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不足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援助的不足，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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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援助；制度；完善

前言：

由于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不健全，因此给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开展带来了阻碍。为了更好的去开展我国法律援助事业，我国需要完善立法体系、健全管理和实施机构、扩大援助范围、提供充足的经费。健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可以更好的促进我国社会的稳定、和谐。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特征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具有福利性、社会性、公平性的特征。

首先，法律援助是针对经济困难的群体的，律师事务所可以为群众提供有偿法律服务，而我国法律援助是无偿帮助群众提供法律服务的。不是所有人民都可以得到国家法律援助，而是经济困难而且有需要的社会成员才可，国家不仅为这类人群提供经济支持，同时也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1]。

其次，只要是符合国家法律援助条件的人，不分男女老少、职业地位等都可享有法律援助的支持。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功能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具有法律服务、人权保障、法制完善、扶贫济弱、维护稳定的功能。

首先，国家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服务，前提条件必须是有需要的且有经济困难的人群。其次，无论是社会任何阶层的人，都可享有法律援助的保障。最后，法律援助机构可以使有需要的困难者获得合法权益，实现合法权利。

（三）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行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行，需要很多条件。第一，有援助范围，国家法律援助帮助经济条件困难的人群。第二，有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有需求的人需要到专门的机构去办理业务。第三，有援助经费，经费是给援助律师的最低保障。

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不足

（一）法律援助立法层次低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援助起步较晚，因此至今法律援助立法体系尚未完善[2]。我国法律援助立法体系层次较低，这就不利于法律援助在现实生活中的更好实现。我国完善高层次的法律援助立法，不仅可以巩固法律援助已有的成果，而且还可以开辟法律援助发展新道路。

（二）法律援助程序不合理

首先，我国法律援助程序申请没能对案件性质进行明确区分。我国法律援助分为几个方面，而对于法律援助的某一方面没有明确的细分，这样容易给工作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会给援助工作增加难度。

其次，援助申请的程序较为复杂。据有关调查显示，很多人知道法律援助的存在，可是因其申请过程较为复杂，所以会选择其他渠道进行解决问题。

（三）法律援助范围有局限性

法律援助是帮助有困难的人，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的，但是对于困难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我国很多城市都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这也就成为很多人判断困难与否的标准了。因此，法律援助工作需要对援助对象的范围有明确界定[3]。

（四）法律援助经费不充足

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家财政拨款不足；二是募集的资金有限。法律援助工作要更好的开展，需要足够的经费，除去给工作人员的月薪以及必要的开支外，剩余资金少之又少，因此办案效率是得不到保障的。

三、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立法体系

首先，将法律援助制度写入宪法中。我国的宪法是最具权威性的，将法律援助章程写入宪法，可以引起更多人的重视，也可以增强更多人对法律援助的认识。

其次，《法律援助法》应由最具权威的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不够完善，所以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法律效应。法律援助自成立到至今为止，所受理的案件等相关细节问题更让人反省，很多问题不仅仅涉及到法规的调整范围，甚至涉及到立法的范畴[4]。

（二）健全管理及实施机构

首先，增强援助机构的职能。目前为止，政府援助机构的职能有两种，一是管理职能；二是实施职能。前者负责法律援助等相关方面的制定和计划，监督援助实施机构的具体实施，对相关工作给予指导；后者负责具体案件的具体实施。

其次，发挥社会其他团体的补充作用。法律援助机构在我国起步较晚，因此知晓率不高。很多人不符合法律界定援助对象范围的条件，但是这些群体的确又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这时，可以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很多其他组织与特殊群体有更多交集，如妇联、残联等，社会组织可以充分发挥力量，将援助组织推荐给需要的人。

再次，提高法律援助队伍的素质。为需要的成员提供法律援助工作的专业人员素质一定要高，办事效率高、能力强。除了从援助人员自身加强素质之外，还需要管理部门人员提高素质，优化配置人力、财力、物力资源，可以节省案件所用经费和更好提高工作效率。

最后，加强乡镇的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很多乡镇居民对法律知识了解少，而且多数弱势群体生活在农村，因此，他们更需要法律援助。

（三）扩大援助范围

首先，调整“经济困难”中“困难”的标准。我国很多城市的居民，都会认为经济困难的人是拥有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其实不然，我国还有很多阶层的人群没有拥有最低生活保障，可是他们也无力支付法律服务的费用。因此，我国需要调整并明确困难标准。

其次，援助对象范围要扩大。我国目前要求援助对象只有几类人群，实际上我国应该扩大援助范围，真正做到给予需要帮助的人以法律援助。

再次，加强法律援助和司法援助相结合。我国法院做出司法援助决定的案件，法律援助结构是一定会提供服务的，可是法律援助机构做出法律援助决定的案件，法院是未必会提供司法援助的[5]。针对这一现象的发生，就会给法律援助工作带来很大的阻碍。

最后，增加援助服务的内容。我国目前的法律中，诉讼和辩护是法律援助的主要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成员对辩护和诉讼这两种方式需求减少，相反对非诉讼有所增加，因此，我国应增加援助服务的内容，做到与时俱进。

（四）补足援助经费

法律援助经费是工作人员更好开展援助工作的保障，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所用经费问题暂且不说，他们受理案件时需要的经费问题是更为重要的。

目前，法律援助机构获取援助经费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国家给予财政拨款，可是拨款所占比重小；二是募集资金，可是能力有限、数量有限，更多还是一些来自社会的闲散资金。因此，两个途径都是不能使国家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充足经费的，需要国家补足援助所用经费。

四、结论

法律援助工作可以帮助更多需要的且经济条件不好的人维护合法权益，可是我国法律援助起步较发达国家晚，而且援助制度也不够完善，因此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以更好的去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参考文献：

[1]王迪.法律援助制度的绩效评估与完善[D].吉林大学，2013.

[2]胡萍.大连市中山区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3.

[3]向章平.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之理性思考[D].湖南师范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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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不足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法律援助人员已经有过万人，但是由于我国城乡之间发展水平不平衡，所以大部分的法律援助人员都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而在比较偏远落后的农村却很少有专业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但事实上恰恰是落后的农村农民更需要法律援助，他们有着更大的法律需求，所以就造成了供需不平衡的现象。另外，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不足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资源没有合理利用，很多在校大学生完全也可以投身于这项工作中，但现实是他们并没有被充分任用。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农村法律援助制度工作的开展。

(二)农村法律援助的资金不足

农村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缓慢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金不足，并且资金的来源渠道也比较局限，造成了经费不足的现象。现阶段，我国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相关政府部门自然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的工作开展。此外，由于这些农村比较落后，来自社会上的援助资金也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所以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很难正常开展工作，可能导致缺乏必要的办案资源，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工作人员的办案质量和进度。所以，相关的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央政府应该对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促进社会公正。

二、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

只有农民具备基本的法律意识才能证明农村法律援助制度是成功的。所以，相关工作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农民进行法律知识的宣传和讲座，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首先，通过宣传可以让农民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提升自身的法律意识，有基本的维权观念，进而还要让广大农民意识到法律援助的重要性，让他们知道法律援助就是在他们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帮助他们维权的工具，让他们在最快的时间能获得最大的帮助。只有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一)建立专业的农村法律援助队伍

提高农村法律援助制度体系工作质量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专业的法律援助队伍，高效解决广大农民遇到的法律问题。首先，这应该是一支汇集专业知识过硬、职业道德高尚的法律人才的队伍，同时他们还要能够适应农村的法律环境;其次，对于农村中现有的一些“赤脚律师”可以进行免费的培训，在群众中培养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的法律援助人才;最后，国家和学校还要鼓励在校大学生积极投身到农村法律援助制度工作的建设中，这样不仅能缓解目前农村法律援助人才匮乏的问题，还能够帮助在校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工作中，一举两得。

(二)开拓农村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

由于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的，但是对于偏远落后的农村而言，他们的政府资金又很有限，这就需要开拓农村法律援助资金的来源渠道。首先，政府的专项资金还是法律援助工作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是我们还可以通过建立最低经费保障制度、开设专项的法律基金、动员社会力量等方式来解决资金问题，保证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进行。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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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调查与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存在教育权、发展权、人身权、受监护权缺失的问题，这一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堪忧，对其进行法律援助已成为当务之急。在进一步探讨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法律援助之前，有必要对农村留守儿童及法律援助的概念加以阐述。

（一）农村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这一概念自1994 年第一次提出时，主要是针对父母出国留学、工作而被留在国内的儿童，这和现在“留守儿童”的概念差异较大。有学者在研究中对农村留守儿童作出如下解释，是指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由父母单方或其他亲友委托监护及独立生活的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笔者认为这种阐述既符合我国民法的相关规定，又符合有关儿童的国际公约，因此在本文研究中采用了这一解释。

（二）法律援助的概念

我国2003年通过的《国务院法律援助条列》中无专门条款来界定“法律援助”这一概念，可见我国对“法律援助”的概念界定采取隐含型方式，目前理论界对法律援助的概念各抒己见。本文研究的法律援助采用如下定义，即法律援助是指对难以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自身基本权利的社会弱者，由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环节和各层次上，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二、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的问题分析

（一）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立法缺位

我国立法未将留守儿童的特殊性加以充分考虑。由于留守儿童法律援助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这就决定了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程序上应具有相应的特殊性，援助人员应具备专业性，进行援助时应兼顾优先性与灵活性。然而在我国立法上，法律未将留守儿童与正常的成年人加以区分，也未将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特殊性加以充分考虑，这样不利于农村留守儿童在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法律程序及时得到救济。目前我国法律法规针对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缺少专门条款的规定，就毋庸说有关于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专门规定。所以，制定一系列专门的法律法规和保障制度给予留守儿童更全面的保护已势在必行。

（二）法援资源有限，办案质量欠缺

1. 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庞大，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大。伴随着农民工流动数量的增多和流动速度的加快，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呈增长趋势。由于农民工父母与子女分隔两地，留守儿童缺少必要的关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孤儿。一方面，由于缺少家庭的保护，留守儿童受到外界侵害的事件增多；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监管，留守儿童自我控制能力差，容易受到外界不良风气的影响，身心健康扭曲，违法犯罪的频率增加。随着法制观念的不断深入，无论是留守儿童寻求自我权益的保护，还是因自身不当行为引起的纠纷矛盾，都亟待法律加以有效解决，因而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也就越来越大。

2. 留守儿童法律援助资源有限。面对留守儿童如此大的法援需求，法律援助因受到人、财、物等因素的限制，法律援助中心仅有的工作人员远不能满足该需求，使得目前的法援资源远不能适应社会对法援的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站可以介入并分担如此多的留守儿童法律援助案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事实上，靠法律服务谋生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对于无经费保障且较多的法律援助案件是否倾尽全力，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最终会影响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效率和办案质量。

（三）经费紧缺，留守儿童法律援助步履艰难

充足的援助经费是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顺利开展的必要保证，若无必要的经费保障，法律援助制度将无法落到实处。《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又在第7条规定：“国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条例规定了以政府为主，社会积极参与的经费保障措施，虽为解决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经费保障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并未规定任何强制措施和法律后果加以制约，经费来源依然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办理留守儿童相关的案件所必需的交通费、差旅费、复印费、通讯费、查找资料、调查取证等费用支出，法律服务工作者除了耗费时间、精力以外，还需由自己来支付办案费用，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办案的积极性。

（四）农村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法律意识薄弱，对法律援助制度认知度较低，增加法律援助的困难 。

农村留守儿童远离父母监护，自身法律意识薄弱，加之临时委托监护人对法律援助工作不甚了解，对法律援助制度认知度较低。当留守儿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或是自身行为侵害他人利益时，往往不能通过合法有效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由于受居住环境、生活习惯、文化层次、交通条件等因素限制，农民惧怕通过法律援助打官司，有着传统的息讼意识。所以，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的法律援助自主性不强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五）相关部门协调能力不足，法律援助形式简单

1. 相关部门协调能力不足。针对留守儿童的法律援助，我国无论是在实体法上，还是在程序法上都无专门规定。仅有的法律援助立法滞后，特别是原有的机构设置和人员调配模式已经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相关部门对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的配合不到位也是法律援助中心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对于免交费而获得法律援助的留守儿童案件，当事人则需要提供一套完整的证明材料。而这样一件法律援助案件的证明和材料收集，很可能要涉及到公安、法院、工商、档案等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协调能力不足，需交纳相关费用，无疑增加了法律援助案件的成本，这导致了经济困难家庭的农村留守儿童接受法律援助却不得不中途退却。

2. 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形式简单。法律部门并没有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特殊性而特别制定相关的法律条例和援助方式。现阶段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形式简单，法律援助工作最常见的方式是简单的诉讼以及法律咨询。以非诉讼法律事务为主的法律援助，如对农村留守儿童开展法制宣传、心理咨询的事前预防机制，没有在农村地区实践。

三、完善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由于农村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关爱与监护，易造成社会化过程的扭曲，因此运用法律援助手段依法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极为必要。

（一）立法保障

我国的法律援助立法才刚刚起步，急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其中未专门规定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制度是一大缺陷。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关于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理想立法模式应采取分别立法的模式为宜。首先制定统一的《法律援助法》，然后专章规定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制度。其中，充分考虑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职能、设置，援助对象和援助程序，经费投入及管理体制等问题从立法上予以明确，以确保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行，从而为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

（二）经费保障，强化政府职能

法律援助经费是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制度顺利实施的保障。解决经费来源可以考虑三种途径：一是国家财政拨出专款服务于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因为对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留守儿童的保护是政府的责任；二是通过社会力量的捐助，关心支持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三是通过保险制度筹措法律援助资金。可参照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设立农村诉讼保险制度，在保险期间内，可由保险公司在规定额度内承担各种诉讼费用。保障经费来源，确保农村经济困难、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留守儿童享受平等的法律保护。

（三）人力资源保障

由于国家对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不够重视，再加上从事法律援助的人员不多。在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下，政府应切实担负起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任务。落实律师每年免费为农民提供一定法律服务的义务，对基层的法律工作者加以专业培训，建立专职的法律援助律师队伍。法律援助中心应指派专业律师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法律服务，将农村留守儿童维权案件直接指派给有责任心及业务专长的律师办理，同时建立监督制度，实行办案跟踪检查，针对重大疑难案件应指派专业团队办理，提高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

法律援助机构可充分发挥当地妇联、共青团等社团的积极作用，通过设立援助站，积极与社团联系，共同推动农村留守儿童的法律援助维权工作，以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人员不足的问题。

（四）加大对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宣传

各地法律援助中心在做好法律服务的同时，积极延伸法律援助的辐射功能，如设立法律援助机构服务网络和开通援助热线，可通过网络、广播电台的形式为农村留守儿童开展心理及法律有关知识的咨询；也可在部分村社设立法律咨询平台，由专业法律工作者定期到现场接受法律咨询，增强农村留守儿童的法律意识，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能力，及对复杂社会现象的鉴别能力，知道合法行为，什么是违法行为。整合各方力量，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五）建立留守儿童法律援助提前介入机制，提前法律援助的介入时间

1.建立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维权绿色通道”，优先受理农村留守儿童案件。建立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维权绿色通道”，只要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农村留守儿童案件，优先接待，及时受理，保证农村留守儿童获得及时的法律援助。办理留守儿童法律援助证，有法律援助证的留守儿童及家长，凭证即可向司法机关申请法律援助，不用其他证明材料和审核手续。

2.简化办案程序，建立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提前介入机制。另外，对农村留守儿童维权案件的管辖权，凡属于法律援助范围的一律采取属地管辖原则进行受理，不分户籍和省籍，均可向承办案件的单位所在地法律援助中心提出法援申请。建议各级法院“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许可指派律师采取提前介入调查取证等非诉讼措施。如果家庭监护出现障碍时，可通过设定诉前变更监护、指定监护、监护权丧失等形式，进一步保证留守儿童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及时获得相应的法律救济。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简化办案程序，提前法律援助的介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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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 制度 质量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概述

法律援助是国家对公民所负的义务，其义务主体是国家，这是现代各国和地区法律援助制度的显著特征和通例。政府通过设立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资金或者授权其他机构为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等形式，履行法律援助义务，这使法律援助制度区别于各种道义或者福利的社会行为。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又称刑事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是指国家在刑事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过程中对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种国家行为，是现代化法制国家必须承担的一种国家责任，也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尺度。它旨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保持控诉平衡、保障社会弱者的平等诉讼机会。

刑事法律援助关系到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监禁或自由，甚至生与死。提供一个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找一个专业的辩护律师，作用巨大，意义非凡。在肯定刑事法律援助起到的巨大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其制度层面和实际操作中的问题，面对现实，解决问题，以期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刑事法律援助的作用。

二、我国当前刑事法律援助中存在的问题

（一）贫穷的人并未必然成为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

为"打不起官司"的人提供法律帮助，是建立法律援助的直接目的，打不起官司通常的解释是付不起律师费用的穷人。从全国范围得到的数据分析，大约80%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农民和无业者，他们多数应当是"困难中的困难者"，然而能够得到免费法律帮助之人却屈指可数。究其原因，个人认为既简单又复杂。

一方面，我国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立范围有限，覆盖人群不足。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设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地区仍然十分有限，大量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求助无门，而"由司法局指派人员代行法律援助中心职责"，其系统规范性和及时性难以保证，从而使法律援助质量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许多贫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本不知道国家设有旨在帮助他们的法律援助制度，就更不用谈"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了。同时，提出申请需要"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需要帮助"。实践中，申请人多需要提供经济困难证明，由于地域、程序或者是否贫困的衡量标准等等因素的限制，许多实际贫困的人很难拿到经济困难证明，因而不能获得法律援助。尽管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还可为"因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提供法律援助，但从实践来看，直到目前，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很少有这种"原因"，指派的援助案件，仍以法院指定辩护和经济困难者申请而指派为主。

（二）需要援助与提供援助的供需矛盾大量存在

刑事法律援助扶助弱小、维护正义，确实维护了受援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权益，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人们也随之欢呼雀跃了一番，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地犯罪案件不断上升，刑诉法的修改又使得需要法律援助的对象大为扩展，就导致一大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窘迫或因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据中华律师协会统计，现在的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不达30%。故此，刑事辩护方面需求巨大，大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急切待援。

我国的律师队伍正在逐年扩大，有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等）早已达到饱和状态，有些律师常因案源不足到处奔忙。经济欠发达地区律师人数较少，但这些地区违法犯罪现象并不少见，这就导致律师集中地与援助需求地存在错位现象。即使在律师数量十分庞大的地区，法律援助机构在指派刑事辩护律师方面也存在方方面面的困难：虽然一个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区域内的所有律师都应为其所用，接受指派向受援人提供帮助，但实际中，面对一个需要援助的刑事案件，律所主任、合伙人等知名律师不愿意做，一般有点经济实力的律师不屑于做，刚入行的年轻律师又不放心让他做。若对律所轮流指派，许多律所主要做非诉业务，声称"不做刑事案件已经很多年"。若重点在几个乐于进行援助的律所指派，因为办案补贴的问题，指派机构必然受到背后议论，难逃因某种原因而对某律所的偏袒之嫌。

（三）公职律师执业前景堪忧

公职律师是随着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而兴起的一个律师门类，《北京市法律援助公职律师管理办法（试行）》对其下的定义是："具有律师资格或司法考试资格取得法律援助专用律师执业证、占国家行政或事业单位编制、供职于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为法律援助受援人提供免费法律帮助的人员。"由此可见，要想成为公职律师，既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又要有行政或事业编制，其门槛并不低。公职律师职业前景不容乐观的原因，除其门槛高、新鲜血难以补充外，还有三点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公职律师往往身兼数职，还有其他本职工作，律师只是其兼职的辅工作，主责工作任务一多，很难再有额外时间和精力拓展律师职业。

二是贴钱办案。按照《北京市法律援助公职律师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法律援助公职律师每人每年应办理不少于2件法律援助案件，连续两年未完成办案数量的，将暂缓或不予注册。按理说两件案子并不多，但"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享有社会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待遇"，这一点使得许多律师即使想多办理案件也会望而却步。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律师有时需要四次外出活动，如阅卷一次、会见一次、需开庭的两次以上（一次庭审、一次宣判），先不计调查取证、复印等花费，仅打车一项花费就不菲。虽有"所在机构应提供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必要保障"之硬性规定，但落实者寥寥，公职律师办理一个案子，贴上三五百元实属正常。公职律师为在编人员，无从抱怨，坚持不住的只能舍弃这个身份，这实属无奈之举。

三是公职律师的身份尴尬。大家会问："公职律师也是律师，哪有身份上的问题？"但实际上，这其中真的有一些差别。司法部为了区别社会律师与公职律师，担心公职律师收取费用等问题，给公职律师发了"律师工作证"，反倒造成了公职律师的"非律师待遇"。实践中，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四）不充分辩护导致刑事法律援助公信力下降

从上文可以看出，实际开展刑事法律援助的是律师中为数不多的人，何况本来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就远远不如民事案件那么多。但就是承担少数案件的少数人，或因风险太大、或因了解案情不足、或因努力与所得利益不成正比，不尽律师之能事、不尽援助之义务、不尽受托之职责，在刑事辩护中"偷懒"现象屡见不鲜。该阅卷不阅卷，该会见不会见，该调查不调查，该沟通不沟通。庭审中，不努力、不活跃、不说话、不释疑，一句话："不办事儿"。这样的不充分辩护，必然导致当事人不满意，更何况当今社会诚信缺失带给当事人更多的负面影响：信关系不信法律，信金钱不信"免费的援助"，信许诺不信"风险告知"，信知名律师不信"少壮派"，使得刑事法律援助这个"免费的馅儿饼"变了滋味。刑事法律援助辩护不充分，这里既有律师逐利思维作祟；也有相关司法机关的政策落实问题，如法院应当在开庭的十日前指定辩护，但实际中有的指定辩护距离开庭不到三天，等相关材料、手续拿到律师手里，真的是"等得花儿都谢了"，哪还有时间去阅卷、会见和调查取证，只能是应付一下，走程序了事。

（五）跨部门配合程度使刑事法律援助质量大打折扣

法律援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理解和支持，才能顺利开展。尤其是刑事法律援助，更需要跨部门间的深度合作。受援人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侦查、被检察院提起公诉、被人民法院审判，又被司法行政部门提供的律师给予辩护，一个案子牵扯到政法系统的四大主力，如果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没有合作、没有制衡，我们的司法体系将会土崩瓦解。另外从侦、控、审、辩制度设置上也需要各部门通力合作，共同维护我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完整性。

因此，刑事法律援助需要公检法各机关的全力合作，才能当得起刑辩之职责。但现在的问题是，刑事法律援助需要的合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又没有强制力的技术性措施，特别是缺乏程序违法的审判结果的刚性规定，如"程序违法审判无效"等。在公检法机器面前，法律援助还很脆弱，援助律师还很渺小，公、检、法尤其是公安机关对法律援助律师开展不予配合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刑事法律援助所做的工作，就是以否定侦查机关的结论为己任，最起码也得找出小瑕疵，以此为受援人伸张正义、维护合法权益，这时就自觉和不自觉地把辩护律师推向了公检法的对立面，受到三部门"打压"的"个体户"律师，怎么可能做好法律援助呢？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一）采取灵活的审查标准，做到应援必援

1、针对特定人群，推广法律援助"一卡通"

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加密IC卡已于2012年在北京市海淀区进行试点，该卡目前向两类人员发放，即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和持有残疾人证件的残疾人。法律援助中心接到持卡人的申请后，不再要求受援人提供身份证明和经济困难证明，将直接审核、受理和指派律师。这就简化了申请方式，缩短了申请时间，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申请法律援助。我们希望类似做法可以尽快在北京市甚至全国得到推广。

另外，刑事法律援助也可以考虑对特定人群开启"绿色通道"，就如民事法律援助一样："农民工不再审查经济困难状况"，这对于无固定收入来源者将是一个福音。

2、针对国家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上的经济困难者

未被纳入国家最低生活保障，但确实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经济困难者，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从家庭状况、收入来源、经济开支等方面对待受援人的经济状况进行审查，做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这样就通过审查的灵活性弥补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划定的统一性，起到防漏补缺的作用。

（二）构建稳定、多元的刑事法律援助人员队伍，做到应援尽援。

刑事案件需要的法律援助不定时、不定性，又往往具有一定紧迫性，如果是共同犯罪案件，将同时需要来自不同律所的多名律师进行援助，加大了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难度。因此，若能提前建立一个刑事法律援助"律师团"，由各地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机关组织律师自愿报名，通过一定的条件审核，将有能力、有志愿进行刑事法律援助的律师纳入该团，编制律师团成员名单，受援人需要时直接从该团中指派律师，将大大缩短指派时间，且能保证一定的援助质量。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法律援助人员缺乏，国家应制定相关的政策吸引法律人才到落后地区充实法律援助人员队伍，解决法律援助人员不足现象。国家每年培养出大批的法学本科毕业生，虽然他们的就业情况不甚乐观，但是仍然很少有学生愿意到贫困落后地区从事法律事务。国家可以考虑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他们去一些欠发达地区从事法律事务，就像现在的大学生村官制度一样。比如到规定的地区从事法律援助服务达到一定年限后，在报考公务员或者考研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如果愿意在服务地定居，则可以给予更进一步的优惠和鼓励。这样的政策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既可以缓解落后地区法律援助人员不足现象，也可以减轻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三）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制度，做到应援乐援

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严格来说，目前给公职律师颁发的"律师工作证"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纠正。

公职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的确涉及到各种经济开支，让公职律师自己"掏腰包"显然是不合理的，应该给予其适当的办案补贴，或者尝试设立与法律援助挂钩的公职律师绩效工资制度。还可以通过开展规范化、制度化的法律援助公职律师表彰活动，褒扬先进，增强其履职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激励全体法律援助公职律师爱岗敬业、献身事业，助推公职律师制度长远发展。

（四）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做到应援优援

要想避免刑事法律援助"走过场"的现象，首先要切实落实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机关的衔接机制。虽然新刑诉法规定，根据案件所处的不同阶段由公检法各自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但实际操作中具体的通知时间、案卷的移送方式等均存在问题，应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切实保证刑事法律援助的程序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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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国虽然在残疾法律援助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一些制度和机制仍然不健全，在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与挑战。

（一）法律援助机构对于残疾人法律需求和残疾人事业具体情况的掌握还不够全面和深入。这可能会导致对于残疾人的法律服务不够专业。比如，如果法律援助机构不了解本管辖区域内经济困难的残疾人情况，针对这些残疾人的法律援助工作和具体措施就缺乏针对性，不能有效满足其法律需求和维护其切身利益。

（二）相关部门之间的配合还需进一步加强。各级残疾人联合会与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协调配合机制有待加强。虽然全国很多地方都建立了残联与法律援助机构的联合工作机制，但是在具体实施和执行层面效果不太理想，包括信息共享程度低，沟通不及时，部门之间的工作衔接不畅等问题。

（三）对残疾人服务类别不够细化。目前，大多数法律援助机构对残疾人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比较笼统，比如在审查程序简化方面，对于经济困难的残疾人申请法律援助，仅需提供残疾人证即可；在便民设施方面，虽然各地法律援助机构将接待场所设在临街一楼并开通绿色服务通道，在民事法律援助事项范围方面，将残疾人追索侵权赔偿案件纳入补充事项范围，但是具体到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方面，很少有法律援助机构按肢体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视力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等不同的分级分类标准为残疾人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服务。

（四）残疾人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很难保障。在目前法律援助经费普遍面临不足的情况下，残疾人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很难得到保障，相关办案补贴发放不足或不能发放，这既影响了律师办理残疾人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影响了服务质量，也难以有效维护贫困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五）服务机构比较单一，服务机制不够灵活。目前我国残疾人法律援助机构主要是政府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和各级残联，除此之外，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对残疾人法律援助服务工作的参与度还不够，这限制了为经济困难的残疾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广度与深度。

二、国外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在我国，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主要靠各级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和残疾人联合会承担，也就是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开展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系统和制度。但是在西方很多国家，没有统一的政府体系或机构体系，而是由政府设立的机构或非政府机构通过实施单个项目的形式为经济困难或具有特殊情况的残疾人提供法律援助；或者在一些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对于法律援助的管辖权很小，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援助制度，各省（州/地区）对于法律援助的条件、提供模式等的规定大不相同，因此残疾人法律援助的实施形式也差异很大。比如美国纽约市的法律援助协会，是一个非政府机构，它实施法律援助的经费部分来自政府，部分来自民间捐赠，部分定向来自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捐赠。其法律援助业务主要分为三大块，分别是刑事法律援助、民事法律援助和青少年法律援助。民事法律援助中又分为很多项目，其中残疾人法律援助项目为其中之一，它主要为那些符合获得伤残补助、退休金以及虽然符合“补充保障收入（SSI）”或“社会保障（OASDI）”项目规定的福利条件，但却被拒绝或终止福利的残疾儿童和成年人提供范围广泛的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援助协会代表残疾儿童和成年人提出相关福利申请、参加行政听证、法庭诉讼，并向他们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实践中，数以千计的纽约市民符合联邦政府的伤残补助条件，但是却只能从纽约市获得公共救助，法律援助协会的一大职能就是帮助这些人从联邦政府获得应得的伤残补助。

加拿大的ARCH残疾人法律中心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比较著名的残疾人法律服务机构。它成立于1980年，是一个专门致力于维护和促进安大略省残疾人平等权利的社区法律援助诊所，为安省残疾人提供法律服务以帮助他们获得尊严并充分参与社会生活。ARCH致力于残疾人和残疾人社团的法律改革与政策建议、社区发展、法律咨询与转介、公共法律教育与诉讼。其法律服务由律师和实习学生提供。其他许多团体也慷慨地与ARCH共享人力和智力资源。一些重要的法律、残疾和健康方面的专家积极参与ARCH残疾人法律援助政策的制定工作，并作为一些试验性案件的专家证人。ARCH是一个非营利的慈善机构，其成员每年通过会员大会选出董事会，董事会成员由至少一半的残疾人组成。董事会执行领导和管理工作，并向安大略省法律援助署申请社区诊所资金。ARCH向安大略省的残疾人居民，残疾人服务机构提供一定范围内的法律服务，以尊重残疾人的尊严、独立与充分的社会参与度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自成立以来，ARCH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和董事会一直致力于采取积极措施，提供优质法律援助服务等，以满足残疾人遇到的多样化的身体、精神、语言和文化方面的需求，同时尊重残疾人的隐私、尊严与独立。多年来，ARCH办理了很多具有社会影响的残疾人案件，在法院和特别法庭为残疾人提供法律，包括在加拿大最高法院为残疾人提供法律。在许多有重大影响的涉及残疾人的案件中为个人或者残疾人团体提供服务。ARCH通过与残疾人组织和社区共同合作，为残疾人争取更大程度的平等，并推进影响残疾人日常生活的法律和政策的出台与实施。

在西方一些法律援助历史比较悠久或者制度比较先进的国家，非常注重对精神残疾人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护。因为精神残疾与听力残疾、肢体残疾等生理上的残疾有很大不同，有其特殊性，所以具有精神残疾的人会遭遇特殊的法律问题，有特殊的法律需求，需要特殊的法律保护和法律服务。因此，西方国家有不少专门的致力于精神残疾和心理健康方面法律服务的非营利的民间机构，这些民间机构大都属于具有慈善性质的机构。

三、残疾人法律援助未来发展方向

根据“十二五”时期司法行政服务残疾人工作的总体目标要求，司法部在《2012年全国法律援助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做好为困难群众及特殊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关注解决民生领域问题，其中包括要认真贯彻《关于加强“十二五”时期司法行政服务残疾人工作的意见》，依据《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国家标准），制定加强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完善“便残助残”措施。

一是要以残疾人为本，做好相关法律援助工作。残疾人作为相对弱势和困难的群体，其诉求容易受到忽视、权益容易受到侵害。做好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稳定。要认真了解残疾人状况、掌握残疾人诉求和相关需求。在有条件的地方，应尽可能进行残疾人法律需求评估，从而能够充分了解残疾人利益诉求，将针对残疾人的法律援助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建立在实证基础上。只有把这项工作做好了，真正做到情况明、底数清，法规政策措施才会符合残疾人的实际需要，公共资源才能得到有效的运用。要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功能和作用，使残疾人享受服务门槛更低、服务内容更多、服务范围更广的法律援助服务，缓解残疾人在法律援助方面的供需矛盾，切实保障和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

二是要进一步降低门槛，扩大残疾人法律援助覆盖面。目前已经有一些省级法律援助规章通过将经济困难的残疾人人身损害赔偿、侵权纠纷等相关权益保护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或者规定对经济困难的残疾人申请法律援助，不受案件范围的限制，进一步扩大了残疾人法律援助的覆盖面。有的地方对特困残疾人、重度残疾人和多重残疾、一户多残及老残一体、孤残儿童等群体免除经济困难审查。今后，应当进一步加强相关规定的落实力度，确保更多残疾人获得法律援助服务。

三是要加强部门配合，整合资源，共同做好残疾人法律援助。各级法律援助机构要主动与当地残联组织建立密切联系，可以通过残联获取本地区残疾人的基本情况、残疾人在法律援助方面的需求信息，并征求对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等，由残联协助法律援助机构为残疾当事人提供盲文、手语翻译等辅助帮助。同时，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要切实加强对残联等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指导、支持和监督力度。

四是要积极开展培训活动，健全残疾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提高法律援助提供人员对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培训，提高为经济困难残疾人和特定刑事案件中的残疾人提供的法律援助的质量和水平。同时，为弥补政府法律援助人力资源不足的状况，可以培养建立热心为残疾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志愿者队伍和社会工作者队伍，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提供残疾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五是要设立专项经费，为残疾人法律援助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只有经费有保障，相关工作才能落到实处，才能较好地实现既定目标，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也是如此。要在目前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制机制的基础上，逐步细化经费预算项目，明确列出残疾人法律援助专项经费，保证残疾人法律援助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利用法律援助基金，设立残疾人法律援助专项基金，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基金的作用。

篇6

当2007年的第一场春雨滋润着三秦大地的时候，西安古城墙脚下的桃花已悄然绽放了花蕾。

3月9日，为探寻陕西省法律援助实施6年来的进展情况，本刊记者采访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连生。原以为百忙之中的潘连生恐怕很难如约，但电话的那边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约好在下午4点，这让我有些喜出望外――我的手里还没有背景材料。在当日下午将近两个小时的采访中，潘连生平易近人，思路缜密，语气平和――倒像一位儒雅的学者。但记者能感觉到，在他亲切随和的笑容后面，是对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忧虑，是对建设法治陕西的激情和信心。他的谈话让记者联想到什么叫“国是”之大者。

记者注意到，他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是“公平”、“正义”。

《西部大开发》：潘主任，您好！在我们的印象中，陕西是实施法律援助较早的省份，而您被称为促进陕西法律援助建设第一人，能否谈一下陕西目前的简要情况？

潘连生：大家都在做，我并不是第一人。陕西的法律援助起步确实比较早，2001年9月25日，省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了《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率先在全国提出了“法律援助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特别是《条例》关于政府法律援助责任的规定，明确了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使得法律援助工作作为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法律制度，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西部大开发》：6年来陕西法律援助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潘连生：首先，法律援助机构网络基本形成，工作人员队伍建立，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基本完成。多数法律援助机构在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老龄委等团体、组织建立了法律援助工作部、工作站（点），在基层乡镇、街道办事处建立了联络站、点。其次，法律援助制度逐步建立，工作规范开展，法律援助范围、经济困难标准、案件补助标准“三个标准”制定完成，经费管理、质量评查和补助发放等逐步进入规范化轨道。第三，条例宣传不断加强，社会影响逐步扩大，在一定范围内使群众了解了法律援助工作，引导经济困难群众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第四，依法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2002年以来，全省法律援助机构累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8600件，代书、咨询、调解等形式的法律援助活动31670件次，并逐年增加，使数万名困难群众获得不同形式的法律援助。

――潘连生还列举了近年来陕西的几起比较有名的法律援助案例：西安市临潼区5岁幼童人身损害赔偿案，在区法律援助中心的法律援助下，获得了51.8万元的赔偿；在铜川市 “11・28”矿难的法律援助工作中，当地法律援助机构不仅引导遇难家属依法维护合法权益，而且为各级政府依法处理突发事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商洛市山阳县48名农民工矽肺病法律援助案，受害人在法律援助下获得了270多万元赔偿，受到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公室、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好评。

《西部大开发》：目前陕西省法律援助的经费主要来自哪里？能够保障吗？法律援助机构目前接不接受来自民间的援助资金？

潘连生：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截至2006年底，我省省级和8个市政府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了财政预算，改善了法律援助工作必要的经费保障。商洛市2004年以来全市各级财政累计投入各类法律援助资金40多万元，在全省率先实现了法律援助资金账户单设。截至2006年底，全省法律援助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的县（区）由2004年的14个增至63个；经费由14.5万元增加到149.9万元。可以说，我省法律援助的基本经费得以缓解，但目前还有很多缺口，有许多事，由于缺钱，基层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办法去做……

――谈到这里的时候，潘连生顺手拿起桌子上的一叠资料对记者说：

省上规定办理法律援助民事案件每件补助400元～800元，刑事案件每件补助300元～700元。由于经费不足，绝大多数市县按每件法律援助案件补助200元～300元掌握，即便如此，有的市县还难以及时发放。法律援助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的63个县（区）中，大部分县区为1万元～3万元，部分县区仅为3000元～5000元，其余完全依靠上级经费支持。虽然中央财政、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给予我省法律援助事业以积极支持，但是目前仍然有很大缺口。所以，我们非常欢迎民间的援助资金，你们媒体也要呼吁一下啊！

《西部大开发》：去年年底，您率省人大执法团对陕西实施《条例》情况进行了检查，这次检查，发现什么问题没有？目前我省法律援助工作还存在哪些不足？

潘连生：去年11月14日至24日，我率部分省人大代表组成执法检查团，对全省实施《条例》情况进行了检查，从中发现一些问题，虽然我们只去了西安、渭南的一些区县，但有些问题具有共性，我觉得有些情况应该引起重视――

首先，是《条例》宣传还不够广泛，社会知晓度低。虽然采取了各种形式进行宣传，但是还不够深入、不够广泛，宣传的效果很有限，特别是经济困难群众不知道有法律援助以及如何获得法律援助；有些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志也不大了解条例的具体内容，甚至有的法官把司法救助当做法律援助。

其次，法律援助工作条件不够适应法律援助工作任务的需求，一些市县的法律援助机构未得到编制部门批准，全省有近半数的县（区）法律援助机构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经费短缺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第三，部门之间协调不够，工作尚未形成合力。检查中发现，不知道、不执行的问题在个别部门仍然存在，职能部门与法律援助机构相互配合履行法律援助职责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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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县法律援助中心自20**年7月成立以来，一直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支持，始终把法律援助工作作为县政府的法定职责和民心德政工程，这是我县法律援助工作的希望，也是全县民众的福音。几年来，义县法律援助中心从建立民信政府，兑现政府工作报告的承诺出发，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作用，法律援助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为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我就义县法律援助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保证质量，攻艰克难，社会效益不断彰显

1、积极主动提供服务，不断拓展受援范围。自义县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法律援助案件逐步由刑事向民商事拓展，受援范围不断扩大。几年来，全县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达31件，其中刑事法律援助10件，民事法律援助21件；受援对象达48人次，其中老年人5人，残疾人4人，未成年人3人，妇女12人，其余均为贫困者。此外，法律援助中心还参与调处各种矛盾纠纷50余起，解答法律援助咨询1740多人次。群众满意率为100%。为满足我县公民法律援助的需求，在《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受援范围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几条规定，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援助。一是将医疗事故、交通事故、工伤损害赔偿等纳入法律援助范围；二是将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提高到家庭人均月收入200元以下；三是针对某些案件的费用很高，超过当事人承受能力的，也可以获得法律援助。通过我们积极热情的服务，众多的社会弱势群体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寻求到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2、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当好党委政府参谋。在做好解答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等基础工作的同时，及时收集、掌握、分析重大民间纠纷信息，跟踪社会热点、难点，积极协调、主动参与，身体力行，通过向县委、县政府反映情况，为依法行政提供决策信息服务。在解决由“蚁力神”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引发的大规模的群体上访案件中，义县法律援助中心均参与到了县政府的决策中去，并提出了很多可行性的建议，受到了县领导的重视和一致好评。

3、努力营造亲情氛围，不断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在接待群众、提供法律咨询、上门服务和法律帮助中，实行“一条龙”服务，对前来申请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的当事人送一个微笑、打一个问候、让一个座位、倒一杯水、给一个圆满答复的“五个一”服务，在服务态度、言行举止、接待接听等各个环节营造家庭式的亲情氛围。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还上门提供服务；对一些紧急的法律援助案件，不及时处理有可能引发严重事件，先行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再进行经济困难条件审查；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可同时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登记等工作，省去当事人奔波烦累，既方便了群众，又提高了法律服务的工作效率。此外，我们还发挥全局优势，凝聚全系统的公务员、律师、公证员、法律援助人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构建法律援助网络体系和服务优势，形成对内各负其责，相互促进，对外沟通联动，协同作战的协作机制，充分发挥整体优势，使法律服务水平和质量得到充分的保证和提高。

二、夯实基础，健全机制，规范建设初见成效

1、构建三级网络体系，奠定坚实组织基础。义县司法局将法律援助工作列入工作的重中之重，确定一名副局长主抓，每年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法律援助工作，义县法援中心配备了3名工作人员，在各乡镇司法所分别设立了18个法援工作站，各工作站又在所辖居委会、村委会设立多个法律援助联系点。把法援服务领域拓展到了基层。建立健全了法律援助的接待、受理、回访、档案、学习、奖惩等各项管理制度，方便了广大求助对象，确保了法援工作有序进行。这样，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组织有序、覆盖全县的法律援助三级网络体系已经形成，为义县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2、制定内部规章制度，加大办案监管力度。我们义县法律援助中心紧紧围绕“机构规范、管理规范、服务规范”的要求，制定了各项内部规章制度，保证了法律援助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一是局机关加大了对法律援助主体的监管力度，采取重大疑难案件的集体讨论、出庭旁听、结案审查、定期通报办案质量等措施，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进行监督指导。二是建立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等制度，强化了法律服务人员承办援助案件的质量责任意识。三是坚持法律援助不得违规收取费用的原则，制定了严格禁止借法律援助之名搞有偿服务的规定和措施，通过公开办案成本、受援人签名归档、审查结案报告等管理监督措施，严格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程序，保证了法律援助工作质量和社会效果。

三、多措并举，扩大宣传，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1、认真组织学习条例，法援制度深入人心。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法律援助制度，更好地支持和帮助法律援助事业，我们义县法律援助中心不间断地开展了一系列《法律援助工作条例》学习宣传活动。通过学习，使县乡两级人民政府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深刻理解了加快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的重要意义，并主动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各部门、团体和企事业单位进行学习宣传。通过学习宣传，全县公民，特别是国家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到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性质和作用，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积极承担义务。

2、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畅通社会参与渠道。去年9月，我们开展了以“实施法律援助，实现公平正义，共筑和谐社会”为主题的纪念《法律援助条例》实施5周年宣传周活动，并在七里河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娱宣传演出活动。针对农民工分布广、流动大、权益易受侵犯等特点，我们切实做到了以下几点：一是宣传深入工地，不断强化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二是维权走进工地，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三是温暖送到工地，扎实为农民工办好事、实事。在整个活动周期间，我们共发放《法律援助条例》1.8万份，其它普法宣传材料2万份。遍及城乡的强大宣传声势，使法律援助成为群众的热门话题，极大地畅通了法律援助的社会参与渠道，有力地提升了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认知度，使更多需要法律援助的贫弱群众了解并运用法律援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人员不足，经费短缺，办公条件亟待解决

几年来，我县的法律援助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实际需要和上级要求仍有差距。

1、法援人力不足。义县法律援助中心仅有工作人员3人，面对越来越强烈求援呼声以及不断增多援助案件，仅靠现有的人力资源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法律援助宣传的盲区和死角还很多，许多群众还不知道政府有法律援助的职责，有的职能部门对法律援助的意识及自身职责也模糊不清。

2、工作条件不够。按全省规范化建设的要求，法律援助中心必须3间以上办公用房，并配套空调、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电话机、交通工具、档案柜、办公桌椅等办公设备。而我县由于经费和条件的限制，法律法援中心仅有办公用房1间，工作条件简陋，远远达不到规范化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援办案的质量和效率。

3、部门协作不畅。一个具体的法援案件，有可能涉及法院、公安、工商、劳动、国土、建设、卫生、档案等多个职能部门，虽然是免费，但牵涉立案诉讼、仲裁、查档等事项仍需收费。要想让困难群众真正得到法律援助带来的实惠，仅靠免费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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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律援助 人权保障 经费投入 司法救助

法律援助是指各国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予以减免费用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沦为空谈，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法律的终极关怀，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也是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一项重要标志。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已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在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弘扬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诸多缺陷，制约着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继续发展。本文从分析基层法律援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入手，拟对基层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作些探讨。

一、基层法律援助实践的现状

（一）制度层面的问题

《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从2003年生效至今已有八年时间，从我国法律援助的成果来看，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还是比较迅速的。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制度相对来说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制度层面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条例》所规定的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和案件范围相对国外都比较狭窄。其中，法律援助的对象为“经济困难的公民”，尽管这一规定考虑到了我国的具体国情，但不够清晰，且范围较窄，经济困难的标准也过高，导致我国很多群体被排除在法律援助之外。其次，就援助的案件范围来看，不可否认，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相对以前扩大了一些，但有一个严重不足就是刑事法律援助介入时间太迟。《条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实践中，很少有犯罪嫌疑人可以在侦查阶段申请获利法律援助，甚至到了审查阶段依然享受不到其应有的权利。受指派的律师大多是在庭审开始前几日接到通知，很难有足够的时间为庭审好充分的准备，因而法律援助的效果自然差强众意。至于民事方面，法律规定仅限于那些涉及受援人基本生存权利和基本生存条件相差的权利，且明确规定不包括经济案件。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猛，平等主体间的经济纠纷越来越多，将经济案件排除在法律援助之外显然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

（二）法律援助经费短缺

法律援助是一种社会服务活动，尽管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也要有一定的服务成本做基础。然而，在基层实践中，普遍存在经费短缺的问题。某些地方法律援助经费根本未列入财政预算，仅靠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来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目前，律师业务早已进入市场化运作，法律援助工作没有财政提供的经费作为基础，仅靠律师的个人品性作为支撑恐怕很难维持长久。因此，有些地方就出现了有偿服务和变相收费，甚至虚设法律援助机构，没有人员，也不开展法律援助业务。有些地方财政尽管有拨款，但相当一部分县级财政只解决了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和办公经费，而没有解决法律援助的业务经费；或者所有的经费只是机构建立时的启动经费，缺乏后续的援助业务经费。有些地方的财政拨款甚至被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占用，法律援助经费得不到合理使用，不能做到专款专用，严重妨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此外，法律援助经费来源渠道单一也是经费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财政拨款、社会捐款及行业奉献（指律师义务办案）是法律援助经费的三个基本来源。上文已述，法律援助经费在一些地方还没能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导致法律援助经费成为无源之水，只能靠挤占当地司法行政部门微薄的办公经费为继，显然难以持久。而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的捐赠很少，或者几乎没有。

（三）基层群众法律意识淡薄

我国历来缺乏法治的传统。在基层特别是农村，群众之间、群众与有关组织之间一旦发生冲突或纠纷，往往是请声望较高的长者以人情事理、风俗习惯来调解和缓和，以保持秩序的稳定，而不是依据事实和法律去明辨是非。正是这种历史传统，使农民行为的指导思想是“礼治”多于“法治”，进而深深影响着农民的法律意识。尽管普法教育在提高社会整体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在基层的效果并不明显。

（四）法律援助宣传力度不够

由于受经济条件影响，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一直存在城乡差别，在城区宣传的较为广泛，且援助机构亦都设置在城区，而针对基层的宣传较少，因为基层物质条件相对落后，甚至援助机构认为广泛宣传恐怕会有引来更多的群众找上门来寻求法律援助，造成援助机构由于人员较少而应接不暇。

（五）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缺乏有效地配合与衔接

在实际工作中，法律援助除了免交受援人的律师费、费外，还应包括减、免、缓交诉讼费，这就涉及到法院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审批。而对于法院来说，法律援助案件一般仅限于或者多限于刑事辩护案件，对于民商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要想减免缓交诉讼费有一定的难度，往往得到司法救助的可能性较小。就目前情况看，法律援助机构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而法院却没有同意其减、免、缓交诉讼费，最终导致部分当事人因缺钱而无法立案。因此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办理的援助案件与司法救助诉讼费用减、免、缓的衔接问题现尚未很好解决，既使受援人不能有效地进入诉讼程序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使法律援助工作不能更好地落到实处。

（六）现有法律援助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不高，影响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是一种德善之举，它要求援助人员要有侠肝义胆，古道热肠的品德，对接受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无偿受理，认真承办，以体现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一种职业上的道义，良心和同情心。而实践中，基层的从业律师较少，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素质又参差不齐，他们对法律援助的看法、态度各有不同。相当一部分人员能正确对待，积极履行义务，而有少部分人员接受指派则是勉强办理，有的还挑三拣四，甚至借故推诿。在所有援助案件中，民事部分的人身损害赔偿、婚姻家庭事务、劳动工伤纠纷等类型在基层占很大比例，但通过结案后的卷宗评查反映，一些承办人员在实务领域中的系统理论与办案技能尚有欠缺。因此，要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与数量，法律援助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亟待提升。

（七）机构性质不明确，队伍不稳定

《条例》明确“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这一规定诠释了法律援助属于政府行为，法律援助机构被赋予了代表政府在实施法律援助中行使政府行政管理的职能，事业机构不是行政主体，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按照事业单位进行管理和配备，不利于顺畅管理体制，所以，法律援助机构应定性为行政性质。

二、对策与建议

1、加强法律宣传工作。由于基层群众一般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了解，特别是对涉及自身利益保护的法律知识的掌握和认识。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对农民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法律援助相关内容，同时结合“3.15”、“12.4”等特定宣传日加大宣传力度，让广大群众学法、知法、用法。

2、提高办案质量，让群众相信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影响到广大农民对法律援助的信任度，要让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增强责任感，认真按照确定程序做好法律援助案件办理工作，做好案件的审阅、调查、准备工作，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切实维护广大受援人的合法权益。让更多的群众信任法律援助，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做好法律援助工作。

3、不断加大法律援助经费投入，保证法律援助工作顺利开展。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要想方设法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投入，要建立健全基层法律援助网络体系，在基层以至农村普遍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指导群众申请法律援助，接待解答法律咨询，协调、参与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断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建立一支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调动全社会参与法律援助工作，加强对这些志愿者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服务水平和业务水平；要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增大对法律援助经费投入，切实让群众受益。

4、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要进一步完善各项法律法规，特别是修改完善《法律援助条例》、《劳动合同法》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相关的有效的配套措施。将关系群众基本生存、生活保障等事项提高到重要议程，并予以解决。通过修改法律法规和规章，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对公民经济困难标准作出调整，最大限度满足基层群众的法律服务需求。

参考文献:

[1]宫晓冰：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培训教程，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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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 法律援助

我国现有法律援助制度关于援助对象的规定、关于受援人权利的规定，均较为严格，即援助层面限定较窄。《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规定在六种情况下，民、行案件的公民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十二条规定，五种刑事诉讼案件中的公民，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或者由法院指定辩护。因此使一些经济困难，但不在受援范围规定之内的困难群众，和一些条件略高于困难标准的困难群众，难以得到法律援助的服务。究其根源主要是法律援助受政府财力限制。

以肃北为例，现有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户121，其中城镇人口占1103人。未成年人达1340人;残疾人297人，占全县人口数的6.49%;老年人533人，占全县人口数的14.7%。这支潜在的法律援助受援队伍是十分庞大的，群众的法律需求也呈现多样化。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更多法律援助范畴以外的法律问题正在困扰困难群众，比如城市的房屋土地拆迁，医疗事故纠纷等。现有的法律援助案件范围，不足以跟进困难群众日益增长的援助需要，实践中供需矛盾日益明显。

长期以来，人们在生活习性、受教育程度、教育方式、对事物的认识接受等方面受民族习俗的影响很大。这使得民族地区法律援助工作面临的大背景与工作开展状况与其他县相比，具有独特的特点，表现在：

第一、受民族习俗影响较深。法律意识不强。

第二、群众解决问题讲武力，法制观念淡薄。

第三、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较深。

第四、牧民居住较分散，交通不便，寻求法律援助十分不便。民族地区大多系边远山区，群众分散居住在大山沟里，山高路远，交通十分不便，有的地方至今仍未通车，靠马和骆驼，最远的从家里到乡要一天，从乡到城区要一天，往返就要四天，群体寻求法律援助十分不便。

第五、经济落后，民生困难，无钱打官司。民族地区往往都是穷地区，经济落后，群众收入不高，往往靠外出务工挣钱养家糊口，除去生活支出，所剩无几，连寻求法律援助的交通费用都支付不起。

第六、法律援助数量庞大。其合法权益受侵犯案件时有发生，法律援助工作量大，实现“应援尽援”目标任务重，压力大。

第七、法律援助工作受经费等因素制约，举步维艰。民族地区由于其“边、山、穷”等共性，财政困难，人才难引进，法律援助工作受经费、编制、人员素质等因素影响，开展十分困难。仅月一名专职律师，没有交通工具，其设置与业务发展极不适应。由于经费不足，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远远不能满足需求量，供需矛盾突出。

第八、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等其他援助措施衔接不够。

针对这些特点提出建议：

一是网络建设，在各镇乡建立援助站，村设援助点，在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老龄委分别设立职工、未成年人、妇女、残疾人、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在主要劳务输出基地设立外出务工人员法律援助工作站。二是队伍建设，各援助站落实1—2名工作人员，保证正常工作开展。援助中心增编至10人，面向社会公招具有律师资格的执业人员专职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和法律援助管理工作。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各援助站配齐办公用房和必要的办公设施，援助中心建设独立的办公房，配置交通工具，确保工作开展需要。

1、现行《法律援助条例》主要针对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在民族地区，可以考虑把患重大疾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受侵犯纳入援助范围。

2、由于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重男轻女的现象特别严重，建议将民族地区妇女申请法律援助条件放宽，不用审查经济状况。

3、少数民族地区涉嫌家庭暴力的，无论男女都应提供法律援助。

4、少数民族地区家庭财产权利受侵害，如公路、水电站等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中损坏农民家庭财产的，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现行的民事、刑事案件500元的补贴标准与律师办案收费有一定程度的差距。尽管我们将出台新的案件补贴办法，调高补贴额度，但仍无法比拟社会律师承办案件的费用。

法律援助的受援人通常缺乏法律意识，文化素质偏低，长期的无助状态造成他们思想偏执、固执己见、疑心重重。这些当事人既不能正确理解和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又难以听取和接受律师的意见，要求律师根据自己的错误主张办理，使律师在办案过程中难以

得到当事人的理解和密切配合，增加了办案难度。当事人带来的障碍和压力，迫使律师花精力去克服当事人的心理障碍，猜测当事人的性格、意图、判断其意识真伪，调整受援人的心理障碍，排除来自他们自身的干扰。律师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导致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总体上远远低于有偿服务的质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的维护，法律援助的社会信誉面临严峻挑战。

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对这些标准难以掌握。一是外来人口户籍是农村的,只要提出申请法律援助，村委会一律出具“生活困难”;二是肃北地区出具经济困难证明掌握在最低生活保障线。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法律服务购买能力的公民被排斥在法律援助之外，使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市场之间形成了一个“都不管”的地带，处于这个地带的少数民族公民既无法获得法律援助，也无法购买到法律服务，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从司法保障体制来说，法律援助和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是国家司法保障机制中的组成部分，法律援助应包括律师法律援助和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两方面。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本身是国家司法保障体制的一部分。目前，我国仍以律师法律服务作为法律援助主线,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方面尚未统一纳入法律援助范畴。在受援人的诉讼权利出现阻碍情况下，法律援助也难以贯彻到底，作用也就大打折扣。所以，现行法律援助仅给予法律服务援助的规定，不足以对受援人权益的充分保护。

1、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与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高度契合

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是政府，社会保障的最终责任主体也是国家或政府。其原因是：第一，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都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基本社会制度，而维护社会稳定是国家繁荣的基础，也是政府的基本责任;第二，政府具有强有力的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实施有效的保护，以维护社会公平，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的价值取向高度契合

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都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社会保障是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的必要手段，而法律援助是对公民合法权益的司法保障，“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是我国宪法所确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与法律原则。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保障公民无论贫富都能平等实现合法权益的重要制度因此，从广义上讲，社会保障也应包括司法保障，因为他们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

3、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的功能高度契合

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的功能都是稳定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社会保障借助国家力量解决社会上大量存在的失业、贫困和疾病等社会问题，起到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和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使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消除社会成员的不安全感，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法律援助的社会稳定功能表现在：当弱势群体由于司法上的劣势地位难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时，法律援助可以改变他们在司法上的劣势地位，弱化其对社会的排斥感和逆反心理，从而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4、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的服务对象高度契合

社会保障是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保护的社会收入分配政策。法律援助是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制度。在我国，法律援助主要针对弱势群体而设立的。只要受援对象是维护自身合法权利而因经济困难的及确实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均可寻求法律援助。在少数民族地区，弱势群体的主要特征是经济收入低、生活质量低、社会地位低和心理承受低，他们的生存困境体现为就业难、生活难、住房难、子女教育难、医疗难和法律救助难，社会保障和法律救助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救助，形成对弱势群体完善的救助系统。

1、法律援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现代社会保障是政府和社会为了解除或预防某些社会经济风险对社会成员造成的威胁，通过一系列公共措施，为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的一种保护，是现代社会实现保护人权的一种重要手段。向不特定的人提供诸如社会保障和法律援助这样的特定的公共产品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援助属于社会保障这个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诸如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共同构成对贫弱者的社会保障体系。

2、法律援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以间接救助方式实现终极目的

国家不仅要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 而且要为公民行使权利和实现权利提供保障。特别是在需要法律帮助而又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时, 国家必须提供援助。

3、法律援助作为司法人权保障制度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居核心地位

社会保障以保障人权为核心，集中体现了国家对需要采用社会保障手段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意志，其核心是对社会成员基本人权的保障。法律援助保障弱势者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法律救济是人权保障的最后手段，是对受到侵害的权利的补救与恢复，对损害或侵害行为予以纠正和惩罚，没有权利的救济，基本人权的保障往往会落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也正是为了弱势者不受经济困难的制约，享有与普通公民同等的法律救济权，保障司法公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

肃北的社会保障和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处于各自推进阶段。加强两者关系研究的紧迫性日益明显。按照人们的一般理解，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内容。

事实上，法律援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居于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尽管法律援助与一般概念中的社会保障有所不同，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法律援助同样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将少数民族群体的法律保护纳入法律援助的轨道，是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发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肃北2008年—2010年法律援助统计表、工作总结报告

2、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

3、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

4、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

5、张敏杰著：《中国弱势群体研究》

6、胡玉霞：《论法律援助的两个基本问题》

7、包毅：《法律援助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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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制度是指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对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①法律援助的实质是通过法律援助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核心是为社会弱者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中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而实际得到法律援助的案件不足18万件。面对巨大法律援助案件的缺口，单靠政府的法律援助组织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求，而要使供需矛盾有效解决需要高效法学专业学生发挥作用。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对高校法学专业学生参加法律援助进行立法规定，使得多数学者将注意力放在对政府组织的法律援助机构上，而对高校的大学生参加法律援助的研究以及对高校法学专业学生参加法律援助的机制研究少之又少。

二、高校法学专业学生参加法律援助的意义

（一）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②法学属于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高校法学院在完成理论教学和培养的基础上，更应该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如何通过教学改革强化法学学科实践性教学，改变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成了学校教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首先，学生参加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进行法律咨询、撰写法律文书、参与案件讨论以及进行诉讼活动等，可以将所学的法学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将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解决现实纠纷的有效方法。其次，通过法律援助进行教学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学生由被动式的接受到主动式的探索，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多所高校实践证明，利用高校的法律援助组织这一平台进行实践教学，学生的学习热情大幅度提升，对法律援助事业有了更深的理解，更加秉持公平正义理念。最后，高校法学专业学生利用法律援助的机会可以走出学校接触社会。

我国每年大约有70万件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但实际政府法律援助组织和社会法律援助组织能够提供的法律援助案件只有18万件。现实的情况决定了我国法律援助必须大力开发新资源、新渠道。高校法学专业学生参加法律援助能够缓解现实的供需矛盾，并且也符合我国对创新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设立是我国法学教育方式的创新，其最初的形式是学校的社团组织。高校法学专业学生虽然大部分还没有取得专业执业证书，但是一些大三、大四年级或者研究生阶段的学生已经具备了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完全具备处理普通民事案件的知识水准。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学生表示愿意参加法律援助活动，如果能够充分发挥高校法学专业学生在法律援助中的力量，就会在法律援助事业中注入新鲜血液，而法律援助也就不再仅仅依靠律师或者基层法律工作者。

三、高校法学专业学生参加法律援助的困境

（一）学生参加法律援助身份不明确

我国现行《法律援助条例》对于学生案件的身份和地位以及对高校法律援助组织和学生社团能否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学生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阻碍。高校法律援助组织为学生出具的公函得不到公检法等机构的认可，在取证过程中很多单位不愿意配合，这也导致案件的关键证据难以获取。在法律上得不到明确且认可的身份，学生只能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案件，而新《民事诉讼法》对公民诉讼进行了列举式规定，对可以公民身份案件的人员进行了限制。这些限制不利于学生法律援助工作有效开展，更不利于维护需要法律救济群体的权利。作为高校法学专业学生，法律援助是其未来职业中一项最重要的使命，也是法律人职业精神最好的体现。法律援助不仅是法律人精神上的追求，法治上的坚守，更是对人权的弘扬。

（二）经费制约持续发展

高校法律援助经费匮乏是法学专业学生参加法律援助的重要困境。目前高校法律援助活动的经费主要有三种渠道：一是国外资金支持。如我国首次引入法律诊所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7所高校都是在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开展工作，但来自国外经费的支持只能是暂时的；二是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部分经费支持；三是高校定额拨款。无论是司法行政机关还是学校拨款，其资金额度都是在一定范围之内，而法律援助基本是免费的，没有其他经费收入，因此法学专业学生参加高校法律援助得不到充足的资金支持，不仅影响到高校法律援助的持续性问题，也将导致高校法学实践教学的目的难以达成。

四、高校法学专业学生参加法律援助完善建议

（一）以法律明确学生在法律援助中的身份

目前高校法学专业学生参加法律援助的身份和地位不明确。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高校法学专业学生参加法律援助时的具体身份和地位，这就导致法律诊所和社团学生参加法律援助的身份各异。如华东政法大学的法律诊所学生以社团名义进行诉讼活动，学生外出办案，以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的身份进行；有的高校与政府法律援助中心合作，学生参加法律援助服务以法律援助志愿者身份外出办案。③尽管这些做法为学生参加诉讼活动创造了条件，但对高校法学专业学生真正享有法律上单独赋予的权还具有一定的差距，也无法解决高校法学专业学生参加法律援助的身份和地位问题。我国很多法学院学生在大三年级就已经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具备职业律师最基本的要求，并且已经修满一定学分，且法学理论知识能够解决基本的法律援助问题。只需在参加法律援助前得到学院的证明和当事人的委托就可作当事人进行法律援助活动。所以在法律上赋予高校法学专业学生“学生法律援助工作者”的身份，并赋予参加法律援助的学生“准律师”的权利，同时在参加法律援助过程中享有律师拥有的权利。④

（二）建立法律援助经费多元化保障机制

若是更好的开展高校法律援助工作，必须解决当前高校法律援助资金短缺的问题。首先，学校必须加大对法律援助的资金投入，并将这部分资金纳入学校年度预算之中，以此确保该资金的常态化和制度化。由学校设立专门法律援助基金，作为教师和学生在法律援助中表现优异的奖励，以此鼓励学生参加法律援助的积极性，也是现实学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式的保障。学校每年为法律援助投入的资金应该有最低数额限制，避免“投而不足”的现象出现。其次，政府部门要对高校的法律援助组织进行拨款。各级司法行政中心是管理法律援助组织的主要政府部门，因此，每级司法行政中心应该将高校的法律援助中心纳入本行政区域的管辖范围，同时也要对高校的法律援助组织进行财政支持，根据本辖区内全年高校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来确定投入资金数额。将引导与管理高校法律援助组织作为本部门工作的一部门，充分发挥高校法律援助在整个法律援助中的重要作用。最后，高校法律援助组织内部要进行科学有效管理。制定完善的工作制度，加强日常资金管理，提高有效资金额的利用率。在办案中要树立勤俭节约的工作作风，将办案成本缩减到最小额度内。

五、结语

一个国家的法治进程不单单是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更要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障。高校法学专业学生应该具有公平正义理念、人文关怀理念，应该积极参加法律援助活动，推动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改善社会法律援助环境。更好的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对建立健全高校法学专业学生参加法律援助体制起到促进作用。（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注释：

① http：///linkurl=bGRr8TmuWDDoVsmsi91ayHEt uat5mnymBm07f0xAPHa6XAPOuBiSmXJQikO――EGICSfDAInTkSUqnsjAOoGin_访问日期：2016年5月19日.

② [美]奥列弗・温德尔・霍姆斯。普通法[M].冉昊，姚中秋，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