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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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8－0002－02

是我国现代社会先进文化的核心，从本质上来讲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但必须看到，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时至今日，仍然对我国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精神风貌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彰显出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才能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内容不断得以丰富和印证，进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因此，儒家文化如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作用，如何体现现代价值，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 儒家文化概述

儒家文化起源于先秦，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学流派，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积累和流传下来，至今对当代文化都产生重要影响的古代文化。它以物化和精神两种形式存在：物化方面包括经典文献、文化物品等客体形式，精神方面包括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等形式。儒家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诸多方面。它对中国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道德规范、人生理想、政治、哲学、宗教等的形成和发展起主导作用。因此，儒家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是颇为深刻的。

二 儒家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地位

1．儒家文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富的理论来源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文化的思想文化内核。孔子认为：仁是一个人内心所有的东西，而礼则是表现在外

的种种礼节，对人要做到温、良、恭、俭、让，多为他人着想。到了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了性善论。发展完善了孔子的仁政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人性本善，主张仁政统一天下，并且把仁学发展成为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荀子提出了从性恶论的角度出发发展孔子“礼”的思想，主张“以礼为主，礼法并施”认为人性本恶，加之没有礼的约束，社会就不会稳定。这些思想都为后代的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孔子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今后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依托，仁、义、礼、智、信仍是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部分，这些都说明了儒家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2．儒家文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

孔子作为古代教育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后代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模式。儒家的内在观要求知行合一，学习要身体力行。儒家的教学原则如下：（1）因材施教。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认为对不同的教育对象，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2）教学相长。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作为思想政治的教育者，不但要从书本中学，还要从学生身上学。因为教与学本来就是相互促进的。（3）身教重于言教。儒家文化强调“正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注重强调教育的示范作用。教师要先做到慎独，“吾日三省吾身”，为学生做出表率。

3．儒家文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人文精神的支撑

儒家文化在哲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追求人自身的发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其表现出的鲜明的人文精神、注重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特点，既培养了教育者的艺术气息，又提高了人生的自我修养。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的人文精神支撑。因此，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水平，应正确引导受教育者理解儒家文化，拓展受教育者的知识面，培育其高尚的情操，增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借鉴儒家文化，有利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有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素质，有利于当代受教者中国梦的实现。

三 儒家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途径

新形势下，文化已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创造力，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越来越走入更多人的生活。一方面，在现代化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要在儒家文化中寻找更多合理有用的成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另一方面，要把对儒家文化的合理借鉴与教育实践相统一，与社会相适应，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内涵。

1．融入儒家经典思想，明确文化向度

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上看，主要是对受教育者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自我意识的培养，但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内容的枯燥和讲授方式的单一，受教育者的接受效果较差，只知道儒家文化长期流传下来的固定语句，却不知道如何实践。因此，把儒家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当中，讲授《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典籍，讲解儒家的文化和社会价值，更新一成不变的教育内容，使学生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从根本上培养学生的处世态度、方法和道德情操。另外，也应将儒家文化与现实社会相联系。利用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与现实社会中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相对比，淡化自私自利的小人思想；利用儒家文化中的“见利思义”“以义生利”，把“义”“利”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思想与现实社会的拜金主义相对比，突出道德在金钱利益中的重大作用；利用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与现代个人利益高于社会利益的状况相对比，引导学生树立报效祖国的爱国主义理想信念。

2．引入儒家教育方法，提高教育成效

儒家在古代的教育过程中，十分重视方式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借鉴儒家文化中的因材施教，最重要的是把握学生的智力、兴趣和个性等，做到因人施教、因时施教、因地施教；注重儒家文化中的身教重于言教，强调教育者要率先垂范，重视教育的示范作用，利用“慎独”教育学生的同时，先身体力行，为学生做出表率；注重儒家文化中的教学相长，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教育者不仅是要从书本上学，实践中学，还要从学生身上学，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教学相长；注重儒家文化中和谐的师生关系，良好的师生关系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教育者只有了解学生的心理，进而取得学生的信任，营造和谐的教学气氛，才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展开。

3．塑造儒家理想人格思想，完善教育目标

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儒家学说强调：追求真理和理想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内容，实现人生价值应以推崇人的道德品质为先，淡化物欲，以大体为重。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应继续弘扬爱国、爱民的思想，完善自我，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首先，儒家提出的仁爱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加大仁爱在教育中的融合力度，有利于教育目标的实现：一是在理论知识的教学中增加更多仁爱思想的教学内容；二是在实践中组织到敬老院、孤儿院等关心他人的活动；再次，教育学生要有舍生取义的高尚气节和情操，做到：“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培养学生维护社会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最后，培养“以和为贵”的处世原则，将儒家“信则人任焉”与现代教育中的诚实守信相结合，讲述典故与实践相结合，重点强调诚信的重要作用，促进学生更好的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

参考文献

［1］张耀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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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汪泽青、庆格乐.儒家思想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教育意义［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4］冯季林.儒家教育思想的后现代意蕴［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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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非与现代化必然背道而驰。儒家思想在经过清理、改造、转化之后是能够与西方市民法文化结合的。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应走中西文化结合之路，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为法治模式的形成培育出适合它成长的文化土壤。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台，立法以相当快的速度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但遗憾的是，人们发现对社会关系行使基本职能的仍然是一些传统的机制，构建起来的法律体系没有完全融人我们的现实。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曾任民国政府司法顾问的美国法学家庞德就曾告诫中国法律专家不要无限度追求立法层次上的西化，西方法制是有一套功能要件与之配合的。梁治平先生也说道:“因了观念的不同，一种技术既可能‘物尽其用’，也可能‘形同虚设’。所以历史上凡割裂两者，只要技术，全不顾观念者，没有不失败的。”所谓的法律现代化，并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转型或法律操作技术的进步，也并非是简单地向西方国家法律制度认同的过程，在它其间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的不同价值趋向和模式选择，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川。仅有制度的引进和移植，而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内在条件、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被引进和移植的制度是很难“存活”的。法律的接受须与中国的内在文化相契合，为此必须对传统法文化予以准确的定位，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法律资源之间的关系，完成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一、传统法律文化的定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儒家伦理为内核，产生并服务于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儒家以“礼”作为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礼的主要功能在于“别贵贱、序尊卑”，汉朝确立儒家的独尊地位，礼融进了诸子学说中的可取成分，成为“礼教”，并进而成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推导立法、司法的原则和理论依据，其要旨即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由此衍生的“亲亲”、“尊尊”的政治伦理原理。

“亲亲”、“尊尊”确立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宗法等级秩序，使古代法成为等级的、身份的法。“天人合一”的和合伦理，道德教化所产生的“礼让”则产生厌讼、无讼的传统。儒家思想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发挥至极致，被所利用，形成所谓的政治文化，成为专制政治的附属品，丧失了评判、矫正政治现实的功能。有学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格格不人，严重阻滞着法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权利的实现”，甚至认为当前所出现的“道德滑坡、法律松驰、司法腐败是传统文化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症状”。将当前所出现的社会问题完全归咎于儒家伦理。恐怕儒家文化背负不了如此之大的罪名。所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诚如先生所说，旧的制约机制—礼治秩序被打破，新的制约机制未建立。大量权力行使处于真空状态，法律至上原则落空。这种对儒家文化予以彻底否定的观点与德国法律社会学家韦伯的理论不谋而合。韦伯认为儒家思想缺乏基督新教的伦理精神，因而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使西方逐步通向现代化道路的“工具理性”则是中国没有的，这种将儒学与现代化、法治对立起来的观点从理论上、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从理论上说，即使儒家思想不能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大树，并不能说明它必然与现代化社会绝缘(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或资本主义)，也不能说明它必然与现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驰。有事实为证，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腾飞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儒家思想与现代化、法治并非水火不容。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政府高效廉洁，社会秩序稳定、社会成员文明礼貌。“新加坡在接受西方文明的同时，扬弃了西方文明中可能导致混乱、破坏和谐的一面，转而从东方文明尤其是儒家思想中发掘出可利用的资源，在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中注人了东方的伦理精神和人文内涵。”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并非与现代化必然背道而驰。相反，儒家思想有其积极、合理的因素，儒家思想在经过清理、改造后，能够转化为有利的时代精神，达到使传统与现代，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互动互补。

所谓使儒家文化做创造性的转化，实际上就是通过对儒学的现代诊释，发掘、弘扬与现代化相协调的思想，批评、避免与现代化相矛盾的思想。

二、儒家文化的现代性意义

在谈到传统儒家文化的现代性意义时，我们先对中西方法文化进行简单的比较。

西方法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市民法文化，它把一切人际关系统统视为市民关系，视为契约的产物，这种冷冰冰的契约在带来平等、权利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方社会人际关系的冷漠、亲情的淡漠。追求自由、个性张扬的个人主义在促进社会进步、个人潜质的发挥同时，也带来贫富悬殊，对环境的破坏和向外扩张的侵略意识，对人权的过分保护，则导致对犯罪的控制力度减弱，司法效率有限甚至低下，犯罪猖撅。

再来看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如上文所说，传统法文化是礼治文化，伦理文化，将一切人际关系视为家人，亲属之间的关系。家国一体，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相通。“亲亲尊尊”是其核心原则。“亲亲”要求在家族范围内，人人皆要亲其亲，长其长，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亲亲父为首”全体家庭成员以父家长为中心。“尊尊”即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尊敬一切应该尊敬的人，君臣、上下、贵贱应倍守名分，一切臣民应以君主为中心，即所谓“尊尊君为首”。

“亲亲尊尊”的确是对等级秩序的维护，但它也有重视亲情、重视家庭的一面，只要将它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不把它发展为“亲亲得相首匿”、“以亲害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是积极的。“亲亲尊尊”强调亲属之爱的崇高性、正当性，反对以物欲害亲情，主张国家政治应像家庭生活一样有人情味，主张给人们更多的保护亲属的权利，主张责成人们以更多的敬爱亲属的义务，这种思想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再来看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观。“天人合一”讲究“和为贵”，不尚争斗，强调整体的和谐甚于一切，法律的尊严服务于“天人合一”的整体利益，认为为自己或他人的公正而斗争是直接与一种自然的、道德的人生态度相对立。因为这一行为破坏了关于自然和谐的假设，仁慈和谦恭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合宜手段，造成了无诉的价值取向和忍让、屈从、不尚争斗的民族性，但是同样的只要不将“天人合一”夸大至极端，而只取其合理的一面或赋予其新的含义，是可取的。“天人合一”将人、自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保持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这对维护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只要不把“天人合一”解释为为了和谐而无限度牺牲个人正当权益，不把“仁慈、谦恭”变为无条件的忍让、曲从，而把它控制在一定的度内，它是合理的，自由是法的目标，和谐、秩序也是法的基木价值。

儒家思想也注重修身养性、道德教化，其目的在于塑造圣人般的理想人格，由“内圣而开外王”，如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但对内在道德过分偏重则走向了泛道德主义的极端。传统文化中对于人的内在德性的要求是应予积极肯定的，但要防止将道德的作用无限扩大，避免使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错位，只要将道德的作用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对德性的要求不是寄望于成圣成贤，而是做一个诚信的人，有独立品格的人，具备仁义、智慧等良好品性的人，那么儒家的修身养性在法治社会中是有现实意义的。毕竟“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没有道德力量的支撑，没有自律的充分保障，法律会成为单纯的规范形式而失去生根的基础。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意志薄弱者难免利令智昏，注重理想人格塑造的儒学可以作为人们的清醒剂，在一定程度上以独特的方式对人们行为予以引导、制约，弥补法律调整的不足，实现社会控制手段的互补。

通过对中西法文化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市民法文化与中国伦理法文化是各有优缺的。儒家伦理在经过改造、转化之后，在不牺牲法治的根本价值前提之下，可以矫西方文化之偏，建成“温馨而理性的法治模式”。中西法文化的结合，应当是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之路。

三、出路

在对待法律文化的态度上，有学者指出“建设法治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文化改良，回归‘五四’，完成‘五四’未竟之业’。诚然，有其历史意义，但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将民族屈辱和国家的落后归罪于儒家思想，提出“打倒孔家店”，主张全盘西化，但并不如五四先哲预期那样，全盘西化之路实际上是一条畸型之路，我们摒弃了本身优良的一面，但却不自觉地保留了坏的一面，我们吸收了西方最表面、最肤浅及最劣质的一面，却没有摄收最深层和最优秀的一面，如仿效西方民主选举形式，却没有法治的基础及其它机制去约束操纵选举行为。

正如前文所述，西方文化并非十全十美，西方社会如今也面临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枪支泛滥、人格分裂，暴力犯罪、吸毒等，“西方也没有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因为它自己也陷人深刻的思想贫困之中”。西化之路行不通，除了西方文化也存在缺陷之外，还在于“设计得再完美的体制和程序，如没有传统力量的支持，就难以有效运转，甚至难以为继”新法制如没有中国特色，是很难真正在中国有效。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实现法治的根基，轻视或否定自己文化根基是悲惨的事。

我们不能彻底否定自己的文化根基，但也不能走“中体西用”的老路子。“中体西用”不是以科学、理性和发展为标准去评价和取舍外来文化，而是以自己的传统为参照系，以维护传统为宗旨来对待外来文化，是狭隘的民族优越感滋生出来的盲目排外心态的表现，是自己政治上和经济上脆弱无能的表现。“体用论”最终导致的是中国法文化传统依然故我，新瓶仍然装着陈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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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艺术设计；儒家美学；思想；价值

我国当代环境艺术设计想在世界上占有更高的地位，如我国的经济发展一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必须要有我国的艺术设计特色，而我国特色的核心之一就是儒家美学思想。儒家美学思想对艺术设计产生的影响，体现在人们对造物的价值观念形成，使得造物成为中国伦理哲学的物化表现。诞生于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始终与我国社会共存共兴。时至今日，没有被时代淘汰，主要是其吸优吐劣的自我升级能力。深刻了解儒家美学思想对中国现当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更全面的挖掘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精华及其哲学根源，让儒家美学思想更好的为当代代环境艺术设计服务。

一、设计理论价值

1、“仁”是基础

儒家美学思想的核心是“仁”，实质是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现代社会，“仁”是在思想上积极催人向善的因素。当代环境艺术设计理念是以人为本，儒家思想中的“仁”和“爱人”就是以人为本的有力支撑。环境艺术设计的理念首先是在功能性、艺术性上要以人为基础，要服务于人。反之，设计师也无从谈起合理的设计理念。

2、“礼”是标准

儒家美学思想中的“礼”是维系封建社会秩序、共生和谐的道德规范与保障。“礼”的最终实质就是规矩、秩序和遵循的代名词。在我国古代艺术设计的发展中，“礼”以固有的数字、颜色、纹理、式样、陈设等形式展示在各个角落，维护着封建社会等级、秩序和宗法。“礼”作为当代环境艺术设计理念也有着不可或缺的位置。设计理念由过去服务于封建法统的角度，而演变为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设计中的材质、数理、装饰样式等元素，达到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作用。

3、“天人合一”是设计理念

中国最为古老的哲学命题之一就是“天人合一”，它不是哪一个固有思想流派的专利，但却是每一个思想流派不可回避理念。孔子提出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来论证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最为完善，最为科学、最为合理、最具智慧的中国哲学思想。追求环保理念是环境艺术设计必然遵循的理念，而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理念正是讨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存在着对人本身和看待自然两个方面的要求。

二、设计实践价值

无论是中国古典风格、还是当代的新中式风格，都是利用中国元素中的图腾、花纹、色彩、陈设等外观装饰形式来营造环境艺术设计的外观表现。

1、“和”为贵

“和”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和”为贵是儒家美学思想最重要的核心理论之一，是中国最早形成的哲学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体现了儒家美学思想的平衡观念和内敛性格。儒家思想看待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内容实质关系的基本观点是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这一理念一直伴随民族发展至今，一直全方位影响着社会。当代环境艺术设计应呈现出折中、平衡、内敛的主体趋势，这一趋势也应成为未来环境艺术设计的主流。

2、“天地人相参”

“天地人相参”集中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相处的观念，体现了人类中心论的同时，倡导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尊重和应对态度。儒家美学思想中人化自然的理念在环境艺术设计中长期存在，不仅在过去有其辉煌的历史，也会在未来散发出吸引人的光彩。当代环境艺术设计是建立在人生存活动的自然环境当中，应利用自然的同时顺应自然规律，这以理念不论在当代还是未来，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内圣外王”

儒家思想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内圣外王”，这是儒家思想中提倡强大自身，影响外界的方式，是对“修齐治平”思想的延伸和设想。然而在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中主要是指，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三、设计教育价值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源伟人，更是一个影响世界的教育祖师。所以儒家美学思想在中国从古至今的各个时期，对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环境艺术设计教育中影响尤为重要。

1、克制“急功近利”

对环境艺术设计从业人员思想教育，应该符合儒家思想提出的“厚积薄发”的循序渐进理念，环境艺术设计的学习和实践和其他科学一样，不能速成与复制，需要脚踏实地，稳步前进。

2、消除“见利忘义”

儒家思想至高的道德、礼教、政权要求就是两个字：“忠”和“义”。在商品社会中，环境艺术设计是通过创造科学、艺术、合理的环境，来获得劳动报酬。这使得环境艺术设计人员在专业技术上应具备相应的高度，同时在职业操守上更要保持高要求。

3、塑造“职业精神”

儒家美学思想创造出中国的儒雅高尚“士”阶层、日本的忠勇忍义“武士”阶层、韩国的“贤人”阶层。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人员教育中，儒家思想强调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在思想上要有独立的人格、踏实的作风、诚信的态度和团队的合作精神。

四、结论

儒家美学思想是我国历史、民族心理的重要投影和重要潜流。在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对未来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设计理念、设计风格、对外影响和传播以及环境艺术设计教育等体现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作者:颜文明 单位: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杨志刚和谐社会与构建现代礼仪之邦[C].见:朱贻庭主编.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学林出版社，2005.

[2]姜林祥薛君度儒学与社会现代化[C].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3]汤常鸣儒家文化对我国当代环境艺术设计的三个价值[J]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

[4]梁思成建筑文萃[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5]李海清中国建筑现代转型[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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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思想政治教育；现实

从春秋到现代，儒家思想历经千年，贯穿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长河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裨助我们处理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儒家哲学义理中蕴含着对终生教育的价值观、人生历练与处世修养等方方面面，裨助我们找回原有的“仁爱”、“忠恕”的纯洁心灵与善良的“自性”。儒家思想的超凡脱俗与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蕴含丰富的教育资源，助推我们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充分挖掘儒家思想包含的深邃的教育理念与哲学义理，即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进行，解决社会道德问题更为迫切，急需借鉴儒家思想的至正至刚之气处理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

一、儒家道德思想精髓的内涵

管窥儒家“经世致用”的观点，充斥着对“仁善”的道德向往，在一定程度上裨助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思想中的“圣贤人格”、“自强不息”、“见利思义”以及“以和为贵”，对裨助处理社会道德问题以及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中充斥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执干戈以卫社稷”以及“天下为公”的儒家言论，裨助我们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们物质欲的泛滥，无疑儒家忧国忧民的道德境界可以很大程度上增强民众的国家民族意识。儒家认为，只有具备了超凡脱俗与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面对外在的威胁与物质诱惑，才能达到处之泰然、镇定自若的高贵情怀。儒家道德思想认为若想真正的把握和领悟“德”的内涵，必须从道德的根源性开始。儒家认为道德的根源在每个人所固有的“仁心”，即认为“仁心”是人性所固有的。“为仁由己”的儒家认为学者必须先识仁才能在求知、做人、处事上有所依据，具有“依于仁”的完美性格才能成为国家栋梁。以道德伦理为根基的儒家思想建立在“仁”之上，“下学而上达”的教育思想充斥着科学内涵。儒家“以义为上”的义利观对物欲泛滥的现实社会是正确的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良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迷失在物质的洪流之中，部分人一味地追求个人利益、眼前利益，内心毫无国家民族的责任之感，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对儒家这种崇高义利观的弘扬，在一定程度上裨助当代青年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以致形成“至贤至圣”的理想人格。从切实问题入手“问仁”的儒家思想，避免了空谈道德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道德实践意义。“忠君爱国”与“忧国忧民”的儒家思想具有着崇高的道德境界，吸取儒家这种高度的国家民族责任感与爱国意识，对于裨助我们处理社会道德问题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中至贤至圣的道德追求的现实意义。以“仁”为主体的“修身、齐家、治国”，是儒家道德的政治的实现路径，追求整体的和谐。我们只有树立至高至上的道德追求以及提升我们的心理思维，才能构建新的行为方式裨助社会风气的改变。儒家伦理实践在于自觉反省，保证本心良知。儒家认为“仁”是内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是一种无待外求的“本性”东西；“仁”是本心善性，必须透过人的自觉呈现，而后乃能透显它超越而客观的现实意义。儒家把道德行为划分作初级和高级道德两种发生模式：根据不安之情引起心理效应，作为内在说服和根据，推动初级道德行为的发生；通过学习培养道德理性作为外在说服和根据建立高级道德行为的动机。个人从高级道德做起，必然得到他人以初级道德的回报，这种至贤至圣的道德追求也是个人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儒家点出的“仁”，意指人都可以“克己复礼”与“反求诸己”，道德原则不是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则去考核，而是依据反省自觉中的存在实感，因此，自我就可以做主地从事道德实践，以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理想人格。这种实践将带来全面的存在性和终极性的自我转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儒家所强调的个人对他人念恩和善行实践的动机和反省批判的能力的“观功念恩”的教育思想，对于裨助当代青年人格的完善、情义的学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亦是一种新的道德疗法。儒家教育思想精髓的现实意义。儒家教育思想的内容包含天人合德为理想，以仁义内在为动力来唤醒人的纯真本性，并从具体之生活来落实道德的实践，在实践当中亲自去体会，亲自去验证道德，以德行之自觉为进路来达到良知之自由。在如今高校只重视对学生道德理论灌输而忽视道德实践的情况下，儒家教育思想中追求“至贤至圣”的道德实践，对于我们现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谦冲诚信”、“当仁不让”、“追求和谐”的理念充斥在儒家教育思想之中，很大程度上裨助我们克制内心与行动上的物质欲望，以致达到“至贤至圣”的道德境界。先秦儒家所倡导的“大同社会”不仅通过“福德合一”的道德智慧启迪了现代人的哲学智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助我们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的中庸之道与权变智慧，对我们处理现当代的种种现实社会问题给予极大的启示，其科学内涵与教育思想增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与弘扬。儒家“其善而从、不善而改”的见贤思齐的教育思想，使得人能不断的自我成长以趋于完美之境地，其目的是希望培养出人们具恢宏气度的君子儒。

二、把握儒家思想精髓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延存数千年的儒家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色彩以及历史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来裨助我们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不仅在思想、内涵、形式、方法上给予我们智慧的启迪，也直接或间接的贯彻在家庭、学校、组织所进行的教育之中，深刻且无形的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应当结合时代的特点，充分挖掘儒家思想的科学内涵，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精髓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儒家思想的精髓增助人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树立，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积极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逐渐流毒于当今社会，急需“臻于至善”的儒家精华洗涤人民的心灵引领我们到至贤至圣的道德彼岸。儒家主张通过教育与修养让人们在黑暗现实之中发现人的本善，这也是孟子以人格修养为视点的论述，对于充斥着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当今社会，亦是一种新的道德疗法。主张“诚者，天之道”的孟子思想，具有世界伦理价值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主张“天人合德”思想的孔子，认为是人的“仁”彰显了天道天命的价值。“万世师表”的孔子认为我们不仅要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也要考量人民物质需求的合理满足，与孟子道德的产生不需要任何的物质基础的主张相比，极具科学和实践意义。主张“内圣外王”与“天下大同”的儒家，并没有忽视人民正常的物质需求而是把它限制在“一箪食，一瓢饮”的合理范围之内。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需要儒家“一箪食，一瓢饮”不堪其忧的思想治愈对物质欲极度追求的当今社会。诚然，灌输没有丝毫物质支持的“向善”道德思想，必然会成为空泛的道德口号，既无助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无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综合考量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一味牺牲个人利益满足国家集体的需要，“道德”必然难以深入人心，也不能增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生命观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论语》被奉为儒家思想精髓的经典，被历代引以为修身处事的凭借，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儒家思想中生命观的科学内涵，通过对儒家生命观的管窥汲取精髓，裨助人们树立正确生命观，增益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论语》中的生命观以“生活与处世”的内容最多，而“生存与生命”的内容较少。管窥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言论，可以看出他关注的是生命的意义，重视的是现世之事，在一定程度上也高扬了生命的价值。《论语》中这样写道：“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管窥这句话，我们可知儒家按部就班与循序渐进的做事要求。“经世致用”的孔子强调的是现世的价值，关注的是生存的意义，而过度的强调生死与命理必然是本末倒置的。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儒家生命观体现的不是对生命的轻视，而是追求在集体、国家、民族的危在旦夕之际能够挺身而出的至高道义，这种舍生取义的至高道德境界也凸显出儒家对生命的高度珍重。同样，“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凸显的也是这种至高的道义，儒家不仅单方的要求对“仁”的道德追求，管窥这种思想的背后是对人生价值的至高要求与生命的珍重。以“未知生，焉知死”与消极以对的观点来诠释儒家关于死亡的哲思，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通过管窥孔子在祭祀中的谨慎与真情，也凸显了孔子对逝者的敬畏与生命的敬重。总括之，管窥《论语》中生命观可以发现，孔子虽然对死亡的概念未做深入的探索，但未对死亡的议题视而不见，通过谨慎积极的态度处理死亡祭祀的事宜表现出孔子超越命限的至高价值追求。通过管窥儒家“慎终追远”的谨慎态度以及对“立功”、“立德”、“立言”生命情操昂扬的追求，儒家将生命观最终回归到积极处理现实生活的努力之上，彰显生命价值的意义之所在。儒家生命观中凸显的对人生价值的至高追求与生命的珍重，增益当代人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裨助着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教育思想精髓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通过管窥儒家教育思想深刻挖掘其精髓对当代教育的意义，力求裨助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孔子教育原则总括之有四个方面，“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及“由博返约”。孔子在学习方法上采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各种不同方式使学习者能知行通贯。孔子认为只有深刻的把握受教者的特点，在教育上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要科学全面的掌握受教者的心理特点，对于不同年龄段（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以及不同职业（学生、商人、工人等等）运用不同的方法。管窥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言论，可以看出其对“启发诱导”这种教育方式的重视。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在从教者与受教者中要找到这样两个平衡点：第一，从教者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平衡点，既要保证从教者的主动权利又不能完全扼杀受教者的积极性；受教者积极性与自由性，既要保证受教者的积极性又不能无视从教者的主导作用。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学思并重”的教育思想，深刻洞察到了人类的认识规律，科学的把握了学与思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极具参考意义。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既要求学生要博学多识又要求学生学习的知识面不能杂乱，深刻地洞察到知识广与深的辩证关系，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从教者与受教者都有很多的理论指导意义。在学习立场上，孔子要求学习者能够以虚心的态度自动自发努力地去学习，并应珍惜时间，有恒心的学习，不可操之过急，而是循序渐进的学习。孔子的学习观念讲求学思并重，尚立志，注重学习兴趣的培养，以学习意义而言，其目的是希望培养出具恢宏气度的君子儒，借着学习使人能不断的自我成长以趋于完美之境地。基于此，儒家在教育方法、内容等各个方面的精髓，都可以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三、儒家思想精髓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

儒家思想精髓的实效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要向教育的实效性上侧重，并充分考虑受教者的心理与生理特点，空洞的灌输难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充分发挥现代传媒技术的作用，例如：微信、QQ等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受众采用多元化的教育避免呆板空洞的灌输。采用实效与开放的思想政治教育，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心理与生理特点，可以裨助受教者达到至贤至圣的理想人格。儒家思想精髓的实践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儒家思想的实践性在“知行合一”与“为己之学”上抒发得淋漓尽致。管窥儒家“知行合一”与“为己之学”的言论可见其对实践的重视，因此，应当着重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道德实践能力，避免空洞的理论说教。儒家伦理实践在于自觉反省，保证本心良知。道德原则不是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则去考核，而是依据反省自觉中的存在实感，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让受众者可以自主地从事道德实践，以完成自己的道德人格。这种实践将带来全面的存在性和终极性的自我转化，对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受众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精髓的爱国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儒家的圣人是积极入世的，具有兼善天下、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倡导经邦济世、建功立业的理念，梦想着建立一个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社会。孟子主张以集义养气的修养工夫培养出浩然之气，以养成大丈夫坚守善道、不为环境所左右的气度，最终在成德成物的实践中达成济世救民的终极关怀。孟子认为明善诚身的修养才能践行成圣，完成理想人格，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把握儒家“尊王攘夷”民族大义的思想精髓，对于增助当代青年的爱国情怀发挥着重要作用，裨助着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罗国杰:伦理学[M].1989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

[2]唐凯麟:伦理学[M].2001年第1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

[3]杨伯峻:论语[M].2011年第1版.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7月.

[4]杨伯峻:孟子译注[M].2008年第1版.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6月.

篇5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其见证了源远流长的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智慧的结晶，是见证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要历史痕迹。相比于其他东方国家的文化，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一处较为独特的景象，且其在世界艺术中发挥着其特有的魅力。国家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无形的财富，其传播与发展的载体也是多种形式的，其中，室内设计一直以来都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从人类建筑时代的开始阶段就已经利用当时的文化。此外，每一次观念的更新必将推动设计的更新。在传统文化得到大力传播与发展的现代社会，现代化的室内设计中的众多方面都体现了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且这是一种内在气质的体现，是一种完美的融合。（图2）

2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室内设计的融合

2.1中国传统的思想与现代室内设计的融合

2.1.1儒家思想与现代室内设计的融合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遵循的是一种中庸之道，其倡导“天人合一”的观念，同时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进而实现共同繁荣和生存。从一定的角度来说，这同样也是我国室内设计师必须要遵循的设计原则。从现代化的室内设计作品中可以看出，大多数室内设计都是在模仿山水，和效仿天地之间的一些物质，虽然都是通过人工的形式进行创作的，但是却与自然没有多少差别，这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此外，对于现代化室内装饰文化，应尽量做到恰到好处，进而实现情景交融的目的，同时使得物的境界实现向精神境界的提升。例如我国首都北京的万寿会的设计，就是以“传统与现代艺术”为题而设计，其设计充分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此外，现代化室内设计中通常都会用到自然景物，在室内供养奇石异草，充分体现出了以小见大、天人合一的意境。上述这些都是儒家思想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具体表现（图3、4）。2.1.2道家思想与现代室内设计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一直都在遵循“道之本性在自然”的观念，这种思想在崇尚宁静的同时又主张流动，并较好的表述了有无、动静和虚实结合的联系。现代室内设计中道家思想的运用主要体现在空间上的虚实融合。例如：在空间上出现的虚实融合、彼此交错、共享、穿插、动静统一以及开场流通的空间形式等，都是道家思想的完善表现。其中，在现代室内设计过程中，隔断法就是道家思想的具体体现。常见的空间分隔方式有落地罩、屏风等，这些分隔不但具有很好的装饰效果，还能进行空间的划分，但在声音、光线和气味等方面却并没有完全的隔断，进而使人有一种“隔而不绝”的感觉，并由此产生了一种极强的空间流动感，最终营造出一种虚实相映的氛围。2.1.3禅宗思想与中国室内设计的融合（图5）禅宗是我国佛教文化在东迁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思想，其是一种文化交融下的产物。此外，禅宗思想聚集了佛教多派思想、玄学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生”问题的思想，它和中国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一样，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之一，其一直崇尚一种通过自身直觉体验以及深思冥想的思维方式，并经过悟境实现精神层面的超脱和自由。从禅宗的角度来看，规定性越小，想象的余地就会越大，所以少能胜多。换句话就是说，只有简化到极点，才能有最大的剩余空间去揣摩和思考其他的问题。最近几年以来，在室内设计中加入禅宗思想并使其具备“禅味”风格的成功作品有许多，现代室内设计人员正在努力创造一种拥有“闲寂、幽雅、朴素、空灵、简朴”意境的禅意空间环境，不论是其中的空间构成元素还是家具设计与其具体的摆放方式，都能使得人们在繁杂疲惫的现代生活中感受到“禅味”带来的心境上的平和以及独特的精神层面的享受。

2.2中国传统符号与现代室内设计的融合

在经过了相对漫长的历史变迁之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逐渐形成了一种具备丰富文化内涵的以及多样化的传统纹饰和图形。在中国传统元素中，不论是图着一种吉祥如意、平安和福禄的美好感情。这些传统文化符号是其形式与内涵的完美融合，将这些传统符号运用于现代室内设计的装饰，能够营造独特的现代室内文化。因此，室内设计人员必须用现代社会的设计语言重新阐述这种完美的融合，进而给人以美的享受。例如杭州的某酒店的设计，就是与中国传统元素的完美融合，其充分借鉴了石井、马头墙、青花陶瓷等传统元素的效果，并通过将篆刻和中国书法等传统符号加入墙面设计的形式，之后采用现代化的排列组合重新排列传统符号，进而营造出一种古为今用的特殊的美感。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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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 韩流 文化角度

近几年，由韩国流行音乐、偶像剧、服饰所聚集起来的韩国文化风潮席卷我国，国人形象地称之为“韩流”。为什么这种浸透了韩国特有文化的气息、纯粹的韩国式生活方式能够在我国掀起流行风潮呢?笔者认为：“是两国在文化、民俗、语言等方面存有着较少反差，即都拥有同宗同源的儒家文化。”

儒家思想是由孔子创立，孟子和荀子进一步发扬光大，经董仲舒和朱熹等人不断扩展充实被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奉为正宗的一个学派。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智”，是用于齐家治国的一种伦理体系。儒家思想在历史上延续2000多年，蕴藏了无尽的思想珍宝，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儒教早约于耶稣纪元初年传入韩国。高句丽于公元372年设立“太学”。新罗统一韩半岛后，派遣学者到唐代中国，并带回大量儒家文献。10世纪末韩国采用了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大大地鼓励了人们学习儒家经典，同时也将儒家的价值观深深地植根于韩国人心中。建立于1392年的朝鲜王朝采用儒教学说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在教育、礼仪、行政方面推行一套儒学系统。

今天在韩国，孔子的名字家喻户晓。韩国有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时至今日，孔子的思想已融入韩国人的血液，成为国家发展和人生道路的精神能源。

“韩流”鼓励自由、民主、个人奋斗，并且这种转型建立在对传统儒教的反拨基础上。学界有一种流行观点，把儒学视为一种人文主义。实际儒学重人事、尚伦理，自创立之日即与中国古代宗法政治联姻，伦理政治一体化是儒学的本质特征。儒家所谓“人”是“伦理-政治”等级结构中的“伦理人”，宗法等级鲜明，这与西方人文主义把人视为一律平等的“自然人”有本质区别。另外，以自然经济形态为基础的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本就有阻碍作用。儒家文化“重农轻商”忽视了工商业的发展，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的一元化思维体制极易僵化，带来闭关锁国，延迟现代化进程。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儒家文化，近代以来韩国一直在谋求文化主体性，他们刻意儒家文化影响，比如近年发起的高句丽历史之争，把高句丽本属的中国历史篡改为韩国历史，力图使高丽文化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模式。

谈到“韩流”，不能不谈“韩剧”。新浪娱乐频道开展了一项题为“你怎样看待韩剧热”的大型调查。56006名参与者中，81%的人承认自己喜欢看韩剧。韩国文化观光部的数字显示，韩剧成为韩国电视最大的输出品，出口市场以中国、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为主。一些经典剧目还出口到俄罗斯、埃及、阿拉伯半岛。韩国电视剧以生动细腻反映现代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见长，在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赢得了大批观众的喜爱。剧中情节之所以让人感动，产生共鸣，灵魂所在便是儒家的核心:忠、孝、诚、信、礼、义、廉、耻。

韩剧的这种儒家文化魅力在《大长今》达到了顶峰。在香港，《大长今》播出时万人空巷，创25年来香港收视率最高纪录，曾红极一时的《上海滩》也只能屈于亚军。在美国播出时也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西方人追捧。《大长今》里不但有正义、善良，也有邪恶卑鄙。面对诸多奸恶势力，长今坚持正义，决不妥协。《大长今》反映出来的文化精神，就是一种对真善美的追求，让我们在浮躁的环境里静下心，重新接受儒家精神的洗礼。看韩剧，感受最深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传到了韩国，值得欣慰的是，这样的传统道德观在今天实际上是受欢迎的。” 韩剧中的儒家思想就是这样深深地感动着我们。

文化的基本元素是语言和文字。韩国字母是15世纪在朝鲜王朝(1392―1910)第四代君主世宗大王(1418―1450)倡导下，由一些学者创造的。在此之前，使用的是中国文字。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韩国报纸文章中一大半是中国汉字，不必猜就可以大致了解文章的内容。今天的韩国可以说汉字无处不在。

韩语的发音也有许多尊长的礼仪蕴藏其中。如老师的发音似“先生”，学长的发音似“前辈”等等。韩语的语法有“尊敬阶称”“、对等阶称”“、基本阶称”三大阶称之分，表示说者对听者的尊卑、亲疏、庄重或随便等态度。晚辈对长辈，后辈对前辈，下级对上级，小孩对大人必须用敬语。反之，将会被耻骂，犯下大忌。

受儒家文化影响，韩国又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家。在韩国崇尚教育，尊重教师蔚然成风。一个人当了教师(不论小学、中学、大学)就像获得了一种荣誉。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历届政府把发展教育放在优先地位。教育部的预算虽然各年有所不同，但通常是占政府支出的20%，就是说，政府预算支出的五分之一用在了教育事业上了。当然，“读书至上” 、“学而优则仕”也使得今天的韩国青年同中国青年一样，面临着巨大的升学压力和就业压力。为了进名牌大学，毕业后有好职业，韩国国民从小学、中学就开始极残酷的竞争。

韩国文化还包含了很多形成人民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各种宗教。如萨满教、佛教、天主教、新教、天道教、伊斯兰教。那么这些宗教与儒教是什么关系呢?韩国人认为：儒教是一种道德和行为规范，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不论信仰什么宗教，为人处世都要遵循儒家的道德标准。所以，韩国虽然各类很多，但源自我国的儒家思想在韩国人头脑里根深蒂固。

儒家的传统文化在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韩国的节日很多，但最重要的节日是民俗日(农历正月初一)和秋夕节(农历八月十五)。正是中国的春节和中秋节。这期间，全体国民一半都要出行，所以称之为“民族大移动”。“出行”、“大移动”当然有游览、娱乐、休闲、会友的内容，但最重要的、最普遍的活动项目还是“归乡祭祖”。韩国人念祖思乡、耀祖睦族的伦理道德传统，正是一种儒家的文化现象。

崇尚礼仪，彬彬有礼。在韩国，下对上、少对老及朋客之间见面或分手告别时都行鞠躬礼。遇有重大节日或纪念日，晚辈还向长者行大礼，即对长者虔诚跪拜。感悟韩国的儒家文化同时，让我们深深地反思自己。

因此，作为孔子故乡的中国，理应更好地继承发扬儒家的精神。中国号称“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可是近百年以来，经历了“”及“”的影响，儒家传统文化在中韩两国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距。由于当代多元价值社会面临价值混乱的危机，使个人在做人处事上难以找到标准的生活规范，在传统精神文化与现代物质文明的冲突中，传统的儒家伦理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李锐.《“韩流”带来本土化警示中国电影产业生存难题》，《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12月22日。

[2]冯有兰.儒学发展的新阶段――道学.文史知识编辑部.儒・佛・道与传统文化.中华书局，199:3-5

[3]蔡尚思.如何看待儒学的文化遗产.文史知识编辑部编.儒・佛・道与传统文化.中华书局，199:5-7

[4]张岱年.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史知识编辑部编.儒・佛・道与传统文化.中华书局，1990:7-10

[5]任继愈.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文史知识编辑部编.儒・佛・道与传统文化.中华书局，199: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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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 生态文明 思想

儒家文化是一门重要的中华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生态文明哲学思想。现阶段，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对儒家文化中以“仁”、“德”思想为中心的生态智慧加以继承并运用，积极探索可持续的对大自然的索取与利用方式，以此来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永续利用，并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儒家文化中的生态文明哲学思想

（一）儒家文化的生态伦理思想

从根本上来讲，传统儒家文化中的生态伦理观念的最大原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儒家“天人归一”的生态伦理理念，想要表达的是个体思维具有整体性与系统性。正是在这两大特点的基础上我们才有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自然环境与人类发展的之间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科学发展的目标，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推崇，主要是因为作为一个传统而又古老的哲学命题，它又与现代化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密切统一，其具有的生态伦理价值有利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有效合作，实现自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生态环境失衡不但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更表现在人与与，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所说的生态危机不是单纯的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等一系列表层现象，而是指人类正在面对的一系列生存危机。这些危机都是我们对地球无节制物计划开采，耗费所造成的。

从儒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对生态环境应该怀有敬畏之情。对此，孔夫子有三畏之说，“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其本意是说，我们应该对生命，对自然，对他人怀有基本的敬畏、尊敬之情，要尊重生命本身的多样性与自身的发展规律。大自然中存在着不同种类的生命，其形态以及其他调整各有各的不同，我们应该尊重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尊重生物物种的发展规律。保持谦卑、兼容的认识观，在爱护自身的同时，也爱护其它生命体，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时，也要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其他生命形式。共同建造一个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生存环境。

（二）儒家文化的生态责任担当

儒家文化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它不仅包含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同时也包含了环境科学与生态学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传统儒家生态环保伦理观念与现代化生态环保学进行统一，促进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有效进行，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来讲，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根据传统儒家观念中“个人―家族―国家―天下”的认识逻辑，“个人”是其所有认识的出发点，位于其他几个重点内容的中心位置，儒家思想认为个体通过自身修养的提高，以实现齐家，治国最后平天下的远大战略目标，其在生态环境的保护中，也要担负起自己的职责。

作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观念的来源，必须要从全球化生态保护的需求出发，对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全面性、系统性进行深入探讨，将其与现代化生态环保理念意识想结合，使之引导我国生态建设工作的有效发展。为了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为子孙后代生存与发展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与良好的生态环境，进一步促进家国国家发展，切实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二、生态文明下儒家文化在当下的意义

（一）“仁”

简单来说，传统儒家文化最基本的一个思想中心就是“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仁”又作为一种包含内容极为广泛的道德品质而存在，中心思想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怜惜、体谅、互助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一理念基础上“仁”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得以继续发展向前的重要动力。

在古书《中庸》中写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对作为个体，却又属于社会的人的存在结构与生存原则作了简明，清楚的论述。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儒家哲学与美学的大体构框架。根据儒家文化的初始观念来看，我们对“仁”字的本质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是从目前个体生存权进行拓展，涵盖所有生命形态的生存结构与态度。在《礼记・大学》中，古人个体想要有大的作为，为天下人服务，首先要做的是提高个人修养，这是个体发展的基础，只有处理与与自己的关系，才能以正确的态度与世界，与他人相处。

（二）个体与群体的协调和睦

在儒家的传统文化思想中，尤其看重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和谐，统一。从先秦开始，众多入派学家一直将人的社会性群体性看得特别重，不过即便是这样他们并不否认个体存在的价值以及个体对群体的作用。在儒学思想观念中，人类本能情感的抒发与表现必须要以共同存在的条件作为前提，这里所说的共同存在的环境就是中国人一直以来比较重视的社会伦理与道德规范。虽然儒家学派的精神与道家精神境界相比，缺乏一种维度性，不过从人类社火存在的大环境来看，儒家学派所体现这一条件，恰好体现了人类智慧与理性的优势，同时也使得人与之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能够保持一种正确的关系。处于对个体生命有限性与群体生命无限性的理性认识，在儒家学派的思想观念下，认为个体更应该怀有一种人本主义的情愫。

（三）“天人合一”

还是从儒家学派的核心思想理念，即“天人合一”来论述，其中“天”就是指自然生态环境，而“人”即指个体实体，也指个体的精神状态与情感意志，个体言行举止。根据儒家美学的观点，个体情感与意志可以寄托与自然，同时也会以自然变化为转移，自然作为客体与人这种审美主体之间存在着“比德”联系，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另外，个体意志情感与自然相附而存在，从古语“乐而不，哀而不伤”中可以反应出古人的这一思想。大自然馈赠人类，人类要服从于自然，才能共同存在，长远发展。对于儒家学派来说，天人合一，人顺于天，才是生态美学的终极体验与目标。根据马斯洛的相关理论来看就是：人与自然是彼此最为重要的组成内容，这就要求人类必须与自然保持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才能在自然中持续获得持续长久的发展……而且人和超越他的实体之间其实不存在任何绝对化的间隔。这一观点打破了以为生态观下对生命认识的局限性，它是从生命的普遍性这一角度出发，对生命之间的联系进行认识，以实现不同生命体与结构之间的协调性。

（四）“德”

我国儒家生态理念的重点是坚持以德性为中心，从爱民普及到爱万物，达到“仁者”与世间众生统一的思想境界。在这里所说的“仁”，就是仁爱。在《论语》一书，第一次对“仁者，爱人”的思想内涵做了一个概述，反映了儒家生态哲学的观念。从儒家学派所反应的生态哲学中我们可以对人类在宇宙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有初步的认识。儒家思想观念中，人是万物之首。孔圣人曾经说过“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就反映了儒学中仁爱的三层内涵：第一是爱亲人，第二是爱祖国，第三是爱世间万物。儒家学派的继承发展人孟子也曾说过遵循规律，按时播种，粮食年年有余；不用过密的欲望，放过小鱼仔则鱼鳖年年充足；山林砍伐采摘有度，则材木山货用之不尽，只有这样民众才可以获得长远富足的发展，这也是治国之道也。从孟子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学派不但将仁德看做是人类的本质品性，而且希望能够将这一品性推及到世间其它物种，包括宇宙自然的万物，让作为个体的人具有一种普世的价值情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在号召仁德的同时，给予世间所有的生命以尊重和爱护。儒家思想中顺天时，万物生生不息，尽天命的观念与态度，为当今人类生态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充足而有力的理论支持，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平等和谐发展提供了指导作用。

三、结语

总而言之，中华传统儒家文化中蕴含有丰富的生态文明哲学思想，儒家以仁德出发“亲亲，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观，以及儒家的“天人合一”辩证思想对于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与宇宙万物和谐共生，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活动的不断深入，我们要认真分析、学习儒家文化中的“仁”、“德”精髓，结合当下生态环境现状，重新审视人类的生产发展模式，转变无规划、无限度地索取大自然的粗暴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洪克强，卢剑.儒家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观的异质与同构[J].科学经济社会，2012，（02）.

篇8

一、国际上对儒家生态哲学的研究

国际上对儒家生态哲学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裔学者和美国有关中国哲学、历史学研究的学者中。杜维明较早提出了“超越启蒙心态”的问题，认为应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金则代替自私自利的原则，把“天人合一”发展成为“更为全面的环境伦理学”。在中国哲学的自然观方面，他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存有的连续性”的概念，认为中国哲学的“气”是物质和思维的统一，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存有的连续的本体论”;他还提出了“儒学生态学”的概念。玛丽・塔克尔提出了“气”可以对生态哲学做出贡献的七个具体方面。[1]成中英提出，儒学是包容性的人本主义，在圣人那里，天地人在道和太极的本体宇宙论上三位一体，人是“自然的完成者（consummator）而不是征服者，是自然的参与者而不是掠夺者”。[2]罗泰勒认为，儒学关注人类与宇宙的内在关联，当人性得以实现时，“仁”作为人性之核心亦成为宇宙之中心。因此，“成仁”就是要超越人类自身，这是儒家生态学的根源所在;儒家的仁就是生态学。[3]

关于儒家生态哲学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具体人物也有不少研究。布拉克雷（Donald Blakeley）分析了《论语》中的三原结构的动物价值论问题。艾文荷（P. J. Ivanhoe）认为《荀子》中有一种可称为“快乐的对称”（happy symmetry）的“清晰且非常有趣的环境伦理观”。[4]日本学者桑子敏雄认为，朱熹把人如何与他的环境宇宙相关的思想整合进了一个相容的系统。“这种整合不仅导致了对环境宇宙展现的结构的解释，而且导致了我们对一个困难问题的探究，即我们在何处定位最基本的价值，并且根据这一价值评价人的行为。” [5]艾周思（Joseph Adler）指出，宋代新儒家把“恕”拓展到自然界，使“应”（感应）具有了环境伦理的意义。其他如黄勇分析了二程的事实与价值统一的思想。[6]韦巴（Ralph Weber）研究了天人合一的“合”的形式，白诗朗（John Berthrong）则对“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把儒家关于修养和社会伦理的洞见扩展到新的领域”的八种设想。

二、国内儒家生态哲学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已开始对生态哲学或环境问题展开研究。当时的讨论热点是天人关系问题。1992年，中国政府在主题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里约宣言》上签字，此后“可持续发展”成为政治与学术话语。因为传统哲学的“究天人之际”的主题和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重合，于是引发了学界对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关系的探讨。

（一）以“天人合一”为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

“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正如余谋昌先生所说：“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作为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7]学者们在研究儒家生态思想时都不能绕开“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季羡林、汤一介、张世英、余谋昌、牟钟鉴、陈来、蒙培元、李存山、柴文华、何成轩、胡伟希、陈国谦等学者都论述了天人合一含义及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

在1993年，牟钟鉴就著文，认为“天人合一”表明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的‘天’或‘天地’的概念，大体上相当于‘自然界’的概念，当然也包括自然界的神秘性和超越性;其‘人’的概念，大体上相当于‘社会人生’，群体与个体都在其中了。因此，天人关系基本上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8]同年，季羡林在《东方》创刊号发表《“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1994年李存山发表文章认为，天人合一之“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接触与符合”;另一类是“客体就在主体之内，或客体是由主体的活动所产生”。[9]

陈国谦吸收冯友兰哲学思想，提出了“环境境界”的概念。他指出：“环境哲学是对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形上学反思”;环境哲学的功用“是提高人的环境精神境界，使人的环境意识从人与环境的彼此分离提高到人与环境相融一体”。[10]张世英深入比较了中西哲学关于主客关系的思想，认为中西方各有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思想。[11]在90年代天人关系的讨论中，主张天人合一和主客的“互补”成为主调。

胡伟希则认为，“‘天人合一’这一古语，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自然与人类合一’的意思。”[12]他还指出，将“天人合一”的观念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理解，认为“天人合一”的意思是提倡人类要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这一观点“深化了对儒学的认识，并为传统儒学如何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和前景。”[13]

对于“天人合一”思想的现实意义，汤一介说：“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可能直接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生态’问题。但是，‘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哲学命题，一种思维模式，认为不能把‘天’、‘人’分成两截，而应把‘天’、‘人’看成是相即不离的一体，‘天’和‘人’存在着内在的相通关系，无疑会对从哲学思想上为解决‘天’、‘人’关系，解决当前存在的严重‘生态’问题提供一有积极意义的合理思路。”[7]

（二）以生态伦理为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主导方向

生态伦理学，也称环境伦理学，“主张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际关系的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把伦理‘公正’概念扩大到对生命和自然界的关心，道德‘权利’概念扩大到自然界的实体过程，尊重生命的生存权利。”[13]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工业国家。然而，早在中国先秦时期，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已经蕴涵了生态伦理学的思想。随着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儒家的生态伦理学成为学者们所青睐的研究方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力图发掘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并探讨其现实意义。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从儒家传统的人伦概念中寻找生态伦理的意蕴。

“仁”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传统意义上对于“仁”的理解，学者大多关注于“仁”所涉及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随着对于儒家生态思想的深入研究，“仁”由传统的人的伦理扩展出生态伦理意义。王正平认为儒家“仁”的思想，在生态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先哲从‘天人谐调’思想出发，确信‘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只是以生为道’，尊重天地间的一切生命，歌颂生命价值，倡导‘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物我兼照’，‘衣养万物’，‘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的超我的仁爱观念，是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先声。”[14]对于“仁”的生态意义扩展，是根据“仁”的人的伦理推导出来的。张永刚指出，“儒家主张‘天下归仁’，把万物作为人类道德关怀的对象，把原本用于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情感扩大到天地万物之中，维护着天地的‘生生之德’。”[15]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把自然的‘生’与道德的‘仁’等量齐观，使‘生’不仅具有宇宙论的意义，也被视为人类道德的根源。”[16]蒙培元的《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以及围绕生态哲学问题发表文章多篇，对于儒家哲学的“生”、自然的目的性、仁的差异性与普遍性等生态思想进行了系统而又深入的论述。他指出：“自然界作为生命整体，当然是有内在目的的。”自然的目的就是生生，是向完善、完美发展，故可称为善，善即是目的。人是自然目的的“实现原则”，由此他特别强调儒家的“为天地立心”“不是为天地立法”，而是对于自然的照管;是肯定自然生生不息的事实，把自然的生生不息作为价值，自觉地、主动地帮助自然实现生生不息的过程。[17]柴文华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儒家思想和现代生态伦理学共同的思考客体;[18]何成轩也认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当今生态伦理相吻合。[19]任俊华认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表现为天道与人道一致的生态伦理信念，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念以及仁爱好生的生态伦理情怀。[20]

陈义军认为，“仁”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和中心问题。“由于‘仁’内在天然地具有一种可以不断外推的特征和心理机制，‘仁’的实现过程，就是一种不断推己及人的过程，如此推衍，行‘仁’就不但要爱自己、爱别人，而且可以扩展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这是儒学内含的由人道推衍天道的具体体现，也是人类道德视野的一次革命性拓展。”他进一步说明董仲舒将“仁”扩展到爱鸟兽昆虫，无所不爱才是真正的“仁”，“从此，施仁的内在规定性便有了实质性进展，并且获得了生态道德的意蕴。”[21]学界有很多学者持这种观点，赵媛、方浩范也指出， “儒家的生态道德是一种真正地推己及人，由己及物的道德。它以‘仁爱’为基点，把人类社会的仁爱主张，推行于自然界，其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目的，首要是人类自身的生存需要，其次才是对自然万物的爱护和同情。……同时，儒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尽管人类的价值高于自然万物的价值，但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又是相互依存的，人类也是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员。为了使自然界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必须把管理社会的原则推广到自然界中去，对天地万物施以仁爱的精神，在人与自然界中建立起协同互济，相互制约的秩序。”[22]

（三）以解读概念为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主要方法

学者们在进行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时候，主要采取的方法是选择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命题加以解析，从中发掘出具有生态意义的内容。

前文中提到的“天人合一”、“仁”都是学者们非常看重的概念，学者们通过对儒家思想中这些重要的概念进行详细的阐释，从中找到生态思想的因素。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概念，如“时”、“通”、“民胞物与”、“尔汝群物”等，学者们也做了解析。

“时”也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一个概念。儒家的“时”的范畴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意蕴。孔子的“使民以时”，孟子的“待时”，荀子的“应时”都具有生态意义。“儒家认为‘天’即自然界有着独立不倚的运行规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荀子基于对自然界的认识，提出了‘天行有常’的著名论断，即人类社会出现种种殃祸，正是有悖规律所导致的。尊重自然规律，当然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农业生产实践，儒家提出了‘取物以顺时’等符合生态农业规律的思想，认为人们应该根据时节，即按照大自然的节奏、生命万物的节律以及四季来决定什么时候该‘取物’，什么时候不该‘取物’。”[23]

笔者曾对“通”这一概念，做了全面的解析，论述了“通”的生态意义。“通”的意义在于自然规律向生态规律的转化。“‘通’范畴可以深化我们对于儒家自然哲学关于自然物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的认识，由此使我们可以对天人合一获得一些新的理解，认识到人和自然的生态一体性、相关性与依赖性。尤其是，人与自然的精神的沟通能够促进当今人类在面对生态危机时，能承担更大的责任。”[24]

可以看到，解读概念的研究方法就是选择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对其进行详细解读，发掘其中的生态意义，从而使研究更为深入。

三、结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研究互动得到加强。国内儒家生态哲学研究在吸收当代西方生态哲学的基础上、基于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而展开。关于具体人物，如孔、孟、荀、董仲舒、二程、朱熹、王阳明等都得到了研究。然而，儒家思想中还有许多有关生态思想的内容等待学者们去发掘。笔者认为，研究儒家生态思想不仅能够拓宽儒家思想研究的道路，重新理解儒家思想，有利于儒学自身的发展，而且能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新思路，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Mary Evelyn Tucker（玛丽・塔克尔）.气的哲学：一种生态宇宙论[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C].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160-176.

[2] 成中英.儒家人格中宇宙论、生态学的三位一体[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C].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179-197.

[3] 罗泰勒.民胞物与：儒家生态学的源与流[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C].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39-57.

[4] 艾文荷.早期儒学与环境伦理学[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C].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58-73.

[5] 桑子敏雄.朱熹的环境关联性哲学[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C].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131-144.

[6] 艾周思.感应与责任：周敦颐与环境伦理的儒家资源[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M].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111-130.

[7] 余谋昌.中国古代哲学的生态伦理价值[J].中国哲学史，1996，（1-2）.

[8] 牟钟鉴.生态哲学与儒家的天人之学[J].甘肃社会科学，1993，（3）.

[9] 李存山.析“天人合一”[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4）：12-20.

[10] 陈国谦.关于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J].哲学研究，1994，（5）：32-37.

[11] 张世英.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J].求是，2007，（7）：34-37，62.

[12] 胡伟希.儒家生态学的基本观念的现代阐释：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J].孔子研究，2000，（1）.

[13] 汤一介.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与当今的“生态问题”[J].国际儒学研究，第14辑.

[14] 王正平.“天人谐调”：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智慧[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11（12）.

[15] 张永刚.先秦儒家生态伦理情怀的现实观照[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16] 陈来.道德的生态观――宋明儒学仁说的生态面向及其现代诠释[J].中国哲学史，1999，（2）.

[17] 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8] 柴文华.“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J].学习与探索，2006，（1）.

[19] 何成轩.中国传统生态伦理观念与当代人类文明[J].哲学研究，1994，（5）.

[20] 任俊华.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3）.

[21] 陈义军.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初探[J].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8（3）.

[22] 赵媛，方浩范.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J].前沿，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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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儒家化 刑法 价值观念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6（a）-0211-02

“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住处、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构成窝藏、包庇罪。”这是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的规定，情节轻微的可以不定罪。此类案件的主体多为犯罪嫌疑人的至亲，处理该类案件时，令审判人员为难的是，情节轻微的是否定罪，有时会觉得这些“至亲”的包庇行为似乎在“情理之中”。一句“情理之中”让笔者联想到我国西周时期的刑法原则“亲亲得相首匿”，即三代以内的直系血亲和夫妻之间相互隐瞒犯罪是不犯法的。到了唐代容隐的范围扩大了，成为了“同居相隐不为罪”即亲属、邻里、上下级之间相互隐瞒犯罪。由古代的相互容隐不为罪到现代的窝藏、包庇罪的确立可以看出，刑法原则的变更取决于各代立法思想的变化：由完全是“礼”到“引礼入法”到“礼刑并重”再到“明刑弼教”直到现代的以刑（法）为本的立法过程。这个过程是中国古代法律到现代法律的形成过程。

1 法律儒家化的含义及其形成过程

1.1 含义

传统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封建法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伦理规范取代法律规范。从形式上看，法律儒家化的过程由儒家通过立法、司法、法律解释对法律逐渐渗透而展开，其结果是，儒家化的法律与宗法伦理没有明确的界限，法律演化为伦理化的法律。

1.2 形成过程

儒家思想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 五常，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伦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同时，孔子继承并发展了西周时“礼治”和“明德慎罚”的思想，继续维护“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原则，提倡“为政以德”的德治，重视道德感化和统治者表率作用的人治。到了汉代，大儒董仲舒将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和法家的“三纲”――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相结合，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和道家顺应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将儒家的家庭伦理、理想社会形态纳入了统治思想的范畴，进而在法律上影响了汉律以至历朝历代的立法和人文思想、生活习惯、道德规范，进而更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从此以后，维护“三纲”的伦理道德规范进一步纷纷入律，进入了“礼法合治”的时代，即宗法制与官僚制的结合，家族伦理原则与君主原则的结合，道德教化与法律强制的结合，贤人政治与刑法治国的结合。

2 法律儒家化的渗透―― 封建时期与现代刑法价值观念的相同之处

笔者以典型的几个刑法原则、制度为切入点，详细阐述一下其体现的刑法价值观念。

2.1 “矜老恤幼、体恤残疾”与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

汉代的刑事责任年龄分为三段，即幼年、成年、老年，只有成年而未步入老年的人才负有刑事责任能力，而根据《汉书・刑法志》记载，“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暴逆之心”，而七、八岁或以下的孩童又稚气未脱不明世事，皆无刑事责任能力。因此，汉律彼有“矜老和怜幼”之意。残疾人分三等：残疾、废疾、笃疾，其承担的刑事责任依次减小。这正是儒家思想理想化社会状态的法律价值观的体现。

中国刑法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三个阶段：（1）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2）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除犯8种严重犯罪外，不负刑事责任；（3）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此一规定是考虑到聋哑人和盲人可能因其生理功能缺陷而减轻、丧失刑事责任能力。

无论是封建时期的“矜老恤幼”还是现代的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都是法律基于人道主义的要求而规定的。因而，它们都体现了儒家思想“五常”中的义，代表着法律的公直、正义，同时也体现了国家“以德治民”的宗旨。

2.2 “重罪十条”与犯罪的分类排列

重罪十条是《北齐律》确定的十种重大犯罪，分别是：直接危害皇权的行为，包括反逆、大逆、叛、降、不敬；破坏社会安定和等级秩序的行为：不道、不义；影响家庭伦常的行为：恶逆、不孝、内乱。立法宗旨在于维护道德礼教和三纲五常。

中国现行刑法根据犯罪所侵害的同类客体的不同，把各种各样的犯罪区分为十大类，即刑法分则的十章。分别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军人违反职责罪。

重罪十条中凡是侵害皇帝个人和皇权统治的行为均视为最严重的犯罪，为适应统治者需求，先规定了维护君主的专制权力，并针对侵犯君主的犯罪客以重刑，接下来才是破坏社会秩序、家庭伦常的犯罪。与此相同，中国现行刑法分则体系主要是根据其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大体上采取由重及轻的顺序排列。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其侵犯的客体是人民民主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其危害性质和程度最严重。两种制度都体现了儒家思想中“政权（君权）至上”的观念。

3 法律儒家化的革新―― 封建时期与现代刑法价值观念的相悖之处

3.1 同罪异罚与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

封建时期的同罪异罚主要体现为“八议”、“官当”制度。“八议”是对八种特殊人物，主要是皇亲权贵，犯罪时不适用普通诉讼审判程序，一般司法官吏无权审理，由皇帝议决。“官当”是指法律允许官僚、贵族以官品和爵位来抵当罪行。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指对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在适用刑法上，不分种族、性别、职业、地位、出身、财产状况，一律按刑法的规定，同等地追究刑事责任。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即法律针对不同阶级有不同的规定，而不是一概平等的，在这里君臣之纲的赏罚制度和儒家士大夫的社会等级制度在法律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刑法上的具体化。二者是截然相反的，可见，其体现的刑法价值由封建时期儒家的等级观念变革为现代的公民人权理念。

3.2 类推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

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意思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时，若要减轻或免除罪责，举出一个重罪条款来比照轻罪―― 出罪；若要确定或加重罪责，则要举出一个轻罪条款来比照重罪―― 入罪。

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

封建时期的类推制度不仅表明统治者不愿制定束缚自己手脚的法律，而实质上也完全是为了维护统治的需要。罪行法定也绝不是简单的罪与刑的法典化，而其中对公权的限制和对人权的保障及其实现才是罪刑法定最本质的内涵。对于“罪刑法定”与“类推”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学术界及司法界进行了利弊关系方面的长期论争，最终立法者选择了“罪行法定”，其实从那一刻起也就意味着我国刑法对传统的“社会本位价值观”的抛弃，和对新的“权利本位价值观”的确立。集中体现在对国家及法官刑罚权及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对公民个人人身自由及合法权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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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建筑

0前言

本文研究的方向是在建筑设计上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其重中之重在于构思建筑及文化，而并非传统一词。中国传统元素是极其繁多的，而且范围相对较广，其定义可以分为很多项来列举。在中国元素的设计领域中，建筑有着传奇且悠久的发展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受文化、地域、气候、史实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本文经研究后阐述了文化思想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及应用。

1研究目的及意义

在中国，传统一词是各个因素和各个民族之间相互磨合产生的结果，之后虽受印度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但并未影响中国根基性的东西，传统文化依旧流传，也表现出了中国的伟大之处。元素可称之为要素，是由一个一个的事物组成的形态，是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下逐渐保留和继承下来的。同时，文化、精神、信仰等也是中国传统保留的成果。从古到今，从实用性到艺术性的发展趋势，传统元素得以保留并继承，固有其存留的意义与原因，其目的是普及并弘扬文化，使其可以在现代人们的心中上升一个高度，以便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与生活当中。

2文化思想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及应用

建筑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入才是根本。具有中国传统元素的建筑设计注定是蕴含底蕴与功底的，那么中国建筑中的审美观、价值观、世界观也必然包含本土的底蕴，以至于成为独立的一套体系。然而，并不是说每个具有中国传统元素的建筑设计都要大体相同，这是个错误的理论，文化与底蕴并非一日之功，因此每个个体做成的作品，所蕴含的底蕴与意境也会大不相同。换一种说法就是，可以称建筑设计的方案是文化的延续与产物。开始，只是古人们形成的一种社会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并且由于沿用时间较为久远，逐渐开始演变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文化，并且这种思想也在不断影响着当代对于建筑的设计。正是由于这种设计方案的出现，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上海世博会中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

2.1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对我国建筑设计及文化的影响。道家的文化与底蕴可谓是我国的本土宗教的根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在知识层面上的一种体现与表达。道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是我国宗教的代表，道法自然，其表达的喻义也拥有本身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道家思想比儒家思想更严格地遵循自然的规律，对顺其自然之法更是有相对的含义，顺应天地万物，认为万物都有自己的道，道也是万物的始端。由于道家思想中原有避世的思想，其在宫廷并不被推崇，无宜于战事。但是道家思想延续至今必然有其存在的原因，其中很多思想观念和现代的思想观念是很多相辅相成的，如当今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与之相对应的在建筑上也能体现出来，尤其在节能减排上其并不是凑巧思想和建筑的结合，如果没有长期的底蕴存在，又怎么会有这些想法呢？

2.2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对我国建筑设计及文化的影响。在汉朝时期，儒家文化成为典型的流派，可以说，其对我国未来在文化上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儒家的思想文化不仅仅体现在君主治国方面，更体现在儒家文化的底蕴与造诣上，这方面在建筑上也是较为显著的。例如，如今在北京的四合院，采用了“忠、义、礼、孝”的思想，其来自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承。另外，“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也来源于此，再加上建筑本身构造应有的特点，以及中国古代建筑构造的特点。中国的现代化建筑在造型上大同小异，而西方建筑在造型上却形态百样，一方面是因为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不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儒家文化对其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这不是说中西方差异在于西方要比中国先进，而是说中国建筑相比于西方建筑有着更深厚的底蕴与历史背景。经研究，在中国建筑设计遵循儒家思想，更多体现在顺其自然。例如，山体或者湖边就是遵循自然的构造，顺势而做成的，这都是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体现。

2.3佛家思想

佛学思想对我国建筑设计及文化的影响。佛学并非中国本土宗教与学派，但佛学思想与文化在古代的权位之上和群众中十分有影响力，“三教并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出现过，可得知，佛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造诣是极大的。在中国古代，寺庙的形象非常多，如白马寺（公元25年—公元220年）、四百八十寺（公元420年—公元589年）等，佛学从古至今一直都被保留，也有其存在的意义，可以看出，佛学的文化仅次于儒家文化。经研究后，中国的佛学演变至今，可谓独树一帜，更多的是追求心灵上的纯净与意境上的突破，人得以升华。而这种心灵与意境上的洗礼同样也体现在建筑设计中，笔者认为，它是一种拥有自己风格的建筑体系。并且，佛学有着亲近自然的喻义，将其带入建筑中就会发现，很多寺庙都是在顺应自然而没有人为所建的建筑群的地方，如少林寺以及清凉寺等寺庙。思想的几经演变，使追求意境到达了一种新的层次，多会选择一些人烟稀少的地方，使现代的城市生活与工作所带来的压抑与不满在寺院可以解脱，有一种遁入空门的感觉。

3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建筑设计中的传承与发展，并不是在论文或是演讲上展示的那么简单，它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引导，国人和世界都应该重视中国传统元素为建筑设计带来的影响。本文希望能对读者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启迪作用，然后去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在建筑方面的知识。建筑设计讲究一定的内涵和观点，其中必然包含了大量的社会审美观、价值观、世界观等。不同观念下的设计方案体现出的风格也不一样，人们的各种观念也必然要经过一个长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自始至终都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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