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理论基础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哲学的理论基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教育对人的关注,无论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是发展人的个性无论是发现人的价值,还是开发人的潜能,发挥人的力量;或是兼而有之，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有一个美好的、有意义的人生。那么什么才是美好的、有意义的人生？美好的、有意义的人生需要确立什么样的人生立场？教育要对此做出回答,就务必将对人的一切关注都转向对人的整体人生的关怀，只有关注人的生存和生活,教育的理想、愿望才能有所依附。在此意义上,教育就是关于人们为了生存、享受和发展而进行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生成自身的活动历程，这种活动自然需要人生哲学的指导。教育并不只是在现实功利层面上带来直接的物质利益，更应该能从深层的意义上为人提供一种生存的理念、生存的态度、生存的姿态。为个体的人提供一种对待人生、对待世界的宏大的视野和广袤的背景[1]。只有关注人生需求,从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进步、发展的意义上来思考教育,确立教育的价值,我们才能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和批判教育的现实，引领正确的教育理念;也只有在广阔的视野上,才能增加理念引领的超前性和正确性。从另一方面来讲,真正的教育智慧,本来就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学光芒,如何唤醒人心,完成心与心的“叩问”;如何实现人性之觉悟,人情之通达,此乃地地道道的人生哲理、人生智慧P]。所以,一个对人生“有为”、“有用”的思想和活动,绝对不可能对人生毫无了解,缺乏认识,或者忽视和漠视。对于人生问题的思考总是伴随着对于教育问题的思考,对教育信念和教育智慧的追求也不能脱离对人生的终极问题的认识。教育信念的确立,教育智慧的生成,不仅是教育者对教育活动的深刻理解,更是教育者自己人生智慧和信念的渗透和融入。因此,教育基础理论的建构,就不可能把人生哲学的知识、思想和理念“束之高阁”弃而不用，关注人生是教育的必然。人生哲学就是关于人生的哲学理论,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人生观,它运用一般哲学的观点和方法，结合有关人生的科学知识,总结人生经验并把经验、知识和哲理融为一体,解释人生的实存,阐明人生的价值,指出人生所能达到的境界,从而展示人生应当所为的生活。因此,以人生哲学作为教育的理论基础,具有更现实、更具体、更直接的

二、教育理论基础中人生哲学的缺席

首先,在教育的理论基础中通常强调心理学、生物学、脑科学等学科的基础作用，将它们作为教育的基础理论学科。诚然,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其他各学科的支撑,正是由于其他学科的日益进步、逐步丰富和完善,才使教育逐渐脱离曰常经验，为我们从事教育活动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使教育向科学化迈进。它们为教育、教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但却无法从“整体的”、“现实的”意义上把握教育中人的真实性存在和发展规律,从而也就难以达到在正确理解教育中人的基础上进行教育。

教育学在其科学化道路上迈出的每一步都与心理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不同的心理学派别往往有着不同的教育观和教育方法论,从不同的方面促进教育学的科学化。特别是西方,有以官能心理学为基础的形式教育论、以联想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实质教育论、实验心理学为基础的实验教育学，当代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学、认知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更是影响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大部分心理学以科学求证的思维认识教育中的人,而且是把人作为感知的对象去认识,尤其是比较偏重从人的某一方面研究人。生物生理学特别是脑科学的研究成果,也为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脑科学(或称神经科学)的主要任务是,了解脑内成千上万的神经细胞如何活动产生行为，以及环境(包括他人的行为)如何影响脑的活动,最终以脑的工作原理来解释行为(包括复杂、高级的认知行为一感知、语言、思维、智力等。利用对人脑的结构和机能的研究成果,寻找学生语言、智力、创造力、情绪等的发展规律。甚至认为,教师对脑的理解越充分,就越能够设计更好的方案以促进学生学习的最优化。

通过其他学科的支持,研究教育领域中的“事实”问题,进而通过对事实问题的研究,回答教育是什么以及它存在什么样的规律,以帮助人们更清楚地理解教育。然而,由于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人们受到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日趋严重，不少人倾向于将全部教育理论等同于教育科学。注重研究教育中存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们在遵循规律的前提下从事教育工作的具体方式或手段,强调教育过程以及教育研究的技术性与应用性[4]。这有些盲目追求教育科学化的倾向，但教育领域中有许多问题并不是都能“量化”、“科学化”的。教育所面对的是人、人的生活世界,这不是一个客观化到可以让我们有条不紊的解剖、分析、观察、计算的领域。更为重要的是,教育作为人类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独特手段,它是超科学的,它凝聚了人类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全部理解，因而必须关注人生历程的建构、人生意义的实现。

第二,哲学作为教育的理论基础已得到认可,就像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所认为的,哲学是教育的理论,教育是哲学的实践。但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往往在理念或观念的层次上影响着人们的活动，其中包括教育活动。也就是说,哲学一旦形成后,就会对实践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它对教育实践的指导是最一般意义上的指导,即教育与哲学的关系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没有表现出对教育的对象一具体的人以特殊的关怀。改革开放后,教育学基本上都不乏对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发展等问题的探讨,但基本上属于哲学领域对“普遍人”的探讨,而且多是一种演绎推理式的探讨。都将教育问题，如教育目标、课程与方法等等,附属于哲学范畴之内。而教育反倒像仅是附在哲学骨骼上的皮肉一样，只用来阐明哲学的原则。然而，哲学思考也许能为我们提供教育中人的一般性假设和对人的认识的大前提,却不能取代具体教育情境中人的认识。从以往的哲学主题来看，虽然都与人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但都是从人之外来探索与人有关的问题。

    古代的哲学属于本体论哲学,它认为在人之外存在着一个比人更高更根本的存在,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智慧就是要寻找和揭示这个决定人类命运的最高本体。近代哲学属于认识论哲学。近代以来，人类力量的不断强大使人成为世界的主体,这种主体的主要使命在于用人理性说明世界,解释世界。近代哲学的兴趣不再是寻找和揭示人之外的最高本体，而是研究和探讨人如何认识人之外的世界气在认识论哲学视野中，世界虽然可以被人们所认识,但这种世界仍然存在于人之外和人之上,成为制约人的本体性的存在。这些哲学都是对抽象的人性、人的形象的思考,而没有涉及到个体人的生存与本质问题。以近现代意识哲学为基础来观照教育，主要强调的是教育的本质问题。对于意识哲学来讲，教育的本质是真实存在而且确定无疑的。在柏拉图至黑格尔主义漫长的哲学发展史中,哲学的根本旨趣在于获得那个现象背后的确定无疑的本质，因此,教育曾倾力于教育本质的逻辑建构。理解教育本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对教育过程的掌控,但以知识论的方式寻求教育本质似乎没有出路,认为对象的存在方式和本质不过是知识,教育的本质也只能作为“我思”的结果。意识哲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是什么”即教育的本质,而人生哲学观照下的教育主要思考教育“应该是什么”即关注教育的本体性,关注人的生存及人生智慧。哲学只有关注人的生存方式,探索人生价值和人生的意义,提出理想的人生状态,并以此来反思和批判现实，才能真正算得上对人的关怀,而这样的哲学就是直面人生的哲学，即人生哲学。教育作为关切人生存与发展的活动，与人生哲学具有最高的相关性。

第三,当人们将研究的视野从客体转向主体、从外界转向人自身的时候，人学成了时代的主题。教育也积极主动地以人学为基础,认为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提出教育要以人为出发点等观点。但由于仍然机械的以近代哲学的方式来理解人学,在对人学的理解上出现了偏差，尤其是没有正确理解哲学。自20世纪上半叶传播以来,就开创了以为指导进行教育学研究的学术传统。然而，由于历史与社会的原因,直到今天我们在运用理论研究教育问题时,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立场上的意识形态化大于学理研究,态度上的忽冷忽热、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方法上的机械照搬、演绎推理,内容上的随意剪裁、不求甚解等。认识不到哲学是一种以人的解放为最高目的人学形态,从而导致没有把人作为最高目的,而只是停留在工具层面,使得教育的人学基础形同虚设。基于外烁论、决定论、认识论立场之上,把教育看作是外在于人的东西,仿佛人就被动地站在那个地方,等待着“教育”来填充[7]。这种对人的静态理解,使教育缺乏对人的现实生存状态的关照,缺乏对人的精神与灵魂的关注,就有可能在培养人的旗号下消解了人。成天喊着培养人、重视人,然而，无论在教育理论层面,还是在教育实践层面,都存在着深层次的“人”的缺失。

三、教育应自觉具有人生哲学的视野

教育理论基础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教育学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理论自觉造成的。所谓理论自觉,是指理论能够清醒地认识和把握自身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肩负的历史使命,能够以一种强烈的自我反思、自我超越意识摆脱旧有束缚,以指明前进的方向。简言之,理论的自觉就是对思想的思考。教育的理论自觉就是对教育理论的反思,反思的目的是为了发现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教育问题进行寻根究底的追问。

第一,要自觉拓宽理论视野。从教育理论自身发展的历史中得到启迪,只有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以及一切与教育密切相关的科学理论中汲取营养,才会有教育理论的长足发展。因此,教育理论的反思就需要在一个更高、更广和更恰当的位置来审视教育问题,而不是仅从教育自身的角度来自我剖析。正所谓“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从人生的视角看教育,给予教育一个更广阔的背景，可以避免仅从教育的规律来审视教育的事实,导致“不识庐山真面目”。而人生的视角所需的知识和背景就是人生哲学。

篇2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一、古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著名著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

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二、近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疏离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 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三、现代政治哲学：为政治正义确立道德依据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篇3

结合患者病情,在对于患者进行脱水降颅压处理后,对患者进行止血以及抗炎、脱水、脑代谢改善、神经营养等综合治疗。在此基础上,为改善和提升患者的病症治愈率,减少患者病残情况的发生,还给予患者以下急诊护理。

①在治疗期间,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严密的观察,以掌握患者的病情变化。比如,在患者病症治疗期间对患者意识以及体温、呼吸、瞳孔、脉搏、血压进行严密观察,一旦患者出现昏迷程度加深或者是血压升高、脉搏增快、呼吸不规则等变化,则表示患者有可能已经形成脑疝,这时就需要对患者采取相应的紧急治疗和处理,以控制患者病情的变化,使患者病症趋向稳定。②在进行治疗期间,还应做好患者各种并发症的治疗护理,这主要是由于患者意识出现昏迷,治疗期间极容易发生吸入性肺炎或者是尿道感染等并发症状,对治疗与恢复造成不利影响,就需要在治疗期间,每隔一段时间对患者进行翻身拍背1次,以实现呼吸道刺激,使患者肺部膨胀,并注意做好患者导尿管护理,避免出现逆行感染,以保证患者的治疗效果。③注意针对脑出血昏迷患者的颅内高压情况,及时采用甘露醇或者是利尿剂等脱水药物,对患者的颅内高压进行控制,避免患者脑疝的发生和扩大,以减少患者死亡率。④随着患者颅内出血情况的加重,患者的呼吸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还应注意对患者呼吸节奏、深浅、规则性等进行观察,在患者呼吸不规则情况下,对患者实施机械通气,并且尽量采用侧卧位,减少患者呕吐的发生,一旦发生呕吐,注意及时清理呕吐物,给予吸痰处理,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⑤还应做好患者的饮食与生活护理,通过鼻饲流质食物,给予患者相应的营养支持,并且在中后期注意保证患者维生素以及高热量、高蛋白的摄取,注意对患者的胃部颜色变化进行观察,对症处理。同时注意保证患者皮肤的干燥、清洁,帮助患者进行按摩、翻身,促进患者血液循环,提高病症治疗的有效率。

2结果

48例脑出血患者,经临床救治与急诊护理后,30例患者的病情得到控制趋向稳定,13例患者经治疗后自动出院,5例患者治疗后无效死亡,患者抢救治疗的有效率约为89.6%；此外,治疗期间患者家属对于急诊护理的满意度约为92.0%。

3讨论

脑出血是临床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脑血管意外疾病,通常情况下主要以中老年患者为主要发病群体,并且多伴有高血压病史,在情绪激动或者是活动状态下容易引起脑出血病症的发生,一旦发病,还会伴有剧烈头痛或者是恶心、呕吐、肢体无力、失语等症状,甚至会出现意识障碍,具有相对较高的病死率与致残率,对于患者的生命健康威胁比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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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一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 016年1-6月在宁夏某三级甲等医院内分泌科确诊的回族初发2型糖尿病患者70例。

纳入标准：（1）回族；(2)符合1999年WHO糖尿病诊断标准的2型糖尿病患者；（3）确诊时间未超过1个月，年龄1 8 - 80岁，平均年龄(53.8 ± 6.7)岁；(4)意识清楚，有一定的理解能力。

排除标准:( 1)意识不清或不合作、语言表达不清者；（2）合并恶性肿瘤或其他严重疾病的患者。70例调查对象中，男38例，女32例；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7例；初中/高中21例，人专及以上42例；

婚姻状况:未婚/离异/丧偶9例，已婚61例；

经济状况:≦1 000元/月 7例。1 000-3 000元/月 22例，≧3 000元/月41例；BMI达标15例未达标55例；

慢性并发症情况:无67例，有3例。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70例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纸各35例。两组在性别、年龄、经济状况、婚姻等方而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P﹥0.05)，见表1o

 

1.2 干预方法

由2名糖尿病专科护 ± 对两组患者进行为期6个月的干预运用微信群、电话随访、集体授课( 30 - 5Omin/次)等方式。对照组采用常规健康教育进行干预确诊当天即向患者发放疾病宣教手册，依据患者病情给予相应的健康指导，包括告知降糖药物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血糖监测方法、运动及饮食疗法等基本的糖尿病健康教育内容。实验组在常规健康教育的基础上采用跨理论模型的健康教育方式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计划。TTM共分为5个阶段:前意向阶段、意向阶段、准备阶段、行动阶段、维持阶段，每个阶段的评价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而定。

1.2.1 前意向阶段:此阶段侧重于患者意识的唤起特点为患者在未来6个月内没有进行控制血糖的意愿缺乏控制血糖的动力及相应的行动计划。干预时通过访谈了解患者的具体情况做出合适判断利用图片及视频讲解什么是糖尿病及其急慢性并发症的危害让其意识到自身行为的危险性，帮助患者向下一阶段进行，干预次数为6次。

1.2.2 意向阶段:此阶段侧重于自我、环境评价。患者打算在未来的6个月内进行糖尿病的血糖控带味但无明确的计划。同时也意识到自身的不良行为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干预时通过与患者的沟通建立相勺_信仟的医患关系帮助患者了解科学合理地饮食、运动、血糖检测等方法增强其改变意愿和信了以利用科学的数据和图表帮助其制定控制血糖的计划并设立长期以及短期目标。举办病友会，让其他患者现身说法，控制血糖会减轻乃至减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气增加说服力。督促患者做出行为改变的承诺，干预次数为5次。

1.2.3 准备阶段:此阶段侧重强化意识、行为指导。患者打算在1个月内实施糖尿病控制血糖行为，并开始相关计划。干预人员与患者一起探讨在进行健康行为时可能会遇到的心理问题和客观困难，并与其家属一起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根据患者的自身接受程度进行切实可行、个性化的健康教育方案，通过发放手册、播放视频、个人示范等途径让患者掌握饮食热量的计算、BMI的计算、运动量人小的评估、血糖正确检测的方法等具体内容为下一步做好全而的准备，干预次数为4次。

1.2.4 行动阶段:此阶段侧重行为评价、刺激控制。患者已产生规律的行为，且生活状态已经有所改变患者卞动积极参与控制血糖的行动过程，但还未超过6个月，行为尚未稳,通过访谈评价患者监测血糖、控制血糖的行为是否正确并给予指导，加强管理将短期不规律执行转变为长期规律实施。干预人员与患者共同设立合理地预期目标，制定个体化执行计划，要求其记录每次检测的血糖、计算食物热量及写运动日记和心得，帮助患者解决执行控制血糖行为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动员其家属给予支持，建立医院一家庭双重监督系统，干预次数为3次。

1.2.5 维持阶段:此阶段侧重加强管理、避免退回。患者血糖控制过程已经超过6个月，自我管理糖尿病的行为已相对稳定，通过访谈肯定患者坚持控制血糖的信了以比较前、后血糖低激发其控制血糖行为的积极性避免其行为退匡干预次数为2次。

1.3 评价指标

1.3.1 一般资料:由研究者参考人量文献后自行设计包括患者的人目统计学资料一、疾病相关资料一等。

1.3.2 血糖控制·隋况干预前及干预后6个月，采用德国罗氏血糖仪采集手指血检测空腹血糖(F BG) ,餐后2h血糖，运用实验室监测糖化血红蛋自比值。

1.3.3 行为改变阶段的评估:问卷来源于关国癌症预防中心(Cancer  Prevention  Re5earch  Center,CP RC)，该问卷只有1个条目。行为改变阶段分为前意向阶段、意向阶段、准备阶段、行动阶段及维持阶段。使用6点正向计分法即前意向阶段定义为1分维持阶段定义为5先无该不良生活方式或维持目标生活方式超过5年者(在跨理论模型中认为超过5年的目标行为改变的终点)定义为6分。

1.3.4 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Chine 5e ve r5ion5cale of the Diabete5 5elf care Activitie5, 5D5CA):中文版由我国万巧琴等进行翻译，测得5D5CA总体Cronbach’5 α为0.62,重测信度为0.83.翻译后量表由11个条目组成，分别反映饮食、运动、血糖监测、足部护理、药物等6个方而内容其中10个条目为正向题,1个条目为反向题每个条目按0-7分8级计分总分0 - 77分得分越高，说明自我管理行为越好得分指标一实际得分/最高可能得分10000，并将得分指标≦40%定义为差40%一8000为中等≧80%为良好。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5P55i9.o软件对资料-进行分析。用描述性的统计分析患者的一般资料一、各量表得分；行为改变阶段采用x=检验，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行为改变阶段的比较

两组的行为改变阶段在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完成后两组资料一比较可以发现，实验组行动阶段的人员占8000，说明患者的参与度较高行为转变较好，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2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血糖控制情况比较干预前两组患者FBG, 2hPBG, HbAlc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后实验组患者FBG,2hPBG, HbAl c测得值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自我管理行为的比较

实验组35例糖尿病患者经过干预后自我管理行为得分为(30.49 ± 4.56)分。其中水平良好(得分指标≧80%) 9例，占25.3%；水平中等(得分指标40%-80%) 18例，占51.4%；水平差(得分指标≦40%) 8例，占22.8%。对照组35例糖尿病患者干预后的自我管理行为得分为(27.23 ± 2.78)分其中水平良好(得分指俪≧80%) 4例，占11.4%；水平中等(得分指标40%-80%) 15例，占42.9%；水平澎得分指柄茱墓40%) 16例，占45.7%。相较于对照组患者对疾病的认识以及对自身的管理行为有所提高见表40

 

3 讨论

宁夏地处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尤其回族占本地人目的比例很高，受到回族文化、生活习俗的影咆本地区人们喜食牛羊。热衷油炸食品等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这给慢性疾病如糖尿病埋下祸根。相关研究结果显示2型糖尿病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与FBG, 2hPBG, HbAlc水平存在一定相关性，所以控制好患者的血糖能够很好的预防和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但是如何运用更好的方式来进行健康教育目前没有统一的定论，只是去尝试各种理论或方法下的健康教育更有利于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生命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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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圖书馆；哲学

引言

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指出，“哲学认识本质”。哲学是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本质的思想武器。当然，图书馆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对图书馆现象本质的把握自然也离不开哲学思维。为了认识和把握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们进行了长期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形成一股持续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热”。

1.关于图书馆哲学研究的起源及其发展

谁在什么时间第一个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命题，这是一个很难考证的问题。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这一提法早出现了，他根据是丹顿所著的《呼唤图书馆哲学》一文。而台湾沈宝环教授《在“图书馆哲学”的竹篱外徘徊》一文介绍，英国的包得菲著有《图书馆哲学》一书。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至少已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在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何时，是一个较难考证的问题。从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我国很早之前没有人明确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术语。在我国大陆，蒋永福在《黑龙江图书馆》发表《试论三种哲学形态的图书馆》一文，其副标题是“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一”，这可能是在大陆图书馆界最早提出“图书馆哲学”一词的文献。到如今，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者有蒋永福、何长青、吕斌、周庆山等。在这一时期，台湾的图书馆哲学研究持续呈现出活跃状态，沈宝环、梁君卿、卢荷生等著名学者的研究已到达较专深的境界，其中，赖鼎铭教授的《图书馆学的哲学》一书可谓是视角极其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名著。另外，蒋永福先生从年起就致力于图书馆哲学研究，一直持续至今，是目前我国大陆图书馆哲学研究领域持续研究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多的研究者，是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他为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2.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及其内涵

何长青认为，“图书馆哲学是运用哲学研究图书馆现象领域的本质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图书馆学应用研究和图书馆实践的基础理论和思想方法论”。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是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层面上展开评论的理性之学”，“图书馆哲学并不是很高深的玄学，而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对待‘图书馆’的态度、理论表现形式”。李国秋的想法，“图书馆哲学”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图书馆事业的宗旨和目标，第二层含义是指图书馆学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三层含义是指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涉及到的哲学问题。蒋永福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人深思图书馆现象时获得的一种思维深处的感悟与理解。他在《图书馆哲学是什么》一文中又指出，“图书馆哲学就是专门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本质的部门哲学”，“图书馆哲学是一种高屋建瓴式地把握图书馆现象本质的综合思维方式”，还有，“所谓图书馆哲学，就是对图书馆现象的哲学关怀。这种哲学关怀，体现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概念的内涵的认识还很不一致。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目前尚处于“前科学”阶段，还不成熟。不过，从上述诸说法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一些异中之同的看法：一、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的产物；二、图书馆哲学研究探讨的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或者说，图书馆哲学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的理解、感悟和诠释；三、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方式，是一种价值观和方法论。

3.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哲学”

“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都是哲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产物。哲学和图书馆学的结合有两个方向：一是“哲学图书馆学”，即哲学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二是“图书馆学哲学”，即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前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学哲学”，后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哲学”。也就是说，图书馆学哲学是以“图书馆学”为对象，而图书馆哲学则以“图书馆现象”为对象。而所谓“图书馆现象”又可包含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所以广义的“图书馆哲学”可包含“图书馆学哲学”。狭义的“图书馆哲学”是指抽掉“图书馆学哲学”内容的剩余部分内容。目前，在理论界存在混淆或不区分“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的现象，应引起注意。本文在上面介绍了图书馆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就是从广义的“图书馆哲学”角度考虑的。

4.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有的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两者在涵义上是相同的。那么，从两者的产生时间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肯定先图书馆哲学研究，如果两者在涵义上相同，那么图书馆哲学研究就可说成是一种重复的或多余的研究。但是，我们知道，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属于理论图书馆学范畴，而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都是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资料”。也就是说，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范围要比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宽泛，层次比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高。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对图书馆实践的理论概括和总结，而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抽象和批判的产物。

5.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

有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这种判断很难被大多数人们所认同。到目前为止，关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问题众说纷纭，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能够成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理论肯定是图书馆学之外的某一种或某几种理论。因此，如果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等于把图书馆哲学认定为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显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那么，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目前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所以这一问题，也是以后图书馆哲学研究首先且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参考文献 

[1]黑格尔著;贺麟等译 哲学史讲演录（一） 北京商务印书馆 

[2]张广钦 试论图书馆的哲学内涵 图书情报工作 

[3]胡述兆 印度图书馆学之父  阮冈纳赞 台湾 图书与资讯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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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学　理论基础

分类号G760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特殊教育的发展需要运用理论思维来探讨特殊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以为特殊教育的科学发展指明方向。因此，特殊教育的发展需要加强理论建设，特别是要加强理论体系的建设。特殊教育理论体系建设的程度不但标志着特殊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发展的成熟度，而且决定着特殊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深入度，因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容易中途夭折或迷失方向。特殊教育理论体系的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学科理论基础的构建与探讨。本文试图从“特殊教育”的语词理解出发，来阐述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与特殊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求教于大方。

1　特殊教育的语词理解

一般认为，特殊教育包含两个概念：一是特殊教育科学，二是特殊教育活动。前者是研究特殊教育现象及其规律、原则和方法，以指导特殊教育活动；后者是社会与学校的工作。美英等国多用“special educa－fion”(即特殊教育)表示这门学科和活动，我国台湾地区对特殊教育的理解：一是专业或教育工作；二是学问。

将“特殊教育”作为学科与活动两种理解思路的现象存在于相关著作中，如刘全礼教授在《特殊教育导论》中将特殊教育作为活动，如将特殊教育定义为“对特殊儿童开展的、有目的的、旨在满足他们的一切教育需要的活动，这些活动既可能是增进特殊儿童的知识技能、影响特殊儿童的思想品德、增强特殊儿童的体质的活动，也可能是改变或矫正他们的缺陷或行为的活动”；同时，又作为学科来认识，如“特殊教育是一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综合学科，它要依赖医学、工程学和心理学等自然学科的研究成果，同时，它还依赖社会学、普通教育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但它不是这些学科的大杂烩，而是有机地按照自己的系统和规律来组织相应的内容，从而形成自己的体系。它本身就是科学”。

将“特殊教育”、“特殊教育学”分别作为活动、学科来理解的情况在朴永馨先生主编的《特殊教育辞典》中有所体现，可以说，这为我们的言辩提供了术语的规范。该词典将“特殊教育”解释为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使用一般的或经过特别设计的课程、教材、教法和教学组织形式及教学设备，对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进行的旨在达到一般和特殊培养目标的教育”；“特殊教育学”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特殊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为此，特殊教育理论基础之探讨可从三种不同的路向来进行，一是从学科的角度来谈理论基础，亦即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钱志亮从学科的视角提出特殊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包括哲学基础、心理学基础、社会学基础、康复学基础、教育学基础五大理论基础。二是从作为特殊教育活动的角度来谈理论基础。卢子洲从特殊教育活动的角度认为，特殊教育培养目标的理论基础包括人道主义基础、科学基础、经济学基础。三是将从学科与活动的双重视角来谈理论基础。朴永馨从学科与活动的角度探讨了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他指出，特殊教育作为教育学科的一个分支和作为教育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有其两个方面的理论基础：关于教育的理论和唯物辩证法、补偿理论。

2　从活动的视角来审视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

从特殊教育活动来谈理论基础有两个角度，一个是谈特殊教育活动开展所关涉的具体理论是什么(图1)，这些理论既有可能单独支撑着特殊教育活动，也可能两两联合或多者融合共同作用于特殊教育活动，例如：特殊教育活动从过去单纯的医学模式或教学训练模式走向医教结合的模式就可说明这一问题。二是谈特殊教育活动开展所关涉的学科是什么(图2)，严格意义上说，这里实际上谈的是特殊教育活动的学科基础，即特殊教育活动关涉到哪些学科，当然学科内部可能有些理论在支持着特殊教育活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在谈具体的理论或观点，有的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在谈具体的学科，后者跨越了具体理论、观点直接来谈学科，甚或将学科先列出，再在学科中来谈具体的理论及其基本观点。

注：其中T是“理论”的英文(theory)缩写，T1代表的是第一个理论基础，Tn代表的是第n个理论基础，下同。

注：D是“学科”的英文(discipline)缩写，D1代表的是第一个学科理论基础，Dn代表的是第n个学科理论基础，下同；T11。代表的是第一个学科的第一个理论基础，T1。代表的是第一个学科的第n个理论基础，如此类推，下同。

从活动的视角来审视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可从特殊教育活动组织的程度以及发展的特性来看，组织程度低且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特殊教育活动可主要从特殊教育对象发展的影响因素来谈其理论基础，组织程度高且处于高级发展阶段的特殊教育活动则可从特殊教育模式的视角来阐述其理论基础。

2.1　从特殊教育对象发展的影响因素来看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

从特殊教育对象发展影响因素的角度来看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可直接利用图1中所示的方式来谈具体的理论支持系统或理论依据，也可根据图2呈现的方式来先谈所涉及的相关学科，再阐述特殊教育活动的具体支持理论，因为只有把握了影响特殊儿童身心发展影响因素的特点，才有可能在特殊教育过程中通过科学调控外在的影响因素以作用于特殊儿童个体的发展。按照特殊儿童影响因素的一般理解，一般认为，影响因素主要有遗传、环境、教育和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其中遗传关涉到生物学、医学；环境关涉到生态学、社会学等；教育关涉到教育学、心理学等，个体主观能动性关涉到心理学、哲学等。雷江华组织编写的《学前特殊儿童教育》以及与方俊明先生合编的《特殊教育学》主要从影响特殊儿童身心发展的四大因素(可将图2中下方的D1到Dn之n理解为4)分别阐述了生物学、发展生态学、心理学、教育学的学科基础，以及各自学科内部对应的理论与所衍生出的具体教育教学训练模式等。其中，关于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推演之逻辑是：从特殊教育活动出发来寻找其中比较具有特色的特殊教育教学(训练)模式，进而找到模式所支持的不同理论或观点，最后发掘这些理论所关

涉的不同学科，但上述2本编写的教材在介绍时则从不同学科理论体系出发阐述学科的理论观点，进而阐述具体的模式。

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为特殊教育实践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正如常说的“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一样，理论只有与实践紧密结合，才能导致理论的丰富与实践的拓展。从特殊教育活动来看，其理论基础往往先关涉的是具体的理论或某一理论的某个方面，或多个理论，而这一个理论或多个理论又涉及到相关的学科，因此，有的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介绍直接将该学科作为理论基础，出现了明显中间理论断层与模式缺失的现象，甚至出现理论基础的泛化与扩大化的倾向。

2.2　从特殊教育模式出发来寻找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

特殊教育活动如果不能通过模式来进行阐述，说明该活动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实践操作水平，而不是自成系统的特殊教育活动，如果用简单实践操作状态之特殊教育活动来寻找其理论的依据，就可能出现所有的学科中的相关理论都有可能成为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极易使特殊教育失去自身的独特性，进而追求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共性，最终导致特殊教育活动的存否显得元足轻重。因此，特殊教育活动需要上升到特殊教育模式的层面来寻找其理论基础(该理论基础可称为特殊教育模式的理论基础，见图3)并将特殊教育模式作为特殊教育活动成熟度的标志以及特殊教育独特性的体现。当然，每一种特殊教育模式不一定就只有一种理论的支持，同样可能有多种理论的支持，根据图3推而广之则同样可从特殊教育活动的学科基础中来考察模式在中间的过渡环节。

注：M是“模式”的英文(model)缩写，M1代表的是第一个模式，Mn代表的是第n个模式。

3　从学科的视角来审视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

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需要根据学科的划分从不同的层面探讨。一般认为，哲学是所有学科的学科，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概括，因此，所有的学科都可以将最高层次的哲学作为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第二层次的学科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特殊教育学同样也关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第三层次的学科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分别分化出现的具体学科，如自然科学中的医学、生理学、工程技术学等，社会科学中的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特殊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子学科，谈其学科基础似乎只要从其母学科作为社会科学的出发点来探讨其理论基础，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现分别从学科归属与独立特性两个角度来阐述其理论基础。

3.1 从学科归属来看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

特殊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已成共识，但过去特殊教育作为一门专业在高等师范院校的附属地位也给特殊教育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多问题。例如，有的高校将特殊教育专业设置在教育系(现在的教育学院)中，有的高校将特殊教育专业设置在心理系(现在的心理学院)，这样特殊教育专业课程的设置就分别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构建出自身独特的课程体系。因此，在探讨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时，有人从特殊教育学所从属的教育学来看其理论基础，甚至将教育学的理论基础移植过来作为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这样恰恰导致了很多人认为，既然特殊教育学与教育学有同样的理论基础，特殊教育专业也就与教育学原理专业可以合并了，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来探讨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极有可能重视特殊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共性而忽略了特殊教育学的特殊性，进而在实践领域将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抑或其它教育)混淆起来。就目前我国特殊教育专业的设置情况来看，大体设置在教育学或心理学的下面作为子学科存在，因此，将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图4)搬过来作为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最后导致了很多人认为特殊教育学没有自己的理论基础，作为一门学科难以扎根生存。这从目前教育学子学科在院系中的设置及其地位中可窥见一斑。在二级学科纷纷成为独立的系或学院的情况下，特殊教育仍然大多作为附属学科附属在其它学科门下，或与其它二级学科联合成立独立的系，其实仍然没有摆脱依附的状况，有的院校特殊教育专业无奈只好存留于特殊教育研究所。

注：图中的s是“自然科学”的英文(science)缩写，S1代表的是自然科学中的第一个学科，Sn代表的是自然科学中的第n个学科，下同；SS是“社会科学”的英文(social science)缩写，SS1代表的是社会科学中的第一个学科，SSn代表的是社会科学中的第n个学科，下同。

3.2　从独立属性来看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

从独立属性来看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需要借鉴教育学(或心理学)比较成熟的子学科的经验，发现属于特殊教育学自身的理论基础(见图5)，摆脱特殊教育学作为依附地位的状态，既明确自身的学科归属，又能构建属于自身具有特色的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特殊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要探讨其理论基础，必须从过去的附属状态走向独立的状态，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来从事特殊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科充分有效的发展。

独立属性的特殊教育学理论基础与从属属性的特殊教育学理论基础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从属属性的特殊教育学理论基础极有可能将母学科的所有理论基础移植过来作为自身的理论基础，包括学科中的理论，这样会使用特殊教育学不“特”而“普”；独立属性的特殊教育学理论基础则从特殊教育学的具体实际出发来发现与特殊教育学紧密联系的学科基础，两者的学科基础既可能有共同的学科，甚至是同一学科中的同一理论，也有不同的学科(如医学、康复学等)，也会有同一学科中的不同理论。

4　特殊教育活动理论基础与学科理论基础之间关系的综合分析

根据上述的分析，其实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中根据语词所推演出的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与特殊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两者之间并非存在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彼此可以组织成自恰(self-consistent，即内在一致性)的体系图(即特殊教育活动理论基础所包含的理论可在特殊教育学科理论基础中找到所对应的学科，进而将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与特殊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联系起来形成自洽的体系图，如图6、图7)。图6说明了特殊教育活动作为一种从属的活动进而推演到学科作为从属学科的逻辑思维过程。图7说明了特殊教育活动作为独立属性的活动进而推演到学科作为独立学科的逻辑推演过程。图6和图7如果考虑到特殊教育模式在中间的中介作用，可从根据图3的思路在理论与活动之间加上模式，以进一步理顺彼此之间的简单逻辑关系。当然，特殊教育活动发展所形成的一种特殊教育模式可能来源多个理论的支持，这些理论既可来自于一个学科，也可来自于多个学科，因此，可由图6、图7推演出众多的分图，以说明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包括特殊教育活动与特殊教育学科理论基础之间的关系，且两者之间不是单向的被动作用关系，而是彼此之间双向的相互作用关系。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理论来源于多个学科，这样就将多个学科作为其理论基础。例如，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既是心理学中的理论，是社会学中的理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既是心理学中的理论，也是管理学中的理论等。当然，同一个学科同样也有多个理论(图2)，例如，心理学中有联结理论、认知理论、人本理论、建构理论等；教育学中有自由主义、要素主义、永恒主义等流派。同样，理论与学科之间也存在着多重交叉关系的现象。

5　总结

结合当前特殊教育研究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特殊教育理论基础的探讨首先需要从规范特殊教育的语词运用开始，否则可能大家的探讨并非在同一语境下进行，即在谈特殊教育理论基础时需要首先界定“特殊教育”是一种实践活动，还是一门学科，否则极易游离于学科与活动的两种状态中进行无谓的辩驳，甚至是在混淆的逻辑状态下进行辩论，结果辩论得越来越糊涂，有点“你不说我还知道点，你越说我还糊涂”。当然，从事特殊教育研究与教育教学实践的工作人员在阅读相关文献著作时也需注意将“特殊教育”这一语词结合上下文的语义逻辑背景来进行解读，不然同样会出现误解或曲解。其次，要明晰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与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各自探讨的思路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更要注意特殊教育活动理论基础中理论背后的理论，理论背后的学科，学科背后的学科，……只有这样，才能将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思考透彻。第三，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之思考其实也关涉到特殊教育学的元思考，教育学经历了从活动的教育到学科的教育学，再到理论反思的元教育学的发展历程，特殊教育学的发展要学会从“母”学科那里吸取营养的精华，促进“母子共荣”的学科发展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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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提高物理教学的效率？怎样使物理容易学、容易教？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物理教学论”应当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从国际上“物理教学论”研究的内容看，物理概念的形成、物理问题的解决、物理方法的应用，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作为一位物理教师，最为关心的也是这些内容。但是，如果仅仅就概念形成来论述物理概念的形成，仅仅就问题解决来论述物理问题的解决，仅仅就方法应用来论述物理方法的应用，这容易使物理教学论的研究停留在较低的经验水平上。既然是物理教学论，就应当上升到较高的理论层次，必须探讨物理教学的概念、问题、方法的理论基础——认识论、系統论、结构论。

研究教学中的认识过程，不仅要涉及一般认识论，而且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物理教学，必须研究发生认识论；为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还必须进而研究发展认识论。认识论是物理教学的哲学基础，我们认为，把一般认识论、发生认识论、发展认识论三者統一，用以研究物理教学论的哲学基础，才较为完备。

一般认识论是广义的，是适合于整个人类的认识论；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是狭义的，适合于儿童（0—15岁）的认识论；本书作者提出的发展认识论，也是狭义的，是根据爱因斯坦关于科学创造的论述，提升出有关创造性思维的发展认识论。

现代科学中系統论的发展，大大深化了对认识论的研究。从系統论的观点去研究认识论，从认识论的观点去研究系統论，必然给我们许多新的启迪。作者在《系統科学与教育》一书中，将认识论与系統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特别是从物理学的原理及公理体系中受到启发，提出了系統学的原理及公理体系。系統论的原理能够成为物理教学的科学基础，这已为许多物理教师所接受。

物理教学中的结构论，是应用系統论思想研究物理教学的具体成果之一。系統论的整体原理告诉我们：任何系統只有通过相互联系，形成整体结构，才能发挥整体功能。对物理学的知识而言，学生也只有认识物理学的整体结构，才能较好地掌握它，从而应用它，体现出物理知识的整体功能。虽然，中学阶段，物理学的知识结构从整体上看，尚不完备，但是，在物理教学中必须对物理学结构给予一定重视。结构论也是物理教学论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本书论述了物理教学的理论基础：认识论、系統论、结构论。这是本书的重要特点之一。

以物理教学的认识论、系統论、结构论为基础，来论述物理概念、问题、方法，其间还有不可忽视的起中介作用的模式、技术、艺术。以下三个公式是大家容易理解的：理论——模式——实践；科学——技术——生产；哲学——艺术——创作。由这三个公式可知：模式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它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桥梁；技术是科学与生产的中介，它在科学与生产之间架起桥梁；艺术是哲学与创作的中介，它在哲学与创作之间架起桥梁。由此可见，物理教学论必须研究对物理教学起中介作用的内容：物理教学的模式、技术、艺术。这是本书的重要特点之二。

上述思路，使我们形成了一个“物理教学论”的新的结构：第一是宏观层次——一般理论层次——论述物理教学的认识论、系統论、结构论；第二是中观层次——桥梁中介层次——探讨物理教学的模式、技术、艺术；第三是微观层次——具体应用层次——研究物理概念教学、物理问题教学、物理教学方法。这一新的结构，我们简称为“九章物理教学论”。这是本书的重要特点之三。

本书前三章的“宏观研究”，虽然着重于物理教学的认识论研究、系統论研究、结构论研究；但，仍落实在物理概念形成的模式，物理教学的结构，物理问题解决的方法。进而，在后三章的“微观研究”中，又更为具体地探讨物理概念形成、物理问题解决、物理教学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前后呼应，形成整体。

要提高物理教学的效率，使之容易教、容易学。非常重要的一环是还要进行“中观研究”。研究物理教学的模式、技术、艺术——这在以往的物理教学论中易被忽视。作者认为，如果缺乏“宏观研究”，物理教学论的理论基础不深，这是不行的；同样，如果缺乏“中观研究”，物理教学论的基本手段不强，也是不行的。

在研究物理教学的模式、技术、艺术时，作者认为，重要的是掌握他们的原理、原则、方法，即，同样要提高到“理论层次”，进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模式、技术、艺术，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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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哲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世界观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9-229-01

价值观是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所决定的，只有形成了明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时候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我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的。理论本来就来源于西方，所以从西方视域下看社会主义价值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并进行阐述。

一、西方哲学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自由

西方文明史上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黑暗的教会统治之后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进入了自我解放的时期，人们已经想要从思想上摆脱宗教社会对人们身体以及思想的束缚。所以在这一时期很多人文主义者开始研究人和自然，开始注重人的思想，以人为中心，一切以人的利益为基础，不断追求完美。人们开始反对天国、天父和天子之说，开始学会享受现实生活，反对禁欲主义，同时反对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思想体系。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人们不再相信行而上学的推演方法，而是倾向与用科学的方法来探索事物，从而找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自由和解放，人们崇尚自由，开始追求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享受，并且放任身体的，同时也使资产阶级走上堕落和腐朽。

（二）经验论的平等

随着历史潮流的不断发展，文艺复兴的热潮也已经褪去，这时候的西方近代哲学争论的是经验论和唯理论，争论的内容就是知识是经过后天的经验获得还是应该经过人们的理性掌握。经验论崇尚的是平等，在当时，经验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来自于英国，典型代表为培根，他认为世界是具有多样性的，并且同时具有能动性，只有通过科学的观察以及实验的方法才能熟悉掌握，人们也可以因此掌握很多的自然知识，并且可以利用掌握的自然知识来征服世界。同时，也有哲学家认为人生下来是没有任何的思想的，也就是说思想是一块白板，但在在后天会与外界不断的接触，那么在与外界接触和学习的时间段就会在思想的白板上留下很多不可磨灭的痕迹。经验论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崇尚思想的自由，并且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在后天的学习中会使人获得幸福。

（三）唯理论的公平

唯理论认为在自然界中是客观存在着各种事物和对象的，但是如果只是通过人的感情经验是靠不住的，只有自由人的理性才是可以把握住的，也就是只有通过人类的思考才能证明人物的存在，也就是说人从生下来就有理性，并且这种与生俱来的理性才是最可靠的。也就是说，世界上的所有观念在人类生下来就已经蕴藏在人类的脑海中了，但是只有经过后天的一些刺激才能显示出来，被人们所熟知。更有甚者，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存在的万事万物从人类生下来就会被人们所感知，甚至认为哪怕是经过后天的经验所得到的知识也是属于人类知觉的。理性是实现人类自由平等的基础，只有拥有理性的人才是自由的。

二、西方哲学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

人类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与其接收教育的程度非常相关，但同时也是需要以人的本性为基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们都应该从自己出发，但是人与人之间又有着必然的联系，所以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处理好个体与个体的关系，同时也要处理好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例如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国家以及个体与自然。从西方哲学视域下，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自由、平等、公平和公正，从这一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和理论下的社会主义价值在字面上是一样的，但是从本质上看来，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不能将其将简单的认为是一样的。在西方很多哲学家的思想中，常常把现实社会中的人给抽象化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一般是从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的，在现实社会中往往没有考虑到人的个性差异和层次不同，所以最终导致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错误和片面，在理解价值观上存在偏差，只是追求一些空洞的理论，表现出一种抽象的形式，出现了很多与社会现实不相符合的现象，并且容易受到别人价值观的影响。从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看，人和社会是不可分离的，不但生于社会，并且最终也会回归社会，人从本质上看是属于社会动物，如果脱离了社会那么人的价值就不知如何体现，也无从追求。最后，西方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阶级基础也是不一样的，马克思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最重要的创造者，但是西方视域下却认为人类历史是少数人创造的。例如由英雄或者上帝而创造，而广大的人民大众都是被少数人统治的无价值人群。

三、结语

社会主义价值观从西方视域下来看与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本质上存在着不同，首先是出发点不同，一个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一个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另外分析的基础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群众一个是人类历史上的少数人。

参考文献：

[1]胡慕贤.西方哲学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启示[J].哲学研究，2015，51（24）：132-134.

篇9

一、从主体性角度对西方心理学史的透视

美国哲学家多尔迈在讨论传统哲学主体性观念的递嬗沉浮时，曾引述加塞特的话说，“假如这个作为现代性根基的主体性观念应该予以取代的话；假如有一种更深刻更确实的观念会使它成为无效的话；那么这将意味着一种新的气候、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这个“新的时代”便是试图在哲学理论上注重对“主体际性”的生成及其对现代社会实践的意蕴加以探讨，并因而同时也就意味着，传统哲学的“主体性”观念在完成了它的理论使命和历史使命之后，必然地步入了它的“黄昏”之境[1](P1)。他并进一步评述说，始自笛卡尔的传统哲学的主体性观念，本来“是一种可以避免的错误”，虽然它构成了“人的解放和成熟历程中的一个阶段”，但“这一阶段的内在缺陷现在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1](P1)。

虽然多尔迈以上讨论的背景，是哲学理论领域和更为广阔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但是，假如我们接受多尔迈对传统哲学主体性观念的这种历史判定，并以这种历史判定为立足点来考察心理学，那么我们就获得了理解西方心理学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的一个新的视角。这是因为，正是笛卡尔意义上的这种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的主体性观念，构成了西方现代科学心理学的理论前提，并因而为心理学提供了一个错误的出发点。这就决定了：心理学在它刚刚脱离哲学的怀抱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实证科学“诞生”时，就是一个“时代错误”的产物，是一个已经逝去了的时代精神的某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因而在理论上是脆弱的[2](P10-14)。所以，当被普遍证明是正确的、关于生命的科学理论的生物进化论及其思维方式向以追求“科学”为目的的心理学渗透时（美国机能心理学的产生），心理学既不能准确把握生物进化论对它的理论意蕴，也不能抵挡被曲解了的生物进化论试图要将作为它的研究对象的人这一主体自然化的趋势，从而陷入理论危机。这个危机，实质上是多尔迈据以判定传统哲学主体性观念之所以走向“衰落”的历史理性的一个特殊的表现形式；或换一种话语方式来说，它与哲学在从其近代形式向其现代形式过渡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危机，在理论实质上是同一的。至少就机能主义的发展导致整个心理学理论基础的崩溃、并因而要求它重建自己的理论基础这个意义而言，实验心理学又回到了冯特的时代，或更准确地说，回到了（重新）建立自己理论基础的“诞生”的起点。但是，与哲学对这个危机的反应、即从“单子”式意识的封闭的主体性观念向“主体际性”观念及其理论建构的过渡相比，心理学对这个危机的反应是幼稚而鲁莽的，即干脆而彻底地否定主体性，由此也“开始”了它的“一种新的气候、一个新的时代”，即行为主义的“气候”或“时代”。

行为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否定（人类）意识作为一个存在领域的合法性。然而，正是意识作为一个存在领域的不可还原的实在性，构成了心理学的合乎逻辑的基础[3](P87-92)。所以，当行为主义作为心理学研究纲领，其理论逻辑被充分展开之后，必将又一次地使整个心理学的理论基础趋于崩溃，并迫使实验心理学重新回到华生的“革命”的起点上。至少就实验心理学的行为主义传统而言，这就是又过了半个世纪之后，以班杜拉为代表的社会学习理论家们，试图在重新论证意识实在性的基础上，改造或扬弃传统行为主义的种种理论努力的历史逻辑的本质之所在。事实上，伴随着行为主义的发展、或当它陷入危机之后作为它的替代形式的，是实验心理学内外的各种“抗议”的力量和运动。其中，对行为主义而言带有“革命”性质的两种力量或运动，即人本主义心理学和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逐步演化为在当代心理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两大思潮。作为对行为主义理论逻辑充分展开所导致的危机的反应，这些不同的理论思潮作为当代心理学发展趋势，它们所表现出的一个共同基本特征，是向主体性的回归。当代心理学的这种普遍的向主体性回归的发展趋势，不是偶然的，而具有历史逻辑的必然性：它既表达了心理学作为关于意识的科学研究的学科本性，又体现着意识实在与人作为主体性存在事实之间的内在的逻辑关联。

二、进化自然观对主体的要求和拒绝

关于生物进化或自然演化的思想，在西方文化中有着古老的传统。它的理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阿纳克西曼德的某些睿智的洞见，并在历史上一直作为一种思想潜流存在和流传着。就其主导趋势而言，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主要表现为一种浪漫主义进化自然观。这种自然观赋予包括无机世界在内的物质以某种活力和发展的倾向，认为自然是自我完善和自我指导的，并最终于19世纪初形成了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的浪漫主义生物进化论，认为每一物种都有自我完善的先天驱力；由这种驱力所导致的获得性性状可以遗传。这种形式的进化自然观，不仅不是反主体的，它实际上以某种不甚明确的方式对主体性存在提出了一种要求。

在进化自然观的历史中，达尔文的独特贡献在于提出自然选择学说，使生命的进化过程得到机械化的说明，从而使生物进化论成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并将传统的、流行的神秘主义目的论驱逐出生物科学。科学形态的生物进化论的提出和确立所导致的社会结果和思想结果是多方面的。就对心理学的影响而言，它一方面为实验心理学提供了广阔的理论前景，从而导致了实验心理学在美国大发展的繁荣局面；另一方面又必将以与否定上帝创世说同样的方式，导致对传统意识心理学的意识观、亦即早期实验心理学主体性原则的否定。关于第一个方面，达尔文自己就曾有着明确的预感。他说，“我看到了将来更为重要的广阔的研究领域。心理学将稳固地建立在斯宾塞先生已充分奠定的基础上，即每一智力和智能必由阶梯途径获得。”[4](P320)事实上，生物进化论不仅塑造了摆脱德国式束缚之后的实验心理学，而且塑造了它的历史，乃至于我们可以说，今天的心理学，几乎在每一个研究领域内都渗透着进化论的精神：“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对心理学的影响，……大大促进了这门科学塑造成今天的形态。”[5](P186)。

正是在关于上述第二个方面的问题上，需要我们有敏锐的理论洞察力才能把握其本质。一方面，就作为一种理论思维方式而不是其历史形态的科学的生物进化论而言，另一方面，就心理学本身的理论逻辑而不是作为其历史形态的早期实验心理学而言，生物进化论不仅不会导致对心理学主体性原则的否定，相反，就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与成就的范围内而言，心理学的主体性原则只能在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得到确立和论证。历史形态的生物进化论所否定的，是作为心理学的特定历史形态的实验心理学的主体性原则，亦即是隐含于作为传统哲学心理学思想之直接继承的德国实验心理学和接受了德国实验心理学理论前提的美国（早期）实验心理学之中的主体性原则。这种主体性原则，究其实质，乃是笛卡尔意义上的单子式意识的封闭的主体性原则。它作为对人类意识实在的一种特殊的理论把握方式，不是人类意识实在本身。所以，虽然它在特定的逻辑框架（即传统的思辨哲学）内能够成就一个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但当被移入另一个逻辑框架（即进化论的思维方式）之后，它只能造成理论的混乱和逻辑的矛盾。

历史形态的生物进化论作为一种生物学理论，是不关注心理学和哲学的主体问题及其主体性原则的。它试图以纯粹自然科学的方式，对作为生命现象之一个方面的它的纯粹自然的（与精神相对立意义上的“物质的”）事实加以说明，并因为受其自然科学研究方式的局限而愈加不能正确地关注心理学的以及哲学的主体问题及其主体性原则。事实上，达尔文是首先通过对地质分布和地理分布中的物种的身体的、亦即它的物质的形态结构的分析而建立其理论体系的，然后将隐含于这一体系之中的思维方式，不加批判地推广应用于对作为生命现象之另一个方面的非物质的心理实在或精神实在领域内的事实的说明，并通过将心理实在与有机体实在相类比的方式来理解心理实在，而不对心理实在或精神实在本身的性质加以反思。然而，心理实在或精神实在领域内的事实与生命成立于其中的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性质上是和物质的有机体实在领域内的事实与生命成立于其中的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不同的，因而这种类比和推广在逻辑上难以成立。正因为如此，达尔文才能够将官能心理学纳入他的生物进化论体系之中，并在有关心理学论题的研究中采用当时盛行而后不久就被历史所否定的“轶事法”。

三、主体性及其理论建构

就各自的学术传统而言，有关主体性及其探讨的理智文化背景，与生物进化论及其发展和演化的理智文化背景之间，没有直接的相关。在西方，哲学传统的主体意识，最初萌芽于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近代伊始，笛卡尔通过系统怀疑的方法，以理论体系的形式确立了“我思主体”的存在，并构成整个近代哲学的“第一原理”。哲学学术传统中的主体性探讨，是以把意识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或实在加以接受为前提的。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在肯定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和物质的反映的同时，亦坚定不移地承认和肯定意识的实在性，并正是以此为基础才能够“唯一合理”地解释“人及其历史的辩证法”[6](P202)。

然而，如果意识作为一个实在领域的不证自明性遭到了怀疑，或者说，当理论学术的整体进展到需要对意识作为一个实在领域加以论证的时候，那么，理论学术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就处于孕育之中。这个新的理论学术的研究领域就是心理学。在这个时候，关于人类意识作为一个实在领域和物质世界作为一个实在领域之间的同一性关系的任何间接的论证，不仅对这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是不相干的，而且必须辅之以这个学术领域对意识作为一个实在领域本身的论证。例如说，“在人类生存的意义上，如果思维和存在所服从的不是同样的规律，或者说，思维不能够认识存在，那么，人类的一切目的性要求及其对象化活动就都不可能具有现实性，因而人类本身也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人类以自己的目的性和对象化的实践活动的方式存在着和发展着，就证明了思维和存在服从于同样的规律”[6](P8)。这种论证是从“人类生存”的结果的意义上对“思维和存在服从于同样的规律”的一个间接的论证，并当然是以承认“思维”和“存在”作为两个实在领域为前提的，而没有对关于“思维”作为一个实在领域提出论证的理论要求，虽然在这个前提下，这个论证当然是逻辑上可接受的。事实上，上述引文的作者紧接着指出，“在实证科学的意义上，科学本身的发展不断深化地证明人及其思维是自然界的产物，思维的运动规律受到物质运动一般规律的支配”[6](P8)。依本文作者看，对“思维”作为“自然界的产物”提供最直接的证明和论证的，乃是心理学。这是因为，心理学的历史已经将它自身的逻辑发展到这样一个微观水平，即一方面，在“观念”的层面上，作为人的意识的各种非物质的精神活动现象，是如何在作为“个人的肉体组织”的人的物质的身体的基础上产生、突显或实现出来并受到它的“制约”，另一方面，在“实践”的层面上，这种非物质的精神活动现象，又如何导致人的物质的“肉体组织”的物理活动（在其现实性上，人的实践活动只能具体地表现为人的这种“肉体组织”的物理活动过程）。只有当人类的理论学术能够对“思维”（意识实在）作为“自然界”（人的“肉体组织”）的“产物”提出直接的论证和证明之后，人类才能对自身存在的主体性地位作出合理的阐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就其理论逻辑而言，心理学不仅应该是理论学术的一个独立的门类，而且应该在理论学术的整体中占有一个崇高的位置，不管它的诸历史形态的性质和状况如何。就最终被进化论所否定的心理学的历史形态而言，它之所以被否定，乃是因为，虽然它隐含着一个从传统哲学中继承下来的不自觉的关于意识实在性的论证，但由于这个论证不是意识实在本身而是一个理论的虚幻，因而不能与原则上正确（真实）的生物进化论相容而获得其应有的命运。

【参考文献】

[1]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2]高申春.十九世纪下半页德国心理学的理论性质[J].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1,(5).

[3]高申春.意识实在与行为主义革命的破产[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4]达尔文.物种起源[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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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新多维性；阐述系统性；论证严谨性；引证规范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0—0311—02

一、简介

《悖论诗学》旨在指出文学艺术的悖论性质，悖论不再被仅仅当成是文学艺术中的问题、甚至是缺点，相反，作者论证的观点就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具有悖论性。悖论是同等重要的两种对立含义同时存在的复合陈述。理论悖论是将某一论点推向极端导致的自相矛盾，是试图用“一致性”来联结两种异质事物的结果。现有的悖论解决方案都是试图消除悖论的语境，这种解悖方案是消灭悖论而不是解决悖论。到目前为止，悖论在它所表述的语境内是无解的客观存在。

本书指出文学艺术的悖论性质，悖论不再被仅仅当成是文学艺术中的问题、甚至是缺点，相反，作者论证的观点就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具有悖论性。悖论是同等重要的两种对立含义同时存在的复合陈述。理论悖论是将某一论点推向极端导致的自相矛盾，是试图用“一致性”来联结两种异质事物的结果。现有的悖论解决方案都是试图消除悖论的语境，这种解悖方案是消灭悖论而不是解决悖论。到目前为止，悖论在它所表述的语境内是无解的客观存在。

本书是一次全方位地研究文学艺术悖论性的尝试，《悖论诗学》全面关注悖论从哲学到各派文学理论的研究，不仅关注哲学悖论，还关注文化悖论。本书从西方文学理论，主要是英美文学理论的悖论简史出发，揭示文学理论的悖论之“谜”，重点选取几个当代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观点，揭示这些理论观点之“惑”，再提出个人的悖论诗学观点，使悖论诗学成为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

二、简评

“悖论诗学”是本书作者首次提出的学科名称，作为一个创新学科来说，尚无成熟的学科基础，学科基础十分薄弱，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复杂，理论难点处处皆是。在文学学科中，理论难度最大，在理论研究中，理论基础难度最大，在理论基础研究中，哲学原理难度最大，在哲学原理研究中，悖论问题难度最大。《悖论诗学》一书研究的问题难度异乎寻常。作为开拓新领域的恢弘之作，《悖论诗学》展示出独树一帜的高新品性——创新多维性、阐述系统性、论证严谨性、引证规范性。

创新多维性：《悖论诗学》是国内首部学术奇书，奇在创新，《悖论诗学》的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描述创新，本书的创新点主要表现为：

（一）在国内外第一次提出“悖论诗学”的学科名称。在20世纪70年代后，悖论研究由诗歌领域发展到了戏剧领域。在戏剧悖论研究比较兴旺的20世纪70—80年代，同样伴随着小说悖论研究的崛起。20世纪80—90年代，小说悖论的理论压过了诗歌悖论和戏剧悖论理论化的势头。随着后现代和女性主义研究的兴旺，小说悖论研究又转到理论研究，特别是后现代悖论和女性主义悖论的研究，从文献数量来看，与小说悖论研究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到帕斯考2006年出版《艺术悖论》，悖论诗学完成了它的全面成熟。

（二）在国内外第一次系统研究悖论诗学的全面性学术成果。悖论诗学不仅具有本体论意义，而且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认识上，审视现有的悖论解决方案提供新思路；......价值上，文学悖论不仅在深化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认识方面具有巨大的动力价值，而且在文学建构策略中具有巨大的艺术价值。实践上，研究文学揭示人与自然和社会生态危机的认知矛盾，有利于把握建构生态文明的精神实质。方法上，发展“新批评”的“悖论语言”观，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不同层面来阐述文学悖论，探讨悖论结构对于文学理论的积极意义，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建构悖论诗学，有利于提供新的文学理论范式，创新文学研究方法。（廖昌胤2011：103）

（三）在国内外第一次全方面地总结英美文学批评中所挖掘出来的文学理论悖论、文学文本悖论现象。文学理论悖论又分为、文学文本悖论又分为诗歌、小说、传纪、游记、散文、戏剧、影视、音乐、绘画等方面。

（四）在国内外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探讨文学文本的悖论特性。文学文本的悖论可以从同性、秩序、跨界、生态、网络这些文学的基本问题来探讨。

（五）在国内外第一次全面提出悖论诗学的研究意义、研究地位、研究作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理论基础、创新特征和研究方法。

悖论诗学研究具有基础性、双重性、系统性、跨越性、变异性、复合型、交感性、实践性、可控性、探索性等十个方面的地位。

悖论诗学研究具有集成性、反思性、质疑性、批判性、颠覆性、导向性、发展性、科学性、策略性、认知性等十个方面的作用。

悖论诗学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环境、源流、文化、作者、文本、读者、媒介、动力、操控、交往十个方面。

悖论诗学研究内容包括：哲学环境、生成轨迹、外部形态、内在结构、跨界运动、创新系统、文类差异、创作机制、认知动力、传播规律十个方面。

悖论诗学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唯物观念、辩证思维、矛盾哲学、文化传统、科学原理、自然规律、人文精神、创新理论、文学价值、艺术策略十个方面。

悖论诗学的创新特征包括：对立性、反向性、异质性、对话性、内在性、奇巧性、冲击性、动态性、自主性、独特性十个方面。

悖论诗学的研究研究方法包括以下十个方面策略：文献探索、文本细读、传记研究、口传史实、音像形象、话语交感、定性升华、矛盾结构、对比关系、心理分析。

（六）提出了有别于此前研究的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全面反思。

（七）提出了有别于此前文学理论的新的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

（八）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各体文学作品创作原理中的悖论特性。

（九）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各体文学类型不同的悖论形态。

阐述系统性：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当代英美文学批评挖掘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文本中的悖论特性，系统阐述悖论诗学的理论来源，理论原理，理论方法，理论发展轨迹，全面的各类文学类型的悖论诗学特性。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多角度立体化的建构独特的悖论诗学理论。本书在国内外同类理论著作相比更加全面、更加宏观、更加系统、更加扎实。

论证严谨性：本书从悖论的基本概念出发，依据“与期望相冲突”的古典哲学涵义，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入分析，从矛盾辩证的科学理论前提出发，提出一系列概念明确的悖论诗学理论。本书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宏现语境切入，逻辑严密地进入文学具体文本。本书理论前提科学，概念明确，逻辑严密，资料准确、充分，研究方法科学、适当。

引证规范性：本书引用528条资料全是第一手的资料，473条资料来源于第一手英语原版原文资料，55条汉语资料来源于第一手原文资料。其中没有一条是“转引”资料。全书严格按照国际通行的MLA学术格式要求，所用资料和观点来源清楚，译文全是著者自己所译，做到准确、精当。

本书引用528条资料全是第一手的资料，473条资料全是英语原文期刊文章和专著，阅读量让一般学人叹为观止，翻译难度异乎寻常。资料搜集没有现成的资料库，穷尽国内数据库之后，作者又到国际上资料最全面的第一大学剑桥大学补充资料。历时之长，跨度之大，涉及之广，均为同类理论著作所少有。

三、结语

《悖论诗学》在国内外第一次提出“悖论诗学”的学科名称，第一部系统研究悖论诗学的全面性学术成果，全方面地总结英美文学批评中所挖掘出来的文学理论悖论、文学文本悖论现象，第一部全面系统地探讨文学文本的悖论特性，第一部全面提出悖论诗学的研究意义、研究地位、研究作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理论基础、创新特征和研究方法，提出了有别于此前研究的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全面反思、有别于此前文学理论的新的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各体文学作品创作原理中的悖论特性、各体文学类型不同的悖论形态。选题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填补本学科研究空白，提出新的学说和系统理论观点，提出新的研究方法，使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对文学重要领域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系统描述、分析和概括，总结出规律性认识，通过新的系统论证，丰富和发展了重要的文学理论学说。

本书解决了重大的理论问题，破解了英国著名学者戴维洛奇猜想：百年来西方文学理论摇摆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之间这个现象之谜。《悖论诗学》针对国内学界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一切都要按照西方的标准来判断，发起研究革命，扫荡一切为了“对话”而顽固坚持现有的“概念”、“定义”并把它们上升到绝对正确的“真理”的奴性思维方式。本书是国内外范围内悖论诗学的提出和系统理论创新的奠基之作，开创了悖论诗学这门新的学科。其学术价值、社会价值的确与众不同，称之为“一流才学，首部奇书”绝非过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