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通货膨胀；猪肉周期；可贸易部门；农民工工资

中图分类号：F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2-0089-04

物价水平的稳定作为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之一，对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均有巨大影响，一直备受学界与实践界的关注。就中国通货膨胀而言，由于中国CPI的独特结构，食品价格的变动成为CPI变动的主导因子。而食品构成中，猪肉占据肉类消费的60%。因此猪肉价格周期与CPI周期呈现高度吻合，中国的CPI周期又被戏称为猪周期①。

一、猪肉价格周期认识的误区

正是因为猪肉价格如此重要，所以在通货膨胀的研究中猪肉价格周期的研究成为研究人员的主题：希冀用猪肉价格的变动作为先导信号，来预测中国经济的通胀周期。总结起来，他们认为是什么主导了猪肉价格周期呢？（1）猪粮价格②；（2）价格预期下的库存量调整。③

但上述的观点可商榷之处在于：（1）经过我们的检验，猪粮价格与猪肉价格是同谱波动的，两者之间无明显的领先之后关系。这就是说猪粮价格与猪肉价格一定受到一个共同因子的驱动。（2）如果猪肉周期的波动是由于价格预期下的库存量调整，这就是说中国的养猪户们能够未卜先知，能够确切地知道猪肉价格的变动。这显然是不成立的。我们不否认生猪库存调整的存在，但这都是在猪肉价格出现明显的趋势性波动之后，养猪户做出的被动反应。

二、猪肉价格周期认识的新框架

因此，我们需要对猪肉周期的形成机制进行一次新的梳理。首先提出我们的分析框架，从生产的原子形式开始推演，不管什么产品，归根结底都是由原生性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这些要素结合，然后依托各自专门技术生产出来。那么全社会所有产品与服务的加权价格水平，当然归根结底也是由这几个因素决定。

我们继续会问：劳动力价格、资本价格、原生性自然资源的价格由什么决定呢？答案是由经济周期的凉热决定。而经济周期的决定机理在工业社会是由资本边际效率决定的。资本的边际效率由什么决定呢？长短期内均由要素禀赋丰裕度和技术进步水平决定（根本性因素），短期内也会受到前述很多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当然政府财政税收政策、货币政策也起很大的作用。上述分析框架的实证证明， 我们需要做的是将劳动力价格、资本价格、原生性自然资源变动的时间序列数据与通货膨胀变动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检验，若劳动力价格、资本价格、原生性自然资源变动总是领先于通货膨胀的变动，则说明我们的分析框架在时间序列的预测上是有效的。

猪肉作为经济体中产品一种，当然也符合上述规律。因此我们认为：猪肉价格由投入生猪产业的劳动力、资本品价格、其他生产要素综合加权价格决定。

进一步的，我们推断：对于以粮食（主要投入品也是劳动力）和劳动力为主要投入品的生猪产业，其价格水平的变动主要还是劳动力价格水平的变动。劳动力价格水平的变动归根结底来源于通货水平和资本的边际效率。此处我们需要证明的是：猪肉价格的初始变动真的主要是来自于劳动力价格的波动吗？

我们对猪肉价格和劳动力价格波动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劳动力价格波动在格兰杰检验下，总是领先于猪肉价格的变动。

另外，从图2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2002年之前，猪肉价格指数的波动于CPI指数大致一致，在1995―2001年，猪肉价格指数的波动低于CPI指数的波动。这就是说，在2002年之前，猪肉价格对CPI的拉动作用远不如2002年之后大。

为什么会出现上图的变化？这为我们的证明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知道：CPI和猪肉价格指数均决定于劳动力、资本品、其他原生性生产要素价格的波动。也就是说，CPI和猪肉价格的决定机制是一样的。但是各个分解因素（劳动力、资本品、其他原生性生产要素价格）各自权重不一样。食品价格指数中劳动力价格所占比更高。因此，从理论上来说，CPI的变动与猪肉价格指数之间的这个大的空间构成，主要部分只可能是由于劳动力价格波动构成。

图3是将食品价格指数减去CPI变动之后的时间序列，我们的统计验证：猪肉价格指数-CPI与劳动力价格变动高度相关，且滞后于相对劳动力价格变动。

证明到这儿，可能对我们通货膨胀新分析框架抱有信心不够的读者依旧无法被说服，我们提供下述进一步的两个证据：不同商品对劳动力价格变动的弹性（继续证明劳动力价格变动是猪肉价格变动的首要因素）。

从图4、图5中，我们看到仔猪的波动较生猪与猪肉价格波动更高，为什么仔猪的波动率更高呢？将其价格决定因素进行分解，唯一可解释的原因是：其蕴含的劳动力投入占比更高。猪仔与生猪及其猪肉的形成过程相比，是更需要劳动力投入的。而且可以唯一多投入的就是劳动力。

三、猪肉价格引致通货膨胀的经济学解释

第二部分分析没有解决的二个问题是：（1）为什么2000年后猪肉周期呈现出更为显著的波动。（2）劳动力价格成为猪肉周期变动的内在经济学动因是什么？

我们需要将经济部门分为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工业部门中又需要分析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

篇2

从本轮通胀的结构分析，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是通货膨胀最为主要的因素。从通胀的成因分析，流动性泛滥则是众矢之的，特别是由此导致的房地产价格大幅攀升。房价的上涨意味着实体经济并未吸收多少流动性，房地产正好是土地价格与劳动力价格的交集。土地价格的提高导致部分地区的农民放弃农业劳动，这一现象在东部沿海地区尤为突出。同时，房地产的繁荣又吸收了大量劳动力，中西部劳动力大量流出，导致中西部农业生产效率提升速度下降。随着中西部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开工，该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开始大幅度上升，这就直接影响到土地和劳动力价格，而它们正是农产品价格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通胀的上升已经由原来的货币因素和异常气候因素转变为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后两者的上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刚性的。地方政府收入和普通劳动者收入在中国都具有非常大的刚性，可上不可下，这就会使通胀成为常态。

目前的房地产调控措施确实会在短期改变房地产价格的走势，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畸高”，但对中西部地区的房价就不会有太大影响，在可预见的未来，中西部房地产价格走高的趋势不会得到遏制。更何况，中西部地方政府近两年的绝大部分基础设施项目都依赖于土地的出让收入。

除了农产品价格外，目前正在快速上涨的大宗商品，将直接导致世界范围内的通胀失控。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水平已经达到社会承受的极限，通胀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将会加大宏观调控政策出台的难度，使通胀进一步上升。美国的货币政策很可能在市场预期之前调整，油价的大幅上涨已经严重削弱了定量宽松的作用，等于美联储原先补贴本国国民和企业的低利率政策改为补贴产油国，这不可能长期持续，也是美联储不愿意看到的。中国也面临类似的情况，鼓励居民消费的措施最终成为补贴原油进口，抑制通胀的措施也会出现鞭长莫及的情况。

除了以上因素外，更要看到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会导致通胀的刚性进一步加剧。我们已经能够切实感受到服务行业的价格正在大幅度上升，餐饮、家政和美发美容是最为直观的观察窗口，这些服务行业的价格都在最近一个月内出现了20%以上的涨幅，这主要是由劳动力价格上涨导致的。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一般需要6个月的传导周期才能体现在CPI中，因此下半年的通胀难言下降。

篇3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在美国，4种中国主要服装的平均到岸价格比其他国家生产的便宜58％，比美国本土生产的便宜76％；一个中国产钢卷尺售价仅l美元，而德国产的是50美元，两者质量没有差别。在比利时，中国陆风越野车每辆售价为17000欧元，比同类欧洲车便宜近一半，因此，有专家指出：“中国汽车业将引发全球汽车价格再降30％～40％。”

中国制造价格低在什么地方?抛开厂商恶意竞争因素不谈，分析商品的价值是关键。

劳动力价过低是主要原因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商品的价值由物化在其中生产资料(用C表示)的价值和劳动力(用V表示)的价值构成。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价值增值过程中作用是不同的，C在参加生产过程中，其原有的价值仅是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不会发生价值增值；而V在参加生产过程中，其价值不是被转移，而是由劳动力的使用再生产出来，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一个超额价值即剩余价值(用M表示)，因此商品的价值=C+V+ M。

按此原理分析，我国商品价值中C的价格确有偏低的成分，比如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高增长的目标，低价出售土地使用权；有的地方资源价格扭曲，某地一个纸浆厂每天用水2 5万吨，每吨费用仅为0．64元；有的地方企业开采和使用资源过度，且不负担环境污染治理的成本，等等。然而，根据C和V在形成商品价值中的作用，劳动力价格应是分析的重点，即使C中也有劳动力价格问题。

我国是制造大国，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居多。我国城市每年新增劳动力800万人，农村约有1．5亿剩余劳动力，而我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只有800万～900万个。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压低劳动力价格成为企业必然的选择。据调查，在广东，外来工中有近一半人月工资在800元以下，而800元是他们所在城市消费水平的临界点；还有很多外来工拿着300元～400元的月薪，仅能维持最简单的生活；在南京，市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月标准是430元，小时工最低工资标准是3．6元／每小时，但据南京市劳动部门调查，许多从业者的收入没有达到政府规定的保底线。在山东，一些企业工资还停留在10多年前300元～500元的标准。

在外企，大规模出口的商品中，由于收益最高的设计、研发、品牌等环节被外方控制，中方得到的只是很少的加工费，真实收益不高；一家企业10多年来没有给职工增加过工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指出，最近12年来，能容纳大量外来工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工资增长幅度只有68元，折合物价上涨因素，民工的工资呈下降趋势。

我国商品中的劳动力价格与价值背离，甚至严重扭曲，劳动力的付出与回报很不对称。有资料表明，中国劳动力价值只有美国的1/10，劳动力平均价格甚至低于肯尼亚和津巴布韦。因此，劳动力价格过低是商品价格低的最主要原因。

压低劳动力价格

成唯一谋利手段

我国劳动力价格为什么低?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劳动力价值的内涵。因为在现代化生产条件下，劳动者必须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此外，劳动力价值与其他商品不同，它还包括一个历史的道德的因素。因此，马克思说：“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品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其中，劳动者在生理上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是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

在当代条件下，劳动力的最低价格应是劳动者吃饭、穿衣、住房、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生育、养老、失业等所需费用的总和。与此对照，我国劳动力价格构成是什么呢?

首先，劳动力价格是以最低标准，即以劳动者能够维持温饱和养育后代为底线制定的，没有给予劳动者失业、养老、接受教育培训的费用。劳动者为企业创造了巨额利润，但企业(特别是外资、合资、私营企业)不承担劳动者的失业、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责任，将这些责任推给了劳动者本人、国家或者社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福利费用没有纳入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格没有达到马克恩所说的最低界限。据统计，目前我国城乡7．37亿就业人员中，纳入养老保险的人口仅1．6亿，纳入医疗保险的仅1．2亿，纳入工伤保险的仅8000万，且大多数为城镇职工，加工企业中的主要劳动力来源――民工几乎没有保险。

其次，法律法规不健全。1995年起实行的《劳动法》，在劳动合同签订和解除、超时工作报酬、职工健康检查等方面只是原则规定，许多条款是“应当”如何，而不是必须如何，且没有规定在未“应当”的情况下如何处置。

《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但因没有规定未“必须”时应承担的责任，企业不为职工投保也很平常。法律约束不力，许多企业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者随意解除合同，或者任意延长劳动时间而不依法支付费用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法律保护不够，劳动者虽然知道劳酬不符，但为了保住岗位，大多忍气吞声。

再次，社会对劳动力价格低存在认识的误区。理论界至今普遍认为，我国是世界上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廉价劳动力是我国的战略资源优势。许多地方政府，一直把所谓劳动力成本低当做招商引资的法宝，甚至不少地方官员还认为，没有廉价劳动力就没有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由于压低劳动力价格是最简单、也是最奏效的竞争方法，很多企业把压低劳动力价格当做最大限度地谋求利润的唯一手段，有的所付价格甚至达不到马克思所说的最低界限水平。

五大问题影响经济生活

(一)新经济时代是创新劳动的时代，需要大量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劳动力。劳动力价格标准过低，劳动者在除去生活必需品费用后，所得剩余不多，就很少有学习、教育的费用，从而使劳动力素质难以提高。劳动者自身素质难以提高，也无法对下一代进行投资，形成了“盲流的孩子还是盲流，民工的孩子还是民工”的局面，最终结果是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

(二)低工资阻碍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保障成本成为中央政府隐性债务。代际转移的社会保障成本要求中央政府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现收现付制过渡到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最终向完全的个人积累账户转变。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已退休职工和制度改革以前就参加工作的在职职工的个人账户是“空账”，每年收入的养老保险基金绝大部分用于当年发放，其实际积累小于职工个人账户记账额。加之，近年来的高速城市化，虽然转移了部分农村劳动力，但并未将其纳入已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由此导致未来的潜在社会保障成本进一步上升。

(三)靠低廉的劳动力参与国际竞争不合算，低价劳工是把廉价资源和超额利润让给了别人。如我国生产的“TALBOTE”T恤衫在美国专卖店售价1件38美元，而平均到岸价格是1．41美元，中间36．59美元的利润全部被美国的贸易公司赚取。并且，低价商品出口的多，表面上提高了整个国家的收入，但对劳动者收入是相对增加，绝对减少，即收入增加与其真实劳动价值贡献比是绝对减少。

(四)企业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没有持久竞争力。劳动力价格低廉，必然质量不高；没有高质量的劳动力，就无法生产出高档产品，更不可能做成名牌。产品的附加值上不去，企业只能在低水平发展，与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企业的差距必然拉大。

(五)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对某些市场的出口数量增长过快，极易导致进口国实施保障措施和反倾销。进口国一面享受我廉价资源的益处，一面对我设置种种壁垒，贸易磨擦不断，影响对外关系。

建立健全政府职能解决现实问题

深刻认识提高劳动力价格的重要性、紧迫性。鉴于上述劳动力低价对我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提高劳动力价格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要认识维持廉价劳动力的弊端和提高劳动力价格的益处，纠正人们在此问题上不正确的认识。另外也要认识到，继续将劳动力低廉作为招商引资的亮点已不符合新经济潮流。

新经济时代，投资是跟着创新劳动走的。美国平均工资比中国高得多，但其每年吸引的外资比中国高得多。有资料表明，中国改革开放20年共引进外资3400多亿美元，而美国1999年一年就吸引外资3132亿美元；世界对外投资总量的4/5是流向发达国家。可见，投资追求的是创新劳动或更有利于创新劳动成长的市场环境，而非单纯为低工资。

建立强制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福利制度不健全，相关费用未纳入劳工成本，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我们的保险福利制度，比不上发达国家，甚至比不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尼、巴西等国均采取强制保险制度，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雇员购买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或者在工资中支付相关成分，由雇员自行购买；如雇主不履行这些义务，雇员可以雇主。我国至今没有一个专门社会保险福利的法律，仅有几个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因此要加快立法进程，为劳动力价格制定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加强政府监管职能，加大执法力度。各种保险福利法规制定后，政府要从具体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主抓法律法规的落实和完善，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使劳动力价格回到应有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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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　化学专业　学生就业

化学专业大学生就业市场就是指大学毕业生供求双方在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受让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这是完全自愿的一种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大学毕业生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它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大学生就业市场将呈现以下几种趋势：

一、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降低，在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由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所决定；反之，其价格又与劳动力供求紧密相联。一般情况下(不包括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供大于求由于较易找到所需劳动力，工资趋于下降：工资的下降，又会使得一部分劳动力供给减少，需求增加。而供不应求时，由于劳动力的短缺，工资趋于上升，工资的上升，又会使得需求减少，供给增加。一直到供求关系趋于平衡时，价格相对均衡，这种运动才会逐渐停止。而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也正是在这一供求与价格的变动中实现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即：价格趋向于劳动力供求双方能够提供到市场上的数量相等。均衡价格决定于劳动力供求双方在市场上的均衡数量。价格上升，引起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价格超过均衡点，亦会引起供给的相对减少。价格下降，引起供给减少，需求增加。当供给不变时，需求大于供给，引起价格上升需求小于供给，引起价格下降。当需求不变时供给大于需求，引起价格下降：供给小于需求，引起价格上升。劳动力市场正是遵循这一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利用价格信号及工资率的引导，通过社会大量的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使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及各个部门、企业之间进行配置并使这种配置尽可能地达到优化。这也正是价值规律在劳动力市场运行中最显著的作用之一。

利用上述规律，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工资是可以上下波动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工资随劳动力市场上该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而变化。我们将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归为两大类：受过高等教育者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者。根据该规律便会有以下推论：如果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增加，供给较之以往更加充分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就会下降。然而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与多数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一样高等教育毕业生比其他层次教育毕业生具有相对低的失业率相对高的工资收入以及获得高社会地位的更大可能性。

二、应届毕业生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趋于减少。“高学历低用”者比例增大

在工作队伍中，每一项工作都对劳动者的技能有所要求，位置越靠前，对劳动者的要求越高相应地付与他们的工资收入也越高。在求职者队伍中，学历层次越高，所在位置越靠前，获得靠前位置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

应届大学毕业生由于对社会了解不多寻找理想职业的期望值往往较高因此“摩擦性失业”人数有增无减。尽管这种“自愿失业”从理论上来讲是求职者根据其报酬期望与搜寻职业成本进行核算的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是短时间的、不危及其生计的但如果这种“摩擦性失业”增长太快也会增大社会的不稳定性，仍然值得关注。与此同时结构性失业的势头开始出现有报道警示：45％的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50％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正是这种结构性失业的生动写照。

三、在应届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意识增强的同时。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诚信度可能下降。

当然面对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和择业难度加之应届毕业生对社会了解甚少很难一次性地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况且他们在求学期间已经付出不菲的经济代价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再拖累家庭和父母，需要尽快落实工作单位这些客观因素让他们无暇考虑岗位是否真正适合自己、自己能在某个岗位上服务多久。同时高校为了追求就业率这块“金字招牌”也为学生的“饥不择食”推波助澜，其结果是不少学生在并不清楚单位究竟是否真正适合自己的情况下，只好无奈地先进去再说。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因素致使应届大学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的意识增强，临时就业者比例有增长的势头。

先就业、再择业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同时提醒：先就业、后择业的观点可能影响大学生的诚信形象。不少应届毕业生将用人单位作为跳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必然使用人单位感到伤心和失落，产生被欺骗和被玩弄的感觉，甚至会逼迫他们采用更加强有力的自我保护手段以约束求职者。事实上有的用人单位干脆拒用应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赌博，这对大学毕业生来说决不是好兆头。一旦形成恶性循环用人单位和应届大学毕业生之间“麻秆打狼一两头怕”，不仅影响高等学校和大学生的长远利益，也影响人才市场的健康发展。

供需双方趋于理性，复合型人才。近年职业中介机构加大了对用人单位的指导，取得了明显成效。表现在单位招聘人员日趋理性和务实根据单位发展的实际需要招聘。目前人力资本市场招聘的职位越来越市场化，表现为职业分类越来越细并且不断有新的职业和岗位出现，市场需求对求职者的专业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应聘人员不仅需掌握所学专业的知识技能，还应掌握最新科技最新管理理论了解市场行情、具备公关和管理能力、精通计算机操作这种复合型人才需求走势看涨。

一般来讲掌握一门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将如鱼得水。懂技术、善管理、了解国际市场运作规律的人才最受欢迎。一句话复合型人才越来越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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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企业劳动力资本经理人资本价格论量化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有企业改革要进一步深化，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走上持久的良性循环，劳动力资本取代非劳动力资本成为促进国有企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国有企业经理人是拥有全部国有企业资本使用权的特殊劳动力资本，他具有权，对国有企业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对国有企业经理人的深化认识，充分调动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一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价格论

(一)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的界定

在现代公司制度下，“企业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出资人、经理人（包括企业家）和员工。西方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活动实际上包括市场决策（指在发现相对价格，捕捉市场机会，预测市场走势之后做出市场决策）和生产过程（即在市场决策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手段把生产要素的投入组合成新的产品的过程）两大相互街接的组成部分。在这两种经济活动中，不同的“企业人”扮演不同的角色。许多经济学认为，衡量这种不同的差别性可以用个人财富多少，市场决策能力的优劣以及承担风险能力高低来区分，也就是说，可用“财富”及“市场能力”为标准来区别“企业人”，其中具有较强的市场能力但财富不多的企业人，被称之为经理人。国有企业经理人就是指在国有企业所有制形式中没有法人资产的所有权，而拥有企业的经营决策权的经理人，即国有企业中基于委托与关系（Arrow-port）的法人资产人。

劳动力资本理论（张福明，阳志成）认为劳动力资本是指凝结在人体内、能够为产权主体劳动力本身带来剩余价值，包括才干、知识、技能、资历、时间、健康和寿命等因素的价值。据此可知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就是凝结在国有企业经理人体内能够为产权主体国有企业经理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是经理人资本自己在国有企业所有制形式中的表现，具有以下特征：

1、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产权清晰。产权可以分解为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的产权属于经理人自身，能够为自身带来超过自身价值的价值，而且它不同于其他内部劳动力资本的是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还拥有其他内部劳动力资本和非劳动力资本的使用权。

2、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具有劳动力资本的资本共性。就是能够为所有权主体经理人本身带来剩余价值，这也就是马克思揭示的资本的共性，是劳动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特征。只有为经理人自身带来剩余价值，让经理人从被雇佣的简单商品的地位转变为谋求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才不至于关闭其积极性，保证了其他资本的保值和增值。

3、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的特殊合作性。经理人劳动力资本由于专业、特长、岗位等不同，具有专用性，即单个劳动力资本应用范围狭窄，因此在使用过程中需要相互依赖协作，而且不是被动的协作，国有企业经理人劳动力资本之间为了获得合作的超额利益（合作行动的总收益与单独行动的总收益之差），谋求共同发展，建立企业内的契约，是主动性的合作，也就是说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是合作博弈的过程。而且经理人资本是生产要素的组合人，是企业的创新者和经济发燕尾服的推动者，是稀缺资源配置的决策人，从而为企业适时而又合理地做出决策，实现管理与土地、劳动和资本三大要素的组合并创造财富，促进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

(二)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的重要性

国有企业要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取得较大优势，要获得长足发展，要使国有企业彻底脱困，最难的不是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和社会负担沉重，而是需要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劳动力资本。西方经济学中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Q＝ALαKβ（Q代表产量，L和K分别代表劳动力和非劳动力资本投入量，α、β分别表示L和K在Q中的比重），根据函数作者对美国1899——1922年其间有关经济资料的分析和估算，α约占0.75，β约为0.25[1]。这就说明劳动力资本的产量弹性远比非劳动力资本的产量弹性大，前者约为后者的3倍。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也作了类似的研究，他通过对美国1900——1957年农业经济发展的研究发现，在这一期间，非劳动力资本投资增加4.5倍，相应的利润增加3.5倍；而劳动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利润则增加17.5倍。所以，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提高α值，即劳动力资本对全部资本的贡献率，充分调动劳动力资本的积极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是劳动力资本中最具有领导性的资本。他依法拥有法人资本的使用权，具有判断力、忍耐力等特殊素质以及掌握了监督和管理、生产要素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在对国有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如何生产等有关全局的大事进行决策。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的激励状况事关国有企业的兴衰成败。

(三)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激励状况及问题分析

1、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激励现状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积极性的激发水平令人担忧，导致优秀国有企业经理人流失严重。据1999年某调查表明国有企业经理人对管理方式的不满意率是48%，其中在薪酬项目调查中，认为薪酬待遇公平的仅占13%，而不公平率竟达57.4%[2]。另据2002年薪酬满意度调查，国有企业经理人的不满意情绪相对外企业经理人而言，更明显。认为“太少，与我付出相差太大”的比例达到27.28%，而在外企中这一比例只有16.34%[3]。再从表一中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严重不公平的分配机制，它极大的损伤了经理人的经营管理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表一：2000年各性质企业经理人薪酬水平比较表（％）

年薪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

2万元以下62.650.320.015.8

2万至4万元25.023.514.225.7

4万元至6万元7.98.715.020.1

6万至10万元3.98.019.917.6

10万至50万元0.58.716.712.7

50万元以上0.10.814.28.1

资料来源：引自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2《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

这种不公平性主要表现在：

（1）平均主义的奖金制度泛滥成灾。奖金人人拿，干好干坏，做多做少一样拿，而且经理人资本与其他劳动力资本的薪酬差距没有真正拉开，变相地把浮动薪金固定化，又出现了新的“大锅饭”，不能体现不同劳动力的不同贡献，也束缚了经理人资本积极性的发挥。

（2）薪酬的数量度量缺乏客观标准，主要还是依靠定性指标。缺乏一套系统的以业绩为理念的管理文化，其中薪酬的量化标准有待着力研究。

（3）国有企业经理人薪酬固定比例非常高，浮动部分偏低，不能真正体现经理人资本的价值，很难激励经理人为企业创造性地工作。

（4）很多政企未能完全分开，国有企业经理人仍由政府任用，薪酬的发放往往论资排辈，处处出现“工龄工资”，这就无形地排挤了年轻的优秀经理人。

2、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激励现状的后果

国有企业经理人的这种薪酬现状，导致部分经理人心理和行为变异，通过不正当手段来获得使自己心理感到公平的“灰色收入”或者在离任前基于对自己所做的贡献没有得到合理的待遇补偿时铤而走险地“自我奖励”、违法获得物质利益而出现“59岁现象”。据一份对亏损国有企业的调查表明，政策性亏损和宏观经济变动引起的亏损占10%，而因经营管理不善引起的亏损竟达80%左右[4]。在国有企业亏损的同时，企业经理人的经济犯罪现象严重，据辽宁省各级检察院1993年以来查处的发生在亏损国有企业的1546件经济犯罪案件中，涉及经理层的占一半以上，而在这些经理人犯罪案件中，快退休的经理人占75%[5]。可悲的“59岁现象”让许多本非常优秀企业家跌落为阶下囚。

3、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激励程度的原因分析

国企经理人劳动力资本的积极性激发现状从劳动力产权关系上分析，是由现阶段薪酬的本质所决定的。目前国有企业还处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度时期，劳动力仍然是简单的商品，劳动力产权关系不清晰，在政治上国企经理人是国家的主人但，在经济上劳动仍然表现为雇佣劳动，薪酬是雇佣劳动的实现形式，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进行，薪酬的本质是劳动力的价格或价值的表现形式。这一薪酬本质下的国有企业经理人的收益只能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根本没能力增加劳动力资本投资，极大地阻碍了国有企业经理人积极性的发挥。

（四）有企业经理人资本价格论的必然性

把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作为资本来对待，提出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价格论并非偶然的异想，它适应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充分调动国有企业经理人的积极性，继续深化实施国有企业“两个置换”（聂正安，湖南商学院教授），使国有企业改革走向终极的理论依据之一。

在工业经济时代，雇用劳动制成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主要方式，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劳动力资本，特别是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不再满足于被雇佣的简单商品地位。生产力进一步了发展，劳动力资本成为必然。国有企业面对知识经济时代，把国有企业经理人作为资本来使用、增值即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化是趋势、是方向。

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化就是国有企业经理人作为产权关系的主体与资本所有者在生产领域对受委托的全部法人资本行使使用权，以劳动和资本双重的身份分享企业剩余价值，导致自身收益的增值。劳动力资本化使薪酬的本质发展为劳动力资本价格，国有企业经理人可以得到自身劳动力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剩余价值，使得国有企业经理人得以维持简单再生产，而且又能够激励经理人增加劳动力资本投入，提高自身素质，给经理人资本扩大再生产提供物质条件。因为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价格使薪酬突破了经理人价格的数量界限，使劳动力资本的投资边际收益率不再为零，适应了等量投入要求——等量收益的市场经济规律，自然能够激励经理人增加劳动力资本投资。

目前在国有企业中，经理人年薪制、经理人持股计划等新举措是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价格论支撑下出现的新事物，把经理人个人利益和企业整体的长远利益捆绑在一起，能够长期激励经理人为企业创造价值，必然能够在优良的土壤里茁壮成长。

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价格论使国有企业由简单的按劳分配走向把按劳动与按资本相结合的分配，由过去的按劳动力价格分配走向按劳动力资本价格分配，使经理人凭借自己的劳动和本身的劳动力资本所有权分享企业剩余价值，真正实现了多劳多得，体现了薪酬的公平性。从这一角度分析，经理人资本价格论也是调动国有企业经理人积极性的较好理论。

二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量化函数

（一）薪酬

薪酬是劳动力资本价格的普通称呼，它是指劳动力资本投入劳动的补偿和资本收益，同时也是企业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薪酬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功能：1、补偿功能。对劳动力资本必要的劳动消耗的补偿，以维持劳动力资本的简单再生产；2、激励功能。劳动力资本价格能够给劳动力资本带来剩余价值，运用得当能够大幅度提高劳动力资本的积极性，激励劳动力资本增加自身的投资，从而提高劳动效率。

3、调节功能。市场化的薪酬——劳动力资本价格实现了劳动力的全社会合理流动，能够促进劳动力资本优化配置。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6]。薪酬可以使国有企业经理人获得食物保障、社交关系及尊重的需要，有时还代表其在企业中的成就和贡献以及他在社会中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满足经理人自我实现的需要。

如何正确计量、支付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价格呢？也就是说怎样定量分析国有企业经理人的薪酬呢？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中较为流行的经理人薪酬模式有以下几种：

1、准公务员型模式：基本薪金＋津贴＋养老金计划；

2、一揽子模式：就以某一个固定值（一般以年薪衡量）来支付；

3、冰山式薪酬模式：基本薪金＋年终大红包（具有一定的神秘性）；

4、非持股多元化模式：基本薪金＋津贴＋风险收入（效益收入和奖金）＋养老金计划。

以上四种薪酬模式随着全球经济的日趋发展和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弊端不断显露：1、经理人责任心下降，易于产生偷懒行为，只能激励经理人的短期行为；2、经理人的行为有变异趋势，如前文所述的“灰色收入”和“59岁现象”。

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价格理论上是由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资本收益构成，即由按劳动分配和按资本分配相结合，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价格是按劳分配与按资本分配相结合的产物。

（二）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价格的量化函数

正因为此，引起了一些理论学者的浓厚研究兴趣。1974年，加里贝克尔和乔治斯蒂格勒（BeckerandStigler，1974）构造了一个委托——（Arrow——Port）模型来分析行为人的执法者的渎职行为，其目的是寻求抑制执法者的渎职行为的最低薪金[7]。他们比较了执法人员永远不渎职的执法行为和只在第i期（i＝n，n－1，…,1）渎职时执法者的收益。

1、一个任期为N期的经理不渎职，则他的预期收益现值为S＝W1＋W2/(1r)…Wn/(1r)n-1

2、如果经理在第i期渎职，则经理的预期收益流现值为：S＝W1＋W2/（1＋r）＋…＋Wi－1/（1＋r）i－2＋[（1－P）（b＋Wi）＋PVi]/（1＋r）i－1＋[（1－P）Wi＋1＋PVi＋1]/（1＋r）i＋…＋[（1－P）Wn＋PVn]/（1＋r）n－1

在上面的两个式子中，S表示经理人在任期内的预期收益流现值，P表示渎职者被发现的概率，b代表由渎职者而带来的货币值，r表示贴现率，Wi是执法者在第i时期上的固定收入，Vi表示执法者的渎职行为被发现后在其他职位上的收入

该模型提供对经理人行为选择的一个基本描述，为分析经理人薪酬提供了工具支持，但从我国国企经理人的现状来看，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适应性：（1）假定经理只在某一期采取道德风险行为，但考虑“有限理性经济人”，只要道德风险行为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经理就会在其任职的每一年都进行，直至他被发现或者是离开企业。在我国已经披露的经济案例中，只犯案一次的经理占极少数。（2）没有考虑经理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按劳动与按资本结合分享企业剩余价值部分，这一部分价值与企业业绩密切相关，在讨论人行为激励问题时是一个要重点分析的因素。

在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薪酬制度中，从全社会角度看，涉及降低生产成本，增强竞争和支付薪酬吸引、留住人才；从单个企业内部来看，涉及到保险与激励两个问题，要求既能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又能克服经理潜在的道德风险，防止经理为获取个人的高收入而在经营中采取过分的冒险行为，同时又可以激励经理努力工作，在追求个人期望收益最大化的同时，最大化企业市场价值。基于此，接下来进一步讨论国有企业经理人资本价格量化函数。

在我国，纵观全国国有企业，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已经上市的股份制有限公司；二是为已发行股票（内部发行）但还没有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公司）；三是没有进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改造的企业.据《经理人》杂志曾委托深圳市兰邦市场调查公司所调查的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经理人心目中理想状态的薪酬构成依次是基本薪金、奖金、住房津贴、医疗、保险、交通津贴、学习进修的机会、一定额度的交际应酬费用、企业内部股份和其他。这种薪酬的组成部分对于国有企业并不陌生，但往往执行之后并不见效，这原因就在于企业在确定经理薪酬即经理劳动力资本价格时，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型或函数，在各组成成份中比例失调，既使绝对数量上去了，相对外部而言，相对数量又显示出了不公平性，使薪酬丧失了其本质作用——激励功能。一般情况下，国有企业经理的薪酬由经理人劳动力价格（维持经理人劳动力资本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价格总和）和按劳动分享与按资本分配的企业剩余价值组成。如果用S表示一定时期内（以一年为标准）经理劳动力资本价格现值，则S＝（A＋KB）/（1＋r）

其中A是劳动力价格，它与个人绩效无关，但受其他因素影响，B是企业剩余价值，与个人绩效紧密相关，K是一个衡量个人绩效对资本价格影响程度的权值，在讨论范围内，0≤K≤1（K＝0时，S＝A，是传统薪酬模式），r表示一定时期内的贴现率。这个函数看似简单，但它非简单的线性函数，S＝A（1、2、3、…、n）＋KB（1、2、3、…、n）。本应说复杂的函数可能对于经理心理、行为的调节具有更有力的作用，但过分复杂的函数或模型会导致其不可操作，为此，在笔者的讨论中，把A看作一个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固定值，K在同一企业中也被近似看作是不变的，此时，经理报酬函数可以从线性的角度来考察。

与个人绩效无关的劳动力价格A一般是指经理人劳动力的最低生活保障薪酬，它的作用只在于维持经理人的简单再生产。虽然这在一定时期是相对稳定的，具有一定的确定性，但它与经理人所在部门的经济效益以及企业经济薪酬紧密联系在一起，经理人所在部门或企业的经济效益越好，自然经理人劳动力价格A也就越高，这有利于增强经理人切实关心企业、为企业贡献自己的精神。劳动力价格在全部薪酬中所占比例一般为10－20%，不同企业可根据不同情况而确定。

与个人绩效有关的变量是薪酬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基本薪酬即福利性薪酬（医疗、保险、养老金计划、交通补助、住房津贴、带薪休假及学习进修机会）B1和奖励性薪酬B2。基本薪酬在内容上不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薪酬，它主要以部门、岗位、经理人知识、学历及能力为基础，同时受企业外部因素如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供求状况等影响，但是基本薪酬在发放的形式上与最低生活保障薪酬并不分开。因为基本薪酬和最低生活保障金在一定时期内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KB1近似被看作一不变量，与A值一起在实际中一般以月薪、季薪或半年薪发放）。奖励性薪酬B2是指一定时期内在企业市场价值增值的情况下，根据经理个人对企业业绩的贡献率K的大小而发放给经理人的薪酬，它是一种风险性收入，为此这部分薪酬使经理人从企业的长远利益出发，切实地去关心企业，努力为企业的发展而工作，这有利于克服经理的短期行为，激发其长期行为，解决国有企业的“老大难”问题。据有关资料表明，基本薪酬约占薪酬总额的50－60％，奖励性薪金约占薪酬总额的20－30％。

-（三）函数在不同国有企业中的具体核算

1、股票已上市的国有企业经理劳动力资本价格

S＝[A＋K（B1＋B2）＋W]/（1＋r）（1）

其中W是表示该经理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的买方期权（至少二年以上），用N表示该企业一定时期内流通的股份数量（不包括本期新增股），P1、P0分别表示该企业股票的期初和期末收盘价，Pti表示公司股票的动态价格，Pt0表示经理期权的履行价格，M为经理在公司所购买的股票数量（经理在与企业签订购买股合同时，可以只付一定数额的现金，如合同签订以Pt0的价购买公司股票100万股，可以只付10万元或更少一点，如果企业业绩很佳，经理人甚至可以在签订合同时无需支付现金，只要求交纳一定的押金，在其履行期权时支付所购股份的现金，这使得双方都无需承担现金损失，是一种很好的规避风险型投资；另外，经理可以放弃期权，只是押金扣除）。于是，由（1）式可得该类型经理劳动力资本价格形式为：

S＝[A＋KN（P1－P0）＋M（Pti－Pt0）]/（1＋r）

（N>0，M≥0）（2）

由（2）式中的第二项，我们可以看出，企业经理报酬是股票期末价格的增函数，股票期末价格（P1）越高，经理所得报酬也就越多，且其增加的幅度由公司的流通股数量N决定。从第三项可以看出，当股票价格Pti超过买方期权价格Pt0时，经理的报酬S也会随之增加，增加的数量与期权的股票数量呈正相关，其增加权值为M。从以上两项我们都能看到另一种情况即当期末价格小于期初价格或买方期权价格大于股票动态价格时，经理的薪酬S会大幅度地下降，甚至影响到A。这对于那些热衷于配股、扩股以扩张资本而忽视公司内部治理人的公司，起着积极地抑制作用。因为当股票下跌时（P12、股票已发行但未上市的和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国有企业经理劳动力资本价格

S＝[A＋K（B1＋B2）＋hMP＋tZ]/（1＋r）（3）

其中的B表示企业的利润增量，M表示经理所购买的该企业的股份量（当M>0时，则（3）式为已发行股票但未上市的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劳动力资本价格；当M＝0时，则（3）式为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国有企业经理劳动力资本价格，P是购买的单价（企业发行股主要目的在于集资，为此经理人无须签订购买合同，只要在购买时付清现金就行），h表示该企业每股股票所能分红的权量，一般由企业自主决定，Z表示企业的相对业绩（未上市国有企业无法确定自身的市场价值，为此用企业相对价值来初估自身价值），t是其系数。

从（3）式中，可得出，一方面，hMP是一个非负数，不管企业盈利还是亏损，它都有利于经理工资的增长，经理层会积极购买企业股票，取得分红的权利（至少二年以上才可分红）。但同时也会促长经理人的“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心理，使其表现出一定的懒惰性。另一方面，KB是经理薪酬S的一个增函数，企业利润增量越大，经理劳动力资本价格就越高，这就使得经理切实关心企业的业绩，一心去提高企业的利润增量来最大化自己的价格，其缺点是易于激发经理人的短期行为。为此又引入另一个变量tZ，tZ是表示经理根据企业相对业绩所获得的收入，它把企业与同行业企业的竞争挂上钩，有利于企业自身竞争力的增强，激发经理人长期行为，Z采用企业的相对业绩表示而不采用企业相对利润，是因为企业的相对利润并不一定具有相关性，失去比较基础，也就无法准确判断出企业经理人的真正价格，而企业的相对业绩可以反映出企业的规模、技术水平、企业的地理位置、历史因素、经理人能力对其的影响率。所以利用本企业的相对业绩在实际中更易于应用。

以上分析表明，对于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国有企业经理，他的薪酬相对而言，除了最低生活保障金以外，其余的薪金没有多大的保护性，更具有风险性；同时，也无法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易于产生鞭打快牛的轮棘效应。为此股份制改造，让国有企业走进市场，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是国企改革的必然趋势。目前，针对第二类、第三类企业，在实际中可增加一个保证国有企业保值与增值的约束，即如果在经理的任期内，经理使资产增值，则可在得上述报酬的同时，还可以拿到一个与企业资产增值密切相关的奖励红包，否则，经理的报酬将以上述报酬为基础进行冲减。

三国有企业经理人劳动力资本价格量化函数实施将存在的问题

（一）参数K的估计问题。理论上分析，K应该是一个区间段，即K属于（0，1）。因为K是一个衡量个人绩效对薪酬影响的权值，当K＝0时，个人绩效对薪酬产生负激励或者根本不产生激励，只会扼杀经理的积极性，增长经理的惰性；而且薪酬要具有保健作用，它不仅受个人绩效的影响，而且根据劳动力资本价格论要增强个人绩效对薪酬影响的作用，我们可以认为M属于（1/2，1）。

（二）企业相对业绩的评估。企业相对业绩是把企业作为一个主体融入市场，并与之相同行业的企业相对比而得出的，它加强了企业的竞争观念。但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企业规模、市场占有率、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企业的技术水平、地理位置等因素，且各项因素的估计又具有一定的不可确定性。为此企业应委托专业公司完成，以节省人力、物力、财力。

（三）委托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建立在人业绩上的激励模型要求有关人业绩信息是对称的，因为只有在此情况下，委托人和人才都知道前者应该支付给后者多少，模型才具有法律上的可执行性。否则，若有关人的业绩的信息是非对称的，或业绩的度量具有主观随意性，人若无法证实委托人观测到的信息，则可能出现委托人道德风险问题。因为当委托人观测到产出高时，根据模型委托人应该支付给人高的报酬，但委托人可能谎称产出不高而逃避履行责任，把应支付给人的收入据为已有，如果人预期到委托人可能要赖账，人的工作积极性就会大大下降，薪酬的激励作用也就失去了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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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

-[2]秦颖王衍飞《国有企业员工士气水平的调查与分析》——《管理现代化》

-2001—1；

-[3]21世纪人才报2002年《薪酬概述》；

-[4]、[5]黄群慧张凡《国企经理,行为如何长期化》；

-[6]周妙群主编《管理心理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6；

-[7]谭劲松黎文靖《国有企业经理人行为激励的制度分析：万家乐为例（上）》——《管理世界》200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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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辛向阳《“五九现象”与中国的企业家制度》——《工业企业管理》1999—11；

-2、张福明劳《动力资本价格论——对现代市场经济中工资本质问题的研究》——《探索》2001—1；

-3、郑大奇王飞翔主编《薪酬支付的艺术》中国言实出版社；

-4、李勇《国有企业经理报酬制度》《工业企业管》1999－8；

-5、阳志成《浅析劳动力资本》——《经济论坛》；

-6、鲁开根《国有企业家资源价值配置模式与政策取向》《商业经济文荟》2001－4；

-7、张国强《浅析国有商业企业的产权缺陷及对策》2000－2；

-8、王刚《期权：国企经营者激励的新方式》《工业企业管理》2000－9；

-9、秦颖王衍飞《国有企业员工士气水平的调查与分析》《管理现代化》2001－1；

篇6

近年来民工荒现象越来越热，劳动力成本上升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那么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是否真的上升，以及劳动力上升是否影响到我们国家在国际上比较优势的下降，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比较优势的影响分析。

【关键词】

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

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加强，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是人口大国，根据要素禀赋理论，中国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国家自然应出口和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交流与贸易过程中，我们国家在劳动力上，一直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学说认为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成本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因此劳动生产率就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决定因素，由于贸易可以使贸易国双方都获利进而提高两个国家的福利水平，那么在当下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在国际上所存在的比较优势，是否影响到中国在国际间分工的格局，下面就此分析：

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部分归因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使用较少的劳动就能生产出一单位产品，其价格也就越便宜，在市场上竞争时就会具有比较优势就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能盈利，这个企业才能在市场上生存下去。

比较优势仅取决于部门间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而与名义生产成本—工资水平无任何关系，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提高一国的工资水平，但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引起的劳动工资水平的提高并不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因此，在分析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时应该剔除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之后单独分析，再将我们国家的工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是得出了这样的数据，例如：2008年我们国家的工资水平是美国的11.4%，若不剔除劳动生产率对工资水平上升的影响，我们国家的劳动成本是美国的12.8%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提高一个国家的劳动工资水平，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近年来虽然我们国家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在上升，但主要是体制转型和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造成的工资水平的上升，在剔除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之后，我们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幅度明显下降。

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并没有影响到我国的比较优势地位

制造业是最能反映我们国家国际竞争优势的行业，但是据统计，我们国家制造业工资的水平远远低于我国整体工资的上升幅度，国内外有很多学者认为在与工资上升较快的熟练工人工资相比时，我们国家在非熟练劳动工人工资这方面的工资还远远小于那些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所以说在非熟练劳动工人工资这方面还是处于比较优势地位的，而在与国际进行比较时我们国家一直是在非熟练工人上由于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上处于比较优势，所以现在虽然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在上升，但在国际水平上还是处于比较优势的，工资水平的上升主要是集中在国有单位职工和技术劳动力阶层，我们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的集中反映—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上升确实有限的，所以国际间主要使用劳动力部门的劳动力工资水平相对与发达国家来说还是比较廉价的，所以在国际间这种比较优势没有下降。

三、从供求角度分析

我们国家是人口大国，劳动力一直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所以劳动力价格一直比较廉价，虽然现在据有些学者反映我们国家已经出现了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的供给已经不在是供过于求的状态。但其实据资料显示，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还没有被完全吸纳，由于劳动力产业结构，区域，技术等原因可能部分地区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但中国整体还存在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社会的进步还会有农村人口向城市涌入的现象，但由于区域，技术等原因还会造成劳动力供不应求，由于根据供需原理，就会出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但上升之后的劳动力水平在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的时候，总体劳动力工资水平仍低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竞争水平，因此在国际贸易过程中中国还是处于比较优势地位。

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著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说中国仍是相对贫穷的国家，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是美国的4%，与1975年的韩国相似甚至比非洲还低，位列全球最后一名，粗略比较，我国职工人均工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人均名义GDP的增长速度，说明我们国家的劳动生产力相对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长期以来，中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一直影响着全球的决策投资，但最近几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这一因素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最早受到学界乃至社会关注的著名的耐克事件，有很多国家的基地工厂都转移到国外一些市场，这对中国市场来说是一个竞争力性的条件，但相对于其他国家我们还有自己的竞争优势那就是我们国家的工人的虽然名义工资比他们的高，但我们国家公认的劳动生产率比越南，印度的哪些国家的劳动生产了水平高得多，所以单位人生产出来的产品会更多，所以综合来说，我们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仍然是具有比较优势的。

就目前而言，中国制造业还未失去劳动力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技术并未与发达经济体拉开太大的差距。因此，中国更低的工人工资直接可转换为明显的成本优势。另一方面，虽然也有不少国家的工资水平已明显低于中国，但受限于这些国家偏弱的基础设施、国内市场、产业集群等制约因素，制造业还无法大规模向他们转移。因为如果工资水平是制造业设厂的唯一考虑因素，那厂房早就应该搬到那些国家了。毕竟，中国工人的工资早就与这些国家拉开了差距。因此，从全球制造业的竞争格局来看，中国仍然保有劳动力成本低这一优势。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但在国际间贸易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在国际间丧失比较优势，因此不能片面的看待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中国在国际间的竞争力还会受其它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国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还是很有实力的。

参考文献：

[1]李坤望.第二版《国际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

[2]刘厚俊，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影响》.

[3]蔡昉.中国劳动力发育与就业变化.经济研究，2007.

篇7

1978—2001年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3．57元增加到2366．4元，增长16．7倍。其间农产品供需格局从短缺为主向过剩为主过渡，农民收入增长从依靠家庭经营为主到依靠劳务经济为主。随着我国加入WTO及改革开放的深化，城乡一体化步伐将进一步加快，人力资本对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1978—1982年间，从集体经营向家庭经营过渡时期的农村经济。

农村联产承包变革在全国各地逐步推广，实际上是我国长达20多年的农村体制的最终解体阶段。由于农村居民重新获得了身份和择业自由，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为我国农村劳务经济发展迅速奠定了基础。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是分配格局调整的结果。此间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3．57元增加到270．11元，年均递增18．2％。

（二）1983—1993年间，市场从短缺向过剩转型时期的农村经济。

我国国民经济生产格局的转变给予了农民难得的发展机遇。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旺销，刺激了家庭经营从单一粮食种植向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更是异军突起。进入了一个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乡镇企业为主导的农村经济发展阶段。此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09．77元增加到921．62元，增长速度处于频繁波动状态。

（三）1994—2001年间，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循环时期的农村经济。1994—2001年间，我国国民经济经历了一个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的急剧变化，特别是1997年以后，在主要经济领域，短缺经济基本结束。此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220．98元增加到2366．4元，增长93．8％，增长速度却从32．48％下降到2000年的1．9％，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最为低迷的时期。2001年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农民家庭经营和农业收入开始扭转了连续三年下降的局面，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幅度达到4．79％。劳务经济已经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1994—2001年间，全国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从262．98元增加到735．6元，占纯收入比重从21．11％提高到31．1％，工资性收入对纯收入增加额的贡献率从22．87％提高到2000年的165．8％。

二、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

1978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既有宏观因素，又有微观因素；既有制度因素，又有经济因素。本文主要定量分析农民家庭特征对中国农民收入的影响，所以，我们剔除了经营制度不同的1983年以前的数据，主要研究1983年普遍实行家庭经营以来的中国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同时，我们分别测算了1983—1993年和1994—2000年两个阶段的收入影响因素。

我们分别以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YC）、工资性收入（YG）、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YN）、家庭经营非农业纯收入（YF）为因变量；家庭经营户均劳动力（XL）、职工人数占常住人口比重（LZB）、乡镇企业职工占常住人口比重（LXB）、常住人口中外出打工人员比重（LWB）、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XW）、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XG）、人均生产性用地（耕地、山地、水面）（XD）、人均家庭经营生产费用（XJ）、第一产业生产费用支出（XN）、非农业生产费用（XF）为自变量。

为了解决数据的可比性问题，我们统一以1978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指数对纯收入进行了价格调整。即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调整人均纯收入，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处理工资性收入，以农产品收购价格调整第一产业纯收入，以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处理非农业纯收入，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处理家庭经营费用及其农业和非农业生产费用；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处理当年固定资产增加值，并加上上一年的不变价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从而将价值指标调整为不变价格数据。

我们利用SAS统计分析软件，对1983—2000年全国农民收入及其家户特征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我们对模型进行了经济意义检验和统计检验，所有模型均通过了检验，并且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显著性影响。下面分别研究各种因素对纯收入的影响程度。

（一）农民纯收入

农民纯收入是综合性指标，是多种来源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民收入结构随着经济发展而变换，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生产要素对收入增长的贡献不同。

1．家庭小型化是增加农民收入最有效的措施

劳动力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对收入有一定影响。户均劳动力数量受家庭规模和劳动力负担系数两个因素影响。全国农民家庭劳动力数量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78—1985年间家庭承包经营使得户均劳动力数量增加0．68人，此间家庭规模减小和劳动力负担系数降低的幅度相当，但仍以负担系数的降低为主。努力增加劳动力数量和就业机会是这个阶段的特征。1985—1990年间户均劳动力数量基本稳定在2．95人，家庭规模减小和劳动力负担系数降低的幅度均有所缩小，但家庭规模缩小的影响超过了负担系数的影响。1990—2000年间，户均劳动力数量减少幅度不大，负担系数相对稳定，家庭规模缩小的影响大大提高。从降低劳动力负担系数以增加劳动力数量，到通过分家、外地就业等使家庭规模小型化从而减少家庭劳动力数量，说明劳动力的需求水平和结构发生了变化。

通过计量分析，1983—2000年间户均劳动力数量的减少是影响农民

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其弹性系数远远高于其他两个因素。

模型1：LnYC＝8．47－2．75LnXL＋0．63LnLZB＋0．2LnLWB

（8．227）（－2．874）（4．463）（3．229）

R2＝0．9632F＝122．317括号内数据是t检验值

即：农民家庭户均劳动力数量减少1％，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2．75％。劳动力在生产中收益递减。

2．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

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包括：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提高健康水平。教育是增加就业、提高劳动力掌握应用新技术、提高生产率的主要手段。1983—2000年间，全国农民平均文教娱乐用品和服务支出从5．72元增加到186．71元，医疗保健支出从4．4元增加到87．57元，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3．76年增加到7．71年。近期随着主要物质产品的收益递减和生产过剩，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能够及时捕捉到新的就业和发展机遇。全国农民收入主要增长因素正在从耕地、资金、劳动力等物质资本到教育等人力资本的转变。

教育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显著提高，从1983—1993年和1994—2000年两个阶段对比，各项收入对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弹性系数，农民纯收入从0．32提高到4．44，工资性收入从0．63提高到5．32，第一产业纯收入从1．33增加到4．56，非农业纯收入1994—2000年弹性系数为9．29，即教育对农民收入近期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此为非农业纯收入、工资性收入、第一产业纯收入。

模型2（1983—1993年）：

LnYC＝6．62－1．72LnXL＋0．32LnXW＋0．44LnXD

（10．307）（－2．702）（4．799）（1．972）

R2＝0．8595F＝14．280

模型3（1994—2000年）：LnYC＝－2．58＋4．44LnXW

－8．272）（28．394）

R2＝0．9938F＝806．217

（二）工资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主要包括农民在乡村组织中等非企业组织中劳动得到的收入、在企业劳动得到的收入、常住人口外出务工收入和其他单位劳动得到的收入。

1．农业生产性用地的持续减少是劳务输出的重要推动力

我国人口众多，耕地稀缺是基本国情。我国农民人均生产性土地面积从1983年的2．35亩增加到1993年的2．95亩，粮食等农产品短缺刺激了土地面积及其复种指数的增加；随着过剩经济的来临，部分边缘地劣等地推出农业生产领域，生产性用地减少到2．29亩。一方面是生产性用地面积相对于人口增加的短缺，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另一方面是农业收入的减少降低了劳务输出的机会成本，收入的地区差距、城乡差别刺激了劳务输出。从而促进了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

从模型来看，生产性用地的减少是家庭经营以来农民工资性收入增加的最主要原因。生产性用地减少1％，工资性收入增加1．21％。

模型4（1983—2000年）：

LnYG＝4．97＋0．91LnLZB＋0．3LnLWB－1．21LnXD

（13．887）（4．518）（4．124）（－3．232）

R2＝0．9522F＝93．056

不过，生产性用地的增加是1983—1993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的较为显著的一个影响因素。生产性用地增加1％，农民纯收入增长0．44％。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同渠道的收益率不同

1983—2000年间，全国农民每户常住人口中，职工人数比重从0．92％提高到1．91％，比重稳步提高；外出劳动人员比重从1．5％提高到6．71％，1993年以来提高迅速；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比重从1983年的2．21％提高到1993年的3．05％，又下降到2000年的1．89％。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式从以乡镇企业为主转变为劳务输出为主，表示劳务经济的范围的扩大和方向的转变。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收益率较高。1983－2000年间，全国农民常住人口中职工人数比重和外出打工人员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按2000年现价计算农民人均纯收入可分别增加707元和％元；工资性收入分别增加218元和48元（见模型5—6）。职工收入稳定，工资水平近期提高幅度很大，收益率较高；而外出打工虽然近期人数增加较多，但收益率还相对较低，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现象普遍存在。

模型5（1983—2000年）：

YC＝1172．96－392．12XL＋199．44LZB＋27．03LWB

（2．782）（－2．695）（3．763）（2．678）

R2＝0．9648F＝127．794

模型6（1983—2000年）：

YG＝92．68＋50．17LZB＋11．17LWB－42．45XD

（2．743）（3．383）（4．662）（－3．478）

R2＝0．9650F＝128．683

分阶段来看，1983—1993年间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主要取决于户均劳动力数量和受教育年限；1994—2000年间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和外出打工人数比重。

模型7（1983—1993年）：

LnYG＝5．49－2．3LnXL＋0．63LnXW

（5．174）（－2．255）（6．362）

R2＝0．8379F＝20．679

模型8（1994—2000年）：

LnYG＝－6．24＋5．32LnXL＋0．26LnLWB

（－4．505）（6．867）（2．200）

R2＝0．9895F＝187．675

（三）第一产业纯收入

农业纯收入受自然和市场因素影响很大，家庭因素对其解释程度在80％左右，在各项收入中拟合程度最低。

1．近期农业生产费用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

我国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生产支出从1983年的77．28元增加到1996年的652．03元，又下降到2000年的571．66元，可见经济紧缩已经使农业投入减少，扣除价格因素以后的实际支出的增长趋势也基本一致。

1994—2000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第一产业生产费用支出每增加1元，农民人均第一产业纯收入减少0．9元。

模型9（1994—2000年）：

YN＝－641．93＋137．42XW－0．9XN

（－14．857）（25．813）（－3．368）

R2＝0．9946F＝369．919

但1983—2000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第一产业生产费用支出每增加1元，农民人均第一产业纯收入增加0．35元。

模型10（1983—2000年）：

YN＝1495．15－471．87XL＋0．35XN

（6．808）（－6．314）（2．964）

R2＝0．8238F＝35．074

2．农业从依靠减少剩余劳动力到依靠提高文化程度

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农业生产率和收益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我国乡村第一产业劳动力从1978年的2．85亿人增加到1999年的3．29亿人，占乡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从93．1％降低到70．1％，从1991年开始第一产业劳动力绝对减少。1983—2000年间，户均劳动力每减少1％，农民人均农业纯收入增加5．96％。 模型11（1983—2000年）：

LnYN＝9．7－5．96LnXL＋0．37LnXN

（6．192）（－4．997）（3．587）

R2＝0．8357F＝38．140

模型12（1983—1993年）：

LnYN＝13．63－5．7LnXL＋1．33LnXW－1．04LnXN

（6．051）（－4．518）（3．308）（－2．668）

R2＝0．7918F＝8．875

模型13（1994—2000年）：

LnYN＝－3．68＋4．56LnXW

（－10．1）（24．946）

R2＝0．9920F＝622．321

劳动力文化程度的提高，一方面提高了农业科学技术的接受能力，另一方面增加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机会，使得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农民人均农业纯收入增加幅度从1983—1993年的1．33％提高到1994—2000年的4．56％。

（四）非农业纯收入

家庭经营非农产业的发展，改革初期主要依靠家庭或家族劳动力的整合、固定资产投资，如今已经取决于劳动力文化程度和科学技术水平。

1．劳动力供给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对非农产业影响最大

非农产业对家庭劳动力数量的有着特殊的关系。1983—1993年间，户均劳动力数量每增加1％，农民人均非农业纯收入增长6．08％，是农民收入中弹性系数最大的项目，也是劳动力数量唯一一个与收入有正影响的项目。即此间较多的家庭劳动力数量有利于非农产业的发展，而且主要是有利于非农产业的发展。外出打工也有利于家庭经营非农产业。

模型14（1983—1993年）：

LnYF＝－7．44＋6．08LnXL＋0．3LnLWB＋0．84LnXG

（－9．366）（8．147）（4．643）（22．641）

R2＝0．9916F＝274．662

1994—2000年间，户均劳动力数量每减少1％，农民人均非农业纯收入增长1．41％，劳动力数量对非农产业收入变为负影响。而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非农产业收入增加9．29％，弹性系数也是最大的。说明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的提高对非农产业发展的影响最大。

2．固定资产投资对非农产业收入增加的影响由正变负

1983—2000年间，全国农民人均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从86．3元增加到1113．26元，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不变价）每增加1元，非农纯收入人均增加0．49元。分阶段来看，人均固定资产原值每增加1％，1983—1993年间非农纯收入增加0．84％；1994—2000年间减少1．13％，固定资产投资收益递减。

模型15（1994—2000）：

LnYF＝－6．28－1．41LnXL＋9．29LnXW－1．13LnXG＋0．15XF

（－90．243）（－40．265）（345．356）（－149．739）（78．3）

R2＝1．0000F＝718867

非农产业生产费用支出每增加1％，非农纯收入1983—2000年间增加0．66％；1994—2000年增加0．15％。说明目前农民家庭发展非农产业应该尽量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充分利用目前的生产能力适当增加能够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

三、结论与对策

我国近期农民收入的减少主要是农业收入减少特别是农产品价格下降引起的，农业收入可能会随国民经济周期复苏而有所好转；但我国加入WTO后，农产品市场的供需格局将长期保持过剩的局面，家庭经营风险会逐步加剧；新一代青年农民许多人从来就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那种兼业化的生存方式会逐渐被放弃；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步伐加快，农村居民的构成逐步会分离非农家庭，形成家庭大农场。劳动力转移和劳务经济更加发展。虽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新的劳务经济即将来临。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一）坚持土地承包制度长期不变的政策，保障农民基本收入水平

土地是农民保障生活与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土地的福利性均分使农民具有比城市下岗职工更为有利的保障机制，农民不会轻易放弃土地这个最后的生活保障。然而，家庭经营制度的实行具有越来越大的交易成本。城市经济参与农业开发加快了家庭经营分化的进程，农产品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我国农村将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民负担过重收入增长缓慢已经影响了家庭经营制度的稳定，造成了撂荒土地等现象。甚至出现流民化的苗头。我们应该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精简基层组织和人员，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应该积极推进农村新技术革命，对农村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逐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发展优质、高效、高产农业。我们必须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挥我国农业比较优势，增加优势农产品的出口，提高农产品质量，按照“绿箱政策”等国际惯例，增加国家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加反贫困和以工代赈力度，力争将农民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三）发展教育产业，努力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教育资源的匮乏使得农村居民接受教育的机会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农民改变身份与职业的主要途径是接受高等或中等教育，这是被城镇居民阶层接纳的基本条件。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的民工在城市中只能从事建筑业、饮食业、服务业等重体力劳动，倍受歧视，这是农民兼业化的主要原因。中国参与城镇化的农民是以民工还是以学生的身份，对中国社会安定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提升，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对文化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提高农民的文化程度，是增加农民社会流动的前提条件。各级财政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转移支付，特别是要加大贫困地区的教育投资，积极发挥“希望工程”等社会力量的作用，改善农村教育设施条件，增强师资力量。切实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必须在保证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开放中学社会办学教育市场，形成一个充分竞争的高效的农村教育市场，降低农民接受教育的成本，力争尽快普及农村高中教育，大幅度扩充高等教育的招生数量，为农民子弟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奠定人力资源基础。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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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普通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毕业生人数的持续增加，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将呈现六大变化趋势: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降低，在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工资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经济地位相衬降低;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趋于减少，“高学历低用”者比例增大;找寻工作的时间延长，“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并存;在“先就业、再择业”意识增强的同时，在就业市场上的诚信度可能下降;供需双方趋于理性，复合型人才走俏。

所谓大学生就业市场就是指大学毕业生供求双方在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受让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这种转让与受让是完全自愿的一种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大学毕业生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它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大学生就业市场将呈现以下六大趋势:

一、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降低.在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

其主要依据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将整个劳动力市场划分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主劳动力市场(themaryseg-ment)和次劳动力市场(thesecondarysegment)。在主劳动力市场.工作稳定、收入高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好个人升迁发展的机会多;而在次劳动力市场.则是工资低、工作条件差且工作不稳定。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劳动者在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障碍。这是因为:一方面.尽管在次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对工作满意度低.归属感弱.工作变换次数多.但他们很难直接进入主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尽管主劳动力市场中的失业者可以较容易地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但由于在两个劳动力市场所得利益的差距.且一旦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便难以再返回主劳动力市场.于是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宁愿失业也不愿意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根据这种理论.普通高校连年扩招.在使劳动者整体素质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导致了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的减少加之毕业生不愿意到次劳动力市场就业加速了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失业率的上升。近6年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率统计结果预示着这一趋势。

二、应届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经济地位相对降低

其基本依据是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该规律表明: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劳动力进入市场后.供需双方劳动使用权的转让过程，也就是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这种配置是通过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劳动者在向社会提供劳动的同时从社会得到相应的报酬由于工资是所有报酬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内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就是劳动力供需双方在劳动力买卖过程中所获得或支付的工资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价格就是劳动力供求量相等时的工资率。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这种价值规律来引导调节、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逐步达到劳动力供求的相对均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由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所决定;反之.其价格又与劳动力供求紧密相联。一般情况下(不包括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供大于求由于较易找到所需劳动力.工资趋于下降;工资的下降.又会使得一部分劳动力供给减少.需求增加。而供不应求时.由于劳动力的短缺.工资趋于上升.工资的上升.又会使得需求减少.供给增加。一直到供求关系趋于平衡时.价格相对均衡.这种运动才会逐渐停止。而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也正是在这一供求与价格的变动中实现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即:价格趋向于劳动力供求双方能够提供到市场上的数量相等。均衡价格决定于劳动力供求双方在市场上的均衡数量。价格上升.引起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价格超过均衡点.亦会引起供给的相对减少。价格下降.引起供给减少.需求增加。当供给不变时.需求大于供给.引起价格上升需求小于供给.引起价格下降。当需求不变时供给大于需求.引起价格下降;供给小于需求.引起价格上升。劳动力市场正是遵循这一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利用价格信号及工资率的引导.通过社会大量的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使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及各个部门、企业之间进行配置并使这种配置尽可能地达到优化。这也正是价值规律在劳动力市场运行中最显著的作用之一。

利用上述规律.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工资是可以上下波动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工资随劳动力市场上该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而变化。我们将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归为两大类:受过高等教育者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者.根据该规律便会有以下推论;如果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增加.供给较之以往更加充分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就会下降。然而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与多数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一样高等教育毕业生比其他层次教育毕业生具有相对低的失业率相对高的工资收入以及获得高社会地位的更大可能性。

三、应届毕业生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趋于减少.“高学历低用”者比例增大

其主要依据是筛选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存在两支队伍:一支为工作队伍(JobQueue)，另一支为求职者队伍(PersonQueue)。在工作队伍中，每一项工作都对劳动者的技能有所要求.位置越靠前，对劳动者的要求越高相应地付与他们的工资收入也越高。在求职者队伍中，学历层次越高，所在位置越靠前，获得靠前位置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按照该理论，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其毕业生数量增加，将使高中毕业生以及其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的相对位置后移，其结果是使这些人的工资水平下降甚至失业。由于受教育水平是决定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相对位置的主要依据便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资教育，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者为了在求职者队伍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也会继续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从而使从事各项工作的人员其受教育水平都不断上升于是便有可能出现“过度教育“和文凭病”等现象。四、应届毕业生找寻工作的时间延长.“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并存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失业分为三种:总量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其中的摩擦性失业很多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且多数是求职者为获得合意职业所做出的一种选择。费尔浦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的“职业搜寻“理论模型假设:1.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劳动者为了获得报酬满意的工作必须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2.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获得一份报酬高的职业。3.劳动者不在岗位的寻找工作比在岗工作的同时寻找另一份工作更有效率。4获取有关报酬和工作岗位的信息是要花费成本的。根据上述假设失业对大学生而言就成为一种必要的’‘投资“。现实中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职业的大学生并不是为工资水平不断上升而延长他的搜寻时间更多的情况是他一开始就有一个起码的工资.,L\理价位’‘(即期望值)当用人单位提出的报酬低于这一价位时他宁愿失业继续寻找工作并在搜寻过程中随时调整自己的心理价位。应届大学毕业生由于对社会了解不多寻找理想职业的期望值往往较高因此”摩擦性失业’‘人数有增无减。尽管这种’‘自愿失业”从理论上来讲是求职者根据其报酬期望与搜寻职业成本进行核算的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是短时间的、不危及其生计的但如果这种”摩擦性失业’‘增长太快也会增大社会的不稳定性，仍然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结构性失业的势头开始出现有报道警示:45%的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50%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正是这种结构性失业的生动写照。

五、在应届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意识增强的同时，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诚信度可能下降

中国风“网2003年11月12日载文《“先就业后择业”观念弊端显现》指出，近日广州市一项调查显示，应届大学生在用人单位的”成活率“只有10%o意思是说，有九成应届毕业生背叛了东家，大部分应届毕业生工作一段时间后很快便流失了，以致一些企业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赌博。

当然面对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和择业难度加之应届毕业生对社会了解甚少很难一次性地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况且他们在求学期间已经付出不菲的经济代价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再拖累家庭和父母，需要尽快落实工作单位这些客观因素让他们无暇考虑岗位是否真正适合自己、自己能在某个岗位上服务多久。同时高校为了追求就业率这块“金字招牌”也为学生的“饥不择食“推波助澜.其结果是不少学生在并不清楚单位究竟是否真正适合自己的情况下，只好无奈地“先进去再说‘’。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因素致使应届大学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的意识增强.临时就业者比例有增长的势头。

先就业、再择业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同时提醒:“先就业、后择业的观点可能影响大学生的诚信形象。不少应届毕业生将用人单位作为跳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必然使用人单位感到伤心和失落，产生被欺骗和被玩弄的感觉，甚至会逼迫他们采用更加强有力的自我保护手段以约束求职者。事实上有的用人单位干脆拒用应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赌博，这对大学毕业生来说决不是好兆头。一旦形成恶性循环用人单位和应届大学毕业生之间“麻秆打狼—两头怕”，不仅影响高等学校和大学生的长远利益，也影响人才市场的健康发展。

六、供需双方趋于理性.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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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年一季度，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8.0%，比政府工作报告预定的调控目标（4.8%）高出3.2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首次涨幅超过5%这一国内公认的温和通胀上限。文章客观地去分析本轮价格上涨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作者认为：本轮价格上涨是偶然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和趋势性因素叠加的结果，本轮价格上涨与我国基本国情和特殊发展阶段紧密相关，本轮价格上涨是要素市场化和二元体制改革滞后的必然产物。

关键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价格上涨，二元体制改革，要素市场化，周期性因素，农产品价格

今年一季度，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8.0%，比政府工作报告预定的调控目标（4.8%）高出3.2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首次涨幅超过5%这一国内公认的温和通胀上限。我们应全面、客观地去分析本轮价格上涨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一、本轮价格上涨是偶然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和趋势性因素叠加的结果

偶然性因素除了低温雨雪冰冻以外，还有去年的瘟疫。蓝耳病的暴发导致许多生猪、母猪、仔猪病死，直接减少了肉类供给，进一步推动猪肉及其他肉类价格的大幅上涨，整个食品类价格在去年6月以后开始两位数高速增长，推动CPI逐月攀高。

周期性因素，一个是农产品价格的恢复性上涨。我国粮食和农产品价格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峰值以后一直持续走低，小麦、稻谷、玉米平均收购价格历时十年才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另一个是我国经济自2003年开始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固定资产投资、重化工业和出口持续高速增长，直接带动了上游产品价格上涨。

趋势性因素是指我国正进入经济发展成本提高阶段。除了石油、有色金属资源、环境资源以外，我国农产品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也将进入长期上升阶段。

二、本轮价格上涨与我国基本国情和特殊发展阶段紧密相关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是世界上人均资源占有水平较低的国家之一。随着资源的不断耗竭，资源性产品的稀缺性凸现，成本会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也是资源消耗加速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和重工业的快速增长，使资源约束形势日益严峻，资源性产品和生产资料价格不断攀升，并逐步向下游传导、扩散。

同时，我国国际化程度也快速发展，国际传导成为价格上涨的新主导因素。2007年，我国进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67.1%，累计利用外资超过7500亿美元。目前，我国出口额和国内商品零售额几乎相当，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带动了FDI（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口的快速增长。出口和FDI这两种需求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在我国早已存在，但由于近几年我国出口增速都保持在20%以上，这次的影响更加突出。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进口，尤其是初级产品进口这一新的因素对本轮价格上涨的影响。一方面，近两年我国进口高速增长，初级产品进口增长更快；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强劲，导致世界初级产品价格大涨，国际原油价格更是屡创新高。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进口价格的上涨，同时也刺激了国内同类产品涨价，推动价格指数进一步上升。作为一个开放的大经济体，我国国内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还可能带动国际商品价格的上升。只要总需求在一个时期内保持较快增长，结构性通胀压力就会较大。

三、本轮价格上涨是要素市场化和二元体制改革滞后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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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高通胀的七个结构性因素

过剩劳动力的消失

从历史上来看，经济高速增长往往伴随着高通胀或者货币快速升值。在1961～1989年期间，日本经济平均每年增长6.3%，年通胀率5.7%，日元实际有效汇率（REER）每年升值3.2%。在1962～1991年期间，韩国经济增长率平均为8.3%，年通胀率11.5%，韩元REER每年贬值1.3%。

经济高速增长和高通胀、货币快速升值之间存在相关性，部分原因是由于70年代的石油冲击，但这种相关性背后也有着深层次的经济学原因。生产率增长通常会导致贸易商品部门的工资提高，从而推高服务业的工资水平。虽然全球市场制约了可贸易商品部门的价格，但工资上涨却会推高服务业价格，从而引发通胀。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在汇率较为灵活的国家，汇率变化能够缓解生产率增长对通胀的传导作用，因为货币升值会放慢服务业的工资涨幅。换句话说，灵活变化的汇率起到了减震器的作用，汇率变化会抵消生产率增长对国内通胀的部分影响。

然而，中国在过去十年的经历却截然不同，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仍保持低通胀。在2001～2010年期间，中国的实际GDP增速平均达到10.3%，但平均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通胀率仅为2%，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年的升值速度也只有0.7%。尽管贸易伙伴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但从国内政策的角度来看，当局却不急于这么做。

那么，中国是如何成功做到避免高通胀而不受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影响？答案就是过剩的劳动力，因为过剩劳动力帮助扩大供给而不会引发高通胀。中国拥有庞大的劳动力队伍，15～64岁年龄段的劳动人口在9.8亿左右。在2001年11月加入世贸组织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严重供大于求，每100个求职者只有70个工作岗位。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很多跨国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这些过剩劳动力逐渐得到消化和吸收。过剩劳动力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年轻农民工，跋山涉水来到沿海地区的工厂工作。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没有任何的谈判权可言，尽管从农业部门转到制造业使这些人的生产效率明显提高，但他们的工资多年来一直几无增长。

从2010年开始，这样的局面发生了改变。首先，源源不断的过剩劳动力供给不复存在。2010年一季度，招聘岗位的数量多年来首次超过应聘人数，而且劳动力需求-供给比率在2010年下半年继续攀高。在2005年，每100个工作岗位大概有105位求职者竞争，而到2011年二季度却减少到约93人。其次，不同教育背景人群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出现分化迹象。那些没受过高等教育人群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最戏剧性的变化。针对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在2005年每100个工作岗位大约有115人应聘，但到2011年二季度应聘者却减少至98人左右。

劳动力市场的这一转变提高了没受过高等教育人群的谈判权。因为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2010年劳动密集型工厂的劳资纠纷频频发生，主要是在沿海地区，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劳方获得胜利。例如，2010年6月，富士康同意将一线操作工人的工资提高30%。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自1998年来首次超过城镇居民，而且这不能完全归因于食品涨价，因为2007年的食品价格涨幅还高于2010年。

过剩劳动力的消失意味着中国已经通过了“刘易斯拐点”，即工业化完全吸收了农村过剩劳动力，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工资开始加快上涨的这个节点。很多市场分析师认为中国的劳动力规模要到2015年才会见顶，在此之前不会通过刘易斯拐点。然而，我们相信很多劳动力市场数据都表明现在实际上已通过了刘易斯拐点。

过剩劳动力的消失反映了中国经济的一个根本性变化，这标志着“高增长、低通胀”时代的结束。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的菲利浦斯曲线一直相当平坦，因此虽然GDP 增长率处于9%～14%的高速区，但非食品通胀率却较为稳定。菲利浦斯曲线从2010年开始陡峭化，非食品通胀上升至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经济增长率却停留在不到10%的水平，这可能会导致潜在增长率的降低以及对通胀的更容忍态度。

潜在产出增长降低而需求增加

从供给角度来看，三个因素可能导致中国未来的潜在产出增长受到抑制：一是过剩劳动力的消失会推高工资，二是其他要素价格有可能会提高，三是过去十年连续强劲增长的农业生产在未来面临下行风险。

从需求角度看，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富裕，他们对一切消费品的需求也在增长，包括从米粮到名牌手包，到高端越野车。未来几年居民收入会加速增长，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因为：一方面，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的工资增幅更高；另一方面，提高居民收入和减少贫富差距已成为政策重点。在这方面已推出一系列的政策，例如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和上调个税起征点。鉴于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这种趋势对消费需求更为有利。

食品需求将在未来几年迅猛增加，低收入人群的食品收入弹性远远更高。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低收入人群每增加1元收入会将其中的0.4元用于购买食品，是高收入人群的两倍。另外，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随着收入的增加，对高蛋白高营养食品的需求也在增长。考虑到这些高蛋白高营养食品的生产需要更多投入，如生产1公斤肉平均大约需要消耗3公斤粮食和1.6万公升水，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饮食结构变化本身就暗示对食品的需求将远远更大。

对其他消费品的需求很可能也会迅速增长。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2010年已超过13亿，一旦收入增长让居民的消费潜力得到释放，国内市场将达到非常巨大的规模。而中国的耐用消费品拥有率远未达到饱和的水平，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决策者愿意容忍通胀上扬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较为宽松，一年期实际存款利率平均仅有0.3%，十年中有49个月，即超过40%的时间处于负利率状态。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低利率帮助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的是投资而非消费，2010年资本形成总额占到GDP的49%。低融资成本提高了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因此有助于经济快速增长。二是过剩劳动力这一结构性因素可以压低通胀，所以当局能够维持较低的利率而不会引发通胀。

但现在环境发生了变化，过剩劳动力正在消失。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潜在GDP增速正在下降，而且通胀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取舍关系变得更明显，用经济学家的术语说，就是菲利普斯曲线陡峭化。如果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是维持较低的通胀率，就需要收紧货币政策，不让经济增长超过潜在水平并导致通胀上扬。

但维持低通胀并不是中国货币政策决策者的唯一目标。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报告中清楚指出货币政策有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和平衡国际收支。主席和总理也明确强调维持经济较快增长是政策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

多重目标的政策制度让当局面临两大挑战：首先是对新经济环境的分析，政府需要确定潜在增长率水平；其次是了解怎样的新水平能够满足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权衡取舍。这两个问题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当局表示他们知道潜在增长率在降低，但相信不会大幅下滑。“十二五”规划对2011～2015年期间的GDP年增长率目标是7%，只是略低于“十一五”规划中7.5%的增长目标。

政府尚未对中期通胀设定具体目标，但北京的学术界和政府对“提高通胀容忍度”有所讨论。这样的讨论一方面表明决策者意识到结构性因素带来的挑战，认识到中期通胀可能会被推高。另一方面，这也显示出很难达成让各方都能接受的增长和通胀的权衡结果。

在我们看来，为了不让经济增长过度放缓，当局愿意容忍通胀的上扬。为缓解通胀上升造成的社会影响，当局增强了对低收入人群的财政转移支付，例如有更多的省份向低收入人群发放补贴并将补贴与CPI通胀挂钩。

环境税和更高的能源价格

为维持低通胀并降低生产成本，中国的能源和公用事业价格长期得到大量补贴，以便推广出口驱动的、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例如，因为政府对石油价格严格管制并对国有石油公司提供大量补贴，中国国内市场的石油价格与国际市场之间的相关性很低。这表明政府的政策重心是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可能因此不得不牺牲一些其他目标。

得到补贴的能源价格是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背后的一个关键要素。中国的投资增长如此之快，部分是因为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对能源、公用事业价格的补贴尤其不利于中国的长期福利，因为这些补贴措施鼓励扩大污染环境的重工业建设。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能源强度相当高。

然而，中国急需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当局已经意识到目前大量消耗能源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十二五”规划明确支持能源和公用事业价格将日益市场化，并对2011～2015年的能源强度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由于2010年没有完成既定的降低能源强度目标，政府现在一再强调节能的重要性。在我们看来，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方式是通过价格及税收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一次性的价格调整，而是预期价格机制根本性地转向市场定价制，这意味着要永久性减少补贴。能源价格上涨将有助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将对通胀造成长久的影响。同时，要求政府出台更多环保措施的压力也日益增大，最有效的举措就是对那些最应为环境恶化负责的行业直接征税。政府有关节能的最新工作计划表示将“对环境税进行可行性研究”。根据媒体报道，可能会在2011～2015年期间推出环境税。

城镇化和工业化挤出农业生产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一直在稳步推进城镇化，城镇化率从1980年的19.4%上升至2010年的49.7%，普遍预期未来五年这一比率还将继续提高。“十二五”规划预测到2015年城镇化率将上升至51.5%，而我们相信很可能还会更高。

由于城市的快速扩张蚕食了农业用地，城镇化自然会占用农业生产资源。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可耕用土地面积毫无意外地减少，农业专家担心这样的趋势会持续下去。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另一个关键投入要素，如前文所述，城镇化在这方面也在争夺农业资源。由于农民背井离乡去制造业从事报酬更好的工作，农村地区的劳动力规模萎缩。另外，离开农村地区的劳动力通常都是受过更好教育的年轻一代。有研究结果表明，年轻劳动力的离去对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造成了负面影响。

沿海地区经历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阶段演绎了农业是如何被挤出的。在2000～2009年期间，沿海地区的城镇化率从28%上升至44%，而其粮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例却从32.7%降至29%。另外，沿海城市房价的迅速上涨推高了地价，这不仅挤出了农业部门，也让一些制造业不得不撤离。

原本在沿海地区运作的富士康、惠普等公司现在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内陆省份，农业被工业挤出的这一幕也正在一些内陆省份重演。需要指出的是，产业迁移也是政府鼓励发展中西部经济的政策推动的。接收这些企业的中西部省市现在所经历的正是沿海地区之前的历史，即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和房地产价格上涨，更多人离开农村地区到城市工作。

农业产出面临下行风险

中国的通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食品价格，虽然食品在中国的CPI篮子中只占30%的比重，但其价格的波动性远远超过非食品类。过去十年来，食品CPI年通胀率平均为2%，而非食品CPI年通胀率平均仅为0.6%。虽然我们认为非食品价格对CPI通胀的影响正在日益增强，但食品价格仍是通胀前景的主要决定因素。

中国的食品消费主要依靠自给自足，因此价格主要由国内粮食产量决定。近几年虽然大豆进口显著增加，但是2010年粮食进口总量占总消费量的比例也只有10.9%。如果将过去十年与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作比较，会发现粮食产量对通胀有着惊人的重要性。过去十年的CPI通胀远低于90年代，这主要就是因为在过去十年的多数年份里中国的粮食产量都稳步增长，导致食品价格的波动性较低。

历史数据显示中国在过去五十年的粮食产量都非常波动。粮食好几年连续大丰收的情况并非常态，而且出现好几年连续大丰收的年景后，粮食生产在随后几年往往会下滑或停止增长。粮食产量很少遵循匀速增长的道路，部分原因是农业部门的生产率表现参差不齐。中国的农业生产率已连续多年增长，但正如一些学者所说，这种势头的可持续性存在不确定性。虽然扩大化肥利用率等措施可以提高产出，不过这类措施会逐渐失去效力。

鉴于城镇化和工业化蚕食了可耕作用地，提高农业生产率成为关键所在。但从生产率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均低产量的主要瓶颈是农户分散化经营导致规模效益低下。这种局面可能会继续存在，这也是那些关注农业生产前景的人不是过于乐观的另一个原因。

全球流动性宽松

中国的通胀不仅由国内因素决定，还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全球流动性状况。我们相信未来几年全球流动性都可能会保持宽松的状态，美联储已经承诺异常低的联邦基金利率至少将维持到2013年中期；鉴于欧洲和日本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也可能会维持非常低的政策利率。作为大型经济体的中国现在对农产品进口的依赖性还不是很高，因此与亚洲邻国相比，外部对中国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大。然而，我们认为发达经济体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会通过三个渠道抬高中国的通胀。

第一个渠道是传统的大宗商品价格。中国对大宗商品进口的依赖性正在提高。随着国内能源价格日趋市场化，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对中国国内的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和CPI通胀的传导作用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增强。另外，鉴于对高蛋白食品的需求增长而农业生产缺乏动能，我们预期中国对进口食品的依赖性也会提高，全球食品价格会在未来几年猛涨。

第二个渠道是热钱流入。外国资本往往会流向基本面优越、增长潜力更大而且利率更高的经济体。增长前景良好的中国多年来一直是热钱流入的理想地点，而且未来很可能会继续如此，从而对人民币造成巨大的持续升值压力。为限制人民币的升值步伐，中国人民银行大力干预外汇市场，导致外汇储备高达3.2万亿美元。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成功冲销了大部分的外汇干预，但未来继续这样做的能力或将受到限制。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上升至21.5%的历史高位，这种金融抑制已经让银行系统备受压力，这也是很难被监管的影子银行融资爆炸性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个渠道与所谓的“三元悖论”有关：在控制汇率、开放资本账户和货币政策自主性这三者中，一个国家在任一时间只能选择其中的两项。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日益庞大、更加复杂而且更加开放，资本账户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漏洞。因此在净资本大量涌入的环境下，要限制人民币升值步伐可能会导致部分货币政策控制权的丧失，即为了不要吸引过多的资本流入，中国人民银行最终不得不保持过低的利率，结果引发通胀。实际上，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女士早在2010年就指出了这一点。

中国高通胀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

国内通胀上扬导致中国提高了出口价格。2011年7月，出口价格同比上涨10%，消费品的出口价格同比上涨17%。2011年初，纺织类产品的出口价格涨幅更曾高达 34%，创2005年官方开始公布这一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出口价格上涨可能会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一些通胀压力，因为中国产品在全球消费品市场上占到很大的比例。根据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的数据，2009年，中国产品占日本消费品进口的54%，占美国的41%，澳大利亚和韩国的37%，印度的31%，俄罗斯的26%，英国的24%，德国的22%。中国出口价格猛涨10%可能会对这些国家的进口价格造成显著影响。

然而，有两个原因让这些国家的CPI通胀受到的影响可能有限。第一，从他国进口的价格不可能完全传导到一个国家的零售价格，具体取决于其国内需求的旺盛程度。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现在面临产能过剩和高失业率的问题，零售企业很可能缺乏定价权，无法将上涨的投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第二，对大国来说，进口商品在CPI篮子中的权重通常不会很高，特别是那些GDP主要由服务业构成的大型发达经济体。例如，旧金山联储银行2011年的研究显示，2010年来自中国的商品和服务仅占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的2.7%。实际上，也有美联储的研究表明2008年以前一直很低的中国出口价格并未导致美国通胀回落。虽然中国价格的上涨可能会导致其他新兴市场的出口价格提高，但其现实影响尚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