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科学研究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方法论；社会现象；社会科学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研究人类及社会问题为对象性的方法论，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随之存在其普遍的复杂性，而不同的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也就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实践法、矛盾研究法、系统分析法、过程研究法、社会认知与评价法等。因自然与社会的统一性，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同社会科学中的研究方法也可以相互应用，也可以使科学的研究方法更加精确完整。诸多方法中实践法具有最基本、最普遍性。实践更是人类社会形成的基础。

一、实践法之基本内涵

所谓的实践，就是指在主体和主体、主体和客体之间所存在的一种实际的相互作用的过程，或者说是主体和主体、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实际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相互交换过程。而实践法就是指通过主题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研究人类及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直面当代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展示了其能动性。实践是人类存在的方式。人类自身的产生、生存和活动，就是以实践为其基本方式和标志的。实践不仅具有客观物质性、自觉能动性及社会历史性等基本特征，还具有将人类和外部客观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作用。实践创造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又同时生成了人本身。的实践观，既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又提供给人认识社会、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

二、从社会科学的研究角度谈实践法的功能

（一）实践法是人们认识人类及社会的科学方法

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它对认识存在一种历时性的本质关系，而非结构性的关系。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就是实践的观点，的唯物主义其基本出发点就是随之人类产生的社会实践。我们只有从具有历史性、现实性和具体性的实践出发才能理解现实的人、现存的世界以及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关系，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源泉和根本。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位置，认为人的认识是根本不能离开实践的，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的，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观念及理论。认识论认为，认识首先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再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的辩证过程。实践法是人们认识人类及社会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的科学方式。实践是人们认识人类及社会的来源和动力。

（二）实践法同理论相结合，从而升华为指导人们进行实践活动的理论

理论是人们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关于人类及物质世界的系统的概括。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运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论点，是关于唯物辩证法中有关认识论的著名的哲学论点。实践法是人类与客观物质世界相联系的桥梁。在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或是解决问题都需要通过实践法去解决。理论是将事物、现象等的共性总结起来，而实践就是形成理论，再升华理论。理论和实践的联系结合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理论联系实践，二是实践联系理论。理论与实践从来都是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其实就是知识的迁移和运行过程，且实践到理论的过程又是对知识的凝练和升华。

（三）实践法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相联系、相互动的方式

唯物论从实践出发去理解世界的物质性的原理，是同从实践去理解客观自然世界的先在性原理有内在关联的。认为，实践是人类能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实践法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相联系，通过人和自然界之间存在的生产实践活动，从而产生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等实践活动。人类正是通过实践法同自然相联系，又是通过这种活动使人和自然获得存在和发展。只有从实践理解自然世界对人类世界的先在性，才能理解对人的活动来说的现实的自然界。实践连接着人和自然世界，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对象化活动。从马克思创立的实践思维方式来看，可以把世界看成是客观自然世界和主观人类世界的对立统一体，而人类世界，即指在自然世界的基础上，由人的实践活动生成发展的人化自然、人类社会。

（四）实践法是人们从实际出发

从实践的过程达到人们预订的目标，或加深人们对事物及其社会现象的认识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将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不是直观的反映或者消极的适应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和活动，而是使人类能动地反映世界并改造世界。客观世界是认识的最基本的来源和内容，通过实践去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这是认识论的基础。因而实践法是沟通主客观联系的“桥梁”，也就是主客观之间的渠道，是研究主客观的科学方法。实践法是人们从实际的客观实际出发，能动的积极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实践法

实践法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了解客观实际，就需要实践的科学方法。实践法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会不断的推动并促进客观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的话，这里说的“第一”是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中指明认识本来就离不开实践，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相比于认识，实践更是第一位的。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认识开始于实践，继而回到理性认识。

以实践中存在的现象为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去考察其现象之下存在的规律为真正的目的就是实践法的研究。其研究出的现实材料是人文社科研究的源头和瑰宝，也是文本的原始材料。它与实验性研究方法等相比，虽然不具有很精确、富有控制性等特征，但是它的丰富多样性、灵动性和广泛性却是实验性研究等其他研究方法所远不能及的，实践法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可根据事实进行客观的记录并阐述，从中解释现象或发现规律。实践是人类改造客观环境并变革对象的活动，这种活动首先展开于人与自然界之间。

四、总结

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更应提倡学习理论知识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学会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及时的运用于现实生活中，做到学以致用，做好理论同实际的联系。从古至今，多少人失败于纸上谈兵。巧妙地运用实践的科学方法，就可以应对生活中的突发问题，创新灵巧的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特点是实践性与问题性，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范围都可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实践的活动场域。

尽管人类的理性是历史中的理性，由此对客观事物本来面目接近的过程表现为一个曲折回旋的过程，然而其总的趋势是不断地接近客观世界本来面目的。因而这一过程就以探索性为根本特征的科学实践活动为基础。而当前我国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脱离实际，这与研究者轻视实践价值取向是分不开的。如果对实际的关注不充分，对研究对象的现实了解太表面化，就必然使学术研究失去它的真实性，导致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脱离，往往许多研究所呈现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根本就在于缺乏真正原创性的成果。重视实践中的研究，正应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作者单位：青海大学）

参考文献：

[1] 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

[2] 何萍.论实践是人类存在的方式[J].哲学动态，1992，9（2）.

篇2

[摘要]：“价值无涉”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对此学术界却存在严重误读。本文从韦伯构建学术公共领域的角度，认为韦伯“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原则具有双重含义，既是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论神话，也论证了价值判断需要“科学”的论证，而经验事实需要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获得意义，这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韦伯阐明了他的“理想类型”是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而不是“客观”反映，这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本文还讨论了韦伯的新闻思想及其实践与学术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提出今天重读韦伯的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公共领域。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著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2]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当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4]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 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学真理。由此可见，作为方法论的“价值无涉”正是为了廓清“科学”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有效”的问题。对“存在”的思维整理，涉及到“客观性”问题，而“有效”与否则与价值所处的文化特性有关，必须在科学的“客观”操作和价值判断之间划出界限。

因此，对这份杂志寻求科学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学作为对经验现实进行思维整理的有效性，韦伯提出两种重要责任：

首先，是要让读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识到用来度量现实，并从中推导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类别的价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过确立的价值标准与其他价值标准，最好是与自己的价值标准相对抗，――任何有意义的评价都只能是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的批判，而不是通过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和理想的冲突之间的挪移和权衡来欺骗自己。不同的价值尺度之间需要进行反思性的对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对于别人有意义的评价都只是出自对自己“世界观”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为根据与别人的理想作斗争的结果。

第二， 要使得读者、编辑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学研究者开始沉默，而作为“有意欲”的人开始说话，什么地方论证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则求助于感情。必须反对科学讨论和评价性推论之间的混淆，但是“决不反对申明自己的理想”。无信念和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近似性。这里“价值无涉”的第二个含义，就体现为作为学术杂志的《文库》所具有的学术共同体的性质，它不是从事反对政治或者社会政策派别的论争场所，也不是招徕赞成或反对政治理想或社会政策派别的场所[7]，而是一个“学术”的公共领域。韦伯如此描述道：

杂志的特性一开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听凭于编者们今后就也应当在于，尖锐的政治对手都可以在杂志中为了科学工作而和平共处。它迄今为止不是“社会主义的”刊物，今后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刊物。它不会把愿意置身于科学讨论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围之外。它不能是一个“回应”、辩驳、再辩驳的游戏场地，但它也不袒护任何人，无论是它的作者还是他的编者，都应在其栏目中经受可想见的最严厉的客观而又科学的批判。不能忍受这一点的人，或者不愿与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学认识领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参加它。[8]

但是，韦伯也承认，无偏见地与政治上的敌对者同处于一个中立的学术场所，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容易，对那种“作为党派狂热的局限性和不发达的政治文化的标志，应予以无条件的反对。”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无涉”反对的是学术的泛政治化倾向，因为这必然严重伤害学术的“科学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杂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为《文库》要探讨的问题与最高的、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因而成为它的最稳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为一种受到那些价值观念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影响的文化观的代表。”这些作者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把保护劳动群众的身体健康以及尽可能增加劳动群众对我们文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享作为目标，但把国家对物质利益领域的干预与现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发展相结合作为手段。”[9]这些人无论对未来的社会秩序持什么样的观点，就当代而言却肯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并不是因为它与更早的社会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已经是不可避免，这是学术面对现实政治的态度。

《文库》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经济问题。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事件，它的性质并不是自身“客观”地具有的，而是以人们认识的“兴趣”倾向为条件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它对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杂志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普遍文化意义及其历史上的组织形式。

不是“事实”的“实在”联系，而是问题的思想联系，构成了各门科学的工作领域的基础：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个新的问题并由此发现开辟新的重要观点的真理的地方，就会出现一门新的“科学”。[10]

不同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更不同于形形的文化决定论，――韦伯决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强调的是经济与文化互相制约的关系。韦伯认为：按照经济上的受制约性和影响范围的特殊观点来对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进行分析，依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则。但是，这恰恰需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人们要么把历史现实中不能从经济动机演绎出来的一切都当作在科学上毫无意义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经济事务的概念扩展到不可知的领域，以致所有以某种方式与外在手段相结合的人类利益都被纳入到那个概念之中。[11]这正是韦伯竭力反对的以经济学价值来主宰社会价值和社会科学判断的方式，这也是韦伯提出“价值无涉”所具有的现实与历史的针对性。

（二）经验事实、文化价值与学术伦理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现实的科学，是要理解我们被置入其中的、包围着我们的现实特性，即它的文化意义：它为什么在历史上是这个样子。而“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的现实的思维认识就建立在这一隐匿的前提条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现实的一个有限部分构成科学理解的对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的。”[12]韦伯明确指出，经验事实只有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实在”的途径。社会科学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规律性，而是建立“个别”与“价值”之间的因果联系。规律所适用的现实是个别的，而个体并不能从规律中演绎出来。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规律，仅仅是认识现实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义的分析和整体性描述，却是崭新的和“独立”的。一个文化现象形成的意义，以及形成这种意义的理由，都无法从任何规律性概念和体系出发去推导、论证或阐明，因为它们是以文化现象与价值理念的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文化概念就是价值概念。个体性的现实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是因为它表现出对于我们来说与价值理念的联系因而重要的关系，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个体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们认识的。也就是说，价值理念是确认研究对象的前提，却不是结论，因为：

重要的东西自身当然不与任何规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与它自身相同。因为一个现实的成分对我们来说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当然恰恰不在于它与极其众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关系。把现实与赋予其重要性的价值理念联系起来，以及根据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观点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现实成分，与根据规律对现实进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对它进行整理相比，是一个异质的、不同类的观点。思维整理现实的两种方式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系。在个别的情况下，它们能够相互一致，但是，如果这种偶尔的一致掩盖了它们原则上的分歧的话，就会导致极具灾难性的后果。[13]

这些对于经济学来说，并不例外，事实上韦伯更多地正是针对它而来的。正因此，韦伯对于“规律”崇拜，特别是对经济学的“市场”规律崇拜所具有的灾难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中国学界汲取的。我们也可以从中明确地看到，韦伯的立场是欧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诫的正是对“普世价值”的警惕。对于韦伯这至关重要的核心观点，我们理解得并不充分，而这却正是韦伯强调“价值无涉”的主要出发点。

韦伯特别针对货币交换经济指出：对交换的普遍本质和市场交往的“技术”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换如何历史地获得它今日的基本意义，历史事实需要在文化意义里得到澄清，正是货币经济的文化意义，――因为它，我们才会对交往技术感兴趣。“只有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仅有一个有限的部分是有意义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认识个体性的现象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是有意义的。”[14]对具体的现实进行详尽无遗的因果推演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在涉及“个体性”的地方，“因果问题并不是一个规律的问题，而是具体的因果联系的问题，不是什么公式把现象当作样本加以归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归属的问题。……一个‘历史个体’――的因果说明得到考虑，对因果规律的认识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韦伯再三强调，规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们对在因果上归属个体性现象的贡献就越少，从而间接地对理解文化事件的意义也就越小。就历史现象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是内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类概念的有效性越广泛，就越使得我们离开现实的丰富性，因为它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现象，就必须是尽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认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并没有价值。因此，把经验还原为“普遍”或者“客观”，对于社会科学工作并没有意义。这并不是说“规律”不存在，而是因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不等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仅仅是我们的思维为了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种辅助手段。文化只是个别，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价值理念决定的，而任何“规律”都无法揭示这些价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从世界进程无意义的无限性产生的一个从人的观点出发用意义和重要性来思考的有限断面”[15]。以下韦伯的这一段话特别值得关注：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对世界表明态度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与意志，这其实正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韦伯对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着重的正是他们为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建构意义的“天职”。[1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韦伯世界中知识分子的学术伦理与先知的宗教伦理的叠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韦伯强调学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什么观点是从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作为“个人”的学者“灵魂之镜”，只有这样的镜子才能折射出现实与文化的价值和涵义：

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种作为时有所闻的主张――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之基础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理念，就不会有选择材料的原则，就不会有对个体性现实的有意义认识，就像如果没有研究者对某些文化内容之意义的信念，认识个体性的现实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一样，他的个人观念的倾向，他的灵魂之镜中的价值反射，规定着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学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对象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价值，却能够规定整个时代的“观点”，即是决定性的：不仅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而言，而且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国民经济学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讨论国民“财富”增长的“技术”性现象，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技术的，因为它被纳入到18世纪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巨大统一体中。自然科学的方法：用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达到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也就是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在这样的科学思维的模式中，除了发现事物的“规律”外，科学工作的其他意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规律”性才是科学本质性的东西，“个体性”的事件只有作为“典型”，即作为规律的解说才有意义，而这些事件本身则并不是“科学的”兴趣。因此，在历史领域，抽象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历史方法处于对立之中。抽象的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经济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性行为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理想画卷。“这一理想画卷把历史生活的某些联系和事件统一成为设想出来的联系得天衣无缝的体系。在内容上，构思具有一个通过思想上提高现实的某些要素而获得自在乌托邦的性质。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系，从而也就依赖于‘市场’的事件，在现实中被发现或者被猜测为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利用一个理想典型（Idealtypus）实际地说明和解释这种联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韦伯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没有建立概念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就简单套用西方的诸如“市场”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来横扫一切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方法，违背了现实的“客观性”原则。这对于我们今天形形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韦伯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教理学”，它特别假定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经济取向的影响，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而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种在此意义上“无国家”、“无道德”、“个人主义的”纯粹理论，作为方法上的辅助手段是并且总是必不可少的，而极端的自由贸易学派则把它理解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现实的一种详尽无遗的写照，并进一步据此把它理解为一种“应当”，理解为一个在价值领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为一个可以用来经验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对比，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它是一种理想画卷，但并不是历史现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现实，它也根本不适宜于把现实作为样本归入其中的图式，而是指具有纯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义。为了廓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对现实作出衡量。把它与现实作出对比。这样的概念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借助它们，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我们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过训练的想象力对它们作出判断，认为它们是适合的。[21]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当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在中国的命运。

韦伯充分肯定“理想类型”的逻辑作用，但是他强调所有“理想类型”的构思都具有暂时性，“文化科学工作的结果就是不断改造我们力图把握现实所用的那些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26]这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取决于问题的提出，而问题的提出是随着文化自身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概念与被概念化的东西之间包含着一种综合的暂时性。因此，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揭示了作为其基础的观念意义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标。“理想类型”之意义正在于它的暂时性，和无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务于建立价值联系的目的，因此决不能混同于具体的实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为对“客观”现实的观念的“反映”，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现代认识论，这里的概念与历史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头足倒置了。而社会科学的伟大进步正是与实际的文化问题的变更密切相关的，并采取了对概念的形成进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韦伯宣布，《文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种批判与进一步的综合服务：

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而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先决条件的，受到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些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27]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在韦伯看来，价值意义是“理想类型”获得逻辑意义的前提，否认作为特定的文化产物的价值真理性，就没有社会科学，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与判断去取代科学。一旦社会科学把它的方法论原则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觉地根据最终的价值观念来检查和反思个别材料的认识价值，不能意识到认识价值是植根于具体的实际的文化作为最终价值，道路就会迷失，这时，就需要从文化的价值意义上进行范式突破。这时，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观点的意义变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黄昏中。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学就武装起来，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概念体系，从思想的高度俯视事情之流。[28]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我们最终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的是一种并不少见的观念，它认为通过权衡各种彼此对立的价值判断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学“客观性”的大道。“中间路线”不仅恰好与“最极端”的价值判断一样，不能以经验学科的方法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价值判断的范围内，它正是在“规范的”意义上最晦暧不清。它不属于讲坛，――而是属于政治纲领，官僚机构和议会。科学，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能为政治活动家和对立的党派提供无可估量的帮助。它告诉他们，（1），对于这个世纪问题，某些不同的“最终”立场是可以考虑的；――（2）在你就这些立场作出抉择时，存在着这样那样你必须考虑的事实。[29]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认为从要求经验地讨论“价值无涉”的立场出发，价值判断的讨论就是无结果和毫无意义的观点，是与我们完全不相干的，因为关于价值判断意义的认识恰是所有这类讨论的前提。这种讨论的先决条件是理解各种原则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径庭的最终价值判断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原谅一切”，单是对他人观点本身的理解也不导致同意它们。另一方面，这至少可以使人同样容易并且通常极其可能认识到妨碍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但是，这种认识恰恰是真理性的认识，而“价值判断讨论”正好有助于这中认识。[31]

至此，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思想已经清楚了。这里试从以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做一个分梳和归纳：

首先，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是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它反对把历史纳入任何道德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体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属于也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其方法论上的体现是划清“理想类型”的有效性边界，不能把“理想类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上升为价值判断。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作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都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归纳和总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的，因此不能把“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因此，韦伯反对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把“变迁”视为目的论的，并成为对现实政策毫无反思的美化：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看出，为什么经验科学的代言人应当感到有必要支持这种做法，使自己成为某个时候的“发展趋势”的喝彩者，使对这些“发展趋势”的“适应”从一个终极的、只能由具体的人在具体场合解决的、因而也只能取决于具体的人的良知的评价问题变成一个据说由一门“科学”的权威庇护的原则。[32]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歧见严重的观点之间，“价值无涉”要求的是对他者观点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经验的方式，从概念的逻辑意义上，去考察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发现真正的不同的立场，这是一切有意义的学术辩论的前提。这样的以建立理解为前提的“价值无涉”的工具性，是学术对话和论辩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从逻辑和事实的角度认识到妨碍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

人们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这种认识是一种真理认识，而且“价值讨论”也就是为它服务的。与此相反，人们以这种方法肯定不能获得――因为它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东西，是某种规范的伦理学，或者就是某种“律令”的约束力。[34]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4]同上，第4页。

[5]同上，第6页。

[6]同上，第6页。

[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8]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9]同上，第10页。

[10]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43]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见《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77-81页。

篇3

社会学学科体系由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研究方法和分支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三个部分组成。1999年7月召开的全国高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暨社会学系主任联席会议确定了大学本科社会学专业10门专业主干课,它们是：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国外社会学理论、中国社会思想史或中国社会学史、社会统计学、社会工作概论、社区概论、社会心理学、经济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社会现代化)[4]，建立了社会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在社会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社会学研究方法系列课程涵括了社会研究方法（笔者所在学校沿用了传统课程名称：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两门专业基础课。一些高校还围绕社会学研究方法开设了其他方法课程，如《统计软件应用》、《质性研究方法》、《学术论文写作》等，这些课程都可纳入社会学研究方法系列课程体系中。本文仅涉及社会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和统计软件应用三门课程。社会研究方法介绍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程序，从研究方法体系包括方法论、研究方式和具体研究方法及技巧；及社会学研究的完整过程包括选题、研究设计、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和撰写研究报告五个阶段等方面全面系统地介绍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础。社会统计学介绍定量数据资料的统计原理和方法，包括单变量与双变量的统计描述和统计推论方法。统计软件应用介绍运用统计软件处理定量数据资料的操作技术，包括统计描述和统计推论方法的具体操作技巧、统计图表的制作与编辑等技术。这三门课程分别从不同角度和侧重点介绍开展社会研究的方法和技巧，课程内容联系紧密且各有侧重。这三门课程是相互关联，内涵着逻辑关系，是一个课程体系。[5]社会学研究方法系列课程（下称系列课程）中的社会研究方法和社会统计学是社会学专业的核心课程，统计软件应用也是社会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这三门课在社会学专业课程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社会学恢复的初期,中国社会学界在“打开窗户学习”的过程中,对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关注和引进成为最主要的方面之一。[6]“在引进、借鉴美国社会学的初期,我们更多地表现出的是方法兴趣而非理论兴趣”[7]社会学及相关专业的学生要开展社会研究，必须完整地掌握这三门课程所包含的知识和技能，缺一不可。同时，系列课程也是社会学学科体系中应用特色最突出的部分，不仅要求学生掌握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原理和逻辑过程，更要求学生通过调查实践掌握社会研究的综合技能和具体技巧，如设计合理的调查问卷、成功地实施调查收集资料、熟练并准确地操作统计软件对调查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及撰写调查报告，要全面掌握这些方法必须通过社会学研究方法系列课程的系统学习和训练。

二、社会学研究方法系列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一）现有教学模式存在不足

作为社会学专业的重要课程，各高校通常对系列课程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从开课时间的安排到学分及学时的分配等多个环节都会进行充分考虑。但许多高校也由于师资力量、培养经费等因素的影响，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系列课程的教学安排不尽合理，教学效果不十分尽如人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学本科学生研究方法综合能力和操作技能的提高，进而影响到社会学专业本科生的培养质量。当前存在的比较普遍的问题有：

1.系列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还存在诸多不足，如教材选择、教学大纲编写、课程考核等诸多环节都是以每门课程为基本单位的，很少考虑系列课程之间的关系及不同课程对教学的特殊要求，缺乏从整体的角度对待系列课程之间的关系和协调，影响到学生从整体上把握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系统知识。尽管每一门课的优化有利于研究方法系列课程整体水平的提高，但要真正提高社会学研究方法系列课程体系的综合教学质量，必须对现有教学方式进行改革，从课程整合的角度将三门课程融会贯通，形成体系。

2.系列课程部分内容存在重复交叉，不仅浪费了教学资源，也容易影响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积极性。社会研究方法课程是系列课程的基础，从选题、研究设计、资料收集、资料分析到撰写研究报告，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社会研究的基本程序，作为一个独立的课程，社会研究方法教材中通常都包含了对定量资料分析方法的简单介绍，与社会统计学的教学内容存在重复和交叉。再如抽样方法是社会研究方法课程中十分重要的教学内容，而许多社会统计学的教材中也包含了抽样方法的内容。如果系列课程三门课程是由不同教师分别授课，而教师们备课及授课时不积极沟通和交流，就容易造成多门课程内容交叉、重复讲授，不利于系列课程教学效果的优化。

（二）系列课程的性质要求进行系列课程教学改革

系列课程包含的三门方法课程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社会研究方法课程是另外两门课的基础，只有了解了社会研究的基本原理和研究过程之后，才能更深刻理解社会统计学在社会研究中的地位和应用目标。同时只有充分理解了社会统计学的基本方法和主要作用，在学习统计软件操作课程时才能真正掌握统计软件的灵活应用，进而认识到统计软件作为一个分析工具在社会研究中的应用价值和前景。多年的教学过程中，笔者屡次发现少数学生过分信赖统计软件的操作便捷和计算速度，而对社会统计学课程重要性认识不足，结果在统计软件课程学习时困难重重，不是不知如何选择操作方法就是对计算结果无法正确理解。因此，首先必须正确认识每门课程的性质及教学目标，深刻理解系列课程之间的关联，在此基础上着手改变现有的三门课程独立授课缺少联系的模式，促进各门课程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贯通，实现课程之间的整合优化。

三、社会学研究方法系列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探索

笔者所在的中南民族大学2001年开始开设社会工作专业、2002年开始开设社会学本科专业，2009年开始以社会学类专业合并招生，社会学研究方法系列课程是社会学类学生的专业必修课，学生进行专业分流前开设社会研究方法和社会统计学课程，进行专业分流后社会学专业和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分别开设统计软件应用课程。笔者自学校开设社会学研究方法系列课程以来，一直承担系列课程包含的三门课程的讲授任务。在多年的教学实践过程中，笔者逐步认识到系列课程教学安排及教学模式存在的不足，如早期教学安排中社会研究方法课程第二学期开课，社会统计学第四学期开课，而统计软件则安排在第六甚至第七学科开课，三门课程的开设时间间隔太长，学生对前一门课程内容遗忘快，教师不得不安排大量课时复习前一课程教学重点，即使如此教学效果仍受到影响。经过不断提出修改建议，学校教务部门几次修改教学大纲后，目前三门课程的开设时间比较紧凑，比较容易实现三门课程教学内容的顺利衔接和巩固。同时学生较早地全面掌握了社会研究方法后，在接下来的学习过程中更有能力参与或申请各级研究项目的研究工作，对其他课程的学习也有推动作用。由于本校社会学研究方法系列课程由同一教师先后承担教学任务，为顺利实现三门课程之间的整合优化提供了便利。经过不断摸索与努力，笔者开展了一系列推动研究方法系列课程整合优化的尝试，并取得初步成效。

（一）系列课程教学内容整合优化

所谓整合,是指按照一定的目标,合并全部资源并集中加以运用,以获得大于各个别资源所发挥效果之总和的整体效果。所谓优化,也称最优化、最佳化、最适化,指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采用适当的方法和手段,对资源加以充分和有效的利用,以获得最理想的效果。[8]在教学实践中，针对三门课程教学内容存在部分交叉重复的现象，笔者在安排每门课的教学内容时进行了适当的取舍和调整，力争对三门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整合优化。如在第二学期开设的社会研究方法课程中，笔者只简要介绍定量分析方法与定性分析方法的不同特点及其在社会研究过程中的作用，定量分析的具体内容则不展开讲解。这样既为第三学期开设的社会统计学课程的学习做了必要铺垫，也使得这两门课的重点更为突出。再比如，由于在社会研究方法课程中着重讲解了抽样方法，在社会统计学课程中就不展开讲解抽样具体方法，只在简要回顾抽样方法的常用类型后着重从社会统计学角度介绍不同抽样方法带来的概率差异及样本容量的估算，这样安排较好地衔接了同一主题的内容又避免了教学内容的简单重复。其次，考虑到案例教学在社会学研究方法系列课程教学中的独特作用，系列课程教学过程中均采用了大量案例材料。为了更好地推动系列课程教学内容的整合优化，笔者在教学案例的选择和使用上做了不断改进和完善。如在社会研究方法课程中讲授问卷设计和抽样方法时，笔者采用了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等许多大型抽样调查的案例材料，向学生详细介绍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抽样方案及调查问卷设计技巧。在社会统计学课程中讲解单变量统计描述等相关方法时，笔者再次引用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后期发表的调查报告数据，使学生将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后期资料分析方法紧密结合起来理解。在统计软件应用课程中，介绍变量编码时笔者则再次以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问卷为例介绍问卷中不同变量的编码方法，并从中选择合适的问题编制成更有针对性的问卷供学生练习使用。通过对相同或相似案例的不同讲解，不仅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些学生会顺着这个思路将在前期课程中出现的案例主动与后期开设的方法课程建立联系），也更好地体现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系列课程之间内容的逻辑关系和知识体系的连贯性。在此基础上，笔者开始尝试通过不断积累和改进，建立三门课程可共享的系列课程共享案例资源库。希望系列课程共享案例资源库建成之后，系列课程教学中可根据各门课程的知识点和课程性质选择合适的案例穿插在教学中，教学内容也可根据各门课程的学时量和教学大纲的重点合理分布，从而有效避免某些交叉内容和案例的重复讲解，使各门课程的重点和特色更突出。

（二）系列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系列课程的教学内容有紧密联系，但课程重点和目标却各有特色。因此在系列课程教学改革实践过程中，除了对三门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整合优化外，还要采取更适合不同课程性质和目标的教学方法。社会研究方法课程是系列课程的基础，涉及面广，内容较多，且既有强调理解和记忆的知识点，如社会研究方法体系、理论与研究的关系等；又有要求学生熟练掌握的具体技巧，如概念的操作化、调查问卷的设计等。因此这门课程要求教师采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对于偏重理解和记忆的知识点，笔者主要采用课堂讲授、案例分析等方法。对于概念操作化和调查问卷的设计等具体操作技巧等内容，笔者则努力调动学生参与教学及增强互动等方式提高教学效果，如分组讨论、课堂模拟调查、分组开展小型社会调查并进行调查体会交流等。社会统计学课程则侧重对基本统计原理的理解和各种统计方法的具体应用，在教学方法上，笔者通过课堂大量例题讲解和布置适当课后练习，再进行集中或个别答疑等方法使学生扎实掌握社会统计的基本方法。统计软件课程则从分别安排理论课和上机课的模式改进为理论和上机紧密结合的上机课模式，课堂上笔者结合知识点和统计软件的操作特点分时段讲解演示操作过程和方法，及时指导学生进行上机练习，环环相扣，步步跟进。结语在社会学回复重建三十多年来，社会学课程体系不断完善。社会研究方法在这一时期也进一步多样化、精细化，一些方法类的课程也有所增加，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增设了质性研究方法、抽样方法、SPSS操作等课程。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增设了数据分析技术、市场调查与预测等课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增设了数据分析技术、统计指标与社会项目评估、人口统计学、市场调查与预测等课程。

篇4

【关键词】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教学 改革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01C-0065-02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等各门学科的基础课程，是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基本方法和程序、技术相统一的科学方法论体系。它洞悉社会发展脉搏，了解社会需求，决策社会发展，有极强的理论性、应用性、实践性。但多年来，该课程的教学未能很好地将理论、实践、学生综合素质培养融合起来，未能将课堂与社会、行业有机结合。基于此，本文以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为例，对该课程的教学进行改革。

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总体设计理念

鉴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较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操作性，并结合学生的身份与学习特点，课程总体设计基于以下教育理念。一是基于工作过程、理实一体化。课程教学打破传统的教学方式，不再追求学科本身的系统化，而是追求和体现工作过程的完整性、流程化。真正按照具体的职业行动，要求学生按流程实际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掌握社会调查工作的程序和技能，掌握完成任务所需要的理论知识。如在指导制订调查方案时讲授原则意义；涉及社会学和系统论的相关知识时，结合设计方案的实例，适当讲授，以够用为度。二是项目引领，任务驱动式。将企业需要、学院办学需求、学生感兴趣的真实项目引进课程教学，让学生以团队的方式进行项目调查，实现课堂教学与社会实际、行业需求零距离结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融合。在行动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综合能力、团队协作精神。三是实行课证融通的教学。将统计从业资格考试、调查分析师（初级）考试的内容引入教学内容，并在课余时间进行培训，让学生通过学习课程，就可以直接参加以上两个职业证书的考试，以提升学生的职业竞争力。

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的改革

（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

基于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教学目标，以及《统计从业资格证》、《初级调查分析师》的考证要求，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方面，对原有教材的结构框架进行解构和重构，以一个社会调查项目的实施过程来设计课程教学内容，按社会调查项目实施的流程分为选题阶段―准备阶段―调查阶段―数据分析阶段―总结5个阶段，划分出每个阶段的具体工作任务，选择阶段实施过程中所必须用到的理论知识进行教学。每个阶段均注重理论知识的习得与应用、调查技能的掌握和实施、职业能力的培养。详见表1。

表1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内容改革

工作过程 典型工作任务 理论学习内容 实践项目

理论基础 1.社会调查的定义及其任务

2.社会调查的基本功能、基本概念、基本方式、主要类型等

3.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和原则

4.社会调查的一般程序

选题阶段 1.初步选题

2.选题的初步调查论证 1.选择调查课题（选题的意义、调查课题的类型，选题的标准，选题的途径和方法）

2.调查课题的初步探索的方法和途径 团队调查项目选题

准备阶段 1.提出研究假设

2.设计调查方案 1.提出研究假设

2.调查方案的主要内容和设计原则

3.调查指标的设计

4.信度和效度

5.调查方案的可行性 团队制订调查方案

1.为课题选择恰当的社会调查的方式

2.制订抽样调查方案 1.社会调查的方式

2.普查

3.典型调查

4.抽查 团队制订抽样调查方案

调查阶段 利用恰当的调查方法进行实地调查 1.问卷调查法（问卷的类型与结构、设计的原则）

2.访谈法（访谈的特点和类型、实施的步骤、技巧）

3.观察法（观察的特点和类型、误差的控制）

4.实验法（实验的特点和程序、实验的设计）

5.文献法（文献的收集和分析）

6.专题调查（电话调查、市场调查、民意调查、网络调查方法）

7.调查员的调查方法和技巧 团队调查项目实地调查

调查员培训

数据分析阶段 1.资料的统计整理与分析

2.对统计调查进行理论分析 1.资料整理的原则和方法

2.文字资料的整理

3.数字资料的整理

4.问卷资料的整理

5.统计分析的方法（单变量描述统计、集中量数分析、离散量数分析）

6.理论分析 团队调查项目数据分析

总结阶段 1.撰写调查报告

2.团队汇报 1.调查报告的特点与类型

2.调查报告的结构和内容

3.调查报告的构成要素和撰写程序 调查报告撰写（个人完成）

团队ppt汇报

（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

以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内容的设计，以及该课程较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操作性特点，决定了在该课程中运用的是基于工作过程、团队合作的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法，以及案例教学法、探究学习法、情景教学法、讨论法。例如，在访谈大纲的设计与实施教学中，理论部分采取的是学生探究与教师教授相结合的方式。学生探究，就是课前让4个小组的学生查询“什么是访谈、访谈的类型、访谈的准备、访谈的方法和原则”等内容，并在课堂上汇报，再通过提问、回答、教师补充、视频学习等方式，完成理论的学习。通过学习，学生的学习能力、讲演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实践部分则是学生通过讨论，制定了本小组调查项目的访谈提纲，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模拟训练并展示。这里我们模拟的是座谈式的群体访谈形式，一个小组推选访谈主持人访谈嘉宾及其他观众，其他小组和教师共同评价，给予指导。课堂外，各小组成员深入到校园、宿舍、其他院校、社区进行访谈，完成调查任务。又如，在调查员的培训中，结合企业调查员的培训教材、培训内容和方式，结合专业特点创设了“社区工作人员为调查住户对小区环境的意见要求，进行入户调查”、“海飞丝洗发水使用街头拦访调查”、“学生食堂满意度的座谈调查”等情境，对学生进行调查过程中的语言技巧、动作技巧、观察技巧、处理拒访的技巧的训练。

（三）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考核方式的改革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一门理论性、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因此，该课程采取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考核方式。成绩由过程实践操作成绩和理论考试组成，其中，过程性实践实践成绩占70%，期末综合理论考核成绩占30%。过程性实践操作成绩是根据各个团队提交的工作成果确定的。在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确定工作任务所必须呈现的成果，并制定相应的考核量规，使教学更具有实践性、操作性和目标性。详见表2、表3。

表2 各阶段确定工作任务所必须呈现的成果

工作过程 成果

选题阶段

准备阶段 调查方案、抽样调查方案

调查阶段 调查问卷

数据分析阶段 数据分析报告

总结阶段 调查报告

在“调查方案设计”的成果展现中，制定了以下考核量规。

表3 “调查方案设计”成果展现考核量规

考核项目 考核关键点（技能标准） 配分 得分

调查方案的制订

抽样方案的制订 调查的目的明确 10

课题研究的背景分析语言通顺、叙述合理 20

课题组成员任务分工明确 10

活动步骤清晰、合理 20

调查的方式方法合理恰当 10

抽样方案的设计合理可行、格式规范 10

实训表现 团队合作积极主动 10

在团队合作中履行职责、认真负责 10

合计 100

三、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改革效果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改革已经在柳州城市职业学院2009级、2010级、2011级行政管理专业顺利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三个年级的学生在课堂内外进行了柳州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调查、柳州市人才招聘岗位需求调查、大一新生专业调查、老年人家庭赡养现状调查、两面针产品社会认同感调查等20多项调查。这些调查充分体现了学生结合专业，以社会调查的方法和视角，洞察社会，关注学院建设，关心大学生自身成长的愿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生根据各自的调查项目下企业、到街头、到招聘市场、到其他院校进行实地调查，锻炼了实践应对能力、信息收集能力、数据统计分析能力、文字写作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得到了全面的培养和提高。同时，学生获得了对社会的真实认识和感悟。这些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改革从社会实践出发，将理论学习和社会现象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让学生在行动中拓展和深化理论知识，融会贯通。同时，注重调查能力和方法的训练，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

【参考文献】

[1]侯娟娟.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2（S2）

【基金项目】2012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一般B类）（2012JGB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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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品德课是小学生学习的必备课程，同时也是一门帮助小学生树立正确思想品德的课程。从更深的层次来讲，它寓道理于故事之中，有利于学生直观接受道德观念，具体地受到健康的思想情感的感染，借助于故事，达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目的，教学效果往往比冗长乏味的论述要好得多。在教学实践中，运用故事教学法应注意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1.选故事要做到"准""切""精"

教师在品德课教学中，要根据教材的编写意图，吃透教学目标，在教参、资料和网络上去选择现成的故事，服务于教学。在选择故事时，要做到"准" "切""精"。"准"，就是故事内容既要围绕教学目的，又要符合本班学生实际，使选择的故事富有教育意义，思想健康，知识正确，决不能为了让学生喜欢听你的课而随意拈来一个故事凑合一下。"切"，就是要切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心理特点和理解水平，选用语言规范、篇幅适中和人物结构既不太简单又不过于复杂的故事（包括新闻、童话、寓言等）。故事材料不能光从教材参考资料上找，还必须从网络、报刊和其他书籍中找，从本班、本校实际生活中去选取。有的要进行删、减、补，选择其中某一方面为教学服务。"精"，就是一堂课所选的故事不宜过多，一般1～2 个，如处理较恰当，也不要超过 3 个，做到讲清一个道理，转化一个道德观念，实现一课一得。

2.讲故事要做到"趣""理""情"

讲述故事是在品德课教学过程中的直接体现教师要发挥自己的语言、表情、肢体等方面的优势，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的思维随着教师讲述的故事情节转，以达到故事教学的目的，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故事的时候做到"趣" "理" "情"。"趣"，就是内容要健康有趣，要根据儿童特点，语言要形象化、具体化、通俗化和拟人化，要记讲，不看讲，也不背讲，让学生在听了教师的故事之后，能复述故事情节，或能梗概故事内容。"情"，就是讲述要生动，感情要真挚，要善于把故事中各种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特点，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和声调、表情充分表达出来，做到"动之以情"。

3.编故事要做到"奇""巧""新"

编故事和讲故事一样，可以陶冶孩子们的心灵，使他们变得更加纯洁和美好，促进儿童身心健康。编故事， "新"是基础， "巧"是关键， "奇"是重要的一环。"新"，就是内容要"新"，不要老讲老掉牙的故事，如什么"大灰狼" "狼外婆"等，要经常关心有关新闻，参阅《中国少先队》《故事会》《少年文艺》等报纸杂志，触类旁通，结合本校、本班情况，紧扣教学内容编或改编。编故事还要注意情节， "无巧不成书"，要有冲突，但奇而不能怪，做到"易记、易讲、易懂、易传"，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故事在品德课教学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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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活动是大学生校园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大学生认识社会的方式，还是课堂知识的延伸。据不完全统计，课外活动是大学生获得社会知识的最主要途径，是对课堂学习的重要补充。当前，我国的各大高校开展大学生课外活动的主要方式是全校统一模式或学院统一模式，但针对专业发展和能力建设的可持续性活动则相对较少。学者们认为，基于专业理念的角度设计课外活动以及基于专业发展的角度推广适合专业能力建设的模式，是目前开展大学生课外活动的关键点。

社会研究方法系列课程主要包括社会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和统计软件三门课程。其中社会研究方法课主要介绍社会研究的规范程序以及研究设计技巧，实践性很强，在课堂内和课堂外对全程的社会研究体验有重点要求。而统计学课程由于在课堂内侧重数理统计知识的讲授和考核，为了不脱离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使学生具备基本的社会统计应用能力，课外的延伸显得尤为重要。总结以上，要使社会学专业学生能够熟练掌握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和操作过程，基于专业理念设计相关的课外活动是需要教育者、辅导员共同重视的问题。

二、基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系列课程教学理念的课外活动主体分析

大学生的课外活动是大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是连接课堂和社会，连接专业老师和辅导员的桥梁。在进行专业课外活动的设计过程中，需要以下几类主体的协调和合作。

1.课外活动的主要设计者和导师――专业老师

鉴于三门课程的特性，专业老师应主要采用体验式教学的方式来开展教学，在讲授系列课程内容的同时，积极引导学生结合社会热点和当下实际来寻找研究题，设计研究方案，理解研究规范，把握评判研究的标准。在以课堂为基础的前提下，设计让学生体验研究过程的课外活动，如，问题研究小组、问卷设计、统计软件操作评比等。

2.课外活动的组织者和完善者――学院分团委、辅导员

学院分团委和辅导员是与学生关系最紧密的团体和个人，大学生专业课外活动的开展主要依靠他们来组织和完善。学院分团委有完善的宣传途径，有利于提高活动在学生中的知名度；分团委学生会的成员是学生中的骨干，有利于带动广大学生的参与。辅导员具有管理人员和教育人员的双重身份，与学生有固定的沟通渠道和方式，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有利于及时掌握学生参与专业活动的情况，并根据学生的需求以及活动的实际效果对活动进行必要的完善。

3.课外活动的支持者――学校各部门

学生的学习和实践绝不是某个系或者学院的事情，而需要学校各部门共同参与，相互协调。如，学生在寒暑假开展专业调查研究，就需要校团委对他们的寒暑假实践认定进行标准化地修改；再如，学生开展系列教学实践的活动，需要学校教务处给予批准和经费支持。

4.课外活动的资源――校内外机构及组织

多种多样的校内外机构和组织是大学生开展社会研究的重要平台。这类机构主要分为三类：（1）校内部门或机构，如，校工体部发起的校运会满意度调查；校离退处发起的退休教职工生活现状调查。社会学专业的老师可以及时关注相关部门的需求，引导学生从身边开始研究体验，使学生开展相关活动。（2）与学校建立紧密联系的实习基地，主要包括民政部门、福利院等。这些机构与学校和学生保持了长期的联系，相互之间比较了解，在开展专业课外活动时，学生能从熟悉的机构中形成问题意识，深入研究，因此，形成研究成果的可能性比较大。（3）各类与研究问题相关的组织和机构。这需要老师和学生共同去开发，不断增加研究资源是促进专业研究活动可持续开展的重要保障。

三、基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系列课程教学理念的课外活动模型设计

基于社会学专业角度设计的课外活动，不仅要符合大学生课外活动的基本要求，而且要体现社会学专业的特色，并且能回归到有利于社会学专业学生成长成才的最终目的。“四位一体”活动设计模式，有别于以往课外活动设计的意义单一性和目的扩散性的不足，它兼具持续性、转换性和融合性的特征。

1.“四位一体”课外活动设计模型的主要内容

“四位一体”课外活动设计模型主要针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系列课程的应用而设计，遵循“活动模块”“活动宗旨”“专业方法”“认识逻辑”四方面的统一原则，在对社会学学生的课外活动设计中，努力做到“专题研究”“协同设计”“实地调研”“统计检验”四个模块的循序渐进，相互配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重点锻炼学生选题决策、团队合作、调查方法运用、统计方法运用的能力，使学生对社会问题认识逻辑从感性认识回归到理性认识，并且通过研究环节，将对研究理念的感性认识上升到对研究结果的理性把握。

2.“四位一体”模型的主要特点

相比之前的课外活动设计，该模型具有贴近专业、有利于调动学生积极性、有利于学生对专业技能的掌握的优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模型突出活动设计的持续性。根据模型，可以观察到，针对社会学专业方法系列课程的课外活动设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且与课程逻辑相配合。当课程开始时，专业老师便指导学生寻找自己的研究专题；在课程进展到理论讲解环节时，学生开始进行自己的研究设计并组建研究团队；随着课程进展到实际操作和方法讲解环节，学生和自己的研究团队开始实地调查，在实践中检验学生对调查方法的掌握程度；课程继续进展到统计学相关知识的讲解时，学生针对自身的调查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检验自身研究结果。如果说研究结果不理想，或者有新的发现，可以在这个顺序中重复一次，重新循环进入研究专题的修正环节。整个过程，学生通过对研究活动的参与，可以全程经历多次社会学研究的过程，并且将这一过程贯穿于系列课程的始终，更加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熟悉和掌握。

（2）模型突出活动设计的可转换性。在该模型中，系列活动设计既是一个纵向的整体，同时，也是可以独立横向成型的系列竞赛活动。如，在专题研究环节，可以设计开题报告比赛，重点考查学生查阅文献、归纳总结、关注热点、文书设计的能力；在研究设计环节，可以设计问卷设计大赛、访谈技巧大赛等，重点培养学生对于调查工具的使用能力；在实地调查环节，可以与寒暑假社会实践相结合，举行社会实践报告评比，对学生的阶段性成果进行验收和评优，给予学生继续研究的动力。

（3）模型设计突出活动的融合性。该模型的活动设计可以与现在高校中开展的学生活动进行很好地融合，一方面，可以促进专业课外活动与学校其他活动的结合，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整合现有资源，开展活动。例如，可以与学校或全国各地开展的各类学术创新活动相结合，引导学生在设计研究专题和设计研究时段时按照学术竞赛的要求开展，并且活动的成果不仅可以作为课程的作业，还可以作为参赛的作品，增进学生的研究兴趣，提高学生研究成果的利用率。模型中的横向活动可以作为学生的日常素质拓展活动，在学生中广泛开展，引导学生在一条研究主线的基础上，不断延伸研究的意义，促成研究的成果。

参考文献：

[1]赵锡奎，等.基于专业发展的大学生课外活动新模式研究[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9（3）.

[2]林桦.大学生课外活动参与状况调查和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实践探索，2013（4）.

[3]肖富群.体验式教学在社会研究方法系列课程中的应用[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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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国内顶级期刊数及新华文摘转载论文数，构建了人文社会社会科学研究质量指数，以此对中国主要研究机构

>> 法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解析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互联网利用状况研究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文本挖掘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典型应用述评术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文本挖掘技术应用进展 论中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合作结构 项目视角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比较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探讨 传媒学转向：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走向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论与质量观及其评价机制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的构建 2011年广西社会科学研究综述 试论社会科学研究的功能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ABC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新思路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奖励办法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的保障体系研究 地学价值论:地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理论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rticle number published on the domestic top journals and reproduced on the Xinhua Abstract， a quality index，model for the research of social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 is built. And the medel is used to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p 10 institutions in China respectively are Renmin Universit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University， Tsinghua University， Zhejiang University， Wuhan University，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Fudan University.

Key words： evaluation； research quality index ； r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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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哲学；基本问题；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哲学有着生死相随的紧密联系。哲学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确立了一般性原则。哲学，作为彻底的、实践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哲学，为社会科学研究确立了科学的一般性原则。

一、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的理论基础――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认为，劳动实践是人的本质属性，也是社会的本质属性。人在劳动实践中与自然界和其他人发生相互联系，形成社会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必要因素。社会科学把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是研究人在劳动实践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可见，哲学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哲学的视野中，人的劳动实践，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是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和规律的，因而社会科学也存在一般性原则，并且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则一脉相承，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一般性原则体现在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科学立场。恩格斯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因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就是社会科学一般性原则的基本内容。

1.社会科学研究的唯物主义原则。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是精神与物质的本源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精神是由物质所派生的。在现实社会中，人是以劳动实践区别于动物而显示其社会存在的，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从根本上说，都是人的劳动实践产生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这一观点：第一，生产力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基本状态；第二，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体。哲学的基本立场为社会科学树立了第一个科学的一般性原则，即唯物主义原则。

2.社会科学研究的辩证性原则。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存在状态以及用什么样的思维方法来把握世界。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和发展的，世界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可能是静止的，而是与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的，并且不断运动变化的。在哲学中，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是统一的。虽然物质是世界的本源，精神由物质派生，但是精神反过来也会影响物质，人们的社会意识也会对社会存在起着巨大的反作用。这一基本问题反映在在社会历史中就具体体现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就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反之，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为社会科学研究树立了第二条基本原则，即辩证性原则。

3.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性原则。实践是哲学的基础。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时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哲学发现，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生产实践既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又是人与人之间互换活动的过程，同时还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观念的变换过程。[3]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实践性。运用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要诀就是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哲学的实践特性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第三条一般性原则，即实践性原则。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性原则是唯物主义原则与辩证性原则统一的基础。社会科学研究的唯物主义原则强调物质对于人的意识的决定性作用、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辩证性原则强调社会各个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实践性原则贯穿于前两种原则之中，成为这两种原则融合统一的基础。物质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人民群众与社会历史，都是因为人的劳动实践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为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就是劳动实践，没有人的社会存在就没有社会的存在，也就没有社会科学这个概念。因此，离开了劳动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和辩证性原则就都将不存在；有了劳动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和辩证性原则就具有统一性，统一于人的劳动实践。

二、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的方法论基础――世界观、历史观、整体观、发展观

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是哲学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具体说来，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主要受到的世界观、整体观、历史观和发展观的指导。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即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根本看法，历史观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观不仅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社会科学进行研究的科学方法，而社会历史观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社会科学的研究只有以正确的世界观作为选择方法的指导思想，才能坚持唯物论、排除主观先验论；才能从特殊中把握普遍性、从复杂现象中把握本质规律；才能坚持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辩证统一。整体观是指从全局考虑问题的观念。作为整体的客观事物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的结构体系，包含着物质多样性、丰富性。因此，作为反映这一整体性的人的观念有整体与局部、整体与层次、整体与系统、整体与个别、全面与片面等哲学范畴。社会科学的研究只能以整体之中的某一局部、某个层次或系统中的某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但社会科学研究同时遵循着整体性原则。发展观是指物质世界的一切事物、现象及其在思维中的反映，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有规律的运动和变化过程。发展观是科学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它是世界观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的世界观，包括历史观、整体观和发展观，为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指导和运用这些原理时的基本规范，实际上就从方法论上为社会科学研究确立了一般性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的世界观、历史观、整体观和发展观，是坚持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的基本前提和方法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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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大学制度要求实现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根基。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对学术研究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如何有效地实现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学术评价是其中至为关键的一环。当前我国对于高校教师的考核测评，主要是以科研成果的数量、发表和出版的刊物级别为主要依据，高校往往将高水平论文的发表与职称评定、科研项目的立项等相结合，这种过度量化式的学术评价严重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这样的学术评价体系不仅不能保障学术自由和学术创新，反而易导致学术之间的无序竞争，这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在对定量性的评价进行批判时，应更多地思考在适当降低量化考核的标准的同时，如何建立以质量为主要标准的学术评价制度，奖励那些确实有学术价值和影响的研究成果，以此来推动学术环境的创新，推进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发展。

2．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多样性要求建构科学合理的评价系统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目前还处于一个探索研究的阶段，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实现健康有序的发展就需要通过评价活动来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表现在其学科划分愈来愈细化，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综合愈来愈明显，这就导致了其最终的成果形式也逐渐多样化。单一的评价标准不能客观合理地反映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结果，且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还涉及许多无法量化的评价指标，因此，定量的评价标准不能很好的适用于跨学科、综合学科、交叉学科的评价，这就需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标准。深入分析人文社会科学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建构完善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要求。

3．全方位的人文社科评价离不开科学、规范的评价体系全方位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指的是对学科的评价、中观层面指的是对科研机构的评价、微观层面指的对科研成果以及科研人员的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多指微观层面的评价，对于科研成果的评价关系到人员评价、项目评价、学术成果评价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评价主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的选择都需要科学化、规范化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系统，否则就会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

4．已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研究评价理论可供借鉴当前我国的人文社科评价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一些不同特点，如较强的主观性、滞后的效益、价值的间接性、评价对象的复杂性、某些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等，应根据这些特点来构建一个不同于自然科学评价体系的更为独特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自然科学评价体系研究起步较人文科学较早，形成了一些经过实践证明较为成熟的评价方法，虽然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来说还是积累了一些经验可为之借鉴。

二、构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要素分析

系统是指“部分构成整体”，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的结构形式联结而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我们可以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看成是一个系统，系统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因此构成评价体系的要素也是多方面的。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关于评价系统的要素构成，主要有“三要素”、“四要素”和“六要素”理论。“三要素”理论指的是科学的评价系统是由评价者、评价对象和评价手段三个基本要素构成，除此以外还可以包括一些其他要素，如评价目的和评价结果。“四要素”理论是指科学评价的系统应该由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参照和评价目标四个子系统构成，总体来看，这两者所包含的内容是基本相同的。“六要素”理论主要包括评价主体、客体、目的、标准及指标、方法和制度六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六个要素中，评价目的构成了评价体系的首要要素，因为任何评价都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法来达到评价的目的，它制约着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及指标、评价程序等制度的制定或选择。所有的评价都需要确定评价的内容和评价的准则，换言之都需要确定评价的标准或评价的指标，这关系到整个评价系统的性质。在评价的实施过程中，需保证评价活动本身的公正、公平以及可持续发展，一旦被证明是正确的方式、方法、标准、程序就形成了评价的规程，即就是评价的制度。评价主体通常是评价活动的实施者，也被定义为具备一定的评价知识和技能，能够参加评价活动的人或机构。它可以是对评价对象发表评价意见的个人、团体、媒体、社会机构等，其中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即同行评议。

评价客体即被评价的对象，评价客体可以是学者、研究机构、学术研究成果、研究项目、学术媒体等。只有明确了评价的目的，才能确定评价对象；只有确定了被评价的对象具有可比性，才能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进行评价。评价目的指的是评价要达到的预期希望和总的原则要求。评价目的不同决定了使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甚至决定了要选择不同的评价专家、确定不同的评价程序。评价的目的连接着评价的客体和评价方法，是最为重要的评价要素。评价方法是指评价中使用的工具或手段。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其研究对象一般来说是有人参与的，这样就包含了与人有关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并不是所有的定量评价都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除了一些可量化的因素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涉及到很多无法量化的指标，评价需要时间的积淀和历史的评判，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还需要对其进行定性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了我们在对其进行评价时应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在具体的评价过程中应根据不同的评价目的选择不同的评价方法。评价标准指的是在评价活动中应用于对象的价值尺度和界限。评价的标准依赖于评价目的，也就是说评价目的决定了评价的标准。如果说评价标准是总的衡量尺度，那么对于评价标准进一步细化则构成了评价的指标，例如，引文量、获奖数量等。而定性的评价指标，主要按其是否符合创新性、规范性、价值性和科学性的原则来设定。评价制度是指有关部门制定的保证评价活动正常进行、要求有关人员共同遵守的规程，包括了评价专家的遴选、评价对象申诉、评价结果公示、反馈意见、评价结果共享等。评价制度的保障是整个评价体系的支撑点，因此良好评价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综上所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是一个系统，构成评价体系的多个要素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他们是构成评价体系的有机整体，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准确、公正、客观、全面评价的前提和基础，对一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最终评价，是各个评价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构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制度保障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是繁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还可避免学术不端行为、抑制学术腐败现象的频发。学术评价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学术失范现象泛滥、独立的学术评价机构缺失、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和渗透等，这些因素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实施都造成了严重的干扰，进而影响了评价的过程和评价结果，这些体制方面的缺陷需要通过制度的变革来实现。

1．建立专门的评价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需要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而科学的评价机构是构建评价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已有一些评价机构和组织，他们依附于政府机关或其他实体单位，但是发挥的作用都不明显，这主要是由于其对学术评价中出现的问题未能进行科学地、有效地认证和鉴定，设立独立专门的评价机构就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学者提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建立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专门的、权威的机构，它可以对学术研究成果、研究项目、科学研究机构、学术研究者以及学术机构委托的一些其他的评估业务等进行评价，只有这样才能从体制上保证评价活动的公正性。因此，建立专门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机构是实现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科学化、规范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繁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

2．健全完善同行评议制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具有模糊性、描述性等特点，这就决定了它不能像自然科学成果一样通过科学实验和反复、精确的数学计算加以验证，也不能用指标和数据进行简单测定，因此，由从事相同或相近领域的专家来判定研究成果的价值就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主要评价方法，即就是同行评议法。同行评议法是一种定性评价方法，其特点是操作较为简单，评价结果易于被使用。由于充分发挥了同行专家的经验知识、调查分析能力，从而避免了这种评价方法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然而，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活动中使用同行评议法仍然会存在一些随机因素，如评价者主观意识的影响、同行专家知识和经验的局限性等，这些使得评价的结果常常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各种新兴、综合、交叉学科的不断产生，研究范围日益扩大，对于那些应用性较强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影响成果价值的标准既要考虑其学术价值同时还需考虑成果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同时，同行评议制度还应实行专家回避原则，其重点是对同行专家的有效制约，从而可避免一些非学术性因素的干扰，使评审结果公开、公正，接受学界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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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研评价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 图书评价

中图分类号： G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4）05-0082-06

Bottleneck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Evalu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Book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bottleneck factors in present evaluation of Chinese book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re such as large workload，time consuming content evaluation，non-quantitative and non-formulaic characteristics of academic books and non-consensus of evaluation results.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advanced in this paper are： to select a batch of patient and responsible peer experts，to build and make good use of a peer review expert database，to establish standard citation index database of Chinese academic books，to establish the academic book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evaluation method dominated by peer view expert evaluation and supplemented by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nd to establish the evaluation system that tolerates non-consensus.

Key words scientific research evalu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valuation; book evaluation

1 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评价的现状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是传播学术研究成果和传承学术的重要阵地，是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研究与学术图书长期以来形成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学术研究水平提升了，必然会促进学术图书的产生;反之亦然，学术图书的不断面世又会从整体上带动学术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如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断推动学术图书出版质量的提高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但通过对古今中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进行比较可知，尽管我国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总量在逐年增加，但总体水平不高几乎是被人们公认的事实。相当多的学术图书学术创新不多甚至是重复研究，学术价值不高甚至没有学术价值，读者量少甚至没有读者，被引用率很低甚至为零，学术影响力不强甚至没有学术影响，逐渐呈现出学术图书被人们漠视的趋势。为此，一些科研机构在科研绩效考核甚至职称晋升时不再考虑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做为评定条件之一，这也许是我国当前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的悲哀，当然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悲哀。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必须以高效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管理为前提。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繁荣与否与其评价体系密切相关，没有科学、合理、公正、客观的评价体系，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质量就很难从整体上真正提高，因而人文社会科学也就很难得到长期的持续健康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价值被漠视的状况，势必引起人们的反思，为此需要反思我国现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评价体系的问题所在，并找出相应的改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