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由来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的由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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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起源于原始的祭祀活动，国家产生后，统治者对原始习俗进行了选择、改造，保留了其中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那部分，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这些被选择、改造了的礼就成为了早期的习惯法。西周初年，在周公姬旦的主持下，以周族原有的习惯法为基础，结合现实需要，吸收夏商礼中的有用部分，制定了一套完备而严谨的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后人称之为“周公制礼”。周礼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内容涉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大到国家的根本制度，小到人们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礼也是西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指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在用人上必须使亲者贵，疏者贱。“尊尊”指下级必须尊敬和服从上级，应严格遵守上下等级秩序，不得犯上作乱。周礼所确定的原则对后世的法律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也对后来形成的儒家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礼法结合是指儒家法制原则和伦理道德规范对法律的渗透和融合。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直接引用儒家《春秋》等经典的精神原则或事例作为判案的依据，是礼法结合的典型事例。礼法结合自汉代开始，在当时主要通过司法和法律注释的渠道实现，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则开始直接引礼入律，将儒家思想作为立法的精神基础并直接将礼的内容规定为法，直到唐代实现了“礼法合一”，儒家思想的精神原则与法律规范完全融为一体。具体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首先儒家的礼制原则和伦理道德规范被直接确认为法律原则和制度。唐律中的不少制度都直接从儒家经典中照搬或演绎而来，如唐律婚姻制度中的“七出三不去”原则系《大戴礼记•本命》篇的内容；八议制度即来源于《周礼•秋官》的“八辟”制度，而“准五服以治罪”原则则是儒家经典中的五服制度和亲亲、尊尊相融合，经演绎而来；其次唐律的修订也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再次唐律的疏议都以儒家理论为标准；最后唐律中的罪名和量刑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唐律中最重的“十恶”罪主要包括侵犯皇权和违反家族伦常的犯罪，将这两类犯罪列为重罪，从重惩处，主要还是因为它们严重违反了儒家思想中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纲常礼教。由于唐律已经达到了礼法合一，自汉朝开始的春秋决狱的审判制度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到唐代基本结束。

二、唐代法制的具体原则

在以“德主刑辅”“、礼法合一”为主的法制指导思想下，唐代又形成了一些具体的法制原则。

1.主张立法宽简与划一

宽即要求刑罚应该宽大，不搞严刑峻法；简即要求法律要简明扼要，使百姓一目了然，知所以避就，以发挥法的预测作用。在立法宽简精神的指导之下，唐高祖李渊在制定《武德律》时便废除了隋朝的一切苛法，唐太宗时期制定的《贞观律》也奉行了这一原则，废除了兄弟连坐俱死之法，并且创设了加役刑，取代断右趾作为减死之罚。唐代对犯罪的处罚比照前朝来说最为宽大，其主要表现为：重罪条款大为减少，《贞观律》中就大量地改重为轻，其中减死为流九十一条，使得唐律“比古死刑，殆除其半”[3]；废除了酷刑、肉刑，唐律规定的刑罚为笞、杖、徒、流、死五种，死刑又分为绞、斩两等，因绞可以保全尸，故比斩轻一等。唐代的刑罚与秦汉律中的具五刑、腰斩、枭首、车裂等酷刑和墨、宫、刖等肉刑及以后明清律中的凌迟、戮尸、剥皮实草等酷刑和刺字、等肉刑相比，最为宽平；株连范围最窄，唐律中的株连范围与秦汉律和明清律相比，株连面是最窄的。法令划一，即要求所制定的法令不能互相矛盾。法令不一，必然导致“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的弊端。唐太宗要求立法官员在立法时要仔细审核，不能出现相互矛盾的法律条文。

2.贵、良、贱同罪异罚

唐代将居民分为特权者、良人、贱民三等。特权者包括皇帝、贵族、官僚及其亲属，他们享有各种法律特权。良人，又称白丁、凡人，主要包括农民、中小地主和工商业者，是人数最多的，他们是国家赋税徭役的承担者，除老幼病残外，既无特权、也不受歧视。贱民，分官贱民和私贱民，官私贱民的地位非常低下，尤其是其中的奴婢，相当于主人的财产，主人可以随意处分，若主人犯罪，奴婢随其他财产被国家没收。官僚贵族在法律上享有特权由来已久，尤其是西汉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法律的指导思想以后，官僚享有法律特权逐渐制度化、法律化。西汉创“上请”之制，曹魏创“八议”之制，晋、陈立“官当”之制，隋朝又创“例减”之制，并将赎刑制度化，唐律继承和完善了上述制度。唐律规定，贵族官僚按其品级地位可分别享受“八议”“、请”“、减”“、赎”“、官当”特权。唐代贵族官僚的特权制度继承前代法律规定，但较前更加全面、系统、完备，但是官僚贵族的特权被限制在不侵犯皇权和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范围内。唐代的良人和贱民也实行同罪异罚制度，根据唐代法律的规定良人杀伤贱民，减凡人一至两等治罪，但贱民杀伤良民，则加凡人一至两等治罪，相同的行为和结果，因身份不同处刑竟相差二至四等。

3.同居相为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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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古代法律，传统

 

中国古代法律的传统是指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有稳定性的有特色的法律制度、法律观念、法律习惯等法律因素。总结中国法律的传统，有助于认识中国法律发展演变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就我的认识来说，中国法律的传统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说明。

一、成文法传统

中国成文法传统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西周时已出现成文法。这在《周礼》中有所反映，但详细内容尚不清楚。从现知可靠的史料来看，春秋、战国和秦朝时，已有数量相当多的成文法。留传下来的《法经》的篇目和部分内容，特别是1975年湖北云梦地区出土的秦简的内容，反映了当时成文法的情况。这些成文法是适应当时国家政治走向统一的需要而逐步编制出来的。从秦汉至隋唐时期，成文法逐步走向成熟。唐代编纂的《唐律疏议》是古代成文法走向成熟的标志。其编写体例、主要内容、法律术语及法律解释，既是前朝成文法发展的结晶，又是后世成文法仿效的范本。宋元明清的法典都是以《唐律疏议》为楷模进行编纂的。所以，《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成文法的代表作，又被近人视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它对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的古代法律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成文法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律为主干，以令、格、式、例等法律形式为辅助的成文法体系。律是具有稳定性、概括性和普遍性的成文法，一般是以法典的形式存在的。律一旦颁行后，不能随意更改。而其它成文法形式则可以随时增、删、改、并。

二、儒家化传统

儒家化是指中国传统法律受儒家思想影响和支配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开始于汉代，延续至明清时期。汉初，统治者鉴于秦朝奉行法家思想而失利的教训，在比较儒、道、法、阴阳等学派的思想之后，于汉武帝时期决定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很快反映到法制实践中。首先是儒家尊崇的经典被各级官吏引用去处理案件，即史书中所谓“引经决狱”。接着是东汉的律学家引用儒家经典解释法律，即历史上所说“引经注律”。随后是立法者直接把儒家奉行的道德准则、政治准则纳入法律之中，即史学界所谐“以礼入法”。“以礼入法”的活动至唐代已基本上完成。后人称唐律“一准乎礼”，就是说唐律全面体现了礼的原则和精神。“以礼入法”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传统的形成。这一传统的形成，具体反映在法律条文上，就是法律全面规定了维护等级制度和家庭制度方面的内容，确立了尊卑、贵贱、长幼、亲疏同罪不同罚的原则。凡官僚贵族犯罪，可依法享有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的特权。定罪量刑时，卑犯尊从重，尊犯卑从轻。。法典中专门规定了依亲疏关系定罪量刑的丧服制度。依服制定罪的制度是中国传统法律与西方传统法律的一个重大区别。近代以来比较中国法律异同的学者，很多都据此制度引出各种结论来。如称中国传统法律为家庭本位法或宗法伦理法等等。

三、重刑传统

重刑传统包含三种含义：一是指在法律观念上，人们把刑与法等而视之，甚至以刑的观念代替法的观念，把法律只看作是一种禁暴止邪的工具。二是指在立法上，历代法典都以刑法为主体，民事行为也以刑罚手段制裁。三是指在司法上，大量使用酷刑和死刑。

重刑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早在夏商时期，人们就把刑罚与战场上的杀戮相提并论。即古书上所说：“大刑用甲兵。”后世称之为：兵刑合一。征罚部族内部的非法行为用“中刑”，“中刑用刀锯”。一般的训戒用“薄刑”，“薄刑用鞭扑”。

重刑传统的形成与法家学派重视刑法治国的思想有直接的关系。法家认为：刑、赏是治国最有效的两种方式。二者相比，刑比赏更为重要，更为有效。所以法家主张治国要刑多赏少，甚至主张要“刑九赏一”。秦朝统治者奉行法家思想，专任刑罚，促成了中国历史上重刑传统的形成。汉承秦制，立法上仍然以刑法为主体。以刑为主的立法传统一直延续至明清末年。由于儒家化之后的法律没有真正改变重刑的传统，所以有学者认为汉唐至明清的法律是“外儒内法”，理论上提倡的是儒家主张的礼治、德治，实践中则实行法家的重刑主义。

四、轻讼传统

轻讼传统是中国历史上的形成，既有思想方面的原因，又有制度方面的原因。思想方面的原因是，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儒家、道家、法家的思想，都把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作为治理国家的理想境界。为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儒家主张“无讼”；道家主张“使民不争”；法家主张“去私”，使民不争。儒、道、法三家追求社会和谐、稳定的思想，受到历代统治者的赞赏和提倡。特别是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之后，统治者以使民“无讼”为政治理想，以“重义轻利”为作人美德，以“息事宁人”、“息讼兴教”为治民有方。清朝康熙帝就把“息争讼”作为治国的方针之一列入“圣谕十六条”之中，颁行天下。清代的《钦颁州县事宜》把息争讼作为州县官的重要职责加以规定。实际上，历代统治者都把能否息讼作为官吏的重要政绩看待。史书中记载的许多有政绩的官员都与息讼有关，如包拯、海瑞以清官盛名传之于世，除执法刚正、不惧权贵的事迹外，善于调处息讼也是他们的一项重要事迹。

五、家族法传统

家族法是指历史上各个家族组织制定的主要用以调整本家族内部关系的行为规范。表现形式有家规、家训、家约、族规、宗规等。。。家族法的历史渊源久远，氏族社会末期的父系大家族组织内部已有其萌芽。家族法在很长时间内是以不成文的形式流传于民间的。汉代以后才逐渐有成文的记载。从汉唐至宋元时期，成文的家族法不断增多，内容也出现法律化的趋势。但在明代之前，成文家族法的内容还是以道德规范为主。明清时期，随着国家政权对家族势力支持的增强，成文的家族法迅速增加，并完成了法律化的进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明清时期，家族法的法律化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实现的：1、吸收国家制定法的内容进入家族法；2、把家族法报请官府审批；3、国家通过立法或在司法判决中支持族长处理家族内部争端的权力。这种对族权的认可和支持是家族法实现法律化的一种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范忠信，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1-1

2、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1

3、张中秋，中国传统法律的公法文化属性，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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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饰起源；中韩服饰；共同；差异

中图分类号：J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5-0081-02

一、服饰的起源

服饰文化不仅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而形成的产物体现，还是人类走向文明化进程的标志。不仅标志着原始人向文明人的过渡，同时也是人类对物质和精神追求的双重产物。想要探究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就必定要先关注其时代的服装。因此，人类的文明进步与服饰文化潮流是紧密相联的。各种各样的传统服饰不仅体现出当代的文化品位，更对当代的经济、政治、意识、文化等情况进行一定的对比和说明。

（一）汉服的由来

汉服，并不是汉朝的服饰而是汉族的传统民族服饰。因此，汉服既可以称作古装也可当作现代服饰。关于服饰的由来必定要追溯于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背景因素。中国地域甚广，历史悠久、博大的中国文化精髓广为流传。不同的文化、政治背景对服饰的要求亦是多种多样，不同时代其服饰特色也各不相同。从古人发明了骨针用来缝制出最古老、最简单的的衣服开始，这一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标志着历史迈入文明。服饰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尤其是古代不同朝代的服饰最能体现出朝代的替换以及每个朝代的文化特色。汉服的由来可追溯到三黄五帝，相传始于“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轩辕黄帝至明末这四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汉服有着普遍而又独特的完整体系，凝聚着祖先的精明才智以及华夏民族的文化风貌。汉服在汉朝的应用达到鼎盛时期。汉服有着完整的的形成是一个伟大民族的魂魄，是一个伟大民族的缩影，汉服亦由此而来。

（二）韩服的由来

中国唐代时期，韩国与中国交往密切，政治、文化、经济等都受到中国唐代的影响。因为，韩服也受到唐代服饰影响，穿着几乎与唐朝一样。早在史书中就有记载：“服制礼仪，生活起居，奚同中国”。而后，早期韩国长期作为中国附属国，文化、政治、教育等背景深受中国影响。因此，韩服于明朝服饰是几乎完全相同的，是明制汉服-袄裙演变而来的。一开始上衣是很长的？，裙子也并不是穿的很高，也没有很庞大，很宽松。随着历史的不断演变，体现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韩服的制作过程中把上衣变短同时领口也变成大“Y”，尺寸上也有宽松的变动，并把长袍裙提到了胸部，增强外形的美感。韩服的鼎盛时期追溯于李氏朝鲜中期，那时受到了邻国汉服和蒙古服饰的影响，将更多民族色彩以及极具个性发展元素融入到韩服设计中。从那时起，从韩服中能够看到更多的中国特色，韩服也由古装演变到传统服装。

二、中韩服饰比较

汉服是中国上千年历史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历史上一直绽放着夺目的光芒，影响了现今邻国，近邻的日本、韩国、等多个亚洲国家深受其文化影响。而汉服和韩服也以独特的纯朴、平淡的本质向世界展示着来自东方悠久文化中的古典美。

（一）共同处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韩服同汉服类似主题风格都以宽博修长、端庄稳重为美，体现各国浓郁的文化气息，具有独特的美学特点。中国汉服与韩国韩服不仅仅是一套简单服装，而是一套完整的、汇集各种不同风格、不同款式于一身的服饰。样式多样化、多多彩，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根据喜好改变或选择服饰风格。在儒家思想和传统的保守背景影响下，其造型结构表现出庄重、含蓄之美，高腰、直线和宽松的款式风格来展示东方的传统美。

1.和谐美

西方国家追求崇高的文化理想和艺术的追求，认为美的精髓在于“崇高文化”，中韩两国民族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对服饰以 “以和为贵”为设计观念。和谐美主要表现在人们着装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表现在人们着装不违反当下社会伦理并要求注意服饰自身搭配的协调性。最后，和谐美应该在强调和谐、对称、统一、均衡的保守等造型方法的同时还应突出其服饰的结构特点，结合独特的造型方法。中韩两国对设计传统服饰的要求基本相同，即反对不对称、极端、不协调、等矛盾的造型方法。秉承和谐美的构造要求，由和谐美的角度出发，中韩传统服饰都来源于以儒家思想为基准构造的主流哲学与美学思想。

2.含蓄美

与西方国家的“明喻文化”相对比，中韩两国的传统文化都赋予着东方神秘色彩属于“隐喻文化”比较重视隐喻的精神美感侧重抒情，重视主观化的精神美感，突出内在意境。利用外形构造、颜色、花纹图象等代表着抽象意义，给人展现出丰富的内蕴而不张扬的内在美。

3.神秘美

汉服和韩服的含蓄性还表现在隐性美方面。由于传统的哲学、美学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中韩传统服饰依旧保持着东方式的矜持和含蓄，肌肤严密包裹，既不显露形体更不，使衣服与人体持有一定空间从而增加其神秘感。

（二）差异

韩服的产生虽然离不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和汉服又各有不同的民族特色，这主要表现在服饰的外在要素方面，如颜色、图案、传统的织造工艺等。其次是受到来自本土文化形成以及政治、经济和传统文化差异影响；最后是两国传统文化深受西方国家的影响，韩国被影响更多已致于部分文化理念、意识西方化。

1.服饰差异

蕴涵着东方古典审美观的中韩两国对传统服饰的外观上比较侧重于其颜调和花纹图案的设计。由于古代人们贫富贵贱的差异，在设计服饰时，对花纹、色调、版式上有不同的要求。

（1）汉服特点

汉服为了展现洒脱的形象，主要通过交领、右衽、束腰、带系结、也兼用带钩设计等体现。传统汉服的这个特点明显有别于传统韩服，形式主要有“上衣下裳”、“深衣”、“襦群”等类型。适合帝王百官最庄严、正式的礼服是上衣下裳的冕服；官僚及学者则以深衣为主，妇女一般穿着襦群，短衣长裤则为普通人的穿着。中国将传统色彩绿色、兰色、黄色等色彩融入到自然的色彩，通过刺绣、拼接、滚边等方法体现了中国传统服饰的魅力所在。

（2）韩服特点

韩服的轮廓线条自然、柔和，色彩分布和装饰布料的协调变化，给人以放松的感觉。其特征是颜色分布、纹理、装饰的极其随意，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在韩国传统服饰中得以体现。朝鲜时期，皇帝穿着黄色服饰，其黄色象征着宇宙中心。而为了区分官吏合百姓，平民基本穿着白色服装，看起来干净淳朴，朝鲜民族之所以被称之为“白衣民族”就来源于此。朝鲜女性最具有代表性的服装是由短上衣、长裙组合而成，主要讲究服饰直线与曲线结合的线条美，上衣短、右辽，在胸下侧用宽带打侧结。韩服的种类也多种多样：主要有周岁服、婚礼服等。

2.传统的传承与发展观

为何有着悠久文化历史背景的汉服当下的应用领域还赶不上韩服。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很难看到穿着汉服穿梭在大街小巷的中国人。而在韩国，虽然传统服饰着装比现代服装复杂。即使这么多复杂的讲究，逢年过节或者有重大的节日，都能看到穿着韩服的影子。在韩国，尤其是过年时不穿韩服则被视为无礼。此外，穿着韩服的女人必然化妆，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没有礼貌修养的表现。由此可见，在韩国正式场合必须要穿着韩服已经成为每个人心中的一种规范，用来衡量他人道德情操的标准。即使是现在社会，不管韩国人走到哪里，韩服对韩国人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结论

服饰作为一种鲜明的文化形态，贯穿了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从服饰的变化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当时人们审美意识的嬗变。就中国而言，汉代文化是“百家争鸣”的直接产物，它体现了多元文化基础上的统一和统一条件下的文化多样性，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汉服深刻体现并传承着4000多年的文化信仰，而韩服最初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渐演变，在社会发展文化交融中逐渐展现出了新的内涵与风貌。

参考文献：

[1]季勇.韩服与汉服之关系研究.丝绸，2012（11）.

[2]秦德清.中韩服饰文化比较.武汉科技学院学报学报，2004（10）.

[3]元裕盛.浅析中韩服饰的文化共享.科技风（上旬刊），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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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伦理思想;和谐;价值 

    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伦理思想与文化传统。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和哲理智慧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文化。其中，追求和倡导“和谐”便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毋庸置疑，对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并且一直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来说，无论是从它所阐述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抑或是从它所追求的个人内在修养，还是从它所倡导的人际交往伦理上来看，都无不渗透着“和谐”思想。因而，“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成为儒家伦理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这一伦理思想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追求和实现“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可以从4个方面来审视，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

一、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谐。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和谐无疑是儒家伦理思想最重要的方面。儒家伦理思想的智慧首先在于它把人看作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从人与人的不同中求同，从对立中求统一。

    儒家“人和”思想由来已久，它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文化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成己及人、宽和处世等贵和尚中的和谐友爱精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仁”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仁’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学说的根本。在《论语》中，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105个”。“仁”的本意就是指人与人之的相互关系，因而儒家的“仁学”就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儒家把“仁”解释为“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阐明了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际和谐。对于以“仁”为核心处理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即是说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更不能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要求加之于别人;另一条是“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要求，即是说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要求发挥人的善性，要“善群”、“利群”、“乐群”，也就是要成己及人。从“忠恕之道”出发，儒家伦理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了需要协调的5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等，即所谓“五伦”，强调要以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伦理规范来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儒家正是以“忠恕”之道为途径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而实现人际和谐的。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往会愈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更加重要，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人们个性化意识的觉醒和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趋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现出冷漠和淡化的境况。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某种程度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破坏了自身存在的人际交往生态，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而儒家强调“和”、“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己及人的思想，倡导仁爱、谅解和宽容，这对于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非常有益。因此，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宝贵财富，这些思想并不因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失去生命力和合理性，其内涵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所追求的新型人际关系有着一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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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它将社会风貌、历史文化、古人智慧、民族精神融为一体，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面对中国平面设计“全盘西化”的情况，以国际化的平面设计视觉语言对民族理念进行新层次的解读迫在眉睫。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招贴设计；视觉设计

一、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解读

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我们不得不先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阐述。如今，我们所探讨的传统文化以夏、商、周为开端，直至前。它是中华民族在不同时期所面对的地理条件、经济基础、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下而形成的特定的民族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性格特征，并对当代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去粗取精，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因此我们不能把二者一概而论。

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招贴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传统文化与设计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创作出富有民族精气神的设计作品，必须借鉴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并在招贴设计中加以运用。下面笔者就从笔墨、色彩、传统美学思想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力图探索出一条将二者完美融合的方法，由此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设计美感。

1.笔墨意境

（1）笔墨元素的内涵表达

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就是儒释道文化，它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这些思想的集中体现就是我们所谈论的笔墨艺术。儒家的“中庸”思想和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无一不体现在笔墨艺术中。中国水墨书画追求墨色的自然变化，即使在一幅画中只有单一的墨色，也可以使画面丰富多彩完美的表现对象。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所述：“运墨而五色具”五以墨代色,就有了墨分五色之说。笔墨艺术经久不衰，是中华文明宝库中当之无愧的艺术瑰宝。

（2）笔墨元素在招贴设计中的应用

笔墨元素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核心，不仅承载着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而且象征着民族审美心理和人文精神。将笔墨元素与招贴设计相结合,能够使招贴设计的表达语言更加丰富。点、线、面是构成笔墨最简单的艺术元素，而在简约背后它向观者传递出的是书画者的主观精神世界，以及其自身的形式美和结构美。将点、线、面合理的融合在招贴设计中则能使画面具有整体感和秩序感,这种秩序感能够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思想意境。由著名设计师靳埭强先生的设计的《山》、《水》、《风》、《云》文字系列招贴，将中国传统水墨画与甲骨文相结合，同时吸收水墨画中的晕染技法和书法当中的“飞白”技法以点、线、面的形式表现出来，除此之外他还将“墨分五色”的原则运用到海报设计中使作品极富有禅意，象征的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

2.色彩姿态

招贴设计主要由图形、文字、色彩三个元素构成,其中色彩是赋予设计对象强烈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在设计作品中对色彩的直观把握和运用是一种向受众传递设计思想的最佳途径。由于色彩本身具有主观性,因此色彩不仅能够完美的诠释设计师的心理情思,而且可以使观者获得不同的审美体验。又由于民族、地域、文化和受教育程度不同,造成了人对色彩认知的差异性,使得表现物质外在的固有自然色彩被赋予了民族精神和审美程式的意味。

（1）中国传统色彩在具象图形中的运用

“色彩”与“图形”是相互依存的。“图形”是对物体外在形态的基本描述,“色彩”则注重表现内在真实情感。著名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非常贴切的将形体比作富有气魄的男性，而把色彩比作富有诱惑力的女性。运用具象图形向受众传达产品信息，不仅能丰富画面效果，提升作品的表现力而且可以使作者的设计意图更加明显。在开封朱仙镇木板年画中中华民族的欣赏习惯被更好地体现出来，俗话说：“黄配紫，难看死”。而开封朱仙镇年画中黄色和紫色却能和谐搭配，不仅没有难看的感觉反而使色彩鲜艳、热烈奔放。在木板年画的人物表现中，服饰设色以木红、铜绿、葵紫三色为主，将世俗生活中的色彩模式与对神崇拜的宗教色彩模式相结合。

（2）中国传统色彩与抽象图形的结合

在现代招贴设计作品中，具象图形追求对事物本身的描绘,而抽象图形的运用打破了传统的具象表现的单一模式，带给人无限的遐想空间。设计师在运用抽象手法时，一定要了解不同层次的人的审美心理和掌握人们的文化心理和欣赏习惯,学会“见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

3.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在招贴设计中的应用

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一书中谈到“一部美学史，主要就是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的产生、发展、转化的历史”。在中国庞大的哲学和美学体系中，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始终占据中国美学史的主导地位，不仅如此儒道美学观在中国现代招贴设计中同样运用广泛。

（1）儒家美学思想与招贴设计

儒家思想作为几千年来中国的正统思想对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代表思想有两个一是“中庸”，二是“天人合一”。对于艺术创作而言，儒家“中庸”的观点是强调艺术对社会要在潜移默化中给予正确引导。而“天人合一”思想则要求设计作品体现自然的包容性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而“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论将整个宇宙作为基础，将人的主观创作融入和宇宙交流的过程中，将感情渗入到自然的景色之中，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香港著名平面设计大师靳球强先生设计的招贴作品《九九归一》，由来自澳门市花的莲花作为主题图案，像一叶扁舟飘落在九九二字组成的涟漪上，莲花落叶归根象征祖国怀抱，借自然界中的实物向人们传达情感，是“天合”与“人合”、“心灵”与“艺术”的统一。

（2）道家美学思想与招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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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成仙得道；忠孝仁义；善恶承负；诚信不欺；建筑风水

武当山在春秋至汉代末期，已是古代宗教重要的活动场所，许多达官贵人到此修炼。汉末至南北朝时，由于社会动荡，数以百计的士大夫或辞官不仕、或弃家出走，云集武当辟谷修道。同时，出现了有关真武的经书。隋唐时期，武当道场得到封建帝王的推崇，促进了武当道教的发展。宋元时，由于封建统治者极力推崇和宣扬武当真武神，使真武神的神格地位不断提高，“以武当山为本山，以信仰真武一玄武，重视内丹修炼，擅长雷法及符篆禳，强调忠孝伦理、三教融合为主要特征”的武当道教最终形成，并随之呈现出二百多年的鼎盛局面。作为中国道教的一个重要流派，武当道教的教理、教义与中国道教的教理、教义同出一辙，同时又有着自己的鲜明特性。而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与儒家在伦理思想方面历来相反相成、互抗互补。

“道教是中国传统思想儒道两家思想相结合的宗教。‘道教’之称为‘道教’并不仅仅因为它和‘道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也因为它是一种‘道德教化’以‘致太平’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宗教。”就伦理思想而言，武当道教亦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它将儒家纲常与成仙信仰紧密结合，突出“忠孝仁义”，宣扬“善恶承负”，提倡“诚信不欺”，并假神道设教，以“真武神”的威力驱使信徒去奉行其伦理道德。与此相应，武当山道教建筑的风水格局，也深刻体现出儒家宗法等级伦理观念。现将笔者在武当道教伦理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综述如下，以资探讨。

道教是华夏文明中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在“仙道贵生，无量度人”(《度人经》)的教义思想主导下，践行和光同尘、济世利人的教化，将“长生贵生”、“成仙得道”作为广大教徒的最高信仰追求。作为道教的重要支派，武当道教也为信徒们描绘了一个“福寿康宁、成仙得道”的人生境界和理想目标，这一人生理想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通过修炼达到长生久视、福寿康宁、逍遥达观的人生境界；第二个层次是通过修炼实现无疾而终、坐化升天、进入天堂的成仙目标。“福寿康宁，成仙得道”的人生理想，汇集了武当道教信徒对自身价值、人性内涵以及摆脱外界束缚取得个性自由等的美好向往和价值取向。为了这一理想得到实现，武当道教将“慕道明道，苦行修炼”、“符咒做法，祛祸免灾”、“欲修仙道，先修人道”等贯彻于全部教化过程中。首先，武当道教以“玄天真武上帝”遣欲坐忘、修炼内丹的经历，教化信徒只有慕道明道、苦行修炼，才能实现学道修道的理想目标。其次，武当道教设计了许多套画符念咒、斋醮科仪的法事活动，为人祈福，祛祸免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早日实现“福寿康宁”乃至“成仙得道”的人生理想。最后，武当道教主张“人仙道先全人道”。“全于人道”，主要是做到忠孝仁义、行善积德、诚信不欺。只有修好人道，才能福寿康宁，成仙得道。

武当道教自宋代成为道教一个支派开始，就非常强调忠孝仁义。因为宋代程朱理学兴盛繁荣，理学所推崇的忠君孝亲、仁义道德等思想，亦受到道教思想家的重视。如宋代流行的真武经典《北极真武普慈度世法忏》《北极真武佑圣真君礼文》《太上说真武本传妙经》等，就常常宣扬忠孝仁义等伦理道德。元代时，武当道教的教主又与净明道派建立了密切关系，吸收并发展了净明道派“忠孝成仙”的修道思想，更是大力提倡孝道。总体而言，武当道教的孝道思想主要表现在：第一，忠孝之人才与仙道有缘。要想修道成仙，忠孝是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成仙才有希望，舍此基础是与仙道无缘的。第二，忠孝是修道的前提。如《玄天上帝说报父母恩重经》和《玄帝报恩圣号》假托玄天上帝真武口训，讲述父母养育之恩，要求“善男信女，体玄天圣训，孝道存心”，强调修道之人“读仙经万卷，忠孝为先”。第三，把“孝道”作为养生和修炼的内容，从而强调了修道者内修的重要性。第四，给“孝道”加上神秘的外衣。武当道教宣传“忠孝成仙”，进而对忠孝的原因作了富于神秘色彩的论证。第五，为道者要尽忠孝，否则神灵必对之进行惩罚。武当道教除了强调对父母的孝道外，还强调对师父的孝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事师如事父。除了在道经中宣传忠孝，武当道教还将孝道思想体现于建筑形式和神像崇拜之中，从而对社会起到了积极的教化作用。明清以后各地修建的真武官观多雕绘二十四孝图等，即与武当道教提倡孝道思想有关。

“天道承负”，即相信天道有循环、善恶有承负，是道教的传统教义之一。在“承负”之说中，道教还极力宣扬现世的善恶报应。武当道教形成后，继承发展了早期道教善恶承负和现世报应的教义。

例如《太上真武妙经注》就通过《真武启圣记》上的许多故事，作为真武神经常降于下界人间“录善罚恶，辅正除邪，济拔天人，祛妖摄毒”的例证，劝人行善积德，以获善报。类似内容，在《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和《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等武当道教经书中亦有记载。武当道教不但在道经中大力宣扬因果报应的观念，而且通过“法忏”等形式全面灌输抑恶扬善、得道成仙的思想。所谓“法忏”，即依照有关戒律检讨忏悔前世今生罪业及犯戒之罪，乞求神灵赦罪赐福。由于道教戒律是世俗道德善恶观念和宗教信仰善恶观念的综合反映，故依照戒律检讨忏悔，可以起到扬善抑恶、坚定信仰等教化作用。武当道教除了在经典中大力宣扬善恶伦理思想外，在官观建筑、匾额楹联等武当文化中对之也多有体现。如紫霄宫龙虎殿(紫霄山门)楹联，上联是“秉正嫉邪一方平安保障”，下联是“降魔卫道千年永镇玄门”。横批是“惩恶扬善”。以此劝说人们一心向善、勤于修道。总的来说，武当道教的善恶伦理思想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天道承负，善恶报应；欲修仙道，先修人道；跪诵法忏，弃恶从善。值得一提的是，武当道教的善恶伦理思想与宋元以后的道教劝善书相互呼应，对我国民俗教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诚信”本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概念与核心范畴，是儒家一贯提倡并力求践履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道教形成之初，就把儒家的“诚信”思想引人了道教，作为道教徒修炼的教理教义。武当道教于宋代形成后，继承发展了早期道教和儒家的“诚信”伦理思想，认为“诚信”是人与神沟通的桥梁，道士作法要讲“诚信”，世俗阶层要实现自己的功利目的也必须“诚信”，强调“诚信”既是学道修道的基础，也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具体而言，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有关“真武”神的经典，都非常注重对“诚信”的宣扬。如《玄天上帝启圣录》卷一讲述的“辞亲幕道”和“悟杵成针”等故事，都强调正心诚意、虔诚修炼才能得道成仙，“真武”即是诚信的表率。武当道教经典还认为“心诚则灵”，这在《玄天上帝启圣录》的记载中不乏其例。与此相反，虚伪欺诈不仅得不到“真武”神保佑，还会受到“真武”神的惩罚，如《玄天上帝启圣录》卷八记载的“假烛烧尘”故事。第二，武当道教不但在道经中大力宣扬诚信受赏、欺诈遭罚的教义，而且在宫观建筑、匾额楹联等武当文化中对之也多有体现。如黄龙洞的对联，上联是“诚意可格土德厚”，下联是“心正自然地道兴”，横批是“神之最灵”。第三，武当清微道派把“正心诚意”作为行雷法的根本。法师或施法者在斋醮科仪等各种法事活动中，心要正、意要诚，以通过“存想”遥想出一派天界意境，化凡尘为神界，化己身为神灵，从而具备不可思议之神力引。

假神道设教，以“神”的威力驱使信徒去奉行其教理、教义，是包括武当道教在内的中国道教之伦理思想的鲜明特征。武当道教供奉的主神是“真武”，传说中武当山即是“真武”修道升天的地方。“真武”原名为“玄武”，其由来古籍的说法不一。

古人是把“玄武”视为司命之神、北方之神、水神等加以崇拜的。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真宗为避讳改称“玄武”为“真武”。天禧二年(1018年)，宋真宗封“真武”为“灵应真君”。自此，“玄武”由“四象”、”龟蛇”等自然之神正式上升为道教神将等人格之神，并常受玉帝、太上老君、紫微大帝遣派下界收断妖魔。这在《武当福总真集》《玄天上帝启圣录》《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经》等宋代道经中多次被提及。随着“真武”神格的提升，其伦理功能日渐强化。笔者认为“真武”神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伦理功能：(1)录善罚恶。“真武”神明察秋毫、录善罚恶，它告诫人们：举头三尺有神灵!不应妄做邪念，而应克己节欲、广积阴德，众善奉行、诸恶莫做。(2)奉劝诚信。“真武”是司命之神，又是“治世福神”，掌管着人们的生死寿天、吉凶祸福等。人们若向往长寿不老、荣华富贵，就应诚实守信并虔诚供奉“真武”神，以祈求它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愿望。(3)提倡孝道。“真武”神的这一功能主要体现在《玄天上帝说报父母恩重经》和《玄帝报恩圣号》的教义以及武当山父母殿的建筑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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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康复养生；应用

【中图分类号】R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5）06-0199-01

慢性病是人类疾病中非常难以根治的病种之一，慢性病对人类健康有着巨大的威胁，由于慢性病的持续时间长，并且难以根治，因此对患者的身心造成很大的困扰。同时由于慢性病的侵蚀，使得患者家庭苦不堪言，也引发一系列医疗问题，在社会中产生一定负面作用。由于西医对慢性病的治疗的手段不多，很多患者就即希望通过中医的康复养生方法来获得健康，本文就以中医康复养生办法对慢性病的应用进行研究，从而希望能帮助更多的患者恢复健康。

一、中医康复养生理论

中医康复养生理论在中国由来已久，早在汉朝时期，很多帝王就通过中医康复养生来调节身体。同时中医康复养身理论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道家、儒家、佛家都对中医康复养生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就是说的养生思想不仅要注重生命的体型，同时还要注重人在生命中体现出来的价值以及做人的准则。儒家思想也很看重修身养性，守中致和，提倡人要拥有相对平和的心态，从而能够达到修身治国的思想境界。

二、中医康复养生学的特点

中医康复养生学在医学上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内容在几千多年的发展和应用中逐渐完善，并自成体系。目前，在我国的医学界所认可的中医康复养生学主要包括了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康复养生医学、行为医学和社会医学等。中医康复养生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养生学的理论帮助患者根治疾病，最终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医康复养生学就具有和其他学科独特的优势。

（一）独特的医疗理论科学

由于中医历史悠久，在几千年的岁月发展中，中医理论不断发展进化，最终形成了中医康复养生学理论。这种理论不仅有其哲学理论，同时在实践中也有多种不同的医疗方法，针对各种不同的病情采用各不相同的诊治手段进行治疗。同时，中医康复养生学还有着自身完整的医疗理论，在上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逐渐完善成一门独立的医疗学科。中医康复养生学跟中医的基本诊治方法一样，都是通过望、闻、问、切等手段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诊断，但中医康复养生学是利用阴阳五行、气血津液以及辨证治疗等理论，对患者的病症进行分析和判断，当了解到患者的准确病情后，再通过药补、食疗等方式，对患者的脏腑功能进行调节，并帮助患者恢复元气，从而达到提升人体免疫力的目的。可以说，中医康复养生学是一门多种医疗方式并用，且融合了医疗和养生不同概念的保健科学，并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色彩的医疗保健科学。

（二）养生和康复相结合的治疗方式

同西医主要以治病为目的不同，中医不仅在于治病，还在于通过各种手段来预防病情，也就是说，中医的特点是集治疗和预防为一体的医学。同现代西医喜爱那个比，中医康复养生的养生保健对于人的健康更为重要，通过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就可以将大部分疾病排除在外，而不是当疾病上身后，才去要医治，这样也会极大的损伤人的元气，对人的健康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中医康复养生法更多的是通过对人体自身的机能的调节和循环来保持人的健康，并能够充分发挥人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治愈的能力，最终实现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三、中医康复养生在慢性病康复中的应用

根据中医的特点可以知道，中医对于慢性病有着非常独特的优势，很多西医解决不了的病情，在经过中医的调理后，病情就有所减缓，甚至在经过持续的调理，久治不愈的病就可以完全痊愈。具体来讲，中医是通过对人体的各项机能的调节以及对人体循环的不断梳理，从而达到疏通血脉、补充气血的目的，最终能够提升人体的自身免疫力，并增强人体素质。

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由于糖尿病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慢性疾病，这些患者长期受到病情的折磨，只能长期在饮食受到非常严格的控制，同时也要非常注意自身的血糖、血脂。尽管这样，这些糖尿病慢性患者的身体机能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糖尿病对于人的精神和身体是一个长期的伤害和折磨。患者饮食上需要时刻节制，并且体能下降明显，并时常伴有口渴、头晕等症状。中医康复养生学在此方面就具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针对糖尿病患者的症状，中医康复养生学将此类症状归纳为消渴症状，属虚证，可以通过食疗的调节来减缓病状，同时也能够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在很多临床上有着较为理想的效果。

对于偏头痛的慢性病患者而言，西医对于偏头疼的诊治为供血不足，但是很难找到真正的病因，很多西医都是对偏头痛采取手术等手段，但是手术不仅要麻醉止痛，这样不仅风险很大，同时还具有较强的毒副作用，并且患者对药物依赖性很大。对于偏头痛的症状而言，中医康复养生学认为这是一种人体脉络不通的现象。对于此类病情，可以通过对患者的气血脉络的调节来减缓患者的症状，再通过对患者在临床上的症状分析，采用统一的治疗方式，从而实现对患者的气血调理，最终缓解和根治偏头痛症状。

四、总结

中医康复养生方法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特别是慢性病的根治上有很多独特的优势。中医康复养生方法能够对人体自身的调节，从提高自身免疫力出发，对病症进行治疗。因此，在临床上，很多慢性病都通过中医康复养生方法得到了根治，不仅保证了患者的健康，同时也并不会对患者的器官造成损伤，同现代西医相比，中医康复养生方法是一种健康的医学手段，因此可以相信，中医康复养生方法的发展前景和未来会越来越光明。

参考文献：

[1]黄进，赵长鹰，沈教授谈饮食疗法在中医养生与康复中的作用[J].时珍国医国药2013（3）

[2]李月红，彭红春，浅谈糖尿病与中医养生疗法[J].国医论坛，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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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隐喻 文化内涵 思维方式 意识形态 中西差异

在人类文明演化发展的长河中，语言一直承担着传承文化的重任。经过世代的文化累积与嬗变，每一种语言都演化成为极其复杂的包罗万象的系统。语言的复杂性及其深刻性并不在于其外在的机制层面，而是深刻植根于支撑其生存、推动其发展的内在机制――文化。语言只是一种沟通媒介，在它体内流淌的是人类文明的生生不息的文明血液。语言承载着文化之重，目睹着人类文明千年的风雨历程。种种色彩斑斓的语言现象则呈现着厚重的文化积淀。隐喻作为人类表达自身思想、促进人际沟通及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具有显著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特征，为便于下文的展开，在此有必要做一个铺垫式的说明，即本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隐喻研究方法，不具体区分明喻、暗喻、拟人、借代等修辞格，而是把它们都纳入隐喻的范畴，从而便于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的探讨。

西方有关隐喻的研究的历史已较为久远，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对隐喻做了颇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隐喻是天才才能使用的表达手法。其后的大批学者一直孜孜探求着其这一神秘语现象的真谛所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隐喻学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学者们认为，与其说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法，不如说它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人类认知自我和世界的方式。因思维能力的限制以及语言表达形式的有限性，人类在认识新事物时通常用现有的概念或经验来进行表达。这就是隐喻最初产生的原动力。这种带有隐喻表征的思维方式，其前提是存在跨经验域的相似性，两个不同的经验域之间并无既定的相似性，其形成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漫长过程，在人类生产活动和语言的发展中，在思维联想（association）的基础上， 一些习惯性的隐喻逐步地形成了，经年累月，一些隐喻的文化理据已经很难再通过直观思考辨认出来。上述相似性来源于思维，它们的存在、嬗变还植根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宗教等背景，因而，隐喻与生俱来便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色彩。另一方面，生物共性决定了人类思维上的共性，在同一个地球上生存，又都通过社会群体的方式生存，不同地域的人来对于自然和社会必然有着许多相同或近似的认知。因此，不同民族共用很多相通的隐喻，在文化上的形成了重合，同时，对于同一个概念不同的民族可能会有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隐喻用法和审美取向。这就是文化间的冲突现象，也是存在于一种严重制约跨文化沟通的障碍，以下的内容将着力探析隐喻背后所隐含的、存在于中西方文化体系中的差异。

一、从隐喻中窥见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

隐喻这种语言现象植根于特定文化体系，而这其中对隐喻影响、制约作用最为显著和直接的是思维方式。纵观中西方的文明发展史，人们发现：演绎和分析逻辑是西方人所重视的推理手段，他们的思维方式呈现出明显的抽象化和层次化特点。早在古希腊时，西方人就已习惯使用这种方式分析、解决问题。与此相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特点是非逻辑、非抽象，重视直观顿悟。中国人善于在具体直观的领悟中去把握真理。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具象思维，它不区分主客体，崇尚“天人合一”，是朴素辨证的整体观念。在一些隐喻化的语言表达中，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体现异常明显。如中国人使用“烂泥扶不上墙”来形象地指代软弱无能的人。 而由于西方人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特点，英语中则出现了很多与之相应的语言，如“wipe the slate clean”是既往不咎之意。不谙熟英语文化的人很难从字面上猜到这个含义。 石板的形象和了结旧账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但在很久以前英国酒店的老板都是用石板来书写顾客拖欠的账目，每当欠账的客人把账还清，老板就会拭去其名字和账目。西方人正是通过抽象得思维方法使得这个用法可表示“既往不咎”。

除了思维方式，隐喻这种认知方式还受其他心理因素制约，中西方在民族心理上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如，心理结构上，中国人趋向于自我保守、内心封闭的心理习惯，然而西方人则体现出豪迈及奔放的特征；中国人的性格以克制和内向为主要特点，狂放、外向则是西方人的显著特征；中国人在审美时注重内省，西方人则注重关注外部世界。

二、隐喻之于中西方宗教、文化习俗

作为意识形态框架下重要的构成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特定人群的思维方式。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表现于不同的民族在崇尚或者禁忌方面的一些文化差异。在汉文化中，几千年来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家思想确立了它在思想领域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成为人们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中国人总是把自己的思维活动有意识地限制在儒家的纲常礼教之中，并尝试通过这个思想体系寻求解决问题之道。儒家思想要求人们奉行先秦的礼教制度，以回到从前理想的“大同社会”。其思想精髓在于“克己复礼”的处世观、“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论、本性复归和复古倾向。

空间方位词隐喻作为一种常见的隐喻，几组常用方位词比较可知：在汉语中，“前，上”表示过去，如“上古”“前人”“前辈”；“后，下”表示未来、以后，如“后来”“后人”“后辈”等等。这些用法历史由来已久，早已成为日常用语的一部分，人们已经意识不到其隐喻性。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根深蒂固的儒家复古怀旧观念由此可见一斑。而在西方文化中，基督教的原罪思想对西方人影响至深。根据基督教义，为了赎罪，唯有不断进取，努力超越现世以获得解脱。因此，他们用“前，上”表示向上的、正面的以及将要发生的；“后，下”表达向下的、负面的和已经发生的。如“ups and downs”表示人生的起落，事业发展的高低起伏。

文化习俗因素在隐喻内涵中的比重也很大。对于中国人来说，“龙”是吉祥之物，象征神圣和权力。 另外，“龙”也是帝王的象征。 但在西方文化中，“ dragon”是邪恶的象征，也正因为如此，西方人对中国人如此“好龙”“敬龙”常大惑不解。 而对于“亚洲四小龙”也只有通过转译译为“ four small tigers of Asia”， 因为“tiger”在英语文化中才是勇猛的象征。

三、隐喻中体现的区域性差异

正如中国人把黄河比作母亲河，每一种人类文明都从特定地域开始，因而语言具有区域性特征便在所难免，每种隐喻的出现、形成、嬗变自然也无例外。如汉语中用“东风”表示先进的势力，这是因为在中国东风是温暖的春天的代表；而英语中用“west wind”表示新势力，因为它的西风是来自大西洋的暖风。另一方面还通过影响人类生产活动作用于其发展。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华夏文明便是从农业生产中孕育而出，于是汉语中便出现了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词句，比如中国人会用“老牛拉破车”来形容拖拉、效率低下。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 欧洲各国地理条件并不适合农业的发展，于是人们便将目光投向海洋，立志发展航海业。 英语中有很多和海洋有关的隐喻性用法，如“all hands to the pumps”表示“情况危急，全力以赴”，“raise the wind” 表示筹钱等。

四.结论

基于上文，我们得知，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手段，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它与特定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对比分析，由于不同的文化内涵，汉语和英语中的隐喻用法存在许多差异，这反映了每个民族的文化特点，却同时也是阻碍跨文化沟通顺利进行的一个突出因素，因此，对于隐喻的不同文化内涵的了解程度关系到跨文化交际是否可以顺利进行。它对于英语学习和教学也极为重要，是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参考文献：

1.李颖科. 1989.儒学与中国人.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95-96.

2.程裕祯. 1998.中国文化要略.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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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平面设计是将不同的基本图形，按照一定的规则在平面上组合成图案，主要在指二维空间范围之内以轮廓线划分图与地之间的界限，描绘形象。平面设计所表现的立体空间感，并非实在的三维空间，而仅是图形对人的视觉引导作用形成的一种幻觉空间。要做好平面设计无疑要掌握好和谐、对比、对称、平衡、比例、重心、节奏和韵律八个方面的构图形式美法则，同时还需要合理地运用概念元素、视觉元素、关系元素与实用元素组织画面。平面设计的过程是一个在意识、思维上有创意的过程。因为创新，不仅能准确折射人们的意识需求，而且也能给人以灵魂上的震撼、情操上的洗礼。

一、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内在影响

1.神韵的传承

中国有5000 年的文明史，具有独特的审美哲学和审美情趣，这些文化随着具体事物通过视觉表现出来，如：国画、书法、易经、禅学、五行八卦等。民间艺术有剪纸、泥塑、木版年画等。在神韵传承中，设计师不直接引用符号而是将传统文化的表达形式、意蕴、审美方式等综合之后，再形成独特的设计方法，达到与传统“神似”的目的。

2.中国传统审美观念

在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观念中强调精神的追求和意境的表现。意境包含生活形象的客观反映和艺术家情感理想的主观创造两个方面。艺术家通过有形物质世界的表现来追求大千世界的神韵。“境由心造”在绘画、雕塑、建筑等各个方面都能够体现出艺术家创作过程中所强调的意境美和心理上的和谐美。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意境的美表现在人的创作和审美体验当中。形与神是创造意境的前提。形指可视的形象，意境的产生依赖于形象，对于形象之外的联想也要依据可视的形象来刺激。神指艺术精神的更高境界，艺术品的传神之写照能够更好地表现出意境之美。形与神的统一始终是艺术家追求的目标。中国绘画艺术尤其重视意境美的表现，这是由中国传统思维形式决定的。中国自古以来注重表现自然美，表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

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外在影响

（一）构图方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规中矩的儒学与自由随意的道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中国古代工艺设计思想，两者对立补充，使得中国的设计思想有了完整的发展空间。儒家思想表现的是一种中正平和的大家气度，追求“中、全、和”，它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儒家思想为古代设计提供了设计的宗旨，阴阳五行思想为设计定下了具体的模式。所谓“中”，即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中线是一种表现，中线指以一条中心线自上而下贯穿整张画面的构图方式。这种构图折射出“万事求中”观念对设计师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设计中这种构图体现为对称。对称也是一个表现，在西方古典美学中，“对称”被公认为美的一种因素。在中国民间美术的图案构成中以偶为美与两两相生的对称之美也是由来已久的，如年画、剪纸、风筝、脸谱等。而自由随意的道家思想在设计中的体现则是对比的手法。中国传统艺术，突破了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片面性，创造了不少规范化的程式，这些师法自然、来源于生活但又经过千锤百炼、概括而又多变的“程式”是一种经过高度提炼的美的精华，是积淀了内容要求的形式之美。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无穷的生命力。艺术家随着时代的要求，赋予它新的活力，常用而常新，这种程式化的处理在我国招贴画的装饰性形象处理上，也常得到应用，呈现了夺目的光彩。

（二）表现方式

道家清静无为的道德准则和封闭含蓄的文化特征形成了中国传统艺术总体上重意境、自然含蓄的特点，即朦朦胧胧、藏而不露、隐含寓意的艺术表现方式。

1.传统水墨

毛笔是有生命力的，水与墨是有灵性的，中国水墨画的表现形式和工具材料特质，如墨、绢、宣纸等决定了水墨画创作有一种不可逆性，笔蘸着墨与纸接触，一笔下去，不容修改，只有在充分放松的自由状态下才能真正进行创作。现代平面设计从中国传统绘画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如工笔画的线条、版画的色调等。

2.传统文字

汉字的独特魅力在于它象形的字形和巧妙的结构，汉字中蕴涵着视觉表现的无限可能。在现代平面图形设计中，运用传统文字进行图形创意的平面设计十分常见，可以说是最具本土化特征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清代吉祥文字“黄金万两”利用字体结构的相似重复，把四个字连成一个图形，是现代字体标志的成功范例。

3.色彩表现

中国传统色彩一方面受统治阶级制约，如皇宫寺院用黄、红色调，王府官宦用红、青、蓝等色，民舍只能用黑、灰、白等色；另一方面则不受限制地在民间蓬勃发展，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面貌。传统美术的色彩处理，主要是装饰性，装饰色彩的主观性使某些联想将自然景色“拟人化”。不同的人物由于性格、经历、情绪的不同，对客观事物产生不同的看法，对于某些自然色彩的感受，可以是“绿肥红瘦”，也可以是“怡红快绿”。把自然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欣赏者产生的相应的联想，体现在当代平面设计作品中，依旧令人感受到色彩表现上的朴素与浓艳、大俗与大雅的独特个性。朴素指的是现代设计中随处可见的黑白对比和素调子。简化色彩不仅能舒缓视觉疲劳，更能体现设计作品的典雅情调。浓艳主要指色彩搭配的对比关系。我国传统艺术用色的基本准则为五色，即黑、白、赤、青、黄。这五种色彩并置，效果十分强烈，在我国传统艺术中，无论是民间美术中的年画，还是宫廷的建筑构件等，都常用五色对比。这种养目的色彩在传统食品的包装设计中最为常见。

篇10

关键词 韩国婚俗 儒家文化 思想观念

作为单一民族的国家,韩国的婚俗原本很简单,影响婚俗变化的最大因素是中国儒学的传入并成为国家统治思想。韩国在中国“六礼”的大框架之内对其内容进行了本土化的改善和使用。近代以来,由于受到日本和西方文化的影响,韩国传统婚俗又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新的因素。

一、韩国婚俗文化的演变过程

1.初期简单婚俗文化

高丽时期的史籍有这样的记载:“婚夕,宗族来会者,只擎一盘,行三杯而止耳。”也就是说,高句丽人办喜事时,新郎和新娘两家的亲戚聚在一起,摆上简单的酒菜,共同餐饮,如此而已。当时的婚娶方式也有独特之处:一是不收彩礼。高句丽人耻于收彩礼,认为收了彩礼如同卖了女儿,脸上无光。所以,结婚时男家只向女家送酒送肉,不送彩礼。二是“入赘婚”,韩语叫“男归女第”。新郎先“嫁”到新娘家,在新娘家过上三年两载以后,再把妻子儿女领到新郎家里过日子。这种婚俗虽简单却也体现出男女平等的观念,这是由于高丽王朝将佛教定为国教,而佛教则主张众生平等,在当时的社会得到极大的普及。

2.李朝时期繁琐婚俗文化

公元1392年,韩国建立了朝鲜王朝,又称李朝。李朝时期中国儒学思想在韩国得到空前普及,也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韩国的传统婚俗。改革后的传统韩国婚礼,礼数一般包括10项:①婚谈②纳采③纳币④醮子礼⑤奠雁礼⑥交拜礼⑦合卺礼⑧新婚之夜()9.于归新行10.币帛礼。但受到由来已久的“男归女第”传统的影响,使得婚礼制度中仍然保留了一些自己的特色。一种是“半亲迎”,先是新郎在新娘家举行婚礼,并留宿新娘家。第二天接新娘到新郎的家,拜见公婆。另一种叫做“三日于归”,即新郎在新娘家留宿三天之后,再把新娘迎到新郎家中。

3.兼顾传统的新式婚礼文化

李朝的统治崩溃后,到19世纪,日本将朝鲜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引入了西方民主风潮,儒家思想与西方文明发生了激烈冲突。在社会变革浪潮的冲击下,婚姻习俗也必然发生变革,韩国进入了新式婚礼时代。现代婚礼一般在新郎家乡举行,比较正宗的就在教堂举行,参照西方式的婚礼。接着还有一套韩国式的礼仪,要穿上传统的韩国民族服装,给婆家亲戚长辈行大礼。喜宴结束后,新人去新婚旅行,回来后再进行祭拜夫家祖先的仪式。第二天再去新娘家。现代韩国婚礼几乎都得经过这套程序。

二、婚礼形式的变化

一是婚礼形式的繁简变化。就形式上来说,韩国婚礼习俗经历了由简到繁又由繁到简的过程。从最初古代韩国的简单婚礼形式到李朝时期遵循繁琐礼节的结婚形式,再到现代简约西式婚礼与传统婚礼结合的模式,,体现了韩国古代传统与现代文明相互交融的特征。

二是“嫁妆”、“聘礼”的增加。古代高句丽人办喜事耻于收彩礼,认为收彩礼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但与此同时,新郎要先“嫁”到新娘家,在新娘家过上三年两载以后才能带着妻子儿女回到新郎家中。而在近代,韩国人嫁女儿时,被褥是必备的陪嫁,而且被子的被面还必须是手工绣制的。50年前,韩国的新娘一旦嫁入婆家,就几乎再也没有机会回娘家了。所以,娘家人送东西也总是多多益善,主要是希望婆家对自己的女儿好一点。有的父母还希望通过嫁妆,证明自己家的社会地位或经济实力。近年来,家庭影院和等离子电视代替了被褥,成为应有之物。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嫁妆就是新娘的家人送给新郎父母的见面礼。男方负责购置新房的传统依然没有太大变化。由于韩国房价高昂,男方如今在要求女方陪嫁方面,话语权反而比以前更大。

三、思想观念的转变

一是婚姻目的侧重点的转移。在古代的韩国,婚姻是家庭的前提和基础。受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影响韩国人同样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所错(措)”。这种观念反应了古代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的习俗,婚姻主要被作为可以祭祀祖先、延续后代的手段。而现代人的观念显然有很大的转变,结婚的原因不再只是传宗接代那么简单了。而传宗接代也只是爱情的结晶,并不再是仅仅为了延续香火,保持家族旺盛。这也是精神文化发展的体现。

二是由父母包办到自由恋爱。古代韩国人结婚也必须遵从父母之命,一男一女没有父母之命而自由结合,是家庭和社会都不允许的。这样的原则对现在的男女青年也仍有影响,但是总体来说现在的社会更倾向于自由恋爱。现代男女都是自由恋爱,不少青年男女结婚以个人感受为准绳,强调“只要我们幸福就可以”。

三是同居思想的转变。韩国在进入产业化社会以后,婚姻的性质和意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很多人的观念意识当中,婚姻的意义与其说是在制度上的,是两个家庭的联姻,不如说是由当事人商议实现的对个人幸福和发展的追求。从前,“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束缚着人们,而如今婚前同居现象屡见不鲜。调查显示,大部分的韩国大学生对此表示赞同,认为这有利于双方的思想的磨合,为婚后生活打基础。当然也有一些学生表示强烈反对。与其利弊,现在也无法很好衡量,只能说利弊参半。

总之,从韩国婚俗文化的演变中,我们看到在世界现代文化的潮流中,韩国的文化习俗能够将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巧妙地选择、吸收、消化和融合,并保持着自身独特的特点。

参考文献:

[1]试论韩国婚俗的儒家文化特征,姚鹰,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5年5月第3期

[2]古今韩国婚俗,郭军宁,百科知识200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