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演变过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演变过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经过资料排比，著者发现早在先秦时期，“气”与天文学已经结合;到唐代李淳风时期，“气”与天文学密合无间，李氏的《乙巳占》是古代“气占”的集大成之作，包含着用天象干预人事、制约皇权的人文关怀。曾振宇教授对于中国古代“气”范畴的研究，在以前的专著《中国气论哲学研究》中有详细的论说，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在多年的探求中，发现中国古代的“气”学对于境外的国家也产生了影响，因此著者用较多的笔墨探讨了相当于明朝时期的朝鲜著名学者徐敬德的思想，发现徐敬德是张载的忠实信徒，他将中国古代气学和朝鲜气学融合起来，在朝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中国哲学对于周边国家产生影响的重要例证。著者在比较与发展的视野中考察了徐敬德气学的特质，将视野拓展到了境外。在中国古代的伦理价值体系中，“孝”是重要的范畴，“是整个古代社会伦理观念和社会政治的逻辑起始”(见《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287页)。著者以考古资料作为基础，结合《说文解字》、《尔雅》对于“孝”的本义作出解释，继而结合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史，对“孝”观念的发生与演变作出探求，发现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探究了“孝应该如何”，却没有回答“孝说什么”这一关键性问题，说明“孝”内容有其本身的缺失;而《孝经》只是对于儒家的孝论作出初步论证;最终完成“孝”这一哲学论证的还是大儒董仲舒;南宋的朱熹则将古代中国孝论进一步深化。上世纪初的，西方的哲学思潮传入中国，人们开始反观中国儒家的“孝”这一核心伦理。著者发现，在中，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和批判，但是著者认为，诸多发难者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批判存在诸多片面与极端之处，主要是没有搞清楚原始儒家和后世儒家的区别;此外许多论者没有全面认识和把握孔子与儒家的内在精髓。《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对于“孝”的内涵及演变过程剖析的非常清楚，表现出著者的学术敏感性。至于“法”与“德”孰重孰轻，儒家和法家观点不同。

中国哲学思想早熟，先秦即出现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两种论说。儒家主张先德后刑，首先实行教化，然后以法规制约，主张将“仁”作为“法”的内在精神。而法家则主张法律的公平公正，有时对于“法”公平性的要求超过了亲情和伦理。汉初黄老学说占主要地位，汉武帝之后，儒家思想更多地影响了汉代法律制度。著者经过资料排比发现，许多深刻影响汉代法律制度的儒家思想，其实并非全然是孔子的思想，有些是孔子七十子之徒或者是汉代儒家思想;而两汉的行政法、诉讼法、民法和刑法都深受儒家孝论的影响;至于《唐律》的出现，则意味着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儒家化进程的最终完成，它总结了历代立法精神和司法实践，成为有效调节各方面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同时《唐律》又成为宋元明清各朝编纂法律与诠释法律的规范。著者认为中国的法律规范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在清代结束之前一直占有统治地位。学术研究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一书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中国古代学者对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学术史领域的“语言学”概念方面。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学者眼界大开，对西方哲学投入了很大热情，很多学者喜欢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学说。其实，无论是海外的相关研究，还是国内的研究，研究者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著者发现有些学者对哲学与文化形态中的概念研究，主要侧重于某一具体文本或某一具体人物;也有学者对某些概念作纵向的梳理，但尚停留在资料的收集上，主要哲学概念内在的逻辑性线索没有梳理出来。故著者在《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一书中，关注到了这样的问题:“气”在甲骨文已出现，但是“气”在什么时候由一个普通的词汇上升为哲学概念，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很好的解答;此外，“气”学为什么会与阴阳五行学说“牵手”，研究者重视不足;而“气”的范畴有几层内涵的问题也需要得到充分论证;对于为什么说张载的“气”学达到了中国气学最高水平，也是需要探究的问题;到明代的王廷相，他的“气”学论说为什么走向了倒退，其内在的原因是什么，亦需论证。只有对这些问题作出探讨，才能梳理出“气”这一哲学概念在两千多年的演变轨迹，发现其内在逻辑的发展线索;才能勾勒出“气”学在中国哲学与文化形态的脉络。著者为此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努力使中国古典学术回归中国文化。针对研究现状，著者对一百多年来学界在中国思想文化史概念研究中的理论与治学方法进行全方位的评价，其目的是力求发掘中国哲学与文化形态概念的独创性，展现中国文化独特的问题意识、人文关怀和哲学成就，让文化精神与文化立场回归文化中国。

在研究方法上，著者根据已有学术研究基础，将主干概念的起源、特点与演变轨迹，进行细致入微的梳理与研究。他从甲骨文、金文入手作语源学考察，然后阐微发隐，以每一时代精英思想家的文本为线索，梳理每一个概念的内在逻辑性演变轨迹，进而与西方哲学范畴进行比较，阐发中国本土哲学概念的独创性人文品格。在每一个概念的研究上，以历代思想家的文本为基本线索，从甲骨文、金文开始考辨，然后梳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直到近代的逻辑演变。在纵向梳理的同时，又兼顾横向比较，注意横向与纵向的内在关系。在研究思路上，著者强调文献学、训诂学、音韵学、历史学与哲学齐头并进，多角度、多方位研究文化元典中的基本概念，以使每一个概念的研究内容能够互相说明与印证。著者在梳理中国思想文化史每一个主干概念的内在逻辑性发展线索的同时，又将观念史与精神史、社会史相联系，进行综合分析，这是其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特色和创新。著者撰写《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深感中国学者多用西方哲学原理和概念体系来诠释中国传统哲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本来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这一事实。著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形态中，逻辑世界、原理世界与经验世界、现象世界是不可分割地包容在一体之内的，用中国哲学固有的命题来表述，就叫“道不离器”、“气兼有无”。因为中国传统哲学中有自己的哲学概念，故阴阳、道、器、理、欲、气、天、心、性、命等概念系统，有其自身独创性的文化内涵与哲学内蕴。著者努力追求的是，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发掘出中国文化形态当中概念的独创性，展现中国哲学与文化独特的问题意识、人文关怀和哲学成就。他希望让文化精神与文化立场回归文化中国，让中国古典学术回归中国文化，在多元性世界中寻找中国文化的独创性。从《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一书的内容来看，著者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作者：李金玲 单位：山东理工大学

篇2

关键词: 历史选择题准确性教师学生

在高三历史试卷的结构中,选择题占据全卷分数的一半,且情境题多,既考查学生对材料的理解能力,又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从近几年高考反馈的情况来看,选择题选择正确与否是拉开历史等级差距的主要因素,选择题得分率低已经成为制约历史成绩提高的瓶颈。如何提高选择题选择的准确性不仅是学生要考虑的,而且是教师高度关注的问题。那么,怎样才能提高选择题选择的准确性呢?

一、教师方面

1.认真收集反馈信息,进行精准备课。

教师平时要认真收集学生的典型错例并集中记录下来,针对学生的错因进行预备课,并对易错题编写一两道同类题,以便在讲评时做到有针对性,“评”到“点”上,抓住关键性、典型性问题加以点拨剖析,哪些该粗讲,哪些该细讲,心中要有数。

2.培养学生学会审题。

审题是答对题的前提和关键,因此,在平时做题时,教师应非常注重训练学生的审题能力。教师要强化学生在做题时对题干三看:一看时间、空间,界定答题范围;二看否定、肯定,确定答题方向;三看关键词语,明确内涵外延。对被选项要三思,即认真思考每一个被选项,是否符合历史史实;是否符合题干要求;是否与题干有必然的逻辑联系。

3.培养学生掌握答题方法。

在练习评讲时,教师首先要指导学生分析题目的类型,再结合选项及所学知识进行解题,对不同类型的题目用不同的解题方法。

常见的解题方法有:排除法、直选法、背景切入法、猜测法。当然,解答选择题的方法还有很多,如反证法、翻译法等。但方法不能代替内容,学生若不熟悉教材知识,那么无论教师用什么方法,学生都不可能做出来,所以关键还是要落实知识,这样学生的解题能力才会慢慢提升。

二、学生方面

1.反复读熟教材,落实教材。

选择题得分太低,很多情况是因为学生不熟悉教材内容,对教材掌握不熟练。因此,我们一定要脚踏实地地落实教材,熟才能生巧。那么怎样才能吃透教材呢?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结构法,即抓住课文的主题,系统、细化落实教材内容。如人教版必修3第1专题《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主题是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按照结构,我主要讲了两个问题:“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对百家争鸣掌握其出现的背景、代表人物及主张、影响。而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则从汉代、宋明、明清三个时期把握,然后逐步细化知识即可,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一棵知识树,有主干、枝、叶后,知识便一目了然。二是比照法,即同类事物的比较、对照。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明清儒家思想新发展的背景是从政治、经济、阶级阶层、思想四个方面比较,同时联系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背景,就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比照去学、去思考,这样学生就能够既系统又细化到位地掌握知识。

2.把握基本的历史概念。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产物。它包括事物的内涵与外延。教师应要求学生平时多思考,多进行分析和比较。如人文主义的概念,在西文中“人文精神”一词是humanism,通常译作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狭义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广义则指欧洲始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还有历史本身的一些概念,如原因。“原因”有很多,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主要原因、次要原因、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和一般原因等,甚至在主要原因中还可分出最主要原因或“决定性因素”。所以学生平时应该有意识地弄清这些概念,这样做题才会有所突破。

3.注意做题后的反思、总结。

有些学生平时做完题,对完答案就自认为没事了,甚至不保留资料,其实更重要的环节应该是反思和总结,选错了,应去分析出错的原因,是思维不对、心态不好,还是掌握基本知识不到位;选对了,也应好好研究,因为经典选择题对知识考查点一般是不变的,变的是考查的角度,学生这次做对了这个题,下次类似的题会确保继续做对吗?因此,在每完成一份练习后学生都应主动把错题写在错题本上,并分析错因,同时尝试编一道同一类型的题目。

4.掌握选择题的基本解法。

首先明确选择题的基本构成。任何一道选择题都包括三个要素,即题干、选项和正确答案。题干就是题目的主干部分、设问部分,限定答题内容,确定答题思路,隐含答题信息,解题必须以此为依据。选项就是选择题的备选项,一般有A、B、C、D四个选项。解题者在分析思考时一般要把握三个层次,即此选项本身是否正确,是否符合题意,是否最符合题意。第三个要素就是题目的正确答案,这需要做题者去完成。明确了这些,解题才会有方向,为准确解答题目打好基础。

其次认真细致审题。题干的规定性,是做好选择题的前提条件。题干一般由限定词和中心词组成,其中中心词是核心,是正确答案的内容;限定词则是对中心词的时间、地点、范围、程度等外延进行限制,从而确定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最符合题意,对中心词的限制不同,答案就大相径庭。同时对材料型的选择题,只有准确解读材料,提取题干中的有效信息,积极调用所学知识,才能提高解答的水平。

最后把握做题的基本方法。

(1)排除法和观察法并用。这是解题较常用的方法,一般可以排除1-3个干扰选项或直接排除明显错误的项,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组合题。

(2)理论法。对思维含量较高的问题,需要运用基本理论来进行科学分析。常用的理论有:原因和结果,必然性与偶然性,本质与现象,重点论和两点论等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斗争,人民与英雄的关系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3)特征法。特征法体现的时代或阶段特征,主要适用于题目中有明确特征要求或虽无明确表述但隐藏有特征要求的试题。学生在解答问题时应站在全局的高度,抓住时代特征或阶段特征,然后在这个大背景下判断出正确答案。

(4)寻根究底法。就是反复问“为什么”。这种方法更适合做“根本原因”、“根本目的”等题型。如果认定A为根本原因,只要在A前面加“为什么”,如果A没有了原因,基本上就可以判定A为根本原因。

总之,要提高选择题的正确性,学生既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又要有一定的解题技巧,还要让会做的题力求完全正确,不会做的题充分利用有效途径争取做好,这样正确选择历史选择题的水平就一定会大大提高。

参考文献:

[1]林三.怎样指导学生提高历史选择题的解题能力.中国教育创新,2007,(22).

篇3

[关键词]儒家文化;伦理道德体系;思想源流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8-0037-02

在过去2000多年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发展道路虽然相当曲折和坎坷,但其强大的生命力始终没有减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那些关于为人、处事和立国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一

儒家创始人孔子(前551～前479),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孔子生活于社会大动荡、文化大变革的春秋末期,西周宗法等级制度逐渐解体,封建制度开始建立。周天子虽名为君王,但名不副实,没有实权。诸侯国间相互勾结,连年混战,各种违礼僭越的现象比比皆是,古之礼仪面目全非,尊卑混乱。孔子以周礼的继承者、捍卫者自居,竭力维护周礼。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只有周礼才能拯救这种礼崩乐坏的社会。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他对当时的礼乐文化进行反思,提出了以仁与礼为基础的伦理思想,创立了儒家学说。孔子伦理思想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其伦理思想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来自远古氏族部落的血缘宗亲观念;二是继承了西周宗法礼制的伦理精神。中国古代社会从传说的黄帝开始,氏族部落这一古老的社会形态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被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因此,重视血缘宗亲关系,强调祖先崇拜,实行严密的宗法制度便成为十分重要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夏朝王权私有制度确立之后不断得以强化,经由殷商时代的发展和充实,到西周时代又经周公旦的完善和美化,便成为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奠定了孔子伦理思想的精神基础。

二

儒家思想初步形成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孟子、荀子的学说使儒学成为诸子中的蔚然大宗,成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其思想主张“克己复礼”、“仁者爱人”。

到了汉代,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迫切需要一套在意识形态上和它紧密配合的宗教、哲学体系,于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思想获得了“独尊”的正统地位, 从此,儒家被奉为经典,扶为正教,大力推广,在中国的历史上开始了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阶级尊儒的局面。其伦理思想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君权神授”、“阴阳五行”和“天人合类”为理论基础,强调“教化之功”。

至北宋,儒家学者为应付佛老的挑战,抛开了汉代以来儒家偏重学术问题不注重政治人生的形式,以直接了当的形式来阐述经典中的义理,讨论心性、天命、理气、义利、理欲等形而上的哲学命题,这便是“理学”。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要想进行圣人的修养,就必须“存天理,灭人欲”。明朝时期,王阳明更是继承宋学思想遗风,提出了“致良知”的思想。

到“五四”运动时期,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在儒学受到空前挫折的背景下,梁漱溟挺身而出,为孔子辩护,揭举儒学复兴的旗帜,成为新儒家的前驱。先后有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杜维明等代表人物以此为志业,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现代新儒学已成为当代中国的三大重要思潮之一。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它作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儒学既有哲学的深思,又有信仰的引导,是为中华民族确立精神方向的学问,不是一般学术可比拟的。儒学以仁为体,以和为用,它具有理性、宽容、中和的人文精神,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品格。

三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从治国到处理人际关系,再到个人的生活态度和个人的修养等方面,都有一套非常周全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其道德思想。而儒家道德的主体性思想主要表现在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方面。儒家思想是以仁为纲的伦理思想体系,它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十分重视道德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向善的,是好的,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因此儒家认为,治理社会就应该从教育入手,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使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社会自然就会安宁了。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对于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问题,有人认为是礼,因为是儒家的“克己复礼”使中国成为了现在的礼仪之邦;有人认为是仁,因为这是儒家道德规范之本。笔者更倾向于后者,即“仁”才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因为它是儒家一切理论的出发点,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源泉。

仁在儒家思想中是一个涵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便是五常之一,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就这一层涵义而言,它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使之符合道德要求的情感基础。仁要求人们以人为本、相亲相爱,反映了人对自身的觉醒,对人类本质的理解,具有浓厚的人道精神。仁者爱人就是要在人际交往中注重人的价值,把别人也当作与自己同类的人来看待。儒家的仁爱是从家庭血缘亲情中直接引申出来的。任何人一生下来首先遇到的是家庭中的父母兄弟关系,处于亲人的之中,并逐渐萌生出对亲人深深的依恋、情爱。因此,家庭中的亲情之爱,是人最早形成的爱心。孔子弟子有若即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作为仁的根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后来儒家也以亲亲敬长解释仁的基本涵义。仁者爱人最深厚的根源即是家庭血缘的亲情之爱,离开了亲情之爱,仁者爱人就成为无根之萍,无本之末。亲情之爱孕育了对他人的爱心,爱人就是爱亲之心的外展与扩充,即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直至今日,我们尚可闻见“百善孝为先”之类在历史中已流传两千余年的教训,“不孝子孙”成为人们所不齿的一类人。可见儒家的仁爱之根本已经深深的进入了中国人的骨髓,难以磨灭了。

儒家认为,仁爱是人固有的道德情感,故爱人的根本途径就是推己之仁爱于他人,而且要以道德之心推之。仁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感,爱人则是这种情感的外现,它必须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因而,通过什么方式、怎样去爱人,就成为仁德的具体行为规范,这就是孔子提出的“忠恕”之道,也就是以仁为核心推己及人的两个方面。“忠”是积极一方,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所追求的、希望得到的东西,应当积极使别人也同样得到。“恕”是消极一面,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当你的行为可能给他人带来影响时,必须考虑它的后果是否能为他人接受。总之,儒家以“仁”调节人际关系,使得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交往几乎都遵循着它当年的步履。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不会过时,因为它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儒家道德思想更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财富。因此,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对孔孟之学全盘否定,也不能陶醉于历史,束缚在故纸堆中。重要的是,在各种不良思潮泛滥和冲击的形势下,我们必须保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传统文化之间寻找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儒家文化才能不断地得到创新和发展,才能完全展现其超时代的价值。当然,这就需要我们作更为系统的深度发掘。

[参考文献]

[1]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篇4

本文以题为情境，结合近几年的高考考点进行点拨，希望能够对大家的学习有所帮助。

一、程朱理学的主要内容

例1 位于广东龙江世埠的贞女桥为宋代女子吴妙静所建。其新婚之日，未婚夫在迎亲时溺水身亡，她遂出资在溺水处建造一座五孔石桥，并终身守节。吴妙静此举的思想根源最有可能来自于（ ）

A.董仲舒 B.朱熹

C.陆九渊 D.王阳明

解析 解题时注意提炼材料关键信息如“宋代”、“并终身守节”，联系课本所学知识，这是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重要体现。朱熹是宋学集大成者，他把维护专制统治和纲常名分的观念抽象化为天地万物始源的“理”，建立起理学体系，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专制统治和等级秩序的合理性。他认为个人修养要以敬畏天理为准则，才能达到圣贤之道；当人的私欲与准则发生冲突时，就要“存天理，灭人欲”。理学家对妇女“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极端强调由此而发。

答案 B

点拨 这道题目属于材料型选择题，主要考查同学们阅读和分析材料的能力。此类题型往往在题干或题肢上引入一些材料，创设问题情境。同学们做此类选择题时，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①注意材料阅读，抓住关键词语，提取有效信息，排除无效信息；②对材料来源、材料反映的史实及作者进行分析，并联系教材及相关历史知识，进行知识迁移；③弄清备选项的内涵以及与题干的关系，找出符合题目要求和历史事实的备选项。

二、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异同

例2 南宋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明朝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两者的共同之处是（ ）

①都属于唯心主义 ②都带有民主性的色彩 ③都企图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④都冲击了当时儒学思想的正统地位

A.①③④ B.②③④

C.①③ D.②④

解析 结合课本所学知识，朱熹的观点是理学的观点，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王阳明的观点是心学的观点，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二者都是对儒家思想的发展与改造，是儒家思想发展成熟与转型的表现，也是儒家思想走向极端的表现；二者都属于宋明理学的范畴，心学实际上是理学发展的结果；二者都是用儒家的伦理纲纪来约束社会，维护专制统治，后被统治者推崇为官方哲学，故排除②④。故选C项。

答案 C

点拨 这道题目属于比较型选择题，主要考查同学们的分析、归纳和比较能力。此类选择题常把两种或两种以上历史概念或事件放在一起，要求同学们通过对照、比较，求同析异，从而把握历史事物的本质。此类题目解题的关键是找准比较点，这也是解题过程中最难的一个环节。具体来说，涉及背景的比较点有时间、原因、条件、目的等；涉及过程的比较点有阶段、人物、组织、纲领口号、措施、方式手段等；涉及结果的比较点有结局、性质、特点、功绩、局限性、作用、影响等。解答此类选择题最常用的是排除法。

三、宋明理学的特点

例3 钱乘旦教授在《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中这样评价理学：“它的丰富性与普遍性使中国统治者与士大夫相信儒家学说已穷尽世界一切真理。中国既是天下中心，并有着辉煌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成就，那么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在中国人关心的范围之内。”由此可见理学（ ）

A.排斥儒学以外的一切思想

B.博大精深但有一定封闭性

C.概括了世间所有自然规律

D.内容丰富、探索世界本源

解析 根据材料信息，钱乘旦教授认为理学有两大特点，其一，“丰富性与普遍性”“穷尽世界一切真理”说明理学博大精深；其二，“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在中国人关心的范围之内”说明理学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与士大夫固步自封，不能以开放的视野面对世界的发展，有一定的封闭性。

答案 B

点拨 这道题目属于推理型选择题，主要考查同学们的归纳、概括和推理能力。这类题目往往涉及到一些规律性的问题，要求同学们通过对历史规律的掌握，来分析具有同等性质的历史现象。解答此类题目可采用推理法，通过必要的推理来确定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推理时要掌握正确的指导思想，如历史规律、逻辑关系等；还要充分提炼材料信息，注意材料有几句话、几句话之间的关系、表达了几层含义。大家在平时学习中要注意培养归纳历史现象、总结历史规律的能力。

四、宋明理学的影响

例4 宋明理学成为宋代以后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对中国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特征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积极作用不包括（ ）

A.压抑人的自然欲求

B.注重人的气节、品德

C.讲求自我节制、奋发图强

D.强调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解析 宋明理学重视主观意志力量、凸显人性的尊严，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对人的人格、气质、品行、立志、责任感等方面的塑造具有积极作用。BCD三项都属于宋明理学的积极作用。而A项体现宋明理学用三纲五常维系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的自然欲求，不属于积极作用，是消极影响。故选A项。

答案 A

点拨 这道题目为否定型选择题，主要考查同学们的识记能力和对历史概念的理解能力。解答此类选择题解答的关键是对历史事实的本质、原因、影响、意义、评价等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在做此类题目时，要全面理解和把握历史概念，要注意历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分析问题时要注意逆向思维和发散性思维的培养。

总之，宋明理学以哲学思维考察人伦物理，补孔孟所未备，把儒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标志着儒家思想的成熟。同学们在学习这一主题时，还要把宋明理学放到整个儒学演变过程中，结合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进行分析，把握其演变规律，认识其地位；根据新课程标准要求，还要掌握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通过对人物的著述分析，把握其主要内容，认识其特点；还可以从文明史观和社会史观等角度，通过某些文化现象解读，把握其深远影响，认识其现代价值。

练习

1. 宋代，儒学家们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人世间的伦理纲常。这个新角度（ ）

A.从矛盾对立转换出发

B.从天人感应出发

C.从万物本原出发

D.从人的本性出发

2.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一次又一次冲击着人们的道德底线，人们用一句流传了千年的愤论：“真是伤天理”了，表达自己的不满。这里的“伤天理”在古代主要是指（ ）

A.与当事人的基本意愿不符

B.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C.违反了当时的社会法律

D.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

3.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知是心之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这一言论说明他（ ）

A.主张“致良知”以成“圣贤”

B.提倡“格物致知”以求“理”

C.宣扬“私欲之中，天理所寓”

D.认为物质享受是“秉赋之自然”

4. 宋明理学家普遍倡导“存理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格心”的认识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齐家平天下”的功名论，其根本出发点是（ ）

A.修身养性，提高个人修养

B.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C.规范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

D.树立理学的统治地位

5. 元末明初小说《三国演义》深受宋明儒学的影响。下列小说中人物的言论与宋明儒学思想相符的是（ ）

①张飞：“忠臣宁死而不辱。大丈夫岂有事二主之理！”

②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③李恢（投降刘备时）说：“良臣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

④孔明：“臣安不敢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

A. ①②③ B. ①④

C. ①③④ D. ③④

篇5

关键字：四合院；建筑美学；形式美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易经・系辞上传》

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古代先祖们在哲学上就有了对美学的认识，将“道”、“形”、“器”作为一个哲学命题中的三个元素并列提出，从建筑美学的角度来看是耐人寻味的。其“道”是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的最高范畴，万物产生变化的总规律，即精神的、思维的、宏观的；其“形”是一种存在的东西，由道产生了形，由形拓展到器；其“器”是现实存在的具象的、物质的、实践的。

对于四合院建筑美学，中国建筑思想深深的刻在了四合院的一砖一瓦上，正像汉宝德先生对建筑的理解，《中国建筑文化讲座》一书里汉宝德先生曾提到“建筑是文化的产物，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其建筑。不通过文化没有办法了解一个民族的建筑，不通过建筑也无法真正欣赏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想要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就要先了解中国的传统建筑。中国传统建筑思想对于当代的建筑美学的发展也产生的重大影响。在现代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如果缺乏了美学理论的学习，一味的追求“由技入道”那么就很难研究出中国建筑精髓，当设计遭遇瓶颈，止步不前时，可通过一种转换亦或是种融会来推动我们的学习和认知。

一、形式美在四合院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民居北京四合院历史久远，虽然有些已经失去了建筑本身的实用功能，但体现在完整的建筑艺术形象中的建筑形式美，却并没有因为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而失去其美学上的价值。北京四合院延续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布局形式，一正两厢组合而成的院落，不同的空间具有不同的功能，这种四平八稳的均衡布局也恰恰体现了建筑的形式美.

北京四合院采用典型的群体式布局，体现了群体美、序列美。它在强调城市整体环境美的同时把个体建筑美纳入整体建筑环境之中。这种总体的艺术气氛又都以满足礼仪和生活实用的要求为基础。中国传统建筑运用序列设计和环境气氛，获得巨大的审美效果，对世界建筑美学思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四合院的整体布局所映射出的建筑序列审美意匠

在四合院序列的组合上看，四合院采取的是封闭的环形结构。在四合院的布局上看，院内分配严格有序，位于整座四合院的中部偏北的位置且坐北朝南的是主房，主房前方多设有庭院。主房的后面设有后房。后房的外墙体为四合院的外墙，整个外墙空间造型封闭，不对外设置窗户。唯一供行人出入的就是在外墙的东南一隅所开设的一扇门。正厅和正房主要是建在南北朝向的主要轴线上，东西厢房通常建在正房的左右两侧。

四合院的这种结构关系和空间序列布局方式，清晰明确的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长幼有序，尊卑有定，内外有别的儒家思想。这种序列结构深深的影响了当代人们的伦理观念。

三、伦理意蕴在四合院中的体现

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民居，北京四合院体现的是以家庭为本的儒家人伦思想，展现了封建家族中尊卑、长幼、内外、嫡庶、期服等不同等级人的生活地位和待遇。

它形成了以家庭院落为中心，街坊邻里为干线，社区地域为平面的社会网络系统。四合院这种围绕而居的空间布局形式，给北方的居民营造出来一个宁静、安全的生活空间，从使用的角度来讲，会使使用者产生很强的领域感和归属感。更重要的是，它将一整套的儒家的伦理观念完美的呈现出来，用这种外部空间布局的形式把儒家思想的礼仪人伦和社会秩序结结实实的落实在了中国人五千年的日常生活里。四、四合院的装饰材料所体现出的建筑美

1.木构架

从四合院的建筑材料上来看，在中国建筑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木建筑几乎成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代名词，无论是宏伟的宫殿，还是普通的民居，木结构体系都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到今天，在中国一些现代建筑还是以木材为主，可见中国的古人对木材作为建筑材料的情有独钟。

四合院的建筑并不都是单单以当木构架房屋为主。从四合院的建筑结构来看，我们能够发现中国传统民居的内部结构根据其功能与形式所体现出的不同层次的美.结构层次的简单或复杂，都存在着一个“序”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结构的形式问题。

2.彩画

尽管北京四合院为木构架承重，但木质材料从外形的比例上并不占有过多面积，有很大一部分是上色之材，还有较多的青墙灰瓦。彩绘在四合院的垂花门及廊架表现最为突出，在梁、枋等部位也都可见。以红色、绿色为主题的门窗装饰， 色彩和彩画，给建筑内部的空间体验带来很好的调剂，彩画在我国可谓历史悠久，尤其是红色和绿色为主题的彩画，这个色调的特点是我国古代建筑装饰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中国的彩画以独特的风格和特有的制作技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凭借门窗典雅质朴的装饰艺术效果载人我国建筑艺术的史册。

3.青砖灰瓦

四合院内灰色的墙垣显示出建筑的厚重积淀，庄重而古朴，颜色和谐自然，与北京城的整体色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显得不同凡响，而且与周围建筑协调统一自然地融为一体，这不仅体现历史的传承，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和传统文化，只要设计师激发想象力并加以运用，就一定能创造出我们自己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既有古老中国的文明式样的继承，也同时符合现代化社会的物质技术特征，完美结合并阐释着文明人性的内涵，使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现代的建筑与生活模式也成为现代化文明的源泉之一。

篇6

[关键词]温柔敦厚　浪漫不羁　屈骚深情

《随园诗话》创作背景

清代乾隆年间，讲究训诂考据的学风盛行，一些迂儒曲士以钻研经学的方式写诗，认为先要精通考据之学然后才能写出好诗。对此袁枚根据自己的艺术理想和创作经验，提出了几点看法：一是考据与写诗毫无相同之处，不能混为一谈：二是必要的考据知识也应懂得，否则会因为太无知而闹笑话：三是以考据为主题的诗，只要作者确是有见识、有感触、有激情，写法得当，仍然可以写好。由此看出，袁枚并非一味反对考据之学，他是从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创作体会出发，去权衡利弊决定取舍的。袁枚深深憎恶宋明理学对当时诗坛的消极影响，他批评那些只知一味迎合理学要求写出的篇章都只是押韵的语录而不是诗。袁枚之前先后有明七子、沈德潜等人，从儒家传统诗教的立场上竭力修补调整理学的诗文观念，试图延续迂腐顽固的道统：而李贽、汤显祖、袁宏道、金圣叹、李渔等，则从自然人性论及个性自我的角度对伦常法规进行反向的消解，以求保持文艺领域的创造活力。

与这些人有所不同，袁枚论诗在内容上针对宋儒的伦理道德纲常直接提出异议，不仅宣扬男女之情、香奁之诗，而且从儒家经典中找来理论根据，并指出如果按照宋儒的苛刻要求，就连《易经》、《诗经》一些重要的思想观念，也应当视作不恰当和应予以否定的。他还大讲狎妓好色，以此作为冲出理学道德观念的突破口。在创作上，针对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特别推重“天才清妙”的艺术追求，“汪大绅道余诗似杨诚斋。余惊曰：诚斋，一代作手，谈何容易!其天才清妙，绝类太白，瑕瑜不掩，正是此公真处。”

儒道互补传统的复归

“从对华夏美学的贡献而言，儒家的功能主要在建构。即为中国人的审美活动提供某种原则性、程式化、符号化的规则和习惯：道家的功能则主要在解构。即以消解文饰、消解规则、消解符号的姿态而对儒家美学在建构中所出现的异化现象进行反向的消解，以保持其自由的创造活力。”在文学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儒家思想会带来干预或美化现实的功利主义倾向和注重结构、规则的形式主义倾向，崇尚纷繁华丽的美：道家思想则带来渴望或美化自然的非功利主义倾向，尊重个体价值，强调自由蔑视法则向往清新淡泊的美。袁枚以“天才清妙”的道家美学标准去消解宋明理学所导致的异化现象，正说明了儒道之间的这种互补关系。

袁枚对当时诗歌创作中内容和形式的双重异化，给予了相当有力的反拨，他的出发点却很单纯。一方面他以道家的感性个体去消解宋明理学极端化的理性：另一方面又以儒家的理性精神去制约感性的本能欲求，以积极精神追求去超越感性个体。《随园诗话》选录狎妓诗、香奁诗，虽有不忍割舍一些细腻风光的佳句的因素，但还是坚持了情理并重的原则，并没有降低艺术标准。

袁枚以道家情怀去消解儒家的极端性发展所导致的异化，又以儒家的重新建构去防止道家无节制的解构所造成的虚无化，这正说明了“儒家与道家的互补，也使得古代的中国人在理性和感性的分裂上不致太深。”“由于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才使中国艺术很少陷入一种纯粹感性的欲望宣泄，也很少进入一种纯粹理性的思辨误区。”这也就为深入理解《随园诗话》的一些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见解理清了头绪。针对宋明理学的极端性所导致的僵滞沉闷，袁枚突出了“天才清妙”：针对当时一些空虚无聊的文人表现出的狂妄庸俗，他又强调“气局见解”。“盖士君子读破万卷，又必须登庙堂，览山川，结交海内名流，然后气局见解，自然阔大”，而这个“气局见解”，其实就是宋学“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审美人生境界投射在袁枚诗论上的一片霞光。如果说宋学是在吸收了道、屈、禅之后，从“天地境界”的更高层次上向原始儒学的“吾与点也”复归，那么袁枚则是在转向了道家美学的“天才清妙”之后，从“气局见解”的更高层次上向宋学的“天地境界”复归。这也正说明，儒道美学的这两种境界在中国审美文化的演变过程中构成了一种彼此消长相互批判又相互补充的互动形态。

屈骚传统性情的继承

不难看出袁枚在哲学思想上和诗歌创作上都是“感情至上”的。按照袁枚自己的说法：“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这个情当然含有道家由精神的超脱而得到的审美快乐，也含有儒家的伦理道德性的群体情感，而这“芬芳悱恻”之怀又分明是以屈原式的深情美丽作为深层意蕴的。从屈原的纵情伤感传统，到以情为核心的魏晋美学，再到袁枚的“芬芳悱恻”之怀，这里面是有着一定的承续关系的。李泽厚说：“那种屈原式的情感操守却一代又一代地培育着中国知识者的心魂，并经常成为生活和创作的原动力量。”这当然只是就大的发展脉络而言，若具体分析袁枚之情不仅流露出重情的屈骚传统，同时又有一些复杂的表现。他所追求所陶冶的那种情感形式，已经突破了儒家的伦理政教，同时也不符合道家的飘逸高远的理想人格，而实际上是以屈骚的“深情”融合并改造了儒家的“温柔敦厚”和道家的“浪漫不羁”特定的时代风尚、特殊的情爱方式，使得儒、道、屈三大美学传统在他那里交织出一种特别的情感心灵。

“清旷”沟通禅悟

篇7

关键词： 正名 无名 控名 语用观 言语行为

引言

20世纪70年代，语用学建立标志着语言研究从追求普遍语法转入关注具体语言实践。语用学兴起的促成因素是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与西方相比，中国的语用研究虽然未能建构一个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中国哲学自先秦以来对语言使用的智慧性思辨便不曾间断，甚至显现出更为浓厚的语用倾向。本文从共时视角，探讨先秦儒家“正名”，道家“无名”及名家“控名”理论所蕴涵的丰富语用思维，以期展现中国哲学传统文化构架下所孕育的独特而永恒的语用景观。

一、儒家“正名”的语用观

“正名”是儒家思想体系核心准则之一，通常被解释为“对名称的校正”。但这一解说不足以诠释孔子“正名”思想所蕴藏的深刻语言洞察。孔子“正名”思想背景是春秋战国时期。子路问政，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孔子并非在一般意义上讨论名实关系。“正名”思想包含着对语词（名）与世界（实）关系的深邃洞悉。

（一）言语乃实施行为。孔子认为，语言的功用包括描述事实和实施行为。合适的言论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依据语词所规定的意义来使用语言；二是言语可以作为产生适当关系的有效手段，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工具。“正名”思想指出了语言能表达什么（名不正则言不顺），也指明语言具有成事的能力（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一将语言功用等同于实施行为的理念与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思想――“语词是用来做事的”不谋而合。不同的是，奥斯汀是通过将语句（命题）划分为陈述句与施为句，显性施为句与隐性施为句的路径来达到这一要旨，而孔子是根据自身所处环境从经验角度来讨论语言这一本质。

（二）言语与行为关系。奥斯汀指出，一个语句（命题）同时具有三种行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指说出带意义的语词和语句本身这一行为；言外行为指说话者意欲通过该语句传递的含义；而言后行为则指该语句对听话者产生的事后效应。[2]孔子反复申明，言与行无法割裂。与奥斯汀主要关注言外行为，或者说言语的“行事语力”不同，孔子既强调说话者通过语句恰当表达了说话者意义，也重视语句事后效应（即语效）。在儒家思想中，言语主体间交际及其行为效应被赋予重要意义。得体有效的言语交际也被视为是在那个时代衡量君子的规范之一。

（三）言语行为“恰当性条件”。儒家“正名”思想还凸显了言语行为的社会性，指出“正名”乃人际意义生成和理解之路。但是如何做到有效交际呢？孔子认为，达到特定的交际目的需要满足言语行为的“恰当性条件”。这一系列条件包括说话者、语境和言语本身等因素。在说话者方面，孔子强调言语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此外，孔子认为说话者除了要坦诚有礼，还要注意观察恰当的时机、主题和选择适当的方式。而如果话语未经琢磨，时机不当，则不如不说。在语境方面，儒家认为，恰当的言语行为是依据不同的语境来灵活使用语言。对于语言本身，孔子强调使用规范和质朴达意。在言说的内容上，孔子还指出，好的语言要“文质彬彬”。

概言之，“正名”准则表明儒家已敏锐察觉到语言的行为属性，指明通往有效言语交际的路径。在论述言语行为的“恰当性条件”时，儒家还认识到，言语交际中听话一方的重要和复杂性，因此，在实施言语行为时，主张要对听话者的需要和期望作出反应（即言后行为），并将这一反应纳入意义的生成和考察。

二、道家“无名”的语用观

与儒家重视名实关系不同，道家的核心理论是“无名”。道家创始人老子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4]他认为，“道”是万物存在的始源，具有无穷潜在力和创造力，是恒久不变的。但是“道”无形无声，难以言说，因此也难以命名，因此，能“道”的“道”不是“常道”（恒道），能命名的“名”不是“常名”（恒名）。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5]老子和庄子基于对“道”的论述，提出了“无名”的论题，自成一派，形成了道家极富有特色的语言和语言使用思想。

（一）“言”“意”关系。庄子更进一步认为，既然“道”只能由“意”来把握，那么相对而言，“言”便是“糟粕”，主张“得鱼而忘荃”。庄子认为，语言文字本身并无价值，有价值的是语言文字表达的“意”，而“意”又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在他看来，语言文字是象征性符号，是人们领悟意的手段和工具。庄子还用各种手段来揭示他眼中“意”的复杂，“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5]毋庸置疑，老子和庄子对言与意间内在深层关系的分析，成为后世各种言意之辨的思想来源。

（二）言语交际原则。格赖斯合作原则认为，人们通过遵守或违背质量、数量、关系和方式四个准则来实现对会话含义的理解。庄子也曾考察言语表达的“质”和“量”。这里庄子强调言语交际中的基本原则：要传递真实的情况，不要传递过分的言辞。在《庄子・渔父》中论述了人的八种毛病，其中四种与不遵守言语交际的“质”与“量”原则有关。可见庄子主张有效的言语交际应该是提供真实而恰当的信息。

（三）言语交际误解。成功的交际离不开语言的使用。由于语言字面意义与说话者意义的不对应，所以言语交际中无可避免会产生误解。庄子对误解产生的缘由有过论述：“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5]意思是，言论不同于无心而吹的“天籁”，发言者各执一词，他们的言论出于机心，并不能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此外，庄子认为万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当人们认识一种事物并将其用语言表述出来之时，事物本身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了，所以人们的认识是不准确或不完整的，这就是产生言语误解的原因。他还说，“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5]在庄子眼里，人们出于不同环境、场合、目的和用途，在把事物的本真用“言”说出来时就可能“失真”，从而导致交际中的误解。

三、名家“控名”的语用观

名家的核心是“控名”。“控名”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针对名不当实的现象，引名就实，使名字恰如其分地描述事物；二是针对实不当名的现象，改正那些实不当名的现象。[6]名家的“控名”思想侧重言语在论辩中的具体使用，体现了丰富的语用思想。

（一）动态语境。语言学家利奇指出，语境包括交际参与者、话语的目的、言语行为以及作为言辞本身的话语。[7]名家另一代表人物惠施的辩题同样反映出言语使用者的目的和视角的不同，可能导致对意义的不同理解。惠施认为“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在常人眼里，天地山泽都是有高低之分的，但若从无穷宇宙空间的视角看，天是无形的，地之上的空间都属于天，所以没有天高地下的区别，如此类推，山与泽也无高低的差别。据此可以看出，名家已经意识到语词的意义与语境参数的变化关系密切。语境并非是静态的。在言语中，即便是一个语境参数的改变都有可能导致对同一语句意义的不同解读。

（二）语用策略。言辨是名实相应思想的运用和深化，因此名家特别重视言辨中的语用策略。名家论辩的目的是说服和晓谕对方，因此尤为关注言语交际的语效行为。邓析将言辨的对象分为聪明的人，见闻广博的人，地位高的人，有钱的人，穷人，勇敢的人和愚笨的人。在此基础上他指出针对以上不同的言辨对象应使用不同语用策略。不难看出，名家已将目光扩展到交际中言辨对象的不同地位、性格和特点上，强调因人施辨，指出如果不顾及交际对象的实际情况，就难以取得满意的语效行为。

四、结语

先秦诸子在“名”“实”之辨演变过程中所彰显的语用思想，一方面说明中国哲人对语言和意义有着非凡的洞悉，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哲学自先秦就具有浓厚的语用倾向，在语言使用研究上堪称一个早熟的国家。哲人们以独特的视界对言语的实施行为、语言与行为关系、言语行为恰当性条件、言语交际原则、言意关系、动态语境和语用策略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后世中国哲学和语言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考察先秦儒家、道家和名家对语言使用的研究，对于人们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研究和深刻理解中国哲学与语用研究的关系等方面，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孔丘. 论语[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191、223.

[2]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2nd ed.）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3] 孔健. 孔子全集[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2.

[4] [魏]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注. 楼宇烈校释. 北京：中华书局. 2011：152.

[5]. 张采民， 张石川.《庄子》注评[M].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7：332.

[6] 庞朴. 中国的名家[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0.

[7] Leech， G.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 London： Longman. 1983.

[8] [战国]吕不韦. 吕氏春秋[M]. 王晓明注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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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中历史历史思维能力教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5）310110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思考各种历史问题，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可以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历史形象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教师还可以训练学生从历史材料中获取资料、分析史料并得出自己的观点，这样的方法能够让学生掌握更多历史学习方面的能力，学会自主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提高历史学习水平。

一、激发学生的历史形象思维能力

1. 用丰富生动的材料激发

教师可以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各种丰富生动的教材来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在历史学习中，由于学生所接触到的史实大多数是以史料的形式存在的，教师如果想要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就要尽量运用鲜明而生动的材料来尽可能真实地解释历史的本来面貌，让学生不再觉得历史枯燥，而是更主动地投入历史的学习中去。教师在讲授高中历史的时候，可以从其他课程中选取一些和历史有关、能够作为生动形象的历史材料的内容展现给学生。例如在讲授两汉历史的时候，教师就可以将课文内容和语文知识联系起来，让学生阅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理解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原因和动力，然后再鼓励学生阅读《史记》，并从中汲取有用的知识。

教师在选用史料的时候除了要注意丰富生动以外，引用史料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语言的表达，既要科学严谨也要注意文才，同时还要通俗易懂，让学生易于接受。例如在讲授三国历史的时候，教师可以选择给学生讲述《三国演义》中的故事，但是要注意区别演义文学加工的部分，同时也要避免讲晦涩难懂的词汇，让学生更加真实地感受历史。

2. 用直观形象的教具激发

为了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除了选择语

言文字类的历史材料以外，还可以使用一些更加直观形象的教具，来促进学生对历史的直接感知。有条件的话，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去参观博物馆或者历史遗迹，让学生更加切实地感受到悠久的历史。如果无法举行更加多的课外活动，教师则可以采用模型、地图展示等方法，还可以将有关内容制作成多媒体课件，通过投影仪来展现文物照片、影视纪录片的资料等。例如在学习秦王朝的历史时，教师就可以通过多媒体展示秦始皇兵马俑、长城等的形象，让学生能够更清晰地了解秦朝的军事、经济实力。

教师在教授历史的时候，也可以将教学内容和美术、音乐等学科联系起来，用触类旁通的方法给学生展现一些美术、音乐等的作品，让学生能够从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了解历史、感悟历史。例如在学习宋朝历史的时候给学生看《清明上河图》，能够让他们对宋朝人们的生活情况有更加直观的了解，有助于开拓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想象，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对历史学习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

二、培养学生的历史逻辑思维能力

1.让学生掌握联系和比较的方法

除了形象思维以外，逻辑思维也是十分重要的。教师应当注意培养学生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让他们提高辩证思维能力，掌握分析历史材料的基本能力。教师要鼓励学生突破文字材料的限制，深入挖掘历史中的逻辑关系，找到各种材料深层次的关系。例如在学习中国儒家学说的时候，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进行纵向联系，通过对孔子、孟子、董仲舒等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的理论分析来研究儒家学派思想的演变过程，了解儒家学说是如何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思想的。同时，教师还可以让学生以儒家学说为切入点，联系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封建集权制度等内容，分析儒家思想对它们形成的影响。

为了让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更加严谨，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将两个不同的历史素材进行对比。例如在学习到古希腊、古罗马历史的时候，教师可以安排学生将雅典和斯巴达进行对比，分析它们在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等方面有什么异同，从而帮助学生更加全面地了解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教师要注意指点学生寻找正确的参照系，同时也要注意更加全面地进行比较，让学生逐步掌握如何进行多角度比较，从而得出更加正确的结论，深入了解历史的本质。

2.让学生掌握分析和归纳的方法

除了联系和比较以外，分析、综合、归纳等也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历史逻辑思维能力，教师要注意对学生这些能力的培养。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的时候要注意让学生联系教材进行深入分析，不要用笼统、空洞的话语来进行总结，而要用丰富的史实来支持自己的理论。教师还要注意让学生将历史放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思考，要透过现象挖掘到历史的本质。例如在学习商鞅变法的时候，教师要告诉学生，不要仅仅关注商鞅变法是成功还是失败，而要更加全面地了解当时的史实;不仅要了解商鞅所颁布的各种经济政策，更要了解商鞅在军事和加强集权统治等方面所制定的策略，同时还要了解商鞅的成长背景。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商鞅为什么要进行变法，并理解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

教师还要提高学生的推理能力，让学生在掌握具体史实的情况下进行正确地归纳总结，以得到客观的历史结论。例如在学习垄断组织的形成时，教师可以先向学生展示美国、德国等国公司的某产品产量占据该国总产量多少等数据资料，然后让学生根据这些资料进行总结，归纳出垄断的特点，理解垄断是如何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的，然后再补充更多的资料，让学生对垄断组织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三、培养学生的历史创造性思维能力

在历史思维能力之中，创造性思维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这要求学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分析史料并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时还要求学生具有重新组织材料，对不同观点进行判断的能力，并且能够将从史料中得到的结论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要让学生掌握这样的能力，教师就必须在教学中求新求变，不能够采用灌输式的方法限制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正相反，要让学生开动脑筋，以材料为中心，通过有限的史料来进行发散思维。例如教师在讲授关于“焚书坑儒”的内容时，可以启发学生思索一个问题：秦王朝为什么在焚书的时候并不销毁医药、种树等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书籍？这样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秦王朝对人们思想上的控制。在这样的基础上，教师还可以从秦朝过渡到西汉初期中，询问学生在西汉初年是用哪一种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之后为什么经历了焚书坑儒的事件，儒家思想还是会慢慢兴起？通过这样循序渐进的提问能够活跃学生的头脑，让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有效地提高，掌握理性思辨能力，同时也能够渐渐养成学生对历史问题的创造性思维。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教授学生必要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开发并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提高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使他们的思维能力发展得更好，促进学生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历史问题。同时，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也有助于他们进行自主学习，并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对学习历史的兴趣，让学生更快速而有效地学习历史，获得进步。

[参考文献]

[1]蒋红梅.高中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J].祖国（建设版），2014（9）.

篇9

〔关键词〕市场经济立宪主义立宪主义的实现

毋庸讳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已进入纵深发展的阶段，市场体制的运作毕竟是一次全面的制度实践，具有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因此，对经济现代化提供有力的价值内核无疑显得至为迫切。它关涉到市场经济的品质和社会效果，意义甚殊。本文旨在通过对传统儒家思想与立宪主义两种价值立场进行比较、评析。从而对我国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应然性选择作出判断。

一、立宪主义：价值与制度的聚合

立宪主义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核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1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是宪法学者一直存在争议的命题，其中涉及到宪法术语的使用和变迁问题。“宪法的基本用语概念与历史发展同时发生变化，其特征尤其在于它与宪法原理的变化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说，宪法原理随历史发展发生变化，而基本用语的概念又随着宪法原理的变化而变化。”2但是，就总体而言，有三点是能得到共识的，

首先，立宪主义决非是单纯的宪法和有关宪法制度的制定活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立宪主义与立宪是有区别的。它不仅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还包括宪法的宣传、实施以及监督保障等动态过程。

其次，从内容上看，立宪主义要求宪法包涵人民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和社会权的确立，包括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原则等等。体现着实质正义。

最后，就立宪主义概念的内部结构而言，立宪主义不仅是一个设计精致规范严密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应是一整套体现自由和制衡精神的价值体系和观念体系，是制度和价值的聚合。

考察立宪主义的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近代立宪主义向现代立宪主义的转变是以1919年《魏玛宪法》为主要标志而逐步实现的。它是发轫于古希腊立宪概念的形式化、3经中世纪宗教理念渗透和近代立宪实践的演习而不断实质化的产物。可以说，立宪主义的价值内核是随社会生活的演进而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史无疑是一部经济关系的演变史。立宪主义与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先天的联系。诚如恩格斯所言，“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远或近的枝叶，那么，那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4。”恩格斯精辟地阐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形式的辨证关系，为我们研究立宪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

现代立宪主义的日益完善无疑确立了以下几个原则。

1，自由的保障需要国家合理干预，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滞后性和盲目性回应的结果，是立宪主义的重要内容。

2，人权的相对化以及社会权的凸现；其中社会权的强调是以魏玛宪法为肇始以法国宪法和意大利宪法为主要体现的。它的出现是现代立宪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等原则的限制和纠正。

3，议会的充分重视；议会在一个立宪主义国度里是各种利益主体平等博弈的法制化场所，现代立宪主义对议会的强调体现了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原则。-当然，现代立宪主义的诸原则的归纳完全是比较意义上的。它是对近代西方立宪理念中绝对自由权的反拨和重新审视的结果。严格说来，现代立宪主义是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本框架并植入民主主义学说的精髓而形成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它包括制度的设计、人权的保障、权力的制衡、文化的培育及传播等等。是价值与制度的完美聚合。它不仅能通过立宪并以之为核心建立一整套内在统一的法律体系对市场经济进行有效规制，更重要的是，立宪主义还是一系列以自由和民主为基本内核的价值理念的载体，具有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传播与导引功能。而这一切对于培植契合现代市场理念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意义甚巨。因此，就功能主义的立场而言，立宪主义既是一个规范系统又是一个反馈和评价系统。而这双重功能是无法从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中获致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是专制统治的产物，而并非如立宪主义那样内生于市场经济之中。倘剥离其政治体制的支持，它仅仅是“中国人的价值系统”5而已

二、市场经济；机制和观念的汇合

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经济现代化的过程，经济现代化的内涵是多相的。它包括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和由经济体制决定的经济观念的现代化。在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里具体表现为计划体制和官本位思想。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相冲突的。在当前，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已是举国上下的共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需要一个完善的自足的法律体系作为制度环境，而以宪法为核心建立的一系列法律制度正契合此要求。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结合使经济发展有了合宪性和结构性。但是，这并非市场经济的全部，任何外在形式的运行都需要内在的动力。市场机制亦不例外。它的发展无疑有着一系列的价值目标为支持。这些价值目标是由市场机制本身的内在规律决定的。如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地位的平等性和契约自由等等。立宪主义则通过立法的方式将这些规律制度化，并辅之以法制宣传将其内化到公民的行为模式中去。

我们说，市场机制运行的理想状态便是市场和政府间的均衡式和谐。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逻辑和价值。作为政府在采取何种管理模式的选择时对此不应忽视。市场经济的相对独立性与立宪主义的关系主要决定于以下因素，1，市场经济的自发性。2，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3，权力有可能滥用的原理。从经济与政治的衍生史来看，立宪主义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模式。对于立宪主义的认识需要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作为制度、程序等技术性设施的一面，而忽略其所蕴涵的价值及其道德基础6”。一般而言，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立宪主义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多元的平等的利益主体。市场主体的独立地位的确立在我国这个缺乏自由传统的国度里意味着思想领域内的重大变革。因为独立的人的概念在以儒教传统为基本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中从未真正确立过。传统中的人囿于由婚姻和生育所结成的网状的社会格局里。这种格局“好象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的波纹”7。使其丧失其独立人格。产权制度也是家长制的。无财产之独立便无人格之独立，立宪主义的任务就在于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财产权及人格独立与自由的基准。世界各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其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无不伴随着制度的确立及完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无疑得助于一种适合于人格独立的新教伦理8。这种宗教改革的意义在于通过争取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而使“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现解”成为可能。而这一切是市场经济所必要的。

其次，市场经济需要无特权的市场主体和平等协商的交易品格。这意味着，一方面，当国家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时，应遵守同样的市场规则而无法律外的特权。国家主义所产生的弊端则可以避免。另外，当国家作为市场的调控者和裁判者身份出现时，无论制定市场规则还是居中裁判，都应重视相对人的平等参与和平等保护，保持信息公开化。这要求立法和司法在一种能确保自由和民主的制度下运行。任何制度“都不是从属地为预先给予的集体或分配性共同利益提供利益的稳定化，它主要起到防止单方面的，即是说非正义倾向的作用9。”而立宪主义恰恰能提供这种制度。

首先，宪法对平等权的配置为市场主体的人格独立提供根本法依据并使之落实到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去，平等观念必然会随着制度运作而深入人心。这已成为现代宪法的特征性事实。“权利法案规定了法律的平等保护原则，但是权利法案的观念远远超出了这些10。”赫尔穆特施泰因贝格对美国的《权利法案》的评价便可见一斑;

其次，立宪主义还是一种价值体系，这些基本的价值观都是西方人文传统与市场运作的产物。这些基本价值对于冲破传统文化中对平等权利观的种种思维壁垒是必须的。

最后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互动和市场接轨。而这对于有闭关锁国传统的中国来说，与其是制度建构的问题，毋宁说是观念转变的问题，立宪主义无疑在这两方面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国现行宪法对改革开放的规定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国人观念的冲击，便可见一斑。

三、立宪主义、市场以及传统立场

无论从何种角度对我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进行审视，都不能自然的导引出立宪主义和市场理念。这当然是我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因此,可以确切的说，立宪主义和市场理念倘单单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定性，无疑，它是西方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在其具体生产方式和利益冲突中逻辑的产生的。有其哲学的、文化的、宗教的基础。是西方价值的载体。因此严格的说，立宪主义面临着一个民族化、本土化的移植问题。在此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宪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三种模式：

1，全盘西化式。即不考虑立宪主义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与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决断式的背离。这在殖民地国家的制宪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2，全盘拒绝式。即：过分强调文化的相对性，对本国传统文化不作任何否定式评价。这在传统文化积淀非常深厚，且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也建立于其上的国家，表现得较为明显。

3，辨证吸收式。对本国文化进行反思性评价，以拿来主义的姿态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性，从而实现两种文化的协调融合。这是大多数对立宪主义移植成功国家的普遍经验。对于立宪主义对文化碰撞采取何种途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传统是一个国家、社区或群体历史经验的总结，反映了该单位的生产方式和由此产生的人际关系状态。传统是如此重要，其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人们不可能完全将它忽略掉。11因此，该途径的选择倘脱离了具体的“语境”进行价值评价无疑犯了形而上的错误。其实，“各种制度并没有固定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在特定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12对待立宪主义的移植也应持此立场。

在我国这个传统文化极为深厚的国度里，先天的决定了只能选择第三种方案。即：对本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进行反思性审视，然后实现与西方立宪主义合理内核的顺利嫁接，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立宪主义。对于市场经济与传统定位的问题。笔者认为，作为一种交易规则的市场形式，在我国传统社会里是长期存在的。而且，在这些交易规则背后是以传统价值体系为支持的。如传统价值中的团体本位主义倾向重义轻利思想等。但是，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系列规则与机制的聚合，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一整套完整的符合立宪主义价值观的市场观念的聚合。这些是无法从传统文化中自然导出的。当然，某些传统价值观可能对市场主体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如传统的义利观等。13但是，从事物的实然性而言，“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其实只是一种人格理想，社会中只有少部分儒家知识分子奉行而已，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的，主要是常识理性，这种常识理性承认人民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始终在中国人经济生活中起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14然而，这些稍具市场特征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只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倘不在体制下进行现代诠释，是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

四、市场经济：立宪主义实现的价值尺度

如果我们静心对西方立宪主义的产生及演进进行考察，不难发现，无论立宪主义制度建构过程还是价值嬗变过程都无可避免地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之中。“政治、法律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15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反映。立宪主义作为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的集合体也不例外。

首先，立宪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导向。立宪主义通过立宪的形式确立公民的独立人格和广泛的自由权利，并提供了政府制衡的范式。立宪的过程是一个观念传播与价值渗透的过程。对于孕育和确立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市场经济的推进也促进了市场主体的独立意识和权利意识，对立宪主义的各项制度的运作与完善意义重大。如人大制度等等。立宪主义如果从立法层面考虑，它作为政府的一项权力活动，只能是“能与运行中的市场相容的活动”，否则，“这些活动必须统统排除掉。”16但总而言之，“没有国家的法律秩序，经济制度，尤其是现代经济制度是不可能存在的。”17有了，对政治干预经济的权力作了严格的制度限制，给经济自由和财产权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其次，立宪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为前提条件。在以义务本位和计划经济为显著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里，纵有立宪之名也无之实，立宪主义是无法真正实现甚至无法立足的。其原因关键在于缺乏制宪和行宪的心理和意识基础，。历史表明，立宪主义是商业发达的政治产物。古希腊与古罗马诸共和国的政体的不断完善是完全建立在其商业繁荣的基础之上的。市场机制的运作使一些观念得以强化，如产权意识，平等交换意识和契约自由意识等等。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对现行宪法的挑战便可见一斑。（我国现行宪法的几次重大修改无不是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回应）。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没有商人阶级的形成、成长、壮大，及政治上的觉醒，也就没有清末的立宪运动”了18。公民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强化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反映到制宪和行宪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市场主体经济利益多元化，需要一个解决利益冲突和平等表达权利意志的法定场所，这无疑有利于议会制的建设。另一方面，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必然要求宪法地位上的自主性，这对宪法在自由和人权上的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另外，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经济形态，需要在市场和国家之间划定界限。作为市场与政府间的桥梁，它通过立宪的形式将国家管理经济的权力法制化，并以一些普遍的宪法原则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最后，随着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进程加剧，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着与世界接轨的趋势。这对立宪主义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伴随着经济市场的国际化，宪法的某些内容或某些部分是否也存在与国际接轨的可能？我们知道，上层建筑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而经济基础从形式和内容可以分为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两部分，同样的道理，上层建筑也可分为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两部分，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虽然会引起政治体制的变革，但并不必然引起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化，相反，它对于不断完善其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19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国际化，也必然要求在宪法的内容和体制上与世界各国宪法发生互动。比如，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对权力的制衡，对市场体制和市场规律的确认等等。这些无疑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也是立宪主义在价值和制度方面具有一定国际性和普遍性的重要体现。

五、结语及其评价

无疑，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关系是先天的孕育于市场发展的历史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市场经济无论其基本价值还是具体制度都与立宪主义内在契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特征决定着立宪主义的发展程度和方向。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重要体现。而且，立宪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结合体，有着自己的独立价值观，并对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某些先天缺陷进行纠正。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和立宪主义的和谐发展，使得现代社会的具有一些任何历史时期所未有过的优越性，而这些恰恰正是我国市场经济和立宪主义发展的方向。

参考书目：

1参见韩大元著，《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2参见（日）杉原泰雄著，渠涛等译《宪法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3古希腊的宪法主要指国家结构的活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基本法概念，徒具形式意义。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2页。

5参见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6参见刘军宁著，《市场与》，引自《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7参见著，《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8有关宗教理念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详见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江苏人民出版社。

9参见（德）奥特弗利德˙赫费著，庞学铨等译，《政治的正义性》，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页。

10参见（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郑戈等译，《与权利》，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0页。

11参见（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

12参见（法）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13有关儒家的义利观问题详见陈鹏生、反町滕夫主编，《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14参见著，《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集，第506页。

16参见（英）哈耶克著，杨玉生等译，《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17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张乃根译，《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篇10

早期的音乐形式――原始乐舞与那些人面蛇身的氏族图腾，体现统治阶级威严与意志的狞厉怪兽一样都是被糅合在那混沌未分的巫术礼仪活动的统一体中的。“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③“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④。此时的人们认为“干戚羽旄”“发扬蹈厉”⑤与“格于皇天”“格于上帝”⑥一样与其氏族部落的兴衰命运息息相关。这种思想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们将尚在萌芽的音乐审美意识，在那些保存于《左传》《国语》的零散论乐语录之中，人们无不要对音乐“考中声量之以制”⑦，使其合于“天地之性”⑧。认为只有能够祈求“风雨时至，嘉生繁祉”⑨的“平和”之乐才是美的；而那些会为“疾”为“甾”招来大祸的“繁声”⑩则是丑的。这种仅仅基于人们“媚于神”而“求福”心理的音乐美学思想，却深刻地影响了先秦诸子乃至此后两千几百年的审美观，成为中华民族特有音乐审美历程的起点。

先秦时期，正如社会生活从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一样，音乐艺术也渐渐从巫术与宗教的笼罩下解放，蓬勃发展，空前繁荣。这不仅表现在郑声的广泛流行，也表现在楚声的大量涌现；不仅表现为韩娥那“余音绕梁，三日不绝”{11}的美妙歌声，也表现为伯牙那“巍巍乎若泰山”“荡荡乎若流水”{12}的天籁琴音。现实生活中的音乐趣味自由地进入了人们的审美意识。使当时的音乐美学思想领域出现了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许多哲学家将人们对音乐的审美意识总结成理论形态，形成系统的美学思想。儒家的孔孟，道家的老庄，墨家的墨子，法家的商鞅、韩非，均有一定的论乐文字。诸家内部既有继承，又有改造，既相互辩难，又有所交融，呈现出争奇斗艳的缤纷之态。其中儒、道两家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巨：儒家那情理结合、以礼节情，要将理性融入音乐情感，从而影响政治成就人生的“礼乐思想”；与道家那反对束缚、“法天归真”{13}、超越功利、追求内在精神之美的自然乐论，共同奠定了我国音乐美学的思想体系的基石，二者的交融与斗争成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音乐审美特色。

两汉时期，中国进入了第一个大统一时代，政治的稳定，国力的强盛，使人们对现实生活充满了热情与肯定，无论是那祭祀天地诸神的“郊祀乐”，“以事其君子”的房中乐，还是“丝竹更相和，执竹节者歌”{14}的相和歌与“千变万化，旷古莫俦”{15}的百戏，都通过一幅幅“总会仙倡，戏豹舞熊”{16}的丰满画面，在一个个缤纷绚烂的音乐形象中表现了人们对世间生活的肯定与继续延续的愿望；用一种“气势与古拙”{17}的美学风貌，表现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表现那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美，那热情自信的民族精神。

可惜的是，这样的审美意识并没有体现在汉代的音乐美学论著之中。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汉代的官方宗教神学体系将儒家美学加以改造，形成了阴阳五行化的儒家思想。这种“官方”的音乐美学思想在此时占据了优势，无论是《乐记》《汉书》《新论・琴道》还是《白虎通・礼乐》无不从维持阶级统治的需要出发，以阴阳五行为框架，以伦理纲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为特征，使音乐沦为礼的附庸，政治的奴婢，失去了独立的地位与自由发展的可能。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美学家发挥老子的哲学，强调“天道自然”，反对对音乐的束缚，反对将音乐神秘化，以对抗和批判汉代官方的宗教神学体系。其突出的代表就是《淮南子》与王充的《论衡》。如果说先秦的美学思想是儒家的天下，那么，魏晋南北朝就是一个回到老庄美学的运动。而汉代正处于这一转化的前夜。《淮南子》《论衡》恰好构成了这种转化的中间环节。魏晋南北朝美学家是通过《淮南子》和《论衡》而接受先秦道家的音乐美学的影响的。

魏晋时期社会的变迁在文化心理的表现则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他们世界观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身的执著。人的内在精神成了最高的原则，讲究脱俗的风度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人们重视的不是外在的纷繁现象，而是内在的虚无本体。不是自然观，而是本体论，成了音乐美学家们的首要课题。

魏晋玄学的巨大影响，带来了老庄美学的复兴。在王弼那“崇本举末”{18}“得意忘像”{19}“以物养己”{20}论调的影响之下，《声无哀乐论》《乐论》等一批传世乐论，“手挥五弦，游心太玄”{21}、“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22}等一批美学命题横空出世。如果说这些深远的美学思想是魏晋时期世界观中“人的觉醒”{23}主题的审美表现，那么这个主题体现在具体的音乐艺术形式上，不是“鸣笳以和箫声”{24}的鼓吹，不是“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25}的清商乐，而是琴这种在“士”的阶层之中广泛的流传“无故不彻”的艺术形式。在这种艺术形式之中，人们已见不到两汉时期神清气朗的气势风貌，代之而来的是飘逸飞扬、逸伦超群的魏晋风度，和深藏其中执著人生的忧恐与痛苦。无论是《梅花三弄》《幽兰》还是《古风操》都在用情感充盈、清丽委婉的音调表现作曲家那高尚雅洁的情趣、坚强不屈的性格的同时，流露出对社会制度的不满与痛苦。“手挥五弦”与山水诗、人物画一起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最“有意味”{26}的艺术形式。共同构成这一时期艺术美的时代特色。

隋唐时期音乐的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经济与社会上的繁荣使音乐艺术表现出充满活力的想象与热情，统治者兼收并蓄的开明政策又造成了各族音乐的相互交融。从宫廷到地方，从中原到边疆，从“忽复学参军，按生唤苍鹘”{27}的歌舞戏，到“月闻仙曲调，霓作舞衣裳”{28}的唐大曲，无不把音乐的审美特性发挥到极致，表现了地主阶级上升时期朝气蓬勃的昂扬志气与时代精神。而这一切怎能不归功于统治者对音乐的审美态度？正是由于唐太宗那“兴衰在政，乐何为也”{29}的思想，使音乐摆脱了千百年来“修齐治平”的沉重任务，自由的发展形式之美从而焕发出从未有过的青春光彩。

宋元时期，中国封建社会极盛而衰，日趋没落。虽然知识分子的境遇的提高造成了文坛艺苑的百花齐放，但此时的艺术在美学风格已深深染上了伤感与忧郁。在具有规范的音乐形式里表达出富有现实内容的社会思想和政治主张是这一时期的共同倾向，可现实与理想的差别使人们内心形成了“独善其身”的退避思想。无论是欧阳修等文人，周敦颐等道学家，还是《梦溪笔谈》等著作中的美学思想，无不是处于一种“外儒内道”的状态。一方面强调音乐以“中和”为本，“平和”为美，崇雅斥郑。一方面却说“若有心自释，无弦可也”{30}、“其中苟有得，外物竟合为”{31}，要艺术去表达主体内心那不可言传的意趣和心绪。这二种思想的矛盾表现在艺术形式上就成了对音乐风格“意境”“韵味”的追求，在宋词音乐里面，这种时代特有的美学风格终于找到了它最合适的归宿。“看尽鹅黄嫩绿，都是江南旧相识”{32}，“绿杨巷陌秋风起，边城一片离索”{33}，人们无不通过如花似梦般的新巧词境，与抒情气息浓郁、委婉细腻、绮丽微妙的审美音调传达各种细致而复杂的心境意绪，表达主体那淡淡的伤感与忧郁。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带来的市民阶层的壮大，为了适应市民的需要，人民群众创造的曲子，唱赚、诸宫调、杂剧等艺术形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些“任性而发”、“铿锵律吕，感动鬼神”的“冲口率意”之作与追求“韵味”“意境”的士大夫音乐大异其趣，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美学风貌，为明清时期的反封建的思潮与市民文艺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市民意识的觉醒，市民力量的壮大，出现了反封建、求自由的思潮，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理论思维重新活跃了起来。这一思潮在音乐美学领域的突出标志就是以李贽为代表的主情派。他们以“童心”说为基础，以自然为准则，以写真情、至情、痴情为号召，以“借男女之至情，发明教之伪药”为口号，有力地冲击着教条主义美学与复古主义美学，向传统礼乐思想发起挑战，与以《溪山琴况》为代表的“淡和”审美观形成尖锐的对立。这种思潮在音乐艺术形式上，就形成了种种民间的描写世俗人情的市民文艺的繁荣。无论是“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的杂剧昆曲和“举世传颂，沁人心腑”的民歌小令，还是“直出肺肝，不加雕饰”的山歌小曲，其中内容已不是汉代音乐中的自然征服，不是宋代音乐中那诗情画意，而是世俗人情，是琳琅满目、多彩多姿的社会风俗。用那些与以往传统迥然不同的带有自由独创精神的内容形式，体现那与传统迥然不同的，贯穿着艺术革新精神的审美情趣。

结束了中国古典音乐审美意识发展的匆匆浏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中华民族的音乐审美意识不断地演变？我们能否从其演变中把握其发展的一些特征？

《周易・系辞上》有言：“一阖一辟谓之变”，中华民族的音乐审美意识变迁像所有的事物发展变化一样，是一个“翕辟成变”的过程。“翕”作为外在的社会文化，始终以其感性形态刺激感发着审美者的内心。“辟”作为主体接受感性物态的审美心灵，在感受身心基础所带来的共同感觉的同时，也用其独特的体验丰富了既有的审美意识。人们对音乐的审美正是在这种对象与心灵双向交流中获得推动而不断变迁的。

我国古代的荀子曾经提出“化性起伪”的观点来阐释文化对人的成就。而个体的审美意识正是文化对人“化性起伪”的作用在后天造就起来的。音乐审美意识的发展，无可避免地受着治乱兴废，风气播迁的影响，成为世情与时序的反应。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意识形态通常是把经验判断和被人们大致描述为世界观的那种东西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其中，世界观大多数占优势地位，它们组成一个有经验内容和规范内容编织的复杂网络。”人们对音乐的审美意识虽然空灵迹化，超越的认知的层面和狭义的功利观念，但在这个升华了的思想之中，却不可避免地留有时代文化与现实生活的痕迹。“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正是由于相同时代造就的心理机制成就了一个时代人们音乐审美意识的趋同性，成为形成审美活动规律的前提。

治乱兴废、风气播迁给人们的音乐审美意识打上了共同的时代烙印。而个体的先天气质和后天文化素养的差异，又使得审美意识趋于多元。“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这些个体审美体验的独特性不仅使既往的审美趣味丰富多彩而充满生机活力，而且成为审美意识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动力。无论是艺术家独特的创造活动对审美意识发展的强劲推动，还是由于演奏者与欣赏者的误读而造成的审美意识在传承过程中出现的积极变异现象，个体的每一次具体的审美活动，每一次具体的独特审美经验，都是推动着音乐审美意识前进动力的一部分，都在为其丰富发展而努力。都在使民族群体的音乐审美意识不断获得生机和活力的同时成为审美意识变迁的阶梯。

在中华民族文明的音乐审美历程中，人对音乐的审美意识有其一脉相承的一面，也有其不断发展的一面。虽然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自身探索的成败得失，审美意识的变迁有时会出现迂回曲折的局面，但从总体上说，审美意识首先是以已有的传统为依托而逐渐进步的。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正是在对以往传统的不断继承与发扬中不断地得到灌溉和滋养，从而能保持持久的生机与活力的。因此，虽然人对音乐审美意识是永不停息地向前发展的，美的历程将是永远指向未来的。但我们依然相信，中华民族特有的音乐审美文化传统，一定会在现代生活，乃至以后更为久远的文化生活中，展现出独特而永恒的价值魅力。

①王次《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人文精神》《音乐研究》1991年第四期。

②王次在《美善合一的审美观念及其对中国传统音乐实践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一种艺术形态与它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艺术观念不可能没有联系；因此，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考察中国传统音乐中的观念和形态之间的联系应该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虽然，音乐发展史与音乐思想史属于两个不同的史学范畴，两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历史的对应性；但是，某种音乐形态的生成与发展，总是有他潜在的根源，在音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总是隐含着某种音乐审美观念的演变过程，传统的审美观念也往往潜藏在音乐历史的进程中，影响着音乐形态的演变和发展。”（《音乐研究》1995年第四期）本文参照此观点。

③《周官・司巫》。

④《说文・巫部》。

⑤杜佑《通典》。

⑥《尚书・君》。

⑦《国语・周语下》。

⑧《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⑨《国语・周语下》。

⑩《左传・昭公元年》。

{11}《列子・汤问》。

{12}《列子・汤问》。

{13}《庄子・渔父》。

{14}《晋书・乐志》。

{15}转引自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

{16}张衡《西京赋》。

{17}李泽厚《美的历程》。

{18}王弼《〈老子〉三十八章注》。

{19}王弼《周易略例》。

{20}王弼《〈老子〉十二章注》。

{21}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

{22}《晋书・陶潜传》。

{23}李泽厚《美的历程》。

{24}《乐府诗集》。

{25}《大子乐歌》。

{26}李泽厚《美的历程》。

{27}李商隐《娇儿诗》。

{28}杜牧诗，引自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

{29}《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

{30}欧阳修《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

{31}欧阳修《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

{32}姜夔《淡黄柳》。

{33}姜夔《凄凉犯》。

{34}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序小修诗》。

{35}侯玄泓《与友人论诗书》。

{36}侯玄泓《与友人论诗书》。

{37}李贽《焚书・童心说》。

{38}冯梦龙《山歌・序》。

{39}《今古奇观》。

{40}《李开先集・闲居集》。

{41}《荀子》。

{42}钱钟书《谈艺录・序》。

{43}王充《论衡・自序》。

参考书目

⑴王次《美善合一的审美观念及其对中国传统音乐实践的影响》，《音乐研究》1995年第4期。

⑵王次《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人文精神》，《音乐研究》1991年第4期。

⑶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