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现实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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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儒家文化 德育 道德

作者简介：罗志佳，女，汉族，1983年8月出生，新疆昌吉学院社会科学部教师， 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4-0183-01

面对大学德育建设的问题，我们从儒家精髓中抽取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论述，希望能为寻求建设途径的工作者提供一些参考。先秦的儒家德育思想对现代德育有很高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内外两个方面。

一、内在价值

我们所说的内在价值主要体现在对自身理想人格的塑造和对心性的修养上。在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特色分析中，我们可以看见儒家思想讲求自身的修为，强调要以“君子”、“圣人”为理想人格的规范，不断地以“自省”、“克己”等修为方式，沿着“道”走向“仁”，完成对自身的塑造过程。

1理想人格

孔子在对理想人格论述的时候，把理想的典型定义为“君子”，他认为的“君子”应该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这种要求实际上是十分高的，“大丈夫”就应该有“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品格。这对于大学生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很深刻的启迪方式。当代青年人就应该具有这种刚健有为的理想精神，应该从古代成功人士的经历中总结经验。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成功的人是偶然成功的，没有预先的设想和计划，就不会有后来的收获。很多大学生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整天在迷茫和郁闷中度过，那么何不给自己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去奋斗呢？

2仁爱诚信

“仁、义、礼、智、信”是先秦儒家思想家统一信奉的五种品德，其中仁是核心，而其他品格也十分重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种道德品质就是指恭、宽、信、敏、惠。可见，“信”是“仁”的体现，而“仁”是“信”的核心。关于“仁”的论述有很多，例如“不仁者不可以久处月，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在之前的德育内容中我们也有相关论述。所以大学生及大学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这个问题，让儒家的“仁义”和“诚信”观念被教育客体接受并成为他们内心自觉的规范。这两个问题不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还是包含着经济利益因素的法律问题。大学生在走向社会的时候，他们的道德观念往往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能让他们经受得住考验呢？我想，深厚的民族传统将起到一定的作用。事实也证明，成功人士都有仁爱和诚信的品质，想靠一时的贪心和手段成功是不可能的。

3内省自律

在先秦儒家的德育原则和方法中，很重要的两条就是内省和克己。孔子等思想家把内省和自律看成是主要的修为方式，认为只有从自身寻找原因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事实正是如此，我们从辩证法角度来看，内因起决定作用，而外因只起影响作用。现代的大学生正是欠缺了对生活的思考和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导致了他们生活上的散漫，并且在面对错误的时候不能虚心改正，不能认识到错误的关键所在。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正是说给学习的学生听的，大部分的大学生只是在死读书、读死书，而不知道去思考书本背后的人生哲理。孟子重视通过自我发现的方式改过自新，所以提出“反求诸己”，“求放心”的思想，我们大学生应该学习这种自我批评的方法，在批判中改良。

通过这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文明在对个体塑造上有很系统的借鉴价值，它是一个从目标到内容再到方法的理论。如果能把儒家文明中的优良传统同学校的德育结合起来，将会受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二、外在价值

1仁者爱人

在樊迟问到“仁”的时候，孔子说“仁”就是爱人，其实他的意思就是社会的各个阶级之间都应该相互仁爱，特别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等级来说，爱人尤其重要。在将“仁”这个概念具体化的时候，就出现了“孝悌”和“忠恕”的两个分支。在家庭内部要对长辈合同辈秉持应有的伦理观念，做到“孝悌”，而对他人，尤其是君主的时候要做到“忠恕”。这样的思想品德也应该值得我们当代大学生学习。社会中出现的对父母不孝，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的比比皆是，针对这样的社会现象，高校德育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思想教育。把“忠”的观念引申一下，我们可以联想到一种更深层次的含义，那就是尽心竭力。其实“忠”就是对别人实实在在的一种作风。大学生在面对即将走上社会的事实，必须要有这种精神，不管是对自己，对同学，对老师，还是对社会，对国家，都要有一种踏实求实的作风。这样的人才是社会需要的人才。脍炙人口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对大学生的相处有一定的启示。

2重义轻利

这是儒家思想在大学生社会交往中的价值之一，儒家学者强调“重义轻利”并不是反对人们追求利益，但是这种思想有的时候被现代人曲解，说儒家压抑了人们的合理利益追求。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是值得借鉴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孟子的“舍身取义”思想更是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祖国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成为很多名人志士的座右铭。现代很多大学生的口头禅都是“良心值几个钱？”这不禁让我们把传统道德中的利与义的关系重新提上来。可以说，“仁义道德”还是很重要的，人与人的交往总要以一定的人格品质作为前提，而没有人际交往的人就等于被社会隔绝了。

3普遍和谐

先秦儒家思想家都向“复礼”，他们认为这是达到和谐社会的唯一方式。所谓普遍和谐指的是三个方面，即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表现在“孝悌”和“忠恕”上，因为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才是真正的和谐状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孟子位代表追求“天人合一”，人的修炼和学习都是为了存心养性，最终与自然和谐融为一体。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儒家是入世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学而优则仕”，优秀的人当然要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可以看到，先秦儒家思想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都对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些思想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思想空间，对大学德育建设提供的新的视角。大学的德育建设可以从儒家文明的研究入手，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大学德育提供文化素材。

先秦儒家思想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掘的“闪光点”，正是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如果大学的德育工作者能够将先秦儒家文化作为一个考察的视角，从中找到积极的教育因素，然后提取出有效的教育方法及原则，那么大学的德育工作首先就具备了丰富的理论基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所以，先秦儒家思想将对大学德育建设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孙丽颖，《论儒家传统文化的现实教育意义》，《学术交流》，2004年11月

[2]李爱良，《论儒家文化的泛道德性》，《伦理学研究》，2005年3月第二期

[3]祁新荣，《论儒家文化在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价值》《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5年第7期

[4]杨杰，《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现状的分析与对策》，《辽宁大学学报》，2002年11月

[5]《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色》，文艺出版社

篇2

一、儒家管理思想“缘人情、人性而治”的逻辑起点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儒家思想十分重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1]。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既然管理的对象是人,而人又是千差万别的,那么就要从人的本性入手对人进行分析。儒家的管理思想正是从这样的出发点着手,按照人性本能的属性和特点来阐发相关的原则和手段的。

在人性的假设上,孔子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的基本观点。其基本含义有二:一是人性有其共性和一般性;二是人性在后天受外力影响或改造可以向不同方向发展,使每个人的人性产生差异。孔子之后,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对人性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分歧。孟子侧重于阐释“性相近”,而系统地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之美德,是天赋而非外界施加的,“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 [2],乃是“不学而能”的“良能”,“不虚而知”的“良知”。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例如耳濡目染或者追求感官刺激使他的善良天性被遮盖了。他还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一个人对于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荀子的观点则不同于孟子,他提出了“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3],人性恶乃是人的自然属性、生理本能。同时,他还指出,后天的人为,可能使先天的人性恶,变为后天的人性善,这就是所谓的“化性起伪”,“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 [4]。这样就逻辑地推导出,礼乐的存在与推广是合理的,老百姓可以通过礼乐教化,而克服其人性中固有的丑恶成分,求善向上。由此可见,孟子与荀子虽然在对人性本质的认识上有所差异,但其宗旨却是一致的,即人性的最后立足点都是善,所不同的是,孟子主张“本善”,任何人保持和发扬善的本能,就可以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而荀子则主张“归善”, 任何人只要努力改造自己的恶性,也可以归乎良善,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孟、荀以降,儒家在人性问题上还有各种貌似有异,实则一致的观点,如汉代董仲舒提倡“性三品说”,西汉扬雄提出的人性善恶相混说,唐代韩愈则主张性品说,而张载、二程、朱熹等宋代儒者则将气的概念引入了人性理论。无论何种理论,都将人性的立足点归于善,认为人性本善或经改造可以变善。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性假设,儒家才提出了相关的管理理论和手段。

如上所述,儒家相关理论的提出,都是基于对人性理论的分析而提出的。无论何种形式的管理活动,都离不开人,人是管理的对象,要很好地进行管理活动,就必须对人进行必要的分析。正是基于此,才有了儒家思想“缘人情、人性而治”的逻辑起点。在现今的企业管理活动中,我们要借鉴和运用儒家管理思想的成功经验,首先要学习其依人性而治的逻辑起点,在管理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人性的特点,在把握员工整体共性的同时,还要根据不同员工的性格特点,因人而异,运用不同的管理手段和方法,要依人情、人性而选择不同的管理方式,协调好企业内外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员工的个性和能力,使得管理处于有序的状态,从而保证企业团队的稳定和发展。

二、儒家管理思想“民为邦本”的核心价值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儒家思想所关注的重点。儒家继承了西周以来所形成的重民思想,系统地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

孔子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奠基者,他建立“仁学”,核心宗旨便是“爱人”,主张“亲亲而仁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爱民恤民措施,强调行“宽”使“惠”,认为“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 [5],要求做到“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6],并把“惠民”归结为“君子之道”。孟子和荀子将孔子所建立的“民本观”发展到新的高度,大大丰富了“民本思想”的内涵,提升了“民本思想”的价值。孟子“民本论”的典型表述,是“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7]。他认为民众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民心之向背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亡。荀子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8]。君民关系是水与舟的关系,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君主离开民众的拥戴和支持,便意味着政治前途的葬送。因此,作为君主,必须以“爱民”为务。秦汉以降,儒家的民本论形形,其内涵不断得到新的充实和丰富,而“重民爱民”始终是其宗旨。按照儒家“以民为本”的原则,儒家普遍强调在治国管理上要体现一定的人文关怀精神,治国目标的设定与治理方法的运用,都必须考虑到民众的具体利益,采取富有人性、相对温和的统治方式,力求避免激化矛盾,酿成冲突,在满足统治者根本利益与照顾民众基本生存权力之间寻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因此,以“德治”作为治国的最高纲领,以“仁政”作为治国的最佳模式,也就成为了儒家治国思想的必要之义与主导倾向了。

儒家思想中“仁者爱人”“贵民爱民”的思想实际上体现了这样的管理理念:即“以人为本”,把人当作经营管理中最根本的、能动的因素,并通过对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关心和激励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实现对物的有效利用,创造出优秀的经营业绩。因而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要借鉴传统儒家思想的民本思想,强调“以人为本”,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将员工视为企业最宝贵的财富。再则,儒家的“仁爱”思想对人对己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对待自己方面,“仁爱”思想主张“正人须先正己”“吾日三省吾身”;在对待他人方面,这一思想的核心是“爱人”,要求人们做到关心他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时还要求人们要关心集体,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告诫人们在个人和社会利益关系中,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和全社会利益。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儒家的这一管理思想,有助于企业员工之间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互相合作,帮助员工树立起集体主义观念,以集体利益为重,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将儒家民本的管理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无论是领导者与员工之间,还是员工之间,都应该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形成一种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良好关系。同时企业领导者应关心、信任下属,赋予其更大的自,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要有容人之胸怀,并能有容才之过、容才之短的气度。企业领导如能真正关心员工,在工作、生活方面为员工排忧解难,将会极大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员工也将被领导的人格魅力所感染,工作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回报企业。

三、儒家管理思想“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思维方法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以“用中适时”,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为基调的“中庸”理论,是儒家哲学的最高命题,也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方法论。

孔子最早提出“中庸”的概念,在孔子看来,讲求原则性、稳定性、适应性,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前提,所以凡事都必须坚守大经大法,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这是考虑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具体做法便是“执其两端而扣之”,从中找到和掌握合适的度,辩证地看待问题,凡事不走极端。孔子之裔孙子思,“尝困于宋,作《中庸》”,系统地丰富和深化了“中庸”思想。他将“中庸”从理论上升为宇宙之间最普遍的根本法则,指出只有遵循这一法则,天地万物才能安其所,保持平衡,和谐发展。后世儒者对“中庸”的推崇与阐释发挥也是“一以贯之”的,他们一致认为“中庸”是天下之至道,治国安邦的最高指导原则,只有行“中庸”之道,天下方可“致中和”。在某种意义上,儒家所说的中庸与中和的意义是相近的,中是循礼,和是行仁,以中和为用的中庸思想是礼与仁思想的集中表现。换而言之,儒家的礼和仁都是通过中庸来实现的。通过中庸,可以使普通人修养成为圣人,首先对自身,知进退,可以明哲保身;对国家,能做到“为政以德”,治国安民;对宇宙,可以自立于天地之间。这种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是:第一不走极端,第二就是要持久,这样就得发挥人性的平衡作用,以追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和统一。一个人的行为,应既不偏向于此一面,也不偏向于彼一面,而是在两个极端中寻求一个高度的平衡。

儒家思想所秉持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思维方法,是以和谐为基础的,这与现代企业管理重视“协调”与“和”的理念不谋而合。“和”在管理中的作用,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低层次的作用是化解人际间的紧张与冲突,有利于企业的稳定;高层次的作用,是有助于企业成员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实现同心同德,协力合作,这是一种互为目的、互相新生的关系,也是“和”管理的高境界表现。具体来说,将“中庸”之道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管理原则的制定与管治方法的施行,必须做到收放自如,进退有节。对待矛盾的事物,“中庸”要求做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一立场,启示管理者不能在管理上只顾一点,不及其余,而应该把握分寸,适中用时,凡事留有一定的余地,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左右逢源,进退自如,找到事物的最佳平衡点,从而把握主动,牢牢立于不败之地。二是管理思维的选择与管理艺术的运用,必须做到文武并用,刚柔相济,即在管理上不可偏执一端,既不能一味用强硬的手段,也不能无原则地怀柔、行姑息之政;仁与礼应该有机统一,德与刑应该相辅相成,哪一方面有所欠缺,则当及时弥补,哪一方面过分,则当有意识地加以抑制,恩威并施,宽猛相济,不离中道,以此求得最佳的治理效果。三是管理目标的确立与管理境界的追求,必须做到谦益节制,兼容并蓄。“中庸”理论的要义之一,是提醒人们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发生性质的变化,走向自己的反面。这就给管理者以启示,在管理上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而应该尊重现成的秩序与成规,保持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在稳定中求发展。管理者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戒骄戒躁,不走极端,同时要善于兼容并蓄,博采所长,使品德各异、能力有差的各类人在工作中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

四、儒家管理思想“经”“权”辩证统一的运用机制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经”“权”说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政治智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性精神的具体反映[9]。它的宗旨在于为解决理想与现实,或者说原则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或冲突提供适当的手段。“经”“权”关系问题,其实质性的内涵,在于如何正确地处理政治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方面要强调原则性:“执中”,“执一”,“守经”;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适当的灵活性:“便宜从事”,“行权”,“通权达变”。儒家“经”“权”观中,有两个重要的关键点:一是“经”“权”关系之中,“经”(“常”)是主导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而“权”(“变”)则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用董仲舒的话说,便是“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 [10]。二是“经”与“权”是共生互补的,具有相辅相成的功能,不能有意割裂与对立,即所谓“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 [11]。

受“经”“权”观原则的指导与规范,儒家思想确定了一系列基本宗旨,如等级卑尊有序的治理模式,德治教化的价值取向原则,正己及人的管治示范形态,仁义礼乐的人本管治精神,用中适时管治操作方法等。这些都属于“经”的范畴,都是必须坚持、不可动摇的大经大法。如果抽掉这些内涵,儒家治国思想也就丧失了自己的特征,也就不复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与此同时,儒家治国思想也不排斥“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如以动用刑罚来补充单纯讲究德治的不足,以承认合理利益来弥补单纯提倡仁义的欠缺,以天下一家、诸生平等来克服单纯讲究等级名分的矛盾等等,从而在治国上尽可能以较小的投入获取最佳的效果。

儒家管理思想受“经”“权”理论的指导与规范,有了使自己与时推进、不断更化的理据和动力。这也正是“经”“权”观的意义所在。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要借鉴儒家的管理思想,就要学习其“经”“权”观,从事任何事情都应该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通,有所调整,有所改进。在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也要遵循这一规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不断地充实企业管理的相关理论,丰富企业管理的手段,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依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管理方法。企业管理者在管理的过程中,要就具体问题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处理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在坚持总体方针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对具体细节、具体方法做出调整和充实,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特定时期的各种需要,从而使企业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为其稳定发展提供不竭的生机与强大的动力。

如上所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我们应当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要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与分析,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不可拔得过高,更不应牵强附会,须知古人因受其历史条件限制,不可能为今天的管理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在具体的运用中,要结合企业的特点,将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原则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将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相结合,在运用和发展中真正体会古代管理思想的精髓,使其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管理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409.

[2] 孟子.告子上.

[3][4] 荀子.性恶.

[5] 论语.阳货.

[6] 论语.公冶长.

[7] 孟子.尽心下.

[8] 荀子.大略.

[9] 纪宝成.中国古代治国要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0.

[10] 春秋繁露.玉英.

[11] 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卷三.断刑论下.

[12] 陈长琦.中国政治制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13] 张震.“和为贵”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J].财富智慧,2006,(4).

[14] 丁晓钦.论儒家管理思想及其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J].经济经纬,2000,(6).

[15] 王永明.论儒家思想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9,(5).

[16] 李郁华.浅谈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作用[J].西安社会科学,2009,(3).

[17] 王赞源.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经营[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

[18] 张守军,米咏梅.儒家的义利观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4,(5).

[19] 董庆榆.摭谈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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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景观设计；中国传统；居住区；继承；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思想，这些思想始终贯穿着中国从古到今的实践，涉及到行政、经济、军事、文化、家庭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这些思想及实践的文化底蕴就是中国伦理型文化传统。园林景观发展的历史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是整个中华文明之树别美丽的一枝，所以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在日益发展的现代社会，随着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不断了解，思想得到了最大更大限度的开放，但是随着外来文化的强势进入，我们也渐渐丢弃了许多传统的东西，于是思想上出现了迷茫与不安，在竞争强烈的现代社会，人们似乎日益浮躁。所以，很多人对园林景观的认识很肤浅。他们认为园林只是种花种草，挖湖堆山，置石理水。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有了出国的机会，看到欧洲的几何对称的园林，开阔的大草坪很壮观。于是出现欧陆风、草坪风。随着房地产的兴起，中国园林风、欧陆风吹进了居住小区，他们不考虑小区人性化空间和功能性空间，也就是只注形式不注重功能。不理解东方园林的风格和特色，古典园林和现代园林服务的对象。

从东西方的哲学思想看，西方注重理性，东方偏重感悟。西方艺术形式的更新取自于它的理性批判精神以及思想的不断变革；东方艺术形式却能保持相对稳定，正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西方艺术家着重于表现人的理念；东方艺术家着重于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指明了人道来自于教化而非天性。同样，设计中的人性也是源于教化而非天性。考证汉语中的“人道”一词的语源，在先秦儒家经典《左传》中子产曾说：“天道远，人道迩。”（《昭公十八年》）就是说天道玄远，人道就在眼前。与此不同，西方人则认为天道更近于人道。所以，以东西方对自然之道的不同理解和分析为出发点的文化理念左右着其各自的文化选择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古代的器物、建筑等的设计影响深远，也为我们的现代设计提供了很好的思想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天然淳朴、宁静淡雅的审美情趣，设计提倡顺物自然，反对过多的雕凿和文饰。李白有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除此以外，也有许多田园诗人讲究回归田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简约主义是一种基于人格力量的审美理想，是提倡人在物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提倡物为人所用、物为人服务的积极世界观，其中蕴含的自尊自爱、真善平和的思想更是值得当代设计师高度重视。我们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在物欲横流、商业竞争激烈的经济社会，简约朴素的设计风格将给人们带来一股闲雅、恬静的清新空气。

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强调遵守等级制度的“礼”；道家主张“天道自然无为”，强调自然天道。

中国传统建筑中典型的“主座朝南，左右对称，强调中轴”的平面布局原则，主要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住宅中“北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杂屋为附”的位置序列，也完全是礼制精神在建筑上的体现。“礼”的意识融会到古代大部分的建筑制式中，从王城到宅院、从内容布局到构图和形式，都反映出礼制精神的追求。

汉末至南北朝，人们对现实社会产生了种种厌倦，于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思想逐渐兴起。道家思想开始盛行，清谈和玄学成为风尚，从而唤起了人们追求个性、倾心自然的热情。有学者指出，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在艺术的外部规则方面，即艺术与政治及现实的关系；道家思想的影响是在艺术的内部规则方面，即艺术的审美标准、艺术特征、艺术表现等。这一认识颇有见地，道出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对艺术的影响之区别。

中国造物文化的“美善相乐”、“文质彬彬”、美观与品质相得益彰、功能与形式和谐统一的造物主张，一直为中国设计师所称道。我们应将现代的设计方法与中国的造物文化相结合，从而化作新的民族艺术设计风格。

我国园林建筑艺术区别于世界其他园林建筑体系的最大特点是在于它不以创造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具体形象为最终目的，它追求的是象外之象，言外之意，即所谓的“意境”。意境实质上是造园主内心情感、哲理体验及其形象联想最大限度的凝聚物，又是欣赏者在联想和想象的空间中最大限度驰骋的再创造过程。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相，言有尽而意无穷。”故园林景物取自然之山、水、石组织成景，寥寥几物便使游人大有“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言”之感。中国园艺艺术创造中的“意境”的产生和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其对园林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文人性格和审美情趣的渗透，折射在园林风格和景观意境的审美中。因此，无论从园内的物质内容到精神功能，从园林的立意布局到园内景区的主题分配，从景物本身的表意内涵到景物之间的符号关系都孕育着丰富的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在传统文化发展历史上，佛教、道教、儒教、禅宗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各以其不同的文化特征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同时它们又相互溶合，共同作用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并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多元互补的特色。中国园林建筑追求自然、追求意境、追求含蓄的特殊艺术追求正是祖国美学思想的丰富和祖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再现。

综观中国园林建筑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表现在古典园林中的这种具有古代中国人审美特征的园林自然观，绝不仅仅限于造型和色彩上的视觉感受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对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心理描述，而更重要的还是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即通过园林艺术对人的生活环境的调节，来把握人本身的存在的特征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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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础上与儒学伦理思想的思想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上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础上的。通过中西方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古代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上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分异，而这就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诉诸于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一、引言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广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很浓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却走出两条不同特色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它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当然包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这个定位是依据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基础上构建起来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的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二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都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儒学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入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面，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以及《盐铁论》中的“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学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学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形成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所以，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1840年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以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的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地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有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斯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殖。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憧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是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思想基础

诚如上述所言，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不管怎样，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比较而言，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其缘由在哪?笔者认为，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为深入研究财富问题提供了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以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加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其一，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学者吾淳就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所以，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古希腊、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得以发展成为学说体系。

其二，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作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的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较而言，古代希腊、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在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有所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可以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度的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做如下四个方面的思考。

一是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人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二是要积极关注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并把伦理财富思想纳人到中国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同时，要积极将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中，使之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篇5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但是要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和正确的发展方向，就必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且两手都要硬，其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地看待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如何实现新旧伦理道德的更替?而新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形成，是当今社会发展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新的社会伦理规范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它是对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发展。纵观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最具影响力的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但其是否在当今社会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呢?本文从和谐社会这一视角切入，探究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在当今社会的作用，争取实现传统伦理道德与当今社会问题完美的结合，进而指导人们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和行为习惯，并激励人们追求人格的完善，使人们自觉营造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社会氛围，为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做有益的贡献。

 

一、“仁爱学说”对建立和谐人际关系有积极的影响

 

儒家所倡导的仁爱学说，其精华部分是以“忠恕”之道作为立身处世的原则，其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现如今培养有道德使命感的社会成员、对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有着重要的作用。从孔孟先哲们整个思想的系统论述中，首先，仁爱学说是其重中之重，“仁”是一种道德意识，其主要指的是“爱亲”之心，其基础是“孝悌”，通过推己及人、由近及远达到“泛爱众”的至高的道德境界。在整个思想体系中，从孔子的“爱人”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乃至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均把“爱”与社会的实际要求相吻合，符合现如今社会的公共伦理道德要求。其次，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孔子与孟子的主张略有不同，他的出发点是对人的爱护和尊重。“仁爱”在孔子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孔子把它提高到治国殖民的高度来认识，因此，孔子非常重视“仁”的社会意义和作用，并形成了以仁为主体和中心的仁学思想体系，其对现如今社会的启示是：通过孔子“仁爱”学说，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人的宝贵，并且更加关心人的生存权利和基本权利，教导人们以友爱亲善的态度去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这个层面上看，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是当今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重要前提。

 

孔子“忠恕”原则的提出，是“仁爱”的基础，是行“仁”的具体体现。其具体释义是：忠者，尽其在我，尽己之心去为人;恕者，将心比心，也就是以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忠恕”是体现“爱人”的原则，是儒家“仁”的道德思想的具体而实际的道德行为规范，其达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宽容、相互尊重的仁爱和谐的社会境界，所以“忠恕”至今被人们所看重。当然，不论是“仁爱”学说，还是“忠恕”原则，其出发点均建立在承认别人也是与自己一样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人人具有道德属性、人人都有道德人格，它从根本上反映出先哲们博爱、宽厚、宽容的情怀和古朴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今天看来，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中的这部分内容，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所留下的精华除了对现如今社会弘扬团结互助、关心他人 的友爱精神有主要的促进作用，还能够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另外在主体意识上，其不仅有尊重自己的主体意识，而且也能够尊重他人的主体意识，能够使人们形成妥善合理地处理社会生活中有关他人与自己的辩证关系的积极的处世态度。

 

在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能够激发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从另一个角度说，它有助于培养每一个社会成员最基本的道德义务感。就当前我国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文明新时期，且不同的人们面对不同的实际问题来说，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一方面肯定了人的个性、鼓励人们独立自主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鼓励人们坚持个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不仅强调个人对他们的贡献，而且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其充分强调了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而这里所强调的义务，主要是一个道德的范畴，其具体释义为：个人能够意识到并自愿去承担对他人和社会的道德责任。然而从哲学层面讲，现世生活中的道德主体人也都千差万别，其所面临的环境也大不相同，因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义务范围，道德境界至高的人能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为己任;但同时也有人以个人利益为最高准则。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按照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儒家仁爱学说中的“忠恕”原则，是每个社会成员应当且必须遵守的一些基本的社会道德准则和必须的行为规范，每个社会成员应当做到在生活中既能够尊重和保护自我利益，又能够关心和保护他人利益，在满足自我发展的同时把对他人和社会应尽的义务放到至关重要的地位，这样就能够保证当个人利益、他人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能能够规范自己的行为，缓解与他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妥善合理地处理自己与他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升自身的价值，能够发自内心地与他人为善、对他人多一分的关爱，从而营造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有序和稳定发展。

 

二、“内省与克己”思想有助于转变社会风气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内省与克己”是重视个人自我修养的具体体现，这不仅有助于培养人们的自律精神，使人们形成知行合一的良好品格，同时能够从根本上促进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在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中，先贤们追求的是“天下归仁”的理想社会境界，然而这需要充分调动每个社会成员的主体自觉性，有赖于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自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以“仁爱”思想对人们的行为加以主导。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说，中国的传统道德观格外重视人格修养和人的道德情操，以提高人道德的自觉性和培养人高尚品德为个人的自觉。

 

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对人格修养的培养也有其具体的途径，其中最为人们熟悉的“内省与克己”的理论主张是其最为便捷的实现途径，其主要是借助省身自律的修养心性的方法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通过自身的努力——内省，达到“律己”的客观效果。在中国儒家的思想道德中，强调的“内省与克己”的道德修养，不仅是日常生活中极为必要的修身途径，而且是影响至今的一种传统美德。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孔子甚至把评价人品德高下的标准设定为人是否能够做到严格要求自己。另外，曾子提出了人们应当做到“吾日三省吾身”;孟子则在《孟子·离娄上》中教育学生，告诫学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以上这些论述有共同之处都是要约束自己，而不是过多地强求别人的帮助，其主要强调和突出的是道德修养中的自我反省，并将其作为个人培养高尚道德品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现如今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道德观念中，继承了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内省”、“克己”两种观念，并把两者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使自己的言行合乎道德规范要求，来提高自身的伦理道德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传统伦理道德非常重视人的自觉性，同时也非常重视人的道德自律，从这两个方面来说，其存在具有较大的合理性和积极的意义。人们进行自我修养的自觉性是一个人道德形成的内部条件，其外部条件是教育，只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培养出一个人高尚的人格。当今社会飞速发展，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但是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亟待加强重视，并加以投入。仅仅依靠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强化的法制、进步的科学是难以从根本上满足人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和满意完善个人的道德修养，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在条件的指导作用仅仅是外因，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当前社会人们道德意识普遍滑坡的现象，归根结底，人们精神世界得到满足还需要从人们的教育中、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加以完善和升华。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修身养性的道德自律观能够提高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情操和个人的修养。对于今天提倡内省与克己，应在充分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基础上，鼓励人们通过自省和律己的修养方法不断地完善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在不伤害到个人利益同时，使人们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意识，并形成一定的行为规范。这样在面对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也就将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统一起来，同时将个人道德的完善与纯洁社会风气的形成融为一体。

 

三、“重义轻利”的观念有助于人们树立科学的价值观

 

“重义轻利”的思想道德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观点是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这对于当今市场经济社会把握好义与利的关系，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均有较为现实的指导意义。其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主要处理的是理想道德与现实利益的关系和精神追求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其二，需要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公利与私利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其非常重视“义” 、“利”关系问题，认为义利是实现孟子所说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对“义”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其对义利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其重要陈述的论点是，在义、利之间，人们应该以义为上，通过义来治理利，这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传统伦理道德鲜明的特征。在中国传统先哲们的思想伦理中，人生修养的至高追求是极力推崇“义”的崇高道德境界，通过坚持人格的尊严来实现人们的精神价值。而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孟子提出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明确指出了人生在世应在面对义和生选择其一两难的境遇下，应舍生而取义也，即使牺牲了自己，也在所不惜。

 

现如今我们所处的社会与古代人们的生存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要想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和提高生产力，进而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才能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然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中存在较多的是正义的一面，难以适应现如今以利益驱动为经济活动的重要目标的社会现实，当然，在现如今社会发展中，对个人及某些团体追求自己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应当给予一定的肯定，但也存在些许的问题，如过于忽视个人利益的做法，过去几十年间的发展经验证明，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强调义利观中的积极因素和合理成分，对于今天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要想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如果不重视精神文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物质发展也就会失去正确的思想指导。而一个国家国民思想道德水平的高低，能够从根本上决定国家的生产力和经济建设发展的前途和命运;社会在大力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应当充分重视道德风尚的重整。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当人们遇到义利二者择其一的两难境地，如何以实际中做出取舍，是判断一个人道德水平的重要尺度。因此，要想使每位社会成员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中能够把握好“义”、“利”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使人们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那么继承与发扬光大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义利观中高尚的思想观念诸如“行天下之利，利济苍生”的思想就显得极为必要。因为这样不仅有利于引导人们以正确的态度去处理个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利益矛盾，而且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能够自觉地维护国家和集体利益，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对国家、社会乐于奉献的高尚道德情怀。而对个人影响最大的就是对人的人生观的形成与发展上，这能够使每个社会成员认识到，作为人要想有价值地活着，不仅物质需要得到满足，而更应该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境界，使人们保持较高的人格尊严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义利观，是具有普遍真理的思想内容，不仅是人类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而且对今天和谐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刚健有为”的精神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刚健有为精神，恰好与当今时代所要求的人们所应具备的开拓进取精神是不谋而合的，这是一种鼓励人们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因此，对现如今社会的发展来说，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刚健有为”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视角解释，可以具体理解为：一种自立自强、奋发向上、奋斗不息的精神品格。纵观中国社会的发展史，刚健有为一直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是中华传统一种优秀的思想观念。从老子提出的“贵柔”，到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思想中所倡导的奋发向上的人生追求，均是以进取为主要引导目标，然而存在略微的不同：老子的处世哲学中的进取，是以退求进、以缩求伸、为无为而求无不为，其不是缺乏阳刚之气，而更具有辩证和智慧色彩;孔子对进取的解释为人应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仁爱”思想而带领学生周游列国，而曾经经历过被困于匡，也经历过绝粮于陈，曾频频遭到打击和危难，但是即使他们面临这样的困境，仍然能够坚持初衷而不后悔，从不曾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后来孟子发出感慨“人生浩然之气，堂堂正正做人”，以至后来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做人原则的提出，在较长的历史发展时期内成为社会普遍承认的理想人格。在孟子眼中的浩然之气，主要是传统伦理道德之中的意识积累而成的一种精神能力，具体表现为人的“正气”和“气节”，是一种人们应当具备的理性自觉。真正拥有浩然之气的人，才能做到无所畏惧、至大至刚，才能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出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易传》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其所提出的对理想不懈追求的精神，进一步用“天人合一”的思想和哲学境界加以阐释，其具体释义为：造化万物、运行不息、奋进向前等这些都是天的品德，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恰恰能够体现天地孕育而生便有了人，所以人应当顺应天而行事，并且要做到奋发有为，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21世纪社会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我们应当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应当以主人翁的意识去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中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并进一步将其扩大为我们整个社会发展不竭的内在动力。新世纪的到来，不仅给予我们社会发展前所未有的机会，同样给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古国，要想在现如今跨入世界强国的行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刚健有为的思想观念是生活的历程赋予中华民族坚毅的意志品质和优良传统。刚健有为的精神鼓励着当代社会每个成员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使命感，能够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时代责任感。然而人类的生存环境同样面临着一定的挑战，环境破坏、生态失衡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另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人们的生活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这样的境遇下，作为现代人应当具备良好的意志品质和不畏艰难的创业思想，尤其是应当具有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从而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能够坚持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坚持社会主义的事业和理想，在奋斗实践中开拓进取，进而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是21世纪时代的要求，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刚健有为的精神能够激励着人们不断进取，促进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而促进中国和谐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篇6

关键词：禅宗文化；系统特征；人生观

中图分类号：B94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12）03—0018—07

一、禅宗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想要了解中国宗教和文化特点，就必须要知道和了解禅宗文化。这是因为自从印度僧人菩提达摩来到中国以后，禅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与日俱增，特别是到了慧能之后，其影响更是越来越大。

第一，禅宗对于中国宗教的影响。禅宗是中国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之后，对来自印度的佛教加以改革，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不同于以往中国的传统宗教和外来宗教，它具有直指人心、开发自性的思想特点，其修行方法又不拘一格，由此把者引向生活化。

第二，禅宗文化对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影响。由于禅宗文化在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融合了道家的“出世”思想与儒家的“人世”思想，并与道家、儒家思想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使禅宗在当时发展到了顶峰。在传统士大夫看来，禅宗“本自无缚，不用求解”的追求自然和放松的思想，让他们可以在社会责任之外、在“出世”与“人世”之间找到一种自我解脱和放松的方法。

第三，禅宗文化对于中国老百姓的影响。在禅宗对中国文化影响日益深入的情况下，禅宗文化也渐渐渗透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之中。例如，农历十二月初八要吃腊八粥，以及其他一些民俗活动，最初都是渊源于佛教。佛教的一些道德也对中国百姓有着很大的影响，例如善恶报应的因果说，做坏事会下地狱的轮回说等等。

第四，禅宗文化对于中国文学与艺术的影响。首先是对于文学方面的影响。唐宋家之一的苏轼，由于他与佛结缘，其诗词中常常有“禅”的韵味；还有王维，他长年茹素，时时追随慧能法师的弟子参悟“禅”道，致使他的诗文常常有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其次是对于艺术创作方面的影响。中国古代艺术无外乎琴、棋、书、画，且这些创作十分注重“写意”，其实质就是“写心”，因为“意”是作者的心态情绪、精神意识等，此皆由“心”而定，心决定意，而禅宗更是提倡开放自性，所有东西不需要刻意追求技巧，境界才是第一要义，一切人性本觉，这种一尘不染的超功利之心，是禅宗的心境，也正是审美心境。

第五，禅宗文化对于中国人思想方面的影响。禅宗开放自性的思想方式，使许多大家都从禅宗那里找到灵感，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如王阳明、朱熹等。并且，禅宗思想对于许多理性思维方式起到一种补救和启发的作用。

二、禅宗文化的系统性特征

禅宗文化系统是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宝藏，无论在历史或是在现实生活中，都产生过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认真地发掘禅宗珍贵的思想文化资源，对于促进社会的祥和安定，使人们在处理各种纷扰的利益关系时，保持互谅和睦；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时，做到圆融会通；对待各种不同价值理念时，予以宽容和尊重。禅宗思想能在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其博大宏赡、系统致密的禅学理论体系及其思想影响，浸润在人们的心灵中，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禅宗的修身思想与人格培养

在禅宗的许多经典中都反映出其完整的修身理论，如《楞伽经》中的修身理论，不仅展示了广阔的理论空间，同时也构成了一整套修身的独特思想方式，成为知行兼备、定慧双运的实践和体验，对中国历代文人以及社会文化心理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修身理论是以“唯识”、修“心”为出发点的，一切修行方法都要落实到对治“妄心”上。认为如果心平气和，人就如傍临一泓清泉，自然会觉得身心清爽，从而知妄除幻。修身要修心，不断体悟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和看法，这反映的是佛教对于人的基本认识。其对治妄心的实证，把人的思维推向了极为精巧的阶段，对理念、思辩、心理探究的贡献难以估量，反省自心，反观自身，探索妄心形态的思维方式，在纷扰的现实世界与物质至上日益凸显的今天，对于教化人生、培养健全的人格独有其思想意蕴。

禅宗不但有系统的修身理论，还有独特的修身实践，即我们常说的坐禅修学，这种修行方法是通过静虑凝神的观想，了知一切形态的真实本质，从而达到思其过、侮其行、净其心的作用。这种作用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形成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理想和目标是一致的。《楞伽经》所倡导的那种万法唯心，反省内心、反观自身、探求对治妄心的修身理念与践行，在纷扰和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中，有利于教化和培养健全的人格，形成良好的世风。

（二）禅宗生态自然观与和谐社会

禅宗的生态自然观不仅是独特的，而且是极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不独有庞大的理论体系，而且有十分丰富的生态实践。禅宗把自然山水作为佛性的体现，自然成为禅宗境界的最好体现。禅宗的山水自然观，是物我双融，和谐相通，没有法我对立。从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便是互为因缘，本自一体，相互交融，随缘自在的统一体。禅宗认为无情有性之物，皆佛性不失。这彻底打破了物与我分别的“我执”妄念，在自然观上就成为“物我同一”、平等理念的基础。所以爱护人类与珍爱自然无异，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本身。这就自然地导出了禅宗戒杀护生、扬善除恶的理念，对待一切生命都要尊重和珍爱，也因此从古代佛教就开始有护生、放生、舍身的生态实践活动，其内容十分丰富，文化内涵也是多彩多姿的。再是佛教代代相传的植树造林活动，为我们和子孙后代自觉地营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生灵积福造德。

禅宗的生态自然观，是实实在在的理论与实践，它不仅仅倡导人与人的相互尊重、人与自身的心灵和谐，更加提倡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它让我们更加爱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爱护一切有生命的生灵，为子孙积福积德，让整个人类与社会都一团和气，和谐共处。

（三）禅宗伦理道德观的铸就

禅宗的伦理道德在基本层面上，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是相互吻合的，都表现出引导人们祛恶向善的价值取向。在道德实践上，都崇尚理性，重视自身的内敛和修养。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都提倡反观自身、自利利人，抵制个人欲望的泛滥，追求合和共生、平安喜乐。在对待和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都具有维护和主张社会稳定、促进社会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的理念。但从根本上看，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是从基本教义出发，通过对人精神世界的重新塑造来完成的。禅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还具有对现实伦理道德的批判精神。对现实世界中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和追逐利禄功名、人生富贵的价值观持否定态度，注重和强调人心的升华和超拔峻洁人格的铸就。认为修行者要善于认识一切心识的表现形态，体察欲、色、无色三界产生的变幻，是由自己内心的妄有而产生的。因此，要通过“戒、定、慧”三学的实践，摆脱心中欲望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烦恼，达到个人伦理道德的完善。

禅宗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以“直指人心”的教化方式，“佛性平等”的理论，指导着戒、定、慧“三学”的修证实践，把伦理思想渗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容，为社会的平稳发展，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达到和谐相处、共生共荣，建立了一整套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

（四）禅宗喻理论证方法的启示

禅宗创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形成了独特的人生价值观。我们通常说：文质合一，深刻的思想内容，必须借助优美的表达方式；同理，出色的表现方法，往往能够反映和传递出丰富的思想内容。《金刚经》是禅宗的经典，佛陀在给弟子们讲解完《金刚经》全文后，用偈语的形式，归纳出人们熟知的“六喻观”。即：“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陀所述意为一切执意于事物各种表现形态，生、死、有、无等观念的人，应修悟出凡此种种都是非本质的，譬如梦境、幻觉、泡影、影像、转瞬之间就会了无一物，又譬如晨露和闪电稍纵即逝，在岁月的长河中未落遗痕，终了也不过是空空如也。应当这样来看待各种事物的表现形式，方可达到消除一切烦恼的彼岸境界。

禅宗佛典之喻，在经卷中处处可遇，初涉者往往会有眼花缭乱、不知喻理之感，由于其譬喻往往是为了论述其修悟中的理义，教外之人难入其旨，也是情理中事，但细细逐层探析，以喻参悟佛理，也就会收到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功效。

（五）禅宗行为自律的社会价值

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是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的。佛教的戒律正是在中国传统儒学“律己”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戒律不仅在思想上与儒家相通，而且更具有可操作性。

禅宗的经典中有大量讨论行为自律的内容，从思想认识方面，要求信众要严于律己；从思维方式上看，其“反观内照”的修行体验，具有内修、自省的基本特征。反求诸己，注重人生体悟的自节、自律，把人生意义的价值，体现在道德的自我完善、心灵的自我调适、以及行为自律的现实层面，具有广泛而严密、规范而具体的特点。佛教通过现实生活细节中衣、食、住、行的内证外敛，达到信仰理念中超越世俗，进入无欲、无我的境界。把戒律与学术文化领域联系起来，使戒律中有思想价值的道德规范，与当代社会文明的发展相互促进，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戒律“止持”之“诸恶莫作”，“作持”之“众善奉行”，都可以包含现实生活中的众多内容。佛教戒律的基本内容对于社会稳定、道德建设都具有一定价值，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生活环境，会起到促进作用。

（六）禅宗处世和交往的行为准则

佛教有关处世的准则和交往的行为对象方面的内容是很有特色和丰富多彩的。佛教学说是对人类社会进行深入考察，认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而形成的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佛教在得出了人生是苦的结论后，大乘佛教选择的不是逃避，而是为了度脱众生于人生苦海，对此岸世俗世界的理性批判，以及对彼岸理想世界的不懈追寻。信仰主义从来都不只是超脱人生，其思想学说来源于对人，生的思考，致力于对现实的超越。

历代高僧大德，都是善解人意，深谙社会，长于教化的宣传家，都是人类文化交流史上最优秀的人物，他们的处世与交往的行为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理性和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宗教对人类世界的影响、精神世界的濡染、现实世界的渗透，历史最久远，影响最深刻，内容最丰富。佛教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影响最深远的现存的世界性宗教，如果没有为人处世的深沉老练、交际往来的特立独行，没有历代精进博学、辩才无碍的高僧大德，深谙世态人心的摄魂宗师，何以使弟子从徒甚众，遍布四海，又何以能延续2000多年，至今信众数亿？

（七）禅宗精进不止的求索精神

佛教追求清净的世界，表现出对人生信仰精进不息的求索，对现实世界的超越精神。要求一切信众，不仅要修证义理，更要戒、定、慧“三学”并举，定慧双运，进行身体力行的实践。用信仰取代对现实功名利禄、富贵荣华的渴望，用心灵的峻秀超拔脱离现实生活中的酒色财气、苟利私利的泥淖，向心中理想，彼岸佛国的境界升华。这种目标的追寻与设定，求索的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只有通过认知的理性辨析，对现实世界和人生的详尽考察，才能笃定信仰并成为一生的躬身力行。历久弥坚的信仰，是理论与实践，智慧与教义的高度圆融和统一。只有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佛教信众才能在信仰的引导下，舍去对人间的牵挂，对情感的依恋，对身心的各种渴望，进入到“无我”、“无常”、“性空”的超然境地。

佛教对世俗社会的扬弃，并非只是个人的“舍我”境界，而是以仁慈的大悲心度脱一切苦难的众生，怀者大，感者深，行者健，学者深，从而能够产生一大批精勤永进，彪炳千秋的高僧硕德。弘富研深的三藏法师，要求佛家弟子，十方信众，不仅要以“正见”发“狮子吼”，弘法利生，还要求永不退缩，终生探求“般若菩提”，去妄存真，拔人一切苦，施以无量乐，以一生的真修实证来进行精进不懈的求索。这种以生命主体的自我觉悟，来战胜物欲横流的滚滚红尘，声色犬马的贪婪心机，把人类所具有的理性和最可贵的求索精神，推进到了几乎无以复加的高度。

（八）禅宗独具特质的语言观

佛教的语言观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产物，具有完整而系统的体系。佛教在诞生时就借助了婆罗门教的基础知识，其中“五明”学说中的“声明”，就是语言学方面的系统学说。其传播、弘法都必须借助语言文字，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就是最有力的证据。佛教语言观的特征是，充分利用语言文字的功能，又进行了超越，认为只是“戏论”、“假有”、“言说”，即不着于语言现象，着力于心灵超越。源于文字言说，利用文字言说，超越文字言说，把信仰主义者的主体意识、心灵感悟升到更高的境地，把语言、文字当成权宜“方便”、“俗解”，把佛教中的有些义理，示为“不可思议”、“不可言说”。在这种舍“相”，即一切外在的表现形态；绝“俗”，即一切心中所念、所计的执着；超越一切现实此岸，到达彼岸喜乐佛国的言说传法的实践中，佛门创造了一整套完整的语言体系。

如禅宗的经典《楞伽经》就有着系统的语言观，其开篇即由弟子大慧向佛陀提出了108个有关佛教教义、修持等问题，涉及了哲学与逻辑、语言与论辩等诸多领域，如长江大河，奔涌而至，佛陀接着大慧所问，对提出的问题在回答时并非一一对应，而是集中在根本教义上着力阐发，如深广的大海，随起随落。佛陀的108个否定句，意在所问非问，万事万物总归于一心，所问并非实有，真实离于名相，所问只是一种灭的形态，只是假设的一种称谓，对佛法而言，一切归于心寂，空无一物。其大起大破的宏观把握方式可见一斑。

（九）禅宗独特的教化方式

中国佛教的八宗法脉，以禅宗影响最大，其独有的教化方式，对于当代教育方法的创新具有启示作用。诸如“不落言筌”、“禅门公案”、“棒喝话头”、“产于机锋”、“五十禅观”、“渐顿四法”、“真言咒法”、“身口意三密传法”等。许多方式，非修持者不能体悟，非真修实证者难究其详。中国佛教不立文字的口授心传，并不等于轻视语言文字在弘法中的作用。禅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揭示的开示方法，从教学角度看，是师徒之间传播佛教义理，交换修悟参禅的心得，领悟、会通的独特方式。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强调的是师生之间心领神会的沟通与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立文字，是要求传道者要慎于文字，不执着于文字的传播功能，不局限于对字、词、句所揭示的内涵的认知，而是注重内心的领悟和身体力行的亲躬实践、定慧双运。这也在提醒我们：语言文字只是反应事物的方式、概念、学说，也只是一种言说，并不等于事物本身。我们的教育也不应当拘泥于繁琐的教条和刻板的形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劳动者，才是我们教育的目标。古往今来，禅门学问僧从来都不乏硕学大德，不胜枚举。

（十）禅宗穷究义理的思辨

佛教在形成和不断完善与发展的过程中，始终都体现了丰富的人文理念、严谨致密的逻辑以及高度抽象和理性化的特征。这些都使其教义学说，在哲理化的思辨中呈现出新奇魅丽的意象，在追寻彼岸信仰的睿智之中蕴含着灵动的火花，在冷峭清寂的超脱中浸润着忘我的境界，成为所有学人孜孜以求、乐此不彼和津津乐道的思想文化资源。

佛教必须面对现实人生和社会，以及不断向其教义发出的一切质疑，因此，从开始就必然在理性的思辨上能够面对诘难。在弘法传教的实践中，同样也会碰到现实生活所产生的一切烦恼和困惑，也要求佛教能够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因此，这就导致佛教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庞大的理论体系，穷究义理，阐发智慧，对治人心，极尽玄机，把主观唯心的认识，推向极致，激发出人的无穷联想。在面对世间万物的分析、讨论时，充溢着辩证的思想光辉。

三、以禅宗人生观为例

何为人生观？人生观就是人生的态度，尤其是对人生的目的、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人生的存在状态等问题的看法。从以上禅宗文化的系统性特征我们不难看出，禅宗在无形中对人们的现实生活起着十分广泛和深入的影响，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表现为一种人生智慧、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们所应追求的境界。禅宗的人生观回答了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有意义？怎样生活得更有价值、更轻松、更愉快等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禅宗关于人生观的修身思想。修身就是要体悟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和看法，反映的是对于人这一认识主体的基本看法，是对于人生的认识论的阐发。佛教认为人生是苦，而从对人生观察的“十二因缘”出发，认为产生一切痛苦的最终原因是“无明”。只有消除了“无明”，认识到一切现象，从本质上说都是“性空妄有”，才能从现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人法二空”、“世事无常”，一切自然与社会现象，都是各种因缘的和合，缘尽则事灭，因灭则物灭，无时不在变化之中。人本身也是由各种条件聚合而成，产生之因一旦消失，其缘亦尽，并没有真实之我，“我”只是妄有之心的形态。禅宗认为修身应先修“心”，一切修行都要落在对治“妄有之心”上，身心清爽，超脱色尘，“心火已灭，身得清凉”。只有对于外界世界，以及自身的一切现象与形态保持清醒的认识，认识到一切都是人们意识的虚幻空华，从而就多一分宁静，少一份浮华，用慈悲观思想社会人生，感恩之心则多一分，逐角之念则少一分，心平则气平，气平则平安，圆融和谐。参悟自身都是由各种因缘构成、是一个不断变化中的短暂的现象形态。然后重新审视人生、面对生活。在苦难面前，不再悲观，则多一点冷静；在诱惑面前，多一份矜持自重的把握，任运随缘，惜身感恩。禅宗的修身思想在无形中铸就了完美的人格。

其次，是禅宗关于人生观的伦理道德培养。禅宗认为：“云何菩萨摩诃萨，善分别自心现？谓如是观：三界唯心分齐，离我我所，无动摇，离去来。无始虚伪习气，所熏三界种种色行系缚，身财建立，妄想随入现，是名菩萨摩诃萨，善分别自心现。”认为通过戒、定、慧“三学”来实现伦理道德的培养完善。在行为上，要持戒。“戒”即佛律，是必须严格遵守的行为准则。“戒”表明了人对于自身行为所进行的约束和改造，是人在伦理道德行为上趋于完善的体现，表现了人类所具有的由完善自我发展到完善社会的本质力量，是伦理道德上充满理想追求和体验的崇高行为。在思想上，要修禅，即“禅定”。“定”就是要定念观止，进行“反观内照”的思维活动，其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生价值的再认识，要对于外部世界，包括自身的现象形态。要认识到一切现象本自虚幻，一切人生的烦恼皆源于此心，进而产生破妄有万法的智慧，祛妄归真，体悟“明心见性”的义谛。禅观中的慈心观、功德观、自然观等，都包含着丰富的伦理内涵。在目标上，要达到“慧”，即“般若智慧”。它是通过“戒”、“定”之后所完成的一种在人生意义上的飞跃。要脱离现实世界的束缚，灭除欲望，行善除恶，生发“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济世情怀，从而投入到慈悲救世，度世间一切苦难生灵，为众生得安乐的弘法实践。这些禅学理论中所包含的伦理思想，把世间的伦理上升到了信仰主义的理想高度，从思想上极大地丰富了伦理道德观的内容，提升了人们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和认识。

最后，是禅宗关于人生观的精进不止的求索精神。佛教中的精进理论，不是鼓励人们去追逐社会生活中的功名利禄，而是激励人们抵制各种欲望的诱惑，断除烦恼的大愿之心。佛教的精进，主要讲的是主体即个人的精神世界里观念的超越，要求在信仰的世界中奋力跋涉，永不停息。如在《佛所行赞》卷三中讲：“慧者能知，精勤求上进”正好比“钻木而取火，掘地而得水。精勤正方便，无求而不惑。”即智慧的人往往有自知之明，追求知识，不断进步。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努力弥补缺陷，这才是真正强者的人生态度。这就好比钻木取火，掘井得水一样，人只要努力上进，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取得成功。佛家亦深深知道，在前进的道路上是不会一帆风顺的，只有不怕困难，努力拼搏，勇往直前的人，才能够到达理想的彼岸。佛家对于信众并非要求一味的崇信，而是要善于动脑，勤于运思。提出“小疑小悟，大疑大悟，彻疑彻悟，不疑不悟”的主张，反对“盲修”。“于静于乱，亦莫恐怖；于假于实，亦莫恐怖”。这种理性的态度，对人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对生命而言人生有限，但追求真理和智慧却是无限的，面对纷繁的生活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从而不断地进取。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