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文化的建议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护文化的建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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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青瓦干栏式建筑体系

张家界土家山寨的建筑形式多属于青瓦干栏式建筑体系。土家族人自古以来生活在高山地区，其民居大多依照原有的自然地势依山傍水修建，很少劈山占水，因为他们认为当地的“地气龙脉”是不能破坏的，人类的活动不能扰乱其原有的自然规律，所以，其民居多采用青瓦干栏式建筑体系。该体系建筑多建于地势较高的坡地上，其设计思想是尽量不占用或少占用农田和耕地，故其坐落形式主要有依山顺势、绕弯淄脊、背山占崖、沿沟环谷、雄居山巅等。土家干栏式建筑主要由正屋﹑厢房等组成，房屋整体布局较为灵活，正屋建在实地上，一般有三间，其中中间一间称为正堂，又称堂屋，是祭祀祖先、迎接宾客、办理红白喜事的地方；厢房建在正屋的两边和后面，除一边靠在实地与正屋相连外，其余三边皆悬空，靠柱子支撑。土家族的干栏式建筑屋顶多采用青瓦上盖。这种瓦片一般是就地取材烧制而成，质地坚硬不易粉碎，而且重量较轻，有利于人工搬运。著名的土家族吊脚楼(图1)就属于该体系。从功能上来看，土家族吊脚楼一般为3层，有的多达5层，下楼一般安放石磨，堆放柴火，中楼堆放粮食、农具等，上楼为姑娘楼，是土家姑娘绣花、剪纸、绩麻、做鞋、读书写字的地方。中楼和上楼外有绕楼的曲廊，曲廊还配有栏杆，一般用来观景和晾晒衣物等，到农作物收获时，土家族人会将玉米、土豆等农作物捆绑扎把，穿成长串吊在走廊上晾晒。

1.2天井院落式建筑

天井院落式建筑是土家山寨的另一形式。受地形条件限制，土家山寨中的天井式院落多倚山而建，前低后高，而居住在天井院落中的主人大多是当地经济收入较丰厚、社会地位较高的寨民，因而，其住宅的建筑风格明显受到封建社会四合院建筑风格的影响。尽管如此，土家山寨的民俗特点依然浓厚，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中楼和上楼的外侧走廊较多，利于农作物或衣物的晾晒，且多由吊脚支撑着建筑楼板，垂柱支撑着走廊。土家天井式院落建筑受民族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院落大、房间小，房间功能分区严格，男女有别，主次有别，其院落内最大的房间多用于供奉神灵牌位、祭祀祖先、家族聚会、藏修族谱、训诫后辈、操办红白喜事等。

1.3以手工雕刻为主的土家山寨装饰艺术

土家族的建筑多采用全木质结构，因此，装饰形式以雕刻为主，多应用在床头、柜子、廊道和门窗等位置。雕刻图案以自然元素、文字、动物图腾为主，如祥云、万字、寿字、福字、回纹、龙凤图等。土家族人还常把金瓜(图2)的纹路刻在床头、廊道，意蕴着土家族的女儿出嫁后能够多子多福，为土家族延绵子孙。在土家建筑中，随处可见的是万字格，另一种说法叫“回”字格(图3)，多用于门窗和床头，代表富贵不断、吉祥如意。土家族的木雕不仅反映了土家族高超的民间技艺，而且还透析着土家人的生活意蕴，其雕刻形式偏于自然，说明土家人崇尚自然，相信神灵能够给予他们好运；其色彩则偏于清淡，不以大红大紫为主，只以小面积的鲜艳色彩进行点缀，以彰显土家人清雅脱俗、与世无争的生活追求。

2土家山寨建筑文化的现状及保护对策

2.1土家山寨建筑文化的现状

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初，在有些传统村寨中还存在着高达5层的土家古吊脚楼，由于未得到及时保护，至今已不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土家建筑和装饰形态也是千变万化、形式多样的，人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大多只是后世从美学角度修葺装饰出来的建筑细节，真正保存完好的土家山寨已经微乎其微。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少数民族传统聚居地的居住环境及建筑文化正经受着现代文明的剧烈冲击。张家界作为中国重要的旅游城市和世界自然遗产地，其知名度不断增加，旅游业发展迅速，旅游、交通基础设施不断修建，自然景区面积不断扩大；为提高游客接待力，不少乡村原有的山寨建筑被纷纷拆除而改建成大型的宾馆、酒店，或被征用修建道路，因此，传统的土家山寨文化仍在逐步消失。

2.2土家山寨建筑文化的保护对策

2.2.1加强对土家山寨建筑文化的研究与保护宣传力度由于传统的土家族人只使用语言而没有文字，所以，有关土家建筑文化发展演变的文字记载极少，各种说法都难以考证，目前只能从少量尚存土家建筑的形体组合、外观形式、构造比例、光泽色彩、材料质感等方面对土家建筑文化进行粗略的反分析，因此，有必要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对土家建筑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大力加强对土家山寨建筑保护的宣传力度，发挥公共媒体的社会监督作用，从而推动土家建筑文化的保护与抢救工作。

2.2.2制定相关保护制度，规范开发行为保护与开发一直以来都是许多城市发展面临的矛盾的问题：开发力度过大而保护措施过松，对张家界独有的土家山寨建筑文化无疑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失；保护政策过严又会影响到旅游开发的深度，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当地政府有必要对土家山寨制定合理的主项保护条款或补偿性政策，规范投资商的旅游开发行为，加强对土家山寨建筑的保护。

2.3.3景区内新修建筑应延续土家山寨的建筑文化土家族的建筑形式和装饰艺术是难得的艺术魁宝，新建景区及其周边建筑物应延续土家山寨的建筑形式和装饰艺术，例如根据干栏式建筑体系设计酒店外观，参照天井院落式建筑布置景区办公大楼，保留青瓦、挡水墙、廊道等土家山寨天人合一的建筑外观，并与周边自然景观合理过渡；在内部格局布置方面，沿袭传统的同时对建筑物内部的功能进行适度改造，如取消木质门槛，增加厕所、厨房的使用面积，扩大室内的活动范围，以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在内部装饰方面，室内家具、橱窗等的装饰花纹多采用土家山寨关于自然、文字、动物方面的图案，条件允许时增加织锦、木雕等装饰，这样即保存了土家山寨原有的装饰艺术，又促进了张家界手工技艺市场的发展，形成具有土家族特色的系统装饰艺术。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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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是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花都区古村落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具有重要的价值。花都新农村建设中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问题亟待关注与解决。应从提高人民保护古村落文化遗产的意识，提高政府及社会对古村落文化遗产的关注度，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保护与开发一体化等方面加强和促进花都古村落文化遗产开发和保护。

关键词：

花都新农村建设；古村落；文化遗产

古村落作为农耕生活的基础要素，是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一直以来被人们称赞为“传统文化的明珠”“民间收藏的国宝”。然而，学术界对古村落的界定却众说纷纭。有学者指出，能够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的村落，方能称为古村落：一是村落历史悠久，且历史仍在村庄中呈现，村落记忆历史；二是村落文化丰富，文化遗存形式多样；三是村落文化生活体系完整，传承发扬较好；四是村落地域特点鲜明[1]。在新农村建设中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问题亟待被关注与解决。

一、花都古村落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重要性

1.花都古村落文化遗产花都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北缘，地理位置优越。东部与从化交界，西部与三水相连，西南部和南海接壤，南部紧靠广州市区，北部与清远市毗连，素有“省城之屏障，南北粤之咽喉”之称，历来是中原通向南粤的必经之处和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会点。花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全区共有文物点550多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个（洪秀全故居）、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个（资政大夫祠建筑群、冯云山故居遗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1个（23处）；非物质文化遗产“灰塑”入选国家级名录，“广州珐琅”入选省级名录，“王诞”“花都元宵灯会”和“瑞岭盆景”入选市级名录，尤以现存量大和保存完整的古村落最具特色。据统计，花都现存较为完整的古村落有20多处，其中炭步镇被授予“广东古村落文化保护基地（广府村落）”，头村于2012年入选广东省最美古村落30强、2013年被国家住建部等公布为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和国家“3A”级景区，头村和高溪村分别在2000年和2012年被市政府公布为广州市内部控制历史文化保护区和省住建厅文化厅公布为广东省第三批历史文化名村。炭步镇头村、茶塘村、藏书院、新华街三华村、花东镇高溪村田心庄和港头村先后被评为广东省古村落[2]。

2.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文化遗产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具有文化价值的财富遗存，包括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以及精神财富。古村落文化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依托，从一定程度上讲对古村落的保护即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保护古村落文化遗产是保持古村落的文化传承，是连接村民情感沟通强有力的纽带，维护了中国村落文化的多样性和世界文化的创造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加强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二、花都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存在的问题

1.保护意识缺乏，破坏严重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国内迎来了经济飞速发展的新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社会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但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许多问题，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导方针，一味追求城市整齐划一的面貌，出现城市发展模式的单一化，导致大量古城面临改造的风险，致使古村落的历史文化遗产大面积消失。近20年的大拆大建，全国有超过3万处登记在册的文物被破坏消失，一大批古建筑被强势的房地产所吞噬，近千个大中城市丧失文化个性，被改造成“千城一面”，连外国学者、专家都感到不可思议[3]。湖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课题组曾对我国一些传统村落进行调研考察，区域中对于传统村落数量的变化令人吃惊，记录显示，2004年古村落总数为9707个，至2010年仅存5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个传统村落。花都区新农村建设中，老城区、古村落等珍贵的历史文化建筑也正遭受着大改造的危险，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文明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随着以发展旅游为中心的意识不断加强，古村落里的古民居已经不多，随处可见的是两三层乃至五六层小洋房，瓷砖也逐渐“蚕食”了本来的青砖外墙。“一些村民会把年久失修的古民居拆了，建洋房来住。”[4]

2.政府及社会的支持力度不足花都区政府虽然在政府门户网站上有关“文化遗产”的描述，也适时提出一些保护性措施，但却并没有采取更多的“线下”宣传方式，并未使民众深入了解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性。对于古村落的保护意识仅仅停留在专家学者层面，民众的法律意识淡薄“，钻法律空子”的现象严重。在一些地方上未制定地方性法律制度以保护古村落文化遗产，国家颁布的保护历史文物的法律，如《文物法》《文物法实施条例》《中国文物古迹保护规范》也没有严格履行，没有带动群众参与保护文化遗产的热情。更令人气愤的是某些地方政府对“政绩”的片面追求，与开发商对利益的疯狂贪图不谋而合。由于许多古村落文化遗产经历历史的沧桑，又暴露在室外接受风吹雨淋，如花都头村的灰塑建筑等，大都受到环境的侵蚀不再风韵如初，必须对它们进行适当的重塑，使其寿命更加久远。然而这项工程却是十分艰巨的，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政府和社会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缺乏关注支持，财政也极少惠及，经费短缺，难以承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繁重任务。花都头村涉及380多座古建筑的维修，资金短缺是保护头村首当其冲且最为现实的难题[4]。

3.资源过度开发，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当代经济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需求，而是更加注重精神享受，旅游业便由此繁盛起来。但是，在旅游业带给人们精神享受以及给予社会极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却出现资源过度开发的严重生态问题。目前，由于旅游业的设施、机制尚不完善，加之由于企业的加入使旅游业资源的社会所有权性质受到严重削弱，也使旅游资源产权制度更趋复杂，眼下愈演愈烈的景区经营权转让中企业的权、责、利极不对称，易使旅游业走上一条对资源漠视的道路[5]。近年历史文化古村的旅游资源开发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古村落蕴含着丰富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独特的文化风韵，社会在此看到的往往是古村落带给旅游业的利益，而忽视了古村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过度开发古村落的文化资源，导致古村落原始风貌的消失，破坏古村周边生态环境。花都区头村近年利用旅游来增加村民的收入，经过整治，头村的名气渐渐响了，旅游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但是古典的乡村遇到资金涌入后，古村落的淳朴机理慢慢有了裂纹，出现修葺时的改造、村落污染等问题[4]。

三、花都古村落文化遗产和谐发展的建议

1.提高人民保护古村落文化遗产的意识人们对古村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缺乏，不仅是个体因素，更是社会整体工作的纰漏。要将古村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载入课本教育，潜移默化地教育孩子，采用“从娃娃抓起”的方法，提高人们对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专门的地方性法规，加强古村落文化遗产法律的制定落实，给予破坏古村落历史文化遗产的行为处罚，提高民众对古村落的保护意识。地方政府、村委要对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进行“线上”“线下”大力宣传，让保护意识落入民众的生活。多渠道宣传是提高宣传效率的好方法，可以采用宣传单、海报等较为普遍的方式，亦可利用知识讲座、电视、广播、网络媒体等进行宣传，多渠道宣传的方法不易使民众产生厌烦心理，从而使宣传的效果更加显著。

2.提高政府及社会对古村落文化遗产的关注度提高政府及社会对古村落文化遗产的关注度是保护古村落的重要举措。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保护原则。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古村落文化资源要严格执行宏观调控的手段，政府应时刻关注市场对古村落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一旦出现过度开发现象，应立刻阻止并给予适当处罚。对保护古村落文化遗产，政府和社会应通力合作，适时沟通，为古村落历史文明做出贡献。某些政府和官员自身缺乏保护古村落的意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曾经建议道，国家应尽快将保护文化遗产的课程列入各级行政学院干部的培训当中，以提高地方政府官员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唯有政府官员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提高了，才能更深地教育民众，达到全社会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深切关注。企业在开发古村落的过程中，不可仅看到古村落带来的丰厚利润，更要看到其长远的历史价值，积极教育企业职工，适当开发，明晰自身的社会职责，提高对古村落文化遗产历史地位的关注。

3.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保护与开发一体化“文化遗产并非不能开发，开发得好，也会给地方经济带来好处”。对古村落进行文化性旅游开发，保持古村落原有的历史特色，建立生态旅游的村落场所，切忌肆意改造历史古村，实现保护与开发一体化发展。加强古村落旅游规划，合理开发利用。古村落旅游开发要充分考虑当地的经济、人口、设施、环境等因素，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合理开发古村落，可参考一些地区成功的旅游开发案例，如丽江束河古镇保持原有村落不变，特色开发利用当地的旅游资源；晋中王家大院的居民博物馆形式；安徽婺源的景观形式等。通过借鉴吸收，更合理地发展本地古村落旅游业。改善古村落的生态环境，提高古村落的可利用价值。对于一些古村落出现的污水等环境问题，当地村委和政府应该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带动村民共同治理村落环境，改善古村落居住条件，保护古村落生态环境，实现古村落文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丁怀堂.新农村建设中加强古村落保护的思考[J].徽州社会科学，2007（6）.

[2]花都区门户网站[EB/OL]（.2012-04-05）[2015-07-09]

[3]尹卫国.古村落不能再毁了乃中国文化的根系所在[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09-16.

[4]谢苗枫.探寻古村修葺保护与发展之路[N].南方日报，2014-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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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规划；文化规划；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整体保护原则；适宜性开发原则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planning， a sub-system of urban planning，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architectural heritage， namely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ed protection under the basis of organic renewal and the principle of suitabi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sis of strengthen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The former， as the core principle， is not only the basic requireme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architectural heritage， but also the basic path of cultural planning in the protection of architectural heritage， the purpose is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ted function of architectural culture resources. The latter， as the expansion principle， aiming at promoting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urban development agenc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heritage protection department， makes full use of the existing architec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so as to make its integration with the city’s cultural education， cultural tourism，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 and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traditional urban space and public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urban planning ； culture planning ；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ies ； architec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ed protection ； the principle of suitability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5）-11-10（6）

总体上看，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已有的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注重文物建筑或某一类型建筑遗产的保护，却未能有效地将建筑遗产保护与维护城市整体风貌和营造城市文化空间有机联系起来，缺乏从文化规划的整体视角探索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问题。本文以历史文化名城为主要考察对象，尝试提出基于文化规划的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

1 文化规划的内涵

文化规划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在我国，它常常与政府的文化政策、文化事业发展规划纠缠不清。本文所指的文化规划，有特定的涵义，它作为城市规划的子系统，虽然与城市的文化政策、文化事业发展规划有密切联系，但两者并非相互涵盖的关系。

国内研究文化规划问题的学者一般认为，“文化规划”（culture planning）的正式提法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城市规划界。1971 年，美国规划学者哈维・佩尔洛夫（Harvey S. Perloff）从社区层面将文化规划描述为“社区了解并运用其文化资源进行发展的途径”[1]1979年他在《用艺术提升城市生活》（Using the Arts to Improve Life in the City）一文中又将其作为一种方法推荐给社区建设，以达到社会文化认同和社区文化资源运用的双重目标。[2]

从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随着与大批量生产与工业都市扩张相联系的福特主义（Fordism），向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与弹性生产方式相对应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的转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消费社会的兴起，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澳大利亚学者德波拉・史蒂文森（Deborah Stevenson）认为，这种社会转变，其结果是导致了城市中物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符号的吸引力日益成为消费焦点，而城市文化的本质与潜力更多体现在其多样性与创造力方面。同时，伴随生活方式的体验与旅游观光业逐渐成为服务经济新的轴心，城市的特色与城市的文化体验日益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一直在尝试创造独特的城市元素，增强城市特色，而这些尝试是构成一个城市在世界众多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策略基础。[3]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创意城市（creative city）与文化经济在欧美兴起，许多城市开始将文化规划作为一种包括城市、街区、社区和中心商业区复兴在内的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策略，重视城市和社区软环境的建设，重视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将文化作为城市复兴的催化剂和引擎。文化规划的基本途径主要有：基于城市形象的提升而发展文化旗舰项目，兴建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等地标性建筑；规划专门的“文化区”；发展文化旅游活动；举办庆典活动或大型文化活动；将都市空间改造成为具有可参观性的文化展示空间等等。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市、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市便是运用文化规划重塑城市形象较为成功的范例。尤其要强调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一些欧美国家的城市为代表，特别注重社区层面的文化规划，探索将文化元素有效导入城市社区的发展机制，即运用文化资源来解决社区层面的文化发展问题，鼓励从社区参与的角度保护地方特色，促进社区空间布局优化与文化品质提升。

与此同时，相关专业人士针对城市美学品质，以及城市文化资源和文化需求的规划方法与理论的探索也开始涌现，例如，伦敦城市大学城市研究院院长格雷姆・埃文（Craeme Evan）所著的《文化规划：一种城市复兴？》（Cultural Planning： An Urban Renaissance？2001）便是其中的代表。总体上看，虽然世界范围内文化规划的概念并没有被普遍使用，但文化规划已逐渐成为现代城市规划、城市设计领域一个受到关注的专业分支。

如果不限定使用过滥、几乎无所不包的“文化”的范围，便试图从“文化”与“规划”两个概念整合的角度，或者以城市规划的文化导向、文化途径的角度来界定文化规划的含义，将会因为“文化”内涵的复杂性与模糊性而导致文化规划概念的混乱。黄鹤在总结了国外一些机构和学者对文化规划的定义之后，提出文化规划中的“文化”，针对的目标是城市的文化资源，即指那些能够用以促进城市发展的可共享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4]在此基础上，黄鹤认为：“文化规划一方面是作为针对文化资源和文化需求的规划方法，是在城市和地区发展中对文化资源整体性及策略性的运用，用以提升城市和地区的竞争力，以及城市和地区的适宜性，它是城市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文化规划作为一种规划思想和理念，是城市规划设计的艺术，代表了以文化的观念来解决城市问题的发展理念。”[5]黄鹤从城市文化资源运用的角度诠释文化规划，有助于为文化规划提供一种既具有分析性又具有操作性的定义。

本文将从较为狭义的角度界定文化规划，即将文化规划视为城市规划中对城市文化资源的整体性运用，或者说基于城市规划的文化途径，综合性、整体性地发挥文化资源的价值和作用，使城市文化资源有机融入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和城市形态之中。

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能够充分展示其城市魅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文化资源，主要是历史文化资源，具体表现为物质形态的建筑遗产、历史文化街区以及非物质形态的传统民俗、表演、民间技艺等地方特色文化。本文重点探讨的是如何在文化规划中整体性地利用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中的建筑遗产资源，有效地将建筑遗产保护与维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营造城市文化空间有机联系起来，激活历史文化名城丰富的建筑遗产资源，塑造富有魅力、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间和城市形态。

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很多历史文化名城出台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是针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的专项规划设计，作为一种相对单一的文化规划，它属于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规划的一个层次，但并不能以此替代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规划。因为，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规划是城市规划中一种整体性运用文化资源的方法和途径，旨在建构有明确文化导向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体系，并协调处理城市文化发展的所有要素。

2 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

在我国，长期以来城市规划过程偏重物质空间规划而缺乏对文化层面问题的关注。进入21世纪，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观点，在我国规划界和政府层面得到广泛认同。作为公共政策的城市规划，显然也包含着作为公共文化政策的城市规划。换句话说，当城市规划从偏重于物质空间规划向偏重于公共政策设计转变时，就意味着将文化规划也纳入到城市规划的体系之中，文化规划实际上是公共政策与文化资源之间的联接。

总体上看，我国的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之中，虽然早就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之中，但主要任务是划定保护和控制范围，鲜有将城市主题文化、城市总体文化风格、城市形象的文化表达明确纳入城市规划体系之中，并将文化规划视为各个层次规划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其他领域的规划密切合作以更为有效地发挥文化资源的作用，同时制定将文化和土地利用以及文化和城市经济发展关联的整体规划政策。正如单霁翔所说，在我国“从城市规划的任务到城市规划管理的方法，从城市规划的编制到城市规划的实施，内容可谓详尽，但是却缺少城市文化的基本内容，无论是城市文化规划还是城市文化建设均少有涉及。”[6]

因此，针对中国城市，尤其是对“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7]――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应借鉴欧美一些城市文化规划的成功经验，通过涵盖区域、城市、社区等不同层面的文化规划途径，使城市的传统特色文化有机融入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所有物质空间对象，并能够得以强化和表达出来。具体针对建筑遗产保护而言，核心原则就是坚持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

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主要用于调整建筑遗产与城市风貌、城市更新的关系。作为具有一定价值要素的有形的、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建筑遗产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最直观和具象的表现，是展现城市风貌独特性的核心元素。现代城市在走向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城市更新速度加快，建筑遗产与城市风貌的关系日益呈现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建筑遗产日益呈现出“孤岛化”或“盆景化”现象，大量的普通老建筑和传统街区被拆除，仅靠少数文物建筑或标志性老建筑作为孤立的“岛”或“盆景”支撑，它们虽使城市体现出历史的痕迹，但所谓历史文化名城的传统建筑元素却萎缩为形象单薄的几个“点”，城市的传统格局几乎不存在，传统风貌整体性丧失。第二种形态是通过城市规划途径较好地处理老城与新城、保护与更新的关系，营造建筑群的图底关系，保留老城、历史地段、传统街区原有的空间场所特征，城市在保持基本文脉的基础上有机更新，历史文化名城整体风貌得以有效保护和延续（图1）。

无论是从文化规划的视角，还是从城市建筑遗产保护理论的基本原则来看，上述第二种形态是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应该努力的方向。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的第一层含义便是通过城市规划途径实现城市建筑遗产资源的整体性保护。早在20世纪初叶的意大利，既是一位建筑师，又是一位城市规划师的古斯塔夫・乔万诺尼（Gustavo Giovannoni），在其所创立的城市遗产保护和修复学说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就是“古代城市‘片断’应被整合到一个地方的区域的和国土的规划中，这一规划象征了古代肌理与现在的生活关系。”[8]可见，乔万诺尼主张，应通过城市规划整合建筑遗产与当代城市形态的关系，使古代的肌理能融入现代城市生活。

实际上，从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通过的一系列保护文化遗产的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建筑保护理论对建筑遗产本身内涵的扩展性认识，即建筑遗产的范围既包括历史建筑及其建筑群，也包括历史建筑赖以存在的历史街区、历史文化风貌区等能够集中体现特定文化或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已足以说明对建筑遗产资源整体性保护的重视。1964年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和技师协会通过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威尼斯）第六条指出：“古迹的保护意味着对一定范围环境的保护。”1975年欧洲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建筑遗产的欧洲》中指出：“多年来，只有一些主要的纪念性建筑得以保护和修缮，而纪念物的周边环境则被忽视了”，因此，“欧洲建筑遗产不仅包含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还包括那些位于古镇和特色村落中的次要建筑群及其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9]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比建议），提出了一个影响至今的重要理念，即“保护历史地区并使其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是城市规划和土地开发的基本因素”，同时，该建议还强调：“除非极个别情况下并出于不可避免的原因，一般不应批准破坏古迹周围环境而使其处于孤立状态，也不应将其迁移它处。”[10]

上述总体上强调的是通过保护建筑遗产的周围环境，或者说通过对建筑遗产环境的控制来实现对遗产的整体保护，这是实现建筑遗产资源整体性保护的底线要求。从城市发展和文化规划的视角看，对于有着丰富建筑遗产资源的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建筑遗产资源的整体性保护原则还要求充分发挥建筑遗产的综合价值与整体文化效能，避免城市空间中传统建筑元素的“面”被打散，“线”被切断，通过“整体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的规划策略，将建筑遗产有机整合到城市的空间形态和结构形态之中。

以北京为例，近些年来已初步构建了片状保护与线状、带状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整体保护模式。若不算旧城外的1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在北京旧城区域内共有33片历史文化保护区，面积共1967公顷，占旧城面积的31%，此外还有风貌协调区183公顷，占旧城面积的3%，正是它们所承载的丰富的历史肌理、建筑景观资源与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构成北京城市魅力的重要部分。除了片状保护，2011年12月公布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规划》提出“一轴”、“一线”和“一带”的保护概念，坚持旧城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文化北京建设中的核心地位。这其中，“一轴”（传统的中轴线）和“一线”（从朝阳门到阜成门的朝阜路沿线）和“一带”（长安街-前三门大街带状区域）是旧城的核心景观带（图2），必须进行更为完整和系统的保护。历史文化区空间要素的整体保护与线状、带状开发，有利于突显北京传统城市格局和历史文化建筑的独特魅力，使之成为北京文化记忆和文化旅游的高度聚集地。

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不仅强调文化规划必须从空间维度上将建筑遗产单体和周边环境、空间格局的整体保护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还应处理好建筑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之间的关系，从时间维度上动态保护城市发展各个时期形成的建筑遗产，处理好新老建筑之间的关系。

物的衰败与消亡，一如其更新与发展。在历史文化名城发展过程中，即便在旧城风貌区，也不可能完全不允许新的开发，不建造新建筑。老建筑固然是旧城风貌的基本载体，但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的新旧建筑并列而形成一种和谐的层叠关系，恰是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与活力之源。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认为，好的城市形态是充满活力的，而城市活力主要源于城市的多样性。维系城市多样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处理好老建筑与新建筑的关系，使不同年代和状况的建筑能够并存。雅各布斯特别强调，她所谓的老建筑主要不是指博物馆之类的标志性建筑，而是很多普通的老房子。假若不同年代的普通建筑能聚在一起，复杂多元的用途和功能才有可能真的混合。[11]因此，在历史文化风貌区，可以在符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要求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更新或建造一些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建筑，只要这些新建筑能够尊重周围的环境氛围和空间尺度，不以自我为中心，破坏空间环境的整体审美品质和文化特征，如《内罗比建议》所说：“应特别注意对新建筑制订规章并加以控制，以确保该建筑能与历史建筑群的空间结构和环境协调一致。”[12]目前在我国，不少历史文化名城所制订的保护条例和保护规划中，对保护规划范围内的新建筑风格和体量有一些强制性要求，如现行《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20条规定不能突破建筑高度、容积率等控制指标，违反建筑体量、色彩等要求；不能破坏历史文化街区内保护规划确定的院落布局和胡同肌理等。这些规定仅适用于保护规划范围内的新建筑，从城市整体风貌保护的视角看是不够的，应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对新建筑的整体风貌提出基本要求，制订具体的新建筑设计导则，从城市规划层面对历史风貌区及建控地带的城市开发形成有力的控制。

3 强化传统建筑文化认同基础上的适宜性开发原则

虽然在建筑遗产保护问题上“开发”这个词如同“文化产业”一词一样，由于与市场化、商业化紧密相关，而常常遭致批评。但实际上，在现代城市的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不可能仅仅只对建筑遗产实施保存、修缮和环境整治工作，如同建筑遗产的内涵在不断扩展一样，对于何谓“保护”，也有新的拓展性认识。1979年，澳大利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巴拉会议上通过的《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方的》（《巴拉》），不仅突出强调遗产的文化价值，还提出“保护”的概念包含保护性利用（conservative use）、展示或阐释（interpretation）等更为广义的内涵。西班牙学者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Salvador Munoz Vinas）认为，今天的保护是一项综合性的活动，狭义的保护是相对于修复而言的保持性活动，而广义的保护还包括再生、复兴、更新、改造、利用、活化等其他相关活动在内的行为的总称。[13]同时，现代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拓展，便是对建筑遗产的价值认识从内在价值走向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相结合的综合价值观，即将建筑遗产不仅仅视为一种珍贵的文物，同时还视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通过对建筑遗产的适宜性再开发（包括重建、改造、扩建、再利用等活动），更好地保护其综合价值，尤其是挖掘和发挥其蕴含的独特公共文化价值功能，也是一种保护。那么，何谓建筑遗产的适宜性开发原则？

文化规划视角下的适宜性开发原则秉承文化价值的保存与提升不仅是建筑遗产保护的首要目的，也是保护的重要手段的理念，强调任何对建筑遗产的开发性保护，若有助于提升而非损害遗产的文化价值的话，则是适宜的。其中，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具有丰富的涵义，它至少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文化教育价值。

法国文化部建筑和遗产司总监阿兰・马里诺斯（Alain Marrinos）认为，“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21世纪，保护历史遗产不再是孤立地保护古建筑，更多的是保护一种文化认同，是一个与人息息相关的议题。人们需要文化根基来平衡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冲击继续前行，这就是如今我们保护历史遗产最重要的意义。”[14]马里诺斯的观点实际强调，不能仅仅为了保护而保护一些孤立的古建筑，建筑遗产保护的实质是保护一种文化认同，考虑如何让这种建筑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存续下去。马里诺斯的观点也折射出当今遗产保护理论中的一种价值转向，即真实并不是保护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应从保护“真实”走向保护“意义”。[15]建筑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相比，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文化意义，因此如何通过保护性再开发途径提升其公共文化效能，提升公众对建筑遗产的兴趣以及对其价值的认知和鉴赏水平，使之成为一个城市地方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象征和源泉，一定程度上说是对建筑遗产最好的保护。1975年欧洲建筑遗产大会通过的《阿姆斯特丹宣言》指出：“建筑遗产只有得到公众赏识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赏识才能得以存续。”[16]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只要有利于增强公众对建筑遗产的了解、赏识和文化认同感的开发性保护，同样也是适宜的，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作为文化发展和教育策略的遗产保护途径。

英国社会学者贝拉・迪克斯（Bella Dicks）曾经从“可参观性”（visitability）的生产这一视角，探讨了当代城市公共空间被展示出的文化价值。她认为，“1980年代以来，可参观性已经成为规划公共空间的一项关键原则”[17]，而可参观性取决于对文化的展示程度，即如何将场所变成展览，使场所具有“可读性”（legibility），让文化被铭刻在物质层面上，使某些文化价值被视为某一场所的身份，以此方式吸引市民的注意力，这是促进城市文化消费的重要路径。“可读性”、“可参观性”同样也可作为建筑遗产资源规划与开发的一项原则。基于文化规划的城市有机更新与建筑遗产保护，可以通过对一些建筑遗产和传统都市空间进行改造、再开发，并介入一些阐释性的公共艺术，使之成为具有可体验性、可参观性的文化设施或文化展示空间，让建筑遗产更好地传递意义，令使用者（居民、游客）不仅能“观看”建筑遗产，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阅读”建筑遗产、体验建筑遗产，以此激活建筑遗产的公共文化价值，培育公众的传统文化认同感，发挥建筑遗产有助于展示与体验城市独特性的重要功能。

例如，在当代，侧重于与社会文化与艺术需求相结合的普通历史街区、产业建筑遗产再开发模式，业已成为保护并活化建筑遗产的重要途径，中外许多城市都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一些再开发较为成功的历史文化街区，往往在保护真实的历史信息基础上，以地域文化脉络为主线，根据建筑遗产的不同特点，将其修复或改建成不同功能的文化空间，探索传统建筑遗产与城市文化生活融合的有效途径，有效发挥其公共文化功能。还有一些产业遗产丰富的历史文化名城则结合自身情况对产业遗产进行改造再利用，将其改造或扩建成主题博物馆或展览馆、社区文化中心、艺术区、景观公园、工业遗产展示游览区等各个层次的文化空间（图3）。基于城市文化规划的历史街区和产业建筑遗产再开发利用模式，不仅可以通过其营造的文化空间展示和传承城市文化，而且还可以给予衰败的街区和废弃的建筑以新的生命。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建筑遗产的再开发途径提升其“可参观性”，多数情形下只适用于具有一般保护价值的非重要文物建筑。建筑遗产中具有突出的文化价值的重要纪念建筑和文物建筑，例如北京的故宫、天坛，其建筑遗产本身便具有独一无二的“可读性”与“可参观性”，这类建筑不适合开发性保护。对这类建筑遗产的保护，除了坚持原真性和历史完整性原则之外，面对人潮汹涌的参观者，还有必要采取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丝・萧伊（Francoise Choay）所提出的调节游客人流、设置步行通道等限制方式的策略性保护原则。[18]由此可见，适宜性开发原则并非适合所有建筑遗产的保护，它主要针对的是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中具有一般保护价值的普通建筑遗产。

总之，本文从文化规划视角，探讨并提出了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即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与强化传统建筑文化认同基础上的适宜性开发原则。前者作为核心原则，既是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要求，也是文化规划作用于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路径，旨在推动综合性、整体性地发挥建筑文化资源的作用；后者作为扩展性原则，旨在促进城市开发机构与建筑遗产保护部门紧密合作，充分利用现有的建筑遗产资源，使其与城市的文化教育、文化旅游、娱乐休闲等功能有机结合，成为富有活力的公共文化空间，强化城市空间的文化特色与公众的文化认同感。

参考文献：

[1]郑憩，吕斌，谭肖红.国际旧城再生的文化模式及其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13，（1）.原文参见：Besner， Barbara： Art， Culture， and Urban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Edge Artist Villag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2010：172.

[2]黄鹤.文化规划：基于文化资源的城市整体发展策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5.原文参见：Harvey S. Perloff：Using the Arts to Improve Life in the City，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December 1979，Volume 3， Issue 2， pp1-21.

[3][澳]德波拉・史蒂文森.城市与城市文化（英文影印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3-94.

[4] 黄鹤.文化规划：基于文化资源的城市整体发展策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6.

[5] 黄鹤.文化规划：基于文化资源的城市整体发展策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7.

[6] 单霁翔.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3.19.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3年修订版）第14条.

[8][法]弗朗索瓦丝・萧伊.建筑遗产的寓意[M].寇庆民，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20-121.

[9] 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与国内法规选编[G].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66.

[10] 张松编.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与国内法规选编[G].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69；72.

[11] [加拿大]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纪念版）[M].金衡山，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6：170-181.

[12] 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与国内法规选编[G].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72.

[13][西]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当代保护理论[M].张鹏，张怡欣，吴霄婧，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7-13.

[14][法]阿兰・马里诺斯.白川村的故事：保护古建筑必须与人、与文化结合起来[N].人民日报，2014-12-04：23.

[15][西]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当代保护理论[M].张鹏，张怡欣，吴霄婧，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153.

[16] 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与国内法规选编[G].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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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舞蹈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3-0153-01

民间舞蹈是民间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蕴含着劳动人民的精神，反映了民间生活实质，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起，给民间舞蹈文化传承带来了一定的机遇，但当前我国民间舞蹈文化传承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基于此，本文简要研究了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民间舞蹈文化传承。

一、民间舞蹈文化传承的现代价值

首先，民间舞蹈文化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性，体现了我国的民族精神。例如蒙古族人民生活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这就形成了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人民性格爽朗，胸怀宽大，这种民族精神和文化在其民族舞蹈中体现了林淋漓尽致，蒙古舞舞姿大气、奔放，体现了蒙古族人民对于雄鹰和骏马的崇拜，体现了对大自然和大草原的独特情怀；第二，民间舞蹈的传承有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民间舞蹈是在无数年历史中的一种文化沉淀，其体现了民间人民生活的本质，这对于民族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一些民间舞蹈对于审美特性和宗教习俗的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民间舞蹈文化传承的机遇和挑战

（一）民间舞蹈文化传承的机遇。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提升了人民对于民族舞蹈的保护意识，提升了人们对于民族舞蹈文化传承的重视程度，这对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其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许多民间舞蹈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这就将我国的民间舞蹈推向了社会大众，推向了世界，地方政府也加强了重视，积极打造地方民族舞蹈文化品牌，以此为吸引力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将民族舞蹈进一步的展现给了世界各族人民，这对于我国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民间舞蹈文化传承的挑战。首先，全世界都在积极倡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些政府虽然加强了对民间舞蹈文化传传承的重视，但并没有意识到民族文化舞蹈的现实价值，大多都是重申报而轻管理，许多民间舞蹈“申遗”成功后得不到有效的跟进管理，这就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第二，有些旅游开发单位大肆宣传文化旅游；第三，当前我国还未将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发展规划中，这就使得民间舞蹈文化的相关保护制度建立不完善，制约了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

（三）机遇与挑战下的思考。在非物质遗产保护语境下，我国民间舞蹈的传承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民间舞蹈的文化的传承形势仍旧不容乐观，虽然非物质遗产保护给民间舞蹈传承带来了新的动力，但也需要我们规范的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够发挥非物质遗产保护对于民间舞蹈传承的积极促进作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民间舞蹈文化传承的对策

（一）健全保护制度。首先，应当加强对民间舞蹈的普查，我国幅员辽阔，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有着许多民族，经过多年的发展和传承，民族舞蹈博大精深，因此应当加强对民间舞蹈的普查，尤其对一些传承出现断层、濒临绝迹的民间舞蹈要进行细致的调查，不仅要考察民间舞蹈的本体，还要注重其文化内涵，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描述民间舞蹈的形态和特征，以此来提升对民间舞蹈的原生态认识，为民间舞蹈的传承打下基础；第二，应当规范民间舞蹈保护制度，积极建立保护人员队伍，民间舞蹈的传承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工程，需要有专业素养和文化素质的人员来参与传承，需要建立完善的保护制度来保障传承的有效性，例如可以建立民间舞蹈传承人的保护制度，加强对民间舞蹈传承人的保护，避免民间舞蹈文化散落、消失在民间。

（二）与旅游业相结合，提升对民间舞蹈文化的保护意识。以桂林旅游为例，其将《印象刘三姐》融入旅游中，不仅带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同时加深了人们对《印象刘三姐》这一民间舞蹈的了解，促进了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

（三）加强对民间舞蹈艺人的保护。应当加强对民间舞蹈艺人的保护，积极为其开设民间舞蹈培训课程，对一些特色鲜明的民族舞蹈据点建立文化生态园，以此来保证民家舞蹈文化能够有效的传承下去。

四、结论

综上所述，民间舞蹈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其体现了民族精神，反映了人民生活本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我国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应当抓住机遇，采取有效对策来解决当前民间舞蹈文化传承中出现的问题，实现民间舞蹈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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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既包括文化实体的保护,也应包括文化空间的保护。文化空间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与延续的文化“土壤”,强调对文化空间的保护,有利于非物质文化传承的完整性。本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试验区,提出了相应的分级保护策略,以期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并更好地指导实际工作。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空间分级保护

2003年10月,第3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掀起了世界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与实践。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绚丽多姿、异彩纷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促进民族团结、保持国家统一的坚实基础,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王文章,2006)。但是,随着近些年来旅游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为了迎合旅游开发的需要而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破坏性开发定会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进而威胁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的保护应引起学者的重视,需要相关理论研究的跟进。

文化空间及其内涵

“文化空间”是当前学术研究中频繁使用的重要关键词之一。它主要来源于法国都市理论研究专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等人有关“空间”的理论,他认为空间是通过人类主体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产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文化场所)是构成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的重要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或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以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文化空间)。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郑培凯,2006)”。在1998年10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5次大会上,将“文化空间”定义为“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表现(strong concentration)”。“一个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这一时间和自然空间是因空间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的”。根据我国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附件中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文化空间被定义为与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场所,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

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是否应该包括文化空间,国内学者存在较大的分歧。张春丽、李星月(2007)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缘起及其内涵和外延作了仔细的阐述,并提出认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注重“非遗”评审及保护工作的可操作性,忽视了概念本身的精确性,认为将文化空间定义为“非遗”有些欠妥。齐爱民(2007)认为在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列举的种类中并不包括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在我国2005年所颁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十大类,其中也不包括任何的物质实体,由此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中应当不包括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具有非物质形态,但其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文化“土壤”;离开一定文化空间片面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不全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作为其存在、发展、传承与表现的空间,理应包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之列。

文化空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文化空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环境因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最核心的保护对象其实是人(包括传承人),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田特平,2007)。人是非物质文化的创造者和拥有者,又是最基本的载体和传承者。离开对人的核心地位与中心作用的认识,就无法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和特点,也就无法正确理解和深刻把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理论和有效途径。如果传统技艺的持有者没有了原材料来源、消费者,表演类遗产没有了观众,这样的遗产也就无法再传承下去。所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人是核心但不是全部,我们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整个文化生境。而文化空间就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发展的土壤。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空间里,才能最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文化空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护创造了条件。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均源自于民间、存在于民间,并有其特定的文化渊源,这些文化渊源与所在的地方、环境有着内在的固有联系。故遗产资产一旦脱离其本土环境,其真实性即可能受到损害(张博,2007)。对于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失去其文化空间只是降低了或者失去了凝结于该文化遗产中的文化历史价值,并不影响其本身目前的存在;但对于那些具有活态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如果失去了它们的文化空间,就会因此而失去他们赖以存在的土壤,即使可以通过现有的一些技术方式、手段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活态文化得到传承,但其始终如《晏子春秋:杂下之十》中所说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也”。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划分

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存在一些困境,主要体现在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本土性、整体性、避免商业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前人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它是伴随着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而产生和发展的,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有较大的提高,现有的生产力状况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要人们再回到或者生活在当时的生产力状态之下,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再者,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宝贵的旅游资源,就目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研究的相关文献来看,几乎都提出以旅游开发的方式。旅游开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讲有利也有弊,开发措施不得当极有可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毁灭性打击。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在于维系人类的文化基因、保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守望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可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中,不能以经济学是否赚钱的理念评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白玉宝,胡荣梅,2008)。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开发应控制在特定的文化空间内,以不危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发展为前提,因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进行分级保护很有必要。

自然保护区在空间上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并提出了分级保护的要求。自然保护区内保存完好的天然状态的生态系统以及珍稀、濒危动植物的集中分布地,应当划为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核心区可以划定一定面积的缓冲区,只准进入从事科学研究观测活动;缓冲区划为实验区,可以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活动。借鉴这一理论,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按照此类划分成为保护的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见表1)。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分级保护构想

文化空间的分级保护区中核心区和缓冲区是紧密连在一起,即在一些民间文化的发源地划定一定的范围作为缓冲区,而实验区则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可选择在缓冲区的,也可根据适当的情况自行变化。

文化空间的核心区――最原始的历史回眸。核心区是当时的生活环境、历史封存的一种保存和展示,尽量恢复到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原样,呈现各种文化最原始的起源。核心区里面不修建任何现代化的设施设备。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以及各自的特点,民俗、曲艺、传统戏剧、民间音乐、民间文学这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环境氛围的依赖性比较大,他们因环境而生,因环境而传,因环境而变,因环境而衰,脱离了相关的环境就如无水之鱼,保护和传承的难度就会加大。这四种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较适合采用核心区的保护方式。

文化空间的缓冲区――连接历史的纽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主体,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前者就是我们所说的传承人,诸如中医技术的传承、表演艺术的传承、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等等,主要靠他们来进行;后者,主要指处于状态的那些社会群体,如各级政府、学术界、新闻媒体、社会团体以及商界人士,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传承主体不是政府、商界、学界以及各类新闻媒体,而是那些深深根植于民间社会的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苑利,2007)。在文化空间的缓冲区,则主要是以培养传承人和科学研究为主,建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区。一些学者的科学试验、文化交流都可在里面进行,同时在里面修建大型的训练馆,试验区的一些商业演出都在此训练。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杂技与竞技、传统医药这四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注重技艺的培养,对原生态的环境依托并不是很强,可在此区进行保护。在该区强调的是开放性保护,即对这种技艺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来进行相关的培训。

文化空间的实验区――现代与传统的结合。在实验区一般是以旅游开发为主,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核为依托,注入现代元素,一方面可兴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题公园,将其打造成具有一定挑战性,表演性和参与性强,休闲功能大,有助于游客思想境界、文化人格提升的休闲旅游产品。另一方面可开发修学系列的旅游产品。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文化诉求日益强烈,渴望亲历文化认知、文化实践、文化创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修学旅游寓教于游,游教结合,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机会。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文艺出版社,2006

2.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A].包亚民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A].郑培凯主编.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乌丙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圈理论的应用[J].江西社会科学,2005(1)

5.张春丽,李星月.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研究述论[J].中华文化论坛,2007(2)

6.齐爱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与构成要件[J].电子知识产权,2007(4)

7.田特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以人为本[J].艺海,2007(2)

8.张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保护[J].青海社会科学,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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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中国政府高度赞赏并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文化多样性，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工作，先后加入了多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类公约，包括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在认真履约韵同时，中国政府与教科文组织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在北京设立了教科文组织支持的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在中国四川举办了五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为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搭建了交流和展示平台。

近几十年来，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全新时期。如何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进程中保护好丰富的文化遗产，是我们面临韵挑战，也是中国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致力于解决的重大课题。中国政府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建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韵保护机制，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实践。

一是加强政策立法。1982年，中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1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两部法律的出台，为中国依法保护文化遗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国务院设立了专门的职能机构，由国家文物局和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分别负责全国范围内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国各省（市，区）也分别出台了地方性条例，设立了专门的职能机构。截止到2015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约计1.13万个，工作人员16.6万人。

二是确立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中国政府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工作方针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是基于文化遗产自身的脆弱性和濒危状态而提出的，“合理利用”强调发挥文化遗产在现当代社会应有的作用。针对文物的“加强管理”和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是对合理利用的补充，体现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者的差异。物质文化遗产强调对遗产本体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强调传承和再创造。

三是_展大规模的调查统计和记录，建立清单制度。1956年至今，中国开展了3次全国性的文物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点76.7万处，可移动文物4000万（套）。1979年开始，中国开展了对民族民间文艺现象的调查，迄今已收集资料约50亿字，出版了《十大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318卷，约4.7亿字。这本《志书》收集的民间文艺现象覆盖了中国各民族各地区，被学术界誉为“中国民间文艺韵万里长城”。2005年至2009年期间，中国开展了全国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收集珍贵实物和资料29万件，文字记录量20亿字，录音记录23万小时，汇编普查资料14万册，普查资源总量近87万项。通过调查，我们掌握了中国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和保护现状，建立了中国文化遗产的清单制度。

中国的文化遗产清单制度为四级名录体系，即国家，省，市，县四级。目前，中国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96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29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528个，中国历史文化街区30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372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共有1986名。

2006年起，中国政府将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确定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至今已有11年。文化遗产日的设立旨在提高全民文化自觉意识。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始终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指导下开展的。为加强履约能力建设，我们正在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开展新一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的培训，帮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员加深对《公约》和《伦理原则》的理解与把握，并使之更好地与中国各地的保护实践结合起来。

在这里，我想与国际同仁分享近年来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探索的理念和做法。在近年来的工作中，我们总结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三个理念：

一是在提高中保护的理念，作为活态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是人的传承。只有不断提高传承水平，才能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力和吸引力，维护和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鼓励和吸引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加入传承行列，实现可持续的保护。

二是走进现代生活的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核心，以生活为载体的活态传承实践，要提高遗产保护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联度，通过提高传统艺术的表现力和传统工艺的设计，利用水平，将提高遗产持有者的传承能力与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质量联系起来，让社区民众更积极，更广泛地参与遗产保护，实现遗产的保护与再创造。

三是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生态保护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环境息息相关，失去了特定的环境，便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条件。因此，我们要求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其得以孕育，滋养的人文环境一起保护。

在上述三个理念的指导下，重点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一是加强对遗产持有者和相关从业者的培养。对杰出的遗产持有者，我们认定为代表性传承人，并对其进行多种扶持。目前，我们已对571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了抢救性记录，全面记录，整理和保存他们掌握的知识和精湛技艺；中央财政补助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2万元人民币传承活动补助经费，出资建设了96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设施，今后五年还将再建200个。目前，中国各地已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展示馆（室）8720处。2015年起，中国文化部和教育部启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委托大学对遗产持有者和普通从业者开展培训，提高他们的学习和传承能力，目前已有57所大学参与，培训学员4500余人，在未来5年内，我们将培训10万人次。这项计划得到了大学的积极响应，不仅为不同民族，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开辟了新路径，也为大学参与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搭建了平台。

二是推动传统工艺振兴。针对纺染织绣、陶瓷，漆器等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们提出了“生产性保护”方式，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在生产实践中激发遗产自身的生机和活力。白2011年以来，我们建立了100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举办了多次全国性展览展示活动。2015年，我们启动了“振兴传统工艺”工作，通过建立振兴目录，培训相关从业者、加强理论与技术研究，支持企业和大学与手工艺人合作等多种方式，明显提高传统工艺的传承发展和再创造水平。目前，传统工艺振兴已经写入了中国政府的工作文件，我们将着力推动传统工艺传承水平迈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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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文化；经验教训；保护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TU-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7)08-0033-03

济南自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历近20年，我们一直在探索着一条适合泉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道路来。随着济南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出现了诸如有传统特色的城市文化与特色风貌在逐步消失；历史文化遗产及周围环境遭到建设性破坏；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缺乏等问题。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如何处理好社会和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已迫在眉睫。

1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济南社会、经济发展关系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就是促进城市全面发展。王景慧先生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弘扬》中非常精辟阐明：“城市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上千上万人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城市的经济要发展，设施要改善，生活水平要提高，要实现现代化，不能把历史文化名城当成博物馆使之凝固起来。所以要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既要使城市的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又要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善居民的工作生活环境”。

我们既然承认城市是一个“有机整体”，那么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揭示了“适者生存”的道理，任何有机生物必须适应生存环境向前进化，而且有机生物进化不可能抛弃原有基础，而是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而逐步进化，有机生物的进化既要适应环境、也不可能超越环境，城市作为有机整体，其发展如同有机生物进化一样，既不抛弃原有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基础，进行有机的新陈代谢，又得适宜地持续发展。而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的载体。

济南的发展既应该是对历史有机的继承和延续，更应该是适应现代趋势对旧城市的更新和完善，一句话既要继承和延续济南历史的文脉，又要按现代化的要求适宜持续发展。因此可以肯定说“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隔裂历史的突变对历史是一种伤害，对未来也是一种损失”。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国内外的经验已经表明，越是现代化的城市越重视保护其历史文脉，越是历史文脉深的城市越有魅力，因此，保护好济南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好现代济南人的生活质量，就是保护好促进城市发展的一种特殊资源。

济南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从开始只是简单的维护不利用或者只是按原使用功能利用，比如千佛山的兴国禅寺、洪楼教堂等；而后是将部分历史文物改变其使用功能，比如建立李清照纪念馆、山东大学西校区内的近代建筑用于教学设施等；再后是将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为济南创造效益；现在济南的历史文化遗产应该有新的用途一“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城市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作为城市建设的‘文化名片’。……以吸引外来投资”。济南要持续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也要逐步发扬光大，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这一特殊资源，使其成为体现城市特色的重要途径，将会促进济南的社会、经济发展。

2　济南的历史文化遗产现状，保护中的主要问题

济南虽然有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但因地处交通要塞，上世纪50年代以前受战争影响，历史文化遗产遭破坏严重，又经“”摧残，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建设性”的破坏就更加严重；近几年来，济南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从专家学者到领导、市民都从不同角度对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取得了一些共识，在实际做法上也有一些新的举措和慎重的行动。但是目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仍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2．1传统特色文化与城市特色风貌逐步消失

几十年来，代表济南特色的传统文化逐步消失；“中华老字号”称号的商家，至少有三成已经消亡，最具特色的城市风貌诸如：“齐烟九点”、“佛山倒影”、“鹊华烟雨”等也在遭到破坏，“九点”中有的被当地“靠山吃山”开垦的面目全非，视线走廊也被一座座高楼遮挡；而“一城山色半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也基本见不到“四面荷花”了。

2．2历史文化遗产及周围环境遭到建设性破坏

全市现有的历史及传统建筑、街巷、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等的总量，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的损毁和使用单位的不合理使用等，已有较大幅度的减少；旧城改造密度过高，开敞空间缺乏，绿地减少，个别新建建筑高度、容量及功能与周围古城环境缺乏有机协调。部分传统特色建筑和院落被拆掉，对古城格局的保护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已失去以后可能保护、利用的机会。

2．3历史文化街区、地段内人口稠密、房屋破旧，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

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尤其是在古城区内的历史文化街区、地段中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稠密、民居破旧不堪，同时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这在全国也是普遍现象，因此制约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2．4历史文化保护区产业及用地结构不合理：历史文化遗产长期被其他单位占用

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以民居最多，且缺少必要的生活配套设施，像停车场、配电设备等，商业网点也十分缺乏，街头绿地更是少的可怜。一批价值较高的文物保护单位多年被使用单位占用，而使用单位长期不履行法定职责，致使这些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失修严重。部分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因使用单位、使用人乱拆乱建，已破坏了其原有的格局及风貌。

2．5泉水渗漏区、泉脉得不到良好保护和利用

做为重点的泉水直接补给区的南部山区和玉符河地区，因当地过度开发建设和过度的开垦荒地，造成水土流失时有发生、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地面硬率提高，从而水源涵养与补给能力减小：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也不同程度对地下泉脉造成破坏，同时市区内还存在对地下泉水的过度开采，以上现象都严重影响对泉水、泉脉的保护。

3　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3．1国内外保护与发展的理论概念

可持续发展理论：谓可持续发展，是～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既把握今天又着眼于未来。可持续发展主要是从自然资源的保护角度立论的，但持续发展不仅关系

到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还有更为重要的人力、科技、文化、教育以及行政管理等社会资源的开发变革与保护问题。

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阮仪三先生提出的保护原则应遵循“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这一理论是总结了国内外理论与实践的结晶。

3．2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实践

3．2．1法国保护文物的实践

法国在历史文物保护方面是有相当好的经验可以借鉴的，首先成立了管理负责建筑保护的国家建筑师团；其次是政府与各级地方管理部门分工明确：第三是对全国文物进行调查并建立相应的分级档案；第四是文物业主承担义务，即便对文物进行维修也必须报国家建筑师团同意；第五是政府给予资金支持，一般文物保护费用政府承担50％，而且对业主的文物保护投资免于征税。

3．2．2前联邦德国保护历史街区的实践

在上世纪70年代初，前联邦德国在解决居民的基本住房后，为了适应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将二战保留下来的有着百年历史街区进行改造，把改善提升旧城区基础设施和提高其环境质量作为旧城改造的中心内容。该国旧城改造的方式有以下特点

(1)改善交通状况，将旧城区主要道路改变为步行街，把小汽车“挤”出旧城区，积极发展公共交通。

(2)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水平，例如把分散供热改为集中供热、将现代化的污水处理设施引入旧城区内等。

(3)调整用地、产业结构，提高旧城区环境质量。将有污染源的工厂、企业搬迁至郊区，开辟绿化空间，为居民提供休憩、游玩的场所。

3．2．3巴黎、苏州保护城市空间历史格局的实践

城市空间格局的保护，首先是在城市规划中确定战略发展方向，在这一点上法国巴黎和我国苏州就是做的非常好的例子，巴黎的做法是新城围绕老城发展，在老城区内严格控制新建建筑，即使允许建设的新建筑，其高度、外型等必须与周围环境协调。苏州在城市空间发展中，很早就确定了在古城东、西两侧建设新城，较好地保护了典型的江南水乡空间格局。

3．2．4潍坊保护城市传统文化的实践

由冰雕想到哈尔滨、由泼水节想到西双版纳的景洪、由牡丹想到河南的洛阳等等，这些传统文化不仅是城市的象征，同时也是城市的特殊资源，比如山东潍坊市每年的风筝节都有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赛，05年第22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不仅提高城市知名度，也为城市带来了社会经济发展增长点，在会期间签约40个项目，总投资达113.8亿元。

3．2．5德国柏林历史文化保护资金多元化、多渠道

德国柏林市政府在筹集历史文化保护资金措施有以下几方面作法，首先是政府的投人，从联邦政府到市政府每年都有一定比例资金投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次是政府各级职能部门的专项资金投入；第三是私人捐赠；第四是企业投资，凡是企业投入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均可享受免税待遇。

根据上述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描述，对济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启示一：一是建立行之有效的文物保护机制；二是政府分工明确；三是文物业主承担保护义务；四是政府应给予文物保护单位、个人政策和税收上的优惠。

启示二：一是调整历史街区内用地、产业结构；二是改善古城区周边交通状况，街区内以步行为主；三是提升历史街区的市政基础设施，改善街区环境。

启示三：一是另辟新区、建设新城：二是控制建筑强度、密度、高度；三是新建建筑必须与环境协调。

启示四：一是根据城市传统特色，塑造城市意象；二是创建有影响的文化项目：三是将传统历史文化转化为城市发展资源；

启示五：一是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有一定比例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二是广开保护资金渠道，接受企业、个人捐赠；三是给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企业、个人予以税收上的优惠。

4　古城区历史文化遗产及泉城特色的保护与发扬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兼顾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的发展，既要保护城市历史传统特色风貌，又要建设现代化的文明城市。必须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旧城中的人口密度，改善城市的市政设施条件，控制建筑容量，优化城市环境。同时要依靠科技进步产生的观念、思想和方法手段，引导和促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名城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是个多学科交叉渗透领域，需要政府职能机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密切合作，通力参与。

4．1探讨济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措施

根据济南的现状，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坚持保护与合理利用结合的原则，形成和谐的人文与自然相依存的整体，建议按以下措施执行：

4．1．1提高保护意识，加强保护与合理利用知识教育，让广大市民热爱泉城的历史文化；

4．1．2政府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成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监督机构(可以是松散机构或委员会)，形成对历史文化遗产动态保护；

4．1．3在新形式下不断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形成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适应的政策、法律保护体系；

4．1．4转变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按“原真性”、“完整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等原则，对保护与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须在专家指导下进行：

4．1．5形成广泛群众参与机制和广泛开展群众监督制度，对破坏历史文化遗产行为给予严惩：

4．1．6积极广泛筹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适当减免保护与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单位和个人部分税费；

4．1．7借鉴国内外经验建立科学的历史文化遗产经营策略，比如整治历史街区、地段可与新城区用地进行捆绑进行市场化运作；

4．1．8深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

4．1．9认真研究泉城特色的传统城市风貌和文化，打造城市特色“文化名片”，发展文化产业，为城市的社会、发展服务；

4．2要防止新的现象

4．2．1防止新的“建设性”破坏、“旅游性”破坏，重点是拆真建假；

4．2．2防止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过度商业化；

4．2．3防止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贵族化；

4．3济南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实践探讨

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合理利用也是一种保护方法。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应坚持利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原来的功能使用优先的原则、使其更加富有生命力原则、在严格的保护规划和法规指导下实施有效合理利用的原则。

以曲水亭――芙蓉街为例探讨具有泉城特色的历史街区保护与合理利用

曲水亭――芙蓉街历史街区包括：曲水亭、府学文庙、百花洲、后宰门、珍珠泉、王府池子、芙蓉街等街区，是济南传统民居、泉池园林等特色精华所在，这里泉水穿流于街巷与民居之间，最能体现“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地方特色，因此对该历史街区需要进行整体保护与整治，而不是大拆大建，合理利用该历史街区特色打造泉城特色名片。

对该历史街区整体保护，就是不改变街区内道路网的走向和宽度，以及水系的布局、面积和走向，并延用原有地名，同时保护泉水、泉眼的原有格局和形式，既保护历史街区的原有风貌，又保护与之相呼应的传统人文景观：但要适当修整路面、疏通水系、修补泉眼，修整材料可与原材料相似。

篇8

摘要：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这个概念理解一直是学界较为关注的论题，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国务院颁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我们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有所了解，对其原初含义和本土化流变进行了解读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保护的必要性，以及在落实保护的过程中的具体措施和思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的反思等做进一步的探析。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必要性意义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自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成了文化研究的热点，但从学界的现状上分析来看，理论准备并不充分。其表现在，我们的文化学研究起步较迟，还没有建立和形成我们自己的基本观念和理论体系。因此，理论体系的建立必须以对概念的准确理解为基础，所以我们要弄清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这是一个值得所有学者商榷的问题。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都耳熟能详，就是关于实实在在的遗留下的物质，所代表象征的文化，遗留下的文化，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理解“非物质”这三个字，按照一般的理解，“非物质”是对“物质”的全称否定，就此处而言，“物质”的反义词，在汉语中就应当是“精神”或“意识”。所以大多数学者在初次接触“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时，都认为“所谓‘非物质文化’也就是精神文化，即精神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

广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精神文化遗产，将精神文化遗产又进一步具体化、细节化，而《公约》的概说中，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是“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即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技能等方式而存在。所以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代后，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固然可以通过纯粹的非物质形式得以保存，但另一部分从本质上讲属于技艺、实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需要通过一定的具体的外在物质形态而“固化”。

简单的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看不见摸不到的艺术遗产，比如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及探索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文化的象征意义等。是全世界各国、各族人民、各历史时期的发展阶段共同创造的、遗留下来的宝贵的财产，是一种无形的文化遗产，我们比较熟悉的包括民间传说、习俗、音乐、舞蹈、语言、礼仪、庆典、烹调以及传统文化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领域，对它们的保护也就是维护这些无形资产的继续流传，是国家政策的必须，也是文化产业领域的重要的特色，所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法不断的完善和落实，为的是能够给全世界各国人民创造一个完好的、丰富的、多彩的、特色的精神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确定文化特性、激发创造力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文化相互宽容、协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于1998年通过决议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评选的标准，一个是艺术价值，一个是处于濒危的状况，还有一个是有完整的保护计划。而每两年才审批一次，每次一国只允许申报一个。从2001年开始，该评选已进行了两次，共批准了47项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我国的昆曲和古琴。所以说在践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落实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的思考，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的定义的不断完善，很多值得保护的文化遗产，也许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里，文化的定义就更加的宽泛，而遗产对后世人的意义，也是我们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其意义也就是其遗留下来成为宝贵财产的价值。

之所以保护，是因为它遗留下来对后世人的影响的深刻意义，在践行保护的过程中，我们所进一步履行的是对于保护的新思维的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理解为单纯的保护，那是一种形式上的静态的“死保”。比如很多地方对珍贵、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搜集、整理和归档，用相关物化载体，比如录音带、相片等锁进博物馆束之高阁、无人问津。这是一种为保护而保护的做法，是一种静态的保护，并没有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永久的生命力和延续力，反而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脱离脱离生活的轨迹而渐渐的成为“远去的背影”，类似一堆失去了鲜活生命力的“木乃伊”，这样的“保护”会使真正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复存在，失去存在的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活化具体是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精华物加以有效利用，延续人们对它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借助于一定的方法和手段，寻求有形化载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外延进行生动形象的表达，使之被宣传到人们的思想里，扎根在思想认识之中，用具体的形象化。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文化古国，在全球经济浪潮和文化浪潮的一体化中寻求独立性的额发展是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而将加强文化建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应当抵制强势文化的侵袭，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从而为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事实上越来越频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使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民族身份的认识和保护，使我们在文化的舞台上有自己的魅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就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传承。使文化的生命力更延长，使我们的伟大祖国给世界的印象绵延不断下去。

参考文献：

[1]贺学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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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城市化进程加快，人类非遗由于其生态环境的改变，生存状况受到严重地威胁，正在大量的消失。传承至今，傩文化也面临着同样的冲击。虽然很多学者为此而大声疾呼，不少专家也积极宣传推介，政府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性挽救举措，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比如，民众的保护观念非常单薄，政府的投入严重不足，社会非遗的漠视或者功利性开发，设备落后、理论研究和法规建设不完善等。

毋庸讳言，在非遗保护与传承方面，法国始终是走在世界前列，并带动整个欧洲乃至世界掀起非遗保护浪潮。法国走在了最前列，从1840颁布《历史性建筑法案》，将非遗保护上升到立法层面， 以国家意志来引导非遗保护。法国人还把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末定为“文化遗产日”，这在世界上是首创。文化遗产日当天，所有公立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私立博物馆门票减半。众所周知，社会是最为重要的力量，民间组织是最为全面有效的阻，凡是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出突出成就的国家都非常重视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民间组织的贡献。在非遗保护工作中，法国政府也非常注重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在法国，非遗保护工作尽管由政府牵头，做好政策引导和监督，而具体工作则由历史纪念物基金会和考古调查会等民间组织来实施。据统计，目前法国大概有一万八千多个类似的民间组织。

在非遗保护过程中，“民间组织”这词代表的是广义的范畴，包括一切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社区群众等等。赣傩文化作为一种民俗文化，源自生活，来自民间。在赣傩保护中多发动民间力量，多听群众的声音，可能事半功倍。民间组织保护赣傩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作用：

一、专业技术指导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保护”定义为：“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和传承。”这些工作都与学界、知识分子相关。保护中的每一项要求都需要认真研究，并在实践中得到遵从和落实，又要在专家学者的指导真正发挥效能。因为他们具备专业眼光，能更有效地提出方法和措施，避免工作的盲目性和重复性。法国民间组织众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各级协会组织。这些协会的成员多由学者、专家和文物爱好者组成。不仅具有非凡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知识能力，还应具有崇高的文化精神境界和职业道德的，能够从非遗保护、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延续的层面和高度全面考察和研究。赣傩文化的保护同样需要学界的积极引导和技术指导，这样才能使保护工作更为科学、合理的展开。目前来看，江西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的关于保护赣傩文化的民间组织。一些关于赣傩文化保护的组织多半都是政府统领，根本无法深入到民间。

二、筹措资金

在赣傩保护中，碰到的头等难题就是资金匮乏。非遗保护费力耗时，需要不间断的大批资金投入其中。虽然这些年国家、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但还是捉襟见肘。有些地方政府利用市场把非遗当作商品，进行商业化运作，这无异于杀鸡取卵，不仅不能很好保护非遗，反而让破坏非遗的文化性。赣傩文化的保护同样遇到资金不足的问题。法国的民间组织和经营模式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参考，他们让更具社会关系潜力的协会组织争取更多的筹款，得到更多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意识的企业家的支持，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三、宣传教育

赣傩文化源于民间，很多赣傩文化遗址都是在非常偏僻闭塞的乡村，周边的村民对于赣傩文化或许会如数家珍、详细道来。但是对于那些离赣傩文化遗址较远的城市居民来说，提到赣傩文化都比较茫然，不甚了解。比如就南昌来说，樟树林非遗活态展示馆展示赣傩文化只是几幅面具，傩文化世界面具公园距离市区太远，不能普及民众。这时候需要依靠民间力量。社区可以印刷相关宣传资料、摄影集等分发给社区居民。通过科普宣传，人们能够对自家的文化家底做到心中有数。除了在社会上对赣傩文化广泛宣传外，还可以在学校联合博物馆开展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赣傩文化。

篇10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村文化建设的核心力量，农民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孕育了丰厚的民族文化，即非物质文化。农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地，民间文化以最传统的方式保留在农村，积淀深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基础。

一、新农村呼唤新型的农村文化：与农民“零距离”，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基础

农民是农村的核心，是新型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农民在不断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渴望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把现有的文化资源和当地的民间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让农村文化与农民“零距离”，建立一种适合农民的新型农村文化。这种文化理念需要对内在的文化挖掘、保护、传承和发扬，对外来的文化有效整合、合理利用，要让深奥的理论简明化，传统的文化大众化、普及化，用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传播方式来表达，这就是新型的农村文化。

1.发展中的新农村呼唤新型的农村文化

在农村，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其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变化，而其原有的生产、生活习俗也在悄然变化，特别是大集体（生产队）活动减少了、社会活动（民间民俗活动）的次数、区域和覆盖面也相对减少，人们的民俗文化意识也随之发生改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文化艺术的欣赏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对文化的思想、情感、格调需求也要发生变化，原始的农村文化开始与现代人的情感需求不相适应，发展中的农村呼唤新型的农村文化。

2.创建农民“口味”的农村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

新型的农村文化应产生于农村，流传于民间，与民间生活要相适应。在各民族长期聚居区，特别是各民族农村聚居地有人们通过几百年积累下来的文化产物，这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宝贵财富，是农村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珍贵遗产，我们应当沿袭和发展、保护和传承。

在被称为“战鼓之乡”的正定县，流行于东、西杨庄的常山战鼓因其慷慨激昂的气势、灵活多变的队式，弘扬了优秀民族文化艺术，充分展示了战鼓之乡的风采，常山战鼓成长为正定县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而其他村街等不同区域的战鼓，其鼓点和节奏又略有不同，可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可见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的文化风俗。正因为民族、地域的不同，才形成了丰富多彩、风情各异的民间文化艺术。新农村文化建设要彰显区域文化特色，以地域文化优势构建和发展特色鲜明的符合农民“口味”的农村文化。

二、新农村文化建设不嫌弃“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传统文化扬名正身

1.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对新农村文化建设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文化建设却相对滞后，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需要。在广大农村部分人法律意识淡薄，竞争意识不浓，缺乏发展意识，文明、健康意识不强，具有一些传统陋习，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新风尚、建设乡风文明的要求格格不入。人们甚至错误地将经济的落后与本地的“土”文化等同起来，由此产生自卑心理、崇外思想，甚至否定了乡土传统文化，祖祖辈辈辛苦劳作的文化大餐却被丧失在愚昧落后的文化思想中。其主要原因是传统优秀文化的流失、政府投入不足、管理机制不畅、农民自身文化素质较低和文化发展失去载体。为此，针对新农村建设文化滞后问题必须从多方面切实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促进新农村建设的良性发展。

新农村文化建设不是否定传统、完全创新，切莫一概而论，要因地制宜，新农村文化建设不要嫌弃优秀传统的“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是母体文化，是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对特定文化的传承、维护和弘扬是新农村全民利益所在，也是维系新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2.民间传统文化并不“土”，政府与农民“零距离”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族传统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早已得到党和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04年以来，我国先后已制订《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从法制上为传统文化扬名正身，民间传统文化并不“土”，是真正农民“口味”的文化，是促进农村和谐发展的优秀文化，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

在正定这个物华天宝、美丽富饶的民族聚居区，广大劳动人民在不同的生存背景下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分布在全县各乡村的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以及战鼓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典型的“土”文化。

可喜的是，正定县委、县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在正定“土”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开发等方面做了不少深入细致的工作。从2006年开始，就采取得力措施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了保护。首先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并由文体局负责对此项工作具体实施，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对全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大量细致周密卓有成效的发掘、收集、整理和研究，坚持四不漏、调查摸底、逐级排查、研究上报，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民间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民间艺人办培训班，“带徒传艺”和“学艺有成”，创“非遗传习所”者给予奖励，鼓励保护和传承各种优秀的民风民俗尤其是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还将常山战鼓纳入到正定首家民办学校弘文学校的教学课堂之中，并计划推广到全县中小学教学。

正定常山战鼓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后，参加了众多公益性演出。近年来，受北京2008城市奥运文化活动协调小组邀请，参加了中华世纪坛文化广场表演、天安门广场表演、昌平永安文化广场演出以及在西柏坡举行的奥运火炬石家庄站传递等活动，共计500余人、200余家庭参加了常山战鼓的全国比赛和商业性演出200多场。从2004年正定县第一届民间文化艺术节至2009年举办第六届鼓王争霸赛和民间文化艺术节为止，举办各级各类民间艺术演艺活动达几百次，鼓手们用雄浑奔放的表演和极具震撼力的鼓声敲出了太平盛世的时代强音，敲出了正定儿女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展现了燕赵鼓乐文化的磅礴气势。县委县政府也曾多次表彰优秀的民间文化传承人。2010年初，再次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评选100个农村文艺家庭户，100个民间艺术带头人的文化“双百”评选活动，由政府为正定“土”文化传承人评“职称”，为传承人扬名正身，与农民文化人“零距离”，可谓是正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一大盛事。

3.民间传统文化和文化人有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启动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已逐步建立，相关的保护法律、法规制度与措施正在实施。传统民间文化得到国家政府的保护，为丰富的民间传统文化和文化人建立了可靠的法律保障，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是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2008年6月份正定县两项非遗项目正定县常山战鼓、正定新城铺高照（中幡）成功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4项即正定竹马、正定宋记碗、真定府马家卤鸡、正定腊会；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9项包括元杂剧、赵氏剪纸艺术、刘家卤鸡制作等。目前，石家庄市国家级非遗项目8项中正定县占2项；省级31项中占4项；市级49项中占9项，正定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全市名列前茅。2008年底正定县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常山战鼓）”、这是继“全国文化先进县”之后获得的又一殊荣。

截止目前，搜集整理了正定县非遗普查线索386项，立项资源360项，包括民间文学54项、传统音乐21项、传统舞蹈32项、传统技艺66项、传统美术16项、传统戏剧29项、曲艺5项、生产商贸习俗5项、消费习俗5项、人生礼俗28项、岁时节令8项、传统体育15项、传统医药3项、民间信俗64项、民间知识9项涵盖了15个门类，极大地丰富了全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正定县已被命名的县级以上优秀传承人40名，其中省级传承人5名、市级优秀传承人4名。县政府分两批公布了“正定龙狮道具制作”等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55项。

弘扬民间传统文化进入法制化轨道，以民间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传统文化传承人为骨干，全面建设新农村传统文化，这对保护、传承、发展地方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开展新农村新型农村文化建设有着积极推动作用。

三、打造新农村传统文化品牌：星级农村传统文化建设，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我国的民间传统文化资源丰富，遍布村村寨寨，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源泉，新农村文化的发展必须以此为依托，大力弘扬先进文化，全面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近几年来，新农村文化建设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农村文化品牌。农村民间传统文化取得了可喜的发展场面，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1.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促进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和谐发展

农村地区有其特殊性，农民的思想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目前，农村中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因此，必须弘扬与人们联系紧密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要的同时，使先进文化得到发展，低俗文化得到根治。而文化事业的发展仅靠当地政府和个人是不够的，应拓展文化开发渠道，推进农村集体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以村和组为依托，开展自己的公益性传统文化活动，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地方政府也应重视公益性传统文化事业建设，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粮食。同时要坚持继承与发展、实行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构建农村和谐文化，以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新文化的需要。

正定近几年来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重视优秀传统文化，举办或参加民间传统文化艺术比赛, 着力打造新农村传统文化品牌。一是鼓王争霸赛，通过比赛，在全县选出“战鼓王和“优秀战鼓手”。2004年在正定镇举办了首届鼓王争霸赛。来自全县农村共50支代表队2000多人参加了比赛。通过这次大赛把正定的战鼓正式搬上了新农村群众文化的舞台。二是举办每年一次的民间文化艺术节，展示各级各类民间艺术，表彰优秀的民间文化传承人。三是开展评选农村文艺家庭户，民间艺术带头人活动，由政府为正定文化传承人扬名正身，分别颁发“带徒传艺奖”“学艺有成奖”“优秀非遗传习带头人“等奖项。

2.组织有规律性的新农村传统文化节庆活动，实现城乡文化一体化

加强科学研究，合理制定城乡文化统筹发展的规划，形成以集镇为中介的城市文化辐射区，不断丰富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推动城乡文化均衡发展。同时要加强城乡互动，开展各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或者借助经济活动弘扬传统民间文化的活动，推进农村集体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达到城市经济拉动农村文化发展的目的。

政府牵头，组织有规律性的新农村传统文化节庆活动，促进新农村民间文艺队伍的状大和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新农村文化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近些年来，正定县坚持每年举办全县农村文艺汇演、全县中小学生文艺汇演、歌手大奖赛、全县书画美术大赛等各种文化赛事，连续举办了7届民间文化节，每年有40余支优秀民间花会、文艺表演队伍参加，节目荟萃国家、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受到了广大市民广泛赞誉。尤其是“2010年元宵节河北省花会踩街启动仪式暨正定县第六届民间艺术节”，由河北省文化厅、石家庄市政府、正定县政府主办，在正定国际小商品市场广场隆重举行。此届艺术节以展现燕赵文化为依托，集萃了一批具有地道燕赵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除正定传统的民间花会表演之外，还特别邀请了河北沧州舞狮、昌黎地秧歌、保定寸跷、曲阳擎阁、吴桥杂技独轮车表演等共15支优秀民间花会、文艺表演队伍进行集中展演，内容丰富多样、节目精彩纷呈，充分展示了河北省民间艺术靓丽风采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博得群众阵阵喝彩。通过这些群众性传统文化活动，不仅大大丰富了新农村广大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需求，而且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3.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和教育事业，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带动新农村主导文化的发展

一方面，在农村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推广民间文化。

正定县多途径宣传推广民族民间文化，带动新农村主导文化的发展。一是举办全县性大规模的农村民间艺术展示活动。在每年的春节期间，全县各个乡镇村街上千名民间艺人，演出了《常山战鼓》《中幡》《二鬼摔跤》《车子旱船》《特色秧歌》等优秀民间艺术节目，将正定的优秀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做了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展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二是组织新农村民间文艺队伍参赛，常山战鼓等优秀民间艺术在各种全国性大赛中多次获奖。常山战鼓于2010年3月参加了第五届石家庄市鼓王争霸赛暨中国北方鼓乐展示大会，被中国群文学会授予“金鼓王”称号。三是组织大型民间文化宣传推广活动。近几年县政府在北京、上海等地举办了大型正定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活动，以此宣传和推广正定的新农村民族民间文化建设。在2009年迎国庆60华诞群众文化系列展演活动中，县政府在全县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2010年5月12日至18日赴上海参加了上海世博会河北演出周活动获得成功，为正定争得荣誉。2010年6月12日，正定县组织举办了主题为“非遗保护，人人参与”的第五个“文化遗产日”宣传活动，营造人人了解、人人关注、人人保护“非遗”的社会氛围。四是利用现代媒体保护传承民间文化。2007年初开始，我县通过县电视台、政府网站、正定风采报等现代媒体开辟“正定故事”和“村名故事”、“正定文化”等专题栏目，定期向广大市民讲正定的民间故事、村名由来等传统文化。这些举措开辟了正定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广阔天地，新农村的农民文化艺人登上舞台,讲农民自己的故事，符合农民“口味”的新农村文化稳步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也得到了保护和传承。五是推动民间文化精品生产。重点打造常山战鼓、元杂剧《墙头马上》、柏棠竹马、三角村高跷、新城铺高照（中幡）、赵向荣剪纸等民间文化品牌。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日”，组织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系列宣传展示活动，建设民间文化艺术展馆（厅），对民间艺术表演队重新整合、编排、包装，提升其民间文化品牌，对民间文化特色村、民间文化工作者、民间艺人建立档案，颁发证书。

另一方面，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把传统文化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在九年义务教育中应开设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乡土教材课。

民族文化进校园，民间艺人上讲台，是正定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一个特色。如正定教育部门聘请常山战鼓民间艺人进入校园开展教学，培训在校学生常山战鼓专业知识，组织实地教育教学。常山战鼓传承人被聘请组织弘文中学学生战鼓队，通过教学使弘文中学2000多学生都能进行一般战鼓演示，弘文中学战鼓队参加了国家、省、市战鼓表演和比赛。

这些行动弘扬了新农村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改变了正定民间传统文化传承后继乏人的局面，同时促进了正定新农村民族文化的新发展。

四、新农村新气象：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现与转换

1.新农村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保护应是开放式的，不是封闭式的

通过民间传统文化浓郁的民间特色和鲜明的地方风格装扮多彩的新农村，我们要让凝聚着祖辈们几百年的民族文化精神永不停滞地流传就必须保护优秀的民族文化，优秀的民间传统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文物，保护不是放到博物馆,它是活态的，应该放在民间。但保护它不等于“原封不动”，不是让它停留在原始的阶段而不发展，继承与发展并存，保存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格一定要原汁原味，但民间传统文化的技法、曲段、语言、格调等是可以发展的。多年来，民间艺人、文艺文化工作者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力求为新农村传统文化寻找一条可发展之路，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2.民族文化遗产是发展新农村文化产业的宝贵资源：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现与转换

新农村建设把节日民俗文化活动作为新农村文化的重要内容来广泛开展，作为传统民族民间艺术展示和传承的载体，显示农村传统文化的恒久魅力，并从传统的区域文化传播，追求到省外、国外展示。每到传统节日，新农村的农民击打战鼓、舞龙舞狮、踩高跷、荡旱船、讲故事、演戏调曲等，这些活动必将成为新农村农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大餐，将对城乡文化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近几年来，国家重视新农村民间传统文化建设，农村民间传统文化的发展蒸蒸日上，各地区在打造传统文化品牌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大批传统文化产业。传统文化产业是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现，在中国是一个新兴产业。

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把具有民间特色的农村民间文艺、手工艺、民间习俗、餐饮等都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正定县是一个地处平原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化名县，早就认识到民族文化遗产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宝贵资源，正定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在影视演艺业、文化旅游业、餐饮业等方面有成功的尝试，为我县非遗项目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既发展了文化产业又促进了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如正定东、西杨庄常山战鼓传承人和新城铺高照传承人已在当地办起了培训班，创建了“非遗传习所”，带动周边多个村庄的村民参加到此项活动中，共计500余人200余家庭参加了常山战鼓的全国比赛和商业性演出年达100多场，人均年创收5000余元，常山战鼓成为当地农民在传统的种养业之外的又一致富途径，作为正定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对提高非遗项目的知名度，推动产业经济的发展壮大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正定的文化产业虽然刚刚起步，但已经有了良好的势头，一方面促使了新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