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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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近代西方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 哲学

一、近现代西方哲学概述

（一）近代西方哲学概述

近代西方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自由思想的逐渐形成和神学的没落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5至17世纪初，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中心，并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

第二阶段是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获得了了进一步的发展，自然科学着重分门别类的研究，哲学的兴趣则集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唯理论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公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认识能力进行清楚明白、准确无误的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第三阶段是18世纪至19世纪。自然科学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促使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派别。德国古典唯心派别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在思维第一性的基础上，力求使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概述

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

1．现代西方哲学较近代西哲而言，更为关注语言问题、符号意义和交往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认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的则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任何其他哲学学科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而且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和阐明才能够研究、澄清或解决任何哲学问题。

2．现代西方哲学不再像传统哲学家一般崇拜绝对权威或者绝对真道理、规则。在哲学界占有统治地位的不再是一头独大；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追求，或科学或形而上学，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可以相互对立，甚至彼此不同。

（三）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从排斥、批判形而上学到“回归”形而上学

近现代西哲的区别重要标志之一为对形而上学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绝大多数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甚至是排斥。这种排斥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转换思维方式，促进学科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有着积极地作用。但也要看到，现代西方哲学在破旧后并没有立新，在他们简单的批判形而上学后，他们的理论相续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他们的理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现代西哲流派提出回归形而上学。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自康德之后，人类便步入了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必须放弃对整体、大全和作为“这个世界”意义来源的超验本体的寻求①。

2．从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

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有一部分实现由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许多现代哲学家都将现实生活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或归宿。胡塞尔提出哲学回到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强调“在世的在”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言，杜威强调经验就是生活，其用意之一就是为了使哲学转向现实生活。

3．理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哲学家们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例如作为生活和行为方法或科学的方法论，作为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对世界和人本身的超越及人的理想和终极关怀的探究，作为超形而上学的人文研究的文化学或“后哲学文化”，作为对智慧的训练，等等②。

4．关注领域的转变

譬如从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反主体主义、转向对向语言的关注，对境域的关注，等等，这些都极其丰富了哲学的内容和开辟哲学领域的新天地。哲学的这些转变，使得哲学与其他新兴学科之间有了一定得交叉和渗透。这些交叉边缘更是建立了一定的边缘学科，例如科学哲学，环境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等。

二、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一）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超越了以抽象理性为基础的近代西方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传统，探讨的依旧是抽象本体论，更为关注的是虚无的宇宙或者一些无法求证的抽象概念，并试图寻求世界的本原。这些在文艺复兴打破宗教势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反对宗教神本位的时候，哲学家的使命就是运用理性工具去发现普遍、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并加之以宣传，使之成为打破神本位的有力武器。在具体的建构过程中，这种抽象的理性就表现为脱离了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实践活动的形而上学的“实体” ③。

哲学的基础是实践。哲学提出意识之所以源于物质，此过程离不开主体的社会历史活动，离不开实践。马克思关注的不是脱离人的实际活动、社会物质条件的抽象理性，而是实践过程中、物质生活得社会。哲学有了崭新的实践观，才有其自然观等其他各种观点。

2．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

近代哲学由于其历史局限性使其具有的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等缺陷，同时近代西方哲学主张现实的人与其实践相脱离的抽象的自然界和抽象的绝对化的精神世界。哲学革命性地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关注人的价值、自由和解放，并注重于改造世界。“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④”。哲学从创立到成熟，，是一个不断的批判传统西方哲学思辨形而上学和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元分离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3．哲学在哲学研究对象上的超越

哲学以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第一，哲学将世界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旧哲学将哲学看成是凌驾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所以未能正确解决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第二，哲学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与历史观在唯物辩证的基础上的统一；旧哲学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分离，同时其自然观是唯物的，历史观则是唯心的。第三，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认为哲学不仅仅是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4．哲学在哲学立场的超越

马克思叫传统哲学而言更强调抽象思维，主张人们通过感性的实践去理解一切事物。实践思维方式使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近代哲学的桎梏，宣告了新哲学的诞生。

（二）马克思哲学与近现代哲学的异同

马克思源于近代西方哲学，其思维方式、社会背景均来自西方社会，如何把握哲学与现代哲学关系，对于中西学者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所以，在此笔者将二者做一定的比较：

1．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马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2．现代西方哲学建立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没有完全脱离。譬如在形而上学，他们一方面批判近代西哲的形而上学理论，但同时又发现自己的理论脱离了形而上学无法得到论据，所以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较之哲学而言，哲学提出的实践观点，使其跳出了传统的哲学方式。

3．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更为符合现代社会的前进方向，其以无产阶级为其理论的阶级基础，从而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偏见。较之现代西哲而言，马哲更有革命性，其根本目的即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的政权，即社会主义社会，从而根本解放无产阶级及全世界人民。同时，马哲是一个开放的、在实践中前进并丰富的哲学体系。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还是资本主义，其思维的局限性和偏见始终如一的存在，他们的哲学始终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统治，然而资本主义的总总危机已经显示出了他们的制度的缺陷。哲学从根本上而言是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哲学，是惟一能克服各种类型的西方近现代哲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这种或那种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哲学⑤。

4．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基本观点，克服了西方哲学家在转向生活和实践道路上的唯心主义倾向。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脱离唯心。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

注释：

①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②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③赖海燕，徐春林.略论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求实.2002(2).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120).

⑤刘放桐.当代哲学走向: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2]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3]侯惠勤.与当代人文精神.红旗文稿.2006(7).

[4]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5]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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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身体哲学 哲学范式 反思 反身

身体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之魂

身体哲学概念并不是形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土化概念，而是参照西方哲学语境并结合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征而塑造出来的示范性概念。如果说西方哲学是一种“我思故我在”的理性的“意识哲学”，那么中国哲学就是一种“知行合一”、“天人一理”的经验的身体哲学。可以说，中国传统的身体哲学鲜明地从人的现实层面的身体出发，以生存此在、感性现实与历时的性质为基本的内容，这与西方哲学那种主客体严格分离、具有超越性和形而a上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有甚者，中国传统身体哲学的整个历史亦循着一种异于西方哲学史的理路而展开。可以说，将中国传统哲学定位于身体哲学概念，才能够真正理解中西方哲学范式的不同之处。

中国之所以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哲学历史，在于中国哲学有着独特的运行模式和学说宗旨。如上文所说，西方哲学是一种以主体的理性探究为对象的哲学范式，中国哲学则是一种以主体的感性体验为对象的哲学范式。在其运行模式上，如果说西方哲学发展表现的是主体的思想与所思想的对象之间不断迫近而形成的线性的理论轨迹，那么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遵循的则是自然与人的身体之间的关系格局，一动一静、一开一合、一紧一松等循环往复的理论思维轨迹。通俗地讲，一部中国传统哲学史，就是一部关于身体如何挺立、如何退隐、再如何回归这一循环递增的过程的历史。纵观中国哲学的各路派系，几乎都可以在身体哲学的语境中找到立说、述论的框架合理性和发展性。

中国传统身体哲学范式的主要特征

中国传统身体哲学强调了身体为“此在”之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形而下倾向，强调现实的生存境遇，即“此在”。如果说西方哲学强调的是用理性去超越“此在”，那么中国哲学的范式就是强调用身体去验证“此在”。一般而言，主客体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西方哲学的范式是用高度抽象的理性去把握世界，中国哲学范式则是以一种感性的、具体的、经验式的方式来体验世界。逐本溯源，可以说中国哲学范式绝非对“如有物焉”这种永恒命题的思辨式反思，也不是要以“逐物求理”的这种本质主义求知世界作为终极认为，而是始终强调一种“必有事焉”的实用性的形而下层面，因而在哲学指导下的实践思维就是一种“事必躬亲”的身体意向去体会世界。这种哲学范式也恰恰暗合了哲学的当代走向，即从认识论走向存在论，暗合了存在主义哲学所关注的人的“此在”境遇。而对于这一命题的过早关注，恰恰构成了整个中国传统哲学体系的支撑点，就是中国哲学经由现象学还原返朴归真的至为始源的物质本身和宇宙本体。通俗地讲，中国哲学有一个根本任务定位，即行动与存在同一的经验验证，而非西方哲学那样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也只有如此，中国古代的哲学先贤才有所谓的“即身而道在”之说。也正因为这一点，中国传统哲学才一言以蔽之为所谓的“反求诸身”之学，构成了哲学的伦理倾向。

中国传统身体哲学强调身体为世界之图解。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天人一理”，也就是用人的身体来图解世界，用人的身体意向构筑世界格局。中国哲人眼中的世界，显然是以身体的内在逻辑外化而来的，因此才会有中国独特的混沌世界观。以中国传统哲学代表《易传》为例，其中最为著名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哲学原初表述，在这一语言片段中，这种“以身体为自然立法”的思维方式简要而传神地表现了出来。按唐力权先生的解释，依据早期人类“依形躯起念”这一原始语言表述的特点，此处的“太极”乃作为宇宙终极本体的人的身体，“两仪”乃人头顶之天与脚下之地，“四象”乃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八卦”乃四面八方所垂之卦象。因此，在这里，周易以一种极为朴素和生动的语言为我们展示了一种以身体为坐标的“根身显现”的世界图式①。在中国哲学的视野中，世界则是常态的，生活化的，因为它的相对方是主体的身体及其身体行为。

中国传统身体哲学强调了身体为伦理之外现。之所以说中国的哲学倾向于伦理，而西方的哲学倾向于科学，就在于后者的哲学范式是以理性驾驭身体继而世界，而前者的哲学范式则是以身体体验世界继而回归精神。中国的伦理之发达，其实质是体现了这种身体哲学的思维方式，而这些伦理内容也都是加之于身体的义务，是通过对身体行为的规范来外化为一种社会秩序的。这与西方哲学范式的那种强调理性通过对身体的驾驭来探索世界，认识世界的科学倾向是截然不同的。

在中国传统身体哲学范式的指导下，中国社会的伦理秩序不再是遵循着一种知识论的是非判断的逻辑，而是遵循着一种系谱学的生成衍化逻辑。这种基于“身体”的“氏族共同体”的社会观通过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学派的推行，展现了这样的思想倾向，即社会各种纲常伦理道德，其实不是来自于人的认识活动和思考行为，而是社会主体的人的身体在不同层面上的放大和扩充。这种生物社会学层面上的谱系生成衍化的思维轨迹和逻辑方式昭示了这样的内质，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与伦理渗透层面博大，而后者由于其在身体哲学传统的框架下既不主张使人伦服从于个体的自我，也不主张使人伦臣服于无人称超我的社会，而归结起来，就是让身体所形成的伦理系统代替思维去与社会对话。因此，在中国传统身体哲学范式中，我国独特的伦理式哲学往往是基于自体与他体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实性共鸣”的性质，而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自体之于他体存在的一种“体贴”与“理解”，构成中国式伦理德行的范式。

中国传统身体哲学强调身体为超越之奠基。从前文可看到，似乎中国的身体哲学由于立足此在，强调经验和体验，因此便缺乏主动、开放的精神。而实际上，中国身体哲学范式是有着超越精神所在的，当然这种超越有着强烈的个性。中国哲学范式下的身体是一种生命的冲动和激荡，对这种生命体的超越，是一种内在于身体且对身体保持肯定态度的一种彰显精神动力的超越行为。可以说，这种超越精神之所以能够存在且得以发展，简单地说，仍然是由于中国哲学那种与西方传统哲学截然不同的范式。中国传统身体哲学中的身体，在超越的领域中，已经不再是生物科学意义上的身体，即那种局限于生命个体的孤立的身体概念，而是一种普遍化、抽象化了的身体，比较接近于现代现象学语境下的身体，即被社会化、目标化了的身体。而恰恰是这种社会化、目标化了的身体概念，在其形成与生长的过程中能够直通具有神圣地位的“天道”，可谓“人法道，道法自然”，使得人通过超越生命的有限性而实现其整体意义上的不朽成为可能。因此才有了中国最为独特的本土宗教道教，其内涵便是否定灵肉分离的解脱方式，而强调整体解脱。

对中国身体哲学范式的思考

反思与反身结合。在本研究的身体哲学语境下，反思这一概念仍具有西方意识哲学的语境特征。而在中国传统身体哲学的框架下，就是要涉及反身。如果说西方哲学语境下的反思，强调的是将自己的思想作为一个对象独立出来，以自己中性的理性再次思考，那么中国传统哲学范式的反身，就是以自己的身体行为来重新检验自身的行为是否合理。如果说拥有形而上的理性主义传统的西方哲人更加强调对充满探索精神和思辨性追求的思想，那么，更加注重生存境遇和世俗生活的中国哲人则更重视来自烟火人间的肉身凡胎。而从终极载体和哲学归宿来讲，中国传统哲学从本文的研究语境来说，是一种更加接近“反身”的哲学范式。

固己更要外展。身体哲学范式使得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强烈的中国特色，甚至是一种中国式的哲学唯一。然而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哲学伴随着人类思想的进一步向前而趋于共同思路的接近，尤其是在现代现象学兴起之后，西方的主流哲学也开始认识到了中国哲学的价值。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身体哲学也是属于世界的，是世界哲学的瑰宝。这种哲学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和当代人的。当然，哲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本质，就必须要进行建设，因此就要首先认识到中国的身体哲学的范式传统，就要从这种身体性挂帅的中国传统哲学范式出发，才有可能也有能力对中国哲学成为一种“私人话语”倾向进行克服和抵制，也能够有效甚至彻底终结中国哲学成为西方哲学体系下的一种窘迫的理论附庸局面。也因此，只有从中国哲学所固有的身体本位的哲学范式出发，才能将中国哲学定位于一个崭新的、极具合理性的现代方位上来，而摒弃那种和未来悲观主义的错误倾向。要相信中华灿烂的传统文明在后现代哲学攻城略地的现时代背景，在重拾其传统的“身体范式”的精髓并加以再造重塑，也必然能引领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获得复兴，并将再次引领全球文明形式走向新的繁荣。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体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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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本体论；近代认识论；现代语言转向

一古代“本体论”哲学的存在

一般认为，哲学本体论是一种关于一般存在或存在自身的哲学学说，关于脱离具体存在的超验存在的学说。作为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它是一种理论思维的没有穷尽的指向性，其中，指向的是无限的终极关怀，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浩瀚宇宙中获得生存的归属感，古人通过存在寄希望在人的心灵世界和外在的世界建立起某种终极稳定的联系，希望寻求一个超感性绝对和历史恒久的终极存在来实现生命的价值所在。“哲学本体论具有三重蕴涵，即：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存在论或狭义的本体论)；反思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知识论或认识论）；体认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价值论或意义论)。”[1]古代的哲学家认为世界的本源是一种物质，比如，泰勒斯认为“水”是世界的本源，后来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又将“火”“气”“种子”等视为当时的世界本源。由此可以得出，古代哲学家们提出的“始基”一词，带有一种经验主义的色彩，而且是感性直观的。相当一部分的思想观念或者著名学说都是属于最原始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前者属于存在论或本体论，后者属于狭义宇宙论。古代本体论思维模式关注的是对知性的追根问底和本原的探索，即是将“物理”问题转向“物理学之后”的顶端智慧的终极探索，希望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建构一个具有绝对真理价值意义的形而上学体系，因此，这也就确立起了一种知识形态的哲学探索框架和具有理性主义思想观念的传统文化，这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对人类的理性积累、科学知识的进步和社会文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和历史价值。古代和近代有一种本体观的形态叫“本质论”,这一理念认为本体是万事万物的内在本质和普遍的共相。比如柏拉图的理念，绝对观念等当作世界的本体，从中可以看出古近代对本体性的理解是本原性、本质性、基础性的，然后它符合了形而上学的最基本的要求。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理想性、现实性、有限性、指向性。人类实践的本性是建立在理论思维的基础之上的，总是渴望着能够在最深层次的基础上认识世界、把握和解释世界，从而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二近代“认识论”转向的哲学存在

培根和笛卡尔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开创人，在培根所有的理论哲学中，大部分的思想是他的知识方面的思想。虽然笛卡尔的所有哲学观念中，知识学占的比重不大，但是他的经典著作中大部分是属于知识学的。认识论转向哲学是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恩格斯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而且具体的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在近代哲学中“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2]近代哲学能够确切的区分“意识外的存在”与“意识界的存在”，也就是明确区分了“客观世界”和“意识内容”，这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从“内容”上去考察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掌握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对我们理解、掌握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前提、基本内涵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认识论转向是相对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而言的一个概念。认识论转向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能够自觉到了“思维和存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视为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来探讨研究。也就是说，近代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完全的意义”，主要是在“认识论”意义上来实现的。近代认识论思维模式把思维和存在视为探索存在问题的逻辑出发点，“思想”的主题地位得到了确立，它根本的价值就在于：以主体的人作为核心，在主客体之间探寻思想的客观性和知识的确定性的根本依据，从而为人和世界的知识提供根本的保障。近代哲学产生了认识论的转向，不管是唯理论也好，经验论也罢，最后的目的所在都是为了探索认识与存在的关系，区别就在于两者的研究方向、出发点不同而已。笛卡尔在他的《第一哲学沉思录》开篇就明确的提出了“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是应该用哲学的理由而不应该用神学的理由去论证的主要问题。”[3]洛克制定了经验理论体系，即主体意识原理的理论。他说道：“在我们考察那类（知识的）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先考察自己的能力，并且看看什么物象是我们的理解能够解决的，什么物象是它所不能解决的。”[4]对洛克而言，知识的问题本质就是人的理智能力的问题。

三现代西方“语言转向”的哲学存在

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把语言问题视为哲学最基本的问题来研究，是从认识和存在的关系转向了语言和存在的关系。这时的人类也顿悟到，思想观念的经历也即是语言的经历，哲学的体验感受也即是语言的游戏，因此，语言的这种意识使得语言问题在某个世纪主体化了，并且包含在语言中的语法、语义等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所谓语言学转向，指的是哲学接过语言学得对象为自己的对象，但哲学对语言的研究在方法、目的和结果等诸多方面都有别于语言学。”[5]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包括了语言论的反思方式、存在论的反思方式和文化论的反思方式。而且了解语言转向的基本内容对于我们认识研究哲学基本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脱离对人类语言的考察进而直接断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所要批判的。并且关于哲学家们对人类意识和世界的相互关系的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上的，这也是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必然要求，其实质是把语言作为研究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基本出发点。现代西方哲学如此重视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主要原因在于形成了一种基本的共识，即世界在人的语言之中，尽管世界在人的意识之外；语言不仅是人类存在的消极界限，而且是人类存在的积极世界；通过对语言的反思达到“治疗”传统哲学的效果；既从批判传统哲学和实现“哲学科学化”的角度去对待哲学语言转向，而且更加深切地从“文化批判”和“人文研究”的角度去看待哲学语言转向；语言相对于观念而言，更具有广阔的哲学反思价值尺度。语言学转向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是哲学本身灭亡的救世主，化解了这场岌岌可危的劫难。而且这次转向有它自身的客观必然性，原因在于哲学从未消停过对存在的探索与追求。从这个角度来讲，哲学不是对它的方向作了改变，而在于它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转变思维方式，换一种介质继续向前进。古代自然哲学为了往外寻求“始基”，而无法实现时，就转化为认识存在的精神实质。现代语言哲学家们对诸如语言的原则、性质、规范等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力图通过语言分析来创立一门既严格又清晰的工作语言。语言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系统，而它的意义则是更加的难以确定，对于相同的话，相同的信号系统，不同的人对于这些持有的看法和观点是不一样的。正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四西方哲学“存在”的理论缺陷

人是现实的存在，但是却要寻求着超验的存在，原因在于人对世界的认识总是处在感性和理性的矛盾之中的。感性所把握的存在是经验的，理性所把握的存在是超验的存在。古代的本体论是人们在没有经过认识和反思的情况下而直接的追问下，所以这种幻想只能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西方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都力图通过对求知的方法来解决本体论的问题，但是古希腊的哲学家的研究重点在于本体论上，而不是在认识论方面，随着认识论哲学的发展，探求存在本身为核心的本体论哲学模式，就被以反省人类认识为理论核心的认识论哲学模式所取代。近代西方哲学对于理性和主体的自我意识的思索，仅仅是看作能思的存在，过于局部地看重理性的认识，没有意识到能思主体的价值所在，原因也在于人类判断力、理解力的局限性、狭隘性，使得近代认识论不能走出思维主体的枷锁。在认识论哲学中，存在与自我意识中的存在、世界和主体的人相脱离，使得对哲学的追问又陷进了古代本体论那种窘境。这表明，近代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存在的缺陷就在于脱离了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发展历史去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进而，产生了新的革命性的“语言转向”。现代西方哲学家他们并不是像传统思想家们把语言视为具有逻辑和理性的东西，仅仅是看作生活经验和非理性的东西，与此同时，否定了逻辑在语言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比如，德里达在批判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时就把人的语言活动认为不是人的理性活动的一种认知活动，仅仅是一种非理性、非决定论的杂乱无序的活动。缺乏抽象的社会历史性的实践观，例如，胡塞尔与哈贝马斯等人的主体性关键是以种语言交往的形式为基础的作为人的主体性的社会性，是一种抽象的经验和精神交往的关系。“视域融合”作为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内容也主要体现在文本中的作者与读者间的思想交流以及读者阅读文本的反思。所以，哲学语用学说明的语言意义不仅仅是来自于语言自身的要素以及结构框架，而且还来自于语言的使用等范畴之间的相互作用。

参考文献

[1]　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0.

[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篇4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形而上学；深层关怀；人文主义

Abstract: Modern West philosophy and latter modern West philosophy， regardless of being the scientific principle or humanism， the reason that they lift up high counter-"Metaphysics" the flag， its theory reason lies in them not to clarify metaphysics in-depth essence and in-depth concern， thus has cut off the ancient times West philosophy and the modern West philosophy historical relation. Actually， was already breeding the modern West philosophy spirit in the ancient times West philosophy， in philosophy giant’s in and so on Yalishiduode， Conde or Hegel speculation’s metaphysics systems was already containing one kind of modern philosophy humanism spirit， but this spirit as a result of the historical reason， they thinks of by all sorts the thick service which debates to camouflage.

key word: Latter modernism; Metaphysics; In-depth concern; Humanism

前言

当西方古典哲学在黑格尔那里以它的鸿篇巨制完成了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伟大基业，西方哲学向何处去?形而上学(metaphysics)是否从此中断?这是摆在每一个西方哲学思想家面前的重大理论问题，是每一个研究西方哲学的思想家无法回避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西方哲学分成了两股巨流：一股是科学主义，一股是人本主义。但是无论是现代科学哲学，还是现代人本主义，它们都是以反形而上学起家的。似乎“形而上学”从此就应当终结。哲学的历史应当翻开一页又一页的反形而上学的篇章。

本文作者认为这是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开进去的一种巨大的荒漠，它导引出了当代西方哲学最深刻的危机。正如赵敦华先生在最近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新编》一书中所说：“与哲学史上的创造发展时期相比，现代西方哲学没有产生综合各种文化形态的体系，没有一个独领的哲学派别。一个个哲学派别的兴衰枯荣，一批批哲学家的熙来攘往，构成一幅幅扑朔迷离的场景。在这个哲学舞台上，斑驳陆离的观点透露出内容的贫乏与重复，新颖时髦的术语遮盖不住模仿的陈旧痕迹，以致罗蒂借用了一句好莱坞的行话形容哲学场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分钟的明星’”［1］(282页)我以为造成这种危机的思想根源，其根本点还是在于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诸多流派疯狂地拒斥《形而上学》的结果，为此想在本文中对这种现象作一种历史的和逻辑的辨析，以就教于哲学界的诸多同仁。

一．问题的指出

我以为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它们之所以高举反“形而上学”的大旗，原因在于它们都没有弄清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深层本质和深层关怀是什么?由于历史发展的诸多原因以及人类思维的诸种层面，形而上学的深层本质和深层关怀在古典西方哲学的历史演变中，它始终被重重的迷雾遮蔽着。一提起“形而上学”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诸多哲人往往都把它与亚里士德、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这些哲学巨匠的纯粹思辨联系起来，认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就是一种远离现实生活，远离现实人生的一种“纯粹玄想”。于是他们或者要“还原”，或者要“揭蔽”，或者要“展布”，以敞开现实生活为宗旨，以倡导个人幸福为目的，纷纷构筑他们的反《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

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这些反形而上学体系的构成或许有某种合理性，但从理论发展的视域看，他们又各自陷入了不同的误区，其共通的缺陷就是在于他们都没有窥见到形而上学的深层本质和深层关怀，他们总是无的放矢，或者言不中的。

形而上学的深层本质是什么?它的深层关怀是什么?我以为这是一个判断形而上学生死存亡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和古代西方哲学相互联结的枢纽问题。不正确理解这一问题，也就无法正确理解西方古代哲学的本质和它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从而也就无法把西方古代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机械地把古代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分割开来，不是片面的肯定一方就是片面地否定一方。

例如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主将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就是这种机械主义者的典型，他之所以在他构筑的《权力意志》的哲学体系中提出要“重估一切价值”，就是因为他片面地否定了古代西方形而上学的全部理论意义，用“虚无主义”来取代人类的一切哲学文化。［2］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枭雄罗蒂在他那本闻名全世界的《哲学与自然之镜》中提出了一种极端地反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哲学思想，也是根源于这种机械论观念。似乎传统与现代没有任何联系，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完全是一种空谷来音。对传统的西方哲学的断裂、破碎、捣毁、异质是他们的哲学呼喊。许多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打着回到生活世界、把握现实的人、回到经验直观的“以现实境况为起点”的旗号，疯狂的反对形而上学。但是，他们对古典西方哲学的反叛，对形而上学的拒斥，都是瞎子模象，误读了形而上学的深层本质和深层关怀。为了驳倒他们拒斥形而上学的怪论，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古典西方哲学，即传统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上笼罩着的重重思辨的浓雾中究竟隐藏着什么?

二．回到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追本溯源，在古希腊那里，我们找到了亚里士多德。因为正是亚里士多德首先完成了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建构。今天我们读到的《形而上学》这本书，就是集古希腊哲学之大成，是古希腊哲学的一部百科全书。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见到的这一部书亚里士多德在其中集中全力地探索了《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世界产生的本源和根据以及它赖以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实体”和认识世界的范畴体系，等等。但是作为亚氏《形而上学》一书的深层本质是什么?它的深层关怀是什么?却很少有人认真研究。如果孤立起来研究《形而上学》我们完全可

以把亚里士多德认定为一，可以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吕克昂讲坛上的第三哲学。”［10］

我以为苗先生研究亚里士多德“思辨哲学”的方法具有极强的独创性，他不是孤立地考察亚氏的《形而上学》”而是把亚氏的《形而上学》与他的《物理学》和《人事哲学》联系起来考察，这种考察方法必然展示出亚氏《形而上学》所张扬的思辨是一种真正的人文主义的精神。理解“思辨”就必须把握“to auto”这一核心，那么形而上学的思辨必然从外界反观自身，从客体回到主体，回到“人”这个自身。《形而上学》的真正的人文主义精神也就在“to anto”中锋芒毕露。“存在之所以为存在”这一《形而上学》研究对象的原初规定，离开了“人自身”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之所以”是人对“存在”的追向。其实《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本来意义就是“物理学之后”，后来衍生为智慧之学，或第一智慧。然而，正如苗先生所指出的：“智慧这个词，据说来自光(phoos)，它通过基督教的经书，而获得了更高的神圣。然而在希腊哲学文献里还是十分通俗化，人们把最完满的德性，最娴熟的技术、最精确的科学都称之为智慧，拥有这样德性的人称为智者。”［10］然而古希腊的智者说：“人是万物的尺度”，难道这不是一种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吗?其实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论述到“爱智”时指的并不是一种为目的的求知，而是一种对知识的自由的探索。他说：“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的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11］(31页)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指的最自由的科学就是《形而上学》。它深深地浸透在亚氏的全部哲学之中，这也是正是亚氏《形而上学》的深层关怀。

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的诸多流派大声疾呼：思辨哲学应当解构，形而上学本体论无用，因为哲学应当关注人生，关注现实人的最大幸福。然而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苗先生说：

“在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中，思辩是最大的幸福(eudaimonestatos)。思辨是理智的德性，理智是人的最高贵部分，是主宰和向导，是我们各部分中最神圣的。思辩就是这合乎本己德性的实现活动。它最为经久，最为快乐。”

“哲学以其纯洁而经久，而有惊人的快乐。”［10］

这无疑是给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诸种流派一记响亮的耳光。

哲学是理性的事业，思辩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最经久的愉快。

三．在思辨《形而上学》的宏伟体系中黑格尔暗筑一条通往现代哲学之路。

的确黑格尔哲学不愧为思辨哲学的顶峰，他完成了传统的形而上学，这是历史给予他的伟大使命。但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决不只是对过去哲学的回顾和总结。因为，他有一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就此而言，我们以为黑格尔决不会真正糊涂到认为历史上一切哲学都凝固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哲学因此就终结了。虽然黑格尔常常自己也自我夸耀，他的哲学是以往一切哲学的总结，但辩证的思想却使黑格在他完成了的传统形而上学体系中暗筑了一条通达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之路，仅管这条思想之路在黑格尔那里是不自觉的，朦胧的。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中的确劲吹了一股现代哲学的思想之风，这是不以黑格尔的意志为转移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对黑格尔哲学体系所做出的精彩的解剖就导出了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的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3］(177页)

不谋而合，列宁在读黑格尔《逻辑学》时也摘录了这样一段话：

“在这里，……应当把概念看做不是自我意识的悟性的活动，不是主观的悟性，而是既构成自然阶段又构成精神阶段的自在和自为的概念。概念出现在生命或有机界这一自然阶段上。”列宁在旁边批注：《客观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的“前夜”。》［4］(179页)

虽然黑格尔是以他的《逻辑学》涵括一切哲学意识，但是黑格尔把人的生命也包涵在他的《逻辑学》中。列宁就此写道：“把生命包括在逻辑中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天才的……”［4］(216页)往后列宁还指出黑格尔“客观(尤其是绝对)唯心主义转弯抹角地(而且还翻筋斗式地)紧密地接近了唯物主义，甚至部分地变成了唯物主义。”［4］(30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和列宁所说的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的“前夜”(把生命包括在逻辑学中)就是深刻隐藏在黑格尔思辩的哲学体系中的现代哲学精神。虽然传统的“形而上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甚至可以说终结了，但是历史的发展和哲学的发展是不会中断的，在黑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思辩中传出了现代哲学的跫音。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沿着黑格尔所说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踏上了现代哲学之路。这是为什么?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黑格尔思辨的《形而上学》所研究的人并不是某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所描述的那样完全脱离了人的具体生活，是一种纯粹抽象的实体。恰恰相反，黑格尔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百科全书式的巨著阐明了人的具体的历史性的生存，这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一书中在比较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人学思想时所说：“在这里，和黑格尔比较起来，费尔巴哈的惊人的贫乏又使我们诧异。黑格尔的伦理学或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法哲学，其中包括：(1)抽象的法，(2)道德，(3)伦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在这里，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法律、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在这里。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恰恰相反。就形式讲，他是现实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5］(232页)

转贴于 只要我们认真地全面地研究黑格尔哲学，我们会发现黑格尔对人所生存的世界的描述，远远超过了某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大师的自我吹嘘。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黑格尔的描述是

宏大的，整体的，历史具体的；而后现代主义“大师”们的描述却是琐碎的、孤立的、卑微的，片面的；他们所说的“现实性”才是真正的“非现实”。仅管某些后现代主义大师打出了反对“宏大叙事”的旗帜来反对古典形而上学，但是离开了宏大叙事，那么哲学就只有去追求薄弱，日常的、简单的“语言游戏”了。这样必然把哲学变成一种玩物和工具，根本丧失了哲学的真实内涵。不过在这里我们还应当把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生活与一切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所说的现实生活严格地区分开来，因为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现实生活，是一种以人类的劳动为生存条件的具体历史的生存。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存过程。”［6］(131页)而后现代主义哲学所说的“现实”却是一种人无法把握的“生存游戏”，是人无法摆脱的烦恼、孤独、恶心和死亡的世界，人的现实生活的世界和人对现实的认知，对人说来只是一种幻想，有如后现代主义大师雅克·拉康的魔镜。关于这一点褚孝泉先生在“穿越拉康的魔境”一文中已经指出：“人的自我既然是建立在自欺欺人的虚幻基础上的，那么，由于自我功能在人与世界的关系 中起着中心的作用，这种虚假认同的结构必定同时主宰了人对普遍知识的认知。也就是说，人的知识——包括科学——的根源是一个幻像。”［7］(168页)但是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大师却打着人文主义的旗帜，大喊大叫“回到生活中去”，这难道不是一种自欺欺人么?其实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是一切后现代主义哲学所望尘莫及的，这正如黑格尔在评价康德《批判哲学》时所说：通过康德的“理性批判”，“终于使人类登上了一座哲学高峰”。“哲学家论证了人的尊严，人民将会享有这种尊严，将不再只有受践踏的权利，而是通过自身去争取人的权利。”［8］黑格尔说：“所有的人都是有理性的，由于具有理性，所以就形式方面说，人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本性。”［9］(26页)“自由是人的本性”，这就是在黑格尔思辨形而上学的浓雾中深藏着的现代人文主义精神。

四．康德哲学的启示

其实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和批判并不是某些现代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发明和专利，在西方哲学史上自有形而上学产生起就有对它的反抗。古代希腊的高尔吉亚就不说了，就是在近代哲学中，休谟首先举起了批判形而上学的大旗。在休谟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祖，依曼努尔·康德又给了《形而上学》致命的一击。但说来又很奇怪，康德这一致命之击的结果却使康德在欧洲哲学史上建立了一座可与黑格尔哲学体系比美的庞大的“批判形而上学体系”。这的确是一种怪圈，但也显示了形而上学的强大生命力。以致康德在他最后一本著作《实用人类学》中，道出了《形而上学》的科学人类学本质。

今天，让我们来回顾康德的《三大批判》，与其说康德的功绩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完成了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不如说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完成了人类道律自律的先天律令，正如康德所说：“自由”乃是他“思辨理性体系整个建筑的拱顶石”。康德的哲学革命可以归结为他对自然与自由，科学与道德进行的新的探索。这种探索的之所以可能是在人类文艺复兴时代崛起的人文主义思潮和卢梭和洛克等哲人的启蒙思想深刻影响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这种探索的结果，使康德得出了哲学就是最自由的学问的结论，正如谢林所说：“朝霞伴随着康德升起”，“自由贯彻全部哲学而始终。”［12］但是康德的探索也并不是空谷来音，它是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到德国古典哲学的一种历史延续。康德批判哲学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是西方哲学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矗立在康德批判形而上学体系上的是一干永远飘扬的人文主义大旗：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康德批判形而上学的深层关怀由此显露毕竟，以致康德自己认为他的整个先验哲学体系都在着力回答下面几个问题。

1．我所能知者为何?

2．我所应为者为何?

3．我所可期望者为何?［13］(549?/FONT>550页)

在康德生命的晚年、他又提出“人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认为“人是什么?”乃是统摄所有其它哲学问题的核心。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说，人是追求幸福的有理性的动物，因为“幸福乃满足吾人所有一切愿望之谓，就愿望之杂多而言，扩大的满足之，就愿望之程度而言，则增强的满足之，就愿望之延续而言，则历久的满足之。自幸福动机而来之实践的法则，我名之为实用的(处世规律)，其除“以其行为足值幸福之动机”以外别无其他动机之法则——设有此一种法则——我则名之为道德的(道德律)。前者以“吾人如欲到达幸福则应为何事”劝告吾人；后者则以“吾人为具有享此幸福之价值起见，必须如何行动”命令吾人。前者根据经验的原理；盖仅借经验，我始能知有何渴求满足之愿望，以及所能满足此等愿望之自然原因为何。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fw789.com。后者则置愿望及满足愿望之自然方策等等不顾，仅考虑普泛所谓理性的存在者之自由，及此种自由所唯一由以能与幸福分配(此乃依据原理而分配者)相和谐之必然的条件。故此后一法则，能根据纯粹理性之纯然理念而先天的知之。”［13］(550?/FONT>551页)

康德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在哲学上不仅是一种对人性深刻的追问，而且又是一种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的大圆圈运动，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自我陈述式“认识你自己”，到近代哲学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思想，以及现代哲学帕斯卡等人“我是谁?”的忧思，完成了形而上学的哲学人类学之梦。

但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和反叛，其哲学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我想用姚大志先生在《现代之后》一书中所说的一段话来准确地表述它，姚先生说：“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启蒙哲学的本质，那么我们可以借用尼采的名言：上帝死了。如果同样用一句话来表达后现代主义的实质，那么我们可以引用福柯的思想：作为主体的人死了。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任务就是终结关于人的神话，就是祓除启蒙思想中人类学之梦。但是没有主体的哲学道路并不是一条坦途。启蒙之前，基督教神学是最高权威，评价一切的标准是上帝而不是人类制定的，所以它们是“客观的”。启蒙宣布“上帝死了”之后，其位置由人来代替，评价标准是作为主 的人的确立的，从而它们也就变成“主观的

”。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之后，任何标准都没有了，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由此必然陷入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是一种关于知识(真理)的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关于实践(解放)的相对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中，启蒙的两个伟大理想随着主体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14］(8页)然而在哲学主体性死之之后，哲学所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因为后现代的作品没有了寄托的主体，所以它们都是平淡的、轻飘飘的、没有个人情感的。正如詹姆森所说，每一首古典乐曲(现代音乐)都是独特的，并令人耳目一新，而所有的流行音乐(后现代音乐)都是雷同的，并似曾相识。”14］(9页)这样的情况与赵敦华先生陈述的当代哲学的危机是多么相像啊!然而，哲学作为对人的存在的自我意识是永远不会在历史文化中消失的。从古代形而上学对存在的追问发展到现代哲学对人的存在的追问，这是一种历史的延续，一种在变化发展中把握人的生存状态，在事实上，它仍然是人的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追思。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论上的真理是存在者的状态，情景。因此，它用“此在”(Dasein)这个范畴来构筑它的形而上学宏大篇章。詹姆森则认为“主体性为现代文化提供了独特的风格和个人特征”。［14］(8页)形而上学在历史上的发展只能奏响它向人性本质的深层探索，向人的主体性的深层探索，而决不会消灭“形而上学思辩”本身。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某些大师想斩断形而上学的历史传统，但是，有一名著名的美国学者杜维明却说：“传统对现代性并非只是起着抑制作用。恰恰相反，它们既是束缚力，又是加强力，能在任何特定的社会勾画出现代性的特有轮廊。因此，当我们讨论现代化的进程时，把传统弃置为无用的残余范畴，这在思想上是幼稚的，在方法上是错误的。确实，现代化是一个极为不同的文化现象，而不是一个同质的、全面西化的过程。为了懂得这一点，我们有必要研究现代性中的传统。”［15］我以为要真正使当代哲学沿着健康道路的发展，哲学的任务不是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而是研究、探索、继承发扬光大传统的形而上学中所包孕的现代性哲学因素，正如人们把自由理解为现代哲学的基本要求一样，但自由又有各种各样的区分，例如有法治自由、人身自由、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思想自由……等等，而西方古代经典形而上学大多数都是以哲学的本源存在或本体存在的方式来追问和探索人类的自由，其实这才是一种真正自由，是从根基发展出来的自由，是自由的终极本质。一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自由观，都是由它衍生出来的。因此，无论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派别如何五花八门，观点如何分歧别类，其实他们都离不开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康德批判形而上学体系所留给后世哲学的哲学话语语景。

参考文献

［1］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参见：姚定一.理性的殒落——论尼采的《权力意志》［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第1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5］《马克思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重写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8］《黑格尔书信集》德文版.译文转引自《读书》1982年第5期：《在合理为现实之间》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0］《哲学研究》.1998第12期.

［11］《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

篇5

有一种说法认为西方哲学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一次是以苏格拉底为标志的从本体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的转型；一次是由近代认识论哲学向现代语言哲学的转型。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着严重不足。以苏格拉底为标志的从本体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的转型，严格地说应是向知识论哲学的转型，这我们在文章的后面论述。这种说法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是把希腊化时期、罗马时期以及中世纪基督教时期看作西方哲学发展的异端而加以略去的，将近现代西方哲学看作是对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反叛和对古希腊哲学的承继而加以接上的。因为，西方历史受外族入侵的影响很大，外族入侵常常改变了西方文化的精神、西方的社会制度及人种结构。中国虽然也多次遭到过外族入侵，但入族入侵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文化、社会制度和人种结构，而常常是被中国所同化。在这一点上特殊的是中国而不是西方，因为很多文明都因外族的入侵而遭到过毁灭性的打击，比如古巴比仑、古埃及、古印度文明，唯有中国，其文明并未因外族入侵而遭受过中断或根本改变－－创造中国文明的依然是华夏人的后裔，不过1840年西方的入侵或许要成为例外。

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大帝虽然是古希腊文明的积极推广者和传播者，但由于多年战争所带来的不安全感使这一时期的哲学缺乏生机和活力，这使得这一时期的哲学以伦理哲学和人生哲学为主，而不是认识论哲学。罗马虽然也是希腊文明的承继者，但希腊文明的根本精神却已经改变，古希腊人热衷于理性思考，罗马人则只重实用技术。中世纪基督教时期更是西方文明的“黑暗时代”，古希腊的理性精神被宗教信仰所取代。

事实上，不仅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虽然完全忽略希腊化时期、罗马时期和中世纪基督教时期不考虑是不对的，但将近代西方文化和社会看作是对中世纪基督教时期的反叛和对古希腊文化和社会的承继却是非常恰当的。

关于所谓的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转型，即由近代认识论哲学向现代语言哲学的转型，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语言哲学只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这个哲学流派并未起到统括现代西方哲学的其它流派的作用，并且这一哲学流派由于其自身的一些缺陷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随着现代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而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历史主义。

事实上，与其说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转型是由近代认识论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型，不如说西方哲学正处于第二次转型的过程中，整个现代西方哲学正是这种转型期的哲学，并且其转型的方向也不会是语言哲学，而将是向古希腊早期的本体论哲学回归。当然，这种回归并不是指在同一层次基础上回到古希腊哲学的起始状态的本体论阶段，而是指在更高一层次的基础上的螺旋上升到类似于古希腊哲学起始时期的本体论阶段。

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方向非常象古希腊哲学从本体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转型的过渡阶段－－诡辩家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古代的风纪终于变得非常松弛。富有的人懒惰而奢侈，穷人犯法作乱，年轻人越来越对长上傲慢无礼，宗教遭到嘲弄，各个阶级都精神抖擞，抱有想法弄钱、把它花在声色享受上的共同欲念。”（《古希腊哲学》第一卷第74页）在西方哲学的第一次转型的过渡期是诡辩家盛行的时期，而我们这个时代则是非理性主义泛滥成灾的时期。

之所以说未来哲学将向本体论哲学回归，是因为认识论哲学所存在根本问题的解决必须求助于本体论哲学，正如本体论哲学所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必须求助于认识论哲学一样。因为本体论和认识论是一个相互缠绕的“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正是有了宇宙才有了人，从而有了人的认识；但我们之所以知道有宇宙存在以及知道我们的宇宙的具体情况又是得益于我们的认识。

二、古代部分

最初的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一样，热衷于思考宇宙的本原等本体论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宇宙观。这一时期的哲学不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属于人类认识的非常低级的直观主义阶段。这里所谓的直观是指人类无意识的凭借自己的理性、认识功能从自然界中获取知识，而没有对人类的理性、认识功能进行反思，从而弄清楚人类认识自然的方法、途径和限度等问题，从而可以让更多的人通过学习掌握这种方法、认识原理，有意识的认识自然。西方哲学比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的进步之处就在于他们从直观主义阶段发展到了认识论阶段，而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则只停留在直观主义阶段。

认识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类和动物的最大差异是人类有理性可以认识自然，而动物却没有这样的能力。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最大差距就是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只停留在无意识的运用自己的理性认识自然的阶段，而没能将人类的理性发展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认识活动。当人类懂得通过垫椅子、架梯子的方式拿高处东西，通过拉的方式开门而动物却不会（动物只会通过推的方式开站）之时，人类和动物的巨大差距显露无疑；当西方人懂得通过观察和实验研究自然规律，并力图将人类的知识建立成为类似于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公理体系的形式，而中国、印度却不会之时，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的巨大差距显露无疑。西方之所以能够发展出科学，并进而发展出工业文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哲学从直观主义阶段发展到了认识论哲学阶段。科学其实是认识论哲学发展的必然果实，而工业文明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果实。

我们比较一下老子哲学中的宇宙观和现代科学中的宇宙观，就会发现直观主义的严重缺陷。老子哲学的宇宙观是一种相当深遂的宇宙观，但这种深遂的宇宙观却存在着两个严重的缺陷：一是它具有模糊性；二是它具有难以深入性。我们看老子哲学会感觉到它好象什么都说了，但又什么都没有说透，它给我们的只是一种蒙蒙胧胧的宇宙观，这就是它的模糊性；我们希望将它弄的更清楚、更详细，但又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该采用什么方法，这就是它的难以深入性。相反，现代科学中的宇宙观却是相当清晰明确的，并且我们还知道该如何将它认识的更清晰、更明确，这就是通过已有理论的推演并与观察和实验结果进行比较。其实，西方宇宙观的明晰性和可深入性早在希腊哲学的早期就已经显现，原子论就是一种明晰的宇宙，从泰勒斯的“水”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就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这里其实蕴含着西方哲学能从直观主义阶段发展到认识论阶段的原因，西方人的思维注重刨要究底，而中国人的思维只求了其大概。

可悲的是，现今中国的很多民间思想者的认识还只停留在直观主义阶段，还在用佛老的方式研究哲学问题。江上朗网友说，现今的中国思想者99％的还在用古朴的方式研究哲学。这是实情。我曾说过，如果中国未来有可能产生新思想家，那么他们九成将来自民间，一成将来自学院。因为学院知识分子主要是学问家，而不是思想家，他们是前人知识的承继者，而不是新思想的开拓者；民间知识分子则相反，他们是新思想的开拓者。就学问而言，民间知识分子一般是赶不上专业学者的，但就知识的广度和创新精神而言，则是学院知识分子远不及的。但我也曾说过，民间知识分子百分之九十几的是研究学问走入误区了的“神汉”性的人物，只有百分之几的是研究学问走对路了的人。“学海无涯，十见九谬”，这话对于民间知识分子特别具有警醒作用。我认为，民间知识分子应该经常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思，反思自己的思想是不是陷入了误区？经常和别人交流，根据别人的批评意见思考自己的观念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我这里之所以说这么多，是因为我认为中国未来的新思想的希望在民间，而民间知识分子由于社会资源的缺乏、缺少前人的指导等先天不足，因此很容易走弯路、走错路，我希望民间知识分子少一些无谓的牺牲。

我在上面指出过，西方在直观主义阶段就已经蕴含有发展为认识论哲学的因素，而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则不具有这种因素。不过，相对于唯物主义而言，毕达哥拉斯的客观唯心主义对于西方哲学从直观主义阶段发展到认识论阶段起了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如果我们说唯物主义旨在寻求一种正确的世界观的话，那么唯心主义则旨在寻求一种有效的认识方法。相对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而言，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数”显得荒谬不经。不过，毕达哥拉斯的“数论”却显示了人类的认知梦想，即将一切知识都表示为严谨的数学形式。关于概念，关于推理方法，关于证明，所以这些重要的方法问题，在毕达哥拉斯那里都突然显现。正是毕达哥拉斯的客观唯心主义促使西方哲学从直观主义阶段发展到了认识论阶段。

柏拉图是第一个建立完整认识论哲学并由此构建庞大哲学体系的人，自此以后西方哲学的重点就转为了认识论哲学。柏拉图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数学知识的偏好，对数学证明的追求。数学知识是一种相当清晰明了的知识，数学证明一旦被确认为是正确的之后它便无可怀疑。柏拉图认为只有象数学知识这样的知识才是真实的知识，象数学证明这样的方法才是可靠的方法。柏拉图的目的就在于寻找到这些真实的知识，并用类似数学证明的方法将它们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建构成严密的体系。不过柏拉图不认为这些知识存在于感官所知觉的世界，而是一种天赋或先验的存在。因为，柏拉图认为感官所知觉的世界是变化流动的、是现象和虚幻，是不真实的。而真实的知识是一般的、普遍性知识，一种常住不变、永恒的东西。柏拉图认为，在人的灵魂中蕴藏着作为其他一切知识起点的最真实、最普遍性的某些知识、原理、观念或理念，其他的知识都是这些最基本的知识的推演。柏拉图认为，人们学习和得到知识的过程，就是灵魂逐渐“回忆”的过程。而感官对客观世界的知觉则对这种“回忆”起到激发作用。

亚里斯多德明确的将类似数学证明这样的可靠方法用三段论的形式表述为演绎逻辑，比如：

所有的人都会死

苏格拉底是人

─────────

所以苏格提底会死

这是用三段论的形式表述的演绎推理。亚里斯多德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逻辑学体系。另外，亚里斯多德还研究了另外一种不象数学证明那样可靠、那样具有必然性的推理方法－－归纳逻辑，比如，我们看到“张三会死，李四会死等”，然后推出“所有人都会死”，这就是运用的归纳法。归纳推理只具有或然性，因此亚里斯多德对这一方法并不十分看好。不过关于知识的来源问题，亚里斯多德并不象柏拉图那样排斥经验世界，认为是灵魂对先验知识的“回忆”，而是认为人类的知识是通过归纳法从客观世界中归纳得到的，没有对经验的归纳不可能有知识。不过由于他对归纳法并不看好，因此他还保留了柏拉图的先验真理论。他认为，没有对经验的归纳，不能认识真理；没有对隐然于人心的先天理性中的真理的演绎，知识不具备必然性。他在这方面是矛盾的、二元论的。

欧几里德是第一个将亚里斯多用三段论形式表述的演绎法用于构建实际知识体系的人，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正是一站严密演绎体系，它从为数不多的公理出发推导出众多的定理，再用这些定理去解决实际问题。比起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几何知识而言，它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更重大。事实上，欧几里德本人对它的几何学的实际应用并不关心，他关心的是他的几何体系内在逻辑的严密性。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人类知识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为人类知识的整理、系统阐述提供了一种模式。从此以后，将人类的知识整理为从基本概念、公理或定律出发的严密的演绎体系成为人类的梦想。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就是按这种模式阐述的，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同样如此。

三、近代部分

近代西方哲学对古希腊哲学有所发展，但总的来说并没有超出古希腊哲学的范围。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人类的认识确立了一个无可怀疑的出发点，那就是人的思维、理性、认识功能或柏拉图说的“灵魂”。但是关于人类知识的来源却还有先验论和经验论之争；关于人类认识的方法也还有演绎法和归纳法之争。这种争论表现在整个认识论哲学上就是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唯理主义在人类知识的来源上是先验论者，在人类的方法论上是演绎主义者，他们认为存在着一些先验真理，人类的知识来源于这些先验真理，人类的方法是演绎法，通过演绎法可以从这些先验真理出发推导出其他一切知识；经验主义在人类知识的来源上是经验论者，在人类的方法论上是归纳主义者，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先验真理，一切知识都来源于人类的经验，而人类从经验中获取知识的方法就是归纳法。但是由于哲学家们的思想并非总是前后一致的，而是常常有矛盾的，因此也存在着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在人类的知识来源上是经验主义者，在方法论上却是演绎主义者；还有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在人类的知识来源上既是先验论者，又是经验论者，在人类的方法论上既是演绎主义者，又是归纳主义者，他们是二元论者。另外，许多哲学家所研究的领域常常侧重于哲学的某个或某些领域，因此也存在着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在认识论上只考虑了知识的来源问题或方法论问题，而没能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系统的认识论哲学。通常所说的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常常是根据哲学家们的主要思想倾向来区分的。

认识论中的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早在古希腊时期已显现，柏拉图是一位唯理主义者，亚里斯多德则主要是经验主义者，尽管他的思想也具有较重的唯理主义成份。在近代，英国的哲学主要倾向于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的哲学主要倾向于唯理主义。就哲学家而言，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是唯理主义者；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是经验主义者。笛卡尔为认识论指出了一个无可怀疑的起点，但他的哲学存在很多问题，他以后的哲学家围绕着这些问题同样展开了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笛卡尔是一位唯理主义者，不过他也极为注重经验。笛卡尔被视为“近代哲学之父”。到了康德那里，康德试图调合由笛卡尔开始的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但是他本质上也是一位唯理主义者。他认为知识的内容来自经验，但是，心灵是按唯理的方式思考经验的。康德的哲学存在着许多矛盾，康德之后的费希特、谢林、着手解决这些矛盾，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就是从康德的先决条件出发，认为精神是知识的本原，将人类的认识看作是精神的活生生的演化过程，并认为这种由精神演化出知识的过程也是客观宇宙的创造演变过程，因此人类的认识和宇宙的创造、发展和演变是同一的。到了黑格尔那里，这种解决康德哲学矛盾的思路终于完工。黑格尔认为，整个宇宙是从客观的“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出发，按照辩证法的模式演绎的，而人的认识活动不过是它外化的一个阶段。自此，黑格尔建立了一个唯理的宇宙观，人类的认识也变成了不是由人类主动的从客观世界中获取知识的过程，而是被动的接受“客观精神”演绎的过程。黑格尔的哲学使我们想起了柏拉图的（或许应该说是苏格拉底的）“灵魂回忆”说，在柏拉图那里，人类的认识被看作是“灵魂”回忆其本身固有的天赋理念、先验知识的过程。如果说黑格尔的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那么柏拉图的哲学则是主观唯心主义。黑格尔和柏拉图虽然都建立了包罗万象的唯理的哲学体系，但是他们的哲学在认识论上其实都导向了非理性主义，因为在黑格尔那里，人类的认识失去了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而在柏拉图那里，“灵魂”回忆知识的方法变成了难以言说的激发过程。他们虽然是演绎主义者，但是演绎法在他们那里其实都变成了精神创造知识、从而创造世界的过程而失去了方法论的含义，方法意味着我们能够通过学习的方式掌握和运用它来主动的去获取知识。

黑格尔从“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出发，按辩证法的模式演绎出整个宇宙的理论，是一套包罗万象的自恰的唯理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这种哲学得到了普鲁士国家的支持，从1820年到1840年在德国占统治地位。不过，这种理论毕竟显得荒谬不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是一种“头脚倒立”的理论，另外，这种学说的认识论本质是非理性主义的，因此好景不长，黑格尔死后不久，这种唯理的哲学一反变成了反理性主义称之谓非理性主义。

事实上，从更深的层面说，黑格尔的哲学其实是以反证的方式说明了，将演绎法作为人类的根本理性、根本认知方法最终结局的荒谬性，就是它必将导致认为人类的知识增长过程和宇宙的演化过程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唯心主义观点，以及在认识论上的反理性主义。因为演绎法是从前提推出结论的方法，它的推理方向和宇宙的演化方向以及人类知识的表述方向是一致的，但和人类的认知方向（获取知识的方向）却是相反的。人类获取知识的方向是破坏一个基本前提，从而建立一个更基本的前提，这和归纳法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唯理主义都常常以归纳法的非必然性而否认这种方法，但是否认这种方法的结果只能导致直觉主义、神秘主义等非理性主义。

不过，黑格尔的哲学象所有演绎主义哲学一样，反映了人类的认知雄心，即试图将人类的所有知识表述为由一些为数不多的基本前提为起点的统一的体系；另外，黑格尔的哲学也象所有演绎主义哲学一样反映了宇宙的演化方式，即宇宙是从最初的起始状态开始的演化体系。事实上，所谓演绎法反映的正是宇宙的演化模式和构建模式，而人类的知识又是对客观宇宙的反映，这就使得人类的知识也是演绎的。但是黑格尔哲学认为宇宙的演化和人类知识的发展是同一的却是不对的。其实人类的理性象一面镜子，镜子里面的世界－－即人类的知识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但是这个虚拟的世界是对客观真实世界的反映，而人类之所以能象镜子那样透视客观世界在于人类的理性具有归纳能力，而客观世界又是可归纳的或可被镜子透视的。

四、现代部分

一般将黑格尔之后的哲学称之谓现代哲学，现代哲学的最大特点是近代唯理主义一反变成了反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近代经验主义则顺利的发展为现代经验主义－－实证主义。

非理性主义在哲学史上一直都存在，但是在唯理主义昌盛之时它被压制，黑格尔建立了包罗万象的唯理主义哲学体系却也为非理性主义打开了大门，因此他之后的唯理主义迅速转向了非理性主义，这种反理性主义思想倾向的出现也得到了来自科学界的支持。随着非欧几何的出现（后来又相继出现了集合论、相对论等），那种认为存在着一些绝对正确的先验真理，企图将人类的一切知识都建立在这些先验真理的演绎主义梦想破灭了。欧氏几何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这种先验的演绎主义的标准模式，非欧几何的出现说明被看作先验的绝对真理的欧氏几何的公理并非是先验的，也并非是绝对真理，它只是后验的、相对真理。但是这种先验的演绎主义的唯理哲学的失败并非是证明了非理性主义的正确性，而是非理性主义失去了来自这方面的压制，从而得以兴盛。事实上，这种先验的演绎主义的唯理哲学的失败证明的是经验主义的正确性，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人类是通过归纳法获取知识的，尽管归纳法是或然的。非理性主义从本质上讲是行不通的，因为非理性主义也必须寻找种种理由来说明自己是正确的，而这种寻找理由说明自己是正确的，这本身就是理性主义的任务。

现代经验主义是对近代经验主义的发展，孔德确立的将知识局限于主义经验、反对深入到现象背后的实证主义原则标志着现代经验主义的开端，穆勒、斯宾塞发展了这一哲学，马赫更是将这一哲学发展为第二代实证主义，罗素则进一步将其发展为第三代实证主义，即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是马赫实证主义的数理逻辑化，即用现代数理逻辑、符号逻辑解释实证主义。日常语言哲学和和逻辑实证主义具有亲缘关系的哲学，它们都属于第三代实证主义。通常所说的语言哲学就是指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所不同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属于形式语言或人工语言哲学，而日常语言哲学则赞同自然语言，主张自然语言是完善的。与逻辑实证主义同时产生，但在之的流行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或称之谓批判理性主义）是对实证主义的反对，他认为科学的发展是“经验证伪”的，而非“经验证实”的。实证主义强调科学发展中的肯定因素，而证伪主义则强调科学发展中的否定因素。取证伪主义而代之的是科学历史主义，科学历史主义是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的结合。科学历史主义将人类科学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的、逐渐进步的过程，其中既有实证主义所强调的肯定因素所导致的量上的增长，也有证伪主义所强调的否定因素所导致的质上的增长。我们在文章的开头说过，将语言哲学看作是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转型，即由认识论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型是不对的，因为语言哲学本身已被证伪主义和科学历史主义所取代，并且它也无法解决非理性主义泛滥的问题。真正能看作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转型的是整修现代西方哲学，因为先验的唯理主义的失败使得西方哲学失去了一个统一的基础，即将一切知识构建成由基本公理开始的统一体系。经验主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经验主义将人类的经验仅仅局限于主观经验、现象界则是不对的，这样使得以经验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科学研究常常将自己局限于各自的狭隘的研究领域，而对别领域的毫无了解。这样就使得人类的科学研究是各自为阵的，而缺乏一个统筹按排和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

事实上失败的根本就不是唯理主义，而只是先验的唯理主义，但经验的唯理主义却是正确的。人类的知识来源于经验，是通过归纳法获得的，但人类的知识却是用演绎法表述的，并且这种知识的演绎体系是对客观世界的演绎性和唯理性的反映。它不象唯心主义所认为的宇宙的演绎过程和知识的演绎过程是同一的，而是象唯物主义所认为的只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

尽管归纳法是或然的，经验也并非完全可靠，但这其实恰恰真实的反映了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只是宇宙的微小一部分，而不是象主观唯心主义所认为的，宇宙是人的意识的演化，或象客观唯心主义认为的，宇宙是客观精神的演化产物。因此，作为宇宙的微小一部分的人并不先天的具有可以推演出整个宇宙的先验知识，而只能通过自己的理性对客观世界的不断观察和实验，不断归纳和总结。

另外，宇宙究竟能不能认识，以及怎样认识？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类理性的问题，而更是一个宇宙本身的形成和结构的特点的问题。如果宇宙本身是变化莫测、彼此毫无联系和共性的，那么宇宙是不可认识的，不论人类的理性有多强和采用哪样的方法。宇宙的可认识性在于宇宙存在着广泛的同源性、同质性和同构性，即许多不同的事物常常是起源于一个共同的初始状态，许多看似差异很大的事物常常是由共同的质料组成的，并且事物与事物之间常常存在着相同的结构。而宇宙中的所有事物则起源于一个共同的初始本源和由一个共同的本原（单位）组成。这使得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演绎的、唯理的体系，而人类的认识则是对宇宙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层次的本源和本原的归纳。

归纳法的有效性取决于宇宙的某种同源、同质和同构的范围，当我们归纳的事物未超出某种同源、同质和同构而得到的知识却是关于这一范围的同源、同质和同构的知识，那么归纳法就是有效的，我们得到的知识就是可靠的；如果我们归纳的事物超出了这种同源、同质和同构的范围，那么我们归纳得出的关于这种同源、同质和同构的知识对这一事物就是我效的，我们就需要归纳更广泛的同源、同质和同构的知识才能适用于这一事物。 正是由于宇宙存在着广泛的同源性、同质性和同构性，所以宇宙是有规律变化的、相互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和共性的宇宙，所以宇宙才能被人类的归纳理性所认识。

总的来说，宇宙应该存在着一个最初的起源，尽管它的起始时间可能无限遥远，其它所有事物都是由这个最初的起源演化而来的；另外，宇宙也应该有一个最根本的本原，即组成单位，其它所有事物都是由这个最根本的本原组成。我们只要认识清楚了这个最初的起源和最根本的本原，那么万事万物的状态都可以由关于这个最初的起源和最根本的本原的知识推演出来。但是这需要我们通过无限的时间、步骤和努力才能得到。

宇宙的同源性、同质性和同构性也就是宇宙的统一性，宇宙的广泛的同源性和多层次的同质性说明宇宙是一个庞大的统一体系。而宇宙的统一性和宇宙的演绎性是一种互逆的表述方式，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宇宙的统一性的表述方式是，“宇宙统一于其本源或本原”，宇宙的演绎性的表述方式是，“宇宙由其本源或本原演绎”。宇宙的演绎性说明了宇宙是一个唯理的宇宙，而不是一个非理的宇宙。正是由于宇宙的统一性、演绎性和唯理性，才使得人类通过归纳法归纳的关于客观宇宙的知识也是统一的、演绎的和唯理的。人们通常所说的演绎法其实并不是认知方法（获取知识的方法），而是知识的一种表述方法，我们是用演绎法来表述人类的知识体系的，但我们获取知识的方法是归纳法。

当然我们上面所说的唯理的宇宙只是经验的唯理的宇宙，而不是先验的唯理的宇宙，它是根据人类的经验从客观宇宙中归纳出来的，而不是象先验的唯理的宇宙是从先验的知识、存在、意识和精神演绎的。由于归纳法在没有对整个宇宙都进行完全归纳之前，它只具有或然性，因此经验的唯理的宇宙观也并不能说是绝对真理，它只能说是我们通过对人类的有限经验归纳后得到信念，但是这种信念对于指导人类的进一步认识却是非常重要的。毕竟我们的未来发展和认识不能是盲目的，而是根据已有有经验所总结的规律或信念作指导的。这种经验的唯理的宇宙观和知识观可以解决纯粹经验主义（只将经验局限于人类的主观经验或现象界）所导致的科学研究的狭隘性和各自为阵性，并且它本质上和经验主义是一致的和统一的，而不是象先验的唯理的宇宙观和知识观，是和经验主义相矛盾的。另外，它也可以有效的消灭现代西方哲学中非理性主义泛滥成灾的问题。

我认为西方哲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就是确立这样的唯理的经验的宇宙观和知识观，和建立与之相统一的哲学体系。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则可以看作是由先验的唯理的知识观、宇宙观向经验的唯理的知识观、宇宙观的转型。将经验限定在人类的主观经验和现象界的实证主义是这种转型期的经验主义，是不成熟的经验主义。 五、西方哲学的未来

人们常常把第一阶段的西方哲学称之谓本体论哲学或宇宙观哲学，而把第二阶段的西方哲学称之谓认识论哲学。但事实上，第二阶段的西方哲学主要发展的是演绎法以及与之相统一的先验的唯理主义哲学，演绎法到罗素那里已经符号化，发展为数理逻辑，先验的唯理主义到黑格尔那里也发展到了极致。但是归纳法到目前为止连其基本问题－－“归纳合理性”的哲学问题都还未解决，经验的唯理主义也自今还未发展起来。我认为未来的西方哲学将重新返回到本体论哲学和宇宙观哲学阶段，当然这种返回的严格地说法是更高层次上的螺旋上升，而并非同一层次上的往复运动，因为这是解决“归纳合理性”问题的需要。归纳法的合理性问题只能用本体论哲学和宇宙观哲学来解决，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具有广泛同源性和多层次同质性的唯理的宇宙观哲学。休谟认为归纳法是人的心理习惯和信念，但这只能说明人类具有这样的心理基础，而并不能说明归纳法具有合理性，能有效的从客观世界中获取知识。归纳法的合理性只能用具有广泛同源性和多层次同质性的唯理的宇宙观哲学来解决。这样经验的唯理的哲学就必须确立，这样认识论哲学又必须转回到本体论哲学或宇宙哲学。

人类在认识论哲学主要发展的是演绎法以及与之相统一的先验的唯理的宇宙观和知识观，而不是认识论哲学本身，因为认识论哲学应该是关于获取知识的方法的哲学，而不是关于表述知识的方法的哲学。人类在第三阶段的本体论或宇宙观哲学阶段主要将发展的是归纳法以及与之相统一的经验的唯理的宇宙观和知识观。人类有时在事后才会明白先前所认为和某种东西与后来所认识清楚的东西并不一致，先前的认识只是一种错觉。总的来说，第二阶段的西方哲学主要发展的是知识论哲学，而不是认识论哲学；我个人认为人类在第三阶段的哲学阶段才会真正的发展认识论哲学，不过其基石和总体表现将是本体论和宇宙观哲学，因为归纳法的合理性问题依赖于本体论哲学和宇宙观哲学。作为人类知识表述的方法的演绎法，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数理化或符号话，我认为作为人类认识宇宙的方法的归纳法，发展的高级阶段应该是和人类的观测工具和实验工具结合起来。因为人类的知识的表述本质上就是语言表达的问题，而数学语言和自然语言是人类的两种不同的语言形态，演绎法本质上就是和它们紧密相连的，这也是演绎法发展到高级阶段－－数理化和符号化导致语言哲学兴盛的根本原因。而人类的认识本质上就是和人类的感官以及人类感官的延伸－－观测工具和实验工具紧密相关联的，因此作为人类的认知方法的归纳法发展的高级阶段必然和人类的观测工具和实验工具紧密的相结合。

当然，有人也可能认为本体论或宇宙观现在已经转化为科学家的任务而不需要哲学家来操心，以此来否定未来的哲学将重归于本体论哲学或宇宙观哲学。我个人并不赞同这种观点，我认为那种认为哲学的某个领域成熟后就转化为科学家的任务，而不需要哲学家操心的观点是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的误区，因为任何成熟的理论的最前沿都是不成熟的，这样哲学家就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另外一个区别就是，科学家总是将其研究建立在观察和实验事实的基础上或原有理论的逻辑推理之下，而哲学家更愿意透过观察和实验事实或原有理论看本质。

上面我们在论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型及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之后，有必要再回到语言哲学的问题上。我们在前面说过，语言哲学是伴随着演绎法的数理化和符号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哲学流派。语言哲学的实质是关于概念的演绎逻辑。我们在前面还说过，演绎法就其本质而言，它不是认识方法，而是知识的表述方法，这种知识的表述方法是对客观世界的演绎性的反映。而语言的作用就是我们用于表述客观世界的，只是语言有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之分。自然语言是一种较灵活、较模糊的语言，而数学语言则正好相反，是一种很严谨、很精确的语言。演绎逻辑其实就是将自然语言的灵活、模糊与数学语言的严谨、精确相结合研究语言的内在结构和形式的学科。

演绎逻辑的语言实质在柏拉图和黑格尔的哲学中表现的很清楚，这两个人都创建了包罗万象的唯理的哲学体系。柏拉图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理念”，他所说的“理念”说透了就是具有主观实在性的概念，柏拉图是一位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概念具有主观实在性，只有关于概念的知识才是真实的知识，关于概念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经验世界是虚幻的、不真实的；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绝对理念”，他说的绝对理念说透了就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概念，黑格尔是一位客观唯心主义者，在他看来概念具有客观实在性，整个宇宙就是从真实的绝对概念出发，按辩证法的模式演绎出万物，又回归到绝对概念的过程。

篇6

关键词:方东美;中国哲学;自然观;和谐精神

中国古代哲人观察宇宙,“仰以观于天文,俯以“中国哲学,不管其内容属于哪一类、哪一派,总是察于地理”,看到的是一副万物生生而和谐的图景。要说明宇宙,乃至于说明人生,是一个旁通统贯的整他们视“整体圆融、广大和谐”为宇宙和人生的理想境界。在古代哲人的教化和影响下,“和谐”———人体;用儒家的名词,就是‘一以贯之’(Doctrineofpervasiveunity)。这是中国哲学上的第一个通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他人的和谐、性!”[2]45-46儒家所谓“天下之动贞夫一”,道家所谓人的“身”与“心”的和谐———历来是中国人所注重的人生追求。现代新儒家继承和发挥了我国古代哲人注重“和谐”的思想传统,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和交融互摄之中,极力阐扬中国哲学以“和谐”为宗的自然观。方东美(1899─1977,安徽桐城人,现代著名学者、哲学家)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通过中西哲学和文化的比较,以极大的热情,阐述和宣扬了中国哲学自然观的和谐精神。

1中国哲学采取“机体主义”的方法理解“自然”

中国哲学的自然观,采取的是“机体主义”的方法。方东美说,所谓机体主义就是将宇宙万物视为“不可分割之有机整体”,认为宇宙虽然可以分为不同领域,但这些领域之间彼此相因、交融互摄、旁通统贯。“中国哲学上一切思想观念,无不以此类通贯的整体为其基本核心,故可藉机体主义之观点而阐释之。机体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模式而论,⋯⋯旨在:统摄万有,包举万象,而一以贯之。”[1]284方东美提出,中国哲学具有三个“通性”(即各家各派共同“抱一为天下式”,等等,在方东美看来都是主张宇宙万物的“交感和谐”与统一,都是“机体主义”的表现。

方东美进一步指出,机体主义“融贯万有”,归根结底说来,则是融贯“天”与“人”,即“天人合一”、“天人合德”。中国哲学“要把人的生命展开来去契合宇宙———表现‘天人合德’、‘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去证明人与世界可以化为同体”[2]102。在中国哲学看来,“自然和人之间有如母子的亲切关系,⋯⋯在自然的境界上,把天、地、人合成一片,把万有组成一个和谐的乐曲,共同唱出宇宙美妙的乐章”[1]278。他将儒、道、墨三家视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认为“古代的三大哲学传统,儒、道、墨三家,可说都是致力于人和自然的合一”[1]258。这种“合一”,就是方东美所说的“广大悉备的和谐”,或曰“整体圆融、广大和谐”。

西方哲学则“总是透过二分法把完整的世界割裂成两部分”[3]21,以“分离主义”区别于中国哲学的机体主义。所谓“二分法”,指的是将主体与客体截然分开并且相互对立起来的思维方法,方东美又称之为“二元论”的方法。他说在古希腊哲学中,已经具有的基本性质),“机体主义”则是其第一个通性。表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与对立。后来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使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格局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到了近代西方哲学,“分离主义”的方法则更加突出。近代西方人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视为“二元甚至多端的敌对”关系,把自然界仅仅视为人类“戡天役物”的对象。他们“处心积虑要了解自然界的秘密,始而虚心观察,继而耐心测验,终于发现精确定律以说明客观的程序”。“科学思想系统确立之后,近代西洋人更据以发挥权能,产生技术,控制自然界之质力以为人用,于是工业文明的成就因之而大显。”[2]192-193就是说,在近代西方社会里,“天人二分”的思维格局使得人们把自然界只是当做自己的对立物,对其进行观察、研究,然后加以利用。这导致了科学技术的发达和生产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物质享受,但也使得“一切知识变成毁灭性的技巧”。人们对自然只是不断地利用和索取,这实质上是在毁灭自然界。方东美称此为“西洋浅薄的利用主义”。

方东美还更深层地从民族哲学智慧的角度,来说明中国人与西方人自然观的这种区别。他提出,各民族的哲学智慧皆有其特点。“哲学智慧寄于全民族之文化精神,互相摄受,名共命慧。”[1]139同一个民族的成员,有着特定的哲学“共命慧”,它通过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表现出来。“欧洲人以方便应机,生方便慧,形之于业力又称方便巧。”[1]140他认为欧洲人(特别是近代欧洲人)把自然界视为利用和征服的对象,将科学技术作为“方便应机”、“戡天役物”的手段。因此近代欧洲人的哲学智慧,主要通过人与自然的对立而表现出来。这种哲学智慧的“慧体”,表现出强烈的分离性。与之相比,“中国慧体为一种充量和谐、交响和谐”[1]142。中国人的哲学智慧,强调的是万事万物彼此相因、尔我相待的广大和谐之道。一言以蔽之,“自然是一个和谐的体系”。方东美认为,这是中国哲学理解天、地、人乃至万事万物之间关系的基本出发点。诚如方东美的学生刘述先所言:“东美师极赞中国哲学所发展出来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方东美看来:“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原始儒家的智慧,一言以蔽之曰:‘生生而和谐’。”

2中国哲学自然观的和谐精神根源于“生命本体论”

中国哲学之所以采取“机体主义”的方法理解“自然”,是由中国哲学的“生命本体论”决定的,换言之,中国哲学自然观的和谐精神根源于“生命本体论”。方东美说:“根据中国哲学,整个宇宙乃是由一以贯之的生命之流所旁通统贯。”[5]13“中国先哲所体认的宇宙,乃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天大其生,万物资始,地广其生,万物咸亨,合天地生生之大德,遂成宇宙。”[6]44从中国哲学来看,自然界“不仅是机械物质活动的场合”,而且是活跃的生命领域,“‘自然’对我们来说,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5]12。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一个以生命为中心的本体论,把一切集中在生命上”[3]158。儒家所以追原天命、率性以受中,道家所以遵循道本、抱一以为式,墨家所以尚同天志、兼爱以全生,“就是因为天命、道本和天志都是生命之源⋯⋯孔、老、墨三宗的统会,就在生命价值之积极的肯定”[3]158。方东美对此作了具体阐发。例如,他说儒家经典《周易》的基本原理就是“生之理”,即“生命苞容万类,绵络大道,变通化裁,原始要终”[1]152;《周易》提出了“万有含生论”的自然观。老子的“道之本体”,实际上也是生命本体,“实则老子本人,参透道体,认为是生生之源,周行宇宙,溥博和同,虚而不竭,动而愈出,无一物失道之本体,无一处缺道之妙用。这个大道真正是普遍流衍的生命”[6]59。而墨家的“全生”之说,也是基于生命本体论的思想。因此中国哲学从春秋时期开始,就是“一套生命哲学”。此后中国哲学的发展,就其主流来说,是儒家、道家、大乘佛家(墨家后来渐成“绝学”)“齐声高歌,合唱‘生命之礼赞’”;就其内容来说,“任何思想体系是生命精神的发泄”。

这种“生命本体论”,决定了中国哲学注重和谐,主张“天人合一”。对此,可以从以下两点加以理解。

(1)作为宇宙本体的普遍生命,具有“旁通统贯”的特性。

“在这个宇宙里面,我们可以发现旁通统贯的生命。”[5]103生命是有机整体。生命现象不同于一般的物质现象,不能被理解为由彼此分离,甚至彼此对立的不同部分机械地组成。正因为生命是旁通统贯的,所以中国哲学认为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

(2)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参赞了宇宙的创造力”。

篇7

中国哲学重建涉及不少问题，诸如对传统哲学的评价，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重建所应遵循的途径，等等，它们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思考。不过在当前探讨的起始阶段，笔者认为对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与概念，诸如其性质与功能，即哲学自身角色的定位问题作一番澄清，是十分必要的。而在为哲学作出本体论上的根本定位时，需要清理一种有碍于这一定位与重建的倾向，即“科学主义”的倾向。这里所说的“科学主义”，指的是以科学的认知模式与判定标准移用于哲学思维，从而产生排斥、否定哲学特有的思考方式与人文精神，危及哲学的根本生存基础的思想取向。

哲学研究什么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这两类科学的产生，主要发源于人类对生存环境（包括自然与社会的环境）的需要。此外，人还需要研究自己，即需要有关于人的学问，包括以人体、生理、心理诸方面进行研究。人的学科，解答的是“人是怎样”与“人是什么”这两类不同的问题，可以看出。后者关涉的是心灵、精神领域。人是这么一种存在，他除了形体之外，还有心灵；形体服从于心灵。形体是可见的世界，如同外部世界一样，关于它的研究属于事实性的；而心灵、精神则是不可见的世界，关于它的学问属于价值性的。

作出上述区分之后，不难界定出哲学的对象与性质。对于心灵、精神的研究，构成哲学的一个特有对象。哲学的领域固然还包括认识论、方法论、道德论等，但它对于心灵、精神的关注，无疑是最根本的，这是由心灵、精神对于人的重要性所决定的，因而这种研究对于哲学来说是不可或缺、不可取代的。作为人这一理性存在者，他不可能没有希望，或没有理想，或没有信仰，哪怕这种希望很普通，理想很平凡，信仰很一般。另外，由于心灵、精神的不可见性，因而哲学的领域是一个超验的领域。这就决定了哲学对于心灵的研究是一种“思”，它有别于实证科学对于事实的“知”。任何对于心灵的思考，只要它是不自相矛盾的，就是有“意义”的（这里的“意义”，借用的是实证主义的用语）。“知”的根据是事实性，“思”的根据则在思想自身。哲学这种思的性质，又进一步决定了它的方法与判定标准是不同于经验科学的。

这里还应当说明的是，对于心灵、精神的思考，除了哲学以外还有宗教。宗教与哲学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在对象（心灵）及性质（超验性）上有相似性；但根本不同点在于，宗教以象征性的表象思维为方式，以神的存在为前提，设定一个来生的彼岸世界，以灵魂救赎为目的；哲学则以反思性的概念思维为方法，以理想人生为前提，设定一个现世的本体世界，以提升道德人格为目的。概言之，宗教是表征性的，哲学是反思性的。前者示人以信仰，后者给人以信念。信念是对于某种人生价值的认同，它们植根于精神本体。由于人不可能没有信念而存在，因而人不可能没有哲学，不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信念的不可或缺性，构成了哲学的不可取代性。

哲学中科学主义之表现

论述了哲学之不同于科学认识的特定对象、性质与方法，可以确认这么一个判断，即不能移用自然科学的认识模式与方法于哲学之上。反之，就是一种“科学主义”。不幸的是，哲学在现代的发展顽强地表现出这种倾向，其表现形式如下：

第一，以科学的判定标准滥施于哲学之上。

本世纪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取向的极点，是以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的可证实原则”为标志的。它认为判定一命题是否有意义的标准，是看它能否为经验所证实或否证。按照这一标准，逻辑实证主义者将哲学命题划入没有意义的假命题之列。例如他们写道：“在形而上学领域里，包括全部价值哲学和规范理论，逻辑分析得出反面结论：在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①a］他们并且宣称，通过运用现代逻辑对语句意义加以澄清的结果，已经能够彻底清除形而上学。

逻辑实证主义的这一证实原则，对于在科学哲学中促进有关科学划界标准的认识，以及在理论研究中排除一些伪科学的做法。特别是在一些社会科学学科中推动有关客观性的意识，是有益的。然而，它以经验上的可检验性作为有意义命题的判定标准，来对待原本是超验的哲学命题，从而把它视为无意义的，要用“奥卡姆剃刀”加以剪除，这就铸成大错。他们不懂得哲学之为哲学，恰恰在于它主要关涉的是不可见的精神世界，即超验的世界。他们片面地把人的意识活动仅仅归结为科学活动，将“理念”、“无限”、“本质”、“自我”等哲学范畴，斥之为无意义的东西。他们不仅没有看到科学也有其价值问题（科学可以造福人类，但其负面效应亦会遗患于人类，假如滥用科学技术不加以必要约束的话），而且也没有意识到有反省人生，认识自我的必要，把对于生命的本质、心灵的理念、自我的存在这类思考贬之为无意义的命题。欲彻底加以清除。

逻辑实证主义这方面的思想在我国也产生了影响。有的哲学家循此判定标准，把哲学的“本质”认定为“属于科学范围内‘活动’的一种学问”，［②a］它的任务不过是对科学概念的意义作进一步分析而已，并且也不存在“世界观”的问题，因为“科学的‘世界图景’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这样，科学与哲学之间就被划上等号，“某个时代科学的发展，就是某个时代哲学的发展，某个时代的大科学家，就是某个时代的大哲学家。”［③a］这些说法的片面性是很显然的。首先，大科学家与大哲学家之间并非是等同关系，哲学家与科学家相分野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其次，“世界观”不可被狭隘地理解为单纯有关物质世界的认识，而应包括人与世界的关系、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等等，因而它应是本体论的一部分。世界观与人生观不可分。况且，仅就科学的“世界图景”而言，各门具体学科提供的这种各别性的图景，其总体意义如何，也是有待哲学作出解释的。

第二，不恰当地限制了哲学的对象域。

我们说哲学是一种“思”，其对象是超验的领域，它要解答的是“人是什么”这一命题，这是就哲学的根本对象而言的。“思”所要把握的是一种“理”，它不同于经验科学所要把握的是“物”（自然对象）与“事”（社会对象）。哲学所要把握的“理”，如果具体说下去，可以分为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人生的，此为“本体论”，即对于生命本体、精神世界的反思；其次是关于认知活动的，此为理论哲学（认识论、方法论），即对于有效认识模式、方法的把握；再次是关于道德行为的，此为实践哲学（道德哲学、行为哲学），即对于道德的根据、规范法则的把握。这三者中，以本体论最为根本，因为它是精神的安身立命之地。假如精神惶惑、形上迷失的人，不但谈不上有正直的道德行为。而且也难以有突出的认识行为。

然而，哲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取向以不同的方式来限定哲学，取消本体论这一哲学之“本”。在这方面，分析哲学将哲学归结为对科学进行语言分析，使哲学沦为一种工具。而在国内则有这么一种看法，把哲学等同于认识论。这种观点在近几年的“主体性”讨论中，突出地表现为把主体性界定为认识的主观能动性、实践，而忽略了主体首先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主体、道德行为的主体。认识论无疑是哲学的一个对象，但哲学并不仅限于认识论，之所以如此的理由，我们上面已经给出。在这方面，可以说西方哲学的发展也已开始“纠偏”。“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反对科学的“专断性”，即反对将科学的认识模式作为其它知识陈述系统的判定标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反科学主义。

第三，混淆不同的真理形态。

把科学主义的判定方式运用于哲学，必然会要求哲学的真观念亦循从经验的形态，这就是说，沿用经验性真理的命题与事实相符，由事实来确证的样式。这样，一谈起真理，受科学主义影响的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与事实相一致的符合论。然而实际上真理是依观念的不同而区分为三类形态的。

第一类是形式的、必然的真理，属于数字与逻辑。这类观念是推证性的，其特征是可以单纯通过一些规范性的规则，在观念之间进行演绎与运算。由于它们只是一些观念间的逻辑关系，因而是形式性的真理，其结论是必然的。这类观念系统是自足的，无需诉诸于感觉经验。

第二类是经验的（内容的）、非必然的真理，属于经验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后者是一种“人文经验”）。这里的“必然性”，指的是一切可能世界皆真，其矛盾命题是不可能的，且具有不可修正性。这类观念从总体上说是说明性的（explanatory），其特征是依赖于对时空中的物与事这类感性经验进行分析研究，因果性构成这类事件的最基本关系。

第三类是超验性的、非必然的真理，属于哲学。这类观念是解释性的（interpretive），其特征是超越感性经验世界之上，对心灵、知识与道德作整体性的思考。它与数学、逻辑观念的不同，在于它不能仅仅依靠同一律、不矛盾律的逻辑关系进行推证性思考；它与经验性观念的不同，在于它摒弃了事实性因素，排除了感性的色彩。因此哲学的观念只是“思”，而不是“知”。认识探问的是“是什么”，哲学询问的则是“为什么”。“是什么”追问的是物与事，“为什么”追问的则是一个“理”。物与事是有形的，理则是无形的、不可见的。由此有形下界与形上界之分，从而真理的形态也有不同。

哲学观念的真理形态是由形上学思考的性质决定的。形上学思考是一种先验的思考，其解释性在于，它对于理想的人生状态、道德人格加以解释，设定为一种“终极关怀”，一种价值目标。道德理想必定是要高于现实人生的，否则就不成其为理想。因此这种理想是一种先验设定的目标，而不是出于经验归纳的。

因此，这里表现为这么一种关系。存在者与社会应当符合于他们的理想目标，而不是理想目标应当符合于他们。从而理想目标这一形上的观念，就无法运用经验知识的“客观性”标准来衡量它。这告诉我们必须采用另一种判定标准来确认形上的真观念。我认为，这一标准应当是“合理性”概念。一观念是合理的，必须满足这么两个条件。首先，就该观念本身而言，它必须在逻辑上是无矛盾的，在内容上是有效的解释；其次，就其可能的效果而言，它必须是有益于文明发展的。

形上观念的真，是一种内在的真。一形上观念经过解释与论证并被认为是合理的，我们就把它看成是真的。内在真观念的根据在于解释的合理性，而不在于这种解释是否与对象相一致，因为被解释的对象恰恰是需要在将来依据该观念来产生的。“止于至善”的终极关怀目标，其中的“至善”内涵是被设定的。哲学家并不是从现实中已经有过的行为来抽引出至善概念；相反，“至善”是一种理想中的“应然”状态，它产生于理性的超验设定。形上真观念的这种超验设定性，是道德理想主义的前提。

转贴于 追寻真理是哲学的目标。区分出形上真理与经验真理的不同类型，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了解形上学反思的性质，为从哲学中排除科学主义提供重要的根据。

中国哲学的重建

本文之所以呼吁反对哲学中的唯科学主义取向，为的是返本归真，回到哲学之本。所谓哲学之“本”，我指的是哲学对于“人是什么”命题的阐发，对于存在的本体论的探讨，对于生命的关切以及对于精神价值、道德人格境界提升等。而这方面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阐扬中国哲学的人文精神。

哲学返本归真的迫切性，是由文明的历史进程决定的，特别是对于现时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尤其如此。这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的运作。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社会充满开拓、活力，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高度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竞争的无情性，使个人主义高度膨胀，社会变得冰冷无情；科技作为文明发展的手段僭越为目的，价值理性发生危机。西方社会的这些弊病，在商品经济浪潮涌流的当今中国有些已经开始出现，而且在市场规范不完善的情况下，道德问题更为突显。中国现代化过程要理性化，有赖于宏扬理性精神，使之与感性物欲之间形成张力，为精神文明奠定理性基础，这就需要重建一种高扬道德理想主义的哲学本体论。

其次，我们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现代化”是个社会学概念，确立的是物质性的标准。但从哲学上看，现代化则表现为理性化的过程。这种理性化首先是价值目标的理性化，其次是由此制约的行为的理性化，以及相应而来的社会理性化，即包括政治与经济的组织及运作的理性化。这种理性化的基础是人的理性精神，即在意识中确立理性本位，因为不论目标设定或行为、社会的理性化，都是理性投射的结果。理性不同于感性，后者是天生的自然倾向，有其内在生理动力；理性则是自觉培植的结果。缺乏这种培植，理性可能被淹没，而它也确实淹没过，诸如在各种形态的法西斯主义者那里。

再次，中国与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在于西方是个宗教社会，而中国则不是。宗教构成西方文化心理与精神依托的一个基本部分，中国则大体上由哲学担负起这方面的功能。因此，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过去由哲学所，今后必也主要由哲学来塑就。

西方社会在物质文明的现代化过程中陷入的精神惶惑、形上迷失的理性危机，曾促使一些不同哲学流派的哲学家们从各自的角度对这一危机作出深刻反省，并发出警告与呼吁。他们或及时地反击实证主义，指出它抹去了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并针锋相对地把哲学的根本任务确认为揭示“本体论上本原的东西”［①b］，呼唤理性主义的复归与重建，如胡塞尔的现象学；或要求哲学打破19世纪的科学的精神垄断，摆脱将重点转移到所谓认识论范围的偏差，重新恢复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实践哲学”的传统，建立“与人的、社会的存在所具有的根本大法有关”［②b］的解释学，如伽达默尔；或抛弃认识的至上性，排除意识与对象相对峙的二元论，以自决性作为意识存在的本质特征，重建揭示价值的起源和本性的本体论，如萨特的存在主义。总之 ，西方哲学家寄希望于哲学的，是它的本体论，是关于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定位，藉以在科学的时代重归哲学之本。这一潮流发展的结果，是使西方哲学走向一种“后现代主义”。它的基调是将启蒙运动以来的文化归之为“现代主义”的范畴，认为其主要特征是以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作为判定其它类型知识的标准，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相应的“理性主义”，造成一种主体与客体相对立的二元认识论模式，以及客观主义的真理判定标准。后现代主义因而由反科学的专断延伸到反对现代的“理性”、“主体性”、“人文主义”等基本观念，其根源在于前述的西方社会发展产生的一些问题引起的哲学批判的需要。

有如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在有形的自然界所造成的一些严重后果，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负面效应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一样，它们在无形的精神界所带来的一些后果同样应引起我们的警觉。现代化不应当使人成为物质文明的奴隶，人应当始终是目的，是价值的主体，而不应当成为手段。这样一种意识应当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普遍意识，成为公众的行为习惯。在这方面，只有哲学的本体论能够为我们提供这种意识与行为的最终根据。

中华文化是一种悠久的文化，有其特殊的品格。这种品格的基调主要是由高扬生命价值与道德理性的儒家所的。然而由于儒家创始人的经验思维的特性，因而未能超越于现有世界之上，设定一种先验的理念体系作为现实社会的理想参照系，而是以经验性的“取象”类比的方式，在已有社会模式中寻求理想目标，从而导致一种“向后看”的思想方法，以周礼作为社会的范型，造就了以后的儒家缺乏批判意识、一应认同于已有社会体制的保守性格。此外，单纯着眼于从个人的道德修养（“内圣”）及人伦关系方面建立“礼治”的基础，从而构建有序的社会，而不是同时着眼于法治以及对外部社会的批判与变革，也就是说，只着眼于道德方面的“自律”，而未能并重于法治的“他律”，这也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根本失误。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衰败，人们有探求其原因时，自然把批判的锋芒也指向作为以往文化与社会的思想基础的儒家学说。这种批判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中国社会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实现社会变革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当今及至往后，仍有继续批判儒家思想中落后因素的必要。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转型的逐步成功以及现代化过程的推进，中华文化的重新崛起将成为必然。这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发展从侧重于吸纳西方文化，逐渐转向融合西方文化，进而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这一过程必将要求中国哲学提供民族文化的理念基础，成为民族文化的“领头羊”。而重建中国哲学的使命，必定要求我们摆脱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的影响，回归哲学之本，并且宏扬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文主义精神。

要重建中国哲学。宏扬其人文精神，首先要面对的，一是这一人文精神如何定位，二是如何宏扬的问题。就前者而言，一般认为是儒家的理想与价值取向，包括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生命进取精神，道德的自我修行与道德人格的培育，天人与社会秩序的和谐观等等。就后者而言，笔者认为，“宏扬”意味着按照这种人文的精神取向来推进哲学的探讨，或者说以此来规引哲学思考的方向。

因此，宏扬中国哲学的人文精神，重要的是由之确认一种思考的大思路，一种精神探索的取向。认定哲学在现时代的使命，怀抱对生命与存在的关切，对社会理想与价值系统的关切。这里应当提及的是，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发掘，以及将其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乃至力图融合西方哲学，实现中国哲学之重建的目标这方面的努力中，现代新儒家奉献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为中国哲学的重建提供了参考。

要强调的是，我们提出反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反对的是将科学的认知标准运用于哲学，从而导致的要求取消形上学、本体论的错误倾向，以使哲学返本归真，达到重建中国哲学的目标。科学主义不等于科学。反对科学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也不意味着否定在我们的哲学重建中，应当吸收西方的逻辑分析技术以加强哲学论证的科学性。对此不应当产生误解。

［①a］卡尔纳普：《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见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第13页。

［②a］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北京1989年，第133页。

［③a］同上书，第13页。

篇8

关键词：过程哲学，价值与事实，无主体状态，平面化静态视角，社会个体生成论

“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不仅从表面上看表现为强调价值的中国哲学与强调事实的西方哲学之间的差异[1]，从学理上表现为有关西方哲学如何从“事实”出发推论出“价值”的问题，同时就作为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缩影[2]的怀特海过程哲学而言，也表现为如何使过程哲学的研究视角从静态发展到动态、从对“过程”的平面化静态描述发展到对“生成”的立体性动态描述、从竭力把“价值”客观化发展到充分重视“价值”的主观性社会文化维度[3]。

形象地说，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就像一只正在蜕皮的蝉——在没有完成这个蜕皮过程之前，它只能在平面上进行相应的观察和研究论述，而只有完成了这样的蜕皮过程，它才有可能“展翅高飞”，以更加广阔的动态视角去考察和研究同样广阔的动态性研究对象，从而得出真正符合实际的结论。WWW.lw881.com我认为，只有运用社会个体生成论[4]的研究立场和方法论视角，进行充分重视作为社会个体的主体的过程哲学研究，这只蝉才可能彻底蜕去它最后的硬壳而飞翔起来。

一、蝉与怀特海过程哲学的“破”与“立”

众所周知，就一只蝉的完整生命历程而言，它虽然命中注定会蜕掉最后束缚自己的那一层硬壳，摆脱只能平面爬行的状态而飞翔起来，但在完成这个蜕皮过程之前，它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平面的——也就是说，它只能在二维空间中爬到哪里算哪里；而且，这种生存状态决定了它的视角的平面性，使它的感觉具有浓厚的“静止”和“孤立”色彩[5]。而当它飞翔起来以后，它的生存状态和视角显然就完全是另一种境界了。我认为，作为西方哲学在20世纪发展缩影的怀特海过程哲学，与这种正在蜕皮的蝉有很多相似之处。为什么呢？

和西方历史上任何一位哲学家一样，怀特海创立的过程哲学不仅本身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也体现了“不破不立”的基本倾向。就“破”的方面而言，他的批判矛头主要针对的是分析哲学、心理主义、亚里士多德的主词－谓词分离学说、休谟的“孤立的简单印象”学说，以及康德的“先验图式”论等[6]。而他之所以对这些学说提出批判，主要目的在于从根本上彻底消除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一直存在的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分裂对立的困境——也就是说，他试图通过彻底解决西方哲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有关本体与现象、一与多、动与静、永恒与流变、存在与生成、心与物、决定论与意志自由等形而上问题，以价值观念为核心、以论述带有生成色彩的[7]“过程”为手段，建构能够融合英美语言分析哲学和欧陆思辨哲学这两大阵营的过程哲学体系。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国内曾经流行的、用所谓“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样的标签为怀特海所批判的这些学说定性的做法，而是进一步深入考察那些提出和拥护它们的（作为现实的社会个体而存在的）哲学家个体的主观视角，我们似乎就可以看到，这些哲学家的学术研究视角与尚未完全蜕皮的蝉的视角确实具有相似之处[8]，而怀特海的做法则似乎体现了蝉的这个蜕皮趋势——努力摆脱原来僵硬刻板的主体－客体区分及其理论框架，通过论述“过程”打破原来非常僵硬的分裂对立状态，并通过论述“价值”使上述所有这些分裂对立的方面能够综合、甚至能够融合起来。

显然，怀特海为自己确定的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它不仅意味着从“破”的角度彻底颠覆西方哲学自有史以来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哲学理论及其传统，而且意味着要从“立”的方面建立起真正扬弃了这些理论、解决了它们的根本问题的哲学理论。那么，怀特海所“立”的是什么？他的基本愿望实现了吗？

怀特海自己提出的哲学定义是：“哲学就是由关于它自己当初的主体性僭越的意识进行的自我修正”[9]；而作为一个哲学家则应当“在存在的个体性和相关性之间保持平衡”[10]。就这种定义和要求而言，前者在显示怀特海基本哲学观强调对主体性僭越的批判反思意识的同时，表明了他试图通过论述“过程”突破以往僵化的主体－客体框架的基本意向；而后者则以所谓“保持平衡”暴露了这种尝试所具有的平面化倾向——因为我们即使仅仅就字面意思而言也可以看出，“保持平衡”的前提是承认有关的两者的存在及其现状，亦即认为它们存在于同一个时空阶段、同一个层次或者平面之上，而不是在分别对两者进行全面深刻的批判反思的基础上，通过扬弃它们而取得突破性进展（亦即在此基础上形成哲学理论和研究本身的生成过程），进而建立确实技高一筹的哲学体系。

另外，无论是出于强调纠正“主体性僭越”而矫枉过正，还是由于从根本上惧怕和回避主体的主观性和任意性，怀特海在这里实际上都完全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追求纯粹的客观性上了[11]，因而没有给作为现实主体的社会个体留下存在的余地，更不用说对这种主体的主观性精神境界在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之中的生成过程进行研究论述了。而这样一来，他实际上就忽视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哲学家的论述基础，因为这样的论述基础恰恰就是这种主体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以及他（她）的主观性精神境界在这种传统和环境之中的生成过程。

毋庸赘言，仅仅从怀特海对哲学的定义和哲学家应当做什么的论述出发，就肯定他的哲学是“一只正在蜕皮的蝉”，确实有论据不足之感。我们下面再结合他对过程哲学的说明，看一看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二、对过程哲学的说明的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

在《过程与实在》这部名著之中，怀特海对其过程哲学提出了二十七个范畴说明[12]。我认为，这些说明不仅比较直接地表现了他的过程哲学观所包含的基本要点，同时也反映了这些要点所具有的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特征。

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无主体状态”并不是说怀特海这些论述不是以作为研究主体的他自己为前提，而是说他不仅由于竭力追求纯粹的客观性而把这样的前提彻底隐藏起来，没有加以任何论述，而且，即使在涉及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各种主观方面的时候，也把这些方面视为像客观对象一样[13]、与客观对象毫无差别的静态的东西，而加以“千人一面”式的论述。而所谓“平面化静态视角”则是说，由于没有涉及作为研究者的哲学家的论述所特有的主观视角，更没有涉及这种主观视角的生成和变化过程，所以，这些说明都是以哲学家现成的静态视角为依据的；而这样一来，这样的视角便由于追求共时性抽象依据的基本倾向而具有了平面化的特征。

因此，所有这些论述类型都是依据一位追求纯粹客观描述的哲学家的眼光表达出来的，既没有涉及研究主体自己的视角是不是具有主观性和动态性（即生成性）的问题，也没有涉及作为其研究对象的主体诸方面是不是具有主观性和动态性（亦即生成性）的问题，更不用说从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环境角度加以研究论述了。让我们通过以下经过分类的范畴，具体看一看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

通过对怀特海这二十七个范畴说明进行未必完全适当的分类[14]，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以下七类范畴说明：

第一类：关于存在物的基本类型——永恒客体（eternal object）和实际存在物（actual entities），实际存在物的功能、统一性和多样性，以及实际存在物的“直接性”、“主体”与生成过程的关系（范畴v,xix,xx,xxi,xxii,xxiii等）[15]；在这里，怀特海主要是对实际存在物的各个方面进行定义、描述和解释，因此，这里并不存在对现实的个体性社会主体及其的精神世界的任何说明，更不用说涉及这种世界的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了。

第二类：关于世界和实际存在物作为造物都是过程、亦即都是生成过程，实际存在物的生成方式决定它们是什么（过程原理），以及有关它们的描述及其理由（范畴i, ix, xiv, viii,xviii）[16]。在这里，怀特海虽然强调了世界及其各种实际存在物都是过程或者生成过程，却没有（哪怕是非常简略地）论及作为实际社会个体的现实主体是不是也包含在这样的世界之中、也属于这样的实际存在物，他们在何种意义和层次上能够成为这样的过程、这样的实际存在物，以及究竟处在何种生成层次之上的认识主体才能形成这样的认识。

第三类：有关实际存在物的潜能与现实的关系（相对性原理），潜能及其与合生（concrescence）和永恒客体的关系（范畴iv,ii,vi,vii,x等）[17]。处于现实的社会世界之中的社会个体，也具有与这些实际存在物完全相同的潜能和现实性吗？也许是。但是怀特海在这里同样没有做出任何有关的说明。所以我认为，他在这里的论述体现了与论述上面两类范畴一样的特征。

第四类：对于统一性、多样性和客观化的论述（范畴xvi，xxiv）[18]。就怀特海在这里所涉及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而言，究竟哪一种作为现实主体的社会个体能够像怀特海本人这样，做出有关某种统一性或者多样性的陈述呢？一个儿童或者门外汉能够这样做吗？而且，关于这里所论述的实际存在物的自我创造过程，现实的社会个体也同样具有这样的自我创造过程吗？即使答案是肯定的，自我创造过程这个术语本身也表明，怀特海忽视了社会个体的创造过程所必然具有的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

第五类：结合实际存在物的生成过程论述“摄入”（prehesion）及其构成和种类，由此转入对于各种主观方面的论述（范畴iii,xi,xii）[19]。我们在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怀特海是以和他描述客观对象的方式完全相同的方式，转入对主体“摄入”的各个方面的描述的；而且，尽管主体这些有关方面在这里出现了，但主体却同样是静态的、平面化的，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任何关于其生成过程的说明。

第六类：结合论述命题和包括情感、估价在内的各种主观形式，继而论述“感受”（feeling）及其满足（范畴xiii,xv,xvii,xxv等）[20]。应当说，怀特海虽然在这里所涉及的纯粹是社会个体主观世界的各个方面，但他仍然竭力以完全客观的方式进行论述；因此，他在这里也同样是在竭力避免现实主体的主观任意性。勿庸赘言，这种研究方式对于充分重视和研究主体及其各个有关方面来说，是不可能有多少益处的。

第七类：作为某种系列的合生过程，与整合以往的摄入过程、感受最终得到满足的关系（范畴xxvi,xxvii）[21]。我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些所谓的摄入和满足究竟属于什么样的主体？在怀特海这里的说明之中不存在有关这个问题的任何答案。

可见，即使我们只把怀特海对过程哲学的这些说明作为研究个案略加分析，而不详细引用他的其他具体论述，我们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过程哲学所具有的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的特征。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对他这二十七个说明范畴的列举和归类，并没有完全按照他原来的论述顺序，而是参照西方哲学传统流行的“客观－主观”模式进行的。这样做虽然有掩盖他的批判锋芒之嫌，但却有助于突出展示他的做法所具有的探索性和突破性。实际上，他对这二十七个说明范畴的论述顺序也同样带有非常明显的探索特征——从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逻辑递进顺序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严格说来，怀特海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特征，是与西方哲学传统的惟理智主义主流一脉相承的[22]；但另一方面，他对“过程”和“价值”的充分强调和研究论述，又体现出了对这种主流进行批判反思和扬弃的倾向和趋势——除了这里的有关论述以外，他在其他地方对西方现代分析哲学所犯的“完善词典的谬误”的论述，也同样非常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23]。 怀特海及其过程哲学基本上处于传统与批判扬弃传统这两种基本趋势之间，所以我们说，作为西方哲学目前的生长点之一的怀特海过程哲学就像一只正在蜕皮的蝉。那么，现在的关键在于，究竟进行怎样的研究立场和视角的转变，这只蝉才能把最后一层皮蜕掉？

三、作为西方哲学当代生长点的过程哲学与社会个体生成论

正像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那样，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一方面体现了非常强烈的、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扬弃意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特征。那么，它究竟能不能成为西方哲学在当代的生长点？它怎样才能完成这种蜕皮过程呢？

我认为，一种哲学能不能成为它从其中产生出来的哲学传统的生长点，主要取决于两点：第一、它是不是已经非常清楚和充分地意识到这种传统的优长劣短？第二、它所采取的新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能不能使它达到彻底扬弃这种哲学传统的目的？这两个方面显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前者真正成为后者的前提，后者才有可能成为前者的结果。

就我们上面对怀特海过程哲学所进行的案例分析而言，由于它在第一点上既认识到这种传统的某些根本性的致命弱点并力求加以克服，又由于竭力追求纯粹的客观性而具有“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的特征，所以，它虽然因为试图通过强调研究“价值”、通过以系统全面地论述“过程”扬弃这种传统而有可能成为这种传统的生长点，但是，它所秉承的这种传统之强调“客观性”、“抽象性”和“普遍有效性”的基本倾向，却使它根本没有办法彻底完成这种扬弃工作。因此我认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有可能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生长点，但是，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完全变成现实，至少在他自己那里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他的过程哲学是一只正在蜕皮的蝉。那么，能不能“蜕皮”的关键在哪里？

我认为，就西方哲学传统中一直存在的“事实”与“价值”的关系而言，西方哲学的传统立场和方法论视角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由于竭力追求纯粹的客观性而彻底忽视了活生生的主体，亦即忽视了处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之中的社会个体的主观世界及其生成过程——无论这种个体是进行具体实践活动的一般人，还是进行理论探讨的哲学家，情况都是如此。显然，无视这样的主体、特别是无视他们作为个体在具体社会活动之中的所作所为和其主观世界因此而出现的生成过程，不仅哲学家的主观立场、方法论视角及其生成过程会处于哲学批判反思的领域之外，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也会因此而出现扭曲[24]。恰恰因为西方哲学传统的主流竭力追求抽象结论的纯粹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所以，从这样得出的所谓“事实”和关于“事实”的真理出发，根本不可能走向“价值”，因而根本不可能彻底解决有关本体与现象、一与多、动与静、永恒与流变、存在与生成、心与物、决定论与意志自由等形而上问题——因为这样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已经使研究者“画地为牢”，只能固守这样的“事实”和及其真理，而不可能对包含主观世界诸方面的生成过程有所觉察，更不用说加以必要的反思和研究论述了。

所以，我认为，能不能完成这种“蜕皮”，关键在于研究过程哲学的哲学家们有没有能力在继承怀特海过程哲学强调“价值”、强调“过程”、强调批判扬弃主体－客体二元分裂对立状态的成果的基础上，真正实事求是地看待和研究现实的社会个体——也就是说，取决于这些哲学家是不是真正能够彻底地把过程哲学强调动态生成的基本观点，全面落实成为使有关（包括作为哲学家的研究者在内的）社会个体主观世界诸方面的研究，得到与对于客观世界诸方面的研究同样的地位，从而使所有主体的主观世界、它们的生成过程和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背景和社会现实环境，都在过程哲学研究领域之中得到应有的地位和重视。毋庸赘言，怀特海虽然具有把所有研究对象都纳入过程哲学的研究范围、建立系统全面的过程哲学体系的宏伟抱负，但他最终并没有实现这种抱负。

只有用社会个体生成论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扬弃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立足于社会个体及其主观世界的生成过程的文化维度和社会维度，对社会个体的社会行动所涉及的（包括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内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作为西方哲学在20世纪发展缩影的怀特海过程哲学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自己当初的抱负，像蝉最后蜕掉了自己的硬壳那样展翅飞翔起来。

注 释

[1] 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说法——一般说来，侧重理智分析的西方哲学主流更加强调事实，并且以获得关于事实的“真理”知识为归依，而侧重情感体验的中国哲学和东方哲学则更加强调主体的感受，并且以对主体的规范和随之而来的主体精神境界为鹄的，因而基本上可以说，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强调事实与强调价值这两种做法之间的差异。当然，这个题目需要做我们在这里根本无法进行的广泛的实证性研究。

[2] 参见陈奎德，《怀特海过程哲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5页及以下部分。

[3] 当代西方哲学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的，逐渐重视研究日常语言、继而逐渐重视研究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诸方面的趋势，已经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

[4] 这里所谓的“社会个体生成论”（the social individual growing-up theory），是本人在以往研究西方哲学、美学理论，现象学社会学等诸方面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基本思路；它具有以下四个要点：

第一、包括研究者在内的每一个现实个体，都处于某种存在于具体社会文化环境之中的生成过程之中；

第二、这种生成过程具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体通过相关的各种社会互动过程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角色，二是个体的主观世界因此而达到越来越高的精神境界；

第三、人类社会生活包括学术在内的每一个方面，都是这种生成过程的结果，是由不同的社会个体通过这种过程建构的；

第四、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必须从有关这样的社会个体主观世界的生成过程的视角出发进行探讨。

[5]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静止”和“孤立”是作为主体的蝉的感觉所具有的，而并不是作为它的感觉对象的外部事物所具有的特性。

[6] 参见怀特海，《过程与实在》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29年版，第viii页等。

[7]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怀特海在其论述过程中确实多处谈到“生成”，并且把他对于“生成”的论述当作建构其过程哲学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来处理；但是，他的论述侧重点仍然是尽可能客观地对过程加以描述——或者说，“生成”只是他对“过程”的形象描述，并没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过程”的涵义。然而实际上，“过程”恰恰应当是对“生成”的形象描述，也就是说，它所包含的意义只是“生成”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只是表面上的、从平面上看到的一部分，倒是“生成”包含了更加丰富的涵义。

[8] 囿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对此进行详细的论述，而只能强调指出，怀特海表现出来的非常强烈的批判倾向，主要针对的就是这种把所有研究对象都孤立化、抽象化、平面化的基本倾向。

[9]参见怀特海，《过程与实在》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29年版，第20页。

[10] 参见《在世哲学家文库·怀特海的哲学》英文版，纽约图铎出版社，1951年版，第680页。也可参见陈奎德，《怀特海过程哲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页。

[11] 因为显而易见，哲学家只能根据某种客观的情况和标准，才能认识到他（她）自己当初的主体性究竟是不是具有僭越性。

[12] 参见怀特海，《过程与实在》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29年版，第30－35页。

[13] 实际上，怀特海之所以以有机体作为其研究对象，就是要以这种方式把所有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客观事物和主观世界都统一起来。

[14] 囿于篇幅，我们不可能一一详细引用怀特海的原文，只能以这样非常概括的方式表达他的基本观点。

[15]参见怀特海，《过程与实在》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29年版，第30页和34页。

[16] 参见，同上引书，第30页，32页，31页和33页。

[17]参见，同上引书，第30页、31页。

[18]参见，同上引书，第32页，第34－35页。

[19]参见，同上引书，第30页，31页和32页。

[20]参见，同上引书，第32页，32－33页，第35页。

[21]参见，同上引书，第35页。

[22] 就西方哲学传统主流而言，寻求客观性、拒斥主观随意性的基本倾向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这里指出的“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则是这种倾向的两个具体表现。

篇9

怎样理解哲学的现代性，以及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传统的观点实际上奉行双重标准：根据意识形态标准，只有哲学才是现代哲学，因为它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时代精神，而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只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呓语"。这种观点显然不理解西方哲学转向的大势，不理解现代哲学的真谛；根据哲学范式的标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才是现代哲学，以唯意志主义和实证主义为滥觞的哲学，实现了哲学话语、问题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这一转变，人们通常称之为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turn）。如何看待哲学的现代性？人们往往避开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是把哲学划归传统哲学之列。这种观点没有把握哲学的现代意义。有趣的是，这两个表面矛盾的观点又都建立在两个共同的前提之上：一是把哲学等同于斯大林化的哲学，二是把哲学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抽象出来，孤立地看待，忽略了哲学在否定西方哲学传统、实现哲学转向这一大方向上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一致性。

针对这两种倾向，笔者想指出两点：

第一，诚然，斯大林化的哲学具有浓厚的机械唯物主义色彩，并使哲学重新落入传统哲学的窠臼。但是，哲学并不等同于斯大林化的哲学。既然如此，我们就得问：原本的哲学，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是否属于现代哲学？是否开启了现代哲学？它在现代哲学转向中的地位和意义如何？

第二，哲学是自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合乎逻辑的产物和思想总结，它正是在解决哲学史中的问题、把握思想演进的运势中发展起来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得问：在扬弃传统哲学开创现代哲学方面，哲学究竟有那些独特的贡献？它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如何？

本文试图通过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在扬弃传统哲学、完成哲学的现代转向方面的一致性，来重新检讨哲学的现代意义，并从中揣摩它对我国哲学发展的某些启示。

二

为了讨论上述问题，我们先简要说明一下传统哲学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哲学的现代转向究竟做了什么？

由柏拉图奠基、亚里士多德完成的西方传统哲学，是以"绝对本体"为前提的形而上学。所谓"绝对本体"，即一种超验的、永恒在场的、作为具体事物"本原"、"始基"的实体。建立在这种始基上的传统哲学的主要特征是：

第一，以实体主义为基础。传统哲学把世界从本质、本原或根据上理解为某种实体的集合。这些实体是一些外在于观察者、参考系和任何显现方式的"东西"，是绝对的形上之物；是既定的、始终如一的，外在于时间的。换句话说，传统哲学看到的是"永恒的在场"：存在物没有由微入显的过程，时间只是存在的背景，而不是内在的"时间之矢"；存在物也不是由多种潜在因素结合并显现的，而是自足的、自因的，它自身完满，自己构成自己存在的根据；每一物的存在是绝对确定的，界限分明的，适宜于"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因此，哲学的使命就是无限追溯下去，一直分析到"宇宙之砖"--原子、以太、"物本身"、"最后的载体"，等等。这种思维正是海德格尔所批评的：关注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本身。

第二，形而上与形而下分离。传统哲学相信，流转变幻的经验世界背后有某种"本来状态"的世界，经验世界来源于它，或是它的异在的表现形式。作为万物本原的这个"一"派生万象，万象又归诸"一"。从柏拉图的"理念"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传统哲学建构了许多玄之又玄的、抽象的和绝对的本原、实体。这些本原、实体超经验、超现实、超具体事物；它们既不可实证，也不可证伪，却是万事万物的本来状态和宇宙规律的最高根据。

第三，场外观。主体不是与客体对立统一的一环，不是"在世者"，而是与对象分离，在世界之外；人仿佛上帝一样，是这个世界的绝对旁观者。他可以把握一个绝对外在于自身及其活动方式的"世界本身"；人的行为至多被理解为从外部改变这个既定的、"本来如此"的世界，而不是使世界作为对象世界生成、"出场"、"澄明"的主体因素。

传统哲学的这种视角、维度和思维方式使得它包含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形而上与形而下、唯理论和经验论、普遍（一般）与特殊（个别）、抽象与具体、物质与精神等的分离和对立。它无法说明世界的不断生成过程，看不到事物内在的"时间之矢"，不理解事物共生和互为缘起的关系，也无法解释主体因素在世界的对象化、现实化中所起的作用，无法真正从主体角度、从永恒变易着的"在"来把握世界--这样的一幅世界图景，恰恰是现代科学和人类行为方式所展示的。

正因为如此，现代哲学差不多都从反形而上学开始：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拒斥既不能实证也不能按严格的逻辑规则推出的命题，分析哲学断言哲学只是语言治疗，实用主义否定抽象的综合和"到手了"的摹写观念，存在主义否定人的先天的、绝对的本质，科学哲学放弃科学的确实性理想，等等，实质都是否定"绝对本体"，亦即"拒斥形而上学"，并以此实现哲学的现代转向：

第一，从以实体主义、本质主义为特征的本体论向立足于现实的具体的世界、立足于实践和感性生活的存在论转变。现代哲学大都否认超验的、绝对的存在物，强调经验世界、感性具体和现实生活本身，强调当下的、正在"在"的现象本身的实在性。

第二，从"场外观"向场内观转变。现代哲学普遍存在重新发现主体的现象，把主体因素（语言、符号、实践、行为、本质直观）视为显现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中介因素。我们总是通过我们的言说、直观、诠释、做或"在"，实际地进到存在与世界之中；我们只有通过我们的世界观才能把握"世界本身"。

第三，从既定的、始终如一的思维向生成、显现的思维转变。存在、事实不是实体的堆积、事物的集合，而是不断生成着、演化着的"流"，是由可能到现实，由潜存到实存的无限转化系列，是过程的总和；万有是在过程中生成为"有"的。

第四，从重实体向重关系、重过程的观念转变。任何一存在者本身都不是自足的，它深深根植于其他的要素之中。任何一潜在的要素只有与无数其他的潜在要素结合才能显现为现实；每一"是"和"应当"都以其他的"是"和"应当"为前提，它深深根植于与他物的关系中。

第五，哲学关注的重心是"是"，是"在"，而不再是"什么"；是"如何是"、"如何在"，即怎样成为其所是者，而不再仅仅是其所是的那个"东西"，那个"存在者"。

正是由于这些转变，现代哲学把自己与传统哲学区分开来。

三

那么，哲学是否具有哲学转向的这些基本特征呢？或者说，哲学的现代性表现在哪里？笔者以为，它同样表现在对形而上学的拒斥，表现在它实现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向，表现在它以实践、以现实的感性生活为基础的新的哲学视角。

过去我们把哲学与古典哲学的关系理解为简单的取舍关系，似乎马克思只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一下，并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糅合起来；没有看到更深层的意义：哲学在视角、思维方式等方面的转向。实际上，象现代西方哲学的许多流派一样，哲学同样从解决传统哲学导致的困境开始，亦即从拒斥形而上学开始①，使哲学视角发生了根本的转向。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以赞许的口吻总结了法国唯物主义对以笛卡尔为首的17世纪形而上学所作的批判（仔细琢磨不难发现，这里的"形而上学"一词还是它的本义：抽象的玄学、以超验的绝对物为本的思想）。这一总结的实质和意义在于"拒斥"抽象的和绝对化的实体，"拒斥"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维，使思想从"天国"回到"人间"，使哲学问题具体化，即关注物质自身的能动性、人们的物质利益和需要；关注现实的世界和现实的人本身。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则对以黑格尔为首的思辨神学和绝对理念进行了批判。他们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决不止是将他的辩证法颠倒一下，而是要拒斥他的形而上学，以实现哲学视角的根本转换。因为"绝对理念"是典型的形而上学预设，是"绝对地说不出什么来"的超验的怪物；黑格尔体系是形而上学的顶峰--这里"形而上学"一词兼有本义（抽象玄学）和衍生意义（孤立、静止和片面的哲学思想）。诚然，德国的唯心辩证法（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把自然、历史和思维描述成一个过程，这为突破形而上学的抽象和绝对思维打开了一个缺口，但这个历史过程仍被塞进一个绝对的框架里而窒息了。马克思恩格斯否定黑格尔的思辨神学，根本的是否定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维。

我们再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看待这两个批判的关系的，其拒斥形而上学的用意就更清楚了。马克思、恩格斯说，思辨的形而上学是17世纪形而上学"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所以"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就象在18世纪那样，又跟对神学的进攻再次配合起来"②。显然，这两个批判是密切相关的，都是要否定从现实世界中游离出来并且脱离现实世界的绝对物--无论它是理念，是神，还是抽象实体。

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分别批判了笛卡尔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他们是否完成了哲学的现代转向呢？没有。他们虽然否定了绝对的、超验的（精神或物质）实体，但他们不懂得实践的中介意义，找不到通向现实生活的途径，因而还是摆脱不了传统哲学的直观性和抽象性，不能实现哲学视角和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所以马克思批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③什么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理解？就是绝对撇开主体与实践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假设与主体绝对无涉的、从来如此"世界本身"（实际上是人们常识所把握的世界）。这一视角不理解，是主体以实践的方式把外部世界作为对象、客体显现出来，因而"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个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④。

四

在马克思看来，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及黑格尔唯心主义都未能超越传统哲学，实现哲学的现代转向，共同根源都是不懂得实践。费尔巴哈对于实践，"只是从他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唯心主义也"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⑤。而要克服传统哲学的缺陷，实现哲学的现代转向，关键是要建立以实践为中介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就是要从人的感性活动、从实践、从主体的角度去看世界。这就是哲学新的视角、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套用"语言学转向"的说法，我们可以称这个视角转换为"实践转向"（practicalturn）。实践转向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彻底抛弃各种"绝对本体"和形而上学的先验预设，从现实出发，立足于具体的感性世界，强调具体历史性思维。与传统哲学相反，不承认超验的绝对物，不承认作为万有之本的绝对物，它把现实的感性生活当作唯一的实在，把主体能动的实践当作全部哲学的基石。马克思反对抽象地理解人，反对被抽象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世界；恩格斯强调整个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他们强调哲学从天上回归人间，回归感性的生活、感性的自然界；要求抓住人和人的现实生活本身，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从主体和实践的角度看世界。马克思批评旧唯物主义从客体的直观的角度理解世界，他主张从人的感性活动、从主体、从实践角度理解世界。马克思不是把世界理解为绝对与人无涉的"纯客观的"东西，而是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显现的世界。"世界本身"离不开主体以实践方式介入世界，把握世界。通过实践建立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我们把握世界的前提和基础。作为主体的人、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是显现这个世界，使抽象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必要条件。"自在世界"借助主体的实践转化为"自为世界"，在这个交往和转化过程中，"世界本身"以对象世界的方式呈现出来。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现实的世界还是人本身，都是实践的结果。整个所谓世界史不外是通过人和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而已；人是怎样的，这和他们的生产（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是一致的。

当然承认世界对于人的先在性和自在性，但我们是以实践为手段介入世界，才把握到这种先在性和自在性的。易言之，自在世界只有转换为对象世界，才是现实的，也才把它的先在性和自在性展示给我们。离开了实践说这种先在性和自在性是没有意义的。所以马克思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⑥。

第三，自然史和人类史是统一的。否定了旧哲学的"场外观"而转向"场内观"。在它看来，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制约。我们面对的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⑦我们周围的感性的自然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人们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未来的科学就应包含人学，正如未来的人学包含科学一样。可以说，马克思最早从哲学角度否定经典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场外观，而这个观念直到20世纪中叶才被自然科学广泛接受，那就是：在世界舞台上，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

第四，存在就是不断生成、演化和显现。马克思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对象世界，而对象世界是以实践为中介相对于人而言的不断生成的过程，用现代哲学的话说，世界是一个显现、澄明和出场的过程。世界不是事物的集合而是过程的集合。"整个自然界……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变化中。"⑧"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⑨。马克思恩格斯甚至说，我们只承认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可见，早在自然科学没有完成"从存在到演化"（普利戈津语）的转变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已在哲学上完成了这个转变。

总之，哲学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通过上述视角、维度和方法的转换，率先实现了从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向。

五

从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或二者的一致性看，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哲学的现代性。

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以及它实现的哲学转折，为20世纪西方哲学思潮所回应和放大。现代西方哲学或者从不同角度发展了马克思的理念，或者其思想发展理路与有某种默契。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源头和先声。

以实践为起点的思维方式和视角，开启了"实践转向"的先河。实用主义强调真理的验证必须诉诸人们的实践和行为，存在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在他的"做"或"在"中不断生成的，科学哲学把科学理解成人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而提出的释疑方案，法兰克福学派通过诉诸批判和否定的辩证法来寻求人的解放道路，这些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受惠于。

从主体的角度把握世界的"场内观"，成为现代哲学的共识。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许多思想，都把人、人的本质直观、人的言说方式等当做显现存在的前提，视主体因素为现实存在得以澄明的先决条件和必要参数，这种思考世界的方式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需要指出的是：把主观因素当作唯一真实的，客观外界要么不真实，要么是由主观派生的，这种通常称为"主观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古已有之，但它与从主体的角度理解存在的"场内观"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以往将二者混为一谈，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弄懂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

否定既定的绝对本体，把世界、事物看做历史的、不断生成的过程，也奠定了现代哲学发展的大方向。过程哲学、存在主义、科学哲学、解释学等，无不否定本质主义和实体主义，把事物、存在看做在多重关系中的显现，看做由潜在到现实、由抽象到可能的"出场"，看作历史的和生成的过程。生成性思维方式是现代哲学普遍的思维方式，在这点上，无论是西方现代哲学还是哲学，都是一致的、相通的、默契的。

哲学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人的解放和人性的复归为宗旨，开创了关怀具体境况中的人的哲学传统，进而启迪了形形的和人本主义，包括存在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等。回归现实生活、关注生活在具体境况中的人，是哲学的主旨，也是20世纪哲学的重要倾向。

应该承认，到20世纪，哲学的现代性特征才更明显，哲学朝各方向的转向也更深入。从局部、侧面和细节上看，现代西方哲学比要深入和细致得多；但总体上看，20世纪西方哲学大都缺乏的那种宏大气势，那种历史洞察力和深刻的批判精神。

拿普遍认同的"语言学转向"来说。哲学关注语言是必要的，但语言毕竟是人把握世界、显现存在的手段之一；而且，语言本身还是实践和行为的结果，是人在生活中创造和发展的。正是在实践中，语言的界限才得以拓宽。随着语言的拓宽，被语言"言说"的世界也被拓宽。逻辑的格、语言的生命力、词、句法、命题等，无不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无不在实践中、在实际生活中，在人的"在"中，才有生命力。如果撇开不断创造着的实践，不断发展着的历史，语言就会成为抽象的和固定的教条，成为另一种"形而上学"。

语言哲学以语言为"本"，为"元"，这就使得哲学无法克服事实世界与逻辑世界、可说与不可说的矛盾，以至把无限的世界限制在语言的框架里，得出"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之类的命题。许多哲学家的理想是创造一种人工语言以取代"模糊含混的"日常语言。但是日常语言为什么无法取消呢？就是因为它来自生活和实践，只有生活和实践才是活生生的、发展的；而脱离了生活和实践的人工语言（假使它能创造出来）必然是静态的和抽象的。这说明，语言的生命来自生活和实践的创造。由于从语言里找不到哲学的潜力，所以有的哲学家干脆说，哲学的最高使命就是让人们明白哲学命题是无意义的，就是取消哲学--这正反映语言哲学的无奈和语言转向的黯淡前景，正说明实践才是真正的"本"和"元"，只有回归实践，语言才有真正的力量和前景。

语言批判是哲学批判的必要手段，"语言学转向"对探索人类把握存在的话语系统、逻辑系统功不可没。但语言学的那种"零敲碎打"的方法、还原的方法，总使人觉得它缺少哲学应有的"大家风范"，而有"雕虫小技"之嫌。实践智慧、历史洞察力、元批判功能、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等哲学的品格，从语言学中领略不到。

六

总之，哲学的现代性体现在它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体现在它回归现实、回归生活的问题转移，体现在它从实践、从主体的角度看世界的视角，以及由这个转变引起的哲学思维全面的变革。

篇10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实践观，最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哲学的解释原则和看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同时，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否定与解构，超越了传统哲学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主客同一。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实质，以实践这一本体的中介为基础，超越了传统唯物论与唯一心论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

一、实践是一种思维方式

“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都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哲学的哲学理论，但在对实践范畴的不同理解中却蕴含着值得深入研究的学理上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的存在方式理解为实践，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以往所有的哲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提出了实践的概念，实践范畴的提出，标志着哲学天才世界观的诞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公开以实践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建构原则和全部哲学变革的出发点。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纳入到实践的解释框架中去理解，指出过去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义的缺点则是：“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_2J这段话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置于实践这一全新的解释原则之下，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看待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去理解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并且从这一角度阐明了自己的哲学与以往哲学的不同。

马克思不仅从实践观点出发去看待整个哲学史，而且还进一步把所有的理论问题都归结为实践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J紧接着，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_4J即便是观念的东西，包括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也要从物质实践来予以说明。这样，实践范畴便成为哲学的核心范畴，不仅社会物质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且社会精神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所以，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样，实践不仅成为马克思理解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成为马克思理解所有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与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相比，实践观点作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哲学对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

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人的社会生活，并以人的实践活动的观点去批判“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这是“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三种解释模式的共同之处，但是，“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的特性——诸如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历史性、能动性、目的性等出发去解释各种哲学问题。这就是说，在“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这里，实践是一个被描述的对象，是一个实体性的哲学范畴，尚未构成一种哲学意义的解释原则或思维方式。因此，“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既试图把实践作为核心范畴而贯穿于各种哲学问题之中，又无法把实践作为解释原则而重新解释全部哲学问题。与“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不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也是把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理解和看待一切哲学问题。正因为是把实践的哲学意义理解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以，这里的实践既不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即“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哲学解释原则的创新，这才是实践观点的真实意蕴。

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

“思维方式是人们思维活动中用以理解、把握和评价客观对象的基本依据和模式”5J。所以，观点仅仅属于哲学理论的个别表现，思维方式才代表哲学家思想的精神实质。理解哲学的思想实质，关键就在于理解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任何一种哲学，都主要是因它的思维方式而与其他哲学相区别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哲学的精神实质，是否贯彻实践观点这种思维方式，是判定哲学与非哲学原则界限的基本依据。就哲学传统而言，马克思继承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但是他的“新唯物主义”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而不在于他具有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以实践观点为理论基础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对人的本质进行了重新理解，把实践看作人的存在方式，从而实现了从抽象的、虚幻的人到具体的、现实的人的转换。所以，哲学的出发点就“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J。作为哲学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与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而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实践成为人的存在方式，人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主体，而成为“现实的个人”，从而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达到了主客同一。

近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便形成了主体性哲学的传统。康德在批判地总结传统主体概念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哲学的主体性原则，把主体概念改造、规定为先验主体或主体性。所以，在康德哲学那里，主体就是逻辑主体，是绝对的、先验的自我或意识，而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者。但是，在康德哲学中，主体概念基本上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而没有进入存在论的领域。与康德关于主体的概念不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了“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的思想_7J，并且进一步指出：“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8j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主体已经不再是笛卡尔的“我思”，也不是康德的“先验主体”，而是绝对的，“绝对即主体的概念”_9J。主体已经不仅仅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自我或意识，而且也是一种存在样式，即一个在对抗过程中实现统一的自我发展过程，可见，黑格尔的主体概念已经真正地进入了存在论的领域。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将现象与本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论，在绝对精神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黑格尔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但是他却将这个历史过程视为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所以，黑格尔的主体是一个最终超越历史过程的主体，一个“纯粹的概念神话”，黑格尔哲学是一种主体性哲学扩张的极致，是一种“理性的放荡”。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多次使用主体概念，但是后来他更多使用的是“现实的个人”或者“劳动者”，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彻底地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这样，马克思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革新。这是因为“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所以，马克思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Ll0l。“现实的个人”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瓦解与颠覆，是主客同一体，这与海德格尔把人称之为“此在”所具有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与传统单纯的、纯粹的主体概念区别开来，无论是“现实的个人”还是“此在”，都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是一种主客同一体，表达了人就在世界之中，人与世界共在的性质。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真实内涵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就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现实的个人”就是一个主客同一体。虽然黑格尔强烈反对康德现象与物自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对立，也在努力地解决两者的二元分裂，并且在绝对精神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但是主客体的统一也是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主客二元对立，又怎么会有二者的统一?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从“现实的个人”或“实践活动”出发，而“现实的个人”表明了人与世界的不可分，两者是同一的，我们不能把人仅仅当作一个纯粹的主体去看待。可见，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已经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主客同一的思维模式。

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

“思维方式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每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出现，都具有某种解放思想的作用。”_l【J哲学的产生之所以能够引起整个哲学理论观点的革命性变革，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换。哲学立足于实践的观点去理解一切哲学问题，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就成为哲学看待一切问题的逻辑原则。所以，与传统哲学相比，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传统的哲学争论集中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这被恩格斯称之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由于传统哲学不了解能够把思维和存在统一起来的现实中介，所以，近代以来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陷入了一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而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正好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中介问题，由此也就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极对立，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域，并实现了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马克思提出的实践概念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不仅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中介问题，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哲学看待问题的基本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过去，人们看待哲学问题只是从或者物质或者精神的单一基础出发，实践作为人的目的性活动，它的含义则是双重性的。而从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关系出发，原来哲学中的许多理论观念便都需要改变。所以，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就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更确切地说，就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

由于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所以，传统唯物论和唯心论执着于“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也就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黑格尔认为，消解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克服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必须诉诸于把它们统一起来的中介环节——概念的世界。虽然黑格尔所找到的中介只是一个抽象的、逻辑的中介环节，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基础，但是黑格尔“本体中介化”的道路却为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整个西方哲学的革命都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马克思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都试图找到某种扬弃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抽象对立的中介环节，并以这个中介环节作为统一性原理实现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现代西方哲学找到的中介是“语言”，马克思找到的是“实践”，马克思不仅以实践范畴去扬弃旧哲学中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抽象对立，而且也把实践活动本身视为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根据，用实践的观点去解决全部哲学问题，这就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对立的两极出发，并以抽象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旧唯物论和唯心论，被“本体中介化”的现代西方哲学所取代。“本体中介化”的现代哲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排斥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传统哲学从对立的两极去思考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抽象地对立起来，从人的两极存在去寻求人类本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从中介出发去思考自然界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则是以人的历史活动或生存活动为中介把人的感性存在和精神活动具体地统一起来，从人的社会存在去寻求人类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