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意义和价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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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援助制度；法律价值；效益价值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体系

法律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也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①其内容十分丰富，而且众说纷纭，普遍被认可的价值有正义、公平、自由、秩序、效益等等。法的这些价值内容共同构成了法的价值体系。作为价值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法律价值体现的是法律与人的关系。不同的社会环境、时代有不同的价值追求。一项法律制度的制定、实施的理想状态是其所追求的法律价值能够得到充分实现。因此，在制定、实施的一项法律制度时，应以这一法律价值作为其核心依据。

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是法律援助制度在满足对人的需求方面所应具备的积极意义，其体现的是法律援助制度与人的需求的关系，同样具备上述的法律价值体系中的价值内容。但是，作为一种由政府承担的，让弱势群体免费获得法律服务的司法救济制度，法律援助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与其他部门法有所不同，有其特殊的研究意义。法律援助制度是随着法制观念的发展，法制文明不断受到重视而所产生的。其最早产生于十五世纪的英国，当时的英格兰政府同意穷人可以免付诉讼费进行诉讼。②其初衷就是为了保障每个公民能够平等的获得法律救济、享受法律权利。在法律援助制度实施过程中，也是以保障人权、实现正义为其宗旨的。因此正义价值，一直以来都是法律援助制度中的最重要最受推崇的价值。相较而言，法律援助制度的效益价值，在某些情况下与正义价值相冲突，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

二、法律援助制度效益价值分析

（一）法律效益的定义

"效益"一词原本是运用在经济学领域，其本身的涵义是有效产出减去投入后的结果。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斯科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分析了交易成本对法律的影响，将"效益"观念引入法学领域，掀起了研究法经济学的热潮，法律的效益价值逐渐受到重视。

法律的制定、实施与其他的商品或服务一样，所耗费包括资金、人力物力等各种有形无形的资源，并不是像空气一样可以源源不断的无偿获得，而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的。整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每一个环节都会耗费一定的人力、财力、物力。因此，在法律的整个运作过程中，都应该要考虑到其所是否能够产生收益，能够产生多少收益。法律运作产生的收益和付出的成本的比率就是法律效益。 关于法律效益，目前我国学界对其并没有统一明确的解释。有学者认为法的效益价值是指"法能够使社会或人们以较少或较小的投入以获得较多或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的意义。"③换言之，法律效益的外延很广，不仅仅是狭义上所理解的资金收益、经济效益，更包括法律制定与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即产生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或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政治效益（产生统治阶级所希望达到的政治目的或是效果）等等。对于法律效益价值的实现程度的考量，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等各个环节法律对各类主体的效益需求的满足情况。例如，一项法律制度的实施是否如其制定初衷，产生其所预期的社会效果，满足其所针对的群体的需要--对其进行法律救济、保护其合法权益，维护该制度所对应的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同时，在一定的范围内保证效益的平衡，而不是顾此失彼。一方面，如果法律的实施不能够产生任何收益，例如其所要保护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护，这项制度可以说没有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法律的实施如果考虑不周全，导致不同群体的利益失衡，例如实施成本过高，以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来保障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实现，这个法律也不可能长久。

根据经济分析法学的观点，"法律制度归根到底是受效益原理支配的，法律安排实质上是以效益为轴心的，制定财产权和确定法律责任的规则，解决法律纠纷的程序，对执法者的限制……都可以看作是促进高效益地分配权利和义务、资源和收入的努力。"④据此观点，最佳的法律制度、运作模式应该根据其成本和收益，即法律效益确定。在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如果出现可选择的方案和模式，应该以能够产生最佳效益的为准：或是在同等收益的情况下，采用成本最低的；或是在同等成本支出的情况下，尽量使法律的运行产生高收益。

（二）法律援助效益价值中的成本与收益

法律援助制度的效益是法律援助制度制定及实施所产生的收益与投入的成本之间差值，其价值体现在通过构建设计法律援助制度，优化配置法律援助活动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确保法律援助程序的有效运作，从而使法律援助活动以尽量小的成本投入获得社会主体需求的尽量大的满足。法律援助制度效益价值的实现，要求法律援助制度能够有效的实施，而非流于形式。

除了制定法律援助制度所需的立法成本外，法律援助制度实施，亦即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不仅需要国家投入财力，同时也需法律援助活动的参与人投入精力，这些都是法律援助制度所需要的成本。法律援助的收益则主要是法律援助制度实施后所取得的满足社会主体需求的效果。必须看到，此处的社会主体，即法律援助活动的主体，不仅指法律援助受援人，也包括承担法律援助责任的国家政府和实际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人员（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等）。由于各主体所处的立场不同，因此，即使几类主体进行法律援助活动出发点都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其各自的需求仍是有差别的。

除了追求正义价值的实现外，受援人最直接的需求是法律援助的结果能够使其获得预期的法律利益，在法律援助过程中法律援助程序公开方便，能够获得专业、高效的服务、基本权利得到保障。法律援助机构的需求还包括能够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包括提高民众采用合法手段维护自身权利的法制意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节省经费。而律师及法律服务人员的需求还包括了法律援助机构能够公平的指派、给予合理的支持和补贴，受援人能够积极配合通情达理。⑤法律援助制度的收益的最大化要求综合平衡各方需求满足。通过构建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制度的功能，平衡对各方的需求的满足，才能最大程度的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效益价值。

三、法律援助效益价值对正义价值的促进

如前所述，正义价值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核心价值。否定经济分析法学的学者认为经济分析法是功利主义的表现，只讲效益而忽视了公平正义。确实存在一些特定情况，正义与效益相冲突，为了实现正义必须要牺牲一定的效益。例如为了实现正义价值，对贫困及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的进行法律救济，律师提供法律服务仅能获得象征性的补贴。这种情况下，正义与效益发生了冲突，律师得舍弃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如果基于此就认为正义价值与效益的矛盾不可协调，那是对这两种价值的误解。笔者认为，从宏观及本质上看，效益与正义是相统一。

首先，如前所述，对法律援助制度的效益价值的考量，不是从某一个或某一类主体角度出发，而是在综合分析法律关系中各个主体对效益需求的满足程度。不可否认，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法提供援助者具有一定的正义感和使命感，作为一项对弱势群体提供救济的制度，不可避免的需要提供者适当的退让其利益。然而，尽管在法律援助援助的实施过程中，为了对被援助者进行法律救济，提供援助者及组织者可能需要舍弃一定经济利益，但之所以这样做，其根本上也是本质上也体现了保障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的价值观，从而最终实现公平正义。绝不表示效益价值在此就毫无意义。如果一项制度运行的结果是各方主体的利益失衡，那么这个制度将很难很好的维系下去，正义价值的实现也将是一纸空谈。试想，如果为了满足对一部分人正义而忽视甚至牺牲了对另一部分人的正义，一昧地强调为受援者提供法律救济，而忽略了提供援助者的利益：实施法律援助不仅要花费时间，而且要倒贴钱，甚至也没有任何精神层面的鼓励和表扬。就算是走个形式，应付了事，对自己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提供援助者的服务积极性受到影响，最终也易使法律援助流于形式。

其次，从本质上看，法律援助制度中对效益价值与其实现正义的宗旨是相辅相成的。在效益被引入法律价值领域之初，对于其与其他价值之间的关系就有过争论。在经济法学派的观点中，法律的效益解释并没有忽略公平，相反，有时候对于公平的判断标准来源于是否符合效益的原则，效益的背后是公平。⑥由此延伸开来，效益价值与正义价值也并不冲突。如果法律援助制度设计合理完善，从长远来看，效益与正义二者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正义价值的实现是效益价值中的"产出"中的重要一项，正义的实现程度是衡量效益的重要因素。一项不正义的法律制度是无任何效益价值可言的，相对应的，实现法律制度的正义价值才能促进效益的最大化。追求效益价值意味着追求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忽略效益价值片面强调正义价值不仅不是真正的正义，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发展。可以想象，缺乏效益的法律援助制度是难以得到社会主体的支持的，实施时必然阻力重重，最终也会导致其他的价值无法实现。如前所述，正义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核心价值，因此，法律援助制度效益价值最终就体现由该制度所调整的法律援助活动能够实现正义。

注释：

①卓泽渊，《法的价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10页。

②张阳：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分析，《科教新时代》，2011年第2期（总第200期）

③卓泽渊：《法的价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05页；

④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249页

⑤蒋建峰：法律援助办案质量控制思考，《中国司法》，2005年第7期

⑥徐亚文：《西方法理学新论：解释的视角》，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69、70页。

参考文献：

[1]卓泽渊，《法的价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2]丹宁：《法律的未来》，刘庸安、张文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3]李龙：《法理学》，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第1版

[4]徐亚文：《西方法理学新论：解释的视角》，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5]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

[6]张正德、付子堂：《法理学（第二版）》，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7]沈红卫：《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8]李俊燕：法律援助价值论，湖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6月

[9]伍浩鹏：有效援助论，《时代法学》，2009年6月

[10]乐山市法律援助中心：关于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几点思考，《中国司法》，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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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事法律援助；价值；现状；完善建议

中图分类号：DF5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9-0247－02

民事法律援助，作为法律援助中的一部分，是国家在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民事权益，于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层次上，对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权益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1]。

一、中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

（一）宪法基本人权平等保护的彰显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国家尊重保障人权。每一个政府都将实现宪法的规定作为其最终目标，为实现实质的平等权而不懈追求。即政府应在实际的运作之中，为了纠正由于保障形式上的平等所招致的不平等，依据个人的不同属性（如地位、财富的差异）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作为各个人的人格发展所必需的前期条件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平等保障[2]。正如，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如是说：“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地平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要按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3]因此在这种任何制度都不可避免的不平等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建立民事法律援助制度，从而向平等的方面维护公民合法民事权益，从而实现宪法上的实质平等。

（二）诉权平等的要求

宪法赋予了每个公民应有的诉权，在民事活动中，即为当事人向法院请求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民事纠纷和保护民事权益的基本权利。这种诉权来源于宪法所保障的“接受司法裁判权”[4]。这种因制度设计而出现的人权本身具有宪法保障力。它要求立法者在赋予公民权利、设立公正程序的同时，对公民平等的适用程序也应该有所考虑――即诉权的实质内涵。民事法律援助制度能有效地保障所有人平等的接近他们的目的所必需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诉权平等[2]。

二、中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分析

（一）立法层面不完善

1.立法层次较低且体系上的效力对抗性缺乏。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计，在于保障公民个人的平等诉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质性平等，其内容本身就具有宪法保障力。由于中国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由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中，从上位法和下位法的角度看，其本身不具有对抗法律的效力；同时，（民事）法律援助行为乃是政府的责任，是宪法保障人权的体现。那么，由政府通过立法来规范自己的责任，很明显地带有侵犯公民权利的极大可能性。

2.民事法律援助可诉性范围狭小。中国《法律援助条例》规定了中国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诉讼事项和非诉讼事项，但在法院受理援助案件的（可诉性）范围上却仅有如下几类:第一，追索赡养费、抚育费的案件；第二，追索劳动报酬的案件；第三，工伤的案件。这些范围明显不能有效地解决实际发生的民事纠纷，不能够很好地保障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平等地启动诉讼程序。

3.民事法律援助制度国际化步伐较慢。在法律援助国际化方面，中国已经迈出了一定步伐，加入了诸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国际公约，并与一些国家签订了司法协助双边或多边协定或条约。但是，法律援助国际化并没有被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所特别重视。

（二）服务体系不健全

1.政府职责不到位。政府中一部分人认识尚不到位，虽然在学理上已将民事法律援助视为政府的职责负担，但实际之中却主要是由个别律师来承担。政府中一部分人认识尚不到位，使得其有规避责任之嫌。

2.对律师激励措施不足。由于没有一定的激励措施，使得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数量甚少，无法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在实际中，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之后往往得不到回报，即使在部分地区提高了律师的补贴标准，但补贴的发放只按承办案件的数量决定，而非具体到个案的实际情况。

3.质量保证缺乏有效途径。虽然《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第24条都分别规定了质量保证途径，因过于模糊可操作性不强；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明显。公民往往不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不知如何来获得法律援助。

（三）资金保障不足

据资料显示，2007年法律援助经费收入总额为37 029.78万元，以中国13亿人口为基数，人均占有法律援助经费仅为0.28元[5]。虽然《民事援助条例》亦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对当地法律援助工作给予财政上支持，但却未明确以何种形式来提供财政支援。

1.经费来源存在“瓶颈”。目前中国财政每年拨付的法律援助经费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多数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律援助经费还不能得到稳定的财政支持，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有相当数量的县级地方法律援助经费有待进一步落实。

2.办案质量不高。经费短缺，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也直接影响到办案质量。有些法律援助机构为了不增加经费负担，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走过场，敷衍了事；有些法律援助机构缺乏必要的工作资料，办案时只能靠东拼西凑。这样使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总体上远远低于有偿服务的质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的维护，法律援助的社会信誉面临严峻挑战。

三、完善中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议

（一）大力完善立法

1.提升法律援助立法层次。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最高法律依据是宪法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最直接法律依据是国务院颁布的《条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与中国贫弱老百姓联系最密切、最广泛的制度，是法治意识普及的最佳途径，其立法意义远非其他一般救助措施所能相提并论的。因此，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层次不应该限定在行政法规。在宪法中明确载明“国家坚持和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用最直接、最显明的语句将法律援助制度在根本法中固定下来。

2.扩大民事法律援助的可诉性范围。即在防止个人滥用民事法律援助的前提下，确定一些可操作的条件，使得公民在申请法律援助时，由法律援助机构来确定是否当事人符合这些条件。但不应该对其诉讼事项有所规定，因为任何情况下都有公民可能需有法律帮助。同时，对非诉讼事项，不应该有所限制。

3.扩大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民事法律援助作为政府行为，其所针对的是所有的公民个人。这需要人们在观念上加以把握和了解，以需要政府加大宣传力度。其援助的对象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弱者，还包括广大的不了解法律的人们。

（二）服务体系的完善

1.完善各级人民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由各市级人民政府建立法律援助机构，由市级政府统一领导，分别管理发放到自己手中的资金。通过市再下设较小的部门。相对县级政府来说，市级政府本身有着较强的实力，可以更好地在城市中建立起一个完备的法律援助服务体系，再由城市向农村扩展。

2.引入合约机制。法律援助机构可以通过引入合约的机制，与当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或个体律师签订契约，使得援助方在合约的范围内受约束；也达到了合理利用国家对法律援助的财政支出；也保障了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质量。

3.提高律师法律援助待遇。提高律师的福利工资，并且要按个案的具体情况而定，从而吸引更多的律师加入到法律援助工作中。

（三）财政体系的完善

1.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最低经费保障制度。所谓法律援助最低经费保障制度，是指为了保证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帮助，政府根据经济状况为法律援助机构实施法律援助所必需的费用开支而设立的一项最基本办案经费保障制度。在中国，广东省结合当地经济状况采用了人口均额的方案，取得成功。业务经费中办案费按当地人口平均额纳入财政预算，随着经济发展情况适当调整人均标准[6]。

2.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彩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曾同有关部门协商争取在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划拨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事业，这个想法目前因现有的所有福利彩票公益金（包括每年新增部分）都已有规定用途而没有实现。既然已有的彩票公益金都有规定的用途，那么可以考虑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彩票。这样一方面可以彰显法律援助的公益性，促使社会公众意识到自己对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彩票本身包含的不菲奖金也足以吸引充满中奖期待的公众踊跃购买。

3.完善法律援助基金管理体系。对于从个人和企业筹集到的资金，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形式进行管理，通过合法运作使基金增值，从而扩大法律援助的可用资金，使纳入基金会管理的资金成为较为持久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

参考文献：

[1]张耕.法律援助制度比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4.

[2]许崇德.宪法：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113-162.

[3][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包钢，何怀宏，廖仲白，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85.

[4]江伟.民事诉讼法专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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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法律援助；平安社区

一大学生法律援助的价值分析

法律援助，是利用公共资源成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对无力承担法律服务代价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代价低廉的法律服务。2002年，司法部、颁布《关于实施法律援助志愿者服务计划的通知》，2005年再次下发《关于实施西部基层法律援助志愿服务行动的通知》，此后法律援助志愿者服务在全国遍地开花，成为社区法律服务的一支生力军，为建设平安社区和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大学生法律援助，是高校大学生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法律知识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公益性活动。近年来，各高校的大学生法律援助组织积极参与到平安社区建设当中，在普及法制宣传、援助弱势群体和维护司法正义等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这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首先，将知识理论与实际运用紧密集合，与课堂教学相辅相成，弥补传统法律教育教学的不足，提高了大学生的法律运用能力；其次，学生在法律咨询、法治宣传、个案办理、调查取证、分析讨论等实际的法律应用过程中，能够从实践中学习法律知识，加深对法律的深入理解，从而锻炼了学生的心理素质、语言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增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培养了他们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另外，大学生法律援助进社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法律援助资源的不足，从人员配置上缓解法律援助供需矛盾，为专职从事社区法律援助工作的人员减缓了工作压力。

二大学生法律援助参与平安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无政策规范，管理机制不健全

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群体的发展必定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出台了一些有关法律援助的政策，但对于大学生这个特殊的主体，具体的规定几乎是缺失和空白的，这不利于规范大学生法律援助的行为，也不可能很好地保护相关主体的权益。比如，大学生参加法律援助工作需要什么样的资质条件，这需要一个可以量化的、严谨而明确的标准，不能没有专业知识积累光凭一腔热情就参加；怎样规范化地对他们进行岗前培训，让他们掌握基本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程序和方法；大学生的工作效果如何评估和考察、怎样惩戒和奖励，怎样考察他们是否真正具备了处理实际法律问题的知识水平和能力以及是否让当事人满意等等。还有，大学生法律援助机构大多是依托高校成立的社团组织，成员参加活动的积极性来自于个体的兴趣与新鲜感，缺少相对应的规章制度加以管控，这就造成了成员流动性大、组织管理松散等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参与平安社区建设的稳定性。

（二）大学生志愿者的专业知识水平较为欠缺

参与平安社区建设的法律援助服务对大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人格素养有较高的要求，这需求参加法律援助的大学生不但要具备一定的知识积累和理论深度，还要具备较好的社会实践能力和人际交流技巧，具有将理论转化成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很多参与平安社区法律援助的大学生处于一个知识初步积累的时期，还没有构建起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自身的综合素养并不足以胜任法援工作，有时候对于援助对象所提出的咨询问题和复杂状况，难以有效地沟通，并提供令其满意的答复和对策，更不要说一对一深入跟踪具体案例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当事人对于大学生法律援助的信任度和权威感，因此，参与法律援助的大学生需要进行资质的筛选和进一步的培训，进一步提高法律实务能力。

（三）缺少和其他力量的沟通合作，资金较为匮乏

在大学生参与平安社区法律援助的过程中，常常遇到各种问题需要外部资源和力量的支持，这是靠一己之力很难完成的。比如很多法援案例会涉及到到其他部门查阅资料、翻阅档案，或者需要有关部门、有关单位或者当事人的配合，这时候“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就比较尴尬，因为大学生在实际从事法律援助的活动中，并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和角色保障，所以很难得到相关人员的积极配合。这时候，如果没有社团机构出面去和法律援助相关力量进行沟通，或者得不到政府、法律人士的有效帮助，工作就很难继续开展下去。这不但增大了法律援助的难度，而且很容易挫伤大学生的积极性。另外，大学生法律援助机构通常是在高校社团的组织之下运行，并不带有盈利的性质和功能，其运转资金主要靠学校拨付的社团经费。在法律援助的实践过程中，常常需要购置基本的办公用品、租用一些场所作为活动场地，有时候调查取证需要差旅费、活动需要宣传费等等，一旦资金短缺，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律援助活动正常的开展，也会降低援助活动的质量，导致援助活动缺少长期性以及稳定性，降低有需要的当事人对大学生法律援助的认可度和信任度。

三大学生法律援助和平安社区的建设的实践探索

（一）从制度层面形成保障、支持与激励机制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了法律援助中心、妇女儿童法律维权中心两个法援机构，面向社区居民、工地工友、留守儿童及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通过法律宣传、法律咨询、法律帮教、法律讲座及案件等方式和清浦社区进行平安共建活动。为确保大学生法律援助志愿者团队的相对稳定和后继发展，经过几年的探索，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的法律援助工作已经形成常态化的工作机制和稳定化的工作队伍，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保障、支持与激励机制以及对大学生志愿服务团队的监督和评估机制，如制定了《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制度》、《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法律援助中心案件援助制度》、《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法律援助中心案件讨论制度》，开通了“江苏财院法律援助中心”网站、“法律援助之声”广播等等。这些制度中，既包括法律援助机构内部的考勤监督和考评，也包括社会群众对于大学生服务活动的监督和评估。

（二）构建稳定的社区法援基地，多方联动，搭建志愿服务的平台

不同的社区存在不同特点，法律援助和平安社区建设的连接点也会有所不同。淮安市清浦区，也称为清江浦，明清时，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运河沿岸“四大都市”，文化底蕴较为深厚，人民生活较为安定，社区居民比较关注自身的社会地位、注重自身价值，法律维权意识较高，但是也存在民事纠纷、社会治安事件，以及弱势群体的帮扶等等。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学生法律援助机构在分析清浦社区特征的基础之上，积极寻求和政府部门的合作，加大创新与探索力度，多方联动、因地制宜、整合资源、协调关系，在公共服务的内涵和外延中寻求法律援助服务和平安社区建设的结合点与切入点，建设有效的服务载体，形成稳定长久的工作机制，同时利用新媒体力量，树立典型、宣传事迹、倡导志愿精神，动员社会各界为支援服务提供财务、资金、关系和场地等多方面的支持，进一步整合服务资源，壮大服务力量，形成全新格局。

（三）打造法律援助特色活动，形成品牌效应

大学生青春蓬勃，社会信任度高、亲和力强，在平安社区的建设中，容易与公众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因此，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法援机构与清浦社区共同打造了一系列的法律援助特色品牌项目，如推出了“大学生法律宣讲团”，让经过业务培训的大学生走进社区、公园、广场，将法律基础常识送到公众身边；成功组织了“以案说法”系列讲座，在高校的礼堂、商业中心的演出台和社区活动中心进行了巡回的案例宣讲；打造了“创新型法律援助宣传模式”，使得新媒体态势的法援呈现出时代的特色。近两年来，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法援机构在清浦社区开展普法讲座和法制宣传活动百余场，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近千人次，法律案件50余起。法援中心先后被淮安市团委授予“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被淮安市司法局评为“优秀社会法律援助机构”，被江苏省司法厅表彰为法律援助志愿服务活动先进集体。大学生法律援助参与平安社区建设符合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值得探索深思的惠民工程。学校、社会和社区都要积极行动起来，加强多方面合作，开展社会化的运作模式，为二者的和谐高效运作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有力的资源支持。

参考文献

[1]段启俊.我国大学生民事权益维护中的法律援助[J].法学杂志，2013，12.

[2]邓琦.论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模式的改革与发展[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07.

[3]高勇，李恩华.论大学生法律援助模式的完善[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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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诊所教育　知识产权　创新　法律服务平台　公益 

    法律诊所教育，对于大多数中国法律工作者而言是一个新鲜名词，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更是闻所未闻。所谓法律诊所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法学院普遍兴起的一种新型课程，又称“临床法学教育”。顾名思义，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应用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人理解，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另外，此项教育还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热爱社会公益活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准。

一、法律诊所教育的价值及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法律诊所教育无疑是一种创新，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是一种促进。它将实体法以及法学理论、实践、技巧、信念、态度和价值联系起来，引导学生从律师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法律诊所课内，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身无偿法律援助案件。学生通过为社会弱者提供法律帮助，能获得职业成就感，同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目前我国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的目标。

    法律诊所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教育，它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与传统的法律教育方法不同，更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学教育的模式。从单纯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的演绎式模式到通过实践获得更加全面的知识和技能的归纳式模式，让学生学会从实际的个案着手探索法律的基本精神并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通过法律诊所教学使法律院校的学生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认识法律、了解社会、体味人生。

    目前，拉丁美洲、西欧、东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院校已经广泛而成功地应用了这种教育方式。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法律诊所教育已经成为东欧、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顺应世界法学改革潮流，我国部分高校教师经过充分的探索、研究与论证后，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于 2000年9月相继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尝试运用比较模式进行教学。2001年起，又有中山大学、西北政法学院、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002年7月28日，经中国法学会批准，由上述11所院校成立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到2010年6月1日已发展了130位单位委员。经过10年的推广，法律诊所教育已在中国高校扎根、发展并完善，日常运作管理有条不紊，法律服务活动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参加法律诊所活动的学生在分析法律问题、提高法律实践能力、认识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目前，各具特色的专门性法律诊所正在逐步形成，如劳动者权益保护诊所、消费者权益保护诊所、环境法律诊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公益法诊所、社区法律诊所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创立及意义

    引人法律诊所教育是高校在新形势下改进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法律实践教育的重要举措。

  (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创设于2005年9月，是目前为止全国高校唯一以“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命名的法律诊所。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由一支具有较强实力的教师队伍组成，均具有高级职称、律师资格证书，具有教学和律师执业经验，并经过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专门培训，能够规范、专业地指导学生完成课堂学习和基地实践任务。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教学分为课堂讲授和基地实践两大部分。课堂讲授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律诊所教育简介，律师职业道德，知识产权法实务，系统技巧训练，接待当事人，参与咨询与调查，仲裁、诉讼和非诉案件的专业技能等。基地实践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教学基地值班;为当事人提供咨询意见;起草法律文书初

稿;在指导老师参与下修改法律文书;与对方当事人或律师谈判;接待来访;阅读、整理案卷;配合执业律师开展业务、参与办案全过程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性质及意义

    法律诊所教育通过学校和社会两个场所的实践和共同作用，增加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促使学生将在课堂上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在活生生的具体案件中加以运用，也能通过和当事人接触得到社会经验等多方面的积累。概言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对学生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对社会是知识产权事业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

    1.实质上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优势在于该法律课程是在律师事务所真实环境中进行的，并由老师负责指导。这一实践训练平台还具有强调职业道德、注重实践操作和人际关系协调、要求学生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等特点，有助于克服传统法学教育过于理论化、学生动手能力较弱的缺陷，让学生保持和社会实际、法律实务接触的机会，从而使学生在深入理论探讨的同时，学习如何像法律从业者一样工作和思考，培养全面的法律素养、优良的职业道德及社会责任感。这一教学模式深受学生的欢迎。

 2.客观上是知识产权公益事业的法律服务平台

    法律诊所教育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办案，既是服务社会公益事业的法律资源的有益补充，将对我国的教育传统、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方法带来冲击和变革，也为我们培养高素质、综合能力的法律通才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如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活动经费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及其民商经济法学院和社会公益性组织(如美国福特基金)、律师事务所的支持，其对外开展的任何法律服务活动均不收取报酬。目前，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服务项目主要有诊所法律教育研究与培训，疑难案件会诊，接受知识产权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提供非诉法律服务或者担任诉讼人，接受商标、专利行政诉讼案件、行政复议案件原告和申请人的委托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或者诉讼，普法宣传，法制状况调研，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法律分析以及其他公益法律服务。

    3.为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具有创新意义，突破了学界认为“法律援助是穷人的专利，拥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都是富人，无需法律援助”的普遍观点。学生通过模拟场景和实践操作，以律师助理身份办案，既能学习律师的各种执业技能，又能为因经济困难，不能支付知识产权纠纷处理和诉讼费用的知识产权人，以及遇到难以解决的知识产权事项或案件的知识产权人提供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从实际情况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学生都能把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看作学习的机会、社会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与专职律师相比，学生没有繁忙的工作，不期待任何物质上的回报，专心于此;与社会团体相比，学生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又能得到富有经验的教师的指点。所以说，法律诊所教育的设立必定会为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注人新鲜血液，带来崭新面貌，对促进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深人开展有着现实的意义。

三、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模式创新的对策建议

    综合各高校开设法律诊所及法律课程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依托学校成立法律诊所，采用“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的模式，但其内容、目的和运作方法也各有特色。如北京大学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律师制度和律师规则，熟悉律师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了解律师办案程序、诉讼程序和律师事务所工作规程，学习和掌握处理案件的技巧;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法律实务的技能增强学生的辨别能力、合作精神和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既注重诊所的课堂教学，又鼓励学生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要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来培养和锻炼学生。其它大学开设了以法律援助为特色的法律诊所，也都旨在提高学生分析法律问题和法律实践的能力。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通过与律师事务所合作设立校外实践基地，指导教师除了进行每周一次的理论讲授外，几乎每天都要到实践基地对学生进行单独指导。法律诊所的教学过程包括“三步”。即对上述环节进行计划、行动、评估，通过讨论、模拟、反馈及单独指导等方法，从而构成一个实践环节的完整的学习过程，思考贯穿其中。法律诊所需采取双循环的学习方法，要求学生在不断提高熟练程度的同时，能跳出原来的思维模式，从全新的角度、有预见性地思考问题。以实现法律诊所教育的日标，即“帮助学生培养经验式学习的能力及凭借经验进行反思的能力”。

  　(一)明

确性质定位

    由于知识产权法既是实体法，又是程序法，而且涉及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广泛的权利范围，因此，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实践场所应当是开放的，其服务对象亦应是开放的。为进一步推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贯彻落实，参照有关专家意见，建议发挥各方资源优势，将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定位于产、学、研合作促进组织，使其成为开放发展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为产、学、研合作组织自身及相关科技创新机构、企业维权等提供专业的公益服务。

  　(二)创新服务功能

    对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实行产、学、官、研合作模式，拓展与产、学、官、研各界的合作，推动法律诊所承担知识产权法律研究及知识产权发展与促进方面的工作，其服务功能包括但不限于:y)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法律实务研究课题，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分析、预警以及保护策略研究、品牌战略研究;(2)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知识产权促进工作，进行统计、调研、评估、规范管理及其它相关工作;(3)向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知识普及、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4)开展企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研究，以及面向企业、行业的知识产权策略实施研究、咨询;(5)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咨询、法律策划和预警服务;(6)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投资融资、贸易发展以及海外市场开拓提供法律服务;(7)面向社会提供法律保护调查、相关信息检索;(8)提供其它服务，如维权援助等公益服务。

(三)突出法律援助

    我国的法律援助机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内设的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各种社会团体。法律援助主要是国家的义务，理应由政府出资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财政压力很大，不可能为法律援助机构支出大量费用;另外，我国地广人多，法律援助机构在现阶段还较难能深人基层农村;更关键的一点在于，能够胜任法律援助的专业人士数量太少。为此，我国应寻求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方法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显而易见，开展法律诊所教育，发挥法律院校师生的专长，为弱者提供法律服务，不失为一条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且与其他法律援助模式相比又有其优越性。

    2007年11月，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关于开展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定位为政府公益性公共服务机构，承担政府知识产权部门的工作职责，不仅为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提供援助服务，同时也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提供其它服务。基于此，知识产权法律诊所与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具有契合性，可以承担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的任务，以突出法律援助服务特点，扩大法律援助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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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缓解矛盾，增加法律援助资源是根本，确切的说就是要增加参与法律援助的法律工作者的人数。目前《法律援助条例》主要是依靠律师、基层法律服务者。公证员等职业法律人提供法律援助，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法律预备役”—法学专业大学生。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目前全国开设法学专业的高等院校有500余所，在校法学生人数达到了80余万人。这些法学专业大学生通过学校的专业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法律基本理论和基础技能，同时又由于长期处于理论学习状态，缺乏必要的实践锻炼，造成了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学毕业生能力在法律应用方面的弱势。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不论是我国法学教育，还是法学专业大学生，为了弥补自身不足，都会产生参与实践的迫切需求。这正好能够缓解目前我国法律援助资源紧缺的现状。

二、大学生法律援助的现状分析

1、相关法律制度模糊

截至目前，我国专门针对法律援助制定的实体法只有《法律援助条例》，而该条例自2003年9月1日实施后，至今未修订或颁布司法解释及实施细则，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规定仍是非常原则性的。这就造成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的形式和认可度无法明确。在实践中，大学生自发组成的法律援助机构往往得不到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认可，学生只能以个人名义参与案件。而根据《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大学生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与刑事或行政诉讼案件的，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受到了较大限制，尤其是在阅卷和会见当事人方面的限制，直接损害作为弱势群体的当事人利益，使得法律援助的宗旨和意义得不到实现。

2、组织建立与管理不健全

目前高校内的大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大多是由学生自发建立的学生社团，其基本成员(包括社团领导和骨干分子)主要是在校学生，指导教师多是受学生邀请而自发参与的。学校对社团工作基本不参与，对其持放任自流的态度。在校学生由于没有工作经历，与社会接触不够，对如何管理和运营一个团队缺乏经验。成员参与社团活动的积极性主要依靠个体兴趣和新鲜感维持，缺乏相应的内部规章制度管控或有制度却不能很好的贯彻实施。这就导致了社团呈现出组织管理松散、成员流动性大，社团稳定性差等特点。

3、成员分布不均，能力有待提高

从在校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的学生年级分布来看，各高校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人数的80%都来源于大一、大二学生，大三学生所占比例很少，大四学生几乎不参加。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大一、大二学生进入高校时间不长，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强，对参与学生社团活动的激情高，而大三、大四学生由于面临毕业和就业的压力，多数学生都忙于备战研究生考试、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或者在校外找工作，空余时间大大压缩，无法全身心投入到法律援助中来。但是由于成员主要集中在大一、大二年级，学生还没有完成全部法学专业主干课程的学习，专业知识不完整，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不能够很好的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待其专业技能和经验提高后，又因面临毕业而无法继续参与法律援助，造成大学生法律援助能力始终停滞在较低水平。据统计，在上海接受过高校法律援助咨询的当事人对大学生所提供的援助服务的满意率仅为50%。①

4、指导老师人数不足

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是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活动，而大学生在校期间不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实践能力都是不足以支撑其独立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因此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离不开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丰富的办案经验以及较强的办案能力的指导老师。但目前我国高等院校老师除教授课程外，其主要工作是做学术研究，能够兼顾并做好法律实践的双能型老师数量不多。此外，作为法律援助指导老师，目前主要是以无偿帮助为主要形式，指导工作也不是像日常教学工作那样有固定的场所和工作时间，往往需要老师随着援助案件的处理进程不定时往返于司法机关、当事人和学生之间，需要老师牺牲大量的个人时间和精力，因此许多老师不愿意参与指导工作。

5、法律援助经费筹集难

大学生一般是以校园法律援助中心等高校学生社团作为参加法律援助活动的媒介和载体。但这类社团主要是学生自治组织，而非盈利机构，其资金主要来源于高校社团经费拨付和学生自筹，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固定的资金来源。与此相对，法律援助作为一种法律应用类实践活动，大学生参与援助必然要求一定的物质基础，例如办公场所、办公用品、差旅费等，而这些目前都是由高校法律援助学生社团自行承担。因此，高校法律援助学生社团常常出现资金短缺的困境。援助资金的匮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学生法律援助活动的正常开展。援助活动质量的高低受到资金情况波动的影响，造成援助活动缺乏稳定性和长期性，降低了当事人对大学生法律援助的认可程度。

6、与其他力量缺乏沟通

在大学生法律援助面临种种困境，难以独自前行时，更多时候选择的是暂停活动甚至放弃，极少与法律援助的其他力量进行沟通，寻求支持。《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规定律师应当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依照上述法律，政府机关和执业律师有参与法律援助的法定义务，而且由于其所具有的特定身份，使得他们在参与法律援助的不同阶段或方面具有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所不具备但又急需的资源优势。如果不能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共同促进大学生法律援助活动的生存和发展，那么大学生法律援助将是举步维艰的。

三、大学生法律援助的意义

1、社会层面

(1)大学生法律援助能够有效缓解现阶段我国法律援助资源紧缺的局面。我国现有参与法律援助的主体主要是职业法律人，其中占比重最大的是执业律师。但是目前我国在册的执业律师尚不足30万，仅仅是法学专业在校大学生人数的1/3。此外，职业法律人分布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覆盖面有限，但大学生因其来源的广泛性，造成其能够有效辐射的覆盖面要远远大于职业法律人。

(2)大学生法律援助能够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减少政府负担。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自《法律援助条例》颁布以来，鲜有其他法律法规提及或完善，加上当事人寻求救助途径不畅通、政府投入经费严重不足等原因，造成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缓慢。依照《法律援助条例》第8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优势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不仅具有法律制度上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更是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模式单一的缺点进行了完善。同时大量愿意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大学生的加入，还能够减轻政府经济负担，促进法律援助经济资源的优势配置。

(3)大学生法律援助是对我国高校法学教育的重要补充。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但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总体而言是一种以教为本的应试教育。②这种教育模式大大限制了学生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是让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则可以为学生提供丰富而鲜活的案例来源，通过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印证，提高学生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能力，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4)大学生法律援助能够切实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大学生通过与当事人交谈、收集整理案件材料、分析案情、拟定法律文书等方式将自己所学所会应用于当事人的实际案件。一方面，当事人通过法律援助能够平等的面对法律及司法审判，确保当事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成司法案件的个案公正;另一方面，当事人在接受法律援助过程中不断接收、理解案件相关法律知识，既能提高普通当事人的法律认识，帮助其树立法治意识，还能促进当事人对司法审判的理解，提高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2、个体层面

(1)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能够锻炼其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参与法律援助不仅仅是简单的提供法律知识的咨询，还要求大学生在接触案件后从纷繁驳杂的现象中抽离问题的实质，这中间可能涉及多个法律部门或多门社会科学知识，可能还需要与不同阶层人群进行沟通交流，这些就要求学生具备多种法律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以及社交知识。而这些能力单单通过目前的高校教育是远不能满足的，需要大学生在处理问题中不断去探索、充实、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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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杭州市余杭区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基本情况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现在每年有大多农民工流入城市。据统计未来25年我国还将有4亿农民工进入城市，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的潜在需求量很大。现在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逐步了解，流动人口请求法律援助越来越多，这既是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支持，但同时又给法律援助造成很大的压力。杭州市余杭区在为流动人口提供法律援助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切实举措走在全国前列，值得各地借鉴。

（一）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案件申请情况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十一条、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可知，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可分为指定援助和申请援助。由法院指定的法律援助案件一般适用于特定的刑事案件，主要是盲聋哑人、未成年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和贫困者，仅小部分是犯罪嫌疑人和其亲属直接申请的。以2012年为例，余杭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共452件，其中仅36件是申请援助，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后均予批准；民事案件共1023件，全部是申请援助，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后均予批准。由此得知，杭州市余杭区申请法律援助后获批得到法律援助的成功率很高，2012年批准率为100%。

（二）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及类型2012年杭州全市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1295件，涉及农民工法律援助5597件，占案件总数的49.6%。接待来访法律咨询44741人（次），涉及农民法律咨询15578人（次），占总咨询量的34.8%，为农民工讨回欠薪4005.93万，使农民工更多地选择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其中就余杭区而言，2012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475件，相较于2010年的1744件和2011年1174件，整体呈上升趋势。从比例上分析，2012年法律援助案件总计1475件，其中66%系为流动人口所提供的法律援助；且无论民事、刑事还是非诉案件，为流动人口提供援助的比例均接近及过半，刑事案件的比例高达86.7%（详见下表：《2012年余杭区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受援比例表》）。从案件类型来分析，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案件中，在民事部分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的占很高比例。其中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共536起，涉及农民工的就有320起，涉及工伤案件的主体均为农民工；刑事案件中，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盗窃、寻衅滋事、容留他人等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案件占绝对比，经济型犯罪占比很小。

（三）对流动人口提供法律援助的积极举措和成效1.深入基层建立工作站，贴近流动人口提供法律援助截止2013年7月，余杭区已建成法律援助工作站33个。其中依托基层司法所的工作站20个，依托妇联、看守所、监狱等的工作站13个。此外，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设立了四个专门的受理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站，即余杭区法院法律援助工作站、余杭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法律援助工作站、余杭区交通事故处理中心法律援助工作站以及运河街道外来人口法律援助工作站。上述工作站在为流动人口近距离、高效及时提供法律援助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余杭区法律援助工作的一大亮点。2.着眼援助案件质量，为流动人口提供优质法律援助余杭区法律援助案件重视援助案件办案质量，结案率、胜诉率都很高。以2012年度为例，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调解结案的占到所有诉讼案件的64%，胜诉案件占34%，败诉案件仅1起；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已结案件407起，其中援助律师的辩护意见被全部及部分采纳的案件占比73%，顺利挽回损失或取得利益156起，其中尚有45件案件未结案；非诉案件重在挽回损失或取得利益，其中顺利为农民工讨薪成功案件达852起。在2010年的杭州某公司群体性讨薪案中，⑤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第一时间组成援助律师团为其提供法律援助，连续奋战45小时，化解了这起劳资纠纷，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当前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一）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存在立法缺陷首先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也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责任，而非国家责任。因为关于法律援助的立法都只停留在政府行政立法的层面，而非国家层面人大的立法。所以现行的法律援助专门法无法很好地调节司法行政机关与法院、检察院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条例规定的内容在实施后无法取得理想的社会效果。其次现行法律法规中有些规定不利于流动人口维护自身权益。例如在《工伤保险条例》中认定工伤申请的需要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但在现实中流动人口在维权时往往拿不出劳动关系的证明；再如《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公民在申请法律援助时需要提交经济困难证明，表明我国在法律援助工作的指向是“经济型”而非“权利型”，即以经济能力来衡量是否对当事人是否提供援助。在实际操作中，申请人须提供由户籍所在地村、社区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并由镇、街道盖章确认。这一规定往往导致那些常年在外的流动人口在居住地无法获取经济困难证明，而回户籍地开具又成本高昂，最终只能无奈放弃申请援助。

（二）受援范围有待进一步放宽我国现行法律援助的范围主要是刑事和民事法律援助，很少涉及行政案件和非诉案件的法律援助。事实上，行政案件中面对强大的公权力原告方一般处于弱势地位。余杭区的法律援助尚且走在前列，但在法援案件中涉及行政案件的仅国家赔偿类案件、非诉案件仅占所有案件的9%，且诉讼形式比较单一。除此之外，现行条例也未能将法律援助涵盖到国家法制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面。例如在刑事侦查阶段若当事人想申请重新鉴定，能否因经济困难免去鉴定费用的问题尚无明确规定；再如现在法律援助也未能深入到执行程序，使得当事人最终的权益无法更好地落实。

（三）流动人口维权成本高、难度大在民事法律援助中占比最大的是“讨薪”案件。这类案件往往需经劳动仲裁、法院一审甚至二审，再加之强制执行才有可能完成，维权道路十分漫长。工伤案件则在仲裁之前还有工伤认定及伤残等级鉴定两大法律程序。漫长的维权之路超乎流动人口的想象，给其生活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个别案件中，受援人虽然最终拿到了工资或赔偿金，却耗时两年之久。这让笔者不由想起英国政治家威廉•格拉德斯通的名言“迟到的义即非正义”，全社会均应充分反思。

（四）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有待提高司法行政机关在对法律援助案件进行指派时，通常是随机抽取或者轮流指派律师，这会造成律师专长与案件性质不匹配从而导致办案质量不高。现实中很多律师尚停留在为生存而工作的阶段。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比委托案件收取的律师费低很多，有时甚至只有三到五分之一，因此部分律师办理援助案件的积极性不高，甚至敷衍了事。而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案件中常见的讨薪、工伤案件程序尤其冗长，如律师积极性不高则更不利于受援人的权益保护。

三、完善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的建议

（一）明确政府责任国家在宪法中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这一原则，政府就有保障其得以具体实施并获得实效的责任。所以政府需将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从宏观上把握法律援助的开展，同时从微观上不断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从政府角度来保障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的开展。1.保障援助经费法律援助经费的多少是影响法律援助范围最直接、最现实的因素，决定了一个政府所能提供法律援助的总量。但是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主要是依靠地方财政，使得法律援助经费各地保障水平参差不齐，存在越贫困的地方、越需要法律援助的地方经费保障却越低的状况。余杭区法律援助经费从2011年的90万，到2012年的120万，2013年的160万，每年以33.3%的速度增长，在经费保障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而从全国范围来说，完善法律援助经费拨付制度，建立并实行最低经费保障制度使经费能够和法律援助案件数量相匹配，提高地方流动人口维权的效率和质量，是政府需要认真考虑的事宜。建立并完善政府专项资金制度，首先要做到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或挤压资金。其次要确保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的最大效益，合理使用经费，降低法律援助成本和耗费，将有限的经费多用于办案，更好地发挥法律援助的社会功能。2.加强援助网络建设流动人口的维权之路中存在着取证难、成本高等重重困难，加强法律援助网络建设，联合工商、社保、劳动等部门，确保司法救助的实现，维护流动人口的利益。同时建立专门面向流动人口的法律援助机构，促使法律向基层不断延伸，方便流动人口申请援助。3.强化劳动监管首先要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劳动部门应加强对用人单位的教育，加大单位对违法用工的惩罚力度，同时需针对流动人口工作的特点来制定并推行适合签约时间短、季节性强的工作的劳动合同文本。其次逐步解决流动人口的社保问题。结合我国当下社会发展状况，尽快建立起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当务之急就是要完善流动人口工伤保险，实现社会统筹，督促企业及时为工人缴纳工伤保险。4.考核办案质量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直接决定了受援人的收益程度。保障权利、制度先行，行政主管部门应出台并切实实施援助案件质量考核，不依赖于法律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和道德修养，而是以制度加以约束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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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法的大众化真正实现起来最大的难处莫过于:1费用过高2法律知识稍嫌生涩不为普通百姓所熟悉,要想真正推行法的大众化就要做到;

    (一).费用大众化

    很多案例反映了一个共同的现象:受到侵害权利的当事人们,往往费用上伤脑筋。首先是律师费的高昂,这是一个全世界普遍的现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居民的经济能力普遍偏低。而被侵犯合法权利的人,往往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别说少则几千多则上万的律师费,连千元的诉讼费都不一定给的起 。

    那么,经济上的窘迫自然带来了法律上的弱势。当然,法律援助政策可以帮助不少人,但这只是部分人,相当多没有经济能力的当事人没有被援助到。而且申请法律援助的程序较为烦琐。所以,费用的大众化是法律大众化的前提 。

    如何降低法律费用?首先,法律援助能否成为一种很基本的社会保障,将法律援助的面扩大,让法律援助这个让普通人感觉神秘的事物平易一些?其次,能否借鉴保险的模式,设置“法律保险”,并将这种保险成为社会保险?还有,律师是否也该大众化一些?现在律师的素质要求比较高,那么能否给律师分个级别,借鉴“程序工人”,为社会培养一批“法律工人”,多培养一些技术工人类型的,素质要求低一些的大众化律师,来解决大众的案件?

    (二).法律知识的大众化

    中国讲普法这么多年,可真正的效果如何呢?就我所知,中国很多人还处在“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的法律认知阶段。假如连法都不懂,或者就一个半法盲,怎么能通过法律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真正的普法,并非在普法日之类的发发小册子,也并非是学校请几个警察法官之类办个讲座,任学生在下面睡觉聊天。

    首先,在中小学教育阶段,法律教育的地位就应该提升。从小学法,从简单开始,以保障自身权益的中心进行普法教育。而且,关键是把法律课成为必修课,而不是临时的讲座。

    其次,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尤其是农民,城镇底层居民等弱势群体中,展开系统的,通俗的普法教育。不能生搬法律条文,要转化成教育程度不高者听的懂的语言。

    再有,根据居民社会分工的不同,所在职业的不同,所处领域的不同,分别进行针对性强,有实际意义,有实用价值的普法教育。

    最后,加强书刊,媒体对法律的宣传力度。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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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认识、许可和鼓励高校诊所式法律教育及其衍生的法律援助学生组织的发展，有利于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也有助于提升法律专业人才能力。而在我国传统法学教育中实践教育环节缺乏、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亟待改进的背景下，探索出一套科学有效并能推广的教学方法至关重要，这一任务也显得尤为紧迫——诊所式法律教学方法为培养高水平、多领域、全方位的法律人才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将为法律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环节。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内涵及发展现状

 

诊所式法律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法学教育模式，实施诊所式法律教学的机构称为法律诊所，诊所式法律教育是在教师的指导和监督下，通过学生积极地参与法律程序的不同方面来促进教学，在“法律诊所”中为符合援助条件的受援人提供法律咨询、诊断法律问题并提供解决措施。它是以法律咨询者为病患、以咨询者提出的法律疑问为病症，以法律疑问中包含的法律关系为病理，以高校教师或兼职律师为医师，以法学专业学生为实习医的实践性教学模式，因模仿医学临床教学而得名“诊所教育”。

 

在国外，学生参加法律诊所教育项目一般可以取得学分。传入中国后，先演变为在高校开设“法律诊所”选修课程;而逐步成熟之后开展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则是建立于课堂教学基础上的课内外实践，可以为法律教学提供第二课堂，也可以将法律诊所转变为法科学生的实践平台。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特点是教学资源来源于实践，即解决真实的案件并与之同时进行教学-学习活动，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教师往往在司法机关或律师单位中从事兼职工作，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寻找案件素材，或组建起法律援助的公益机构受理案件，教师带领学生参与案件办理的具体工作，根据真实案例为学生布置处置案件的教学和实践任务——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知识不是来源于书本而是来源于身边正在发生的真人真事。

 

中国的高等院校在接受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概念时就产生了本土化的理念，在诊所式法律教育移植到国内法学教育之过程中，各政法类院校、法律院系也不约而同地加以扬弃，产生了符合中国国情、解决国内实际问题、实现多方共赢的新生事物。

 

最早一批建立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高校中，西北政法大学从1985年起就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专注诊所式法律教育近三十年，形成了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课程体系，拥有一套系统化的诊所法律教育理论，以诊所式法律教育为载体的同时，也面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西南政法大学作为老牌政法类院校也一直将诊所式法律教育作为校内特色课程的招牌进行学科建设，大力投入资金加强诊所式法律教育实践教学地点的基础建设，例如建立诊所式法律教育实践基地、完善教室课堂接待室等的硬件设施建设，在重庆市范围内具有较高的社会认知度和较好的社会认可度。来自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信息网i的信息显示，截止2015年6月开设诊所式法律教育的院校已近百所，实际开设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的学校数量多于统计数字且仍在持续增加。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本土化

 

总结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国的发展，结合各政法类院校实例，我们不难看出由于国情的差异，中国的高等院校在采用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同时也加以了适应性的改造，使其更符合中国特色、更贴近中国的司法实践、更适应中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环境。需要指出的是，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国的发展愈发突出地具有以下两大趋势，即诊所式法律教育与高校法律援助社团之结合和高校法律援助社团与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之结合。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与高校法律援助社团的结合

 

因现实中我国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存在现状和发展模式，讨论诊所式法律教育，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引入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概念、介绍高校法律援助活动。为了获取更多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实践素材、更务实地开展教学、最大限度地锻炼和培养学生，许多开设诊所式法律教育的院校建立了本校的法律援助机构承载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并以之提高学生的实务能力。这些存在于高度院校内或挂靠在院校的法律援助机构，其性质是或由学校组织、或有教师指导、或为学生自发，抑或三者兼而有之的学生社团。

 

现实中，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教师、同时参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学生及学校校方以高校法律院系为依托、以“法律诊所”为平台成立了公益性法律援助学生组织，高校法律援助社团正逐步成为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外在表现形式，往往与诊所式法律教育同时存在、同步运行，高校的诊所式法律教育与其依托的法律援助机构有紧密关系，“法律诊所”也往往与学生的学习、实践存在密切联系，诊所式法律教育与高校法律援助的结合是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国的发展规律也是最大的特色。例如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法学院法律帮助中心是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法学院下设的公益性法律帮助机构，该中心由该校法学院教师指导，以无偿服务的学生为主体，邀请社会律师志愿参与，本着提高素质、发挥专业优势、服务社会的宗旨，为社会免费提供法律服务。

 

(二)高校法律援助社团与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的结合

 

也正因为诊所式法律教育与高校法律援助社团的结合，仅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法律诊所”才能在中国发展成为仅次于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重要的法律帮扶途径，看似只是学习知识、直观的感受课本内容、提前了解司法实际中的操作流程，但这也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司法实践的大格局。

 

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尤其是法律服务不能覆盖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及社会中每一个个体时，高校中的法学专业教师和学生就可利用自身专业特长和所学知识弥补政府在法律援助方面的缺位，为接受不到公共法律服务的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法律服务，而政府将设立专项资金在对高校法律援助案件办理工作的审核完结后予以拨付。尽管从全国高校法律援助社团办理案件数量及所占总量的份额看，它不是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主力军，但因其弥补了政府提供法律服务之不足、将司法公平与正义的援手伸向其他法律援助渠道所不能触及之处，高校法律援助社团便在法律援助的大局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高校法律援助社团因案件来源、案卷资料等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资源共享，而往往与诊所式法律教育并存;高校法律援助属于法律援助工作，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是法律援助事业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回报社会、服务社会、奉献他人的宗旨体现了公益性。诊所式法律教育从理论上指导学生参与法律援助实践，因此两者就必然会走上协同发展的道路。社会结构调整、政府职能转变是现一阶段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政府的职能要求其应当为高校法律援助社团提供政策指引和帮扶;而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设立的出发点是为社会大众维权、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因此政府采取的购买公共法律服务方式与高校法律援助的公益性结合是必然结果。总体而言，诊所式法律援助融合了学校、社会、政府多方面的力量，做到实践性、学术性、知识性、公益性四者的有机结合。诊所式法律教育被引入中国已经经历并仍持续进行着本土化特色化的演变。

 

三、诊所式法律教育对高等院校的影响

 

我国的实情一定程度上变通了作为“舶来品”的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形式，诊所式法律教育也对我国开设该类课程的院校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改良高校法学教育方法

 

我国的法学教育存在一定的不足，其形成因素既有因盲目扩招增设专业而教学条件滞后等时代背景，也有思维陈旧、观念保守、闭塞障目带来的对诊所式法律教育认识上的误区、心理上的排斥和付诸实施上的畏难。而诊所式法律教育引入了“问诊式”的实践教学模式，学生可以亲身体验、收获知识和技能，来自学生的诉求和教师的反馈倒逼高校改进与时代相符和可以满足学生需求的法学教育方法。

 

如果将“法律诊所”比喻成一家工厂，那么它要生产的产品即是法律服务，原料来自于提出法律援助求助者的诉求，“法律诊所”对案情进行分析、研究即在展开初加工，“法律诊所”开展协商、谈判、调解、诉讼活动，可以看成是对半成品的精细加工，取得法律上最终的结果、完成法律援助活动才是将产品交付订购者。而就加工环节而言，完全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教师通过个案分析教授了知识;学生通过自己对案情的分析、对人或辩护人立场的把握进行带入性实践操作，变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探索知识、搜集信息、整理分析材料和真实的对方“过招”、“对抗”，学习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学习自主性大大提高也了解了应然与实然的差距、理论与实务的不同;学校通过诊所式法律教学的课堂、完成了教与学融合的职责。

 

诊所式法律教育用“对抗辩论”搞拉练，用“模拟法庭”搞演习，以“真刀真枪”的涉法纠纷避免了空想和空谈式的教学方法，尽可能地提高仿真度、务实化、实战化。这种教学方法，课堂们不在固定的教室里，教师扮演律师、法官等不同的角色，学生也不是坐而论道。接待来访的值班室有可能成为课堂、具有联络关系的检察院司法局可能成为课堂，审判庭更是诊所式法律教学最直接的课堂。高校诊所法律援助是一种得益于高校教学改革，实现集科研、教学、服务社会于一体的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而“法律诊所”对社会定群体进行救助的新兴的法律援助模式，更成为了一种特有的教学方法。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完善法律人才培养体系

 

对比国外先进经验，总结历史发展规律，分析国内客观情况，新时期下，法律队伍的建设需要法学教育予以配合，也就需要新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新的教学方法。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法学教育只有充分关注法律职业的发展现状，满足法律职业对法学人才的需求，才能保证教育的针对性。法律行业则需要依靠充足的、合格的法律后续人才的培养，才能推动职业化、专业化进程。ii

 

诊所式法律教育是课内时间教师对学生的法学实践教育，虽目的在于通过现实案例完成教学任务、研究社会现象，但因其实质是建立在牢固的理论知识之上而具有学术性，所以它首先要求参与的教师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其次，教师通过对当事人的“望闻问切”传授诉讼、仲裁、调解、谈判、协商甚至是察言观色等相关方面的知识或经验，这也就是大部分开设诊所式法律教育的院校对这一课程设置门槛——学生具备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的原因;最后，由于是真实案件的办理，其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当事人的利益得失，因此一项非硬性但极为重要的标准即是要求学生具有责任心和公益心。综合看来，一个制度完善可以维持运转的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的开展就必然会形成一套以服务实践为导向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作为法学教育的接受者和法律职业的未来从业者，法学专业学生自发或在学校组织下参加高校法律援助组织、参与高校法律援助活动，其既是参与成员又是实践者的身份，贯穿于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各项活动中，融入参与者对法律援助活动的精力和感情投入之中。法学专业学生积极参与纳入政府公共法律服务的高校法律援助，一则接触了受理案件、办理案件、了解案件的实践经验;二来丰富了专业知识、提升了法学素养，为未来步入职业后迅速开展工作，缩短了“培训—教育—上岗”的磨合期;三是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在公权力号召的鼓励下、在法律法规的保障下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履行社会使命，不怠于做嗷嗷待哺的弱势群体，转而作为具备专业技能的参与者成为提供公共法律服务、保障社会的一份子。

 

纵观诊所式法律教育对高等院校的影响，这种教育模式培养了法学学生职业道德及专业技能，深入调动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法律实务能力、加强了学生对理论性知识的研究和实践配套经验的学习。法学教育应当服务于法律职业，只有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保持一致，并积极回应法律职业的变化，甚至推动法制变动与进步，才能促进法制改革、为法制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四、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推广普及

 

诊所式法律教育带给学生最深切的法律实务体验，带给学生最直观的职业洗礼，一旦学生进入实际操作环节更会感受到强烈的使命感、紧迫感、危机感，不得不多学、勤学、好学。高校发展诊所式法律教育为输送技能扎实、业务精湛的法律人才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培养专业性、复合型、高素质法律人才做了良好的示范，这一条道路顺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变革的要求，应当得到推广和普及。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常态化和正规化

 

因“法律诊所”参与案件而具有的实务性，其建立起一套适合自己机构内部的理性化激励机制、调动内部积极性相当重要。办案结束后，由专门的评审组织(如法律服务业协会)对案件办理情况进行质量评估，验收合格后认可认定参与指导教师的课时量和参与学生的实践学分;必要时可向政府申请支持、授权法律援助组织或“法律诊所”所在高校，每年向指导教师和和优秀法律援助办案同学给予少量的补助和一定的奖励;出于相关诉讼法律对人资格的限制，在高校法律援助组织成员承办案件时，司法机关应当提供包括开具工作证明、确认身份证明等认会给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带来必要的便利。“法律诊所”、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作为法学教育机构和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为基础的服务型、知识型的公益事业单元，需要充足的活动经费的支持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只有政府的扶持，相关机构才可能不受到经费问题的制肘，在市场化背景下发挥其最大作用和效率，只有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诊所式法律教育方能有所依靠、长足运转、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二)法律援助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整合

 

从高校法学教育的角度来看，相较于公益性目的，高校以法律援助机构为教学平台、以法律援助案件为教学资源开展法学实践性教学的意义更为深远。基于高校应用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目的，法律援助与法律诊所结合的运行模式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一方面，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诊所式法律教育必须通过对大量真实案件的直接介入以达到训练并提高学生法律职业技能的目的;另一方面，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也需要大量富于社会责任感的优质法律人力资源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这种相互需求关系必然产生二者结合的结果。 (下转第147页)

 

(上接第145页)诊所式法律教育不仅是教学的工具，更是高校法律援助的活的灵魂。

 

(三)诊所式法律教育共同体的发展

 

2003年3月17日，北京7所高校签订了“高校法律援助共同体协议书”，成立了高校法律援助共同体。首都高校法律援助共同体的成立意味着将以整体化模式对外开展法律援助、对内进行实践教学等相关活动，迈出了高校法律援助区域协同的第一步。

 

由此看来整合地区甚至是全国范围内的诊所式法律教育资源将成为诊所式法律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整合资源后利于壮大自身实力、提高影响力，也利于进行学术交流、信息共享、案件分析，亦可以探索出更好的教学方法和更佳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在对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现状进行调研了解之基础上、对各高校法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科学全面的总结分析表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经验可以被借鉴以缩短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新兴地区、新开展院校的建设准备期，便于更快更好的服务教学，服务实践。

 

一方面，结合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及经验，孕育出了法律诊所的教学形式，伴随着高等院校法学教育的深入，出现的法律援助学生组织的形式，说明高校法律援助活动在不断进化。在高等院校专业人才及其专业知识产能相对过剩可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之时，诊所式法律援助活动应运而生。高校法学专业学生致力于贡献自己的业余时间、剩余精力和专业知识所学，在社会各界力量的帮助下将法律援助完成了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也反作用于自身知识的积累、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公民法律意识逐步增强， 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也急剧增大， 尤其是深化司法改革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后，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的案件数量不断上升， 为弱势群体、贫困人口建立的法律援助制度需要为数庞大的法律人才和法制资源支撑，而目前政府法律援助行为还远远不能满足法律援助制度的需求，因而以诊所式法律援助的民间法律援助活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在服务于实践教学的教育目标下、诊所式法律教育不但为我国法学教育创设了一种新的教学理念，且也提供了一种法律援助模式，能同时弥补法学教育少的缺陷、解决法律援助中存在的部分问题;更重要的是诊所式法律教育探索着法学教育的改革，促进了法律人才的培养，它作为一个西方的舶来品已经被完全消化，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克服中国本身存在的各地区间的差异而不断地方化，在各院校缔根发芽、长出枝蔓、生出果实，因其广泛的借鉴意义和重要的推广价值实现了中国化的普及，更具有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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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期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新要求

(一)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发挥法律援助职能，最大限度地确保弱势群体的公平正义。社会管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目标是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实现和保护好每个社会阶层、每个职业群体的切身利益，确保社会公平正义。法律援助工作服务于特定的人群，以社会弱势群体为关注对象，它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通过政府经费保障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等方式，组织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工作者，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主张权利，维护合法权益。加强法律援助工作，做强法律援助事业，有利于更多的社会弱势群体通过法律渠道充分地表达利益诉求，通过法律手段有效地保障自身合法权益，通过维权实现维稳，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法律援助工作本身就是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应有之义。尤其在现代社会，在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中，保障好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对于一个成熟的社会、成熟的政党，显得尤为重要。保障好社会最底层群众的权益，让每一个弱势个体有充分的话语权，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尊严得到捍卫，权益得到保障，就等于守住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筑了和谐社会建设的根基。

(二)推动社会管理创新，需要不断健全法律援助公共暇务体系，增强服务能力和水平。管理的根本就是服务。社会管理更是如此。加强社会管理，就是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形成规范、科学、有序的公共服务体系，合理配嚣公共服务资源，满足社会各个层次的多元化需求。法律援助工作是由政府主导、动员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的一项公益事业，经费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即公共税收资源，由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和法律服务机构的服务人员依靠成本补贴，为社会弱势群体、困难群众提供义务法律服务。因此，从社会管理学的角度讲，法律援助工作是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属于一种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加强法律援助工作，健全法律援助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是社会管理的基础环节。只有不断加强法律援助工作，才能把改革发展的成果通过资源合理配置更多地惠及社会弱势群体，让每一个社会底层的声音能被倾听而不被沉没，每一个社会底层保障合法权益的主张通过畅通的渠道得到表达和实现，公平正义得到伸张，情绪得到纾解，矛盾得到有效解决，才能有效减少社会风险，确保社会安定有序。

(三)推动社会管理创新，需要不断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机制体制创新。创新社会管理，主要目标是形成以政府干预和协调为主导、以基层社区自治为基础、以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为中介、动员公众广泛参与的互动良性机制。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价值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社会管理必须实现管制到治理的转型。政府不可能、也无必要包揽一切诉求，植入公民参与治理社会的机制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创新社会管理，就是要在发展市民社会上用力，给民间组织以更大的信任和空间，促进社会组织的不断成熟，激发民间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法律援助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权利救济法律制度，是社会管理的一种新兴形式。法律援助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近百年的历程，发展日趋成熟，社会公益组织参与度，社区基层自我服务的能力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发展水平。而法律援助在我国于1994年起步，目前还处于发展期，各级政府仍然在法律援助服务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民间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参与程度不高，服务体系还不够完备。因此，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必须要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动员和组织更多的民间慈善、社会公益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公益服务事业，在城市社区、农村基层形成自发的民间组织，形成内生的自我维权机制，使弱势群体的权益及时得到维护，正义得到及时伸张。

(四)推动社会管理创新，需要不断探索法律援助的服务形式。社会管理的落脚点就是让各种社会矛盾在各自的轨道得到及时有效解决。社会管理创新最为关键的就是要走法制化轨道，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落实到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落实到社会管理的具体过程。法律援助是一种社会救助制度，同时也是一种司法救济渠道和途径。它主要依靠法律体制和机制，通过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免费为经济困难的刑事案件的嫌疑人担任辩护、为受害人提供，确保刑事司法的公正审判；通过国家赔偿等行政诉讼案件，确保受到公权力伤害的弱势个体不至于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束手无策；通过请求给付劳动报酬、养老金、抚恤金、抚养金等民事案件，确保农民工、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等社会特定弱势人群能享受法治的阳光。因此，完善法律援助体系，为社会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是推动我国法制建设的需要，更是社会管理创新的迫切需’要。只有坚持法治理念，健全表达机制和权利保障机制，完善服务体系和服务网络，不断创新服务的方式，才能引导社会弱势群体理性地表达诉求，理性地维权，避免管制思维下、由于低层次的社会管理方式而激发的类似唐福珍、徐林东等惨剧，使佘祥林们通过法律援助的渠道昭雪，获得国家赔偿，最终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二、法律援助工作在加强社会管理、解决当前突出社会矛盾中的独特优势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和市场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我国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利益关系和分配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出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同时也使长期累积的处于隐性状态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出来。各种社会矛盾碰头叠加，相互交织，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不断激化扩展，极大地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而法律援助工作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我国社会管理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承担着重要职责，在化解突出社会矛盾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一)服务民生。法律援助制度设立的宗旨就是免费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解决无钱打官司问题，保障其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法律援助工作是以政府为主导，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由专业法律服务人员实施的一项具体社会服务活动，也是一项具体社会管理活动。它面对的是弱势群体，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因此，在社会管理实践中，各级党委、政府都把法律援助工作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来落实，列入了政府为群众办实事的具体内容，许多地方还根据经济发展状况，把调整经济结构过程中出现的与民生权益密切相关的事项纳入了法律援助的补充事项范围，进一步放宽了经济困难标准，使法律援助惠及到更多的困难群众，温暖了民心，密切了党群关系，协调照顾到了社会各方利益。

(二)舆情研判。法律援助工作是通过各级法律援助和服务机构，按照申请、受理、审查、等法律程序来解决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捍卫其基本权益。经过近十几年的努力，我国法律援助工作体系已覆盖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通过特定的工作程序，法律援助工作能把触角延伸到农村基层和城市社区，能及时倾听到基层社会的各种声音，准确地把握社情民意。建立省、市、县三级舆情分析体系，积极开展法律援助舆情分析工作，能为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对各种矛盾，化解各种纠纷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三)情绪疏导。法律援助工作由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人员等专业服务人员具体承担。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最基本的程序就是倾听利益诉求，让权利受害者得到充分的表达，然后进行甄别，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服务。开展法律援助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弱势群体情绪宣泄的过程，法律服务人员进行疏导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扩充丰富法律援助工作的内容，进一步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增设心理辅助咨询，利用法律、心理、社会学等综合知识和手段进行服务，将会极大地纾解社会底层的心理郁结，排解不满情绪，实现各种矛盾纠纷最佳解决效果。

(四)依法维权。法律援助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基本权利，保护社会底层群众的利益关系，解决和防止各种社会矛盾纠纷。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城乡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当前我国由于利益分配引发的各种矛盾尤为突出，如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引发的国企改制、下岗职工权益保障问题；由于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引发的农民工问题和土地流转、拆迁安置问题；由于我国人I3政策引发的老龄化问题等等。强化法律援助服务理念，创新便民服务形式，突出做好农民工、零就业家庭和残疾人、老年人、下岗职工等特殊人群的法律援助工作，让他们的诉求通过法律途径理性表达，权利得到有效保障，本身就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具体措施，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要求。只有持续不断地加强法律援助工作，提高依法维权的能力和水平，才能更好地实现维权与维稳的统一，管理与服务的统一，达到依法治理、长治久安的社会管理目的。

(五)矛盾调处。法律援助工作不仅仅只是一种通过法律途径实现权利保障的救济机制，从实质上讲，它更是一种包括咨询、代书、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援助形式并用的纠纷解决机制。除诉讼这一基本手段和形式之外，法律援助可以通过推行诉前、庭前调解服务模式，努力实现受援人利益的最大化。同时，把法律援助工作介入工作机制，如在各级政府部门设立法律援助工作室，能及时有效地协助各级政府处理化解大批涉法涉诉问题、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纠纷，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此外，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过程本身也是开展普法教育的过程，法律服务人员通过受理法律援助案件，面对面地对当事人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从而能更有效地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把各种矛盾纠纷的化解更好地纳入法治化的解决轨道。

三、做大做强法律援助事业，不断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新形势下，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和大局，以服务民生为己任，做大做强法律援助事业，是加强社会管理、推动管理创新的新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新期待。而做大做强法律援助事业，必须夯实基础，坚持改革创新，在大格局立意上着眼，在提高服务品质上用心，在落实便民服务措施上用力。

(一)在大格局立意上着眼。一是筹谋组织大格局。应将法律援助工作列入各地发展“十二五”规划，列入每年政府的民生工程；邀请人大、政协对法律援助工作进行视察、检查，加大对政府实施法律援助工作的监督；推动法律援助立法，在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基础上，总结经验，积累成果，制定颁布《法律援助法》，同时借修订《刑事诉讼法》之机，扩充法律援助工作内容和范围，更有力的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二是舆论宣传大格局。加强法律援助理论研究，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工作理论，指导各项工作开展；创新宣传方式和途径，通过报刊、网络等形式，多方位、多层次地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宣传，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知晓率，扩大社会影响力。三是工作网络大格局。不断扩展延伸工作网络，把法律援助工作点延伸到农村乡镇、村，城市社区，让法律援助进学校、进企业、进工地，使更多的弱势群体受益。四是队伍建设大格局。努力建设以律师为主体，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为骨干，法律援助志愿者为补充的法律援助工作者队伍；不断增强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五是公益服务大格局。除落实各级政府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外，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关心法律援助公益事业，多渠道募集资金；通过提倡开展法律援助公益活动，引导社会各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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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者；网络；信息；法律援助

一、设置针对小额诉讼执行的特别规定

（一） 督促、鼓励义务人主动履行义务，对不主动履行义务的败诉人采取惩罚机制。法院可以根据情况作自动清偿减轻判决和延迟清偿加重判决。所谓自动清偿减轻判决，是指为鼓励小额诉讼中的被告自动履行债务，以免原告和法院因强制执行而多费周折和增加费用、成本，在审理中己确定原告胜诉时，征得原告同意，判决被告如于一定期限内自动清偿若干数额的债务时一，免除其余部分给付义务的判决。（二） 建立健全法院的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将全国法院每年受理所有执行案件的基本信息、执行结果都客观地反映出来，使得执行的整个过程都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从而有效地促进义务人执行。因为该系统的信息要对全社会公开，债务人一旦进入到这一系统，其信用状况就会受到很大影响。甚至可以考虑将此系统与金融部门、工商登记部门、房地产管理部门、出入境管理部门联网，从而使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在融资、注册新企业、购地购房乃至出入境等方面都受到一定的限制。这种做法对小额诉讼的义务人将尤其有效，因为与支付相对较小的小额裁判标的额相比，信用的下降就会显得很不经济，违法成本很高。

二、消费者保护与小额诉讼

消费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对消费者所受侵害进行有效的公力救济是一个健全的市场机制所必须的前提。由于对消费者的权利保护明显带有公共性质，因此把这种公共性的权利保护带入消费纠纷案件的各个阶段是理所当然。小额诉讼的源起与现代消费纠纷大量增加有密切的联系。现代社会尊重个人权利，但个人权利的实现往往通过其所在的社会组织或团体来实现。所以注重团体权利保障，并且赋予其诉权，是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结合与统一。许多国家都将团体诉讼作为公益保护的主要手段之一，特别是在小额多数权利的申张与维护上，其作用尤为突出。首先，团体诉讼的主要功能在于预防保护，该功能一般通过提起不作为之诉来实现。对不作为请求的承认意味着对某类行为的禁止，代表了国家的政策倾向。其次，团体诉讼实质是一个单一诉讼，极大地简化了诉讼程序，节约诉讼资源。最后，团体诉讼还能避免因适用代表人诉讼带来的大量复杂的诉讼技术问题，诸如代表人的选任、通知、判决效力扩张等。

三、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小额法庭对社会的影响力

即使在美国，有调查显示，只有约26%的小额法庭当事人在案件前知道小额法庭的程序，这些人大部分是从家庭、朋友、合作者或律师处知道小额法庭的。针对许多民众不了解小额法庭程序的问题，提高民众使用小额法庭的热情，减少当事人因不了解小额法庭程序而导致的各种问题，美国各州利用广告、电话、诉讼指南等方式广泛宣传小额诉讼程序。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总体不强，做好小额诉讼程序的介绍、宣传工作尤其重要。因此，在前文中述及的小额诉讼咨询机构，在其日常工作中还应承担小额诉讼、小额法庭的宣传工作。具体可以在法院问讯处、小额诉讼咨询机构以及各地区的法律援助中心免费发放详细介绍小额诉讼裁判和执行的说明手册以及一些常见问题的问答，用最浅显易懂的文字介绍小额程序的适用过程，使当事人摆脱对法院的恐惧心理和对小额程序裁判透明性的疑虑，争取最大化地发挥小额诉讼贴近民众、便捷司法的特点，进而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甚至是整个国家法制水平。

四、充分发挥已有的法律援助制度，使相关资源联动

鉴于全国部分地区己有比较健全的法律援助中心，且从这些机构接待的援助（咨询）案件来看，有很多案件属于小额诉讼的适用范围。因此不妨将其相关资源与小额法庭及其辅设咨询机构进行联动，在法律援助中心即能向当事人提供有关小额诉讼的咨询解答、宣传手册，介绍其特点和程序限制，告知办案方法；而小额法庭及其辅设咨询机构亦可吸纳有经验的法律援助人员，进行咨询、开展工作。

五、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网络化方向

网络作为一种便捷化的现代工具，能够在小额诉讼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对于小额诉讼的特点，法院可以在网络上进行告知；小额案件可以考虑在网上进行诉讼和答辩，甚至开庭审理；通过先进的身份识别认证系统，在网上即可下载和递交法院小额法庭的格式化诉状、答辩状等文本；经当事人双方同意，法院可通过网络送达法律文书。这些做法均符合小额诉讼所要体现的迅速、低廉和便利的特点。当然这也有赖于电子签名、电子印章、电子证据等信息化管理规则的规范和健全。只要在技术上加强安全防范、在司法程序上加以规范管理，就能够成为小额诉讼程序发展的新形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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