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腹腔镜手术；异位妊娠；出血性休克；感染

DOI：10.14163/ki.11-5547/r.2017.01.025

Feasibility and infection prevention of laparoscopic surgery in the treatment of ectopic gestation hemorrhagic shock patients LI Hong-shu， HUA Hai-hong， ZHAO Ya-ling.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Dongguan City Changan Hospital， Dongguan 52384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feasibility and infection prevention of laparoscopic surgery in the treatment of ectopic gestation hemorrhagic shock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68 patients with ectopic gestation hemorrhagic shock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34 cases in each group. All patients received blood capacity supplement， oxygen inhalation， warm keeping and shock correction for treatment after admission. On this basi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laparotomy，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laparoscopic surgery. Comparison was made on operation related indexes and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minimum intraoperative blood pressure and operation ti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lower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volume and blood transfusion volum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ir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obviously shorter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recovery time， off-bed activity time and hospital stay tim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Key words】 Laparoscopic surgery； Ectopic gestation； Hemorrhagic shock； Infection

异位妊娠指的是受精卵着床位置在子宫体腔以外的位置， 主要发生部位包括卵巢、子宫颈、腹腔以及输卵管等[1-5]。对于异位妊娠患者， 妊娠一旦破裂， 将发生大出血， 患者很容易发生失血性休克， 对其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6]， 临床上传统多采用开腹手术治疗， 近年来随着腹腔镜技术的不断推广， 临床上逐渐开始采用该技术进行治疗， 因此为了探讨两种方法的差异性， 本研究对本院收治的68例患者进行分组对照研究，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择2015年1月～2016年5月本院妇产科收治的68例异位妊娠伴出血性休克患者， 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 每组34例。实验组年龄25～40岁， 平均年龄（35.9±4.7）岁， 平均停经时间（39.7±7.5）d， 平均阴道流血时间（11.4±3.1）d， 其中输卵管峡部妊娠13例、输卵管壶腹部妊娠8例、输卵管伞部妊娠8例、卵巢妊娠5例；对照组年龄24～41岁， 平均年龄（35.3±4.4）岁， 平均停经时间（38.5±7.6）d， 平均阴道流血时间（10.9±3.3）d， 其中输卵管峡部妊娠13例、输卵管壶腹部妊娠8例、输卵管伞部妊娠7例、卵巢妊娠6例。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患者已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年龄、停经时间、阴道流血时间、异位妊娠部位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所有患者在入院后均给予补充血容量、吸氧、保暖以及纠正休克的治疗， 同时进行术前准备， 实验组采用腹腔镜手术， 患者取仰卧位， 全身麻醉， 常规消毒， 在脐部以上1 cm位置置入腹腔镜， 下腹两侧对称位置做5 cm和5 cm穿刺孔， 置入器械进行手术操作， 对于尚有生育要求的患者采取输卵管开窗术， 对于无生育要求的患者采取输卵管切除术， 卵巢异位妊娠患者进行卵巢胚胎剔除术， 电凝胚胎组织， 给予内凝止血。对照组采用开腹手术， 患者取仰卧位， 全身麻醉， 常规开腹， 将积血吸净然后快速进行止血处理， 对盆腔情况进行探查， 再根据妊娠的位置、类型以及患者的生育要求进行手术。

1. 3 观察指标 术中记录两组患者最低血压、术中出血量以及输血量、手术所需时间， 术后记录两组发热患者的例数以及发热持续时间、胃肠功能恢复时间、下床活动以及住院时间， 本研究随访1个月， 观察两组患者切口愈合情况以及发生术后感染情况。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 1 两组术中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术中最低血压、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患者术中出血量、输血量显著低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 2 两组术后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l热、发热持续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胃肠功能恢复时间、下床活动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 3 两组感染情况比较 随访1个月， 两组切口均为甲级愈合， 实验组术后无感染发生， 对照组有4例发生院内感染（11.76%）， 经对症抗感染处理已好转， 两组感染发生情况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异位妊娠出血性休克是妇科较为常见的一种急腹症， 传统治疗方式主要采用开腹手术治疗。由于开腹手术创口较大， 容易发生感染， 另外出血量较大、患者恢复慢、住院时间长， 因此寻找一种最新的手段治疗该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7， 8]。近年来随着腔镜技术的不断发展， 妇产科微创技术也随之不断发展， 本研究重点探讨两种手术效果以及患者术后发生感染情况的差异， 结果显示， 两组患者术中最低血压、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患者术中出血量、输血量显著低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胃肠功能恢复时间、下床活动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 在抗休克治疗的同时， 采取腹腔镜手术， 对异位妊娠出血性休克患者术后恢复以及减少感染发生反面具有显著效果， 适合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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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艳茜. 基于决策树的异位妊娠病情相关变量对药物组治疗的影响.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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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弗洛伊德的理论基础

弗洛伊德的理论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经过反复修正，非常全面而且激进。它的基本观点是我们不了解自己。我们的思维会不断产生一些强烈愿望，而这些愿望常常被压抑――在我们觉察到它们之前就被我们内心的审查员扼杀掉了。我们很多的想法和行为都由这些潜意识冲动所驱使，而我们对此毫不知情。梦、口误、精神症状都是我们内心的愿望被精神上的审查员扭曲的结果。精神分析是一种谈话治疗，治疗师帮助病人注意到这些思维的遗失，向病人解释这些遗失所反映的潜意识冲突，并将它们意识化。

二、精神分析与神经生物学

在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分成很多流派，但这些流派都以“内在世界充满潜意识冲突”为其核心观点，并认为主观体验意义重大。与此同时，研究生理大脑的神经生物学向另一个方向发展。神经科学聚焦于大脑的具体构造：神经细胞如何通过电子和化学脉冲来相互沟通，人脑是如何学习、计算并记忆的。但是神经科学回避对主观体验的研究，只关注能被测量和观察的部分。

一直以来，精神分析和神经科学这两个学科还被认为是毫无关系的。20世纪80年代，神经科学家们对弗洛伊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哈佛大学神经生物学家J. 艾伦・霍布森利用人在睡眠中的脑部活动记录，地挞伐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并抨击弗洛伊德关于梦的核心观点，如梦的检查机制和压抑。霍布森断言，荒诞离奇的梦是由神经细胞里的随机电噪声引起，是细胞的静电反应，与压抑无关。他写道：精神分析奠基于“投机哲学的垃圾堆”。

三、精神分析理论视角下神经科学的新发现

神经心理学家马克索姆斯（2014）开始系统地运用弗洛伊德关于“否认”和“愿望实现”的理论来解释病人的幻觉和妄想。 马克索姆斯认为：“神经精神分析研究的是，人作为一个人，与大脑的组织、生理机能、解剖及化学特性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精神分析对于情绪、无意识思想、思维的本质有着深刻而极具挑衅性的见解。神经生物学能够通过有力的工具和严谨的实验来检测这些观点。这两个领域的结合也许能够最终回答那些极难解释的问题：梦、幻想、记忆和感觉、主观自我，是如何从一堆肉中产生的？

安东尼奥・达玛齐奥，南加州大学的神经学家和神经科学家，观察了一位叫艾略特的患者后开始研究情感的影响。在一个成功的手术治疗脑瘤之后，艾略特似乎完全康复，但他却开始做出种种毁掉其生活的糟糕决定。艾略特通过了每一次人格与认知测试，测试结果显示其记忆、智力和言语指数都是正常的，甚至达到优秀标准。达玛齐奥研究出：肿瘤损坏了艾略特的负责处理情感的大脑前庭区域。因为他不再知道他自己的感觉，他再也不能做出什么正确的决定。达玛齐奥很快就发现其他大脑遭受同样区域损伤的人也经受着同样的痛苦。这些观察以及随后的实验使得达玛齐奥得出了如下结论：情感不是来自非理性的大脑侵入，他们是内在、固有的理性思考的结果。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的同一时间，神经科学家雅克・潘克塞普探索了动物的感觉。 潘克塞普注意到，可以通过研究其他哺乳动物来探讨人类的情感和情绪问题―他们的大脑如何产生像人类那样愤怒、悲伤、快乐的情感，它们的大脑又涉及哪些神经元和神经回路。利用动物作为人类的模型是生物医学的基础。通过观察一只小狗被从母亲身边带走后的所作所为，他探讨了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强烈纽带――依恋。他开始研究主导依恋情感的神经系统是怎样导致抑郁症的。他整合了与抑郁同类的情感研究，这种情感研究侧重于分离和失去的恐惧。

其他研究人员， 如伊丽莎白・菲尔普斯和乔・勒杜v他以山羊胡子和吉他为标志w，描述了情感影响学习和记忆的方式， 它们侧重于研究大脑如何检测、分析和记忆威胁。

这些研究项目表明，研究情感不仅在主流的神经生物学领域是可行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曾经被神经科学家猛烈批判的弗洛伊德学说，也开始被一些敢于摒弃偏见的科学家认可，并为神经心理学提供了崭新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刘李. 古典精神分析的“症候”与“解释”概念. 社会科学研究. 2009（06）.

[2]王冠. 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述评.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20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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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还原论的复苏

心理现象在物理世界中有无本体论地位，心理

* 本文系华中师范大学2010年“丹桂计划”“意识问题的当代还原论研究”成果之一。

学概念和理论在科学大厦中有无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现当代哲学和有关科学一直争论不休的心灵自然化运动中的难题。在心灵自然化运动中，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承认心理现象随附于物理现象，心理现象是由物理现象构成的，然而这种本体上的物理主义是否承认了还原论呢？具体来讲，（1）心理现象如意向性、意识能否用自然科学的语言进行还原解释？（2）心理现象能否还原到自然科学如物理学、生物学和神经科学所描述的物理事实呢？

虽然当代心灵哲学中流派纷呈，但占主导的理论还是非还原物理主义。如果按照非还原物理主义的思想，心理现象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困难境地。从认识论上讲，如果心理现象不能还原到物理现象，就表明两种现象具有无法跨越的“解释鸿沟”，最终导致解释多元论，从而陷入解释的无限恶性循环；从本体论上讲，如果心理现象无法还原到物理现象，它就具有独立的因果性，就会导致属性二元论，从而出现多元决定论。

一般人认为，低层实在才是真实的，因而建立其上的概念、解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心理现象的实在及其认识只能还原到低层的、基本的物理实在及其认识。斯考腾（Maurice Schouten）和乔恩（Huib Looren de Jong）认为：“尽管我们对这样的结论不舒服，但它可能是摆在前面的光明大道。”① 因为，还原论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和优势而为科学家和哲学家所青睐。第一，本体上的简单性。按照奥康剃刀原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还原论认为在我们的世界所提供的实在清单中，真实的实在应当是基本和简单的。我们在看待心理现象时，无需假定另外一种不同于物理现象的实在，因而也就不存在属性二元论问题。第二，解释的节俭性。人们渴望一种真正的、彻底的解释，而不愿看到引用类似意向解释所造成的解释循环。还原论认为只有一种建立在基本实在之上的物理解释才更具有彻底性，更具有解释和预测力。历史上的哲学家如莱布尼茨、康德均表示，科学知识体系具有一致性，虽然我们的知识是由一个单独体系构成的，然而这只是一种表象，其内在结构是连续和系统的②。

不同于传统的还原论立足于追求科学统一体的宏大目标，当代心灵哲学中的还原论受到当代科学哲学和形而上学研究的影响，开始转向于具体领域、具体现象以及背后的形而上学的深入研究，并提炼出还原论的当代意义。在此过程中，还原论围绕还原的本质、对象、模型、范围提出了崭新的观点。在本质上，当代还原论中既有认为是一种科学分析活动的，也有坚持是一种概念分析活动的。由此，在还原对象上，当代还原论，既有对心理属性、类别、概念等本体范畴的研究，也有对心理定律、理论、解释、概念的分析。在还原模型上，除了在理论还原讨论之外，还原还有同一还原、构成还原、功能还原等。在还原范围上，既有整体上把心理状态还原到物理状态的传统思路，也有局部物种类型的还原；既有对心理实在的保留性还原，也有取消性还原。总之，当代还原论研究，在形式上不断向纵深拓展，在内容上不断深化。金在权指出：“关于心灵的还原论是一个严肃、积极的哲学立场，尽管最终我们可能决定去拒绝它，然而我们应当给出正当的理由。”③

二、理论还原重构

作为推进科学发展的重要形式，内格尔指出，“哲学家以及科学家一直把理论之间的还原作为一种机会，以此来发展对科学、对人类知识的限制以及对一般而论的事物之根本构成的深远解释”④。最初，科技哲学家试图把心理现象及其语言、定律还原到物理现象及其语言、定律。金在权（Jaegwon Kim）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 Nagel）所阐述的理论还原模型是人们就心身还原论和心理地位所进行持续争论的还原模型背景。”⑤ 围绕内格尔的理论还原模型，当代还原论者在解决心身问题时进行了不断的发展。

内格尔的理论还原重要条件就是寻找连接心理物理的桥梁定律。所谓桥梁定律就是指满足两个理论推导的连接条件，实质上是一种经验上的强推导，从而保证理论上的简化。然而在实际的科学活动中和理论层面上，内格尔的强关联条件面临着诸多问题。金在权认为，内格尔还原所提出的桥梁定律无法保证还原理论的概念结构或本体上的节俭性，“依靠桥梁定律作为辅助预设的还原资源，内格尔还原本质上拓展了还原的基础”⑥。然而，有些哲学家和科学家始终没有放弃理论还原的目标，他们认为这只是内格尔还原模型的失败，有必要对理论还原的模型进行修正，从而掀起了一股理论还原重构运动。比克尔（John Bickle）等人把这种运动称为新潮还原论（The New Wave Reductionism）。

新潮还原论吸收了科技哲学中的最新成果，提出科学理论本质上不是“句法”上的语言实在，而是一种数学模型或结构的集合，是关于世界是什么的“语义”上的建构。胡克（Clifford Hooker）、沙弗耐尔（Kenneth F. Schaffner）指出在理论还原中，要适当考虑理论的变化，也就是说理论有没有真实的所指。事实上，科学中有许多被还原理论是错误的，如燃素说、常识心理学等。库恩、费伊阿本德认为科学的进展实际上是一种新理论取代旧理论，因此，当还原被作为理论间的推导时，我们应当明确被还原的理论是什么？

对于被还原理论，沙弗耐尔主张不是旧理论本身，而是一个有所修正的理论，是通过还原理论的概念术语精确建构的被还原理论。这样的被还原理论所包含的错误的概念或术语就被清除了，从而保证还原理论推导出修正的被还原理论。比克尔则认为这样的修正的被还原理论过于自由与随意，带有主观主义成份，仍然需要借助内格尔的桥梁定律。他吸收了胡克的理论间的“同构映像”观点，即被还原理论应当和还原理论是一种同构映像关系，前者的正确映像或类似性是由还原理论提供的概念资源构成的。重建被还原理论模拟了原初被还原理论的形式、结构、属性并类似于还原理论，理论还原就是重建的被还原理论和还原理论的关系，“被还原理论直接解释的是那种从它推导出的修正陈述”⑦。

新潮还原论的推导关系不同于内格尔的层间还原，而是一种层内还原，这样它就不再需要桥梁定律，从而不但适用于被还原理论被保留下来的经典理论还原，而且适用于被还原理论被取消的取代还原。因为相对于内格尔的还原，新潮还原论只关注于理论的类似关系的程度高低，构成了一个从顺利还原的强类似关系到困难还原的弱类似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基于理论所建立的本体论情况，强类似关系是本体上的保留，弱类似关系是本体上的取消。依靠放松内格尔的还原条件，新潮还原论回避了传统还原论所遇到的问题，甚至取消主义在本体上也是一种还原论，常识心理学被神经科学所取代，它处在理论还原序列的最弱的关系一边。

三、解释还原转向

虽然新潮还原论不像内格尔还原所追求的宏大科学统一，但是就强调理论统一这方面仍然是一致的。事实上，理论还原作为一种梦想在科学实践中并没有实现。麦克利（Robert N. McCauley）认为，科学中还原并没有遵守这样的统一模型，它既不是简单的也不是统一的⑧。在当代生物学、认知科学、心理学中，由于生物、心理等现象的复杂性，科学家不再把目标盯在大范围的理论还原，而是着眼于局部区域，寻找高层现象的内在部分或者它们之间的内在机制以进行解释。按照理查森（Robert C.Richardson）的说法，科学是“基于具体和局部问题的不充分性而构成的部分解决办法的序列模型”，而不是一个把理论纳入到另一个理论⑨。

基于分子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等科学成果所取得的成就，比克尔主张我们应当抛弃哲学对传统还原论的狂热与偏爱，进入到实验室寻找什么是还原的本质。梅尼克（Andrew Melnyk）也提出，还原的目标应当是在科学背景下去理解科学的活动和解释的机制，而不是由哲学家进行理性重构。尽管新潮还原论者不断地修正还原条件与模型，但并不能表明还原是一种理论推导，恰恰相反，还原是一种解释关系。梅尼克认为在内格尔那里已经表达了这种思想：“就其引入这个单词的意义上，还原是一种解释，它是由其它领域所表达的理论来解释一个研究领域中已经建立的一个理论或一组实验定律。”⑩

从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期，随着现代神经科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重大发展，特别是镜像神经元的重大科学发现，心理现象和神经生理活动之间的密切联系刺激了解释还原在心灵哲学中的复苏。解释还原吸引心灵哲学家的特点共有三个：

第一，解释还原不像理论还原关注于理论间的关系，它的适用范围更广，如理论的结构、具体区域的概括性定律、个体事件以及机制。在过去的20年里，认知科学家研究意识产生的功能区域，关注心理现象与神经机制的本质关联。在研究人的社会认知心理现象时，科学家们发现了镜像神经元。镜像神经元研究表明，在负责产生运动神经反应的大脑部分区域参与下，通过一种直接的映射机制，就可以理解人类模仿学习、人与人的意图、情感交流的基础。

第二，解释还原不像理论还原关注层次间的还原，它是用部分解释整体。我们可能对高层现象还没有成熟的理论，然而通过详细地研究部分机制来解释高层现象还是切实可行的。比克尔认为，解释还原处理的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不是理论还原所建构的一种科学层次，还原就是从科学实践的细节研究中得出整体的功能性陈述。比如，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心理与分子关联就是一种通过“细胞／分子和行为追踪”方法，研究基因和处理系统的低层构成，甚至追踪介入的行为结果，以提供潜存于心理层次的分子机制，用来解释心理现象。这种还原，比克尔称之为“鲁棒性还原”。

第三，解释还原是一种温和还原，提倡局部或个例的还原。解释还原的出发点是提供解释的节俭性、简单性，目标是彻底解释现象。虽然理论还原通过还原理论解释所有的现象，但是这种目标毕竟是遥远的，切合科学实践的作法仍是解释局部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解释还原舍弃强还原解释，而转向温和的局部解释。史密斯指出，现在提供温和还原论是更为迫切的任务，它立足于科学是系统的关联，借助于低层次事实来解释高层事实，从而为后者提供坚实的基础，但并不反对高层学科存在的必要性{11}。基于温和还原论，当代自然主义者把目前分化的物理主义和反物理主义融合在一起，其根本原则认为整体行为一般都是由部分行为因果产生的，因此我们的整体解释必然和它部分构成的因果解释是一致的。温和还原论根据解释时空的不同，分成共时还原和历时还原。共时还原是一种近端解释，是指利用近端的物理的原因和机制以及运作时周围的外部条件（如输入、情境）所做的解释，可简称为物理的因果——功能解释。历时还原是一种远端解释，根据较远甚至终极的理由所做的解释。“远端解释所诉求的解释根据是进化塑造者。正是这塑造者造就了近端原因（功能机制及其程序）。这一解释的方向是：从进化塑造者（遗传变化、自然选择、目的导向）出发，再进到被完成的任务或工作，最后再到执行那项任务的程序以及在具体的近端因素中控制程序的功能机制。”{12}

四、形而上学还原

随着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实在论的衰落，非还原物理主义的甚嚣尘上，心身问题作为心灵哲学的形而上难题以属性二元论的形式重新焕发生机。随附论者认为心理现象虽然依赖于物理现象，却不能还原到后者，从而具有独立的因果性。金在权认为，这种依赖性如果程度太弱则会导致副现象论，如果太强只能导致还原论。所以，“在随后的几年中，这种讨论发生了形而上学转向，并且这种讨论现在主要是从性质方面进行的——心理性质是否可以还原为物理性质或其它性质”{13} ？

对于属性还原的讨论，金在权指出：“还原如果要对我们有所裨益，它必须减少或简化我们的概念结构和我们的实体结构。”{14} 就此而言，内格尔的桥梁定律既不能帮助我们还原也不能给我们还原解释，它只是表明心理与物理之间如何关联，并不具有本体论含义；同一论虽然是比桥梁定律更为强的关联，把心理现象等同于物理现象实现了本体上节俭，然而它并不能解释心理现象为什么从物理现象中产生出来。金在权认为，处理属性还原只能采用他提出的功能还原模型。他根据物理主义和因果闭合原则，提出功能还原分为三步：第一步对被还原属性进行概念分析，重新加以功能描述，列出它的因果角色，把心理属性解释为一种二阶属性，一种由物理实现者相互之间构成的因果关系；第二步通过科学研究，寻找满足因果关系或因果角色的物理实现者；第三步提供物理如何实现或者完成那种因果角色的解释。这种功能还原实现了本体与解释的节俭性要求。

还原论的最简洁的表达就是“A就是B”。吉尔特（Carl Gillett）认为这个“是”可以理解为“构成”、“实现”。构成或实现关系表明了本体还原论的另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形式。他指出，目前物理主义向我们提供的是所有东西都是由物质构成或实现的，可称之为“构成还原论”。构成还原论可以追溯到奥本海默和普特南的微观还原论。不同于微观还原建立在科学层次观之下，从事实践研究的科学家经常面对的是具体区域的构成或机制。这些科学中的构成例子明显涉及到高层和低层科学的机能、属性、个体（殊相）和机制“包”的关系。吉尔特指出：“我们需要属性的形而上学的结构；按照近来科学中形而上学研究，我将用属性的因果理论，即某个属性是由归为被例示的个体的因果能力而个体化。我假定一个属性所有例示归于在日常世界中相同条件下的相同因果力。”{15} 构成还原论认为，一个属性存在就是具有一种因果力，假定因果力不是多元决定的，根据奥康剃刀，无须用更多的个体因果力来解释，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只接受实现者属性例示引起个体因果力。实现者属性例示具有因果有效性，同时可以推出只有存在属性例示能够区分个体因果力的差异，因而存在的只有实现者属性例示。

杰克逊（Frank Jackson）和刘易斯则从当代形而上学研究出发，复兴分析还原论。杰克逊认为非还原物理主义只会导致副现象论，严肃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奥康剃刀，我们不需要设定更多的实体。形而上学需要用相对较小的、特许的实在来解释任何实在，也就是说，所有实在必须经由特许的本体上的实在进行定位，更确切地说，对于H事实为真的制造者必须定位于L事实为真的制造者。因而这需要H事实还原到L事实，从而H事实是由L事实先验推导出来的。杰克逊认为所有事实为真的制造者定位于严格物理事实为真的制造者中间，即是物理主义还原论。

刘易斯(David Lewis)认为作为先验的原则，任何偶然真理都是根据基本属性和关系的共同例示而必然为真。整个世界的真理，包括心理事件都是依赖于这个模式。假如两个可能世界在基本属性和关系的共同例示模式上确实是同构的，它们将是普遍地、绝对（simpliciter）地相似的。刘易斯认为，物理学能够提供所有基本属性和关系的清单和目录，因为物理学的任务就是发现自然的基本定律，而只有基本属性和关系才出现在定律中。简而言之，假如我们能乐观地接受目前物理学勾画的图景，相信物理学的成功，那么显而易见我们就得承认所依赖的基本属性和关系是物理的。这也就是唯物主义命题的准则。他进一步指出，假如唯物主义是真实的，那么任何事物依赖于基本属性和关系的共同例示模式的先验随附性就产生了事物依赖于基本物理属性和关系共同例示模式的后验随附性（a posterior）。

刘易斯举了一个例子。试想由数百万个小点构成的网格，每个点代表亮或者暗。当有些点亮和有些点暗时，整个网格会呈现出一幅图像，显示出一种内在的格式塔属性。但是，呈现的图像能否还原到亮点和暗点呢？刘易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承诺了还原论，图像随附于点，如果没有点排列的不同，就不会有图像和属性的变化。进一步讲，并不只是点排列的变化和格式塔属性有关。实际上，按照逻辑上的推理：假如P为随附属性，Q为基础属性，根据随附性要求，?劭P?劭Q，如此，可得出QP。但是不能推出PQ或者?劭Q?劭P，所以基础属性只能是随附属性存在的充分条件，而不是非存在的充分条件。因而，随附性具有非对称性，就整体依赖于部分或者大的依赖于小的而言，随附性就是还原。

五、小结

在一般人来看，还原论似乎已经穷途末路。实际上，当代还原论的发展证明，它仍然是我们解决心身问题值得重视的理论。如果不能用物理现象去解释心理现象，那么二者之间的解释鸿沟如何填平？如果心理现象是物理世界中的非物理现象，那么心理现象在物理世界中处于什么地位？借助现代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以及所形成的理论，还原论在总结心理学与脑科学、神经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物理学密切关联的基础上，揭示了心理现象产生的基础、结构、机制和过程，为心理现象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价值性和启示性的资源，因而还原论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推进心理科学研究最有力的工具，也是意识科学工作者的首选方法。同时，当代还原论也表明，如果要坚持唯物主义，在物理世界中寻找心理的地位，只能把心理现象等同于物理现象，否则就会陷入属性二元论，甚至是副现象论。

注释：

①②⑧⑨ Maurice Schouten, Huib Looren de Jong(eds,)，The Matter of the Mi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7, p.4, p.3, p.14, p.15.

③ Jaegwon Kim, Mind in a Physical World: An Essay on the Mind-Body Problem and Mental Causa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 Bradford Book, 1999, p.89.

④⑩ Ernest Nagel, 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Problems in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Indianapolis, Ind:Hacktel, 1979, p.330, p.330.

⑤{13}{14} 欧阳康主编《当代英美著名哲学家学术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232、232页。

⑥ Jaegwon Kim, Physicalism, or Something Near Enoug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99-100.

⑦ Clifford Hooker,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Reduction, Dialogue, 1981, p.20.

{11} Peter Smith，Modest Reductions and the Unity of Science，In David Charles and Kathleen Lennon(ed.)，Reduction Explanation and Realism，Oxford: Oxfo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p.36.

{12} R. J. Bogdan, Grounds for Cognition, New Jersey, Lawrence Erbaum Associates, Inc. Publishers, 1994, p.2.

篇4

当代关于人的科学正在悄悄发生突破性进展，这种进展可能出现在学科交叉地带，尤其是文科和理工科的交叉地带，更具体地说是出现在文科知识和以神经科学（脑科学）为首的理工科知识的交叉地带。人文社会科学自近代以来就有倾听自然科学新发展的好学“习惯”，有时，倾听和学习甚至会带来整个认识纲领意义上的深刻革命，引发是否应当“第二次起航”的大讨论。近代牛顿力学成功后，在人文学中唤起了一波波建立“人的力学”或“人的几何学”的激情；19世纪以来实验心理学、量子力学和控制论的发展也曾在人文学科中一再引发新的方法论借鉴热潮。然而应当看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这次最新的“自然主义大潮”是史无前例的，因为这次科学的领头雁是神经科学（其主要伙伴是人工智能学）。人文学在过去遇到自然主义冲击时往往躲向“心灵”，而这次脑科学家正是直指心灵的本质，借助突破性的、日新月异的各种神经—脑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预期，新的科学知识革命对人的自我理解所带来的影响将不仅是少许表层扰动，而是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范式革命。事实上，已经有不少文科学者在热切学习和接受新的方法论，如心智学中的主流派（丘奇兰德、克里克等）；而且，善于学习者甚至在逐步形成崭新的“学科”（不仅拥有自觉的典范解题方法与文献积累，而且拥有专业杂志、专业学会、年会等等外在形式），如“神经经济学”、“神经法学”、“神经伦理学”、“神经教育学”、“神经管理学”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瓦雷拉等人倡导的“神经现象学”，它代表了积极结合传统文科研究方法（现象学方法、佛教内观方法）和新自然主义方法论而形成的一个很有前景的跨学科研究纲领。

由神经科学发展领头的自然科学新进展对人文学科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深刻影响？是全面铺开上述的“神经××学”，还是会激起像维科、斯诺、狄尔泰、柏林等人曾强调的科学与人文学的激烈冲突？这是所有人都应当关注的问题。毕竟，这关系到人类自身。所谓“文化强国”或“文化大国”，不可能对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漠然无视。更何况这不仅涉及理论家的论辩，而且具有很强的技术应用前景。通过日益完善的“读心术”、脑区实时扫描、精神疾病遗传基础等新技术，神经科学的发展难道不会很快彻底改变人类的本体论境遇（human condition）吗？

对此“大问题”，国外学界关心较早，不仅有专门探讨的论文，而且有面向大众的“启蒙”。其中一个典例是荷兰皇家脑科学所前所长、浙江大学曹光彪讲席教授狄克?斯瓦伯（D.F.Swaab）所写的《我即我脑》一书。该书立足于神经科学实验的最新发展，系统全面地对意识的本质、自由意志、宗教的本质、司法的有效性、生命的价值等提出了大量挑战性看法。斯瓦伯教授在西方和中国的演讲也引起了人文学者的热烈争论，甚至进入2012年全荷兰高中毕业考试（“高考”）的考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医学院和理学院相关学者认为，不妨以此为契机，展开深入推动跨学科研究进程的讨论。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期文章直面所谓心智学乃至人学的“难问题”——心智的本质、人的本质、心身关系、决定论与自由意志、机械论与目的论等。斯瓦伯教授及其脑科学的同行们在主题文章中的观点旗帜鲜明： 心智是脑神经系统的产物，其性质与荷尔蒙是大脑的产物没有两样，所以是客观的。意识或者主体性的概念没有任何独立地位；自由意志是一个幻觉参见包爱民、罗建红、［荷兰］狄克?斯瓦伯《从脑科学的新发展看人文学问题》，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517页。。他的观点在人文学者的回应中不乏质疑的声音。哲学学者李恒威认为，“我即我脑”的命题涉及心—身关系这个根本的形而上学问题，如果不澄清与之相关的存在论和认识论，就难以完全理解描述“人之现象”的种种概念，如物质、心智、意识、自由、价值等。为此，作者提出了“两视一元论”的形而上学构想，认为人类描述意识的两个范畴是视角变换的结果，它们之间是一种相应性的关系，而不是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因此，意识体验与脑神经活动之间没有因果作用参见李恒威《意识的形而上学与两视一元论》，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1828页。。历史学者孙仲、张文喜则认为： 神经科学的最新发展并不能证明心智被大脑完全决定；在关于人类行动和历史的有意义的描述中，“脑主体”（cerebral subject）没有意义，必须以人为本位；自由是人类历史中的真实存在参见孙仲、张文喜《“神经历史学”是否可能》，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2936页。。

可以看到，本期所发表的文章代表了相当不同甚至极度对立的观点，但我们欢迎争议，欢迎交锋，因为真理在讨论中才会日益显明。我们欢迎更多的学者参与讨论。

篇5

1.相关法哲学理论的讲授。法哲学理论的讲授，主要是介绍现有的一些法哲学流派和主要的法哲学观点争议，这为日后提出问题奠定了基础。法律认知科学的实验设计主要是运用生理实验解决法哲学问题或者部门法的主要问题，所以人文社科问题是实验的目的之所在。很多法律认知科学的生理实验流程大同小异，运用的设备相差无几，但是其所解决的法哲学问题却大相径庭，所以，相关的法哲学理论的基础必须夯实，否则实验就是无的放矢。为了进行“法律认知科学”的实验，就必须让学生选修“法哲学”、“西方法律思想史”和各个部分法的法哲学课程（如“民法哲学”、“刑法哲学”、“诉讼法基础理论”等课程）。为此，我们开设了“西方法理学”和“法哲学”等课程。通过相关法哲学课程的讲授，并组织学生对部分重点问题、争议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提炼出核心争议之所在，由此设想日后可以进行实验的粗略方案。这一点也是体现“认知研究”与“治疗研究”之间的区别，体现我们研究的人文社科的目的指向（而非一般的自然科学或医学意义）。此外，我们还为法学硕士生开设了“神经元法学”和“法律认知科学”等课程，对此类问题的探讨更为专业、细致。

2.联系医院的医生前来讲课。由于课程具有跨学科性质，这种课程需要其他学科的知识。而本学科的教师虽然具有一定的跨学科知识背景，但毕竟其主导学科还是法学或法理学，在其他学科方面的学识显然不如这个领域的专家。所以，邀请其他学科的教师或研究人员前来授课就显得很有必要。而对于法律心理实验课程而言，这方面主要是请医院的医生前来上课。这里包含了以下三类，一类是神经科专业的医生，其为我们讲解脑神经系统的相关知识。部分高学历的医生由于拥有系统的硕士、博士乃至博士后的教育和科研知识，甚至还可能从事过“认知”领域的生理研究，就能够从“生理心理学”的“认知”角度为我们讲解实验设计的方案、流程等对实验特别有意义的问题。

3.带领学生前往实验室参观。由于法学专业学生对工科和医科的实验室一般都比较陌生，如果他们对医疗设备或者医学实验室没有相关的认识，就不可能设计出好的实验方案，因此，非常有必要让他们参观实验室或者医疗设备。在参观的过程中，由医务和实验人员进行相关知识的讲解，其中包括仪器、操作流程和仪器软件的介绍。老师和学生甚至可以进一步接触机器，如进入密封的磁共振室，躺入磁共振仪器内模拟作为实验的受试者。这样，他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躺在仪器内接受检查或实验者的境况，设计出更加切实可行的实验方案。从事“法律认知科学”实验的仪器设备与“医学治疗和检查”的实验设备虽然相同，但是依旧存在一些差别。如磁共振机器，一般医学治疗目的进行的检查往往只需要运用“1.5T”级别的机器；虽然这种级别的机器也能运用于“法律认知科学”实验，但是相关实验对仪器的要求往往更高，通常要求是“3.0T”级，此级别仪器在普通医学检查中的运用就比较少；认知科学实验的磁共振仪器甚至使用到高达“12T”级别。

二、带领学生进行实验工作

1.通读实验报告。法律认知科学相关的实验论文很多，必须进行大范围的选题筛选。粗略筛选之后的论文，由任课教师组织学生进行研读。研读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看看研究现状，知道他人的研究进程、重点、热点和难点。通过这些研读，我们就能够根据现有的研究进度，选择尚未研究（发表的）而又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日后实验选题的大致范围。二是参考他们的研究手段、流程，对他们的研究方法进行借鉴。现在发表的论文，一般都会大致介绍实验的流程。然而，学术论文毕竟不是实验报告，其更多侧重于问题的提出、解决和分析，流程的介绍往往比较粗糙。当然，部分学术论文也有比较详细的实验流程，对此类论文的仔细研习，就能对实验设计产生比较大的影响。①

2.对主题进行社会科学的探讨。在进行文献研读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得出大致的可能的研究“主题”，这时返回法律社会科学领域，以法哲学的视角重新进行审阅，才能更好地获得“生理心理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自然衔接。在生理自然科学领域可能可以从事实验研究的“主题”，还必须获得“法哲学”、“法社会科学”上的意义。因为，有的问题虽然在自然科学上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然而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其意义可能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意义就不那么直接）。此类论文的价值更多是在“治疗性”而非“认知性”。很多人文社会科学（法哲学）的问题虽然意义重大，但从自然科学（生理心理学）的角度看，在现阶段却还缺乏研究该问题的“方法”和“设备”。所以，必须获得二者的协调和平衡。主题的选定是法律认知科学实验的第一个难点。这个难点意指“我们要解决什么主题”，其既涉及“什么主题十分重要”，又指“对该主题的研究到什么程度”，还指“现在已经具备研究该主题的手段或方法”。

3.组织实验设计。从法律认知科学实验的角度看，组织实验设计的第一步是设计实验方案，这是最重要的一步。设计何种方案、设计何种场景、设计何种问题，以及何种音像、问卷材料，都关系到实验结果的真实与否。这也是法律认知科学实验的第二个难点。我们要设计出一些“场景”或者“问题”，让受试者在这种环境下能更真实地思考或者表达情绪，从而得出比较真实的实验结果。西方国家在以往的研究中，存在比较巧妙的实验设计，例如对于道德中不公正问题的容忍情况，研究者在最后通牒实验中，部分受试者拒绝接受不公平的分配方案，这是其情绪化的表现。该实验设计如下②：19名（方案接受者，“responder”）接受磁共振扫描，共进行了30轮游戏，对手（方案的提出者，“offer”）部分是人，部分是计算机。每次都涉及10美元的瓜分。对手所提出的方案中，一半是公平的（对半开），剩下的为2次“9比1”，2次“8比2”，1次“7比3”；在这些方案中，方案提出者的分配比例较大，而接受者的比例较小。结果是，对于公平的方案，方案接受者都接受了；越不公平的方案，则参与者的接受率越低，“7比3方案”至“对半开方案”的所有方案（即“5∶5”，“6∶4”，“7∶3”）都被接受了。在“9比1”和“8比2”两种方案中，如果“方案提出者是人”，则其方案的接受率低于“方案的提出者是计算机”。这就意味着方案接受者对于不公平方案存有情感性反应。这种不公平引发的脑区为：两侧前脑岛（bilateralan-teriorinsula）、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prefrontalcortex，DLPFC）、前扣带回（anteriorcingulatecortex）。这证明了两侧前脑岛（bilateralanteriorinsula）厌恶不公平，作为负面情感的脑区，其反映出了对于不公平方案的厌恶。诸如此类实验设计非常巧妙，就能够为我们进行相关实验提供设计上的参考或模仿。

4.进行预实验。在实验设计之后，有必要进行预实验，检验实验的可实施程度。这种预实验，可以提升实验者的信心，也可以作为申请相关课题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预实验还可以检测实验的可行性，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或缺陷进行适当的修正。在预实验之后，还必须进行志愿者的招募和筛选。

三、实验操作

实验操作是实验的核心状态。法律认知科学的实验流程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其与医学实验相比通常更简单。其运用的仪器设备有核磁共振（FMRI）、眼动仪和脑电图等，其中核磁共振最为典型。该仪器不仅运用于医学治疗和研究，现在还广泛运用于认知科学的各类研究。核磁共振运用于法律认知科学的研究，主要优点在于其定位非常准确（虽然时间上稍有迟滞）。由于实验的磁共振仪器操作是高度专业化工作（而且机器极为昂贵），只能由专业的实验技术人员进行操作，因此法学教师和学生不能从事，在此不做详细介绍。

四、实验之后的分析总结

实验之后的分析总结属于实验的后期工作，主要是数据、图像分析，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分析总结。

1.数据、图像分析。数据分析具有客观性，需要专业的实验工作人员进行数据和图像的分析。法律认知科学实验主要运用核磁共振仪器，对于脑区图像的要求比较高，还需要比较好的核磁共振配套分析软件，对此进行精细的分析。此类软件一般只有磁共振专业技术人员才会使用，由他们进行相关数据图像分析比较科学。如果涉及大量的数据分析和必须建立数据模型，则还需要数学专业人士进行相关的工作。此外，除了实验工作人员和数学人才外，还需要神经科专业医师或者认知神经学专家对此类数据和图像进行“认知神经心理”方面的分析。这种分析就是我们后期进行人文社会分析和理论化的基础。

2.进行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分析总结。与前一步工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相比，对实验结果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的分析总结则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质。我们需要从已有的数据和图像，根据我们需要解决的人文社科（法哲学）主题进行解读。这种解读是人文社科的解读，是运用实验数据和图像得出人文社科的结论。所以，一定的主观性是原有的实验设计思路和人文社科理论基础的延续。现有实验的理论分析，如道德的情感性实验，就需要根据道德哲学理论进行分析；“先天犯罪人”问题的实验，这就需要根据刑法哲学理论进行相关探讨。

五、注意事项

篇6

关键词：具身认知；身体；教学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181-02

一、具身认知思想的来源

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思想起源，并非出自于某个思想家灵感的涌现，而是在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苦闷于无形的思维框架的束缚，奋力挣脱身心二元认识论囚笼的历史进程中萌芽、形成、发展起来的。

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将人截然分离成灵魂和肉体两种元素，认为灵魂是永恒不死的，而肉体却是肮脏的、暂时的，灵魂进入肉体时被肉体所玷污，于是学习便成了对天国知识的追忆。笛卡尔从“我思故我在”的前提出发，经过详尽的推理论证，一改以往哲学上重视本体论的传统，开创了身心二元认识论体系。受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科学心理学在创建之初也只重视纯心智的研究，而身体则被剥离、被忽视掉。20世纪60年代，认知心理学基于人脑如计算机的隐喻，只注重内在心理意识活动，而较之于作为认知活动载体的身体，却依旧被忽略。

尽管二元认识论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上根深蒂固，然而它也没少遭遇到许多直觉灵敏的思想家的质疑和批判。康德批判灵魂不朽和精神实体的观点，力图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统一起来。海德格尔对胡塞尔以及整个哲学传统中忽视身体的无身认知思想进行了批判。继海德格尔之后，梅洛・庞蒂也批判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提出了一个“具身主体性”（embodied subjectivity）概念，用以区别被笛卡尔剥离心智的身体。詹姆斯的情绪外周理论认为，情绪是由生理反应引发的，由此开启了情绪具身研究的开端。20世纪末，GeorgeLakoff和MarkJohnson系统地总结了当时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对具身认知思想进行了周密的论证，批判了传统认知的离身性、抽象性，提出了三个重要论点：第一，心智是具身的；第二，思维大多是无意识的、非符号性的；第三，抽象概念主要是隐喻的，而隐喻归根结底来源于身体和身体的感觉运动图式（叶浩生，2011）。

二、具身认知的范畴内涵

具身认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哲学、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等领域得到了逐渐深入的研究探讨。然而各方对于具身认知的表述各异，目前尚未形成统一、明晰的定义，但还是能找到概念上的契合，即“心智和认知是基于身体和涉及身体的，心智始终是具（体）身（体）的心智”（李恒威，盛晓明，2006）。在具身认知发展过程中，“情境性”、“生成”等概念也被先后引入，进一步促进人们对具身认知观念的描述和理解。认知的情境性观念强调，认知是发生于一定社会文化环境和物理环境、即时情境之中的，反对将传统认知主义对认知活动过于抽象、分离的做法。“生成”的概念强调，知识和经验既不纯粹是人对外在世界的表征，也不纯粹是心智的臆造，认知是身体同环境、历史文化相互作用之下不断生成的过程。

认知具身化是如何得以实现？通过对具身认知中的关键概念的阐释，来回答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也基于此对具身认知做一个框架性的把握。

（一）动作内化

皮亚杰把动作或活动作为儿童发展的出发点，创立了认知发展的动作内化理论，在其身上萌发了早期的具身认知思想。他认为，婴儿出生时是主体客体不分的，通过身体对世界的长期探索性活动，主体的动作逐渐达到内部的协调，形成内在的动作结构、认知图式。将旧有的认知图式适当调整以适用于对新事物的理解，这叫同化。当同化不断地进行到一定阶段，原有的认知图式结构被异化成一种新的认知图式，这叫顺应。儿童认知发展的本质在于同化与顺应之间的平衡。在人的第一个认知发展水平――感知运动阶段，幼儿就是基于认知图式的同化、顺应与平衡的连续过程，认知水平才从低级阶段认知逐渐地发展到高级认知阶段。在整个认知发展的过程中，身体动作的作用是基础和关键的。

（二）身体图式

身体图式，即能动地调控着身体姿态和运动的无意识姿态的模式。身体图式作为由各种生理过程产生的潜意识系统，是前意向性的身体运作，是不可被表征的，却是可以有效地影响意识经验，它总是以大脑以及其他各个组成部分的整体对周遭情境进行协调。身体图式限制和促成了意识的可能性要素，是不能还原成神经科学家所谓的神经生理结构。然而实证研究常将身体图式还原为神经功能，这是一种机械式的物质还原。

（三）意向弧

意向弧的概念由梅洛・庞蒂提出。在应对情境变化过程中，新手精确区分情境的技能会得到不断的调整、巩固和提高，这种由“情境――人――情境”的反馈模式即为意向弧。意向弧指身体与世界之间牢固的经验性连接，它的存在使得人能对外在事物的作用力主动做出反应，继而在行动中不断地自动修正其反应以获得积极的结果。意向弧观点的核心是反表征主义，认为世界本身作为信息存储器就是最好的表征，过往的经验都会被投射到世界中来。由于意向弧的存在，个体总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和探索日常的生活情景，然而其自身往往浑然不觉。

（四）隐喻投射

Lakoff和Johnson认为思维大都是无意识的，抽象概念大部分是隐喻的，抽象概念的形成和高级思维的发生都是基于身体经验基础之上的隐喻投射过程。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Lakoff认为思维中的隐喻投射是普遍性的，语言中概念意义的获得和概念体系的结构都是源于人们最初的身体经验的隐喻投射，隐喻构成了人类认知活动的基本方式。

具身认知最早仅限于哲学领域的思辨，逐渐在认知神经科学、心理学领域研究已找到支持认知具身化的确实证据，如Mahon和Caramazza有研究将实证证据归纳为四类：第一，概念性、知觉性加工都会自动引发运动系统的活动；第二，运动系统的激活会导致概念性、知觉性加工的自动进行；第三，句子理解可以引起运动系统或感觉系统的活动；第四，运动系统的损伤会损害动词的词汇判定成绩（刘亚，王振宏，孔风，2011）。

三、具身认知的教学启示

囿于二元认知论本身的局限，传统的教学观大都只是抽象地探讨教学的一般规律和本质，不重视基于主体的身体体验，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抽象教学活动的情境。认知本质的具身性、情境性、生成性、隐喻性等新观念的提出，无疑加深了对人的意识活动的理解，对于走出传统二元认识论的理论困境，促进教学观念的变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一）教学是身体体验的过程

传统教学表现为只注重知识的内在逻辑性和系统性，知识学习在学生主观上并没有多少情感意义，学生也很难体验到知识的个体意义上的实用功效。个体关于世界的推理、范畴、概念等心智活动并不是外部现实镜像式的客观反映，而是借由主体的身体经验所形成，尤其是身体的感觉系统及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成为概念和意义的本原（费多益，2007）。从具身认知的角度看，学习本质上就是认知活动，知识、技能的习得必然是在一定的互动情境中依赖于个体的身体结构及身体感觉运动图式才得以实现的。如，技能的习得就得借助于身体的空间性，正是通过头的转动及四肢相对于躯干的运动，个体学会了各种技能来适应社会生活环境。因此，教学应该重视身体体验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多给学生创造身体实践的机会，使得学生在身体实践中学习，同时又能将学习的技能应用于实践中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二）教学是学生个性发展的过程

在当前的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仍然往往被理解为兑现知识教育的工具，主体的成就被量化、标准化，主体的情趣和意愿被忽视，以至于主体的意义得不到自由生长，主体的行为缺乏足够的内部力量的推动。认知是具身化的，它依赖于认知个体的身体属性、动作经验、运动图式以及文化经验等等，在这些方面的差异致使不同个体对同一问题情境的解读、体验和反应的差异化，忽视这些方面的差异，而简单粗暴地要求一致的行为反应，这只会导致个体内部的混乱。与之相反，承认并尊重这种差异性，使得个体间能以差异化的恰当模式适应教学情境，能够得到心智和身体的健康发展。事实上，每个人身上的装扮、行为习惯、小动作以及小癖好等，都是其个体生活经验具身化的倾向性结果，也即梅洛・庞蒂所说的意向弧，它决定了个体的倾向性反应，一旦改变便会引发个体对原先适应环境的不适状态，造成不良的情绪体验。因此，只要学生的个性发展不是畸形的，教学活动对其就不应该给予干扰。

（三）教学是情境展开的过程

传统的教学情境是沉闷乏味的，并没有过多地借鉴生动的形式而得以彰显。认知是情境化的，认知不可能离开情境而孤立存在。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创设富有情感色彩、生动形象的具体场景，制造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好奇心，令学生身临其境地去感知问题，不仅有利于学生对问题情境的理解和知识的获得，还能活跃课堂学习气氛，形成良好的师生合作氛围。课堂情境教学鼓励学生的参与和互助合作，注重学生学习过程的情感体验，积极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情境，真正让学习成为问题解决的途径、社会生活的片段和主体性生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叶浩生.有关具身认知思潮的理论心理学思考[J].心理学报，2011（5）.

[2]孟伟，刘晓力.认知科学哲学基础的转换――从笛卡儿到海德格尔[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6）.

[3]李恒威，盛晓明.认知的具身化[J].科学学研究，2006（24）.

[4]刘亚，王振宏，孔风.情绪具身观：情绪研究的新视角[J].心理学科学进展，2011（1）.

[5]费多益.认知研究的现象学趋向[J].哲学动态，2007（6）.

[6]李云媛，莫永华.具身认知的教育意义和潜在价值研究[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

[7]丁峻，张静，陈巍.情绪的具身观：基于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视角[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

篇7

    访谈者：索耶博士，您好，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访谈。由您主编的《剑桥学习科学手册》中译本已经于2010年5月在中国出版，本书第一次全面且系统地介绍了近十几年来学习科学研究领域的成果，展示了如何运用这些研究成果来设计更为有效的学习环境，其中学习环境不仅包括学校的正式学习，还涉及例如科学中心、校外俱乐部、在线远程学习和基于计算机的辅导软件等非正式学习环境。我们想通过这次访谈继续了解在手册出版之后，学习科学领域以及您个人研究的新进展。请问本书出版之后，学习科学领域又有什么新的研究方向？

    索耶：《剑桥学习科学手册》的英文版于2006年出版，也就是说这本书在2005年便已完稿。从手册完稿到现在已经有七个年头了。在这期间出现了很多新的研究项目，我正在考虑也许应该为这些新的研究主题再写一本书。目前暂定的新主题有这样几个：(1)关于复杂现象的学习(Learning about Complex Phenomena)。目前出现了很多振奋人心的新工具。这些可视化的软件工具能够帮助小孩子更好地理解表现出涌现现象的复杂系统，例如天气、交通拥堵、蚁群、鸟群等。(2)基于问题的学习。这是一个源于医学院的小组项目方法。这种方法似乎对于整合以及静脉化的医学实践理解很有帮助，因此很有发展前景，并且在其他领域也同样显示出了这样的潜力。(3)性别与学习。一些研究者正在研究男孩和女孩在学习方法上的差别，尤其是使用基于计算机的教育工具时的区别。(4)视频游戏与学习。许多美国学者正在研究优秀的视频游戏是如何设计以帮助玩家学习如何将游戏玩儿得更好。许多的设计原则似乎与学习科学的发现紧密相关。(5)替代性实践(Representational Practices)。这类研究是关于一个团队在进行问题解决和创造性活动时是如何利用替代物的，例如，建筑师团队在设计一个建筑时通常会使用草图和模型。

    当然，这几个主题并不能代表全部关于学习科学的新主题，只是我目前暂定下来的几个。

    访谈者：我们知道，您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创造力、协作与学习的研究。请问自手册出版以后，您这些年的研究主要在关注哪些关于创造力的主题呢？

    索耶：近些年，我的研究主要在关注创造力和学习。我也在2006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创造力的教科书《诠释创造力》(Explaining Creativity)。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研究学习科学以及创造力心理学，因此，我现在的目标是将两者结合到一起，以得出一些关于如何设计学习环境以培养更具创造力的学生此类有意义的东西。我目前有几个正沿着这个路线进行的相关项目。首先，我最近编辑了一本关于专家教师如何培养创造性学习的书，已于2011年由剑桥出版社出版，题目为《创造性教学中的结构与即兴》(Structure and Improvisation in Creative Teaching)。其次，我一直在研究艺术以及设计的职业学校是如何组织课堂的。我有两个研究基地用来研究这个主题：萨凡纳艺术设计学院(the Savannah College of Art & Design)(萨凡纳，佐治亚州，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艺术与设计学院。在我完成录像带与录音带的分析之前，这个项目将还要花费几年的时间。但是我已经可以说这个项目有着关于如何设计培养创造性学习的学习环境难以置信的丰富资源。

    访谈者：自19世纪起，就有教育学者开始论述在学校中培养创造力，例如福禄贝尔的幼儿园运动、裴斯泰洛奇的著作、蒙台梭利的教育法以及杜威关于探究与经验的思想，创造力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在二战后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强调创造力对于个人成就的重要性。您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美国关于创造力的传统研究吗？目前，一些发达国家正在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可以说，这种转变体现在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经济的发展也为学校对于创造力的培养提出了新要求。那么，当今世界关于创造力的研究和过去相比有什么不同呢？您认为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哪些关于创造力的主题值得我们研究呢？

    索耶：在美国，心理学家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关注创造力的研究。那时，研究者更关注作为个人特点、个人能力的创造力。并且研究目标是为了找出那些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具有创造性潜能的人。如今的创造力研究已经大不相同。首先，我们不再关注识别出少量的有创造力的天才(通过使用创造力测验)。相反，我们现在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创造力潜能，每个人的创造力潜能在正确的教育以及适当的环境中都可能提高。其次，我们不再认为单独的个体是创造性突破的来源。相反，从目前的研究中，我们了解到，成功的创新几乎都是来自协作团体，来自设计良好的组织。

    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协作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重要的创造性突破越来越少是来自独立个体，我们目前面对的创造力的问题需要团队和组织来解决。

    访谈者：是的，一直以来，人们都将创造力看作是一种个人能力，而忽视了协作以及组织在创造性突破的中的重要作用。另外，创造力也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一般领域的技能(a Domain－general Skill)，例如，有些人认为，学校应该开设一门专门培养学生创造力的课程，这样学生可以将在这里学到的创造力用于其他课堂；但是现在的观念似乎转变了，创造力是一种非特定领域的技能(a Domain－specific Skill)。如，数学课可以培养学生在数学方面的创造力；科学课则培养学生在提出研究问题与假设方面的创造力。另外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关于创造力比较流行的观念，如艺术教育可以提高创造力，所以很多家长都会让他们的孩子们去学习一两件乐器。目前关于创造力的研究对于这些观念有什么解释呢？

    索耶：你说得对，有很多研究是关于一个人能否在各个领域都具有创造力——“一般领域”创造力——意为一个人在他做的所有事情上都表现出创造性。我个人关于这类研究的理解是，创造力并不是一般领域上的，不是指某个人在每件事情上都更具有创造力的这种个人特点或能力。相反，我认为创造力是要区别特定领域的：一个人在某一领域中变得具有创造力，是通过理解和训练来帮助其发展出在该领域的创造潜能的。一些研究证明，一个人如果在某一方面表现出创造力，则需要他在这个方面具备非常丰富的专家知识，也许需要花费十年的时间或需要一万个小时。并且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如 果创造力的培养是关于某个具体学科，则会更有效果。

    在过去的50年里，创造力教育一直与艺术教育紧密相关，尤其是音乐与视觉艺术。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学校，创造力很难与除了与艺术、音乐与戏剧课以外的课程发生关联。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在经济压力的刺激下，人们不再仅仅“为了艺术而艺术”，他们试图证明艺术能够为学习者带来认知方面的优势，其中也包括创造力，并且希望这些优势能够迁移到其他领域。可以说，这些想法主导了美国七八十年代的艺术教育研究。但是对于艺术教育是否能带来特别的认知优势以及这些优势是否能迁移还是充满争论的。我希望在艺术方面的教育能够提高一个人在其他领域的创造力，但是很难设计出科学的研究来证实这个问题。并且，近年来，研究者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艺术教育等同于创造力教育。目前可以承认的是，艺术教育能够提高一个人在艺术方面的创造力。但是我们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参与艺术活动能够提高其他非艺术领域的活动的创造性。

    访谈者：认知科学的研究者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仍然更关注个体认知，但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人们逐步认识到认知现象不仅仅发生在个人的头脑中，也存在于合作情境、人机交互等实践中。因此，分布式认知被研究者提出用来解释这一现象。随之而来的是，学习的社会属性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并且协作学习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介入更是促成了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CSCL)的诞生与发展。在我们华东师大学习科学研究中心主编出版的《学习科学的关键词》一书中，也有专门的章节介绍CSCL研究并在其中提出了协作学习的共同特征：积极的互赖、个体职责、小组加工、社会技能、面对面的交互[1]。刚才您也提到，目前关于创造力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小组协作，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股关于协作创造研究的新浪潮么？另外，从我们刚才提到的协作学习的一些特征可以看出，若想对协作学习进行深入研究需要对真实场景中的人、人的互动以及人机交互进行分析，并且分布式认知也尤其注重对于真实影像资料的分析。在您的《分布式创造力：协作创造如何从合作中涌现》(Distrbuted Creativity: How Collective Creations Emerge from Collaboration)一文中，您通过对一个即兴演出剧团的研究来阐述了分布式创造力。在这个案例中，您使用了互动分析(Interaction Analysis)的方法来分析您所收集的大量的影像资料，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种研究方法么？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您在分布式创造研究方面有什么新进展吗？

    索耶：首先，我同意有一股正在关注小组创造的创造力研究新浪潮。我先介绍几个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同时开始研究这个主题的学者。Vera John－Steiner研究创意对子(Creative Pairs)并写了一本很棒的《创造性协作》(Creative Collaboration)。2003年我的《小组创造》(Group Creativity)一书出版了，凑巧的是，同年也出版了一本同名著作，其作者是Paul B. Paulus和Bernard A. Nijstad。所有这些研究都是对于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真实世界的创造通常发生在协作和小组中这一现象的回应。所以像心理学家们以前那样继续研究孤立个体作为创造力的来源已经行不通了。

    其次，我使用交互分析这种方法来科学地研究小组内部发生了什么。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即刻交互(一个人的行动如何影响了其他人接下来的行动)形成一种程序性的理解，以此来最好地理解小组创造。一些研究者将这些过程称为小组创造的机制。交互分析与传统研究方法相比，后者研究一个小组的输入与输出，基本上将小组进程视作一个封闭的盒子。这些传统方法倾向于使用如线性回归等统计技术去识别出哪些输入导致了哪些输出。当然这些研究很重要，但是却无法告诉我们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保持如此。基于以上，我们需要交互分析。

    我的《分布式认知》一文是唯一的，因为它是极少的尝试用交互分析的方法来分析一个小组在一段时间内的连续会面的研究之一。大多数的研究只关注一次会面(例如一个商业会议)。但是在真实的组织中，团队每周甚至每日会面。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是关于这些进程是如何在一个小组的一段时间内展开的，这是未来一个很好的研究领域。但也有问题，这种方法很耗费时间，需要收集并分析大量的录像资料。但是我相信研究结果是很有价值的。

    访谈者：您在2011年7月CSCL上海会后会议的主题演讲中谈到如何在学校中进行创造力教育。其中，您谈到了创造性学习与授受主义(Instructionism)的巨大差别，并且后者主导着目前的课堂教学。授受主义的教学模式出现于20世纪早期，是工业经济追求效率的产物。在传统的授受主义课堂，学习等同于记忆事实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但是创造力并不是大量繁复的事实与程序记忆所能支撑的。并且，在实际教学中很少有教师们认为教学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大多数的教师习惯于授受主义的教学方式，习惯于思考如何能够牢牢地控制住课堂。然而，若要设计一个创造性的教学活动，教师需要考虑如何让学生在课堂上变得更活跃。另外还有一些教师因为担心学生会在有标准答案的传统考试中失败而不敢使用这些新的教学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如何能在传统学校中开展创造力的教育呢？

    索耶：在那个演讲中，我首先提到这样的论断，即创造力的教育必须是特定领域的：为帮助学生在某一科目更具有创造力，则该科目必须以一种能让学生获得认知理解(Cognitive Understandings)的方式教给学生，这样这些知识便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变得更具创造力。“授受主义”是一种古老的教学方式，教师将知识传递给学生，主要是通过教师讲授知识、学生记忆知识来进行的。这种形式的教学会带给学生相当表面的知识结构，而不会形成能够支撑创造性行为的认知理解。对于创造性行为来说，学生必须获得深层的概念理解，而非表面的记忆。他们需要教学向他展示知识之间的关联，而不是以一种孤立的方式记忆微小的主题。这些学习方式更有可能支持“迁移”(将所学知识用于更大范围的能力)和“适应性专长”(将所学的东西创造性地应用于新问题的能力)。

    我理解中国的考试传统。在美国的大部分历史中，我们没有类似的考试压力，但是也已存在一些推动强制考试的重要政治运动。许多美国的教育学者都担心这些新的 考试有可能削减创造力。我不是很了解中国和中国的考试，但是这我认为考试的压力确实削减了学生的创造力，对教师培养学生的创造性的工作也有所限制。

    日本似乎在应用建构主义的教学原则方面做得不错，尤其是数学课堂。并且日本也有考试压力的传统。也许比起美国，日本的经验更值得借鉴。

    我认为，无论哪个国家，如果想让他们的学生变得更具创造力，都面临着一系列艰难的挑战。我主要关注两种模式的实践(Two of the Model Practices)：第一，该国的学校系统必须发展出一条设计创造性学习环境的道路，即为学生设计能够培养创造性学习的课程以及活动。我认为，如果所有的老师和所有的学校能够协作参与设计这些材料——以一种涌现的、开源的模式(而非集中模式，即一组“专家”设计好所有的课程再分配到各个学校)，学校系统将会更加成功。第二，该国的学校系统必须发展出一条培训教师设计创造性学习环境的道路。这涉及教师备课方式的改变。

    访谈者：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好的教学一般包括许多有结构的元素，例如精心设计的脚手架。另一方面，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下，学习会达到更多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么，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要如何平衡这两方面？

    索耶：很开心你问到这个问题，这正好是我2011年新书的主题《创造性教学中的结构与即兴》(Structure and Improvisation in Creative Teaching)。在这本书中，我将这种现象称为“教学悖论”——创造性学习需要某种程度上的开放、弹性与即兴；然而，当学习被一些适当的结构所引导时会更有效率，这些结构我们称之为“脚手架”。具体来说，这其中包括“教师悖论”“学习悖论”和“课程悖论”。教师既要掌握大量的课程计划、课堂常规与教学结构又需要能对课堂上某一时刻出现的独特问题做出灵活的即兴应对。有效的创造性课堂会为学生提供引导他们学习脚手架。这些精心设计的脚手架也需要根据不同的知识内容、技能，以及更深层的概念理解而即兴变化。优秀的课程计划是必须的，然而，最有效的课程需要支持即兴学习。如何平衡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单独的简单答案，适当的平衡会随着学生的年龄、专长与科目的不同而改变。我在新书中提出，即兴(Improvisation)是一个对于思考如何处理这些悖论有用的隐喻。

    具体来讲，我关于“即兴”的思考是在我对创造性集体演出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包括我对爵士乐和即兴演出剧场的研究。在这两种类型的艺术形式中，每个表演者的创造性自由都被许多共享的结构元素所引导、限制。这些元素包括：流派、所演出的片段、个人的训练与风格。另外，每个演出者必须仔细聆听其他演出者，这样，新提出的想法将会结合或者建立在他们已完成的作品上。然而，即使呈现出了所有这些结构元素，演出者仍然保留某种程度的创造自由，演出将以一种不可预知的方式展开，即便是演出者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相信同样的基本现象也会出现在有效的创造性学习能够发生的课堂中。在一个创造性的课堂里，课堂的流程并不受控于教师或者课程计划；流程的呈现是不可预知的，是通过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体现的。当然，课堂上有来自教师和课程计划的指导，但是我认为在许多课堂上指导都太多了，因此，不会出现创造性的互动。

    访谈者：刚才您提到，关于复杂现象的学习目前已经成学习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热点。而复杂现象本身目前也是经济学、生态学、物理学以及计算机等学科的研究热点。在很多复杂系统中都观察到了涌现这一现象，那么在创造力以及学习中如何呢？您在上海的演讲以及《行动起来：创造力教学与学习的挑战》(A Call to Action: The Challenges of Creativity Teaching and Learning)一文中都提到了您在旧金山探索馆(San Francisco Exploratorium)所做的一系列研究，其中的涌现创新(Emergent Innovation)令人印象深刻，从这个案例中我们了解到了哪些关于创造和学习的涌现现象的知识？

    索耶：我在爵士乐以及即兴演出剧场研究小组创造表现将近十年，一直在寻找能够帮助我理解我在这些组群中的观察到的现象的理论框架，用英语中的一句谚语来描述这种现象，即“总体大于部分之和”(the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the Parts)，也许中文中也有对应的谚语。几乎是一次偶然，我恰巧发现了“涌现”这一概念。我是在阅读20世纪30年代早期美国哲学家George Herbert Mead的著作时，第一次看到了这个概念。我跟着他的参考文献，发现了许多英国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写了很多关于涌现的著作。这条研究线索成为了我一个附带的兴趣，但随着我发现越来越多关于此主题的著作，这个概念开始越来越多地占用我的时间，我也开始理解到它对于我对小组创造以及学习的理解的价值。

    我开始研究更多当代关于复杂动态系统的著作，在这方面的文献中，“涌现”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于是我花费了几年时间研究现代的研究。所有的这些工作最终汇集成为我在2005年由剑桥出版社出版的书——《社会涌现：作为复杂系统的社会》(Social Emergence: Societies as Complex Systems)。

    我仅仅在《行动起来》这篇文章中，详细地描写了创造与学习的涌现性。他们是涌现的，是因为他们是不可预测的、创造性的并且不可削减为一种纯心理学分析。至少，创造性学习是说得通的：建构主义原则使我们了解到，深度的、有效的学习需要以一种不可预测的即兴的方式展开(在更为古老的、传统的“授受主义”方式中没有不可预测性，没有即兴，当然也没有创造性学习)。因此，这就是创造性学习的挑战：必须是部分地即兴，部分地涌现，然而，也必须适当地由一个设计良好的学习环境引导。我认为在旧金山探索馆的交互展览是个关于如何指导创造性和涌现学习的有趣例子。想在教室中精准地再创造这种学习方式是很难的，但是这个案例所提供的结论仍然是有价值的，即关于如何平衡这种无时不在的结构与即兴中间的张力。

    访谈者：我可以这样理解，若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则不应只关注各个部分，还应关注部分之间的互动以及基于外部环境反馈的调整。在您关于旧金山探索馆以及即兴演出戏剧小组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很多创造性的结果的涌 现是来源于协作，而非某一参与者的个人意志或个人行为。但是，课堂中往往缺少这种协作互动。这与您的研究中那个即兴演出的戏剧小组是十分不同的，在演出小组中并没有老师，每个演员都是平等的。他们围绕基本的故事架构，对人物、人物关系以及情节进行交流。尽管没有脚本，但在多次的排练之后，却形成了稳定的叙事结构和和一些关键情节的对话。在课堂这种情况恰好相反，教师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脚本，也就是教案，将一系列的教学活动精确到分钟。他们全权负责了课堂的走向，和学生之间缺少协作互动。这种自上而下的课堂似乎无法出现您所描述的协作创新，并且，从课程设置、教学安排来看，这种情况自上而下充斥着整个学校系统。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对于这种现象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索耶：是的，你说得很对，在传统课堂教师有绝对的控制权，在这种情景下，不会出现涌现。一切都是可预测的、计划好的。如果教师在讲课时负责了全部的话语，那么就没有互动，没有互动就不可能有即兴或涌现。

    当然，英语中的这句谚语，“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是有一点悖论的。这句话在数学上似乎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整体确实等于各个部分之和。这句谚语所说的是，在整个整体中，就这个案例来说，这个即兴演出的戏剧小组所呈现的表演水平要优于你所简单期待的个体参与者的能力水平。

    在如爵士乐这种即兴演出中，演出的结果无法预测，即使你非常了解这个小组的每个参与者。一些小组是没有效率的，演出也许会被认为是“小于个体之和”。但是如果一切顺利，我们所希望的将会发生，即小组会使得每个人的表演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小组本身也会因为协作而表现出比个人音乐家单打独斗所能表现出的更好的演出。

    有效创造性学习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即兴、协作，也包括由课程和教师提供的结构。但是这种协作涌现，这种自下而上的过程，至少须被四个自上而下的结构来引导，即，课程、评价、学习目标、教师的实践。而现在大多数的学校里这些自上而下的结构过于约束，没有提供学科化即兴出现的空间，而这种空间是协作涌现出现的必要条件。因此，有效的学习环境常常需要课程、评价、学习目标和教师实践这四种自上而下的结构发生改变：课程应该为由创造性探究过程产生的多种学习轨迹提供出现的机会；评价应该体现并奖励由创造性学习带来的深度概念理解，评价应该适应学习序列和结果上潜在的差异；学习目标应该清楚体现创造性学习。学校和地方应该确保预期的学习成果不应强调广度超过深度。教师职业发展应该基于创造力的研究，相关学科内容领域的研究，例如，科学教育的相关研究探究了在无法避免的不可预测和创造性学习涌现过程中脚手架如何发挥适当作用。

    访谈者：在您最近的文章《创造力的认知神经科学：批判性综述》(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Creativity: A Critical Review)中，您谈到了认知神经科学中关于创造性的研究。认知神经科学在学习科学的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人们将20世纪90年代称为“脑的十年”。人们期望认知神经科学能够解释学习的内在机制和生理基础，fMRI、ERPs和MEG等技术也为揭示这些机制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这些技术也为理解学习的个体差异提供了帮助。因此，目前有一批研究人员致力于将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教育实践当中，并促成了教育神经科学这一新领域的诞生。那么，您认为在创造力的研究中认知神经科学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有什么优势以及局限？认知神经科学是如何解释创造的认知过程的呢？

    索耶：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有点难回答。我认为，认知神经科学有潜力能够对学习以及创造力的研究有用。不过，我不认为认知神经科学的任何发现有什么实际的含义，能超出我们从实验认知心理学(不使用大脑成像[Brain Imaging])得到的结论。正如我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所述，我对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作的综述使我相信，我们对于“创造力”的一些定义也许在神经层面没有直接的对应。现在还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或者，这也许意味着创造力根本不适合大脑层面的研究。有很多心灵哲学家①(Philosophers of Mind)认为各种高水平的心智现象是整个大脑特性的涌现，而非在某些特定的大脑区域[2]。这个结论似乎适用于创造力，创造力的出现并不在某一单独的脑区。

    访谈者：随着学习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很多新的想法、新的思考方式不断地冲击着传统教育，也同样面对着众多的质疑与不信任。譬如目前在校学生的家长、教师，以及学校和教育管理决策者都是由传统的授受教育培养出来的，因此他们会不自觉地信任并实践着这些传统方法。换句话说，这些教育领域的研究或实践者受研究方法或参照系(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教育研究参照系，以及每个研究者头脑当中觉得时下有用的参照系)的限定，无法真正地和这些新的学习概念“打交道”[3]。但是同时，人们也开始意识到，现在的这种教育体制已经无法适应我们正在进入的知识经济时代，仅靠传授知识并不能培养出创造型人才，并且“工厂模式”的教学组织方式也难以发挥出学习者的个人潜能。尽管教育界感受到了这种不安，但是授受主义的强大惯力仍然限制着变革的出现。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些各种各样关于教育的研究、涵盖了教学以及课堂的方方面面的研究结果，对于教师、学校和学校系统的管理层有什么启示呢？

    索耶：现代学校系统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关于学习的基础研究很少对学校政策和学校系统的领导产生作用。很多年前，人们便已经发现了这种断层，一些社会学家称之为“去耦合”。但是，由于世界向知识经济的快速转变，这个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目前的学校形式已经不再适合21世纪所需要的学习了。我认为，我们关于学习和创造的研究暗示着学校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以成为21世纪学习环境。许多美国和国际组织已经开始探索这些改变应该是什么样的，总部在巴黎的OECD已经在几本著作中表达了颇有见地的看法。

    我的希望是，学校和其他学习环境，能够更多地关注这些关于学习和创造力的研究，并且创造性地重新设想帮助学生为21世纪做准备这一基本任务。

    访谈者：您刚才谈到了这些研究对于教师、学校和学校系统的管理层的启示，那么对于教师教育呢？例如，当我们谈到基于问题的学习时，我们总是用医学院做 例子。正如您所说的，“关于学习的基础研究很少对学校政策和学校系统的领导产生作用”。而在中国，这些研究对于教师教育的作用也并不明显。中国的师范课程一般由三种课程构成，其中最主要的是学科课程，其次是包括教育学原理以及教育心理学在内的教育学课程，另外就是教育实习，一般安排在最后一个学年，为期两个月。并且，大多数的师范课程仍然使用着传统的讲授方法。老师的讲授基本上占据了课堂的全部时间，师范生们很少有机会去体验其他的教学方式。他们所学习的一些如学习科学等现论与他们所上的课是相当不同的。那么师范教育在美国是什么状况呢？您对此有何建议呢？

    索耶：如何组织教师教育在美国也有广泛的讨论。我认为对于教师来说学习最有效的教学方法是绝对重要的，而决定什么是最有效的方法的唯一途径便是科学地研究学习和教学。这也是学习科学的巨大潜力所在，为教师提供关于如何最有效地帮助学生学习的基于研究的认识。另外，我也认为讲授这种授课方式并不利于优秀教师的培养。研究表明，对于专业实践(Professional Practice)，实际操作和参与(Hands on Activities and Participation)是最有效的培养方式。有一个推动教师使用“录像案例(Video Cases)”的运动，所谓“录像案例”即课堂中不经常发生的事件的小段录像，这样一些有志教师便可以观看并讨论他们在这种场景下会做什么。在我2011年的新书《创造性教学中的结构与即兴》(Structure and Improvisation in Creative Teaching)中，我提到，高效的教师必须适应并能够对每天、每群学生的要求做出即兴反应。这种即兴的专业专长只能通过做来学习，而不是听课。

    在美国，关于学习的基础研究对教师教育有很大影响。学习科学几十年来的研究已经展现出了建构理论的基本有效性，并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对于如何将建构理论更好地应用于课堂的理解。问题在于学校系统、在于政策层面，还没有适应结合建构教育学的方式。因此，即使教师受到了建构主义以及以研究为基础这一原则教育，一旦他们开始在学校教学便会遇到一种不同的压力——来自于管理层和州政府的压力。因此，在美国，我认为我们顶尖的教师教育学院在教授基于研究的教育学方面做得很好，真正的问题在于政策和领导。

    访谈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

篇8

我们为何能感知缤纷灿烂的世界？我们为何有喜怒哀乐等各种情绪？我们为何能思维，有意识？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大脑。认识大脑，了解其工作原理和机制，阐明脑和神经系统疾病发病机制，并研发相应的治疗对策，构成了自然科学的一门发展极其迅速的分支――神经科学（脑科学）的基本内涵。

脑是一个极复杂的系统，它由上千亿（1011 ）个神经细胞（神经元）组成，而这些细胞又通过百万亿（1014 ）个特殊的连接点（突触）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众多的神经环路（或网络），这是脑实施各项功能的基本单元，行使着感知、运动控制、学习记忆、情绪等各种功能。在这些神经环路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产生认知、思维、推理、归纳等各种更复杂的功能。进而，这些环路的特性、彼此间的联系，随着神经系统的发育不断发生变化;甚至在神经系统发育成熟后，其特性还可进一步为内外环境的各种因素所修饰、调制（脑的可塑性）。与这样一个庞大无比、极其复杂、又不断变化的系统打交道的艰巨性可想而知！因此，在科学界，探索脑的奥秘通常被认为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最后的疆域（last frontier）”。现代脑科学的奠基人之一，西班牙科学家卡赫（Cajal）曾说：“只要大脑的奥秘尚未大白于天下，宇宙将仍是一个谜”。这实际上是希腊Delphi岛上阿波罗神庙入口处的铭文：“认识自身”（Know Thyself）的思想的延伸。

一、脑科学的发展态势和重大机遇

近几十年来，把对脑和神经系统研究深入到细胞、分子水平，可以说是脑科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对神经系统的研究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局限于整体、系统和神经环路的层次，这既由于技术上的制约，也拘囿于认识上的不足。20世纪60年代以后，细胞、分子生物学异军突起，迅速渗入到脑和神经系统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研究成果，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脑的活动及工作原理的认识（图1）。对与神经信号的发生和传递有紧密关联的基本单元――离子通道的结构、功能及运转方式已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对神经信号传递的关键部位――突触（synapse），在细胞、分子水平上所发生的事件和过程（如神经递质的合成、维持、释放，以及与相应受体的相互作用等），已形成了一幅概图;对脑的不少重要部位（如视觉皮层、海马、嗅球、视网膜等），其实是功能的神经环路的信号传递、调制及其基础，已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对神经元、神经系统发育的细胞、分子机制的认识已大大拓展;对于脑的高级功能（特别是学习、记忆）在几个层次上的研究，已经把相关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另一方面，对困扰人们已久的若干脑及神经系统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也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令人瞩目的进展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神经活动及其机制的崭新的画面，使脑科学成为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富有生命力的领域之一。近年来（包括2014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频频授予神经科学家反映了科学界的这一共识。

脑科学演进的这种态势，反映了自然科学的一个普遍规律：人们认识自然界，最初总是从表面现象起步，逐渐推进至对其机理的分析。对脑和神经系统在最基本层次――细胞和分子水平上分析其机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更深刻地解释了神经活动的本质。

对脑活动的细胞、分子机制的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还原论（reductionism）的分析思路，其合理性的基础是：脑活动最终可归结为在细胞和分子水平上发生的事件，这无疑是正确的，这样的研究是必需的。但同时我们需要充分意识到，对于认识脑这样一种高度复杂的系统，囿于纯粹的还原论式的分析必然是跛足的。这是因为，当把复杂的系统“还原”成基本单元的活动后，不可避免会失去很重要的信息，而由基本单元和事件组织成复杂系统时，又必然产生新的特性。因此，试图从细胞分子层次的分析来推演脑的活动机制有其本质上的局限性，必然有许多保留。

与此相映照，近年来应用无创伤脑成像技术【如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术（PET），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术（fMRI）等】、多导程脑电图记录术、经颅磁刺激术等，对脑实施功能时不同脑区大群神经元的活动及其动态变化的检测和分析，形成了脑科学的另一个重要发展趋势。这方面的研究回答的是另一类的问题，这类问题的核心是：不同脑区神经元活动如何协同以实现脑的高级复杂功能，而在病理条件下，这些活动又发生了何种变化，导致的脑功能的紊乱。这是对细胞、分子水平方面的研究的重要补充，正逐渐显现其重要性。

以上两方面的研究互相推动、互相促进，刷新了脑科学的面貌，使我们对脑的奥秘的探索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在脑科学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脑科学家们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正共同面临“明显的鸿沟”。何为“明显的鸿沟”？那就是，现时的研究，要么是在细胞、分子水平上对单个神经细胞或少数细胞组成的神经环路的研究，要么是应用活体成像技术对一大群神经细胞总体活动的分析，而这种分析由于眼下成像技术空间分辨力和时间分辨力的低下，对神经细胞集群中每一个单元的活动几乎一无所知。以数码成像相类比，将焦点集中于少数神经元就像近距离观看高像素的照片，可以看清细节，但失去了对整幅画面的全景观;而PET和fMRI，由于缺乏对细节的描绘，产生的是画面模糊的全景图像（图2）。实际上，脑实施高级功能（如感知、认知、思维）的，是涉及少则数千，多则上百万神经元集群，这些群体中每个细胞产生的活动（锋电位）就像一个个“音符”不断地跳跃，而群体中所有神经元产生的各种跳动的“音符”和谐、有规律地此起彼伏，所形成一首恢宏的交响曲，才是脑实施各种功能的基础。但是对神经元集群中各单元活动的同时监测，至今缺少有效的技术手段。正是这“明显的鸿沟”为脑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重大的机遇，美国的脑计划（BRAIN Initiative）中提出的一个生动的口号：“记录一个神经环路中每一个神经元的每一个锋电位”正是为了弥合此鸿沟。

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脑疾病已成为对人类健康影响最严重的疾病之一，而且带来沉重的社会负担【据2011年WHO报告，全球脑疾病的社会负担已占所有疾病总负担的19%，超过了心血管疾病（11%）和癌症（7%）】。应用多学科手段的集成，展开对主要脑疾患（如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病、精神分裂症、抑郁症、自闭症、中风等）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研发早期诊断指标和新的治疗对策，已成为迫切的社会需求，也是当今脑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

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后的修复一直是脑科学的大问题，几十年来，科学家们殚精竭虑，步履维艰。在这方面，最近奥地利科学家的一项重大研究成果值得一提：他们应用人类胚胎干细胞或成人皮肤细胞，经过一系列精细的操作，居然在实验室中培养出包含大脑皮层、视网膜、海马区的微型大脑，其发育水平约与9周龄胎儿大脑相当。尽管这种微型大脑，从许多方面来看，离真正的大脑还相距甚远，但为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后的修复投下了一束新的曙光。

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是，脑科学与信息科学、计算科学及工程科学之间的联系正变得越来越紧密，彼此间的互动越来越活跃。脑本质上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信息处理系统。据统计，人脑中每秒完成的动态链接高达千万次量级，可存储的信息量相当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总量所包含的信息容量的50倍。脑科学也已经揭示，大脑信息处理与传统计算机有迥然不同的特点：平行信息处理，神经元间信息的交互性传递，信息处理的高度可塑性等。借鉴这些特点，科学家们正在研发新的信息处理系统，实现真正的人工智能。最近瑞士研究人员研发的“神经形态芯片”，直接在微芯片上模拟神经元和突触的生物学属性，能实时处理输入信息并作出回音。这些芯片具有短时记忆和决策分析机制，能够实时执行复杂的感觉运动任务，令人印象深刻。这意味着，脑科学与相关科学的结合有可能会孕育新的产业革命。

一方面是迅猛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又面临强烈的社会需求，目前，脑科学正处于其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期，于是，各国旨在推进脑科学发展的各种计划应运而生，我国的脑计划也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之中。

二、对脑科学前景的思考

在现有的基础上，对于脑科学的发展前景，我们可以期待什么呢？

1、对脑活动基本过程、工作原理的研究

我们可以期待，对脑的工作原理将会有更深入的认识。科学家们为了填补上述“明显的鸿沟”，在工程技术的有力支持下，将开发新技术来标记大范围神经环路的各个神经元，并应用具有高时间、空间分辨力的新型成像技术，对大群神经元各单元活动进行同步检测，这些技术必然与电子探针、纳米技术的发展密切相结合。对大范围神经元集群功能状态及动态变化的研究，还将与对动物行为的分析相关起来，并更进一步逐渐从对动物模型的研究推进到对人的研究，从而在探索脑的奥秘的征程中跨越沟壑，走得更远。

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将形成海量的大数据集。纵然我们并无必要（实际上也不可能）“记录神经环路中每一个神经元的每一个锋电位”，但众多神经元活动同时检测所获得的必然是大数据集，对大数据集的分析既要计算机科学的辅助，又需要发展新的数学工具，才有可能实现对由各种神经元活动组织成神经元集群的功能特性的精确描述，并进一步加以人工模拟。

在细胞、分子水平上对神经元活动基本过程的研究是探索脑的奥秘征程中永恒的主题。随着更多的新离子通道（或亚型）的发现及其氨基酸序列的确定，有可能形成更准确的通道分类模式，揭示不同通道的家族关系。对各类神经递质的存储、释放、调制一系列精细过程将得以清楚的阐明。对在突触部位神经递质的与相应受体结合后的信号转导及其功能作用，将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在神经系统发育方面，对神经元如何整合各种分子信号形成突触以及组织成特定的神经环路的研究，将取得重大进展。这些研究将为人们了解在发育过程中遗传突变如何引起神经系统的缺损提供启示。科学家们也正在发展新的技术和方法，在分子水平上去探索高等动物复杂神经系统的发生和发育规律。

2、对脑疾病发病机制及诊治对策的研究

我们可以期待，科学家们将应用新的脑影像技术，光遗传技术、脑电技术和细胞、分子生物学技术，更清楚地阐述各种脑疾患的发病机制。保障民众健康的重大社会需求必将使这方面的研究成为重点。从整个医学情况来看，单纯依靠偶然的发现为契机推进医疗实践，虽然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就整体而言，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从近年的情况来看，在疾病防治对策上的任何重大进展，几乎都可以归因于基础研究的成果，在神经系统疾病方面也不例外。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将与以上神经活动基本过程的研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神经干细胞用于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后修复为例，这就涉及到干细胞向特定神经细胞的分化、移植后存活、分化细胞与宿主细胞形成特有的连接，以及整合至原有的神经环路等神经生物学的基本问题。

3、脑科学与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

我们可以期待，借鉴脑的处理信息特点，将研发出模拟人脑的某些特点的类脑信息处理系统。脑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信息平行处理系统，其信号同时在几百万条通路中进行处理，这对于生物的生态和环境的适应显示其重要的优点：它比传统的串行计算系统有极大的速度优势，而且有较高的容错性，功能持久性强。同时，平行系统以分布的形式存储信息，各部分的检索、存取都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这对于生物通常面临的计算（如认知和识别，适应不断变化的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十分有效。这种特点将对新型的计算系统的设计提供重要启示。另一方面，工程技术的发展将有效地促进脑科学的研究，除了上述对神经元集群各单元活动的同时检测外，工程技术的突破，将为使用人工假体促进受损的视觉、听觉的恢复、用意念控制机器人的活动等提供巨大的驱动力。

4、对脑高级复杂功能的研究

在不太近的将来，我们也许还可以期待，在对脑的高级、复杂功能（如语言、智力、思维、意识等）的认识上会有若干突破性进展。应用无创伤脑成像技术对脑实施高级功能时脑各分区的活动进行的分析取得了许多有用的信息，但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是困扰着研究者们的重大问题。人们开始意识到，这方面的研究有其特殊的困难性，其中之一是，在同样的外在的条件下，脑的高级活动存在不可预测的易变性。以人们熟知的做梦为例，科学家们已经知道，以脑电图中快速眼动（REM）波出现为标志的睡眠表示了梦境的出现，但除了睡眠者的梦呓和觉醒后的主诉外，我们迄今并无客观的方法来探知梦境的内容;而即使在严格控制的环境条件下梦境也会具有明显的不可重复性。这意味着，这些高级复杂功能（即精神活动）固然有其物质基础（大脑神经细胞的活动），但当物质运动一旦升华成精神活动，就会凸显不同于物质世界的一些特殊规律（图3），这就决定了对其本质的了解，需要某些与探索物质世界迥然不同的手段和方法。这对科学家的思维是重大的挑战，也意味着探索其奥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三、关于脑总体理论框架的思考

脑科学进展神速，面貌日新月异，人们开始提出有关脑的工作原理在细胞层次或环路层次上的各种理论。那么是否有可能去构筑脑的总体理论呢？据我的理解，脑的总体理论必须是整合性的。所谓整合性，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层意义是，它必须在所有层次上（从认知的层次，直至细胞、分子层次）对脑功能给出完备的描述;另一层意义是，需要清楚地陈述脑是如何整合各种信息实现主观有意识的经验（即精神）。如果说，在第一层意义上，我们还多少可以作出某种程度上理论性的描述外，在第二层意义上，我们目前还停留在基于若干实验证据上进行演绎和推测的阶段。显然，构建脑总体理论的时机还远未成熟。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确定脑总体理论框架的若干基本原则呢？

1、脑总体理论需要遵循的若干基本原则

在作者看来，首要的原则是，必须认识到脑的工作环境并非一团乱麻，而是由各种具有不同物理性状的物体组成。当辨识、认知物体时，脑从不同侧面获取信息，提取其恒常不变的特性。这种特性反映物质世界的基本不变量。同时还需要充分考虑到脑对信息提取过程的调制和修饰。已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感知乃至认知，是物质世界与大脑活动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次，必须考虑到脑是长期进化的结果，在进化的过程中，脑不断地被塑造，被修饰，其工作方式拥有若干特殊的优点或生物学涵义，正如F.Crick曾指出的，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对于神经科学家来说，一条有用的工作守则是：进化要比他们自己高明得多。

充分考虑脑的构筑在形态学、生物化学和遗传性上的各种限制是必须遵循的第三条原则。在遗传上，在高等动物，基因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决定神经元间的精细连接，环境因素的影响有时可能是关键性的。在发育上，神经元间特有的连接的建立不是任意的，所使用的递质种类也有限定。在生物化学上，合成蛋白质主要在神经元胞体，需要转运至轴突的末端，这就限制了神经递质在神经终末的合成、释放速率。在生理上，神经信号沿轴突传递的速度相当有限（最快不过每秒百多米）。

还有一条不容忽视的原则是，由于脑的工作方式的多层次性，一种较完善的理论框架，既要注意到在某个层次上的适应性，也必须考虑到不同层次间的相容和相互作用，即必须把还原论的分析和整合性的归纳、综合有机地结合起来。

还可以列举出其他各种原则。在作者来看，这些原则是建立脑的总体理论框架时必须注意的理论上的限定。脱离或违背这些基本原则，很难想象会有正确的理论性描述。

2、在研究脑的工作原理时需要避免的歧见

在脑的高级功能，特别是感知觉的研究时，时常会陷入“小矮人”或“小绿人”的歧见之中。例如，当我们说，在某种刺激条件下脑的某些细胞产生了反应，从而引起感知;当我们说，低层次的神经元把处理后的信号汇聚到某一个主区，由后者进行综合，我们潜意识的考虑是，在脑中某处有一个“小矮人”在检视脑的各区的活动，并作出报告。从哲学上来看，这样的解答是回避问题本身，因为要是果真如此的话，那么由谁或由什么来对“小矮人”的报告作出反应呢？这会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小矮人”。当然，大多数脑科学家并不相信脑中有这样的“小矮人”存在，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人们通常容易意识到这种歧见，而避免陷入这种歧见，则要困难得多。这部分是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存在着一种与“小矮人”相关的幻觉：自我。这种幻觉之所以那么有力、那么顽固，也许有某种合理的原因，它可能反映了脑总体活动的某些方面，但是在目前我们对此仍茫然无知。

此外，我们常常会倾向于把单个神经元想象得比它实际所做的更多，或者更“聪明”。这是我们在构建总体理论框架中需要避免的另一个歧见。当一个神经元把由脉冲频率编码的信号传送给另一个神经元时，这种信号传递是何种涵义？例如，在视觉通路中，某个神经元在黄光照射时脉冲频率最高，并不能认为其信号就是告诉我们光的颜色是黄色的，因为各种光感受器均有很宽的光谱响应特性，要是改用其他颜色光刺激，只要适当改变其他刺激参数（如光强、刺激轮廓大小、形状等）就有可能使该感受器达到同样的放电频率，即符合单变量原理（principle of univariance）。这也就是说，单个神经元必定不那么“聪明”――它们所传递的信息通常是不清晰的，含混的。

未结束语

篇9

脑的高级功能包括认知（注意、学习、记忆）情感、思维、决策，外化的如人格、行为、语言等。情绪（emotion）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或过程，目前科学界还没有对情绪的定义取得一致的意见，许多研究情绪的科学家认为应该把情绪事件中自动反应的部分称为情绪，或初级情绪，而与其相联的带有主观的，或是经验性的部分称为感情(feeling)。人因内、外部刺激而引起情绪状态之后，会因之而产生带有性格特点的生理状态的改变，感情则定义为由这种生理状态改变而引起的精神上的表现，是感情影响着人的决策和人际交往［1］。与情感相关的术语还有激情(passion)、情感的表达（express）和心情（mood）。心情是一种温和的、变化缓慢的情感状态，也有人称它为第三种情绪。

由于受西方哲学思想影响，在以西方脑科学研究为主导的神经科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对认知的研究，而忽略了对情感的研究［2］。近年来，随着脑科学的飞速发展以及对脑功能的深入研究，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研究情感的重要性。已经认识到，发生在我们大脑中的认知和情感两个过程构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主要基础，认知和情绪之间的协调决定了每个人的性格和特点，我们的情绪是我们智慧、道德和自尊的基础，是创新的驱动力，因为所有精神的高级功能都需要情感的伴随，或是认知和情感共同协调产生的思维与决策［3］。情感是影响人们生活质量和活动范围的核心因素，也是许多暴力和精神疾病的成因［4］。因此，一些神经科学家提出了情感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这样一个前沿的研究领域。

到目前为止，研究的资料已经揭示与情绪和感情有关的脑区和神经回路。处于颞叶部位边缘系统中的杏仁体被称为是情绪的发动机和计算机，特别对恐惧情绪的产生起着关键作用。杏仁体是一个很复杂的功能核团的组合体，它和海马体、嗅觉皮层共同组成边缘系统的主要部分。外部刺激到来时，分两条通路到达杏仁体。一条是直接的快速通道，刺激源—丘脑—杏仁体的侧核；另一条是丘脑—皮层—杏仁体侧核。杏仁体投射到很广大的脑区，影响注意、记忆和决策等。从杏仁核的输出投射到脑干等处，引起身体各部分的应激反应，包括动作、交感系统、副交感系统、激素分泌系统和神经递质分泌系统［5］。其他，如眶前额皮层、脑岛皮层、前扣带回、后扣带回等对情绪的过程都是重要的。

正电子成像揭示［6］边缘系统（海马体，杏仁体）以及位于前颞叶的副边缘区（前颞叶皮层和副海马回）都公认是参与情绪处理的部位。它们主要是参与对外部感知的刺激，而较少地对认知刺激（或许还有内部的感知）产生反应。这些区域接受来自多种感觉联合区来的投射，特别是参与对具有情绪意义的外部的感觉刺激的评价。这些区域（或许还有其他的与感觉联合区有关的区域）是外部的警觉中心，提供每个人有关外来危险的警告。相反的，另一个副边缘区——前脑岛区似在处理痛苦的刺激，对内部的感觉以及体内的变化作反应，参与负面情绪的评价过程。在正常参与性焦虑、回忆焦虑时，都发现此区域的血流增加。它可以看成是对体内存在危险的内部报警中心。丘脑参与情绪处理和情绪的类型、情绪的评价、情绪刺激的性质都无关。前丘脑也许以某种形式参与了情绪表达的整合。

和丘脑一样，内侧前额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的参与也和情绪的性质无关。主要参与情绪的有意识的经历，抑制过于强的情绪和情绪表达，或监视自身的情绪状态，以作出适当的决策。和背外侧前额皮层一样，内侧前额皮层也属于工作记忆区，它参与有意识的情绪体验，和情感的产生有密切的关系。

脑中有一个特定的感觉联合区。它包括前扣代回、内侧前额皮层、尾核、小脑蚓部和中脑区。在正常和病态的焦虑中这个区域都参与了情绪的处理。前扣代回、内侧前额皮层参与了对痛苦情绪状况下，如焦虑和疼痛，注意和行为反应的有意识的经历。小脑蚓部参与对痛苦情绪的行为反应（即焦虑的面部表情，肌肉紧张，对反应作准备的体态，控制逃离现场）或对焦虑的认知过程。丘脑和尾核区是基底节—丘脑—额皮层回路的一部分，该回路以某种方式参与了焦虑的整合表达。

不管在正常人或是病人的脑中，都可以看到有许多区域参与了情绪的处理。像情绪这样一种脑的高级功能，不会像颅相学家认为的那样，在脑中存在一个简单的情绪中心,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右脑负责情绪，因此认为实施素质教育就要开发右脑。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产生多层面的情绪反应时，大脑里有多种的、分层的、分布于脑的不同部位的过程参与，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在进行之中。

脑中的神经递质和调质对情绪回路有很大的影响，典型的有5－HT、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应激状态下杏仁体中核的输出直接影响丘脑—垂体—肾上腺激素分泌系统，长期慢性的压力过大，会影响儿童认知的发展。

人脑中与情绪有关脑区的发育在出生后的第1和第2年十分关键［7］。婴儿的依恋情结（Attachment）是人一生中最强烈的三种感情之一，对儿童以及成年后的心智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R.J.Dolan,Emotion , Cognition, and Behavior, Science 298 （5596） Nov.2002, pp1191-1194

［2］AntonioR.Damasio, Descartes’Error, 1994, ISBN-0-380-72647-5

［3］Daniel Kahneman, Map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a Perspective on Intuitive Judgment and Choice ,Nobel Price Lecture, December 8 2002

［4］Richard J. Davidson et al., Dysfunction in the Neural Circuitry of Emotion Regulation ? A Possible Prelude to Violence, Science 289 (5479) July 2000 pp 591-594

［5］Joseph E. LeDoux, Emotional Networks in the Brain, Handbook of Emotion, Chapter 10 pp 157-172, 2000 ISBN 1-57230-529-0

篇10

关键词：神经语言学；跨学科；基本问题；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H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292-02

一、什么是神经语言学

神经语言学主要从大脑的功能方方面面来研究语言和交际的关系，换言之，它探索大脑是如何理解和产生语言和交际的。因此，它试图将神经学、神经病理学理论（大脑的结构如何以及它是如何发生作用的）结合起来。除了神经学和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的另一个重要资料来源科目是心理学。神经语言学最常用的研究方法可能就是对脑损伤后语言与交际的研究。然而，试验，建模，计算机模拟和神经元成像研究等也是当今常用的方法。

为了廓清神经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模式与框架，应当首先来圈定本研究领域的范围。神经语言学主要感兴趣的话题在很早以前就曾首先提出。19世纪晚期尤为得到重视；从那以后，它们便成为许多学科研究者们的核心问题。20世纪60年代乔姆斯基学派大力宣扬语言学，在此影响下，以及随着心理语言学作为有关研究领域的发展，“神经语言学”成为有关正式术语。神经语言学的学科问题曾在20世纪70年代Whitaker和Whitaker编辑的《神经语言学研究》杂志的多卷中得到描述：坦白的讲，尽管神经语言学这个领域属于跨学科研究，但它有一个共同点主题：语言与大脑的关系（Whitaker & Whitaker，1976，xi，Ahlsén，2006：4）。

尽管对功能方面有所侧重，我们仍能在《大脑与语言》（本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的介绍板块中发现如下相似的描述：

人类语言或交际（言语、听力、阅读、写作，或曰非口头形式）同大脑或脑功能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大脑与语言》：“描述”板块）

将语言或交际的各方面和大脑功能联系起来这个动态表达，是神经语言学的一般问题，由Luria（卢利亚）在《神经语言学的基本问题》中提出：言语交际形成与理解的真正过程如何，这一过程由哪些组成部分，以及该过程进行所需条件有哪些（Luria，1976：3，转引自同上）。

二、 该领域的跨学科性

和神经语言学有关的多个学科给该领域提供了启发与活力。它们向该领域研究带来了许多不同种类的数据、理论和模式。

20世纪70年代，《神经语言学的研究》的编者在该刊多期杂志中将神经语言学描述为“无论是理论视角还是主题覆盖范围都是由不同种类组成的”，他们还称在那时候该学科“没有一个统一的范式，也没有几个可以确定的研究领域”（ Whitaker & Whitaker）。他们还提到该领域的研究者当中存有的众多不同意见。当然，他们的确曾提及这一混杂特性的积极一面：观点丰富多样，还有这样一个事实：“正是由于这种混杂性，它试图将各种观点综合起来以便能够解释不同类型的数据”（ 同上）。

神经语言学应当考虑哪些学科呢？《大脑与语言》中指出，神经语言学的跨学科焦点应当包括语言学，神经解剖学，神经学，神经生理学，哲学，心理学，精神病学，言语病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这些学科在神经语言学中有较多的涉及，但其它几个学科也都与神经语言学紧密相关，对神经语言学的有关理论，研究方法和发现做出了贡献。这些学科包括神经语生物学，人类学，化学，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因此，人文科学和医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等都有所体现。

三、 神经语言学的几个基本问题及常用研究方法

目前存在多个有关大脑与语言关系的不同观点，下文提出的其中几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观点。

“定位观”试图去发现不同语言功能在大脑中的作用位置或中心。著名的定位主义者包括加尔（Gall）和布洛卡（Broca）。“联结观”（或称连接主义）认为语言的功能在于大脑不同区域间的联结上，例如，这种观点认为不同的感觉官能的感知能力可以与语词和／或“概念”联结在一起。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韦尼克（Wernicke）和利希海姆（Lichtheim）。“功能动态定位观”宣称局部次功能的机能系统实施各项语言功能。这种系统是动态的，因此在语言发展阶段或脑损伤之后可以加以识别。卢利亚持这种观点。“整合观”理论认为多项语言功能是由大脑多块区域共同完成的。这种观点也称为“认知主义”，代表人物有黑德（Head），戈尔茨坦（Goldstein）。“进化观”理论强调大脑与语言的关系是如何在不同的物种之间随着时间发展而进化的，它们在儿童身上是如何发育的，以及成年人是如何实施语言功能的。这一观点的早期代表人物有杰克逊（Jackson），近期有布朗（Brown）。

神经语言学的几个核心议题包括：

（一）不同类型的脑损伤会对语言和交际造成什么影响？

（二）交际能力和使用语言能力是如何随着人类进化而发展的？如何将这种发展和大脑的进化联系起来？

（三）儿童是如何学会交际和使用语言的？如何将他们的语言习得和他们大脑的发育联系起来？

（四）如何检测大脑中语言和交际所涉及的过程并将之视觉化？

（五）如何制作较好的语言和交际过程的模型以便帮助解释我们所研究的语言学观点？

（六）如何制作出语言处理，语言发展和语言丧失的计算机模拟？

（下转第294页）

（上接第292页）

（七）如何设计能够检测这些有关语言处理模式和假设的试验？

上述第一个问题在神经语言学中占据着特殊位置。“失语症”被定义为“由脑损伤组成的语言丧失。”例如，促因可能是一种梗塞（大脑中血管的阻塞），或是某种出血（血管崩裂），抑或是脑创伤。损伤的后果是改变了语言的理解和／或生成。通过研究这些变化，能够发现和语言有关的机能系统是如何工作的以及其所涉及的大脑的结构有哪些。为了对大脑功能进行定位，人们研究各种能力的丧失。但是当遇到比如语言等更高级些的认知能力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通过对失语症研究得出的数据同经由其它神经语言学方法所获数据具有大体相当的可信度。失语症学（或称语言学失语症学）是神经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失语症属于后天性语言障碍，它通常被定义为病灶损伤（即一个或多个特定区域的损伤）。后天通常由渐进性神经系统疾病引起，例如，痴呆。语言和记忆紧密相联而且相互依赖，这在复杂的较为高级的认知功能中更为突出。

神经语言学的兴趣不仅在于后天性语言障碍，先天性语言障碍（即在没有如何特别损伤病例的儿童身上发现的障碍）也是其兴趣所在。先天性言语障碍，例如特殊言语障碍，和先天性读写问题（包括诵读困难）的神经语言学研究方法通常将它们同类似的先天做比较，当然要谨记语言习得的特殊条件和新生大脑的可塑性（可以塑造的能力）。神经语言学家还研究那些患有影响语言的普通先天的儿童的语言发育情况。

语言和言语的发育情况和人类进化中语言和言语的先决条件也是神经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大脑结构和功能的改变通常同不同的物种的生产方式相比较。人们在自然环境中研究研究动物（特别是灵长目动物）的交际系统，而且做实验观察教授灵长目动物学习人类的交际系统。

对于神经语言学家而言，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便是检测正常的和损伤的大脑中语言任务的活动情况。目前，医院里的标准信息主要是一些大脑的静态图片，例如CT扫描（电子计算机X射线断层扫描），通过对许多大脑平面的X光照射形成三维图片，或如MRI（核磁共振成像）。检测语言活动时大脑中活动状态的方法主要有EEG（脑电图），PET（正电子放射层扫描），fMRI（功能核磁共振），一个重要的研究工具是MEG（脑磁图）。

心理语言学，通常还有大脑中不同区域脑活动的有关信息，为语言理解，语言记忆，语言生成，语言习得和语言丧失过程的神经语言学模型制作奠定基础。这些模型又可以作为计算机模拟的基础。包括所谓的“人工神经网络”（ANN）或联结主义网络的计算机模拟在研究中也有使用。

四、 总结

从全文可以看出，神经语言学主要研究大脑与语言关系，从而圈定该学科的范围。文中提到本领域主要研究者所给出的定义以及他们提出的核心问题，比如，焦点问题语言处理，它包括预测性和解释性模型，试验性研究，计算机模拟，以及语言任务中大脑活动的检测。脑损伤后的语言病理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失语症及相关的语言障碍—和人类及个体的语言发展问题也得到强调。主要贡献学科—语言学，医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和语言病理学—也得到确认。最后列出了几个常用的研究方法及研究工具。当然，正是由于其跨学科性，神经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需要更多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作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Ahlsén,E..Introduction to Neurolinguistics\[M\].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