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儒家思想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代儒家思想，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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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数学教育传统数学

一、儒家思想与古代数学研究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主流。《周礼》有“九数”和“六艺”之说，儒学讲经兼教数学，教育儒学化、经学化使数学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汉儒用数理讲《周易》，经书兼讲天文、历法和数学，因之数学成为儒学一部分”。[1]

古代的中国数学家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不论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大都处于儒家思想的氛围之中。古代数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思想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在儒家价值理念的影响下，古代数学家研究数学的动机主要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注重的是数学的实际性。即重视实践的实际效用，注重实际效用的思想反映在古代思想的知行观中。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古代数学家的数学观中，他们从不同侧面论述了学习和研究数学在现实生活中的效用。中国数学的实用性的特征实际正是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

由于古代数学家的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数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从根本上说，古代数学家研究数学的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一是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二是出于“仁”“孝”之德，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三是出于经学的目的，要发挥儒家之道。

魏晋数学家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夏侯阳算经》序中说：“夫博通九经为儒门之首，学该六艺为技术之宗。”《颜氏家训》“杂艺”篇说：“算术亦是六艺要事，自古儒士论天道、定律历者，皆学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朱世杰在《四元玉鉴》中说：“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秦九韶在《数书九章》序中说：“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经世务、类万物”。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因此，研究数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二、儒家思想与古代数学教育

1.教学目的之“经世致用”、“注重符验”

“实用主义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传统数学体系大致是遵循着‘经世致用’的观念展开的。古人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等方面有着极深的实用主义色彩。‘经世致用’成为数学教育的一大特色，对中国传统数学造成相当大的影响。”[2]

儒家要求“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即联系实际来思考，强调力行，付诸实践。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篇》）把能在实践中运用知识看作是认识的最高阶段。这种学以致用，注重符验的儒家思想，反映了他们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态度，是其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在认识方法上的表现。

2.教学方法之“举一反三”“以一知万”

孔子教学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举一反三”。《论语·述而》说：“不愤不启，不徘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认为启发要建立在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基础上，当学生的头脑中出现了问题，有所感悟又还不很明朗的时候，即是进入了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的“‘喷”“‘啡”状态，这才是进行启发的最好火候。孟子主张引导学生达到一种跃跃欲试的状态，但不要代替学生去解决。“举一反三”在《论语》中有时又叫“闻一以知十”（《公冶长》），又叫“告诸往而知来”（《学而》），其方法论的意义是通过对类的本质的把握去推知该类的其他事物。这一方法到了荀子又演化成了“以一知万”的命题，而“以一知万”的具体内容，则是“以类度类”和“以道观尽”（《荀子·非相》），即通过弄清一类事物的基本道理，以求得“观尽”并把握该类的所有事物。显然，“举一反三”和“以一知万”的思维本质，就是从一般推向个别的演绎方法。

数学具有内容抽象的特點，如何能使学生在数学活动中深刻理解并掌握数学知识、领悟数学思想和发展数学能力，启发诱导正是一把钥匙，它可以开启学生积极的数学思维活动，使数学教学充满活力，避免因抽象难懂导致思维停滞和因简单注入而导致思维僵化。因此，儒家“举一反三”和“以一知万”的思想方法，就很自然地被引入到了数学教育领域。

3.教学要求之“苟求其故”、“善学尽理”

与西方的所谓理性分析思维相对立，中国传统思维（儒家思想）的根基是“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和经典思维。“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维——整体思维的最典型的理论形式，强调天和人的联系不可分割，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

儒家虽然注重经验，强调应用，却并不截然排除对对数学上的逻辑演绎方法事物内在原因和规律的追求。孟子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离娄下》）这里的“苟求其故”，便是要求去探索天地星辰的所以然之“故”。苟子也说过：“辩则尽故。”（《正名》）又说：“善学者尽其理。”（《大略》）可惜这种“求故尽理”的思想在先秦儒家中没有成为主导的思想。导致了后来的中国传统数学侧重于模式推理而不注重命题推理，使数学实践与数学理论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失去赖以发展成长的源泉而枯竭。

参考文献：

[1] 周瀚光.先秦儒家与古代数学[J].北京：大自然探索，1986年第4期，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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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三个方面予以说明，尊天敬祖成为宗法性的民族国家宗教，形成中华民族信仰的基础；历代统治者制定民族宗教政策都是为了“神道设教”的政治目的；中国多元民族格局下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制定也呈现出多样性。以下我将以清朝前期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制定为例，来说明儒家思想对中国民族宗教政策的制定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思想 敬天法祖 神道设教 多元

1 尊天敬祖成为国家民族宗教

关于敬天畏天的基本内容在儒家思想中早有体现。孔子是儒家思想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他那里，天命代表着宇宙间一种公正无私、确定不移的、神鬼不欺的秩序。在天人关系上，孔子承认主宰之天的存在。“获罪于天，无所祷也。”①“生死有命，富贵在天”②，天具有赏善罚恶，决定人类命运的能力。所以，人要“畏天命”。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他认为“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③，尽管如此，天道还是有规律可循的，“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④他认为，人应该尊崇和服从天道。正是有了这种观念，历朝统治者都十分强调“以德配天”，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由于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形成了中国人以敬天法祖的信仰为核心的宗法性国家民族宗教。“一方面，祭天、祭祖、祭社稷及祭孔、祭山川日月。成为国家正规的宗教祭奠，列入国家活动的日程；另一方面，祭祖及祭天神、地祗、人鬼、物灵，成为民间普遍的宗教活动，特别是祭祖活动，深入到每个家庭和日常生活中。”［1］这在历代王朝的宗教政策中都有所体现，这里主要以清朝为例简单的进行说明。清朝虽然是由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权，但清朝的历代统治者都注意吸收儒家文化的思想，尊孔崇儒。清王朝建立后，并没有向全国推行满族的原始信仰萨满教，而是确立了萨满教与尊天祭祖祀孔的古代宗教并行的国策，重视祭祀活动赋予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意义。

2 神道设教的政治目的

儒学作为汉以后的官学，其重人事轻鬼神的精神直接影响了主流政治家和思想家，使他们有较强的人文理性，礼教治国，辅以法刑、鬼神，以人道兼神道,“神道设教”，这也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制定民族宗教政策的依据。

清朝前期的统治者自觉的学习汉族先进的儒家文化，下面就以清政府对藏传佛教的态度简单的说明制定民族宗教政策的依据。总的来说，清朝统治者能够以一种坚定地现实主义立场看待一切方外的宗教，在蒙藏地区鼓励藏传佛教的发展，并给予喇嘛许多优惠政策，其目的无非是“兴黄教以安众蒙古”，加对蒙藏地区的管理。但是对南方较为发达、与汉族杂居的地方，以及广大的中原地区，清政府是严格限制佛教的发展的，主张通过儒学的灌输来达到礼仪教化的目的。而蒙藏处于边远地区，要宗教在这些地区影响较大，因此只能借助于佛教来进行管理，其动机无非是出于神道设教的考虑。

3 民族多元通和模式下的多元的民族宗教政策

清朝在入关前是崇信萨满教的，但入关后，并没有强行推行萨满教，而是注意吸收汉民族的先进文化，用儒家文化来治理天下。清朝统治者还宣扬“本朝帝王为圣王圣师，即学于孔道，师法孔子，施孔道于政，教孔道于民”。 在制定民族宗教政策的时候，也注意到各民族的不同的特点，对他们实行恩威并用的民族宗教政策。对利用维护统治的宗教利用，在有些地区并鼓励其发展。但对中央政府不利的宗教，采取排斥、打击与镇压的政策。比如对蒙藏地区，清朝统治者“因其教不易其俗，使人易知易从”。对藏传佛教的上层人物，尽力的拉拢，采用各种尊崇和优礼措施，企图柔化他们，使他们能够归顺中央的统治。对南方那些与汉族杂居的地区，采用儒学教化的方法。在中原汉地，对佛教的发展与人数都有严格的规定。这种在不同地区对佛教不同的态度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是根据民族地区的文化差异来制定宗教政策的。另外，对伊斯兰教问题上，虽然在对待其教派内部矛盾上，处理不当，但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基本上也是坚持各行其道，不必强使伊斯兰教信仰者改宗的政策，对回民要“一视同仁”，同时也坚持以儒学训导回民，企图使之归于“德化”、“兴孝勤忠”等。总之，统治者为了满足政治上的统治，允许文化上和信仰上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同时统治者对待各民族的宗教政策也极大影响了各民族的地区的发展，同时也形成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传统。

以上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制定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它的以孝悌治天下的思想使得敬天法祖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宗教，成为中国人的信仰基础。儒家先哲大都对鬼神的存在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但却提倡在祭祀时应该严格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其目的是为了神道设教。中华民族因其民族的多样性而呈现多元的格局，在对待各民族文化的问题上主张“修文德以来之”，用儒家先进文化来教化周边民族，反对战争霸权；但同时儒家文化又具有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思想，使得统治者在制定民族宗教政策时根据各民族具体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统治者制定的各种民族宗教政策，使得中国的民族国家宗教和其他具有独立教团的宗教、少数民族传统信仰和民间宗教与儒学并存，共同维系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参考文献

［1］牟钟鉴 著，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卷三）宗教•文艺•民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第10页。

注释：

① 《论语•八佾》

② 《论语•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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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争鸣；古代医家思想；影响

儒家内部学派众多，观点各异，自由争鸣，开拓创新，既丰富发展了儒家学说，又使得儒家文化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夯实了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受此影响，古代医家或吸收儒家争鸣之成果，或起而效法，开展争鸣，勇敢地提出新见解，著书立说并应用于医疗实践，拯救无数生灵，对祖国医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笔者试图以儒学随其历史沿革而形成的3大历史阶段（ 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和宋明新儒学）所呈现的争鸣学风及其对医家思想的影响加以浅述，不当之处，望同道海涵，并予以斧正。

1先秦儒家八派之争对古代医家思想之影响

先秦时期，儒分八派，开创了儒家争鸣之新风。《韩非子.显学》中提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各派在延续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发挥形成自身的观点：如子张之儒重视博爱容众，子思之儒发扬中庸思想，颜氏之儒提倡安贫乐道，孟氏之儒发展仁学思想、提出天人合一论，孙氏之儒主张"明于天人之分"的朴素唯物论[1]。其结果丰富了儒学的思想，提升了儒学的理论水平，促使儒学成为先秦显学之一。

先秦儒学作为显学，自然会受到医家的关注。医家引进争鸣中的先进思想用以概括医学理论，发展医学理论。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即是很好的佐证。《黄帝内经》其论述的基本内容，是由战国时期诸多医家共同完成。医家们吸收了儒学争鸣中的中庸思想作为思维方法，对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和异常以及维持正常和纠正异常过程进行理性的认识、归纳和总结，并将中庸思想作为人体的最佳状态以及治疗疾病最高境界；医家们亦吸收了儒家整体观：天人合一、人与社会的合一论；安贫乐道之心性修养，也启发了医家养生思想；儒学争鸣发展了孔子鬼神观中的唯物主义倾向，把"天"视作有一定变化规律的自然界，把"神"解释为事物变化的奥妙，而所谓"鬼"实际上是某些人在疑惧心理状态下的错觉，因此，坚决反对"营巫祝"、"信祥。"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渗透进医家（如在《素问.五脏别论》中就强调："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为《黄帝内经》彻底批判鬼神病因观，打下了坚实基础。

2两汉儒家今古文之争对古代医家思想之影响

汉武帝以后，儒学独尊，汉代儒者将儒家典籍神圣化，形成所谓"五经"[2]，成为治国之"法"，人伦之"常"。"经"从此成为儒家典籍的特称。训解和阐发儒家经书之学，便是经学。但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儒家经典毁于一炬。宿儒学子靠师徒父子口传，至汉初以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成文，谓之今文经学，重在阐论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多章句训诂。两汉时期，儒学内部虽争鸣渐稀，但仍未止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继续儒家争鸣之余绪。

医家则汲取了古文经学章句训诂之古朴风貌、今文经学阐析发微之开创精神，师古而不泥古，继承中寻求创新。例如汉代张仲景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黄帝内经》脏腑学说 ，多在外感疾病和内伤杂病诊治临床实践过程中 ，将《内经》脏腑学说灵活地应用在判定疾病部位、进行疾病命名、区别疾病症状、阐明疾病病机 ，进行疾病辨证 ，推测疾病愈后等方面，勇于创新，著《伤寒杂病论》，成为中医学四大经典之一（中医学受儒学经学影响，亦确立了4大经典：《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后世诸多医家以经典作为医学研究和临床的基础和出发点，通过校注、整理等方式渗进了医家的医疗思想和临床经验，寓创造于注释，使中医学在继承中屡新，从而使中医学两千多年来得以一脉相承。

3宋明儒家学派纷争对古代医家思想之影响

宋明儒家治学从怀疑经传、议经改经开始，同时又融会佛道思想，形成各家异说、学派涌现的新格局。周敦颐之濂学、王安石之新学、张载之关学、二程（程颢、程颐）之洛学、朱熹之闵学、二苏（苏轼、苏辙）之蜀学[3]，在学术见解上，分别独创自己的理论、观点、命题与范畴；心学则另辟蹊径，自成一统，从而构建起儒学的全新理论模式：以"太极"为起点的宇宙生成图式、以气性学说为代表的先天后天学说、以"天理"为本体的宇宙本体论、以"格物致知"为主导的方法论、以"心学顿悟"为基石的内省认识论等，完成儒学哲理化进程，极好地应对了来自道佛的挑战，宣告了汉唐以降形成的儒、释、道三足鼎立之势的终结，重新取得了霸主地位，完成了儒学一统天下的目标。

此时，儒家各派的学术争鸣，其所倡导的思想自由之风气也深刻地影响到医家，激发他们争创新说，自立学派，展开争鸣。医家们不但吸收儒家争鸣之成果，把"太极"、"理"、"气"、"心"、"性"等儒学范畴与中医学原有范畴相互融通，形成了更为丰富的医学概念、命题、理论、方法，促进了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同时，医家们又各立学派，抒发己见，从而出现了"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一现象[4]，其间，参与论争的医家及其言论甚多，所争论问题的广度、深度及激烈程度，都是空前的，呈现出中医药发展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如促成了"金元四大家"的诞生，各立其说，各有创见，为我国医学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明清时期，在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伤寒派的论争中形成了以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医学理论温病学派，解除了大量患者的病痛。这场从金元至明清时期医家的创新与争鸣，各家都从不同侧面深化、扩展了医学认识，极大地活跃了中医学的学术气氛，促进了后世医家思想解放和中医药的繁荣发展。

4结论

儒家争鸣自先秦开始，从未间断，古代医家则撷取儒家争鸣之成果，博采众长，各立学派、争创新说，不断开拓创新，推动了祖国医学的健康发展。当今中医学子应继承这一优良传统，传承和发展中医学，引领中医学在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16.

[2]汤一介，李中华.中国儒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02.

[3]林殷.儒家文化与中医学[M].福建：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12.

[4]常存库.中国医学史[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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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古代；儒家思想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上下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也留下了宝贵的史学资源，供后人考证研究，启人深思。在研究历朝历代能否长治久安，国家能否繁荣昌盛的时候，我们发现，都印证了一个道理：国家的发展与当时的法治情况是分不开的。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但是当统一中国之后，沉重的酷刑已经让整片国土充满了暴力，血腥之气，于是，，秦朝历经二世便飞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随后，汉朝虚心汲取秦朝灭亡的经验，将法律做了重要的改革，将儒家思想倡导的“仁”和“礼”融入了当时的法律，从此，开启了我国法律儒家化的先河。又经过晋魏南北朝，隋唐以及明清时期，几次将法律儒家化发展强化，从此法律儒家化便在我国的国土上以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影响了每个人民百姓的伦理道德规范。

一、秦朝苛政为我国法律儒家化奠定基础

商鞅是我国秦朝著名的法家带头人，在商鞅变法中，最重要的改革便是颁布法律，施以轻罪重刑，在当时，人民连轻罪也不敢犯，于是商鞅变法的成功也为我国的法治奠定了基础。

秦朝的严苛法治虽然在战争时期让秦迅速走向了强盛，秦朝能成为诸国混战最后统一我国最终的胜利者，法治力量的支持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当天下统一，秦朝那只适用于战争时期，专门为战争服务的法治没有得到改善。于是战争过后人民百姓渴望安定和谐，仍然采用以前严苛的法律，残暴的统治，注定使秦朝走向灭亡。

二、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我国法律儒家化的高速发展

汉朝在经过前期以道家为主的修养，慢慢从战乱的破坏中缓和过来，到了汉武帝时期，他已经开始觉察无为而治的法治思想已经不再能适应逐步强大的汉朝了。因此，汉武帝刘彻开始采纳董仲舒的以德为主，以邢为辅的儒家思想，用儒家思想中倡导的仁和礼的教化为主来，再用刑法以辅助，从这以后，法治思想就和儒家的思想紧密的结合。

汉朝用儒家的礼义教化与法治的相结合主要体现在刑法的不断减轻，刑罚的宽容化。在汉景帝时期就大大的减少了笞刑、肉刑等酷刑使用。此外，刑法的不断宽容化还体现在礼义的介入，尊老爱幼的思想。在汉武帝时期，刑事责任出现了对年龄上的规定，这都是根据儒家思想中的“尊老爱幼、衿恤老幼”的影响，武帝还曾经向古稀老人授予王杖表示尊重，王杖是皇权的象征，象征着老人在汉朝地位的变化。在当时，刑法上还规定如果有对老人不尊重，辱骂殴打者，以重罪论处，部分老人还享有一定的司法豁免权。

最后，在汉朝时期的“春秋决狱”也充分的凸显出了当时的刑法宽容化，这也是突出体现了儒家“仁德”的精神。“春秋决狱”指的是在当时，公开审理案件的时候当遇到争执，而对此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时候或者即便有规定但是这条规定不符合儒家的经典《春秋》的思想的时候，就以《春秋》作为这个案件量刑定罪的依据。但是“春秋决狱”也存在着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在运用“春秋决狱”处理案件时，由于没有明确的条款，而且管理层也不可能对于儒家的经典完全的掌握，所以经常会出现人的主观意愿而来带的法治的随意性，例如两起案件相同而所判定的罪不同的现象，也容易滋生官宦大臣的腐败等。但是，总而言之，在汉朝，用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作为判定案件的主要依据，这个地位已经很明显了，说明儒家的经典《春秋》已经能凌驾于当时的律法之上，而律法作为刑罚的辅助。而且融入法制领域的儒家思想已经越来越多了，已经是法律的儒家化又重新上了一个新的阶梯了。

三、唐代仁政是我国法律儒家化的顶峰

在历经了隋朝君王的暴戾无道，唐太宗李世民也深刻的体会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治世道理，因此他广纳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贤臣，励精图治，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盛世。唐太宗自己也清楚要想巩固政权，法治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法治才能使国家安定、和谐，因此法律的儒家化就是最好的做法。因此在其加强统治巩固政权的同时，也安人宁国，让百姓久安。因此将法律儒家化便是其最佳的选择。在中国古代法治儒家化中的法律作品《唐律疏议》就在当时诞生了，“依礼制律，引礼入律”的唐朝律法是我国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也让我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发展到巅峰时期。

《唐律疏议》中的法律儒家化有下面几点体现：一是，《唐律疏议》对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有巩固和维护，孔子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封建的旧贵族，因此在儒家发展初期，他的思想就对封建的统治阶级有着维护的内在含义。在唐朝的法律中，正好将儒家的这点思想与当时的《唐律疏议》这部唐朝律法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二是，在《唐律疏议》法律儒家化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用“仁”的思想来实施仁政。前文说到在汉朝已经出现了法治融入了尊老爱幼，刑事责任出现了对年龄上的规定，唐朝的法律在这基础上对里面的条文进一步细化，对老弱病残都有减免刑罚的相关规定，更加使得唐律走向文明化。三是，《唐律疏议》对于重刑的罪犯也有了限制和减免条款。《唐律疏议》是我国封建社会法治著作中关于死刑的条款最少的一部，另外还有流刑、徒刑等重刑条款应该有最高刑期，这相比于封建社会前期几个朝代的酷刑，简直是天壤之别。从这点可以看出，唐朝《唐律疏议》这部法律对于重刑法的限制也是充满了儒家“仁”的思想。

四、儒家思想对现代法治思想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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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四合院；别墅；影响

1儒家思想对社会人居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我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思想对人们的价值观、认识观以及行为规范和准则都有深远的影响，在建筑人居中，儒家思想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儒家礼制在建筑人居中主要是一种君臣关系、尊卑有序以及嫡庶关系的表现。因此在讨论我国传统文化对建筑设计的影响方面很多时候都是在讨论儒家思想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儒家思想讲究“天人合一”的风水文化，追求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讲究等级秩序。对建筑的影响，突出体现在选址、规划、设计和布局上。

现代一般认为，风水文化是当代地理学、地质学、建筑学、人体工程学、生态学等多学科交融的一门自然科学。建筑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舒适、怡人的居住、工作、活动环境。风水文化是儒家推崇的文化。在中国传统的八卦理论中，“风”代表的是元气和场能，“水”代表流动和变化。风水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堪舆地势、地形、选址、朝向以及建筑风格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目的。 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是“仁”，在建筑物中，正房即是“仁”。从另一个方面也是等级秩序在建筑中的体现。等级秩序首先体现在规划上的中轴对称上，每个城市的中轴就是最高权力当局的建筑物，体现了最高当局的核心作用和地位；其次体现在四合院的主房比其余的房子要高，体现了主人的地位最高。

2别墅建筑中儒家思想的体现

现代别墅的设计很多源于古代庭院府第式建筑风格――四合院。厅是屋的中心，常见的“厅屋组合式”四合院有“四扇三间”，即一明二暗的三间房。明间做厅，暗间做室，厨房、厕所、储物、牲口舍等一般需要傍房搭建或另建。厅屋组合式民居基本组合单位是以“两堂”或“三堂两横”式房屋为基础，向前后左右不断扩建。小的是民居式四合院，大的可以为富商贵胄府邸，再大者则为紫禁城。不管是民居式四合院还是紫禁城都遵照着儒家思想而建。现代的别墅建筑中也大量的运用了儒家思想。

2.1 严格的宗法制度

我国有着悠久的帝王制度时期，在封建王朝时期，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族都遵循着严格的宗法制度。这种严格的宗法制度不但体现在礼仪和日常生活中，在建筑中也有体现。在我国早期的文物考古中曾经发现一座院落由周围的四座房屋围绕而建的格局，这种格局中的方位一般也是严格的按照东西南北的方位格局，中间的院落称之为“天井”。虽然漫长的时间侵袭了这些，但是遗留下来的痕迹仍然能够让我们精通其工艺水平和建筑风格方面的内涵。在一般的四合院建筑中，主要有二进院、三进院、四进院等。四合院的建造完全讲究坐南朝北，整个院落属于对称结构，甚至可以说是南北对称，东西亦对称。在一个完整的四合院型别墅中，院落的南北中轴线是建设的起点，然后按照折条南北中轴线分别建造正房和左右对称的附房。然后再以左右对称的附房的中心为主建造南边的房屋。在更加大型的院落中，除了建筑有最中心的主院外，在住院的南北及东西两侧还有对称分布的跨院，是名符其实的“深宅大院”。

2.2 门第等级制度

“门”是我国古代建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作用除了供人出入和防卫外还体现了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国家还是家族，都形成了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其中儒家封建礼制中“门第相当”“门当户对”的等级制度对四合院的建筑形式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在我国古代的宅门建筑中，最多的是屋宇式大门和墙垣式大门两种。墙垣式大门更多的适用于低等小院，如北京较小的民居四合院。而屋宇式大门的更多的应用在皇亲国戚以及富商贵胄。屋宇式大门根据等级的不同更分为王府大门、广亮大门、金柱大门、蛮子门、如意门等等。“门第相当”“门当户对”这样的词用在这里，再也恰当不过了，可以这么说，四合院型别墅的大门就是宅主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2.3 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制度

儒家极力推崇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观念用以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和行为的道德手段。在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和建筑群命名来说，北屋因为坐北朝南，冬暖夏凉为正房，为尊。在东西方向的房屋中，因为“左为上”的思想，东厢房的等级次之，其次为西厢房，南屋因为背对阳光、阴暗寒冷，等级最低。在格局上，所有的房屋（包括附房）皆围绕着北屋（正房）建造，而且在房屋的朝向、房间的大小、房间的高度、门窗的大小以及装饰程度及风格来说都低于正房。正房以基台柱石增加高度使其成为全院中高度最高、面积最大的房屋，以便达到这个四合院型别墅建筑的重心突出，主次分明，井然有序。

2.4 内外有别的制度

儒家的社会根基是宗族家长制度，四合院又是合族而居的代表，为了维持正常的家庭秩序就要有一系列的伦理道德来约束人们的言行。陈元靓在《事林广记》中称“凡为宫室（住宅）必辨内外，深宫固门。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厕。男治外事、女治内事”。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决定了其各房屋的作用。在比较大的四合院中，一般以垂花门分为外院和内院，垂花门以外的房屋建筑是家族接待宾客的场所，垂花门以内的正房、厢房、耳房等，是供自家人生活起居的地方，不允许外人进入。充分的把“内外有别”的封建礼制的表现了出来。

3结语

四合院的建筑风格体现了儒家思想对社会人居的影响。四合院型别墅从儒家思想来建筑，充满深厚的文化底蕴并具有宽广的发展空间。本文通过分析四合院型别墅蕴含的“天人合一”思想、“仁”思想，揭示了儒家严格的宗法制度、门第等级制度、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制度和内外有别的制度，是现代人研究儒家文化的“活化石”。

【参考文献】

[1]王晖，张越，孙洪军.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在四合院中的体现[J].辽宁工学院学报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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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它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没说要重农抑商，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贡就是个大商人。儒家思想包括“三纲五常”，重农抑商是治国思想。重农抑商是法家商君搞的，只不过后来各大学说互相融合，才造成了儒家重农抑商的误解。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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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由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创立。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围绕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提出各自的主张，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学派。学术与言论的开明为儒家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敝，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离世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汉武帝在位时期，国家十分强盛，这为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儒家思想。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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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化 古代司法 司法制度

一、法律儒家化的含义及起源

(一)法律儒家化的含义

传统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封建法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伦理规范融入法律规范，法律儒家化的过程由儒家通过立法、司法、法律解释对法律逐渐渗透而展开，其结果是，儒家化的法律与宗法伦理没有明确的界限，法律演化为伦理化的法律。豍

（二）法律儒家化的起源

儒家思想早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它的创始者是孔子，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旧的社会秩序全面瘫痪，孔子继承了周公的礼治思想，主张恢复礼治，以礼治国。但是用“礼”作为社会规范在当时战乱的时代显得不实际。到了汉朝，儒家思想才又重新崛起，并成为统治者的主要思想。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开始于两汉时期，发展于魏晋南北朝，兴盛于隋唐时期。

二、法律儒家化在古代司法诉讼制度方面的表现

（一）法律儒家化在汉朝司法诉讼制度上的体现

从西汉中期开始，以经注律的法律解释活动、引经决狱的司法现象蔚然兴起，拉开了以礼入律、儒法融合的序幕。豎

首先，“春秋决狱”是儒家思想引入汉律的典型代表。“春秋决狱”是指利用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中隐含微言大义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其主要倡导者是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精华》中说：“春秋之听狱业，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豏其意思就是说必须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豐

其次，录囚制度。录囚是封建社会由皇帝或上级司法监察机关或专差官吏，对在押犯进行审录以及监督检查管理的一种制度。录囚制度化开始于西汉。录囚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善狱政，纠正错案的效果。

最后，秋冬行刑制度。汉律还对行刑的时间作出专门规定,凡被处死刑的,立春后不得执行，待立秋后方可执行，即所谓“秋冬行刑”。因为这时“天地始肃”，杀气已至，便可以“申严百刑”，以示所谓“顺天行诛”。

（二）法律儒家化在唐朝司法诉讼制度上的体现

唐律实行“一准乎礼”的方针，即完全以儒家礼教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定罪量刑的理论依据，使唐律成为封建纲常法典化的典型代表，从而实现了“礼”与“法”的合一，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统一。

首先，唐律审判制度的完善。唐代承袭了以往的审判传统，仍将“五听”作为审判的主要形式，但对刑讯手段的使用，作了严格的规定：参与审判的各官，须办理刑讯的手续之后，才能拷问案犯；刑讯必须用常行杖，拷囚不得超过三度，总数不得过两百，中间不得换人行刑等。但对享有“议”、“请”、“减”等特权人物及老、少、废疾者，禁止使用刑讯。

其次，死刑复奏制度。唐代死刑案件，通常先由中央有关部门复查，然后，报请皇帝裁定。贞观初年，唐太宗以“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为由，改在京死刑三复奏为五复奏，即决前一日二复奏，决日又三复奏。豑死刑复奏的制度反映了初唐统治者“慎刑省罚”的思想。

最后，“用刑持平”精神的体现。从刑罚体系看，唐律采用笞、杖、徒、流、死的封建五刑，刑制较为适中。从死刑数目看，唐律比前期后代均有所减省。从量刑幅度看，唐律比秦、汉、明、清各律相对为轻。此外，唐律还有疑罪从轻的明文规定，较前后各代用刑更为客观、慎重。

三、法律儒家化对司法诉讼制度的影响

(一)法律儒家化对古代司法诉讼制度的影响

今天的我们回首去审视历史，法律儒家化对古代司法诉讼制度的影响是巨大的。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汉朝是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将当时社会的法律和儒家思想相结合无疑是符合现实情况的，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还确立了儒家经典的最高法律地位，确认了许多具有儒家精神的法律原则。消极的一面是当汉朝统治者对立法指导思想进行重大调整后，儒家思想对法律，尤其是对成文法的渗透并没有立刻实现。因此，当遇到疑难案件，现行律文又不足以引用时，儒家经义便承担起了法律的作用。

（二）法律儒家化对当今司法诉讼制度的借鉴

法律儒家化对古代司法诉讼制度的建设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历史的发展中，也曾崭露其瑰丽的辉煌。在当今的法制社会，笔者认为儒家文化仍然在影响着现在的司法诉讼制度。比如说，对老、残、孕、妇女儿童等特殊人群，在司法制度上都有一定程度的特殊保护。在司法制度追求程序正义的今天，还是要在坚持程序公正的基础上和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相结合，使审判在人们的心中有一层传统文化的铺垫，让司法裁决更被所人们接受。

儒家文化是世代相传的社会积累，是中华民族性所系。儒家文化汲取其文化滋养，必须在深刻了解和抛弃封建司法诉讼制度的虚伪和腐朽的基础上，拭去儒家传统文化的积垢，整理其民族性的精华，以其增强我国司法诉讼制度的中国特色和促进我国司法诉讼制度的长足发展。

注释：

豍于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豎刘绍云．儒家伦理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山东大学理论学刊．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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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高中语文教学；借鉴；应用；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儒家思想最早期是由孔子提出来的，有一定的封建传统意义和影响，教育人们从道德的角度看待事物，高中语文教学中应用和借鉴儒家思想是想教育学生能够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质。家思想有一定的可传承性，在高中教材中被应用和借鉴不仅是教育学生掌握必要的语文知识，还要教育人们能够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要以道德的良好品行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一、儒家思想在现代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应用和借鉴

（一）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孔子，而孔子和他的弟子的传世之作就是《论语》，《论语》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后人称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作，孔子将自己的儒家思想教育给学生，而学生因为受孔子的言行举止的影响，耳濡目染，也就成就了后来的经典。

（二）儒家思想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成为谦逊好学的名言代表，几个人一起，其中必有我的老师，也就是各有所长，要谦逊好学的意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说如果学习不思考就会迷惘，而如果不学习只思考就是怠惰，教育人们学习与思考要双重并用，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儒家思想对后来的一些经典之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屈原列传》以及《师说》中都存在儒家思想的风范。在学习儒家思想时，教师应该先让学生根据字面意思进行逐词翻译，掌握文章的大体含义，然后再从道德修养的角度看待文章，教育学生要借鉴儒家思想和应用儒家思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四）儒家思想的教学方法上应该进行改革和创新才能够使学生对其认识更加深刻。教师可以让学生自己去理解儒家思想，学生可以就不理解的地方向老师发问，这样学生就能够培养爱问问题的好习惯，还能够养成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逐个对文言文的概念进行翻译，让学生掌握大意，教师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和了解说说文言文讲述的道德或者是思想内容，科学、合理地引导学生受儒家思想的感染。

（五）儒家思想不仅从学习上教育学生要谦逊好学，不耻下问，还从生活上教育学生做一个怎样的人，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要强加在别人的身上，给别人带来不必要的困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则是生活中要重视朋友之间的友谊，朋友从远方到来，不应该是很快乐的事情吗？

（六）儒家思想中一个对高中生很有影响的思想就是“克己”，儒家思想教育学生不管是在生活中、工作中还是在学习中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不应该放任自流，随波逐流，做事要有自己的原则和准则，该做的事情要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坚决不做，要克制自己的言行，以道德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千万不能给社会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二、高中语文教材能够被应用和借鉴儒家思想的有效性

高中学生的思想相对其他阶段学生的思想有很强的特殊性。

儒家思想虽然对后人的警醒和影响很大，但是很多人还是不能够加深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小学生和中学生的思想都不是很成熟，对事物的理解能力还很弱，对文字的接受能力都有待提高，更不要说儒家思想这样比较深刻的思想了，但高中学生的思想意识已经渐进成熟，已经能够克制自己的言行并且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思想觉悟也很高，高中生学习儒家思想是非常有效和可行的。

三、高中生的语文教材内容的结构符合儒家思想

高中语文教材内容的逻辑性很强而且完整程度很高，儒家思想能够将精华融入到语文教材中，儒家思想的传承需要巧妙的手段，既要符合学生成长的需要，也要有必要的精华文化的伴随。儒家文化会对高中生的一生形成影响，因此在高中生的性格、人格魅力和思想中都要受到儒家文化的感染，儒家思想在高中语文教材中被借鉴和应用是非常必要且可行的。

四、结束语

高中语文教材中能够融入儒家思想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时代在不断地改变，人们的观念和意识也在不断改变，但是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是应该被传承的。儒家思想在高中语文教材中被应用和借鉴，不仅表现了儒家的文化素质和知识，还能够使学生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处处以儒家思想规范自己的言行，培养自己高尚的情操和品格。儒家思想在高中语文教材中被应用和借鉴表现了儒家思想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表明儒家思想也会一直被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陈娟，教师，现居江苏盐城.儒家思想与高中语文教学.文教随笔.2009年02月第3期第08卷总第136期.

[2]高胜国.教师.儒家思想与高中语文教学.文教随笔.文学创作园.2010年09月第09期第13卷总第2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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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法律 中国社会 礼

儒家与法家都以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其分别只是在于他们对于社会秩序的看法和达到这种理想的方法。在第六章里，作者阐述了儒家思想和法家的异同以及二者在后来的合流过程与原因。

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别”，即别亲疏贵贱。儒家根本否认社会是整齐划一的，认为人有智愚贤不肖之分，社会应该有分工，应该有贵贱上下的分野。“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一切享受与社会地位成正比例也是天经地义的。贵贱上下的分野，是基于社会上每一个人的才能情性的，可以说是以社会优异或社会成功为条件的社会选择。此外，还有一种分异则是存在于亲属关系中，一辈份、年龄、亲等、性别等条件为基础所形成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分野。贵贱上下决定每一个人的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亲疏、尊卑、长幼则决定每一个人的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卑事尊，幼事长，二者之间形成优越与从属的关系，生活方式互不相同，彼此间之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然而如何是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自是最切要的实际问题。礼便是维持这种社会差异的工具，礼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用以达到“有别”的手段。礼因人而异，而合乎礼与否，断不能离开行为人的社会地位而言。礼既能节制人欲，杜绝争乱，又能使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完成伦常的理想，建立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而达到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所以，儒家极端重视礼，欲以礼为治世的工具。

法家却认为一切的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法律的重要更重于社会差异之存在，法律如为这些因素所影响，则应坚决摒弃。法家认为国家之所以治，在于赏罚公平，为此，必须有统一的法律，赏罚的标准应是同一的。儒家主亲亲，以之为人之本；法家的努力却在于去私任公，亲亲爱私恰与明法的精神背道而驰，自然为法家所不容。

因此礼治法治只是儒法两家为了达到其不同的理想社会秩序所用的不同工具。儒家用道德的方式而达到礼治的目的。即便是人民偶有违犯，儒家也不主张以法律来制裁。儒家否认法律有救败之功。法律既不能劝善禁恶于前，习俗已经薄恶之后，想以法律来补救，只是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更无益处。而且人民有过失，罪不在民，还是因教化未施，或施而未彻的缘故。法家则完全与儒家立于相反的立场，否认社会可以借助德化的力量来维护，更不相信一两个人的力量足以转移社会风气，决定国家的治乱。根本反对有人治无法治，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办法。法家所需要的是必然之治，使社会长治久安，而不是这种渺茫不可期，时治时而乱的办法。自然而然，法家主张以重刑治国，认为言行重罚有“以刑去刑”的功能。

儒家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法家以法律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儒家以德教为维持礼的力量，法家以法律制裁为推行法律之力量，儒法之对抗，礼治、德治、法治之看似不两立，但并非没有调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