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范畴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然科学的范畴，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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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文献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概念

[分类号]G255.9

地方文献是关于某一地域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类群体活动的历史记录，是一个地区长期的文化和历史积淀。作为人类社会文献资源体系和国家战略资源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文献资源，记录和反映的内容非常广泛，纵涉古今、横跨百科，天文、地理无所不包，体现了很强的综合性；但作为个体地方文献而言，按其论述的学科内容，则分别属于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各学科，如果将这些文献按学科门类划分，至少可分为社会科学地方文献、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和综合性地方文献三大类。

几十年来，我国关于地方文献的宏观研究一直停留在“整体地方文献”的层面上，在地方文献的实际工作方面也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按学科进行地方文献的宏观分类研究至今无人涉足，特别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重要性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挖掘、利用等工作开展得也十分有限。加强地方文献的学科分类研究，客观、正确地认识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特殊价值与社会功能，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推动地方文献工作的纵深发展以及完善地方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概念

1.1　自然科学概述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自然科学的起源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从古代人类开始使用工具起，自然科学便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实践的不断深入而逐步发展成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入到现代时期，其主要标志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不仅在宏观、低速领域更加全面和深刻，而且深入到微观、高速和宙观领域，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揭示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及其规律性。认识自然规律是自然科学的直接目的，而促使自然规律实际应用于人类的利益，是自然科学的终极目的。

现代自然科学一般分为基础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三个层次，三者各有分工又相互促进。基础科学是研究自然界中物质的结构和物质运动的科学，担负着探索新领域、发现新元素、创造新化合物、发展新原理等重大任务。基础科学是理论层次，包括数学、力学、生物学等。技术科学是将基础科学知识向实践应用的中间环节，是研究技术理论的科学，它的目的是把认识自然的理论转化为改造自然的能力。大部分综合科学都属于技术科学范畴，如按基础科学的应用划分有应用数学、应用生物学等，按工程技术的通用理论划分有材料科学、农业科学等。应用科学研究的足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理论在生产过程中的具体运用，提供改造自然的方法和手段，其目的是直接用于改造自然。应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技术原理、结构、工艺等，如生物工程学、土壤改良学等。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纵深发展，现代科学既不断分化又广泛综合，各门学科之间相互渗透、融合，联结成一个统一的发展着的整体。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的融合交叉；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互补，表现为横断学科、综合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大量涌现与蓬勃发展，使得自然科学学科领域不断扩张，而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日益密切。

1.2　地方文献概述

地力。文献的产生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有文献认为，“地方文献古而有之，在文献出现之始即有地方文献产生……地方文献应该是人类社会所有文献的滥觞”。几千年来，地方文献在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建设，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57年，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在《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中，第一次对地方文献的基本理论及工作内容作了全面论述。杜定友先生关于地方文献的定义不但揭示了地方文献空间“区域性”的本质特征，而日，还表述了地方文献载体“多样性”和价值“史料性”的基本特点。按照杜定友先生当时的认识，地方文献包括的范围主要有地方史料、地方人物与著述、地方出版物三个部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文献研究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地方文献概念更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焦点。其中以骆伟、邹华享为代表的学者将文献内容是否具有地方特征作为地方文献划分的唯一标准，即地方文献是指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的区域性文献，这就将地方人士著述、地方出版物中主要内容与本地方无涉者排斥在地方文献的范围之外，于是，这种“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的限定，就形成后来人们称之为地方文献的“狭义概念”，与之相对应，先前杜定友先生的理论则被称为地方文献的“广义概念”。换言之，狭义的地方文献专指内容与该地区有关的文献；广义的地方文献泛指与地方有关的一切文献，其中包括所有本地区的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

目前，地方文献领域“广义”和“狭义”两大学派虽然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但随着讨论的深入，业界大部分学者认为，如果将全部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都作为地方文献，地方文献的范围就太过庞杂了。因为任何文献都是由作者撰写或出版机构出版的，而作者和出版机构都是有地域归属的，势必造成所有文献(不管其内容如何)都是非此地即彼地的地方文献，从而增加了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难度，弱化了地方文献的应有作用，客观上降低了地方文献在地区建设中的地位和功能。因此，“狭义”学派已明显占据主导地位并愈来愈被业界所认同和接受。

1999年，黄俊贵先生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对“文献”概念的界定加以延伸，把地方文献定义为“记录有某一地域知识的一切载体”。这一定义，既与国家标准关于“文献”的定义相协调，言简意赅、容易理解、便于记忆，又将地方文献内容的地域性和载体的多样性涵盖无遗，较为准确地揭示了地方文献的基本特征。应该说，黄俊贵先生关于地方文献概念的描述，是目前较好的一个有关地方文献的定义。

1.3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概念

根据黄俊贵先生关于地方文献的定义，结合自然科学的学科界定，笔者给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下这样的定义：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记录有某一地域自然科学知识的一切载体。其中，“记录有某一地域知识”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地域属性，指文献内容上带有地方特征；“自然科学”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学科范围限定，指文献记录的内容属自然科学知识；“一切载体”是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记录和传播介质的概括，泛指文献载体的多样性。换言之，凡以各种载体形态记录

和反映自然科学领域里内容与地域有关的所有文献信息均属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畴。

为了准确把握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涵义，我们有必要对其主要特征作进一步分析。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属地方文献范畴，同样具有地方文献的空间区域性、价值史料性、载体多样性和内容广泛性等基本特征，除此之外，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还具有如下主要特征：①自然科学属性，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记载的内容仅限于自然科学知识，它与空间区域性共同构成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最本质特征；②客观真实性，自然科学以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形式为研究对象，更加注重能够真实地反映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所记录的事实、数据一般是实地观察纪实或科学实验结果，是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强的客观真实性；③实用性，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大都真实地反映了当地的生态条件、土特产品、特有工艺和传统产业，记录了当地人民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漫长历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这些文献以其特有的客观真实性和很强的实践性，对本地区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可起到直接的借鉴及参考作用，甚至有些成功的事例和经验可以拿来即用，立竿见影，实用价值很高。

2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

杜定友先生在谈及地方文献的范围时指出，地方文献由“史料、人物、出版”三个部分组成。时隔30年后，骆伟教授再度论述地方文献的范围时，认为地方文献“应包括下列三个方面：区域事物，区域人物，区域出版物”。两者字面表现上颇为相近，由此，业界有不少人认为骆伟教授和杜定友先生的观点一致，均为“广义”论者。其实，两位先生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区别。其一，杜的“史料：关于本地方的一切情况的记载”，骆的“区域事物，主要指在特定区域内所存在、发生的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两位所指基本同义，这也是“广义”和“狭义”论者没有争议的部分。其二，杜的“人物：关于本地方知名人士、劳模、烈士以及对于本地方建设有关的各地方重要人士(寓贤)，他们的照片、著作、手迹、传记、纪念文字等都在收藏之列”，骆的“区域人物……对表述他们一生的事迹的传记、传略、评传、年谱等，无疑是研究一个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文献。因此，有关一个地区的历史与现代的重要人物，包括社会活动等，都属于地方文献……至于地区人物的著述，是否可收入地方文献?我认为应以是否反映该地区的事物作为划分的标准”，显然，两者有明显的区别，一方包括地方人物的全部著述；另一方仅限于反映该地区事物的地方人物著述，这正是“广义”和“狭义”沦者论争的焦点之一。其三，杜的“出版：从本地方出版物可以看到本地方的出版情况、思想内容、制作方向，对本地方刻的古书，更应注意收藏，版片也要整理”，骆的“区域出版物……一切出版物相对地可分为三类：①内容完全涉及这个或那个地区的出版物；②内容部分涉及一个地区的出版物；③内容仅是一般性问题或科学理论的出版物。我认为地方文献只能包括第一类和部分第二类的出版物……把所有地方出版物都作为地方文献，显然是不恰当的”。不难看出，两者的含义截然不同，一方指本地区的所有出版物；另一方则仅指内容涉及该地区的地方出版物，这又是“广义”和“狭义”论者争议的第二个焦点。以上分析可知，骆伟教授和杜定友先生关于地方文献的范围有着很大的分歧，如果将杜定友先生看成是“广义”学派的倡导者的话，那么骆伟教授则应是“狭义”学派的杰出代表和先驱。认为骆伟教授和杜定友先生一样，同为“广义”论者，是对骆伟教授关于地方文献学术思想的莫大误解。

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显然要比地方文献的范围小。首先，记录和论述的内容仅限于自然科学知识，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文献在内；其次，上义述及的地方文献的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人物”(或“区域人物”)和“出版”(或“区域出版物”)两部分内容也不必单列出来分析。因为：“地方人物评介”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仅指“内容涉及该地区”的部分，这也正是“地方史料”所论及的内容，因此，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只有自然科学的“地方史料”一项内容。那么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该如何认识呢?拙文拟从下列几个角度多方位进行分析。

2.1　从学科内容看

自然科学含基础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三个部分。基础理论科学一般是通用理论，含各种原理、定理、定义、公式、自然规律等，它不具有地域特征，因此，其文献不属于地方文献；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基础理论与通用技术部分也同样不属于地方文献讨论的范畴，只有那些与地区密切相关的特有技术、特有工艺、特有自然现象和事件以及反映地区科技发展状况的研究成果、改造自然的具体实践等的记录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包括：关于本地区的自然资源、自然生态、水文气象、地质地貌等自然环境的原始记录，关于本地区的旱涝灾害、冰雪灾害、地震灾害及其人们抗灾减灾的经验教训以及改造自然的各项活动等自然事件的真实记录，关于本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变化、医药卫生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等自然变迁的动态记录等。总之，凡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忠实地记录了本地区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历程，对后人有借鉴、启迪作用的科技文献均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

2.2　从文献类型看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有科技图书(含科技类方志、年鉴、手册、百科全书、学术专著等)、科技期刊和报纸、科技报告、科技会议文献、专利文献、技术标准与规范、政府科技出版物、自然科学学位论文、产品样本和说明书、技术档案、自然资源和自然地理图谱、文物科技资料、科研手稿、笔记、信札等内容。其中，各类文献中既有公开出版发行的“白色文献”，也有大量非正式出版的“灰色文献”，如内部书刊、政府出版物、会议资料、技术档案、手稿、笔记、信札等，这部分文献专指性、地域性强，动态性、时效性好，信息含量大、使用价值高，倍受学术界青睐，理应成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收藏重点。

2.3　从载体形态看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既包括传统的原始材料载体，如甲骨、皮革、金石、简牍等，纸质材料载体，如印刷品、手抄本、复印件等，也包括现代的磁性材料、影视传媒、网络媒体等载体；既有各种静态性实体文献如：实物型、印刷型、机读型、声像型等，也有通过现代网络传播的动态性虚拟文献如：网上数据库、网络科技信息、多媒体资料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文献机构由于多少年来习惯于纸质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而对新兴的影视传媒及网络媒体文献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现代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影视和网络传媒以其信息含量大、社会影响力广、传播超越时空等优势，已成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2.4　从出版年代看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依年代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文献。各时代文献的时代界限并不十分明显，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方文献工作的不断发展演进，其关系处于一种交互变化的状态。今日的古、近代文献是昔日的当代文献，今日的现、当代文献又是未来的古代文献，是未来研究今天的宝贵资料。历史的经验证明，即时性地收集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力度愈大，未来地方文献的体系就愈强，其作用与价值也就愈大。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史料性”特征，不单单体现在古代文献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能全面反映历史发展变迁的、包括现、当代文献在内的整体文献集合之中。

3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重要价值

地方文献历来就有“存史、资政、励志”的重要作用，也有文献将其归纳为“服务政治建设、提供决策参考、振兴地方经济、深化科学研究、弘扬地方文化、提高教育水平、保护文化遗产、增进民族团结、加强国防建设、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十大社会功能。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以其内容丰富、数量庞大、分布广泛、数据客观精确、科技含量高、实用性强等特点，对地区生产、科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3.1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地方建设的重要基础资料

一个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必然受到该地区特定的自然条件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全面记录了有关本地区自然资源、自然生态、水文气象、地质环境、科研成果以及工农业生产发展变化等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大量基础资料和统计数据，凝结了几千年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才华，是区域性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系统史料来源和决策依据，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例如，在青藏铁路的建设中，科学家利用大量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在综合研究多年气候、生态、地质、地理环境等资料后，制定出冻土挖方段、风沙地段、长江源头区的不同施工方法，合理布设施工便道，并在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设置动物通道与动物信息系统中转站等方案，使得青藏铁路建设沿线的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取得了巨大成功。山东枣庄市齐村区北庆乡过去生长一种能“咬人”的怪树，被视为“不祥之物”，砍伐殆尽，1981年，当地政府从地方文献中得知这是当地自古就有的一种优质漆树，经过精心培育，现已发展到20多万株，成为当地发展的重要经济来源。大量事实证明，领导机关在借鉴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提供的基础资料和经验教训规划本地区总体建设与经济发展时，能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造福乡里；广大人民群众利用这些原始资料，可以脱贫致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3.2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地方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地方文献学是研究地方文献产生和发展、征集、整序和开发利用的一门科学”。由于不同学科的地方文献其产生、发展、征集、整序和开发利用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按学科进行的地方文献分类研究，必将成为地方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任何忽视地方文献的学科分类研究，都将严重制约地方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学科建设的纵深发展。作为地方文献学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与人文社会科学地方文献和综合性地方文献共同构成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和分支学科，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研究，不仅能够提高人们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重要性的认识，规范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各项业务工作，而且可以进一步丰富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内容，推动地方文献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化。可以设想，随着地方文献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必将成为未来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3.3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从地方文献产生以来就一直是其天然的“半壁江山”，与人文社会科学地方文献同属于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其记录事实、数据客观精确，提供方法、措施科学适用，使用价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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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基础方法论》 方法论 比较 书评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9（a）-0202-01

近年来，国内在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困境，依然和七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刘啸霆教授所指出的情况相似。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方法论热，主要是讨论科学认识方法论；当时的科学认识方法论著作，也不是从科学活动的实际出发，而是按哲学方法来划分。因为当时的科学观把科学认识论化，忽视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所包含的丰富内容，而认为科学只是一种知识；当时的哲学观（知识观）则往往把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混为一谈，认为科学是分门别类的知识，而哲学则是知识的总括，进而混淆了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的界限；当时的方法论也仅限于思维方法，而不认为是实践方法或活动方法。进入90年代，哲学认识论让位于价值论，“真理与方法”向“真理”倾斜，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实际问题而从分析转向“面对实事本身”，那些本来似乎有一定操作性的方法论，因与实际并无多大关系而遭废弃；同时，科学认识论也让位于科学价值论，学术支点开始下移，一些具有方法论特点、富有方法论探索潜力的交叉学科纷纷兴起。[1]20世纪后期，科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从哲学到社会学的转向，崛起社会学也引发了方法的革命。但是，相关的方法论研究却缺乏对新出现的各种方法的系统整理，新世纪就科学的人文社会性研究则强烈表现出整合的趋势，需要从新的层次和视角出发，重建新的、具有复杂性的科学方法论范式。“这是目前方法论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历史真实。”

《科学基础方法论》就是循着这样的学术惯性，在复旦大学陈其荣教授1996年10月主持申报并获批准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基金项目”《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课题的基础上，由厦门大学曹志平教授主笔而成。

科学基础方法论，揭示的是隐藏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三大基本科学类型的活动中，共同表征人类科学最基本特性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及其实现机制。它既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但又构成它们最基本的部分，并使科学成其为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无疑属于科学基础方法论研究，既填补科学方法论理论研究的空白，在对比分析中，把握人类科学方法的基本特质，揭示人类科学认识的基础或者基本方法论，为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克服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提供方法论依据；又通过科学基础方法论的探索，促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实现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协调发展。出于这种建设性的目的，作者提出并探索科学的基础方法论，力图在把握人类科学的基本认识特征的基础上，揭示科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方法论属性（即书中所说的基础方法论），阐述科学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说明包含人文科学在内的科学发生、发展的基本的方法论机制，而不是全面地展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差异性的一切方面。[2]

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不是空谈，而是具有示范意义地，在科学基础方法论的探索中，坚持了作者认为是“以往的研究表现出这样或那样不足的根源”的两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1）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属于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的范畴，面临选择论证的立足点的问题：要求超越各自的领域和方法论，既不应该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精密科学）方法论出发，像实证主义那样论证它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统摄；也不应该从传统的人文主义或“人文学科”方法论出发，像浪漫主义那样为自己辩护，而排斥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的渗透和运用。但实质上，要避免这两种倾向是非常困难的。作者认识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本身就存在一个（该书提出的）认识主导观念的‘非中心化’问题，研究者不应该从这种或那种主导观念出发，而是要面对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实践，像科学的历史主义那样，强调对科学的历史分析与哲学的方法论研究的有机结合。”

（2）方法论的矛盾要在认识论层次展开，上升到本体论层次才能得到解决；同样，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也不仅仅是方法论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的课题，它本质地需要一个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辩证统一的认识论平台。但过去的一些研究，实质上只以实证主义认识论为平台，在科学上，完全没有看到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量子力学对经典认识图景的革命性变革，没有看到现代生命科学的崛起和系统论思维方式对自然科学认识论的意义；在哲学上，没有看到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科学历史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解释学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和发展。因此，作者提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需要分析、把握人类科学的最新发展及时代精神，吸收现代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脱离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就不能恰当地把握科学思维方式的发展脉络，不能正确地抽象人类科学的基础方法论，也不能正确地讨论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连续性和间断性。

参考文献

[1] 李醒民.科学方法丛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 艾志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A].刘大椿.“自然辩证法”研究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1-45.

[3] 孙小礼.科学方法中的十大关系[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4] 刘啸霆.方法研究的转型与新方法范式的探究—— 从近期出版的几部方法论著作看方法研究的新理念[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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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nature）是指狭义的自然界。它是与人类社会相区别的物质世界。即自然科学所研究的无机界和有机界。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 关于大自然——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研究大自然的科学是自然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地理学等科学，而这些科学的分支学科是非常多而繁杂的，如：生物科学又可分为微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三大学科；再而又可以分出分子生物学、细胞学、遗传学、生理学等；各学科交叉又会衍生出许多分支学科，如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分子结构生物学等等。

2、人与自然

大自然诞生人类，说明它是尊重人类的行为，相反人类更应该尊重大自然。从表面看人是父母所生，事实上是大自然有了人的光子信息，人体胚胎才能吸收来自大自然的这个光子信息，将胚胎长大成人，是父母所生，同时又是大自然完成对胚胎暗物质的激发。大自然有脊椎动物45336种，其中鸟类1244种，鱼类3862种。现有300 余万种昆虫，已经确认的种类仅100 余万种。大自然是天然资源，人与大自然应该互相尊重，保持珍惜和爱惜心态，适度使用自然，不让大自然遭破坏，使生活环境美好、自然资源无耗尽，就像是母子一样亲密、和谐！ 所以，关于大自然的资料，其丰富程度只能用浩如烟海来形容，其纷繁复杂非三两万字或几个人所能阐述的。

3、如何保护大自然

（1）学会从自身做起，环境问题是需要从自身做起的，是需要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做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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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安全流变—突变理论开展心理学研究的可行性

(一)心理学的发展史是一部吸收融合新理论的发展史哲学是心理学的母体，哲学为心理学提供理论框架和指导思想，但哲学不能为心理学提供实证基础。心理学摆脱哲学的附庸地位在于逐步采用了自然科学的观察法和实验法，最终逐步剥离哲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心理学究竟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亦或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交叉学科，从心理学正式成为一门科学开始，就争论不休，各执一词，直至目前心理学界也未达成共识。“确定地说，心理学是一门介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中间科学、边缘科学、交叉科学。”［7］可以说，心理学的发展史是一部不断融合最新理论、汲取其他学科营养(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学科)来充实自身发展并不断创新的历史。回顾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各种新式理论均与心理学有渊源。新式理论应用于心理学，既扩大了新式理论的应用范围，同时也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理论借鉴虽有瑕疵，仍不失为一项不错的尝试。如勒温的场论就借鉴了物理学中“场”的相关概念，费希纳对物理刺激和它引起的感觉进行数量化研究创建心理物理学，认知心理学就应用了控制论、信息论、计算机科学的相关理论。近年来不断有研究者将混沌学、非线性科学的相关理论应用到心理学的研究，从不同侧面诠释心理学内容，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8－9］。(二)心理问题属于广义上的安全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对立统一规律是物质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最根本的规律。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也始终存在着安全与危险这一对矛盾。“人类创造精神和物质财富的一切活动都在安全与危险的矛盾之中进行。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带来了自然环境的变化和破坏;机电设备的广泛应用带来了各种机电事故;人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活动，其自身的承受能力和心理状态都会发生较显著的变化。当这些变化超出一定的阈限后，人的安全状态便进入危险状态。因此，各学科领域都存在安全科学的内容。”［3］心理问题是由于个人及外界因素引起个体强烈的心理反应(思维、情感、动作行为、意志)并伴有明显的躯体不适感，是大脑功能失调的外在表现。当心理变化达到人的承受能力极限时便进入危险状态。广义上讲，心理问题也是安全问题。可以这么认为，心理安全属于大安全理论范畴的一个分支，心理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纳入安全科学的研究范畴。基本依据如下。从定义上看，安全科学是研究事物发展过程的安全演化规律的科学。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发生、发展和活动规律的科学。心理的变化发展过程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过程。从状态概念上看，安全科学的状态有安全、危险、事故等3个状态，而心理状态粗略讲有健康、亚健康、病态等3个状态。二者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从基本观点上看，安全科学认为事物的安全状态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安全是相对的，不安全是绝对的;事物安全状态的变化符合量变到质变的原理。心理学同样认为人的心理处于变化之中，健康是相对的，不健康是绝对的;心理状态也符合量变到质变的原理。(三)利用安全流变—突变理论阐释心理变化过程的可行性安全流变—突变规律是事物安全演化的基本规律和本质规律，其哲学思想和方法能揭示安全科学的普遍性概念和规律，为安全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应用既有必要，也有可能。”［10］安全科学的流变—突变理论是利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亦可适用于心理问题研究。有一种立场就主张心理学应该以现代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注意现代自然科学对心理学的意义。同时，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观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世界具体有整体性和统一性。同时，心理学的发展史也已经表明，自然科学的相关理论早已被移植到心理学研究当中，并有力地推动心理学不断向前发展。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利用安全科学已有的规律和理论来分析和阐释心理问题是恰当的，也是可能的。

安全流变—突变理论对心理学的启示

(一)心理变化过程的新诠释人的心理过程是动态的变化发展过程，随着主观意愿和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心理变化过程一般都要经历发生、发展、消亡等几大阶段。按照安全流变—突变理论，个体心理变化过程一般遵循OAF-BCD曲线(如图2所示)。当心理问题出现时就需要及时辅导或者干预，以便最大程度上减轻心理疾病带来的困扰。下面仅以实施个体心理干预为例进行解释。图2实施干预的心理问题流变—突变示意图在实施干预前，心理变化过程的各阶段分别为:OA—孕育阶段;AB—发生阶段;BC—发展阶段;CD—结束阶段;DE—后效阶段。当实施第一次心理干预后，各阶段变为:OA—孕育阶段;AFGHK—发生阶段(又分为AF、FG、GH、HK四个阶段)。当实施第二次心理干预后，变化情况类似于第一次，变成曲线KLMNQ。当心理干预在F点作用后，原有的心理变化过程由OAFBCD变为OAFGHKIJ。经过干预后，心理损伤流变—突变过程发生了改变。FG段为心理损伤减速降低阶段，个体心理状况好转。到达G点时，心理变化趋于平稳。进入GH段，即心理稳定发展阶段。HI为心理损伤加速增加阶段，I点为心理突变的预警点，此时如果不继续采取措施，个体将进入IJ段，J为突变点，超过J点个体进入突变阶段。以此类推，若个体干预发生在K点，流变—突变曲线将由OAFGHKIJ变成OAFGHKLMNQ。到达L点时，心理变化趋于平稳。进入LM段，即心理稳定发展阶段。MQ为心理损伤加速增加阶段，N点为心理突变的预警点，此时如果不继续采取措施，个体将进入NQ阶段，N为予警点，Q为突变点，超过Q点个体进入突变阶段。当然，个体有自我修复能力，在没有外界干预情况下，很多时候依然能自我修复。但依然可以用图2进行解释。如心理变化达到F点时，个体开始自我修复，依然会将曲线从OAFBCD变为OAFGHKIJ。(二)心理辅导或干预需要把握关键节点从图2可以看出，对心理进行辅导或干预在不同的阶段进行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若每一次后续干预都在系统流变阶段的话(如在AB段的F点，GHI段的K点)，每一次都能延长个体安全流变的时限。所以，心理干预应该是持续的，不断进行的，并不能期望依靠最开始的一次干预就能解决问题。后续干预的起始点是有选择的，应该选择在损伤量加速增加阶段，最晚不能迟于预警点。只有这样，才能使个体心理流变阶段能够尽量延长，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心理干预的作用。安全流变—突变理论作为普适性理论，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都有方法论意义。用安全流变—突变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心理变化过程，能在对心理问题进行干预时的整体把握的基础上进行相对严格的过程控制，为心理干预提供了指导。作为主观的人的复杂性，决定了单单依靠某一个理论是难以准确、完整描述心理变化过程的。安全科学是一门新兴科学，其自身也还在不断发展、完善。利用安全流变—突变规律来诠释心理发展变化过程还只是一种初步的探索，有些论述还不是很完善和充分。将安全理论的概念和方法引入心理学研究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还有待深入研究。

本文作者：朱正中工作单位：中国矿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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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澳门；高等教育；化学通识课程；课程发展；课程实施；课程特点

澳门地区高等院校大都以开设商业课程为重，自然科学课程所占比重较少；而课程以专业及应用为取向，没有自然科学（理科）本科学位课程。至2011—2012学年，在众多澳门高等院校中，只有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澳门镜湖护理学院和澳门科技大学五所院校为大学本科或高等专科学位提供自然科学教育。理科教育是为专科和专业的学生而设，对象仅局限于工科学生、医药范畴学生、未来保安官员和以科学教育为副修的数学专业学生。

内地高等院校为文科学生所开设的理科通识教育日渐普及，而以化学为主题的通识课程，在教学与研究层面持续发展[1， 2， 3]。基于化学通识教育在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本文分享化学通识教育的课程设计和课程实施经验，并探讨通识化学课程的特点。

一、自然科学的通识课程

通识教育源于博雅教育，是为全体学生而设的全人教育。通识课程有别于专业课程和职业课程，通识教育是从人的角度进行设计和实施，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澳门地区高等院校是以专业教育为重，通识教育课程含量极微，部分院校是以第二课堂形式实施。

自2009年澳门大学推行全面的课程改革，在2011～2012学年开始实施新的教育模式，教育模式是以四位元一体的通识教育。教育模式包括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研习教育和社群教育四个维度，通过跨学科知识的训练，着眼于所有学生共享的学习经验，培育学生的核心能力和价值观。

因应新的教育模式，澳门大学为本科生开设以自然科学为取向的通识课程，规定每一位学生必须修读自然科学学科。自然科学课程包括电与生活、物理、自然地理和化学为主题的四门通识学科，学生必须修读以上主题的其中一门。自然科学的通识课程，除教授学生基础知识和科学方法以外，亦引导学生掌握逻辑思维，培训学生的综合思考能力，让学生能在态度、价值观、生命意义等方面作出道德的思考和科学的抉择。

二、通识教育中的化学课程设计

通识化学学科是以“化学与现代社会”（Chemistry and Modern Society） 为课程名称而定位。“化学与现代社会”是以通识化为取向的化学课程，旨在跟上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和博雅教育的要求，结合澳门本地教学环境，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1. 课程目标

化学课程以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为重点，通过化学基础知识的学习，使学生能正确认识自然、人和环境的关系，培养学生批判性思考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运用科学知识、方法、价值和态度适应社会变化，承担社会义务。

2. 课程编排

课程编排的原则在社会生活情境下，扩宽学生的视野，先为学生建立知识和技能的化学基础，以社会议题联系化学教育，以培养学生的能力和态度及价值观，为深化学生的社会参与作准备。

3. 课程内容

从化学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着手，在课程选择方面，涵盖化学学科的四大基本内涵：物质科学、实验科学、变化科学和中心科学。化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主题见表1。

三、通识教育中的化学课程实施

“化学与现代社会”是以通识化的方式推行教学评，让学生了解或从新角度重新认识化学，以化学结合澳门社会环境为中介，提升学生的化学素养，使学生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加强对化学的认识，促进整体素质的发展和对社会的认识。

1. 课程计划

化学课程是以一学期学制实施，一个学期共修课14星期，每星期上课3小时。学生修毕并合格完成课程，可获3个学分。课堂教学包括讲课、工作坊和小组讨论。除了正规课堂教学以外，导师亦为学生安排非正规的第二课堂教学活动，实施化学和社会相融合的教育设置和安排。

2. 课程政策

化学课程大纲（syllabus）是类似合约性质的教育条文，教师和学生的教与学都在课程大纲规范之中。为了推动学生的社会意识，制定政策时将化学教育与公民教育相配合，实施通识教育。

在课程大纲的范围内，教师在化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实施方面，可因应教学需要而作出合乎情理的修订；学生在教学内容、教学主题和教学材料等方面，负有自我学习的责任；课程内的所有学术工作，学生必须具备专注的态度，严格地执行学校所规范的学术诚信要求。

3. 教学方法

化学课程包括导论课、理论课、课堂活动课、社会活动课和总结课五个具体分类。教学方法是以课堂教学类别和教学主题实例两个层次展开教学。

4. 通识化学教学方案的实例

导论课的教学方案是从认识自然界开始，然后导入化学概念，再与社会应用相结合。在化学教学的基础上，让学生从宏观认识自然、社会和化学，再从微观理解化学和生活。

四、澳门地区通识化学教育的展望

化学为你而存在（Chemistry for all） 和化学为生命而存在（Chemistry for life）是国际化学年（International Chemical Year， ICY2011）的两句口号。Chemistry for all可理解为：化学是大众的化学，化学是为了所有人，化学就是全部…；Chemistry for life可解读为：化学是生活的科学，化学是生命科学，化学是人类的科学，化学着眼于生命…

尽管各地通识化学教育的课程名称、课程计划、课程教学评等各有不同，但通识化学教育的理念是一致的，它是基于化学的内涵，在社会中、生活中呈现化学精神的外延。总结而言：通识化学教育是所有学生的教育，亦是追求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教育。

本通识化学课程的特色是，在塑造社会化教学情境下，建立学生对化学核心价值和内容的认识，继而推动化学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自1999年后，为了适应社会多元化发展和未来全球化的需要，特区政府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确立了为澳门培养全面性、多元性和灵活性的人才的教育目标。“化学与现代社会”是澳门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次开设的化学通识课程，它是通识教育和化学教育的交汇和融合。通识化学教育是以化学教育为本，而化学教育将通识教育的使命充分彰显出来。

参考文献：

[1] 侯文华. 大力推进通识教育 实施全面化学教育与人才培养[J]. 大学化学，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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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医学 发展 创新

Abstract： Medical practice is guided by TCM theory，and the staff engaged on that is TCM talents.TCM is of social science，though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more of natural science，absolutely not “pseudoscience”.The living environment changes，TCM needs to f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in progress，and the TCM change must be creative.

Key words：TCM;development;creation

   

近日阅读了刘力红教授的著作《思考中医》，并有幸聆听了刘教授的讲座，独自静思，对刘教授的观点及中医现状感触良多，对中医的发展有所想法。

1  正确认识中医

   

我认为所谓“中医”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医疗实践活动，而从事这个过程的人员才是中医人，可见基础理论的重要性。目前社会上部分机构和个人，为了某些目的，打着中医的招牌，掩人耳目，缺乏系统的、正确的中医理论的依据，参与医疗和科研活动，这类单位和个人其实不是中医，只是“伪中医”。

   

中医的理论是不是“严重落后的”？“是伪科学”？“要求废除中医”？那如何评价中医理论是所谓的“超前的”还是“落后的”？个人认为必须要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评价，“物质决定意识”这是更古不变的哲学真理，世界上应该不存在超时代的东西，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一定会进一步加深。

   

《辞海》对科学的注释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故科学存在相对性，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可以重复的，可以用数字语言来表达，而中医学是介于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更多的倾向于自然科学的，绝对不是“伪科学” ！2  中医需要与时俱进

   

近期经常可以听到一种声音“中医不行”“取缔中医……”这种现象值得深思，目前中医在医疗服务中所占的比例，从古代的主体到现代的20%左右，其服务功能明显下降。我国目前中医、中西医结合、西医三种医疗体制并存，但多数领域的医疗水平（包括疾病的防治能力，国民体质及平均寿命等）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且只采用西医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没有优势。

   

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中医的一部分功能已经被现代医学所替代，另一方面是“伪中医”在作梗。负责任的说，中医是有疗效的，只是随着时空的变化，很多老的内容不适应了，与现代医学的发展比较相对落后了，目前的中医学理论大多是几千年、几百年前的，中医理论萌芽、发展、成熟的存在环境与今天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1）对象改变。古代中国人平均寿命50岁左右，农业社会中生存，农耕体力活动为主，生活节奏慢，饮食结构简单、自然，生活相对规律，仅以中医作为单一治疗方法；现代中国人平均寿命达到70~80岁，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中生存，工作强度大，生活节奏快，压力大、饮食结构复杂，生活缺乏规律者较多，以西医作为主要的治疗方法。（2）药材改变。古代的中药绝大多数为野外自然生长，污染少；现在中药人工培育为多，很多遭到工业污染，许多药材已经无条件使用（例如：虎骨、犀角等）。（3）疾病谱改变。古代中医面对的患者各种疾病均可见，“伤寒”、“温病”多见；现在面对的患者以代谢病、慢性病、老年病多见。（4）需求改变。古代的求医者多有“听天由命”的想法，信息来源单一，信赖医生，现在的多数患者，不单单治疗疾病，对预防保健、改善生活质量有较高要求，信息来源广泛，医生信赖度相对降低，循证医学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既然中医的生存环境变了，中医不变怎么能适应！

3  中医需要创新

   

学科的灵魂是理论，没有理论的创新，学科的生命力也就会终止，中医理论必须创新。其实古时的中医医家就有人提出“古方不能尽后人之病，后人不得尽泥古人之法”的道理，“变则通，通则久”中医的现状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境地。不然他的服务功能只会越来越低，最终被时代进步的大潮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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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编辑在卷首引用了两句话，“拓扑揭示宇宙之谜”(赫尔曼・韦尔)，“几何学是产生影响的魔术”(勒内・汤姆)。这两句话对本书起到了点题的作用。这本论文集提供了对某些数学及物理课题的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些课题是自然科学与生命科学中最新进展和影响深远的研究核心；强调了许多数学概念普遍存在的特性及再生能力；它们都是在最近发现的，而且是涉及了某些表面上无关联的领域的，其主要的目的是依次说明最重要研究领域几何化的趋向，这种趋向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使得在物理现实及生物中发现许多令人惊奇的结构与行为成为可能，这个过程似乎是和精确的几何与拓扑对象和结构的影响相关联的，此外某些对象与结构很有可能是不随标度改变的，而且在物质组织的不同层次上起作用。下面的4个问题是由本书各章的作者提出的：(1)从和空间一时间有关的性质和从它的几何与拓扑结构出发，怎样才能获得对作用在自然界上的不同的基本力行为的一种描述；(2)如何解释存在于某些几何及拓扑次序和稳定性原理与某些物理现象之间的某种关系，例如动态系统中的分歧现象、对称破坏现象和分形；(3)怎样在生物的分子和细胞演化过程中由鲁棒性估计所发生的定性变化和形态变化；(4)怎样解释在现象展现的基层空间数学结构与复杂的动态特性之间的联系，而这些现象是按照这些动态特性及时间演变的。

本书的内容分成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由若干章组成，而每一章都直接由这些研究课题的最有资格的学者撰写。第一部分经典物理与量子物理中的数学概念，包括第1－2章。1　T二象性、泛涵方程与非交换串时空；2　独立子－质点二象性。第二部分数学与自然界中的纽结，包含第3－4章。3　纽结；4　物理学及生物学中的拓扑纽结模型。第三部分自然科学及生命系统中的数学及逻辑建模，包含第5－9章。5　超越建模，对应用数学的一个挑战；6　几何学基础认知与空间实验；7　数学的合理有效性及它的认知根源；8　演绎法的轨迹；9　现象学与范畴论。

本书研究了数学、理论物理及包括生命科学在内的自然科学之间的许多重要的联系，可供上述专业研究人员及研究生阅读借鉴。

胡光华，高级软件工程师

(原中国科学院物理学研究所)Hu Guanghua，Senior Software 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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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逻辑哲学论》中的哲学转向

1.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

古希腊哲学以本体论问题为核心,致力于探究世界的本原。“一切形而上学(包括它的反对者实证主义)都说着柏拉图的语言。”[1]61《逻辑哲学论》的命题1和2也论述着世界的构成,反映了世界的逻辑构造的逻辑原子主义思想。但传统的世界观认为世界就是物的集合,物和原子均可分,且按照自然科学的观点可以无限分下去,维特根斯坦却将组成世界的元素限定在了“对象”上,相应的事态就是逻辑原子,且认为“对象”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在事态中对象就像链条的环节那样互相勾连(2•03)”。命题1和2映射的本体论思想和古希腊时期自然哲学家们讨论的本体论已有很大差异,超越了古希腊时期对世界、对自然朴素的态度,超越了古希腊时期对本体论问题的两种解释方式———以某种具体的物质作本原来解释世界和以数作本原来解释世界。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哲学就包含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等三种知识,前两者属于本体论的研究范围,而逻辑学则属于认识论范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别从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中分化,加之近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实证主义的影响,近代西方哲学排斥对形而上学的研究,这就导致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心理学和逻辑分析的方法较多被采用,分析和归纳成为近代认识论的关键词。《逻辑哲学论》的命题3和命题4提出的图像论恰好反映了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这两个命题提出了关于思想和命题的图像论,阐述了关于事实、逻辑图像和思想的关系。思想被看做是事实的镜子,因为事实的逻辑结构就反映在思想中。维特根斯坦指出事实存在于逻辑空间中,而不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每个事物都像是在一个可能事态的空间里。我可以设想这个空间是空的,但是我不能设想没有这空间的事物(2•013)。”其中的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关系怎样?逻辑上的可能世界如何才能达到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如何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寻求知识的确定性?必定有一种连结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共同的东西。维特根斯坦认为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思想,而思想又是在逻辑空间中的活动,所以现实世界中的图像是由逻辑形式为我们所认识的。我们都是根据逻辑在思想,“我们不能思想非逻辑的东西,否则我们就必须非逻辑地思想(3•03)”。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阐释了思想以逻辑为工具对事实的把握,它用图像来联系事实领域和命题领域。“图像就成了区分真正的命题与似是而非的命题的标准,它为命题与非命题划定了界限。”[2]438

2.从认识论向语言学的转向

西方哲学经历了古代强调对客体世界本原进行探究的本体论时代、近代强调对人类认识的本质、结构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追寻的认识论时代,以及当下强调对作为认识工具和思想表达形式的语言进行探究的语言学时代。“当今各种哲学研究,都涉及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就是语言。”《逻辑哲学论》命题5和6强调了语言和命题是思想表达的手段。维特根斯坦将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的问题,“全部哲学都是一种语言批判(4•0031)”。此论述实际隐含了西方哲学由认识论向语言学的转向。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物理学由宏观领域转向微观领域,导致物理学传统范式“解题能力”的弱化。认识论困境部分导致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我们理解和表达思想的方式只能是语言,我们在谈论思想时其实是在谈论语言,所以语言必须符合逻辑。“在语言中不能表现任何‘违反逻辑’的东西,就像在几何学中不能用坐标来表现违反空间规律的图形,或者给出一个并不存在的点的坐标一样(3•032)”,否则就会出现歧义和理解混乱。在罗素的导言中就明确提出:“传统的哲学和传统的解决是怎样由于符号系统原则的无知和对语言的误用而产生出来的。”[3]3维特根斯坦把传统哲学的错误看做是错误地使用语言的结果,因此《逻辑哲学论》就是要通过解释日常语言的逻辑缺陷表明传统哲学的错误根源。所以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理清语言自身的逻辑与日常应用。只要语言符合逻辑就可以通过它找到知识的确定性。“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5•6)。”要在哲学研究方法上进行逻辑主义的思维,必须将传统研究方法从“主观”转向“客观”,即从主观的思维逻辑转向客观的语言逻辑。

二、实践解释学的方法论意蕴

国内学者俞吾金强调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理论穿透力,认为马克思在解释学领域中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一革命的“主旨是确立实践在人的全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的核心作用”[4]5。实践解释学不同于解释学哲学、哲学解释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解释学等范畴,实践解释学以实践取向的唯物主义为背景,建立了世界和人的“意义性”关联和“解释学关联”。它是实践的、历史的、批判的、总体性的解释学方法,“使语言、文本、结构、观念通过实践向生活、历史、人、现实开放,形成语言与生活之间的解释学循环、文本与历史之间的解释学循环、结构与人之间的解释学循环以及观念与现实之间的解释学循环”[5]47-50。哲学是一项澄清思想的实践,而语言又是表达思想的手段,可以说,哲学是一项澄清语言并使其有意义的实践。既然如此,理解和解释在此过程中就不可或缺。而要避免误解,解释学在澄清思想上又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如法国解释学家保罗•利科尔给解释学下的定义,“解释学是关于与文字相关联的理解过程的理论,其主导思想是作为文本的话语的实现问题”。施莱尔马赫也认为,“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解释学”[6]41-45。在他看来,“误解是普遍的,而解释是避免误解的艺术,理解需要解释规则系统的帮助,排除误解,达到正确的理解”[7]113。实践解释学把对象和现实看做是主体实践的结果,对象和现实的“属人意义”必须通过实践活动来得到理解。由于语言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所以这种辨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我们理解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使得语言批判具有了实践解释学意味———我们可以对“可说的”进行基于实践的解释,对“不可说的”进行基于实践的理解。解释和理解的区分导源于J.德罗伊森的《历史概论》(1858)和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1883),它在抵制自然科学方法的背景下提出,凸显了人文科学的独特视域,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解释学具有启发意义,且对我们分析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实践解释学视域中的《逻辑哲学论》

维特根斯坦一直认为世界以两种形式存在,即“可以说的”与“不可以说的”。所谓“可以说的”就是能够用逻辑语言言说的东西,而“不可说的”就是无法用逻辑语言表达的东西。《逻辑哲学论》的前六个命题特别是命题5和命题6主要分析了“可说的东西”,而作为一个没有子命题的独立命题,命题7则意犹未尽却清楚明白地表达了对“不可说的东西”的态度,与前述其他命题中体现出的对“可以说的”事物的态度———用逻辑语言说清楚———形成了鲜明对比。根据我国学者俞吾金和李金辉的观点,我们认为哲学不应该回避“不可说的”,而应从实践解释学视角回应或处理“不可说的”问题。

1.“可说的”———基于实践的解释

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的使命不是提出命题,而是要澄清命题,即从逻辑上解释清楚思想。但语言并非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而且即便是符合逻辑的语言也并非能完成语言的使命———能够应用于日常表述,如科学世界的语言就无法应用于生活世界。传统哲学弊病的根源在于它总是试图去创造一些不可说的、无法用逻辑语言解释的命题。这样的形而上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命题。与形而上的命题相对,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中正确的方法是: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与哲学无关的某种东西之外,就不再说什么。而且,一旦有不想说的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立刻就向他指明,他没有给他的命题中的某些记号以称谓(6•53)。”因此,“哲学的目的是从逻辑上澄清理解,哲学不是一门学说,而是一项活动。哲学著作从本质上来看是由一定解释构成的,哲学成果不是一些哲学命题,而是哲学的澄清(4•1112)”。我们认为,哲学澄清的本质即基于实践的解释。解释(Explain)由表示“外面”和“以前”的前缀Ex-和表示“简单易懂”的词根plain组成,它意味着“从外面对世界进行简单易懂的研究”。此种意义上的“解释”正好对应着科学与哲学分野后的科学知识,亦即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这种解释性的澄清也应该以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为基础。问题在于,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与实践紧密相连。实践解释学中的实践概念是需要解释的、受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并随着这种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概念。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所提出的“语言游戏说”明确指出,语言和词语都是工具,其意义取决于其用法。“语言的用法十分繁多,每个个别的语言表达(陈述、问题、命令等)都嵌在比较广阔的语言和超语言行为的环境之中,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2]440这一思想与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有一定重合之处。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有多重含义,我国学者李金辉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文本梳理,认为“实践”经历了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哲学上的和总体性的概念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实践的演变过程。[8]34很明显,包括语法、语义和语用等在内的语言是实践本身或实践的产物。因此,我们认为对“可说的东西”进行批判,就是对作为实践的语言进行解释。

2.“不可说的”———基于实践的理解

维特根斯坦认为,“真命题的总体就是全新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的总体)(4•11)”,而“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之一(4•111)”。所以,哲学所提的命题就不是真命题,但哲学又并非无用,它“为自然科学划定可以在其中争论的范围(4•113)”。哲学应当为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从而也为不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4•113),而且,“没有哲学,思想就会模糊不清(4•112)”。由此可见,哲学命题虽然不是自然科学命题中的真命题,但仍然有实践价值。因此,我们不能轻率地像维特根斯坦那样将哲学命题划归为“不可说的”而对其保持沉默,而应该对其进行实践解释学分析,即基于实践的理解。伽达默尔将解释学当做一种方法和注释文本的技术,海德格尔则将解释学当做“哲学”,注重对存在本身———定在的本体论诠释。将解释学由“方法、技艺”看做是“哲学”,导致了认识论的基础与本体论的基础的对立。然而在阐明某些概念这一哲学任务中,认识和本体并不是对立的,而应是统一的。正如利科尔所说:“解释学不是对人文科学的思考,而是对人文科学据此建立的本体论基础的说明。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关键的一句话是:因此,被看作是解释学的内部包含着在引申意义上被称为是解释学的东西的根基:人文科学方法论。”[6]54按照狄尔泰的观点,“我们把从通过感官接收的符号中识别出某种内在内容的过程称为理解”。而理解(Interpreta-tion)英语前缀Inter即有“内在”和“相互”之意。在解释学的意义上,所谓“理解”就是人的一种通过反身性达到内在性的把握的过程。“理解”意义上的展现,不是那种人不在场的自在过程,而是人的现实活动开启并参与生成的过程。[9]1-3此种“理解”方法是人文科学方法论,可以作为哲学命题分析的基础。作为人文科学方法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将“不可说的东西”说清楚,这依赖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的行动和实践。维特根斯坦认为,“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4)”、“关于哲学问题所写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4•003)”。要揭示被掩盖意义的问题,就需要主客体双向度理解。而这种特殊实践就是解释主体和解释客体间的双向互动行为,而不是单向度的注释。历史解释学认为,生存实践属于人类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因此,实践不是苍白的行动,而是包含着历史、传统和文化等背景要素。施莱尔马赫所要避免的“误解的理解”就是单向度的无背景参与的理解。

如果哲学的解释活动是单向度的,那么它也就只能如维特根斯坦的命题7“对凡是不可以说的就必须保持沉默”了。因为单向度的理解“就只能是对我们熟悉的、已知的和我们一样充满‘精神’的生命世界的理解,对于我们不熟悉、未知的世界理解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认识。这种认识只能通过实践的超越性来进行。实践的超越性克服了主体和对象之间的解释学间距”[7]115。对这些我们不熟悉、未知的世界只能进行外在解释,而不是内在理解。因此,实践是处在一定文化背景、一定解释学前见之下的活动。要突破单向度理解的视域限制,跨越利科尔所称的“解释学间距”,就要搭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桥梁,使主体客体化和使客体主体化。

篇9

近代物理学的成功及其文化影响物理学是近代科学的杰出代表。“物理学以其杰出的成就证明自己是学科之冠。”［1］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使人们对世界得到确证的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通过数量化的、可观察的、可验证的方式加以确立。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发现、伽利略的物理学贡献、牛顿的经典力学都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对于世界的观念亦随之发生重要变化。西方科学在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时，对普通民众亦产生重要影响。此种影响主要是经由启蒙运动传播并扩展开来的。启蒙运动在科学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异常关键。伏尔泰、圣西门、傅里叶、欧文等启蒙思想家在“科学文化”的塑造及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打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以及科学文化的传播，科学逐渐成为主导人们观念的思想意识形态，科学界的牛顿为世人所景仰。而问题在于，给普通民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是意识形态化的科学形象与科学文化。科学文化的极大发展，以及科学作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使得“科学”、“科学方法”逐渐成为人们评价事物的主要标准。“科学”成为“理性”、“正确”、“合理”、“有价值”甚至“真理”的代名词。科学成为评价事物有效性的全新标准。心理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产生。

哲学的困境与物理学的辉煌西方古典哲学在黑格尔那里渐趋成熟，黑格尔建立了包括自然、社会、精神在内的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但是黑格尔之后，哲学家们却发现哲学已经陷入到巨大的危机与困境之中。哲学家们发现自己对于哲学已经无所事事，很难再实现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与此同时，尼采哲学、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哲学等相继产生，试图解决哲学的困境与危机。随着物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去，以往的本体论哲学逐渐变成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而哲学家们却依然在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上喋喋不休，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因此，大大增加了哲学的危机。物理学的辉煌与哲学的困境，使哲学家们不得不寻求哲学的救亡图存。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自然科学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正在于科学方法———可量化的、可重复观察、可实验的方法———的采用。因此，许多哲学家努力要把哲学变成科学以实现哲学的新生。在这方面既有实证主义、马赫主义等的努力，也有心理学创始期的冯特、铁钦纳等人的贡献。这些人尝试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决哲学的认识问题。正如心理学史家赫根汉所描述的:“早期的科学主要研究物理世界，是非常成功的，而它的成功激发了人们将科学方法用于心灵研究的主题。”［2］在物理学的辉煌与哲学的困境之下，寻求解决哲学困境的一些哲学家结合实验生理学，效法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因此也就有了科学心理学这一产儿。冯特等人在对感觉、知觉、意志、记忆等认识论主题的研究过程中，以物理学的科学方法作为研究手段，使得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产生。

“科学”作为心理学确立的学科依据与目标导引现代学科的确立，既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更在于它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就心理学而言，则更在于它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是心理学尤其是科学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确立的依据。“心理学家假定物理学是最好的科学，试图以物理学的方法和目标运用到自己的学科内容上来。”［1］(页41)在心理学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学派的产生往往是由于新方法的采用。无论是冯特的实验内省法，还是行为主义刺激———反应的强化理论，抑或是认知心理学的人机类比，都在于新方法的采用。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得益于它用新的方法研究已有的问题。追求客观的、量化的实验法，使心理学从哲学家纯思辨的睡椅上解脱出来，并取得了准“科学”的成就。心理学家认识到，只有采用科学的方法，才能使心理学有可能像物理学一样跻身于科学的行列。人们深切地期望心理学诞生自己的牛顿。可以说，心理学在诞生之初就有着强烈的科学性追求，“成为科学”构成心理学追求的主要目标。将“科学”确立为心理学追求的目标，与19世纪末的西方理智背景有着重要关联。当时的经典物理学成为主导人们世界观的意识形态，“科学”成为“理性”、“合理性”甚至“真理”的代言。在哲学的黯然落寞之下，这种对比愈加明显。加之当时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使得追求科学的、可确证的知识，反对并拒斥纯粹的思辨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强音。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确立是哲学与实验生理学的产儿。心理学要像它的榜样物理学一样，通过效法物理学的研究方法而成为科学。因此，“科学”成为心理学追求的主导性目标。

心理学科学性追寻的历史体现

心理学以“科学”作为自身的追求目标是一个持续展现的过程。这里仅选取其中几个典型的历史学派加以分析。

(一)冯特实验心理学的科学追寻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创立，在于它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成功采用。冯特通过实验内省法，成功地将哲学与实验生理学相结合，在他看来，“生理学的研究方法和实验精神可以为心理学所应用”［3］(页78)。冯特把他的实验心理学看成是一种纯科学，“冯特认为心理学与其他自然科学都是以经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其出发点却各不相同。……冯特认为一切科学都研究经验，不同之处在于心理学研究直接经验，而其他科学研究间接经验”。“既然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研究经验，心理学研究的也是经验，那么心理学就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把心理学和自然科学在方法上统一起来，以使心理学真正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独立分支。”［3］(页80－81)在冯特看来，传统哲学心理学的内省法是不充分的，易使人误入歧途，因此心理学必须采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作为心理学创始人的冯特有着自觉的科学追求，这种追求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有着重要关联。冯特主张心理学是纯科学，不主张心理学与哲学分离，主张心理学应以意识作为研究对象。在科学心理学之外，冯特还发展了民族心理学。总之，冯特的心理学以意识作为研究对象，以科学为目标追求，而且他的心理学是多元的。在冯特那里，心理学的科学性追求保持了它的常态。

(二)铁钦纳构造心理学的科学标尺构造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则是铁钦纳，而非冯特。这点在赫根汉的《心理学史导论》中有着清晰的区分。这个作为冯特学生的英国人后来到美国从事研究工作。在心理学的科学性追求方面，铁钦纳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在铁钦纳看来，心理学应当研究意识的内容本身。在研究方法上，铁钦纳对内省描述的要求更加严格，在他看来“为了确保清晰的经验和准确的报告，科学必须求助于实验，实验是一种可以重复、分离和加以变化的观察。”［3］(页149)铁钦纳对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受当时化学元素论的影响较大。在铁钦纳看来，要对意识内容进行科学研究，必须将意识经验分为许多意识要素。只有分到无可再分之时，才能得出科学的、客观的研究成果来。铁钦纳的性格向来倔强、严格、严谨，他及他的众多弟子一直在他认定的元素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铁钦纳将意识元素分为上万个之多，使后来的研究者感到纷繁与茫然。此种取向遭到格式塔心理学的猛烈抨击。格式塔心理学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反对将意识刻意地划分为意识元素。回顾西方心理学的历史可以发现，铁钦纳的构造心理学虽然有着强烈的科学追求，但却代表了一条错误的探索路径。今天，他的心理学几乎已经无人问津，对后起的心理学研究影响也微乎其微。

(三)华生行为主义的科学表征行为主义是西方心理学的三大流派之一。自1913年至20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一直在心理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1913年，华生(Watson，J．B．)在《心理学评论》杂志发表了题为《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一文，正式宣告行为主义的诞生。华生创立行为主义直接反对的是构造主义的观点。在华生看来，构造主义研究人的意识，而意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研究意识很难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因而华生主张心理学应当抛开意识，径直去研究行为。所谓行为就是有机体用以适应环境变化的各种身体反应———如肌肉收缩、腺体分泌等———的组合。他认为，思维不过是肌肉特别是言语器官的变化，而情绪不过是内脏和腺体的变化。在华生看来，心理学研究行为的任务，就在于查明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规律性关系，继而预测行为，并通过控制环境去塑造人的心理和行为。华生的行为主义代表了一种典型的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华生对于科学性的追求在心理学史上可谓登峰造极。华生在《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行为主义的理论目标就是对行为的预测和控制。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贯彻经验证实原则，将心理学打造成纯粹自然科学的一个客观实验分支。华生认为凡是不可经验观察的对象都不能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主张放弃传统的内省法，放弃所有与意识有关的范畴，诸如感觉、情绪、思维等。这样，他也就开始了将动物实验类推到人身上的心理学努力，也就开始了将人的心理还原为动物行为的解释道路。因此，“无头脑的心理学”在3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主流，“科学”在心理学中确立起霸主地位。但后来的研究却表明，它不过使心理学一条走偏了的道路。被行为主义抛弃的“意识”，在几十年后由一位外行人乔姆斯基再次带回心理学中。心理学在实现所谓“客观性”的科学追求之后，不得不回到原来的起点上，重新回过头来进行意识研究。

(四)认知心理学的科学追求认知心理学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研究取向，并成为当今西方心理学的主要研究趋势。认知心理学主要研究人的高级心理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和语言等。乔姆斯基将语言学与心理学相结合所创立的心理语言学，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控制论、信息论、计算机科学则对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当今的认知心理学主要以信息加工心理学为主。信息加工心理学继承了实验心理学的传统，吸收了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成果，通过人脑与计算机的类比，形成了一套实验、模拟、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比较完整的研究方法。信息加工心理学将人看作是一个信息加工系统，认为认知就是感觉输入的编码、贮存和提取的信息加工的全过程。认知心理学采用的方法主要有反应时法、计算机模拟与类比法、口语记录法等。认知心理学反对行为主义，但也从行为主义那里接受了严格的实验方法、操作主义等。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可以用计算机来类比人的内部心理过程。认知心理学注重科学追求的目标，强调实验的重要性。认知心理学的成功避免了科学心理学的死亡，促进了科学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然而，认知心理学在取得一系列辉煌的同时，并没有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统一范式。心理学并没有避免自身“不科学”的危机，没能避免自身“不统一”的困扰。心理学的纷争与混乱依然存在。认知心理学没能解决心理学的根本问题，心理学家在纯正的自然科学家面前依然不免感到自卑。在这种局面下，更有必要深刻反思西方心理学过度异化式的科学追求。

西方心理学科学性追寻的历史后果

西方心理学以“科学”作为自身的目标追求，通过不断扬弃旧的传统，实现科学追寻的成就。通过心理学史的考察我们发现:心理学科学追求的过程是心理学不断扩大自身学术影响的过程，心理学对于科学的追求成就了心理学今日的主体画面。然而，这一过程也是心理学一度丧失“自我”的过程。自我以“他者”作为自身追寻的目标，原本是自我提升的过程。但是在对“他者”的过分追寻与效仿中，心理学已一度迷失甚至丧失了“自我”。今天，对于心理学的研究主题、学科定位、学科统一性等问题依然存在着诸多混淆与纷争。心理学对于“科学”的学科定位，在成就了心理学学科地位的同时，也造成了心理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异化。“科学”原本是心理学为自身设定出来并作为自身的追求目标与方法原则，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科学”却成为心理学学科发展合法性几乎唯一的判准。问题在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单纯客观世界。心理学研究的是活生生的“人”。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人”的复杂性，远非单纯可观察、可量化、可实验的自然科学方法可以达成。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人”，兼具了自然、社会、精神等多个维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不能采用自然科学的单一向度来研究多维世界中的“人”。以构造主义与行为主义为例。铁钦纳的构造主义主张研究意识的元素，将意识分为许多元素，但忽视了意识现象的整体性。最终被认为进行的是一些琐屑而没有价值的研究，并被批评为元素主义。而行为主义心理学则为了客观性、可观察性、可重复性，主张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可量化的行为，通过动物行为来类推人的心理。把原本应是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意识踢出心理学之外，被其他心理学家批评为“在倒洗澡水的过程中将孩子一起倒掉了”。心理学对于科学的过度执著追求，使得研究者忽视了原本应当研究的主题。过度的科学性追求，容易造成研究者带着先入之见来展开研究。因此导致研究结果发现的总是心理学这门科学所预期的，使得研究结果渗透着研究者的先入之见。同时对于“科学”的过分追求，也造成了心理学的异化。使得“科学性”、“科学与否”成为评判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唯一标准，使得心理学越发失去生活效度与现实解释力，造成心理学研究的僵化。

西方心理学的“科学”情结批判

西方心理学基于科学方法而自我确立，并因此成就了心理学这一学科本身。但是，在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却表现为一种异化式的“科学”情结与科学追寻。因此，对于西方心理学的“科学”情结有必要加以批判性地反思。由于西方心理学所持有的“科学”情结，使得“科学”成为评判心理学价值的近乎唯一的标准。使得如果不符合“科学”的规矩，那么就只能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导致心理学为了科学的方法，忽视甚至漠视所要研究的主题。使得心理学被批评为元素主义、原子主义、还原主义，忽视了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的整全心理。而且，最要紧的是，西方科学心理学无法在完全采用物理学实验方法的同时，而不采纳其内在的自然主义观点及其信仰中固有的哲学问题。可以说，对物理学的羡慕已经成为20世纪心理学的主要特征。早期的心理学家纷纷效仿物理学与生物学的研究模式，这些原无可厚非。但是，心理学为了科学方法的追寻而舍弃了所要研究的真正问题。而一旦付出过度异化式的科学追寻，那么它自身的境地便岌岌可危。心理学作为学科的建立主要得益于自然科学方法的采用及“科学”目标的确立。然而即使到今天，心理学依然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使得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情结无法得到完全的实现。从科学发展历程来看，科学方法是科学实现的一个保障，而科学精神才是真科学的体现。心理学以科学方法实现了自身客观性的进步，但同时更需要对自身的研究对象有着清晰的认识。成熟的自然科学对自身的研究对象与研究主题有着清晰的认识，有着较为成熟统一的研究范式。心理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则一度为了实现所谓的科学性、客观性，而抛弃了意识的研究主题。使得心理学在“科学”的遮蔽之下失去了本该研究的东西，因而它的科学精神也变得令人质疑。由于意识的复杂性，使得心理学虽然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却无法达到自然科学般的客观成就。

篇10

有一种观点认为，的自然观是恩格斯创立的，即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并把它仅仅理解为对自然界发展辩证性的一种肯定和描述（注：AntonioGramsci.SelectionsfromthePrisonNotebooksofAntonioGramsci.London:LawrenceandWishartPress.1971.372、445-446；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LouisAlthusser.ReadingCapital.London.1970.）。这种认识不仅否定了马克思个人的理论贡献，而且导致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观丰富内涵的曲解，也妨碍了对恩格斯自然哲学探索中许多问题的科学阐释。

这种偏见的形成，除了对的自然观思想缺乏认识外，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人们对自然观本质性内涵的片面理解，把它局限为自然界客观图景的描绘，忽视了他们站在实践的人的立场上去看待统一的自然界这一时代主题。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创立和发展，首先是研究方法的更新，从而根本改变了人们对自然观的理解，自然不再是与人对立和分离的存在，而是与人一体化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

本文无意对自然观作一全面的分析，只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研究方式和基本观点的差异作些解释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进行考察的社会背景及理论基础

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了对自然科学成果的熟悉和利用，但他们关注的重心和角度并不完全相同，马克思更多地强调人类自然科学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作用，而恩格斯则致力于阐发与自然科学知识对应的自然界各领域间的普遍联系和有机发展。

为了论证和深化他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论著中提出的基本观点，从1858年以后，这两位历史巨人分别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和心血，马克思集中于通过经济学将辩证法引入人类社会建立一种辩证的社会历史观，而恩格斯则试图通过解释各种自然科学理论将辩证法引入自然界，建立一种辩证的自然观。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是在对机械论自然观与德国自然哲学的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创立的。相对而言，由于机械论自然观在当时自然科学研究中影响较大，再加上德国自然哲学比较注重运用自然科学成果揭示自然现象间的辩证联系，因此，恩格斯比马克思对二者有着较多的继承和吸收。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研究的确有思路的差异，但却是以他们考察方式的根本性一致为前提的，这种一致并不意味着他们全部理论观点的相同，并不能否认他们在自然问题的研究中有着不同的侧重，他们的亲密合作本身就包含着合理的分工，虽然他们在性格、气质、工作方法和学术兴趣上有着各自的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各自研究问题的重点和观察的视角，但“要想把这两位朋友的成就截然分开，即使他们自己也是办不到的”（注：曼克利姆：《恩格斯文献传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因此，对这两位密切相关的思想家不能作简单孤立的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理论的创立是通过两条途径达到的。这就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状况的现实把握和对自然科学认识的哲学概括，而这些始终是两人长期共同努力研究的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统一的基本立场，决定了他们自然观基本点的一致。从历史的角度看，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自然界物质运动形成经过长期的从低级到高级、从单纯的机械运动到有机生命的存在的自然进化，才发展出能思维、从事创造活动的人，这是自然界自身的有机演变，最后达到人与自然的共存；从现实的角度看，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以实践为基础实现的：人类社会形成后，自然史和人类史就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逐渐达到现实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地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页。）

马克思理解的自然

马克思对“自然界”的理解，不单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方面出发，而是从实践——工业的角度出发：“在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而形成——尽管以一种异化的形式——的那种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2-83、50-51页。）“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页。）很明显，他肯定了通过工业所形成的自然界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是属人的自然界，在这种属人的对象世界中，真实地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对象的客观性的统一。

在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马克思首先强调指出，人和自然的关系实际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例如，世界不同国家的自然神话所表达的对自然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当时人类的社会状况决定的。马克思说：“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特定关系，是受社会形态制约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一般地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页。）马克思在此向人们揭示出这样一条深邃的哲理：人们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上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们自然观的迥异，越是生活在原始的、封闭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们，越容易产生狭隘的自然崇拜，即他们对自然的认识只是从满足自己及家人的生存需要出发，对自然价值的了解当然也是肤浅的。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魔力才造就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因此，人与人的关系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补充和扩大，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另一个方面。这两对关系是相互制约的，人与人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同时，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才有其现实意义，人“不仅使自然物质发生形式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人对自然的实际关系形式的变化是：人为自然的奴仆——人与自然的对抗——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反映了人与人关系的文化进展，同时也是人的生产实践和经济活动的结果，体现了人自己的创造性。这样，马克思将人和自然的关系具体化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从而在人的现实关系的规律中寻找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好解决办法。

马克思注意从人的社会性这一根本出发点来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只有合理地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最有效地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社会才能以最佳的组织形式和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实践，才能使人和自然长期稳定地协调发展。从这一原则出发，马克思从哲学的角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科学揭示，其基本点是：第一，人“在其现实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第二，人和自然存在有机联系，“尽管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与自然界联系在一起，但这些仅仅意味着自然界是和它自己联系在一起，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第三，强调了实践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解释为革命的实践”。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史不过是构成其历史观的自然科学根据，而他的历史观却把人类社会史看成是他的主要运用领域。对于自然界来说，只有在以有意识的主体所创造的人类历史为前提的时候，才能谈得上自然史。自然史是人类历史溯往的延伸，人类用一切打上社会文化烙印的范畴，去把握以往的再也不能回复的自然；人类也不得不用同一范畴去把握还没有作为为我之物所占有的自然领域。反过来，对于人类的历史来说，“全部历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所作的准备。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2页。）。

思维的运动在马克思那里决不只是对事物的单纯的反映；进行反映的意识同时是人的“实践批判”活动的一个要素，因为思想作为现实的本质之组成部分，总是潜入被思想所反映的现实。换句话说，由于实践主体或生产者总是使认识对象或劳动对象，即自然界或物质材料与自己处于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关系中，所以，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说物质对象或自然界是最高的存在原则；人在实践或劳动过程中，所接触的物质“本身”也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抽象，相反总是仅仅接触和处理有关物质的具体的、并从量和质、时间和空间、运动和速度等方面都给予具体规定了的存在形态；物质的普遍性对于意识的独立性来说，只存在于具体的、特殊的东西中，所谓的本源性物质或存在物的本源根据只存在于人的社会实践和意识相互关联的关系和相对性中。

马克思对恩格斯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是十分支持的，对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出的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和自然界物质运动形式的内在联系等基本看法也表示理解。

马克思在1876年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提到：“现在恩格斯正忙于写他的批判杜林的著作，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牺牲，因为他不得不为此而停写更加重要得多的著作。”这封信表明了马克思对恩格斯自然科学哲学研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认为，恩格斯从事自然科学所体现的辩证性思想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用辩证思维方法分析整理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材料，对于深化具体他和恩格斯早期的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具有重大的意义。但马克思的理论研究的侧重面决定了《资本论》的写作整理占用他大部分的精力，因此，他曾严肃地说：“我没有时间对此进行认真思考，并和权威们商量，所以我不敢冒昧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6-87页。）

恩格斯的自然观

恩格斯在与马克思一起完成对人与世界的主客体对象关系的认识后，达到了对自然实践唯物理解的新水平。在他看来，对自然界的理解当然离不开人类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但人类知性认识及其成果——自然科学有着直接的重要意义，它反映了一个时代人类把握自然的能力和水平。因而，当马克思从劳动实践方面对人与自然关系做出深入阐释的时候，恩格斯选择了当时已取得很大发展的自然科学，进行哲学高度上的总结。这就是说，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都是在从事他们自然观的深化工作，只是力求从认识角度阐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出版曾在西方世界引起截然不同的激烈争论，一方认为该书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渊源，另一方则认为是向哲学自然本体论的回归。

从20年代开始，西方者就喊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他们强调人的意志思想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力图恢复马克思学说中人本主义的内容，因而大都反对自然界外在的消极的描述和对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解释（注：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K·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这就使他们努力发掘马克思思想中主体作用的观点，甚至用某些唯心主义看法重新释读马克思的理论，同时对恩格斯、列宁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进行了批评，进而得出了恩格斯自然观同马克思哲学立场有根本分歧的结论（注：LouisAlghusser.ReadingCapital.London:1970,56-59.）。

应该说，西方者着眼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和理解，在反对僵死的机械的自然观这方面，确实提出了系统的和不乏新见的启示，但他们采取的把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的考察方式，导致了理论体系明显的疏漏与缺陷。

《自然辩证法》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但具有大思想家手稿的共同特点：既有不周全、不完备之处，又燃烧着长期引发人们思维烈焰的火种，而且，它还是一部内在结构完整的著作。在该著作中，恩格斯大量采用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新材料，但并不是对这些材料的百科全书式的整理，而是依据这些材料所表现的人类思想（科学知识就是人类思想的结晶）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哲学论述。恩格斯所说的对科学材料进行“整理”，主要是从科学本身的历史发展来谈的。他把18世纪以前的自然科学称为“搜集材料的科学”，19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前者是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后者是“过程”与“系统联系”的科学；前者研究“存在”，后者探索“发生”。（注：恩格斯：《路得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

在科学新成果基础上产生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哲学，包含了自然界图景的描绘，但这不是旧的自然哲学体系。恩格斯十分明确地申述了自然辩证法“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与旧的自然哲学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的原则区别。认为自然哲学只能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而当现代的自然辩证法为科学家所接受以后，“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注：恩格斯：《路得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恩格斯自然观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批判地吸收和继承了前人在哲学和自然科学，尤其是宇宙学、生物学方面的成果，立足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立场与方法，建立起一个有别于一切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经验方义和宗教神学的自然体系。这一体系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但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存在；物质世界的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宇宙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

可见，在恩格斯那儿，自然辩证法是对自然界作为“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解，既然施密特等人也曾经多次承认过自然物质的客观性和规律性，那么，当恩格斯用自然辩证法的形式把这些规律阐述出来时，就应如实地肯定这种哲学的积极意义。

恩格斯的自然观与马克思的自然观的互文性

恩格斯在全力以赴地进行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的同时，并没有抛弃他自己在早年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天才大纲”时对抽象唯物主义的机械的自然观所采取的批评立场。相反，在主张自然与人类实践的社会历史相统一这个理论问题上，恩格斯与马克思是一致的。他坚定不移地反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指出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认为只是自然作用于人，只是自然界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他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看作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动物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办得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以致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灭亡一起消失。”（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认识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辩证法，自然界自身的普遍联系与运动发展；二是实践辩证法，即人类与自然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恩格斯那儿，二者是由自然向人类的历史生成统一起来的，并不存在对某一方面的过分重视。版权所有

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形成首先取决于人类自身活动的特点，“日耳曼人移入时期的德意志的‘自然界’，现在剩下的已经微乎其微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本身都发生了无限的变化，并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而德意志的自然界在这一期间未经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简直微小得无法计算”（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9-330页。）。这种认识与他和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立场出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从自然的历史角度立论，正好构成与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思想的相互衔接。

恩格斯热爱自然，又重视历史。他在给英国地质学家兰普卢的信中表示：历史“比起自然来甚至更加宏伟壮观”；“归根到底，自然和历史——这是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组成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63-64页。）。正因为自然界与人类历史的实践活动紧紧联结，所以恩格斯几次提醒人类要注意正确地对待自然界：“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09、159页。）

谈到自然界时，恩格斯并未有意地设定抽象的“物质”，因为物质这个范畴是唯物主义对外部存在的主观概括，它只有与意识在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对立时才具有相对的意义，恩格斯不认为存在着某种独立的“物质的物质”：“当我们把各种有形体地存在着的事物概括在物质这一概念下的时候，我们是把事物的质的的差异撇开了。因此，和特定的、存在着的物质不同的作为物质的物质，不是感性存在着的东西。如果自然科学企图寻找统一的作为物质的物质，企图把质的差异归结为同一的最小粒子的结合上的纯粹量上的差异，那么，这样做就等于不要求看到樱桃、梨、苹果，而要求看到作为水果的水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9页。）这当然不是否定客观存在，而是说明我们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具体存在于历史变动的自然和社会发展中，人类在一定的动态实践历史运动中认识自然及其本质只能是一个“长期历史经验的产物”，“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2页。）。这种条件正是由于实践水平的不断提高，人能够不断建构着人的不断转换的历史的自然世界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