中。在此意义上，服饰便超越了文化现象的表征，而成为社会的行为准则。因此，外在的服饰规则，内化为一种潜在的制度形态，而成为一种制度文化范畴。“服饰作为最普遍直接的外显形式，成了保持社会有序的工具”。[9]因此，通过以上各方面的民族服饰的阶级功能，从而可观民族服饰在其特定族群文化体系中的位置与意义，可从穿着规则的表象解开了其背后深层的秩序意义。

四、民族身份的图像记忆

伏尔泰提出“只有记忆才能建立起身份”[10]。格罗塞认为“有限制的身份认同几乎总是建立在一种对 ‘集体记忆 ’的呼唤之上”[11]。图案中蕴含着人民对故土、战争、迁徙的回忆与缅怀，凝聚着巨大的心理容量和强烈感彩的诸多原型。“服饰艺术是一个民族的最直接的身份证，更是这个民族最外在的文化征象。 ”[12]它是一种社会历史意义沉淀，一种深厚的符号积累，是历史境遇和族群记忆的印记，反映了族群对祖先深切的缅怀与弥久的记忆。民族服饰在文化的濡化与涵化进程中，同样也经历了文明的绵延与差异发生。服饰作为文化的承载，在服饰濡化的进程中得以承载与传播。

民族服饰文化中叙事性服饰图案与族源、战争及迁徙等文化意蕴相关。祖源与战争迁徙成为民族服饰中的一大主题，携带着浓郁的历史意识，以非语言的信息形式传达沧桑沉浮的族群生活记录。柯尔克孜族、彝族的毡帽、战袍、披风的款式投射出战争生活；而拉枯族、傈僳族、普米族服饰从饰物上表现对过往战争迁徙生活的纪念；澜沧东回拉祜族妇女长衫手臂部位三道红色花纹，象征着拉祜族迁徙史上三次大战争与迁徙；广西南丹白裤瑶服饰绣有“五指血印”的及膝白裤，图案中内蕴着族群的曾经苦难历史记忆；傈僳族“画眉衣”表达了思念战斗中的勇士；哈尼族奕车女子传统冠“帕常”中的“火”形图纹，据说 “火”形图纹是古代哈尼族奕车人辨认自己民族的徽号；泰雅族人崇敬鸟，衣服上的鸟纹丰富；土族男子“云子靴”上云纹图案象征男子在作战时保佑自身的图腾，就族源来说，吐谷浑与中国古代东北的慕容鲜卑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黎族妇女织锦通过人形纹来记述族群的生活，包括宗教、生产、家庭乃至爱情活动。

族群服饰俨然一种“习惯法则”，“以衣喻裔”的民俗传统及“认宗寻根”的家园意识已经内化为族群“集体无意识”。服饰图案在一定程度上便携带着族群历史与文化，图案的程式化的符号体系表达着族群的历史实践与群体意识。作为文化信息载体的服饰，在绚丽的图案中无声表达着其族群的文化事实与意义，记录着历史上特定民族的行为文化与历史事实。

结语

服饰通过非语言代码符号，呈现出多重动因结构与象征意义。民族服饰除具有其审美功能之外，还具有更丰富的文化功能，其身份功能是服饰的最主要显现，主要体现在其作为族群集体的标识、个体身份的外衣、阶级身份的区分以及民族身份的图像记忆。服饰作为一种鲜明的文化符号，图案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是特定族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依据社会情境的建构。因此，服饰图案的构成与流变过程，内蕴着族群的变迁进程与社会事实。

注释：

[1]冯育柱等.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意识史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杜，1994：373.

[2]杨善华、谢中立.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80.

[3][美]郝瑞著 ・巴莫阿依等译 ・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 262.

[4]威廉 ・涅尔，玛莎 ・涅尔.逻辑学的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438.

[5]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6][法]阿尔弗雷德 ・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7.

[7].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21.

[ 8]恩斯特・卡希尔 .人论 [ M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5.

[9]华梅.华梅谈服饰文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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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中华文化是多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又有其地域性，每个地域文化又集中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要发扬中华文化，就应充分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重要资源。那么，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包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也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我国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法律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如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内蒙古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当丰富，为群众文化建设提供了广泛的资源，也为群众文化的大发展，为弘扬民族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精神特质

任何民族的精神都蕴藏在它的文化中，而这个文化也是保持其生存，推动其发展的强大生命力。正如庞朴说的：“未来的陷阱原来不是过去，倒是对过去的不屑一顾。”就是说，为了走向未来，需要的不是同过去的一切彻底决裂，甚至将过去彻底砸烂，而应该妥善利用过去，在过去这块既定的地基上构筑未来的大厦。这样看来，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正是这既定的“地基”，正待我们去好好勘察，从而建立起更加稳固的中华文化大厦。由此可见，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我国现代文化的基础，它蕴含着民族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气质情感等群体意识、群体精神，是民族的灵魂、民族文化的本质和核心。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和民族性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价值所在。如剪纸艺术，它既是我国工艺美术有的一种艺术样式，民间表达情感的手段，有很普遍的用途（用于日常的装饰，或用于节日的庆贺），又是一种象征符号，内涵丰富，是中国人特有的祈福和祝福方式，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不仅如此，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具有其民族性。每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个性都会在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所保留，构建传统文化的内容，规范本民族群体生活方式、思想内核，以及价值取向，因而维系着民族团结、社会巩固、族群和谐，是民族凝聚力、社会价值认同的重要载体，对民族文化认同、和谐社会构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现状

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在笔者几年间的走访调查中发现，一些民间艺人或年事已高，或已经离世，造成民间艺术的传承人断层；一些民间曲艺由于从事者文化素养较低，精华与糟粕共存。有关资料也显示，如2014年11月22日开始的第七届潘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易博览会，诸多手工艺品使广大观众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熏陶。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与传承，也引起了研究者和艺人的担忧，有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如风车、风筝等传统玩具，二人台、晋剧等戏曲，受众越来越少。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传承，这是当前相关工作者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也曾看到，一些能坚持制作传统玩具、秉承二人台艺术的老师们，只是坚持了自己心里的信念，要把自己的信念传承下去，不能让传统的手艺在自己手上断送了，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多么艰难。究其传承困难的原因，不外以下几方面。

（一）社会风气轻浮，艺术传承难收徒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其首要问题就是收徒弟，这也是多年来艺人们传承技艺的重要方法。但是，现在社会风气轻浮，人们急功近利，做任何事都要先考虑投入和产出比。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学习，本身就费时费力，一个学徒想要系y学习制作工艺，并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事情。期间徒弟没有其他收入，生活就面临着很大的经济压力。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无人，已经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二）生活方式改变使许多乡土文化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的娱乐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对大多数的人，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从小就熟悉，因而对它们失去了热情和兴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化”有待进一步提升，以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学校教育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教育已经开始走进学校，广大师生也能够近距离学习简单的非遗技艺。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学校教育都是为了学生的分数而教学，并没有把素质教育真正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能学习不积极，有的学校只是展览性地开办展览室，以备检查了事。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堪忧，“民间文化的传承人每分钟都在逝去，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亟待加强。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

（一）鼓励家族式传承

一些民间曲艺和戏曲的从业艺人，他们大多是从祖辈、父辈或亲戚中得以传承的，传承给后人是他们的使命、也是责任。因此，他们在传承中就应主动把手艺传给后人，以使祖传的技艺能够传承下去，使自家的手艺后继有人，同时也为社会、为国家、为群众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如内蒙古土右旗的二人台、蒙古族的呼麦等，它们多是家族式传承的。因此，应鼓励传承人承担起传承的责任，为群众文化发展创造条件。

（二）师徒式传承

师徒式传承在过去十分普遍，但近年来，由于社会生活方式改变，加之经济利益的驱动，师徒式传承在民间已经比较少了，但它仍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的主要方式之一。在群众文化建设中，政府应在资金上予以支持，对师徒都应给予一定的经济扶助，以打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顾虑，使师徒传承更加有效果，使群众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三）学院式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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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龙江朝鲜族音乐文化“社会转型期阵痛”及其原因

文化是历史的选择。伴随21世纪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中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一）朝鲜族传统音乐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在现实生活中正在消失

19世纪后期起大量涌入黑龙江省的朝鲜族同胞，聚居在水土肥沃的江河流域从事水田种植，伴随着他们富有开拓性的艰苦劳作，逐渐形成以“村落经济”为基点的朝鲜族农业社会共同体，并创造出了具有黑龙江地域特色及农耕民族特点的传统音乐文化。比如朝鲜族传统的劳动谣、抒情谣、农乐舞、甚至各时期的“红歌”以及各种器乐等都是在这个农业社会共同体中形成发展的民族音乐艺术。进入21世纪，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使朝鲜族社会传统生存模式遭到了严重的冲击，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文化意识走向衰败，朝鲜族大规模地流向国外或国内的沿海地区务工或经商。到目前为止，仅在韩国打工的朝鲜族就占全省朝鲜族成年人口的70%还要多。曾经是歌声缭绕欣欣向荣的朝鲜族“村落”从此消失了，只有看守空房的几个老弱病残在向人们讲述着当年的辉煌，无奈地述说着往日的生机和灵动。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在“村落社会”共同体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走向衰败是必然的。

（二）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面临断层的危机

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进行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民族音乐文化发展断层的危机，主要来自于民族教育事业的萎缩。仅以黑龙江尚志市为例，据统计，20世纪末，尚志市朝鲜族人口有2.5万人左右，小学有29所，学生有2500人至3000人之间；有一所民族中学，最兴旺时在校生达到1800人。近几年，学校数量和生源急剧减缩，小学就剩一所，学生不足150人；中学生不到500人[2]，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人口外流，更重要的是在强势主流文化的冲击下，许多朝鲜族群众对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陷入迷茫，失去信心，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主流文化靠拢，将子女送进汉族学校接受教育。黑龙江省有相当数量的朝鲜族青少年已丢弃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完全融入汉文化体系当中。一种语言的消失，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失，教育的衰败预示着民族音乐文化艺术将后继无人。

（三）民族文化价值理念的缺失使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失去精神支撑

改革开放，确实为凝固的朝鲜族群落注入了无穷的活力，同时也埋下了太多的变数。徘徊于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年青人感到迷茫，一方面他们被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所吸引，另一方面也为了追求自身的发展，最终他们选择背离原来的价值理念，放弃传统，离开农村，融入现代化的都市，从而远离了自己的部落、语言和文化，成了流离于都市文化边缘的“城市农民”。还有许多年青人大学毕业后也不再回到地方，而直接融入主流文化之中，这就使农村状况更加糟糕，没有人参加新民族村建设，农村只剩下老弱病残。当人们的意识因受外界的影响而日益走向开放，商品化的生活方式和自由化的思想观念，削弱群体意识、增强个体意识时，那种集体性参与的音乐活动就会逐渐减少，乃至消失，到时依附在群体活动上的传统音乐的生命力也就会逐渐减弱，甚至终结。

（四）黑龙江朝鲜族音乐传承的老龄化问题

老年音乐文化的兴起，是社会步入老龄化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我省朝鲜族聚居地活跃着不少老年艺术团，各地的朝鲜族文化馆、群众艺术馆等机构对这些朝鲜族老年艺术团倾注了很多的心血，为他们编排民族舞蹈、合唱等各类传统艺术节目，组织各种演出，参加全国和省、市级的各项比赛。实践证明，他们是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他们的活动为全社会点亮了民族音乐文化的希望之光。这表面的繁荣却隐含着另一个致命的社会问题，那就是“一人放歌，和者甚少”，出现此类问题的原因在这里暂且不论。事实是，朝鲜族的青少年一代几乎摒弃了本民族的文化艺术，老年艺术团成了保留民族文化艺术的唯一群体，已经到了“要看朝鲜族歌舞就得找老年艺术团”的严重境地，老年艺术团的兴起与朝鲜族社会民族艺术的衰败是共生的，一定意义上说，在朝鲜族社会里老年音乐文化的兴起是民族文化走向衰败的标志。

二、对黑龙江朝鲜族音乐发展及传承问题的思考

朝鲜族传统音乐艺术文化，正在经受“社会转型期的阵痛”。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历史的经验证明，社会转型期尤其是社会经济发生巨变的时候，代表民族精神根基的传统文化，必将受到来之各方的强势文化的冲击和挑战，然而这种冲击和挑战往往为对方注入新的基因，为传统文化走出融合、创新、发展之路提供机遇。面对我省朝鲜族传统音乐文化社会转型期的“阵痛”，我们应该吸收历史的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争取少走些弯路，少留些遗憾。从政府角度而言，要把传承朝鲜族传统文化摆在战略的突出位置，搞好全省民族文化发展状况的调查研究和梳理工作，增强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的紧迫感和危机感，研究民族理论，完善民族政策，制定具体规划，从人力、物力、财力等诸方面予以支持。

从我省的具体实践看，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采取措施：

（一）创建和修补朝鲜族传统音乐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空间

1、要抓好新农村建设，努力修补已破损的朝鲜族农业社会共同体。前一段，很多朝鲜族农民出国打工，回来后到南方沿海城市购房居住，但他们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变成那个都市的市民，他们游荡在都市主流文化的边缘，他们的亲缘基础、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仍在自己的家乡，只要把民族村建设好，把有关政策落实好，完全可以把他们吸引过来，成为新农村建设和民族文化建设的生力军。

2、要抓好朝鲜族城市经济的发展。现在很多城市居住的农民，不务农也不务工，成了外出打工谋生的城市游民。当年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出国打工，本是无可厚非，但一个民族把自己的经济完全建立在外出打工上，那是不会有前途的，我们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把他们的生存方式改变过来，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居住环境、就业环境和人文环境，努力发展都市民族经济，以培育都市新型的民族文化。

（二）积极扶持民族教育事业，使民族文化传承后继有人

1、落实好民族教育政策，注意文化沙文主义倾向，注意避免在“一律平等”的口号下抹杀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积极扶持民族教育健康发展。

2、加强双语教育，优先配备本民族教师，营造学校的民族语言的氛围。

3、加强学校的传统音乐教育，学校要开设朝鲜族传统音乐课，教授学生学习一至两种民族乐器；成立各种学生传统音乐社团，由社团定期举办校内文艺演出。

4、针对校内大量的留守儿童，学校要设立专门的辅导部门，用思想教育与民族音乐艺术教育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心理疏导，用音乐艺术的美去熏陶他们的身心能够健康地成长。

（三）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民族音乐艺术活动

1、必须健全朝鲜族音乐艺术活动的管理机构和管理系统。

2、恢复和完善朝鲜族农村原有的文化设施和娱乐场所，把开展群众性的音乐艺术活动纳入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环节来抓，以此提升本民族音乐文化价值理念，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3、朝鲜族艺术馆、朝鲜族文化馆等管理部门，要着手研究和探索城市民族音乐文化的建设问题，要注意发挥各地老年艺术团的文化传承功能，有条件的城镇要建立朝鲜族儿童艺术团、少年艺术团、青年艺术团等不同年龄阶段的社团组织，组织好城乡各种形式的表演和比赛活动。

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要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要保护传统文化，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发展传统文化，而不是抱着“阵痛”中的传统文化惋惜不止。在这次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中，黑龙江朝鲜族传统音乐文化，如果能够及时跟进社会进步的脚步，积极吸收、借鉴现代音乐的多元化形式，突破自我封闭，拓宽发展空间，它必将重新焕发强大的生命力。

* 本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项目编号：12532119。

注释：

[1]“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困境”，是指朝鲜族传统音乐文化所依附的以“村落”形态的旧的生态结构已开始解体，而进城的农民还没有融入到都市主流文化之中，因而传统民族音乐文化进入社会转型期的阵痛期，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处于迷茫状态。

篇5

[论文摘 要]大学文化以其特有的文化和精神氛围来熏陶和培育学生健全的人格，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其影响既是潜移默化又是深刻而久远的，因此，营造和谐的大学文化是现代大学发展之必需。

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维护他们的持续发展，需要具有强大的文化竞争力；同样，一所大学如果缺乏富有个性特色的的大学文化也很难从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发展态势。建设优秀的大学文化，对内可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对外可塑造完美的学校形象，从而增强学校的竞争力。大学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化的选择、传承、创新起着重要作用。

一、大学文化的重要作用

大学文化是指以校园为地理环境圈，以社会文化为背景，以学校管理者和全体师生组成的校园人为主体，在学校教育、学习、生活管理过程中的活动方式和活动结果，这种方式和结果以具有校园特色的物质形式和精神形式为其外部表现并影响和制约着校园人的活动和发展。大学文化以其特有的文化和精神氛围来熏陶和培育学生健全的人格，它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而是一种充满柔性情意的精神氛围。制度关系和环境的综合存在，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其影响既是潜移默化又是深刻而久远的，因此，营造健康、活泼、多彩的大学文化是现代学校发展之必需。

（一）大学文化具有凝聚和激励作用。大学文化所形成的竞争力是学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技术可以学，制度可以模仿，但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追求的文化精神却是无法简单移植和模仿的。一所学校要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继续发展，除了高质量的教学、高水平的管理方法外，其中之一就是靠这种由大学文化所凝结的极大的集体合力、群体意识和学校成员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大学文化的凝聚力可以吸引一批高水平的师资，来提高大学的发展。随着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高校教师的自由度和选择余地越来越大，哪里能提供更适合发挥才能的学术生态环境，他们就会被哪里吸引。

当然，吸引人才离不开物质条件，但关键是学术氛围和文化环境，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对施展才能的舞台的渴求远远大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许多大学正是通过优秀的大学文化吸引并稳定了一批批高水平的师资，从而推动了学校的发展。

（二）大学文化具有辐射作用。文化的辐射功能是指大学文化的文化态势高于社区乃至社会的总体文化态势时，就要对其产生影响。就是说，大学文化不只在校园内起作用，它也通过各种渠道对社会产生影响。大学文化向社会辐射的渠道很多，主要包括：一方面通过人才，学校是人才的摇篮，学校每年培养许多人才，这些人才把学校的文化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播到各个领域。另一方面通过知识，学校除了育人功能外，还具有社会服务功能，需要面向社会进行各种知识和技术的服务。学校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产生文化辐射作用，从而提高社区以及社会的文化内涵。作为一种亚文化，大学文化在社会文化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来越重要，这正是文化力的辐射功能所导致的。

（三）大学文化具有导向作用。大学是以服务、和谐社会为主要目标的。大学文化将自己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以教学和科研相统一，通过培养人才，传承、弘扬社会进步的民族文化与世界优秀的文化，来创新社会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是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大学文化具有教养作用。大学文化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载体，蕴藏着润物细如声的育人功能，大学文化为大学生的成长、成熟提供了最有利的发展空间与平台，为学生开阔眼界、培养能力、塑造品质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大学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它可以激发学人的学术良心与道德规范，激励他们追求真理。

二、创建大学文化的几点建议

（一）创建校园的CIS战略识别

1．校园理念识别。理念识别是学校赖以生存的原动力，是学校价值的集中体现。即该学校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人才，师资力量如何，学术水平如何，等等。它包括学校愿景、办学宗旨、指导和支配学校全体师生员工的价值观念、管理模式。它是大学文化识别的核心；它是人的意识与观念形态的反映，又是由一定的物化形式所构成；它是高校物质文化的升华，是大学文化的源泉。大学文化应当建立以大学生为主导的，体现学生的学习理念、教师的教育理念、管理人员的工作理念的价值观体系。2．校园行为识别。校园行为识别包括学校制度、道德规范、校园校纪等。它是通过学校理念、学校制度、和规范长期作用形成的教师、学生、行政人员的自觉行为。这种共同行为将使内部沟通和协调变得很容易，容易在教师、学生、管理人员中形成共识，促使他们的行为和工作习惯向学校期望的方向转化，对于增强学校的凝聚力，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率会有很大帮助。3．校园视觉识别。视觉识别指通过各种感觉设计，特别是视觉设计所塑造的组织形象，包括名称、建筑、校园环境、教学活动、学术气氛、学术成果等人们可以直接感受到的外显的标志和特征。使学校的全体师生员工及社会公众产生认同并赢取社会信赖，为学校创造无形资产。营造良好的校园物质文化，应努力做到校园规划合理，环境优美高雅，建筑适用美观，教室宽敞明亮，图书馆资料丰富，技术设备先进，自由的学术氛围，使师生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环境熏陶，激发出一种追求高层文化的欲望。校园的环境与建筑物需要与其学校的理念相结合，建设有特色的建筑物，成为该校的重要标志。[1]

（二）以多元文化教育理念来整合大学文化

1．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下的教师文化。教师作为具体实施多元文化教育的执行者，必须提升自身的多元文化素养，增加对异文化的了解和宽容。同时，教师还应当在教学活动中尊重学生各自的文化特性，考虑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性别的孩子的不同学习方式，并在教学过程中探索适当的教学方法，结合这些孩子的特点施教。要让学生积极参与多元文化教育，尊重他人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增加对异文化的了解和宽容，培养文化移情和跨文化适应能力。2．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下的学生文化。美国著名的民族教育家詹姆斯·A·班克斯(James A.Banks) 认为，多元文化教育就是使多种群体的每个学生获得在学业上成功的平等机会，提高不同性别、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群体的学生以及一些特殊学生的教育素质。帮助学生认识其他文化，培养学生的批判思考能力，评判自身的文化，并进而评判它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可以在多元文化中作出选择。3．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下的课程文化。课程改革不仅涉及学校开设的各类课程和教材，还涉及学校氛围和教学环境等一系列的隐性课程。学校的课程应充分地尊重学生的种族、阶层、性别特征，而且要以某种方式在课程中反映和利用这些文化特征，使所有学生都享有教育平等的权利，提高他们的素质，培养种族和民族认同，继而培养国家认同和国际认同的人。

（三）创建具有教育本土化的大学文化

教育作为社会现象，有着自己发生、发展的时间与空间，总是与一定历史阶段和民族区域相联系的，因此，教育既有现代性又有民族性。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显然，大学文化由于其超前性和探索性的特征，时代文化在大学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然而处于亚文化地位的大学文化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中，这使得学校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等无不打上民族文化的深深烙印。民族文化传统是学校宏观环境的重要因素，民族文化对学校的办学方针、学校理念等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如此，学校为了今后的发展，要努力去适应民族文化环境，去适应在一定民族文化环境下所形成的社会心理状态，正因为教育的时代性富有民族内涵，教育才有可能在不同民族之间相互沟通、相互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