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考古的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考古的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摘 要】中山国铸铁炉边发现的骨料，不是为铸铁增加含磷量或用作燃料，而应该是用来降低冶炼熔点的熔剂。中山王墓出土的木皮铁杖与《吕氏春秋》所载铁杖虽同名为“殳”，但用途各异，一为步战之兵、礼仪之器，一为车战之兵、实战之器。中山国的半倒焰式馒头形陶窑并非独创，而是战国时期陶窑的流行式样。灵寿城出土的炊器陶在燕国考古中也有发现，并非中山所特有，另一种炊器陶则更具中山国特色。中山国的货币存在仿铸现象，但非民间仿铸，而应该是官方仿铸。

中山国是战国时期河北大地上一个重要的“千乘之国”，文献记载的缺少使得这个国家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河北省文物部门的一系列重大发现，特别是平山县三汲乡中山国灵寿都城大型王墓和城址的发现，使得其神秘的面纱逐渐被揭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分别在1995年和2005年出版了有关中山国王墓和灵寿都城的两本大型考古报告《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以下简称《墓》）和《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以下简称《灵寿城》）。这两本考古报告为研究中山国历史提供了最丰富翔实的资料，直接推动了中山国史的研究。但笔者在利用它们进行中山国史研究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些许问题，愿与各位学者共同探讨。

一、炉边骨料作何用

考古发现在灵寿城址六号遗址二号铸铁炉作业坑边上，堆放着不少废骨料和部分制作中废弃的骨器半成品。《灵寿城》报告分析认为，这反映了在铸铁中可能加入一些废骨料，以增加铸铁的含磷量。另一可能性是以废骨料作燃料[1]。笔者以为此两种可能都值得推敲。含磷量高会使铁发脆，容易断裂，而用作燃料似乎显得杯水车薪。

这些骨料堆放于铸铁炉旁，毫无疑问应与铸铁有关。清人卢若腾《岛居随录》（卷下）“制伏”条中说：“铸铁不销，以羊头骨灰致之，即消融。”[2]可见冶炼时加入羊头骨灰是为了让不易熔化的铁矿石“消融”，而且类似方法在其他文献中也有记载。《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而金铁之精不销沦流。于是干将不知其由……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须人而成，今夫子作剑，得无得其人而后成乎？’干将曰：‘昔吾师作冶，金铁之类不销，夫妻俱入冶炉中，然后成物……。’于是干将妻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杨宽先生在《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一书中指出，《吴越春秋》所记载的冶炼宝剑的传说并不是凭空虚构的，所说“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虽然带有神秘性质，但也有一定的事实为依据，并进一步引用丁格兰（F.R.Tegengren）《中国铁矿志》第2编《中国之铁业》部分的解释予以证明[3]。以现在观点来看，冶铁不熔是因为炉温不够，莫耶跳进去后，人骨中的磷起了添加剂的作用，降低了熔点。我国直到解放前，冶炼时还有往炉里放头发指甲，或是放只雄鸡的“秘方”，其实都是起到这样的作用。灵寿城铸铁炉边的骨料应该就是此类用来降低冶炼熔点的熔剂。这一考古发现证明，战国中山国的冶铁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二、此铁杖非彼“铁杖”

在中山王墓二号车马坑出土了一件木皮铁杖，杖身八棱状，制作工艺十分考究，是中山国很有特色的一件兵器。《吕氏春秋·贵卒》记载：“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墓》报告很自然地将考古中发现的木皮铁杖和文献记载中的“铁杖”对应起来，并且引《周礼》、《说文》及《毛诗》等文献分析认为，此木皮铁杖无论形制、出土位置，都与兵车上的五兵之一——殳相符，只是长度较短[4]。然而笔者以为，此铁杖非彼“铁杖”，此“殳”非彼“殳”也。

《吕氏春秋》中记载的中山“铁杖”，即《周礼·夏官·司兵》中所言之殳，乃车战之兵、实战之器。《周礼·考工记·庐人》中也记载，殳是车兵的五种长柄兵器之一。《释名·释兵》云：“殳，殊也，长丈二尺而无刃，有所撞，于车上使殊离也。”殳作为车战中必备的实战兵器，用于砸击敌人和推挡对方战车，长度约合今276厘米左右。青铜制的殳在考古中也有发现：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7件青铜殳，长327～340厘米[5]；江陵望山沙冢楚墓出土的殳，已残断，残长270厘米[6]。中山国吾丘鸠所操铁杖应该就是这种长兵器，因为质地坚硬，在砸击对方战车时才能“所击无不碎”。《贵卒》篇所述“赵氏攻中山”之事，《国语·晋语九》中亦有记载：“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胜左人、中人”，可见乃为战国早期赵襄子时事。战国早期的中山国屡屡遭到晋国威胁，所以重视军事装备的精良化是很正常的，同时在与近邻晋国的交往中便于学习其先进的铁器制造技术，因此中山国能拥有如此精良的铁兵器，在铁兵器数量较少的战国早期闪烁出耀眼的光芒，在史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山王墓出土的木皮铁杖也可称殳，但它是步战之兵、礼仪之器。此殳比较短，只有159厘米，比一般战士身高略矮。仅从长度判断，这件殳并非适合车战的兵器。考古发现也有类似长度的铜殳，如陕西咸阳塔儿坡秦墓出土铜殳，长约1.44米[7]；长沙楚墓出土一件八棱筒形殳，长1.64米，考古报告认为“此当为徒兵所用”[8]。中山国这件木皮铁杖与之相比虽然长度接近，但制作更为精美，铁心外包木皮，木皮外密缠丝线并涂绛红色漆，两端有错金银纹饰的铜帽和铜，绝非一般徒兵使用。由文献记载可知，殳除了用于实战，还是诸侯贵族的仪仗和侍卫武器。《诗·卫风·伯兮》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描述了西周时王公出行，前导卫士执殳开道的情形。《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楚王急召太子。楚国之法，车不得至于茆门。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驱车至于茆门，廷理曰：‘车不得至茆门。至茆门，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须无潦。’遂驱之。廷理举殳而击其马，败其驾。”很明显，这里的殳既是实用武器，又是权力的象征。中山国这件木皮铁杖出于国王墓葬的车马坑内，置于先导的一号车旁，应为中山王的侍卫使用，是保护其安全且带有仪仗性质的器物。

三、陶窑结构很独特吗？

在灵寿城四号遗址共发现6座陶窑，平面形状有的近似圆形，有的椭圆形，有的则为长圆形，但它们的结构都是一样的，《灵寿城》考古报告称这种窑为半倒焰式馒头形窑，认为采用这种窑是当时一种较为先进的烧陶技术。这种半倒焰结构的陶窑，烟囱由窑顶移到窑后，是陶窑结构的一项重大改进，在战国时期无疑是一项先进技术，但绝非如考古报告所称“战国中、晚期的燕、赵遗址内至目前为止，尚未见到过这种陶窑”[9]。

事实上，战国时期各地发现的陶窑，基本都是采用此窑门、火膛、窑床和烟囱由前往后直线排列的结构。如秦都咸阳故城发现的三座陶窑[10]，武安午汲古城发现的战国陶窑[11]，江陵毛家山窑[12]，洛阳东周王城内战国中、晚期窑[13]等等，在结构上都很相似。此类陶窑结构的显著改进，是战国制陶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灵寿城四号遗址陶窑的发现，说明战国中期中山国的陶工也掌握了这一先进技术。上举几座陶窑形状基本为近圆形或椭圆形，从陶窑面积看，灵寿城四号遗址内保存较完整的一号陶窑，底部南北长2.55米，东西宽2.2米，残高1.5米；秦都咸阳故城二号窑，窑床长2.15～2.35米，宽1.85米；武安午汲古城陶窑，通长2.27米，宽1.4米，残高1.65米；江陵毛家山窑，南北长约1.5米，东西宽1.2米；洛阳东周王城十四号窑，窑床长2.08米，宽2.18米。中山国的陶窑与上述几处发现的陶窑比较，面积上也较为接近。可见，中山国的半倒焰式馒头形陶窑并非独创，而是战国时期陶窑的流行式样。

四、陶比陶更个性

陶和陶是灵寿城出土的两种日用炊器。《灵寿城》考古报告认为中山国出土的陶“在燕、赵文化中尚未发现”[14]。但是笔者认为这5件中山国陶并非如此独特，陶才是真正有中山国特色的炊器。

据笔者了解，陶在燕文化中并不少见。燕下都的郎井村13号作坊遗址，东沈村6号、8号居住遗址出土的战国早期陶器中都有陶，依口沿不同，分为素沿和弦纹沿两种。老爷庙台Ⅴ号地下夯土建筑遗址，25号、27号建筑遗址，郎井村13号、30号、10号作坊遗址，东沈村6号居住遗址，北沈村8号居住遗址和西贯城村9号居住遗址等处出土的战国中期陶器中，也均有陶或陶残片的发现，陶质基本都是夹砂红陶，口沿亦分素沿和弦纹沿两种[15]。可见，陶在燕下都各遗址中使用普遍，存在时间长，器形较为固定。中山国的陶出土数量少，存在时间短，或是受燕文化影响而出现的。

和陶相比，陶是比较有中山国特色的炊器，在灵寿城遗址出土15件，其中官手工业作坊遗址内出土最多。形制基本相同，仅大小有别。质为夹砂灰陶，折沿、平唇、圜底。标本E6T1③∶22，通高18厘米，口外径42.2厘米；标本E4T1③∶76，口径48厘米，高22.5厘米[16]。陶在中山国盛行，而在邻近的燕、赵同时期遗址中未见发现。

五、仿铸是“奸冶”吗？

在灵寿城九号遗址发现5座小型冶铜炉以及埋在坑内的3个大陶瓮，瓮内存放着完整的6个“蔺”布币石范和2副“”刀币陶范。《灵寿城》考古报告将其与《史记·货殖列传》关于中山国“作巧奸冶”民风的记载相对应，认为“这应属中山民间盗铸币”[17] 。中山国存在仿铸货币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这种仿铸是否属于民间行为呢？笔者根据相关材料并参照他国仿铸现象，认为中山国的仿铸应该是官方仿铸，而非民间仿铸。

首先，战国时期韩国的货币仿铸就是官方仿铸。战国时期的韩国也有仿铸相邻的楚国和赵国货币的现象。1983年11月，郑韩故城东城大吴楼铸铜遗址出土“当忻”陶布范四块合为两套[18]。“当忻”布钱是楚国的货币，郑韩故城遗址中发现“当忻”范，应是韩国仿铸楚国的货币。1992年8月，在大吴楼铸铜遗址南部发掘出“蔺”圆足布面、背范32件，“离石”大圆足布陶面范残块1件。“蔺”和“离石”布是赵国的货币，郑韩故城中发现“蔺”、“离石”陶范，无疑是韩国仿铸赵国的货币。韩国仿铸楚国“当忻”布币和赵国“蔺”、“离石”圆足布的范模，均出于新郑大吴楼铸铜遗址内，此乃春秋战国时期郑、韩两国的官府铸铜手工业作坊遗址，可见韩国的仿铸行为为官方仿铸。

其次，官市负责铸造钱币的情况，在文献中也有记载。《周礼·地官·司市》载：“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由此可知，官市确有铸造货币的职能。春秋时期的大型平肩桥足空首布，面文作“市东小匕（货）”，似为市府作坊所铸。战国古币中又有一种“市平”圜钱，也可能是官市的铸币。市场是商品和货币的流通中心，由市府来铸造货币颇合情理[19]。《后汉书·第五伦传》载“署伦为督铸掾领长安市”，可见汉代市府仍兼营铜器制造、铸钱等手工业。

中山国的仿铸作坊遗址位于灵寿城“市肆”遗址中大型夯土建筑的南端，从位置上看，应在市管理机构控制之下。中山国对灵寿城的市有着严格的管理，即使存在“作巧奸冶”的私人铸币行为，也不应在此闹市。在区域经济交往和联系增多的战国时期，中山国仿铸邻国燕、赵的货币，既是区域性经济发展的表现，也是区域性经济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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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4][16][1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7、35、95、97、39页。

[2] 清·卢若腾：《岛居随录》（卷下），载《笔记小说大观》第13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1984年，第87页。

[3] 《地质专报》甲种第2号，地质调查所1923年出版。文曰“盖铁矿石及炼铁所用的木炭，其中所含之磷皆不甚多。在古时所用之铸铁炉，实不易发生相当温度，使铁充分熔融，须加相当磷份，熔融方易。中国古代虽未能有关于磷之化学知识，但从经验上发现融铁吸收骨质后较易铸作，则甚可能。《吴越春秋》‘干将作剑，……于是干将之妻莫邪乃断发剪爪投入炉中……’此可见古代确屡试加入有机物质，而以为有若何神秘作用。近者日人村上板藏氏曾于辽阳安山铁矿发现一千年前炼铁遗址，留有兽骨，足见契丹人亦尝用此矣。”

[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298页。

[5]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上），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93-295页。

[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59页。

[7]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儿坡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

[8]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19页。

[10]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勘察小组：《秦都咸阳故城遗址发现的窑址和铜器》，《考古》1974年1期。

[11] 河北省文管会：《河北武安县午汲古城中的窑址》，《考古》1959年7期。

[12] 纪南城文物考古工作队：《江陵毛家山发掘记》，《考古》1977年3期。

[13]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周王城内的古窑址》，《考古》1983年3期。

[1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94、491、530、51、66、75、100、203、258、501、537、564页。

篇2

行业存在行业监管薄弱、执业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提出了推进土地评估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 土地资产 土地评估行业 土地估价师 执业水平

一、我国土地评估行业的问题分析

最近几年，我国土地评估行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随着土地市场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土地评估行业地位和作用日益突现，特别是土地产权市场日益繁荣，土地评估作为一项新兴的社会性和公正性活动，在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作价入股、司法仲裁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发展时间较短，仍属新生力量，有大部分公司规模小，人才结构不合理，业务单一，拓展能力较弱，与国际评估公司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因此，土地评估公司的经营与行业管理需要进一步的提高与发展。

（一）土地评估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一些土地评估机构的人员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要求，从事违法违规活动，有的机构人员素质较低，尚不能完全适应经营业务的需要。面对市场经济出现的新情况，估价师不能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开展业务活动。在执业中出现了“非不为也，实不能为”的窘境。此外，国内评估机构内部培训机构落后，许多从业人员很难有机会学习，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从业人员的执业风险意识、责任意识普遍缺乏，能承接跨国上市公司、大型企业集团等一些复杂业务的人才急缺。

（二）土地评估企业脱钩，改制工作力度尚需加强

当前大部分土地评估企业已经完成了事务所的脱钩改制工作，但仍有不少市场中介组织在原挂靠的权力部门下，凭借挂靠机关的行政权利，垄断中介业务，分割中介服务市场，仍有一些主管机关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或暗中为脱钩改制设置障碍，或钻改制的空子，严重影响整个评估行业的规范运作与公平竞争，急需引起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的高度重视，进行彻底的清理整顿。

（三）土地评估方法选择上须与国际惯例接轨

按照我国土地制度和土地管理的特点，政府为加强对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手段，建立了以基准地价和标定地价为核心的地价体系，因此在日常评估中，无论何种评估目的，在方法的选择上均要求首选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为主进行评估，而基准地价一般二至三年调整一次。在房地产市场比较发达或活跃的区域，基准地价如未及时进行更新，其评估结果已不能反映现实的市场行情。在评估方法的选择应更多的运用国际通行的市场比较法、假设开发法、收益还原法等评估方法。

（四）土地评估行业的发展道路过窄

近几年，随着土地评估行业资质等级法定业务范围的规范发展，大部分土地评估机构业务范围局限在法定评估业务这一块，而法定业务附加值很低，随着地产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国内公司未按照国际评估咨询机构的发展模式进行多方位的业务开拓，如地产政策咨询、地产项目策划，地产投资分析等咨询性业务，从某种角度而言，咨询性评估等对评估师的要求更高，更需要评估师按照评估理念来灵活运用经济、法律、政策性法规、财务等方面的知识，这正是目前国内公司能力经验所欠缺的。据调查分析，目前国际上的评估机构超过60％的业务是咨询服务而不是法定业务，主要是派生业务赚取利润。

二、推进土地评估行业发展的对策研究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国内市场的高速发展，境外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必将加速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随着大量的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的发展，加大了对土地的需求，国内评估机构与境外评估机构在规模、竞争能力、风险防范能力等方面还有着一定的差距，全球化对评估机构在人才、市场等方面的冲击十分明显，这就需要我们评估行业中一批高素质优秀的专业人士做好充分准备，迎接这一挑战。

（一）提高评估人员的整体素质，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长期以来，经营理念落后，服务意识淡薄，经营行业不规范、诚信度不高一直是制约中介机构发展的主要问题，如果不迅速扭转这种局面，将会严重削弱在国内市场竞争能力。评估机构应加强学习，拓展思路，更新用人观念，积极引进具有先进经营理念和管理经验的人才，建立系统培训制度，提高评估人员的整体素质。

（二）健全权责利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完善体制和内部组织体系

管理与协会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要划分好相互间的职责及分工，规范执业行业行为，解决评估机构的管理问题，建立执业者违纪查处问题和执业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执业者合法权益保护以及执业环境问题，完善执业资格制度等。评估人员注册管理应规范和有效监督，有关部门应制定严格的土地评估机构资质等级评审制度，通过定期对土地估价机构从业水平、估价报告质量、信誉水平等方面评价，评定出机构的信誉等级，并定期公布，促使从业的土地估价机构加强自律；树立和维护自己的信誉，使之在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中，体现其更高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三）顺应市场需要，积极扩大从业范围，发展土地评估咨询业

土地评估行业业务范围应由单一的评估向咨询、中介的多元化发展，跳出我们目前主要做法定评估的“单打一”的经营范围，开展咨询性评估、可行性研究、多种资质(资产评估、房地产评估、矿业权评估等)的综合性评估机构，增强中国土地评估机构的市场适应能力，变单纯依靠政府的业务保护为主动的业务拓展，真正保持评估机构的生命力及注册评估师的创造力。

三、小结

随着我国土地市场的逐渐完善，土地评估行业的地位及其作用也在逐渐凸显。文章主要对于我国土地评估行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具体建议，希望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使得土地市场更加完备。

参考文献：

[1]韩冰.浅析土地评估行业的现状与发展[J].现代经济（现代物业下半月刊）,2008(1).

篇3

关键词：军医大学 学员班长 队伍建设

在军校特别是军医大学中，学员骨干队伍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不仅是学员队、学员旅政治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学校乃至军队本身政治管理队伍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最基层的管理人员队伍建设更需要加大投入力度，在基层管理队伍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班长一级骨干队伍建设的意义

1.1军事院校中主要是以学员队作为军校学员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的管理单位，学员的生活秩序、工作学习安排均与学员队的管理密切相关。学员队的管理队伍主要是由2~3个队干部以及学员担任的各级骨干组成，在学员群体当中，由于学员骨干既为学员又为骨干，在学员队日常管理中起着桥梁的重要连接作用，学员作为管理协助者有着极大的优点，他们对学员的生活、思想、工作、学习情况比较了解，并且与学员有着更多的交流机会和共同语言。

1.2班长一级骨干应该是学员队骨干队伍建设中最基础、最庞大、最具有广泛带动作用的管理协助者。每个班级的人数不多，这样班长对班级内每位同志的各种情况会了解的更加深入，更加详细，并且能与学员相处的融洽，在日常的上传下达中也能真正做到实处。这使得队干以及骨干在管理上有着更大、更和谐的空间，使得整个队的管理更加人性化，有效化，深入化。

2.对骨干特别是班长的看法

2.1军医大学这种技术类军事院校中招收的学员大部分现为从地方高中招进的无军籍学员，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学员本身不是军人，只是相当于国防生，所以学员自身要求不严格，对部队的管理模式不很适应，对与自己相同性质却担任骨干的学员有着一定的排斥的心理，学员在心里不能服气骨干，自身感觉为什么他能担任，我却不能，这在新招收的学员中普遍存在，尤其在对班长的看法上意见最大，班长在学员队管理中最大的作用在于上传下达上级指示和学员的思想和日常情况，学员很大程度上认为班长的工作比较简单，所以在工作上不能心服口服地配合。学员中还存在这么一种严重的普遍现象，在某些简单的工作和脏活累活的安排上，学员们会百般推脱，以班长是为班级服务的理由推给班长去完成，很多时候搞的班长左右为难，只能最后由区队长等出来安排，班长在这种情况下显得无能为力，因为我们本身没有什么权利惩罚威慑学员，这是班长队伍建设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也是学员对班长的心理看法的最直接的体现。

2.2 在我担任班长的一年时间里，学员对班长和其他骨干的看法和其服从能力呈下降趋势，原因很明显，一是互相之间的熟悉和了解，学员骨干在某些方面不好与学员硬碰硬安排工作，毕竟两者性质相同，不能和部队里的管理体制相比；二是学员对学校和学员队的管理模式熟悉，出现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地情况。班长在管理学员的过程中，有时缺乏学员配合，在某些方面不能摆脸色，有时还要低声下气，很多小事基本是班长在一人完成，其余人感觉有班长坐镇，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我在担任班长期间最主要的感受。

3.在管理上的一些思考和方法

3.1统一认识，统一思想。要在班级成员中经常性的灌输集体意识，在观察中学员的集体意识很强，但是需要外界环境的激发，所以班长在工作中要积极灌输集体思想，利用班会时间组织讨论，统一大家对一个班级的认识，统一班级以上集体都是大家的“家”，在日常生活中，要提高学员的主人翁认识，班级事事与自己息息相关，班长只是一个组织者和协调者，而不是这个“家”的唯一主人，思想统一是首要的条件。这也是对学员思想教育的一种方式，也为他们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篇4

关键词：消防部队；核与辐射；辐射防护；核突发事故；放射突发事故；核恐怖事件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2）26-0146-02

随着核技术的发展，我国核电及其相关产业发展迅速，放射性物质被更广泛地应用于各行各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截止到2011年，我国已经有6个投入运营的核电站、12个在建的核电站、25个筹建中的核电站；辐射与同位素技术在食品加工、消毒灭菌、无损探伤、物件在线检测、医学诊断及治疗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已形成较大市场规模；医用加速器及医用影像设备已经形成标准化系列产品；医用微型反应堆技术已经成熟并即将投放市场；等离子体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集成电路生产、环保、化工及加工制造业；核电发展除直接带动核燃料产业链外，还带动了相关的原材料工业、加工制造业、仪器仪表业等。如此大规模的核技术应用，必然导致核辐射事故发生几率逐渐增大，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影响社会稳定。面对如此严峻的核与辐射形势，作为处置各类灾害事故主力军的公安消防队伍如何面对这种挑战，如何提升自身的应急处突能力，已成为刻不容缓、急需解决的课题。

1 核与辐射事故的特点

1.1 危害性大

人体组织吸收辐射后，除了与组织烧伤有关的并发症外，白细胞的破坏会使受到辐射的人失去免疫力；辐射会对遗传密码造成影响，突变的生殖细胞有可能把畸形染色体遗传给后代；如果在怀孕期间受到辐射，胎儿某些细胞的染色体就会受到伤害，有产生畸形胎儿的危险。

1.2 隐蔽性强

核事故的危害主要是由放射性物质对人体细胞、组织、器官和机体的辐射照射引起的，而辐射无色、无嗅、无味，听不见、摸不着，这些放射性物质只有借助专门的仪器才能够检测得到，直接影响到人们采取防护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放射性伤害后果可能在受照几小时、几天、几星期，甚至几年后表现出来，所以它的破坏作用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1.3 社会影响大

通过国外发生的几次重大核事故对公众的社会心理影响及其所致后果的综合分析，充分证明核事故对人群的社会心理影响很大，不仅影响身心健康，还可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造成严重干扰和破坏。由它造成的公众社会心理影响所引起的健康危害和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损失，远比核辐射所致的危害和造成的损失要大。核与辐射事故严重影响人们的心理和身体健康，破坏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造成社会混乱，对政治方面及国家政权造成严重的冲击和破坏，造成重大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

2 核与辐射事故的类型

2.1 核突发事故

核突发事故是指核电站或其他核设施（如铀富集设施，铀、钚加工厂与燃料制造设施、研究堆，核燃料后处理厂，放射性废物管理设施等）发生的意外事故，造成放射性物质外泄，致使工作人员、公众受到超过或相当于规定限值的照射，亦即为核泄漏事故。

2.2 放射突发事故

放射突发事故包括，由于操作失误或设备故障，使放射源丧失屏障，导致工作人员或公众受到意外照射；放射性物质的意外泄漏、外溢或释放，使人员和环境受到污染及人员受照；放射源或放射性同位素被误放、丢失或被盗，捡拾或盗窃放射源者将装源容器拆卸，使放射源失去屏障，造成其本人和他人受照。

2.3 核恐怖事件

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跌宕起伏，我国在谋求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各种矛盾亦纷至沓来，接踵出现。因此，在国际国内环境影响下，我国近年来各种恐怖事件也明显增加，有可能通过制造放射性扩散装置、袭击核设施、制造核武器的方式制造恐怖事件，可以说这些事件一旦发生其危害和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因此，我们应当做好防范和处置核与辐射恐怖事件的准备。

3 核与辐射事故处置中的防护

3.1 辐射防护的目的

辐射防护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救援人员及公众的健康。辐射防护的出发点是，确定性效应是有阈的，应避免发生，而随机性效应是无阈的，要限制到可接受的水平。因此可以说，辐射防护的目的就是要防止有害的确定性效应的发生，限制随机效应的发生率，使之达到可接受的水平。

3.2 辐射防护的原则

3.2.1 辐射实践的正当化原则。在进行涉及辐射的任何实践活动之前，必须先权衡其利弊得失，只有当这一实践活动对人群和环境可能产生的危害远远小于个人和社会从中获得的利益时，才能认为具有值得进行的正当理由；反之，不应该采取这种实践。

3.2.2 辐射防护的最优化原则。最优化原则也称可合理达到尽可能低的原则，即在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因素的条件下，所有辐射照射都应该保持在可合理达到尽可能低的水平。但是过于要求低的辐射，必将提高防护费用，而带来好处的只不过把已经很低的随机性效应的发生率再降低一点，这样不能认为是合理的。从最优化原则出发，应该这样选择，首先把辐射降低到一点水平以下，然后在有可能做到的情况下把必须的照射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一直到为降低单位集体剂量当量所花费的代价抵不上因减少危害所带来的好处为止。

3.3 辐射防护方法

辐射对人体的作用主要是外照射和内照射两种方式。外照射是体外的辐射源对人体的照射，主要是γ射线的照射。内照射是放射性核素进入人体内而造成的照射，主要是食入、吸入或通过皮肤吸收进入人体内的α核素和β核素。照射方式不同，其防护方法也不同。

3.4 辐射防护装备

核辐射的危害巨大，因此在处置此类事故时我们应进行严格的防护。对于处于安全区域的救援人员以及疏散出来的群众，可以佩戴防尘口罩防止吸入放射性粉尘；对于处于轻危区的救援人员可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口罩、护目镜、轻型防化服、铅服等，防止放射性粉尘从呼吸道、眼睛、皮肤进入人体内；对于处于重危区参与事故处置的人员应着空气呼吸器、铅服、全套防核服、核生化防护服等防护装备。

4 核与辐射的监测

消防部队到场处置核与辐射事故时，首先要进行侦察，通过询问知情人员，了解放射源的性质、用途、事故原因以及现场周围单位情况等，成立侦察小组，做好充分的个人防护，携带相应的仪器，在技术人员的带领下深入现场侦察情况。

5 结语

面对日趋繁重的应急救援任务，作为应急救援专业力量的消防部队，需制订核与辐射事故有效的应对处置程序，加强核与辐射应急救援专业人才的培养，强化核辐射救援装备的配备，完善核与辐射恐怖事件处置预案，开展相应的专业训练及演练，提高处置核生化恐怖事件的组织指挥水平和处置能力。

参考文献

[1] 潘自强，陈竹舟，叶长青.核和辐射恐怖事件后果的防护及其防范[J].核科学与工程，2005，25（1）：1-13.

[2] 王善强.核与辐射恐怖事件及其应对策略[J].核电子学与探测技术，2004，24（1）：97-103.

[3] 陈，聂岁峰.核与辐射突发事件的医学救援[J].军事医学，2011，35（3）：161-164.

篇5

关键词：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中华人民共和文物保护法》中规定各级预算应保证文物工作的经费。另外，作为资金使用效率管理与评价的一种有效方式，绩效评价被不断地应用在各财政专项资金之上。正是基于此，本文重在探讨如何通过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更有效地开展针对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工作。

一、构建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依据

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确定评价依据。课题小组在经过资料分析和此类项目的实际评价之后，总结认为在设计评价指标时需要考虑不同层面的规定和要求，比如国家级、省级和市级。一般而言国家层面的规定比较全、但比较泛，可以作为指标设定的指导，但不能作为直接依据。而省级的规定和要求相对来说就比较具体，操作性也更强一些，可以作为指标设定的直接依据。至于市级若制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则这些可以作为最直接的参考和依据。

二、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分值比例设定的依据

绩效评价指标分值比例的设定直接关系到被评价对象的评价结果，同时也关系到对项目实施绩效评价目的的实现。在当下这个阶段，课题组认为绩效评价更多的作用在于以评促建。同时鉴于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项目的具体特性，建议在设定评价指标分值比例时需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绩效评价考核的重点在于专项业务的完成情况，以及项目实施所发挥出来的作用和效益，因而在指标设置上目标完成类指标和效益完成类指标的分值需要设定地较高。同时考虑到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项目效益量化衡量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建议适当降低效益类指标的分值。

（二）考虑到影响项目实施效果的效益的先决条件在于管理。因而需要加大对于管理，包括组织管理和财务管理的分值设定。以便通过绩效评价能够更好地发现项目实施在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和不足，以引起项目管理人员的注意，从而完善管理制度，加大管理的力度以真正实现以评促建的目的，引导并促使专项资金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参考指标体系（见上页表1）

参考文献：

[1]肖玲.浅析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研究[J].新经济，2015（17）.

[2]曹靖，尉京红.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质量控制：缺陷分析与对策思考[J]. 财会研究，2013（05）.

篇6

2.史前考古遗存的"性别代码"——欧美性别考古学研究进展李宁利，LiNingli

3.关于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掘的几点思考闫亚林，YanYalin

4.喀左铜器群再分析:从器物学模式到行为考古学取向徐坚，XuJian

5.城固宝山商时期遗存相关问题的探讨豆海锋，DouHaifeng

6.记新发现的几件西周铜器吴婉莉，WuWanli

7.战国兵器铭文研究二则陆德富，LuDefu

8.走马楼简牍所见"私学"身份探析李迎春，LiYingchun

9.中国古代之"冲"小考——兼论汉景帝阳陵出土"攻城破门器"的命名史党社，田静，ShiDangshe，TianJing

10.汉代铁犁安装和使用中的相关问题刘兴林，LiuXinglin

11.略论三峡地区六朝隋唐墓所见的多人葬习俗贺世伟，HeShiwei

12.庆州龙江洞出土的土俑服饰考高富子，拜根兴，王霞

13.乾陵唐杨再思墓碑简考刘向阳，LiuXiangyang

14.乐为景碑撰新传——《景教与<景教碑>》评介殷小平，YinXiaoping

15.西周金文"白金"初探李建西，LiJianxi

16.释楚文字的"龟"和"鲁"榻健聪，TaJiancong

17.商代金文中之"女子"铭辞说略陈英杰，ChenYingjie

18.东龙山遗址夏代早期文化的14C-AMS年代学研究余华贵，祝一志，YuHuagui，ZhuYizhi

1.西安南郊隋苏统师墓发掘简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ShaanxiProvincialInstituteofArchaeology

2.西安南郊傅村隋唐墓发掘简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ShaanxiProvincialInstituteofArchaeology

3.重庆峡江地区中坝文化研究于孟洲，YuMengzhou

4.地理空间的闭合与区域社会的统合——以环太湖地区史前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地理要因分析为中心刘恒武，LiuHengwu

5.关于"玉石之路"问题的探讨闫亚林，YanYalin

6.大地湾居住遗址的复原推测及初步研究程晓钟，ChengXiaozhong

7.释"便椁"、"便房"与"便殿"高崇文，CaoChongwen

8."便房"新解萧亢达，XiaoKangda

9.隋纪年墓出土铜镜的制作年代与历史价值陈根远，ChenGenyuan

10.唐诗所见唐代铜镜的流通及与考古资料的印证范淑英，杨兵，FanShuying，YangBing

11."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考释高然，苑黎，GaoRan，YuanLi

12.新见北宋李颀墓志考释李森，LiSen

13.再论集安国内城遗址出土青瓷器的时代与窑口马健，MaJian

14.西安北魏韦氏纪年墓出土瓷器及相关问题探讨魏女，WeiNv

15.磁州窑系瓷枕制作工艺初探陈馨，ChenXin

16.匍有土田考何琳仪，王文静，HeLinyi，WangWenjing

17.望山遣册记器简琐议刘国胜，LiuGuosheng

18.释玺印及陶文中的"昆阳(土市)(市)"方勇，FangYong

19.唐墓壁画环境监测与分析研究杨忙忙，YangMangmang

1.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ShaanxiProvincialInstituteofArchaeology

2.洛宁县发现黄土石器工业杜水生，刘富良，朱世伟，张敏，李飞，王璐，DuShuisheng，LiuFuliang，ZhuShiwei，ZhangMin，LiFei，WangRui

3.甘肃卓尼县寺下川遗址发掘简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GansuProvincialInstituteofCulturalBelicandArchaeology

4.新发现的唐武令璋石椁和墓志王勇刚，白保荣，宿平，WangYonggang，BaiBaorong，SuPing

5.内史亳丰同的初步研究吴镇烽，WuZhenfeng

6.读金随札——内史亳同王占奎，WangZhankui

7.新书评介

8.从殷墟出土铜铙看南方铜铙的年代向桃初，XiangTaochu

9.西周钟镈组合与器主身份、等级研究常怀颖，ChangHuaiying

10.略论商周时期青铜卣的起源问题——以罐形卣为例马军霞，MaJunxia

11.试析铜鍑器耳突起装饰的象征意义郭物，GuoWu

12.从青铜器铭文看周代的赐"膰"礼景红艳，JingHongyan

13.西安尤家庄秦墓出土铜镜的初步研究马利清，宋远茹，MaLiqing，SongYuanru

14.甘肃马鬃山区石板墓初步研究席琳，XiLin

15.汉代墓葬出土鸱枭俑(壶)浅析张抒，ZhangShu

16.考古所见晋唐时期间裙研究万芳，WanFang

17.反映唐代义商与唐人财富观的三方墓志龚静，GongJing

18.清华楚简"武王八年伐(旨耳)"刍议沈建华，ShenJianhua

19.繁昌窑青白瓷化学组成分析及其衰落原因考察杨玉璋，张居中，昝义，YangYuzhang，ZhangJuzhong，ZanYi

20.周公庙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的理念与方法——2007～2008年度中国田野考古一等奖获奖项目介绍种建荣，雷兴山，ChongJianrong，LeiXingshan

1.陕西乾县河里范遗址发掘简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西区发掘简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考古所，韩城市文物局

3.猫、鼠与人类的定居生活——从泉护村遗址出土的猫骨谈起王炜林，WangWeilin

4.磨制石器类型学的分类原则与术语界定——以大辛庄商代石器为例钱益汇，QianYihui

5.双房文化青铜器的型式学与年代学研究赵宾福，ZhaoBinfu

6.商墓中的毁器习俗与明器化现象郜向平，GaoXiangping

7.晋南已发现的西周国族初析张天恩，ZhangTian'en

8.殷周时期的"举族"及其相关问题王建军，WangJianjun

9.赵孟介壶新研吴毅强，WuYiqiang

10.毛庆沟墓地年代学研究陈畅，ChenChang

11.汉代壁画墓的分区与分期研究黄佩贤，HuangPeixian

12.陕西勉县红庙"元兴元年"纪年砖室墓应为东汉中期何志国，HeZhiguo

13.唐公士念公夫妇墓及墓志考释马东海，MaDonghai

14.法门寺唐"捧真身菩萨"艺术原型再探葛承雍，GeChengyong

15.说何尊的"復……自天"及相关问题涂白奎，TuBaikui

16.宝鸡建河墓地出土战国时期秦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凌雪，王望生，陈靓，孙丽娟，胡耀武，LingXue，WangWangsheng，ChenLiang，SunLijuan，HuYaowu

17.三种铁质文物脱盐处理对表面锈层影响的对比研究邵安定，Shao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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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夜郞　综述　贵州史

夜郎是秦汉时期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方国，是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一环。研究夜郎的历史与文明，对于西南民族历史及西南开发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由于文献资料缺乏等诸方面的原因，对夜郎的研究一直处于低迷的状态。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夜郎研究有两次：第一次是明清时期，尤其是有清一代，一批贵州及热心贵州历史的外省籍学者如张澍、郭子章、洪亮吉、陈澧、田雯、丁谦、郑珍、莫与俦、任可澄、何观洲、童业藻对夜郎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代表作则有张澍《续黔书·庄蹻考》、郑珍《牂牁十六县问答》、莫与俦《都匀府南齐以上地理考》。这些前辈学者主要侧重于利用历史典籍中的地理记载及相关的史事以确定古夜郎国的地貌、疆域、有关地方的地理特征，如所临河流、四邻郡邑、著名高山等；其次是有关夜郎的史事，如庄蹻入滇路径、夜郎的有关情形、唐蒙开笮道等等[1]。第二次为20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至九十年代，以贵州省为主的一些学者在史学理论的指导下，对夜郎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在夜郎国的存在时间、境域及政治中心、社会经济及社会性质、夜郎的族属、夜郎与中央王朝及周边民族的关系及夜郎文化诸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夜郎研究却渐入低潮，无论是在论文数量、质量及研究范围上，都没有太大的进展；研究人员层次也呈现参差不齐的状况。可以说，夜郎研究在新世纪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以下简单概述2000年以来夜郎研究的基本情况。

首先，关于夜郎的族属及境域范围，仍然是讨论较多的问题。

翁家烈在总结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认为夜郎的主体民族是古代“夷濮”，夜郎国乃仡佬族先民濮人所创建。可乐考古出土文物当是仡佬族先民的文化遗存，可乐河南岸的墓群，就是仡佬族先民濮人与官军发生战争后阵亡者的墓地[2]。蒙礼云也讨论了相关问题，他认为夜郎王族的历史演变系列是濮—夜郎王族一僚一仡佬。在他看来，夜郎的历史较简略，从战国到前25年，以汉武帝时期为历史的界碑，但其社会性质基本未变 [3]。徐学书则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认为王滇及王夜郎的是源出岷江上游岷山山区行石棺葬的蜀人最古老的部族———蚕丛氏蜀人建立的岷山王国历史上的“岷山庄王”后裔，而不是楚庄王后裔[4]。

朱路依据《金氏族谱》及故人遗迹，认为夜郎的中心在今长顺县[5]。杨文金依据《金氏族谱》认为夜郎王“多同”后裔族是长顺县广顺镇金氏[6]。但实际上，《金氏族谱》出自清代，关于夜郎部分资料几站全录自《史记》，其叙述先代资料的可靠性值得怀疑，因此二文观点大可商榷。

在夜郎的境域问题上，翁家烈认为，古代牂牁江即今北盘江下游河段；夜郎中心区有兴起与强盛不同时期的层次之分，今之威宁、赫章乃西汉犍为郡之汉阳县，赫章又是汉阳都尉所在地，原皆为夜郎方国辖区[7]。蒙礼云则认为夜郎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其国都应在今兴仁境内[8]。此外，还有对个别地理位置的考订。杨东晨对《华商报》2001年1月18日发表的题为《夜郎古国“沉睡”沅陵》的报道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将湖南沅陵县城南古城址西山墓区中的大型西汉墓断为古夜郎国墓葬，值得商榷。实际上，楚之黔中郡城非秦代同郡之城，更非古夜郎国王城，上述沅陵西汉墓当为汉景帝之子、长沙国王刘发之后裔墓[9]。浚泉则认为今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州无论是从考古、史料、特定环境方面，还是从特产、民俗遗风方面来衡量，都应属夜郎之地，新晃是夜郎古县，名符其实[10]。王义全对夜郎国中心做了更精确的定位，他认为夜郎的中心公元前279年楚庄蹻伐夜郎时，在今长顺县的广顺镇。公元前111年(西汉武帝时)唐蒙杀夜郎王兴时，夜郎中心在今福泉市杨老寨[11]。

第二，关于社会性质的探讨基本上消歇。余怀彦针对周春元等先生主编的《贵州古代史》所主张的夜郎为奴隶社会的说法，指出夜郎的社会性质不属于奴隶社会，它并不具备奴隶社会的基本特征。他从马克思注意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这一点出发，认为对于贵州及其周边这样一个特殊地方，应不受欧洲发展普通模式的束缚，应另寻找对于夜郎社会的更加合理的理解和诠释[12]。

第三，关于夜郎的交通路线及文化沟通的通道方面。胡晓东认为，汉民族进入夜郎最早应始于秦代常頞“通五尺道”到夜郎[13]。其实，当时夜郎与四周的通道很多，把汉民族与夜郎的沟通限于一条道路，过于武断。黄海云通过考察此江源出及流经的夜郎、牂牁地望等方法，考证关于牂牁江为今北盘江、都江、右江上游西洋江的三种观点，得出北盘江最为契合的结论[14]。此文在资料梳理与考据方面下了些功夫，但是也不过是对他人观点增添了几分证据而已。刘汉东认为，西南地区与岭南地区的交通、经济和文化相通共印，岭南文化与西南文化互相影响，他在考察了两地出土的铜器后，指出铜器文化即是岭南文化与西南文化交流的体现；他进一步提出巴蜀移民在岭南建立的政权的观点，颇显新颖[15]。

第四，关于夜郎文化方面。夜郎文化应该是夜郎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许多方面有待深入探讨。

蒙礼云认为，夜郎文化是指夜郎人到西汉末期为止所独立创造的文化，其因素比较原始，如文献记载中的竹王传说、巫鬼禁忌等，以及考古资料中留下的一些依稀痕迹，这显示了夜郎人在2000多年前播撒文明火种的艰难历程[16]。

高艳、郭长智、熊宗仁也对夜郎文化进行了界定，他们与蒙礼云的观点不同，认为，所谓夜郎文化，并非特指两千多年前存在的夜郎国的文化，而是泛指夜郎国时期居住在夜郎境内的各民族及其尔后居住在夜郎故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也是他们与周边各民族各地区相互影响融合的文化。它是贵阳文化的必不可少的基因、源头和干流；其中也谈到夜郎文化如何与当今贵阳旅游对接的问题[17]。

刘恩元根据历史文献及地方志和有关资料记载，以及贵州历年出土商周至秦汉时期的青铜器、青铜冶铸范模和青铜冶炼遗址，对夜郎青铜冶炼业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阐述了古代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及青铜冶铸工艺的产生及发展，以及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自身特点[18]。

王天禄从历史、考古和人类学的角度，对贵州岩画及夜郎文化这两个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相应的论证，认为贵州岩画是夜郎文化中的现象，贵州岩画是古夜郎人留下的文化遗址，它形象地为我们展示了古夜郎人的社会生活，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夜郎的描述：“西南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他提出，贵州岩画是夜郎文化的重要遗址，是研究夜郎文化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是研究夜郎文化弥足珍贵的宝藏[19]。

熊宗仁从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经济学诸视野对夜郎进行了概述，为开展夜郎研究开拓了一片新地[20]。他以丰厚的夜郎研究方面的学术素养，对夜郎研究领域的拓展进行了探求与尝试。

第五，研究综述与研究方法。2000年以来的夜郎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研究总结、综述较多；一方面原因是世纪之初，对本领域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是一个潮流，另一方面，也是在夜郎研究徘徊不前的情况下，通过学术总结对研究思路突破的探求。在这些综述中，研究方法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侯绍庄结合夜郎研究出现的一些问题，指出对于文献资料的使用，要鉴别其真伪，了解各类史书的特点；对各类名篇史书记录的史实，要相互联系印证；对少数民族文献资料，要进行准确的断代。只有正确使用文献资料，才能把夜郎研究引向深入。文章还对有关夜郎的问题如境域、庄蹻循沅水及族属等进行了探讨[21]。文中提及许多学术研究的规范，可以说，为夜郎研究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借鉴意见。

宋世坤介绍了建国50年来夜郎考古在发现、分布和成果等方面的状况，分析了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特征及其代表器物[22]。

史继忠坚持夜郎研究应当充分利用文献和考古资料，他利用普安铜鼓山遗址、赫章可乐乙型墓葬及威宁中水I型墓的考古发现，证史、补史，对夜郎社会经济及中心地点进行了分析[23]。

王子尧介绍了根据彝族文献写就的《夜郎史传》，提出，夜郎分为武米、佐洛举、撤骂、磨汝摸等四个历史时代，是一个以夜郎部族君长为盟长的松散的盟长国。其始、兴、衰时间，相当于汉史的夏代至东汉初年，长达2000余年；地望时有大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随着各个时代而有变迁，大体上贵州的赫章可乐、安顺扬武和云南曲靖为其三个主要中心，而以安顺的时间最长。《夜郎史传》是记载夜郎磨汝摸开基创业，建立盟长国时期的夜郎。夜郎盟长亲自制订了夜郎盟长国有关经济、政治、军事、民事及文化的二十条成文法律[24]。

鉴于应用生物DNA技术研究考古人骨，在国内外已日趋完善。曹波建议，对贵州古代墓葬、遗址出土的古代人类遗骸，不妨采用此项技术，它的应用将有助于古夜郎主体民族的识别及许多相关考古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这是夜郎考古研究不能忽视的方法，也是夜郎研究的途径之一[25]。

林建曾强调，“夜郎学”研究应将历史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研究整合起来进行，按照以上研究路径，他得出结论，黔西北当是“古夜郎”的重要区域之一[26]。 以上为进入新世纪几年来夜郎研究的一些主要动态，从中不难看来本文开头对这几年夜郎研究现状所下的断语。不过，从其中反应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对夜郎的进一步研究提出建议和设想。首先，加强史料的搜集。正如上述专家所谈的，夜郎的研究需要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民族学的共同参与及少数民族传世文献和口述文献的整理，尤其是考古方面，应该寄以重望。贵州方面已经开展了夜郎考古为主题的大规模考古活动，而且在赫章可乐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相信不久的将来可能还会有更乐观的考古成果。据以往的经验，可以想知，夜郞考古发现重墓葬和青铜器上。在墓葬方面，首先要搞清夜郞时期墓葬的葬主是汉人还是夜郞人，以及摸清墓葬的分布及数量。如果墓主是夜郞人，通过墓葬的分布，可以弄清当时聚落、城址，以及因环境变迁而造成的夜郞民族聚居点的迁移；通过墓葬的数量，可以推测夜郞的人口规模。如果是墓主为汉人，通过墓葬的分布，可以了解汉朝在夜郞的统治模式，是军事屯守，遣官员直接统治，还是设吏以夷治夷？这从墓制及出土文物中或许可以探知；通过墓葬的数量，可以推测汉人在夜郞规模，比如，若有女性及孩童遗骨，则汉人长驻可能性较大，如主要是成人遗骨，则轮值戍守的可能性较大。在出土青铜器方面，首要的是搞清其所属的文化系统，是当地的，蜀地的，岭南的，还是汉地的？这个问题搞清了，不仅有利弄明白夜郞文化的产生发展，而且对其族属的研究也会提供新的例证。

其次，拓宽夜郎研究的领域，加强夜郎文化的研究。夜郎研究资料匮乏，但在这有限的资料内，在已有的成果基础上，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发掘夜郞历史现象和遗存的文化内涵，把夜郎研究从一个纯粹的历史研究，转换为文化研究，这应该是一个研究方向上的突破。这方面的研究范围较为广阔。首先是夜郞文化的界定；前已叙及，对夜郞文化的所指，尚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以为，对夜郞文化的内涵的把握要合乎事实，外延的把握要慎重、适当，夜郞文化严格地说，是夜郞国的文化，指其兴国到灭亡尤其是在西汉一代的文化，这是其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开展对夜郞文化的探究。由于历史久远，夜郞文化的载体存世极少，考古发掘也在进行之中，能形成研究的，一是青铜器，可主要集中在其冶炼、形制、风格上的研究上；二是现存夜郞时期的岩画，其内容研究或可了解其中生活、生产、风俗及宗教状况。由于史料稀缺，另一研究方向是对夜郞文化的钩索。夜郞国灭亡以后，原夜郞文化还持续存在，其文化特质甚至一直沿续到今，但已不宜再称夜郞文化，它产生了新文化型态，以其历史的阶段性演进而言，或可以称之为“牂柯文化”，并如此下延，依次名之。既然夜郞文化的特质没有消弥，则可从后世以至于今的文化遗存中探寻夜郞文化之踪迹。在充分研究夜郞文化的基础上，找寻其旅游价值，进而进行旅游文化的研究。夜郞文化的研究，其研究方法也相对较为丰富，可以使用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方法。

第三，加强专题研究。一是汉文化进入夜郎的通道及汉文化与夜郎文化的交接，以前的研究表明，进入夜郞的通道一般认为有从今四川沿“五尺道”、岭南沿珠江水系以及滇黔通道进入，但最近在湘西里耶出土的秦简显示，有从里耶到江陵（今湖北荆州）、临沅（今湖南常德）的文书传递通道存在，这样，极有可能存在着一条由湘西通往夜郞的道路，这一推断需要学者进一步研究。二是夜郎时期西南地区开发，夜郎与今四川、云南及岭南地区的文化交流。这主要依赖夜郞考古的进展，如果夜郞考古能出土足够量的青铜器或其他陪葬物，则可推知当时夜郞国的生产状况，以及与周边文化的交流状况。上述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夜郎问题是秦汉时期民族和边疆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搜集史料，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深入研究夜郎问题，应该是秦汉史、边疆史及民族史研究者可以考虑的研究课题。

[1] 林建曾：《“夜郎学”的研究路径以及古夜郎与黔西北的关系》，《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2] 《夜郎研究三题》，《贵州民族研究(季刊)》2000年第1期；《从可乐考古探索古夜郎及基族属》，《贵州民族研究》2003第3期。

[3] 《夜郎与夜郎文化辨析》，《黔西南民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

[4] 《庄王王滇、王夜郎考辨》，《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4期。

[5] 《千古悬念：夜郎故地探谜》，《当代贵州》2000年第12期。

[6] 《夜郎王“多同”后裔族属考》，《贵州文史天地》2001年第3期。

[7] 《夜郎研究三题》，《贵州民族研究(季刊)》2000年第1期，《贵州民族研究》2003第3期，《从可乐考古探索古夜郎及基族属》。

[8] 《夜郎研究三题》，《贵州民族研究(季刊)》2000年第1期，《贵州民族研究》2003第3期，《从可乐考古探索古夜郎及基族属》。

[9] 《湖南沅陵非夜郎国“沉睡”地考辨》，《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

[10] 《新晃乃夜郎古县考》，《民族论坛》2003年第3期。

[11] 《夜郎研究述评及新主张——夜郎中心黔南说》，《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2]《夜郎社会性质小议》，《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13]《汉民族进入夜郎新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14]《牂牁江考》，《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3年第4期。

[15]《论秦汉时期西南地区与岭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往》，《文史杂志》2004年第2期。

[16] 《夜郎与夜郎文化辨析》，《黔西南民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

[17] 《夜郎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贵州文史》2002年第3期。

[18] 《贵州古代青铜冶铸工艺技术研究》，《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第4期。

[19] 《贵州岩画与夜郎文化关系试探》，《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20] 《不同视野下的夜郎：兼论赫章与夜郎的关系》，《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21] 《正确使用文献资料，把夜郎研究逐步引向深入》，《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22] 《夜郎考古综论》，《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23] 《文献与考古结合是探讨夜郎问题的根本途径》，《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24] 《就谈夜郎》，《贵州民族学学报》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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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考古学文化；研究方法；解读

中图分类号：K87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156-01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学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我从中选择了《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三篇文章进行阅读。《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一文，通过五个部分介绍了仰韶文化被发现之后，学者们对其文化源头的探索及论证过程；在长达数十载的争辩中，仰韶文化的源头从模糊到比较清晰，其中的研究和论证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阐释了半坡文化与庙底沟文化的时间问题，并总结了之所以出现“争辩的各方使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方法，路径相同，论据确凿，结论却大相径庭”的原因。《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介绍了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的争辩、原则的确立及命名程序。选择这三篇文章，不仅是因为课程的要求，而且它们相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为例，系统介绍了考古学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及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在考古学文化中，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考古工作实践中常常遇到、看似简单而实为复杂的问题。对于此类问题的探讨，不仅仅是在仰韶文化的研究中，在我国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中，也非常重要。

一、 对考古学文化本身的深入解读

但凡人们在发现、研究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本身内涵的时候，都会思考这么一个问题：这种文化从何而来？也许是人们喜好追根溯源的心理、亦或是人们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理，都催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探索文化之源头，就像人们喜欢攀爬最高的山峰、追寻最长的河流一样。但是，这样的溯源，对于考古学文化研究来说，要以所发现的考古学文化本身为中心，只有对其本身进行详实解读后，才有依据去追根溯源。

所以，在《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这篇文章中，我们也能看到作者所总结的各位学者关于仰韶文化源头研究的“分源”观点，即仰韶文化虽然分布面积广、其中类型多种多样，但是其早期的各类型却各有其来源。从此观点出发，以追求仰韶文化之“本”的源头，便使线索清晰，有理可循。这就是在找准了仰韶文化之“本”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二、严谨的考古学方法

地层学和类型学为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但是，如何将这两种方法准确、灵活运用，我认为却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虽然，就半坡与庙底沟类型的关系问题而言，王先生在《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中开篇即提出：争辩的各方使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方法，路径相同，论据确凿，结论却大相径庭……至于这样局面的症结所在，现在似乎还并没有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但是，我认为我们依旧可以从前人的探索中学习、总结出一些方法和经验。

在考古学中，还有另一基本理论——地层学，我认为我们利用类型学进行器物研究，至少是应该以地层学为基础和前提的。王仁湘先生在《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中还提到，随着下孟村等遗址的发现，地层证据成为了显示半坡文化早于庙底沟文化的一个依据，许多学者，包括曾经认为庙底沟早于半坡文化的学者，也通过对地层的解读，认为半坡应该早于庙底沟文化。

在考古工作中，我们如何去思考、对待考古学文化的嬗变，怎样确立考古学文化嬗变的维度，也许会比文化人类学难得多，因为考古学的文化研究对象已成为历史，并湮没于黄土之下，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大多在现世中还能找到，并且可以对目标进行跟踪调查访问；但是我相信，透过地层、遗物、墓葬、房址、经济生活模式、地理位置、规模……我们依旧能够从文化的整体空间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只是现在于我来说，由于积累有限，解决这些问题还非常困难。

三、结语

要挑出别人的问题和错误是相对较为容易的，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确实非常困难的。虽然，现在的我们回过头去看早年的研究，会发现在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方法中，存在着一些缺陷，但是，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缺陷才促使我们不断地改进研究方法。今人一个看似简单的结论，却耗费了前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中，也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和教训。读完王仁湘先生的这三篇文章之后，我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是，要解决考古学文化研究中的问题，我自认为是能力不够的。不过，这也将会是我进一步学习的一个起点，让我从这些问题着手，更仔细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参考文献：

[1]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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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水田考古研究，从技术、方法和研究思路上都是考古学发展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全面复原古代社会等学科任务的提出，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水田考古研究不仅提供了关于水田稻作农业发展历史的信息，同时，关于水田结构、生产方式等的研究结果对于认识古代社会的发展也有重要帮助，水田考古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现在已经形成了关于水田考古研究系统的方法。

1948年，考古学者在静冈县登吕遗址首次发现了弥生时代的水田遗构，包括水田和水沟。还有同时期的居住、粮仓遗迹等，后两者位于相对较高的位置。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水田稻作的木制农具。1965～1966年，在滋贺县的河南遗址发现了弥生时代的水田遗迹。1968～1969年，在冈山县津岛遗址发现了弥生时代的水田遗迹。1977～1978年，在福冈板付遗址发现了绳纹时代最晚期或者是弥生时代最早期的水田遗迹。1980年，在福冈县唐津市菜田遗址发现了与板付遗址同时代的水田遗迹。1982年，在青森县垂柳遗址发现了水田遗迹，这是现在已知的最北的弥生时代水田遗迹。此后的20多年以来，水田遗迹不断发现，关于水田结构、稻作农业发展及其与古代社会的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重要突破。主要有三个方面。

（1）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在弥生时代最早阶段，就已经出现了水田。虽然现在学术界关于弥生时代开始和绳纹时代结束的时间还有不同意见，但多数学者已经接受了水田出现作为弥生时代开始的一个重要标志的观点。（2）虽然多数水田都发现有田埂、水田和水道等系统，不同历史时期水田的结构有显著区别，特别是弥生时代水田与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水田存在很大差别。弥生时代水田以湿田为主，水田位于临近河流或者湖泊的低地，灌溉系统没有或者不发达。从古坟时代开始，水田以干田为主，并逐渐成为主要成分，这是灌溉系统逐渐完善的结果，同时还导致了水田管理体系的发展和社会复杂化的发展。9世纪平安时代已经发展出了完善的条里制，就是以条里的形式管理和组织稻作农业生产。（3）各个时期都存在水田祭祀活动。

在日本，水田考古是以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水田遗构为开端的。然后，通过对这些水田遗构的土壤样品进行各类分析（主要是花粉、植硅体、寄生虫、土壤性质等），总结出水田土壤中这些生物或者土壤指标的特点，再将这些结果运用到水田遗迹的寻找和确定。可以说，是田野考古与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等技术的共同发展，促进了水田考古的发展和逐渐完善。

田野考古是水田考古的基础。著名的登吕遗址水田的研究，就是从田野考古中发现水田遗构开始的，正是由于确认了水田遗构，才开始了一系列的相关分析并确认了水田的存在。同时，那些首先采用植硅体分析估计可能是水田的遗址，也需要通过考古发掘进行确认。田野发掘中，水田的主要标志是A面和B 面以及在这两个面上保存下来的田埂、水沟等遗迹。A面就是种植水稻的那个面，一般土质比较软，颜色较深，在这个面上经常能找到田埂的痕迹；而B面则是水田土壤中下面的部分，在这个面上通常会发现水垢的痕迹。并不是所有的水田都能找到这两个面，有时会因为受到后期破坏而无法找到A面。田野考古过程中寻找水田痕迹，和发掘其他遗迹一样，既需要大胆想像，更要有耐心，要仔细分析和研究。现在日本的考古发掘人员已经能够很熟练地操作寻找水田的技术。

对水田土壤样品进行植硅体分析，是水田考古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植物考古专家通过分析考古发掘中确认的水田土壤样品的植硅体和对现代水田的土壤进行分析，提出了确认水田土壤的标准：一般来讲，由于人类活动和地貌等自然环境影响导致水田土壤沉积的速度不同，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每克水田土壤中包含的水稻植硅体的数量明显不同，水田使用时间的长短也是影响水田土壤中水稻植硅体数量的重要因素。在水田考古研究的早期阶段，一般将每克土壤中含水稻扇型植硅体5000个作为水田的判别标准，但是，随着水田考古中田野考古技术的进步，考古发掘人员识别水田土壤的能力逐渐提高，近年来已经可以在水稻植硅体含量低的地点找到水田的遗迹。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实例就是三重县筋违遗址，在初期的植硅体分析中，每克土壤中只发现了200个以下的水稻扇型植硅体，但通过考古发掘，还是找到了水田遗迹。这个事实说明，即使是土壤中水稻植硅体含量比较低（低于每克土壤中200个），这种土壤也有可能是水田遗迹。虽然通过植硅体分析确认是否有水田遗迹，不能固守一个标准，但是，根据植硅体的研究结果，采用钻孔的方法采集可能有水田地点的土壤样品，对其进行植硅体定量分析，就可以大致确定这个地点是否有水田，并根据考古发现对其年代进行大致估计。如果每克土壤样品中植硅体含量达到一定数量，就说明可能有水田，然后进行解剖，从剖面上观察是否有水田的遗迹，如果确认可能有，就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或者发掘，对于发掘的结果，还需要采用植硅体定量分析的方法进行确认。对考古发掘中浮选的炭化稻遗存进行分析鉴定，虽然也是水田考古中的内容，但是，由于保存条件和形成方式的不同，在确认水田是否存在的过程中，炭化种子的分析与植硅体分析的意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孢粉分析也一样，因为孢粉在水田中沉积的方式与植硅体不同。

对水田土壤进行寄生虫分析，能够提供是否有施肥活动的信息，其基本原理是：如果水田土壤中含有一定数量的属于人畜粪便有的寄生虫种类，就说明可能当时有施肥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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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辩证唯物主义；高校；考古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264-02

高校考古教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受到广泛关注的热门学科。但目前考古学专业教学存在很多弊端，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如何改革高校考古教学以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任。本文认为高校考古教学改革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形成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教学理论和方法三位一体的改革体系。

一、用“求是”的理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高校考古专业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制度。21世纪中国高等院校培养考古人才的标准是懂得文物考古法规、多学科基础知识扎实、学术思想进步、具有娴熟的田野技术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综合人才。然而，当代考古学人才的培养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一方面高校内部考古学科的资源仍相对匮乏。“考古学本身是一门基础的人文学科，但其研究理念和方法技术却具有文理交叉的性质，在对古代遗存进行分析研究的过程中，不但需要多种仪器设备，也需要具有多种知识背景的人员”[1]。如果高校过于看重招生数量和规模，依据招生盗颗渲醚Э谱试础⑷范ㄊψ时嘀疲或者简单地将考古学作为人文社会学科进行资源配置，就会严重地限制考古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另外，考古专业的课程设置也不甚合理，专业分割过细，知识结构单一，多学科融合层面相对薄弱。此外，在硕士研究生培养层面上，面临着本科非考古专业的人数较多、生源基础差的问题。很多考古专业本科生放弃了本专业的学习深造机会，改行从事其他专业的工作；大量的非本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却带着对考古学的误解步入考古专业攻读硕士学位。这些学生的考古学专业基础相对较差，在硕士阶段首先面临的就是考古学专业基础和专业实践的补课问题，更高层次研究能力的培养无疑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博士研究生由于种种因素限制，与研究课题相结合的田野工作难以开展，因而导致依托田野发掘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的博士学位学术成果数量不多。要改变这一现状，关键是要实事求是，立足于人才培养现状深化改革。总的说来有两个原则：一是高校的改革与发展必须与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相适应，成为向社会培养输出优秀人才，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二是必须尊重自身的发展规律。考古人才培养改革必须在保持专业特色的基础上，实现专业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和课程体系改革的全面发展。总之，在考古学的人才培养方面要实事求是，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该怎样根据人才培养目标设置学科内容都要从实际出发，不可人云亦云，照搬照抄。

二、根据运动理论促进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要依托于人才培养目标，而人才培养目标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培养什么样的考古学人才不同的历史时期要求也有所不同。因此，学科建设也要不断改革和完善，用运动的原理改革学科建设才是正确的方向。

首先，用运动的观点构建史前史。史前史占据人类历史的很大一部分，不能忽视，特别是人类、农业和文明三大起源问题。将这些考古学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及时补充到学科中，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启发他们从世界历史体系角度来审视中国古史，弥补了文献古史的不足和局限。

其次，用运动的原理建设考古学学科体系。“考古学的研究打破了中原中心论的错误与偏执，将中原之外的灿烂文化揭示出来。这一方面的内容在学科体系构建时需要重点关注，比如商时期的四川盆地出现了不低于中原文明的三星堆文明，北方草原也有极富游牧文化特色的青铜文明。通过与文献的对比，有助于学生摒除中原文化优于其他地区文化的错误史观，对于学生树立以考古学学科新知识体系为基础的正确历史观有重要作用”[2]。

再次，用运动的原理丰富历史学学科资料。教学中要适当增加史料比例，将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讲授，引导学生对史料进行辨析、解读，将历史文化的背景与考古资料对照分析，增强学生的证据意识和逻辑思维能力。比如，礼制在中国古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政治、思想和民俗上都有诸多表现，文献记载相当普遍，而其物化表现形式也在考古资料中大量存在，在教学内容设计中应将这些内容突出。

第四，地方史的研究往往是地方院校历史专业的重要内容。我院考古专业根据考古新发现及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红山文化等特色考古学文化内容，使学科建设随着考古发现不断推进。这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认识，并有助于学生地方文化情结和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形成。

总之，考古教学很多领域都有扩展的空间，考古学的学科建设要与时俱进，教学改革也应永远处于运动中。

三、根据实践理论更新教学理念

考古实践既是培养考古专业研究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因此，考古教学改革一定要遵循实践的原则。

首先，考古学是文理交叉学科，实践环节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因此考古学专业应该加大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实践的力度，进一步完善教学体系。目前，学界以及教育界己经认识考古实践在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比如，开创了田野学校这一培养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新途径，期望能从根本上解决课堂讲授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

其次，考古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为了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国家各项事业对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要求，研究生阶段的田野实践应被纳入考古学科研究生专业的培养计划中，以便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达到高校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和能力之培养目标。

再次，考古学是一门综合的学科，其发展既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受到历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又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田野调查虽然也受以上因素制约，但仍然不可或缺。同时，田野实践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根据当前对考古学人才的要求：即着重培养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过硬的基本技能和创新能力，我们认为田野实践的开展和推行对我国高等院校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高校研究生教育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落实科研、理论、实验交叉融合的保障。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在注重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基础训练的同时，应着重培养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学术创新能力”[3]。在教学改革中，除了要强调进行考古学的基础训练，即要求研究生熟练掌握国内外考古领域的基本理念、调查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同时更要注重培养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进行学术创新的能力。

四、用发展的观点促进教学方法改革

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古代的遗迹和遗物，考古专业的学生需要熟悉各时期遗迹、遗物的特征和演变规律，因此教学中直观的内容占有较大比例。而传统的考古教学一般是课堂灌输，缺少考古调查、发掘和遗物等直观、动态化演示，因此，必须用发展的观点审视课堂传统教学模式改革。在课堂教学中要采用大量r活的图片和视频资料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和研讨兴趣，因为考古学本身就是直观的、动态的，学生学习方法也在不断在调整变化中，所以考古教学方法也要不断变化。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多媒体技术在考古学教学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在教学当中，多媒体教学法的高效、规范、声像结合，大大优化了考古学教学，并被学生所接受。在考古教学中采用这种教学手段，可将抽象内容具体化，将复杂事物简单化，将微观事物宏观化，并能多角度地向学生传递教学信息，大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另外，通过多媒体教学，又可以节省时间，来进行其他的课堂教学，如组织和本节课相关的课堂讨论、学生主题发言、读书报告会等辅教学活动”[4]。更重要的是它能使教学思想、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及课堂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对于拓展学生的知识结构、开拓学生学术视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给学生创造一个丰富、轻松的学习环境。多媒体技术，使教学内容形声化、表现手法多样化，对学生的感官进行多路刺激，使学生处于一种轻松愉快的环境中。这就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学生听课造成的疲劳和紧张，充分调动学生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除了采用多媒体技术外，还要综合分析各个门类考古的学科特点，用“发展”的理论调整教学方法。因为考古学是一门涉及面很广的学科，它和历史学、古文字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植物学、动物学、体质人类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提供各个门类相关的考古学信息，培养专业性强、学识精深的各门类考古学人才。时代在不断发展进步，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教学方法的改革要根据教学内容的不断更新而调整。

总之，高校考古教学改革要立足于时代需要，实事求是，要不断完善学科建设，遵循考古学的实践性原则，不断改革创新，更新教学方法。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指导高校考古教学改革，有利于充分合理地利用高等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也必将取得很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韩国河.关于考古学人才培养的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6）：137―138.

〔2〕彭长林.历史专业考古学教学改革探讨[J].凯里学院学报，2015，（01）：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