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方法研究范文
时间：2023-10-23 17:34:0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然科学方法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地理学及地质学研究方法的意义
地理学及地质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地质景观的色彩写生。任何自然风景都构筑于一定的地质构造。除非面对大海,写生实践中就无法回避地质结构。这是必须要面对、要把握的内容,否则画面就会因刻画不够深入而缺乏说服力。以山地写生为例,就要运用地质学的研究方法明确山地的地貌特征,以便使笔下的景物做到观之可辨其质、可晓其理而不是囫囵吞枣、泛泛地描个大概。如根据地质学的研究江西龙虎山、安徽齐云山、福建武夷山等名山属于丹霞地貌,因地壳运动较缓而少有断层;因岩石质地疏松而多被风化成细小纹理(而非太行山系那样的大断层大纹路);因岩石中含铁量很大而多呈红褐色。以此分析为基础,色彩写生时则要考虑岩石刻画不能过于棱角分明,尤其在对其进行细节刻画时,转折处多做圆角处理,色调处理上要多考虑运用赭石、熟褐、土红、朱红等红褐色系。
二、水文学研究方法的意义
水文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水文景观的色彩写生。江、河、湖、海、潭、涧、溪、瀑等水文景观也是色彩风景写生的重点研究对象。因成因不同,其形态差异也很大。运用水文学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辨析和理解是必要的。尤其是全景式水域风景写生时,如不能从水文学的角度来对其进行区分和理解就不能实现准确刻画。各种水文景观其构成及流势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况且,不同的水文景观大多被赋予了相应的人文情怀和文化意蕴,在具体刻画时是必须要区别对待的,必须在表现手法和造型刻画上有所区分。否则,大海的汹涌与湖泊的浩淼、渊潭的宁静与深涧的舒缓、山溪的轻灵与瀑布的喷涌是无法相区分的,其背后各自的人文情怀和文化意蕴更无法得以表现。如黄山人字瀑与黄果树瀑布相比较,虽都称之为瀑,实则差异很大。从水文学的研究角度讲,黄山人字瀑只是山间的溪流,是由山间石缝间的水汇集而成的。其季节性很强,平时就不宽阔,枯水期便更窄,也常断流。而黄果树瀑布则是上游无数条类似黄山人字瀑这样的山溪汇集而成,其水量很有保障,宽度也很大。考虑到这些,在刻画时就要注意不能把本是静静流淌的黄山人字瀑表现出汹涌奔腾的效果,否则在刻画失之准确的同时也对其黄山特有的幽静灵动意境失之表现。同理,在刻画黄果树瀑布时,即使在枯水期也要考虑其大落差、大宽度的客观构造,刻画时要以大取胜。否则,就会对其澎湃飞动、震耳欲聋的气势和西南第一瀑的人文意蕴失之表达。
三、植物学研究方法的意义
植物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植物景观的色彩写生。如果只把植物当做画面远景处理则只需做符号化处理即可,植物学研究方法似无用武之地。但如植物作为画面近景做特写式的描绘,植物学研究方法就会大有用处。虽然没必要像植物标本记录那样使每个细节都严格遵守该植物的生理结构,但必须在整体形态上保持一致。如画面中明显出现植物枝杈叶子则刻画要更严格一些,要从植物学的研究方法出发确保笔下艺术形象与真实情况保持相对的一致性。色彩风景写生不同于装饰工艺绘画可以为了画面构成及形式的需要而对于植物的生理构造进行主观变形。植物在风景作品中不但可增加画面的生机活力,还可对画面的地域性有明显的标识作用。如刻画江南风景,在民居瓦舍之旁安置棕榈修竹不但符合其地域特征还对其江南特有的文化特征起到了有效的表现。
四、气象学研究方法的意义
气象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对气象景观的色彩写生实践。大自然中的阴晴雨雪是色彩风景写生的表现重点之一。包括夜景在内的所有气象景观都处于一定的光照之下。“光”作为色彩风景写生最重要的客观因素,气象景观可以作为其最佳的形象载体。传统西方就产生过透纳等专门研究气象景观的画家,对色彩学有着重要贡献的印象派绘画对气象景观也多有佳作。气象景观往往转瞬即逝,仅凭直观的观察和记忆是远远不能满足刻画的需要的。对此,气象学的研究方法就会发挥巨大作用。可根据气象学的相应规律,对未能详细记忆的气象景观进行分析。由于分析的过程并不受时间局限,所以非常有助于写生实践。如云是色彩风景写生的表现重点之一,对其分析和理解离不开气象学的研究方法。由于时间、风速等因素的影响,云的形态可谓千变万化而且变化速度极快,即便是写生高手也很难在很短时间内将其尽收于笔端。于是,在不断提高造型技巧及绘画速度的同时更要加强对气象学研究方法的理解和训练。云的形态的改变、流动的方向、颜色的变化、整合的趋势等变化都有规律可循。只要依据气象学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实现对眼前变化无常的云做到理性把握,在对其各种变化的过程及趋势做到了成竹在胸就可以从容刻画而不会手忙脚乱了。再者,气象学可以和水文学相结合,二者的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可有助于理解各种水域在不同气象变化下的不同状态。
以上就是色彩风景写生实践中运用较多的自然学科研究方法,只有实现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才能保障色彩风景写生艺术实践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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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从哲学基础上讲，当代的科学哲学研究形成了两个迥异的派别，一是分析经验主义，其代表是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重要分支之一的西方科学哲学；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原则和立场的科学哲学，以俄（苏）和我国的科学哲学研究为代表。就俄（苏）和中国的科学哲学来看，虽然二者同属的研究传统，但由于两国在科学、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
一、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包括两个领域。其一是自然科学本身的哲学，是对有关物质世界、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论本身的客观内容以及对所运用的相应的实验和理论的认识手段所作的哲学分析。这一部分旨在揭示科学研究的具体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容，即越来越深入到自然科学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二是对整体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所作的哲学分析，旨在阐明自然科学理论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和方法，阐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中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的方法、理论原理和证明的论证方式、科学动态发展的规律等。苏联学者把这一角度的研究称为“科学哲学的侧面”［1］（p2）。也就是说，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内在地包含了科学哲学的萌芽。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苏联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领域中。“苏联时期一直存在的重要争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2］（p2-3）从苏联出版的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第一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教科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教程》（该书由时任《哲学科学》编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自然科学哲学教研室主任c.t.麦柳欣主编）的内容上看，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重心基本上围绕前一个领域，而对所谓的“科学哲学的侧面”则很少触及。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传统的自然观研究开始退居次席，以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主导方面。1979年，в. а. 本文由收集整理卡尔普宁、б. м. 苏哈诺夫和в. и. 沙罗格拉茨基出版了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作者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会不断揭示出自然界的发展趋势和过程，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该书逐一研究了力学、物理学、化学、技术科学的有关资料，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和更为迫切的方法论问题，即，“科学认识中经验和理论的相互关系，理论知识的综合，科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元理论研究的哲学意义等问题”①。与此同时，苏联的一大批学者，如б. μ. 凯德洛夫、μ. з. 奥麦利雅诺夫斯基、в. с. 高特、м. в. 莫斯捷巴涅科、в. и. 勃拉恩斯基、в. р. 伊瓦诺夫、а. д. 乌尔苏尔、в. а. 施托夫等人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从各个方面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进行了讨论，这反映了苏联哲学界对科学认识方法论研究的重视。
在1981年4月22—24日召开的全苏第三届自然科学哲学会议上，科学院院长г. л. 亚历山大洛夫指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对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最普遍的看法进行探索和思考的一个中心枢纽”［3］（p407）。由此可见，这一转向已使得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苏联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下进行的。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正确评价传统下的科学哲学研究。从总体来看，西方的研究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4］（p99）西方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们长期讨论苏联出版物中的这些问题，他们关心的是，这些问题是真问题，还是人为的、政治的产物。当真影响了苏联科学家们的思考，还是仅仅就是个装饰”［2］（p3）。只有少数西方学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采取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格雷厄姆在大量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说：“我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苏联一些科学家的工作的确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影响帮助他们形成认识结论，并赢得了国外同行对他们的认可。”［2］（p3）
二、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第一个范式是自然观范式。［5］（p56）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以自然观为基础，建立了由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构成的内容体系。
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来源于自然辩证法研究范式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末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多个方向的转向，其中包括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学、自然哲学等。在传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有着雄厚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和科学观。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译介和评述西方科学哲学的文章大量出现，科学哲学成为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两本核心刊物的主要栏目。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都发生了重大转向。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学会曾一度号称中国第一大学会，其研究绝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学术圈子。自然辩证法的特点是兼容并蓄，既是一种学术事业，又直接面对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在研究问题时常常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学术空间。科学哲学关注的问题其实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内部问题。正因如此，从学科上我们把自然辩证法调整为科学哲学，但并未放弃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自然观为基础，恰恰是我们相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的优势所在。“由于西方科学哲学仅仅面对自然科学，无视自然科学背后的本质和客观基础，因此，他们并不
能真正回答理论的内在完备性和科学理论进步之间的关系。”［6］（p111）西方科学哲学的这一特点，是它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获得正确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科学哲学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延伸,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决定了中国科学哲学的演进与定位。并且，在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呈并行之势。
三、差异与趋同
科学哲学在苏联和当代中国的兴起，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其共性特征是，在各自国家已有的哲学研究中早已内在地包含有关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包含“科学哲学的侧面”，而科学动力学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向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格雷厄姆看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包括生命起源、控制论、结构化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和宇宙学等。“苏联上千种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都包含上述各种值得讨论的问题。”［2］（p3）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而且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观也必会通过相应知识领域的理论内容而被具体化。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科学不仅是关于世界的理论知识的总和，更是一种社会建制。因此，他们不仅研究科学哲学领域中我们熟知的那些主题，更为注重科学发展的社会决定要素和动力。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属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属于问题研究的“内部转换”。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一直不是苏联哲学的独立分支，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使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由一个附属的领域开始走向相对的独立。
和苏联不同，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不仅作为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来建设，而且已经成了一项有较大规模的社会研究事业。我们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而且这一学科作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的公共课大规模进入了课堂。在“大口袋”思想的倡导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泛。20世纪80年代，自然辨证法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及科技与社会研究，90年代以来则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学术研究不断拓展，成果更加丰厚。刘啸霆将自然辩证法的精神财富和价值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它恢复和坚持了哲学中的分析精神；其二，它坚持和宣扬了科学中的哲学精神，包括对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科学文化的研究；其三，它探索了科学发展和发展的逻辑、模式、机理等；其四，它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其五，它无私地培育和扶助了许多新兴的学科，在自然辩证法的事业下还为很多新的学科如科学社会学、科学管理学、科学政策学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发展的空间。［5］（p58）1996年，于光远在他的著作《一个哲学学派在中国兴起》中指出，中国正在兴起一个哲学学派——自然辩证法学派。这个学派的特征是：首先，它属于；其次，除传统的自然观、科学观研究外，它还特别重视社会实践问题，如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国家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等。
篇3
关键词:技术科学;技术;技术哲学
前苏联以及现今俄罗斯的重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究其原因我们不能回避其发达的技术科学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实早在前苏联时期,学者们就对技术科学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关研究具有鲜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苏联技术哲学的主要成就,也极大丰富了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技术哲学体系。
一、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背景
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哲学是世界技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指导思想、研究纲领和研究重心都与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哲学有着显著的区别,因而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哲学界特别关注的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我国学者在前苏联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作为前苏联科学技术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哲学的研究却大相径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状况是因为,一方面,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哲学显然很晚才开始研究技术现象。……相对于实践认识和实践理性,哲学更偏好理论认识、理性和理论规则,显然,这种偏好成为哲学很晚才转向思考技术现象以及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的一个原因”［1］。的确,相对于其他哲学分支学科,技术哲学本身起步较晚,现代技术哲学就其本身而言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发展也不是很完善,诸如技术的本质、技术是否是价值中立的焦点问题,以及技术哲学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还没有形成压倒多数的、相对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苏联时期的技术哲学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哲学加以批判。苏俄技术哲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那时“П.К.恩格迈尔(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册子《19世纪技术的总结》(1898)中提出了技术哲学的任务。同时他的许多著作被用德语出版”［2］。但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前苏联技术哲学研究开始转向一个特殊时期。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评论的:“技术哲学在俄国的命运非常悲惨。关于技术哲学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迈尔提出的。П.К.恩格迈尔是俄国工程师,他是技术哲学第一个研究纲领的提出者,这个纲领于1912被提出来。1929年,当恩格迈尔不得不再次号召建立技术哲学时,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开的反对。恩格迈尔在《我们需要技术哲学吗?》一文中发展了技术哲学重要性的思想。而在这个杂志的同一期中还收录了Б.马尔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技术哲学遭到批判－‘现在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独立于人类社会和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的技术哲学。谈技术哲学,就意味着唯心主义的思考。技术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概念,而是唯心主义的概念’。从这时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把技术哲学斥为唯心主义,在苏联哲学界已成定论,尽管马克思就是19世纪有兴趣从社会—哲学方向研究技术的一个创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技术哲学”的提法在前苏联时期被禁止,但是对于“技术”的哲学思考在前苏联却从未停止过。那时(也包括现在)有一大批学者长期致力于技术哲学问题的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人物有:В.М.罗津、В.Г.高罗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罗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宾(В.С.Стёпин)等人。他们的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术哲学的典型特色,因而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为我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极为关注的研究课题。
В.М.罗津等在《技术哲学:历史与现实》一书中曾写道:“苏联时期对于技术的研究开始于世纪初(指20世纪初－笔者注)。由于П.К.恩格迈尔,技术哲学在俄罗斯获得极大发展。后来在我国,这一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科学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却发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讨论技术不同方面的学科,并且,如今它们被部分地纳入到技术哲学中来。首先就是技术史。……研究技术的第二个领域被称为‘技术的哲学问题’。恰恰在这里讨论了技术的本性和本质,……第三个领域在苏联时期急剧发展－这就是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虽然这门学科属于科学学和方法论,但如今它们被包括到技术哲学中来。……第四个领域是设计和工程技术活动的本性和历史。……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那样,如今这些研究领域不仅仅单独发展,而且还处于技术哲学的范围之内。”［3］因此可以说,前苏联时期学者们把技术史、技术的哲学问题、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设计与工程技术活动的方法论和历史等问题不同程度地纳入到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内。在这四个组成部分中,对于技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最为充分,并且具有鲜明的俄式风格。
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重心
前苏联学者非常重视对技术科学认识论的研究,这主要包括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其中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1.技术科学起源的内外史要素
前苏联学者普遍认为:“技术科学是关于有目的地将自然物质和过程改造成技术对象,关于构建技术活动的方法,同时也是关于技术对象在社会生产体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识系统。”［4］关于技术科学的产生,前苏联学者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技术科学的产生有外史和内史两方面因素。从外史方面看,人们的生活、生产(特别是机器生产)为技术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出研究的课题,并决定技术科学的研究方向。从内史方面看,一方面,技术科学是技术知识的系统化、逻辑化的结果,它是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对象活动中所形成的对习惯、概念、认识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术科学的产生源于对基础科学的应用,是从基础科学中分化出来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技术科学源于不同知识、模型、概念和原则的大综合,是这些要素横向搭构的结果。
2.技术科学对象的两重性
关于技术科学对象,前苏联学者们认为,技术科学对象具有两重性,即技术科学对象有“天然的”和“人工的”区分。而且其中技术科学的“天然性”对应着技术与自然、技术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而技术科学的“人工性”对应着技术与人、技术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正如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中指出的:“在技术科学中可以统计出两个技术对象:自然的技术对象和人工的技术对象。……技术对象的人工性在于,它们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们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对象归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这种观点也得到А.Н.鲍戈柳波夫(А.Н.Боголюбов)的认同,他指出:“技术科学不仅与自然科学(这决定了技术科学的‘天然的’特征)相联系,而且它还与经济学和人文科学有着不同的、极为重要的交叉(而这一点相对于它的‘人工的’特征)”［5］。
3.技术科学理论的三种结构要素
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均可分为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本体论模式、数学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义却有很大差异。其中自然科学的本体论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实验中的理想对象的总和。而技术科学理论的本体论模式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以数学描述为目标的函数图像;在工程对象中进行的自然过程的连动模式;表现为构造参数和工程计算的结构模式,即研究对象的结构。此外,在自然科学理论中,数学工具首先是为了实验计算,它们是建立和证明所获得的理论知识的手段。而在技术科学理论中,数学则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来对工程对象的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工程计算;第二,用它来分析和综合技术的本体论模式;第三,用它来研究发生在工程对象中的自然过程［6］。可以看出,技术科学理论结构中的三个要素要比自然科学理论结构中的要素更为复杂。其原因恰恰在于技术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学理论更多兼顾实践的方面。
4.技术科学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与此相联系,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功能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过程,研究理论问题,以预测和描绘理论发展的未来状况。而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对工程对象的技术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理想描述。而且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实验层次不仅仅包括实际上是以概括工程师的工作经验为目标的结构技术和工艺知识,还包括特殊的实践方法知识。当前工程研究的目的是:把在技术理论中获得的理论知识形成实践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学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建立工程对象的各个阶段中,在解决工程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它们将会传播到技术领域当中去,以实现技术理论的功能［6］。
5.技术科学任务的实践特征
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结构与功能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在科学领域中所担负任务的不同。作为科学知识集合的自然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规律,预测自然过程的发展;而作为技术知识集合的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从实践上利用这些自然科学成果,研究自然规律在技术设备中的作用,以及运用知识和计算保障工程技术活动［4］。尽管前苏联学者认为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实践,但是他们仍然强调不应将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科学在工程中的应用混为一谈。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指出,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科学应用于工程实践是有区别的:前一种情况说的是独立学科的建立,这意味着各种不同科学知识、模型、概念和方法被应用于一定的研究对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转换程序,形成现有学科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任务;而后一种情况指的是在解决具体的工程任务过程中,各种科学知识、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组织化的过程［7］。
三、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学者习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四个角度分析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这一传统也影响到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即学者们往往从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角度来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因此可以说“师从自然科学哲学”是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在前苏联学者看来,自然科学方法论之所以能够类推至技术科学领域是因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因此较为发达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当然可以成为技术科学方法论研究的范例。这正如前苏联学者们指出的:“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起源方面,还是在起作用的过程方面。技术科学最初的理论原理、认识客体和概念的方式,恰恰是从自然科学向技术科学传递过来的;同样,技术科学自身科学性的规范、知识理论结构的确立、理想对象的结构和数学化,恰恰也都是从自然科学借用到技术科学中来的。”［4］尤其针对技术科学的数学化,А.Н.鲍戈柳波夫指出:“知识数学化的问题是历史性的问题,从广义上讲,未必能够在科学史和技术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别是相对于技术科学,更是如此。多亏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才产生出将适合于自然科学的数学化模型转移到技术科学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样产生出利用自然科学数学化历史来了解数学在技术知识发展中所起(或者说它应当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这一点,前苏联学者更关注自然科学对技术科学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影响。
概括说来,前苏联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通常只是在科学哲学的背景下研究技术哲学,把技术哲学混同于规范的科学哲学的附属物,并且仅仅从自然科学知识附属物的角度来研究技术。技术被归结为科学的附属物,而技术哲学则被归结为运用于技术知识结构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简单附属物,这就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特点［1］。如果说这一时期运用科学哲学手段研究技术哲学是自发的,那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前苏联学者就开始自觉地借用科学哲学和科学学的方法研究技术哲学,特别是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一文中指出:“虽然很早以前,技术知识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哲学家们的兴趣,但只是在最近五六年才开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这个方向范围内提出一个目标:就是用科学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手段来系统地研究技术科学。”［4］他们还补充道:“技术科学方法的特点暂时揭示得还不太清楚。一方面,应当注意专业方法独特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广泛地应用一般科学的认识方法(如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4］在此不可否认,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时成熟壮大起来的。
可见,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自然科学充当了技术科学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能脱离自然科学孤立地研究技术科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技术科学相对独立的特点,正如前苏联学者鲍戈柳波夫指出:“技术科学从本质上应当与不断发展的技术相适应,并且最佳的情况是应当超前于技术。……技术科学、实用科学和基础科学是知识具体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层次。因此,技术科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能够变成实用科学(如果技术科学的应用范围超出技术框架外),甚至变成基础科学”。这表明,在技术科学与技术的辩证关系中,技术科学应当具备先验的预测功能,而且技术科学、实用科学与基础科学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这是技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总之,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能够看到,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是其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压意识形态统治时期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成绩,其相关问题研究(如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即使在技术哲学日趋走向成熟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大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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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БоголюбовАН.Математикаитехническиенауки［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80(10):81－82.
篇4
关键词：主流心理学；科学主义；自然科学取向
分类号：B84-06
1 引 言
心理学中存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对立的流派。代表前者的构造主义、行为主义和现代认知心理学接受“原子论、还原论、客观论、决定论、量化方法五个原则”(高峰强，2001)，，以较大的影响力，在心理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主流心理学借鉴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理学、医学和计算机科学等，以机械自然观为基本世界观，以实证主义为基础方法论，吸收了经验主义、客观主义、操作主义、价值中立等自然科学原则，并引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技术、设备和成果，建立了类似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体系，来指导自身的研究。这种自然科学取向，尽管促进了主流心理学的独立和发展，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造成了“心理学研究课题、研究方法和社会责任的迷失”(Bakan，1996)。
那么，为什么主流心理学选择走自然科学之路呢?近20年来，尽管不少学者对这一取向的不合理性进行了批判，但是对于它产生的原因，尚未做深入分析。作者从历史、社会、经济、时代精神、学科建制的背景下，考察了主流心理学选择自然科学取向的原因，其中包括：历史上自然科学对主流心理学的影响、自然科学具备成熟的方法论和有利的时代精神、自然科学的实践性优势、社会需求对自然科学取向心理学的促进、主流心理学研究者的心理因素，以及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作者提出，随着心理学科的成熟、社会的发展和科学观的演变，人文社会取向的心理学研究将会受到更多的重视。
2 自然科学对主流心理学的历史影响
2.1 自然科学帮助心理学独立
人类心理一方面作为哲学思辨的主体和过程，另一方面又作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这种主客体的双重角色，使得心理学同哲学相互交织，难以分离，无法跨出哲学思辨式的研究方法，始终无法独立。近代自然科学首先提出了独立的心理学研究的要求，并贡献出方法论、仪器和测量手段，帮助心理学摆脱了附庸哲学的地位，实现了独立。
19世纪初期，天文学家被反应时间差异所困扰。贝塞尔总结了“人差方程式”，提出了反应时间这一研究课题。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神经生理学、感觉生理学、脑机能研究涉及到了心理学领域。以医学家布洛卡、维尔尼克和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为代表的研究者们，研究了大脑机能、神经冲动和知觉等，创造了临床法、切除法和电刺激法，促进了生理心理学的产生。19世纪30-60年代，生理学家韦伯研究了物理刺激与心理感觉之间的关系；物理学家费希纳利用物理学和数学方法，创造了均差法、正误法和最小可觉察法，创立了心理物理学。1879年冯特借鉴自然科学，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研究终于具备了客观性、实证性、经验性和可操作性，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2.2 自然科学推动主流心理学发展
主流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成果。艾宾浩斯以实验方法控制记忆条件、观察记忆结果，首次研究了高级的心理过程，推动了实验心理学的发展。铁钦纳吸收经验主义和联想主义，秉承原子论，对注意、联想、情绪和情感进行了研究，创立了构造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采取实证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经验主义和还原论，吸收了条件反射学说和生物进化论，以刺激一反应模型对行为进行了严格的实证性研究。新行为主义接受逻辑实证主义、操作主义和物理主义，采用数学和逻辑语言来描述人类行为。认知心理学吸纳了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数理逻辑、计算机科学，把人的思维看作物理符号系统来进行研究。尽管它反对行为主义对意识研究的忽略，但仍然继承了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原则。当今的主流心理学出现了生物神经学化的趋势。它吸收了认知神经科学、生物遗传学、习性学的研究成果，从生物决定论的视角，以基因、神经和激素等生物层面上来解释心理现象。
如此看出，在心理学独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科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创立和发展，相对于自然科学来说比较晚。加之这些学科本身就不够成熟，其对于心理学的影响也较为次要。
3 自然科学成熟的方法论和思想基础
3.1 原则和方法论优势
自然科学方法论建立在决定论、机械自然观和客观性原则上，追求普适性真理，采用实验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较，自然科学具有原则和方法论的优势。
1)决定论：决定论假设存在着普遍的因果规律。这就意味着，一旦认识到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人们就有能力对事件进行预测和控制。因此，决定论是科学研究和社会控制的前提。与决定论概念相对的是自由意志，它较多出现在人文社会研究当中。自由意志排斥因果关系，然而没有因果关系，学科的实用性就大打折扣。
2)机械自然观：机械自然观把宇宙比做精密的机器。这种世界图景具有简明性、精确性、规律性、可预测性和可控性，有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和研究成果的应用。人文观点承认心理的主观能动性、复杂性和易变性，这就造成了研究的困难。
3)客观性原则：自然科学家坚持客观主义，尽可能地排除研究者主观态度、信念和偏见对科学研究的影响，以期发现客观真理。客观性原则还树立了一元的真理标准，有利于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和对成果的评判。
4)普适性：自然科学追求普适性的真理。自然科学家运用归纳和演绎的思维方式，来探索个别现象和普遍真理的联系，这种方法有利于理论的产生、检验和推广应用。
5)实验方法：在实验方法中，自然科学家通过控制变量来确定相关或因果关系，产生的结果具有必然性和较高的可信度。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结论具有较大的或然性，可信度较低。
以上原则和方法的应用使自然科学具备了客观性、普适性、准确性、一致性、可观察性、可重复性和可操作性，形成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方法论体系。
3.2 有利的时代精神
科学的发展是特定的社会阶段和时代背景的产物。因此。“对心理学发展史的理解必须考虑这一学科进化的背景，考虑学科中的流行观念和那个时代的文化，以及时代精神或时代的思想氛围”(Schultz&Schultz，2007)。近几个世纪的多数哲学思潮、时代精神都是有利于自然科学的。
唯科学主义极大地提高了科学的地位。自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开始，天文、数学、物理、生理、医学等自然科学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科学取
代宗教成为最为突出的理智的权威，成为文明世界的世界观的定义者、审判者和护卫者”(Richard，2007)。唯科学主义随之诞生，它认为自然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而其他知识都是不可靠的。在唯科学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主流心理学作为新兴的、具有争议的学科，采取自然科学的定位是明智的选择。
从物理属性来阐释人性的机械主义人性观也随着科学革命而盛行。另一方面，由于工业生产方式，“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是机械化，工业化和技术化代表了机器变成社会中心这一过程”(Griffin.1998)。在机械主义人性观和机械化社会的影响下，主流心理学走自然科学的道路，是符合社会思潮和需求的。
19世纪开始流行的实证主义崇尚理性，强调经验，提出科学研究必须采用假设、演绎、验证和数学方法，以揭示事物运动的规律。这些思想是与现代科学精神相一致的。通过这些主张，实证主义提高了自然科学的权威，为其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氛围。
经验主义是自然科学的基本原则。它主张人类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自然科学正是通过经验性研究来实现的。与之相对的理性主义否认经验的可靠性，也就贬低了科学的价值。在两种哲学思想的交锋中，经验主义自13世纪开始占据上风，直至今天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现代工业文明由理性文化主导，这与自然科学的理性前提是一致的。现代经济、政治、社会管理等基本活动都体现了理性精神，这一精神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创造了有利于自然科学的文化氛围。
除了刚提到的唯科学主义、机械主义人性观、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理性文化之外，西方思想中的唯物主义、联想主义、客观主义、身心交感论、物理主义、操作主义，以及达尔文主义等哲学思潮，都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吸引了主流心理学向自然科学靠拢。相比较之下，人文取向的思潮，如解释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则影响力较小。
4 自然科学的实践性优势
与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自然科学具有较多的实践性优势。这些优势即吸引了主流心理学，也成功地推动了主流心理学的发展。
4.1 研究对象的性质
从研究对象的性质来看，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物质世界，具有客观性、机械性、普便性、同质性和易操作的特点。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不同的自然科学家能够找到同质的研究对象，进行重复验证。因此，自然科学易于积累、比较和评判研究成果。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发展性、异质性、历史性、文化性、伦理性和不稳定性，操作性也较差。人文社会学者很难找到同质的研究对象：很多人文社会现象随着历史推移而变化或消失；伦理性原则束缚了对研究对象的控制：社会现象、文化和人类个体较难作化研究。
从研究对象与外界联系来看，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对孤立的，较容易确定因果联系。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则处于宏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交互错杂的关系当中，较难寻找到规律。因此，主流心理学偏重研究具有自然科学品性的心理现象。
4.2 研究方法
实验方法是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实验方法有固定的程序，通过控制变量来确定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容易得出较明确的结论。因此它也赢得了主流心理学的青睐。在《四十项改变心理学的研究》一书里，40项心理学研究中，有28项采用了实验方法，其他研究方法――观察法、调查法、临床法、总结性研究和思辨方法全部加起来，才占了12项研究(Hock，2004)。
自然科学应用数学方法进行定量、统计和分析，以求客观性、精确性和可操作性。主流心理学追随了自然科学的数学化趋势，以对其重要思想进行严密的阐述(Thurstone，1986)。数学方法的引用为心理学带来“简洁精确的形式化语言，数量分析和计算方法，推理工具和逻辑证明工具”(陈宏，2006)。相比之下，人文取向的研究则较少采用数学量化方法。而采用定性方法时，其定性的标准又多为主观，难以确定。结果就造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难出成果，却更容易产生理论分歧。
另外，技术、设备的应用帮助自然科学家更好地观察、测量和控制研究对象。主流心理学采用了大量类似的技术和设备：从记忆鼓、棒框仪、闪光融合器到迷津、斯金纳箱、测谎仪，再到磁共振成像技术、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事件相关电位研究技术等；近年来还出现了计算机化的研究趋势。这些技术、设备的应用使自然科学成果产出稳定，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较难应用技术、设施来辅助研究，故显步履艰难。
4.3 研究成果的物质转化
自然科学与物质进步直接相联系，多数研究成果可以迅速投入到工业生产、生活消费当中，社会贡献是外显的。在实际运作当中，自然科学研究往往和农业、生产制造业、商业等联系在一起，以研究成果换取资金支持。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则更多是非物质和隐性的，不直接贡献于物质资料，较难投入商业运作，只能应用到政府、管理、学术界、艺术等有限领域，获得的资金、政策支持也比较少。
4.4 社会认可度
自然科学研究具备客观性和精确性，为社会作出显而易见的物质贡献，因此比人文社会科学受到更多的社会重视。从社会心态来看，由于自然科学距离生活常识较远，大众缺乏专业知识对自然科学进行批判。而人文社会科学贴近现实生活，大众经常凭生活经验对其进行批判，因此，它在大众心目中的权威性不如自然科学。
5 社会需求对自然科学取向的促进
科学的发展受社会需求的推动。“科学已经有意识地并直接地指向具体的领域，而且这些具体领域的选择已经越来越不由科学家决定了……科学研究工作越来越多……受科学以外的机关或团体――工业和政府部门所组织起来的研究机关或团体所控制”(Mason，2005)。心理学的独立和发展历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界大战、信息化、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建设。这种社会经济状况对心理学的需求，更多表现在物质建设的层面。工业、商业、教育、医疗、军事、科学等领域的需求，有力地促进了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和心理测量等自然科学取向心理学的发展。
独立的心理学研究的必要性，是由天文学、物理学和生理学等自然科学提出来的。主流心理学回应自然科学的需要，强调人的机械性和生物性，先天地与自然科学联系到了一起。为了解决狗的腺体分泌遭遇干扰的问题，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转向了对条件反射的研究。行为主义建立在条件反射原理上，与生理学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1903年法国政府对智障儿童的关注，1905-1913年欧洲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1917年美国加入一战时大量征兵，都需要检验人们的心理素质和能力(Gregory,2006)，有力地推动了心理测量运动。现代社会的多个领域――教育、医学、企业、行政、学术研究等，都大量应用测量技术对人的心理进行评估。
美国工业革命完成后，大量涌入美国的移民需要接受训练，以适应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不同地区、群体之间的思想分歧需要被调和，以巩固统一的国家观念；工业的迅速发展要求培训工人，以提高工作效率。这使得强调行为塑造、社会控制的行为主义被广泛应用，占据心理学统治地位长达几十年。
二战后，战争的推动、计算机与航天科技的发展，都要求对人类认知进行研究。随着西方国家从工业社会迈入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知识产业、信息产业发展壮大，推动了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车文博，2007)。
纵观历史，心理学独立之时，正是工业化、社会化生产蓬勃发展及社会制度完善的时期。工业社会更多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制度建设的目标，而非人文的、精神的关怀。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业文明中，“心理学服务于这些机器的设计，使得机器最大程度地符合人的能力和特征，同时确保人最有效地使用这些机器”(Denis，2007)。国际竞争造成了近代科学发展的一般倾向：“工业不大发达的国家总是在大力开展工业方面的科学研究，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则把大部分拨款用在军事科学研究方面”(Mason，2005)。自然科学取向心理学迎合了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的需要。
但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开始挑战工业文明和理性主义，强调社会、文化环境当中的人的生存状态，为人文取向的心理学开拓了空间。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将更加重视自身文化性、精神性的存在。人文取向的心理学也会随之发展。
6 研究者的心理因素
6.1 研究者的学术偏好
库恩指出，科学中的一些决定并不是出于逻辑思考。而是基于个人的喜好、价值、政治信念和科学共同体中的共识(Kashdan&Steger,2004)。Karl Lashley和Gregory Kimble分别提出，心理学家的学术取向更多是出于性情和世界观，而不是理性思考(Hergenhagnn，2004)。Lashley把心理学家划分为柔性思想和刚性思想两种，以此解释了他们选择不同学术取向的原因：“这些纯粹是由性情决定的。是基于性情而不是理性的选择”(Lashley,1923)。Kimble选取APA成员和大学生进行调查，得出结论：不同分会的APA成员、不同学术水平的人士分别倾向于不同的学科取向(Kimble，1984)。
主流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取向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学术队伍组成的影响。在心理学早期的学术队伍中，大批著名的心理学家，比如冯特、铁钦纳、詹姆士、高尔顿、卡特尔、麦独孤和伍德沃斯等，都是从医学、生理学或物理学转向心理研究的。在心理学研究中，他们把大量的自然科学方法和成果带入了主流心理学。在后来的发展中，主流心理学也大量吸收了生理学、医学、计算机、数学等领域的人员。即使在今天。很多大学都鼓励有医学、数学或计算机基础的学生报考心理学。接受自然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研究人员，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人文社会取向的研究者，这种状况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主流心理学向自然科学方向的偏倚。
6.2 研究者的顾虑
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将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成为了无数研究者的梦想。但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得心理学诞生艰难，科学地位不巩固，以至于研究者对心理学的合法性缺乏自信心。由于心理现象的主观性和内隐性，早在17世纪，伽利略就指出心理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由于心理现象在过去不能被实证研究，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拒绝把心理学列入科学的名单。由于不能采用量化研究，康德也认为心理学无法成为科学。心理学是否属于科学的问题，至今仍在争辩当中；近20年还出现了关于心理学合法性的危机论。
根据流行的英美科学体系，只有自然科学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社会学科只能勉强算是科学，而人文研究则只是“学科”，不是科学。因此，为了确立心理学的科学地位，多数心理学家选择了自然科学而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取向。很多心理学家对自己的研究方法心存顾虑，于是尽力遵循自然科学方法论：“以方法中心为根基的正统观念鼓励科学家保持‘安全、明智、稳妥一(马斯洛，1987)。
哲学式的思辨成了主流心理学研究的大忌。Teo指出，“在20世纪，对哲学式思辨的指责成了对心理学家的死刑宣判”；在建立自己理论的时候，冯特、华生、斯金纳和乔姆斯基纷纷批评前人对哲学思辨方法的依赖(Teo，2008)。为了避免哲学化之嫌，华生否认把意识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将心理现象还原为肌肉活动和腺体分泌的物理、化学现象。在斯金纳的激进学说中，理论研究甚至被完全抛弃(Hergenhagnn，2004)。主流心理学家服从自然科学的权威，忽视了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特点，造成了自然科学化的取向。
7 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特点
7.1 早期的自然科学取向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有着复杂的属性：物质性、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并存。这四个范畴之间有依存性和时间性的递进关系：在依存性上，序列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由前者演进而来。在时间上，存在无机物、有机生命、社会、意识先后发生的时间关系。由于这四种属性中占据前位的相对客观、机械、静止和外显，所以研究起来比较容易。这就决定了学科自下而上的发展规律。学术研究从基础性的对象开始，这样不仅有利于进行根源性的探索发现，也有利于知识在由低到高的层次上积累和发展。另外，这种研究顺序也符合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规律，从而顺应了社会需求。
由于人类机械性与主观能动性、生物遗传与社会文化影响、物质性与精神性并存，心理研究面临很大困难。刚诞生不久的心理学不具备完善的方法论对如此复杂的研究对象展开全面研究，只能从低级的心理现象入手。所以，机械性和生物性的心理现象受到了主流心理学的青睐。
7.2 未来的整合趋势
主流心理学选择自然科学取向尽管是明智之举，但是也为此付出了代价：“理论和方法通过忽视不能被数量化的现象来获得流行”fLalvor,2003)。心理学研究应该遵循这样的规律：从机械性到能动性，生物性到社会性、精神性，静止到动态，外显到内隐，由片面研究到整体研究，决定范畴到自由王国，功利追求到审美追求，从服务经济到以人为本，从关注人的生存需要到发展需要。当心理学逐步成熟时，人文社会取向的心理学将获得较大的发展，与自然科学取向心理学进行整合。Henriques指出，心理学面临的困难是整合关于人的不同层面的知识的困难，并且提出了一个与上述观点相似的树形知识结构(由四个维度：物质、生命、思维和文化组成)，来整合知识系统，从而解决心理学分裂的问题(Henriques.2008)。
洪晓楠从科学哲学角度阐述了科学与人文进行整合的必要性：
“科学只是揭示了人的生活世界的一个维度或几个维度，……人对世界的把握并不仅仅限于科学认知，意义的追问和探求总是多向度的，这就需人文的探索和揭示来完成。只有科学与人文的互补整合，才能完整地表达人的存在的全面性和人的本质的丰富性”(洪晓楠，2008)。主流心理学将人机械化和生物化，忽略了人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维度，是不足以穷尽心理现象的丰富内涵的。一个更为宏观、整合的范式才可以对人的心理现象进行全方位的探索。
8 结语――个宏观的范式
由于以上原因，主流心理学在发展初期走自然科学化的道路，有其必要的学科建设意义。但是“近年来，我们已经观察到逐渐上升的对科学心理学方法论，以及其相应的理论思考的不满”(Toomela.2007)。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心理学研究已经被批评为“解答问题的方法论与所提出的问题之间的不匹配”(Toomela，2007)。心理学中有很多问题并非经验性问题，而是关于意义、理解、道德、文化等宏观的问题，并不仅仅限于因果关系的描述上(Stam，2006)，自然科学模式不能完全满足心理学研究的需求。另一方面，科学方法论是由哲学规定的，并且在提出假设、建构理论和解读数据的时候，哲学思辨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哲学思辨不应该成为心理学的禁忌。
篇5
现代教育的发展对于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对于学校教育也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应试教育思想，而是提倡培养具备真正能力的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学生能力。物理学科作为自然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其科学性非常高，如何在物理学科教学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对于提升学生的物理学科学习能力，进而提升学生素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物理；教学；学生；科学素养
一、问题的提出和背景
以往，我们中学物理教师过分注重学生对知识掌握的评价而忽略学生应有的基本能力的培养；过分重视知识点及规律内容的讲授而忽略了学生对知识及规律形成过程的了解；过分简单地复述物理学发展的历史而忽略了物理思想和物理方法的概括和提炼；过分强调了理论的权威、教师的主导作用而扼杀了学生的自主及探究精神。中学物理教学不能提供给学生一种可持续发展及终生学习的基础和能力，这样的教学很难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物理课程标准在提高全体学生的科学素养课程总目标的前提下，提出了“三维教学目标”，即“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来实现人才素质的培养。其目的是要求我们在物理学科教学的过程中以学生能力的提升为出发点，在学生掌握基本的物理知识的基础上，使学生能够理解物理学科的科学内涵，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同时在学习的过程中积极学习、努力探究，培养学生对于科学的兴趣。
新课标在对我们的物理教学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势必需要我们物理教师更新教学观念，用新课标的要求来改进我们的教学，既要重视对于知识的传授，又要注意学生能力的培养。
二、还原对规律认识的历史，注重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教育
在以往的物理教学中，人们过于注重知识本身的系统传授，而忽视对知识形成的精心阐述；更多地重视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学习方法而不是物理科学自身的科学方法论。科学思想和方法论是对作为人类认识活动的自然科学的一种哲学考察，它为真理的自然科学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为自然科学家有效地进行认识活动提供指南。传授物理知识的过程中通过对物理学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揭示物理学发生、发展和演化及其相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革的历史规律，并对物理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它在科学技术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科学的说明，有助于学生了解物理学家认识和发现物理定理、定律的基本方法，从而“以史为鉴”，培养他们以物理学家认识世界本来面目的方式去认识世界。在一定意义上，通过对物理知识的历史科研过程的了解，可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科学方法训练，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
科学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也是物理教学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工具。在物理教学中，学习和应用科学方法对于学生学习知识和能力培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物理的许多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都是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和概括出来的，具有严密的逻辑性。科学家们从来不满足于接受现成的结论，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善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挖掘教材中的这种潜在因素，对学生进行科学方法的教育和训练。
另外，掌握正确的科学思维方法，培养分析和概括能力，是科学素养培养的一个重要内容。教师应尽力在教材内容中为学生寻找供他们进行思考和概括的材料，引导他们通过分析、比较、抽象、概括等形式的训练，培养分析和概括能力。在教学中，教师要加强对学生进行科学方法的指导，加强分析和概括等能力的训练，这是科学素养培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通过物理实验，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物理学科的一大特征就是它强调试验在于使学生了解物理知识和科学现象的来龙去脉，使学生在直接观看或者亲自操作的过程中感受相关的知识。但是，从物理教学的实际过程来看，很多物理教师因为条件的限制或者时间的影响，往往忽略物理实验教学在物理学科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更多的是教师的陈述、教授或者是教师自己的实验演练，这样的教学形式下学生只是在被动地接受，甚至是死记硬背，对于学生科学素养的形成和自身能力的提高是不利的。
科学方法是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元素，是科学的认识方法，实验有助于学生通过自身实践，去领悟、体会、观察、分析、归纳问题结论的产生过程，让学生从客观实际中探求知识，让学生在收集信息，处理、整合信息中获得知识，实验有助于学生掌握一定的科学方法。
英国物理学家贝尔纳说：“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运用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碍才能的发挥。”科学方法就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科学研究中它被认为是产生知识的“知识”。
实验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活动，其中充满了人类智慧的结晶——科学方法。在科学实践过程中，除包括观察、实验、分类等一般方法外，还包括收集和处理实验数据、设计并完成实验、提出假设、验证假设、得出结论、解释实验结果并应用到新情景中、交流实验研究成果等具体方法。在实验教学中，以科学方法组织教学就是让学生按照科学家认识世界的方法去从事学习，学会独立观察、独立提问、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学生一旦将科学方法内化为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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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重心的变化
在第三次全教会上，我国政府更为明确地提出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立足于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的大目标，加强中小学生科学素质的培育。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学阶段科学教育的目标也都被确定为提高人的科学素质，即培养具有科学素质的人。
科学素质有四个核心因素，即：其一，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包括理解科学技术的性质、概念、原理、过程；其二，对科学、技术、社会三者关系的理解；其三，科学的精神和态度；其四，运用科学技术解决日常生活及社会问题的能力，包括运用科学方法的能力、判断和决策的能力、与他人合作交流的能力、自我补充和继续学习的能力。
笔者认为，科学素质的培育是教育的整体行为和系统工程，它需要将素质教育的理念贯彻在教育的整体系统中，并在这一观念和目标的前提下调整结构，以使教育在整体上实现素质教育的功能和效果。科学教育作为教育整体系统中的组成部分之一，承载着科学素质教育的理念和理解科学的具体目标。
理解科学是科学素质的基础组成部分，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对科学的理解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包括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对科学过程的理解，对科学方法的理解和对科学对象的理解。
对科学本质的理解有助于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伪科学，是科学素质的基础组成部分。科学的划界标准是意在把科学与非科学或反科学，科学与形而上学区分开来，其划界标准显示了科学与非科学或反科学，科学与形而上学的本质区别，成为科学判断的重要依据。在逻辑经验主义看来，科学是使由观察和实验中得到的经验事实逻辑系统化的语言系统或命题系统。命题是否有意义确立了一种界限，凡是能够最终诉诸经验的、被经验所证实的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无意义的。逻辑经验主义用这一标准把科学与非科学区分开来。逻辑经验主义之后，英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用证伪替代了证实。可检验性是科学的必要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就不是科学。但是，单单具备这个条件还不能成为科学。科学之所以为科学，不仅仅是在于其具有经验上的可检验性，还在于科学形成了内在一致的逻辑上完备的理论体系。相比之下，社会历史学派倒是更加看重后者。例如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就曾提出，有无范式是科学与非科学、前科学的划界标准。范式是科学成熟的标志，任何一门学科在它尚未形成共同的范式之前，它并不是科学的，而只有形成统一范式之后，方由前科学发展成为科学。库恩的范式，其核心就是科学理论。由此可见，科学作为对自然界的现象――本质结构的反映，其知识系统具有经验知识――理论的结构，而科学判据则具有经验――理论的二元结构。对科学本质的正确认识是理解科学的首要条件。
对科学过程的理解展开了三个维度，首先知识是个过程，真理也是过程。其二，这个过程是个探索的过程，没有必然的成功之路，没有程式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其三，通过科学史案例的教学可为学生“再现”从科研选题开始的科学研究的全过程。理解科学的过程有利于培育学生的探究意识，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
科学方法有两类：经验方法和逻辑方法。按层次可划分为一般方法（原则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具体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是自然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科学的重大进步往往是来自研究方法的创新，科学研究方法的教育是能力素质培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理解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自然界是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也是学习的根本目的。人类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对自然界的总体理解。自然界是个整体，它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和被认识的。自然的齐一性决定了人类认识的整体性，不从整体上来理解自然，或者没有获得对自然的整体性观点，就达不到对自然的真正认识。自然科学是一个整体，限于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不足和对自然认识的局限性，才形成了各分支学科。由于各分支学科都是从各自不同的侧面形成的对自然界的认识，因此，它们所提供的自然图景是孤立的、不完整的。要使学生形成对自然界的真正理解，就要培育整体的自然观，而科学教育的综合课会承担起这一使命。
科学教育的目标构成了科学素质培养的核心，而且有着更加具体的内容，这门学科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理应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教育范式的转变
科学教育目标的实施导致了教育范式的转变，这种转变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是理解科学的角度发生了变化，其二是理解科学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现代科学教育是指以物理、化学、生物学和地质学等自然学科为主体构成的并涉及技术、环境科学、生命科学及科学史在内的综合性科学技术教育体系。从科学和技术的整体出发，理解科学，认识各分支学科。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随着系统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使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也使人类理解科学的角度有了转变。西方科学是现代科学的楷模，它不仅带来了科学认识的宏大成就，更以其贯穿的方法、精神和思维方式影响着人类。古希腊以来，西方科学鲜明的分析式的思维方式是从局部出发，寻求对局部的详细、精确的认识，并期待在充分认识局部的基础上形成对整体的认识。这种思维方式带来了西方科学研究的精确性和严密性，达到了极高的成就。但是，随着20世纪人们对复杂性客体的研究，这种分析式的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开始显露出来。
随着系统科学的建立，系统方法作为一种新的思想方法随之确立起来。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用系统的眼光来看待科学。科学社会学的兴起使人们开始在更广阔空间――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大系统来研究科学、理解科学。从系统角度来看科学，注重的角度是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要素的相关性。与分析的思维方式相比，整体的思维方式更具有辩证性。
现代科学的发展也导致了人们理解科学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从关注科学的静态结构到关注科学认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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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形成
早期神灵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为经验医学，生物医学模式强调医学技术的进步与突破。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不否认生物医学研究对主流医学进步的巨大贡献同时，强调病人的经验以及不同时代或文化对身体和疾病认知的差异。
1．1心理和社会因素的作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一元论为基本的指导思想，既考虑到疾病的生物学因素，也要考虑到心理因素以及环境和社会因素对疾病的影响，将所有这些因素都看作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1．1．1疾病谱和死因谱的改变凸显心理和社会因素的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人类的病因谱、疾病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在发达国家主要的健康问题是急性疾病。急性疾病经常由环境中的疾病因素引起，起病快、病程发展快或迅速导致死亡，这些致病因素可以对所有个体进行攻击而不论其年龄、性别、种族或社会地位；全体人口的各个部分本质上都面临同等风险。在现代工业社会这些疾病已经明显减少，但是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它们仍然构成了主要的健康威胁。到20世纪中期，发达国家的急性病发病率下降，慢性病和功能退化逐渐成为主要的健康问题。这一转变得益于居住条件和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上述改善导致的人口“老化”又进一步强化了慢性病的主导模式。
1．1．2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逐渐深入一些医疗效果的不足并不是因为缺乏适当的技术干预措施，而是因为观念上的思考不够。随着人们对保护健康、防治疾病的经验积累，认识也有了深刻的变化，对疾病的发生和变化由生物层次深入到心理与社会层次；对健康的思维也日趋全方位、多层次。20世纪开始，医学的主要模式是疾病的医疗模式。二战前人们相信这种医疗模式会使各种造成大部分死亡的流行病被消除。但由于急性疾病的重要性衰减，与生活方式、遗传甚至心理状态有关的慢性疾病和退化性疾病越来越重要，上述医学模式逐渐失去意义。健康与疾病之间以及身体完好与生病之间的界限并不那么明确、明晰，因为他们还混杂有文化、社会和心理方面的考虑。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作出了新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和痛苦，而是个体在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完全安好的状态。这一概念体现了医学转换的基本精神。
1．2医学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完成了从经验到技术到科学的转型医学最早阶段带有明显的巫术的性质，被归属于巫术；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时代，它与哲学水融；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医学被视为自然哲学；17世纪、18世纪，医学被认为一种“妙手回春”的技术；在生物医学模式主导时期，医学被自然而然看作是自然科学。随着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特别是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形成和应用于医学，它逐步完成了从技术到科学的转型。
1．2．1自然科学的理论成就推动基础医学的发展古代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临床经验的积累和哲学思辨，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程度相关。近代以来，物理、化学的发展不仅是推动工业社会发展的杠杆，这些领域的理论成就应用于医学直接推动生理、生化、病理的研究，特别是从生物角度深入研究人的生命活动，从细胞到分子到基因，人类逐渐认识到生命的本质。20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广泛渗透和应用使得基础医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临床医学形成独立的专业体系、为临床实践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2．2技术革命的成就推动医学技术的进步历次技术革命的成就为医学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日益复杂化的医学实验技术和实验设备，日益发达的临床检测技术，日益精密的治疗仪器，生物医学工程、影像学等新兴学科的出现，直至器官移植等高难度医学技术。实践证明，医学越是要发展越要更深入研究人的健康和疾病，越是需要技术的支持。
1．2．3科学方法论的发展推动了医学方法变革医学成为一门科学得益于科学方法论的应用，医学方法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移植其他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方法并改造和发展。数学方法成为医学的常规方法；生理、病理的各种定量测量大多是以物理学、化学为基础发展；医学的实验方法的应用和发展得力于自然科学；20世纪社会学在医学领域的强力渗透，社会科学兴起了颇为瞩目的研究方法。在现代条件下，科学技术的新方法以日益增快的速度向医学渗透，改变着医学研究和临床诊治的面貌。
1．3哲学与科学的对立统一医学模式是在自然辩证法的发展中诞生，医学观是在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科学观的指导下对医学深入研究并与其结合。纵观医学发展史，一些西方哲学思想和方法如希波克拉底古代哲学、笛卡尔推理、演绎方法，培根经验主义、归纳法，以及波普尔和皮尔士抽象主义、反绎思考的方法等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医学的每次飞跃与历史上几次文艺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1．3．1现代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与医学的发展系统理论提供了概念性的方法，不仅适用于提出的疾病的生物心理社会概念，也用于研究作为相互关联进程的疾病和医学护理。由于系统理论认为组织所有水平都在层次结构关系上相互联系，以至于一个的改变就会影响其他的变化，采用它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是以减轻整体－还原二分法和改善跨科学学科的联系。更整体和全面的健康和疾病概念的主要方法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学方法和精神分析，以及阿道夫•迈耶的反应－生活－应激途径和心理生物学的概念和方法。心身医学术语本身是一个二元论的痕迹，它成为一个媒介，借此生物和社会心理这两个平行但独立的医学体系之间的间隔被连结。
1．3．2历史上的文艺运动与医学的发展①文艺复兴运动。中世纪末文艺复兴运动席卷整个欧洲。人文主义者提倡人性、尊重知识、主张研究、认识自然和人体自身，将被禁锢了千余年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从宗教神学的枷锁下解放出来。1543年比利时学者维萨里解剖学名著《人体之构造》出版，对近代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医学科学发现不断涌现，呈现出医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繁荣局面。病因学、生理学、内科学、外科学等取得了重要进展，医学进入多学科发展阶段。②科学主义思潮。文艺复兴“人的发现”之后，科学和理性继续在科学技术昌明、现代工业崛起的时代潮流中出演主角。19世纪中叶，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揭示生命的本质。随着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革命和电力应用及内燃机的使用为主的技术形态的动力革命，科学主义思潮风起云涌。推崇自然科学，主张哲学应当效仿科学，哲学由此成为对科学进行分析的认识论和方法论。③科学人文主义思潮运动。20世纪以来，生物医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还原论，基本方法是还原方法。医学呈现技术主义倾向发展的势头，学术界批评蜂起，但收效甚微。由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哲学、尼采的强权意志论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所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潮有力地冲击着思想界。人本主义思潮以人和社会问题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关注人的生存、人的本质等，关注生存环境、社会环境等社会问题。在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医学人文精神不断升温，人们开始对医学科学技术和医学人文精神的对峙进行反思，医学仅仅关注生物人的局面正在为对病人进行生理、心理和社会3个方面的整体关怀所替代。
2启示
恩格尔提出：“为了解疾病的决定因素、达到合理治疗和保健模式，医学模式必须也应考虑到病人、病人生活的社会环境和由社会决定去对付疾病的破坏性效应的补充系统，那就是，医生的作用和健康护理系统”。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及发展为护理模式的理论构建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护理曾经是临床医学学科群的子成员，在我国目前已成为一级学科，不仅需要有独立的理论体系，更需要体现自身学科的特色。借鉴医学发展之路，护理学科从哲学指导思想到具体研究方法，都应该在更宽阔的领域中学习、领会、吸收、融合，最后形成护理学独特的研究模式和路径。
2．1下设二级学科，注重基础护理的研究有学者提出，在将护理学设置为一级学科后还需要设置若干培养方向明确、研究方法成熟、社会需求量大的二级学科。护理学二级学科的设立有利于护理专科化发展及各领域专家的培养，形成护理学学科体系；有利于在特定领域重点方向上取得突破，提高学术研究的自主创新力。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在生物医学的肥沃土壤里开出了人文之花。基础医学的深入研究为临床实践创造了科学可行的条件。护理学学科建设也要注重基础护理深入、细化的研究，保持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为临床护理在技术、生理层面保驾护航。
2．2学习先进的科学方法，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医学本身是理论要素、经验要素、技术要素综合而成的体系。护理学同医学一样属于“异质综合体”，这种复杂性决定了人们对它的认识难免产生众多分歧，需要把握多重属性才能逐渐逼近其本来面目。医学发展是综合各时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自然科学先进科学的实验方法、研究方法是医学得以发展并走上科学之路的基石。护理学要注重学科之间互相渗透、交叉，形成立体网络结构，吸取其他学科的先进方法、先进成果发展自我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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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化学史 素质教育 作用
化学学科知识是发展学生科学素养的基础，化学史知识是化学学科知识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著名化学家傅鹰说过：“化学可以给人以知识，化学史可以给人以智慧”。化学史是化学学科的形成、产生和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历史。化学史不仅如实地记录了影响化学发展的重要事件，系统地阐述了化学发展的历程，而且向人们展示了化学家们揭开化学现象背后的规律所进行的思维活动和所采用的科学方法，以及他们所具备的科学精神，所呈现的科学道德。在化学教学过程中贯穿化学史，可以使教学部局限于现成知识本身的静态结论，可追溯到它的来源和动态演变，揭示出认识过程中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思想，使学生学到发展知识和运用知识的科学方法，潜移默化地促进学生非智力因素发展，使学生具有科学精神和科学品德，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发展。
一、在化学教学中进行化学史的教育，使学生的认知过程符合辩证思维，使学生全面掌握知识的基本结构
化学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组成自然界的物质，化学学科的发展中存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矛盾冲突和斗争，有时不免会出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但最终还是唯物辩证法取得胜利。不少化学家本来是想回避哲学的，但他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受着他们那个时代哲学观念的影响，以此可以启发学生树立自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并用来指导理解、掌握化学知识。如能在教学中有计划地补充一些化学史的基本规律，与教学内容能得到相得益彰的效果。例如，讲氧气反应时，介绍由“燃素说”到“氧化说”的演变，从而阐述人类对燃烧想象逐步认识的辩证过程。
二、让学生逐步建立自然科学方法论
戴安邦教授指出：“全面的化学教育不仅传授化学知识、技术，更要训练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自然科学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科学一般研究方法规律的理论，是从自然科学长期发展过程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理论。通过化学史的事例，从变化到发展的过程中学习，就能达到生动、直观的学习化学家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对它们的研究和挖掘可以启迪学生的智慧、发展学生的思维。可使学生认识到科学家发现问题----进行推理判断----又提出假设进行验证的完整过程，逐步树立自然科学方法论，使学生学到动态的不断充实发展的基础知识，以提高解决化学问题的实际能力。特别对学生参与“研究性学习”有非常好的指导作用。
三、使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得到发展和促进
学习动机中最现实、最活跃的成分是认识兴趣，它是学生力求知识世界，渴望获得知识、不断探索真理而带有感彩的一种意向活动，它可以对学习活动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促使学生积极克服所遇到的妨碍学习活动的阻力和困难。当讲到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时，学生容易感到枯燥、乏味而产生厌倦情绪。如能恰到好处地把某些化学史实，以化学小故事或化学趣闻的形式介绍给学生，就能消除“填鸭式”的弊病。另外，通过给学生介绍化学世界的发展趋势和美好前景，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开阔学生的思路、视野，使学生更深入地认识客观世界，把学习动机和远大目标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化学史教学中更应该注重爱国主义情感的教育，使他们真正了解我们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正视我们伟大祖国的现状和光辉未来，以提高他们的民族自信心，认识我到作为“龙的传人”无尚光荣和自豪。利用我国化学工艺上的发明创造（如举世闻名的火药和造纸术的发明、瓷器的制造、食盐的利用、侯德榜博士等人的爱国事迹）使学生感到我们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而且是充满智慧的民族，以此来影响和感染学生。
四、培养学生的自觉性、果断性、坚韧性和自制力，全面发展学生的坚强意志
化学史的教育有助于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和价值观的养成，化学史的教育有效融合与化学有关的自然科学以及与人类思想、社会历史有关的多学科的知识，并在培养学生科学素养中的感情态度和价值观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坚强的意志是克服困难、完成整个学习活动的重要条件，它包括自觉性、果断性、坚韧性和自制力。自觉性是指一个人在行动中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并充分认识行动的社会意义，使自己的行动服从于社会的要求方面的品质，它是产生坚强意志的源泉。居里夫人还是学生时，就以一种惊人的自觉性放弃了其他青年拼命追寻的欢乐，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她永远感到亲切的科学领域中，以发狂般的英勇气概去研究、探索，终于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为祖国赢得的荣誉。果断性是一种明辨是非迅速而合理地采取决定并实现所决定的品质。自制力是指能够完全自觉、灵活地控制自己的情绪，约束自己的动作和语言方面的品质。为近代化学史奠定了坚实基础的英国化学家道尔顿把自己的成就归结为“不屈不挠”。像这样的事例，可以教育学生培养自己的坚韧性，一种在执行决定时能够坚持到底，在行动中能够长期保持充沛的精力、坚韧的毅力，勇往直前，顽强地克服达到目的的途中的重重困难的品质，在自己的学习中不断努力，持之以恒，终会有“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收效。
在课堂中渗透化学史教育，对学生的化学成绩、科学素养、人文素养和整体素质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切实体现了新课程所倡导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所以课堂中渗透化学史教育史应该被大力提倡的。在化学教学中贯穿化学史教育，对重要的化学基础知识产生的原因、形成、经过及发展加以分析，阐述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使学生从总体上有机地把握化学这门学科；在化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教学中恰当地补充有关化学史知识，若讲得生动形象，就能引起学生的注意和兴趣，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还可加深学生所学知识的印象、加强记忆、开阔学生的眼界。同时在化学教学中进行化学史教育，应做到选材得当，实时补充，遵循化学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才能起到强化基础知识和技能的教学作用，让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临忻师范学院学报》徐雷《化学史在学生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2000.12
[2]《林区教学》李凤英《利用化学史育人功能，加强学生素质教育》2010.4
[3]《新课程研究》姜丽红《浅谈化学史的教育价值及其在化学实践中的应用》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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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学；自然观；科技观；科学技术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9-109-2
0 引言
自然辩证法是研究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一般方法的学科。数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 其研究和学习过程中处处都蕴含着自然辩证法的思想。本文分别讨论了数学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数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科技观以及数学与科学技术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进而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数学与自然辩证法之间的密切联系，使人们进一步明确数学中的自然观，增强哲学素养，把握科技发展规律，拓展科技创新视野，熟悉科学方法特点。
1 数学与“两观一论”
1.1 数学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首先，数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特点。数学是一个系统辩证的自然科学。不同的数学知识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的数学学科。数学作为方法运用于自然科学， 不断加深人们对自然界各个细节的了解， 特别是对力学规律的把握， 进而形成对自然界的总体认识。另外数学在科学发展过程中也具有指导科研的作用。数学以自然科学为中介， 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丰富和发展表现在多方面。数学的各种理论常常为物理学等学科的理论突破提供绝佳的语言工具，例如微积分是牛顿力学的基础；偏微分方程对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理论的指导；随机数学是量子力学的基础。总之，数学中充满了辩证法的内容。
其次，数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进一步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对人与自然的认识有了新的观点。16-18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数学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最充分的科学之一。笛卡尔开辟了“解析几何”的全新领域。我们所熟悉的x，y来自笛卡尔，正是这种代数对几何的应用铺平了微积分发展的道路。解析几何成了物理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中的常用利器。由此可见数学与自然辩证法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随后，牛顿和莱布尼茨各自独立地创立了微积分，耐普尔发明了对数，欧拉等人致力研究了微分方程、微分几何、变分法、无穷级数、复变函数等。这些数学成就进一步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发展。
通过上述数学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明确数学中的自然观，培养人文精神，增强哲学素养。
1.2 数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科技观
数学是科学中非常重要、不可缺少的工具，正因为此，数学才能在科学技术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反过来，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又加速了数学和其他学科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促进了数学自身的发展和进步。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科学理论内部的逻辑矛盾。科学技术在建构假说和理论的过程中，往往需要进行逻辑证明和数学推导。科学理论内部的逻辑矛盾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悖论和佯谬就是科学内部矛盾的具体表现。
在数学发展史中，悖论曾引发了三次大的危机，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数学的发展。数学第一次危机是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希帕索斯悖论，希帕索斯发现了数学史上第一个无理数■，导致了无理数的引入，从而使数的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数学的第二次危机是微积分的发现，17世纪，牛顿、莱布尼茨各自独立发现微积分，许多的疑难问题运用这一工具后变得简单。牛顿和莱布尼茨所创立的微积分理论都建立在无穷小分析之上，这一问题的提出导致了第二次数学危机的产生。第三次数学危机是1902年罗素的理发师悖论，1902年，罗素发现了一个悖论，它除了涉及集合概念本身外不涉及别的概念。罗素悖论曾被以多种形式通俗化，比如涉及某村理发师的困境。为此，数学家们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并使数学在更加严密的基础上得到迅猛的发展。
从20世纪世界数学发展的态势看，首先辩证唯物主义科技观要以数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它加速了科学与技术的转化，为人们分析和理解世界上的各种现象提供了强有力的定量分析和计算方法。其次， 数学是一门基础学科，主要的作用还是为其他应用科学提供理论和运算工具。第三，由于数学具有集创造力与想象力于一身的特点，它提供了大量富有创造性并卓有成效的思想，为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反过来， 数学等自然科学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科技观为指导，科学是数学的解释和模型，是构筑当代物质文明的最底层的基石。由此可见数学等自然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科
技观，二者是在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中不断地向前发展，因此，要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必须千方百计把数学研究搞上去。
1.3 数学与科学技术方法论
数学方法是创立科学理论的基本思维方法之一。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数学方法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已经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认识手段，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为科学技术研究提供简洁精确的形式化语言。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借助数学的方法、观点和语言，有助明确概念的含义，揭示隐含的内容，能够确保把复杂的结构转化为较为简单的逻辑。数学方法的运用把某种精确性带给了科学和技术，没有各种数学方法的运用，科学研究工作将寸步难行。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为科学技术研究提供定量分析和计算的方法。要进行数量分析和计算，就离不开数学方法。数学可以使科学技术更精准，更有效率，更值得人们相信。很明显，数学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保障，数学是科学的后盾。数学推理为科学技术暂时没有认识到的内容――科学猜想，提供了研究可能。数学和科学技术方法论二者形成合力，相互促进，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知识，为改善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及智力提供更多的发明及发现。因此我们必须熟悉数学方法的特点，这样才能够将数学方法应用自如。
在当代，随着生态价值观的兴起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熟悉数学方法的特点，这样才能够将数学方法应用自如。数学方法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高度的抽象性。第二，严密的逻辑性。第三，应用的普适性。熟悉了这些特点，我们才能在数学的基础上把握科技发展规律，拓展科技创新视野。
2 总结
首先人们要想在数学上取得成功，必须自觉地学习和运用自然辩证法这一思想武器，坚持唯物主义的理论。自然辩证法是人类认识发展的最高度的概括，可以确保数学研究方向的正确性，进而获得促进人类进步和幸福的数学成果。其次，数学科学的发展，可以加深对自然辩证法基本规律的理解，丰富哲学内容，为科学思想方法带来重大变革。总之，自然辩证法为数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 数学的研究和学习有利于自然辩证法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工作司组编.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4.
[2] 胡春风主编.自然辩证法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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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自觉加以实践，是治学的首要特征。正如陈平原指出那样，治学能独辟蹊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方法的自觉”。陈之所谓的方法，即建基于科学精神之上的实证论和历史进化术。其中，对实证的重视又是他治学之突出特点。他将清儒考据之法与西方实证论结合，创造了胡式实证研究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十分证据，说十分话”，做什么事情必须要做到:拿证据来!他毕其一生所奋力的科学方法，骨子里也不过这种“有充分证据而后信”的实证主义。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他指出，“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且他认为，近二百年来的西方科学方法和中国朴学，本质是一样的，都要求做到“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不过，同时注意到朴学和西方科学方法间的差别:“考证学只能跟着材料走，虽然不能不搜求材料.却不能捏造材料”.无论文字校勘还是历史考据，都只能“尊重证据”，不能“创造证据”。自然科学方法则“不限于搜求现成的材料，还可以创造新的证据”，实验的方法便是“创造证据的方法”。他举例说，人工把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以证水是氢气和氧气合成的，这便是“创造新证据”。在他看来，朴学倚重的是纸上材料，而“纸上的材料只能产生考据的方法;考据的方法只是被动的运动材料。”因此，“考证家若没有证据，便无从做考证”，但自然科学家“便不然”，自然科学的材料可产生“实验的方法”，它不受“现成材料的拘束”，能随意创造平常不可见的情境，“逼锣出新结果来”。1922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是胡将实证论用之于文学史研究、正式提出白话文学史观前的一次演练。此文借占文和白话二分对立对1872-1922年间的中国文学发展态势进行点评。从立足点来看，胡表现出了力倡白话文学和大贬占文文学的意图，这当与是时业已云涌的新文学风气有关。作为文学革命主将的，倡导白话文学，反对僵化的、脱离人民大众的占文学，木是情理中事。不过，许是1922这个节点距的起点太过接近、新的文学尚不成气候之故，此文对占文文学的考证剖析很细致，很到位，但对新文学，则阔论其文学主张，而具体的样木，他则几乎无据可考。这其实也折射出一个问题，即胡氏之长，乃占文文学、实证功夫，而非他言必扬之的白话文学。从文学史角度看，此文既勾勒1872-1922年间中国文学发展概况，当为一部略具体制的文学史。而且，此文业已初显胡氏后来架构《白话文学史》的两个理论支点:其屡试不爽的胡式实证法和进化之术。如此文论占文学，近乎处处小心，言必有据。在论《儿女英雄传评话》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中，他先据此书雍正十二年和乾隆五十九年的序之间的扦格，认定两序均为假托，再据光绪戊寅(1878年)马从善的序，断定该书作者为清宰相勒保之孙文康，又据马序中“昨来都门，知先生已归道山”语，裁定文康死于同治、光绪之际，得出“此书为近五十年前的作品”之论。胡氏此论兼具朴学和实证的风格，此类风格在其对《儒林外史》的版木与《老残游记》的研究中均可见出，这说明他着实是把实证法作为其文学史观的首要方法来对待的。
1928年付梓的《白话文学史》是将实证法用之于文学史的典型。与诸时人的文学史开篇《诗经》不同，此著上断自汉，避开了《诗经》，个中原因，在于他苦于无据，无从施展胡式实证研究，而非他在自序中的这个貌似谦虚之语:它是一段“很难做的研究”。移其实，早在该著着鞭前，已就《二百篇》发过不少专文，例如1913年的《<诗经)言字解》,1922年的《诗经新解》第1卷、1925年的《谈谈诗经》和《论<野有死腐)书》，而且，据日记载，1922年4月，他曾于平民大学讲演《诗经二百篇》，同年6月9日的日记中，他还提及牟庭相关于《诗经》的“特别的见解”。砂所以，依他对《二百篇》的研习基础，捉刀《白话文学史》当无需回避之，而其最终选择回避，概在其对《诗经》的“一句一字”，“都要用小心的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这句话中。,.复以撰该著时，他刚回国，手头“没有书籍”，无从“拿证据来”，无以实现其要“把二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之目标，⑩故只能忍痛割爱，以它是一段“很难做的研究”搪塞过去。故左右是作抛开《二百篇》最根木的还是胡的实证态度，拿不来证据，就不能妄论。不仅如此，该著的其他章节也是语出有据，实证色彩浓厚，如其对《孔雀东南飞》年代的考证，就分别从它的起头、流变、母题等方而广列证据，推翻了梁启超的六朝说和陆侃如的宋少帝与徐陵间说，将其产生年代前推近300年。而其对佛教翻译文学和唐初白话诗人工梵志的研究等则更以史料挖掘见长，颇见其实证功力。
胡式实证法的核心，借深得其真传的顾领纲评南宋史家郑樵的话可窥一斑:“郑樵的学问，郑樵的著作，总括一句话，是有科学的精神。……他尊重实验，……做一种学问，既会分析(如《艺文略》、《六书略》等)，又会综合，既会通(如《大文志》、《动植志》)，又会比较(如诗与歌比，华文与梵文比)，又富于历史观念，能够疑占，又能够考证;又富于批评精神，信信疑疑，不受欺骗。”公毕其一生致力的科学方法，骨子里大概也不过“信信疑疑、不受欺骗”八个字。他在文学史中引入实证法既在通过言之确凿的证据建构“言之不文，行之最远”的白话文学是文学史正宗的观念，也想劝告人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 arc不过，对于文学史观中已经足够的实证态度，还有人颇有微词，李嘉言在评张长弓著《中国文学史新编》中就这样说，“著者因为要取材谨严，所以‘对于伪托及需要考证的材料，皆加以精细的鉴别”““这种态度用在作文学史上，我以为是最值得表彰的。过去作文学史的人，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外，大部分所缺的就是这个。而且那极少数的几个人，如先生，郑振铎先生，也未能全做到好处，或失之偏见，或失之疏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