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方法范文
时间：2023-10-23 17:34:2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考古学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图分类号：K87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156-01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学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我从中选择了《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三篇文章进行阅读。《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一文，通过五个部分介绍了仰韶文化被发现之后，学者们对其文化源头的探索及论证过程；在长达数十载的争辩中，仰韶文化的源头从模糊到比较清晰，其中的研究和论证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阐释了半坡文化与庙底沟文化的时间问题，并总结了之所以出现“争辩的各方使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方法，路径相同，论据确凿，结论却大相径庭”的原因。《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介绍了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的争辩、原则的确立及命名程序。选择这三篇文章，不仅是因为课程的要求，而且它们相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为例，系统介绍了考古学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及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在考古学文化中，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考古工作实践中常常遇到、看似简单而实为复杂的问题。对于此类问题的探讨，不仅仅是在仰韶文化的研究中，在我国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中，也非常重要。
一、 对考古学文化本身的深入解读
但凡人们在发现、研究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本身内涵的时候，都会思考这么一个问题：这种文化从何而来？也许是人们喜好追根溯源的心理、亦或是人们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理，都催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探索文化之源头，就像人们喜欢攀爬最高的山峰、追寻最长的河流一样。但是，这样的溯源，对于考古学文化研究来说，要以所发现的考古学文化本身为中心，只有对其本身进行详实解读后，才有依据去追根溯源。
所以，在《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这篇文章中，我们也能看到作者所总结的各位学者关于仰韶文化源头研究的“分源”观点，即仰韶文化虽然分布面积广、其中类型多种多样，但是其早期的各类型却各有其来源。从此观点出发，以追求仰韶文化之“本”的源头，便使线索清晰，有理可循。这就是在找准了仰韶文化之“本”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二、严谨的考古学方法
地层学和类型学为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但是，如何将这两种方法准确、灵活运用，我认为却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虽然，就半坡与庙底沟类型的关系问题而言，王先生在《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中开篇即提出：争辩的各方使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方法，路径相同，论据确凿，结论却大相径庭……至于这样局面的症结所在，现在似乎还并没有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但是，我认为我们依旧可以从前人的探索中学习、总结出一些方法和经验。
在考古学中，还有另一基本理论——地层学，我认为我们利用类型学进行器物研究，至少是应该以地层学为基础和前提的。王仁湘先生在《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中还提到，随着下孟村等遗址的发现，地层证据成为了显示半坡文化早于庙底沟文化的一个依据，许多学者，包括曾经认为庙底沟早于半坡文化的学者，也通过对地层的解读，认为半坡应该早于庙底沟文化。
在考古工作中，我们如何去思考、对待考古学文化的嬗变，怎样确立考古学文化嬗变的维度，也许会比文化人类学难得多，因为考古学的文化研究对象已成为历史，并湮没于黄土之下，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大多在现世中还能找到，并且可以对目标进行跟踪调查访问；但是我相信，透过地层、遗物、墓葬、房址、经济生活模式、地理位置、规模……我们依旧能够从文化的整体空间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只是现在于我来说，由于积累有限，解决这些问题还非常困难。
三、结语
要挑出别人的问题和错误是相对较为容易的，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确实非常困难的。虽然，现在的我们回过头去看早年的研究，会发现在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方法中，存在着一些缺陷，但是，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缺陷才促使我们不断地改进研究方法。今人一个看似简单的结论，却耗费了前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中，也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和教训。读完王仁湘先生的这三篇文章之后，我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是，要解决考古学文化研究中的问题，我自认为是能力不够的。不过，这也将会是我进一步学习的一个起点，让我从这些问题着手，更仔细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参考文献：
[1]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篇2
现针对自学考试试卷质量评价和反馈的现实情况，依据科学、可操作和合理的原则，结合具体的工作需求，探讨试卷质量评估和反馈方式方法，并应用于实践以指导命题。
一、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是多年来自学考试试卷质量评估方面的难点。因为样本采集的难度、统计分析方法的局限以及需求不明显等原因，定量分析一般只是限于研究和探讨层次，没有更广泛地展开。适合于自学考试的统计分析方法是多年来探讨的重点，自学考试的特殊性决定了选择理论方法的特殊性。选择哪种分析方法不仅要参照教育统计与测量专家的建议，更需要工作人员结合工作需要。既要科学、合理，又必须具备可解释和可操作性。下面结合《高等数学（专）》的统计结果来探讨统计分析方法的差异：
1.难度
3.项目性能和测验信息量
定性分析缺乏项目性能和测验信息量分析，经典测量理论不能揭示测验所含有的各个项目的性能与质量，也不能揭示整个测验的性能和质量的关系，所以采用Logistic的单参数和双参数模型进行评价。
以上统计分析可见，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结论后差异比较大（定性分析表仅由阅卷组长填写），定量分析采取不同的方法、选择不同的分析项目也有不同的评价意见。项目反映理论的Logistic单参数模型是以难度为参数的模型，双参数模型是以难度、区分度为参数，单参数和双参数模型是独立于被试特质水平的，其测验总分都是充分的统计量，这是两者的优点。单参数模型更加突出（但当实测资料跟模型拟合良度不好时，优点突出不出来）。因为区分度不是自学考试测量的必要信息量，将区分度作为重要的信息量参数，不是十分适宜，相比较之下Logistic的单参数模型更具优势，更契合自学考试的性质特点。因此，可以采取项目反映理论的单参数模型作为自学考试试卷定量分析方法，其次参考经典理论的分析结果（经典理论的结果比较直观和形象），也可以从双参数模型中把握较为细微处的差别，从而得到比较全面、比较客观的定量分析结果。
二、定性分析
教育理论认为，定性分析就是从性质上进行探讨。对于试卷的定性分析，多是对试卷的总体评述和对试题性质等方面的评价。填写定性分析评估表是目前采用的较为普遍的定性分析方法。因为定性评估表的填表人的主观因素所起的作用非常大，同一份试卷由不同的人评价，结论差异很大，所以定性分析必须是多方参评。主命题教师（或审题教师）、阅卷组长、助学老师以及考生四方面的意见集合的定性分析才能定为本试卷的定性结论，缺乏任何一个方面，定性分析都缺乏科学性。
比较适合的操作方式是：试卷命制结束，由主命题教师（或审题教师）预估试题和试卷的各项指标，填写定性评估表。考试结束后将同样的定性评估表随试卷发放给阅卷组长，阅卷组长在阅卷结束后将定性评估表填好上交。在此期间组织助学教师和考生对试卷进行评价。意见收集后由命题管理人员总结分析形成该课程的定性评估报告。
目前使用的定性分析表过于拘泥于某些指标的量化往往影响了教师对试卷客观公正的评价，诸如难易度指标的评定，参与评估的老师主观性因素非常大，即使结合阅卷情况，尺度也有失公允。与其收集参考意义不大的数据，倒不如放弃指标数据的主观评估，把重点转移到对试卷的非量化的因素的评价上，即用描述性语言对试卷的质量进行评价，增加可操作性。
三、反馈
教育统计分析和评价的结果必须反馈到考试的实践中才能起到作用。在反馈前必须进行全面分析。单纯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都缺乏解释的合理性，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是相对科学的评估。从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可以看出，测量和评价各有所长，应突出二者的特点，避免相同指标的重复，适当的交叉可以保留作为分析效度的参考，如定量分析是用数据来说话的，在定性分析中不必保留诸如难度的比例和数据，但可以有描述性的推断。而对能力层次、覆盖面等方面的评价在定量分析中又无法实现，所以一份成功的课程试卷分析报告必须综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才能得出较为全面和科学的结论。同时也汇总一些其他信息，诸如全国其他省市的定性分析情况、考试时掌握的考场反馈情况、阅卷结束后获取的本市全部考生的及格率、各分数段统计等信息。
命题管理人员根据分析的情况和掌握的信息形成书面的课程试卷分析报告，然后反馈到命题教师，组织命题教师认真研究、分析，利用各种信息和相关考试数据，重新评价试题的各种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对题库（卷库）里试题的各项指标进行调整和修改，使之更加科学准确，以改进完善命题工作。
自考试卷评估与反馈模式基本构架如下：
篇3
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建设现状在国际与国内动物考古学学科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动物考古学的教学工作越发重视起来。从学科构成来看，动物考古学主要包括动物解剖学、埋藏学、第四纪地质学、环境考古学等方向的内容。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来看，其动物考古学专业课程设置主要包括［4］:(1)动物解剖学及埋藏学，即由陈全家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动物考古学》、《动物解剖学》、《史前考古埋藏学》、《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2)埋藏学及第四纪地质学，即由陈胜前副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晚更新世以来史前史》、《考古学理论》、《遗址过程》;(3)环境考古学方向，由汤卓炜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环境考古学理论探讨》、《环境考古学文献导读》、《环境考古学专题与学科最新进展》等。根据以上研究生课程体系的设置，学生可以更好地通过利用动物解剖学和动物分类学的研究方法，以遗址和墓葬内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为研究对象，探讨古人类对动物和动物骨骼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当时的古气候和古环境，从而使其能够达到对遗址内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初步整理，掌握遗址内出土动物遗存的科学搜集方法、骨骼各部位的名称和方位、常见动物骨骼的种属鉴定方法等。
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建设现状在中国高等院校中，北京大学最早设立了考古学教学研究机构。1922年北京大学在国学门下设立了考古学研究室;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立考古专业。考古专业成立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已将自身专业发展壮大成今天的基础设施完整、学科覆盖面宽、教研力量雄厚的考古文博学院。2007年，又成立了考古学系，由原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中的考古学诸教研室及科技考古教研室整合而成。目前下设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商周考古、汉唐宋元考古、外国考古和考古学技术方法等5个教研室。［2］［3］其中，除传统的各时代考古以及田野考古学等学科是北京大学的传统强项外，科技考古、动植物考古、古人类考古和外国考古等方向也有长期的积累，并逐渐与其他方向相互渗透，成为考古学系新的学科增长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动物考古学专业是包含在旧石器考古与古人类学专业之中的。尤为重要的是，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动物考古学专业具有文理交叉性质，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及较广泛的人文科学知识和一定的艺术修养，并能够进行动物考古学的初步研究。
吉林大学与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相关方面比较
(一)课程设置及教学理念
动物考古学是指根据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去探讨古代各个地区不同时间存在的动物种类，并根据动物生息特性对古代环境做出推测。西方动物考古研究大约始于19世纪前期的欧洲。［5］作为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动物考古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深刻影响。近十多年来，人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即人类开发利用动物资源的策略和行为，已经成为西方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学者往往通过研究人对动物的来源、分配、屠宰、储藏、消费、废弃的过程和方式，来认识当时人类的行为模式，探讨人类社会的经济成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等诸方面的问题。［6］本门课程希望通过动物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以及指导学生参与动物考古的实验研究，培养学生动物考古学的意识并初步掌握基本研究的步骤和规范。因此，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的设计直接关系到研究生们能否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做到掌握和灵活运用动物考古学相关理论以及研究方法。根据北京大学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比较表来看(表1)，与动物考古学相关的课程设置(除去旧石器考古学系列课程)在两所大学中差别不大，主要课程重合在动物考古学这门课上。在此基础上，两所大学各有侧重，以北京大学为例，由于其动物考古学专业包含在旧石器考古学及古人类学的方向之内，所以北京大学的动物考古学课程设置几乎包含了所有的旧石器考古学以及古人类学的相关研究生课程。另外，由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着重研究晚段考古(主要指新石器时代考古以后的各时间段考古学)及其相关问题，所以在动物考古学的课程设置上又增加了农业起源与动物驯化等课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课程体系中，还包括第四纪哺乳动物这门较为基础性、专门性的课程，这体现了北京大学重视该学科课程体系建设的全面发展以及重视研究生知识体系的合理构建。这不仅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设置的一大特色，也是我校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
近年来，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动物考古学学科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1999年成立的吉林大学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该中心下设的动物考古实验室是集本科教学、研究生培养与科学研究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实验室［4］。实验室配备体视显微镜、电脑、液晶电视等教学设备20余台以及数十件常规的观察和测量仪器。实验室主要承担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的实验教学，包括动物骨骼鉴定、骨器模拟制作、动物解剖、现代动物骨骼标本制作、骨骼表面痕迹分析等实验项目。同时也为研究生的自主创新实验、专业培养和教师的学术科研等提供平台。然而，反观我校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设置虽然在数量、学时、学分上来看，都远远高于北京大学，但是在此我们不得不正视仍然缺乏一些基础性的研究生课程的现实，即第四纪哺乳动物学、脊椎动物进化、第四纪环境学等古生物学、古生态学方面的课程。
从“动物考古学”这个名词上我们就不难看出，动物考古学的落脚点是考古学。又因为考古学是以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的古代人类活动遗存为研究对象，以重建古代人类社会面貌为目的，所以属于社会科学范畴。虽然考古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源于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但是在达到研究目标的过程中，却离不开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手段，而且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就分别来源于地质地层学的层序律和生物学的进化思想。尤其是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在全面而科学地认识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更具体地讲，动物考古学(Zooarchaeology)是指运用古生物学研究的各种技术和方法来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方法进行的考古学即科学(科技)考古学(ArchaeologicalScience)的概念来理解，动物考古学应涵盖在科学考古学之中。由于动物考古学主要涉及地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所以其主要分支学科就分别有:地理考古学(Geoarchaeolo-gy)、环境考古学(EnvironmentalArchaeology)、植物考古学(ArchaeobotanyorPaleoethobotany)等。#p#分页标题#e#
与动物考古学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地质学、地理学、古气候学、埋藏学、土壤学、生物学、生态学、人类学、民族学、年代学(Chronology)等［7］。因此，值得说明的是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在重视传统考古学的相关课程之外，还非常重视第四纪地质学、埋藏学以及古环境学相关课程的设置，因此课程体系包含了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史前考古埋藏学、环境考古文献导读以及晚更新世以来史前史等课程。我校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设置的这种教学架构的目的，是使研究生们既能从整体上把握动物考古学的来龙去脉，理解理论原理的核心，又便于在动物考古研究工作中，有的放矢地获取古环境学、埋藏学等方面的信息以解决具体问题，使得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内容更全面、更细致。
(二)课程大纲及教学内容
动物考古学研究和教学适应了现代科学大发展的形势，其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认识时间序列和古环境信息的角度，来解决人类自身及古文化发展的时空问题，以及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问题，从而起到了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从人才培养的迫切性来看，国外早在20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动物考古相关主干课程的讲授，其中以出版的埋藏学和生物考古学的著作最具有代表性。例如Brain，C．K．在1981年出版的《狩猎还是被捕食?———非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埋藏学研究》［8］;Klein，R．G．等人1984年出版的《考古遗址的动物骨骼研究》［9］;Lyman，R．L．在1994年出版的《脊椎动物埋藏学》［10］;Reitz，E．J．等人在1999年出版的《动物考古学》［11］，这些著作都成为培养动物考古学相关人才的重要教学参考书。因此，我国的一些高校针对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教学大纲、课程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式、教学方法、教学目的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好的规划和设计。从北京大学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课程大纲及内容对比表来看(表2)，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大纲的设置较为格式化、教学化，主要是通过对动物骨骼标本的观察以及进行相关动物骨骼的模拟实验，由浅入深地介绍我国动物考古学现状以及国内国际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一些前沿热点问题。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看其来有些松散，不够系统。而反观吉林大学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大纲内容则较为系统、科学，我校主要采用动物解剖学和动物分类学的研究方法，以遗址和墓葬内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为研究对象，探讨人对动物和动物骨骼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当时的气候和环境。
(三)教材建设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根据动物考古学专业发展的方向，在教学内容上做了许多有益的调整，引入了许多与学科发展前沿相关的新内容，同时还从国外购置了大量外文版研究生教科书和相关研究资料，从而有效地推进了教学内容的更新进度。除此之外，其许多课程都加大了在课程讲授方面的国际交流和校际合作，例如，采取聘请国内外同行专家授课或长期做一些科研讲座的形式。再次，他们还积极编写并出版了一系列教材，如《石器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方法初探》、《旧石器考古学》、《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等。相比之下，我校动物考古学学科则缺乏相应的国外大学较为流行的外文版动物考古教材以及相关研究资料，而且目前教学中常用的参考书籍的更新较为缓慢，使用的多是上世纪后半叶出版的一些书籍，例如W．B．塞普提摩斯的《家畜解剖学》1962年版，郑作新的《脊椎动物分类学》(增订本)1964年版，马克勤、郑光美等人的《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1984年版等。
我国高等院校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对我校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两所高校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诸方面的对比，可以看出我校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与北京大学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落后于我国目前蓬勃发展起来的动物考古研究工作。因此，我校动物考古学方向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未来的发展方向应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培训研究型人才，完善操作方法
国内现今从事动物考古研究的人员数量有限，一些考古发掘工地在发掘时没有科学地采集动物遗存，不少省、市、自治区的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亟待整理。通过组织田野操作示范和实验室工作展示，同时举办相应的学术交流会等方式，讨论和规范动物遗存的提取、鉴定、测量、统计和分析方法，与国际上的动物考古研究方法接轨，为推动动物考古学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奠定基础。
(二)编写动物考古学相关教材、翻译相关参考书和工作手册
我们现在可以利用的中文动物考古研究书籍极其有限，研究人员各自利用的外文资料也不尽统一，且目前国内还没有一本正式出版的动物考古学教材。希望通过编写、出版动物考古学教材，翻译动物考古学相关参考书和工作手册，从理论再教学的过程中加强动物考古研究领域的建设。
(三)建设完善现代动物对比标本库
秉承以今证古的原则，鉴定古代动物骨骼需要借助现代动物骨骼作为对比标本，以保证鉴定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收集和制作现代动物骨骼标本，通过实物、照片、三维模型等各种形式，逐步建设和完善一个区域性的现代动物骨骼对比标本库，供研究生们在整理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时进行对照参考。
(四)做好动物遗存的采集和整理工作
鉴于在以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往往仅是采集肉眼能够看到的动物遗存，而发表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也只能建立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之上，甚至还有不少地区连这样的动物考古研究都没有做到的现状;在研究生的野外实践中，务必要注意全面采集动物遗存，对各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全方位的整理，写好各个遗址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逐步积累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动物遗存资料并填补相关空白。从而不断积累更加翔实、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科学的动物遗存资料。
(五)做好动物埋藏学研究
动物是古代人类渔猎及由狩猎转为饲养的对象，是当时的肉食来源，是祭祀、随葬和文化交流的用品，是战争和劳役的工具。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利用动物种类和部位的差异还成为不同人群等级、身份的象征。而所有的古代动物遗存，由于当时人的有意放置或废弃，经过长时间的埋藏，到现代才被发掘出来。因此，围绕各种家畜的起源、不同时空范围内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动物遗存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证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利用动物祭祀和随葬的特征、动物在战争和劳役中的作用、动物作为文化交流的实物、动物埋藏学等方面开展研究是十分必要的。#p#分页标题#e#
篇4
关键词： 实证主义 功能主义 过程主义 象征考古学 结构考古学
可以说，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带着重建中国上古信史的使命传入中国的，而且在其学科定位方面也从来没有人将其视为独立于历史学之外的学科。王国维提出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傅斯年将史料分为两类，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即实物遗存和史书文献。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并在美国接受西方考古学教育的李济，他的毕生心愿也是希望通过对夏商城址的发掘重建中国上古史。所以可以看出，在中国，考古学从来就被视为历史学的一部分；似乎对于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界的研究者来讲这样的划分是妥善恰当和毋庸置疑的。
将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所倡导的一些理论和基本方法分别运用于我国考古学对于历史时期考古、旧石器时代考古和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这是根据不同流派的理论和不同时期考古研究的特点得出的观点。而最重要隐性根据则是以时间为轴，人类和环境相互之间此消彼长的影响。因为环境条件并非简单地单方面对人群起作用，事实上，环境是文化和自然的动力组合部分，它们持续的被人类的干预所改造。
一、新考古学的相关理论引入
新考古学又被称为过程考古学，这里的过程和动力机制同义，意思是其主要宗旨是研究历史演变的动力或原因，将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究看做是考古学最高目标。[1]过程考古学秉持的两大主义是功能主义和过程主义。此外，实证主义也是新考古学的一大特点。
（一）、实证主义与旧石器时代考古
众所周知，因为距今年代相对较远，所以旧石器时代保留至今的遗存很少。此外，由于在旧石器时代，尚处于人类的"蒙昧"时期，即使现在运用科技可以较为准确的得知当时人类的脑容量等数据，但是，那时人类的智力水平和认知能力到底发育到什么层次，现在的研究还无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在目前看来，对于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国际上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就是对于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的考古研究；直接从考古材料入手，通过今天能够看到的遗存，来尽可能的还原和模拟古代人类的生活；第二，就是对世界上一些社会结构较为简单、发展速度较慢，没有经过工业化和依然保存传统的人群和民族进行实地考察，通过今天这些人群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来和旧石器时代相关人类遗存进行比对和分析，希望以此来破解古人类的生存密码。这也是新考古学中运用实证主义的研究目的。我国研究者一般都采用第一种方法，对于第二种方法是不大相信的，而将其归类为民族学材料。事实上，这其实自己关上了一扇可以眺望远古的窗户，实际上，也将实证主义拒之门外。一个存在的现象是在西方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这三门学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相互促进的，而在我国却人为的割裂了。
（二）、"功能主义"与"过程主义"对新石器时代考古
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慢慢意识到，文化-历史考古学难以胜任了解史前文化如何运转和演变的工作，于是他们采取新的方法，对人类行为系统进行人类学和社会学调查来研究史前史。这些途径从性质上一般被称为功能论和过程论。传统上，文化-历史考古学从外部解释变迁，将其归因于传播和迁移。功能和过程研究试图从内部来了解社会和文化系统，以决定这些系统的不同部分是如何关联，以及这些部分彼此之间是如何互动的。[2]
用简单的词语解释"功能主义"和"过程主义"的话，那么可以将功能主义简单的理解为"文化系统"，将过程主义理解为"动力机制"。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功能主义其实搭建了一座社会运转系统的模型，而过程主义则提供了供这个系统良性运转的动力。如果将文化系统比作一个有机体的话，功能主义构建其所需的各个子系统，然后将所有的子系统联系在一起，合并为为一个整体；而过程主义则为这个有机体添加动力元素，让这个有机体具有活力并健康运转。毫无疑问，越是运用于复杂的社会，功能主义和过程主义的价值越大。格拉厄姆・克拉克在他的Reckitt讲稿中展示了其完善后的社会生态系统图示，他提供的思路对于研究过去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依然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
二、后过程考古学相关流派观点的借用
以剑桥大学为代表的一批考古学家开始从人类文化的象征性和人的意识形态和认知角度来研究考古材料，关注人的能动性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他们认为，人类文化并非一种只对环境起作用的适应系统，人类思想和他们的生存环境同样重要。人类的物质文化是由人类的思想所积极操纵，物质现象不止是对生存环境和社会结构的被动反映，而是特殊策略的一部分。[3]
后过程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关注社会和个人的意识形态对社会演变所起的作用，关注文化现象所蕴含的"思维"和"价值"。
（一）、象征考古学与新石器时代考古
象征考古学希望了解器物中那些和功能无关的纹饰和设计在那些方面反映了人们当时的宇宙观，贵族如何应用奢饰品的象征性来操纵社会信仰和运用他们的权力。
象征考古学的价值在于提醒人们通过对器物本身的研究来探讨其背后的意义。象征考古学对我国新时期晚期文明孕育和初现阶段社会研究的将会有非常大的助益。我国新时代时代晚期，各个地区相继初现了一些社会发展程度很高的文化。比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中原龙山文化等。这些文化表征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玉器作为"国之重器"的存在。那么研究这些考古文化中出土的玉器，主要探讨的应该是这些玉器背后体现的社会意志和精神，而不仅是质地或是工艺。[4]
（二）、结构考古学与新石器时代考古
结构考古学试图分析考古材料之间在结构上的关系，解读背后蕴涵的规则。结构考古学认为，许多信息并不反映在个别器物的特征上，而是保存在一组器物和遗迹现象共生的结构关系上。[5]
对于器物组合的记录和研究，是考古学研究中的盲点之一，而恰恰有些器物组合所蕴含的信息往往是非常重要且是单个物体所无法承载和体现的，这更加凸显出器物组合的珍贵性和进行结构考古学的迫切性。尤其对于文字尚未出现而社会物质和精神方面发展层次却较高的前文明社会来讲，结构考古学的重要性更加不言而喻。例如小到对岩画、刻画符号、动植物摆塑的分析，大到对聚落形态、墓葬制度的研究，都离不开在整体结构上的把握。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文明史的悠久，以及史料丰富，中国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较为细致和全面。所以西方考古学理论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借鉴重点应该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和新石器时代考古两个时期。因为在当时，文明尚未起源，国家尚未出现，不存在现在意义上的国家地域和版图。人类在整个世界中自由迁徙，文化也随之扩散和传播，后来随着人类智商的发育和技能的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技术足以支撑社会的建立，一切才步入正轨，并未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所以，旧石器时代和新时期时代的考古想要研究过去的人类如何生活是一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那么便需要借鉴和整合国际上相关研究，才能扩展研究的思路，加快研究的速度，这也是引进西方考古学理论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61页。
[3]（加拿大）布鲁斯・G・特里格著，陈淳译，《考古学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9页。
[2]（美）蒂莫西・厄尔著，陈洪波、陈虹译，《酋邦的演化》，《南方文物》，2007年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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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考古这个名称尚未出现以前,这方面的研究一般称之为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或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有时还称之为实验室考古。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科技考古这个词,20多年来科技考古这个词已经基本上被学术界所接受(1)。今天,大家都明确地意识到,科技考古包含了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全部内容。但是,这个研究必须以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为指导,必须带着考古学的问题开展研究,对研究结果的认识必须结合考古出土背景进行分析,即考古学研究的意识必须贯穿于整个科技考古研究的过程之中。在当今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科技考古正在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科技考古研究历程的角度回顾夏鼐先生当年凭借大科学家的学术敏锐和渊博的知识,努力推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历历往事,同样由衷地感受到这位学术泰斗的伟大之处。本文试图依据重读《夏鼐文集》里收录的有关涉及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经典文章及其他资料,首先介绍夏鼐先生对中国科技考古研究的倡导作用及亲身实践,认识他发挥的无与伦比的作用。其次阐述自己对于如何沿着夏鼐先生规划的宏图,加倍努力,建设好中国科技考古学科的思考。
一、夏鼐先生建设中国科技考古学科
的丰功伟绩
夏鼐先生建设中国科技考古学科的丰功伟绩大致可以分为作为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规划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学科布局;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从理论上论述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把握研究的核心问题;作为大学问家,亲自从事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等几个方面。
(一)规划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学科布局
夏鼐先生多年来一直以中国考古学领军人物的地位及能力,倡导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推动多个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领域的建设。
比如,他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年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建立碳十四年代测定实验室。早在1955年,夏鼐先生就在《考古通讯》上介绍20世纪50年代初,由美国科学家W. F. 利比(Libby)发明的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的方法,指出它的重要性,并建议在国内建立实验室进行测定工作(2)。这篇文章距离利比发明这个方法的时间只有5年,距离介绍这种测定方法的著作的出版只有3年。除了及时撰文介绍国际考古学研究中应用碳十四断代这个最新成果以外,20世纪50年代末,夏鼐先生经杨承宗先生介绍,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引进仇士华和蔡莲珍两位先生到考古研究所工作,积极组织实施在考古研究所筹建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到1965年5月,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开始测定出第一批标本的年代数据。到1972年《考古》复刊后的第1期,公布了第一批测定年代数据(3)。
除了建立碳十四测定年代实验室以外,夏鼐先生对于在考古研究所建设其他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领域也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不断吸引多个领域的专门人才到考古研究所工作。在夏鼐先生的直接领导下,考古研究所于1959年开始筹建常量化学分析实验室,1961年开始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后来建立了体质人类学研究组。1963年开始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工作,后来建立了动物考古研究组。1975年筹建热释光年代测定实验室。1978年成立实验化验室。1978年在实验化验室开始发射光谱分析工作。1980年在实验化验室开始金相分析工作。1984年在实验化验室筹建穆斯鲍尔谱分析工作等等。
在夏鼐先生的大力推动下,当时考古研究所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范围已经涉及到碳十四年代测定、热释光测定年代等年代学的研究,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动物考古学的研究,陶器、青铜器等器物的物质结构和化学成分分析等等,初步构建起一支具有多个领域的研究团队,在当时全国考古学界起到了很好的领军作用,发挥了重要的研究作用。
夏鼐先生除了在考古研究所内大力推动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以外,还努力加强与所外多个科研和教学机构的专家们的合作,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如石兴邦先生曾经提到夏鼐先生很重视考古发掘中古动物与古植物的研究,并鼓励大家尽量以最好的方法,采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各种标本,以便更确切地鉴定人类生存的年代及古地理、古气候状况,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对古人类文化的影响(4)。
何天相先生曾经提到夏鼐先生采集了甘肃敦煌西汉时期的简牍残片、棺木接榫、甘肃武威唐朝时期的马鞍,并把这些珍贵的木质材料送给他进行树种鉴定研究(5)。这属于植物考古研究的范围。
夏鼐先生与北京科技大学(原名为北京钢铁学院)的柯俊院士交往甚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向柯俊院士领导的“中国冶金史编写组”提供过不少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的青铜器标本和铁器标本,请他们进行金相和成分方面的鉴定和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都及时发表在《考古学报》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与柯俊院士合作,对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商代铜柄铁钺进行研究,证明这件铁器是用陨铁制成,这项研究成果在当时的国内外学术界都引起极大的反响(6)。
夏鼐先生还十分关注古陶瓷方面的研究,他专门邀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周仁所长对考古发掘出土的陶片和瓷片进行科学分析,提供科学性的技术鉴定。并在《考古学报》上发表周仁先生的研究文章(7)。当周仁先生等撰写的《景德镇瓷器的研究》一书出版后,夏鼐先生专门为此写了书评,详细介绍此书涉及的清初瓷器胎、釉的研究;景德镇制瓷原料胎、釉的研究;景德镇瓷器质量的改进和中间工场生产试验;钴土矿的捡炼和青花色料的配制等等。强调此书对于考古人员研究古代陶瓷的启发作用(8)。
(二)从理论上论述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把握研究的核心问题
夏鼐先生在与王仲殊先生合作撰写的“考古学”里,专门强调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都与考古学相关,比如在自然科学方面,自然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和生态学等,主要是协助研究遗址所在地区的地史和天然资源,从各个方面复原当时的自然环境。生物学(动物学和植物学)和体质人类学,主要是用以鉴定发掘出土的植物遗存、动物和人类的骨骸,并判定它们的年代。物理学和化学则应用于对遗址的勘探,对遗物成分和性质的分析,并测定它们的年代。在工程技术科学方面,建筑学和土木工程学应用于对遗址的发掘、测量、制图,对发掘出来的遗迹进行复原或在现场加以保存等。采矿冶金学、陶瓷学和染织学应用于对工场址、矿址、窑址等遗迹的考察,对铜器、铁器、陶瓷器、玻璃器、纺织品等遗物的分析和研究,造船学则专门应用于对发掘出来的造船工场遗址和船舶的遗物进行考察和研究。他们还以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和体质人类学为例,用较大的篇幅详细讨论这些学科的原理、在考古学中应用的具体方面及其学术价值。他们还围绕方法进行介绍,如在测定考古资料的绝对年代时可以应用的多种自然科学方法;在判别各种器物原料的成分及其产地,并究明器物的制造方法和用途时,除普通化学分析之外,还有多种利用自然科学仪器设备进行测试的方法等(9)。
今天我们怀着敬仰之心重新阅读夏鼐先生当年的论述,仍然对其包含的科学性、前瞻性、现实性而肃然起敬,这些论述涉及到我们今天科技考古学科形成的基础。比如,对比科技考古研究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他们都使用同样的仪器设备,依据同样的分析原理,运用同样的技术手段,研究对象是同样的生物种属或由同样的物质结构和化学元素组成。他们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科技考古研究的对象是考古遗址发掘出土的资料或属于古代的资料,而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研究的对象除古代的以外,更多的是现代的资料。另外,前者的最终目的是如何解释古代人类的行为,探讨当时的历史,而后者是认识物种的特征及物质的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
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分别有自己的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这就意味着学科之间的结合不是简单地合并到一起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学科之间的有机结合需要把握好核心问题,需要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一起探讨和共同努力。
以如何认识碳十四年代测定为例,夏鼐先生在1977年就撰文提醒考古研究人员在涉及有关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时要注意三点。第一,有两个计算碳十四年代的半衰期值,利用不同半衰期值计算的年代数据不能够互相比较,如果要比较,必须先换算成使用同一个半衰期值计算的年代。由于不同年代的碳十四浓度是有变化的,对碳十四年代的数据需要作树轮校正。第二,碳十四断代实验室给出的碳十四年代后面的加减号和数字是统计学上的标准偏差,无论是一个标准偏差还是两个标准偏差,实际年代有可能在这个偏差范围之外。第三,除统计学偏差以外,由于污染、标本本身的特殊性质等多种原因都可能引起年代误差。所以只有一系列的基本一致的碳十四年代才是有价值的,而一两个孤零零的数据是没有多大意义的(10)。
这三点认识涉及到如何科学地、客观地、全面地认识和应用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也涉及到在考古现场采样时就要防止标本的污染以及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由于多种原因可能引起的误差。到30多年后的今天,夏鼐先生当年提到的这些认识仍然是我们考古研究人员要时刻注意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除了详尽地论述在具体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外,夏鼐先生还就整个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结合的问题提出总体思路。他认为考古学中有些问题是考古工作者自己没有能力解决的,只能提供资料请科技史专家或科技专家帮助我们进行鉴定和研究。但是考古工作者要明确提出想解决什么问题,以便别人能够配合我们进行研究。我们提供实物标本时首先要搞清楚出土的情况。如果科技专家科学分析的结果,产生难以解答的新问题,对提供的资料产生疑问,我们考古工作者便应重新核查自己采集标本时是否有疏忽,是否有些情况没有搞清楚,或者不够确切,最好我们能自己加以改正(11)。
夏鼐先生强调了考古研究人员在提供样品时要有考古学的思考,这样才能把握好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专家进行合作研究的方向,努力做到有的放矢。用考古学的思考来主导样品采集、测试的目的,这是当今科技考古的精髓。夏鼐先生还强调了考古出土状况如何决定了材料的科学价值如何,因此对于考古出土背景的把握必须慎之又慎。要充分重视考古材料出土状况的科学性,这是最终提出科学结论的基础。夏鼐先生曾经几次提到有些所谓重大发现,实际上来自被污染的样品或有特殊背景的样品,这样的教训永远应该引以为戒。夏鼐先生的这些认识可谓是从宏观上把握住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结合的核心问题。
(三)亲自从事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
夏鼐先生经常强调一点,要做好考古学研究,一定要对许多关系密切的学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例如科技史、狭义的历史学(包括文献学和考据学)、民族学、地质学、体质人类学、生物学、化学等等(12)。从现在的思考而言,这里面就涉及到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内容。尤其值得敬佩的是夏鼐先生不仅是这个方面的提倡者,更是一位身体力行者,他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方面涉及到多个领域,有些方面的论述至今尚无人望其项背。
比如在碳十四测定年代研究领域,夏鼐先生在第四批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发表以后,发表了著名的《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他在文章中充分肯定了碳十四测定年代方法的作用,认为从前对于有文字记载以前各种文化的绝对年代是没有办法作正确的断定,史前的年代学几乎是完全建立在主观臆测和推论上,由于利用碳十四测定年代法,全世界的史前考古学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他还在文章中借用其他学者的话,把放射性碳素断代法称之为20世纪史前考古学中的大革命(13)。后来,他自己也进一步提出,由于碳十四测定年代方法的采用,使不同地区的各种新石器文化有了时间关系的框架,使中国的新石器考古学有了确切的年代序列而进入一个新时代(14)。夏鼐先生利用已经测定的、经过审核的、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94个数据,全面整理了几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及中原地区、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黄河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测年数据,另外还整理了华南、西南和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文化的遗址,基本上把当时所知的中国史前各个文化的年代序列作了一个阶段性的清理。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观点,否定了原来起源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然后向四周传播的旧说(15)。
在天文学领域,夏鼐先生依据自己的渊博知识,对河南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12幅星象图及河北宣化辽墓的星图进行解读,详细阐述了中国二十八宿的由来及特征,指出尽管依据文献记载,二十八宿体系在中国创立的年代最早是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但可以根据天文现象推算到公元前8至6世纪。同时,也介绍了起源于巴比伦、完成于希腊的黄道十二宫的特征,并探讨了其传入中国的年代可能早至隋代。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是和天文学中其他成果一样,最初起源于生产实践。中国和西方的劳动人民累积生产实践的长期经验,分别创立这两种体系来划分天球,以便于观测日、月、星辰等运行的位置,从而规定季节岁时,以便利于季节性的生产活动(16)。
在冶金考古领域,夏鼐先生围绕湖北黄石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进行研究,确定古矿井大多集中在大理岩和火成岩(花岗闪长斑岩)的接触带上,依据各种遗迹现象认识古代人为挖取矿石而开拓巷道时,专门制作了木质的不同形制的矿井支架,构建相当完整的排水系统,依靠井口高低不同产生的气压差所形成的自然风流确保矿坑下的氧气供给,使用辘轳提升矿石等等。依据热释光测年,将几座古炉的年代定为春秋时期。当时冶铜的原料是孔雀石和自然铜等含铜品位很高的矿石。通过炼铜模拟实验,对实验结果进行化验,与出土遗物的化验结果进行比较,对当时正常的冶铜生产需要具备的条件、古炼炉的性能、春秋时代的冶铜业达到的水平等等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大致复原了当时的整个冶炼过程(17)。通过请相关研究人员对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进行重新鉴定,应用密度测定、光谱分析、X射线物相分析和电子探针等技术开展研究,确定它们都是银制品,而不是以前所说的铝,纠正了 “晋代已经存在金属铝”的错误说法。另外,还依据此墓曾经被盗掘的事实,认为以前检测发现的碎铝片,很可能是后世混入的(18)。
在古代的纺织技术研究领域,夏鼐先生通过对新疆尼雅遗址和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绮、锦和刺绣开展研究,从经纬线各自的数量、经线起花、锁绣法等织造技术的分析入手,探讨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发展史以及古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19)。他依据对考古资料的判断、对养蚕技术及蚕丝的物质结构的认识、对古文字资料的理解、对文献资料的解读、对纺织技术的把握等等,再现了汉代和汉代以前中国丝绸生产技术的一般状况,为认识中国丝绸在世界的影响及古代横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奠定了很好的基础(20)。
夏鼐先生通过对宋代的杰出科学家沈括的研究,用《沈括与考古学》为名撰文介绍,从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他一直强调的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开展考古学研究的用心。如他在文章中指出,沈括用冶金学原理解释古剑,用光学来解释古镜,用几何学来解释弩机上“望山”的用法,用民族学材料来比较汉画像石上的古衣冠和祭器,用度量衡学来研究汉代及秦汉以前的长度和容量等。甚至谈到沈括注意到古代地形和气候的变化,其研究方向已接近于现代的所谓“环境考古学”(21)。
夏鼐先生还依据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遗迹和遗物,相当全面地阐述了古代人民创造的天文和历法、数学和度量衡、地学、水利工程和交通工具、纺织、陶瓷和冶金、医学和药物学、农业科学等等,强调了中国古代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以及对于世界科技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22)。
(四) 小 结
由于自己孤陋寡闻,才疏学浅,在介绍夏鼐先生当年建设中国科技考古学科的丰功伟绩时,肯定还有遗漏之处,尚祈前辈学者及同行们多多补充,我在此先感激不尽。我个人深深体会到,夏鼐先生在世的年代,中国考古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构建全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填补多个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空白。当时的考古研究人员全力以赴,在许多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通过认识发掘出土的各个遗址中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态特征,归纳出由一群遗址组成的一个文化或类型的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态特征,依据这些遗迹、遗物的形态特征总结出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异同,从中寻找各种物质文化成分在历史进程中变化的线索。夏鼐先生当时为领导这方面的研究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但是即便在那样的学术背景下,夏鼐先生已经高瞻远瞩,看到了日后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在考古研究所设置多个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应用于考古学研究的领域,推动全国有条件的研究或教学机构开展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应用于考古学的研究;从理论上阐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重要性,帮助考古研究人员不但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并且身体力行,用考古学家的思路,凝练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成果。他的这些所作所为,为后来中国科技考古的大发展做好了思想准备、人才准备、资料准备和实验室准备等等。大科学家的大思考、大决策、大举措、大手笔在此可见一斑。
二、 沿着夏鼐先生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
考古学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其研究内容已经由原来通过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的形态特征确定一个遗址、一个类型或一个文化的年代早晚、文化特征,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任何一个区域、任何一个遗址的考古学调查和发掘,都是为了全面或部分地展现处在特定时间跨度和空间范围内的自然环境状况,人类社会的生存活动、生活方式、制作工艺、社会组织、礼仪制度、丧葬习俗、祭祀特征、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如果说当年通过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形态特征进行研究可以形象地再现其当时的原貌,从时空框架上把握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那么现在通过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同位素分析和古DNA分析、物质元素和结构分析等研究则可以科学地再现当时的自然环境状况与演变及人类与之相适应的互动关系,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群的体质特征和风俗习惯,古代人类采集、狩猎、种植、饲养等一系列获取食物资源方式的演变过程,各个时期的人的食物种类和数量比例,不同时期和不同等级的人是否存在食物差异,不同时期的人进行随葬和祭祀活动时所使用的各种动植物种类和特征,古代人类制作各种器物的原料、技术与方法及发展过程,文化与文化之间一些特殊因素的交流等,同时,还能提高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科学性。夏鼐先生当年开始筹划构建的科技考古学科已经在两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个方面是对遗迹和遗物进行鉴定、测试和分析,开拓了传统考古学所不能涉及的多个研究领域。另一个方面是确认遗址、遗迹的位置、面积、布局,对各类考古资料进行定量统计和分析,极大地提高了考古学研究的效率与精确度。在考古学中强调科技考古是时代向考古学提出的要求,也是考古学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
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决定把原来的实验化验室、体质人类学研究组、动物考古研究组、绘图室、修复室、照相室等部门合并到一起,成立科技考古中心(原名为考古科学技术实验研究中心,曾改名为考古科技中心),科技考古中心是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与技术从事考古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机构。15年来,科技考古中心先后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扶持学科、重点学科和6个重点研究室之一。现在的科技考古中心具备多个实验室,拥有一批活跃在国内外学术前沿的专家学者,主持完成过多项省部级以上课题,出版了多本具有开创或完善学科建设价值的专著,用中文、英文、日文在国内外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过数百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多个实验室建成了系统规范的标本库、资料库和数据库,获得了多项省部级以上奖励。科技考古中心以其整体实力在亚洲地区的科技考古研究中名列前茅。
从更大的范围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一个建设、完善科技考古研究机构的,拉开了中国科技考古大发展的序幕。这具体表现在多家国家级的科研和教学单位中专门成立了包括多个科技考古研究领域的机构,不少省级文物考古单位里都有专人从事科技考古不同领域的研究。一些科研和教学单位中都开始培养专门从事科技考古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科技考古研究已经大致可以分为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研究、动物考古、植物考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微量元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物质元素和结构分析、计算机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等多个领域。基本上每隔2年举办一次的全国性科技考古学术研讨会已经连续召开了十次会议。一批科技考古的专著得以出版。科技考古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支持科技考古、依靠科技考古、发展科技考古与强化科技考古已经成为整个考古学界的共识。
今天,能否在考古学研究中做好科技考古工作,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尺。我个人认为,对照夏鼐先生当年的谆谆教导及身体力行,要做好今后的科技考古研究,尚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一)科技考古要努力加强与考古学的有机结合
夏鼐先生曾经说过,考古学是利用古代留传下来的实物来研究古代人类的社会、经济、日常生活等各方面情况和它们的演化过程。考古学研究的遗迹、遗物等实物资料多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考古学上的有些问题是需要请科技史专家或科技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的(23)。我们要做好当前的考古学研究,就要强调科技考古全面、系统地参与到每项考古调查、发掘中去。即在考古调查和发掘以前,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要共同参与设计和规划,在考古研究人员的主导下,结合不同的考古实际状况制定各种切实可行的技术路线,同时要一起开展野外工作,如考古勘探工作要结合探铲钻探,大致搞清楚遗址内的布局,为合理地布方、有计划地开展发掘提供思路。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要有计划地采集碳十四系列样品,保证碳十四年代测定的科学性。要对古代遗址形成及废弃过程中的自然环境状况进行研究,认识当时人的各种行为的自然环境背景。要采集出土的人骨和动植物遗存,开展形态学、DNA分析和食性分析,科学地把握当时人的体形特征、基因特征及包括病理现象在内的各种信息;认识当时人的食物资源的种类、比例及获取方式,了解当时人利用动植物进行祭祀、随葬及战争的行为。要对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石器、玉器、容器内的残留物及特定环境里的土壤进行各种物理和化学分析,认识有关古代人类生产工艺、原材料来源及当时人的一些行为特征等内容。上述的各项认识都应该输入地理信息系统,再结合考古学发掘、研究的内容,进行各种分类或综合分析。最后,以考古学研究为主线,把包括科技考古在内的多学科研究的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全面认识古代社会。
(二)从事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要成为复合型人才
夏鼐先生曾经指出,要做好考古学研究,一定要对许多关系密切的学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24)。夏鼐先生对考古研究人员提出的要求中包括要了解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知识。其实,从本质而言,这个要求也适用于那些对考古研究感兴趣的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他们也需要对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内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考古研究人员和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分别属于不同的学科,这些不同的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因此,要把科技考古研究推向前进,考古研究人员和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互相都有一个学习对方的过程。考古研究人员要认真了解自然科学研究人员探讨物质世界的各种方法和原理,开拓研究思路,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而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则要注重认识考古研究人员是如何去解释古代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充分利用多种仪器设备的性能,开发各种考古资料的价值。研究人员只有通过这样一个知识结构更新的过程,才能把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全面、有效地运用在勘探、考察、鉴定、测试、分析各种与考古相关的资料中,而这样的研究结果才能与考古学的目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展现出科技考古研究的学术价值。现在一些科研和教学机构已经培养或正在培养科技考古方向的研究生,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今后,有条件的大学还要加强对本科生的教学工作,开设科技考古的课程,系统地培养复合型人才,引导他们以新的思维在今后的田野考古中开展工作,为在全国范围的考古实践中广泛开展科技考古研究打好基础。
(三)以考古学文化的观点为指导开展研究
夏鼐先生曾经指出,研究考古学文化必须要注意三点,第一点是一种“文化”必须有一群的特征;第二点是共同伴出的一群类型,最好是发现不止一处;第三点是我们必须对于这一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认识(25)。这些研究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对于指导我们做好科技考古研究也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可以帮助我们把对特定遗址的某个科技考古研究领域的具体看法,放到这个遗址所属的由多个遗址组成的考古学文化层面上去认识。如果属于同一个文化的其他多个遗址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那么我们要把新认识和从其他多个遗址里已经得出的认识进行比较,把握他们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以求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地提出自己的认识。如果其他遗址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或者所做的遗址数量不多,我们则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在属于同一文化的其他遗址开展工作。从考古学文化层面上提出的科技考古的研究结果,必须建立在对一定数量的遗址进行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上。另外,在系统总结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某个科技考古领域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文化与文化间的同一领域的比较研究,从中归纳他们之间是否存在连续性、关联性、变异性、差异性等,以求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认识这一领域的研究结果。同样,如果其他考古学文化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或者做的力度和深度还不够,我们则要努力去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从全国的范围内、在大跨度的时间框架里提出科技考古某个领域的研究结果,同样要建立在对多个文化内的同类遗存进行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上。
(四)推动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夏鼐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要借用多种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开展考古学研究(26),这已经涉及到考古学方法创新的问题。通过总结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年代学等方法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这些方法的形成首先都是依据考古学实践的需要,借鉴别的学科的方法,然后在考古实践中不断完善、充实这些方法,使之逐步适应考古学的研究,成为考古学自己的方法。重温这些方法的形成过程对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通过借鉴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球科学和数学的研究方法,逐步建立起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食性分析、DNA分析、成分和结构分析等诸多研究领域,获得了一系列有学术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再一次证明科技考古的应用价值,科技考古对深入开展考古学研究是一个极大地促进,科技考古的实践过程正在带动考古学方法的进一步多样化,我们要以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年代学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为鉴,努力做好科技考古研究,有意识地补充和完善科技考古的各种研究方法,逐步做到科技考古各个研究领域里分别包括的野外调查、采样、鉴定、测量、实验、化验等多种研究方法的规范化,积极推进考古学方法多样化的创新过程。
三、 结 语
今天,中国科技考古学科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这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夏鼐先生的英明决策和身体力行,得益于前辈学者们的大力开创,得益于广大科技考古研究人员的刻苦钻研,得益于学习科技考古的青年学子们的勤奋努力,也得益于全国广大考古研究人员的积极参与。相信只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我们获取的信息资料就会越来越丰富,我们涉及的研究领域就会越来越广阔,我们得到的研究成果就会越来越精彩,考古学的明天就一定会更加灿烂辉煌。
注释:
(1) a.王昌燧:《前言》,王昌燧主编:《科技考古论丛(第二辑)》,第-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0年。b. 赵丛苍主编:《科技科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c. 杨晶、吴家安:《科技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d. 陈铁梅:《科技考古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e. 袁靖:《科技考古》,刘庆柱主编:《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第425~466页,人民出版社,2010年。
(2) 夏鼐:《放射性同位素在考古上的应用》,《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考古》1972年第1期。
(4) 石兴邦:《论古文化与古环境》,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第5页,科学出版社,1991年。
(5) 何天相:《中国之古木(二)》,《中国考古学报》1951年第五册,第217~293页。
(6)、(7)、(11)、(12)、(24) 夏鼐:《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299~30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8) 夏鼐:《评周仁等著〈景德镇瓷器的研究〉》,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504~50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9)、(26) 夏鼐:《考古学》,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3~2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0)、(13)、(15) 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375~40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4)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402~4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6) a. 夏鼐:《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77~39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b. 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91~41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7) 夏鼐:《湖北铜绿山古铜矿》,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34~44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8) 夏鼐:《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48~45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9) 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盒刺绣》,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05~33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0) 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38~36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1) 夏鼐:《沈括与考古学》,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65~48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2) 夏鼐:《考古学和科技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283~28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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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计算机技术；考古学；文物保护
现代计算机技术发展极快，不仅在管理、教学、医学、生产等活动中有了广泛的应用，还涉足到考古学，成为了文物考古与文物保护领域中的一种常用探测、管理手段。计算机技术应用于考古学的时间很早，可以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文物考古学对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文物鉴别、文物保存、文物修复以及考古资料管理整理。下面对计算机技术在考古学、文物保护领域中的应用作详细论述。
一、计算机技术在考古资料管理中的应用
这里的考古资料又指文物信息，文物考古必须借助信息资料，如果信息资料缺少，考古依据也会随之丢失，最终导致考古无据可循。所以在文物考古中，行业人员除了要重视考古技术之外，还要重视考古资料。为了确保考古资料的管理质量，常常会将计算机技术引入其中。国内利用计算机技术建立数据库，后通过管理数据库来管理考古资料。数据库管理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文献情报检索系统
20世纪80年代，国内某省某考古研究院研发并建立了一套“考古文献情报检索系统”，这是国内最早建立的考古文献数据库。早期，该系统能够在考古资料管理模式下正常运行，为考古文献资料管理提供便利，但后来该系统受到了“中国学术期刊网”的冲击，到今天已经不再使用。
2、考古资料信息管理系统
考虑到人工管理不仅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还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无法真正满足社会对考古资料信息的需求，所以国内某某省文物管理部门结合社会发展趋势，在计算机应用技术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专门用来管理考古资料的信息管理系统，并在后期发展中不断对该系统进行优化、完善，使其不仅能实现信息管理，还能进行报告编辑，为考古资料管理事业的进步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条件。
3、地理信息管理系统
该系统的出现时间为上世纪60年代，是一种基于地理信息管理技术、计算机技术下的空间数据管理系统，能为考古学遗迹查找、探测提供帮助。国内历史博物馆对遗址进行考古时会应用到该系统，利用该系统具备的地理空间数据分析、处理技术来获取文物的空间信息，定位文物。
二、计算机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
除了文献资料管理之外，考古研究与文物探测中也会应用到计算机技术。考古研究领域对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类型学研究
类型学研究法是文物考古研究领域中的常用方法之一，原理是先将搜集得到的相关资料进行科学、合理的归纳，后结合归纳结果，对搜集到的各部分资料相互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类型学研究中，最终得到的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与可靠性受研究人员经验丰富性影响，研究人员经验越丰富、研究水平越高，则得到的分析结果越可靠。要提及的是，由于这种研究方法多是由研究人员对资料进行分析，主观性强，所以分析得到的结果也具有片面性特点，可能会出现分析失误问题。如果将计算机技术引入其中，利用计算机技术对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处理，可有效避免文献资料主观性分析，克服分析结果片面性难题。
2、不同单位间的排序和分期研究中的计算机技术
目前考古学的分期研究，往往是以一二组典型器物组合或几件典型器物在不同发展阶段中质变环节上的特征为标准，判断其他组合或器物与其相似程度的高低，或与其共存关系的有无，建立一个遗址、一个墓地或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分期。由于考古学意义上的分期其时间跨度多则几百年，少则几十年，所以属于这种分期意义上的同属一期的遗存之间，亦存在着绝对年代的差别。当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向研究一个考古学文化内部的结构发展时，就会发现属于同一分期之内的各遗存之间的相对关系，其排列的序列等问题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计算机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
1、计算机断层摄影
计算机断层摄影主要有：X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X一CT）、超声波计算机断层摄影（U-CT）及利用核磁共振的计算机断层摄影（NMR一CT）。由于CT技术的“透视”能力，使我们能对三维物体的内部结构进行精确描述，从而可以定量测定密度分布。
2、计算机辅助文物修复设计
传统的文物修复主要依靠手工操作，文物修复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物修复者的素质。面对巨大数量的需要修复和养护的文物，传统的手工作坊式技术、短缺的修复人才与我国文物事业的发展十分不相适应。引人现代科学技术，利用先进的技术方法，是文物修复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3、有限元分析法
有限元分析法是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计算机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数值计算方法。其基本思想和方法是离散化，即化无限为有限，以达到化难为易的目的。从物理上看，一个由无限个物质微元和结点构成的连续体，可以近似地用有限个在结构点处相互连结的单元所构成的组合体来代表。从而，可以把对连续体的分析变为对单个单元和它们的组合问题的分析。
四、结束语
计算机技术在现代考古学与文物保护领域中的应用十分广泛，其不仅可单独在考古文献资料管理中应用，还能与其他同类技术相结合，形成一种新技术在考古研究中加以应用，为考古学的发展以及文物保护事业的进度提供源动力。在本篇文章中，笔者重点探讨了计算机技术在考古文献管理、考古研究以及文物保护三项工作中的应用，强调了计算机技术对考古学的作用于影响，得出了相关结论，希望对同行工作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腾铭予.计算机与考古学─―计算机技术在中国考古学领域的应用[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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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考古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阐述了在对于彔观及观测点的调查研究中什么才是重要的,并解释了哪牲数据，地理信息和环境是没有屮的。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以这些信息为基础，从挖掘者、环境学家或者土壤微形态学家的角度解释了过去环境的改变。土壤考古学包含诸多方面的研究内容，介绍如下。
(一)考古记录中的沉积物以及土壤和人产品。在考古学的研究中，沉积层中古代文物的发现，为地层年代、古景观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变换进程提供了相应的依据和参考。从地质考古学的角度来说，考古学中的文物属于地质学上的一种特殊的沉积物。同样的特性也适用于沉积物，与这桦沉积物是否包括文物或者是具有考古学特性无关，我们需要理解沉积学的概念，这样有利于更好的评估采样点的环境条件，这些对考古学家的报告有帮助
(二)考古i己录中环境的形成研究人类活动和M他自然过程是很有必要的，这有助于全面的理解考古学的形成和结构。因为考古学中的物质被沉积的沉积物所覆盖,从地质学和沉积学的角度来ft对考古学中解释文物这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体现在考古学中的那些特別的行为活动的特点和空间分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始的柄息地。地面景观的分布也影响了报告的能见度。
(三)古环境的重建：人类、气候和古代景观。景观演变、气候波动和人类活动之间的大尺度的联系是考古学解释中的重要方向。地考古学的一个根本标准是对于史前i己录的过去人类活动、K他有机体的柄息环境相互作)和关系的解释。古生态地质学这个方面是地质考古学的一个子集,这项研究着重解释史前生命和环境景观。
物理和生物环境中地域特性、域和全球性的变化影响着景观环境.然而气候的变化似乎更加直接的影响到环境的变化。气候的变化会导致区域性、全球性和地方性地质条件的改变，甚至会影响到大气和水文的流通模式。
在推断过去的环境条件和研究环境条件与气候变化之间关系的时候,反映沉积土壤过程中的侵蚀、沉积、景观稳定性同样也适用于古生态地质学的研究中。任何这牲学科单独研究只能建立一个有限的地冈图，然而将多学科结合nf以很好的建立一个域的甚至是全球的第四纪气候模式。
(四）原生矿物和资源。产生于希腊语.意思是石头和岩石)来命名那些用岩石和矿物制作的物品。考古挖掘得到的样品通常是丰富的社会物质文化中的一小部分。因为文物是是稳定存在于地球表面环境的碎片。大多数的地质学上的原生矿物衍生出无机的残骸许多现在使用的岩石矿物的名称都是由此衍生而来的。这里集中了一些地质考古学中在旧世界和新壯界环境中会涉及到的岩石和矿物，包括：角岩、玉髓等矿物、金属、矿石、岩石、建筑材料。
(五)物质起源的研究。起源是考古学中的一个常用术语.涉及到文物波掩埋的明确的地理位置。脱离了起源的相关资料，文物儿乎没有考古学价值。但是，地质考古学中定义的起源与之很不相同。地考古学定义的起源是从从地质-地理学的角度分析组成这个文物的原生矿物，它是一个特殊的地质沉积。地考古学中定义的起源并不是指文物发现的地点位置，而是指原也矿物的成分大量的化学、物理、生物参数可以被川来定义向然物质的组成成分。地质学家使用元素追踪、同位素、等方法区別定义矿物和原始组分。
(六>考古记录中的年代估算。对于考古学中的物质和第四纪地层年代的估计是地质考古学中的主要任务。年代学提供了暂时尺寸从人种学、动物行为学等学科中将历史由然科学和地质学丨X:分幵来。理解了从考古学的角度去解释过去的数据的重要意义fr:测年技术发展起来之前，我们许平代学测定技术有一定的不足。更好的定义年代在推测人类行为的研究上有关键性作用、实践中选择测定的技术受分析物质条件的限制，也受到考古学现象年代的约束。这桦限制条件多是根据样品的特征和技术情况制定的。
(七）质图、遥感和调查分类是制图的中心工作。信息的筛选已经是制图和地图内容中的一部分。因此，地图的制作者经常会使用已经分类的信息,分类，然后以点的形式集中反映那些数据并制图,许多种类的地阁可以运W到考古学上。K:中有2种.地形罔和地表地质地阁(有时候叫做第四纪地图mtL质考古学中发挥重要作用。土壤学家制作的地图，建立在多种景观之上。他们的研究领域和地质学儿乎是相同的，但同时有一个增加的重要环节是土壤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打钻或挖掘（因为土壤的变化要比地质学特征和物质变化要迅速)。
二、土壤考古学的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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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养动物的起源多年来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视。中国家养动物的起源和出现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古代居民在与一些野生动物长期相处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需要逐步控制它们，将其驯化成家畜，其中以狗和猪为代表。另一种是古代居民通过文化交流，直接从其他地区引进已经成为家畜的动物，其中以马、牛和羊为代表。家牛的出现，除了使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来源多样化，在精神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之外，其最大的用途是在历史时期广泛应用的用牛犁地，牛耕极大地提高了古代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带动了古代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正因为家牛的出现意义重大，所以一直是中国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及考古学研究的人员关注的热点。《再论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一文围绕家养黄牛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传入的路线、喂养的方式和出现的动因等四个方面进行讨论，是迄今为止国内研究家养黄牛的最为全面的学术论文。此文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围绕2013年底中国学者在国际著名的《自然――通讯》上发表的《中国东北地区全新世早期管理黄牛的形态学和基因学证据》一文开展商榷。那篇文章提出中国在10000多年前就已经存在对黄牛的管理的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的轰动。大家读完《再论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一文，应该对《中国东北地区全新世早期管理黄牛的形态学和基因学证据》一文中存在的带有根本性和原则性的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现在总在提倡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走向世界，我们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应该加强中外的学术交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吸取国外学术界有益的思路、观点和方法。我们认为，依据现象归纳新的发现，尤其是涉及轰动世界、改变迄今为止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发现，一定要严谨、一定要科学、一定要反复验证、一定要经得起推敲。
二、 《不成熟粟、黍的植物考古学意义――粟的作物加工实验》
我们强调在研究古代生业时注重“将今论古”的理论。在考古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带有各种形状的人工遗迹和遗物，完全是古代人类的行为所致，在现代很难找到与之形状对应、质地相同、用途一致的物体。相比之下，生业研究中涉及的对象，不少与现代生活密切相关。比如农作物是古今一致的，在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同样的行为作用于同样的对象，往往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如果对这样的过程开展实验性研究，其结论对于我们认识古代的现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实证性启示。从这一点看，《不成熟粟、黍的植物考古学意义》中重点讨论的粟的作物加工实验对于植物考古学研究就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们认为，在生业领域的研究中，这类将今论古的证据越多，在开展讨论和凝练结论时，考虑得就会越全面。
三、 《内蒙赤峰巴彦塔拉辽代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考古学研究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开展工作。西辽河流域的考古工作稍显薄弱，而植物考古学研究主要围绕新石器时代开展工作，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中记载的史实往往较多地涉及政治、社会和文化，关于生业方面的记载较少。《内蒙赤峰巴彦塔拉辽代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一文通过植物考古学研究，指出该遗址辽代先民的生业经济应属于以种植粟、黍、荞麦、大麻为主的北方典型旱作农业，同时还兼营牧业，首次为我们认识辽代的生业状况提供了实证性的资料。另外，从这篇论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对于植物考古学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还有，在植物考古学研究中兼顾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对于全面认识当时的农业状况也是十分重要的。
四、 《陶寺遗址出土泥质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与研究》
相比考古学研究、动植物考古学研究主要以形状作为判断的依据，中子活化分析则以对元素的定性定量分析作为研究方法。这种对物体成分的分析一般应用在自然科学中的环境、生物、地学和材料等领域，但是，其在考古研究中也能发挥独到的作用。《陶寺遗址出土泥质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与研究》一文就给我们带来了在考古学研究中可以推测，但是单纯地依靠考古学研究，无法进行科学证明的认识。陶寺遗址贵族使用的陶器和平民使用的陶器出自不同的考古背景，尽管他们在质地上和形制上难以区分，但是通过中子活化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在成分上区别明显。考古研究人员通过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研究，已经对遗址中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有了明确的认识，而对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结果，则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界定陶寺遗址的社会复杂化性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
五、 《新疆多岗墓地出土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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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很好玩，但考古也很讲究。对墓葬进行考古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考古类型学，而类型学讲究的，正是将考古材料放置在特定的地区和时间框架内，以正确界定材料的年代。因为经济、政治、地理、技术等等因素，一个地区一定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文化面貌，也有着各不相同的发展轨迹。其间的差别，虽不必然像喝咖啡与吃大蒜一样在戏谑中隐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但却是经长久形成而真实存在的。这种地域间的差别，使空间性在考古学研究中至关重要。《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中首先指出“六朝墓葬具有较为明确的地域特征”，并将北界秦岭淮河，西达青藏高原边缘，东临大海，南濒北部湾的广阔区域分成长江下游、长江中游、赣中南闽西北、两广、西南六个小区（第16页），以此为基础，拉出了一条六朝墓葬的经线。
器物、花纹，甚至思想、行为都是随时间的流逝而变迁的，唯一的不变就是变化本身。物质文化风格的变换往往敏感地标志着时代的变迁，上一时代与这一时代之间宛若隔着一条鸿沟，目力可及，却难以跨越。烟雨六朝的历史长河中，就有着“东吴早中期、东晋早期、刘宋早中期三个主要的断限”，而“单室墓取代双室或多室墓，券顶取代穹窿顶，器物类型的减少，器物形体的趋高，莲花纹的日渐流行”，是六朝墓葬演化的大致规律。这是六朝墓葬的纬线。
以上认识的得出看似简单，实则是应用考古类型学对2000余座形态各异的墓葬材料进行深入分析与综合的结果。虽然它只占了本书叙述的1/3篇幅，但其中凝聚了作者十数年在六朝墓葬材料上的扎实功力。在这种时空框架之下，每一座六朝墓葬的年代都得以被确定。这种依据大量材料归纳出的时空框架既是本书的一项重要学术贡献，也是对六朝墓葬做进一步研究的坚实基础。
本书更为重要的贡献是，对墓葬的分析，很容易止步于分期分区的结束，而在其后的研究中，有阐释图像者，有分析文化交流者，有进行器物研究者，特别是在历史时期考古中，无法依靠对考古材料的分析将认识上升到历史层面，是许多研究的美中不足之处。
篇10
蒋剑锋 编译
假如你在森林里漫步时发现了一个考古学家称之为尖状物的物品，你脑海中冒出的第一个问题也许会是：“它存在多久了?”
考古学家也是一样，如果能发现一件文物有几百年或者几千年的历史，那当然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但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件文物的确切年代，因为由此你常可以推断出谁拥有过或者制造了它。
美国内华达州沙漠研究学院的教授格伦・伯杰说：“这就好比你是一个侦探，你需要重新勾勒出当时的犯罪场景。要确定文物的年代，你要做的不是把这罪犯找出来，而是要了解当时谁住这儿，是什么时候。”
和侦探一样，考古学家也有一套不同的方法帮助他们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下面讲述的一些基本方法，可以用来回答“有多古老”这个问题。
相对定年法
1870年，当海利奇・斯科里曼在土耳其西北部发现神话古城特洛伊时，其实只是发现了堆积在表层的一层废墟，以后，其他的考古学家们注意到许多的古代遗址都是“层层铺设”的，就像一个结婚蛋糕似的，而且不同的层次(或称多层)代表了不同年代的历史阶段。年代越早的越接近于地表，就像考古学家们经常说的：“里旧外新”，他们知道挖得越深，就会回到越远古的时代去。这种年代确定法叫地层学。
地层学不能判断出一个物体的确切年代，在更深地方发现的东西也只能判断它比表层的东西更古老，这叫做相对定年法。
风格定年法
另一种相对定年法叫风格定年法。一个制造物是怎样被制造或装饰的，它的风格也能帮助考古学家们确定它的年代。如果你看到一辆汽车，注意到它的里面没有保险气袋、CD机、装汽车电话的地方以及精美的数字显示仪表板，你会知道这是一辆老式汽车，因为汽车的技术和风格随时间而演变。
人工制品(比如陶器)也是一样，考古学家们可以根据他们独特的设计和釉面，判断出一个遗址中哪种风格较早、哪种风格较晚，但一些风格持续了几千年或几百年，所以这时考古学家发明了一种绝对考古法，它能帮助人们确定一件物品的确切年代，有两种绝对考古法：树木年轮学和放射性碳考古法。
树木年轮法
你可能知道圆木的横截面上有一系列的圆圈。许多树木每年增加一个新圈，所以你可以通过数圈数来计算树木的年龄。在20年代后期，一个名叫安德鲁・道格拉斯的天文学家注意到树木年轮的厚度和这一地区季节的干湿程度相对应：湿的厚、干的薄。考古学家很快发现即使他们不知道这棵树是什么时候砍掉的，但他们根据树木年轮的厚度样式分析也可以确认遗址年代。
例如，一棵300年的圆木A的内50年轮和圆木B的外50年轮相对应，换句话说，就是圆木B的后几千年就是圆木A的前50年，然后你数一下圆木B里面还有几轮，就能算出它到底几岁了。这种考古法叫树木年轮学。
树木年轮学在热带地区，比如刚果和亚马逊就起不了作用，因为那里的气候干燥，树木年轮变化不大。还有，在一些地区比如美国东北部，年代只能追回到300年，为什么?因为那里的树木腐烂得特别快，只有很少一部分保留下来。在干燥的美洲西南部，地中海的部分地区，北欧的沼泽地带，树木可以保存得久一些，因而采用年轮学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放射性碳技术
如果树木年轮学依然起不到作用，考古学家一般用放射性碳元素考古法(一般叫做C―14元素考古法)。它是由美国化学家威拉德・利比1949年开始采用的。利比注意到植物要从空气中吸收C―14，因为所有生物都在消耗C―14，直到死亡为止。
但C―14是不稳定的，当有机体死亡之后，C―14经过3．5万到5万年左右转化为稳定的C―12(如果有件物体的年龄超过5万年，那么，它里面就没有C―14，这种方法也就不能适用)，通过比较物体中C―14和C―12含量的多少，考古学家们可以判断出植物或动物究竟死去多少年了。例如，科罗拉多大学的佩森・希特斯利用C―14技术鉴定出了他在萨尔瓦多的塞伦发现的棚屋的年代，这个棚屋已经被火山灰埋起来了。通过测定屋顶的茅草，他发现这些草是在公元590年以前被砍掉的。
考古技术一直在提高，考古学家们对怎样翻译信息十分谨慎，这就是伊利诺斯大学斯普洛克博物馆主任道格拉斯・布普尔说的：“我们需要鉴定许多文物才能推断出一个遗址的年代。”为什么呢?
假如英格兰的考古学家挖出一枚印有罗马皇帝克劳帝斯画像的硬币，起初，他们可能会想这个遗址是从罗马入侵不列颠即公元43年开始的，但是硬币上印有克劳帝斯并不代表这枚硬币就是在他统治时期
埋下的。这个硬币可以从这个人传到另一个人，或者是几十年或几百年后才埋下的。
近来，考古学家在埃及的吉萨利用C―14技术鉴定金字塔的木炭年代，结果显示的年代远远早于历史记载。为什么呢?因为埃及人用做木炭的树木在被砍前已长了几百年，然后在被用作木炭前，可能在其他方面用了几十年，比如造船。故不能凭表面现象判断任何事物。
当然，C―14技术是考古研究的一个重大发展。现在，考古学家已经能够重新鉴定一些文物和遗址，并提出更为确切的年代，也许一具曾经被认为是公元前1000年前的木乃伊实际上是公元前2000年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