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适用条件范文
时间：2023-10-23 17: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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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是对那些需要参与诉讼或者需要与有关国家机关交涉事项，但经济上又非常困难，请不起人、辩护人的公民，由国家为其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公民，特别是困难的公民获得法律援助，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公民权利。自20世纪中叶以来，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相继建立起了与本国实际相适应的法律援助制度，开展了行之有效的法律援助活动，使那些需要法律援助但经济上又困难的公民，能够获得由国家为其提供减、免费用的法律服务。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自1994年开始在部分省、市进行试点，1996年起在全国各地逐步推开，对维护司法公正、调解和处理社会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市是从20__年起步的。20__年7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5号公布了《法律援助条例》，条例于20__年9月1日起施行。其立法的意义和目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保障公民获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保障公民获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是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宪法！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条例立法的根本目的。公民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从而公民有享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保障公民享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是法律援助制度所追求的直接目标，即保障公民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去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
2、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其具体的实施工作亦需要法律、法规的规范和保障，这已是当今世界已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以及我国法律援助立法前后的法律援助工作实践所证明了的，法律援助的宗旨在于保障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并平等地实现公民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于法律援助的对象和范围、法律援助的申请与审查、法律援助的实施与程序、法律援助的管理体制以及法律责任等一系列可操作性规范，都需要以制度化的形式予以规范，从而保证公民平等地获得应有的法律援助，也使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的活动按照一定的规范运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援助条例》立法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使法律援助制度的运作实施达到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以确保法律援助制度的社会功能得到真实、有效的实现。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法律援助是一项政府主办的事业，立法中确定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是，既要借鉴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又要考虑我国国情；既要考虑所涉及的案件情况，又要考虑当事人经济困难的程度；既要考虑能让经济困难的公民得到必要的法律援助，又要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适用范围包括两个方面：
1、对人的适用范围，即“符合条例规定的公民”。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的人员：一是有需要事项但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费用的公民；二是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告人；三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
此外，根据我国加入或者签定的有关国际公约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等的规定，在我国境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只要符合本条例规定的，也可以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
2、对事项的适用范围，即“咨询、、刑事辩护”的事项。其中包括的事项有：一是需要咨询、的事项，包括：依法请求国家赔偿；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请求发给抚恤金或者救济金；请求给付赡养费、教育费、抚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主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此外，还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上述事项之外补充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二是刑事诉讼中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或者没有委托人但需要的事项，包括：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的事项；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的事项；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的事项。三是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指定辩护的事项。
上述范围的人和事，都可以按照规定获得无偿的法律服务。
具体有那些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呢？（一）在民事、行政诉求中公民对下列需求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也就是说可以向设在县级司法局、地、市级司法局的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1、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2、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的；3、请求给付抚恤金、救济金、社会保险金、劳动报酬的；4、因公受伤请求赔偿的；5、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追讨侵权赔偿的；6、无法履行劳动行为的民事权益的。（二）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1、犯罪嫌疑人在被侦察机关（公安机关）第一次询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
律师的；2、诉讼案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3、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
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具备那些条件？（一）有我市常住户口或者暂住证的公民；（二）案件发生在本市并且依法由本市司法机关或者公证，仲裁机构受理的；（三）有事实证明的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援助的；（四）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者无完全能力支持法律服务费用的；经济困难的持证参照我市最低生活保障费的规定执行。
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哪些材料？（一）身份证、户籍证明、暂住证或者其它有效身份证明；（二）申请人所在村（居）民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工作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经济困难状况证明；（三）与申请法律援助有关的案件证据材料；（四）法律援助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材料。
三、法律援助经费的来源和管理
法律援助经费，是指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用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费用。法律援助经费的来源只要有两种渠道：一是基于政府责任财政支持，即财政拨款，这是法律援助经费来源的主渠道和基础。二是社会捐助，这是法律援助经费的补充渠道，包括以基金形式接受的捐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法律援助的或者对某些社会弱势群体的捐助，法律服务组织的捐助。其经费管理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专款专用的原则。法律援助的宗旨在于保障贫困当事人能够平等地实现合法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援助经费的性质类似于救济款项。国家对救济款项的使用和管理都有比其他经费的使用、管理更为严格的规定。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贫困当事人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保护，无论哪种渠道来源的法律援助经费，都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改变法律援助经费的用途和性质。贪污、挪用构成犯罪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监督的原则。这种监督是对法律援助经费收支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效益性进行的检查监督，是检查监督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的社会效益的重要手段。
3、接受司法行政部门检查和经费的规划。法援经费的使用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进行规划、预算、结算，包括各类案件补助标准的审核。特别是市、县（区）司法局每年对法援经费的使用至少要有两次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报告上级司法行政部门。
四、法律援助的申请方式和审查受理
1、申请方式
法律援助的申请方式有两种：书面申请和口头申请。这两种申请方式中以书面申请为原则，口头申请为例外。一般来说，公民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应当填写申请表，以书面形式提出。在特殊情况下，有些申请人不识字或者填写申请表有困难，确实无法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时，才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构工作人员作书面记录。条例之所以要求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有利于公民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便于法律援助机构顺利进行审查，并及时顺利地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2、对申请的审查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申请人作出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作出补充或者说明的，视为撤消申请；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向有关机关、单位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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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实现这一原则,需要相关法律的完善和司法机制的保障。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保障公民平等地进入诉讼程序的重要机制,是公民不论贫富都能平等地实现自身合法权益的前提条件。刑事法律援助在使公民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已成为一个国家法律健全、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一、法律援助与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现状
(一)法律援助及其特征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及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并减免法律服务费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我国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
(二)我国法律援助现状
从我国目前实施法律援助的情况看,在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上,有以下几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国家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设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并在机构中配有执业律师来完成法律援助案件。第二种模式,律师事务所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在律师事务所执业的律师按照律师协会的要求,每年完成规定的法律援助任务。第三种模式,各种社会团体提供法律援助。例如,上海妇联的妇女法律援助中心。第四种模式,各大学法学院的学生组织成立的法律援助中心,学生们向社会弱者提供法律援助。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新构建
(一)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及律师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其主要功能是保障弱势群体的辩护权的实现。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的宪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规定得较粗疏,缺少可操作性,基于此,才出现了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等部门通过通知及联合通知等形式来对各阶段的刑事法律援助进行补充和完善的情况。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别大,东西部法治环境差距较大,所以在立法时应当建立起从宪法到法律援助法为主线,通过各省的地方立法加以具体贯彻落实的法律体系。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二)适当扩大应当指定辩护的适用对象。
讨论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的扩大首先应该考虑扩大应当指定辩护适用对象的范围。指定辩护的适用对象分为一般对象和特殊对象。一般对象即普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一国的律师辩护资源相对有限,不可能能够满足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需要,所以需要制定有关标准加以分流,把有限的律师辩护资源投入给最需要该资源的那一部分人。在国际范围内,由于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一,律师的发展水平也不相一致,所以联合国设立了一个较为模糊的标准,即“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一切情况下”。“而衡量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最重要也最容易掌控的标准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罪名的性质及可能判处的刑罚。相对于英美及加拿大等国的凡被告人可能被处1年以上监禁就属“司法利益需要”的司法实践而言,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中可能判处死刑的才属于应当指定辩护的规定显然与联合国的准则及有关国际条约的立法精神相去甚远。虽然考虑到我国现行刑法中用多达47个条文设置了68种死刑罪名,占全部罪名的1/6强,但是由于并不是涉及死刑罪名的案件就必然属于可能判处死刑的范畴,而且限制死刑的呼声越来越高,考虑到死刑的适用范围呈减少趋势及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呈增大趋势的矛盾,在今后的立法之中宜对此项条件限制加以修改。由于刑法诸多条款中都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作为某一情节的量刑幅度,所以笔者建议把十年有期徒刑作为划分司法利益有无需要的分水岭,并等条件成熟时再作进一步扩大。
(三)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质量保障机制
可借鉴国外一些做法,如瑞士,援助律师在结案时,交给法律援助中心一份详细的结案报告汇报具体的情况,包括与当事人会谈的次数时间,调查取证的次数与证据的数量,阅卷的次数,出庭的次数。法律援助中心在审核确认无误后,才予以结案,并给予相应的援助补偿。这种监管方式给援助律师进行法律援助提出了一个量的要求,但尚难于在质的方面进行监督。笔者认为,对此可从两个角度入手:一方面由于援助律师始终与当事人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当事人对援助律师是否尽职尽责履行其援助义务具有最直观的感受,故法律援助机构可向当事人征询有关援助最基本的情况,再要求援助律师作一个总结,两相结合进行审查;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最集中反映于庭审过程中,人民法院作为整个庭审的主持者,并具有专业的知识,在结案后,由其依照法定的标准对援助者作一个评价将客观地反映法律援助的真实面貌。通过以上过程,将会把法律援助纳入有效的管理监督体系之中,从而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保障人权、推进司法公正,最终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初衷。
(四)构建满足西部及贫困地区律师需要的律师制度
按照西部及贫困地区的律师职业现状,由于合格专业律师的匮乏及地方财政的窘迫,实施法律援助有相当的困难。而按目前的律师准入制度的发展及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需要,合格专业律师的缺口将越来越大。如果不能有效地为西部及贫困地区提供律师新生力量,随着律师“孔雀东南飞”现象的加剧,不发达地区最基本的法律服务的需要将都很难满足。我们在此方面所需要作出的努力不能再限于司法考试降低分数要求,而是要根据西部及贫困地区的现实需要来完善现在的律师准入制度。比如西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可以考虑通过对既会汉语又懂少数民族语言的法律工作者以考核的形式颁发民族地区律师资格证的办法,增加满足少数民族法律需要的律师数量。同时,可以鼓励各社会团体参与到法律援助当中来。在我国西部,一方面在降低法律援助人才准入标准的同时,可以增加法律援助的参与群体。
三、结语
我国特别是贵州省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由于起步晚、制度不健全,从而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了很多对当事人造成权益损害的漏洞。正值《贵州省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五周年暨贵州法律援助十周年之际,笔者从外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比较研究入手,通过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新反思进而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所谓挑剔以期进行完善。通过在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接受法律援助的范围、法律援助的启动程序、法律援助的质量等方面进行改进,从而进一步构思完善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的一些改革。
参考文献
[1]张耕主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版
[2]宫晓冰,《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培训教程》,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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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083-02
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在刑事案件中，依照法律规定为贫穷的、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案件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或的制度。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援助的核心是刑事法律援助。由于刑事诉讼可能会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因而在法律援助中最重要的便是刑事法律援助，与民事诉讼、行政不同，因为刑事诉讼实质上是代表统治关系的国家对“孤立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而与其进行的表现为诉讼活动的“斗争”，且追诉行为所具有的强烈的惩罚性特征，出于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以及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的需要，有必要重视刑事法律援助，以保障贫弱残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被杜绝于救济之门。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实困境
（一）司法机关不重视、甚至抵触法律援助
司法机关不重视、甚至抵触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是众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从职权配置上看，法律援助机构并没有约束公检法机关必须配合工作的强制力，实践中很多司法机关出于部门利益和方便办案的考虑，认为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一名律师与自己作对无异于自讨苦吃，不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所以只要没有明显的不利后果，侦控机关往往并不将需要援助的案件及时移交到法律援助机构。就算司法机关迫于某些压力将案件移交法律援助，也不能够给予充分的配合。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指定辩护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义务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但是如果司法机关将律师视为“异己”力量，不将其视作促进中国法制进步的积极力量，试问能有多大的动力履行这些义务呢？虽然司法部与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此下发过联合通知，就帮助犯罪嫌疑人尽快获得法律援助作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有关司法机关在法律援助方面基本上没有行动，绝大部分案件只有到了审判阶段，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才匆匆介入案件。这样的情况在新法实施后是否能够避免，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二）实际覆盖面较小，适用率较低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较以往有所扩大，但从实际操作来看，绝大多数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法院指定辩护的五种人，非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相当稀少，刑事法律援助总体上的适用率是极其低的。据统计，2003年时，全国法律援助总量大约14万件，到了2011年已经增长到了80余万件，但刑事法律援助的数量自2006年来几乎始终保持在11万件左右。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无论在案件数量还是受援助人数上与其他类法律援助案件相比远远不及。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量不高，主要还是思想观念的问题，目前刑事法律援助案件60%以上来自法院的指定，且大部分为未成年人案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符合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对象缺少相关知识，对法律援助缺乏信任，不懂得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其次，是由于公检法机关对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有抵触；再次，是由于法律援助机构及律师对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积极性不够；最后，当地的经济水平也和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情况有直接联系。
（三）缺乏激励和监督机制，刑事法律援助质量低下
《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明确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值得欣慰的是，大部分的律师还是很有责任心，愿意提供法律援助的，然而，由于律师的业务比较繁多，而法律援助往往是免费的或者只支付办案成本，个别贫困地区甚至还打给律师欠条，加之在刑事辩护过程中，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都得不到保障，遇到司法机关的百般阻拦，久而久之，一些律师对刑事法律援助逐渐失去了热情，如赵作海案中，由于其他律师不愿承接此案，承担法律援助的辩护人胡泓强只是一位律师事务所的实习生。
即使《法律援助条例》规定了一些激励和监督机制，但过于空洞，缺乏可操作性，现实中基本得不到实施，实践中一些律师消极怠工，如不积极调查取证，不到法院阅卷，不会见被告人，不按时出庭，在庭审过程中不尽职尽责地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有的律师在庭审中只是敷衍了事地说几句要求从轻、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被告人合法权益难以得到真正的维护。此外，有关机关对律师援助的过程和质量也往往不予过问，这就造成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普遍低于有偿服务案件的局面。
（四）缺乏程序性制裁
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了司法机关在刑事法律援助的种种义务，如告知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义务，对于符合条件的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的义务，等等。但是，新法缺少对司法机关违反程序性事项的后果和救济途径，无救济则无权利，若缺乏救济途径，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注定无法行使相关诉讼权利，合法权益必然受到损害；缺乏程序性后果，某些司法工作人员便无所顾忌地不履行法定义务。缺乏救济途径和程序性制裁措施的后果，便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无法真正得到有效实施。
二、如何使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落到实处
（一）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机关的沟通，保障律师权利
法律援助机构和援助律师能得到公检法三家的支持和配合，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前提基础。法律援助涉及侦查、审查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如果在此过程中，得不到公检法三家司法机关的支持与配合，法律援助律师将很难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因此，完善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机关的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在新《刑事诉讼法》已作出突破性的规定之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已迈进一大步，下面要解决的，是如何在新法实施后贯彻落实相关规定；其次，各地在执行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对象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要在相关制度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特别是对司法机关不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申请法律援助权利和不通知法律援助机构的情况，有必要规定相应的程序性后果，以保障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实施。
（二）加大财政投入，拓宽资金渠道
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增多，由于援助阶段涵盖侦查、、审判三个阶段，这对律师的业务水平、数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阶段我国律师数量仍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加大政府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财政投入，同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通过提高办案经费来吸引律师愿意承担法律援助案件，以保障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后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能够顺利实施，真正能为需要法律援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有益的帮助。
（三）加强对援助案件的监督
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其直接目的就是帮助其有效地行使辩护权。然而，当援助机构指定的辩护人无力或不愿提供积极有效的辩护时，对被追诉人的此项法律援助就变得毫无意义。实践中，很多承办法律援助的律师责任心较差，准备案件草率简单，有的律师甚至不会见、不阅卷，不取证，仅仅在开庭时例行公事般讲几句无关痛瘁的辩护意见，根本不对案件本身的事实和定性做深入分析，最终使受援对象的诉讼权利流于形式，不能得到真正实现。因而，建立健全对援助案件的监督机制，确保办案质量，是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重点工作。
虽然《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和第24条第1款对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有明确规定，但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模糊，且并非完全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故其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可借鉴国外一些国家做法，如瑞士，援助律师在结案时，交给法律援助中心一份详细的结案报告汇报具体的情况，包括与当事人会谈的次数时间，调查取证的次数与证据的数量，阅卷的次数，出庭的次数。法律援助中心在审核确认无误后，才予以结案，并给予相应的援助补偿。从质的方面可从两个角度进行监督：一方面由于援助律师始终与当事人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当事人对援助律师是否尽职尽责履行其援助义务具有最直观的感受，故法律援助机构可向当事人征询有关援助最基本的情况，再要求援助律师作一个总结，之后进行综合的审查；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最集中反映于办案过程中，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作为办案机关，并具有专业的知识，在结案后，由其依照法定的标准对援助律师作一个评价将客观地反映法律援助的真实面貌。通过以上过程，将会把法律援助纳入有效的管理监督体系之中，从而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最终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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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为了保障经济困难或者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规范法律援助行为，促进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公民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和经司法行政部门确认的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应当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安排人员办理法律援助。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人员，包括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者安排办理法律援助的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和法律援助志愿者以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
第三条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积极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经费的使用应当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第四条市和区、县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法律援助的监督、管理和宣传工作。
市和区、县司法行政部门确定或者组建的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和相关服务，并对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的活动进行监督、指导。
第五条律师协会应当支持、配合法律援助工作，监督律师依法办理法律援助。
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社会团体可以结合各自特点开展与其工作领域相关的法律援助活动。
第七条鼓励组织和个人以捐赠的形式资助法律援助事业。捐赠财产可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基金会可以接受组织和个人对法律援助事业的捐赠。法律援助基金会应当按照章程的规定使用捐赠资金，向社会公开基金的使用情况，并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第八条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或者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法律援助范围
第九条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因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求司法保护的；
（七）因交通事故、工伤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事故以及其他人身伤害事故造成人身伤害请求赔偿的；
（八）法律、法规及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法律援助事项。
第十条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条件，按照国家和本市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执行。
第十一条农民工因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工伤赔偿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本条例规定的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
第十二条公民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致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不受本条例规定的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
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依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自被第一次讯问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三）公诉案件自提起公诉之日起，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四）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五）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第十四条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需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第三章法律援助申请和审查
第十五条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诉讼事项的，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属于侦查或者审查阶段刑事案件的，向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向有权处理机关所在地、申请人住所地或者事项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按照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都可以受理申请的，申请人应当向其中一个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由最先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六条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人、住所地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组织、人员代为申请法律援助。
第十七条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申请法律援助的，可以通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监狱管理机关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监狱管理机关收到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在24小时内转交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八条申请法律援助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填写申请表。以书面形式提出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构工作人员作出书面记录。
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权的证明；
（二）经济困难证明；
（三）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经济困难证明由申请人住所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经济困难证明应当包括申请人家庭人口状况、就业状况、家庭人均收入等信息。
第十九条申请人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直接认定其经济困难，无需提供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经济困难证明：
（一）属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
（二）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或者生活困难补助金的；
（三）在社会福利机构由政府供养的；
（四）重度残疾或者患有重大疾病且无固定生活来源的；
（五）人民法院给予司法救助的。
第二十条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不齐全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照要求补正的，视为撤回申请；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疑问的，可以向有关组织或者个人调查，有关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协助，不得收取费用。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前款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受理法律援助申请。
第二十一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受理法律援助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并作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提供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指派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安排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也可以安排本机构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与受援人签订法律援助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作出不提供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二条因下列情形之一不能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
（一）申请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或者其他非诉讼事务处理机构受理范围的；
（二）申请相对人不明确的；
（三）法律援助事项已审结或者处理完毕，申请人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申请法律援助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不能提供法律援助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申请人可以撤回法律援助申请。申请人撤回申请后就同一事项再次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不予受理，但能够证明撤回申请违背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确定或者组建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复查。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查。经复查认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并通知申请人；认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维持法律援助机构的决定，并将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四章法律援助实施
第二十五条法律援助可以采取下列形式：
（一）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二）刑事辩护、刑事；
（三）民事、行政诉讼；
（四）行政复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和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法律援助形式。
第二十六条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转交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并在人民法院开庭3日前，将确定的承办人员名单告知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
第二十七条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案件，受援人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缓收诉讼费。
人民法院判决受援人胜诉的，诉讼费应当由对方当事人负担；判决受援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决定减收、免收诉讼费。
第二十八条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凭法律援助公函利用档案资料、调查取证，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组织应当予以协助。
受援人在接受法律援助过程中所涉及的诉讼费、公证费、鉴定费以及法律援助人员在办案中查阅档案资料、从事调查取证活动所涉及的相关费用，按照国家规定予以免收、减收或者缓收。
第二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
（一）不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可能使当事人面临重大人身或者财产危险的；
（二）不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可能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三）有其他紧急或者特殊情形的。
法律援助机构发现先行提供法律援助的受援人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条件，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因先行提供法律援助而发生的费用，由受援人承担。
第三十条发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向作出提供法律援助决定的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应当终止法律援助：
（一）以欺骗、隐瞒事实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
（二）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三）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
（四）受援人另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人的；
（五）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六）受援人违反法律援助协议，使协议难以继续履行的。
第三十一条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依法实施法律援助，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并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拖延或者终止实施法律援助；
（二）向受援人收取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三）不及时向受援人通报法律援助进展情况；
（四）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第三十二条法律援助人员办结法律援助案件后应当制作结案报告，并按照归档规范将法律援助过程中形成的法律文书、资料归档，提交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前款规定的结案材料后，应当进行审查，经审查合格的，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办案补贴。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市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根据本市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并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第三十三条受援人有权向法律援助机构或者法律援助人员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进展情况；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受援人可以要求更换。
受援人应当如实陈述与法律援助案件有关的情况，及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协助、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第三十四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将法律援助的条件、程序、期限和申请材料目录、申请示范文本等向社会公示。
第三十五条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法律援助质量监督制度，制定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标准，开展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检查和评估，并将检查和评估结果依法公开。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律师办理法律援助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业整顿处罚。
第三十七条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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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涉罪未成年人 法律援助 指定辩护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不断增多，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称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三大公害；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也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焦点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刑事诉讼程序中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实践情况的分析，查找出现阶段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涉罪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哪些问题，进而提出改进建议。
一、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现状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七十九条规定：“本规定所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涉嫌犯罪行为时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刑事案件，但在有关未成年人诉讼权利和体现对未成年人程序上特殊保护的条文中所称的未成年人，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未满十八周岁的人。”最高人民法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七十二条规定“审判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因此，在体现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中规定的未成年人意指犯罪时已达刑事责任年龄（已满十六周岁或触犯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且在诉讼过程中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就是本文中的涉罪未成年人。
据统计，2014年，海南省某检察院办理犯罪嫌疑人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审查案件64件117人，有99名涉罪未成年人获得辩护律师辩护，其中自行委托辩护人的有33人，另有66名涉罪未成年人通过法律援助获得辩护。这117名涉罪未成年人中，其中18名涉罪未成年人属于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但移送审查时已满十八周岁而未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况。通过以上数据可知，获得律师辩护的99名涉罪未成年人中，法律援助的占比66.7%，自行委托辩护人的占比33.3%。
二、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中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指定辩护律师责任心不强，法律援助制度公信力下降
在司法实践中，因为法律援助的补贴较低，使得部分辩护律师工作积极性较低。部分律师收到指定辩护函后，草草会见涉罪未成年人，也不到检察机关查阅、摘抄、复制案卷，当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让其出具法律意见时，其便根据《提请批准逮捕书》或《意见书》中涉罪未成年人的资料和犯罪事实做出一份简单的法律意见书，随意写上几条该涉罪未成年人属于从犯、在校学生、初犯、偶犯等法定或酌定从轻的情节。部分指定辩护律师在庭审时，当法官询问其对证据的意见时，往往一句“没意见”就应付了事，在发表辩护意见时也是套路化地说几句敷衍一下。
指定辩护律师以上种种“怠工”行为，极大地损害了涉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使得被辩护的涉罪未成年人及其家属对指定辩护律师不信任，渐渐的本应受到社会广泛赞扬的法律援助制度失去了公信力，使得社会上很多人对法律援助制度的作用产生怀疑。
（二）案件办理过程中更换辩护律师的情况多发
根据我国司法部于2004年下发的《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暂行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律师每年应当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办理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但现实中有些律师案件较多或者嫌弃法律援助案件补贴太少而将法律援助案件交给年轻律师办理，其只出庭宣读法律意见；有的辩护律师只办理侦查、审查、审判三个阶段中的一个来应付规定；还有部分辩护律师因其他事务与开庭时间冲突，便让法律援助中心另行指派其他律师参加庭审。
以上这些情况使得参加庭审的辩护律师根本就不了解案情，以至于庭审时，辩护律师只是走过场。
（三）对指定辩护律师的权利义务规定不明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和《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暂行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辩护律师应当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辩护，但是以上三个文件都未明确规定法律援助的具体内容及辩护的内容以及对援助律师工作如何进行监督考核。在司法实践中，指定辩护律师不知道自己的具体工作职责有哪些，由于缺乏监督管理，部分律师疏于履行职责，使得涉罪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
三、问题存在的原因
（一）法律援助资金来源单一，指定辩护律师补贴较低，挫伤了其办案积极性
现在我国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拨款，虽然一些基金会和企业、社会组织也捐助一些，但总体数量不大，无法满足实际需求。据来自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虽然法律援助拨款每年的总数不少，但平均到每个案件来说指定辩护律师获得的办案补贴就很少。虽然近几年法律援助的补贴有所上升，但幅度有限。据报道，2013年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将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标准由原来每件600元至1000元调整为每件800元至1200元。[1]
律师群体没有固定工资，都是靠办案费用作为生活来源，这就决定了律师办案必将报酬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不但办案补贴少，有时还要等很长时间才能领到补贴。因此，法律援助律师办案积极性一般不高。
（二）部分律师社会责任感不强，职业素养不够
部分律师拜金主义思想较重，缺乏为群众服务的社会责任感，职业素质不够，在办理案件时，以办案报酬作为其衡量案件重要性的首要甚至唯一标准，对报酬多的案件用心办理，对报酬少的法律援助案件不屑一顾，即使因为强制性规定，每年要承担一些法律援助案件，也都是随意应付，或交给年轻律师去办理，而部分年轻律师只是拿法律援助案件“练手”，并不认真负责。
（三）立法不完善，法律援助规定过于原则性、缺乏对辩护律师的监督
我国对刑事诉讼法律援助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条例》和《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暂行管理办法》中都有规定，但都属于原则性规定，对涉罪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辩护律师没有规定具体的权利义务和行业标准，也没有规定具体的监管部门和监督考量措施。
四、完善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一）建立专项基金，提高补贴标准，提高辩护律师积极性
涉罪未成年人心理和生理发展皆不成熟，很多涉罪未成年人犯罪是因其法律意识淡薄、一时冲动所致，因此涉罪未成年人具有思想较为单纯、多为初犯和偶犯、犯罪后易改正的特点，国家对涉罪未成年人应加大帮扶力度，其中措施之一就是设立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基金并保障经费充足。在办案经费来源方面，除财政拨款外，还应广泛接纳社会慈善机构、企业的捐助，同时制定措施，通过罚款或赔偿制度来补充专项基金的缺口，即经审查后发现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有能力聘请律师而未聘请的，法院应判决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支付法律援助费用或根据情况处以罚款，用以弥补专项基金的不足。[2]
同时，国家应制定法规，提升指定辩护律师的办案补贴并要予以及时发放；鼓励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在国家标准之上增加办案补贴的数额，用以提升指定辩护律师的积极性。
（二）加强律师职业素养培训，探索设立专职法律援助律师
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师协会应加强对律师群体的职业素养培训，增强律师的社会责任意识。我国律师资源分布不平衡，各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用网络或集中进行职业培训。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涉罪未成年人专职法律援助律师队伍，挑选一批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备一定心理学、社会学知识、法律素养较强的律师组成，并进行专门培训。这些专职律师也办理其他案件，但要优先办理涉罪未成年法律援助案件，政府适当提高对专职律师的办案补贴。这样，在不耽误专职律师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也保障了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专业性。
（三）完善立法，建立监督考核机制，提升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辩护质量
国家对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专门立法，出台相关法规或条例，将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规定进行细致化，并规定对指定辩护律师的监督和考核机制，以提升辩护质量，有效维护涉罪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监督机制可分为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指定辩护人办案积极性及提供法律意见水平进行评判，以及涉罪未成年人对指定辩护律师辩护水平的评判，以求监督的广泛性和公平性，之后由司法行政部门对指定辩护律师每年的指定辩护案件都进行考核，考核的成绩与其律师年审情况挂钩。
（作者单位为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检察院）
参考文献
[1] 江宁调整法律援助案件补贴标准，考评优秀的补贴1200元[DB/OL].中国江苏网，htt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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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随着《四川省司法鉴定援助暂行办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司法鉴定援助制度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该暂行办法的出台，也标志着司法鉴定援助制度在四川省正式建立，从而使得四川省的司法鉴定援助工作有法可依。2009年10月，深圳市司法局出台《深圳市司法鉴定援助办法》，全文17条，分别从司法鉴定援助的意义、受理行政区域范围、申请的条件、司法鉴定援助类别以及申请的程序进行了细致的规定。2011年12月，云南省司法厅出台《云南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工作实施办法》，全文共19条，从司法鉴定法律援助的意义、司法鉴定法律援助的内涵、管理机构、获得服务的条件、终止援助的条件、资格审查以及经费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2012年昆山市法院与市物价局联合出台《司法鉴定法律救助实施办法》，规定了司法鉴定法律救助的内涵、适用对象、审批程序、回避事项等内容，明确了司法鉴定法律救助的具体操作方案和相关责任追究。同时，将救助的对象明确为有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当事人、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老年、残疾当事人以及在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劳动报酬和在道路交通事故、其他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等社会弱势群体。
二、当前司法鉴定援助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司法鉴定援助制度的立法层次较低
当前司法鉴定援助的法律条文零散地出现在许多法规中，国家层面的法规主要为《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管理暂行办法》。省级层面的立法主要有四川、湖北、重庆和云南四省，分别为《四川省司法鉴定援助暂行办法》、《湖北省司法厅关于对法律援助对象司法鉴定减免缓收费的意见》、《重庆市司法局关于开展司法鉴定援助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和《云南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工作实施办法》等法规规章。有些较大的城市也制定了相应的法规规章，例如福建厦门市《关于开展司法鉴定援助工作的意见》、湖北鄂州市《鄂州市司法鉴定法律援助暂行办法》、安徽蚌埠市《蚌埠市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工作规范》、广东深圳市《深圳市司法鉴定援助办法》以及江苏昆山市《司法鉴定法律救助实施办法》等。但是，在上位法律层面，极少有相关条文涉及到司法鉴定援助。总体而言，我国司法鉴定援助制度的立法层次较低，缺乏全国统一性的法律法规就司法鉴定援助予以明确规定。
（二）各省、市条文规范差异较大
许多省市对鉴定援助的规定各异，在审批程序、指定鉴定、评估机构、提供无偿鉴定、评估的补偿措施以及责任承担模式等方面各有各的要求。例如，审查时间上，《鄂州市司法鉴定法律援助暂行办法》第13条规定，市法律援助中心应当自收到司法鉴定机构提交的结案材料之日起2日内审查完毕，签署司法鉴定法律援助结案审查意见。《云南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则规定法律援助机构收到司法鉴定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给予司法鉴定法律援助的决定。
（三）司法鉴定援助的可操作性不强
在援助义务上，许多规定一般用词是鉴定机构可以酌情进行鉴定援助。“可以”和“酌情”这样模糊的词语在实践中操作起来就缺乏较强的针对性，不易实施和监督；在援助对象上，规定一般的用语是指经济困难的个人或企业，亦或弱势群体。但是经济困难或弱势群体一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明确的衡量指标。在现实的审批中，易导致“寻租”态势；从援助的方式上看，司法鉴定援助主要包括缓缴、减缴和免缴三种方式，但是法律条文没有明确哪些情形予以缓缴，何种情形属于减缴或免缴。这种缺乏操作性的法律条文需要予以相应的解释和完善。在鉴定援助的归档、考评及反馈等后续程序中，也存在许多模糊化的规定，有的甚至没有相关规定。况且，鉴定主管部门未能建立起鉴定援助专项档案，在年度考核中也没有将鉴定援助作为考核指标，对援助对象的信息跟踪和反馈工作也没有细致规定。
（四）司法鉴定援助费用规定欠科学
从司法鉴定援助费用的承担主体来看，许多省市的法规基本是要求司法鉴定机构予以减免或免除，但却未就该减免或免除部分的经济补偿予以相关规定，基本是让鉴定机构自行承担。这导致鉴定援助费用的承担主体过窄，具有一定的不科学性。从经费的鉴定援助费用补偿来看，除许多情形下由鉴定机构承担外，有些经费补偿来自胜诉后的胜诉方。但是现实中依旧存在许多胜诉后无法获得赔偿的现状。司法鉴定援助补偿的经费依旧存在着一个无法填补的漏洞。
三、司法鉴定援助制度的理性构建
司法鉴定援助机构应遵循就近原则、高效便利原则和公平公正原则。在司法鉴定援助方面，需从司法鉴定援助的相关主体、援助范围及申请和终止条件、援助的程序制度、经费保障制度以及相关主体责任承担等方面制定全国统一性的司法鉴定援助的法律法规。
（一）司法鉴定援助的相关主体
司法鉴定援助的相关主体主要包括司法鉴定援助的管理主体、司法鉴定援助的实施主体和司法鉴定援助的受援主体三大类。司法鉴定援助的管理主体为司法行政机关。为便利司法鉴定援助工作开展，司法行政机关在内部分工上，应协调好司法鉴定管理部门和法律援助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相应的职责权限。笔者认为，应成立专门的司法援助行政机构，主要包括法律援助机构、司法鉴定援助机构和被害人援助机构等部门。司法鉴定援助机构负责鉴定援助对象的审查、鉴定援助经费的筹集、鉴定援助补贴的发放以及援助情况的考核和备案。司法鉴定援助的实施主体为司法鉴定机构。其主要进行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声像资料鉴定以及诉讼需要进行的会计、事故、资产、价格、产品质量、建设工程、知识产权等鉴定。鉴定机构应当符合相应的法律法规，即有符合规范的名称和鉴定场所，有人民币20万元以上的资金，有明确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等条件。同时，鉴定人应严格按照科学程序进行客观公正的鉴定工作。司法鉴定援助的受援主体是指在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的弱势群体，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较低，获取的工资或收入难以支付司法鉴定费用。为维护诉讼双方在举证方面的平等权，国家司法机关有义务对处于弱势的诉讼方予以司法鉴定援助，以维护司法公正。
（二）司法鉴定援助的范围及申请和终止条件
司法鉴定援助的范围，笔者赞同范方平教授的观点：“一般为刑事诉讼中需司法鉴定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案件中需进行司法鉴定的；盲、聋、哑和其他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追索侵权赔偿案件中需进行司法鉴定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法律事项中需要司法鉴定的；其他确需司法鉴定援助事项的。”申请条件方面，公民获得司法鉴定法律援助服务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条件：符合本市法律援助申请条件的诉讼案件当事人；该个体或法人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司法鉴定费用；该事项确需进行司法鉴定；该事项符合司法鉴定机构受理条件和业务范围。总体而言，申请司法鉴定的援助地域范围为本地的居民，即户籍所在地或者出生地与申请的司法行政机构相一致；经济存在困难，确实无法或难以进行司法诉讼活动，且获取的证据只有经过司法鉴定才能分清事情的缘由。从鉴定的事项来说，必须是属于司法鉴定的相关事项，而且该类事项符合司法鉴定机构受理的条件和业务范围。当申请者出现受援人经济条件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受援人另行委托司法鉴定，受援人要求终止司法鉴定，受援人以欺骗方式获得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受援人利用提供的司法鉴定法律援助从事非法活动等情形时，为节约国家援助资源，应当予以终止司法鉴定援助。
（三）司法鉴定援助的程序制度
司法鉴定援助的程序主要是指被援助对象获得援助的历程，即司法鉴定援助的启动、司法鉴定援助的审查、鉴定机构的指定以及鉴定情况的备案。从司法鉴定援助的启动来看，一般而言，应该由当事人向本地区司法行政机关部门的援助机构进行申请。情况特别紧急时，可以由近亲属、人、好友以及社会团体组织予以协助申请。申请援助者应当填写《司法鉴定援助申请表》，将需要鉴定的事项及缘由写清楚，形成一定的证据链条。从司法鉴定援助的审查来讲，司法鉴定援助的审查机构理应由受理机构即司法行政机关予以审查。主要核实申请材料的真伪，证据之间的证明力大小，是否符合相关的援助条件。从鉴定机构的指定而言，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了解本地区备案中的国家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情况，将其援助结果进行统计。告知符合申请要求者从未进行援助的机构中选择相关的援助机构，若其不知如何要求哪家机构进行援助时，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可给予相关的建议，并制作《司法鉴定援助指派函》，下发给相关的鉴定机构，且将相关情况告知申请人。从鉴定情况的备案而言，申请人携带身份证明及《司法鉴定援助审批表》前去相关机构进行鉴定，并将鉴定的事项和鉴定的满意度制作相应表格上交司法行政机构。同时，司法鉴定机构也应当制作鉴定的过程以及鉴定结果，上交司法行政机构予以备案。
（四）司法鉴定援助经费保障制度
有必要专门成立相应的经费管理机构，负责司法鉴定援助的经费支出。援助经费的来源，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得：政府部门，即经费保障主要应当来自政府的财政补款，《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了政府的该项义务，政府有责任为弱势群体提供相应的帮助。社会机构，即可以适当号召社会组织进行捐款，靠社会慈善机构或义捐活动来获取相应经费。司法鉴定机构，即可适当从鉴定事务所业务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鉴定费用，用于资助司法鉴定援助工作。受援主体，即司法鉴定援助申请者在诉讼中获取了相关费用，赔偿较丰厚时，应适当补缴一定的鉴定费用，以补充司法鉴定援助经费。此外，受援人将司法鉴定服务费用列入诉讼请求，经人民法院判决由非受援的败诉方承担的，受援人应当将获得的鉴定服务费用交还作出援助决定的鉴定援助机构。
（五）司法鉴定相关主体的责任承担
从司法鉴定援助管理主体的责任承担而言，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管理工作中、造成严重后果的，应依法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若没有超过刑法危害，应当追究其相应的法律或行政法规上的责任。从司法鉴定援助实施主体的责任承担而言，鉴定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其所在的鉴定机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向有过错行为的鉴定人追偿。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对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讼。从司法鉴定援助受援主体的责任承担而言，申请人若存在欺骗或造假情形，应当终止司法鉴定援助工作，同时给予相应的警告或罚款。情节严重的，应当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此外，对司法鉴定援助管理主体和司法鉴定援助实施主体在司法鉴定援助中成绩显著者，应该给予适当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
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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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程序目标：制衡公权力，保障程序正当性
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抗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尤为激烈，关乎着被追诉人的自由和生命等重要权益。面对国家强大的权力配置，被追诉人的力量显然薄弱。为均衡悬殊的天平两端，国家对置于刑事诉讼活动中由于经济困难以及其他因素难以通过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被追诉人群体的合法权益进行保障设计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就应运而生。该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平等接近司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
被追诉人作为法律的门外汉，并不了解法律运行规则及专业名词。实践中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不法现象层出不穷。刑事法律援助的参与能够帮助他们及时了解涉案情形，保障其应享有的一系列权利。法律援助律师的有效参与，不仅仅使得被指控人身边多了一个表态的人，同时有助于约束公权力在法律限度内合理正当行使，保障程序正当展开。
(二)实体目标：确保裁决结果的公正、准确
刑事法律援助律师的出现，能够帮助被指控人在对抗过程中充分表达出自己的主张，使得法官做到准确、客观地分析案件情况，作出公正裁决，达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的实践状况
刑事法律援助的生命在于其质量能否达标。无论是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还是法治国家的司法实践，都表明律师辩护权的保障已经从律师辩护权的普遍性要求迈向对律师辩护权的有效性追求。这就意味着刑事法律援助责任的承担不仅仅要付诸在扩大援助覆盖范围的广度之上，同时应重视保证辩护质量，方能切实维护到弱势群体的利益，真正落实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的理念要求。很显然，我国该制度是建立在刑事辩护能够起到实质效果，即立法层面的权利保障需要律师的有效辩护这一前提下而设计的。然而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并不乐观，这与我们上述立法所期待的效果显然有了偏差。实践中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审前准备工作不重视，援助方式单一
由于收费等原因，资深律师更愿意有委托人的案件。加之一些年轻律师缺乏必要的辩护经验和技巧，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投入的精力相对不足，导致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普遍不高。有的律师在庭审前既不阅卷也不会见被告人，庭审中根据临场情况应付几句就交差，使得援助多沦为形式。
同时，从客观层面来讲，办案机关不会积极地为法律援助律师提供必要的协助，使得他们无法及时地获取案件材料，结果做出格式化的辩护意见和辩护策略，援助方式主要倾向于在案卷基础上积极提出辩护意见，而对庭审发问、质证、举证相对消极。这种低质量的准备工作无法应对庭审状况，只能处于被动地位，此时受援人得到的仅是法律形式上的援助，而不是有效的法律援助，达不到追求的实质效果，影响到了援助质量的提高，进而影响到受援人刑事诉讼中权利的保障。
(二)法律援助工作信赖度不高
在实践中，一部分人存有自己没有付费，辩护律师往往不会认真履行职责的想法。他们认为法律援助律师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明显不强，辩护效果往往不如人意。获得律师帮助的途径包括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两种。据相关实证研究发现，一定比例的被告人并未认为律师辩护是一种必需品。接近50%的被告人仍选择委托辩护和自我辩护，而放弃几乎没有任何成本的免费辩护。这些情况表明受援人与刑事法律援助者的信任并没有建立起来。没有信任度，这一援助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人们对法律援助信任度不高，使得律师在诉讼活动的过程中处于尴尬地位，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阻碍重重。
三、影响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的原因透视
(一)有限的经费投入
《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由此规定可以看出，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中的主导力量，要积极保障经费的支出到位。然而，尽管法律援助有一定的补贴，但在法律援助上的支出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这种补贴无力保障办案的成本费用，很多情况下是法律援助律师为此埋单，这似乎有将政府义务转嫁为援助律师义务之嫌。援助经费的短缺，以及各地援助经费的不平衡，直接削减了服务的积极态度，削减了应有的辩护质量。
(二)刑事辩护司法环境是阻力之一
公、检、法、律是推进社会法治进步不可或缺的四个车轮，缺少任何一个车轮，都不可能驶入现代法治的轨道。而在现行的司法环境下，相对于有着国家强制力支持的公检法三机关，辩护律师的力量薄弱、执业风险大，四个车轮之间难以实现平衡。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律师会见权、调查取证权、言论豁免权等保障性权利，执业风险相对得到了改善。但实践中，仍存在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随意性现象。面对有亲缘关系的公检法三家，律师自然就成为被忽视甚至被敌对的异己力量，律师在进行辩护工作时不得不谨慎起来。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打了折扣，相应的辩护质量也随之下降。
(三)欠缺刑事法律援助考核奖惩机制
鲍尔丁和赫兹里特认为，原则上有三种途径能使人们为他人利益而努力，即爱、命令或自我利益。显然，第一种途径是不可能使法律援助发挥作用的。法律援助依靠后两种途径即强制的命令和奖惩机制的提出则有了发挥作用的可能性。遗憾的是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缺乏考核奖惩机制，自觉自律的行业良心是援助质量的唯一证明。
(四)刑事法律援助人员专业化程度不够
刑事诉讼是一项专业化很强的活动，刑事法律援助往往是为了保障弱小力量被追诉人生命自由等基本权利不被非法剥夺，对援助律师的责任感、经验、能力、专业素质等综合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一部分年轻律师从观念意识上并没有很好地转变过来，反而将援助作为自己的一种负担。同时，我国从事刑辩业务的人员相对较少，实践中，往往从事民事业务的律师会走上刑辩平台，结果导致消极应对，辩护效果不容乐观。
四、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辩护质量控制机制的几点建议
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我国刑事法律援助面临受援案件数量增多和质量不高的挑战，通过对当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对我国质量控制机制的完善有以下建议。
(一)建立刑事法律援助专项经费，提高办案补贴
政府和各级领导应切切实实意识到法律援助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人权保障的一项大事业。尽管我国在投入上已经加大力度，但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历年投入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远远不及投入在民事案件的费用。基于刑事程序是强弱双方实力的较量，其程序结果关乎自由和生命等重要的法律权益，对此，我国可注重在刑事法律援助上的投入，同时摒弃重民轻刑的观念。根据我国当前国情，对案件多发地区和承担援助任务繁重地区，律所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加强号召，调和财政分配不均、人力资源不均的状况。
(二)优化司法环境，建立起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交流互信
在中国刑事诉讼生态圈内，公、检、法各方参与者合作多于监督制约，司法大环境之下很多时候公检法并不欢迎律师的加入。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稳定、缓和社会矛盾的方式之一，刑事法律援助的参与力量能够为被追诉人利益的分配提供最大限度且行之有效的帮助，能凸显出我国人权保障体系的完善。司法系统人员应认识到，律师的参与和司法人员的最终诉求是一致的，即维护社会稳定，创造和谐大环境。司法人员应尊重刑事辩护律师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对辩护律师的权利给予充分的重视，共同坚守法律底线，维护法律尊严，建立起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交流互信机制。
(三)加强律师培训，提高专业技能和素质
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作为刑事法律援助最主要的实施者，刑事法律援助人员的素质和水平是制约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的主要因素。我们应该理性地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面临的不佳的司法环境，不单单是一方原因，作为法律援助人员不能情绪化地将原因苛责于司法人员，应冷静地剖析自我问题。法律援助人员要加强自身的业务素质，适应法律服务不断变化的需求，注重质的提升。同时应定期对参与的刑事辩护律师根据刑事辩护的特点及需求进行技能培训，增强律师执业责任感，增加公众对刑辩律师的信任感。2012年11月国家律师学院正式成立，该学院将承担起律师职业道德体系形成、造就高素质律师人才队伍的培训，是推动我国律师业务水平发展的重大举措。同时，对我国刑辩律师人才的筛选也提供了较大便利。
(四)进一步完善质量监督标准，但重在落实
目前，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刑事诉讼法》《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2013年3月1日起新施行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相关规定》对加强刑事法律援助质量作出了规定。确定的标准比散漫的我行我素更能约束援助人员的行为。我们现已着手建立的质量监督体系，对为死刑、无期徒刑、未成年人等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人员资格进行合理评估和审查，在援助人员初期的介入及活动中进行监督，实现并落实用制度管人、用制度规范法律援助各项工作。制度的良好生长重在落实到位。法律援助机构和律师协会应及时落实相关规定，严格规范律师资格的审查，设置监督员和当事人反馈制度，筛选出符合辩护资格的律师，规范准入机制，激励律师积极参与法律援助事业。我国有些地方如广州、新疆、浙江等地已经开始了质量评估标准的探索，我们可对各地探索作出有益借鉴，建立科学、详细、系统的监督标准，使其适用具有普遍性。
(五)实行质量考核奖惩制度的同时慎用惩罚
《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相关规定》将通过法律援助委员会和律师协会对援助律师的内部监督，加上公检法机关对援助行为进行的监督，对法律援助质量进行评估。对评估和辩护质量较高的律师给予适当补贴和奖励，能够促进律师办案的积极性和参与的热情，并严格自律，遵守职业道德，保证辩护质量。对办案漫不经心，质量较差的援助人员给予惩戒，减弱公众对援助律师的不信任。奖罚分明的激励机制旨在控制辩护质量，但同时应慎用惩罚措施。结合我国当前现状，刑事案件持续增长，而我国从事刑事辩护的人数本就略显不足，惩罚措施有时候让人产生抵触心理，而不愿过多地参与其中。在实践中，我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真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科学合理地处理援助人员，而不是盲目地采取惩罚措施。新疆兵团司法局实行的优秀卷找亮点、问题卷找问题的质量评估办法值得借鉴。
(六)借鉴域外经验，引进公设辩护人制度
公设辩护人是英美法系概念，指由国家设立的公共机构或者以非营利组织形态出现，并通过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形式，雇佣全职或兼职公设辩护人，为贫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服务的制度体系。由于我国刑事案件数量逐年增多，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率又呈现持续低迷状态，建立专业化的刑事辩护队伍就成为了必然趋势。借鉴英美等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公设辩护人的引进是提高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一种有效方案。当然，并非在全国统一推行该项制度，可在刑事案件发生较多的地区和刑事律师资源缺少的地区，有针对性地实行探索。
公设辩护人与其他法律援助方式相比，公设辩护人具有很多的优势。其中包括专业性、协调性、对抗性、保障性、监管性和工作热情高。专业性是确保公设辩护人质量的首要因素，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法律有效援助的最有力的武器。但是公设辩护人具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是国家责任的实施主体，同时又兼顾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在二者身份发生冲突时，公设辩护人能利用其专业知识认真履行职责，维护被告人的立场。
面对我国不断增长的刑事案件的发生，公设辩护人的设立可以优化我国法律人才配置，提高律师法律援助参与率，使刑事法律援助事业质量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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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刑事法律援助提前介入难。关于律师办理刑事辩护案件的提前介入问题，《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实践中，许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种种原因，获得指定辩护的权利仅仅局限在审判阶段。部分法院甚至在开庭前一两天才给未成年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导致不少指定辩护律师由于时间仓促，无法深入了解案情，只能凭书和办案经验出庭辩护，影响了辩护效果。
2.办案人员专业化程度不高。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心理上还不成熟，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甚至还存在人格缺陷，如个性相对比较孤僻，不轻易敞开心扉等，但同时他们又具有主观恶性小、可塑性强等特点。这就要求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不仅要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还要熟悉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但是，目前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还缺少统一指导和培训，使得有些律师仅满足于完成辩护任务，在办案过程中缺少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沟通，对于其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掌握不够全面，导致表达辩护意见不够充分，难以提出合理量刑建议，不能真正达到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目的。
3.刑事法律援助后续效果不好。在接受援助过程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有认罪、悔罪甚至立功表现，然而由于受援未成年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使其对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缺乏正确的认识，加上原有生活环境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也需要假以时日，因此极易重蹈覆辙，重新犯罪。有的受援人初次犯罪，因为年龄较小，未被判处实刑或刑期较短，刑满后，由于缺少家庭关爱或管教缺位，受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很快又走上了犯罪道路，再次成为被援助对象，这显然背离了法律援助的初衷。
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建议
1.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提前介入机制，全程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作为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群体，失足未成年人理应有别于一般犯罪嫌疑人，并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得到特别保护。自侦查阶段起对经济困难或因其他原因没有委托律师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予以法律援助，让援助律师提前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不仅可以有效帮助未成年人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也有利于协助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因此，有必要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提前介入机制，规定在侦查、阶段，相应的办案机关应在第一次讯问时即告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有权申请法律援助，并记入笔录，经查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人确实无法为其聘请律师的，办案机关应及时通知相应的援助机构，由援助机构指定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和权利保护，以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律援助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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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本规范所指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司法行政部门依法处理违法案件时，在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范围内，选择具体量罚标准的决定权。包括从重、从轻、减轻给予行政处罚或者不予、免予行政处罚。
第三条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体现以人为本，遵循查处与引导相结合、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所实施的行政处罚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减轻处罚，须有正当理由和依据，不得。
第四条对性质、情节基本相同的同一类型案件，在同一时期内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适用的法律依据、处罚种类及处罚度应当相同。
第五条不同的法律法规或规章对同一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规定不一致时，应当遵循法律效力原则，正确适用具体法律依据。
第六条在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幅度范围内选择具体罚款额度，一般须对应本规范和分则列明的划分标准实施。
第七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一）不满14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
（二）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三）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四）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违法行为在2年内未被发现的。
第八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实行“首次不罚”原则，先依法责令（或书面警示告知）当事人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依法处以罚款：
（一）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本所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
（二）律师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或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
（三）法律援助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1)无正当理由拒绝、拖延或者中止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
(2)泄露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第九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四）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
（五）具有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情节的。
第十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从重处罚：
（一）被行政处罚后2年内又实施同类违法行为的；
（二）严重阻挠、抗拒执法检查，造成恶劣影响的；
（三）伪造证据，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
（四）私自转移、变卖、损毁被依法查封的物品的；
（五）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社会反响强烈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对于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必须首先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方可实施其他行政处罚的，责令改正期限一般为1个月以上3个月以内。特殊情况可根据案件性质确定改正期限；法律、法规、规章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二条案件承办人应当按照本规范及分则设定的条件，收集与行使自由裁量权有关的证据材料。案件承办人和承办单位研究提出行政处罚建议时，应对所建议选择的自由裁量幅度作出必要的说明。案件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审核案卷材料时，发现案卷材料不符合前款要求的，应作退卷处理或者要求办案单位补充材料。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案件时，应依据本规范审查自由裁量掌握情况，准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第十三条推行说明性行政处罚决定书。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应对所决定的自由裁量幅度，说明相关的主要事实和理由。
第十四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实施行政案件公开。所有立案查处案件结案后15日内，在单位政务网公开违法主体、违法行为事实、处罚依据和理由、处罚决定，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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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援助职业伦理人权律师
曾几何时，
作人员”应当服从特定的行政命令，即对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案件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对法律援助机构“所属人员”或“工作人员”而言，接受一项法律援助工作如同政府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工作，是一项任务，是基于行政命令的一项当然的工作。拒绝或不能完成这项工作意味着违反命令或不具有执行能力，将面临被行政制裁的后果。
与安排关系不同，指派关系不是一种职务关系。自律师体制改革后，
间的对抗和制约。律师在与其他权力主体的对抗中获得力量和尊重，形成了律师获取职业荣誉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职业荣誉在考察律师职业伦理的作用时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此外，我们还需要把律师个体获取利益的本能与律师职业团体追求正义的努力区分开来。在现实的力量面前，对律师个体而言，对利益和正义的关系的平衡艺术总是难以驾驭的。韦伯曾经正确区分了以政治为业的两种形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而生存。力求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者，是将政治作为职业，“靠”它吃饭，没有如此打算的人，则是“为”政治而活者。不过，韦伯认为，这种对照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相互排斥的。“人们通常是两者兼而有之，至少他有这样的想法，在实践中他也肯定会两者兼而有之。‘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为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服务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从而滋生出一中内心的平衡和自我感觉。从这种内心的意义上，所有为事业而生存的忠诚之士，也依靠这一事业而生存”。[7]如果套用韦伯对政治职业的两分法，那么，律师职业也可以分为“为”法律而生存和“靠”法律而生存两种情况。我们坚信，在律师执业的长时段内，所有为法律而生存的律师，也依靠法律而生存。这一结论与其说是价值判断，不如说是事实判断，对后者而言，最为紧迫的任务是需要弄清楚哪一种状态被现实所张扬，而与此同时哪一种状态被现实所遮蔽，以致出现了两者关系不协调、不均衡或失范的局面。
米尔恩指出：“一项要求服从法律的法律将是没有意义的。它必须以它竭力创设的那种东西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这种东西就是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这种义务必须、也有必要是道德的。假如没有这种义务，那么服从法律就仅仅是谨慎一类的问题，而不是必须做正当事情的问题。------假如没有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那就不会有什么堪称法律义务的东西”。[8]因此，如果没有这种律师的职业伦理和道德义务作为基础，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法律规定律师有帮助穷人的义务？在一个贫富差距不断增大的市场经济社会，法律为什么不规定富人有帮助穷人的法律义务？为什么选择了律师？是因为律师懂得法律？是否有必要用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令律师为穷人无偿地贡献他们的法律才智？如果政府一方面宣称法律援助是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大量的法律援助案件因指派关系而由律师承担，那么，究竟是谁在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就会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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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援助与人权律师
然而，奢谈律师的职业伦理、天职、守分，而不同时付诸于制度建设，律师对法律援助所应当履行的义务就会成为纯粹的哲学思辩。法律援助的意义，不仅在于为穷人扶贫解困、使打不起官司的人进入到司法救济的轨道、使没有法律技能的人获得法律资源的支持，更重要的指向还在于谋求司法公正及其尽可能广的社会正义。人权律师因此获得了解读和诠释这一重要价值的可贵视角。
人权，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道德权利，它意味着任何人无差别地享有或应当享有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当人的这些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或否定时，有权获得救济。根据权利的救济和为权利进行的救济，使权利救济有别于道德救济和宗教救济，它预示着救济是人的资格、利益、权能和自由。l.亨金指出：“称人权为‘权利’是指人权‘始自权利的’要求，而不是仁慈、博爱、友情或爱的要求；人权无需谋取，也不是奖赏。权利概念意味着，根据一些可适用的规范按照某种秩序应赋予权利所有人的权利。”[9]正因为如此，救济权是实现权利的权利，是争取权利的权利，是活的权利。
现代社会否定了当事人通过私力救济的方式实现权利救济，在人民主权论和社会契约理论的支配下，公力救济成为权利救济的主要方式。马歇尔在确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同时，也确立了公力救济的基本模式，这就是通过司法救济的方式实现受害人的权利。这种模式的基本公式是：谁的权利是否受到了侵犯以及是否有权得到司法救济，即形成了确立权利---权利被否定---司法救济的公力救济模式。诉诸司法的权利成为一项基本权利。
柯克早在在1641年出版的《英国法原理第二部分》（second part of the 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一书中作总结性表述时就指出：“任何一个在财产、土地和人身方面受到其它臣民------不论该臣民是教会人员还是世俗人员------损害的王国臣民，毫无例外地根据法律规定的程序获得无偿（freely without sale）、彻底接受（fully without any denyal）和毫不迟疑（speedily without delay）的公正和正当性救济;为此，公正应当满足三个条件：它应当是---免费的，因为没有什么比公正用来出售更令人厌恶的事情了。---彻底性，因为公正不会跛行，也不会零碎地发生---以及效率：迟延是一种否定。满足了这三个条件，救济就既是公正的也是正当的。”[10]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现代社会并没有实际上使任何人都享有司法救济的权利。司法救济的权利不是人人可以享用的免费午餐。在法律服务市场上购买法律服务制约了哪些想要救济自己权利的穷人。司法救济充斥着浓厚的交易色彩。不是说用钱可以购买到司法正义，而是进入司法正义的大门被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社会中的有些人就如同卡夫卡《法的门前》里的乡下人直到生命终结也见不到法。[11]
通过免费的方式无偿地为经济困难的人提供法律援助，不是律师与这些人达成了“零成本”的生意，按照经济学的原理，当交易成本大于收益时，交易就不可能发生或虽然发生了也不会持续下去。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在法律援助领域没有市场，否则法律援助就不会出现，也不可能在世界各国蓬勃发展起来。律师没有与这些人做交易，还因为在免费的基础上，律师所提供的法律服务质量要达到如同市场价格项下的法律服务水平。
人权律师超越了交易的范畴，走向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关注和维护。这与政府是否给予办案补贴、给予多少办案补贴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与法律是否强制性地规定律师有法律援助的义务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人权律师首先是律师。律师的基本职能在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律师通过担任法律顾问、人和辩护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因此，律师是一个有别于法官、检察官和法学家的法律实践者群体。在这里，最大的不同就是律师依照法律的规定，从当事人的视角、为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寻求社会正义，实现权利救济。在这里，当事人的概念虽是特定的却是广义的。当事人是指其利益受到侵犯或认为其利益受到侵犯的人或法人。在人或法人均是一定程度的利益主体的时代，上至国家、下到个体都有可能是当事人。在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以及环保主义的影响下，当事人的主体范围也逐渐走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领
域，将环境、动植物等纳入当事人的行列的努力方兴未艾。律师就是为社会不同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的法律实践者，是当事人利益和权利的捍卫者。
人权律师是维护和保障人权的律师。具体而言，人权律师是维护和保障具体当事人基本权利的律师。所谓当事人的基本权利，是指当事人作为人享有或应当享有的权利，如生命权、自由权、人格权、财产权等。按照人民主权论或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就是为了维护和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然而，研究表明，国家和政府有可能成为侵犯人民权利的来源。在现代社会，防止和制约国家权力被滥用并造成对人民权利损害的方法之一，就是确立人权律师制度。
即使不夸大人权律师的作用，从律师的专业分工角度讲，人权律师至少也是与公司法律师、房地产律师、金融法律师等律师相并列的专业律师。在
亨金：《权利的时代》，信春鹰、吴玉章、李林译，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0] edward coke, the second part of the 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 new york:william s.hein co(1986),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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