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基本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哲学的基本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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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体育规范 价值 特征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主体性发展视域中的社会规范变迁研究”（12A033）、陕西省软科学项目（2012KRM43）、陕西省软科学项目（2011KRM44）、西安体育学院院管课题（编号2011QN004）、西安体育学院腾飞人才工程基金项目，西安体育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项目。

唯物史观认为，规范是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产物，是为了解决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提高活动效率，维持一定的公共生活秩序而形成或确立的。如果一个社会缺少相应的社会规范，不仅社会所有领域的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不能顺利进行，个人利益和社会共同利益无法实现，而且各种矛盾会使得社会秩序难以维持，社会权威得不到认同，社会整合难以顺利进行，社会秩序出现混乱，甚至可能使社会共同体走向解体。对于单个人来说，个人现实中的价值活动、评价活动，以及价值选择，都需要一定判断标准、评价标准和选择标准。如果无规范可遵循，或者说规范规定不明确，互相抵牾，互相冲突，那么不仅个人将处于恐慌、盲目和失落之中，而且每个人对他人的行为对社会对未来都无法做到合理预期，从而也就无法理性地组织自己的行为。这必将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断加剧。所以说，规范对于社会和个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规范本质上属于价值规范。

体育规范的价值本质

一般来说，体育规范是指在与体育相关的活动领域内，基于人类对体育活动秩序的需求，为了维持体育运动的公平竞争原则，为了保证体育活动主体利益价值的实现，是人们在交往活动中形成和制订的，对与体育相关的活动主体具有指导性、调节性和约束性的行为准则和标准。因此，体育规范不论是对于体育活动领域，还是对于每一个体育活动主体，体育规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体现出体育规范的价值本质。首先，就体育规范对于体育活动领域的价值来说。我们知道，秩序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然而人类社会对秩序的需求只有通过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一定的规范才能得以满足。而在体育活动领域，所有与体育相关的活动，如体育竞技活动、体育组织活动、体育管理活动，以及体育产业等领域活动的顺利进行和有序运转，都需要相应的体育规范和规则。假如竞技体育活动没有具体的比赛规则，那么竞技体育活动基本的秩序将无法维护，更谈不上顺利进行。因此，在于与体育相关的活动领域，体育规范都具有规范性价值，换句话说，体育规范就是价值规范。其次，就体育规范对于体育活动主体的价值来说。人类社会所有的规范，都是人类为自己有序高效顺利的实践活动制订的规则。那么作为体育规范，其本质上是规范与体育活动相关的各种主体与主体之间关系的规则，它为体育活动主体提供了一整套统一的标准，是体育活动主体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即这些标准是体育活动主体参与体育活动的价值标准，也是体育活动主体衡量与评价其他主体行为的评价标准。例如，作为一名运动员，他会以体育训练规则、体育比赛规则、体育道德，以及体育法律，作为自身参与体育活动的价值标准，以此来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同样的，体育规则也是裁判员、法官等评价体育活动主体行为是否违规和违法的评价标准。因此，我们可以说，体育规范对于体育活动主体，实际起到了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的作用。总的来说，体育规范不仅对于体育活动领域，而且对于体育活动主体，都具有价值规范意味。因此，可以说体育规范本质上属于价值规范。

体育规范的主体性特征

体育规范的主体性主要表现为：首先价值的主体性决定了体育规范的主体性。价值本质上是一种属人的主体性的存在。而体育规范本质上是属于价值规范，具有规范性价值，是为人的规范性价值。因此，体育规范拥有人性的特征。其次，从体育规范的产生来看，体育规范是体育活动主体交往活动的产物，它满足了体育活动主体交往活动的顺利进行，缓解了体育活动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提高了体育活动主体的活动效率，特别是为体育活动提供了秩序上的需求。可以得出体育规范的创设是为着体育活动中的主体服务的。再次，体育规范一旦形成，就成为体育活动主体在体育活动过程中的导向标准，成为体育活动主体进行体育活动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的标准。例如，在所有的竞技体育活动中，规定所有参赛运动员禁止服用兴奋剂。这条体育规则既保证了体育比赛的干净、公平竞争，又促使所有运动员在长期的比赛过程中，把此规则当作体育活动的价值标准，并将其内化为一种价值自觉，严格要求自己的比赛行为，同时成为个人评价他人的行为是否合法或违法的标准。因此，体育规范是一种既为个人主体，又为社会、群体主体的存在。综上所述，体育规范具有主体性的特征。

体育规范的普遍性特征

体育规范具有普遍性，是指从超越单个体育活动主体特殊的价值诉求的角度讲。我们知道，作为调节体育活动主体间交往活动中利益矛盾的体育规范，其立足点主要是体育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主体间的关系。主体间关系不同于主客体关系，它超越了主客体关系中客体对主体的价值满足关系，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公开的、公共的、共同的价值诉求。如果说主客体之间的价值满足还属于特殊的个人的私人的利益，那么体育规范则是介于体育活动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共同的、普遍的价值诉求。例如，在所有的竞技体育活动中，禁止所有运动员虚报年龄、服用兴奋剂、、假球、假摔；禁止裁判员、收受贿赂，比赛中打人情分、关系分、吹黑哨等；禁止体育观众殴打、谩骂运动员；禁止体育组织部门、体育协会内部控制比赛结果等等。这些体育规范不是对某一个与体育活动相关的主体规定，是对所有与体育活动相关主体公开的、公共的、共同的规定。因此，调整体育活动主体与主体之间关系的体育规范具有普遍性特征。

体育规范的共识性特征

体育规范要成其为共同的规范，还必须以共识为前提，共识是体育规范成立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特征。因为如果体育规范不以达成共识为前提，体育规范就不能在体育活动主体间发挥作用，就不能成为体育活动主体进行体育活动的价值判断和评价的标准。共识的达成包括体育活动过程中单个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单个主体与组织之间的，还可以是国际间的共识达成。所有体育活动主体共识的达成必然会取决于两个方面：首先共识的达成取决于体育活动主体的需求和利益的一致性。如果不同体育活动主体的需求和利益具有直接的一致性，或者说在不同体育活动主体之间能寻找到一些共同的需求和利益，那么不同体育活动主体间就很容易达成共识。例如：禁止裁判员收受贿赂这条体育规范，就是以裁判员和运动员之间、裁判员之间，以及裁判员与体育组织管理部门之间共识的一致达成为前提的，而他们彼此之间之所以能达成共识，是因为他们之间在需求和利益上具有直接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体育管理组织部门、裁判员和运动员都希望有一个严肃、规范、信任、公平竞争的比赛规则，来保障体育比赛活动的顺利进行、保障裁判员、教练和运动员共同的竞赛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满足，所以禁止裁判员收受贿赂等体育规范就成为必需。因此，所有体育规范都具有共识性特征。

综上所述，体育规范是价值规范在体育活动领域的一种重要类别，是体育活动主体进行体育价值活动、体育评价活动，以及体育行为选择的基本准则。其价值规范的本质决定了体育规范具有主体性、普遍性和共识性等价值特征。通过探析体育规范的价值本质和价值特征，有助于增强体育活动主体的规范意识，从而更加自觉地遵守体育活动领域的各种规范。

参考文献：

[1]孙伟平.价值论转向 ———现代哲学的困境与出路 [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

[2]王玉墚.当代中国价值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刘进田.人作为价值本身是否可能 —与赖金良先生商榷[J].哲学研究，2005（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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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便是古希腊的哲人也都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例如，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世界的构造源于数字；而泰勒斯则认为世界是由六种元素构成的，比如，土、水、空气、阳光等等。只是到了近代科学起源之后，人类才逐步揭开世界构造的面纱。

而这种飞跃式的认识，来自于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

伽利略眼中的世界构造

出版于1632年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被视为人类近代科学的起源。在这本巨著中，伽利略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出了自然界的一个著名规律——关于运动和动力学的世界体系。

在此之前的1000余年，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也曾对运动和动力学做过描述。到了中世纪，这一描述被教会发扬光大，但是，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对世界的描述。而伽利略通过对光滑木槽中小球运动规律的研究，发现了运动学和动力学的奠基理论—一惯性定理，以及关于运动变换的规则———伽利略变换。从此，过去无序的世界在伽利略的理论体系中，被构造成一个可以定量描述的、由惯性定律支配的动力学世界。

伽利略的科学发现，不仅在物理学史上，而且在整个科学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不仅纠正了统治欧洲近2000年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观点，更创立了研究自然科学的新方法。伽利略在总结自己的科学研究方法时说：“这是第一次为新的方法打开了大门，这种将带来大量奇妙成果的新方法，在未来的年代里，会博得许多人的重视。”

可以说，伽利略迈出的这一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个纷繁世界，可以被人的心智去认识，主要是因为有客观的规律在里面，这个规律就是惯性定律和伽利略变换。当时人们争相传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而伽利略发现了新宇宙。”今天，史蒂芬·霍金说：“自然科学的诞生要归功于伽利略，他在这方面的功劳大概无人能及。”

然而，虽然伽利略提出这个划时代的世界构造理论是在欧洲大陆，但在当时欧洲大陆的教会里，中世纪遗留的思维还在作怪，伽利略这位被后人尊称为近代科学之父的先驱者，晚年竟然被教会软禁。

虽然伽利略的世界构造理论没有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开来，但令人欣慰的是，在伽利略去世10天后，另一位科学巨人——牛顿——在英国的乡间小镇伍尔索普出生了。后来，这位英国青年不仅发展了伽利略的世界构造理论，并且将经典的运动学和动力学理论推向极致。

牛顿的世界体系

后人一般这样评价牛顿的世界体系和构造：牛顿的世界构造是一个完全机械式的世界。确实如此。在出版于1687年的、被称为“自然科学的《圣经》”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牛顿运动三大定律以及万有引力公式，是“机械观”世界构造的基石。

虽然在牛顿谢世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也有人试图重新表述这个“机械观”的世界构造体系，如拉格朗日、哈密尔顿以及20世纪初的德国女数学家诺特。但是这些数学形式的改变，都没能撼动牛顿“机械观”世界构造的基础—惯性定律和运动的绝对性（当然也包括时间的绝对性）。直到1905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专利局职员爱因斯坦的出场。

爱因斯坦手中的世界构造

关于爱因斯坦如何提出世界构造的新理论——相对论，这方面的传记作品汗牛充栋，流行比较广的有丹尼斯·奥弗比撰写的《恋爱中的爱因斯坦》，以及沃尔特·艾萨克森撰写的《爱因斯坦：生活和宇宙》。

从任何角度看，爱因斯坦都是现代科学的引领者。因为他的相对论以及相对论下的世界构造图景，撼动了流行近三个世纪、并已深入人心的牛顿的“机械观”世界构造。

在爱因斯坦的世界构造中，一切皆相对运动，没有绝对的运动，没有绝对的时间，一切物理单元都是和运动的相对性密切联系的。

虽然这个新的世界构造图景在被提出的20年中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但随着日后物理学实验技术的进步，爱因斯坦相对论下的新的世界构造图景被证明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石，和同一时代由普朗克提出的量子理论一起构建了现代物理学的大厦。

也正因为如此，20世纪科学哲学中心之一的“维也纳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卡尔纳普，在20世纪20年代末，用哲学家的眼光写出了这个物质世界构造的基本特征——世界是由逻辑链条串联起来的一个逻辑嵌套。

卡尔纳普笔下的世界构造

鲁道夫·卡尔纳普于1928年出版的科学哲学鸿著《世界的逻辑构造》（英译本名字改成了《世界的构造》），是20世纪科学哲学的巅峰之作。

20世纪是人类思想最为活跃的世纪。在那个世纪中，世界出现了三个活跃的思想中心，也就后人所称的三个科学哲学中心，分别是：在英国伦敦的“伦敦学派”，德国柏林的“柏林学派”和奥地利维也纳的“维也纳学派”。其中，“维也纳学派”对20世纪的科学思想有最广泛的影响。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就是鲁道夫·卡尔纳普，他在1926年撰写的科学哲学著作《世界的逻辑构造》，被视为20世纪科学哲学十大名著中的压轴之作。

在这本著作中，卡尔纳普用哲学家的眼光，构造出一个真实的物理世界的最基本特征——世界是由逻辑链条构成的逻辑嵌套。

人类要认识自然的奥秘，必须从一个最初级的逻辑单元出发，以此为基础去解释更高一级的逻辑规律，依次上升。这就像一个链条，一环紧扣一环，形成一个逻辑构成的解释链条，不断向高级延伸。

确实如此。人类的知识进化，正是遵从这样一个基本规律。近代科学的起源，便是伽利略提出的两个最基本的逻辑单元——掼性定理和伽利略变换，而此后物理世界的构造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向更高深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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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考点1哲学与世界观、方法论的关系

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世界观是人们对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和根本观点。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同时又是方法论。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理论。

考点2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亦即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凡主张世界的本质是物质，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的，都属于唯物主义派别;断言意识是世界的本质，坚持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意识决定物质的。则属于唯心主义派别。凡是主张思维与存在之间有同一性，即主张思维能够正确认识存在的哲学，都属于可知论;凡是主张思维与存在之间没有同一性，即主张思维完全不能或不能完全正确认识存在的哲学，都属于不可知论。

考点3哲学的产生

(1)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是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2) 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进而为哲学的主生提供了牢固的自然科学基础。

(3) 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其中的黑格尔哲学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与费尔巴哈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是哲学产生的直接理论来源。

考点4哲学的基本特征

(1) 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

(2) 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统的完备的理论体系。

(3)哲学是实践基础上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无主阶段哲学。

考点5哲学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意导意义

(1)哲学是无主阶段政党制定战略、策略的理论基础，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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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中国画;理论课;教学

著名的美术教育家陈传席说:“只有技能学习,没有理论学科的学习,不能叫美术教育,文化才能提高学生的素质,而技能则不能。”这段话精辟地阐明了美术理论在美术教学中的重要地位。系统的中国画艺术理论包括东西方艺术哲学、美学、中西方比较画论、中国画史画论等。要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还应该涉及与中国画相关的古典文学、音律、诗词、书法、篆刻等方面的内容。当然,要在短短三四年的学习时间里精研这么多的内容是不可能的,但是学校仍然需要合理安排学时,尽量让学生初窥门径,以利于今后的长期发展。真正的学习必定是艰辛的,李可染也讲 “用最深的功力打进去”,一味降低文化课的要求,降低对艺术类考生的素质要求,不利于学生成才,不利于中国画教育,更不利于中国画自身的传承与发展。

哲学是研究普遍规律的学科,也是培养思维方式与思维深度的学科。由于中国画与中国哲学的密切关系,学生必须对东方哲学有所了解。要准确定位东方的艺术哲学,最好的办法是与西方的艺术思想作比较,所以应当同时学习东西方艺术哲学,在比较中了解与掌握东方艺术哲学的特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艺术在发源阶段都体现出共同的特征――形象性、具体性、象征性。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原始人认为人与自然,生命与神灵之间都是贯通的。不同类型的生命之间并没有高低之分,生命与非生命之间也是完全平等的,都是“不可欺”的,梦中的事物与现实中的客观事物之间也没有真假之别,天地间的万物都是一个共同体,所有的部分都可以相互转化、相互沟通、相互渗透。从形式上看,原始艺术多运用单纯、朴拙的线条,以对称、几何形态为主,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从这个角度上看,东方艺术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始艺术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形态,而西方艺术则因为技术的发展而走上了科学、理性的道路。西方艺术哲学讲求唯物务实;而东方艺术哲学则唯心务虚。东西方艺术哲学都在各自的美术,文学,音乐等艺术领域打上了烙印,对比看来,相映成趣。如此更能理解潘天寿“东西方艺术为两座高峰”的理论。

美学是培养艺术修养的基础,是关于美与艺术的一般哲学研究,对学生理解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事实上,从提高艺术修养的角度来说,不论是学习艺术专业的学生,还是非艺术专业的学生,都应该具备一定的美学常识和基础。西方古典美学和艺术思想多是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艺术,将摹拟、再现、认识看做是艺术的本质特征;而中国古典美学则主要是从哲学和艺术心理学等角度观察和研究艺术,把表情达意看做是艺术的基本特征。所以也有人说,西方艺术是表现艺术,东方艺术是再现艺术,学生应当对两者进行综合的、辩证的思考。

中西方比较画论有利于学生比较中西方艺术的异同,并使学生从基础训练阶段就理解中西方在造型观念上的差异,善于区别不同种类绘画的基本特征。固本清源,从根本上掌握中国画的绘画思想与绘画语言。中国画专业的学生一定要扎实地掌握中国画史画论的相关内容,这样画出的画才能有根、有生命力。如中国画为什么首先要求“气韵生动”,而非“应物象形”,怎样理解“骨法用笔”等等。明代画家李日华说:“韵者,生动之趣,可以神游意会,陡然得之,不可以驻思得也。”但是他也认为。只要画者领悟深刻,技艺精湛,作品还是可以达到气韵生动的境界的。这也说明了无条件刻苦钻研基本功的必要性,古人严谨治学的方式不应该被抛弃,现代教育提倡快乐学习的前提也是“悟”进去,才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而不是一味放任逍遥吧。

诗、书、画、印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自具有独立的文化内涵和审美特质。“诗”泛指古典文学与诗词歌赋。“书”指书法,中国画历来讲究“书画同源”,强调以书法用笔入画。“印”是印章、印信,最初只是代签名,后发展为独特的篆刻艺术。诗书画印相结合,是中国画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几种艺术相融相生,既丰富了画面内容,又拓展了画面境界,给人以更丰富的美感享受。诗书画印结合是文人画的产物,绘画史一般把王维看做是把诗画结合一体的创始者,苏轼评价他的作品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北宋文学家、画家张舜民云:“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唐朝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首先倡导“书画同体”、“用笔同法”说。元代画家更强调画中的书法趣味,赵孟说:“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明清两代文人画雄踞画坛,诗书画印结合的艺术形式日臻完美。既要注意书画之间的相通,也要注意两者的区别,不能丢弃中国画的“绘画性”,也就是不能抹杀绘画本身作为造型艺术的特点,二者不可互相代替,否则容易误入歧途。诗、书、画、印等综合艺术修养的培养,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和理解中国绘画的文脉。

在实际教学中,绘画理论课往往不被重视,理论课的作用也远没有发挥出来。教师应根据不同理论课的特点,采用灵活的教学手段,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如涉及哲学或中西方比较的内容可组织学生辩论,美学则应联系生活实际进行演讲,对于诗书画印等综合文艺修养的培养可由学生推荐好书,讨论学习。只有开自由快乐研习之学风,才能真正体现出大学教育的学术风范。科技的发展进步,对文化艺术理论的“教”和“学”都是很有帮助的。可以说当今时代的学生比起之前任何年代都更有条件吸收各种知识,来丰富其知识结构。教师应当利用一切手段,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理解,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应当看到虽然基础阶段的传统文化教育比较薄弱,但是全社会始终保持着对读书、受教育的广泛认同,生活和学习环境都在不断改善,世界的文化交流不断深化……这一切都为学生进行传统文化学习和交流创造了条件,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M]. 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1.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春风文艺出

版社,1987.

[3][法]丹纳.艺术哲学[M]. 傅雷 ,译.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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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黑格尔、定位、必然的判断

一、关于必然的判断的定位

黑格尔哲学具有系统性与整体性，因而在学习或了解其任何一个哲学细节或分枝时，首先要做就是将所学习的对象放在黑格尔为其设置的应然位置。只有对于我们所要学习的哲学细节或分枝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进行一个准确且合理的定位，这样才能避免对黑格尔哲学的曲解和牛头马尾丑相的出现。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黑格尔逻辑学从而理解黑格尔逻辑学的意义和价值。下面我将从结构层次的定位和理论层次上的定位两个维度对黑格尔关于必然的判断进行分析。

结构层次上的定位。所谓结构层次上的定位是指，作者为了方便读者的理解所设置的层级与维度。目录则是是我们常见的结构层次上定位。必然的判断是在概念论中第一级维度“主观概念”中的第二级维度“判断”中的第三个维度的子细节。简言之，必然的判断位于黑格尔《小逻辑》第一部分的第三篇的第一章。

理论层次上的定位。所谓理论层次上的定位是指，我们所要学习的对象在作者论述体系的位置。必然的判断是逻辑学中的一个重要哲学细节。逻辑学是研究纯粹理念的科学，所谓纯粹理念就是思维的最抽象的要素所形成的理念。[1]这也就说明了必然的判断是思维最抽象的要素之一。以上是必然的判断在黑格尔哲学中一个理论层次上的定位。

二、关于必然的判断的基本内容

要了解必然的判断基本内容就必须了解在黑格尔话语体系中“主词”和“谓词”与我们通常所了解的“主语”、“谓语”、“宾语”的区别。举个例子来讲，“香蕉是水果”，在我们通常所了解的语法中间，“香蕉”是主语，“是”是谓语，“水果”是宾语。在黑格尔话语体系中，“香蕉是水果”这个判断中，“香蕉”是主词，“水果”是谓词。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了解的语法中间，主语是黑格尔眼中的“主词”，宾语是黑格尔眼中的“谓词”。弄清楚“主词”和“谓词”与“主语”、“谓语”的区别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必然的判断。

必然的判断，作为在内容的差别中有同一性的判断，有三种判断形式。[2]在此，黑格尔首先强调了尽管必然的判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形式，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主词和谓词以及谓词中各个部分之间在内容上存在着差别。同时，他们彼此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同一性。在黑格尔看来，研究差异的目的是为了推进概念自身的完善和扩大，对于这种具有自身差异的概念反而可以更好地使得概念本身以一种圆环式的方式不断地向外开拓和发展。在此基础上，黑格尔分别对直言判断、假言判断和选言判断进行了严格的逻辑鉴定。

在谓词里一方面包含有主词的实质或本性，具有共相（共体）或类[3]。在黑格尔看来，直言判断的基本特征是：谓词是对主词的实质或本性的规定，是一种共相或类，但是在直言判断中的谓词并不是无限的类，而是包含了否定的规定性在自身内，设定了自身的界限，因而具有排他性的类，也就是说，这种类同时也是一种“种”，在他之上还存在上位的概念。举个例子来说，“苏格拉底是人”，“小花狗是狗”这就是直言判断。在“人”和“狗”这两个具有排他性类之上还存在着一个上位概念，“苏格拉底是人”，“小花狗是狗”这两个判断中的上位概念就是“动物”。苏格拉底与小花狗是一个层级，人与狗是一个层级，最高的层级就是“动物”。

按照主词和谓词的实质性，它们双方都取得独立现实性的形态，而它们的同一性则是内在的[4]。假言判断的基本特征是：主词和谓词双方都取得了独立现实性的形态，从直观来看，他们彼此外在，但是从反思的意义上来看，他们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同一性，一方的现实性并不仅仅是他自身的现实性，他同时还设定了对方的存在，因而主词和谓词双方相互依赖，相互规定，相互中介。举个例子来讲，“氧气里有氧原子”，如果有氧气，就有氧原子。在这个判断中，氧气与氧原子都是有其独立的存在的现实性形态。这就是假言判断。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在黑格尔看来，直言判断、假言判断、选言判断，三种判断既存在着差异又相互联系，差异主要体现在主词与谓词的关系以及主词以及谓词内部的差异，他们三者又统一于概念自身的圆环式的运动过程之中，一级一级的推进，一层一层的靠近，最终在直言判断、假言判断、选言判断的环环相扣中实现自在自为的概念自身的一种回归。

三、关于必然的判断的附释

在附释中，黑格尔着重阐发了两个问题，一是通过一些例子来分别说明直言、假言、选言判断的特征。二是分析了三种判断内在发展的过程。

关于直言判断，黑格尔举了“黄金是金属”、“玫瑰花是一植物”这两个例子，他强调这两例子中，金属、植物分别是对各自主词的实体本质的界定，是一种具体的共相。黑格尔强调，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只有当我们从类的观点去观察事物，并把事物作为类来决定时所下的判断，才算是真正的判断。因为这种判断说出了主词的本质规定，说出了真理性要素。

黑格尔为了把自己所说的直言判断与形式逻辑中的直言判断区别开来，他举例说，黄金是“昂贵的”和黄金是“金属的”这两个形式上看似相同的判断。在黑格尔看来，这两个判断并不是同一层次的判断，前者只是说出了黄金的一种偶然属性，黄金是“昂贵的”这一判断要基于不同的时间、空间以及所谓的市场调节因素等等，或许在一些盛产黄金的地区，黄金并不是昂贵的，这一判断是一种非本质性的规定，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或然性。而后者则很明确的指出了黄金的本质规定，黄金是“金属的”，这个判断绝不会因为时间、空间或是其他任何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一判断是一种本质性的规定。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逻辑学概念的初步规定.《小逻辑》第63页，贺麟译1954年.

[2] 黑格尔.必然的判断.《小逻辑》第351页，贺麟译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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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新儒家 新儒学 中国文化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希望看到中国的文化可以在世界学术舞台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中国的传统文化出现了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一支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单纯从“新儒家”的字面上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就是在参与中国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因为找不出自己文化的核心力量，不得不去故纸堆里把我们已经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孔孟之道又给搬了出来的感觉。这是一部分不做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不涉及文化建设层面的中国人所误解的地方。因此，对当代新儒家有一个恰当的、合理的认识和理解是本文论述的目的所在。

一、当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

当代新儒家是五四以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又一方向，它融汇了中西思想。它是以人类的精神文明和文化的建设为根本宗旨，用现代的意识和视角来看待传统的儒学和现代文明的需求，从不同的方面对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奉献一份力量的思想流派。当代中国新儒家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自我的。如果说最初当代新儒家是以自觉继承儒家的“道统”，以儒家价值为终极皈依，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的本位，在儒家文化本位和主位性的基础上探求回应西方、重建儒学的话，那么现在作为一个文化越来越多元，越来越需要世界对于中国文化有所回应的时代，新儒家的思想也开始有所转变。新儒家们开始更多地以文化的忧患意识和世界的文化观，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并以全局的意识来积极地传播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有益因素。

二、“新儒学”和“新儒家”的区别

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就有必要对“新儒学”和“新儒家”做概念性的区分。“‘新儒学’与‘新儒家’相比，前者以批判的理性为方法来裁决真实性与现实性，而后者则以内在体验来裁决真实性与现实性。前者力求在客体性的基础上建立知识，而后者则力求在主体体验的基础上印证价值；前者力求在知识研讨的基础上做出价值判断，也以知识为条件重建逻辑或价值，后者则仅先行肯定价值判断，是否再寻求知识的手段或工具以实现价值理想或目标则因人而异。”可以看出，“新儒学”和“新儒家”虽然在概念的外延上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是实质内涵还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现代新儒家是可以有不同的学术立场、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方法的不同流派学者的统称，是以人的实践性和价值体验为依据的一群人，也是对当代中国新儒家文化和中国文化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的肯定称谓。而新儒学则是以儒家的知识体系为依据来认识当代文化、挖掘当代文化的价值，其更侧重于对知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理解。

三、当代新儒家的发展历程

当代新儒家思想变化的发展历程是对新儒家概念的最好诠释，通过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析，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的形成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儒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内涵所在。

1.以文化救亡为己任的第一代新儒家

在中国文化被禁锢、思想被奴役、民族被侵略的年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用自己的方式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五四高举“科学”与“民主”的两面旗帜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思想解放打开了一扇大门。作为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梁漱溟先生，以民族的文化建设为己任，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哲学为中所用，确立了第一代新儒家的精神特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时，换位思考本土的儒家文化，从而找出儒家文化的特质，来发展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文化。同时，现代新儒家也会理性地借鉴西方文化融合中国文化。他们也会用西方的学术思潮来解释传统的儒学，宣扬传统儒学的现代意义，关注现实生活。梁漱溟先生在发展自己的儒学思想时，借鉴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中对当时西方理性主义思潮批判的思想。虽然两者的哲学都主张从生命的视角解释世界，但是梁漱溟先生更多地是在用柏格森的观点印证、诠释儒学。此时，儒学是“体”，而柏格森的哲学不过是“用”。同时，他也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于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精神和中国文化尊严的“维护”之情。

2.以“返本开新”为目的的第二代新儒家

牟宗三作为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超越了上一代新儒家仅对西方哲学的借鉴意义，更本质地认识到了中国的哲学发展、文化建设的进程已经无法绕开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这一特征。不过面对西方哲学的冲击，继续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性甚至“主位性”，是现代新儒家从未改变的崇高使命和基本信念。牟宗三继承了熊十力的心性哲学理念，并且借用了康德的哲学体系来融会贯通儒道佛的思想，建立了两层存有论，形成了一个新型的道德形上学体系。牟宗三致力于本体论意义上来建构儒家思想，希望能够形成一个打通中与西、内与外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他运用西方的哲学体系，为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和本体性作了充分的论证，为中国哲学向西方的传播，以及与西方文化建立对话的路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牟宗三也坚持中国文化的“一本性”立场，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多元体系下的一脉相承。中国文化坚持“一本性”，就预示着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鉴，必须依心性之学内在的“道德主体”加以吸收融会。牟宗三运用“良知自我坎陷”的学说指出知性的形成，必须有良知的坎陷为前提，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解释道德理性的作用，从而达到他的“道德的形上学”本体论表述。其中在解释中国没有科学和民主的时候，他认为中国的现状是“超过”的不能，而不是“不及”的不能。由此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圣外王的自信。牟宗三作为这个时期的新儒家的代表，体现了一种浓重的本位文化的信念，不管是对西学的借鉴还是对儒学的肯定，都是一种“返本开新”的意识体现。

3.面向世界的、多元的第三代新儒家

如今现代新儒家的发展基本上是以海外新儒家为主，以成中英、杜维明为代表的新儒家更多开始从世界的、多元的、面向客观世界的立场出发，来思考和重建儒学，更多地符合了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也体现了儒学回应现代生活的特性。第三代新儒家把儒学传统从极端的传统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中摆脱出来，面向客观现实，面向生活实体。

成中英把新儒学从主体世界带向了整体世界，更客观、更理性地对待了传统的儒家文化，不仅使新儒家有更强的生命力，也使新儒家更接近客观的现实生活，也更有利于新儒家思想的传播。他的本体学是整体本体、过程本体，严格的说是具有一定的方向性的过程本体。“所谓本体，是整体的一个函数，所谓方法论，是另外一种函数。……我提的本体是一个整体化得观点。……因为人就是一个整体，人就是一个本体。也可以说宇宙就是个本体。因为他是一个完整的存在。”他用西方诠释学的观点来构建自己的本体论。他对现代新儒家重建儒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首先，儒学的重建必须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必把儒学定为至高无尚的地位；其次，新儒家要正面面现代生活中个体的人性需要这些问题，而不能只关注内心；最后，新儒家不能脱离现代社会生活这个实体，不能脱离现实的结构和文明状态来讲儒学，要肩负起解决社会的、精神的现实文化问题的责任。

杜维明作为另外一个代表人物，他的观点更接近于创立一个文明对话的平台，让儒学可以有机会接触世界，被世界了解。杜维明从人学的立场出发，虽然也关注个人的心性问题，但与前人区别的是他不再强调儒家心性学的本位性和本体性，而是提供一种人文关怀的视角来让人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世界。通过强调人的立场来突出儒学的精神性价值，这也带给儒学一个新的启示。这一代的海外新儒家的特点是本身对传统儒学的了解深入透彻，海外的经历又使得他们对西方的哲学观点也有深层的理解，这样就使得他们可以立足于一种世界文化的视野来对待思考传统儒学的复兴问题。

通过对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他们更多的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为根基来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化。无论他们的观点、表述，甚至本体论等等有多么的不一致，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想要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都想要确立中国本土文化的意识。因此，对于儒家“道统”文化的自觉继承，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回应和儒学重建目标的一致性是新儒家共同的本质特征。

四、当代新儒家的积极意义

通过对新儒家本质特征的了解，我们也可以意识到新儒家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首先，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其次，现代新儒家的忧患意识和清醒的批判精神，带给中国和世界的警示作用都凸显了儒学的人本优势。最后，新儒家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对现代自我意识丧失和道德沦丧的时代，带来了文化的新指向，也带来了文明建设的新途径。总之，对于当代新儒家的正确理解和认识，不仅对于新儒家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也对于中国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有效的路径。

参考文献：

[1]陈鹏.现代新儒学研究[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2]宋志明.现代新儒学的走向[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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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与西方文化史的不同之处之1是中国从没有发生过某种宗教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事实。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虽然是天命论者，但是“不语怪力乱神”：他所关注的是人，而不是神。又如儒家所倡导的“入世”观，强调积极的干预现实生活，也是1种重视“人”的体现。同是中华思想主流的道教思想从未占据过思想统治地位并且生活在儒家的阴影之下，道家并非绝对的消极无为。庄子1方面在执着“齐物论”，但另1方面却在讲“人世间”：“子之所爱，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于佛教，从进入中国的1刻起便开始了中国化。虽然佛教的思想在中国盛极1时，但是仍无法撼动中国主流的儒家思想，与此同时，佛教思想也在向着儒家的思想靠近。禅宗的心性修养为中心的哲学观和孟子的行善轮、先验论在本质上是1致的。儿它的主观唯心主义又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发展。因而整个中国哲学都在推崇“人”的重要，强调人的主观的活动去改造这个社会。

中国哲学传统注重“情理”的思想倾向，在伦理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上，如果说西方哲学传统主要把道德问题归结为受理性支配的意志问题的话，那么，认为“人之大伦”首先在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儒家思潮，却十分强调伦理规范的情感意蕴，尤其是肯定了基于血缘亲情关系之上的“情理”的重要意义。孔子曾针对宰我有关三年之丧的质疑，依据“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亲子之爱回答道：“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明确把道德践履的必然准则建立在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和安适性之上。孟子则肯定“事亲为大”，并以“亲亲”释仁。深受儒家影响的郭象认为：“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王阳明也主张：“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正是在这种倾向的指导下，朱熹才把孔子认可的合乎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因而是“直在其中”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做法，进1步誉为“天理人情之至也”。其实，宋明理学所特别注重的“天理”，作为“天地人物万善至好底表德”，在本质上正是“人情”即“血亲情理”自身的本体化，与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伦常密不可分，所谓“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

对于“情”与“性”的内在关联。孟子以情释性，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视为人性四端，强调“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荀子以性释情，认为“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董仲舒主张：“情亦性也”。《谈经》中“无情无佛种”，把“有情”看做是人的1个基本特征。宋明理学则以“心、性、情”的相互关系作为1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对伦理的苛求

中国古代哲学注重伦理道德，这与西方所重视的科学截然不同的。

中国人对于伦理的苛求可以从中国的亲族称谓看出。在1个大的家族中，存在着父母兄弟姐妹，此外还有祖父母祖母，伯叔舅，姑姨，姑奶奶姨奶奶，甥侄等等。对于儿子也有长子，支子，庶子等称谓。这些复杂的称谓透露出的两个原则：男女有别和长幼有序。这正是儒家的社会秩序观中很重要的1部分。据历史资料，在周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严密的政治伦理哲学观。这套观点强调有孝有德，讲求宗法等级，这也是中国几千年社会政治伦理的基础。而作为中国哲学核心的儒家文化强调的“仁”“义”“恭、宽、信、敏、惠”“杀身成仁”这些伦理之上的观点则贯穿中国历史，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之1。

这种对伦理的追求1是为了捍卫“三纲五常”，也就是捍卫君主的统治。儒家思想某种程度上就是关于秩序的学说。它从家族中的长幼尊卑发展到国家的等级观点，用仪式的不同来标明不同的等级，通过对仪式的遵守维持等级的不同。

同时，对伦理的追求也是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是圣人君子型完美化身。这种理想的人格必须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品质标准，而为了追求这种标准，牺牲人的生命是应该的。正如孔子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义，有杀身以成仁。”而孟子所强调的则是寡欲内省，荀子则是慎独。总之，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伦理有堪称苛求的标准，意在培养完人和绝对的忠君者。

四、对社会和整体和谐的重视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在这几千年中，每1个哲学家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向统治着提供者他的治世之道。对于儒家的“入世”之道，几乎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之道。道家的“无为”之道，正是用1种“无为”的手段实现政治的和谐。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观点虽是支持君权专制，但也是1种对社会的治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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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以来，分析哲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正受到来自这个阵营外部和内部的种种势力的冲击。从外部来说，它受到欧洲大陆学派和美国实用主义学派的抨击。从内部来说，它受到以罗蒂为代表的一些年轻的分析哲学家的批评。他们不满意分析哲学的某些传统观点和研究方法，主张把分析哲学和胡塞尔、海德格尔或杜威等人的哲学结合起来。分析哲学并不是从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反形而上学，而是从知识论的立场对形而上学的大而空的非理论性质予以澄清。他们认为：“形而上学的非理论性质本身不是一种缺陷；所有艺术都有这种非理论性质而并不因此就失去它们对于个人和对于社会生活的高度价值。危险是在于形而上学的欺惑人的性质；它给予知识的幻相而实际上并不给人任何知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拒斥它的理由。”[1]（第223页）分析美学试图用分析哲学的方法研究美学，结果显而易见。60年代后，在基本观点上它虽然以对传统美学的批判为核心，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一种与其它美学流派相互渗透、交融的倾向，试图寻求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纯粹语言分析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化整合。

分析美学家逐渐认识到，他们在理论上停滞不前的原因，在于相信把对认识论问题的解决同“形而上学”分割开，同对重大本体论问题的说明分割开。如古德曼一方面提出种种“形而上学”的本质都应从理论中加以拒斥，另一方面又提出审美经验的基本特征是具有审美征候。在审美经验问题上，古德曼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按照他的分析美学的立场，审美经验、审美态度、审美活动这类概念在实际使用中意义含混不清，是应该加以否定的；另一方面，他又找出一些审美活动的基本特征，即审美征候，而这种思考方式正是形而上学的。其他后期的分析美学家如布洛克、马戈利斯等也陷入类似的矛盾中。另外，潜藏于分析美学批评中的那种观念，即存在着或必定存在着一个本质的或适当的阐述性逻辑，这乃是分析美学家难以摆脱的美学上的本质主义的遗迹。

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新理论地位的确立，都是以对旧理论的批判为条件的。分析美学为了惊世骇俗，假定已有的美学已造成严重的语言混乱，而自己可以澄清混乱，创建一种全新的美学。但是，美的本质并不属于日常语言领域，它是人们审美理想的集中概括，决不是日常语言可以涵括的。只要分析美学家试图讲清楚“艺术”这个术语的实际用法，美学史上提出过的问题大部分又会马上出现。康德说的很清楚：“有两种美，即自由美和附庸美。第一种不以对象的概念为前提，说该对象应该是什么。第二种却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并以按照这概念的对象底满性为前提。第一种唤做此物或彼物的（为自身而存在的）美；第二种是作为附属于一个概念的（有条件的美），而归于那些隶属于一个特殊目的的概念之下的对象。”[2]（第67页）第一种美（自由美）显然是不可分析的，分析美学一厢情愿地把美的本质问题统统纳入语言分析中，对形而上学不加分析地概“拒斥”，导致自己在一些小概念上纠缠不清。分析美学认为，传统美学妄图解决美学根本问题，得出的结论却往往是空洞和没有科学价值的。为了定义美学并使之同非美学明确区别开来，分析美学家主张从小问题着手，逐个地进行透彻的研究，得出精确的答案。语言分析固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并没有在客观上证明自己的“唯一”，而是相反作了重要让步，承认那些阐释性美学或形而上学美学也可以充当美学。他们一方面追求概念的清晰，一方面又难以摆脱形而上学的影响。康德在18世纪就天才地预见到了分析美学今天的困境：“凭借概念来判定什么是美的客观的鉴赏法则是不能有的。因为一切从下面这个源泉来的判断才是审美的，那就是说，是主体的情感而不是客体的概念成为它的规定根据。寻找一个能以一定概念提出美的普遍标准的鉴赏原则，是毫无结果的辛劳，因为所寻找的东西是不可能的，而且自相矛盾的。”[2]（第70页）

值得注意的是，分析美学在否定美学是一门关于知识的科学的同时，在具体谈到文艺作品时，却反文艺创作与美学理论作了区分。艾耶尔指出，文艺作品有其特殊性，“一件艺术作品，不一定会由于构成它的一切命题是字面上虚假的而成为较差的作品。”[3]（第45页）既然文艺创作是有意义的，那么包含了对于文艺创作研究的美学为何是无意义的呢？文学作为人类情感的外在形式必定有其自身的价值，文学作品的美也必定有一些共同的本质特征。由于分析美学以传统美学作为自身存在的前提，它的存在是建立在自相矛盾的理由之上的。它努力的目标是要全力拒斥形而上学美学，结果却为着证明自身而同时也证明了自己的拒斥对象——形而上学美学的合理性，为形而上冲动的继续存在增添了一条充足理由。正如莱斯泽克·柯拉柯夫斯基所说：“一些问题被宣布为没有意义因而不是问题；有意义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与科学问题没有什么不同，而大部分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如果有人不准备接受这种解决，那么他们只不过是在此方面表现出他们智力上的愚蠢。公开在这种策略的框架之内进行哲学探讨的顽固的分析哲学家们和旧式的现象学家们虽然现在人数众多，但他们都是身临危境的一类人。”[4]（第3页）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分析美学一直存在一个悖论：即艺术上的反本质论和对于明晰性的追求。传统美学只所以形而上学地思考艺术的本质，是为了追求一个明晰的意义，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难度，所以柏拉图感叹“美是难的”。康德也论证形而上学之不可能，但只要还存在着内心生活领域，存在着对理想美的希冀，人们关于美的本质的追求就是十分自然的。分析美学把美的本质当作一个假问题而抛弃掉，这导致它在理论上的不堪一击。分析方法得到论证的前提是把哲学归结为语言分析，而语言哲学的理论却不能不承认，哲学问题不能仅仅归结为语言问题。

二

西方美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怀疑和批判是由来已久的，休谟、康德、尼采、狄尔泰、柏格森等先后为此作过努力，但他们的批判归根到底仍然囿于形而上学视界，分析美学则巧妙地从形而上学的语言表述方式这一点入手，利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对传统美学的概念进行分析，发现它居然在起码的遣词造句方面有违常理。这一发现震惊了美学界，人们似乎看到了新美学确立的希望。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分析美学家们只限于对日常语言的研究，因此理论家选取的问题，无论是美学范畴，艺术中的表现力还是艺术定义问题，都不是从哲学美学的角度，而是从具体语言学的角度来阐述的。理论家不去寻求答案，除了列举不同的讲法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缺少理论建树，正像舒斯特曼所评价的：“在分析美学的传统中，并不存在那种可以与黑格尔以来那种统治着大陆派艺术哲学的宏大的历史诡辩论和系统的方法相匹敌的东西。”[5]（第34页）

分析美学不能无视艺术作品所包含的丰富的思想内容，这是经验不能证实的，是语词分析无法解释的。在《哲学研究》的临近结尾处，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对动词“看”(to see)的一段分析。[6]（第269页）这里，他阐述了“看作”(seeing as)的概念。例如，假如我们注视一幅图画，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样东西或看作另一样东西。他坚决主张，我们不仅看而且看作，我们将某物看作什么取决于我们怎样理解它。因此看必然包含理解。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被注视的物体不是这个或那个单个的物体，而是被当作一个整体的世界，这实际上是一个从根本上涉及形而上学构建的过程。

分析美学从拒斥形而上学到向形而上学的靠拢，使得分析美学呈现出新的发展形态，我们称为“后分析美学”。后分析美学的理论家们基本上都用抓衷主义的态度对待其他美学流派，对传统美学理论也兼收并蓄，为我所用。他们都密切注视现代艺术的发展，对于艺术本体论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试图提出自己的艺术本体论以便对现代艺术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后分析美学家们一般都肯定艺术的本质是可以把握的，他们不否定自己的形而上学倾向，认为对艺术下定义是可能的。迪基的习俗论、古德曼的审美征候说以及布洛克的审美态度说等等，都表明了某种程度上的形而上学的复兴。

认为，人关于美的观念，也和他的其它一切观念一样，它的来源就是他周围的客观世界。美的概念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一个客观的和主观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同时既反映实在世界的客观属性，又反映人改造和美化世界的实践的发展水平——人作为自身社会生活的自由创造者、宇宙主宰和改造者的发展水平。对人来说，客观世界的丰富和美，不仅和这个世界固有的客观属性有关，也和人的认识有关。分析美学只关心事实概念，抛弃了高尚的道德思考和伦理目标，无意面对价值规范，因此它将失掉对人类生活的总体把握，最终只能是背离使命，消解美学，这时它自身的衰落或分化也就势在必然了。

形而上学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是回归传统，这种回归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第一，这种回归有助于对元理论的探讨，使得分析美学在保持自己理论风格的同时，克服了自身的狭隘性，更多地关注现代艺术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也为现代派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形而上学的复兴使分析美学克服了概念与现实、被研究的对象和现象世界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前期分析美学家如韦兹曾企图消除这条鸿沟，提出概念开放性的思想，却走向了相对主义，因为他在承认艺术的可变性的同时排除了它作为现象的稳固性、它在本质的关系和联系中的自我同一性，而重拾形而上学的分析美学重新检起了这种稳固性和自我同一性，使在一般概念系统中表现发展中的对象成为可能。第三，形而上学一定程度的复兴使分析美学具有了更多的人文性，又是对分析哲学、美学传统的突破和拓展，扩大了理论视野。

当然，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唯心主义不了解真正的感性活动本身，在唯心主义范围内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它的能动的创造的性质被绝对化了，主观意识和它的客观源泉的必然联系被割断了，这一观点也适用于分析美学。分析美学向形而上学的复归由于上述的根本缺陷还远未达到理论上的成熟，在美和艺术的本质问题上的折衷、骑墙的立场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其概念在纷纭变幻的现代艺术面前缺乏主见，在用于艺术品品级的评价时，更是束手地策。但毕竟形而上学的复兴拯救了分析美学，使得分析美学再一次得到理论的瞩目，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

参考文献

[1]卡尔纳普.哲学与逻辑语法[A].怀特.分析的时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康德.判断力批判（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4]莱斯泽克·柯拉柯夫斯基.形而上学的恐怖[M].北京：三联书店，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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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悲剧的必然性

否定性辩证法第二讲

道家德性论的基本特征

仁义的道德价值与工具价值

论炎黄时代的八卦原始形态

康有为以后的新经学

“下流的”大众和“变态的”天才

伽达默尔与列奥·施特劳斯之争

单子论与德国近代美学的生成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专辑导语

试析黑格尔的纯粹反思规定

根据1831年的讲演的本体论证明

论维特根斯坦的“使用”概念

对康德尊严观的两种对立的解读

康德如何说“我”,兼论其写作风格

理性本性作为自在的目的自身而实存

福柯与海德格尔论康德和有限性

你是什么样的人,就选择什么样的哲学

朱子“全体大用”观及其发展演变

康德的批判哲学——心理机能的理论

马克思哲学的浪漫精神及其内在旨趣

有机:问题、进路及意义

有机与马克思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与规律性范式

东欧与苏联:的分歧和公共际遇

资本时代“心理一般”的方法论批判

朱熹“中和新说”与关学关系探微

实践理性的实验、事实和哥白尼式的革命

康德“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初探

康德论把我们的义务认作上帝的命令

关于本刊内容注释和参考文献注释体例的说明

康德与维特根斯坦:常识,治疗与批判哲学

从Person和Persnlichkeit的关系看康德的目的公式

德化信仰——论康德实践理性的宗教“祛魅”功能

关于本刊内容注释和参考文献注释体例的说明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双重维度:政治的及历史观的

论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辩护

黑格尔对洛克和斯密式“契约国家”的批判及解构

以恶致善——论康德以法权和道德为目的的先验历史观

康德理性纯粹运用的“最高目的”和“最后目的”

活的身体或手推磨——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图型法和象征论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它的推延的历史及意义

斯密的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借以回到现实的经济学环节

五四时期“”在中国之影响及其检讨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作为抽象法的自由意志历程

存在是大全——雅斯贝尔斯用图表说明自身大全论的尝试

从“齐物”与“物物”的矛盾化解看庄子哲学的主体性思想

篇10

作者简介：乔凯，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生，蚌埠医学院药学系讲师；朱平，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芜湖/241000）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之意识形态指导作用的生成与实现机制： 以‘三观’为中心的研究”（项目编号08BKS059）、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管理功能及其实现研究”（ 项目编号12YJC710080）的研究成果。摘要：质性研究是与哲学思辨、定量研究等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方法不同的一种新取向，其基本特征是强调深入自然情境、主要采用深描方法、具有归纳研究取向、崇尚整体研究策略和极为重视研究关系；主要理论基础是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解释主义；目标旨趣是理解事件、情境和行为对于身处其中的特定人群的意义、认识研究参与者采取某种行为所处的特定情境以及情境对行为的具体影响、了解无法预测的现象和作用，并对此后的现象提出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说明事件与活动发生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建立因果关系；在结果推论方面，具有较强的内部概括力，没有也不刻意追求很好的外部概括力。最后，分析了质性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质性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定量研究质性方法是一种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中经常使用的研究取向，国内社会科学界应用此种研究方法也有日渐增加的趋势。就国内而言，人类学、社会学早在20世纪初期曾运用质性方法取得令世界称赞的优秀研究成果，教育学也于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掀起运用质性研究方法的热潮。但是，对于现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而言，质性方法仍是相对不为人熟知的研究手段。而质性研究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界未能获得广泛的运用，主要原因并不是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水土不服，而是因为研究者没有走近质性方法并进而发现它的独特魅力。因此，系统地阐述质性研究方法，拨开其“神秘”的面纱就显得非常必要而重要。本文试从质性研究的基本特征、理论基础、目标旨趣和结果推论等方面进行简要评介，并分析质性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应用前景。

一、质性研究的基本特征与理论基础

质性研究，在英语中为qualitative research，常被译为定性研究。但是，定性研究在我国有其特定的含义，主要基于思辨的、形而上的传统，包括哲学思辨、个人见解和逻辑推理，具有一定的自发性、习惯性和随意性。而qualitative research遵循的传统、分析的方式与定性研究有很大不同，二者无法对应起来，故将qualitative research译为质性研究更为妥当。究竟什么是质性研究？这是一个很难得到确切回答的问题，众说纷纭，言人人殊。我国学者陈向明的定义，获得部分学者的认同，她将质性研究理解为“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1]。

（一）质性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

显而易见，单从定义本身并不能窥出质性研究的概貌，通过与定量研究的对比来认识质性研究的基本特征或许是一个较好的办法。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和个人的理解，我们认为质性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强调深入自然情境。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坚持给研究对象施加影响是一种正常的倾向。这种倾向在采用实验方法的定量研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者通常会人为创设一个情境，按照实验程序操作，进而计算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甚或因果关系。[2]而质性研究者常常是悄悄地进入研究现场，不会刻意对研究情境的结构和研究对象的态度施加影响，因此常被称为田野工作、现场研究。研究工具就是研究者本人，通过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方法获取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根据一定的研究框架或取舍标准，进行整理、归类，逐步将研究问题聚焦，进而提出理论。这种强调深入自然情境的研究态度使人们的生活世界、机构的日常运作等得以具体呈现。

2.主要采用深描方法。定量研究侧重于、且较多地依赖于对事物的测量和计算，采用的资料收集方法通常是结构式访问、问卷调查和量表测验，主要用数字和量度来描述现象和表达结果。定量研究这样做的意图是提高研究的效度和可解释性。质性研究侧重于和依赖于对事物的象征、隐喻、特征和含义的理解和描述，主要用实物、文字和图片来描述现象，而非数字和量度。[3]研究者依据这些描述性的田野资料对研究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并向读者清晰、完整、具体地呈现出事物发展的过程。当然，读者本人也可以对这些资料的意义作出自己的解释性理解。

·学科与专业· 质性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取向 3.具有归纳研究取向。定量研究的逻辑过程与演绎推理更为相似，即从一般的原理推广到特殊的情景中去。而质性研究的逻辑过程与归纳推理更为接近，即从特殊情景中归纳出一般的结论。[4]质性研究关注的并不是命题的证实与否，而是从客观事实中发现什么，通过对具体过程的调研，把握背景与现象之间的联系、事物的发展与变迁，也就是说，深入地“理解”社会事实是质性研究的主要目的。质性研究要求研究者主动深入实地，在不干预现状的情况下对事物发展的具体过程进行研究，因此它非常适合于对人的思考过程、方案的实施过程和运动的发展过程等问题的探索。[5]

4.崇尚整体研究策略。定量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静态研究，选择一个时间点将事物固态化，然后进行测量、分析和统计，以达到揭示事物本质的目标。与之相反，质性研究则可以说是一种动态研究，重点关注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聚焦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以及人们为何如此思考、行事。质性研究的这种特点要求研究者必须将社会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采用系统的观点方能窥探研究现象的全貌，对事物的特征及其变化进行立体解读和多维认知。

5.极为重视研究关系。定量研究者坚守价值无涉的立场，认为科学研究应该排除主观判断的介入，没有任何价值偏好是定量研究的基本要求。质性研究遵循解释性理解的原则，非常重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质性研究是一种主体间性的互动过程。质性研究者认为价值问题不应被回避，价值中立是一种理想追求。当然，质性研究者通常会对自己的身份角色、价值立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因素对研究顺利开展和结果推论等造成的正面或负面影响进行反省。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多变的，其演进的过程更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需要一种具有洞察力的研究策略。质性研究的这些特征使得其具有这种洞察力，既可以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及其改变进行深入探讨，也可以对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和革新进行全面把握。

（二）质性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

与定量研究身上富有鲜明的实证主义色彩不同，质性研究主要基于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和后实证主义三种范式。这三种范式虽有差别，但也有诸多共同点，即都认为研究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相互参与的过程，研究者选择问题的立场和视角、研究的现实情境、研究关系的和谐程度等都会影响研究的进展和结论。

1.后实证主义。质而言之，后实证主义是一种“批判的现实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为波普、库恩等。从历史演进的过程来看，率先向实证主义发起挑战的是波普这位“否证论”的创始人。波普认为一个理论的科学性集中体现在是否具有证伪性，如果无法用经验事实来证明一个理论假设或命题，就不能称其为科学。波普认为理论是对过去的总结，并不能有效的预知未来，理论的本质终究只是科学家对客观世界的设想。为否定经验实证原则，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后实证主义，即认为经验事实的归纳并不能形成科学理论，科学的变革也不单纯是一个量的积累的过程。

2.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是一种“历史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是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等。马克思的名言——“以往的哲学家只是在解释世界，然而重要的是要改变世界”，可以说表明了这个理论范式的基本立场。在本体论上，批判理论认为现实中存在矛盾，矛盾使事物发生变化，进而形成否定之否定。在认识论上，批判理论认为现实是历史的产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现实。因此，这种理论认为科学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研究者的价值判断会影响到研究结论的产生。在方法论上，批判理论提倡相互合作、批判反思，应该摆脱情绪困扰。同时，这种范式带有强烈的道德取向和政治立场，也反对把专家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并不是直接的关系，必须经由意识的启蒙。[6]

3.解释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和批判理论不同，解释主义持相对主义的态度，代表人物有狄尔泰、韦伯、舒茨、加芬克尔和伽达默尔等。狄尔泰的名言——“自然需要说明，而人需要理解”，可以说是解释主义的经典注脚。在本体论上，解释主义认为正是行动者的解释与理解使得社会世界变得井然有序，有意义的行动等同于服从规则的行动，研究结论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在认识论上，解释主义认为科学研究的任务是理解社会世界有意义的秩序，这种理解只是一种解释性的理解。换而言之，解释主义的认识论坚持交往取向，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呈现主体间性的状态。在方法论上，解释主义从行动者的视角界定及解释人类的行动，通过“本质直观”发掘一般人前反思的自然态度，在特定情境中揭示常识理性，主张阐释循环，通过主体间性达到视域的融合。[7]

正是这三大理论基础使得质性范式非常重视研究对象对问题的理解和说明，给研究参与者或合作者以关怀和尊重，从而使得研究贴在地平线上行走，与现实生活世界更为接近。

二、质性研究的目标旨趣与结论概括

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并不是完成同一件事情的不同途径。相反，它们的作用和逻辑不同，通常都适合各自不同的问题和目标，研究结果的推论范围也迥然不同。

（一）质性研究的目标旨趣

研究目标通常包括学术目标和应用目标，前者关心的主要是解释——充分揭示现象发生的过程和原因，或者回答某些前人研究中没有解决的问题，而后者关注完成——满足某种需求、改变某种情境或者达成某个目标。[8]

1.质性研究的学术目标旨趣。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而言，特别适合质性研究的学术目标主要有：一是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行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和思想政治教育事件对于置身其中的个人或集体在动机、情感和认知等方面的意义。如果研究者不仅关注客观发生的事件和行为，而且关注研究对象如何理解这些事件和行为以及他们的理解如何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运用质性研究非常合适。二是描述研究对象采取某种行动所处的特定情境和具体情境的影响。质性研究聚焦的常是较小的群体，甚至是个体，并且会充分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因此，研究者可以非常明确地认识到思想、行为和事件是如何受到特定情境影响的。三是探索性了解所关注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以获得初步印象和感性认识，同时为以后更系统、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基础。质性研究是一个“即时”进行的过程，比较灵活，需要反复“修改”研究设计，以解释新发现的资料。四是阐述思想政治教育事件发生的具体过程、演变态势，在此基础上建立因果关系。质性研究中的因果关系与定量研究有很大不同，关注的是事物的发展过程和作用机制。也就是说，定量研究者通常关心的是，变量x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变量y，而质性研究者更关心x在产生y的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以及作用的过程是怎样的。[9]

2.质性研究的应用目标旨趣。前述的学术目标以及所要求的归纳式、开放性的研究策略使得质性研究在达成下列三种应用目标时具有相对优势：一是通过研究得出对于研究对象和其他群体都能理解的信度较高的结果。比如，采用开放式问题来评价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问题比起标准化的问卷调查更为有效。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缺乏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研究多是哲学思辨的，与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没有联系。二是进行旨在提高实践效果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研究。比如，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在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进行评估，结论大体一致，就是有效性不高。其实，我们应该把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放在具体情境中进行评估，唯如此，才具有针对性。三是与研究参加者或具体实践者进行合作研究。质性研究的“表面效度”以及它对特定情境、其中个体的意义的关注，使得它特别适合与研究参与者进行合作。当然，质性研究需要以一种合乎伦理的方式进行，在资料收集、分析和传播的过程中设计的伦理问题通常要顾及到研究对象的处境和感受。

（二）质性研究的结果推论

推论是定量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概率抽样即从总体随机抽取一定样本的目的就是追求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但是质性研究没有采用概率抽样的方法，所以不可能将样本的研究结论推广到总体。质性研究通常关注的是一个情境或个体，采用目的抽样或理论抽样而非概率抽样，其结果是否可以推论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觉得有必要将研究结果的内部推论和外部推论区分开来。

1.内部推论与外部推论的区别。内部推论指的是将研究结果推论到所研究的情境和群体内部，可以在本样本所包含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推论。在收集资料环节，我们可以将此时收集到的关于研究对象的资料信息推论到彼时或较长一个时期。在分析资料环节和撰写研究报告时，我们也是运用内部推论的原则筛选具有代表性的材料。外部推论指的是将研究的结果推广到同类的其他情境和群体中，这一概念在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中的含义类似。很显然，内部推论是任何研究具有价值的基础，也是讨论外部推论的前提。对此，古巴和林肯曾明确指出：“根本没有必要去考量无意义的信息是否具有推广应用的价值。”[10]

2.质性研究的结论概括。当我们讨论质性研究的结论概括问题时，内部推论处于优先考虑的位置，甚至应作为研究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当我们进行的是质性个案研究时，其研究结果的描述性、解释性及理论性效度都依赖于这一个案整体的内部概括力。假如对某一教室师生互动的模式进行研究，我们只关注部分师生或者某些类型的互动而忽略其他的时候，那么，我们将这个教室视为整体的认识就是错误的。通常情况下，外部推论不被视为质性研究是否成功的必要条件。进一步说，将从样本中得到的结果推论到总体本来就不是质性研究的目标所在，不追求外部推论反而使得质性研究具有特别的价值。质性研究一旦刻意把外部推论作为重要目标，必将扩大研究样本数，故而不能对小样本进行全面、动态、深入的研究，质性研究的优势也将不复存在。[11]这并不是说，质性研究永远不将结论推广到超越研究所关心的情境和群体中。首先，质性研究总是具有表面概括力，因此，其研究结论完全不能推广到更广的范围；其次，质性研究的外部推论一般依靠可以推广到其他情境或者群体的理论模式，而不是基于对目标群体的抽样方法；最后，质性研究的很多特点使得其也可能具有外部推论性，其中包括研究对象自己对推论的评价、和其他情境在互动和限定方面的共同性、预想的所研究现象的深度和共性以及来自其他研究的证据。所有这些原因都使得质性研究具有一定的外部推论性，但是，仍不足以确保其具有定量研究那样的外部推论性，即将研究结果从样本推论到总体。[12]

三、质性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应用前景在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领域，一直是以定性的、思辨的研究范式为主导，人们习惯于从哲学的、逻辑的和社会的角度去认识和思考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直到20世纪末，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才对在其他社会科学大行其道的定量研究方法进行讨论，且存有分歧。支持者认为定量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化应建立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之上。反对者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殊性，认为采用定量方法来研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是不可取的。近年来，定量研究方法获得思想政治教育学者的广泛认同，很少有研究者旗帜鲜明地反对问卷调查等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采用定量方法开展研究的并不多，而且基本上停留于百分比等简单的统计分析，运用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因素分析等高级统计分析的微乎其微。[13]总体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运用定量研究范式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存在很多不足，但这也是一种进步。不过，当我们开始选择定量的研究范式时，国际社会科学界却已经对定量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并对质性研究范式大加推崇和运用。客观地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范式不仅没有赶上国际社会科学界研究方法发展的趋势，而且也落后于国内社会科学界研究方法运用的潮流。

当然，我们强调将质性研究方法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并不是要否定其他研究方法的价值。哲学思辨、定量调查和田野工作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可以使用的研究范式，均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这些研究范式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是否合适之分。研究方法的取舍与研究目标、研究问题、研究者的哲学立场及其自身条件是直接相关的。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可以回答思想政治教育怎样运行、如何发展的所有问题，成果最丰富的研究往往是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的项目。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和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单靠主观感悟和哲学思辨研究方法不能有效获取这两个规律，必须综合运用定量研究和田野考察研究方法。换句话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结构应该是均衡的，质性研究、哲学思辨和定量研究处于三足鼎立的态势，而不是某种研究方法一枝独秀。通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现有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哲学思辨研究方法占据绝对的主导局面，惟有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变量问题和过程问题也都活跃着它们的身影，这不仅无益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而且有损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地位。因此，我们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重视质性方法的同时，结合自己研究课题的需要，运用质性范式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和过程等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势在必行。我们也冒昧估计，质性研究范式将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产生重大影响，期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11]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2]秦金亮.论质化研究的人文精神[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7）.

[3][4]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马云鹏，林智中.质的研究方法及其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J].中国教育学刊，1999（2）.

[6]陈向明.从“范式”的视角看质的研究之定位[J].教育研究，2008（5）.

[7][8][9][12][美]Joseph A.Maxwell著.质性研究设计[M]. 陈浪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