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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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律援助；维权形式

由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方面刚刚起步实行时间尚短，再加上知识产权制度复杂专业性强，其内涵和概念晦涩难懂，不少公众对于这一领域了解甚少，对于知识产权的自我保护意识十分薄弱，运用知识产权保护自己的能力也很欠缺。这种现状对于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形势十分不利。开展知识产权法律援助，能够有效的缓解社会上这种普遍存在的维护自身知识产权意识薄弱的问题。使公众知识产权得到保护，对于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贡献。以法律手段对于知识产权权益人的权益进行维护，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减少公众知识产权权益的损害。

一、法律援助和知识产权法律援助概念的区分。

法律援助不等于知识产权法律援助，人们容易混淆二者的概念。法律援助是援助在法律诉讼等方面经济困难的自然人，表现形式为事后进行援助。指在发生事项后，当事人进行主动申请援助诉讼或者法律援助机构对于当事人法律诉讼进行主动援助。免费服务的范围仅是法律咨询和诉讼服务。律师办案补贴由财政支出。而知识产权法律援助与之不同。知识产权是近年来新提出的概念，是为了保护权益人对于知识产业创新所有权而提出的。知识产权法律援助的表现形式既有事后援助，也有事前援助。知识产权法律援助是为了保护创新拥有收益权并且鼓励创新。利用法律的手段，保护权益人知识创新。知识产权法律援助贯穿于创新的整个过程，包括知识产业的创新、研发、产品与市场化阶段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一）了解援助人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对于申请人的不合理要求或者发现受援人以不正当途径获得法律援助，违反法律援助协议的，可以向援助机构申请取消对该受援人的法律援助，并且可以向受援人提出返还期间提供的法律援助的相应费用。

2、义务

（1）服务人员如没有正当理由不得对于申请人所申请的援助事项进行拒绝、拖延、中途放弃、甚至终止法律援助。（2）一旦承办申请人提出的援助事项，不得在协议允许的规定范围之外私自收取当事人的其他服务费用或者通过各种途径牟取不正当利益。（3）不得因不向当事人收取费用而有意降低服务质量或减少服务内容。若因服务质量不到位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损失费用由法律援助机构按照协议和规定进行赔偿。（4）对于申请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有关援助组织应根据情况尽快给予答复。（5）除没有分配任务的以外，每个服务人员每年至少承办一例法律事项。

（二）受援人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1）有权询问案情发展进度和情况（2）在有事实根据的前提下对未履行职责的援助承办者，可以提出换人。（3）对于有利害冲突的援助审批者，可申请回避。

2、义务

（1）若申请人因接受法律援助而获得较大利益时，应根据相关协议规定相应的付给法律援助机构全部或部分补偿费用。（2）同一申请人针对同一特定事项向不同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援助申请的，由最先通过申请的机构进行法律援助服务，若针对同一事项申请人向不同援助机构获得两次或两次以上法律援助服务的，应缴纳全部相关费用。并不享受减免、免收的特殊待遇。（3）受援人应积极配合援助机构的工作，以取得良好效果。

（三）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援助制度

1、明确分工和责任主体

我国法律援助有三个主体部门，政府监管、律师协会参与协助、律师实施援助。当前已把法律援助划分为政府职责。说明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援助以向规范化合理化迈进。知识产权法律援助目的在于保护创新和鼓励创新。有公共服务的性质，因此知识产权法律援助应交由政府管理。政府任务下达至法律援助机构，再把具体任务分配到具体援助人员手上。通过制定相关条例规定明确各个单位的权利和义务。切实推进知识产权法律援助向规范化发展。

2、保障经费给予

因法律援助对于受援人是免费提供的，因此为了保证知识产权法律援助工作顺利开展，财政需要给与相应的受理经费。但大多数地区法律援助经费没有列入当地财政支出项目，再加上知识产权法律援助经费来源单一，经费问题得不到保障。建议采取相应法律措施保护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来源。并且针对具体情况以正当形式增加援助机构内部收入，例如通过援助机构而使受援人取得较大利益时（受援人获得经济赔偿），按规定向受援人要求补缴一定比例的办案费用。以减少财政支出。调动该机构服务的积极性。

三、探究实行知识产权法律援助的意义

近年来公众对于自身的知识产权维护意识还很薄弱。实行知识产权法律援助有利于推动法治社会建设，提高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深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同时也可以有效地保护因经济状况有特殊困难而无法维护自身知识产权的自然人的合法权益。有效地推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激发公众创造热情。促进社会发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也有极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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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援助范围;存在问题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5-0245-02

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对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该司法救济制度现今已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采用。而刑事法律援助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形式,也是该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该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我国于1994年开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在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才第一次规定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内容,并且在同年《律师法》中以专章对法律援助作了规定。随着民主制度的完善,以及对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视,我国于2003年颁布实施了《法律援助条例》,但是从其法律效力以及实践效果,该条例并未对这一制度的规范及完善发挥足够的效用。因此,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仍需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完善发展。

1 刑事法律援助概述

1.1 刑事法律援助的概念

在刑事诉讼中,尤其是公诉案件中,面对强大的国家追诉机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因为缺乏法律知识等原因明显处于劣势。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防止国家公诉机关在诉讼中滥用权力,实现司法公正,需要一种有效维持控辩双方地位平等的保障制度,因此,被控告人所享有的辩护权便应运而生。但是,因为经济困难或其他因素,并不是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可以及时请到辩护人为其提供有效地法律辩护。为了充分保护人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许多国家便设置了法律援助制度,为社会弱者免除或减少费用提供法律帮助。例如,美国规定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在刑事案件有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时,被告人的经济条件不足以聘请律师,法院应当从地方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和领取政府工资的公设辩护人中为他提供辩护律师。在日本刑事法律援助则是指法院指定公设辩护人因为穷困或其他事由不能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进行的法律帮助。故笔者认为,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国家采取措施,为经济困难或特殊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救济制度。

1.2 刑事法律援助的特点

第一,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国家利用其强制力为特定对象提供法律援助,为了保护公民平等、民利,维护人权,这是国家应尽的义务,其中,援助的费用往往是由国家承担,一般是从财政拨款中提供。第二,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具有特定性。被提供法律援助的前提是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一般是经济困难的或者特殊案件的被告人,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以及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三,刑事法律援助具有专业性。提供法律援助的往往是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律师等,为被告人提供法律辩护。

2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刑事法律援助并不是针对刑事案件的所有当事人,其援助对象有一定的范围,而且各国对此的规定都不相同,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的司法解释也对此进行了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一条规定将受援助的对象分为了法院可以指定和应当指定辩护人两种类型。随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逐渐完善,我国法律扩大了受法律援助的范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第37条补充规定:对于有下列情形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1）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的标准的; （2）本人确实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3）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多方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4）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5）具有外国国籍的;（6）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7）人民法院认为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

有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主要是,第一,我国指定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只能是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的律师。第二,有权指定法律援助律师的是人民法院,这就说明我国的法律援助介入司法程序是在审判阶段,在此之前则无辩护人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第三,接受法律援助只包括当事人中的被告人,而且被告人一般是经济困难,或者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等特殊的被告人,或者是特殊案件中的被告人。第四,实施刑事法律援助的前提是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总体上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在这一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3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过窄。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法律援助只适用于公诉案件,而没有涉及自诉案件和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虽然在法院指定辩护人这一程序之外,《法律援助条例》还规定了当事人自己申请法律援助这一程序,但因为申请的过程繁杂和条例在我国法律效力的有限性,实施中困难比较大,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外,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作为当事人之一,与案件的处理结果又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法律援助应该考虑被害人的现实情况,在必要的时候也应该为其提供相应的法律帮助,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法律仅将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规定为律师,缩小了辩护人的范围,不能满足法律援助工作的实际需要。

第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方式不健全。我国只有《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司法行政部门是法律援助的监督部门,对法律援助实施的方式没有规定,其他法律对此更是没有涉及。到现在为止,我国尚未建立实施法律援助的统一方式。有的城市是建立法律援助机关并设立公职律师专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这种方式需要政府机构调拨财政经费,是比较少见的;有的则是强制律师必须完成一定的法律援助义务,这就不能保障辩护律师辩护的质量;有的则是由律师事务所对承担援助义务的律师适当的补偿;有的则是由律师每年缴纳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基金,由负责此工作的机构选择合适的律师为被告人提供辩护,并从援助基金中获得一定数额的补偿。要想尽快的实现法律援助的目的,对其实施方式及经费来源应该尽快的予以健全。

第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介入诉讼程序的时间过晚。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但是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法律援助是由法院指定的,即为在审判阶段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才可以为被告提供法律救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无法得到相关的法律帮助。为了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应一视同仁,既然如此就不能因为一些经济原因或其他因素剥夺其在审判阶段前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本来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仅将其范围限制在审判阶段,其目的的实现就大大削弱了。而且这样也导致辩护律师了解案情和被告人需求的时间短,比较仓促,律师能够为被告人提供的法律帮助就相对有限了。我国法律应根据实际情况,将法律援助律师介入的时间提前,以更好的发挥法律援助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程味秋.外国刑事诉讼法概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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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群体（SocialVulnerableGroup，SVG）是由社会科学领域所引发出来的一个概念，也可以称为社会脆弱群体，其在社会学中主要是被用来分析一个国家社会是否存在分配不合理、结构不协调等现象[1]。部分学者认为弱势群体指的是在正常的社会生活标准中无法依靠其自身力量来进行生活的经济困难人群，但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弱势群体指的是在社会资源进行分配的过程当中，其在经济利益方面具有一定的困难性、在生活环境方面具有一定的低层次性以及在面对社会压力时具有一定的脆弱性。目前，我国的弱势群体判断标准为，在当前我国的社会变革条件下，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竞争能力以及权益维护等方面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会活动，而是时常落入困境需要国家与社会能够为其提供一定的社会帮助以及支持的社会群体，其中包括儿童、老人、失业者、残疾人、农民工、精神类疾病患者以及同性恋群体等[2]。通过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分析，可以得知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一般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社会化趋势明显。这里所指的弱势群体社会化通常指的是因生理原因而导致的弱势群体来讲，一般来讲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形成原因通常分为两种，其中包括生理原因和社会原因。生理原因指的是公民由于发生意外事故等事件而导致的生理缺陷，并影响了其在进行参与社会活动时的能力和水平；社会原因指的是公民由于社会体制发生改变而出现的下岗、事业等情况，因社会原因而产生的弱势群体具有明显的社会化趋势。其次，弱势群体在进行社会活动过程中的合法权益会受到侵害。由于弱势群体在进行社会活动时失去了平等的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因而使其无法对自身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当然这也是其成为社会法律援助对象的主要原因所在。最后，我国的弱势群体有扩大规模的趋势。由于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阶段，所以社会结构变革也在不断加大，这样的现象使得因为社会结构及体制变化而产生的弱势群体规模越来越大[3]。

二、分析当前我国弱势群体法律援助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在近几年来，我国加大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力度，但由于我国的社会法律援助制度建立较晚，而社会也正处于体制和结构的变革阶段，故使得我国目前的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存在一定的问题，具体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适用范围狭窄

目前，虽然我国的中央及地方政府下达了大量有关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政策，但从总体上来讲，其适用的范围仍比较狭窄。首先从我国的宪法来讲，虽然其中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老人、儿童、妇女及残疾人等）制定了相关的保护制度，但对当前我国以弱势群体身份出现的最主要的劳动力农民工的保护制度建立并不全面，甚至可以说是没有涉及。其次从我国其他的法律规章制度来讲，其对于因生理原因造成的弱势群体（老人、儿童、妇女及残疾人等）的保护制度比较完善，而对于因社会原因所造成的弱势群体（下岗人员、失业人员、待就业人员以及农民工等）的保制度则相应的缺乏。而且大部分的法律制度对城镇的弱势群体保护制度比较多，但对乡村范围内弱势群体的保护制度则相对较少[4]。

（二）法律中对权力的定义不明确

我国目前有关于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条例过于形式化，大多是用于日常的宣讲，缺乏相应的程序性的制度保障，使得在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法律援助时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持。而且在现有的社会弱势群体法律保障制度中，其对于社会中受权益保障的主体以及实施权益保障的主体的定义都过于模糊，而相应的保护规定和措施也过于笼统和抽象，完全没有程序化的正规条例对其进行规范和监督。在相关的法律条例当中，缺乏对弱势群体权益造成损害的责任人的处罚条款，这样的现象使得弱势群体在利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护自身权力的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三）法律援助经费短缺

据可靠媒体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13年全国各地的法律援助财政拨款资金数目为6.45亿元，均摊到每个国民身上的法律援助经费尽5角钱左右。而根据我国司法部门2013年的相关数据统计发现，这一年由专业律师所进行的法律援助案件的支付经费仅为560.24元，这样的金额显然不能够符合专业律师进行办理普通案件的合理收入范围。而我国弱势群体每年所需要接受法律援助进行权利维护的案件大约有62.7万件，按每件案件需花费1300元来计算，我国每年的法律援助经费是12.98亿元，是目前我国财政为其进行拨款2倍以上。法律援助经费的短缺对我国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工作有很大的影响。

三、完善我国弱势群体法律援助的具体措施

（一）实施法律援助主体多元化

在对我国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措施进行完善的过程中，应对法律援助的主体进行多元化调整。在进行多元化调整的过程中，应坚持以国家政府为承担法律援助的主体，并设立相关的地方法律援助机构。与此同时还应在我国司法机关的统一指导下，建立起一个由民间团体所构成的法律援助机构，并在该机构进行日常法律援助与咨询的过程中，吸纳一部分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对弱势群体进行相关的法律知识讲解与帮助[6]。

（二）增加法律援助经费来源渠道

由于目前我国的社会结构体制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期，在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法律援助的过程中仅仅依靠国家财政的力量进行拨款很难符合目前社会弱势群体所需要的法律援助数目，故应大力拓展和增加法律援助经费来源渠道来缓解这一现实问题。首先应加大社会中法律援助资金的募捐宣传力度，引起社会企业以及各类团体对弱势群体法律援助项目的关注。此外还可以运用多种灵活的方式进行社会上的募捐活动，例如采取发放法律援助系列邮票、纪念币等方式，使人们能够参与到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项目当中。当然，也要设立专门的机构对法律援助资金进行妥善的管理和规划，并采取公开透明的管理机制，使得捐款机构能够对弱势群体法律援助资金的流向进行监督。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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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文主义所坚持的“人是目的”、“人是标准”的道德原则以及尊重人的尊严、确认人的价值的理念，内在必然地要求对农民的法律援助权给予应有的关怀和尊重。在康德看来，人类的任何行为都应当以人为目的，不应该把人（包括自己）当作手段，这样才能体现人的真正的绝对的价值，也就是说，生命存在———成为人———被他视为了一种道德义务的德行存在，生命本身是价值的客观标准，它是一种价值载体（权利）而非任何功利的载体，因而没有一个人可以合法地被用来当作实现另一个人目的的手段。任何人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不是其他人的手段，也不是所谓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的手段。马克思承认认识最高价值，即人的价值是终极和至高无上的，“人就是人的世界”，“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对农民法律援助权保障的思想已深深镶嵌于康德等诸多体现人文主义精神的表述中。在其中，农民法律援助权保障获得了人性基础和道德基础，同时马克思的表述也表明了对农民法律援助权保障的人性和道德上的必然性。“人文精神以弘扬人的主体性和价值性。对人的权利的平等尊重和关怀为特质”[3]。人文主义中所指的人是所有的人，强调人存在目的和意义是世界的平等性。对农民法律援助权的保障正是对法律人文主义的彰显和确证。它表明，法律把每一个人当作平等的人给予应有的关怀和尊重，对农民的关怀足以表明这样的法律是以全体公民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作为求索目标的。法律并非外在于人类的强加之物和异化之物，法律本身就是人类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方式，即人的法律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法律是以人为本的法律，这种状态下的人是在法律的世界里追寻生命意义和价值意义的人，人和法律已经融合在一起了。对农民法律援助权的保障同时表明，在全体公民的精神家园里，总是弥漫着浓重的“类”的情怀。任何对社会某些群体、某些人、某个人尊严的漠视和践踏，都是对全体公民尊严的漠视和践踏。爱己之心，应当推及同类，这是人类特有的人文情结。

二、完善农村法律援助制度是实现社会正义的要求

正义始终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最美好理想。“正义是政府的目的。正义是人类文明社会的目的。无论过去或将来始终都追求正义，直到获得它为止，或者直到在追求中丧失自由为止”[4]。追求正义是现代文明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制度正义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与发展程度的刻度表和指示器。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反复强调“：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5]权利是规则的灵魂，因而也是制度的本质内核。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分配权利义务，决定社会利益的划分，那么制度的正义就在于这种权利的分配，利益的划分是否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农民的存在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主要表现为社会保障水平低。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低的深层原因是权利分布的失衡。既然权利的失衡是造成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低的根本原因，那么只有认真对待农民的社会保障权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在权利分配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对农民的社会保障权给予倾斜性的保护，因为唯有这样才能提高农民实现社会利益的能力。对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倾斜性保护貌似不平等，实为实现社会正义的应有之义。

三、我国农村法律援助的现状

现代社会，大多数国家都把法律援助看作政府对诉讼中的贫困当事人所承担的国家责任作为法治社会的重要人权保障，法律援助体现在许多国家的法律、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之中。具有现代意义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首次在立法上使用了“法律援助”的概念，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在经济困难的被告人，盲、聋、哑和未成年的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没有委托被告人时，为其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提供辩护。1997年1月实施的《律师法》第一次将法律援助写入法条，作为法律制度予以确认。该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法律帮助，但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1997年5月，司法部颁布《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框架初步形成。实际上，我国迄今并未形成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首先，从立法上看，国家在法律援助中的责任不明确，不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律师法》，都没有规定国家在法律援助中的责任，且实施法律援助的规则、程序、机构、标准也不明确；其次，我国基本上处于由律师协会和律师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的阶段，而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家出资，包括支付律师的援助费及相应报酬。现代西方法治国家，法律援助经费都依法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由国家财政支付。我国由于未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国家财政，国家财政支出的法律援助经费很少。因此，作为社会弱势阶层的农民在维护社会保障权益过程中获得法律援助将受到很大限制[6]。

四、完善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措施

1.进一步完善现有法律援助机构，加强对农民的法律援助职能

现有的专职法律援助机构、司法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在法律援助中应主动对农民给予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对在城市从事务工的农民工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我国农民普遍接受教育的程度较低，加之传统文化的影响，主动维权的意识不强；有些农民虽然有维权的意识，但由于缺乏法律知识和经验，不知向何处申诉，或因经济条件所限，无力申诉，有些甚至对法律援助制度也缺乏了解，因而客观上造成法律援助资源的分配对农民的欠缺和不平衡。因此，当前各级各类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应加强对农民的法律援助职能，有重点地为农民提供专项法律援助。

2.法律援助机构和组织向农村全面延伸

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第五条规定：“直辖市、社区的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司法部门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从上述规定来看，我国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置对于满足城市法律援助的需求在法律上是不成问题的，但对于农村地区来说，仍然有远水不解近渴之难。居住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尤其是交通不便的山区农民，寻求法律援助仍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笔者认为，法律援助机构在有条件的地方，如市场经济比较发达、法律援助事务较多的农村，应允许设置到乡、镇一级，在法律援助事务相对较少的地方，应允许在乡、镇、村设立联络站或派出机构，以尽量方便经济困难的农民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能够及时申请和获得法律援助。

3.国家与社会结合，加强对农村法律援助的资金保障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类法律援助的任务较大。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来看，法律援助制度应更能体现其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优越性，但从经济发展水平、承受能力和法律援助的需求量来看，又只能对法律援助逐步推进和展开，不宜简单照搬某一种模式。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目前宜采取以国家财力支持为主，同时辅之以社会各界人士慈善捐助的模式。这样，既强调和体现了国家责任原则，又有助于解决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制约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问题，使我国农村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

4.加强对农村法律援助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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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 法律援助 弱势群体

目录

中文摘要 ………………………………………………………………………1

引言 ……………………………………………………………………………4

一、法律援（对法律援助概念的认识）………………………………………4

二、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成长历程……………………………………5

（一）、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成立及内部组织结构……………………5

（二）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活动 ………………………………………6

三、法律援助重要意义… ………………………………………………………6

（一）、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对学生的重要意义…………………………6

（二）、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对社会的重要意义………………………… 7

四、结语 …………………………………………………………………………8

注释 …………………………………………………………………………… 8

“国无法不立”，法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就像铁轨对于火车一样，脱离了这条轨，必将导致国家的混乱甚至国家的存亡。法律对于国家是如此之重要。我国的法制建设虽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由于我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我国公民在法律知识方面仍然很欠缺。特别是位于西部边陲的人们。因此，加强法制建设，大力宣传法律知识，不仅是国家的事，更是我们每个法学专业者的责任。同时，法学专业的学生大力普法宣传，还是锻炼自己的一个好机会。本着“学法用法，服务社会”的宗旨，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一、法律援助的产生

据相关材料调查显示，我国最早出现的从事法律援助方面的组织是武汉大学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它是一家民间的法律援助组织。由此可见，法律援助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近几年才产生的，还是个新生儿。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于2003年9月1日颁布施行《法律援助条例》后，我国法律援助事业进入了崭新的阶段，进入了法律化的阶段。那么怎样来给法律援助定义呢？

广义上的法律援助是指为经济困难的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提供减收或者完全免费的法律帮助的一种制度。服务的形式可以是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和公正。狭义上的法律援助是指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在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中提供代表律师（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服务，目的是确保任何具备充分理由提出诉讼或答辩的人，不会因为缺乏经济能力或出于弱势群体地为而无法打官司，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法律援助市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的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由此可见，社会各界法律援助组织的成立是有法律依据的。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就是依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依靠法学专业的法律知识资源优势，经院团委同意，报校团委批准成立的。

二、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成长历程

（一）、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成立及内部组织结构

“大学生法律援助组织,是一个以大学生为主体,面向社会,无偿为公众服务的公益性组织,它有着先天的优越性,对于培养法律后备人才和解决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正是本着“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而成立的。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前身为石河子大学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2003年11月，它是一个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为主要成员，并聘请校内外教师，律师为指导老师和顾问，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

该中心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工作原则，以义务法律咨询、宣传法律法规为其基本的工作内容；以论坛、讲座等方式学习法律法规，总结实践经验；组织其成员深入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服务活动，并且积极开展同国内各法律院校同类社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成立之初，中心下设团支部，主任，秘书处，事务部一部，事务部二部，事务部三部。秘书处（下设网络组、刊物组、外联组）的主要工作是办公室日常事务，值班、负责接待来访等。事务一部的主要工作为行政复议，劳动纠纷，妇女，儿童权益来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事务二部的主要工作为一部以外的民

事类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事务三部的主要工作为刑事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有其自己完整的章程，法律援助服务范围，法律援助审核程序，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制度和值班守则，以确保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切工作能顺利开展。

事物总在不断发展中壮大，作为石河子大学学生面向社会开展的法律援助的专业性公益性社团，该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师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石河子大学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发展到今天的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由于工作的需要，精简了一些部门，其内部组织结构为委员会，团支部，主任，副主任，事务部，档案部，外联部和宣传部部门。

（二）、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活动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以接待咨询为日常工作。同时举办自成立以来的每年的重大法制宣传日活动。例如，举办每年的“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法制宣传活动；举办每年的“五一”、“六 一”、“十一”校园法制宣传活动；举办每年的“124宪法宣传日”普法宣传活动；并成功举办了首届“十一物权法宣传”活动，承办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大学生暑期三下乡”送法下乡活动，以及协办每年的“西域法学高峰论坛”。

在活动中，我们组织学生参加，邀请指导老师带队，接受相关的新闻媒的采访报道。我们发放各种法制宣传单，接待来访咨询，现场为他们解决疑难问答，提供解决办法，若遇有重大案件，则有专门人员负责接待，并给予满意答复。在三下乡中，我们送出了法律咨询，普法宣传，法律援助，不仅发放法律法规传单，接待咨询，还进行了问卷调查，深入群众，知群众之所难，给群众之所需，真正地做到了学以致用，服务群众，并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共接待来访咨询上万次，接待案例上千个，并案件近十余起，真正地帮助了经济困难的公民，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006年9月2日，我校成功举办了“第三届西域法学高峰论坛”。我国著名法学家，刑法学泰斗，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资深法学教授马克昌来我校作专题讲座，并高兴地给法律援助中心题词：“维护弱者权利，保护公平正义”。马克昌教授治学严谨，学贯中西，享誉学界，与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合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的“北高南马”。马老对法律援助中心给予厚望，他希望我们能够运用所学知识为弱势群体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加大普法宣传工作，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真正做到保护弱者权益，维护公平正义，我们将继续努力，不辜负马老厚望。

2007年10月13日，我校再次成功地举办了“第四届西域法学高峰论坛”。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室主任姜明安，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室副主任兼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院长王磊，刑法学研究室主任陈兴良一行四人来到我校，分别作了专题讲座，并分别高兴地给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题词，对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予了厚望。

三、大学生法律援助存在的重要意义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大学生法律援助的存在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下面笔者结合以上论述来具体分析大学生法律援助存在的意义。

（一）、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存在对学生的重要意义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是一个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为主要成员，并聘请校内外教师，律师为指导老师和顾问，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该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根据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成立的宗旨，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日常事务及开展的活动，（这些已在上文中论述过了，这里不在赘述）组织学生开展案例分析讨论，论坛及模拟法庭等内部活动，提高了学生的基础理论水平，使学生的专业技能更加坚实，还为对外援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首先为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实践平台，有利于自身理论的提高，真正体现了“法律援助可以全面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

其次，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学生提供了解社会法律需求的窗口，促进学生良好法律职业道德素质的形成。法援通过对外开展普法宣传，法律咨询与援助活动，帮助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无偿的法律咨询，案件等，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我们自己的专业技能，真正地做到了边学习边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效果。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能够为贫困者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创造一种很好的法律援助模式。“法援所承办的每一件案件都是贫困者的案件,这有助于学生了解社会最普通民众的法律需求，使学生在承办具体的案件中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司法公正。在这样的案件中进行律师职业道德教育所达到的效果是学生在课

堂上不可能达到的。这有利于培养承办案件的学生对于全社会特别是当事人的责任心,培养学生对于实现司法公正目标的奋斗、献身精神。学生在办案中能够培养社会正义感和职业道德,从而使法律援助案件有质量上的保证。”

总之，大学生法律援助的存在不仅可以使法援的成员学到法律方面的知识，更能学到社会实践的本领。我们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服务于社会，不仅把我们所学的理论得到了应用，还锻炼的我们的沟通交际等综合能力。

（二）、大学法律援助对社会的重要意义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是一个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学生法律援助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从该中心的性质就能看出它的成立对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利用节假日和法制宣传日开展的法律宣传活动，大力宣传法律法规，一方面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法律知识，增强了他们的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使广大群众受益。另一放方面也为国家普法，进行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年来，法援通过定期的普法宣传，法律知识讲座和举办法律咨询等多种活动方式，使法援在学校师生和观大市民及周边团场连队里有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近两年来，该中心立足于团场，扎根团场，在团场司法办的大力支持下成立实践基地，为团场职工全心全意服务。另外，法援以节假日为契机，广泛开展市内街头的法律咨询活动，接触到诸如劳动纠纷，债权债务纠纷，离婚财产等各种常见的法律问题，为不少的人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法律援助中心安排由人员值班，接受来访、来电咨询。一旦遇到无法一次性给予答复的疑难纠纷，我们会向我们强大的依靠力量——法律系精通各部门法的老师请教，集体协商争取找到最为经济有效的方案，以解决当事人的困难。

我们中心每年举办的各种法制宣传活动，有利于进行普法宣传，分担了国家的职责，为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文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今年，我中心又成功的联合乌鲁木齐一所高校的法学会共同开展“124宪法宣传日”活动，得到了兵团电视台的特别采访，受到了乌鲁木齐市民的一致好评。同时，我们中心提供的无偿的法律援助，帮助了那些真正经济上困难，又需要法律援助的公民，为我国司法部门减轻了工作负担。

总之，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用它的经历证明了它存在的意义，证明了大学生法律援助存在的意义，用它的付出饯行了“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淋社会底层风雨，方知书本知识的有限和自身力量的微薄；睹众生艰辛的生存挣扎，才会真正明白法制、法律这些字眼与现实生活自然存在的天堑距离。“民为本，法为器”，“学法、用法、普法、援助”，本着心中无比坚定的信念，我们每一个法援学子以青春的激情和有限的学识投入到社会需要帮助的人们的无偿法律援助中。一代又一代的法律人会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古训，用我们最真诚的心和热情服务周围的人，让更多的人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让更少的人陷入权益无从救济的困境，让社会所有人知道法律是我们每个人最亲近的守护神。风雨成长路，我们携手走过；坎坷未来路，期待你的关心和支持！相信在我们所有法律援助组织的不断努力之下，相信我们笑傲挫折的年轻，相信我们的明天不是梦，法律援助的队伍会更大、更强，法律援助的明天会更好！

注释：

《法律援助条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法律援助中心翻印 . 2003年7月21日.

练琪，欧阳梅，陈建军 .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与法科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中国期刊网 ，第5期，

篇6

年逾80的魏素珍，没有多少文化，没想到自己能从农村住进北京城，没想到自己也能到工厂里上班，更没想到，到老了还打起了官司。

被边缘化的老职工

魏素珍的老伴是个抗美援朝的老战士，这是让她很骄傲的事。随了军的魏素珍被安置在当时的军办企业五七工厂里，做些手工活儿，挣几个生活费。日子就这样滑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伴随五七工厂的民，厂子效益急剧恶化，最终被另外一家民大型国有企业收购。

原本打着安安稳稳退休想法的魏素珍却发现，五七工厂被收购，实际是为了那块价值不菲的地皮，而她们这些原则上也要一并解决的职工却坐了冷板凳。

当时被转移过来的随军家属基本都到了退休年龄。人到晚年，最迫切需要的是安定的生活和充分的医疗保障。由于没有社会保险，企业也不管，她们无法办理退休手续，下半辈子的一切都需要靠家庭承担。

魏素珍越想越郁闷，她和其他28名姐妹认为应该找企业讨个说法。29名老人的老伴儿自发组成“工作组”为她们代言，开始了与企业谈判的艰难历程。

2005年起，“工作组”多次挥师企业，结果连企业的大门都进不去。一条路不通，老人们另觅他途。从劳动部门，到区政府、市政府，直找到国资委，能想到的部门他们都找遍了，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一个人病倒了。另一个人接着上，其感觉好似战场上的一场攻坚战。只是这仗打得太过苦涩。

五年之后，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魏素珍等29名老人与企业签订了协议书，根据协议约定，由企业按照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月向老人们支付基本生活补助费，直到老人们被纳入社会保险统筹范围。此时，这群老人中最小的已经六十多岁，最大的已是耄耋之年。

只是魏素珍们没高兴多久。第二年，北京市调整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企业并没有按照协议的约定给老人们调整。经过多方打听，原来按照北京市的政策，每位已经达到年龄但无社会保障的老人，政府每月发放200元的社会救济金。企业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老人们既然已经获得了200元的社会救济金，企业就不应当再增加生活补助费。

魏素珍们又一次陷入了绝望之中。

三战三捷终获全胜

2009年春，四处寻求破解之道的“工作组”找到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付洪泽和原风鸣代表“工作组”抱着几个大信封装的案件材料，满满当当地摆满了整张桌子。他们一坐下来，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老伴儿们这几年受的罪，点点细节都被他们一一道出来。

此时，承办律师韩世春陷入沉思。如果按照正常的思维，这无疑是一个劳动争议案件。然而如果按照劳动纠纷处理，必然会涉及对历史问题的纠缠，会涉及对责任的追究，等等，并且，还会涉及仲裁和诉讼等多个法律程序，案件结果将是扑朔迷离。可老人们等不起，更输不起，输了官司就输了一切。

在上个世纪的经济大变革中，企业改制带来的职工安置问题是目前律师界遇到的政策性最强、情况最复杂、操作难度最大的一项工作。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人、一件事，而是一个有着强大复杂背景的群体性问题。

“如何才能斩断和协议签订背景有关的所有羁绊?”面对分期分批送来的小山一样的材料，韩世春一页一页地阅读着。经过审慎分析，他决定以普通合同纠纷作为案件的切入点，多方求证、反复论证，最后将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企业单方面解除协议的条件是否成熟上。他认为，老人们享受的社会救济金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而不属于社会保险的范围，无疑在这里企业偷换了概念。

在确定了既定方案后，韩世春多次约见老人代表，将自己的办案思路给老人们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精心准备法律文书、证据材料等等。考虑到老人们经济困难，韩世春又及时提出了免交诉讼费的申请，在反复争取下，人民法院最终接纳了免交诉讼费的申请。

韩世春所在的义联是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单位。根据《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与管理暂行办法》，该项目的资金，属于法律援助办案专款，只能用于发放办案补贴，因此义联有机会获得高于政府规定的办案补贴。这为韩世春们参与法律援助事业鼓足了劲，也在处理此类中大大提高了办案质量。

接下来的第一次开庭，老人们在维权的战场上第一次取得大捷。然而，企业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判决维持一审的结果。结果企业非但不按照生效判决履行义务，还直接从发放的生活补助费中扣除了国家给的200元。

愤怒的老人们再次找到韩世春，请他伸出援手。韩世春帮助老人起草强制执行申请书，并反复与法院沟通。直到2010年6月，魏素珍和老姐妹们终于拿到了自己的养老钱。

一个案件，韩世春前前后后跟踪了两年，累计20多个工作日，而老人们在整个过程中享受到费用全免的待遇。如果没有充足的经费做后盾，律师们很难有勇气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芋。

链接：申请法律援助的程序

篇7

内容提要: 弱势群体的保护问题，是人权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分层的日益明显以及不同利益集团冲突、矛盾的加剧，弱势群体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如何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平衡社会各阶层或群体的利益，进而促进整个社会和谐、健康、稳定地发展，业已成为一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我国民事诉讼中弱势群体保护机制的完善

(一)切实理解平等原则

平等原则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贯穿于民事诉讼全过程，对民事诉讼的全部诉讼行为都具有导向作用。

平等原则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张扬个性的形式平等发展到保障人权的实质平等的历史过程。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以等级身份为特征的封建社会，并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开始了建立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历程。“自由、平等、博爱”成为这一时期制度建设的价值基础。

在此种情况下，法律和权利为平等提供了一个框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权利享有上也是人人平等。在形式平等的条件下，弱势群体的“弱势”特征被淹没在抽象的普遍人格中。由于权利的享有者是去除了任何自然和社会差别的抽象的人，弱势群体在形式上获得了和正常人同样的权利，因而排除了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但是形式平等思想指引下的弱势群体权利保护暴露出很多不足:形式平等在现实差别面前造成了广泛的不平等;弱势群体享有的只是形式上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往往无法实现;形式平等以绝对的自由为价值目标，排除国家干预，使弱势群体处于无保护状态。形式平等的实践产生了两极分化的严重问题，并导致了强者与弱者之间尖锐的冲突。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对形式平等修正的实质平等理论。实质平等要求对权利资源重新进行配置，并赋予弱势群体一定的“特权”，以形式上的不平等来达到实质上的平等，进而实现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我国民事诉讼坚持的平等原则也经历了一个重大发展进程，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由注重实质平等发展到强调形式平等。这是随着我国诉讼模式理念从职权主义发展到当事人主义的变化而变化的。以往在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法官处于主导地位，对诉讼程序的进行实行积极干预，尽可能地以国家意志取代当事人的意志，法官依职权主动查证，产生了“当事人动动嘴，法官跑断腿”的现象。“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这种诉讼模式的一个范例。其主要特征是: 1·非形式主义的常识化运作; 2·与其他社会规范相配合的个别主义的解纷方式; 3·人格化的家长式的法官。无论对这种超职权的诉讼模式有何批评，其对实质平等与实质正义的追求是符合民事诉讼的最基本的价值目标的。在当时职权主义模式下并不存在诉讼中的弱势群体，当事人由于自身原因或客观环境在诉讼中的劣势，都可以通过强化的法官职权来弥补。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我国逐步实行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变。以当事人为诉讼主导，法官成为中立的裁判者，强调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当事人主义必然追求形式平等和程序正义，但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不可避免会发生冲突。这一点不断地为此后的司法实践所论证。在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在这种诉讼模式下往往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们的诉讼理念仍然停留和寄托在“法官下乡调查”、“上级会为民做主的”等旧司法运作模式的认识上，而另一方面他们却由于缺少诉讼经验、缺少取证能力、缺少律师的帮助而无法有效地接近司法。以致在诉讼中出现了当事人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法官结案易，实现公正难的局面。尤其是随着法官职权的进一步弱化，当事人对程序的控制权不断增强，诉讼拖延，诉讼成本增加的现象日益突出。

应当说，当事人主义是我国从英美法系国家引进的“舶来品”，是上个世纪我国在人权运动的影响下，通过司法改革加强个人权利的产物。它与我国的本土法律资源并不契合。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当事人主义相比，在司法适用上我国目前尚缺失一系列相配套的制度，如律师强制制度、法律文件公开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等，没有相应制度的支持，我国目前民事诉讼实行当事人主义绝对是不完善的，它带来的影响甚至是弊大于利。对此，有学者提出，在我国应构建一种协同型主义的诉讼模式，合理分配法院与当事人的权能，以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有机统一，应该说，这不失为我国未来民事诉讼法的改革方向。

(二)进一步完善地域管辖制度

民事诉讼地域管辖是民事纠纷进入法院首先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公正合理的民事诉讼地域管辖制度不仅有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和案件公正、及时的处理，确保司法权威，而且对当事人诉权的保障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制定于上个世纪90年代，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当时那种重管理、重规制的权力本位色彩，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地域管辖规则中。因此，民事诉讼地域管辖制度虽然在“两便原则”的指导下确定了一些权利性条款，但仍是相当有限的。加之我国地域管辖规则十分强调法律的普遍性而忽视特殊性，对事不对人，重纠纷形态的解决，因此虽然民事诉讼法在被告下落不明、在国外或被监禁、劳动教养等情况下，对原告进行了特殊保护，即遵循“被告就原告”的原则，但是总的来说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仍嫌不够。对于不同层次的主体，尤其是那些不便或无力行使诉权的弱势群体如消费者、被雇佣者、被保险人等，立法者并没有对他们的弱势地位予以充分地关注，从而在设计地域管辖规则时，并未对其给予特殊的倾斜保护。

为了进一步体现实质正义，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我们认为民事诉讼法在地域管辖制度中，应对消费者、被雇佣者、被保险人等弱势群体，予以更多的人文关怀，以求使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和谐。

1·确立保护性管辖，切实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所谓保护性管辖，并不是一种新的管辖形式，而只是一般地域管辖和特殊地域管辖的补充，是对原告诉权保护的一种延伸。旨在以增加管辖联结点“原告住所地法院”为杠杆，来重新分配诉讼成本、诉讼风险在原、被告间的比例，进而对处于特殊情况下的原告以及特殊原告如弱势群体进行倾斜性保护。具体而言，首先要删除一般地域管辖中的例外规定，并允许对任何案件都可由被告住所地的法院管辖。其次在构建保护性管辖制度时，则要对原告在何种情况下进行倾斜性保护进行一一列举。如在被告下落不明、在国外，或原告由于健康原因、身边有未成年的子女要照顾以及经济困难等不便、无力行使诉权时，规定原告可向其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同样，对消费者合同、个人雇佣合同、保险合同以及代位权诉讼纠纷，法律也应规定可由消费者惯常居住地、受雇者惯常工作地、保单持有人或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住所地、债权人住所地的法院管辖。如此规定将使我国的地域管辖制度更加人性化，更能有效地发挥其诉权保障功能。

2·对协议管辖的限制。协议管辖是相对于法定管辖而言的，是对法定地域管辖的变通和补充。其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民事诉讼中处分原则的体现，它的设立意味着当事人的处分权进一步扩大，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民主性的进一步增强”。当然，任何权利都是有边界的，不是毫无限制的，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权利也是如此。对于经营者与消费者依格式合同成立的管辖协议，法律有必要对其进行合理的限制。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大公司、大企业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或者诉讼的便利，往往在格式合同中规定纠纷的管辖法院，将公司的所有的诉讼都集中在总公司所在地”。一般情况下，弱势当事人只有被动地“自愿”接受合同中明显对其不利的协议管辖条款。这对无论是在经济实力上还是信息占有上均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来说，巨额的前期旅费投入就已成为消费者实现诉权的实质障碍。“规制不合理的合同条款，维护合同正义，使经济上的强者不能假合同自由之名压榨弱者，是现代法律所应负担的任务。”因此，为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平衡两方的诉讼权利和义务，避免经营者利用格式合同的方式来选择对消费者非常不方便的管辖法院，有必要明确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依格式合同成立的管辖协议，在其显失公平时，管辖协议无效。当然，如果管辖协议所选择的法院的确是在双方当事人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所认可的，那么，这种管辖协议则是有效的。

(一) 当事人适格主体范围的扩张与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我国传统当事人适格理论是从实体法角度去考虑当事人适格基础的，把当事人适格的基础完全归于原告和被告对诉讼标的的管理权或处分权，即非实体权利人或非直接利害关系人不能成为正当当事人而提起民事诉讼。这一理论的着眼点在于防止滥诉和耗费宝贵的司法资源，不容否认，用它来衡量原告是否“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许多案件是明了的，它使许多案件不必进入实体审理过程，节约了审判资源，也防止了当事人滥用诉权。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重大产品责任事故、垄断等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日益增多，其争点一般具有公共性，纷争当事人一方往往是数目众多且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受害人，“所涉及的利害关系或利益分布呈现集团性或扩散性，当事人在诉讼中往往提出新的权利要求或试图改变现有的利益分布格局”[1]。在这些情况下，如果仍然苛求原告享有法律所明确规定的权利，而且还必须是实体法律关系的当事人，那么争议主体将根本无法获得诉讼主体资格，其利益也无法获得保护。因此，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它不仅使许多公共利益无法在诉讼领域得到保护，也使某些特殊群体的私有利益，如潜在消费者的权益等，无法得到有效保护。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正当当事人的规定被认为是构建公益诉讼制度的最大制度障碍。如前所述，我国当事人适格制度奉行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原则在维护公共利益领域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要构建一个完整的公益诉讼体系，前提是修正“直接利害关系人”原则。为有利于公益诉讼的构建及发展，应当对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有关起诉的条件进行适当的修改，即把当事人适格的性质定位为权利保护的要件而非诉讼成立的要件。同时，应当规定适格当事人不限于诉讼标的的主体，对诉讼标的有管理权、监督权或处分权的人或机构也可以成为适格当事人。这项诉讼政策将所有具有相同或同类法律利益的主体纳入诉讼之中，即个人、社会团体、检察机关在不同的情况下都可以成为适格当事人进行公益诉讼。

（四）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建构的科学化

举证责任，被人们称为民事诉讼的“脊梁”，而举证责任的分配，又被称为举证责任的“脊梁骨”，是整个证据法的核心所在。举证责任分配在一定意义上是个价值考量的问题。按照德国学者瓦伦·道夫的观点，举证责任分配系以公平正义为最基本的价值准则，而公平正义的实现，又依赖于实体法的各种具体原则[2]。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究竟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这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哪一方当事人需要付出更多举证努力和诉讼代价的问题，而且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诉讼的成败，影响到当事人对我国诉讼制度的信任度以及诉讼的进程。

举证责任倒置是举证责任分配的重要问题。照法律的一般公平理念，法律可以要求主体做的是主体有能力做并应当做的事务，并在主体不能按法律要求做时，在其所应当做的事务范围之内使其承担不利后果。当然，举证义务与举证能力统一的情况虽属通常，但不绝对，在主张者缺乏举证能力的情况下，再按照举证责任“正置”确定其举证义务及责任，必然与法律的一般公正理念相悖。这就要求适当调整，由实际具有举证能力者承担举证责任，由此产生了举证责任倒置。

在设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时保护弱者原则应为其题中应有之义，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在较大程度上与归责原则相关，而归责原则的演变又与保护弱者的精神相关。在古罗马时代建立起来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一为“原告应负举证义务”，二为“举证义务存在于主张之人，不存在于否认之人”[3]，后来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依此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受害人获得赔偿的概率越来越低，为保护这些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设置举证责任倒置成为法律公义追求的必然。当然从世界范围来看，举证责任倒置是实行法律要件分类说下的特定现象，并有其局限性，但对弱者的保护是举证责任分配体系中不可忽略的基本精神与原则。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明确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八种情形。并且鉴于证明责任在审判实践中的复杂性，《若干规定》第七条还明确了“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无法确定证明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证明责任的承担”这一司法操作准则。最高法院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司法解释充分体现了依法保护弱者追求实质平等的精神，凡是符合举证责任倒置情形的，法官要适时加以引导和正确适用，以确保“法律意识和知识欠缺”的弱势群体在遇到侵权时能顺利打赢官司。上述规定对指导司法实践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该规定行文简练，就举证责任倒置的基本概念、倒置内容以及同《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关系等并未展开，实践中对该问题的认识和做法也不尽一致。特别是，在实践中，针对各类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应否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往往成为难点和焦点，对案件的处理有重大影响。

总之，我们认为，我国目前举证责任倒置的规范现状仍然不能有效地规范实践中举证责任倒置的运用，以致引发了该问题上诸多不正确的认识和不规范的做法。并且随着实践中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侵权案件日益增多，必将会产生更多新型的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案件。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相关立法，并通过立法技术的利用增强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的灵活性及法律弥补的即时性。

(二) 诉讼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一种真正现代的司法裁判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必须是，司法能实效地为所有人接近。民事诉讼从微观的角度虽然关注的是作为个体的当事人，但是在进行程序设计的时候，却不能不考虑到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需求，设计出反映不同需求的程序类型供当事人选择。在现阶段，《民事诉讼法》应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要求，构筑一个更具亲和力的“可接近”司法。为了适应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性，《民事诉讼法》应该设立或完善有关的程序制度。具体措施包括:充实审前准备程序、构建小额诉讼程序、强化法官释明权等。

1·充实审前准备程序民事审前程序是当事人起诉与法院审判的一个中间过滤机制，是诉讼运行中的第一道关卡。“不打无准备之仗”这句经典的话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也正是各国不约而同注重审前准备程序构建的理由之一。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具有实现权利保障，解决民事纠纷，维护和实现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等目的。其中贯穿始终的任务是通过一系列合理程序制度的设计，来实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保障。而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设置无疑为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不仅有助于实现实体公正，而且还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

合理的审前准备程序有助于整理证据、固定争点和促进和解功能[4]。弱势群体由于法律知识的不足，对于诉讼程序如何进行，以及在诉讼过程中享有什么样的权利，承担什么样的义务都是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明白，通过审前程序法官的告知，加强弱势者的攻防对抗能力。对于当事人因为法律知识不足所引起的诉求、应诉偏差，审前准备程序能起到预防作用，合理地确定双方的争点，避免在庭审过程中对于争点的争执不下而造成诉讼拖延，节约了诉讼成本，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审前准备程序对弱势群体最重要的保护体现在对证据的收集上，弱势群体因为自身以及客观环境原因在举证能力上有欠缺，审前准备程序中法院可以依职权收集证据的功能弥补了其举证能力的不足。因此，进一步充实审前准备程序，对于更好地维护弱者的权利，实现实体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构建小额诉讼程序

在民主法治社会，不论权利所指标的额的大小，其权利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不论何种权利受到侵害，受害者都有权诉诸司法，请求司法救济。如何方便、快速、低成本地行使司法裁判权，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诉讼程序，是近年来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广为探讨的问题。小额纠纷的当事人，受害者通常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现实生活中，受害者往往由于欠缺法律知识，担心诉讼成本过高，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样，易于理解、程序简便、成本低廉的小额诉讼程序就成为当事人的理想选择。建立小额诉讼程序制度，既能保障司法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更多地发挥其解决纠纷实现正义的功能，又可以使分散的零星的小额利益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我国目前并没有建立小额诉讼程序，只是简单地规定了简易程序，而我国目前简易程序未能充分发挥其简易迅速地解决纠纷的功能，以致难以通过简易程序实现对小额权利的救济。因此，在进一步完善现有简易程序的基础上，构建小额诉讼程序，对于及时有效地解决小额纠纷，充分维护当事人，尤其是普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强化法官释明权

法官释明权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声明和意思陈述不清楚、不充分时，或提出了不当的声明或陈述时，或所取证据不够充分却以为证据已足够时，法官以发问和晓谕等方式提醒和启发当事人把不明确的予以澄清，把不充分的予以补充，或把不当的予以排除，或者让其提出新的诉讼资料，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权能[5]。释明权并非法院为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而产生的职权，其实质上是法院为明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案件事实而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加以引导的一种诉讼程序上的指挥权。释明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平衡当事人辩论能力的差异，补充当事人在收集诉讼资料中的不足。“在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上明显处于劣势时，法官就有必要通过行使释明权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这无疑也是程序正义的应有之义。”[6]释明权的行使必须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和辩论权，也就是不能超越当事人处分的范围，也不能超越当事人主张和提出诉讼资料的范围。为了切实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更好地实现实体公正，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法院对诉讼程序的控制、管理。

(1)明确释明权是法官的义务。我国(尤其是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目前法官素质仍然偏低已是不争的事实，加之民众普遍法律意识差、诉讼能力弱，而律师又极少参与诉讼，如果将释明权作为法官的一项自由裁量权去行使，往往很难达到设立释明权制度的初衷。因此，我们认为，在设置释明权制度时可借鉴德国的相关做法，明确释明权不仅是法院的一项权利，同时也是法院的一项义务，当事人对于法官没有履行释明义务的，可提起诉讼。并建立一定的监督机制，对于法官怠于履行义务的，给予相应的处罚。

(2)明确释明权的行使范围。对于释明权范围的界定，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出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我国法官行使释明权应确定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当事人举证的释明。告知当事人举证要求，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二是对法律概念的释明。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引入对抗制后，一些法律概念如拟制、自认、举证等群众较为陌生，法官有义务向当事人释明法律概念的内容，防止因当事人理解错误而影响裁判的公正性。三是对当事人诉讼请求的释明。在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或不充分或不正确时，法官可以以发问、询问、告知等方式，让当事人的诉讼主张准确表达，但不能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四是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释明。因当事人诉讼能力弱而造成诉讼行为明显不当的，法院应当行使释明权，启发其纠正不当之处，如错列当事人、诉讼标的不适当等。如果当事人经释明后拒绝纠正的，法院可以依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进行裁判。

(3)界定法官行使释明权的“度”。

适当的法官释明有助于实现实体意义上的公正，而过度的法官释明不仅违反程序意义上的司法中立原则，也违反实体意义上的公正原则。释明权的适用必须在程序控制和司法中立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使释明权既达到程序控制的目的，又实现司法中立的目标即司法公正。按照谷口安平先生的观点:“法院进行阐明在某一程序内是义务，在该程序以上便成为权限，再过一定限度时则为违法(违反辩论原则)。”基于我国民事诉讼正处于模式转换期的现状，法官的释明权应在坚持中立的原则下适当行使，既不能过度行使释明权，释明权的行使只能在法定范围内、依法定程序进行，又要防止消极行使释明权，依法应当行使而不行使或怠于行使释明权。行使释明权应当以探知当事人真实意思为界限，不干预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诉讼权利的处分。

(三) 改革与完善诉讼救助制度

诉讼救助制度是福利国家保障经济贫困的公民也能平等地享有和利用国家审判资源、实现社会正义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一国民主和法治的重要基础。诉讼救助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司法救助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在现代社会，诉讼救助作为全体公民都享有的一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权利，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各国宪法中，而且被纳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条约中。相比之下，我国的诉讼救助制度还很不完善。

1·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随着我国民主法制进程的加快，法律援助工作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2003年颁布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上又有了新的拓展和突破。不过，尽管如此，我国法律援助工作仍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具体表现在:第一，经费严重短缺。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计，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而实际得到援助的不足四分之一。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法律援助经费严重短缺。第二，人员远远不足。目前我国法律援助的主要实施者仍是律师。法律援助制度需要有大量的律师参与，但现在律师人数远远不够。目前，我国仅有律师11万多人，加上律师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执业，与援助需求呈反向分布，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供需矛盾。第三，法律援助的覆盖面还不够大。一般仅仅将维护经济贫困者的权益作为工作的重点，但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环境保护等公益诉讼关注不够，甚至完全不将其作为法律援助的对象。第四，思想上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还缺乏认识。从本质上看，法律援助制度是构成国家司法公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是法治国家的政府对本国公民应尽的义务，而不是施舍。

根据目前法律援助实施中的不足，结合现实中对法律援助的需要，笔者拟提出自己的几点建议:

(1)建立以政府拨款为主，多渠道筹资的法律援助经费来源体制。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最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解决好法律援助资金的来源问题。法律援助是国家对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主要由各级政府财政保障。但同时法律援助也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争取社会最大程度的理解和支持，广泛募集国内外资金，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我国法律援助事业，是弥补国家各级财政对法律援助事业投入不足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2)建立相配套的管理办法。我国《条例》实施以来，国家一直未出台一部统一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立法，法律援助的具体工作缺乏相关管理办法，从而给《条例》的实施带来一定困难。所以应当尽快制定与《条例》相配套的管理办法，加强对法律援助机构、资金的使用和监督、法律服务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社会组织人员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的质量和效率等方面的管理，全面规范法律援助工作。

(3)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律援助队伍，充分发挥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作用。在组织实施法律援助工作中，要因地制宜，合理组织本机构人员、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其他合法的志愿者参与办案。在满足社会法律援助需求的同时，不断积累经验，对法律援助工作者定期进行审批和考核，努力提高法律援助队伍的素质和专业化水平。促进法律援助案件办理向专业化方向发展。要根据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特点，规定他们应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内容和方式，组织、引导他们在民事法律事项中，开展与其工作领域和业务能力相适应的法律援助。

(4)广泛募集社会资源，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各级人民政府及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按照《条例》规定的原则和精神，采取切实措施，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性，鼓励和支持他们以自身资源积极投身到法律援助事业中来，壮大法律援助的工作力量，不断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更广泛地满足贫困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积极探索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的组织形式和方式，引导他们规范开展工作。

(5)可以借鉴欧盟国家的作法，建立法律援助的变更和撤销制度，在受援人后来财富增加，不再符合受援条件时，法院可依申请或依职权撤回法律援助。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节约援助资金，也能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法律援助机会。

2·司法救助

司法救助是世界各国目前普遍实行的一种司法救济制度，也是社会民主与法制进步的表现。现代国家一般在民事案件中都不给予私人以免费的法律救助，而采取民事诉讼收费原则，因为立法者要确保国家的财政利益并防止当事人滥诉。不过，作为一项政策，立法者同时又规定不应使某一诉讼行为成为富有者独有的特权，也不能使诉讼金额成为一项过重的负担，因为诉讼秩序也可以维护社会利益。因此，为促进这一政策的发展和实现，各国几乎都肯定了司法救助制度的意义。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无经济承受能力但须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者提供司法救助。司法救助制度既是完善各国司法制度的需要，也是保障当事人程序公正的需要。司法救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在司法制度上的意义在于它弥补了司法公正机制中的“短木块”缺陷，从而使有可能动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的“制度真空”得以填充[7]。

民事司法救助制度在我国已经实施多年，但多年来法律并没有对其做出详细规定，仅仅以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为依据，且民事司法救助的规定不具体、不全面，在实践操作中存在缺陷:第一，救助标准模糊。国家对于司法救助的最低或者最高限额未做明确规定，仅规定了救助对象是经济确有困难者。虽然各省、市有权根据各个地区的情况自行规定，但实践中主观随意性太大，造成许多应该获得救助的人而没有获得相应的救助。第二，司法救助的内容过于狭窄，其只限于法院对当事人诉讼费收取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实际上，一些当事人在进行诉讼时所受到的阻碍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或者有些当事人在经济上不存在阻碍，但可能因其他原因而不能有效地参加到诉讼中来，从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如一些当事人因年老体弱或肢体残疾等因素导致行动不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即使能够承受诉讼费，也可能因行动不便不能到庭参加诉讼。第三，由于司法救助的内容仅限于诉讼费的缓、减、免方面，一般只能在立案时对当事人进行经济上的援助，因此即使法院对当事人进行了诉讼费的缓、减、免等援助，当事人仍可能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遇到其他阻碍而导致权益得不到保护，故司法救助不能仅限于立案阶段，而应周延于整个诉讼过程。

分析了现行司法救助实施中的不足，我们可以看到，要建立和谐社会，真正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必须对其进行完善:

(1)进一步扩大司法救助。第一，扩大司法救助对象。从原来的司法救助制度看，其对象一般只限于原告，但是实际生活中，也存在被告由于经济困难或其他因素而无法参加诉讼的情况，并且被告也未必无理。如果仅仅因其处于被告的地位而无法享受司法救助，对被告而言这显然是不公平的。第二，扩大司法救助内容。很多情况下，经济困难不是阻碍当事人参加诉讼的最大障碍，司法救助的内容不能仅限于经济方面，而应延展为方便当事人参加诉讼的全方位内容，如我们可以因原告方的申请把法庭移至原告方所在地进行公开审理，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保证当事人能有效地参加到诉讼中来。第三，增加司法救助方式。一是立案救助。即对因文化程度低或身体有残障等原因写不了诉状而要求立案的，可以口头起诉。立案法官向当事人了解双方的基本情况、诉争事由及审查相关证据材料后即行立案。同时，要加强立案阶段的释明工作。二是案件审理的救助。应鼓励事实或法律关系清楚案件的困难当事人不委托人，自行进行诉讼;帮助确需请律师而无钱委托的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对涉及弱势群体当事人的小额纠纷、劳务纠纷、婚姻案件等着重实行调解，力争协商解决。三是案件执行的救助:对同一被执行主体有多个申请执行人的弱势群体优先兑付执行款、物;对被执行人确属下岗、失业人员，无力履行生效裁判的，应优先中止或终结执行;对涉及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和劳动报酬等内容的法律文书，人民法院应依职权由审判庭直接送执行机构执行，以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益。

(2)规范司法救助的审查程序。申请人应当以书面形式提交家庭财产和收入状况申报表，对不动产、机动车等财产所有情况进行详细说明;说明要求救助的原因和条件;承办法官需综合考虑申请人的外在生活状况等多种因素，认真评价其经济状况，慎重决定是否予以救助，必要时可以委托法律援助中心进行调查。

(3)建立司法救助资金保障制度。

司法救助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虽然由法院出面实施，但该措施的资金不能由法院负担，而应通过国家财政预算进行预留。在一些司法救助制度较为健全的国家，司法救助经费都依法被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由国家财政予以支付。但由于我国尚未将司法救助经费纳入国家财政，国家财政支出的司法救助经费少得可怜，司法救助经费只能靠一些司法机关去东凑西要。每年的司法救助经费缺口很大，远远不能满足司法救助工作的实际需要。可见，要保障司法救助工作的有效开展，必须通过立法的形式，把司法救助经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以从根本上解决司法救助经费短缺的问题。

注释:

[1] 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264-266·

[2] 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M]·台湾大学法学丛书， 1984·

[3]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489·

[4] 张健·论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现状与完善·载法律图书馆http: // law-lib.com/lw/lw_view. asp? no=6525， 2005年12月20日。

[5] 杨建华·民事诉讼法之研究[N]·台北:三民书局， 198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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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诉讼费用救助 弱势群体 社会公平

一、概念及现状

民事诉讼费用救助制度主要是指当事人在提起诉讼时如无力支付诉讼费用，或支付诉讼费用后将造成显著的生活困难，则国家可通过一定的程序允许当事人缓、减、免交该费用的司法救济制度，亦可简称“诉讼救助”制度。

我国的诉讼费用根据现行《交纳办法》第6条，界定为“民事诉讼当事人向法院交纳的为进行诉讼所必需的法定费用，具体包括以下几项：第一，案件受理费。第二，申请费。第三，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这正是从狭义角度定义。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发达国家由于实行律师强制主义，败诉的当事人必须承担胜诉当事人的律师费用，律师的费用包含于诉讼费用中。而我国实行本人诉讼主义，法律并未要求一定要通过律师进行诉讼，律师报酬不包含在诉讼费用中。因而，严格意义上说我国的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费用范围比德法等国家小。

另外，我国的诉讼费用救助与法律援助属不同概念。在我国，诉讼费用救助是当事人依据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相关法律的规定，直接向法院提出救助申请，由法院进行审查并批准给予诉讼费用的救助，其经费渠道主要是法院经费。而法律援助制度主要依据《法律援助条例》（2003年通过）等规定，由法院之外的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来运作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经费来源是财政支持和社会捐助。法律援助的提供主体是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人员、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和社会组织志愿人员，其着眼点是解决诉讼当事人的律师费用。当事人提起诉讼时，直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由机构对其申请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给予法律援助。

我国现行《交纳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依照本办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用的司法救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2005年修订，以下均简称《救助规定》）第二条规定，“司法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但经济确有困难，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由此可知，我国的司法救助可以认为是诉讼费用救助。

二、存在的问题

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完善到正常发挥功效，势必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如下问题：

（一）救助适用对象方面：排除部分法人、组织的救助权利

我国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适用对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1989年的《收费办法》中未明确规定适用对象。1999年《补充规定》和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救助规定》中规定了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缓交、减交或免交的适用对象：第一，当事人为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单位的，如福利院、孤儿院、敬老院、荣军休养单位、精神病院、SOS儿童村等；第二，当事人是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残疾人的；第三，当事人因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生活困难，正在接受国家救济或生产经营难以为继的；第四，当事人根据有关规定正在接受法律援助的；第五，人民法院认为其他应当进行司法救助的。2007年实施的《交纳办法》又将社会福利机构和救助管理站排除在免交的适用对象外。至此，笔者通过对上述法规总结，只有自然人和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单位为适用对象，除此之外的机关法人、企业法人等法人和其他组织都不能够作为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适用对象。

在德国，除了自然人以外，对于职务当事人（破产管理人）、法人和有当事人能力的社团（如无限公司）都可以是诉讼费用救助的适用对象，还规定外国人与本国人一样可得到诉讼费用救助。日本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适用对象有两类：（1）对于没有财力支付准备及进行诉讼所必要的费用的人、或者因支付费用而造成生活显著困难的人；（2）因诉讼费用的支付将给事业的继续发展造成显著障碍的法人。在法国，只要以其自己的收入不能应付诉讼的费用，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可申请民事诉讼救助。

可见，德日法三国普遍的做法是，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自然人和法人或组织都可以是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适用对象。然而《交纳办法》的释义将其解释为“只有自然人才有人权可言，把救助对象扩大到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缺乏理论依据”，把人权的保护框定在最表面的对自然人的保护，而忽视了保护法人和组织的利益亦是最终体现了自然人权利的保障。

（二）裁判救济方面：欠缺独立的救济机制

民事诉讼费用救助制度作为一种人为的制度，必然存在着缺陷，包括程序设计与适用的误差以及人为的失误。应当为当事人提供救济手段来释放不满。司法的多方参与性原理亦要求法院作为案件裁判权的人格化代表，应当保证当事人有表达己见的救济手段。

我国没有对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处理结果不符的独立救济机制，《收费办法》中明确规定“当事人不得单独就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提出上诉。”法院和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申请人作为利益关系的双方，救济机制是申请人表达意见的重要方式，有必要对其进行规定。而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27条第二款第2句：针对拒绝申请的裁定可提起即时抗告；第127条第三款：如果没有确认应付份额而批准了诉讼费用救助，则只能由国库在该裁定被公布的一个月内提起即时抗告，并附“受益人依其人身或经济关系应支付应付份额”的理由。在法国，对司法援助办事处、其科室及主任做出的决定可以向法院的院长提出申诉，若对院长的决定不服，不得再申请。提出不服申请的期限为1个月。在日本，对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决定不服的，亦可以提出即时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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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诊所教学；实验教学；刑事法律诊所；法律援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4－0275－03

“法律诊所教学”又称“临床法学教育”，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其出发点是效仿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指导法学院的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应用过程，来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法律诊所教育手段在英美法系国家作为法学院培养学生的主要手段，对法律职业群体的思维能力塑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2000年开始，我国在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开始进行诊所教学。目前，法律诊所课程在我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许多法学院都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在教育手段和教育模式的选择上也普遍获得了共识。我国的法律诊所教育往往采用与法律援助中心相结合的形式，也有很多院校将法律诊所课程作为法律核心课程（如刑法学、民法学）的实验课。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法律诊所教育专业委员会早在2002年就已经成立。可见，在全国各高校的法学院系中普及法律诊所教育已经势在必行。“诊所法律教育作为对现有中国法学教育模式的创新和补充，已经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可以说，诊所法律教育是新世纪中国法学教育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国外先进教学模式与中国法律教育实际有机结合的成功尝试，必将对中国高级法律人才的培养产生重要影响。”[1]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特色

诊所法律教育的主旨在于，设立某种形式和内容的法律诊所，使学生接触真实的当事人和处理真实案件，在诊所教师的指导下学习、运用法律，培养学生运用法律的实际能力，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观念，深化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应当认为，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方式都是学院派的教育，在这种法学教育模式之下，教师的教学是单向的、封闭的，学生的学习是被动的、消极的。而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以学生为主角的教学方式。无论是课堂内的模拟角色训练，还是课堂外的案件，学生都是处于主角地位。学生对法学理论、法律条文、社会状况、人际关系、案件性质与情节、诉讼请求与诉讼关系，以及被援助的法律服务对象都有了更为生动、具体、深刻的理解，所学的法律知识不再是表面化的、书本上的，而是在实际的演练、操作中，变得鲜活和富有生命力。诊所法律教育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2]。开展诊所法律教育能够克服传统法学教育的弊端，弥补法学实验教学的不足。可以说，诊所法律教育是法学实验教学中的精英式教育，符合现代法学教育的要求，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完善他们的知识结构，造就高素质的法律人才。

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法学教学模式相比较，具有很多传统教学模式所不能比拟的优势。诊所法律教育不但要学生理解所学的法律知识，更侧重要求学生掌握运用法律的技巧和实践操作能力。诊所教学通过课堂模拟实习和真实案件解决实际问题，变被动式学习为主动式学习。法学是一门具有高度实践性的学科。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法学教育只注重书本、课堂理论教学，而忽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法律诊所以有序的安排和精心的设计有意识地将若干法学理论置于学生所参与的法律诊所活动中，这正是其他教育形式所无法企及的。

通过诊所教学，使学生直接面对将来的工作环境与工作要求，促使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应用于实务之中，使学生在校就具备了适应未来工作所必需的工作能力、基本技能和心理素质。同时，创造一个模拟的职业环境，给学生提供动手操作的机会，使学生在分析案件、收集证据、起草法律文书等方面的训练得到强化，培养学生从事法律职业、处理各类案件所需要的专业技能。在达到上述目标的同时，诊所教学还可以提供一个师生互动的平台，在实验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就遇到的疑难问题和指导教师展开有效的沟通，加深对相关知识的记忆和理解。诊所教学的指导教师也可以在此过程中提高教学水平，做到“教学相长”。作为讲授法学课程的教师，没有相关的实践经验必将影响到教学质量。在开展诊所教学的过程中，指导教师也必须深入法律实务部门，掌握相应的专业技能。实践经验的丰富无疑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讲授相关法律专业知识，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

诊所式教学模式除了强调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对学生职业道德的培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公平和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法律职业者应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而职业道德教育一直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法律职业道德的培养和提高显然不能通过简单的说教来完成。法律诊所是培养学生职业责任和职业道德的最佳场所。诊所教学中的实际案件多以法律援助活动为载体，涉猎的很多都是刑事案件。对于这些案件的处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正义感和职业责任心，使法学教育远远超越法律知识和法律工作能力本身，而延伸到了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领域。法律诊所教学模式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也能够对其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的提升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在刑法学课程中开展诊所式教学的必要性

法律诊所教学模式为学生创造了在现实生活中实践法律的机会，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道德观，通过教师的指导，探讨并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开展诊所教学，也有助于发挥法学院的资源优势。社会对法律援助需求很大，尤其是某些刑事案件。开展诊所教学的同时可以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提供法律援助，大大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

法律诊所课程虽然注重在经验中学习，但毕竟它的学习仍然在学校完成。可以借助模式化、程序化的课堂训练，使学生真正具备法律人的思维能力，从而在他们从事法律职业之前，具备法律人的基本素质。法律诊所是开展各种诊所实践活动的场所，是学生获得传统法学课堂上难以学到的知识和技能的平台，为此，必须要建立一定规模的法律诊所。诊所法律教育的核心就是其课程设置。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应该包括课堂教学和实际案件指导两部分。以刑法学的课堂教学为依托，教学内容不再侧重于对法律制度、理论、学说本身的讲解，而是更加关注对有关法律应用经验和实践技巧的解释与模拟练习，使学生能够应付在办案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综观国内各大高校设立的法律诊所，有的是综合性的法律诊所，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有的是专门性的法律诊所，如四川大学于2001年获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而设立的刑事法律诊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又和国际司法桥梁合作实施了为期3年的《刑事诊所法律教育项目》，以此为全国法学院树立刑事教育典范。自此之后，国内多家法学院纷纷设立了刑事法律诊所。与其他案件类型相比，刑事案件自有其特殊之处。简单地说，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关涉到被告人生杀予夺的权利。而在全国各地区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没有辩护人的情况并不少见。而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请律师进行辩护的原因非常简单――贫困。这些人往往在社会上处于十分弱势的地位，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拙于表达，加上对法庭的畏惧，他们虽然十分渴望有人为其辩护，但往往在现实中这个愿望很难实现。虽然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早已建立，但由于种种原因，尚不够完善。现阶段法律援助力量不够，而法律援助的社会需求很大，愿意提供刑事案件法律援助的律师往往供不应求。因此，在大学建立大学生法律工作援助站容易得到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可以以大学生法律援助工作站为依托建立刑事法律诊所，开展法律援助，使学生在诊所教师的指导下，结合具体案件，培养自己的个人意志力、交际能力、协调能力、口才等综合素质。

从另外一个方面而言，传统的讲授教学法一直是我国刑法学教学的主要模式，即以课堂面对面的讲授为主要方式。我国的刑法是成文法，法律规定较为抽象，因而，刑法学的教学内容侧重于对概念和原理的解释。法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刑法学更是如此，讲授教学法的弊端随着刑法学教学方法的不断改进而逐渐显现出来。其他在刑法学教学中采用的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法、模拟教学法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讲授教学法的不足，但也都存在着各自的问题。如案例教学法，教师在课堂上引用案例进行教学的时候，所引用的案例大多是针对刑法总论中的某一章节或者各论中的某一罪名所甄选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多有一个特点，要么是较有影响的重大案件，要么是颇为典型的案件，抑或是疑难案件。由这些案例的典型性或者特异性所决定，案例教学法并不能反映刑事司法实践中形形的案件的全貌。模拟教学法也是一段时间以来刑法学教学中采用的一种很重要的教学方法，主要的形式就是举办模拟法庭。既然是“模拟”，案件本身或者庭审的过程就断然不是真实的，而只是一种理想环境下的处理刑事案件的过程。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个过程必然不会是理想的，也不会具有太多的典型性。如果单以案例教学法或模拟教学法为刑法学教学方法的补足的话，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显然很难获得灵活处理法律事务的技能和经验。与以上各种教学方法不同的是，诊所课程中所接触的案件材料是完全真实的，建立在真实的案件材料和当事人基础之上，学生通过真实案件，参与案件处理的全过程，运用所学的知识对随时可能变化的情况加以妥善处理。可以说，诊所法律教育能够有效地弥补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提高法学教育的质量。

三、刑事法律诊所建构的初步构想

刑事法律诊所的构建可以分成两个层次进行：

第一层次是课堂教学部分，独立于《刑法学》必修课之外单独开设刑事法律诊所的选修课，由诊所教师进行授课，综合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相关知识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讲解，与《刑法学》及《刑事诉讼法学》不同，该选修课侧重于对相关的法律实务经验和技巧的讲授、对相关法律和社会问题的讨论以及对相关案件的模拟练习。结合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的实际，笔者提出的构想是，在法学院大三、大四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刑事法律诊所课程，课程性质为选修课，计36课时，2学分。《刑法学》课程作为高等院校法学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早已被我校列为实验教学课程，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除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法外，引进诊所式教学方法实属必要。

第二层次是具体案件指导部分，可由法学院的教学实习科研基地（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在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检察院和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检察院等司法部门均设立了教学实习科研基地）提供具体的相关案源，学生在指导教师带领下以法律援助工作站（大连市法律援助中心东北财经大学法律援助工作站已于2009年5月正式成立）名义对刑事案件当事人进行法律援助。具体包括解答法律咨询、案件诉讼及其他非诉讼业务。主要针对的是基层法院管辖的简单刑事案件，其特点是证据较为清楚，矛盾冲突并不剧烈，适合法科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提供法律援助。至于一些复杂、疑难的案件，特别是需要高度专业背景的案件，由于这类案件本身难度较高，并不适合尚在学习阶段的学生进行。

以上两个层级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采取灵活生动的方法，注重教育方法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在课程进行中，教学应循序渐进地进行，必须考虑法律运用的难度和学生的接受程度。对于刚刚进入诊所的学生，不宜一开始就让他们真实案件，而应该先学习诊所课程，进行课堂教学，之后再由教师提供模拟案件，从虚拟的案件开始学习，待基础扎实以后，才能进入到具体案件阶段。

建立法律诊所、完善诊所课程、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是构建诊所式教学模式的主要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尚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如诊所教师的选任，可采取“内外结合”的形式，诊所课程的课堂教学部分可由本院教师进行授课，至于在具体案件指导部分，可考虑外聘实务部门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来担任兼职诊所教师，承担这一部分的教学任务。这样一来，既可以解决因本院教师数量有限及教师时间、精力有限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可以更好地提高教学效果。另外，刑事案件来源十分有限也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国内已开设法律诊所的高校的具体情况来看，案件来源的主要特点是民商事案件多，行政和刑事案件少。同时，法科学生的执业能力很难获得大多数当事人的完全信任，刑事法律诊所对案件的需求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笔者认为，解决的具体办法还是应充分挖掘教学实习科研基地这一资源，加强与实务部门的合作，切实地解决刑事法律诊所的案件来源问题。最后，诊所课程的评价体系也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评价体系是教育模式的关键部分，对于仍然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的中国法律诊所教育，评价体系的设计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由于刑事法律诊所是由课堂讲授、法院旁听、案件等环节构成的，因此采用传统的“分数考查法”显然是不合理的。笔者的观点是，应根据在刑事法律诊所中学习的学生所的案件质量来作为评判的标准，评价的形式主要以评级为主。评价的主体包括诊所教师、客户以及学生本人，其中，应以诊所教师的评价为主，其他主体的评价为补充。

每一次法学教学方法的改进，都是为了使法学教育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培养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诊所法律教育的引进和发展为我国法学教育方法的改进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道德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十年来的实践和发展已经充分证明，诊所法律教育理应成为法学教学方法的有益补充。因此，结合我校实验教学和刑法学学科发展的实际，应当在我校设立刑事法律诊所，开展诊所教学，以弥补传统法学教学方法的不足。

参考文献：

[1] 甄贞.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的现状和未来[C].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2007年年会暨中国法学教育论坛论文集，2007：121.

[2] 田宏伟.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学实践课改革新尝试――美国法律实践教学对我国法学教育的启示[J].教育探索，2007，（1）.

Clinics teaching-New path of the criminal law experiment teaching

HAN Ling,ZHAO Da-li

(Law college,North-east finance and economy university,Dalian 116025,China)

篇10

［关键词］市场经济；弱势群体；人权问题

［中图分类号］D81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2-0160-02

1 市场经济与人权的关系

西方学者对市场经济的概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奥地利米塞斯为首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通过市场供给和需求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另一种是以波兰的兰格为首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供给和需求配置资源的经济”。二者的主要分歧在于市场经济是否要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与此相对应,我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进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我国的经济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人权保障的不足日益凸显出来。

市场经济与人权保障存在着内在的普遍联系。市场经济是人权观念产生的基础,人权观念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市场经济内在的二重性对人权具有正负效应。它既有促进人权的积极作用,又有阻碍人权的消极作用。这种双重作用与市场经济共存。这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一样的。因此,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必须利用市场经济对人权的正效应,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同时,在现代社会,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严重,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越来越难以保障。为此,市场经济就必须以人为本,进行社会整合,建立起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表机制,让这些社会弱势群体能够利用代言人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以此来保障弱势群体人权的实现。

2 市场经济视野下人权的类型化

在市场经济的视野下,人权主要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

第一,生存权。是指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和历史条件下,人们应当享有的维持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基本条件的权利。在市场经济的视野下,对于弱势群体而言的生存权主要有：①工作权利。主要包括就业权、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劳动安全卫生权、职业培训权、社会保险福利权、提请劳动争议处理权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当弱势群体的工作权利受到侵害时,政府和国家都应当予以保障和救济。②财产权。主要是指公民所享有的对抗他人非法干涉自身财产权的权利。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侵犯弱势群体财产权的现象不断增多。当前普遍存在的情形就是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农民工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当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害时,往往无从救济。这就需要我们建立起救济体系,保障他们的权利。③表达权和参与权。即通过组织化、制度化的渠道表达和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这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来说尤为重要。要采取有力措施,发展新闻、出版事业,畅通各种渠道,保障弱势群体的表达权利。要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增强决策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参与度。在制定与弱势群体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时,要公开听取他们的意见。

第二,发展权。发展权是个人、民族和国家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并公平享有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在市场经济的视野下,就弱势群体的发展权而言,主要就是指社会对于弱势群体应当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充分地保障他们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保障他们的工作权利,参加培训和接受教育的权利,完善和落实弱势群体的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我们要坚持保障生存与促进发展并重的原则。保障生存就是要确保弱势群体生存权的实现,促进发展就是确保弱势群体发展权的实现。保障生存与促进发展并重实际上就是生存权与发展权并重。生存权是发展权的基础,没有生存权也就无所谓发展权；发展权又是生存权的延续,没有发展权,也就不能保障更好地生存。因此,在市场经济的视野下,保护弱势群体应该从生存权和发展权并重这个高度去设计弱势群体的权利,并且还要有必要的措施保障他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以真正的实现。

3 市场经济视野下人权保障的不足

(1)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一个健全的社会体系应该具备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然而由于我国的财政政策和社会救济的不完善,致使很多需要救助的人寻求不到救济的途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导致近年来我国出现了大量的。

此外,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以家庭保障为主,在城市则以单位为主,社会保障的水平低,覆盖面窄,保障功能不强。虽然我国逐步实施了社会救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同经济发展程度相比,社会支持制度明显滞后。保障面窄、保障水平低下,保障资金缺乏有力保证,无法使弱势群体的境况得到明显的改善。

(2)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我国法律对于弱势群体的保障,虽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并且这些法律的实施对我国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国法律对于弱势群体人权的保障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不足。

虽然我国宪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范围很广,但宪法只是作了抽象的原则性规定,要使宪法上规定的这些权利转化为公民实有的权利,需要国家有关机关依据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制定出具体的法律法规加以具体化,使其变得具有可操作性。我国直到目前为止尚无一部综合性社会保障法律,作为社会保障法的核心部分《社会保险法》至今仍未出台,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等立法几乎是处于空白地带,现有的零散颁布的各种条例、决定、通知和规定,相互之间缺少必要衔接,不能形成配套法律体系。立法工作的滞后,直接导致了对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权的保护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而各类法律法规的相互冲突矛盾,又使得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陷入了“有法难依”的尴尬局面。

(3)法律救济难以实现。法律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各国的宪法都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得依赖一定的经济基础,这就直接导致了社会弱势群体要想得到法律的救济是难以实现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法治社会的一项人权保障制度,其主要特征就是国家出资,包括支付律师的援助费用及相应报酬。而从我国立法上看,对法律援助规定得过于原则,且均将法律援助框定为律师减免费用、义务提供援助,并未规定国家在法律援助中的责任。从实践中看,我国基本上还处于由律师协会、律师及高校等免费义务提供法律援助为主的阶段。能够得到法律援助的只是极少数人,弱势群体常常处于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有关诉讼费用而无法维护自身权益的窘境。

此外,弱势群体法律意识的淡薄使得法律救济达不到应有的效果。普法存在的问题造成他们对于一些与其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知晓,无法有效地寻求法律救济。由于社会弱势群体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发生利益纠纷之后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只能通过非理性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法律救济成本过高也是造成弱势群体寻求法律救济的一大阻碍。即使他们希望得到法律的帮助,也会因为诉讼成本过高放弃诉讼。

4 市场经济视野下人权保障的完善

(1)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首先,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是老年人最重要的保险制度,尤其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更急需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整个养老保险制度的关键点应放在构建制度平台上,即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其次,完善失业保险制度。随着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失业保险制度面临着增强抗风险能力的内在要求,应当开辟新的资金供应渠道。最后,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保险改革应当以全民健康保障作为长远目标来落实,加强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险扶持力度,以福利公平为指导原则,坚定不移地实行医疗保险、医疗体制、医药体制三项改革同步推进。

(2)完善法律保障体系。目前,我国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多采取单行法、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的立法形式,由于缺少一部统筹性的法律而造成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混乱。统一的《社会保障法》具有单行立法所没有的独特优势,它能把需要保障的受益主体整合在一起而有利于充分的保障各类弱势群体,把各类保障主体整合在一起而充分发挥各保障主体的优势,并且它能以更宽广的视野提出整体的总体措施和个体具体的差别措施，从而更有效地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制定统一的《社会保障法》能较好地解决诸多单行立法的缺陷与不足,使法律能在更广阔的空间里最大限度地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此外,针对我国目前的现状,在制定统一的《社会保障法》的同时,应该继续完善和落实保障弱势群体的单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