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服务与法律援助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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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援助；现状简析；对策建议

一、法律援助的含义及其起源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的律师，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给予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护制度。广泛意义上的法律援助是指给在别人需要在涉法事务上得到指导时，而提供的低于常规费用或者免费的专业帮助的事情，狭义上来说来法律援助就是指为不具备聘请律师能力（资格或者经济等原因）的人提供律师服务的做法，法律援助的作用，在于保护那些法律弱势群体的利益，贯彻司法精神。

法律援助制度自五百年前在苏格兰王国萌芽，目前，世界上已经有140多个国家建立了以诉讼法律援助为基础，涵盖非诉讼法律服务领域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是属于世界人权制度的一项基本制度，是全球范围内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制度保障，也是社会弱势群体用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武器。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始现法律援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社会财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显著增多，也催生了更多的弱势群体，保障这些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是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受经济、传统观念等各方面的因素影响，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建设正遭遇着很多瓶颈。

二、基层法律援助现状简析

我国法律援助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行为，由政府负责。法律援助始于西方，最初是由私人律师、教会、各类慈善团体发起，带有明显的区别于政府行为的公益性质，其产生的基础是基本的道义。但随着矛盾的激化，单纯依靠这些私人的社会组织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弱势群体的诉求。于是国家开始将其纳入社会救助体系，建立了与其适应的保障制度。

（二）法律援助的受援助对象为相对弱势群体，既包括经济困难者、残者，也包括比如刑事案件中的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被告人。后一种情况中的受助对象不当然与前一种对象相一致，其可能包括经济情况良好的人员，但鉴于其在国家公权力面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所以也有必要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三）法律援助机构为受助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和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的方法。前者为受助对象“开源”，后者为受助对象“节流”，双管齐下，保证受助人充分享受到法律援助的最大利益。

（四）法律援助的形式有两种：诉讼法律服务和非诉讼法律服务。诉讼法律服务又包括刑事辩护、刑事和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服务则主要包括公证证明、法律咨询、代为起草合同等。

我国国情复杂，幅员辽阔，各地区自然地理环境不尽相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有明显差异，导致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立大为不同，特别是东部和西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的法律援助建设有着千差万别。下面以笔者生活以及前期调查走访的安徽省宁国市为例，结合上文所提的法律援助的几个特征，浅析我国目前的基层法律援助现状：

宁国市地处安徽省东南部，皖南山区东北侧，东邻浙江杭州，西靠黄山，连接皖浙两省七个县市，市域总面积2487平方公里，总人口38.38万人，全市辖6个街道办事处、8个镇、五个乡，其中包含一个畲族民族乡。宁国市多次入选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人均GDP居安徽省县级前列。

截止2015年，宁国市在全市各乡镇都已建立了法律服务所，拥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人员近50人，除此以外，宁国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在全市19个乡镇、街道建立了以保护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利益为宗旨的法律援助数据库。结合宁国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情况可以看出以下特点：

（一） 法律援助案件逐年递增。近年来，法律援助工作量明显增加，且增幅较大，寻求法律援助的人群显著增多。

（二） 法律援助案件类型较为稳定。绝大多数法律援助案件为民事案件，约占到总数的80%，刑事与行政案件所占比例较小。

（三） 受援助对象较为明确。从受助对象的身份来看，老年人、残疾人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外来务工人员，妇女和儿童所占比例也较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法律援助所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 法律援助点设立分布不均。经济基础较发达的乡镇法律援助点设立较为完备，如乡镇企业较多、建有工业园区的乡镇法律援助点设立较为成熟，援助点成员较多，结构合理。经济情况较差的乡镇援助点组织机构构建较为松散，人员不齐，经常一人身兼多职，甚至只能一人承担援助点的全部工作。

（二） 法律援助人员配备不足，且个别人员法律知识有所欠缺。法律援助力量薄弱，少量的人员难以承担日渐增多的法律援助案件，导致部分案件被搁置，受助对象的法律权益难以得到及时的维护。部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缺少法学专业教育背景，法律援助的质量参次不齐。

（三） 从业人员待遇不高，缺乏积极性。因为法律援助带有很大程度上的公益性质，所以收费较低，导致很多法律人才不愿意加入其中；部分法律援助的服务工作者对待法律案件案件积极性较低，经常搁置拖拉或者敷衍了事，导致法律援助案件办案效果较差。

（四） 基层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法律意识不强。遇到纠纷，老百姓往往第一选择并不是寻求法律途径来解决，。主要原因有两点：1.多数普通百姓教育程度有限，不能理解法治的内涵和意义；2.宣传工作不到位，普法宣传有待加强，虽然当下各县市都会举办法律宣讲会等普法活动，但有很多与人民群众实际生产生活相脱离，难以引起群众共鸣，导致群众参与性不高。

（五） 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狭窄。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残疾人、老年人、外来务工人员等范围内，这主要是受法律援助资金的限制，接受法律援助的条件较为严苛，导致很多真正需要法律援助的弱势群体得不到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的公正与实效。

三、对策与建议

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是政府的行为，是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有力武器，也是保障人权的一项基本制度。为了使法律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发展，结合以上所述法律援助存在的缺陷，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和规范的程序。规章制度和规范程序是法律援助的基础，健全法律援助必须先夯实这一基础，将法律援助制度化。这里所说的制度化既包括法律援助财政资金投入的制度化，也包括从业人员的制度化。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可以设立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建立健全最低经费保障制度，同时，引入社会力量，拓展资金来源渠道。至于人员的制度化，要提高从业人员待遇，吸引更多法律专业人才，落实他们的编制问题，坚持一人一岗，落实人员责任。

（二） 加强法律宣传。广泛开展普法进校园、普法进社区等活动，也可以结合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行宣传。运用多媒体、多平台进行宣传，拓宽渠道。

（三） 把握个案平衡原则，既要严格把关，严格审查受援助对象的条件是否合格，也要针对具体案件的特殊情况，适当予以变通。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在践行法律援助的基本内涵。

[参考文献]

[1]郭威，施卉.浅析当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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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开展形式丰富的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

开展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是中央文明办、中央综治办、文化部、卫生部、司法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科协、、全国妇联等9部门为认真贯彻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关于加强社区建设的重要指示而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我局法律服务工作由于涉及部门多，职能分散，仅业务工作就涉及律师、公证、法制宣传、法律援助和基层法律服务，因此只有在各业务处室职责到位、协调一致、团结协作才能有效的发挥职能作用，将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带入新的发展领域。

（一）夯实基础，规范基层司法所建设

司法所作为司法行政的最基层组织，作为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第一道防线”，其对社区法制建设的意义不言而喻，为此，我们一直把司法所建设当作一项基层基础工作长抓不懈。

自20*年底司法所正式“立户列编”至今，我市司法所建设已初具规模。根据“一办三局”文件精神，我市于20*年起开展了大规模的建所工作，于当年7月底前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建所任务，共建司法所3*个，建所率达到95%。20*年6月，市局和有关区县积极协调，在全市的312个乡镇（街道）全部建立起了司法所，实现了百分之百建所的工作目标，使司法所的工作范围覆盖全市，充分保证了社区百姓对法律服务、法制宣传、人民调解等工作的需求。

（二）加大宣传力度，扩大普法覆盖面

今年，我们以宪法修正案、行政许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为重点内容，深入开展了一系列的社区法制宣传教育，努力在社区营造“三法”贯彻实施的法治氛围。一是组织编写了《宪法基本知识问答》和《行政许可法百题问答》，通俗易懂地宣传了宪法、行政许可法基本知识，印刷4万册免费发放全市社区。二是编绘了《学习宣传贯彻宪法，增强全民宪法意识》及行政许可法宣传挂图，利用全市5000余个社区橱窗开展宣传。三是在市级平面媒体和互联网上开展面向社会的“行政许可法知识竞赛”，以此调动广大群众学习行政许可法的积极性，掀起行政许可法学习宣传。四是创办《社区法治宣传》报。为使法制宣传教育进社区有载体，我处以面向基层，面向群众，贴近生活，普及法律知识，宣传法治观念为宗旨，创办了《社区法治宣传》报，为基层群众获取法律知识开辟一个新的阵地和窗口，这是市司法局“法制宣传进社区”工作的又一项举措。该报每期重点宣传一部法律，内容分为“法治要闻”、“法治热点”、“法治看台”和“普法园地”四个版块。办报风格上力图体现针对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实用性。该报每月一期，全部免费发放到全市所有社区，内容以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为主，通过群众身边的人和事，以故事讲法，以案说法。五是协调相关部门开展宣传。*日报、*晚报、*电视台在《*新闻》、《新闻大视野》等节目集中宣传了“三法”。《*娱乐信报》在交通周刊上，连续多期刊登图文并茂的交通法知识并在全社会开展了交通安全法知识竞赛；市司法局在*青年报、*晨报、*法制晚报等市级媒体和互联网上，举办了面向全社会的“行政许可法知识竞赛”，共发放竞赛试卷150万份，大量社区居民参加了此次活动。并利用《社区法治宣传》专刊，集中刊登宪法、行政许可法宣传文章，使法制宣传教育贴近基层群众，扩大普法覆盖面。

（三）建立基层工作站，扩展法律援助工作范围

我们在市区两级建立法律援助中心，街道（乡镇）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宣传法律援助，受理初步审查。20*年1—3季度，全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共接待群众来电、来信、来访咨询96147人次，比去年同期7*66人次增长了36。8%；承办法律援助案件2979件，比去年同期1999件增长了49%。其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1556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1422件、行政法律援助案件1件。从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主体看，社会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398件，法律服务工作者（含司法助理员）办理211件，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办理119件，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办理251件。为生活条件困难，处于社会低保线的群众的法律服务需求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四）发挥基层法律服务作用，为基层百姓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我市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始终坚持立足基层、贴近群众的宗旨，在促进首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加强基层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维护首都社会稳定，满足基层社会和广大群众法律服务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它的服务基本履盖了农村乡镇和城市社区，为农村群众和城市居民处理简单、小额的法律事务提供了一种就近便利寻求法律服务的渠道，其业务总量和服务受众面逐年增长，与律师业、公证业初步形成一种拾遗补缺、优势互补的格局。

2、由于它贴近群众，服务便捷，且收费低廉，在便利满足城乡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获取法律服务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成为弥补我国法律援助不发达的重要举措。

3、它自创立以来，就在协助基层政权组织推进依法治理、基层、开展法制宣传、整治热点问题、开展社区法律服务等方面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乡镇司法所的得力助手。

统计数字表明：仅20*年上半年，全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担任法律顾问2771家，其中为基层政府担任法律顾问153家，为村居委委担任法律顾问1437家，为各类企业担任法律顾问605家，诉讼事务2721件，非诉讼事务627件，调解各类纠纷1650件，法律文书5972件，解答法律咨询3*00件，参与司法行政工作546件，为特殊群体提供服务4105次（为老年人提供服务2227次，为残疾人提供服务506次，为妇女儿童提供服务1372次）。

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虽然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在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近两年来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在发展模式和管理方面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无论在郊区还是城区，基层法律服务普遍存在着组织形式、管理体制不统一不规范，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业务范围宽泛且存在游离基层的倾向，内外部发展环境亟待改善等问题。随着社会体制的变革，社区居民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质量、相互关系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基层百姓的法律服务需求也呈现出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和新的发展趋势。现在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司法所管理模式不统一，人员编制不足。近年来，司法所在维护基层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公民权益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基层政法体系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司法所的工作内容与职能脱节，司法所职能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司法所的地位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目前，仍有5个区县保留了“双管制”，这与建立和完善完整统一的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体系还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它即不利于人员的管理、培训，又影响司法行政职能的有效发挥;人员少，工作负担过重也是司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市大部分司法所平均配备司法助理员3人，还有一些所仅有2人，他们既要履行司法所的9项工作职能，又要服务地方政府，参与各项政府行为，工作任务非常重，司法助理员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

二是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定性不够明确。随着改革开放和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发展，基层法律服务制度同律师制度一样，一方面成为面向社会提供有偿服务的独立的按照事业法人体制运行，另一方面，基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所特有的任务、体制和发展水平，它与实行市场机制的各类中介组织乃至同律师机构都具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基层法律服务机构的定性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基层法律服务在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三是社区工作者工作头绪多、任务繁重。随着社区建设的不断深入,传统的社区管理体制的弊病与矛盾日益显露,又加以各个部门均打着“某某进社区”的旗帜，将所有冠之“社区”二字的工作推向基层，推向社区，更使社区基层组织的工作量过多，负担过重，从很大程度上讲，社区居委会还充当着“政府的触角”的作用，形成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情况。社区工作者要完成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工作，他们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上级布置的行政任务，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投入自身的自治及社区的法律服务工作。

四是对“进社区”工作认识不统一，专业人才不足。加强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是保证社会稳定、依法治市、依法治区的基础，是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改革与建设的先决条件。但目前，法律服务进社区并没有完全得到各级领导及部门的高度重视，因此造成地区发展不平衡，使我们在推进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阻力，部分地区的进社区工作过于形式化；目前，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在基层基本上是由司法所承担，其服务人口数为1比1万，这在根本上造成了供需双方比例的严重失调，而律师、公证员、法律服务工作者为了自身的生存，也不可能把工作重心长期放在社区。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制约着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健康有序的发展，而且对我国法律服务市场秩序和管理体制也造成一定冲击和负面影响。

三、法律服务进社区的几点设想

近年来的实践证明，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在公益性社区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和辅助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等多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其今后的发展道路上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规范运作体制、加强制度建设。而且根据这项活动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发展的要求，我认为，在今后一个时期应当坚持基层法律服务立足基层、贴近群众的特点，根据城乡不同特点对郊区和城区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加以政策区别、分类指导，调整基层法律服务业务范围，科学界定和理顺基层法律服务服务在整个法律服务体系和基层法治工作中的地位及其与律师业、公证业等关系，从大局出发，整合法律服务资源，与律师、公证、法律援助队伍一起构建一个更加科学、完整、规范、有序的法律服务体系。

（一）对基层法律服务：1、要加强建章立制工作。几年来,司法部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有关基层法律服务的规章。按照司法部及市局有关文件的规定，继续抓紧制定有关的配套性规定，以形成一系列基层法律服务管理制度，便于在管理工作中操作执行。2、要建立和实施规范化的管理手段，实行统一的、制度化的、经常性的管理。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实行基层法律服务所年度检查制度、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审批、年度注册制度，以保证从业人员的质量。同时要选好法律服务所主任，进一步完善目标管理。3、要完善管理体制。一方面，司法行政机关要从宏观上加强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管理，主要是负责规章制度的制定、业务方面的指导和执业纪律监督、检查。同时要切实尊重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自，调动其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基层法律服务所要自觉接受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基层司法所的领导和管理。第三，基层法律服务所要严格自律。要健全和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不断提高内部管理水平。4、要加强监督检查。搞好经常性的和灵活多样的检查、整顿，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建立举报制度，接受多方面的监督；严格纪律，加强对违纪行为的查处，等等。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提高了广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政治素质和组织纪律观念，使他们自学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廉洁服务优质服务，而且纯洁了队伍，维护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社会声誉和形象，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的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制定司法所发展三年规划，夯实工作基础。为了更好地推进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我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制定了司法所发展三年规划，立争在三年内把司法所的组织建设、队伍建设、业务建设、设施建设等方面都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同时要全面理顺管理体制，把双管制全面引向垂直管理，使其与现行的法治建设相适应，与现有的工作职能相配套。目的就是要通过司法所自身的规范化建设夯实工作基础，增强自身的业务承载能力，尽可能地消化社区涉法问题。

（三）从深化法律服务、扩大法制宣传入手，提高社区成员的法律素质。要进一步推进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就要充分利用法律服务和法制宣传在各社区的组织网络、资源网络、信息网络，采取方便快捷、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现代网络传播手段在社区进行宣传教育，通过普及法律常识，增强法制观念，提高法律素质，形成法治理念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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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层组织建设：

全县28处乡镇、办事处经过县残联领导多方协调残疾人基层组织已初步建立，已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各项规章制度已经建立，职责已经上墙、标牌也已悬挂，档案已经标准化，各种人事制度已经健全。主要是一些细节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大家去摸索完善，在这里主要讲一下村（社区）残疾人基层组织建设。这也是大家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希望大家根据《基层残疾人组织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协助村（社区）建立起自己的残疾人基层组织。根据要求：

每一个行政村（社区）都应当成立残疾人协会，选举产生

残协主席、副主席、委员。

村(社区)残协主席由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兼任。

村残协副主席、委员中要有优秀残疾人或残疾人亲友。

村(社区)残协从残协委员中选聘残疾人委员作为专职委员协助村(社区)残协主席开展工作。

村(社区)残协各项规章制度齐全，职责上墙；全村(社区)残疾人基础数据准确，统计列表上墙；各项为残疾人服务措施具体，服务项目上墙。村(社区)依托当地公共服务设施设立残疾人之家，为本村(社区)残疾人做好服务。

建立本村志愿者联络站，开展各种形式的爱残助残的帮扶活动。

村残协组成人员和志愿者联络站的/！/志愿者人数、助残方式等要定期报县残联，以备年底考核。

二．工作：

认真处理好残疾人的来信、来访，是残疾人工作者的一项经常性工作，认真处理他们反映的问题，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是每一个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在处理来信来访活动中我们要注意以下细节。

1．的原则：

（1）坚持依法原则。在接访过程中严格遵守《条例》,严格按照法律政策,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禁止随意开口子、轻易许诺。对过程中扰乱正常社会秩序的行为,依法做出处理,坚决维护正常秩序和社会稳定。在现实中，一些残疾人与社会接入的少、不能及时的了解政府关于残疾人的优惠政策，靠一些道途听说、小道消息去上访，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既要向他们讲明政府的现有政策还要对他们批评教育，对一些无理取闹者坚决依法处理。

（2）坚持原则和灵活性相结合原则：

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在解决群众利益诉求上,既注意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又注重合理运用政策的灵活性,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可能照顾群众利益。要做到:对群众的合理要求必须予以解决,决不允许推拖扯皮;对要求不合理但生活上确有困难的群众;要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决不能坐视不理,袖手旁观。

（3）。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基层残疾人工作者要面对关于残疾人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千头万绪，处理起来也很令人头疼，在这个时候只要我们抛开偏见、个人好恶，不以貌对事、不一个人情感去处理事情、抛开各种关系的干扰，以事情的本来面目来思考解决的办法，答案很快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许多情况下本来很好解决的事情就是我们考虑的太多，照顾的情感太多，使事情久拖不决，造成上访人员越级上访。

2.用语：

规范化的文明用语能拉近上访人员的距离，使上访人员感到亲切，能平静的向你反映问题、认真倾听你的解释。大家在以后的接访中严禁使用“还没上班，谁叫你来这么早！”，“墙上贴着呢，你不会自己看？”，“不是给你说了吗？怎么还不清楚，以后不要再来了”、“不懂就别问”、“去去去，没看正忙着吗等用语。必须使用“欢迎、您好、请坐”“有什么不明白的，请再来”“不客气、走好”等文明接待用语，让来访群众感觉亲切，。避免因接访工作不规范，接访人员方式方法简单，语言粗暴使问题复杂化、扩大化。

3.接访记录：

对待广大残疾人反映的问题我们不能一听了之，要把他们反映的问题详细的记录在案，在这些记录中包括：上访人员的人数、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联系电话、残疾类别、所反映的问题、处理意见和经过，最后填上日期。这样记录的主要目的一是便于上级的检查指导工作。二是便于总结经验，三是方便解决问题，比如不能当场解决的问题或需要协调和需要向领导回报争取支持的，这样才能完整的说明事情的经过不至于遗忘。

4.突发事件的处理：

在现实中许多突发事情超出我们的想象和处理能力，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呢？首先，我们要及时介入避免问题的扩大，并及时向领导汇，然后再协调矛盾的双方、相关人员和有关单位。只要我们本着社会主义人道精神，灵活运用政策一定能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三．残疾人维权：残疾人维护合法权益必须依法 进行。由于残疾人是弱势群体，加上沿袭下不良习惯，往往不依靠组织、不依靠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纠集几个、几十个残疾人以违法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损害了广大残疾人队伍的声誉，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要多宣传，引导残疾人依法维权，让残疾人知道只有尊重别人的合法权益才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许多残疾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不知道如何去维护，我们要协助他们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解决。残疾人适用法律上有许多优惠政策。下面的法律援助就是国家通过减免法律服务费用帮助残疾人以司法途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保障制度。

四．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项国际通行的司法人权保障制度。是指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方式为经济困难或特定案件当事人提供减、免法律服务费用的一项法律制度。县残联协调有关单位与年在司法局成立残疾人法律援助中心，各乡镇（办事处）也已成立残疾人法律援助联络室，固定专门司法人员和律师来为残疾人服务。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下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形式和程序。

1.法律援助对象

（1）经济困难的残疾人。本人不能支付或不能完全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的；这一条主要是在民法范围内保护贫困残疾人的合法权利。

（2）盲、聋、哑或其他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

（3）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

2、法律援助的范围

（1）.刑事案件；

（2）.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的法律事项；

（3）.除责任事故外，因公受伤害请求赔偿的法律事项；

（4）.盲、聋、哑或其他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追索侵权赔偿的法律事项；

（5）.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案件；

（6）.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法律事项；

（7）.需要予以公证的与公民个人人身、财产密切相关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

（8）.其他确需法律援助的事项。

3、法律援助的形式

（1）.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2）.刑事辩护和刑事；

（3）.民事、行政诉讼；

（4）.非诉讼法律事物；就是当事人委托律师在其职权范围内处理不予法院、仲裁委员会发生关联的律师事务。如。法律培训、代拟法律诉讼书、见证遗嘱等

（5）.公证证明；

（6）.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4、法律援助程序

申请法律援助的残疾人须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中心提出申请，同时递交下列材料：

（1）.身份证、户籍证明；

（2）.有关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经济状况证明；

(3).申请援助事项的基本情况；

(4).法律援助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五．残疾类别和残疾标准：

作为一名残疾人工作者不了解残疾类别和残疾标准是不行的。残联所管理的这部分残疾人和军残、工伤残在定残、评残上是有区别的，主要的区别在下面讲各类残疾人时给大家讲一下。

我国关于残疾人的定义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

我国第二次残疾人普查把残疾人分为七个类别：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和多重残疾,除多重残疾外每类残疾都有四个等级。在这里我给大家分别简单介绍一下，希望有助于大家理解残疾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残疾人。

1.视力残疾：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双眼视力低下并且不能矫正或视野缩小，以致影响其日常生活和社会参与。视力残疾包括盲和低视力。这里要注意的是：

（1）必须是双眼，若双眼视力不同，则以视力较好的一眼为准。如仅有单眼为盲或低视力，而另一眼的视力达到或优于0.3，则不属于视力残疾。

（2）最佳矫正视力是指以适当镜片矫正达到的最好视力，或针孔视力。

（3）以注视点为中心，视野半径＜10度者，不论其视力如何均属于盲。

许多人认为年龄大啦看不见或看不清不是视力残疾，这是不对的，只要符合以上几点就是视力残疾。

2.听力残疾：是指人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双耳不同程度的永久性听力障碍，听不到或听不清周围环境声及言语声，以致影响其日常生活和社会参与。这里需要注意的有两点：

（1）是必须是双耳发生听力障碍，一个耳朵正常另一个无论障碍多大都不是听力残疾。

（2）老年性耳聋只要符合听力残疾的标准就是听力残疾，具体的标准需要医生借助专业的设备来确定。

3.言语残疾，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不同程度的言语障碍，经治疗一年以上不愈或病程超过两年者，而不能或难以进行正常的言语交往活动，以致影响其日常生活和社会参与。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1）必须是治疗一年以上不愈或病程超过两年者。

（2）幼儿由于个体不同在三岁以前不评此类残疾。

（3）容易被忽视的是中风不语和口吃。

在这次换发残疾人证中许多乡镇干部问半身不遂造成的不能说话是不是言语残疾，重度口吃算残疾人，在这里我告诉大家达到一定程度的中风不语是残疾人；另外重度口吃是残疾人，达到什么程度是重度口吃？只有语言清晰度超不过65%才是残疾人。也就是说一百个字让人听不懂35个字以上的。

4。肢体残疾，是指人体运动系统的结构、功能损伤造成四肢残缺或四肢、躯干麻痹（瘫痪）、畸形等而致人体运动功能不同程度的丧失以及活动受限或参与的局限。在这里我给大家主要介绍最轻的几种肢体残疾。

（1）双下肢不等长，差距在5厘米以上（含5厘米）；

（2）脊柱畸形，驼背畸形大于70度或侧凸大于45度；

（3）侏儒症（身高不超过130厘米的成年人）；

（4）脊柱强（僵）直;

(5)单侧拇指全缺失或单手拇指以外其他四指全缺失。

5.智力残疾，是指智力显著低于一般人水平，并伴有适应行为的障碍。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傻。对于智商低到什么程度才算呢？这就需要专业的医生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式去测评。在这里我就不讲啦。

6.精神残疾：是指各类精神障碍连续一年以上未痊愈，由于存在认知、情感和行为障碍，以致影响其日常生活和社会参与。这里也是要求连续一年以上未痊愈的，短暂的精神和情感障碍不是精神残疾。（可以讲解区分智力残疾）

7.多重残疾: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残疾为多重残疾。多重残疾应指出其残疾的类别。多重残疾分级按所属残疾中最重类别残疾分级标准进行分级。

六．残疾人证的办理：

1所需材料：

申请人的身份证（二代）、户口簿、二寸近期免冠照片5张和相关病历资料。

2办证程序：

（1）申请：残疾人本人，需持身份证、户口簿和二寸近期免冠照片5张向县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2）受理：县残联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资料，填写申请表、评定表。

（3）残疾评定：必须经县级残联指定的医院评定，填写评定表，和残疾等级。

（4）初审并有县残联理事长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5）录入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

（6）市残联终审。

（7）打印残疾人证。

（8）市残联加盖钢印。

（9）残疾人证发放。

注：新办证和换证所需资料相同、程序相同。

七．大概的残疾人优惠政策了解。

八．各种上报表格的填写。本股室有关的报表：

1月报表。

2优秀残疾人、特长残疾人的上报。

3基层组织建设村（社区）报表。

注：1是月报表必须有解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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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层法律服务 管理存在的问题 对策思考

基层法律服务所是实践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载体及其有形式，是建设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家的重要力量，在推进全社会依法建设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特别是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有力指导和管理下，基层法律服务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迅速发展。为推动民主法制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服务功能与效率发挥。本文就如何加强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管理粗浅谈几点看法。

一、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现状

基层法律服务所完成脱钩改制后，已成为“自愿结合、自我管理、共同出资、共担风险”的合作制社会法律服务机构。我县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从业人员总体状

况是：一方面在主观方面普遍增强了担忧心理、求富心理、进取心理和期望心理：在客观方面仍然接受司法行政机关基层人民政府委托工作，参与与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但积极性、主动性、责任心明显下降；在自身建设上法律服务所都还在是与司法所合属办公，职责不清。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各种问题，诸如内部分工不明确，业务开展不顺畅，办案质量不讲究，财务管理不规范，卷宗材料不齐全，内部人员不团结，制度建设不完善，合伙人员不到位等等。

二、当前基层法律服务所存在的问题

加强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已成为迫切议题。妥善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强管理，摆脱目前自上而下对基层法律服务管理“缺乏过硬依据、缺少必要手段”状态，解决好“准确定位、资格准入、严格监管手段”等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定位不够准确

1、“以街道社区为依托，面向基层、面向社区”

这一定位很好理解，是指基层法律服务要面向最基层，立足社区，亲民进民，为广大公民提供最便捷的法律服务，使之成为法制需求渗透到每一社会角落的重要载体。但我们要意思到，这一规定的同时也明确限定了基层法律服务的活动范围和执业区域！试想，目前的社区法律需求是否能狗满足基层法律服务的基本生存需求？供需是否能达到基本平衡？在已经脱钩改制的今天，只有当社区的法律需求供不应求时，基层法律服务所才有生存的可能，除此之外只能自生自灭。既然如此，“面向群众”又从何体现？

2、对“提供公益性、非营利性法律服务”这一定位的理解

何为公益性？非营利性？公益乃公共的利益，多指群众利事业，通常表现为“使社会广大公民获得利益而不谋求回报”，往往是国家和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非营利乃不以赢利和获得利润为目的，行为是本身注重和追求的是社会利益而非经济利益。因此，非营利性常与公益性结伴而行。但“提供公益性、非营利性法律服务”的定位与脱钩改制后合伙制基层法律服务所将如何生存？何以为计？即便可以符合“收费低廉”要求适当收费，又如何把握以公益性、非营利性为目的的有偿服务收费标准？尽管“收费低廉”，但“收费低廉”，本身与公益性、非营利性要求是否相互矛盾？

3、“满足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法律需求”

这一点，在基层法律服务的职责中属于“应当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一类，而且义务有限。险些之外，笔者认为，“满足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法律需求”职责不应当由基层法律服务所担当，因为，“满足城市低收阶层和弱群体的法律需求”在本质上属于法律援助范畴，是应当由政府发挥公共职能，通过完善法律救济制度（如大力发展公职律师等）渠道解决的问题，而作为符合法律中介服务行业规定的合伙制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人员不具备这些公共职能。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也不应当成为基层法律服务的对象。

（二）基层法律服务所从业人员执业资格准入过低

1、对从业人员的教育背景和知识储备水平要求过低

虽然学历配制并不等于水平和能力，但对于从事专业法律服务、担当着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专业人员来说，仅仅具备基础教育水平是远远不够的。人的受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的素质水平。由此从这点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起跑线上就输给了律师。

2、对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过于模糊

何为“品行良好”？品行良好的依据是什么？品行良好的依据和标准由谁掌握？品行良好的评价由谁作出？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没有明确和解决。如此，导致了基层法律服务人员队伍总体素质不高的现状。

（三）基层法律服务所所缺乏有效监管，力度不够

1、能够使用的处罚手段畸轻，根本无法达到惩诫目的

2、缺乏对不具有执业资格而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公开执业人员的管理和处罚规定

实践中，时常遇到一些不具有执业资格而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公开执业的现象。对此，虽然联合公安、工商部门进行查处，但效果往往不佳，主要原因是缺乏执法玫处罚依据。一方面违法者吃准了基层法律服务缺乏执法和处罚依据而显得有恃无恐；另一方面，贪污行政的要求使得公安、工商等部门在缺乏明确执法和处罚依据情况下不能也不动而显得无所适从。

三、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的对策

加强基层法律服务管理应当解决以上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明确对基层法律服务的定位：提高对基层法律服务者的执业准入要求；加强对基层法律服务的管理和监督。具体应从四个方面入手：

（一）加快立法完善规则

当务之急是立法。要尽快制定出针对脱钩改制后合伙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管理规则。通过立法解决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准确定位；二是确定基层法律服务者的资格及准入条件；硬明确基层法律服务所（者）的权利义务；四是确立正常的资格考试、考核制度，增强人才储备和流转；五是确定管理工作原则和方法；六是明确罚则和法律责任，做到与不履行行为的一一对应；七是规定未尽事宜等的附则。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定位的指导思想应当坚持四点：“明确业务限定范围，允许竞争自由发展，减少数量控制规模，最终接轨逐步消亡。”即：在明确基层法律服务所业务范围和执业范围、允许其自由竞争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减少基层法律服务所数量并控制其人员发展规模，逐步提高其准入资格，实现管理上与律师业的接轨，最终消亡基层法律服务所。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定位应当把握三个原则：一是市场主体原则。既然基层法律服务所已经脱钩改制为合伙制，在理论上已经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那么就应当允许基层法律服务所按照市场规则自由发展，由市场需求来决定其前途和命运，其中并不排队司法行政机关对它的引导、规范和制约；二是区别于律师原则。基层法律服务与律师服务的最大区别在于“业务范围和执业区域”的限制，之所心受限制，是由设立者的初衷以及基层法律服务本身的缺陷决定的：设立者的初衷和配音是立足基层，方便群众，拾遗补缺；但随着律师业的不断发展、扩张和渗透，“我国律师制度恢复之初存在的律师数量难以满足大量基层法律服务需求的状况”已根本缓解，基层法律服务的这种定位优势逐渐减弱，代之以巨大的生存和竞争压力，加之基层律师事务所，是根本行不能；三是有偿服务、自由竞争原则。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脱卸司法行政机关和基层人民政府赋予和委托的一些职能，不应再承担调解民间纠纷、普法宣传和148法律服务等司法行政工作而应象律师一样，通过完成行为参与到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中去。脱卸掉的那部分司法行政工作职能，应通过司法行政工作进社区解决，具体应由担当法律援助的公职律师和司法所人员共同承担。象律师服务一样，基层法律服务所实施有偿服务并不会抹杀其本身内在的公益性。

(二）加强管理完善监督

加强四个层面的管理和监督，即行政管理和监督，行业管理和监督，内部管理和监督，社会监督：

司法行政机关通过实施资格准入和制定各项政策规章，把握好“游戏规则”，当好公正执法的“裁判员”，协调有关部门为基层法律服务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以此进行管理和监。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则通过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工作者的日常管理和监督衽行业自律，主要是全面掌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状况和思想动态，抓好培训、维权，进行违法违纪行为调查处理，开展区域合作与交流；基层法律服务所内部管理和监督的主要落脚点是内部全面的建章立制以及规范的执行运作，它至少应当包括：完善规范的财务管理、明确的内部分工、团结的从业人员、顺畅的业务开展、保证的或案件质量、规范的财务管理、齐全的档案卷宗、合理的收入分配、良好的纳税行为、自觉的自我约束等内容，涵盖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活动的每个层面、环节、角落，是基层法律服务管理的基础；社会监督是税务、审计、舆论等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是从外部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纳税义务、分配积累等履行状况和工作者的执业行为、质量进行跟踪和监督，保证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工作者能够规范开展活动。

以上四种形式从内外部、纵横向等多方面、多角度构成基层法律服务管理和监督的体系，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三）加强教育提高素质

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前景最终将取决于社会的需求，而在决定这种需求的因素当中，做作业人员的素质和水平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为此，必须通过加强教育来达到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最终实现与律师并轨、成为律师的目的。笔者认为，加强教育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司法行政机关、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以及基层法律服务所要定期组织和安排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通过教育，使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牢固树立保障国家法律正确实施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意识；使其切身体会到基层法律服务是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践依法治国的重要工作；扎根基层、面向群众、服务百姓、便民得工是基层法律服务赖以生存的根本，避免和杜绝法律服务中的唯利是图。

2、加强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

通过教育，使用权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将相关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和执业纪律要求烂熟于疏、牢记于脑、融化于血；牢固树立讲求职业道德、遵守执业纪律是基层法律服务业的生命意识；使其切身体会到遵守宪法法律、悟守职业道德、尊重百姓意愿、遵章守纪办案的重要性；做到能够自觉贯彻执行国家司法部有关政策规章和省市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禁令，主动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管理和全社会广大公民的监督，严格自律，规范执业，一旦出现违法违规执业行为，能够自愿接受处理和处罚，树立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3、加强业务知识培训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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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准确定位问题。基层法律服务所从诞生起直至现在完成脱钩改制的十多年发展时间，其定位一直处在不确切和不连续的变化状态中。基层法律服务所从最初的“事业法人体制”，实行与乡镇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合属办公”；到按照“[2000]51号”和“清办函[2000]9号”文件精神艰难地完成脱钩改制，“不再属于行政挂靠机构或事业单位，实行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自律性运行机制，成为符合法律中介服务行业规制的合伙制执业组织形式”；再到目前张福森部长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要求从基层法律服务所立足社区、亲民近民、服务便利、收费低廉等特点，以及在满足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发，将大中城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职能定位在“以街道社区为依托，面向基层、面向社区、面向群众，提供公益性、非营利性法律服务”上，使得基层法律服务定位在短时间内出现政策上的反复性和不连续性，以及定位本身带来的难以把握性和难以操作性。

其一，关于“以街道社区为依托，面向基层、面向社区”。这一定位很好理解，是指基层法律服务要面向最基层，立足社区，亲民近民，为广大公民提供最便捷的法律服务，使之成为法制需求渗透到每一社会角落的重要载体。但大家是否意识到，这一规定的同时也明确限定了基层法律服务的活动范围和执业区域！试想，目前的社区法律需求是否能够满足基层法律服务的基本生存需求？供需是否能达到基本平衡？在已经脱钩改制的今天，只有当社区的法律需求供不应求时，基层法律服务所才有生存的可能，除此之外只能自生自灭。既然如此，“面向群众”又从何体现？

其二，关于“提供公益性、非营利性法律服务”。何为公益性？非营利性？公益乃公共的利益，多指群众利事业，通常表现为“使社会广大公民获得利益而不谋求回报”，往往是国家和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非营利性乃不以赢利和获得利润为目的，行为本身注重和追求的是社会利益而非经济利益。因此，非营利性常与公益性结伴而行。但“提供公益性、非营利性法律服务”的定位与脱钩改制后合伙制基层法律服务机构的要求相去甚远。试想，如果完全符合公益性、非营利性要求，合伙制基层法律服务所将如何生存？何以为计？即便可以符合“收费低廉”要求适当收费，又如何把握以公益性、非营利性为目的的有偿服务收费标准？尽管“收费低廉”，但“收费低廉”本身与公益性、非营利性要求是否相互矛盾？

其三，关于“满足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法律需求”。这一点，在基层法律服务的职责中属于“应当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一类，而且义务有限。除此之外，笔者认为，“满足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法律需求”职责不应当由基层法律服务所担当，因为，“满足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法律需求”在本质上属于法律援助范畴，属于政府职能范畴，是应当由政府发挥公共职能，通过完善法律救济制度（如大力发展公职律师等）渠道解决的问题，而作为符合法律中介服务行业规制的合伙制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人员不具备这些社会公共职能。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也不应当成为基层法律服务的对象。

二是资格准入问题。基层法律服务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对从业人员执业资格要求过低，资格准入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不论是司法部的59、60号令，还是于8月1日生效的《江苏省合伙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试行办法》，都对从业人员的执业资格要求过分宽泛。如司法部的60号令第六条规定:……,“具有高中或中等专业以上学历；品行良好；身体健康；拥护宪法,遵守法律,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员，可以经考试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

宽泛之一：对从业人员的教育背景和知识储备水平要求过低。虽然学历本身并不等于水平和能力，但对于从事专业法律服务、担当着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专业人员来说，仅仅具备基础教育水平是远远不够的。人的受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的素质水平。由此从这点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起跑线上就输给了律师。

宽泛之二：对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过于模糊。何为“品行良好”？在具体实施和考核中有什么大致标准？品行良好的依据是什么？品行良好的依据和标准由谁掌握？品行良好的评价由谁作出？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没有明确和解决。如此，导致造成了基层法律服务人员队伍总体素质不高的现状。

三是严格监管问题。总体上，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监管缺乏有效着数，集中表现在对违反义务规定的执业机构和人员缺乏有力处置手段。虽然司法部的59、60号令和《江苏省合伙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试行办法》，都对执业机构和从业人员的权利、义务作了明确规定，但却缺乏对执业机构和从业人员违反义务规定的行为处罚规定，或者已经设定的处罚规定和手段形同虚设，导致实践中管理部门对执业机构和从业人员的严重违规违纪行为缺少有力处置方法和手段。

表现之一：能够使用的处罚手段畸轻，根本无法达到惩诫目的。司法部《59令》第42条、《60号令》第55条，分别对执业机构的11种行为和从业人员的19种行为设定了处罚措施，但能够使用的处罚手段仅仅限于“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而实践证明，使用警告手段的效果微乎其微，根本无法达到惩诫目的。虽然《59令》在第46条规定了“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实施行政处罚的同时，应当责令该所限期整改。期满仍不能改正，不宜继续执业的，由组建单位予以停办，报请地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注销”的内容，但注销岂能解决一切问题？执业机构注销后，一是减少了当地的法律服务资源，削弱了为基层服务的力量，二是原有的大多数从业人员仍将择所而居，继续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总体上减少的一个甚至几个所，并未从根本上改善基层法律服务的现状，因为归根结底还是原有的那些人在执业，除个别依照《59令》第45条规定处罚的所主任（《59令》第45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实施行政处罚的，应当同时追究负有管理失误责任的该所主任的责任，严重者予以撤职或者解聘”）。

表现之二：已经设定的具有威慑力性质条款不便使用。首先是司法部《59令》第42条、《60号令》第55条中设定的处罚手段：“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由地级司法行政机关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但罚款数额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可以说，这样的规定涉及执业机构和从业人员的最切身利益，是最具威慑力性质的条款，可惜，由于缺乏本条款中所说的配套“法律、法规的规定”这一前置条件，导致此条款成为中看不中用的摆设。从立法上看，它是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条款，但在实践中却毫无价值。其次是《60号令》中第58条设定的处分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给予开除处分:……”。若此规定能够不折不扣执行，一部分被开除者将被逐出基层法律服务领域，因为，《60号令》第14条规定，“曾被基层法律服务所给予开除处分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作出不准予执业登记的决定”。但问题恰恰在于，《60号令》第58条中所设定的“开除”一项严厉条款，随着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改制已归于无效！因为合伙制法律服务所除合伙人外，其他人员皆属聘用，解除合同（解聘）是常规手段，谁会去使用得罪人的“开除”手段？更何况，没有任何条款规定“应当使用开除手段而规避不用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表现之三：缺乏对不具有执业资格而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公开执业人员的管理和处罚规定。实践中，时常遇到一些不具有执业资格而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公开执业的现象。对此，虽然联合公安、工商部门进行查处，但效果往往不佳，主要原因是缺乏执法和处罚依据。一方面，违法者吃准了基层法律服务缺乏执法和处罚依据而显得有恃无恐；另一方面，依法行政的要求使得公安、工商等部门在缺乏明确执法和处罚依据情况下不能也不敢轻举妄动而显得无所适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加强基层法律服务管理应当解决以上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明确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定位；提高对基层法律服务者的执业准入要求；加强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管理和监督。具体应从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快立法完善规则。当务之急是立法。要尽快制定出针对脱钩改制后合伙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管理规则。通过立法解决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准确定位；二是确定基层法律服务者的资格及准入条件；三是明确基层法律服务所（者）的权利义务；四是确立正常的资格考试、考核制度，增强人才储备和流转；五是确定管理工作原则和方法；六是明确罚则和法律责任，做到与不履行义务行为的一一对应；七是规定未尽事宜等的附则。

对基层法律服务定位的指导思想应当坚持四点：“明确业务限定范围，允许竞争自由发展，减少数量控制规模，最终接轨逐步消亡。”即：在明确基层法律服务所业务范围和执业范围、允许其自由竞争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减少基层法律服务所数量并控制其人员发展规模，逐步提高其准入资格，实现管理上与律师业的接轨，最终消亡基层法律服务所。

对基层法律服务的定位应当把握三个原则：一是市场主体原则。既然基层法律服务所已经脱钩改制为合伙制，在理论上已经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那么就应当允许基层法律服务所按照市场规则自由发展，由市场需求来决定其前途和命运，其中并不排除司法行政机关对它的引导、规范和制约；二是区别于律师原则。基层法律服务与律师服务的最大区别在于“业务范围和执业区域”的限制，之所以受限制，是由设立者的初衷以及基层法律服务本身的缺陷决定的：设立者的初衷和本意是立足基层，方便群众，拾遗补缺；但随着律师业的不断发展、扩张和渗透，“我国律师制度恢复之初存在的律师数量难以满足大量基层法律服务需求的状况”已得到根本缓解，基层法律服务的这种定位优势逐渐减弱，代之以巨大的生存和竞争压力，加之基层法律服务的人员素质总体上无法与律师抗衡，因此如果将基层法律服务所办成第二律师事务所，其前景就是自取灭亡，根本行不通；三是有偿服务、自由竞争原则。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脱卸司法行政机关和基层人民政府赋予和委托的一些职能，不应再承担调解民间纠纷、普法宣传和148法律服务等司法行政工作，而应象律师一样，通过完成行为参与到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中去。脱卸掉的那部分司法行政工作职能，应通过司法行政工作进社区解决，具体应由担当法律援助的公职律师和司法所人员共同承担。象律师服务一样，基层法律服务实施有偿服务并不会抹杀其本身内在的公益性。

二是加强管理完善监督。加强四个层面的管理和监督，即行政管理和监督，行业管理和监督，内部管理和监督，社会管理和监督：

司法行政机关通过实施资格准入和制定各项政策规章，把握好“游戏规则”，当好公正执法的“裁判员”，协调有关部门为基层法律服务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以此进行管理和监督；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则通过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工作者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实行行业自律，主要是全面掌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状况和思想动态，抓好培训、维权，进行违法违纪行为调查处理，开展区域合作与交流；

基层法律服务所内部管理和监督的主要落脚点是内部全面的建章立制以及规范的执行运作，它至少应当包括：完善的制度建设、明确的内部分工、团结的从业人员、顺畅的业务开展、保证的办案质量、规范的财务管理、齐全的档案卷宗、合理的收入分配、良好的纳税行为、自觉的自我约束等内容，涵盖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活动的每个层面、环节、角落，是基层法律服务管理的基础；

社会管理和监督主要是指税务、审计、舆论等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是社会有关职能部门从外部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纳税义务、分配积累等履行状况和工作者的执业行为、质量进行跟踪和监督，以保证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工作者能够规范开展活动。

以上四种形式从内外部、纵横向等多方面、多角度构成基层法律服务管理和监督的体系，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三是加强教育提高素质。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前景最终将取决于社会的需求，而在决定这种需求的因素当中，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水平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为此，必须通过加强教育来达到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最终实现与律师并轨、成为律师的目的。笔者认为，加强教育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司法行政机关、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以及基层法律服务所要定期组织和安排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通过教育，使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牢固树立保障国家法律正确实施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意识；使其切身体会到基层法律服务是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践依法治国的重要工作；扎根基层、面向群众、服务百姓、便民利民是基层法律服务赖以生存的根本，避免和杜绝法律服务中的唯利是图。

二是加强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通过教育，使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将相关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要求烂熟于心、牢记于脑、融化于血；牢固树立讲求职业道德、遵守执业纪律是基层法律服务业的生命意识；使其切身体会到遵守宪法法律、恪守职业道德、尊重百姓意愿、遵章守纪办案的重要性；做到能够自觉贯彻执行国家司法部有关政策规章和省市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禁令，主动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管理和全社会广大公民的监督，严格自律，规范执业，一旦出现违法违规执业行为，能够自愿接受处理和处罚，树立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三是加强业务知识培训和教育。为广大公民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是基层法律工作者的立身之本，是提高其个人知名度和拓展服务领域的根本途径。因此，各级各类管理机关要加强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业务知识培训和教育，开阔其眼界，增加其知识，提高其技能，充分发挥基层法律工作者立足社区开展法律服务的拾遗补缺作用。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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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诉讼保险制度；制度移植；制度设计

接近正义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诉讼领域兴起的一股潮流，至今仍方兴未艾。针对不少公民因为无力支付诉讼费用而被阻挡于法院大门之外的现状，现代各国设立了各种援助制度，诉讼保险制度(legalexpensesinsurance)即为其中之一。那么，我国是否能够并且应当移植该项制度呢?若然，具体制度又该如何设计?本文拟对此作一研究，以求教于同行。

一、诉讼保险制度概述

诉讼保险是指投保人事先购买确定的诉讼险种，当其就承保范围内的事项与他人发生民事诉讼时，有权要求保险公司按照约定向被保险人支付一定诉讼费用的一项保险法律制度。诉讼保险制度最初产生于19世纪的法国，其雏形是1897年成立的“医疗纠纷基金”(SouMédical)，该组织要求其成员每天认捐一个“苏”(Sou，法国辅币名，相当于1/20法郎)，而认捐“苏“的行为相当于今天的购买诉讼保险行为，凡认捐的成员都可在日后与他人发生法律纠纷时，通过组织的力量获得法律帮助和经济援助。1917年法国鲁曼地区出现的“汽车运动保卫制度”(DéfenceAutomobileSportive)即是现代意义上的诉讼保险制度诞生的标志。随后，德国也设立了“德国汽车保险制度”(DeutscherAutomobileSchutz)，并将诉讼保险的范围逐步拓展到其他财产性民事纠纷领域。到目前为止，欧洲各国普遍建立了诉讼保险制度，并在巴黎设立了欧洲保险委员会，其成员国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丹麦、意大利、英国等。

诉讼保险在形式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单独式(Stand-alones)，是指与其他保险类别没有联系而独立存在的诉讼保险；二是附加式(Adds-ons)，是指在其他险别上附加的诉讼保险，其投保对象主要是房地产和机动车诉讼；三是合作式(Cooperatives)，是指从事传统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与专营诉讼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合作开办的诉讼保险。

诉讼保险的保险范围通常包括法院费用和律师费用，并以后者居多。保险公司承担的诉讼风险包括合作风险(riskofcooperativeagreement)和异议风险(riskofdisagreement)。在合作风险中，诉讼风险主要是由诉讼进程时间不确定而产生的风险，在其承保范围内，将来可能发生的理赔金额是能够预测的，但在异议风险中，诉讼时间和诉讼费用都很难预测，其原因在于，投保异议风险的案件在发生时间上具有不确定性。例如，人们无法预测交通事故发生的确切时间，也很难预测为此进行民事诉讼所需的诉讼费用。正是由于异议风险的存在，才促使当事人希望通过诉讼保险方式来分散个体的诉讼风险负担，这也是诉讼保险制度得以产生和发展根本动因。

诉讼保险是一种将诉讼风险进行社会分散的法律制度，其主要适用对象是介于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中产阶层。有学者认为，当权利受到侵犯时，诉讼保险的被保险人提讼的倾向性大于未投保者，就此而言，诉讼保险具有促进潜在权利显现化、形式权利实质化，进而实现法的支配和法律平等的“公器”功能。此外，诉讼保险还具有副位功能，即通过向当事人介绍律师以及扩大有诉讼经济能力人的范围，以普及法律服务，进而促使律师业务更趋于合理化。

二、我国移植诉讼保险制度的分析

(一)经济分析。保险学中的风险是指损失发生及其程度的不确定性，其构成要素有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风险损失，三者的关系是：风险因素(如火灾隐患)的客观存在导致了风险事故(如火灾)的产生，风险事故的产生引起了风险损失(如财产毁损)，风险则为三者的共同作用结果。面对诉讼风险，我们可以作如下解释：人们进行经济交往必然产生利益冲突，冲突的客观存在必然导致发生民事诉讼，诉讼费用作为一种经济损失随之产生。由此可见，诉讼费用风险在构成上完全具备可保风险的基本要素，从而对诉讼费用予以保险是可能的。

有风险就要进行管理。诉讼费用具有可保性并不意味着非保险诉讼费用风险就无法进行管理，这里还有一个最优选择问题。常见的风险管理方法有控制型(如回避、预防等)和财务型(如自留、转移等)两种，保险属于财务型手段。每一种风险管理手段均有其适用范围：当损失程度高但损失频率低时，可选用风险回避；当损失程度低且损失频率也低时，可选择风险自留和损失预防；当损失频率和损失程度都高时，就应选用风险转移和损失抑制了，此时，保险为最佳选择。

(二)法律分析。就诉讼费用导致的“权利贫困化”，学者们设想了各种解决方案，有的主张取消审判费用，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是为取消主义；有的主张由国家对确有经济困难的人员实行司法救助，减免其审判费用，此为减免主义；还有的主张实行法律援助，减免当事人的律师费用。

先就取消主义来说，其理论基础是：解决纠纷、保护私权是国家的责任，现代国家又都是租税国家，故诉讼费用应当由国家财政负担。但是，制度构建往往是相关制度原理相互竞争的产物。就诉讼费用的负担在国家与当事人之间如何分配而言，还应当考虑国家财政负担、民事诉讼的性质和原理、防止当事人滥用诉讼权以及制裁民事违法行为等因素。就此，学者们多持受益者负担原则，即审判制度的维持不是完全依靠一般的公共税收，实行公共负担原则，而是要求当事人也负担一部分。由此可见，取消主义不可行。

再就减免主义而言，司法救助是对审判费用的负担在国家与当事人之间进行的调整，将本应由当事人负担的部分费用转由国家暂时或最终负担。但从上文可知，这种转移是有限度的。因此，减免主义亦有其局限性。

现代各国多将法律援助定位为国家责任，由此出发，法律援助只能是有限的。目前，我国的民事法律援助只能适用于我国公民，团体组织不能申请，但现实生活中并不乏经济困难而又亟需法律救济的团体组织。其次，申请人确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时才能获得法律援助。最后，法律援助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也制约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例如，虽然从理念上说法律援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具体的制度构建和实践都抹上了浓厚的行政色彩，出现了强调国家利益和国家政策而忽视当事人权利的总体趋势，隔断了法律援助与保障当事人权利之间内在的固有的联系。因此，法律援助制度也有其不足。

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制度属于国家对公民实施的“他律性援助”，并且其主要适用于经济困难群体，中产者是被排除在外的，于是就可能导致中产者虽难以支付诉讼费用，但却无法获得援助，而成为真正的“权利贫困者”。而受制于国家财力等因素，诉讼免费主义也行不通。因此，有必要探索一种既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又具有广泛适用面的新型制度。诉讼保险制度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它具有以商业活动为基础来达到公共目的的复合性格，为促进公益性调整与私益性调整相互结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三)其他条件分析。根据西方的实践经验，诉讼保险制度能否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保险公司在接受当事人投保前，应当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诉讼费用数额进行准确预测；二是存在一定的保险市场份额和一定数量的保险公司；三是有一批符合资质的诉讼保险法律专家。先就条件一来说，根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审判费用是较容易预测的。律师费用虽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随着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协陆续出台律师收费指导性规定，并要求律师履行收费告知义务，目前律师费用大体上是可以预测的，现实中发生的律师费用纠纷，主要是律师未能善尽职责或未能履行费用告知义务所致。因此，诉讼费用是可以预测的。再就条件二而言，虽然我国至今还没有诉讼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诉讼保险制度还缺乏法律支持；法律界和保险界对诉讼保险的学理研究也不够；许多公民的法律维权意识还不强，但是，这并不会妨碍诉讼保险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恰恰相反，法律规范和理论建树往往是在实践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以后才出现的。认为我国公民的维权意识不强可能影响诉讼保险市场的成长，则更是没有道理。目前，在沿海发达地区，尽管法官们普遍超负荷工作，案件积压仍较为严重，即使是在内地，案件也不在少数。传统无讼价值观对公民诉讼意识的影响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大，许多人在权利受到侵犯之后没有诉诸法院，往往是在利益权衡——尤其是对因司法腐败等因素可能导致司法救济低效甚至无效予以考虑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至于诉讼保险还要求具有一定数量的符合资质条件的法律专家，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也是不难的，现有法律从业人员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就能胜任。

三、建构我国诉讼保险制度的具体设想

(一)模式之选择

国外的诉讼保险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市场模式。即公民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自由决定购买何类险种，并且可以在保险条款约定的法律服务费用的额度范围内自由选择律师，保险公司则根据事先商定的法律服务明细表约定的金额支付保险金。二为政府指导模式。其最大特点是由政府确定诉讼保险制度的具体内容，险种的设置及其收费标准以及市场化程度等均须经政府许可或确定。该模式主要适用于带有公益性质的诉讼，如劳动保护诉讼等。三是利益协同模式。其最大特点是将全面成功报酬制与保险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以促进律师业和保险业的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模式下，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理赔之后便取得了向律师收取一定费用的权利，诉讼保险制度依靠预收的保险费和律师业务的恢复额两部分资金进行运营。

上述三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市场模式虽然具有保险关系各方权利义务明确的优点，但可能发生“市场失灵”现象；政府指导模式虽然能够发挥政府调整市场的作用，但可能影响保险公司的积极性；至于利益协同模式，虽然可以提高各方的积极性，但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可能导致保险公司和律师过于追求商业利益从而损及接近正义目标的达成。本着扬长避短的原则，笔者以为，应当区别不同险种而采用不同的模式：对于非公益性的诉讼，可以采取市场化模式和利益协同模式；对于公益性较强的劳动保护和医疗诉讼等，可以考虑采取政府指导模式；而对于环境侵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等主体众多但利益分散的诉讼，可以采用利益协同模式。

(二)具体制度设计

1.保险责任范围和除外责任。总体而言，诉讼保险的责任范围包括当事人在诉讼中支出的各种费用，包括审判费用、当事人费用和人费用。但因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产生的费用、因被保险人的不当行为而额外增加的费用以及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的诉讼费用除外。

2.保险费率。保险费率的确定应当分别不同险种，根据各类险别的风险大小和损失率高低来确定，然后采用表定法综合每一被保险人的具体情况对基本费率进行修正。为了减少管理费用，在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可以采取经验法，依据最近三年的平均保险费确定当年的保险费率。计算公式如下：

M=(A-E)C/E

在上述公式中，A代表最近三年的平均损失，E代表适用的预期损失，C代表依据经验确定的可靠系数，M代表修正系数。

3.赔偿限额和免赔额。诉讼保险的承保对象为诉讼费用，其数额大小往往很难准确预测。因此，诉讼保险没有保险金额的规定，而是采用由保险双方约定赔偿限额的方式确定保险人的责任限额。赔偿限额的确定方式有三种，即每次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及每次赔偿限额和累计赔偿限额相结合。由于诉讼保险的保险标的一般较小，故而一般不宜对作为起赔点的免赔额进行规定。大型企业间的诉讼保险除外。

(三)法律规制措施

由于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诉讼保险致使诉讼费用的预防和惩罚功能相对减弱。因此，便可能发生当事人滥权的现象，如缺乏准备、提出过高的诉讼请求、和解率下降以及上诉率升高等。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进行规范。措施之一是由保险公司聘请法律专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当事人评估诉讼成本和诉讼收益，以决定是否或提出多大的诉讼请求额等。措施之二是由保险公司对当事人的进行诉前审查，但审查标准不应过于严格，只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是没有依据，均应允许其提讼。为了防止保险公司利用提供法律咨询和诉前审查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应当赋予当事人救济权利。对保险公司拒付保险金不服时，当事人可以自行委托律师对拒付理由进行调查直至提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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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和谐社会，律师，角色定位，作用发挥

民主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基本的特征和最重要的保证。正因如此，面对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向全社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作为承裁着推进国家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使命的社会工作者——我们每一位律师就不能不回答——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律师该充任什么角色、承担什么责任，应当塑造什么形象，体现什么价值，能够发挥以及如何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一、缩小阶层差别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律师基其追求应担负扶弱助良的职责。

我国的改革开放成就显著，世人瞩目。但不可否认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社会和谐发展的。其中贫富差距悬殊、阶层矛盾扩大是制约和谐社会构建的最大障碍。因此，缩小不同阶层在社会财富占有上的过大差别，必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必然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首当其冲应着力解决的问题。

阶层差别和矛盾的扩大，绝不仅仅体现在社会不同阶层对社会财富占有的过大悬殊上，同时还表现在由此导致的富有阶层、强势群体与占社会相当面的贫困阶层、弱势群体在话语权的失衡上，体现在普通百姓“有维权要求而无维权能力，有法定权利却无伸张渠道”上。因此，消除社会的不公，伸张社会的正义，“让穷人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无疑是缩小阶层差别的应有之义。

律师历来被社会誉为“公平正义”的化身，“扶弱助良”的天使。尽管现实人们对律师的这一美誉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但笔者仍然认为，律师业能得以产生是基于其能满足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律师业能得以存续是基于其具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功能，律师业能得以发展是基于其内在的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放弃对 “扶弱助良”形象的塑造，尤其是背离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就无律师业存在的必要，就会失去律师业发展的基础。基于律师这一与其自身生存、发展有关的追求，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我们理所当然地应塑造“公平正义”的形象，理所当然地应担负起“扶弱助良”的职责。

律师要担负起“扶弱助良”的职责，从自律的角度着眼，当前应着力解决如何保障普通百姓能“请得到、请得起、信得过律师”的问题。

保障普通百姓能“请得到律师”，就要正确处理好规模所建设与满足普通百姓需求的关系。

我们应充分认识到社会对律师的需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规模所决不是律师所发展唯一可供选择的模式。为满足社会不同的需求计，应当提倡大、中、小多种形式、多种规模的律师所并存发展的方向，纠正一个时期以来在规模化建设中，律师事务所出现的重商事、、证券、房地产等“新型、高层”法律事务，轻面向普通百姓服务的一般民事、刑事等“传统型”法律事务的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老百姓请律师难的问题。同时我们应倡导事关百姓无小事的观念，应加大对那些“仗义疏财”、“扶弱助良”的律师事迹进行彰显的量和力度，引导律师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执业成功的评价标准，纠正仅以创收的高低作为评判一名律师执业是否成功的倾向，解决好普通百姓难以请到一流律师，进而使他们在获得最佳法律服务的机会上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的问题。

保障普通百姓能“请得起律师”，就要正确处理好推动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落实完善与律师应担负的社会责任的关系。

尽管保障社会每一位成员都能“请得起”律师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完善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但面对国家财力尚有困难，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落实完善尚需时日的现实，面对上有困难的弱势群体对律师服务的需求，作为应担负起“扶弱助良”社会责任的律师，我们决不能无动于衷。为经济上有困难的弱势群体无偿提供法律援助不应是律师法定的义务，但理应成为我们每一位律师道义上的责任。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应致力推动法律援助制度的落实完善，使法律援助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援助，使经济上有困难的弱势群体，不论面对何种法律事务都能得到法律援助的惠及。另一方面我们应行动起来，担负起律师道义上的责任，在积极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上，在扩大减费、免费、缓收费救济制度的惠及面上，为保障普通百姓能“请得起”律师，保障“穷人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做出我们的牺牲和贡献。相信我们的这种付出必能得到百姓信赖和社会威望提高的回报。

保障普通百姓能“信得过律师”，就要正确处理好维权与自律的关系。

如果现实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着对律师信不过的问题的话，应该说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勿庸讳言，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现实律师执行职务能享有的权利和得到的保障，远未达到为律师执行职务所需相适应的程度，进而难以让当事人感受到请律师请得值。但事实也表明，在许多个案中当事人对律师产生的信不过，完全是个别律师未能恪守律师的执业纪律、道德，未能善尽律师的职责造成的。因此，要维护律师已有权利的实现，要争取律师应有权利的法律确认，应与律师自身的自律相结合。当我们在现有权利、义务的规范下不能自律，进而致对律师的不信任成为社会普遍的反映，那么律师权利的保障，律师权利在现有基础上欲获得法律的确认得以进一步提高，就是一句空话；反之在律师现实的执业环境还存在这样和那样问题的情况下，律师能够严格自律，勤勉尽责，其现有的权利才能获得社会的尊重，其应有的权利获得法律的确认得以提高才有可能。维权与自律并举是保障社会“信得过”律师的根本措施。

坚定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树立扶弱助良的观念，从自身做起，从自律入手，通过对弱势群体在法律上的救济和援助，通过对公平正义的伸张，律师应当为也能够为缩小阶层差别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致力化解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律师藉其功能应发挥息纷止争的作用；

社会矛盾绝不仅仅存在于阶层之间。改革开放一方面使我国社会的发展走出了疆硬的计划经济的桎梏，步入了特色的以市场调解为主导的良性发展的道路，为绝大多数民众带来了福祉，社会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另一方面由于原有体制的的废弃、原有平衡的打破，如同解冻后的江凌，社会关系纵横交错，更趋多元，社会矛盾层层叠架，更趋复杂。由此带来的各类纷争，集中凸现，社会的稳定受到制约。因此，致力社会关系的协调、社会矛盾的化解，做好新形势下社会稳定工作，必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

律师所具有的独立地位、中介功能，决定了律师在协调社会关系，疏导群众的情绪，化解社会的矛盾中必然大有作为。

在致力化解社会矛盾中，律师要准确把握自己的角色定位，就应当有效发挥律师在息纷止争中的作用。

篇8

一、我市基层法律服务发展历程

我市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是从1985年开展起来的,主要是弥补当时律师、公证人员不足，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群众法律服务需求。初期成立的法律服务所依托乡镇、街道司法科，除开展基层法律服务业务外，还承担着基层司法行政的职责，负责指导人民调解，进行法制宣传，开展综合治理等工作。1993年，随着我市司法行政工作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市基层法律服务突破了单纯依托乡镇、街道司法科的办所模式，扶植、发展了一批不占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自收自支、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两不四自”所，形成了基层法律服务所多种体制并存、相互竞争的局面。

*年3月31日，司法部59号、60号令，即《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的组织机制、建所模式、运行机制、执业准入、执业监督等做出了有关规定。

*年10月，我们根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的部署和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服务机构脱钩改制实施意见》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市的具体情况，本着积极、慎重、区别对待的原则，精心组织实施街道、乡镇法律服务所与所在街道、乡镇；有挂靠单位的直管所与所挂靠的单位实行脱钩改制工作，对于尚未实现自收自支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可暂不实行脱钩改制，维持原管理运作体制。为配合此项工作，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了重新登记。全市有271家所条件合格，准予登记，1394名按要求实行了脱钩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经申请，审核领取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20*年8月，司法部召开全国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会议。会议提出法律服务工作要从多方面进行规范，以律师工作与大中城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为重点，并提出了“一个调整，两个加强”的指导方针，作为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调整规范的方向。“一个调整”即街道法律服务所要从诉讼领域逐步调整出来；“两个加强”即加强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面向基层、面向社区、面向群众服务的功能，加强律师为社区居民提供诉讼法律服务的功能。按照会议精神，我们对全市基层法律服务进行了调整规范。231家基层法律服务所、1300余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立足街道、乡镇社区，面向基层社区群众开展法律服务业务。

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发展历程看，它的产生确与当时律师公证力量不足、法律服务供求紧张有直接关系。但它在发展起来后经长期实践探索，已逐步形成有别于其他法律服务工作的职能特色和优势。一是它的服务基本履盖了农村乡镇和城市社区，为农村群众和城市居民处理简单、小额的法律事务提供了一种就近便利及时的法律服务渠道，特别是在稳定和完善农村中发挥着法律保障作用。其业务总量和服务受众面逐年增长，与律师业、公证业初步形成一种拾遗补缺、优势互补的格局。二是由于它贴近群众，服务便捷，且收费低廉，在便利满足城乡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获取法律服务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为他们排忧解难，成为弥补我国法律援助不发达的重要举措。三是它自创立以来，就在协助基层政权组织推进依法治理、依法行政、开展法制宣传、整治热点问题、开展社区法律服务等方面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参谋助手的作用并成为乡镇司法所的得力助手。

二、当前状况及问题

我市目前基层法律服务所共222家，法律服务工作者1160人。其中城八区89家所，556人；郊区133家所，604人（根据2005年度执业检查统计）。城八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中，离退休人员150人左右，其余400多人均为前些年脱钩改制人员，年龄以40、50岁为绝大多数，这部分人员文化程度以大专为主，从业时间较长，是城区基层法律服务的主流力量。从总体情况看，基层法律服务适应了现阶段郊区乡镇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它所起到的为农村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为基层政权和村民自治组织充当参谋助手、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的特色和优势随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长更加显现无遗。它以其低成本提供方便、及时的服务赢得了相当的服务空间，并协助乡镇司法所落实普法宣传、法律咨询服务，开展人民调解，推进依法治理等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司法行政基层工作的压力，从而在实践中印证了其现阶段存在的合理性。在城区由于律师服务业相对发达，基层法律服务作为“简易和初级”的法律服务虽然仍有一定的服务市场但总的讲已较难参与服务市场的竞争，加上人员构成复杂、兼职人员过多过滥，现行的行政管理手段也难以实施有效的管理，以至产生了跨街道跨地区乱设分支机构和接待站点、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违规开展有偿服务、冒称律师名义误导群众或以不正当手段与律师争揽业务甚至恶性竞争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难保服务质量，违反执业纪律、侵害当事人权益的问题也时有发生。在相当程度上冲击和扰乱了法律服务市场秩序，也损害了法律服务队伍的整体形象。这些情况的出现给我们的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迫切需要我们研究新思路、考虑新对策，采取切实可行的新方法，进一步归纳问题分析原因予以引导和规范。对于问题可归纳为：

（一）组织形式定位不明，开展诉讼服务缺乏法律依据，对未来发展的认识不统一。关于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组织形式司法部颁布的两个管理办法中规定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按照事业法人体制进行管理和运作”，在当前法制不断健全，依法行政的要求不断提高的形势下，这种摸棱两可的说法显然已不符合法律的要求，在实际操作中也带来了一定的混乱。任何一个社会组织都必须经法定程序登记设立，基层法律服务所在进行机构法人代码登记和纳税申报时就面临了对其组织形式界定不明的情况，给我们的管理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在服务方面，基层法律服务所承担诉讼服务在法律上没有依据。我国的诉讼法律制度由三大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律师、单位推荐的人及监护人、亲友才能接受委托，担任辩护人；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与刑事诉讼法基本一致，只是范围上稍有扩大，即经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可以受委托担任诉讼人。这里所谓其他公民，是在法院许可的情况下一种临时性的、个人性的不收取费用的活动，不是专门的职业性活动。显然，三大诉讼法都没有赋予基层法律服务所以自己的名义诉讼的资格；三是管理机关内部认识不一。鉴于外部环境压力，在我系统内部，对基层法律服务长期存在着不同看法及较大争议。有的认为它是特定时期的产物，是弥补律师不足的权宜之计，在律师业壮大后应逐步萎缩消亡；有的则坚持它作为律师制度的有益补充，同时是基层法治的重要辅助力量，应促其规范，长期稳定发展；还有的认为它是一种过渡形态，基于目前国情和律师业现状，它可以在农村保留发展，但应先从城市退出，并创造条件逐步向律师业并轨。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不仅造成对其发展模式、走向等重大问题长期形不成共识，而且导致相关政策不时处于摇摆、步调不一和不确定状态。这些年外部的法律、政策环境也不时对基层法律服务的发展造成冲击和影响，特别是在全国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会议之后对我市基层法律服务的影响不小，同时又缺乏明晰的规范政策和措施使管理中的一些问题一时难以解决。

（二）当前可依据的相关政策文件和监管力量已经不适合新时期基层法律服务管理的需求。我们对基层法律服务的监督管理依据主要是司法部于*年3月31日以59号、60号令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两个办法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的组织机构、建所模式、运行机制、执业准入、执业监督等做了原则性规定。北京市司法局根据两个办法配套出台了《北京市基层法律服务所登记和年检管理办法（试行）》和《北京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试行）》，并就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辅助人员管理、业务档案管理、执业广告管理等提出了规范性要求。但从实际管理角度看，部颁两个管理办法虽然对基层法律服务的基本构架、人员要求、执业条件、内部制度等做了相应规定，但存在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的问题，况且部颁规章的法律效力较低，难以全面规范作为法律服务业中一个类别的基层法律服务，国家行政许可法的实施更对其产生诸多限制。尤其是现阶段我们执行的有资格但不能在城区执业、城八区严格控制不能转入从业人员、停办兼职人员执业以及停批设立新所等具体限制措施都是根据上级领导讲话精神和指示而行，缺少相关的法律或政策文件依据。这是我们规范管理工作中最关键的问题，也是我们工作的软肋。

从监督管理的组织机构看，司法部作为全国基层法律服务的最高管理机关，原由基层工作司基层法律服务指导处负责，不过两三个工作人员。现交由公证律师司负责，一个工作人员。北京市由市局基层工作处基层法律服务科负责，工作人员两名。作为具体实施监督管理的区县司法局，承担此项工作的基层工作科由于负责的工作项目多、涉及面广、人员编制有限，能有一个人兼职负责此项工作已属不易，难以实现对基层法律服务的监督管理职能，只能是有了文件发一发，年检注册盖个章，遇到投诉应付应付息事宁人而已。而且现有的监督管理手段也多为事后监督，在实施上既缺乏法律依据，又没有组织保证，多流于形式上的走过场。

（三）落实街道基层法律服务所退出诉讼领域的难度较大。根据司法部全国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务会议和2005年3月下发的《进一步规范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精神，街道基层法律服务所要调整出诉讼领域，向公益性社区法律服务组织过渡和转型。对此，我们认为目前在我市全面落实此项工作有很大难度。

1、城区街道法律服务所要逐步退出诉讼领域的可操作性不大、不实际。仅靠司法行政机关的力量“退出”环节操作十分困难，首先，我们没有撤消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权力，如果原组建单位不配合，我们将难有作为。其次，假如城区基层法律服务机构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私下接案做，我们无法及时了解，也不能保证“退出”的有效落实。在法院认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作诉讼的现状下，我们不能完全杜绝上述这种违规操作。

2、根据部发关于《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及相关说明中提到的“明确基层法律服务所按事业单位进行管理的模式…….”。就北京市的情况来看，长久以来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性质一直没有统一的界定。如果现在统一改为行政事业单位进行管理，其编制、经费等具体问题都无法得到落实，必然影响今后基层法律服务管理工作的开展。

3、如果执行城区街道法律服务工作者退出诉讼领域的意见，我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安置问题难以解决。这些人由于年龄和现有素质、学历等条件的制约，极少能够具有申办律师事务所或转为从业律师的资格。他们在退出诉讼领域后必将面临主要生计断绝、生活难以为继的困难局面。如此则不免引发上访、或其他过激行为，势必对首都的社会政治稳定、生活安定造成不利影响。

三、对策及建议

以上这些问题和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已反馈给司法部有关部门，并请上级领导机关能够进一步提出具体、稳妥的指导意见，分阶段、有步骤地解决基层法律服务的规范和发展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从现阶段加强基层法律服务管理的角度出发提几点建议：

第一、应该承认基层法律服务目前仍有存在的必要。不论在城区还是在郊区县律师法律服务仍有缺口，基层法律服务以其自身的特点可以拾遗补缺，满足民众低层次的法律需求。尤其是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形势下基层法律服务可以其自身的优势发挥出显著的作用。

第二、建立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使管理工作有法可依。现阶段基层法律服务监督管理的基础法律依据的欠缺是管理环节薄弱的致命伤，没有一套法律效力高、操作性强、完备、规范的制度，难以实现对基层法律服务有效的管理。

首先，基层法律服务作为现阶段社会法律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应有其相应的法律地位，这也是一个法治社会必然的要求。现在的基层法律服务上位依据只有两个部颁规章，不论是对其诉讼地位还是其社会法律服务职能的体现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界定。

其次，基层法律服务管理涉及的范围较广，既有机构的又有人员的；既有内部的又有对外的；既有业务管理又有行政管理。对任何一项内容的管理都需要一个评价的标准，只靠两个管理办法是根本达不到的，需制定不同范围、不同级阶、不同效力的一整套科学完备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特别是对现行的一些限制性政策规定，迫切需要按照有关部颁规章明确实施依据，保障有章可循，措施有据，管理到位。

第三、明确我市基层法律服务城、郊区不同的发展思路。如果城区不再发展已是既定方针的话，就需要考虑如何引导现有城区从业人员向郊区农村过渡，除去利用行政的还应运用市场的经济的方式或手段引导并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城区机构、人员和业务范围的现状，以满足现阶段城区低层的法律服务市场需求。在不断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和严格控制不增加从业人员的基础上待其自变。同时着重做好政策依据方面的工作，以备因申请执业、转所等问题引发的询问和质疑。对于八城区以外的郊区县应形成宏观的发展思路，制定配套规章制度，促进基层法律服务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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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师的样态

协助当事人解决纠纷是律师的分工定位、生存手段和职业道德。然而,律师还应当规训当事人,成为司法过滤或筛选或屏蔽因负气、寻仇、听人教唆等无效诉讼的一道设置,负有实现沟通审判者与诉讼人以保障司法制度有效运作的机制要求和社会责任。 [1]

这是对律师的理想道德期待,在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的边疆,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并肩携手开发法律服务市场的,而在法律服务市场的战场,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竞争非常激烈,在有些乡村法律服务中,律师败下阵来,只是保留着刑事自诉这类案件的垄断权。因此,在乡村社会中,人身伤害纠纷一旦咨询了律师,这个案件的性质往往从民事侵权变为刑事犯罪,这两种性质不同案件收费差价巨大,而当事人进行刑事自诉,常常会因犯罪嫌疑人缺席而被中止,如果当事人诉民事侵权就可以缺席审理。

律师的特征在于法律规定熟悉、专项业务熟练、法言法语擅长、服务费用较高和空间距离较远。律师事务所设立的最低层级在县城,因此律师离纠纷发生地相对较远,尤其是律师来自所设立层级越高就对案件的社会结构越陌生,无论从时间、空间和精力上都不会对审判人员处理案件起到“听话的”法律工作者的作用,而来自层级高的律师对法官智识的挑战也会使法官“捉襟见肘”;精通法律、业务熟练和收费较高就决定了律师一定要满足当事人找其服务的要求,一般当事人在委托律师时只会要求律师代为消灭对方当事人的请求,因此,律师不会有促成当事人和解或达成调解协议的动力,但不排除在诉讼的进程中当事人改变服务要求的可能;法言法语擅长,这是在能动司法环境下,基层司法予以重点批判的现象,而这恰恰可以作为律师区别于其他法律服务者的特征,从而形成自己的市场定位和营销策略,但当事人听不懂就会去找审判员求解释,“语义和语用转化”的活落在了法庭头上而律师却坐享其成。

总之,在大多数乡村司法中,律师的特征决定了他们在纠纷解决中向人民法庭“卸责”的多样性和随时性,对于案件的判决律师的作用很大,但判决恰恰不是当前司法终结实体的积极追求和主要方式。

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样态

在我国乡村,存在着两种法律工作者,一种是乡镇的司法所的司法助理员,另一种是只向县司法局缴纳一定管理费用的私人执业者。由于司法助理员需要在乡镇承担繁重的综治维稳工作而无瑕提供法律服务,而且财政经费的不足和激励机制的缺乏也使其丧失了提供法律服务的动力和能力,因此,以薄利多销为生存策略的私人法律工作者依循市场运行原理在农村地域开辟和拓展法律服务市场,他们的出现表明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使乡村社会出现了新的职业分化或进行着社会分工深化。

在大多数乡村司法中,这种主体及其提供的法律服务不仅体现为回应某些新的社会需求,而且在作为公共物品的国家处理纠纷的制度和民间通过自行解决纠纷而形成或维系秩序的努力之间,起到了某种沟通连接的作用。 [2]但是,由于基层法律服务的纵向管理体制的断裂,基层法律工作者失去了正常的通过考试和考核的法律服务行业准入路径,然而,未通过司法考试的年轻法学毕业生正在不断进入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中国律师业“后备军”的训练基地。 [3]

法律工作者的来源很杂,如从公检法司退休或离岗人员、也有因司法行政机关改革而剥离出来的人、还有各乡村文化程度高的自学法律业务者,总之,这个群体比较熟悉本地的风俗情况,但法律知识没有律师那么丰富,因为乡村司法中的案件类型有限,而知识从来都是在使用中记忆的,这也注定了他们在中级以上法院缺少对他们提品的消费主体。他们与纠纷发生地近,就决定了他们对案件的社会结构很熟悉,加上法庭调解率的硬性限制和潜在激励,他们知道配合审判员向当事人做工作,当然审判员也会向他们透露案件处理的可能情况,法律工作者通过对当事人案件结果的分析换取当事人同审判员的合作,而合作的预期结果的实现又增强了他们在乡村法律服务市场的市场地位和特有优势。

因此,不少法律工作者与法院的良好关系主要建立在法官通过诉讼过程中的 交往逐渐觉得此人“办事认真踏实”、“不乱来”、“真懂法律”和“能够帮助做当事人工作”等等感觉上。 [4]尤其是当法律的规定与当事人自己的认识不一致时,对法律规定的“语义转换”就由法律工作者自觉承担起来,当事人一般会信任自己花钱请的法律工作者,这为审判员适用法律减轻很大的阻力。总之,法律工作者是靠同审判员在法律诉讼实践中(尤其是调解)建立起一种交换共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常常是互惠性的。

三、黑律师的样态

“黑律师”指没有取得律师资格或者没有得到司法行政机关许可反复从事有偿诉讼的人,其应当归属于有偿的公民人之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8条之规定,公民人可以是经人民法院许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任何公民。由于公民人的主体之广、特征之多和关系之杂决定了很难对有偿的公民人进行合理的类型区分,只是“黑律师”的唯利特性决定了其较其他有偿的公民人更市场化和经济性。

“黑律师”所占的法律服务市场份额很小,这可能和司法行政机关的对法律服务行业的监督力度有关,也有可能和“黑律师”的社会关系、营销策略、业务能力和“职业”素养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决定了“黑律师”既可能与审判员有互利或者互惠的交换和共生关系,也可能只是因为熟悉业务、“听话”、“不乱来”而被法院许可成为人。

在法律服务市场的边疆,基层法律服务市场稀少的案源和低廉的收费形成了一个“无需律师的社会秩序”。正式和非正式法律职业与政府管理机关之间的制度性分化非常低,职业层级系统的日常运作很大程度上就被来自县、乡镇政府和村组织的政治影响力所塑造,正式和非正式的法律职业者需要共同来开发乡村的法律服务市场。 [5]

在中国这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中,律师法律服务收费日益市场化、高涨化,法律服务动向日益城市化、扎堆化,法律服务内容日益程序化、技术化;法律工作者又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服务团体的规范依据,在法律服务市场中“自生自灭”,如果不是其拥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和政治地位,那么,他们就等于一群有偿的公民人。因此,有偿的公民仍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合理性、地域性、阶段性和公益性,是低收入的诉讼消费者可以选择的法律助手,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在现行法律框架中和职业监管体系内对其进行合法的规范和合理的引导,使其成为遵守法律规定和内化职业操守的法律服务者。

【注释】

[1]苏力:《司法制度的合成理论》,载《清华法学》2007年第1期。

[2]王亚新:《农村法律服务问题实证研究(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3期。

[3]刘思达着:《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04-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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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已有100多年，在传统业务方面已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快，一些新领域的业务发展迅猛，其中法律服务业务占有很大比重，如普华水道国际会计公司在西班牙成立了律师事务所，并与当地两家领先的律师事务所合并，正在筹划建设全球法律服务，计划5年内建立拥有10亿美元、3000名律师的全球第五大律师事务所。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恢复只有20年历史，截止1998年全国共604家会计师事务所，很多事务所规模小，其他专业人才缺乏，普遍没有系统开展法律服务业务，我国不久将加入世贸组织，正在起动中西部大开发，改革开放将进一步深化，我国必将成为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会计师事务所发展法律服务业务是很有前景的。

一、会计师事务所法律服务业务的性质及特点

1、专业性和综合性。受国家对跨行业经营的限制，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的法律服务业务，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于自身专业范围内。综合性与专业性并不矛盾，专业性指会计师事务所主要是针对自身专业方面的开展法律服务业务；但具体到每一个问题的解决，又要求注册会计师综合运用相关法律及方法。

专业性表现为：一是结合传统业务，对的经营管理及内部管理制度的合法性进行评价。二是开展自己专业方面的法律咨询服务或培训。三是结合专业和实践，通过深入了解企业的实际，为企业设计合法的内部管理制度。综合性表现为：一是注册会计师必须综合相关的法律对问题进行，提出整改方案。二是按整改方案并结合客户实际情况，进行综合整改。

2、技术性和可操作性。注册会计师资格取得，必须经过严格的和具备一定时间的专业实践工作经验，这就是因为注册会计师业务具有较强的技术性，法律业务也如此。客户要求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法律服务业务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技术性表现为：一是要求注册会计师及相关工作人员掌握注册会计师传统业务的技术。二是要求其精通相关法律，并能熟练运用。可操作性表现为：一是会计师事务所开展法律服务，其工作人员容易操作。二是客户采纳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建议后，能很自如地进行整改和执行。

3、咨询性和服务性。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服务业务很多是咨询服务业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开展专门的法律咨询和服务业务。（2）客户在日常经营管理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时，常常向会计师事务所咨询。（3）会计师事务所为客户经办业务时，常常出于为客户服务的目的而指出其违法行为。（4）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服务还能发展到为公共事业服务。如日本注册会计师担任各省、厅的审计委员会、地方公共团体的审计委员会等。我国政府应借鉴日本的经验，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中立的组织，为国家的立法提出建议，在执法和司法中提供法律服务；政府可大胆利用注册会计师参与某些政府审计，如国务院稽查特派员及其他专项审计，或接受法律方面的咨询。

4、强制性和自愿性。强制性表现为：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如审计、评估等业务时，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并在报告中对其合法性发表意见。自愿性表现为：一是会计师事务所是社会专业组织，出于职业道德以及为与客户保持长期业务关系等原因，自愿利用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为客户服务。二是客户在某些专项法律咨询业务中具有委托的自愿性，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接受委托的自愿性。

5、效益性和社会性。效益性表现为：一是会计师事务所在接受专项法律服务委托时，要衡量其风险、业务量和效益。二是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一般业务时，额外进行的法律服务，要考虑时间性和效益性。社会性表现为：会计师事务所为树立良好形象，常参与社会的一些法律援助活动，这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性。

二、会计师事务所法律服务业务范围的界定和发展方向的定位

从广义上看，会计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分为综合法律服务和专项法律服务。从狭义上看，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服务就是专项法律服务。要界定清楚其法律服务业务的范围和发展方向定位，应处理好法律服务业务与其他业务的关系，并要认清与其他方面的关系。

1、会计师事务所法律服务业务是其咨询服务业务的一个重要方面。会计师事务所法律服务业务是随着其咨询服务业务的发展而发展的。从五大国际会计公司看，其法律服务业务迅速增长是由其咨询服务业务带动的。如德勤会计公司1998财政年度业务收入90亿美元，其中，咨询收入达32.4亿美元。随着咨询业的发展，德勤也开始大举进军律师业。会计师事务所咨询服务业务包括：管理咨询服务、税务咨询服务、人力资源咨询服务、法律业务咨询服务等。会计师事务所要发展法律服务业务，必须发展全面的咨询服务业务，这样才能培养出开展法律服务业务知识的人才，并能获得开展法律服务业务的实践信息。另一方面，开展法律服务业务也促使其咨询服务业务的发展。

2、发展法律服务业务应结合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定位。几乎所有的会计师事务所都可以开展法律服务业务，但具体开展何种类型的法律服务业务应分析各会计师事务所的人才结构、资产规模等实际情况。一般情况下，小所只能开展一些日常小型法律服务业务或结合其他业务开展综合性的法律服务；大所聚集了各种类型人才，既可以开展小所进行的业务，也能开展诸如经济案件证据鉴定，内部管理制度建设的法律咨询服务，上市公司经营战略、改造战略等法律咨询服务，接受政府委托的一些大型法律服务活动等。当然，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有时小所也有知识全面的人才或聘请社会专业人士参与。

3、师事务所服务业务应分阶段进行。从全国，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还处于发展阶段，其法律服务业务仅处于起步阶段，但我们应以高起点发展，并规划好各阶段的发展蓝图，实现高起点、分阶段发展。从各个会计师事务所的具体情况分析，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数执业水平不高，每个会计师事务所都应该认真分析自己的如资产、客户、内部管理、经验积累、市场前景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后，定位自己近期、中期、远期的法律服务范围和方向。

4、正确处理会计师事务所法律服务业务与其他业务的关系。从以上论述看到，正确处理好二者关系，能够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并最终到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市场状况和前景。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其他业务时，应关注委托方经营行为是否合法，并为开展法律服务业务积累相关信息；另一方面，若对一个单位既提供法律服务，又开展其他业务，会计师事务所可以相互参照各种业务的信息，并相互映证。

5、正确认识会计师事务所与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业务的关系。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看，会计师事务所与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法律服务在很多方面是有差别的。在多数国家都有行业竞争禁止的规定。国际律师协会已号召各国立法机构阻止会计公司向其所审计的公司提供其他服务；二者传统主业也是不同的。尽管很多国际会计公司已经与律师合作开展业务，但各自的业务还是径渭分明的。一些国际会计公司也通过其法律服务公司直接提供一些律师事务所执业范围内的法律业务，这些法律服务公司已具备了律师事务所的很多特征，或者就是独资或合资的律师事务所，其提供的这些法律服务已不是完全意义的会计师事务所所提供的。

当前二者法律服务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律师事务所开展的一些主要业务，会计师事务所还不予获准经办，如律师事务所能直接参与法律诉讼程序，经办刑事、行政、民事等各领域的业务；而注册会计师只能提供其业务范围的法律咨询和服务。

尽管当前二者法律服务在很多方面还不能统一，但笔者认为：二者的法律服务是相互联系的，从长远看，二者在法律服务的很多领域将出现统一的趋势与更多的合作。合作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如会计师为律师事务所提供案件证据鉴定；律师派出精通注册会计师业务的律师担任会计师事务所常年法律顾问；相互获取对方占有的客户资料；相互聘请对方工作人员参与自己的工作；签订协议，进行某些业务领域的长期合作；合资创办法律服务公司或律师事务所。笔者认为，二者均是独立的中介机构，尽管二者所坚持的执业原则不尽相同，但只要两个行业的自律性管理、执业水平和国家法制高度发达时，可以选择执业水平较高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相互出资持股，但相互出资组建的事务所必须有一方绝对控股，并按控股方业务性质进行注册，只能按所注册业务性质和范围开展业务和纳入一个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和律师协会）管理，否则将出现两个行业之间的混乱。从长期发展来看二者甚至可以共享客户资源和利润分成。

三、发展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法律服务业务的对策

1、转换机制，改变观念。全国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后，这对事务所的生存与发展提出挑战，要求有更大的发展，要不断开拓市场。从国际形势和我国实际情况看，法律是注册会计师行业潜力巨大的市场。会计师事务所应以此为契机，勇于转换自身机制，抢占这方面更大的市场。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注册会计师就是审计，我们应放眼世界与未来，转变传统观念，站在更高的高度去开拓业务。

2、引进和培养法律人才。注册会计师不可能精通所有业务，会计师事务所应根据实际情况，引进或利用一些精通业务和知识全面的人才，同时将自己的注册会计师培养成既精通注册会计师业务，又精通法律知识的人才，以便更好地开展法律服务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