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道家思想的相同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与道家思想的相同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儒；释；道；中国传统哲学；艺术

在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儒、释、道对艺术的影响有什么不同，它们的相同点又在哪？面对这个思考，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才是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儒释道（包含了哲学宗教）与西方最明而显的差异是：三教是悟道所以用逻辑但都不以为然，更无唯心唯物形而上下迂腐之物，儒释道内容各有体系，本质相同，尤其是儒道。

谈到哲学思想，第一反应是想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周……但是儒家是从何而来，佛家又是从何而来，道家又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呢？

儒家：孔孟是代表人，思想精髓是主张“仁义”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大。

佛家：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后分化为大乘、小乘两派。佛教正式传来中国是汉朝，非正式还更早。经典的传入，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经（佛典），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历来均以永平年间（公元58～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入中国之始。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入汉族地区。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当时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

道家：道教，是中国土生土箍的宗教。创立于东汉顺帝时期。在文化传统上，道教承传了华夏古代的传统礼乐文明；在理论上，道教直接吸收并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在实践上，道教继承了先秦朝时期士，神仙的修炼经验和成果。道教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概括起来有：道教宇宙观，道教人生观，道教哲学，道教神学，道功道术，斋醮仪范，医学养生，阴阳风水，命相预测，道场法事，道教武术，道教音乐等十二个方面。因此说，道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座宝库。而建立，发扬，完善这座宝库的是一代又一代圣贤先哲，仙真高道。先秦时期到隋没时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到隋唐五代时期，到两宋时期，到全元时期，直到明清时期和近代，共有知名真仙高道710余位。在历代真仙高道中最著名，最为人们所耳熟的有：老子，春秋末人，是道家学派和道教哲学创始人。始李，名耳，字聘。楚园苦县人（今河南鹿邑县）。他的《老子五千言》，又称《道德经》是道教文化的开山之作，其哲理精深，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在概念的分析都有着极其深刻的见解，在中国及世界影响深远。

那么儒家对艺术的影响是哪些呢？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礼”。“礼”是指社会人生各方面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另一个经常与“礼”相提并论的范畴则是“乐”。二者相辅相成，形成“礼乐文化”。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质。所谓“礼”、“乐”，本源自于上古初民尊祖、祭祖与祭祀天神地祗的活动。“礼”本是指尊祖、祭祖与祭祀天神地祗活动中的一些仪节规范；而“乐”则是与这些礼仪活动相配合的乐舞。后来“礼”、“乐”的所指逐步扩大化、系统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礼仪活动以及与其相配合的乐舞都被泛称为“礼”“乐”。经过夏、商、周三代的演化，就有了所谓的“夏礼”、“殷礼”和“周礼”，汇集成为一整套典章、制度、规矩、仪式，乃至于包括关于礼治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西周初年，伟大的政治家周公依据前世流传下来的礼俗并根据时代需要加以损益而“制礼作乐”（《礼记・明堂位》），建立了一整套与当时的宗法社会相适应的礼乐制度，通过“礼乐”的形式把阶级社会中各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制度化、固定化，使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定和谐的状态之中，从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极盛期。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精神，对中国周秦以降的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地渗透于古代社会的政治、法律、军事、教育、宗教、伦理和文化艺术之中，成为人们思想情感的一部分，成为社会习俗风尚的底蕴，形成周秦以来的数千年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范式。

谈到佛家对艺术的影响那就多了，多如寺庙，雕塑，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及出现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佛教徒很大的一项工作是写经与抄经。为了传播佛法，一些僧人几乎一生都在抄经；在家的佛教徒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也发愿抄经，他们有的自写，有的请人，长期以来以经文形式留下的书法瀚如烟海。就其书法艺术而论，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有王羲之抄写的《遗教经》，柳公权抄写的《金刚般若经》、《清净经》，李煜抄写的《心经》，坡抄写的《华严经破地狱偈》，弘一法师抄写的《华严经》。在这些手抄经卷中，正、行、草、八分、篆各体俱备，成为当今书法艺术中的珍品。

道家呢？多数人认为道家主要是表现在文学上，道家思想尤其是道家老庄派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超过了诸子百家，也超越了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这种影响如此之大，至今仍然没有过时，许多近现代文学艺术大家，如鲁迅、郭沫若、、周作人、林语堂、废名、施蛰存、沈从文、汪曾祺、范曾、阿城、韩少功、阎连科、高行健等，都曾受过道家深刻的影响，其作品中也有浓厚的道家意味，以至于有人将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看作是“庄子的凯旋”。

篇2

中国音乐的体系浩然博大，沟壑万千。尤其是中国的传统音乐，更是其中的一朵奇葩。中国的传统音乐，一般按照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文人音乐来进行区分。而其中“文人音乐”这一题目，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音乐形态，最能代表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风格。中国的所谓“文人音乐”，实际上就是士大夫阶层之修养观念，道德情操于音乐上的反映，其中渗透着演奏者对于人生的反思，带有文人自身的自尊自清的人格要求和道德理念。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儒道两家的思想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力。儒家创始人孔子将“礼”、“乐”都视为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他认为尽善尽美的音乐应当是在“礼”的控制下，有节制地表现出来。倡导无不过、无不及、不偏不倚之音乐，赞扬推崇“纯正典雅”的雅乐，强调规范。因而儒家赞同的是“文质彬彬”、“乐而不、哀而不伤”的“中庸”之乐。“大音希声”被看作是道家代表人物老子音乐思想的集中反映。它符合了道家以“无”字为哲学依据的思想根源。庄子与老子的思想一脉相承，推崇“无情”。“大音希声”在道家看来，最美好的音乐无形无声，却是一切有形声响的源头。他们排斥“繁手声”的世俗音乐，否定人为的音乐。因而道家赞同的是“道法自然”、“无所不在，无所不容”的“自然”之乐。无论是儒家的“中庸”或是道家的“自然”，他们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实际上都是中国传统文人音乐所推崇的表现形式。作为文人音乐的代表，古琴艺术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它几乎是中国文人音乐的代名词。它与传统的书法、绘画、诗词、棋艺并行，成为“琴、棋、书、画”这四项个人高洁修养的象征。它具有深刻的内涵以及潇洒的表现手法。经过长期的演变后，在我国古代，精通古琴的演奏与创作甚至成为每个士大夫身上鲜明的文化烙印。古琴中正平和，清微淡雅，恰巧符合文人对音乐追求意趣的审美诉求，符合文人淡泊超逸的文化风范。由此古琴艺术成为文人抒感、表达气节的媒介，并且成为最能反映文人音乐的代表性艺术。明万历年间古琴重要学派虞山派代表人物徐上瀛曾指出“指与音和，音与意和，意与人和，人与天和”。中国文人音乐讲究的是写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妙之处，正是徐上瀛所说的“天人合一，天马行空”式的超脱自然所挥发开来的。从古人“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淡泊宁心，知者自得”的处世态度中，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他们音乐审美心态的原由。

同中国艺术重写意相反，西方艺术领域似乎一直是重视写实性。无论是绘画、雕塑还是音乐领域，西方艺术追求还原自然，真实表现事物的本来面貌。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到以马奈、雷诺阿为代表的印象主义画派以及以马拉美为代表的印象主义(也称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法国音乐家德彪西的印象主义音乐产生了。作为印象派音乐的创始人，德彪西及其独特的音乐语言的出现，对西方整个音乐系统是一个颠覆性时代的来临。在他的音乐作品中，不再拘泥于大小调体系之中，作品的调性不再清晰可辨，甚至不再使用固定乐思。他的音乐追求的是气氛、是色彩。这样崭新的音乐语言，几乎使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大小调体系趋于瓦解。他的作品打开了所有他之后音乐家的思想大门，提供给他们新鲜的颠覆性的思想血液，解放了他们的创作束缚。德彪西深受东方音乐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在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对各国文化的交融起到了促进作用。法国在战争中开拓的亚洲殖民地所带回的东方文化，也感染和影响了德彪西的创作，因此他的作品充满了神秘的东方色彩。如娴熟地运用五声音阶《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全音阶(钢琴作品中尤为多见)等手法。在他后来的创作中，开始追求音乐中色彩的变化，音乐的功能性和弦减弱，变得轮廓模糊，特征流离，带有柔和的闪烁性的音响效果。他在配器上与众不同，力求精致纤巧，不拘泥于节拍和小节的节奏处理，对于乐器音区的使用也有着独到之处。在他的著名作品《牧神午后前奏曲》中，被其他音乐家用来主宰乐队的弦乐器只是演奏震音来形成背景。丰富多变的和弦细节变化，为整首乐曲添加了美妙动人的莫测气氛。

中国的文人音乐与德彪西的印象主义表现手法，分属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文明之中，但是它们都是人类艺术文明发展的智慧结晶，它们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宝贵价值。二者之间的比较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探讨它们。单独的都是容易消亡的，而联合的才是强大的。

首先，中国文人音乐与德彪西的印象主义音乐都深受其他艺术形态的影响。因为无论任何一种艺术形态都需要在吸收、交融中不断完善和壮大自己。中国文人音乐追求“气韵生动”，要求余韵绵长。它同中国国画艺术相同，讲求“空白”艺术，空白与音符相对，两者相互衬托，相得益彰，听者在袅袅的余音中去天马行空地想象。这种“空白”并非是视觉上的，而是一种心理上的留存空间，实际上是人的一种心理体验。印象主义绘画强调对光影的印象，不注重画面细部描写，忽略淡化传统的主题、结构、透视等绘画基本元素；印象主义诗歌则强调局部的字以及字与字之间的相互关系，忽略淡化其本身的意义，诗的功能不在于本身的含义，而是为了唤起某种情绪的记忆。印象派绘画与诗歌都强调对景色事物的瞬间感受，以独特的情感、抽象的意象为主旋律进行创作。这一观点极大地启发了德彪西的音乐理念，他尝试着像绘画者捕捉光影一样去捕捉事物的情绪感觉，尝试反映微妙而难以琢磨的东西。德彪西的音乐与文人音乐同样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心理上的体验，听者对于他通过音乐描绘出的模糊轮廓，也会产生空白的、朦胧的感觉。当《牧神午后前奏曲》的竖琴声响起，一种慵懒的感觉弥漫听众全身，仿佛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在空气中流动，有点类似于听到古琴曲《梅花三弄》的惬意悠闲。当《大海》充满生命力的、激情的旋律响起，又让人联想到慷慨昂扬的琴曲《广临散》。在表现手法上，作为我国传统民族调式的五声音阶，在广泛出现于文人音乐作品的同时，也为德彪西所娴熟地运用着。

此外，德彪西的音乐还有一点相同于中国古代文人音乐：它们都不是刻意去表达什么场面或事物本身，更多的是通过音乐去抒发一种感觉，或者是当时当刻的情形；它们都避免鲜明的轮廓，更注重情绪情感的表达。重要的不是演奏后带来的进一步启迪，而是在听的过程中所享受的氛围。与之前古典主义时期以及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家们相比，德彪西的音乐语言更感性、更自我。正如东晋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在醉酒中抒发胸臆，能够即兴弹出传世名曲《酒狂》一样，中国文人音乐的即兴性也恰巧映射出相同的感性与自我。同时，中国音乐特殊的散板板式，也有利于演奏演唱者自由地抒感。这一点又有点类似于德彪西音乐中节奏节拍的模糊分界。文人音乐中的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的境界似乎在德彪西的音乐中也存在，那和声的明暗浓淡和多变的音乐色彩也许是德彪西想要追求的――一种与几千年前中国古老的文人音乐所不谋而合的东西。中国文人音乐与德彪西的印象主义音乐，二者所表达的乐思都是以感性的感受为出发点：一方面自由没有框架束缚地表达了自身对所再现事物的真实感受，另一方面通过对情绪的渲染令听众对所描绘的事物产生丰富的联想。

相对于二者的相同点，中国文人音乐与德彪西印象主义音乐之间的差异则明显得多。首先，东西方两种文化底蕴和上千年的时光差异，都是明显的客观存在。其次，文人音乐基本是单声部的横向延续，而在德彪西的时代音乐已经拥有丰富织体为载体进而发展的丰满结构。另外，中国的文人音乐归根到底更加重视旋律的线条，而德彪西的创作中旋律与和声的地位是并重的。并且，德彪西是一位经过系统学习的专业音乐创作家，而几千年前的中国文人则没有如此的经历。

从广义上说，音乐以及其他所有的艺术门类，是没有国界、没有时代条框束缚的伟大非物质形式。它们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继而完成自我精神追求的最好途径。

几千年前中国的士大夫音乐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民族音乐艺术播下了瑰丽的种子。几千年后德彪西开创了西方音乐新的历史纪元，为20世纪的音乐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现代相互蕴藏着奇妙而神秘的纽带，联结它们的是世界音乐乃至世界文化艺术历史的浩瀚长篇。

篇3

关键词：石涛；克罗齐；感受；认识；直觉

【中图分类号】 G642.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2）09-0016-02

一 《石涛画语录》与《美学原理》

1.《石涛画语录》

《石涛画语录》是中国艺术理论史上一部重要的画学画论著作，共十八章。以“一画”为其核心，第一章至第四章是总论，提出“一画'概念，谈到了了法、变化、感受等；第五章至第十章则是分别具体的论述绘画创作中的一些问题，也是前四章的具体落实；最后十章是画外之话，是绘画成功的关键，是“功夫在诗外”的体现。《石涛画语录》是一部既传统又饱含创新的、系统的、分层次的美学、艺术学著作。

2.《美学原理》

《美学原理》是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克罗齐（Bennedetto Crose），第一部著作。也分为十八章，前两章是提出并论证直觉=表现=艺术的观点，后十六章都是根据前两章的结论提出来的观点。其所有的结论都从一个轴心原理推演而来，这个轴心原理即是“直觉即表现，表现即艺术”。

3.《石涛画语录》与《美学原理》的比较

“受与识”放在《画语录·尊受章第四》，在全文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石涛在这一章中重点突出了“感受”在绘画实践中的作用。而“直觉说”却贯穿于克罗齐《美学原理》全文，在此文中，他其他所有的观点都以此为轴心。

石涛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石涛，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在画论上的言说方式的体验性、情感性和非逻辑型的特征，不同于古希腊式主客两分的科学思维方式。中国的绘画艺术学和美学范畴也不像西方那样，具有明晰性、系统性和逻辑性的谨严性质。因此，石涛相较于克罗齐而言，表达一个思想，更习惯于用片断的、体验性的、多语义的表述方式。

二 “受与识”与“直觉说”不同点的比较

1.两者对于“感受”的理解不同

本文欲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比较“受与识”与“直觉说”的不同点：一是两者对于“感受”在概念上理解不同；二是两者对于“理性”的理解不同；三是两者对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的认识不同。

在中国古代儒家、道家的思想中没有人用过“受”和“识”的概念，石涛是僧人，极有可能从佛学理论中借用这两个概念。在佛学意义上，“受”是心理活动，是“根”与“境”的产物，它包括生理的舒适与不适，又包括情感的忧或喜，还和直接相连。克罗齐认为“直觉”可以脱离概念而独立存在，它有别于“知觉”，也不同于“感受”。“知觉”被看做是在“直觉”之后，概念之前，是见一事物而知觉其为某某，明白它的意思，它的对象仍是个别事物，概念则需涉及许多事物的共相或公共属性，被认为是理智的、抽象的。在克罗齐看来，石涛所谓的“感受”它只是事物触到感官而感官起作用，也不同于“知觉”。因为它还没有到“觉”的程度。感受在克氏的词汇理被解释成“感官领受”，或刺激在感官上的作用。由此看来。首先，克罗齐的“感受”不同于石涛“受与识”中的感受，他对于“感受”的定义要更窄，只是感官领受。

2.两者对于“理性”的理解不同

克罗齐把“直觉”看成是非理性的，是丝毫不带理智关系的，可以脱离理性知识而独立存在的。他在哲学上强调精神是唯一的实在，认为历史只是精神发展的过程，直觉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否认人能凭借感觉、理性和实践活动去认识世界。可以看出，他的直觉说是非理性主义造型艺术直觉说。石涛的尊受章中是既承认“感性”的知识，也承认“理性”的知识。相比较而言，石涛认为作为艺术家来说，“感性”的知识更为重要，具有灵性的有才能的画家可以“借其受发其所识，知其识发其所受”。

3.两者对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辩证关系的认识不同

克罗齐认为没有绝对的“美”，也没有绝对的“丑”，绝对的美（纯美）和绝对的丑都是不存在的，“美”中必然包含“丑”，同样，“丑”中也必然包含“美”，两者必须连在一起才各有意义，剩下的其他三个概念亦是如此。另一方面，他认为“美”、“真”、“利”、“善”这四种概念相对应的心灵活动的发展，不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发展，而是高一度包含低一度的辩证关系。比如说“直觉”（美）与“概念”（真），直觉是低一度的，概念是高一度的，概念必须包含直觉，直觉可以不依存于概念，概念必须依存于直觉，从直觉发展到概念，是低一度到高一度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是来自对立面矛盾统一的辩证过程。在《石涛画语录》中，石涛说：“受与识，先受而后识也。”又说“古今至明之士，借其受发其所识，知其识发其所受。”这样看来，石涛是承认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的：一方面，从先后关系来看，他认为感性认识在前，而理性认识在后，“先受而后识也”。另一方面，从发展的辩证过程来看，他认为至明之士可以利用感性认识来启发直观的感官感性，又可以从直观的感官感性回归到理性认识。第三，石涛没有明说，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相互渗透的，两者交织在一起，没有纯粹的感性认识，也没有纯粹的理性认识，但从一个侧面，我们可以推测，事实上，石涛是承认这一观点的。石涛说“识然后受，非受也”，是说对某一事物先有了认识然后再去感受，就不是纯粹的感受了。我们知道人只要有了一定得理性思维，对很多事物都会有一定的认识，既然有了一定得认识，想要得到所谓的纯粹的感受是困难的。

四 结论

经过上述的讨论，我们现在可以“受识论”与“直觉说”做一些综述。①从研究的对象上来说，两者都是涉及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辩证关系的美学观点，石涛《画语录·尊受章第四》，整片文章都是在说明“受”与“识”的关系。克罗齐“直觉说”则是在阐述“直觉”的含义，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只是他所言的“直觉说”之推论；②从表达的方式上来说，“受识论”的表达更为直观、感性和注重体验性。“直觉说”的表达更为晦涩（这里所说的晦涩不是贬义）、知性和注重推理性；③从得出的结果上来说，“受识论”，肯定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重要性，认为，作为艺术家来说，感性感受显得更重要，画家要生生不息、不断丰富和加强自己的感受，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又用理性的知识来提高、增强感受的灵敏度和深刻性，是一个循环相生、连绵不断发展提高的过程。而“直觉说”最终是在强调“非理性知识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 俞建华.石涛画语录究[M].山东：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

[2] 吴冠中.我读石涛画语录[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6

[3] 韩林德.石涛与画语录研究[M]. 江苏：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186-189

[4] 刘文潭.新谈艺录[M].台湾：台湾中华书局，2006：48-59

篇4

[关键词]邵雍物理之学性命之学心学先天之学后天之学

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

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

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

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行只在人。

这首诗是北宋道学五子之一的邵雍写的，题目叫《观易吟》，诗中流露了作者参透天人、观易见道的智慧，显示了作者博大舒放的宇宙胸怀和洞明深湛的生命意识。

当代研究者一般偏重于研究其《观物篇》中的“物理”之学，而比较忽略其“性命”之学。其实邵雍不仅是宋易之区别于汉易的开风气的人物，而且还是宋明理学“心学派”的开拓人物，他不仅建构了一套缜密的宇宙论图式，而且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性命学说、修养理论与价值系统，并最终完成了他的以“物理”推论“性命”的“先天易学”体系。唯其如此，才备受二程、朱子等理学大师的称赞。邵雍的人文情怀、安乐精神和真善境界，不仅对后世易学家、理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当今的世俗人生仍然有着可资借鉴的意义。

一、天人相为表里，推天道以明人事

“天”和“人”的问题是邵雍象数哲学的基本问题。邵雍在《观物外篇》中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他把易学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物的，即“天学”，又称“物理之学”；另一类是研究人的，即“人学”，又称“性命之学”。合而言之即“天人之学”。邵雍还用了两个概念：“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其中“先天之学”是研究天道自然的，相当于“天学”；“后天之学”是研究人道名教的，相当于“人学”。①

在对待天人的关系上，如果说儒家偏向于人道，道家偏向于天道；义理易学派偏向于人道，象数易学派偏向于天道，那么邵雍则是儒道互补（或内儒外道）、天人并重、象数与义理贯通的集大成者。天道与人道，天学与人学、先天与后天、物理之学与性命之学，被邵雍巧妙而自然地融进他的易学中。他在《观物内篇》中说：

天与人相为表里。天有阴阳，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系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则民用正，上好佞则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来矣。

夫分阴分阳，分柔分刚者，天地万物之谓也；备天地万物者，人之谓也。

天地人物则异矣，其于道则一也。

邵雍引用《易传》“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的“天道”观，将“天道”归结为阴阳、刚柔；同时继承并改造了《易传》“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人道”观，将人道归结为“正邪”，“仁”与“义”都属“正”的范畴，与之相对的应该是“邪”。在邵雍看来，人之正邪与天之阴阳、刚柔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虽然各自的表现千差万别，但都统一于“道”上。邪正来源于君主的好德好佞，君主的好德好佞又是天道崇阳崇阴的折射。

就天道与人道的地位而言，表面上看，邵雍似乎更重天道，他不仅将自己的著作称为“观物篇”，以“观物”为认识天道的重要思维方法，而且将人看成是“物”——“天”的一分子，认为“盈天地万物者唯万物。”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从立论路径上看邵雍是先论天道后论人道，先论先天后论后天，先论物理后论性命，而推天道、先天、物理是为了明人道、后天、性命，人道、后天、性命才是邵雍的立论目的，天道、先天、物理不过是邵雍的立论根据。用邵雍的话说，它们之间是“体用”关系，先天为体，后天为用，后天从属于先天，后天阐发的人性、人道高于先天阐发的物性、天道。这里的“先天”与“后天”是相对关系，邵雍又把“先天”与“后天”统称为“先天之学”。先后天是体用不离，相函相依的，体者言其对待，用者言其流行，是一个统一的天人之“道”的两个不同方面，同时又是一个统一的“道”的变化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邵雍将宇宙演化的历史过程以唐尧时期为界分为两段，唐尧以前为先天，此时还是宇宙自然史时期，还没有人文、社会、主观等因素的参与，还没有人事之“用”，只有天然之“体”；唐尧以后的后天“用”，进入到人类文明史时期。根据这种划分，邵雍对儒家和道家作了评价，指出老子为得《易》之体，孟子为得《易》之用，今人余数康先生认为，道家的物理之学着重于研究宇宙的自然史，可称之为“天学”，对先天之“体”有独到的体会；儒家的性命之学着重于研究人类的文明史，可称之为“人学”，对后天之“用”阐发得特别详尽。老子有天学而无人学，孟子有人学而无天学。尽管老子和孟子学派门户不同，分属道儒两家，仍是体用相依，并来分作两截，道家的“天学”与儒家的“人学”会通整合而形成一种互补性的结构，统摄于《易》之体用而归于一元。邵雍称物理之学即自然科学为“天学”，性命之学即人文科学为“人学”。在物理之学上推崇道家，在性命之学上推崇儒家，超越了学派门户之见，从儒道互补的角度来沟通天人，他的这个做法是和《周易》的精神相符合的。②

邵雍对“天”和“人”、“天道”和“人道”作了多角度的界说，其《观物外篇》说：

自然而然者，天也；惟圣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时行时止，虽人也，亦天也。

元亨利贞，交易不常，天道之变也；吉凶悔吝，变易不定，人道之应也……天变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贞，《易》之变也；人行而天应之，故吉凶悔吝，《易》之应也。

自乾坤至坎离，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既济未济，以人事也。《易》之首于乾坤，中于坎离，终于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也。

认为自然的、非人为的是“天”，效法天然之道、参与主观意识的是“人”。就《周易》而言，上经言天道，下经言人事。元亨利贞四德配春夏秋冬四时，反映了在天道四时以及自然万物的变易流行；吉凶悔吝反映了人事的变化规律。天道和人事相互对应，“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奉天时则吉，违天时则凶，元亨利贞四德各包含吉凶悔吝四事，吉凶悔吝四事又对应元亨利贞四德。邵雍在《观物内篇》中从另一角度归纳天道人道：“夫分阴分阳，分柔分刚者，天地万物之谓也；备天地万物者，人之谓也。”阴阳、刚柔是天道本然的现象和规律，而领悟并运用这种规律的却是人。

邵雍将“人”看成是“万物之灵”，天地宇宙之间充盈了万物，人是万物中有灵性的出类拔萃者，人灵于物；人中可分出一部分最优秀的人，就是圣人，圣灵于人。“人之所以灵于万物者，谓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观物内篇》）万物的色、声、气、味能被人的目、耳、鼻、口所接受，具有其他事物（包括动物、植物）所达不到的灵性、智慧，远远超出其他事物接受宇宙的信息的能力，不仅如此，人还可以改造或适应宇宙的信息、事物的运动变化，“夫人也者，暑寒昼夜无不变，雨风露雷无不化，性情形体无不感，走飞草木无不应。”（《观物内篇》）而人中之“圣”又具有一般人所达不到的智慧，“然则人亦物也，圣亦人也……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邵雍对人中的至者——圣人作了界定：

人之至者，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世观万世者焉；又谓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音，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谓其能以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谓其能弥伦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者也。（《观物内篇》）

这样的圣人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见到的，只有“察其心，观其迹，探其体，潜其用，虽亿万千年可以理知之也。”在邵雍看来，除了伏羲、黄帝、尧、舜、周文王、周武王、齐桓公、晋文公以外，只有孔子称得上“圣人”。孔子整理修定了《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四部经典，邵雍将春夏秋冬称为“昊天之四府”，将这四部经典称为“圣人之四府”，两者一一对应，《易》为春，为生民之府；《书》为夏，为长民之府；《诗》为秋，为收民之府；《春秋》为冬，为藏民之府。将四府交错组合，则有四四一十六种，如《易》与《易》、《书》、《诗》、《春秋》组合，则有生生，生长、生收、生藏四种。其余类推。认为这四部经典是为了贯天人、通古今。

邵雍还将人类生理结构与物类形态结构作了比较，认为两者虽有区别，但又有对应关系，《观物外篇》说：

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肢。

天地有八象，人有十六象，何也？合天地而生人，合父母而生子，故有十六象也。

人之骨巨而体繁，木之干巨而叶繁，应天地数也。

人之四肢各有脉也，一脉之部，一部三候，以应天数也。

动者体横，植者休纵，人宜横而反纵也。

飞者有翅，走者有趾，人之两手，翅也；两足，趾也。飞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而又食飞走也，故最贵于万物也。

不仅将人的四肢、十六象、一脉三部九候、形态特征等与天地之数相对应，而且将人与其他动物进行比较，从而说明人是禀天地之气生，是天地万物之中最聪明、最优秀的品种。此外，邵雍还对人的五脏、六腑、五官、七窍的来源作了分析，《观物外篇》说：

体必交而后生，故阳与刚交而生心肺，阳与柔交而生肝胆，柔与阴交而生肾与膀胱，刚与柔交而生脾胃。心生目，胆生耳，脾生鼻，肾生口，肺生骨，肝生肉，胃生髓，膀胱生血。

心藏神，肾藏精，脾藏魂，胆藏魄，胃受物而化之，传气于肺，传血于肝，而传水谷于脬肠矣。

认为人的五藏六腑由阴阳、刚柔交合而生，人不仅与外部的天相对应，而且人体本身内在的脏腑与外在的器官、与精神意志一一对应，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应与《黄帝内经》不同，《内经》主张心开窍于舌，肝开窍于目，肾开窍于耳与二阴，脾开窍于口，肺开窍于鼻；心藏神，肾藏意，脾藏志，肝藏魂，肺藏魄。邵雍可能另有所本，但这种将人视为宇宙天地的全息系统，以一身统贯三才之道,“神统于心，气统于肾，形统于首，形气交而神交乎中，三才之道也”,则可视为《易经》和《内经》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是“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的分层描述。

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性命之学的建构

邵雍是一个由道入儒，由儒入道、儒道通贯的学者，早年师从李之才学习物理之学、性命之学（事载《宋史·道学传》、《宋元学案·百源学案》），其后在明自然的物理之学上推崇道家，建构一套带有厚重道家色彩的推衍宇宙万物的物理学体系，从而获得“观物之乐”；在贵名教的性命之学上推荐儒家，建构了一套带有浓厚儒家色彩的宣扬人文价值理念的性命学体系，从而获得“名教之乐”。道家的物理之学与儒家的性命之学，被邵雍归结为“易”中，邵雍认为老子得《易》之体，孟子得《易》之用。《易》之体用兼综道、儒，在邵雍那里并没有象朱熹批评的那样“体用自分作两截”，而是在《易》的大道统帅下，儒道二家之旨、物理与性命之学（即天学与人学）、内圣与外王之功，被合理地、自然地统一起来，既没有逻辑矛盾，又没有斧凿生硬之嫌。可以说：邵雍是以“易”贯通儒、道③的重要代表人物。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周易·说卦传》对“易”所下的命题之一，邵雍对此作了解释：

所以谓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谓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谓之命者，处理性者也。所以能处理性者，非道而何？（《观物内篇》）

所以谓之理者，穷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性者，尽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命者，至之而后可知也。此三者，天下之真知也。（《观物内篇》）

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理。理穷而后知性，性尽而后知命，命知而后知至。（《观物外篇》）

“性命之学”即邵雍所称的“人学”。所谓“性”指人性，所谓“命”指天命，所谓“理”指物理。这三者同归之于“易”之大“道”——即阴阳变化之“道”、天人合一之“道”，太极一元之“道”……显然邵雍是参合了《周易》与《中庸》而得出这个结论的，《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能致命于人，进而赋予人的本性，遵循本性的自然发展而行动就是“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是一个最高范畴，能够统领“性”、“命”、“理”于一体，邵雍说“《易》之为书，将以顺性命之理者，循自然也。”性命之理即是自然之“道”，也就是《周易》之“道”的体现。这个“道”是无处不在的，“道”在物则为“理”，在人则为“性”。“命”是由天决定并赋予人而为人所具有的。张行成对邵雍性命学作了阐释：

命者，天之理也。物理即天理。异观私，达观则公矣，公则道也。（《皇极经世索隐》）

性命，天理、物理都归结于“道”。所以邵雍说：“是知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天地万物之道尽于人矣。”天地万物之“道”通过人的性命之理而显现。“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中的“我”，指有主体性自我意识的人。

由此可见，邵雍的“性命”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性命”包含天地万物，狭义的“性命”则专指人。邵雍说：“万物受性于天，而各为其性也。在人则为人之性，在禽兽则为禽兽之性，在草木则为草木之性。”（《观物外篇》）“天下之物，莫不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观物内篇》）这里的“性”、“命”以及“理”是广义的。就狭义的“性命”而言，邵雍认为人之“性”有两个特点：一是人性同于物性，“人之类备乎万物之性”，“惟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二是人性高于物性，不仅表现为人有灵性、有智慧、有意识，所谓人为“万

物之灵”，“无所不能者，人也。”而且表现为人有道德、有伦理、有价值理想，所谓“唯仁者真可谓之人矣”，“性有仁义礼智之善。”

人之“性”与“心”、“身”、“物”、“道”等范畴，有密切关系，邵雍在《伊川击壤集序》中对比作了总结；

性者，道之形体也，性伤则道亦从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伤则性亦从之矣；身者，心之区宇也，身伤则心亦从之矣；物者，身之舟车也，物伤则身亦从之矣。

“性”是“道之形体”，“道”在于人则为“性”，在于物则为“理”，“道”是无形的，而人“性”和物“理”则是“道”的显现，好比是“道”的形体，“道”的外延和内涵都大于“性”，④“道”包括了人“性”和物“理”，“道”既含有自然万物的变易规律（“理”的内涵），又含有人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性”的内涵）。“道”是一个最高范畴，在“道”的统领下，邵雍提出了四个命题：性是道的形体，心是性的郛郭（城堡），身是心的区宇，物是身的舟车，就这四个命题的外延看是：

性＜心＜身＜物

“性”范围小于“心”，因为性的本质为善，而心包涵了善与恶、正与邪，性居于心中却不能该尽“心”；“心”小于“身”，因为心只是身中众多器官中的一种，身是心的寓所，心居于身中却不能该尽“身”；“身”小于“物”，因为人身只是万物中的一种，身居于万物之中却不能该尽“物”。然而从内涵和地位上看，却是恰恰相反：

性>心>身>物

“性”作为“心”中的善的本质，是最值得宏扬、修养的，其内涵最为丰富，其地位最为尊贵；“心”虽居于身中，但却为身之“君主”，可以主宰身；“身”虽从属于万物，但万物如果失去人“身”，没有主体的参与，就变得毫无意义，因而身又是物的主宰。

邵雍表述这四个命题一环紧扣一环，一层更进一层，将性命之学置于宇宙大系统中，通过对彼此关系的分析，突出了人性既高于物性又源于物性，既高于自然又源于自然的人文主义精神。接着邵雍又从认识的角度对这几个范畴作了进一步阐释。

是知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治则治矣，然犹未离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观者，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则虽欲相伤，其可得乎！

邵雍所谓的“观”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认识活动，“观物”是邵氏认识客体世界的核心方法。这里邵氏强调的是要以本层面之道、性、心、身、物“观”本层面的道、性、心、身、物，这样才能不损害对认知对象的客观、公正的理解，从而获得“两不相伤”、“情累都忘”的观物之乐中。如果以上层面去“观”下层面，则难免有情累之害。对道、性、心、身、物等概念，朱熹作了解释：“以道观性者，道是自然的道理，性则有刚柔善恶参差不齐处，是道不能以该尽此性也。性有仁义礼智之善，心却千思万虑，出入无时，是性不能以该尽此心也。心欲如此，而身却不能如此，是心有不能检其身处。以一身而观物，亦有不能尽其情状变态处，此则未离乎害之意也。”这段话从内涵和外延上对这几个概念作了区分，虽然朱熹偏重于道德修养上解释，与邵雍偏重于理性认识有所不同，但对这几个概念的界说还是基本合理的。

在人性论上，邵雍综合了道家的自然主义与儒家的人文主义，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更值得一提的是，邵氏还从认识论上讲人性问题，他在《观物外篇》中将“性”与“情”

作了对比：

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圣人之性也，苟不知而强知，非情而何？失性而情，则众人矣。

有形则有体，有性则有情。

“性”是与“情”是相对的，这是继承了李翱等人性情对立、性善情恶的观念。“以物观物”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顺应事物的自然本性去认识事物，不带有自我的主观好恶之情，

因而是公正，明白的；“以我观物”就是按照自我的主观意愿去认识事物，因为带有个人的感彩，所以就偏颇而暗蔽。“以物观物”既是事物的本性，又是人的本性。在认识活动中，能够实事求是，知则知，不知则不知，这是圣人而非众人的本性。

张行成发挥了邵雍“性”“情”对立说：“爱人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情也。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者，性也。”以《中庸》的“中和”说解释人之“性”。

邵雍从认识论上认为只有主客合一、尊从客体本来面目又不掺杂主体的感彩，才是事物和人的本性，这种立论方式独特而巧妙。

邵雍的“性命之学”与他的“心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心学”是邵雍对自己哲学体系的称谓，“心学”包含了物理之学与性命之学。因为邵雍将“心”分成“天地之心”与“人之心”两大类，其中“天地之心”讲的是物理之学，“人之心”讲的是性命之学。就“人心”而言，邵雍又将它分为两大类，即“众人之心”与“圣人之心”。

所谓“众人之心”，邵雍称为“人心”、“人之心”。《观物外篇》说：“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心是人的君主之官，是思维的器官，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此“心”不是生理之“心”），人之心具有认识物类性情形体的能力，具有主观能动的灵性（人为“万物之灵”）。《观物内篇》说：“凡言知者谓其心得而知之也。”人之心与天地之心有什么关系？《观物内篇》作了比较：“夫一动一静者，天地至妙者与！夫一动一静之间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与！”“天地至妙者”即指天地之心，其特点是“一动一静”的本然之理，不是受人的主观意愿干预的客观存在；“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是就加上了人的主观之“心”而言，人之心在于“一动一静之间”，即人心非动非静，但却主宰动静。人心是宇宙万物的本源⑤。人体主观感知自然，能动地改造并独立于自然，是人心的本质特征。然而众人之心是兼指正邪、性情、善恶而言的，有邪、有恶即乱世之源，有情、有欲亦昏蔽、不公之始。因而真正肇始自然万物、能成为“天地之心”的本源者只有“圣人之心。”

所谓“圣人之心”则是一种无情无欲、无邪无恶的纯净之心，是众人之心的精华，它源于众人之心而高于众人之心。《观物外篇》说：“大哉用乎！吾于此见圣人之心矣。”这个“圣人之心”即“人性”——人的纯洁、虚静的本性。邵雍对“圣人之心”作了描述：“人心当如止水则定，定则静，静则明。”“心一而不分，则能应万物。此君子所以虚心而不动也。”“无思无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谓一以贯之，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观物外篇》）说明圣人之心是静止、澄明，不起念头的。所谓“心一而不分”张行成解释：“心之神，其体本虚，不可分也。随物而起，泥物而著，心始实而分矣。”（《观物外篇衍义》）因为心本体为虚，所以不可分，不可动。圣人之所以能达到本性境界，是因为无思无为、洗心、退藏。这种圣人之心就是不动的“太极”。

邵雍的“心”从功用上可区别为两种：

一是作为本体的“心”。《观物外篇》说：“心为太极。”“万化万事生乎心也。”说明“心”是生成万事万物的本源，然而这个“心”到底是指“天地之心”还是指“圣从之心”？邵雍曾说过“天地之心者，生万物之本也。”（《观物外篇》）可又说过“身在天地后，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余何足言？”（《击壤集》）既然“心在天地前”，说明这个“心”不是天地之心，而是人心（圣人之心），“天地自我出”的“我”即人之心。可见这个宇宙本体的“心”即是人之心——圣人之心，然而天地之心与圣人之心实为一体关系，据邵雍之子邵伯温解释：“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天地之心，盖于动静之间，有以见之。夫天地之心，于此见之；圣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亦于此而见之。”（《宋元学案·百源学案》）可见本然存在的客观之道（“天地之心”）即是通过圣人的主观认识（“圣人之心”）才得以显示的，人与天地自然的沟通也是通过“圣人之心”的中介才得以实现的，因而可以说圣人之心即反映了天地之心，从而成为宇宙的本体。

二是作为法则的“心”。《观物外篇》说：“先天之学，心法也。”“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出入有无生死者，道也。”这是以涵括天地万物之理的先天学法则为“心法”，邵雍认为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的法则既是八卦、六十四卦次序和方位生成的法则，又是天地方圆、四时运行、人迁、万物推移的法则，“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观物外篇》）所谓“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行只在人。”是说天道变化与人心思维具有同一个法则。朱伯昆先生认为，邵雍以其先天图及其变化的法则出于心的法则，此种观点实际上是将易学的法则归之于人心的产物，他所以得出这一结论，就其理论思维说，是将数学的法则，如他所说的一分为二、方圆之数的演算等等，看成是头脑自生的、先验的东西。总之，认为数的变化和演算的规律性，存在思维自身之中，是从思维自身的活动中引出来的⑥。

综上所说，可以看出邵雍的性命之学——心学是一个以象数（先天学）为心法、以心性为本体、集本体与法则为一体、视天地之心（天道）与圣人之心（人性）为一理的庞大的哲学体系。儒家的道德修养与道家的宇宙精神、儒家的人道观、价值观与道家的天道观、认识论被邵雍十分巧妙、圆融无碍地贯通在“易”理之中，在“北宋五子”中独树一帜。应该说，邵雍也是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开创者，当然邵雍的心学与程颢的心学有同有异，其相同点是都视天理与人心为一体，都以圣人之心为天地之心，所不同点是邵雍偏向于冷眼观物，偏向于从认识论方面观照天人法则、体会圣人之心；而程颢则偏向于潜心识仁，偏向于从价值论方面修养道德、诚敬体物、扩充圣人之心。当然邵雍并没有取消道德修养，而是从另一层面讲“养心”、“修身”、“主诚”。

注释：

余敦康认为：“邵雍称自然科学为天学，人文科学为人学，并且以有无人文因素的参与作为区分先天与后天的标准。”（《内圣外王的贯通》，学林出版社，1997年1月，226页）

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学林出版社，1997年，220-227页。

“易贯儒道”的观点，参见拙著《易道：中华文化的主干》，中国书店，1999年1月。

余敦康先生《内圣外王的贯通》第237页认为：“就外延而言，道大而性小，性从属于道；就内涵而言，则道小而性大，因为人之性除了同于自然的物之理外，还包涵着极为丰富的人文价值的规定。”

篇5

关键词： 章太炎；援佛入老；近代化；比较研究；现实关怀

章太炎是近代著名的“有学问的革命家”，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在近代环境下阐述先秦诸子的思想理论价值，具有其独到之处。就老子而论，章氏的研究在近代老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学界对此也有研究[1]。但对章氏研究老子所显现的学术特点则似着墨不多。以下试简论之。

一、援佛入老

章氏早年虽对宗教作过批判，但对佛教情有独衷。在他思想中，佛教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先秦诸子“惟以师说为宗，小有异同，便不相附，非如后人之忌狭隘、喜宽容、恶门户、矜旷观也”。佛教与之不同。又引用《成唯识论》中的话说：“佛家有言，何等名为所熏，若法平等，无所违逆，能容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势力强盛，无所容纳，故非所熏。若法自在性，非坚密能受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无为法，依他坚密，故非所熏。此可见古学之独立者，由其持论强盛，义证坚密，故不受外熏也。”[2]这里以佛教标准评论中国先秦诸子。佛教思想已经渗入到他学术思想的各个方面。在很多著作中将先秦诸子学说和佛学互相比附解析。

有人评价章氏“先是由儒入佛，次则以佛反儒、以佛解庄，最后是儒释道互补”[3]。他不但以佛解庄，而且还援佛解老。他说：“《大乘入楞伽经》唤作菩萨一阐提，经中明说：‘菩萨一阐提，知一切法本来涅盘，毕竟不入。’像印度的文殊、普贤、维摩诘，中国的老聃、庄周，无一不是菩萨一阐提 。”[4]因此把老子思想、佛学互融。他表示：“所以老子的话，一方是治天下，一方是无政府，只看当时人情所好，无论是专制，是立宪，是无政府，无不可为。仿佛佛法中有三乘的话，应机说法。老子在政治上也是三乘的话，并不执着一定的方针，强去配合。……这是老庄的第一高见。就使维摩诘生在今日，必定也主张这种议论，发起这种志愿，断不是只说几句慈善事业的话，就以为够用了。”[5]

章氏佛老互解使老子学说呈现出一番新气象。他认为老子中最重要的概念“道”，按照韩非《解老》中的解释，“道”就“犹浮屠之言如耶”[6]。将老子眼中的世界本源等同于佛教“如耶”的概念。又如《老子》“宠辱若惊”章，章氏解释说：“人我之谓身，烦恼之谓患。夫‘灵台不可持’者，断法我见也。不少留人我见者，其志则一往趣寂，无利万物之情；‘涤除玄览’者，断所知障也。不少留烦恼障者，其志则厌苦人世，不能悲恫以应群生之求也。若是者，宁足以托寄天下者邪！夫吾无身者，吾无患矣。斯乃桑门小乘尫劣之行，怖生恶死，而期于远离五阴。彼大乘者，适贵其身与患俱，未遽避患也，”[7]在这里，章氏认为老子“宠辱若惊”思想与佛理相似。因为有人我之身，所以有烦恼之患，也因此才能“悲恫以应群生之求”，这就是大乘精神，才能为天下所寄托。

此外，章氏在《国学略说》、“菿汉三言”中多有佛老互解的论述。限于篇幅，不再列举。我们知道，以佛解老自佛教东传时即已产生。僧侣“格义”就大量借鉴老庄的术语来解释佛经，通过中国化的语言使佛教能在中土生存发展。因此以佛解老的实质乃以老证佛。[8]而章氏则与此不同。他是要在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在受到西方冲击下重新整合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章氏晚年，他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佛、孔、老、庄所讲的，虽都是心，但是孔子、老、庄所讲的，究竟不如佛教的不切人事，孔子、老、庄自己相较，也有这样情形，老、庄虽然高妙，究竟不如孔子的有法度可寻，有一定的做法。”[9]目的还是要融通儒释道，重构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谱系。

二、诠释的近代化

20世纪初，西方各种学术思想、方法纷至沓来，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影响不言而喻。作为一位开拓型学者兼革命家，章氏积极研究和传播西学。藉西学论老子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注意发掘老子学说的哲学思想。评价章太炎诸子学研究贡献时说：“到章太炎方才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外，别有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10]这就是说章氏诸子学研究主要是从学术思想上阐释，而非简单的校勘训诂。章氏自称：“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钥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惟诸子能起近人之废。”[11]又说：“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文，种界实绩，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异同，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12]章氏对老子的研究显示出初步的近代化倾向。他对老子研究，很少涉及文本方面的训诂校勘，更多的是对老子思想层面上的诠释。他注意到老子的政治学说和哲学理论，“中国头一个发明哲理的，算是老子。” [13]此类论述在章氏论著中所在皆有，毋庸多举。

其次，在诠释老子学说时常与西方思想相互比较，力图沟通中西。如章氏认为老子学说中蕴涵着进化论思想。“《庄子·天运》说孔子见老聃，自言论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老子答以六经先王之陈迹，时不可止，道不可壅。此言世务日移，不可守故也。孔子三月不出，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传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此正今之进化论尔。先说群生孶乳，次有弟而兄啼者，自然洮汰，后来居上，即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以此推证，而故迹之不可守，明矣。故曰丘得之矣。” [14]老子“知生存竞争，自然进化，故一切以放任为主。”[15]所谓老子有进化论思想是章氏在接触西学后产生的看法。之前的严复就有这种观点。

在西方科学观念引进的大环境下，章氏也深受影响。因此在论说老子时也常有科学观念影响的痕迹。如他认为老子是中国泛神论之祖。“或者谓孔子亦有天祝、天丧、天厌、获罪于天等语，似非拨无天神者。按：孔子词气，每多优缓，而少急切之言；故于天神未尝明破。然其言曰：鬼神之为德体物而不可移。此明谓万物本体，即是鬼神。无有一物而非鬼神者，是即斯比诺沙之说。泛神者，即无神之逊词耳。盖孔子学说受自老聃，老子言象帝之先。即谓有先上帝而存者；……无物非道，亦无物非鬼神，其义一致。此儒皆主泛神之说。”[16]泛神论者，即无神论也。又说老子“本是史官，知成败祸福之事悉在人谋，故能排斥鬼神，为儒家之先导。”[17]充分肯定了老子在打破迷信鬼神论上的地位和价值。所谓老子具有无神论思想无疑受到当时西方近代科学观的影响。

要之，虽然这种简单的中西学说的沟通略显粗糙，但这种积极的学术探索是二十世纪初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中所必须经过的阶段。它启发人们的思维方式，开拓人们的学术视野。从这种意义上说，章氏诠释老子的近代化是应充分肯定的。

三、注重比较、联系的研究

章氏研究老子，不是孤立地就老子论老子，将其置于整个先秦诸子学术的大背景之下，注重纵向、横向比较，以凸显老子思想。在诸子中，老子的学术活动时代要先于孔、墨、庄、韩非等人，他们之间学术有内在联系，也有极大区别。如老、庄虽同为先秦道家重要的代表人物，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学说。如老子、庄子都有自然之说。他说：“老子云‘道法自然’，太史论老、庄诸子，以为归于自然。自然者，道家之第一义谛。”又说：“其（庄子）褒之（老子）以‘至极’，尊之以‘博大真人’者，以其自然之说，为己所取法也。”[18]可见两人学说有相同点。但同时，章氏又揭示了两者的差异。这是章氏老子观中颇为新颖独到的见解。请看：“夫庄周愤世湛浊，己不胜其怨，而托卮言以自解。因以弥论万物之聚散，出于治乱，莫得其耦矣。其于兴废也何庸？”[19]“庄子晚出，其气独高，不惮抨弹前哲，……其术似与老子相同，其说（心）乃与老子绝异，故《天下篇》历叙诸家，已与关尹、老聃裂分为二。”[20]“老聃据人事嬗变，议不逾方。庄周者，旁罗死生之变，神明之运，是以巨细有校。”[21]“《庄子·天下篇》自言与老聃、关尹不同道。老子多政治语，庄子无之。庄子多超人语，老子则罕言。虽大旨相同，而各有偏重，所以异也。”[22] “庄子自言与老聃之道术不同，‘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此老子所不谈，而庄子闻其风而悦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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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章氏认为老子主张积极入世，参与现实政治活动，而庄子则游离于现实之外，主张万物各得其所，逍遥自在。历来老庄合称，为何两人有差异呢？章氏解释个中原因说：“庄在老后，政治之论老子已足。高深之论，则犹有未逮，故庄子偏重于此也。” [24]章氏认为老子主要着重于政治思想，哲理上有所欠缺。庄子之论则多偏向于哲学思考。同时，章氏认为庄子个性“其气独高”，所以“不欲以老子之权术自污也。”

章氏认为法家人物韩非、李斯学说“实道家之变”[25]，尤其是韩非《解老》、《喻老》两篇更是诠释老子思想的最佳作品。前期法家人物管仲、申不害、商鞅都是吸取了老子之学。老子与法家都主张专制。

此外，章氏还将老子思想与墨子、孔子作比较。如关于老子“不尚贤”和墨子“尚贤”[26]，老子、孔子、墨子三家都崇尚节俭，老、孔均排斥鬼神，诸如此类几家思想的比较不一而足。

总之，章氏都是在先秦诸子文化的大背景下，以长时段的眼光审视老子思想，注意各家学说的比较、联系的考察，从而更深入地理解老子与其它诸子学说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这种广阔的学术视野是章氏老学研究中的一个优点和贡献。

四、强烈的现实关怀

章氏被称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在清末民初，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因此他的治学就难免有为革命服务之意存在于其间。他说：“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不足以立国，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27]应该说，章氏研究老子，也受到当时时势的影响，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他在《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的演讲中再次论述了学术与现实的密不可分：“文明野蛮的见，最不容易消去。无论进化论政治家的话，都钻在这个洞窟子里，就是现在一派无政府党，还看得物质文明，是一件重要的事。何况世界许多野心家。所以一般舆论，不论东洋西洋，没有一个不把文明野蛮的见横在心里。学者著书，还要增长这种意见，以至怀着兽心的强国，有意要并吞弱国，不说贪他的土地，利他的物产，反说那国本来野蛮，我今灭了那国，正是使那国的人民获享文明幸福。这正是尧伐三子的口柄。不晓得文明野蛮的话，本来从心上幻想出来。只就事实上看，什么唤做文明，什么唤做野蛮，也没有一定的界限，而且彼此所见，还有相反之处。……文明野蛮的见解，既先打破，那边怀挟兽心的人，到底不得不把本心说出，自然没有人去从他，这是老庄的第一高见。……唯有把佛与老庄和合”，才是“救世应物的第一良法。”[28]这段话以庄子为主，兼及老子，明确批判了现实中所谓的文明和野蛮，要求以老庄思想消除这种文明、野蛮概念。无疑，这是针对当时章氏所处的外部环境立论的。

章氏论老子具有现实针对性还表现在论述老子与孔子之间的关系。他在早期探讨孔老关系时说：“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本师，而惧老子发其覆也。”[29]这种孔老关系“令人联想到康有为如何对待廖平，以及戊戌后他对梁启超自立门户而无可奈何的‘近典’”。[30]这是章氏针对其论战对象康有为而言的。又如章氏一方面认为“老子不尚贤，意在防篡弑之祸”，“以为不尚贤则不争”，另方面又对此表示异议：“若民主政体，选贤与能，即尚贤之谓。尚贤而争，宜矣。”[31]认为老子的不尚贤思想只适用于专制社会，若在民主政体社会，则选贤与能是天经地义的原则。这又是章氏以其资产阶级革命者身份追求的理想社会之标准来批判老子。再如章氏抨击老子、孔子企图走中间路线是“与他本人摒弃了温和的改良主义，坚决主张革命是有关系的”[32]。综上可见，这些强烈为现实服务的论点显而易见与章氏身处的时代影响和政治活动需要有密切联系。但有时过于拘致于“致用”，而影响了学术的“求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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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5][17][18][20][29]《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86、497～498、292、291、292、293、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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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8]章太炎：《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的关系》，《中国哲学》第6期， 第307、308～310、309～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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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章太炎：《菿汉微言》，收入《菿汉三言》，辽宁教育岀版社2000年， 第22页。

[16][27]《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岀版社1985年版，第372、371页。

[22][23][24][31]章太炎：《国学略说》，上海文艺岀版社2001年版，第153、167、174、192页。

[25]《章太炎全集》（二），上海人民岀版社1982年版，第80页。

篇6

摘要： 诗禅关系论是学术界长期研究的热门论题，张勇以诗性精神为立足点，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接着说，论证禅宗法门、禅宗道性、禅宗诗学、禅宗文论等富于诗性精神，揭示寒山、皎然、子聪、孤山智圆、契嵩等僧侣的文学批评理论，为禅门文学批评史研究导夫先路。

中图分类号： I 207.2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6）06069106

Key words： Pattra Leaf and Catkin： the Poetic Spirit of Zen Buddhism in China；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ry and Zen； poetic spirit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ry and Zen has always been a popular topic in the academic studies.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ZhangYong further demonstrates the existence of poetic spirit in the field of Zen method， nature of Zen， Zen poetic and literary theory of Zen. His discussion about the the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by Hanshan， Jiaoran， Zicong， Gushanzhiyuan and Qisong marks the new attempt to the study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Zen.

第6期~当前： 诗性精神视阈中的诗禅关系论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4卷中国禅学与诗学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门论题，禅宗史、僧侣诗、禅学影响下的诗歌、禅学影响下的文学理论等领域都有著述出版。如张伯伟《禅与诗学》[1]阐述佛经科判与初唐文学理论的关系、佛学与晚唐五代诗格的关系、禅学与诗话的关系、禅学与论诗诗的关系，玄言诗、山水诗、宫体诗等与佛教的关系等，立足文学理论与诗歌创作，各照隙隅，综观衢路，从禅学角度揭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各体批评样式的源流与主要诗歌类型的佛学因缘，别具只眼。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力求成为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禅宗史和诗歌史关系的专著：勾勒禅宗的嬗递轨迹，探讨诗人和禅、禅僧和诗的联系，追求偈颂的诗化过程，描述在不同禅风影响下中国诗歌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流派诗人的风格特点，揭示诗禅契合的各个层面，阐释以禅喻诗的各种形态及其美学内涵，进而展示中国诗学的演进规律及其民族特征。”[2]前言，2张晶《禅与唐宋诗学》则选取禅与诗学关系这一特殊视角，“探索唐宋时期禅宗思想对一些重要诗人心态的影响，进而寻绎禅对唐、宋诗的渗透，讨论经过诗人心态（主要是审美心理）的中介，禅使诗歌创作形成了怎样的特点。”[3]3孙昌武《禅思与诗情》则力图从更广阔角度阐释诗、禅的相互影响，沿着两条并行线索展开：“一条是禅宗的发展，从兴起到中衰；一条是禅宗影响下诗歌的发展。而诗歌发展的情形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禅宗自身的创作，即所谓‘禅偈’，这是‘禅文学’的部分；另一部分是一般诗人及其创作。”[4]增订说明，21无论是宏观概览，还是微观剖析，中国禅与中国诗关系领域可谓著述丰富。张勇却不畏艰难，爬罗剔抉，以问题为中心，站在学术前沿接着说，出版《贝叶与杨花――中国禅学的诗性精神》一书，深入诠释了禅宗的自然观、禅宗法门的诗学意义、禅林的韩柳观等问题，重新界定诗僧与僧诗的概念，厘清偈与诗的界限，将中国禅与中国诗的关系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禅宗与诗学关系研究的专著大多力求全面系统，研究对象十分广泛，在禅宗史、僧侣作品、士大夫禅味诗歌、以禅喻诗理论等领域不惜笔墨，贪多务得，往往在概念上没有明确界定，容易产生芜杂之感。张勇则抓住核心问题，仔细厘清概念，明确研究对象，各个击破，“不刻意追求体系的完备，尽量避免常识性的叙述”[5]引言，6，重点解决了禅宗法门的诗性问题、禅宗道性中的诗性精神、禅宗诗学以及禅门韩柳学等四个方面问题，J而实腴，简易而深刻。

一、禅宗法门的诗性精神

诗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在学术界对诗学、诗与思等问题重新思考时得以广泛运用，溯其源头，可能要从维柯开始。维柯《新科学》第二卷不惜篇幅论述诗性的智慧，关注伦理、经济、政治、物理、天文、地理等的诗性发生学问题，属于文化人类学的范畴。刘阳《文学“诗性”的语义学考察――以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为背景》[6]一文从维柯、海德格尔、雅各布逊三个点出发在学理上考察了“诗性”概念，属于文艺学的视角。在中国文学研究的实际操作中，学者们更倾向于在中华民族诗学意义上使用诗性精神这一概念。钱志熙认为诗性精神“指主体所具有的诗的素质、艺术创造的素质”[7]2。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都要以其是否具有产生诗歌艺术的可能性来判断其是否具备诗性精神，在这个意义上，禅宗虽然以道性为要，却具备诗性的本质，所以是有诗性精神的。周裕锴详细论证了诗禅相通的内在机制主要有“四性”，即：价值取向的非功利性、思维方式的非分析性、语言表达的非逻辑性、肯定和表现主观心性[2]297319。张晶则从诗人创作时空静的诗心、独特的审美体验与审美感兴等角度揭示禅是如何渗透进诗人的创作过程，突出从审美视角阐发诗人的创作心理。张勇总结中国禅学的诗性精神亦包括四个方面：首先，作为禅学基本精神的“自由”是诗性的；其次，超越的时空观是诗性的；再次，非逻辑的思维方式是诗性的；最后，不立文字又不离文字的表达方式是诗性的。这种诗性品格正是禅门群体诗性精神的活水源头，也是中国诗与中国禅产生交集的发生基础。张勇在周裕锴理论基础上凝练总结，可与周、张论述互为补充。

具体到禅宗法门诗性精神的研究，周裕锴按照禅学史系统诠释了禅学重大命题的诗意，包括拈花微笑、面壁九年、渐修、顿悟、平常心是道、离经慢教、呵佛骂祖、公案语录、棒喝机锋、看话禅、默照禅等，在简明禅宗史的叙述中探索禅学与诗学理论、诗歌创作的契合点。张晶则考察了较少有人涉足的话题“禅宗公案与诗的因缘”，借鉴吴怡总结禅宗公案十个基本格式中的四种模式吴怡《禅宗公案问答的十个基本格式》一文总结禅宗公案问答共十个格式，即以境表道法、遮断箭头法、不会不知法、柳暗花明法、投桃报李法、回光返照法、矛盾相示法、日常琐事法、旁敲侧击法、词锋相逼法，见《中国哲学的生命与方法》，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6981页。，分析诗境与公案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重点解决一个问题。张伯伟则从佛经科判、佛教术语“门”、“势”、“作用”、禅门语录、禅门三关、公案偈颂、话头、禅宗评唱等具体而微层面考镜禅学对初唐文学理论、晚唐五代诗格、宋代诗话、论诗诗、文学评点等的影响，以文献学的方法梳理禅宗法门术语在诗学中的运用，具体而微，令人信服。吴怡比较禅宗 “不立文字”、“禅定”、“公案”、“顿悟”四大法门与儒家、道家的关系，虽未涉足诗学，却在思想史领域为法门的诗性思考提供了借鉴[8]121139。

张勇重点考察东山法门、看话禅、水月喻等三法门的诗学意义，在诗禅关系论的学术语境中，有意识安排详略，力图发前人所未发，学术创新意识很强。

张勇在综合意义上使用“东山法门”概念，重点考察张说、王维、王昌龄、储光羲、杜甫、岑参等盛唐诗人与弘忍法系的交往，从题材、主题、风格、意境等方面申述东山禅法对盛唐诗歌的影响。指出东山禅法的营宇立象扩大了盛唐诗歌的主题与写作题材，一行三昧的修行法门令盛唐诗歌蒙上了一层“幽寂空静”的色彩，空净眼的观物方式影响到盛唐诗歌独特的“兴趣”。将外部研究与内部比较紧密结合在一起，理据俱足，为进一步理解东山法门立开创之功，为盛唐诗歌研究开辟新路。

论述看话禅的诗性精神则以大慧宗杲为核心，首先考察宗杲与南宋诗人韩驹、吕本中、曾几、周必大、张孝祥等的交往，接着比较大慧宗杲发起的“文字禅批判”浪潮与诗坛“江西诗派批判”的关系，总结两大批判在时间上同步、在思想倾向上一致这两个相同点，认为“两者都执着于文字知见，或偏离禅宗‘明心见性’之方向，或偏离诗歌‘吟咏性情’之本意，都病在一个‘死’字。诗禅领域的这两大批判在实质上都是针对‘死’字而展开的”[5]39。在此基础上自然打通看话禅的参话头、参活句思想与南宋中后期A活诗风转变的关系，迎刃解决诗学理论上借鉴看话禅“参”“悟”“活”论诗的学理逻辑。如此理路，在学术界对禅宗话头与诗学理论、诗歌创作的平行比较基础上揭示了诗禅影响的深层原因，张勇的接着说为看话禅、公案、话头等与诗学关系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水月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经常运用的意象，张勇从佛教中发掘其诗学渊源，指出佛教“水中月”意象“无分别、绝对待、自在圆成、当下即是的特性，与艺术境界独立自足、超旷空灵的特性合若符契”[5]54，故而水月意象得以佛教偈颂为中介，通过僧诗、文人诗逐渐演绎为诗歌意象，呈现出“清”“静”“空”“明”四大审美特征。张勇考镜源流，对照诗禅，演绎学术界日用而不知的诗学命题，独具只眼。

从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点入手，以诗性精神为纽带，思考诗禅关系中的重点命题，既要熟悉佛理，大量爬梳佛教文献，又要熟精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批S导U，游刃有余，文字背后所需的深厚功夫，是难以估量的。

二、禅宗道性中的诗性精神

姜剑云认为：“诗性精神是指出乎原始冲动的、自发的抒感的精神。诗性精神亦可称之为抒情精神。”[9]209张勇以诗性精神来剖析中国禅学，便不得不面对禅宗绝情中的抒情，如何诠解道性与诗性的矛盾张力，将“无情有性”的禅宗思想与诗性精神统一起来，是一个在操作上很困难的问题。

张晶阐释“无情有性”说：“不但有情众生悉有佛性，而且一切山河大地、草木土石等无情物也都有了佛性。”[3]56以此出发，抓住后期禅宗佛性论，回归自然理解禅宗的诗学逻辑与诗人的禅学思维，在人与自然契合角度比较诗禅关系，指出：“禅家善于即色谈空，在万法的殊相中品味真如。诗人则善于抓住活生生的物象、剪裁下大自然鲜活的一草一木，摄入诗中，使它传写出宇宙的脉息，留住美的永恒。”[3]60这是从自然与主体的关系入手解决情性问题。张勇不避矛盾，直面张力，从正面体悟道性与诗性关系问题。

张勇借用齐己《寄怀江西僧达禅翁》诗中的“贝叶”与“杨花”意象来指诗性与道性，指出：“‘贝叶’象征佛教信仰，‘杨花’象征世俗歌诗；前者带有威严不可侵犯的神性，后者则满载着浓郁的世俗情感。‘未能精贝叶，便学咏杨花’，表面是说，自己禅修不精而只能以诗为业，实质上形象而准确地表达了诗僧的身份矛盾及矛盾张力中的创作心理、创作风格与创作形式。”[5]1的确如此，解析诗人作品中的禅味容易，诠释禅人诗歌中的诗性却不得不面对情、性这一组矛盾。只有解决诗僧的身份矛盾才能赋予僧诗以合法性。

吴言生《禅宗诗歌境界》从广义入手研究禅宗诗歌，将禅僧偈语、机锋对话等也包括在内，分别解读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杨歧宗、黄龙宗等各宗禅诗，分门别类，演绎禅宗诗歌“所蕴含的佛教智慧、哲学意蕴、禅悟内涵、美感质性”，总结禅宗诗歌“触目菩提的理量境”、“水月相忘的直觉境”、“珠光交映的圆融境”、“饥餐困眠的日用境”等四重审美境界，立足点在禅宗，侧重在僧诗的禅理剖析[10]。张勇侧重点在于禅诗的诗性精神，故其先从诗僧身份的内在张力突破，力求找到打开禅诗诗性蕴含的钥匙。

诗僧身份属性在学术界众说纷纭，大多数学者从广义上界定诗僧，没有细致检讨诗僧这一独特群体诗人自觉与僧人面貌之间的冲突。正是这一点发现，张勇从严格意义上定义诗僧：“诗僧应专指那些既以诗闻名而又有自觉僧人身份意识的出家人。这个定义既排除身披袈裟却无佛教信仰的作诗者，又排除那些虽有佛教信仰而没披袈裟的居士诗人。”[5]77这一界定是苛刻的，却打开了一条寻绎诗僧心理的门径，为禅、诗关系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诗僧齐己、惠洪、贯休、归仁、道潜等一面要克服“诗魔”的侵袭，坚守禅修本务，一面又不断以诗言志，用诗的体式言说不能写诗，呈现出禅诗独特的身分张力。诗情与道性如何统一的问题自然成为禅诗研究中无法绕过的关节点。

张勇首先总结禅宗性与情的关系，指出：“在中国禅宗看来，‘性’或‘自性’是万法的本体，也是众生内在生命的主体，是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情是‘自性’之作用，但又能反过来遮蔽‘自性’之光明，禅宗修行实践的终极旨趣在于引导众生去除情尘欲垢，见自本心、达自本性，即‘见性成佛’。”因为情与性的矛盾性，诗僧绝情存性的修行要求，故“禅宗的‘性’本体论及情性关系论，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诗情与道性关系的看法，也把诗僧的创作置于诗情与道性的矛盾之中。”[5]8182放在诗情与道性矛盾冲突中考量，僧诗的合法性便需要论证。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因出发点的不同，对以诗说法的做法各执一端；唐代诗歌大盛与禅宗发展的综合语境下，诗僧们在理论上竭力寻找诗情与道性的契合点，文人墨客也在不断打通诗禅相通之途。执其两端，折中尤难，偏重一侧便在所难免。故张勇在周裕锴、汪琬等区分佛理与抒情的基础上，将僧诗分为世情诗与道情诗，重点总结道情诗在把世俗的喜怒哀乐之情过滤干净之后所呈现出来的独特个性，即涉佛题材，静态的、冷色调的物象，清冷的意境等，客观定位道情诗在诗学史上的意义，为研究僧诗提供了理论支撑。

僧诗自然富于诗性。然而，偈颂往往被当做诗来读，特别是禅门偈颂禅趣盎然，诗兴十足，诗偈因此缠夹不清。考察禅宗道性中的诗性精神，厘清诗偈界限很有必要。张勇总结出偈颂的三大特征及其与诗四个方面的区别：“偈颂的本质特征有三：一是阐扬佛理；二是以概念而不是意象作为主要表达手段；三是无世俗情感。这三条基本特征，决定了偈与诗四个方面的区别，即主旨上的‘为法作’与‘为诗作’之别，内容上的‘无情’与‘有情’之别，结构上的‘概念’与‘意象’之别，语言上的‘理语’与‘理趣’之别。”[5]108至于名称虽以“偈”称却符合诗性特质的，仍要以诗对待。因此，在公案话头中，能够梳理出一大批富于意境的禅诗，充实了丛林诗史。

三、禅门诗学中的诗性精神

在传统诗学研究中，“以禅入诗”、“以禅喻诗”的诗学命题已有充分研究。然而，身为禅门的诗僧，在道性与诗情的冲突中，在赋诗的自我辩护中，自觉不自觉地进行诗学批评，积淀了一批宝贵的诗学资源，值得全面梳理。张勇着重阐述寒山诗论、皎然诗论与子聪诗论，以点带面，阐释禅僧诗论的诗性精神，初步呈现禅门诗学面貌，在佛门文学批评研究史研究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张伯伟《寒山诗与禅宗》一文考证寒山从儒生、道士到佛徒的历，发掘寒山诗中的禅理、禅典和禅趣，爬梳《对寒山子诗》原貌，研究寒山诗在禅门中的运用，重点在于阐发《寒山诗》的禅学特质[1]282309。然而，在考察论诗诗时，张伯伟指出，曹山本寂禅师《对寒山子诗》开创了禅家以诗论诗、绕路说禅的方式，是宋代论诗诗盛行的重要文化背景[11]405408。从《寒山诗》注本发掘论诗诗兴盛背景，为张勇直接从《寒山诗》中提炼诗学观指示了方向。张勇在考察寒山子为自己诗歌正名时，引用《寒山诗》“有人笑我诗”、“有个王秀才”、“余昔曾睹聪明士”、“世有聪明士”等首，阐释寒山子典雅的诗学观，认为《寒山诗》中“已经出现了多首谈论诗歌的作品，涉及对诗歌的创作动机、功能与特征的认识，虽是只言片语，若把它们集中起来放到特定的时代与学术背景之下考察，就会明晰地了解寒山的诗学观，发现这些论诗诗的独特价值”[5]110111。的确如此，“有人笑我诗”首认为诗歌“典雅”与通俗是相通的，“有个王秀才”首则表达了反对四声八病的意见。那么，这种与时代诗风几乎相悖的诗论指导下的“典雅”到底指什么呢？张勇从《寒山诗》文本分析出发，总结为“有典据”、“合雅正”、“典丽雅驯”三个方面，即《寒山诗》所涉及经史子集典故随处可见，来自《诗经》《楚辞》《论语》《庄子》、六朝诗歌乃至《列子》《史记》《世说新语》等的典故很多；《寒山诗》在内容上“关注社会与人生，爱惜亲情与友情，直至惜护生灵、泛爱生生”，“与儒家诗教观相一致”；《寒山诗》在形式上营构清远的意境、选择典雅的文辞、注意粘对和谐的音韵[5]121132。结合寒山子诗论主张，从文本出发，实事求是，分析问题，阐释关键，张勇提出寒山子部分诗歌是论诗诗的观点可以成立。

张勇认为寒山诗比杜甫《戏为六绝句》略早，尚待考证，然不影响其对寒山论诗诗价值贡献的判断：“促进了论诗诗的正式诞生”，而其对禅诗而言则具有指导意义，“指明了禅诗发展的‘典雅’方向”，“开启了以诗语禅的新思路”[5]119120。从而赋予《寒山诗》文学批评的功能，确立《寒山诗》在文学批评史与禅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具备指导禅诗创作的素质，说明寒山子拥有较高的诗性素养。

皎然《诗式》研究成果丰硕，张勇另辟蹊径，从皎然僧人、诗人、诗论家三重身份出发，着重解析皎然诗论中的“情”范畴，以具体个案突出诗禅张力，丰富了皎然诗论研究成果。张勇细致考察皎然创作论方面情与景、情与言、情与韵、情与势关系论，风格论方面以“情”为一格论，批评论方面以“情”为准的论，还原出作为诗人与诗论家的皎然；又着力分析皎然诗歌与诗论中 “情”与“道”的冲突，揭示僧人皎然与诗论家身份的冲突，进而考镜皎然三个阶段的诗禅观。皎然个案是诗禅张力的生动体现，张勇以诗性精神贯串考察，抓住了牛鼻子，既解决了皎然诗论矛盾问题，又为佛门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作出了示范。

张勇论述子聪诗学思想，同样从身份视角切入，抓住子聪政治家与僧侣的双重身份，阐释其“出”“处”张力中的诗学思想，指出子聪在以出世之心践履入世事业的实践中，诗论主张带有明显的“教化”与“自然”双重性质。因不忘钟鼎，故子聪诗论提倡教化，标举风雅，认为从《诗经》至杜甫诗歌都贯串了风雅之旨，《离骚》由风雅所变，唐诗因上接秦汉风雅而可为诗法，张勇征引子聪“诗家体面儒家法”、“风雅变离骚”、《读唐人诗》《读工部诗》等诗论，结合唐人风雅诗论，交代了作为政治家的子聪重教化的诗学思想；因返归山林，故子聪诗论重视自然，张勇总结子聪诗论自然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透脱无碍的创作胸襟”、“自然天成的创作灵感”、“通透圆活的艺术风格”[5]165166。矛盾张力中的诗学主张，在“不二法门”的调解下，形成了子聪儒、佛、道合一的诗性精神。

四、禅门文论中的诗性精神

张勇取广义上的诗性即文学性为理论出发点，在诗性精神视阈下涉足禅门文论，选取禅林韩柳学论题，揭示孤山智圆、契嵩、法眼等对韩、柳思想的理解与评r，为建构禅门文学批评史导夫先路。

智圆尊韩、契嵩非韩，宋代前后相继的两位诗僧对曾经排佛的韩愈态度迥然不同，个中原由，值得深入探究。钱锺书《谈艺录》对契嵩非韩作出评判：“释契嵩激而作《非韩》三十篇，吹毛索瘢，义正词厉，而其书称道者。”又按断：

按契嵩非韩，特本《旧唐书》而扩充之。故《非韩》第十七篇、第二十三篇、第二十四篇、第三十篇皆引此传之语。契嵩老于世故，文集卷一《劝书》第一偏举韩文中道佛法之语，并谓韩子于老墨皆有取，非胶执一端而不通者，是赞昌黎也；《非韩》第一、第十四、第十七则前所举以赞昌黎者，今胥为诘难之资。盖《劝书》所以游说公卿，不敢悍然攻讦也。且于昌黎则非难之，于并世之欧阳永叔、自命为继昌黎而攘斥佛老者，则誉其知道能文，卷八《记复古》、卷十《上永叔书》可征，真堪一笑。[12]6263

钱先生批驳契嵩非韩，事实俱在，可谓不刊鸿论。然而，契嵩为什么非韩，其非韩有什么意义，并未细致推绎。学术界研究这一学术论题，多着眼于儒释关系论、道统论、心性论等哲学宗教问题。张勇则从文学角度研究这个问题，指出契嵩在尊韩排佛浪潮中选择了批判韩愈而避欧阳修锋芒的迂回战术，否定韩文传道功能，指斥韩愈为“文词人”，批评韩文构思怪诞、思理不周、语言随意等弊病，认为契嵩非韩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契嵩‘非韩’开启了宋学家‘重道轻文’文学批评的先河，从而使他成为理学文论的先驱者。”[5]201如此定位，便架起了禅门文论与理学文论的桥梁，从文学批评史角度证实了理学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论断。在援儒卫佛的实践中，禅门文论不自觉地迎合了诗性精神。

与契嵩相反，年长的智圆却是“有宋以来韩愈最忠实的拥护者”[5]172。张勇从古文、道、辟佛三个方面总结出智圆尊韩的表现，主要是称颂韩愈发起“古文运动”的功绩，梳理赓续儒家道统，同情理解韩愈排佛；发掘智圆尊韩的动因有两点：“一是吸收儒家思想以挽救危机之中的佛教；二是学习‘古文’写作，阐扬佛教思想。”[5]180同样是卫佛，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智圆从正面借鉴以弘扬佛教，契嵩则从反面驳斥以救佛教，张勇的解析在学术动态中展开，入情入理，令人信服。相同的是，两位僧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文学视角，客观上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张勇总结智圆尊韩的文学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智圆“在‘未尝有道韩文者’的时代大力推尊韩愈，在‘时文’风靡文坛之时倡导‘古文’，以一先觉者的姿态为当时文坛指明了发展道路，也为几十年后‘古文运动’的最后胜利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二是“从‘文’的角度赞扬韩愈‘文以明道’精神，理学家则是从‘道’的角度批评韩愈过多地在‘文’上下功夫。虽然一个赞扬一个批评，但所折射出的‘文道合一’、‘重道轻文’思想是没有区别的。这一思想成为理学家文论的基调”[5]183184。如此看来，智圆、契嵩虽有尊韩、非韩的区别，最终在客观效果上却殊途同归。

柳宗元深谙佛理，学术界多从柳氏诗文发掘其佛学思想。张勇则对面发想，从禅门中发掘柳学观，在释氏文献引录中研究柳宗元在佛教界地位，总结法眼等僧侣对柳宗元佛教观的提炼：认为柳宗元具备“深明内教”、“深救时弊，有补于宗教”、“万世学佛者之指南”、“和会儒释”、“务行及物之道”等特质，为柳宗元研究开辟了新视角。禅林文献品评柳宗元多从柳氏诗文出发，亦属于文学解题与点评一类，是禅门文学批评史重要资料。张勇虽未提及这一点，但其研究禅林柳学观过程中诗性精神的立足点，客观上阐发了禅门文学批评。

最后，张勇以诗性精神贯串全书，不仅在内容阐释上紧扣主旨，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体现。如在研究诗禅关系时，不作全面铺展，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全书结构安排呈现出以点带面、串点成线的特征，符合诗性思考中的跳跃性；又，在检讨诗僧身份、诗情道性、尊韩非韩等问题时，既凸显张力，又步步深入，契合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融合无间。

当然，在沟通智圆、契嵩文论与理学文论时，仍需进一步研究二位诗僧文论在当时的传播状况，考察其效果史，从而确凿证实二者对士人文论的影响，否则，就有过高评估两位诗僧文论的嫌疑；在考察禅林柳学观时，主要侧重在宗教领域，尚待进一步定位这一现象的文学批评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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