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金融行业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智慧金融行业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缩写AI）是一门研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新的技术科学。人工智能早在1956年就已被提及。随着近几十年来计算方法的革新、硬件水平的提高和云计算大数据的共同驱动，人工智能得到了各行业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尤其是在2016年Google的Alpha Go战胜李世石，随后Alpha Go升级版Master持续挑战人类顶尖围棋高手，保持了60场不败的纪录，使得人工智能名噪一时。

根据艾媒咨询的《2017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以43.3%的增长率达到100.6亿元，预计2017年将达到152.1亿元，并于2019年增至344.3亿元。

二、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变革情况

一直以来，金融行业差别化的服务都是基于“人”的服务。然而，近年来，机器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模拟了人的功能，批量而且更个性化的服务正尝试取代人的位置。依托互联网金融的兴起，计算机视觉、自然语音处理、机器人、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行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第二届中国金融科技大会”中，百度高级副总裁朱光指出金融是人工智能最好的落地场景，因为它的核心就在于数据和数据处理。

（一）人工智能在银行服务领域中的应用

第一，征信助手。从传统金融到“互联网+金融”，无论是传统的信贷审批还是互联网产品，如P2P、现金贷等征信的搜集，风险防控一直是银行类金融机构的重要课题。在过去，对贷款人贷前识别、贷中监控、贷后反馈，一般会单纯地依靠大量的信贷工作人员的实地考察，这就极大地增加了信用风险评估的片面性和失误性。目前，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搜集和认证客户信息。通过多渠道、多维度地获取客户信息数据，实现智能化征信和审批，可极大地加快银行信贷速度和限制增量风险，减少信息不对称。传统银行信贷风控模型中，变量覆盖只有20～30个，而基于用户数据累计和人工智能技术建立的智能化风险控制体系模型可超过万级单位。澳大利亚证券及投资委员会（ASIC）、新加坡货币当局（MAS）、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多家机构已将AI引入风险管理。

第二，客户服务。在银行客户服务中，用户的咨询问题具有重复性特征。人工智能利用深度学习系统，通过前端客户数据搜集，如用户信息、行为动态等方面进行捕捉，而后结合客户性别、年龄、爱好等进行多维度、标准化营销。首先，各大银行通过推出可互动的高科技机器人代替大堂经理，提升客户体验，降低成本。例如，交通银行的“娇娇”、民生银行的“ONE”、农业银行的“智慧小达人”。其次，近年来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多家银行先后建立“智慧银行”，颠覆了传统的银行模式。客户将在智能机器人的引导下办理各项业务，增强银行的科技感和服务的体验感。

（二）人工智能在投资顾问中的应用

相比传统的投资顾问，智能顾问通过机器学习与神经网络技术，能够通过数据分析处理、构建和完善模型，利用采集的经济数据提供更加快速、可信、客观、可靠的投资方案。同时，人工智能还可以通过搜集资料，进行数据分析，自动撰写各类报告。比如，招股说明书、行业研究报告、尽调报告和投资意向书等。投资顾问先行者Ken-sho能够在两分钟内基于历史数据判断历年来美联储加息前，标准普尔和道琼斯指数的趋势，判断利好行业和潜力公司，而过去依靠人类分析师几天几夜都是很难达到的。花旗银行数据显示2012―2015年年底，智能顾问管理资产规模从0发展到290亿美元，未来将高达5万亿美元。北京资配易投资顾问公司人工智能系统（SIAI）可根据市场信号判断买卖时机和仓位规模。除此之外，国内外还有京东金融推出的智投、小金所的机器人投资顾问。2016年下半年，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莱德基金（Black Rock）花费1.5亿～2亿美元收购理财初创公司“未来顾问”（Future Advisor）、德意志银行推出的机器人投顾“Anlage Finder”等。

（三）人工智能在保险行业的应用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保险业进入了一个更高效、更快捷的时代。首先，一直以来在传统保险行业中，如何存储大量的纸质或者影像的保单、证照、票据等数据是保险公司的一大难题。据统计，一个100人的数据录入团队一年的人力成本在200万元～600万元。然而，人工智能通过参与大数据和深度算法，数据构造后，存储空间可节约90%。其次，如何对存储数据进行传输、搜索和剖析的问题也日益突出。而人工智能通过数据积累和算法迭代，就可以为保险公司的产品定价提供精确数据。同时，通过机器识别参与保险理赔，可降低风险。目前，国内外多家保险公司已经开始布局人工智能。例如，泰康人寿保险智能机器人“TKer”、平安人寿“智能机器人”、合众人寿人工智能“小Ai”、太平洋保险智能运维机器人、弘康人寿引入“人脸识别技术”、日本富国生命保险人工智能平台“Watson Explorer”、台湾国泰人寿的“Pepper”等。

（四）人工智能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应用

互联网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的补充，通过依托互联网技术和工具提供资金融通和支付结算等业务行为。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最初阶段，互联网金融仅仅只是为传统金融业务提供网络化服务，即把保险、理财、基金、信托等金融产品搬到网络进行营销。现在，互联网金融则覆盖第三方支付、P2P网络借贷、大数据金融、众筹和第三方金融服务平台等多种模式。首先，人工智能提高了互联网金融的效率。通过自动问答机器人实现智能客服，在过去两年的“双十一”期间，蚂蚁金服95%的客服均由智能机器人通过语音识别完成了远程客户服务、业务咨询和办理。其次，随着《关于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不难发现，互联网金融在理财顾问、征信助手、智能风控和防范金融系统风险等方面被逐步规范化和法制化。例如，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信息安全、风险控制、资金调节等问题日益突出。根据《2016年全国P2P网贷行业快报》，仅2016年12月，“跑路”的平台就有69家。人工智能的出现可有效地进行监管，规避风险。根据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的数据显示，网上银行在花呗和微贷业务中，将虚假信贷交易降低了10倍。利用OCR系统，支付宝证件审批由1天降低到1秒。百度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实现教育信贷秒批。

篇2

据专家预测，生物多样性开发利用将会引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对未来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甚至会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企业应该识别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巨大商机，将其视为参与新一轮经济和产业竞争的需要，成为企业自觉主动的战略选择。为了观察、见证推动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本刊于本期开始设立“生物多样性”专栏，推动更多组织和个人关注与推动多样之美。

在全面考察全球最适合种植棕榈的亚热带地区之一印度尼西亚后，我们最终选择了已经被多次开发、废弃已久的种植地，而不是开发原始森林，这些地区的土壤养分已经丧失，很多生物物种、生态系统已经受到了影响，但是我们再次开发无疑将给这片颓废的地区带来新的生机。”我国首次开拓海外棕榈种植园的天津聚龙集团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注重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当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他们经营成功的重要因素。

所谓生物多样性，按照《生物多样性国际公约》的定义，就是“生命以各种形式、层次和组合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包括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基因多样性”。由此很容易理解，像经营棕榈油的聚龙集团一样，很多对生物多样性资源有所依赖的农、林、牧、渔以及生物技术企业，它们的经营活动与生物多样息相关。

而眼下，却远不止如此。2006年，国际采矿及金属委员会开发了“采矿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操作指南”；2008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World Conservation Union）开发了“生物多样性：我的酒店在行动指南”……生物多样性已不知不觉涉及到所有的行业、领域的经营活动之中。

对于这一影响力如此巨大的议题，本刊予以了重点关注。2013年第8期以封面文章《多样之美》探讨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价值和实践路径，我们认为，“生物多样性本身的价值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已经变成了一项需要保护以及可持续开发的宝贵资源，企业如何把握这一契机， 越来越考验生存智慧，并逐步成为一项重要的竞争法则。”

这引发人们的一个思考是，生物多样性是如何影响当前的社会环境与经济格局，进而被纳入企业议程？

企业需要新思维

自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地球峰会）通过“里约三公约”之一《生物多样性国际公约》（CBD），其谈判进程不断推进， 50多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相继签订，加强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机制、多边合作与双边合作，各国政府不断出台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与法律，重新定义了相关行业发展规则。中国在近20多年来亦据此制定或修订了50多部相关法律，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对此，众企业的政策顾问与风险管控者不得不引起重视。

与资金、人力资源分布与波动给全球市场带来的影响一样，当生物多样性与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等自然资源的紧缺，价值数万亿美元的自然资源的丧失，其带来的免费福利就慢慢变得昂贵，由此也引发市场变动，行业洗牌。而对于一些没有直接获益于生物多样性的行业来说，生物多样性状况的严峻通过对其他的行业的影响，也改变了它们的发展方向和基本原则，如金融领域的绿色信贷与赤道原则。

当然，公众已经意识到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日益严重，其消费偏好和购买决定也发生着重大变化。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与欧莱雅中国共同发起并开展的可持续消费研究项目之成果――《中国可持续消费研究报告2012》中显示，超过八成的中国消费者经常购买简约、环保包装产品，近九成消费者拒绝进食珍稀动物，多数消费者拒绝购买珍贵动物制作皮衣，近八成消费者赞同购买有机食品。这种变化给企业带来了对经济发展模式的重新思考。

此外，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媒体、学者等利益相关方对于生物多样性倾注更多关注，也提出了对企业经营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状况进行信息披露、实践推动的要求。

凡此种种，各行各业已然不能无视生物多样性对于企业的影响与渗透，并重新调整商业模式与发展规律。这也是为何“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 （TEEB）企业报告显示，全球四分之一的企业首席执行官现在都把生物多样性损失列为企业效益增长面临的一个挑战。

风险与机遇并存

对于前述问题的另一个答案是，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当前面临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水资源危机、能源紧缺、贫困、疾病、文化遗产丧失、粮食安全等等都息息相关，在面临生物多样性带来的各种风险的同时，利用生物多样性资源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正是企业在寻求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以生物多样性中基因多样性对于医疗发现、疾病抵御的贡献为例，价值6400亿美元的美国制药市场中25%-50%来自基因资源。

由联合国支持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的报告也指出，伴随着与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退化相关的风险而来的是向更可持续的商业模式的转变，这也为企业提供了众多机遇，尤其是对可持续产品需求的增多，以及森林保护信贷等环境市场的增长，这些商品和服务到2020年将达到约2800亿美元以上，到2050年将增至2万亿美元。

篇3

本报讯 7月25日，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银监会2014年上半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披露，银监会已正式批准三家民营银行的筹建申请，其中包括腾讯、百业源、立业为主发起人，在广东省深圳市设立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正泰、华峰为主发起人，在浙江省温州市设立温州民商银行，以及华北、麦购为主发起人，在天津市设立天津金城银行。

据尚福林介绍，“三家试点银行目标是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高效和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其中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将办成以重点服务个人消费者和小微企业为特色的银行。”据了解，下一步，银监会将指导三家试点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做好各项筹建工作，搭建合理的公司治理架构，起草银行章程，选聘合格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定经营方针和计划，建立银行主要管理制度和风险防范体系框架。同时，搭建过程中会及时总结试点经验，适时扩大试点范围，进一步调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积极性。

亚马逊推3D打印在线商店

本报讯 7月28日，亚马逊推出新的3D打印在线商店。通过这一商店，消费者目前可以订制超过200种独特的3D打印产品，第一批商品包括个性化狗牌、信用卡卡套、iPhone外壳，甚至订制的摇头娃娃。3D打印公司Sculpteo CEO Clement Moreau表示：“通过3D打印，在线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将被重塑。消费者想要的商品不再被局限于商店库存，而是取决于他们的想象力。” Moreau认为，亚马逊的参与将大幅开拓3D打印商品市场，减小相关厂商的推广成本。

谷歌启动医疗健康新项目

本报讯 7月25日，谷歌启动了名为Baseline Study的全新科研项目，希望全面描绘健康人的身体模型。该项目目前还处于发展初期，由分子生物学家Andrew Conrad负责。据悉，该项目并不局限于具体的疾病，而是使用各种全新的诊断工具搜集成百上千的不同样本之后，利用庞大的计算能力来寻找这些信息中隐藏的“生物标签”，从而帮助医疗研究人员提前发现疾病。

例如，该研究可能会发现一些能够帮助人们分解高脂肪食物的生物标签。拥有这些生物标签的人，可以将患上高胆固醇和心脏病的时间延后，没有这类生物标签的人则会更早患上心脏病。一旦Baseline发现了这一标签后，研究人员便可通过检查了解哪些人缺乏这类标签，并帮助他们纠正习惯，或者开发出新的治疗方法，帮助其更好地分解高脂肪食物。

航天三院304所开展物联网食品追溯研究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航天科工三院304所申报的“基于物联网的食品质量追溯管理系统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立项。该研究在承担内蒙古蒙牛乳业产品追溯生产线建设的基础上，基于物联网技术和采集原材料、物流、加工及流通销售过程中的数据，研究构建区域联网、规范的电子信息追溯和管理应用系统，将与数据网络技术、二维码技术、传感器技术等物联网开发相关技术进行结合，实现食品跟踪及安全信息共享。

柯达乐芮中国分公司成立

本报讯 柯达乐芮致力于提供创新式图片、文档影像以及信息管理方面的解决方案。近日，柯达乐芮公司正式宣布在中国成立分公司。柯达乐芮新任首席执行官Ralf Gerbershagen说：“此举是我们全球战略的重要里程碑，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渠道伙伴、线上、移动设备等渠道，改善人们在工作生活中与图片和信息交互的方式。”

惠普推出多款工作站应用新品

本报讯 惠普近日了惠普DL380z云工作站解决方案，并同时推出了两款工作站行业的应用。DL380z云工作站结合了服务器技术、NVIDIA虚拟技术、Citrix虚拟技术以及惠普安全工作站生态系统。这一产品支持NVIDIA GRID K2、NVIDIA Quadro K6000、K5000、K4000显卡，通过NVIDIA GRID GPU虚拟化，可支持多个用户同时接入。

数据中心创新峰会聚焦云能效

本报讯 “2014施耐德电气数据中心创新峰会”日前成功举办，并推出了一系列全新举措，涵盖产品、解决方案、服务和市场推广等方面，其中包括：Galaxy VM不间断电源、InRow 2代行级制冷、预制模块化解决方案、基础设施运营服务、能效数据中心认证等。此外，施耐德电气还在大会现场分别与宝德集团、浪潮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书，将于它们在数据中心领域进行全面的合作。

联想推互联网创业平台NBD

本报讯 7月24日，联想集团宣布推出互联网创业平台――联想NBD（昵称“新板凳”），并了该平台“孵化”的首批三个创新产品：智能眼镜、智能空气净化器和智能路由器。联想NBD采取参股、协作等方式，向全球范围内最顶尖、拥有核心技术能力的创业团队，开放联想软硬件开发、市场、渠道、服务等资源。据称这将有助于双方共同研发、生产出更符合用户需求、更智能化的产品和服务。

此次的智能眼镜共有两款，分别是针对行业用户的M100和针对普通消费人群的new glass，由联想分别与美国Vuzix公司及云视智通公司合作开发。

三款智能空气净化器LUFTMED D300、LUFTMED D600及new air X330，由联想及德国Luftmed公司联袂推出，其对PM2.5颗粒的过滤效率超过99%，并可以实现每小时最高500立方米的空气流通量。

智能路由器newifi则是联想与成都谛听科技公司共同研发，具备防蹭网、防钓鱼、防网购欺诈三防功能。newifi界面极简、易用，仅需两步即可完成初次设置。

除了三款创新产品以外，NBD的线上平台也于当日正式上线。该平台具有产品介绍、B2C销售和粉丝社区三大模块。依托该平台，用户可以获得的产品售前、售后服务。开发者和开发团队将得到联想的技术支持，并获得即时用户反馈。

中国移动游戏半年收入125亿元

本报讯 7月30日，中国游戏产业报告的数据显示，2014年1～6月，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496.2亿元，同比增长46.4%，其中移动游戏贡献收入首超网页游戏。数据还显示，中国移动游戏（包括移动网络游戏与移动单机游戏）用户数量约3.3亿人，同比增长89.5%。截至2014年6月底，中国区iOS畅销榜的前100产品中，角色扮演类产品数量最多，占30.8%；即时战略类占19.8%；动作类展15.4%；卡牌类占11.0%。

山石网科与趋势科技达成战略合作

本报讯 山石网科与趋势科技日前宣布双方已达成战略性合作框架，并联合推出高级威胁防御方案，实现了“威胁识别-威胁预警-威胁阻止”的自动处理。据介绍，本次合作将在技术研发整合的基础上推出更具智能化的防护平台。而随着合作力度的深入，双方不仅会在云服务平台、特征库等方面实现共享，更会为各行业用户提供联合解决方案，尤其针对遭受移动应用威胁、APT攻击的金融用户，以及政府和教育等恶意程序攻击的“重灾区”形成持续且有效的保护。

上汽携手阿里巴巴打造“互联网汽车”

本报讯 近日，上汽集团与阿里巴巴集团在签署“互联网汽车”战略合作协议，此次双方的合作，旨在联合双方优势资源，进一步打通汽车全生命周期用车需求和互联网生活圈。据悉，该项目将以最终用户体验为导向，充分集成阿里巴巴集团的“YunOS”操作系统、大数据、阿里通信、高德导航、阿里云计算、虾米音乐等资源，以及上汽集团的整车与零部件开发、汽车服务贸易等资源，开放融合互联网和大数据，围绕用户的车生活，为用户提供智慧出行服务。

我国4G用户数达到1397万

本报讯 7月2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会上，工信部新闻发言人、总工程师张峰介绍了通信行业的发展情况。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6月30日，我国4G用户数达1397万，3G用户累计达4.71亿户；信息消费规模同比增长20%，基础电信企业实现业务收入增长5.6%，增值电信企业收入增长23.6%。

Riverbed助力安联集团提高客户体验

本报讯 近日，IT应用性能解决方案提供商Riverbed宣布与全球保险公司安联集团合作，为安联集团土耳其分公司部署了Riverbed SteelCentral性能管理方案，帮助其更好地分析、诊断并解决企业网络中的性能问题。“SteelCentral解决方案安装迅速，轻松实现集成，使用后性能明显地提升。”土耳其安联IT管理总监NevalBircaner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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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化；发展；优势

继高新技术产业之后，文化创意产业这一理念的提出，被普遍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强有力的增长点。目前，文化创意产业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了极大地关注，它不仅是文化产业的新发展，也是巨大经济效益的现实体现。跟踪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动向，深入研究它的发展态势与规律，对于正在努力摆脱“世界工厂”地位、大力发展自主创新能力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1关于文化创意产业

1.1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提出

创意产业这一概念催化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在世界上，英国是第一个政策性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国家。1998年英国政府出台的《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创意产业”这一概念：“所谓‘创意产业’是指那些源自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需要说明的是，创意产业虽然与文化产业有所区别，但又同文化产业密不可分，它是文化产业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也是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与主流方向。因此，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学术文献以及地方政府的文件中，出现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提法，这一提法把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两个概念汇集在一起，把更为广阔的文化经济活动也涵盖其中，并将文化的创新精神与经济发展融合起来。综合来说，文化创意产业主要指在尊重知识产权的框架中，借助于现代高新科技，依靠创意工作者的智慧，对文化资源加以提升与再创造，生产出附加值更高产品，既能创造财富又可以振兴文化的产业。

1.2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特征与分类

首先，它是文化的高度凝结。以文化与创意理念为根本的文化创意产品，与高新科技的应用紧密相关，从而体现出高度的知识性与智能化。如迪斯尼的动画电影创作就是充分利用了多媒体技术与计算机3D技术相结合而完成的。其次，它是科技附加值的高度体现。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个附加值很高的产业，科技和文化等隐性的附加值比例比普通的产品要高得多，在产业价值链中处于高端环节。第三，它是各种产业的高度融合。文化创意产业具有高度的融合性与强大的辐射力，融合了经济、文化、技术等多个领域。文化创意产业不但可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带动周边产业的发展，还能够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使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得到提升。目前，在国内对文化创意产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分类方法，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分类时基本上都是各地根据其产业优势和发展需要来进行的。例如，上海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划分为建筑设计创意、研发设计创意、文化传媒创意、资讯策划创意、时尚消费创意五大重点行业，涉及国民经济统计中的38个中类行业，55个小类行业。北京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将文化创意产业的范畴涵盖了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广告会展、艺术品交易、设计服务、旅游、休闲娱乐、其他辅助服务，包括6个中类行业和82个小类行业。

2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化发展的优势

首先提出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一词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波特，他在论文《国家竞争优势》（《哈佛商业评论》1990年第2期）中提出：产业集群是指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集群化是产业呈现区域集聚发展的一种态势，它具有其他单独的产业形式无法比拟的群体竞争优势和集聚发展的规模效益。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集群化已经成为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产业普遍采用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潮流了。可以说，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空间构架是由产业集群构成的。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产业集群的一个新成员，是指在一定的空间与时间内生存的由各种文化创意产业实体构成的空间聚合体。近年来，集群化发展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基本方式，而且这一趋势发展迅猛，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在一些城市出现。集群化生存有利于企业彼此协调、竞争，进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对我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化发展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产业集群的空间集聚优势。一方面，不同文化创意产业实体存在于一个相对集中的区域，在共同利用公共基础设施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基于质量基础上的产品差异化也形成了产业集群价格竞争的优势。另一方面，同一区域的文化创意产业更容易有共同的产业文化背景，这样就可以把经济网络关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在维持老客户与发展新客户上更具吸引力。而且，集群化发展还能使相关的产业显现出生机勃勃的竞争力，促进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和扩散，实现产业和产品创新等。2）合理利用资源，建立可持续的生态化发展机制。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战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的得到推行，在发达国家，产业的生态化发展已成了潮流，生态化发展的概念无论是在宏观层次的国家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管理立法，还是在微观层面的企业生产技术改造、管理实践，都是始终贯穿其中的主线。例如近些年生态旅游业与生态农业的勃兴。人们借助生态化的产业发展，构筑起一种新型的产业模式，实现了经济、社会、文化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良性循环，是产业发展的高级形态。3）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得到了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就是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它也是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特征和实现途径。这是一种新型的介于政府、市场与企业之间的社会经济组织和企业发展平台，能够提供一系列创意企业所需要的管理支持和资源网络，主要目的是帮助企业独立运作并健康成长。一个优秀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名片”，对提升城市的软实力和对外形象有巨大的作用。北京的798艺术区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它的存在与发展表明了北京作为世界之都的能力和潜力，是北京的城市名片和独特的创意地标。4）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良性循环。首先，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化发展能促进创意氛围的产生。在企业不断使自己的产品具有差异性以符合不同消费者要求的背景下，集群内的企业竞相追求文化创意的新颖、独特、差异化，这种产品的差异化也使企业提高了竞争力，客观上促进了创意氛围的形成。其次，由于创意产业的集聚，集群内众多的相关组织在产业上具有关联性和互补性，形成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良好关系，可以使个人或企业的创意全面渗透到相关产品或产业中，也增强了整个集群及集群内的各个企业的竞争力。这是一种互动的关联，在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的基础上，彼此相互影响，共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文化创意产业间的良性循环不间断地进行下去，有利于形成集群内企业持续的创意动力。5）整合多重资源，实现文化创意的商业价值。文化创意产业所进行的文化创意活动具有原创性、个性化、多样化的特点。只有做到生产、经营、营销等产业系统内各环节相互配合，才能实现文化创意的经济效益。因此，产业链上的每个人、每个企业都是不可缺少的环节与资源，相互之间的紧密联系、无缝衔接是生存和成功的关键。创意人员的竞争与合作、供应商和制作商之间的信息交流、企业主体生产管理能力的提高和基础设施、金融等政府宏观政策的支持都是需要整合在一起的资源，做到了这些，产业集群中创意价值的实现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了。这对于创意产品的开发和文化创意的商业化、产业化是至关重要的。

3结论

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发展特征之一就是产业集群化发展，在依托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背景下，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国际化的策划推广和信息咨询等相关产业的关联，文化创意产业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集群发展，构成立体的多重交织的产业链条，对提高创新能力和经济效益都具有实际意义。文化创意产业的集群化发展代表着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的形成，它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它不仅可以在文化产业整合、区域经济发展与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也会为我国提高文化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注入新的能量。

参考文献：

[1] 张京成，李岱松，刘利永.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2] 张京成.中国创意产业报告（2011）[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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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2016年，产业沉浮，风云激荡，哪些技术英雄书写下深刻的一笔？《通信产业报》（网）聚焦年度中国信息通信领域的重大创新成果，结合专家意见和网上投票，评选出年度最具影响力的“2016中国通信产业金紫竹年度技术人物”，10位一线潜行的行业技术创新者成为产业热门技术领域的改革创新表率。

刘晓峰：把Polar码写入5G标准

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革命的风口，5G从研发之初就备受关注。

刘晓峰2009年加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负责3GPP国际标准化推进工作，研究5G NR（新空口）的研究及标准化，重点推进5G NR编码、URLLC设计、帧结构及Numerology、灵活双工设计等技术。

被誉为“通信技术的皇冠”的编码与调制技术，体现着一个国家通信科学基础理论的整体实力，我国主推极化码成为5G短码编码标准更是把5G研发再次推向了舆论。

刘晓峰作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负责中国主推的Polar码国际标准化工作。他对Polar、LDPC、Turbo及TBCC码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比较，把中国主推的Polar码成功写入3GPP国际标准，对全面推进中国主推5G关键技术的国际标准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在5G标准化方面，刘晓峰还主推中国5G国际标准化三驾马车，明确了5G中国国际标准化主推的关键技术，并与国际上达成明确共识。在三驾马车框架下，国内企业对5G关键技术进行了分工与合作，为中国引领5G国际标准化起到重要作用。

技术贡献

作为3GPP国际标准化推进组的重要成员，负责Polar码国际标准化工作把中国主推的Polar码成功写入3GPP国际标准，全面推进中国主推5G关键技术的国际标准化。

张光辉：推动NB-IoT国际标准化

张光辉作为长期从事移动通信相关技术研究的专家，在2016年硕果累累。在800M 3G重耕4G方面，牵头完成中国电信800M 3G重耕4G现场试验，解决重耕面临的同异频干扰等众多技术难题，为中国电信打造国内首个低频4G网络奠定技术基础；与中国联通在国际上首次开展并完成了4G现网升级改造RAN共享，并首次成功实现4G共享网与CDMA2000、WCDMA和GSM互操作和与非4G共享网的切换，并解决了共享与非共享边界的切换等业界公认难题。

2016年，张光辉牵头三载波聚合和TDD/FDD载波聚合等4G+关键技术的国际标准立项，引领4G/4G+技术发展，主导中国电信4G+技术方案和规模落地；主导中国电信频率研究和4G+频率申请，使中国电信成为国内第一个全频率使用4G的运营商。

同r，张光辉牵头NB-IoT 3GPP国际立项，解决中国电信部署NB-IoT所面临的NB-IoT和CDMA干扰共存问题，并在国内首个完成面向物联网应用的Cat1技术试验和商用。参与工信部5G推进组的相关工作和测试工作，推进5G相关研究和进展。

技术贡献

为中国电信打造国内首个低频4G网络和摆脱CDMA产业奠定技术基础；主导中国电信频率研究和4G+频率申请，使中国电信成为国内第一个全频率使用4G的运营商；牵头NB-IoT 3GPP国际立项，在国内首个完成面向物联网应用的Cat1技术试验和商用。

胡云：让物联网落地

中科大计算机学院本硕博十年的求学经历，为胡云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2011年毕业后，胡云进入中国联通研究院网络技术研究中心无线研究室任高级工程师，两年以后晋主任高级工程师， 2016年初担任物联网技术研发中心总监，负责中国联通物联网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工作：全面负责中国联通物联网整体规划，包括业务规划、网络规划等；负责中国联通NB-IoT/eMTC新技术及业务试点工作；负责中国联通物联网相关新产品新业务的研发，包括了各类物联网终端产品研制等；5G方面，参与中国联通5G未来网络架构以及未来新业务及技术研究相关工作。

胡云作为中国联通物联网新技术、新产品研发的带头人，完成中国联通物联网技术演进发展战略及规划，《中国联通蜂窝物联网技术白皮书》；负责中国联通物联网专项规划，指导全国物联网业务发展及网络建设。针对窄带物联网业务（NB-IoT），代领团队从技术标准推动、产品研发、业务培育、应用落地，开展全方位的研究和推动；率先实现了上海迪士尼NB-CIoT的试商用，加快标准化的进程；在广州完成国内首个基于标准化的NB-IoT端到端业务的打通，并推进到8个城市业务试点；在福州完成全国首个NB-IoT商用局的开通。

技术贡献

完成中国联通物联网技术演进发展战略及规划，《中国联通蜂窝物联网技术白皮书》，推动NB-IoT全国多地商用。

唐洪玉：让云更安全

唐洪玉在网络信息安全行业深耕15年，在信息通信安全环境、技术、趋势的不断变革中，提出网络安全领域两大专利，其提出的“云计算安全技术防护体系框架”被广泛引用，成为安全领域的事实标准。

身为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北京市总工会专家、北京市职工技术协会网络安全专业委员会理事以及CISSP、PMP、系统分析师，唐洪玉专门负责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安全产品研发及运营。

2016年，他带领核心团队研发中国电信安全帮产品，并正式上线，为企业提供自助、专业、快捷、智能的SaaS云安全服务，涵盖云安全、安全大数据、SDS软件定义安全、威胁情报、态势感知等重要功能，旨在解决企业面临的安全厂商多、安全产品繁、安全投资大、安全人才缺等四大问题，被称为安全领域的“一匹黑马”。

2016年，安全帮产品已为100家企业用户提供自助、专业、快捷、智能的SaaS云安全服务。

特别是其自主研发的SDS调度管理平台，实现了安全设备的云化部署和管理，以及安全能力的封装和业务编排，极大提升了云安全服务效率，为企业解决关键安全问题的同时，实现服务成本降低50%。

2016年，他带领团队研究并了《2016年上半年中国网站安全报告》，对2016年上半年网站漏洞、威胁情报、攻击安全、安全事件、安全热点问题、安全管理现状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并给出了网站安全运营管理建议，对网络安全工作提供了权威的数据参考和实践指导，获得了业界的广泛赞誉。

在网络与信息安全态势日益复杂和严峻的今天，唐洪玉带领团队把信息安全技术的自主创新落到实处，用新的思维和技术不断改造安全手段，创新安全人才培养，成为信息安全的“守门人”。

技术贡献

2016年，带领团队开发中国电信安全帮产品并正式上线，为企业提供自助、专业、快捷、智能的SaaS云安全服务，解决企业关键安全问题。

胡森标：突破NFV转发性能

近二十年的职业生涯，胡森标一直与中国的通信行业的发展和变革同步。聚焦柔性网络、SDN和NFV、云计算等多方面的技术和公司产品布局，胡森标多年来奋战在信息通信科技研发一线。

在CT与IT加速融合的背景下，从2010年起，胡森标积极推进云、SDN/NFV的产业化工作，建立起具有丰富CT和IT经验的产品和开发团队，确立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SDN和NFV的技术体系，并推动产品研发和市场开发。2016年，他带领团队以云网融合的理念打造了优秀的云计算产品平台，平台基础上开发赛特斯智慧云产品并获得江苏省优秀软件产品奖提名。

在科技创新方面，结合流媒体技术、SDN技术、云计算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创造性地完成了云计算架构下的流媒体业务保障方案，并获得南京市科技进步奖。

2016年，胡森标带领团队攻关，开发出令业界瞩目的NFV数据转发性能上的重大突破，实现了纯虚拟化平台BRAS设备单CPU 120G转发性能突破瓶颈。

胡森标以积极的态度推动公司产品研发定位，以开放的态度和积极的实践来促进构建一个健康良性的生态，从而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

技术贡献

作为国内SDN/NFV的先行者，带领团队以云网融合的理念打造了优秀的云计算产品平台。2016年，在技术上带领团队攻关，开发出令业界瞩目的NFV数据转发性能上的重大突破，实现了纯虚拟化平台BRAS设备单CPU 120G转发性能突破瓶颈。

王瑞春：让国产光纤升级

在浙江大学学习材料学出身的王瑞春，是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元老之一。

担任研发中心总经理多年，负责整个长飞公司光纤与预制棒等新产品、新工艺与新技术平_的研究开发与管理工作。

自2002年加入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至今，王瑞春先后主持、参与并成功开发了长飞系列主要工艺技术与产品，包括大尺寸G655预制棒产品、200mm大尺寸预制棒、超低损耗G.652光纤、超低损耗G654光纤、G657光纤、VAD及OVD制棒平台以及相关芯棒与预制棒的开发等。其中低水峰光纤的研发使低水峰光纤成为长飞的主导产品；超低损耗G654、G657产品更为下一代光网络的建设提供了更优化的产品选择。

作为项目带头人，王瑞春带领长飞完成了低水峰光纤的大规模生产工艺的研发，并获得成功。

目前低水峰光纤是长飞公司的主导光纤产品，为长飞公司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其开发的G654 及G657类型的光纤，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实现了更优化的解决方案。

尤其是2014年来所完成的VAD工艺平台以及正在开发的OVD预制棒平台，实现了高效的预制棒制备技术，解决了光纤行业的瓶颈，其中VAD工艺平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已经达到了规模生产的能力并在潜江基地投入生产。

在国产光纤厂商从技术追赶到逐渐获得自主创新能力的长期发展道路上，王瑞春带领长飞成为自主创新的重要力量。

技术贡献

作为项目带头人，完成低水峰光纤的大规模生产工艺的研发并发展成为主导光纤产品。其开发的G654及G657类型的光纤，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实现优化。

刘敏：变现大数据

随着互联网+的推进，信息技术正与经济社会全面融合，大数据逐渐对生产、消费活动产生重要影响。

刘敏作为北京盛久盈天科技有限公司（IdataThinker）总经理，一直关注大数据领域，特别是在大数据基础支撑平台下，如何高效利用系统内部数据、专业机构提供的专业数据和互联网全媒体平台的信息数据来进行数据分析、挖掘，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业务模型和业务监测指标，通过大数据平台对企业经济运行状况进行监测分析，用数据说话，为企业提供增加销售业绩、降低成本、减少运营风险的决策依据和数据参考。

他还联合国内多所高等院校教师和央企技术专家，筹备出版大数据统筹、数据治理以及数据资产评估的一系列丛书。

刘敏带领公司先后研发并生产出了一系列基于大数据相关的产品，并取得了知识产权和相关专利技术，主要有《盈科互联网舆情监控系统》、《盈科大数据集成分析平台》、《盈科云计算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刘导的《基于定向搜索技术的大数据应用产品和服务》项目已获得北京市科委重点扶植项目。

技术贡献

带领技术团队研发大数据基础支撑平台-IdataThinker大数据平台，并在其上建立了按照行业分类的经济运行的算法库和模型库，利用此平台公司承接了国务院国资委的《国有企业大数据综合分析平台》等国家部委、银行和数个大型企业的项目。

肖力：定义云安全

2005年加入阿里巴巴的肖力，是阿里巴巴第一位安全工程师，如今已经成为阿里云云计算安全事业部资深总监。从2009年阿里云成立的第一天起，肖力加入阿里云计算公司，组建与管理集团的首批安全技术团队，构建集团最初的安全体系。

领导阿里云安全团队，专注于战略方向、人才管理和行业投资，定义云计算时代的安全本质。

传统IDC要求用户对所有安全问题负责。肖力认为，到了云上，安全迎来责任共担的新时代，安全问题变成厂商与用户共同解决。在云环境下，云的服务提供商拥有更强壮的基础设施的安全，以及更强大的安全资源，为用户提供更快的应急响应能力。

肖力带领安全团队帮助用户处理每天访问量超过2亿次的密码暴力破解和攻击，每天帮助用户防御2000次的DDoS的攻击。2016年上半年，累计帮助用户修复了47万高危漏洞。

“更好地帮助用户在云上解决遇到的各种安全问题。”多年来，肖力带领阿里云安全团队坚守初衷。

技术贡献

领导阿里云安全团队，引领阿里巴巴、淘宝等整个安全防御体系的建设以及安全技术团队的组建和管理。

王龙村：创新行业物联网

王龙村2000年加入脉科技，作为国脉科技的技术领军人物，本年度带领团队共同完成公司从运营商的通信服务商到ICT综合集成商的角色转变。

从单一的服务厂商，发展成为与ICT领域众多厂商形成战略合作，从依托运营商，发展成为拥有自己的行业（区域）合作伙伴，在交通、教育、医疗、公安领域形成完整的ICT解决方案，特别是ICT技术在车联网及医联网中的应用。

他带领团队研发的国脉车联网解决方案，利用全球领先的汽车路由技术，抢占车联网入口先机。有望形成全国最大的物联网平台，带动万亿元产值的车联网产业集群，推动汽车电商、二手车交易、智能交通、平安城市、环保监测、汽车金融、汽车保险、汽车维修、后汽车市场应用软件开发等相关产业链的爆发式增长。国脉云健康平台，利用最先进的低功耗物联网组网技术，打造融合生命医学传感技术、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前沿技术的国脉健康管理解决方案。

技术贡献

作为国脉科技的技术领军人物，带领团队共同完成公司从运营商的通信服务商到ICT综合集成商的角色转变。研究重点是传统产业的ICT化，在交通、教育、医疗、公安领域形成完整的ICT解决方案，特别是ICT技术在车联网及医联网中的应用。

刘锦潮：首创激光跟踪仪

刘锦潮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率先开展激光跟踪干涉测量技术的研究，持有激光测量系统的多项专利，是世界公认的激光跟踪干涉技术之父。

在自主专利技术的基础上，刘锦潮于1987年创建爱佩仪公司，总部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洛克威尔城。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生产六维激光跟踪仪和六维激光干涉仪的厂家，并推出了国际上第一台商业化激光跟踪仪。

在刘锦潮的带领下，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机械制造领域精密测量仪器和高性能传感器的研发和生产，产品已广泛应用于美国及世界各国的先进制造领域，并在坐标测量和机床性能测试的高精度标准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爱佩仪激光干涉仪已经连续三年获得美国年度25种最新产品奖、年度新产品最重要技术奖和商业技术奖。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使其在国际精密测量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

篇6

[关键词]管理；组织；创新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可以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两个基本动力源。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知识将成为核心和具有柔性特点的生产要素，而对知识的管理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和提高组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对组织而言，知识和信息正在取代资本和能源成为最主要的资源，知识经济迫切要求管理创新。适应此要求，近几年来，一种新的企业管理理念——知识管理（Knowledgemanagement）正在国外一些大公司中形成并不断完善。其中心内容便是通过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知识管理的实施在于建立激励雇员参与知识共享的机制，设立知识总监，培养组织创新和集体创造力。总结和研究知识管理的做法和成功经验将有利于我国企业管理的创新，有利于引导我国企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

一、概念的界定

什么是知识管理？一个定义说：“知识管理是当企业面对日益增长着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变化时，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及组织的能力等重要方面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嵌涵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对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和创新能力这两者进行有机的结合。”笔者认为，知识管理虽然广泛运用于企业管理的实践，但作为具有一般管理的共同性质的公共管理同样也面临着知识管理的问题。对于公共部门而言，知识管理的目标与核心就是通过提高人的发明和创新能力来实现组织创新。

知识管理为组织实现显性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了新的途径。显性知识易于整理和进行计算机存储，而隐性知识是则难以掌握，它集中存储在雇员的脑海里，是雇员所取得经验的体现。知识型组织能够对外部需求作出快速反应、明智地运用内部资源并预测外部环境的发展方向及其变化。虽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组织的发展方向和领导方式，但是其潜在回报是巨大的。要了解知识管理，首先要把它同信息管理区分开来。制定一个有效的信息管理战略并不意味着实现了知识管理，这正如不能单纯从一个组织的设备硬件层面来衡量其办公自动化水平一样。要想在知识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人、信息与过程联系起来，以进行大量创新。库珀认为：“正是由于信息与人类认知能力的结合才导致了知识的产生。它是一个运用信息创造某种行为对象的过程。这正是知识管理的目标。”实行有效知识管理所要求的远不止仅仅拥有合适的软件系统和充分的培训。它要求组织的领导层把集体知识共享和创新视为赢得竞争优势的支柱。如果组织中的雇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而隐瞒信息，如果组织里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常常是为了鼓励保密而非信息公开共享，那么这将对组织构成巨大的挑战。相比之下，知识管理要求雇员共同分享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并且要求管理层对那些做到这一点的人予以鼓励。许多成功的知识型组织都建立了对积极参与知识链的雇员进行奖励的激励机制。库珀解释说：“雇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某些秘密知识，而是因为他们具有不断创新和创造新的有用知识的能力。”以此观点来分析现在某些猎头公司的做法，他们追寻的目标往往是人才的固有能力，即“已经掌握的某些秘密知识”，而不看重其创新能力。这是一种短视行为。

任何组织要在知识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人、信息与过程联系起来，以进行大量创新。但决不能将知识管理简单等同于信息管理。二者的关系体现在：信息管理是知识管理的基础，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的延伸与发展。信息管理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它把信息作为资源从技术、组织、人力三种因素的结合中进行管理，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新事物。美国1979年《文书削减法》最先提出联邦政府的信息管理问题，并在联邦机构中设立政府信息主管。企业的信息管理则是在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并在企业首席执行官（CEO）之下增加了企业信息主管（CIO）的职位。其后，信息管理经历了实物管理、技术管理、资源管理三个时期。按照美国学者马夏德（D.A.Marchand）与霍顿（F.W.Horton）的划分，信息管理的发展有五个阶段：物的控制、自动化技术的管理、信息资源的管理、商业竞争分析与智能、知识的管理。由此可见，知识管理在历史上曾被当作信息管理的一个阶段。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管理实践的发展，知识管理逐渐从信息管理中独立出来，从而形成一个崭新的管理领域。此时，知识管理已有了不同于信息管理的内含和外延。可以说，知识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对人的管理。知识作为认知过程存在于信息的使用者身上，只有在人际交流的互动过程中才能创新。知识管理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实现知识（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创新能力，以赢得竞争优势。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转化，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以人为本”的管理主线进一步体现。知识管理有助于信息处理能力与员工创新能力相互结合，进而增强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应变能力和预见能力。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还在首席执行官与信息主管之间设立了知识主管（CKO）的新职位，并作了适当的分工，信息主管把工作重点放在技术和信息的开发利用上，知识主管则把工作重点放在推动创新和培育集体创造力上。

二、知识管理的目标是创新

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全球化以空前未有的速度推进。这一切都改变着社会、经济和文化，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

在知识社会，创新对企业的重要性远胜过原料与厂房。美国微软公司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淘汰自己的产品”。1997年3月3日美国《财富》杂志定期评出美国最受推崇的企业，创新精神正是其评选标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管理的目标和任务就必然体现为提高组织的应变和创新能力。

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已有的知识要素与/或新的知识要素的新组合，它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彼得·德鲁克则将“创新”概念推广到管理，提出“社会创新”概念，认为创新就是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能力的行为。OECD1996年发表了《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innovationsystem）的文件强调指出了以往的创新都集中于投入—产出分析中，那是一种静态的线型模型，而在当今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即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系统的平稳运作依赖于知识流的流动性（ThesmoothoperationofinnovationsystemsdependsonthefluidityofKnowledgeflows）。它强调“国家创新系统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为了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通过建设性地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机构网络，其主要活动是启发、引进、创造与扩散新技术，创新是这个系统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创新主要体现为不同参与者和机构之间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即知识的流动。知识流动的类型有：人力资源流；机构链；产业群；创新公司行为。知识管理正是要确保知识流动渠道的通畅。

知识管理、创新行为都不单纯是一种技术过程，人文因素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创新总要依靠人的创造性和想像力。对于政府而言，要为创造良好的新环境发挥重要作用。企业要在竞争中获胜，则必须不断改变自己的战略策略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这一切都离不开知识管理，因为其实质就在于充分发挥人文因素的积极作用。

知识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和重要资源。在当今的许多行业例如金融服务、咨询和计算机软件等部门，知识正在作为创造价值的必要前提而发挥作用。然而许多企业并不善于管理知识。具体表现在：有的企业低估了产生和获取知识的价值，失去或放弃己经拥有的知识产权，有的管理措施阻碍了知识的交流及共享，对已有知识的使用和二次开发的投入不足等。

不少企业在吃了不重视知识管理的苦头之后，对知识创造价值的巨大潜力的认识逐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实施知识管理计划，将知识列为一种资源纳入管理体系。

以知识的视角，组织可被看成是一个对知识进行整合的机构。人类的全部生产力都离不开知识，机器只不过是知识的体现而已。因此，要真正实现知识管理，首先必须实现观念的创新。即将传统的工业管理观转变为现代的知识管理观。

工业管理观与知识管理观的主要区别如下：

1、用知识的观点看组织，就会把人们看作是收益的创造者，其首要任务是把知识转化为无形的结构，而在工业时代的组织内，人们时常是被更为简单的看作是生产成本和生产要素。2、在知识组织内部，学习的目的是创造新的资本和程序，而不仅仅是运用新的工具和技术。

3、在知识组织内部，生产流程是由观念驱动，并且有时是混沌不明的，这与工业时代生产流程中严格的前后次序和机器驱动形成鲜明的对比。

4、工业时代的收益递减规律让位于知识递增规律，工业组织中的规模经济（economicsofscale）让位于知识组织中的视界经济（economicsofscope）。

5、管理的权力基础取决于他们知识的相对水平，而不是他们在组织中的等级职位。信息流的传递是通过可以分享信息的网络，而不是通过组织的等级机构。在现在的企业管理制度下，各部门都保有自己的知识并需要发展知识，但是并没有一个合适的知识管理制度以及更高层次的协调机制，知识管理的内容日益复杂化和重要化，导致公司高层管理者产生了设立CKO职位的动机。为了搞好企业的知识管理，CKO应运而生。

CKO（ChiefKnowledgeOfficer），一般译作“首席知识官”或“知识总监”，是企业专职负责提出、推进和协调各种知识管理计划或方案的企业高级管理职位。其具体的职责包括：

1、创设知识管理的基本框架。知识管理要求CKO就知识（包括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等）的分类基于知识的工作体系、与知识密集型业务相关的管理过程保护知识和防止外溢等问题从组织机制和技术手段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2、协调部门之间的知识管理，知识管理不是企业某个部门独立行为所能控制的而只能通过企业整个部门之间的共同行为来协调控制。CKO对要获得的知识知识的开发和保有方式尤其是知识的交流和共事等问题需要有清晰的理解和解决办法。这项工作的基础是信息技术。具体工作有建立知识目录、开发知识共享的群件，或建设企业内部网，再造知识密集型管理过程等。

3、营造知识创新和交流的内部环境。CKO要在企业内部营造一个适合知识创新与交流的环境，如提供各种便利机会使得平时接触不多、但是对某一方面有共同兴趣的人们能够通过会议、社团活动等方式相互沟通。相当多的知识是通过适当的、非正式的交流环境得到的，尤其是隐性知识，因此有CKO指出知识管理工作“20%是技术成分，80％是文化成分”。也就是说，CKO作为环境营造者的角色要比他们在技术方面的角色重要很多。

4、防止知识外溢。企业和其合作伙伴、中介机构、供应商以及客户之间共享知识同样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对企业竞争优势也有重要影响。对于那些有知识资本形成意识的企业来说，防止知识外溢已成为一大问题。

西方企业高度重视知识管理工作独立设置与“首席经营官”（COO）、“首席财务官”（CFO）等并列的“首席知识官”（CKO），这足以证明西方企业对于知识管理的高度重视，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创新是企业前进的不竭动力。国有企业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高度重视对知识的开发和利用，注意发展并保护好自主知识产权，把经济增长的方式真正转移到领先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三、知识管理的两种策略

MortenT.Hansen等人提出了知识管理的两种策略，即法典编辑策略和人格化策略。所谓编辑策略是指知识与知识开发者的剥离，以达到知识独立于特定的个体或组织的目的；而后知识再经仔细地提取进而汇编成法典关存储于数据库中，以供人们随时反复调用的策略。Ernst&Young公司企业知识中心的主任拉尔夫·普勒曾如此描述法典编辑策略：在剔除掉客户敏感信息后，通过将文档中零碎的关键知识，如面谈指导、工作日程和市场划分分析等加以汇总并储存在电子知识库中从而创造出“知识客体”。这种方法使许多人可以搜寻和提取经过编辑的知识，而无需与最初的开发者接触。这就开辟了知识的反复使用，促进了企业的成长。

人格化策略指知识与其开发者紧密地联贯在一起，知识主要通过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来进行共享。计算机在这类组织中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更好地沟通知识，而不是储存。采用人格化策略的Bain公司、波士顿咨询集团和麦肯锡公司致力于个体间的对话，而不是数据库中的知识客体。在这些公司中，知识并未被编成法典、知识是在运用头脑风暴法的研讨会中和一对一的交谈中发生转移的。为了使这一策略行之有效，象Bain这样的公司都重金注资于建立人员网络系统。知识不仅仅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还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视频会议等形式进行共享。

遵循法典编辑策略的公司依赖的是“反复使用的经济学”。一旦知识资产，如软件编码或手册开发出来，且每次使用时又无需大的修改的话，就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反复多次地使用。

与此相反，人格化的策略依赖的是“知识经济学”的逻辑。战略咨询公司向客户提供的建议是那些丰富的、难以言表的知识。共享深层次知识的活动是极花时间的、昂贵的和缓慢的，而且不能够被系统化，因而效率较低。

若想正确地选择知识管理策略，主管或经理必须先回答如下问题：（1）为什么客户会购买本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向竞争者购买？（2）客户期望从本公司得到什么利益？（3）蕴藏于本公司的知识如何能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在明确了这些问题之后，应进一步考虑如下问题：1．公司提供的是标准化的产品还是用户化的产品？如果是前者，那么主导知识管理策略就应是法典编辑策略；如果是后者，则人格化策略更为有效。

2．公司拥有的是成熟的还是新颖的产品？如果企业的策略是基于成熟的产品，那么企业将从反复使用的模型中获得丰厚的回报，例如微软的产品；反之，如何拥有的是新颖的产品，则对知识进行管理时应以人格化策略为主。

3．公司的员工在解决问题时依赖的是明确的还是难以言表的知识？明确的知识是可以被编辑的，如简单地软件代码和市场数据。当公司的员工依靠明确的知识去完成工作时，人-文档的方法最有意义；而难于言表的知识由于很难以书面形式表达出来，是通过个体经验获得的，包括科学知识经验，操作性的“Know-How”（知识如何），对行业的洞察力，商业判断和技术经验等。对此，采用人格化策略是明智的选择。

4．两种知识管理策略的共存。由于企业开发多元化经营和知识的商品化，知识管理策略的选择有时变得十分复杂。两种策略共存的前提，是采用不同策略的单位彼此独立运作。例如，在通用汽车公司，小轿车部与财务部没多大关系，因此不同的模型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单位中。但如果是高度一体化的企业，则需选择一种作为主导策略，以另一种作为辅助。至于何者为主，何者为辅则取决于公司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企业的经济状况及企业所雇佣的人。正如一些咨询公司所发现的：强化错误的策略或试图同时使用两种策略，将会迅速地损害本企业；80/20法则是实际决定主辅关系的一个有益参考。

知识管理两种策略的差异如下表：

人格化策略

竞争性策略

通过反复使用已编成法典的知识来提供高质量的、可靠的和快速的信息系统实施

通过沟通不同专家关于高水平策略问题的知识经验来提供创造性的、经过严密分析的建议

经济模型

1.反复使用的经济学

2.在知识资本上进行一次性投资，而后多次反复使用

3.使用高助手/合伙人比率的大型团体

4.集中注意力于产生较大的整体收入

1.专家经济学

2.为针对用户的独特问题而拟定的高度用户化的解决方案收取高额费用

3.使用低助手/合伙人比率的小团队

4、集中注意力于维持较高的利润率

知识管理

策略

1.人-文档

2.开发可以编辑、存储、传播和允许知识反复使用的电子文档系统

1.人-人

2.开发连接人们的网络系统以便共享难以言表的知识

信息技术

在信息技术上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旨在通过可以反复使用的、已编成法典的知识来将人们连接起来

在信息技术上进行适度规模的投资，旨在促进难以言表知识的交流与商谈

人力资源

1.雇佣那些能较好地适应知识反复使用和方案实施的新科大学毕业生

2.以小组为单位通过计算机进行远程培训

3.奖励那些使用文档数据库和为文档数据库做贡献的人

1.雇佣喜欢问题解决和能忍受模糊性的工商管理硕士

2.通过一对一的指导方式进行人员培训

3.奖励那些与他人直接共享知识的人

范例

1.安德森咨询公司

2.Ernst&Young公司

3.德尔公司

·麦肯锡公司

·Bain公司

·惠普公司

[参考文献]

[1]卷首语．与“狼”共舞管理制胜[J]．管理科学，2000，（4）：1-1．

[2]维高．知识的革命[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209-215．

[3]跃清．知识资本的测量与管理[EB/OL]www．chinajournal．net．cn/

indexqkw．htm，2000-6-18．

[4]魏蜀明．CKO：知识管理拍岸来[N]．中国企业报，2000-06-13（3）．

[5]杨杰．知识管理的策略[J]．IT经理世界，2000，（2）：48-50．

篇7

[关键词]法学教育 非诉法律人才 课程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5-0041-06

[作者简介]李政辉，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浙江杭州310018）

一、法学教育的困境

我国法学教育无疑处在困境之中，最直观的反映是毕业生就业率的低下。2011年底，教育部出台政策，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要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这被解读为“亮红牌”。随后在由麦可恩研究院撰写、中国社科院的《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将法学认定为“就业率最低”的专业。2012年就业“红牌”专业出炉，法学、英语等专业上榜。2013年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更是直接表示：“本科中法学、英语等专业就业率低，被评为红牌警告专业。”针对法学教育的此种现状，可以设想的合理辩解是：专业设置的必要性不能依赖于就业率，就如同哲学、天文等纯理论专业的命运不能维系于市场选择一样。这种辩解虽具一定合理性，但也只能减轻法学专业面对低就业率的“罪责感”，却无法解释法学专业本身的问题：一方面我国法学教育已发展至较大的规模，开设法学专业的高校数量近700家，并且仍有不少高校欲加入到培养法学专业人才的队伍之中，有学者不无忧患地称当下的现状为“全民办高等法学教育”，法学教育涉及的绝非是小众的高雅话题。另一方面，法学通常是一门经世济用之学，并非纯粹的理论研究。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之路被定性为依法治国，面对经济的蓬勃发展，扮演治理角色的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却如此不争气，形成了鲜明反差。总之，用就业率反映法学教育的问题有不完整、存在偏差之处，但它足以从总体上反映法学教育的困境。事实上，法学专业就业率已成为法学教育从业者及高校不可忽视的衡量指标，压力不仅来自于行政体系与社会评价，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每一位正在接受或将要接受法学教育的学生。

就业率低下只是法学教育困境的一种结果显示，而法学教育的困境实际从其设立之初就已经存在，笔者认为如下几点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这种困境。一是学生就业方向的多元性。相对于美国法学教育培养学生“像律师一样思考”的清晰目标，我国法学教育对所培养的学生从事何种职业并无明确界定，这直接涉及到培养的学生到底应具有怎样的知识结构与能力体系问题。法学教育培养的“成品”应为法律人，但理念上的法律人在现实中如何安身立命，则去向繁多、缺乏重点――一国家机关、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企业，还包括自主创业。这种就业的不确定状态会影响到教学计划的制定，使课程设置在种类与权重上不能有效体现差别。同时，它也深刻影响到学生学习的心态与行为模式，无所适从与逃避会成为部分学生的无奈选择。二是课程设置的大一统。我国法学教育的核心课程实行全国统一设置办法。1998年教育部高教司编写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确定了14门核心课程，在法学教育培养中统一了必修科目。2007年，经教育部高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决定新增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两门课程，形成了16门核心课程的结构。2007年的修订使核心课程科目增多，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在课程总量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各校在课程设置上自由裁量空间的缩小。如此，法学专业毕业生所具有的知识结构相当接近，从任何一所学校接受法学教育的毕业生都具有同质化特征。三是教学方法改革困难。在课程设置高度固化的前提下，教学方法的改革成了制度改革的出口，案例教学、诊所式教育、习明纳等西方当代采用的教学方法纷纷进入我国高校课堂。但教学方法的改革要嵌入由核心课程所塑造的法学教育整体之中则有相当难度。前述法学核心课程涉及到法学专业的各个方面，具有包容一切的理想化色彩，并且平行展开的各个二级学科教学所侧重的必然是知识传授而不是能力培养，所以在赶进度式的核心课程教学中采用耗时的新教学方法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教学方法改革更多地体现在选修课程及单独开设的课程之中。如此一来，教学方法改革与传统讲授制的授课之间更像是“两张皮”。学者蒋志如对此的判断更为悲观：“中国法学教育制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学教育制度在根本上被虚置。”将上述三点与法学毕业生就业难联系在一起，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现当前法学教育困境的全貌。

二、法学教育困境的成因

我国法学教育困境的成因可从多方面做出归纳，如法学教育历史基础欠缺、社会整体法治环境不够成熟、用行政管制的思维办教育、法学师资不足等等。对此，本文不再一一展开，而是从一个较容易被忽视的角度，即人才培养目标的角度进行分析。

与实体法律中两大法系的对峙一样，在法学教育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国家与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也存在着显著的区别。

德国法学教育模式的特点：一是接受法学教育的学生为高中毕业生。二是法学教育目标是培养所有法律领域的从业人员，称为“统一化法律人”培养模式。三是法学教育的课程具有统一性。事实上，德国法学专业的必修课由法律作出专门规定，德国《法官法》第5条a第2款规定，大学学习的必修课包括民法、刑法、公法和诉讼法的核心内容，还包括欧洲法、法学方法论、哲学、历史和社会基础知识。四是教学方式的有机组合。德国大学法学院的常见课程主要分为三类：讲座课、案例分析课和研讨课。讲座课与我国法学院通行的讲授制接近，而案例分析与研讨课都采用小组形式，对已有的案例进行分析，甚至需要学生完成专业论文，这三种课程方式形成了有机的组合。五是教学与实习的双轨制。所谓制就是进入法律职业群体需要经过大学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实习两个阶段的学习，并经过相应的考试才能完成。法律对实习机关也有明确规定，德国《法官法》第5条b第1款规定了四种强制实习机关：普通民事法院、刑事法院或者检察院、行政机关、律师事务所。德国的法学教育具有强烈的国家色彩，突出表现在必修课由法律直接作出规定。但通观德国法学教育的课程设置，可以看出其培养目标是力求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之间的兼顾与平衡，如案例分析课程以及极具特色的实习阶段的设置。但即便如此，德国法学教育也一直处在激烈争论的漩涡之中，争议的焦点是德国法学教育过于倾向理论与知识体系的完备性，忽视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早在1996年，德国律师界就曾对‘大而全’的‘通才型’法学教育表示不满――它呼吁，法律教育应当取道‘术业有专攻’的、重在实践训练的改革方向”。不难看出，隐藏在德国法学教育改革争议之后的命题是：德国法学教育以法官作为培养对象。虽然德国的法学教育以培养“统一化的法律人”为目标，但这个目标最好的现实载体是法官。这不但体现在《法官法》对法学教育所作出的具体规定，也不仅仅体现为实习场所与法院直接相连，而在于教学所用的案例、分析的角度都是从法官的立场展开，并以裁判作为依归，“德国法学教育具有针对司法职位的强烈倾向，而对商业中的法律职位却很少鼓励”。从法律人才发展的全面性上看，德国的做法存有缺憾。

与德国不同，美国的法学教育设置于研究生阶段，接受法学教育的人员都已获得学士学位，这使得美国法学院的教学具有更好的知识基础。美国法学院的课程设计并无全国统一的法律作出规定，但其法学教育模式也有高度统一的地方：一是人才培养目标。律师、法官、法学院教员构成了法律人的从业共同体，合格的律师成为了法学教育的共同目标。二是培养方式高度一致。正因为以律师为目标，摒弃了过多的理论追求而偏重于实践能力，从哈佛开始的案例教学法才一直统治着美国法学院的教学，至今未衰。三是课程中必修课比例低，选修课比例高。以哈佛大学为例，其必修课集中在第一学年，2006年之前包括民事诉讼程序、合同、侵权行为、刑法、所有权及法律推理和辩论等，2006年经哈佛法学院教授会议投票决定增加三门必修课：国际法与比较法、立法和法规、问题与理论。而体现哈佛教育特别之处的则在于其分门别类却数量庞大的选修课程。即便如此，美国法学院仍因教学效果与实践有较大距离而不断受到质疑，“法律实务界对精英法学院象牙塔化的趋势深表不安，这意味着法学院的毕业生只是半成品，到律师事务所后一切都得重新学起。律师界建议法学院开设重要的实务技巧课程”。

我国法律制度移植自大陆法系，教学模式也与德国一脉相承，甚至德国法学教育中的一些缺点在我国也有所体现，特别突出的就是我国法学教育的学理化、重诉讼、实践能力培养不足等。我国法学教育重理论、轻实践已为定论，而重诉讼却鲜见提及，笔者在此作专门的论证。

虽然难见如同德国一般的立法表述，但我国法学教育培养目标预设为法官，这是导致我国法学教育重视诉讼的重要原因。这师承自德国法学教育，并糅合了近年来我国法学译介领域对美国法官（主要是最高法院法官）的神化描述，进而塑造出相对坚固的培养体系。下面以法学专业培养方案来论证我国法学教育重诉讼之特征。培养方案包含了学生在法学本科四年学习中所要完成的必修课与选修课。各高校法学必修课基本为教育部规定的16门核心课程，这些课程本身就偏重诉讼，与民法、刑法、行政法对应的三部诉讼法都属于必修课程，而与诉讼、非诉讼都相关的文书写作、谈判、调解则不含在内。更能体现我国法学教育诉讼色彩的是各校开设的选修课程。以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为例。中国政法大学的选修课分为基础理论课程、宪法行政法课程、民商经济法课程、国际课程四大组别，包含了司法口才与司法实践、诉讼逻辑、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仲裁制度、外国民诉、美国法庭技巧和辩论、国际民事诉讼和仲裁程序、空间法模拟法庭等课程。而刑事法课程组则围绕诉讼展开。吉林大学法学专业开设的选修课分为基础法学、刑事法学，民事法学、国家法学四大模块，共有约90门，不可谓不多，其中包含与诉讼有关的课程为司法学、行政诉讼实务、证据学、外国刑事诉讼法、犯罪学、民事证据法、仲裁法、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民事诉讼与商事仲裁等，明显特征是每一模块的培养目标都以诉讼为目的。

另外一个角度可以体现我国法学教育偏重诉讼特点的是实践类课程的设计，如武汉大学法学专业的培养方案包括与实践相关的选修课是法律诊所课组、法庭科学实验、模拟法庭、涉外法律实训课程、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与实训课程、模拟国际商事仲裁庭。武汉大学的培养方案非常具有代表性，我国法学专业的实践课程通常都是以诉讼为假想对象的模拟法庭。

综上，我国法学教育的知识结构主要包括三部分：法学基础知识（如法理、法史）、部门法律知识（如刑法、民法、行政法）和诉讼应对的准备（包括各诉讼程序及诉讼技巧），所培养的法律人才是围绕法庭而存在的。作为人才培养目标，现有法学教育较好地体现了培养法官的理念，但也由此造成了与现实的脱节。

三、非诉法律人才的独立性

德、美两国法学教育虽然预定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同，但现实中都受到了批判。德国以法官为培养目标的法学教育体系受到律师界的批评，处于竞争中的法律服务业所面临的压力是原因之一。在欧盟一体化与市场开放的背景下，英美的律师事务所对大陆法系国家越来越构成威胁。仅以德国为例，“在德国，从事公司并购法律业务的20个顶尖律师事务所中，只有5个本国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资本市场法律业务的10个顶尖律师事务所中，只有1个是本国律师事务所”。毫不奇怪，德国的问题被归结为“目前的法律教育过于偏向‘法官型’而忽视了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等‘律师型’素质”。而美国法学教育被诟病则缘于对律师实际技能的培训不够，尤其在学理化程度加深的顶级法学院更是如此。哈佛大学2006年对必修课的修改可视为对此呼声的一种反应。

从上述国际背景来看，以诉讼为培训方向、却又缺乏有效培训手段的我国法学教育承受就业率不高的结果并不奇怪。对于如何走出我国法学教育的困境，法学教育界的反思与讨论早已开始，为此设计出的改革路径一般表述为：我国法学教育应当以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等高层次的复合型、应用型、专家型法律职业人才为培养目标，加强法学素质教育，提高法学教育质量。这里的关键词是“职业人才”，法学教育界对此具有共识，如霍宪丹认为“中国法学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的脱节”，解决之道在于“培养具备法律职业基本资质的合格法律人才，是法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对于法学教育的职业化改革，薛刚凌认为“法学职业定位的教育改革，首先要有一个系统性设计，有高端的目标和强力推行的手段”，包括国家评价体系、思想观念、教师等方面的转型，也包括管理体制、课程、考试方式等方面的转型。笔者认为，我国法学教育在职业化取向改革上达成相对一致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不足之处在于目前对此开出的对策仍较为笼统、不易实施，目前所设计方案的最大不足在于职业人才、实践化仍是以诉讼人才与诉讼能力为基本前提。基于世界与我国法律职业界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法律人才的职业化应包含非诉人才及相应的技能为培养目标。相应的，我国未来法律教育可从传统的以诉讼法律人才培养为中心的体制中分离出一个方向，即以非诉法律人才作为培养目标。

“非诉”是一个否定词，这类词语所概括对象的共同特点是难以准确界定。从字面上来说，非诉可包含所有与诉讼无关的法律事务，“这类业务，可以小到给自然人出具口头法律建议，也可以大到将一家企业运作上市”。但这种定义只不过是循环论证，并无核心内涵。对非诉作出界定更合理的方式是从其产生的语境出发，即法律领域的非诉是指运用法律来规划与协助经济活动，其目的在于保障相应经济活动的合法有效。这类法律运作的鲜明特征是不以通过诉讼（包含仲裁）解决纠纷为目的，其内在的理念恰恰是防范纠纷的发生。如典型的非诉业务――公司法务，“公司律师的工作目标就是，通过合法的行为，协助公司规避经营过程中的所有法律风险”。

将非诉法律人才从传统法学教育中独立出来是对于诉讼人才培养模式的一种改革，其理由则是非诉法律人才的独立性。首先，非诉法律人才的独立性奠基于国家、社会与法律的转型运动。传统国家中，统治者对臣民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法律更多表征的是垂直的上下级关系，中国古代民法的不彰可以为证。在威权法律结构下，诉讼发生之地的官府浓缩了法律要义，从而使百姓畏惧法律、避之不及。近代以来，法治成为国家治理方式的合理选择，而法治首先倡导的是主体之间的平等，这意味着对国家、统治者权力的约束，要平衡国家（政府）、市场与民众之间的利益，由此发展出国家、市场、社会三分的总体结构。国家在这种结构中不再具有为所欲为的能力，它的征税权换来的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市场更是平等主体纵横捭阖的领域，无数商业人士与巨型企业就此崛起；社会则是每一个主体生存的场所，理想的场景是结社慈善、人人幸福。在这种粗线条的勾勒之下，法律的功能与地位发生了显著转变：从法条主义眼中的国家意志变成了各方协商达成的一种规则；从通过责任与惩罚来显示力量转变为融入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从以刑法为主转变为以民商事法律为主。基于国家、社会转型的大背景，法律人的舞台从以诉讼为主转变为预防性的法律治理。其次，非诉法律人才的独立性源自于法律服务对象的转变。非诉讼业务在整个法律领域所占比例逐渐提高，而且其独立于诉讼的色彩也越来越明显。非诉业务主要由商事律师承担，商事律师当前已成为全球律师界的新宠，在依照律师事务所收入所作的排名中，从事公司并购、金融交易等以非诉业务为主的商事律师事务所牢牢占据榜单的大部分位置，以致于偶有以诉讼为主的律师事务所能够在排名上有所上升都成为新闻。非诉业务的增多缘于法律服务对象的转变，即企业成为法律服务的主要买家。传统法律服务以自然人为对象，故而以诉讼为主。而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企业为市场主体，这带来两方面的改变：一是企业购买法律服务的复杂程度非单个自然人可比，相应的法律收费金额就高。这也解释了在律师收入排位榜顶端的为何是从事公司并购业务的律师。二是企业的法律事务兼有诉讼与非诉讼事务，但发展趋势是从侧重处理应急性的诉讼事务向预防性的非诉讼事务转化，规模越大的企业这种趋势越为明显。企业为此在内部设置法律岗位，大型企业更是设置法律部门以满足对内部业务流程的法律保障，并聘请外部律师以加强其对外业务的法律保障。为此，律师事务所要在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范围内进行开拓，以满足企业的业务需求。非诉法律事务与企业相伴随产生、成长，并借助金融市场急剧放大，这一模式已在世界不同地区得到证实，我国当前律师行业的分化只是普适经验的再一次具体化。再次，非诉法律人才的独立性源自专业化。专业化是工业化以来的社会基本格局。传统社会的知识被不断创新、细化，以人文关怀为基调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以学科分割为特色的专业人才，且这种细化的趋势在不断递进。‘法学从政治学、宗教中分离出来可视为一次重大胜利，但这种分离在今日看来已远不能满足职业化需求。公法、私法的两分被塞入社会法，用刑法、民法、行政法已难以涵盖所有法律部门，税法、劳动法、金融法等新兴法律部门越来越独立。法律体系变得更加庞大、分支众多，这当然是社会复杂化的反应，但对于法律从业者来说，则意味着精通所有的法律已变得不可能，分工、专业化势必在法律职业内部进行。在这些分类中，非诉法律职业的独立趋势相当明显，也势所必然。律师分化出商事律师、税务律师、劳动律师等繁多的专业方向，各公司内部也逐渐开始增设专门的法律岗位。

法律部门与法律知识的细化直接赋予非诉法律人才以独立地位，并进一步对该类型人才的知识结构与培养历程设定了要求。

四、非诉法律人才培养的设想

非诉法律人才以律师作为基本模型，是律师类型之一大类，主要包括三大职业领域。一是非诉法律服务领域。其业务多以专项服务的形式存在，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投融资、企业上市、企业并购、工程建设、涉外投资等，这些事务多与金融有关，持续时间长，环节多。其中有些必要的环节在现行以诉讼为主导的法学教育中基本没有涉及，如尽职调查等。二是企业法律顾问。企业法律顾问一般承担起草企业所需法律文件、审查企业业务过程中的法律文件、参与谈判、设计公司的组织架构与劳动用工的各项制度等工作，有相当一部分的技能是现行法律教育所不涉及的，如谈判能力、非诉文书制作等。三是公司法务。公司法务是职业律师内部化的举措，工作职责与企业法律顾问有重合之处，但作为公司内部人员，公司法务更贴近法律事务的第一线，更需要从业者具有发现与解决问题的主动性。目前我国已有专门的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但并没有引起法学教育界的足够重视。

上述分类与列举只是大概归纳，实际情况是非诉法律活动已经融合入经济活动之中，“因为法律建议和商业建议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律师逐渐被认为是现代经济中既能帮助客户徜徉于法律系统之中，同时又能通过对人、工作环境、问题和挑战的理解来达成目的的不可替代的人”。。从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而言，这种不可替代性一定是非常理想的状态。

单看上述对非诉法律业务领域的三种分类就可知非诉业务在律师业务中所占据的地位，可以预测它对法学毕业生的吸纳能力。但非诉法律人才的独立性是建立在其能力体系与诉讼人才的差异性之上的，“非诉业务需要的，不仅仅是，至少不完全是法律专业知识的精湛，还有企业管理、财税、人力资源等专业知识的融会贯通，更有智慧谋略与经验经历的相得益彰，还有对国家政策、市场经济规律的准确把握和理解”。除去经验需要积累以及个人天生禀赋外，法学教育可以进行非诉法律人才的培养，笔者对其课程结构进行的设计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法律课程。非诉法律人才亦属于法律人才，应具有法律人才的基本素质，这决定了非诉法律人才的培养需夯实法律基础知识。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我国现行的16门法学核心课程不能完全适用于非诉法律人才的培养。现实情况是，我国大学中开设有相当数量的一般必修课，使得专业必修课的课时受到挤压。基于非诉法律人才培养所必须的财经类必修课的设置，合理的选择就是压缩法学核心课程。从与非诉法律业务的亲疏关系考量，可考虑将中国法制史、刑事诉讼法、国际法放入选修课之中。即使是保留的法学专业课程，在教学内容的重点上也应向非诉法律的目标靠拢，如经济法教学应突出税法、金融法，而不是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的内容，刑法则应侧重经济刑法内容。第二部分是财经类课程。非诉业务主要服务于经济活动，保障其合法性，所以初步的财经知识是非诉法律人才知识结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相应课程可安排为会计学、金融学、国际贸易等。第三部分是技能类课程。对法律技能培训的忽视几乎是当前所有国家法学教育的通病，本文要触及的根本问题是学术化的大学体制与职业导向的培养需求之间的矛盾。必须明确的是，法律教育主要是一种职业化培训，“我们大学法学院的本科教育是基础教育，不是技能教育；而一个合格的法律工作者必须熟悉与掌握专业技能”。从发展方向上来说，法学教育应向职业化训练靠拢，而不是渐行渐远。一名称职律师所需要的技能至少有四种：会见、咨询服务、谈判、有说服力的事实分析，法学教育应承担起初步的培养责任。在这方面，非诉法律人才培养更应重视能力的养成而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如开设法律事实分析与论证课程以锻炼分析能力，开设语言类课程以训练表达能力，开设礼仪类课程以锻炼基本社交礼仪。在技能培训上，现有法学教育在师资与培训方式上也需开拓，一方面应尽量将实践中的优秀导师引入到教学中，如经验丰富的非诉律师、大型公司的法务经理等；另一方面，应将实习实践的安排确实有效地与非诉人才培养目标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