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的责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食品安全的责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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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公司法理论认为公司的利益和股东的利益是一致的，其建立起来的原则是: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法律上对股东承担受信义务，公司只应对股东利益最大化承担责任，即所谓的“股东至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司的绝对营利性的理念会对社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公司在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与一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是负相关的关系。人们开始讨论，公司是否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为股东赚钱的工具。

(一)公司社会责任理论

公司社会责任的争论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的美国，早在1930年代已经萌芽，并形成了两派观点鲜明的对立立场。赞成公司社会责任的人通常基于下列的论点:首先，现代社会对公司组织的期待发生了变化，已由纯然的经济组织的看法转变为兼具社会性使命;其次，从长远的角度来衡量传统公司行为的公司追求“利益最大化”，公司负起社会责任，可以改善公司所处的环境，提升公司隐形的投资，有利于公司长远的发展;最后，公司有道德上的义务帮助处理社会上的问题，因为某些社会上的问题是由公司造成的。而反对者则依然坚持传统的公司行为和责任标准。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确实对现代法律产生了影响。到了1980年代开始，现代法律意识到了其重要性，并将这一理论写进了法律之中。在商法比较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的标准公司法和《公司治理准则》中，都包含着有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我国的立法也逐渐重视公司、董事的社会责任。比如说我国将“社会责任”写入了法律，《公司法》第5条明确实用了公司“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根据该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81条:“上市公司应当尊重银行及其他债权人、职工、消费者、供应商、社区等相关利益者的合法权益。”第86条:“上市公司在保持公司持续发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当关注所在社区的福利，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等问题，重视公司责任。”

(二)董事、高管对利益相关者的义务

公司的社会责任最终应该具体落实到公司内部哪个机构呢?关于社会责任的争论实质上就是从这一个问题衍生而来的。公司社会责任的争论的历史上述已经提及，具体在1927年到1932年之间，这场争论的焦点就是董事和经理应当为谁负责。董事、高管应该对消费者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吗?利益相关者理论是解释公司社会责任的主要理论依据，也可以解决董事、高管是否应该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公司是一个由物质资本提供者(股东)、人力资本(管理层、雇员)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居民、消费者)之间组成的契约网，各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投入各种要素，以取得单个主体无法获得的合作收益，公司就是各种要素的组合和利益相关者的联结。公司的设立于存续并不仅源于股东的投入，不能将公司捆绑于股东之上，相反，公司是一个独立并超越于股东的、有着自身利益的自我实体。基于公司创立形成一个独立的法律秩序和法律人格，该法律人格不仅仅源于股东，还源于其他利益相关者。按通常的理解，公司的社会责任是以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为义务相对方的。但利益相关者的范围究竟多大呢，并未达到完全的共识，最广泛的理解指那些能够影响公司目标现实的以及能够被公司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群体。这些群体和个人主要包括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社区、自然环境以及整个社会。关于如今从债权人、雇员、或者自然环境来论述公司社会责任或者董高责任义务的文献较多，然而很少从公司社会责任角度来谈及董事、高管与消费者之间义务关系。从我国的立法情况来看，也有扩大董事、高管义务的这种趋势《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43条:“董事会应该认真履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职责，确保公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平对待所有股东，并关注其他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公司法修改草案专家建议稿的147条增加了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但是该条建议并未在新的《公司法中》得以体现。

(三)董事、高管对消费者的责任

公司的社会责任既然依赖于董事、高管履行，那对于消费者而言其承担的责任的范围又是多大呢?实际上，董事、高管对于利益相关者的义务也是有层次的。类比自然人的注意义务，不同情况下董事对利益相关者的义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董事、高管应尽的基本义务，就是保证公司遵纪守法、合规经营。这是法律意义上的公司社会责任。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个人社会责任在核心上个共通点。在社会中，个人有追求自己的幸福快乐，公司也有权追逐利益。然而个人虽有权追求幸福快乐，其行为需要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的要求;同样公司以营利为目的，其行为也不能逾越法律的界限;第二层，董事、高管对利益相关者承担较高层次的义务，就是基于商业伦理的要求负责人的经营，这是在商业伦理意义上承担的社会责任，可称之为商业伦理责任。某种程度上，公司承担商业伦理与自然人以伦理为行事准则有着相似性。公司的商业伦理责任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公平正义的伦理观念分配给公司承担公平责任;第三次，董事、高管对利益相关者承担更高层次的义务，这类的责任可称为社会公益责任，对公司的要求较高，是基于慈善目的利用公司的资源回馈社会。董事、高管于消费者的义务应该属于应尽的基本义务，在不跨越法律底线的前提下，确保公司盈利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三鹿奶粉的董、高之所以受到法律的制裁，是因为他们逾越刑法的底线，未履行董事、高管对消费者的基本义务。因为社会环境的和外部法律的缺陷，董事、高管也应该负起第二层所说的较高的义务，更好的保护消费者。

二、扩大董事、高管对消费者注意义务的现实必要

刚从理论方面剖析了扩大董事、高管对消费者义务的可能性。若从三鹿等食品安全的案例出发，单就食品类公司现今的社会环境、外部法律、监管效率等方面考虑，可以发现从公司内部挖掘一种内在的约束力来抑制食品安全问题是有客观必要的。

首先，截止最新的统计数据:在2013年7月，“英国经济学人智库”的《全球食品安全指数报告》中，从家可供给的食品、食品的利用率以及食品质量和安全性三方面评估了107个国家的食品安全状况。数据显示，去年全球食品安全平均53．5分;发达国家仍然占据排名的前1/4，美国继续高居榜首，挪威和法国分列第二和第三。相较此前一年，中国的食品安全得分减少了2．2分，排名下降4位，60．2的得分排在107国中的第42位，处于世界中上游、发展中国家前列。千万不要被这单纯的排名蒙蔽了双眼，与发达国家相比的话，中国的食品安全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还有一份想当震撼的数据，一位叫吴恒的复旦研究生在2012年时候发表了一份名为《易粪相食，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图》的调查统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其收集了从04年开始到11年为止各个地区的关于食品安全的大约3000份新闻报道。

其次，虽然那些反对公司社会责任的一直以社会的问题需要法律来指引、评价、教育、预测以及强制，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指数排名靠前，和其法律本事的完全和监管实践的效率是分不开的。实际上，就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仅靠《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控制董事、高管不为了过分追求公司的利益而作出一些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政策是完全不够的。我们已经把董事、高管对消费者的义务清楚的分了层次，对于第一层来说，这是一种法律责任。尽管三鹿的董事长触及了法律的最低线而受到的刑罚，但这样类似的食品安全案例在中国少之又少。在吴恒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图》中，那并未触及刑法而类似掺杂掺假、非法添加剂的食品安全问题数不胜数。我们是不是应该试问下我们法律底线是不是过于宽松了呢，或者法律本书存在着多多少少的缺陷呢?以《食品安全法》为例，其85条仅规定了，对经营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未涉及非法添加剂的问题。再者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例，虽然49条规定的双倍赔偿的条款，但是真正要得到双倍赔偿并非易事情。因为，消费者要得到双倍赔偿必须满意以下条件:一是经营者有欺诈的故意;二是消费者有因欺诈而上当受骗的结果;三是消费者上当受骗的结果与经营者的欺诈有因果关系。在实践中，要满足这几个条件并有效的举证是比较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由于外部环境和法律本事的缺陷，在混合各种行政监管体系混乱等因素，依靠外部法律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是靠不住的。如若从公司内部的管理机制出发，扩大公司的决策者即董事、高管对消费者的义务，来保障公司不触及法律的底线或者公司对消费者负担更高的义务是有这种现实必要的。

三、扩大董事、高管对消费者注意义务的制度设计

由于公司独立的法人人格和独立的责任主体地位，所以董事、高管对于其作出的违法的决策，只要不触及刑法犯罪的底线，就可以免除其的责任。这样的制度设计，减轻了董事、高管的违法成本。而对于公司的股东来说，在这样的监管混乱，法律不完善的食品生产行业，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宁愿冒着可能被行政处罚的危险，也会支持董事、高管的政策。所以说，法律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些列的制度，从公司的内部根源入手，增加董事、高管的违法成本来杜绝这种不诚信的商业决策的出现。

第一，鼓励公司章程中加入董事、高管对消费者注意义务。公司章程是公司治理的重要依据，公司依据章程来约束其成员，并以此章程作为该种组织的行动指南。对于公司的管理者而言，他们是基于对已经发生效力的公司章程的认同而加入公司。如果法律鼓励股东在创立公司时候把管理者对消费者注意义务写入公司章程中，就能更好的约束管理者的决策。其次，公司章程中加入此类的注意义务，公司的股东就会成为董事、高管的潜在监督者。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股东可以向法院提讼。对于鼓励公司章程中加入董事、高管对消费者的注意义务其实质就是呼吁股东在创立公司的起初考虑到其服务的消费者的权益，更把公司的利益着眼于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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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坚决取缔无照经营或超范围从事食品经营活动，严厉打击经销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建立健全索票索证制度，严把入市商品质量关。

二、健全责任追究制度。以各片区为责任主体，层层包干，各负其责，责任追究，确保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到位。

三、实行业主承诺制度。明确所有食品经营者都是食品安全的责任人，对食品安全责任必须作出公开承诺。对违反承诺的，依据承诺内容和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四、建立质量举报警示制度。发挥消费者投诉举报和红盾维权站作用，及时发现，迅速处理食品质量和安全隐患，受理解决投诉。

五、落实商品质量公告制度。及时掌握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对合格和不合格食品在食品质量专栏、触摸屏、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上公示，营造安全消费环境。

六、实行不安全食品限期召回制度，加强食品质量监控，对巡查和抽查鉴定为质量不合格的食品，保证3个小时内全部下架退回，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七、实行依法从严查处制度。坚决查处大、要案，严厉打击经销假冒伪劣食品的违法行为，对屡禁不止的企业，责令停业整顿，狠狠打击不法分子。

八、强化信用管理制度。建立食品经营企业信用档案，实行信用监管制度，对食品经营企业实行扣分制、信用公示制度等，促进食品经营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九、建立新闻监督披露制度。加强宣传报道，重视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作用，加大对制假售假企业和大、要案的曝光力度，营造全社会重视食品的安全氛围。

十、建立科学的检测制度。加强市场检测，实现经营者的自我管理，加强对食品安全动态监控，不断提高食品安全的科学监管水平。

单位：城关工商所 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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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化剂饮料、瘦肉精火腿肠、皮鞋胶囊……食品安全事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食品安全案件中,消费者往往只能获得赔礼道歉、全额退款或一般的损害赔偿。面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单个消费者,低廉的违法成本使企业的道德操守和社会责任感已然让位于经济利益的优势。因此,食品安全案件中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已成为法律为消费者合法权益设置的最后屏障。然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食品安全法》出台以来,学界关于其中惩罚性赔偿规范构成要件不明确、赔偿标准过低、过于固化的诟病一直不断,对该两法以及《侵权责任法》有关惩罚性赔偿条款的适用关系也莫衷一是。解释这些条文,厘清条文间的适用关系,实现法律内部自治的同时达到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目的,是本文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现行立法之检讨

惩罚性损害赔偿(punitive damages),也称示范性的赔偿( exemplary damages)或报复性的赔偿( vin-dictive damages),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1]。在大陆法系,无论是侵权损害赔偿还是违约损害赔偿,都是奉行单纯的补偿性民事法律责任制度{1}。然而在生产、销售食品而致消费者遭受损害的案件中,从惩罚、遏制严重违法行为,补偿受害人损失,激励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等角度出发,赞同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观点已成为主流,并为立法所接受。

中国大陆地区在食品安全责任中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始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也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与之相对,《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了侵权性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该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针对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也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责任:“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在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致人损害的案件中,受害者可以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要求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在适用中,该条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在适用范围上存在重叠,但各自适用要件不相同,“十倍”、“一倍”与“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在赔偿范围上也相去甚远。在法律适用中,准确适用《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帮助消费者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权益,需要对该条做出解释,以明确该条与以上各惩罚性赔偿条款的适用关系。

二、民法规定在《食品安全法》中的适用

对于生产、销售食品而造成的人身、财产或其他损害,除《民法通则》、《合同法》、《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规定外,受害人可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在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解释适用中,有学者认为,该款规定是对食品生产经营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2}。但运用文意解释的方法,该条所指“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应不限于侵权责任.还包括违约责任及缔约过失责任。其原因在于,结合《食品安全法》其他条文,“违反本法规定”涉及多个责任主体,不仅包括食品生产者,还包括与消费者订立合同的食品销售者以及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和展销会举办者、虚假广告代言者、食品检验机构等;违法行为也不仅限于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还包括不召回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广告内容虚假等。“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不应限于固有利益损害,例如经营者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还侵害消费者依据合同本应获得的履行利益;食品检验机构违反本法规定出具虚假检验报告,使食品生产者、销售者对消费者负担赔偿责任,对生产者、销售者而言,此种损失为纯粹经济损失,亦不属于侵权损害赔偿的赔偿范围。另一方面,根据立法者的解释,“对于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其他损害的,除了适用本条的规定外,还要依据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承担民事责任”{3},由此可见,立法者也未将该条所指赔偿责任限于侵权责任。

从法律效果来看,该款要求违法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然而,该条并未明确责任构成要件,为一不完全法条。不完全法条虽然仍具备法律效力,但规范要素不完整,只能被用为进一步说明、限制或引用另外一个法条或章节的依据。这种法条与其他法条联合,以组成命令或授权规定,才能发挥规范功能{4}。就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而言,该款使用了“违反本法规定”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语句,表明该款为一引用性法条,需要结合《食品安全法》的其他条文及其他法律明确其规范的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因此,适用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应当依据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况,引用《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违约责任或缔约过失责任。

关于能否依据第九十六条第一款所指“违法”引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关于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规定,立法者没有给出明确答案。有学者从法条的内在逻辑体系出发,认为《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责任,而第一款仅规定了填平性、补偿性的损害赔偿责任。在消费者追究食品生产经营者民事责任时,人民法院应当坚持惩罚性赔偿责任与填平性赔偿责任并行不悖的原则{5}。笔者认为,根据上文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解释,该款所指“违法”可以指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及《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不能排除依据《食品安全法》

第九十六条第一款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可能性。 三、食品安全责任中惩罚性赔偿的构成

(一)合同责任中惩罚性赔偿的构成

针对食品经营者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了经营者应承担的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学者大多认为,此种惩罚性赔偿责任为合同责任。究其理由,在于该项惩罚性损害赔偿发生的场合乃是消费者与经营者间的消费问题的纠纷,因合同关系所生{6};又因该条规定的产品欺诈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所着眼的是欺诈的恶意{7},无须具备损害事实要件{8};此外,《合同法》也已明确将此种责任归于合同责任制度中{9}。在此基础上,更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责任以合同的有效存在为适用前提,是违约的补救措施,合同若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当事人即丧失双倍赔偿的依据{10}。但也有观点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与合同命运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合同因消费者请求而被撤销,则该消费者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可得发生缔约上过失责任。在缔约过失或违约责任中,都可以并用惩罚性赔偿{11}。笔者认为,不仅在违约责任中,消费者在缔约过失责任中也同样可以提出惩罚性损害赔偿请求。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也明确规定,在出卖人欺诈买受人,导致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解除的情况下,买受人仍得请求惩罚性损害赔偿,此种规定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在缔约过失责任上附加惩罚性赔偿亦已为民事审判实务所接受。

在法律适用中,依据该二条追究食品经营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需要满足的要件有:第一,请求权主体为消费者,对象为与消费者订立合同的食品经营者。消费者是指不以生产经营为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自然人。鉴于消费者购买商品、服务时不以生产、销售为目的,经营者以食品销售者、餐饮服务提供者为主。第二,主观方面,食品经营者有欺诈消费者的故意。构成欺诈,要求经营者有欺诈的故意,实施了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的欺诈行为,并因此而使消费者陷入错误进而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12}。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食品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在符合以上要件的情况下,消费者得依《合同法》第四十三条、五十四条,撤销合同,要求经营者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或者依《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要求经营者承担违约责任,在以上两种情形下,消费者均得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和《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除以上两款外,《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了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其中,食品销售者与消费者之间亦存在合同关系,存在适用合同责任的可能性。然而关于该款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性质,有观点认为,为侵权责任{13},其理由有多点:第一,第九十六条第一款是对食品生产经营者侵权赔偿责任的规定,依体系解释原则,该条第二款应当是对第一款的补充规定,也是侵权责任方面的规定{14}第二,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无合同关系,消费者要求生产者承担违约性惩罚性赔偿责任没有请求权基础;第三,违约性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为行为责任,不以实际损害为要件,对生产者克以行为责任与缺陷产品召回规定会产生冲突;第四,在未造成固有利益损害的情况下要求生产者、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违背法律责任认定的公正原则{15}。而另一种观点认为,适用该款,食品消费者既可基于侵权责任法理追究食品生产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也可基于违约责任法理追究销售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消费者可以对此做出选择{16}。

应当看到,相较补偿性赔偿,惩罚性赔偿有其特殊性:在功能上,一般认为惩罚性赔偿以制裁、遏制为其目的;在构成要件方面,惩罚性赔偿的成立也要求在一般责任成立要件基础上具备特殊的构成要件。但惩罚性赔偿责任仍然具有附随性,具体表现在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基础法律关系之上,或是基于合同关系或是基于侵权关系{17},因此,惩罚性赔偿责任究竟为合同责任或侵权责任也应依所依附的补偿性赔偿责任的性质而定。在法条的内部逻辑结构上,第九十六条第二款针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这一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是对该条第一款所做的补充规定。该款所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性质,取决于依据第一款提出的补偿性赔偿责任的性质。

依对第一款的解释,第一款所指赔偿责任可以为侵权责任,也可以为违约责任、缔约过失责任,那么第二款所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也不限于侵权性质,还可能为合同责任。在与其他法律条文的关系上,要求生产者对消费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并不会与《侵权责任法》、《产品责任法》规定的产品召回制度产生冲突。

因此,消费者请求销售者承担违约责任或缔约过失责任亦可以依据第九十六条第二款,附加惩罚性赔偿责任,该项责任的成立需具备以下要件:第一,主体方面,责任主体为食品销售者,请求权主体为与销售者订立合同的消费者;第二,主观方面,销售者明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具有欺诈消费者的故意;第三,客观方面,生产者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标准分为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具体包括《食品安全法》第二十条规定的食品、食品相关产品中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限量规定,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等八项内容。该项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为消费者购买食品所支付价款的十倍。

(二)侵权责任中惩罚性赔偿的构成

《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适用于缺陷产品致害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根据《产品质量法》第二条,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产品应当经过“加工、制作”,未经加工制作的初级产品,生产者难以对其质量加以控制,但该类产品亦有相关的质量标准,由于行为人的过错致使初级产品具有致人损害的缺陷,例如明知会造成农药残留超标,仍然对苹果的果实喷洒农药,将苹果出售后,造成他人食物中毒,农户仍要依据《侵权责任法》承担侵权责任,但不能适用该法第五章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此外,产品需用于销售。非用于销售的制造物,如自己制作、自己使用或馈赠他人的物品,不能对其制作者适用产品责任。在《食品安全法》中,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品不仅包括经过加工制作的能够直接食用的各种食物,还包括未经加工制作的原料,囊括了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食物链中的食品。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如山楂,既是食品,又因其具有药用价值而可以作为中药,也属于食品范畴。《食品安全法》调整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如食品包装材料、食品经营工具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受该法调整的食品同样是用于销售的食品。此类食品经过加工、制作即构成《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所指产品。因此,生产者、销售者明知食品类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健康严重损害的,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受害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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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31日，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了《2011·跨国公司社会责任问题报告》。该《报告》对2011年度中国境内发生的影响较大、具有代表性的跨国公司社会责任问题进行了筛选整理，涉及的公司大部分为世界500强跨国公司，该《报告》汇总了家乐福（法国）、沃尔玛（美国）、葛兰素史克（英国）、宝洁（美国）等企业，这些跨国企业严重背离了承担社会责任义务的承诺。再纵观欧盟，2011年欧盟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大肠杆菌疫情并蔓延至北美地区，毒黄瓜、毒豆芽事件让欧盟食品安全神话破灭，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感缺失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再次引起公众的关注。

一、　跨国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之国际化延伸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消费者、雇员、社会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

（一）国际法对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

许多国际法律文件都专门规定了如何实现私人的权利，因而跨国公司成为国际法主体的现实性重新被审视。如果跨国公司可以作为国际法的主体，那么其也应承担国际法上的责任。国际公约中的企业社会责任会通过间接调整的手段对跨国企业进行法律规制。近年来，不少跨国公司不仅在内部制定和推行社会责任标准，还要求其在全球各国的供应商和合约工厂遵守社会责任标准，作为今后继续采购合约的一个必要条件，从而迅速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扩散到了生产制造基地的发展中国家。印尼、泰国、越南、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先后成为该运动的焦点。近年来发达国家逐渐对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加大关注力度，对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劳工问题、环境问题提出质疑，并尝试将社会责任标准引入WTO　的谈判框架中。

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进行规制的国际法规则主要体现在国际公约或文件中，其分成两大类：一类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制定的国际公约（缔约主体为主权国家），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等，该类公约具有法律强制约束力；另一类为政府间或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制定，直接调整跨国公司的行为，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如《OECD多国企业指南》、《全球契约》等。

（二）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担当的全球化

2010年11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式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但该标准属于自愿性标准，世界各国及各组织可根据自身实际需要自主选择是否采用ISO　26000，其主要技术内容强调组织遵纪守法、尊重人权、关心员工、保护消费者、热心社会公益、关爱环境，为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做贡献等。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主导者和主要体现者，从跨国公司的原创地到投资东道国，从单一市场走向全球市场，跨国公司已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资本跨国运作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处理好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英国劳动法院法官、华威大学法学院Alan.C.Neal教授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理念，在这种理念之下公司决定采取自愿的行动来为社会做贡献。它是高于法律的行为，是自愿的行为，也是企业应当如何经营的问题，而不是企业经营核心活动的附加选择。现行的国际法规范的软法性导致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担当的全球化进程迟缓，对西方企业而言，公司治理和企业公民是其关注的首要对象；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纳税和公司治理是其首要目标，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应加强合作，共同签署国际条约，共同规制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制化与一体化，促进社会责任担当的全球化进程。

二、食品安全体系之跨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制现状

（一）西方国家食品企业社会责任法制现状

从法律建构层面看：在欧美，很多国家已经建立起非常完善的食品监管体系。美国于1906年制定的《食品与药品法》和《联邦肉类检验法》开创了美国联邦政府食品安全方面立法的先河，随后又颁布了食品质量保障法规以及多项管理机构所应遵循的程序性法规；英国政府除了直接干预和进行立法管制之外，还与企业联合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项目；而欧盟的食品质量安全法以“从农场到餐桌”一体化过程为根基，先后制定了一系列食品安全规范，尤其是2000年通过的《食品安全白皮书》提出了80多项保证食品安全的基本措施，其别强调关于食品安全的国际合作问题。

从食品安全监管层面看：从2008年法国婴幼儿乳品受沙门氏菌污染再到当年的爱尔兰猪肉事件，欧盟国家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措施仍存在漏洞。欧盟虽然实施了《食品及饲料安全管理法规》，但各成员国主要还是按照各国的食品安全法律进行处置。欧盟委员会由于职权限制和有效政策的缺失，实际上也无法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导致欧盟内部各成员国标准不同，互相矛盾。但无可否认的是，美国和欧盟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依然存在很多优势：美国负责食品安全的管理机构包括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美国农业部（USDA）和美国国家环境保护机构（EPA）。欧洲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局为欧洲最高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其技术含量指数高，以公开性、透明性、科学性和严格性为特征的权威机构，对欧盟各政府与公民高度负责地进行食品质量安全检验和监管。

（二）中国食品企业社会责任法制现状

从法律建构层面看：我国制定并实施了《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和《农业法》，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公布了《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通知》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量刑提出了具体要求。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累犯、惯犯、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以及销售金额巨大的犯罪分子，要坚决依法严惩，罪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在犯罪成本上加大惩罚力度，有助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感的增强。但这些法律对食品质量仅涵盖了概括性的规定，缺乏食品安全基本法，即缺乏向西方国家那样的在生产、加工和流通各个环节都能有效规制的食品安全基本法，而该法的缺失又恰恰削 弱了跨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动力，导致了跨国公司食品安全事件频发。

从食品安全监管层面看：2008年实施的《食品安全法》被称为中国食品安全管理立法的一个“里程碑”。它不但建立了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制度、食品标签制度、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还加大了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2011年，国家质检总局下发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有关食品生产和企业产品生产许可认证过程和检查的规定。国家质检总局和农业部纷纷加大了禁止非法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力度。国家工商总局进一步加大了对食品流通的监管力度，尤其是对奶制品、食用油、非法使用食品添加剂和假冒产品的监管。2012年12月4日，第五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国际研讨会的召开使跨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数量与日俱增，食品安全监管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由于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存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级管理问题，使得二者间职能相互冲突。因此，要加大国内监管力度，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三）跨国企业社会责任之“双重标准”引发食品安全危机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速度的日渐加快，传统贸易措施如关税配额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日趋削弱，而以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与日俱增。国际消费者联合会主席玛丽莲娜·拉扎里尼认为，基于跨国食品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应考虑消费者的利益，在不同国家拒绝采用不同的食品标准，即双重和多重标准，这一点已经达成共识。发达国家的标准会高于发展中国家，但作为跨国企业不应实施双重标准，这也是其社会责任之所在。而如今频发的食品安全双重标准事件，如印度的“可口可乐”事件、某些品牌食品在欧洲市场承诺不使用转基因原料，但在中国市场却大肆销售转基因食品……等，跨国企业食品安全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如何嫁接令人深思。

三、跨国食品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构建之路径

（一）在国际法层次上，WTO法律体系框架下应增设缔约国关于食品安全的义务

WTO的法律框架由《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及其四个附件组成，WTO诸边协议项下两个专门协议——《国际奶制品协议》与《国际牛肉协议》规定了食品安全、动物和植物健康与安全以及总体的产品标准。除此之外，WTO诸边协议附件之一《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SPS协议）涉及食品安全。在WTO的法律框架下，全体WTO成员都应签署WTO框架下的所有协议，但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束之后，有四个国家原来在东京回合中所达成的协议，签署的国家很少，这些协议被称为诸边协议。因此，这三个关于食品安全的诸边协议仅对签署方有效力，而且WTO各成员国可自愿选择参加。WTO诸边协议允许各国制订自己的标准，但其限于在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与健康所必需的限度内实施，并且不得在情况相同或近似的国家之间进行随意的、不公正的歧视。诸边协议还允许使用不同标准和方法检验产品。如果出口国能够证明其适用于出口的措施达到进口国保护健康的相同水平，则进口国就应接受出口国的标准和方法。但恰恰就是技术法规和标准对于食品安全非常重要，对于跨国食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质量也具有关键性的控制作用，因而各国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难以得到保证。

因此，基于对跨国食品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法律控制，增加食品安全性，保证人类的生命安全，应当在WTO的法律框架下，将诸边协议中三个关于食品安全的协议增加法律的强制约束力，也就是改变其软法的特征，强制要求WTO各成员国（截止2012年10月，共158个成员国）有签署的义务，促进各成员国督促本国的跨国企业履行WTO食品安全协议下的一系列义务，提高食品安全，这也符合国际法的原则和精神，即保护和促进人类的生命健康；在WTO的法律框架下，制订涉及食品安全与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多边规则，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进行约束和规制。

（二）在国际合作层面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建立双边合作机制

全球化的食品安全问题已不局限于一国境内，其与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息息相关。

首先，从发展中国家来看，中国近些年来已与美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签署了关于食品安全合作备忘录，这些备忘录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履行关于食品贸易中发生的质量安全问题的通报义务；二是建立双方管理人员及技术专家间的交流平台；三是履行进口食品检验监管的法律制度变化通报义务；四是共同打击非法进出口食品行为。但从总体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种食品安全合作备忘录的建立数量较少，缺乏广泛性，因此，国际食品安全协会要督促发达国家积极履行这一道德义务。

其次，发达国家应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国际食品安全技术、管理信息等方面的合作，特别是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力度，以此提升全球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再次，各国应积极加入GFSI（即全球食品安全倡议组织），其为全球性的利益相关团体平台，能填补公共与私营标准中的空白领域，并建立从科学到商业、从农场到餐桌、从私营企业到公共部门之间的联系并授权给所有食品安全和利益相关者。通过加入GFSI，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可以传导给发展中国家，以促进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的统一化，提高食品质量。

（三）加强国际间的知识产权合作，增强跨国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观念

众所周知，跨国企业既是知识产权的主要创造者和使用者，也是侵权行为的受害者。因此，企业应担负起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责任，创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知识产权保护需要社会责任的支撑，一个合理而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防御体系的存在，将为营造高质量的食品安全体系提供切实的保障。如今，各国食品安全执法效率的最大障碍依然是缺乏知识产权的有利保护以及假冒名牌食品泛滥现象的大量存在。从国际公约角度而言，2001年在多哈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关于知识产权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宣言》，　该协议提出应修改TRIPS协议，以便于国际社会解决公共健康问题。2005年，在我国香港地区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修改了TRIPS协议，但该协议都是概括性的、指导性的规定，操作性不强，因此，当务之急是通过缔结知识产权条约的 形式，加强国家间的知识产权合作，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知识产权信息的互相通报义务，以及对缔约国跨国食品企业违反义务的惩罚机制，以法律的强制手段来增强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观念，建立良好的食品安全体系。

（四）在国内法层次上，建立先进、科学的食品安全机制

首先，各国均应建立食品安全强制可追溯制度，包括规定具体的可追溯期以及履历信息，可追溯的深度从生产者组织到单个生产者；各国应参照欧盟的RASFF建立食品快速预警系统，该制度能迅速发现食品安全风险，并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减少风险事件的恶性后果，最终给予消费者高水准的食品安全保障；各国应参照美国、欧盟的做法，在法律上规定跨国食品生产企业必须建立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体系，并且制定适合于各国具体情况的、按行业区分的HACCP实施指南，以及建立一套评价和认证婴幼儿跨国食品企业的HACCP制度准则，制订有特色的食品加工安全评估和危害控制法规。

其次，各国要加强跨国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强调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要兼顾人类的生命安全，并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如股东、消费者建立一套完善可行的法律制度，使各个法律条款彼此有机联系构成法律制度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再次，各国应引入风险评估制度，应建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而且该风险评估必须建立在有效的监测制度基础之上；在安全性检测方面，则采用全球各个国家都认可的SGS认证；在品质检测方面，各国应从法律上规制跨国食品企业与全球顶尖的品质检测第三方独立机构——美国BV国际检验集团合作，以法律强制力要求其履行社会责任，从而提高食品安全度。

最后，各国应建立行之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各国可以参考欧盟的做法，不仅对食品安全监管实行集中管理模式，而且决策部门、管理部门与风险部门应采取分权治理模式，以此作为食品安全体系的基础性支撑。为了促使跨国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提供高质量的食品，各国应根据实际情况将食品生产者即跨国企业归入到食品安全的管理者范围，即跨国企业不仅作为食品安全的被管理者，也应成为管理者。双重身份不仅有助于跨国企业参与各项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和执行，积极、有效地实施各项指令，如HACCP标准等，而且有助于其社会责任的高质量履行，从而建立高层次的食品安全体系。

【参考文献】

[1]胡朝晖．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007博士论文．

[2]管松凝．美国、欧盟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探析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当代社科视野，2009（01）．

[3]刘艳．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J］.河南大学，2011（05）．

[4]毛中根．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监管［N］.人民日报，2012-08-24（07）．

[5]谢阶汴．浅论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实施机制［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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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现实难题，工商部门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通过理论研究，先把道理讲清楚。在系统内统一思想协调行动。方能在与其他监管部门的交流合作中，避免认识或说法混乱导致宣传或措施不足被误解而受牵连。笔者通过研究分析认为。在我国食品安全分段监管的行政体制下，工商部门承担的应该是局部的有限的分段责任，不是连带化的共同责任。对发生在非流通环节的食品安全事故，工商部门通过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能够有效防范食品安全事故责任的连带化。

一、《食品安全法》确立的分段监管体制及各监管部门的职责分工

《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和实施，是我国食品安全法制建设的里程碑，它延续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3号文件规定的一个监管环节由一个部门监管的原则，仍然采取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方式。从国家法律层面理顺了食品安全监管各部门职能。明确了各自的责任。在食品安全分段监管的体制下。为了弥补各监管环节间的缝隙，实现全程监管，《食品安全法》要求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各监管部门的协调和指导，而且通过卫生行政部门进行食品安全监管的综合协调。

《食品安全法》第6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承担责任”，细读该条款不难发现，工商部门在行使职权时必须依法按照职责分工，在承担责任时，同样也应该是按照职责分工，只承担分段监管的分内职责，不是承担全程连带化的共同责任。欲让工商部门有效地从上下游环节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中抽身解脱，还必须深入研究《食品安全法》，纵横梳理和正反辨析工商部门监管流通领域的法定职责。

二、《食品安全法》分段监管体制的责任体系

《食品安全法》首次明确要在我国建立三个层次的食品安全责任体系，以实现“食品安全责任治理”并落实问责制。在此法定的立体责任体系中，工商部门对食品安全事故的责任在法理上是分段的、有限的，不是共同的、连带化的。

一是建立各级政府对辖区内食品安全负总责的责任体系。《食品安全法》强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全程监管的工作机制：统一领导、指挥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完善、落实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责任制，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评议、考核。

二是建立分段监管体制下各监管部门各负其责的责任体系。即卫生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标准制定、食品安全信息公布、食品检验机构的资质认定条件和检验规范的制定、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等。而质检总局、工商总局和食品药品监管局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实施监管。《食品安全法》还要求国务院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各监管部门的协调指导，加强部门间配合，消除监管空隙。突出全程监管。工商部门对流通领域食品实施管理，主要包括食品流通主体的市场准入管理、流通环节食品质量安全监管、食品经营行为规范和违法经营行为查处，以及按照有关规定预防和处置食品安全事故等。

三是建立生产和经营食品的企业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体系。该责任体系的建立是《食品安全法》的灵魂和基础，《食品安全法》明确食品生产经营者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应承担的义务，要按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进行生产经营，对其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负责。

在分段监管体制下，《食品安全法》对流通领域的行政监管主体和经营主体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工商部门要监管市场主体的准入，包括流通许可证的审批发放、企业的注册登记；要监管流通领域食品的质量。包括抽样检测和定性定量检测：要监管经营主体的经营行为，包括检查台账记录、索票索证和不合格产品退市等，并且要求书面记录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情况。食品经营主体要建立流通领域食品许可制度，从事食品流通的经营者，应当依法取得食品流通许可；要建立食品可追溯体系。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的证明文件，食品经营企业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的相关信息，并且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对食品的贮存、运输、装卸和销售，以及食品广告等具体经营行为都有明确规范的要求。

在《食品安全法》分段监管的体制下，各地食品安全监管牵头的是当地卫生部门，负总责的是当地政府部门。如果不合格问题食品初始危害不是发生在流通环节，工商部门依法对流通领域实施了常规的监管，在其他环节发生食品安全责任事故后。应该让当事的食品经营主体承担事故责任，并追究初始危害发生责任段行政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流通等其他环节监管中没有明显过错的行政部门，不适合承担连带化的共同责任。《食品安全法》监管体制下各监管部门的职责分工。

三、工商部门防范非流通环节食品安全事故责任连带化的对策

工商部门依法监管流通环节的食品安全，为了防范和划清分段监管的部门责任。现实中需要理性的监管思路和理念。在分段监管的体制下，建立健全食品市场主体的准入制度和食品市场质量准入等制度，对工商部门依环节分清监管责任，防患事故责任连带化是基础，让企业成为食品安全事故的第一责任人是核心，广大工商干部在日常监管实践中，遇到食品安全事故善于应对和处置，防患事故责任在不同监管部门间连带化是重点。

1　严格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准

入制度

根据国内外现阶段食品安全的现状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目前世界各国都不能完全避免食品安全事故，我国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先在理念上取得一种共识，即食品安全只是相对的，不安全将是绝对的。因为首先我们无法在理论上从正面论证某种食品是绝对的安全，只能够从反面证明某种食品是不安全的：其次，在监管的实践中，排除已知不安全的因素后。剩余食品的安全性仍然是难以绝对保障。食品在进入流通领域前，不可能被逐一检验已知的有害物质，不论对流通领域采取何种方式的监管，都难以绝对保证处在流通领域的食品是绝对安全。在分段监管的体制下，对进入流通领域的食品，工商部门不得不采用形式监管为主的方式，即主要从形式上保障进入流通领域的食品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规范。通过实施食品安全准入制度和食品流通许可制度，按照人们对监管原理所能够达成的共识，在“身份不明来路不正即有嫌疑”的理念下，严格拒绝这类食品进入流通领域，将符合常规条件形式上安全的食品视为合格食品，只允许它们名正言顺地进入流通领域，这对工商部门防止事故责任连带化是第一位的。在这种监管理念下，如果被允许进入流通领域的食品，在消费环节发生危害后才表明是不合格食品，并且工商部门已经按照《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要求，对这种后来知晓是不合格的食品采取了必要的监管措施，工商部门对这种类型的不合格食品经过流通领域，不应该连带化承担行政监管的共同责任。

2　善于应对非流通环节的食品安全突发事故

《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工商部门在信息报送、调查处理、行政处罚监管和食品安全信息等方面都需要严格履行职责，不得根据偏好避重就轻。为了规避其他环节食品事故的连带化责任，工商部门在应对食品安全事故时，还是需要注重把握事故处置的厉害环节和侧重部分。在面临食品安全事故时，先要冷静分析事故的起因是否在于工商监管部门的流通领域，预先判断是不是工商部门监管的责任。如果食品的初始危害不是发生在流通环节，就既不能在心理上地承担连带责任，更不能在舆论上默认地共同承担责任。特别在事故的调查阶段。工商部门一定要协助其他部门，坚决分清危害发生的具体环节，在分段监管体制下明确理清责任单位和监管的责任部门。对食品安全事故中经过流通领域的问题食品，工商部门一方面要按照《食品安全法》规定，根据已经明确的食品安全信息，依据分段监管的职责，及时对流通领域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防止事故扩大化，另一方面也要自查并留存部门日常监管的依据材料，准备根据需要全面提供常规监管到位的有力证据。

3　建立健全不合格食品追诉体系

企业保障自己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是天经地义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政府介入食品安全监管，只能减少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数量，提高事故处置的效率，面对数量庞大的食品，要想有效保障食品的安全，还必须依靠生产和经营食品的企业自己加强管理，让他们从头到尾地对食品安全负责。《食品安全法》在第四章通过大量详细的条款，规定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义务，目的就是明确把生产经营的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工商部门监管的流通领域，处在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通过建立完整的不合格食品追诉体系，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利用工商部门日常的监管措施，应该容易高效地追踪定位出应该负责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在分段监管体制下，工商部门承担的只是流通领域的行政监管责任。与生产经营企业所承担的责任在性质上完全不一样。

4　依法追究市场举办者、柜台出租者和展销会举办者的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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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小食品企业； 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标准； 现状问题 ；对策措施

引言：近年来我国发生的“三鹿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毒胶囊”等一系列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引发了全社会对我国食品安全的高度担忧。食品企业、政府监管部门也伴随着每次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食品安全是（企业）生产出来的，不是政府监管出来的。”专家的话语虽不能被广泛认同，但也反映了政府和公众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负起食品安全首要责任的期盼和要求。同时，每当出现重大食品安全危机，“食品安全标准”也被一次次提上桌面，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的确，标准作为食品企业生产和政府有效监管的技术工具和手段，对食品企业符合食品安全法，能否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担当起公众对其的重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标准是中小企业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重要基石

食品安全与食品在生产和消费所有环节存在的安全危害有关，在食品链的任何阶段都有可能引入食品安全危害，食品安全是所有食品生产和供应链参与者的共同责任。我国《食品安全法》要求食品生产经营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生产经营者对食品安全负首要责任。为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职，食品企业必须建立和运行基于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符合良好生产规范，采取综合的食品安全控制措施，提高和确保整个食品产业链安全。因此，食品安全标准不仅是企业组织生产和判定食品质量合格与否的技术依据，更是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和有效运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重要基石与技术支撑。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40多万家左右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其中中小食品企业占食品企业总数的90%以上。比起规模化、集约化程度高的大型食品企业，中小微企业由于其人员、专业知识、资金、资源、基础条件、食品安全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缺乏，理解和实施食品安全标准能力差，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基础薄弱，供应链安全防线脆弱，易造成食品安全风险。诚然，企业的食品安全体系是建立在以法制、企业道德诚信和社会责任基础之上，涉及公共政策和服务、社会风险控制、检测和政府监管等复杂的综合体系。但是，毋庸讳言，我国目前食品安全标准存在的诸如标准缺失，科学性、协调性、通用性差，标准实施服务不到位等问题，是制约中小食品企业建立有效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我国食品安全标准总体现状

我国于2009年6月1日《食品安全法》正式颁布实施，确立了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新模式，真正从法律上提出了食品安全标准的概念。建立了有卫生部担任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和负责标准制定的管理体制，确立了以风险评估为核心的标准科学制度，界定了食品安全标准内容和范围八种类别。

目前，已正式制定了293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括新的乳品安全标准、真菌毒素、农兽药残留、食品添加剂使用、预包装食品标签和营养标签、速冻面米制品等标准。根据《食品安全法》原则，食品安全法施行前制定的我国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国家标准2000余项，行业标准2900余项。[1]

三、标准制约中小企业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现状问题

由于旧的标准模式、体制机制、水平和能力限制，标准的统一性和协调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以及标准的服务支撑等方面存在着众多问题。

（一）标准缺乏科学性难以保证标准的实用性

科学性是食品安全标准制定的首要原则，由于我国相关科学研究基础薄弱、能力和水平等因素制约，目前尚不能做到所有标准以科学性为首要原则制定食品安全标准。

大量农兽药、食品添加剂、污染物等限量指标，基本没有通过消费者膳食调查研究、暴露量评估等风险评估技术而制定。许多标准内容或技术指标科学性差，不能适应食品生产和安全监管的技术要求。诸如对原料的要求严于成品要求；原料中可以使用食品添加剂，成品中却规定不得检出；国外可以使用国内禁用等等是标准内容普遍存在的科学性差问题。例如，酱油中的焦堂色，在肉制品中不得检出，但是对于加了酱油的红烧肉是否能够含有防腐剂却并没规定要求。

（二）重要标准和指标缺位难以铸就标准的完整性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整体缺乏完整性，重要标准或指标缺失，造成企业标准执行难。

1.重要产品标准或指标缺失

现有的食品标准，虽门类齐全，数量众多，但对于一些企业生产和市场监管迫切需要的标准和安全要求缺失严重。象生制即食水产品、无蔗糖食品及低糖食品等目前均无标准。食用植物油有GB 1535《大豆油》等国家和行业标准多达31项，但是，食用调和油市场乱象已多年，酝酿8年的国家标准至今尚未出台，企业只能参照1998年制定的行业标准SB/T 10292《食用调和油》生产，由于该标准未标明配料油所占比例，造成生产商都按各自标准配比生产，给某些不法生产企业钻了市场监管空白，损害了合法企业和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2.关联标准相互配套性差

新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模式规定，对于食品安全限量等基础标准能够涵盖的通用要求，食品产品标准应尽可能地引用相关的基础标准。但新的食品安全标准缺少与横向标准之间的衔接，不管基础通用标准是否已涵盖要求，盲目引用，使得标准内容操作性实用性差。如：稀奶油、发酵乳两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与GB 2762-2005《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不配套。

食品安全产品标准与检测方法是一个相互关联和制约的标准整体，作为食品安全符合性评价的重要方法，检测方法标准如果与产品标准不配套，标准就没有适用性和可操性。我国2400种食品添加剂，有检验标准配套的只占近四成。各类农兽药残留检验方法标准虽然标准数量多，但配套性差，缺乏对酶制剂、促长剂等精确有效的监测技术和农药的多残留检测方法标准。

标准不配套，影响了食品生产企业的产品检测和判定依据，降低了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三）多头标准各行其道交叉重复难能达成标准协调性

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前，标准分管和制定主体多头，单就强制性国家标准就有农业部、卫生部、国家质检总局、以及各相关标委会等机构或组织制定，行业标准更是涉及十多个标准制定和主管机构，造成标准体系杂乱无序，交叉重复相互打架，企业标准执行乱，目前面临最突出的问题是：

1.食品安全标准与市场准入制度要求不协调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称GB 2760）与食品安全市场准入制度（QS）中的食品分类不协调、不衔接。

QS制度将食品分为28大类，是颁发生产许可证和市场监管的依据。GB 2760标准的食品分类系统按原料、加工工艺、食用对象等对食品进行类别识别，其特殊内涵是界定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和禁用范围，由于二个分类系统互不一致和协调，同一食品往往有不同的类别与解释。例如，馒头、青团和粽子在GB 2760分类系统中释义为粮食制品，不得添加任何色素，但QS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归属为蒸煮类糕点，根据GB 2760标准，糕点可以使用色素。

现有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中两大最关键的标准或制度之间的不一致和不协调，导致食品归属难，对食品添加剂等化学制品使用和禁用的理解和判断产生错位。

2.各类标准内容和技术要求交叉重复不统一

各级标准之间各自开车、各行其道，经常有同一种产品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强制性与推荐性标准共管，同一产品的技术特性有不同的标准规定其差异化的技术要求，相互交叉予盾。例如，白砂糖分别有GB 317-2006 和GB 13104-2005两个强制性国家标准共管。唑螨酯在柑橘中的限量GB25193 规定0.2mg/kg，NY 831 规定1mg/kg。国家标准GB/T 22165 《坚果炒货食品通则》的二氧化硫指标≤0.4g/kg，而GB 2760中未对坚果或炒货中的二氧化硫作出相应的规定，也即理解为不得检出。

相关标准间交叉重复、不协调和不统一问题，导致同一食品在此标准中达标而在彼标准中未达标，使得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无所适从， 监管部门无从下手。

（四）标准超期服役修订滞后难于确保标准时效性

随着科学技术和食品制造业工艺技术的飞速发展，应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和信息对食品安全风险进行重新评估，实行标准动态修改维护。国际组织和主要发达国家均建立了基本的标准（技术法规）动态维护机制。例如，CAC确定的优先评价重点清单上50%是旧农药，根据最新的科学发展信息和更高的消费者健康保护水平，对标准进行重新评估和修订。欧盟于1993年至2009年对全欧盟范围内植物保护产品进行为期16年漫长的重新评估。日本对实施的肯定列表“临时残留限量”标准规定每5年复审一次。

我国大部分食品卫生标准制定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标准复审修订严重滞后，有些标准甚至二三十年没有修订维护。农兽药、污染物、食品添加剂等食品安全限量标准，必须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程度、最新的科学研究数据和信息实行动态修改维护，以保持标准的时效性，但我国许多安全限量标准动态修订滞后，象兽药残留标准距今已10年。标准动态维护时效性差，难于适应食品行业生产工艺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求。

（五）标准实施服务支持机制不到位难以保证标准执行及时性

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唯一目标是让食品企业生产安全食品，以实现对消费者的高标准保护。由于食品安全标准内容复杂、指标多、技术性强、强制性高，因此，完善的食品安全标准实施和服务保障机制是实现目标的重要手段，而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对中小食品企业的宣传培训及释义非常不到位。

企业了解标准信息的渠道单一，新颁布标准没有相关的实施宣传材料，第一时间拿不到正式标准文本，也没有全面的、清晰、规范的共公信息查询平台。新制修订标准宣传解释不倒位，遇到标准比较模糊难以解释，缺乏相应的咨询途径，也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对标准解惑释义。相当多标准由于本身科学性、实用性和操作性差，存在着名词术语界定不清，产品分类错位混乱，尤其是一些重要的通用标准，如食品添加剂国家GB2760，牵涉到很多产品的定义和范围，但标准后没有相配套的释义和明确解释，造成对标准的理解不一，导致误读和误判，影响了企业的标准执行与符合性，造成企业经济损失，同时增加了监管部门的执法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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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天津300387）

摘 要：质量标准是关于商品质量的内在技术规定。质量标准可通过商标将其内在信息外在表达出来，并传递给消费者。当商标表达质量标准时，商标在发挥着质量保证功能。来自第三方信任的证明商标可以有效表达质量标准，制造商和零售商也往往通过制造商标和销售商标表达质量标准。商标对质量标准的表达关涉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配置问题，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立场出发，商标权人要承担外观主义责任，第三方认证人要承担连带责任。立法完善与司法实践应以保障商标能够真实有效地表达质量标准服务。

关键词 ：商标法；质量标准；食品安全私营标准；证明商标

中图分类号：DF5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5）09-0066-11

收稿日期：2015 -04-27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 cnki．net） 2015年8月4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食品安全私营标准法律规制问题研究》（14YJC820066）；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52WW131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于连超（1985-），男，山东东平人，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经济法、知识产权法与标准化法。

众所周知，科技已深入现代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科技发展通常被认为是塑造现代社会形态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与科技发展相伴随的关键问题是现代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复杂性。这一背景下，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所用商品越来越复杂，主要表达为商品内在技术信息的丰富性和专业性。对消费者而言，面对复杂的商品犹如面对“黑箱”。现代科技条件下，商品的技术规定主要表达为质量标准。那么，通过质量标准将商品内在技术信息传递给消费者成为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重要选择。而商标在将商品内在技术信息外在化表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相关主体法律责任的配置亦是现代消费者权益保护与产品责任立法所关注的问题。

一、商标的质量保证功能及其与质量标准的理论关系

（一）商标的质量保证功能辨析

区别商品来源被认为是商标最原始和最基本的功能，“商标这种事物原本是为区别商品和服务的来源应运而生的。这是商标的根本功能，也是它生存的唯一理由。”随着消费经济的崛起，商标独立于商品的价值凸显出来，与此相应商标的表彰功能愈发得到表达①。而对于商标的质量保证功能则存有较大争议。持否定态度者认为，尽管商标可以代表一定的质量水平，但并不能保证商品的质量。当消费者购买的商品与其观念中的质量水平不一致时，不能以商标为依据寻求救济。当附有某一商标的产品质量水平下降时，并不必然会导致该商标被行政主管机关撤销。因此在《商标法》中笼统地规定商标权人的质量保证责任是没有意义的。商标也不能保证商品质量的“一致性”。如由于各国制定的产品标准和检测程序并不相同，由此导致的后果可能是同一商标名下的产品在不同国家市场上的质量也是不一致的。持肯定态度者将商标的质量保证功能视为由商标识别功能衍生出来的目的之一。尽管商标并不保证商品质量的优质性，但商标的质量保证功能可以保证商品质量的同一性。并认为，随着生产和营销模式的复杂多变，母子公司、委托加工、特许经营以及商标授权等新的商标经营模式的普及，商标表征商品相同来源的识别功能反倒日益受到挑战。应从商标所保护利益主体立场出发，分析商标的质量保证功能。我国商标法采用了社会规划论的基调，即将消费者利益作为立法的首要价值追求。商标鼓励商标权人培育良好商誉，提供商品质量，因而具有质量保证功能。这要求商品的生产者提高质量标准，并进行质量的管理和维护工作。即使在商标许可授权情形中，商标权人也要尽到商品质量的监督义务。因此，商标的质量保证功能是以消费者利益为目的的，应当在商标立法中予以坚持。

回望历史，人类在其加工制作的物品上使用商标是一种古老的商业习惯。最早可溯源至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物勒工名”制度。《吕氏春秋》首次提到了“物勒工名”，意思是“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唐律疏议》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可见，“物勒工名”制度的目的在于辨识生产者，防止伪劣产品，便于追究责任。但其并不是工匠的一种权利，而是一种向官府承担的质量保证责任。在现代商标立法与实践中，产品质量是其中核心问题之一。在我国，2002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品侵权案件的受害人能否以产品的商标所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的批复》确认了商标权利人（所有人或许可人）应是适格的产品责任人。这与欧盟立法是一致的，《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3条规定的“将自己的姓名、商标或其他识别标志标示于产品、以此表示自己为该产品制造者的”亦为该指令所指的“制造者”，亦应成为适格的产品责任人。美国判例和理论研究对此也持支持态度，在1920年的Coca - Cola Co.v．KokeCo. of America案中，法院指出可口可乐商标之所以驰名在于消费者对其质量的认可，并不在其生产者。法院也认为商标具有质量保证的政策功能。在之后的City of Hartford v．Associated Construction Co.案中，法院援引了1946年《联邦商标法》第5条和第45条关于商标权利人（所有人或许可人）负有控制商品质量的义务。关于商标的质量保证功能，需明晰以下三个方面问题：其一，商标可以表达产品质量，并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但商标并不能完全保证商品质量。商标的初衷是为了区别来源，任何可识别标识均可作为商标使用。商标承载着商誉，商誉则主要依靠商品质量而获得。依此逻辑，商标表达了商品质量。然而，“质量”与“商誉”均具有强烈的主观性。那么，在客观上商标与质量之间也不必然是一一对应的必然关系。其二，商标对商品质量的保证并不必然导致法律责任，特别是民事赔偿责任。根据管理学研究成果，消费者与商标所承载的商誉关系中存在心理契约，即消费者会对商誉所承诺的义务或责任产生相应的感知或信念。而且实证研究证明，在多项消费者对心理契约的感知因素中，“质量与服务”的贡献最大②。如果经营者违背心理契约，提供的商品与消费者心理期待质量相差甚远，消费者将会断裂、抱怨、沉默和破坏（如传播负面消息）其与商标之间的信赖关系。而这些均是市场竞争和消费者选择的过程，并不必然产生法律后果。其实，商标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是消费者的“抵押品”。如果消费者对经营者不满意，他们会通过降低商标价值来作出反映。而“抵押品”的存在为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与其期望质量一致的商品提供了激励。其三，当商标表达了质量标准时，则具有了真正的质量保证功能。质量标准是对商品质量的技术性规定，即此时的质量具有了客观可测量性。因此，当商标表达了质量标准时，附有商标的商品则必须符合质量标准，即达到一定的质量水平，否则将会产生法律责任。

（二）商标与质量标准的理论关系

标准被认为是一种技术规范，用以规范产品、服务的内在品质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程序问题。基于标准的经济影响，可将标准分为质量标准以及兼容性标准、品种简化标准、信息标准等类型。其中，质量标准旨在控制产品的最低质量，并对产品的不同质量要求进行区分，即通常表达为最低限度质量标准与质量区分标准。质量标准存在于两个场域，一是政府规制①，二是市场自治。在产品安全、职业健康、环境保护等领域，质量标准多以强制性标准形态存在，如我国《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安全标准”。市场自治中的质量标准主要表达为市场主体之企业及其联合组织制定的产品标准，也是私标准的重要形式。食品安全私营标准（private standard）就是典型的市场自治中的质量标准。食品安全私营标准主要是由食品零售商、食品制造商及其联合协会等市场主体制定的，用于规范其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质量标准。食品安全私营标准被认为是食品企业以市场为基础的食品安全管理的重要方式。食品安全私营标准规定了“从农场到餐桌”食品价值链的生产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等全过程的质量要求，不仅局限于食品污染限量、营养价值等基本要求，还包括环境保护、动物福利、劳工平益等社会因素的要求。食品安全私营标准比政府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更为严格、更为全面，也更为复杂，其旨在追求食品的安全性。

最低限度质量标准与质量区分标准可以解决或缓解逆向选择的现象。如果存在这些质量标准并能被市场很好地接受，那么消费者在购买时就能有效地将高质量的产品从低质量的产品中区分出来，从而使高质量的产品维持与其优秀品质相对应的价格。但仅有质量标准还难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还需将质量标准所承载的诸多技术信息传递给消费者，即将商品内在信息外在化。在实践中，质量标准与相应的质量标识是形影不离的。无论是强制性标准，还是自愿性标准。对于食品安全私营标准而言，符合该标准与不符合该标准的产品均可进入市场流通，消费者很难区分上述两种产品。此时，表达食品安全私营标准的标识变得十分重要。食品安全私营标准的标识将相关市场分隔成为两部分：使用标识的产品与不使用标识的产品。附有质量标准标识的商品代表其符合特定的标准要求，进而可以直接将质量标准内在信息传递给消费者。当然，消费者获得信息的直接或间接来源很多，如调查、经验、价格、广告、合同条款（担保、服务、可观察的产品特性）、零售商和中间人以及从第三者那里获得信息。与此同时，市场竞争通过自我选择造成信息的披露，卖方信誉的影响也促使信息的披露。总的来看，质量标准内在信息的外在化的基本途径是商标，此时的商标是广泛意义上的，可为注册商标或未注册商标，亦或证明商标。至此，可以认为商标是质量标准信息外在化表达的重要途径。

二、商标对质量标准的多样化表达

当商标表达质量标准时，商标发挥着质量保证功能。这一面向消费者的质量保证承诺既可来自商品供应商和消费者之外的独立第三方，也可来自于第一方，即商品供应商。前者通过证明商标的形式表达，后者则通过制造商标和销售商标等形式表达。

（一）证明商标对质量标准的表达：来自第三方的信任

证明商标（certification marks）可通过独立第三方的认证活动实现对质量标准的表达。证明商标，瑞士《商标法》又将其称为“保证商标”（guarantee marks）。加拿大《商标法》中的证明商标是指用于鉴别或者便于识别商品或服务的某些方面是否符合某一特定标准的标记，这些方面包括：商品或服务的特性或品质；制造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工作条件；从事商品制造或服务提供的人员；制造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地域。1978年的Mister Transmission（ International） Ltd.v．Registrar of Trade Marks案③指出普通商标是来源的区别，证明商标则是某一质量和标准的区别：普通注册商标与证明商标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对某一标识的所有人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与他人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区分开来；后者则是对符合特定标准的商品或服务与不符合该标准的商品或服务进行区分。可见，二者是不同类型或类别的标识。在美国《商标法》中，证明商标有三种类型：一是证明商标用以证明商品或服务来自于特定的地域，如法国某地区蒸馏白兰地的证明商标为“CO-GNAC”；二是证明商标用以证明商品或服务符合有关质量、材质或者是生产方式的特定标准，如“UL”证明商标；三是证明商标用以证明商品或服务是由某工会或者其他组织成员来完成，或者证明工作者符合特定的标准。综上所述，现代商标立法给证明商标功能以较为明确的定位，其中之一便是证明商标可以表达产品或服务符合特定的质量标准。

一方面，证明商标表达质量标准的前提是质量标准体系。现代商标立法规定，在申请注册证明商标时，申请人须对商标意图证明的标准做出声明，当然一个商标并不限于只证明一个特征。同时，申请人还须提交一份判断他人是否可以在其产品或服务中使用该证明商标的标准，这一标准既可以是申请人自己制定的，也可以是他人的标准，如政府机构制定的标准或者是其他中介组织、企业等主体研发制定的标准。例如，我国《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规定，证明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应当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证明商标证明的产品的特定品质；二是使用该证明商标的条件。也就是说，证明商标的存在是以质量标准为前提的，因为证明商标旨在证明使用该证明商标的商品符合其质量标准。而且，质量标准经常是以体系化形式表达的。例如，我国的绿色食品标识属于证明商标范畴，其权利人是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其表达的标准即属于食品安全私营标准范畴。根据《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第4条规定，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的产品，必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产品或产品原料的产地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的生态环境标准；农作物种植、畜禽饲养、水产养殖及食品加工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的生产操作规程；产品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产品的标签必须符合《绿色食品标志设计标准手册》中的有关规定。由此可见，该办法规定的质量标准体系是绿色食品证明商标的前提。

另一方面，证明商标表达质量标准的公信力是第三方认证。证明商标的一个基础原则是证明商标所有人不能在相应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该证明商标，该原则出自这样的理念：如果从事对产品或服务进行认证的认证人不能够独立，那么是不符合公共利益的。因此，根据英国《商标法》规定，如果欲申请注册证明商标的申请人所从事的业务涉及提供商标所证明的商品或服务的，则不予以注册证明商标。那么，如果证明商标所有人从事了与该商标所证明的商品或服务有关的业务，该证明商标将被撤销。亦如我国《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禁止证明商标的注册人在自己提供的商品上使用该证明商标。美国立法与司法判例亦是如此，这便是证明商标性质的核心问题，即所有人不会使用该证明商标，但所有人的作用是对他人使用该商标施加控制，以确保他人商品或服务符合特定标准的要求。证明商标表达质量标准是通过第三方认证实现的，一般情况是证明商标的持有人即为该证明商标的认证人。我国《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规定，证明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应当包括使用该证明商标的手续以及注册人对使用该证明商标商品的检验监督制度等内容。第三方认证在买卖双方关系中引入了独立的第三方，一则独立的第三方具有较强的专业水平，二则独立的第三方也承担着信誉保证责任，三则独立的第三方还需履行相应的控制监督责任，因而能够确保其认证活动具有较强的公信力。可以说，第三方认证是独立的第三方给消费者提供质量保证的角色。

然而，证明商标表达质量标准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这源于证明商标制度本身决定了其功能的有限性。首先，证明商标须符合法定条件并经法定程序注册，政府对证明商标施加了较多监督和管理。实践中，质量标准是复杂多样且不断变化的，证明商标严格的法定性难以周全地顾及质量标准的表现形式。其次，证明商标的申请人和权利人多是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申请证明商标往往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而质量标准多是市场自治的结果，那么政府行为对市场自治的质量标准也是难以企及的。再次，证明商标的诸多内在规则使其功能受限。为实现认证程序的独立性和证明商标证明责任的明确性，证明商标的所有人自己是不能够使用证明商标的；凡符合申请使用证明商标条件的，且向证明商标权利人申请使用该证明商标的，证明商标权利人不得拒绝。也就是说，证明商标已经成为社会组织管理或者是经济社会问题治理的工具，进而具有一定的公益属性和公共职能，这就决定了证明商标缺乏市场导向和利益机制。因而，实践中表达质量标准的商业标识是多样化的。

（二）制造商标与销售商标对质量标准的表达：来自第一方的信任

尽管由第三方认证带来的信任更具独立性和权威性，但其成本高昂，且在国际贸易中可能会产生贸易壁垒。第三方认证还使第三方参与到买卖双方的交易关系中，进而使相关的法律责任主体变得复杂与多元，肢解了供应商的完整责任。鉴于此，第一方自我认证也得到各国立法和行政规制的肯定，并得到广泛普及与适用。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允许供应商通过一个名为符合性声明的过程宣布设备产品的符合性，只要提供配套的测试结果是从认可实验室获得的。实践中，经营者会通过制造商标、销售商标等外在商业标识宣布其商品符合特定的质量标准，进而实现对质量标准的表达。

在整个商品供应链中，制造商和零售商是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环节。为了掌握营销渠道权，进而获得更大利润，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展开博弈。面向市场和消费者，培育良好商誉是二者共同的目标，其中制造商通过制造商标，零售商通过销售商标进行。对制造商而言，除使用一般的商标表达区分商品来源外，他们开始实施新的商标策略，即针对同类商品使用不同的商标，以突出表达同类商品的不同品质和个性，如食品的“有机性”与“无污染性”等。而商品的这些品质与个性均是有相应的质量标准规定的。例如，如表一所示，在蒙牛系列乳制品中的“活菌型乳酸菌乳饮品”、“常温酸奶”、“全脂灭菌乳、全脂调制乳”、“配制型含乳饮料”、“调制乳”五种产品分别使用“优益C”、“纯甄”、“特仑苏”、“真果粒”和“焕轻”等五种商标表示这些产品符合特定的质量标准，其中有的标准是国家强制性标准，有的是国家推荐性标准，有的则是企业标准。再如，光明公司在高端纯牛奶乳制品产品上注册“优+”商标，而该类产品与普通纯牛奶相比具有“来自优+生态牧场的新鲜生牛乳”、“0添加更纯净”以及“低温浓缩工艺保留优质乳蛋白”和“口味甘醇香滑”等品质特征。

随着零售商在整个商品供应链话语权的增加以及现代产品责任立法对销售者施以的法律责任压力，自有品牌得到迅速发展。零售商试图通过自有品牌实现培育良好商誉的目的，其中自有品牌多通过销售商标实现。例如，零售商及其联合组织制定的食品安全私营标准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市场管理的一个重要方式。食品安全私营标准代表着比政府制定的强制性食品安全标准更严格的要求以及更高的品质。食品安全私营标准通常会通过零售商的销售商标表达出来，并进而将食品安全私营标准信息传递给消费者。如大型零售商沃尔玛使用商标“Sam’s Choice”作为其自有品牌的代表，并已在中国注册了“SAMS CHOICE”商标。在法国，Carrefour开发了“家乐福质量链”（Carrefour Quality Chains）。食品价值链标识意味着存在持久的伙伴关系，以保证产品符合在它们的生命周期中每个阶段特定的质量水平。类型、来源和可追溯性是供应链的质量原则，主要适用于奶酪、肉类、水果、蔬菜、鱼和海鲜等产品，这些商标是以与生产商之间的供应协议为基础的。2003年，Carrefour已与35，000多家生产商签订了超过250个伙伴关系协定。至2005年，Carrefour已制定了名为“Carrefour Agir”的系列商标计划，该计划包括四类子商标：一是Carrefour Agir E co Planate，该商标基本含义是表达其所提品的环境友好性；二是Carrefour Agir Bio，该商标基本含义是表达其所提品或食品是有机的；三是Carrefour Agir Soli-darie，该商标的基本含义是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经过公平贸易的，即没有贸易歧视；四是Carrefour Agir Nutrition，该商标的基本含义是其所提供的食品是健康的。附有上述表达不同含义标识的产品须符合相应的质量标准，如附有表达环境友好性的Carrefour Agir E co Planete商标的木质产品（如木质家具）须符合森林管理委员会（FSC）制定的有关保护森林和避免植被破坏的标准。当然，上述不同商标所表达的标准有的也是由Carrefour自己制定的。也就是说，上述Carrefour推出的系列商标所表达的标准有的是第三人组织制定的，有的则是由Carrefour自己制定的。

三、商标权人与第三方认证机构的法律责任配置

质量标准的制定与实施、认证活动的开展与相关联商标的使用等过程均会涉及商品的制造者、销售者以及相关联的认证机构等多个市场主体，这些主体的上述系列行为均是面向市场和消费者的。厘清相关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框定其法律责任对保障产品质量和维护消费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质量标淮是商品质量的担保，当质量标准以商标形式外在表达并传递给消费者时，商标权人的法律责任成为核心问题，此时的商标权人可能是制造商或销售商，亦可能是第三方认证机构。

（一）商标权人的外观主义责任

现代产品责任立法与实践均对质量标准以高度认可，质量标准成为商品提供者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基本依据，无论是政府制定的强制性标准，还是企业自主制定的企业标准。我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生产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工业产品，必须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如果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行业标准的，则可能会构成“缺陷”，从而引发产品责任。美国产品责任法也将质量标准视为产品是否存有“缺陷”的证明，认为产品违反或符合与导致原告伤害的风险相关的某质量标准，这一证据对产品具有或不具有缺陷是有证明力的。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法》规定，生产商、进口商、经销商或零售商在发现其生产、经营的产品不符合相应的强制性标准和自愿性标准时，应在掌握情况的24小时内向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提交问题报告，这是启动产品召回程序的第一步。如前文所述，质量标准是关于产品与服务质量的技术规定，质量标准内在信息则会通过商标等形式外在化地表达出来。那么，表达质量标准的商标应成为商品提供者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这是商事责任外观主义的内在要求。现代商事法上的外观主义一词源于德国私法理论，德国学者将其称为外观法理，日本学者将其称为外观主义，在英美法系中对应的是禁止反言法理规则。外观主义的含义即是当行为人本人行为形成的外观事实致使行为相对人产生信赖并依此作出行为时，即使外观事实与内在意思不一致，仍旧以该外观事实认定行为人本人行为的法律效力，从而保护相对人和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不同于传统民商法将真实主义作为法律效力的判断规则，商事责任的外观主义是商品经济发达阶段保障商事交易安全与效率的需要。外观主义强调依据外观事实确定行为效力，交易关系中交易行为联结交易主体的关系以及交易主体资格、权利状态、交易标的的质量、价格等与交易有关的信息都可能会成为相对人和第三人信赖的对象，当这些外观事实产生信赖时，这种信赖应当得到法律保护。以商标等外在形式表达质量标准时，消费者即会通过商标获得产品的内在质量信息，而不会对产品进行质量检测，这也不符合商事交易的基本规则。那么，此时消费者便会对商标产生一种信赖关系，即相信商标表达的质量信息是真实可靠的，法律则应对这一消费者的信赖进行保护。现代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对此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以广告、产品说明、实物样品或者其他方式表明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状况的，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实际质量与表明的质量状况相符。再如《法国消费法典》第L211-5条规定，为了与合同相符，产品应该具有消费者可合理期待的质量，鉴于销售商、生产商或其代表作出的公共声明，有其是在广告或标签上作出的公共声明。与此相关联的是准生产者或者标示生产者成为产品责任承担者，其中准生产者是指将自己置于生产者地位的人，一般是将其名字、商标或者其他标识标示在产品之上，以表明其是该产品的生产者的任何人，也被称为标示生产者。如英国1987年《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第2款规定：“通过将其名字标示在产品上或使用某种商标或其他识别标记，以表明自己是该产品生产者的任何人”是应当对损害承担责任的。

（二）第三方认证机构的连带责任

在证明商标表达质量标准的情形中，独立于商品提供者和消费者的认证机构的法律责任成为现代产品责任立法和司法实践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在美国，提品认证的机构通常并不承担保证责任或严格责任，而可能会基于故意或过失虚假表述承担责任。这一立场的基本原理在于，提品认证的机构并不从事销售产品或者其他分销行为，也没有将缺陷产品投入到商业流通过程之中。在Hempstead v．Ceneral Fire Extinguisher Corp案①中，司法实践第一次将产品责任扩大至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该案法院认为，如果原告能证明，认证机构对工具的固有危险存在疏忽且原告的损害结果是该疏忽造成的，认证机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尽管法院不能提供任何可以支撑这一结论的普通法，但他们还是认为《侵权法第二次重述》第324A条能够为这一结论提供正当理由，该条款是关于第三方由于承诺的疏忽行为而产生赔偿责任的规定。美国司法实践对主观“故意”的理解是很宽泛的，在某些情况下，“希望原告对其产生信赖”也构成“故意”。在Hanberry v．Hearst Corp案中，被告是原告所购买之鞋“优质家政”的质量认证标识的认证机构，这种授予标识表达了鞋子质量好的保证，并将该系列鞋子在被告杂志做了广告。被告授予这些标识的目的之一是使消费者对商品的品质产生信赖，事实上消费者也这么做了。初审法院基于诉求不充分抗辩（demurrer）驳回了原告的清求。上诉法院允许过失虚假陈述之诉，但拒绝适用违反担保和侵权严格责任之诉。法院认为，“优质家政”标识强加了广告的价值，因为“这一标识和认证容易引诱并鼓励消费者购买杂志做广告的产品，这些产品经受了该标识及其认证的考验”。因为标识及其认证目的就是为了表明，被告已经采取合理措施保证产品本身的质量，并认为原告恰当地主张了过失虚假陈述之诉。

Hempstead案与Hanberry案使认证机构承担产品责任都是立足于他们的主观过错。尽管Hanberry案原告声称被告违反了“保证”和“疏忽”，然而法院驳回了原告基于“保证”的诉求，理由是被告Hearst并没有直接参与生产的产品或者将产品提供给消费者。根据法院的声明，他们将遵守更多是公共政策而非传统的责任理论，因而法院拒绝保证理论的适用也是自然的。虽然Hearst没有参与产品的制造和直接销售，但其印章和广告保证书应对产品的销售负责，这使Hearst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产品的市场营销过程。法院的推理认为这种赔偿责任不是源于保证，因为认证机构只检查或测试样品，而不是所涉及的特定的一双鞋，认证机构应将其保证责任限制在来自设计的那些缺陷。只要对方当事人表见为卖者，《侵权法第二次重述》第402B条将会给类似Hanberry的消费者以保护。鉴于Hearst与其印章和广告保证书使其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产品的市场营销过程，Hearst应承担与制造者和销售者同样的责任，这必然是有争议的。法院也指出，科技的发达使产品日趋复杂化，这也对消费者判断产品质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也使独立的认证机构的角色日益更重要。随着作为这一角色作用的不断增强，认证机构的注意义务必须相应地得到提高。

在我国，产品责任立法对认证机构的法律责任做了相应规定。《产品质量法》第21条规定了质量标准认证从事认证活动的基本原则，即必须依法按照有关标准，客观、公正地出具认证证明。与此同时，该条还苛以认证机构以较强的作为义务，即“产品质量认证机构应当依照国家规定对准许使用认证标志的产品进行认证后的跟踪检查；对不符合认证标准而使用认证标志的，要求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使用认证标志的资格。”如果认证机构不作为而违反了这一作为义务的规定，则须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即“对不符合认证标准而使用认证标志的产品，未依法要求其改正或者取消其使用认证标志资格的，对因产品不符合认证标准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失，与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有学者将质量标准认证机构视为产品营销参与责任人，并认为认证机构承担的认证行为属于《侵权责任法》第9条第1款②规定的帮助行为，其所承担的责任是连带责任。后来，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颁布的《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规定了食品认证机构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并对食品认证机构认证食品与其实际不符合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做了区别规定。如果食品认证机构故意出具虚假认证证明，给消费者人身财产造成损失的，其与食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构成共同侵权，并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如果食品认证机构因过失导致认证证明不实的，则属于违反了产品缺陷预防义务的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与过错程度相适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这与《产品质量法》第57条第2款关于“产品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不实且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是出于同一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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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食品安全 刑法 保护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从现实需要来看，食品不安全不仅严重损害人民的身体健康，而且破坏国家对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最终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的有序运行。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社会管理水平和国家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我们应清楚地意识到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上存在诸多弊端和问题，加强和完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一、食品安全的定义

食品安全的概念可以表述为：食品(食物)的种植、养殖、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消费等活动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和要求，不存在可能损害或威胁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质以导致消费者病亡或者危及消费者及其后代的隐患。同时，食品安全既包括生产安全，也包括经营安全；既包括结果安全，也包括过程安全；既包括现实安全，也包括未来安全。

二、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定及其缺陷

(一)食品安全的刑罚规定。

(1)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是1997《刑法》修订后新增罪名。根据我国《刑法》第143条的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是指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疾患的行为。

(2)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该罪也是在1997年《刑法》修订时新增的罪名。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指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

(二)刑罚规定的缺陷。

目前，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大多数都体现了传统刑法的色彩，而风险刑法理论的预防性却体现得不够，并且存在着诸多与《食品安全法》难以有效衔接之处。刑法中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设置显示出滞后性，导致一些违反《食品安全法》的犯罪行为，难以准确定性。刑法中的食品安全的含义较窄。《食品安全法》对食品以及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以及监管者规定了相应的义务，当他们违反义务应承担刑事责任时，在刑法中却不能找到恰当的罪名。与此同时，刑法对于食品安全类的犯罪处罚范围过窄，没有体现出预防为主的方针。一方面，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绝大多数属于结果犯或具体危险犯，具有预防性的抽象危险犯罪并不多见。另一方面，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难以定罪。

(三)立法缺陷。

(1)监管机构分工有待进一步明确。食品安全法明确了食品安全委员会、卫生部、质检总局、工商行政管理局、药监局等部门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的责任；但是，除卫生部外，其他部门的职责并没有具体明确。

(2)政府责任无法可依。不论是以往的食品卫生法，还是现在的食品安全法，都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政府职能部门监管食品不力造成食品安全事故后应当承担的责任问题。我们倾向于适当规定政府责任，尤其是政府的赔偿责任。

(3)食品检验权没有完全放开。食品安全法鼓励和保护社会团体监督食品安全；也鼓励社会力量进行与之相关的基础研究。但是，始终没有明确，民间组织的检验权。这是有待改进的地方。

三、我国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立法建议

(一)适当增加过失的食品安全犯罪。

我国刑法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都需要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行为人不履行《食品安全法》查证查货的注意义务而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并不能根据这些罪名进行处罚。比较恰当的做法是放松对这些罪名在主观方面的要求，规定过失行为也能构成以上罪名。

(二)加强食品安全法律建设和法制管理。

在加强食品安全法律建设和法制管理方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首先，要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加强国外食品安全法律标准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等多层式法律体系。其次，尽快纠正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不规范不够严密的缺陷，加速建立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最后，加大推行食品安全管理的食品安全有效控制体系(HACCP体系)的力度。

(三)加强现有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

针对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刑法保护现状，笔者认为，要进一步加强现有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依法加强权力监督，实施对食品安全的有效保护。同时，建立健全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提高企业入市门槛，以确保食品安全。国家质检总局要针对国内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借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对食品等涉及安全、健康的产品实施严格监管的经验，制定我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法律制度，并且认真全面实施。

篇9

总理在5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上提及最近发生的掺假羊肉、毒生姜事件时说，这虽然是局部的、苗头性的问题，但影响恶劣，危害很大。重拳方有效，重典才治乱，“中央和地方政府一定要高度重视，下决心坚决治理”。近日，“两高”联合出台法律解释，对食品安全问题挥动了法律重拳。

食品，是人们食用之品。食用之品，当然应该是安全的。食品与安全是必然关系，是人人都懂的天理。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曾几何时。食品没有安全问题，顶多也就是个干净不干净、卫生不卫生的问题。而现在却成为突出问题。

2004年安徽阜阳“大头娃娃奶粉”事件后，食品安全问题频频曝光。苏丹红辣椒、三聚氰胺奶粉、瘦肉精、毒豆芽、地沟油、问题胶囊、病死猪肉、毒生姜等食品安全事件不断。重大、恶性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时有发生，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危害人们的生命健康，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篇10

文章探讨如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首先概述了食品安全的内涵，其次，分析了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第三，提出加强食品安全的对策：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信息体系；完善食品安全准入制度和标准体系，限制生产者的机会主义倾向；改革考核标准，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加大科技投入，提高食品安全的检测技术。

【关键词】

食品安全；机制；解决方案

食品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食品安全是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然而近几年，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阜阳奶粉到苏丹红，再到瘦肉精、福寿螺…… 这些问题的发生与传播，不仅给人类的身体和健康带来重大损害或构成严重威胁，也给消费者和食品相关产业造成了十分巨大的经济损失，当年的三鹿奶粉事件更是如此。食品安全问题已不仅仅是卫生学、生物学的问题，已转化为一个社会公共问题，涉及卫生学、生物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的综合性问题，而要解决这个综合性的问题，就需要从多方面入手，需要各方的共同配合与协调。

一、食品安全的内涵

我国的大部分学者认为食品安全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食品数量安全，它涉及食品供给数量的保证，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二是食品质量安全，它涉及食品质量的保证，以避免食品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对人体造成危害。学者们认为，食品质量安全和食品数量安全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但二者也有一定的联系，对人类健康有共同的影响。这种认识是与我国特殊的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我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安全依然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但是在注重粮食安全的同时，食品的质量安全也不容忽视。

二、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

食品安全的问题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食品质量安全作为一个社会及经济问题的存在。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

随着分工专业化的发展，生产食品的活动不再有一个企业所独立完成，从食品原始资料生产的农场到食品的加工再到食品的运输，最后到食品的销售，最终到达消费者的餐桌，这个食品的生产消费链条不断延伸。在这个链条不断延伸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同样也伴随着食品安全风险的提高，多一个生产环节就多一份食品安全风险。

2、环境质量的下降

食品安全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环境质量的好坏决定食品安全与否。环境质量的下降（如环境污染），使环境中的有害物质通过食物链浓缩于食品之中，最终造成食品质量下降。环境对食品安全的影响主要从三个层次反映出来：一是国家层面的环境现状（如大气圈、水圈等环境）对食品安全的影响；二是直接作为食品生产要素的环境要素，如农用土地（壤）、农用水体以及产区大气污染现状对食品安全的影响，是实施食品安全环境管理的主要环节；三是作为食品生产的要素投入，即人工要素（如化肥、农药、生物技术等）在发挥其生产促进功能的同时，影响或污染着环境，是食品安全的主要环境因子之一，成为农业环境与食品安全管理的主要对象。从中可以看出，环境质量水平是决定食品安全的一个主要方面。

3、企业生产者的机会主义倾向

机会主义倾向是人们的一种狡诈的自私自利倾向，包括投机取巧、见机行事、有意歪曲信息等行为。而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又客观上为企业生产者的机会主义倾向提供了条件，使得生产者最终提供不安全的食品。在食品安全的信息方面，生产者明显具有食品安全信息的优势。消费者在购买前不能确切了解每个单位食品的具体质量安全水平，最多只能了解这类食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平均分布。生产者利用食品质量的这种信息优势，若再没有严格的监督制度，生产者就会产生自利欺诈性的行为， 有可能增加或是放任不安全的因素。

4、政府的监管失灵

同样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政府也存在部分监管不力。政府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一些经济落后的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经济利益，放松食品安全的管制，甚至管制者的腐败，助长了制假售假生产活动的蔓延。另外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涉及工商、卫生、质监、食品药品监督等十多个部门，而这些部门可能出现职责交叉、安全管理职能重叠和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增大了沟通和协调的难度，造成食品安全监管的无效即政府失灵。

三、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建议

1、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信息体系

信息不对称是食品安全市场的一个典型特点，需要政府在食品安全信息体系建设中发挥主要角色。一是关于食品安全检测信息公布。国家要以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食品安全检测信息，信息涉及不合格的产品、残留农药和食品添加剂含量和可能发生风险的提示等方面，使消费者购买食品时，拥有充分的食品安全的信息，避免做出“次优选择”，消费不安全的食品。二是关于食品加工销售等流通环节食品安全信息的建设。为了克服食品加工者与销售者之间食品安全信息不充分的问题，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食品流通信息。三是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信息披露制度。当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政府应该及时迅速食品安全事故的有关信息，避免不安全食品的进一步流通，减少事故造成的危害，同时披露食品安全事故的详细信息，消除消费者的恐慌。四是关于加强与国际食品安全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国际经济一体化将国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国际性的问题，单靠一个国家是不能完全有效解决的。因此我国要建立相应的与国际社会交流的食品安全信息体系。

2、完善食品安全准入制度和标准体系，限制生产者的机会主义倾向

从制度上完善食品安全的市场准入制度，安全标准等制度的建设，限制生产者的机会主义倾向。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是一种强制性规定。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包括：其一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企业必须具备相应的生产件，并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后方可从事食品的生产加工；其二 对食品出厂实行强制检验；其三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标志管理。在实施食品准入制度的基础上，实施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标准更直接规定了食品安全的指标，直接传达食品安全的信息，有利于消费者获得食品安全的信息。解决标准之间交叉、重复、矛盾以及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定位不合理的问题，使食品标准体系结构合理，各类标准协调配套，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3、改革考核标准，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管理中有行政不作为表现，其中有地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混乱、权责不明的客观原因，但更多是与地方经济利益有关的原因。改革片面追求GDP和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将食品安全列入考核地方和官员政绩的一项内容，削弱地方保护主义对食品安全的威胁。完善责任追究制度，也是解决食品安全的有效政策。对参与假冒伪劣产品生产、销售者相互勾结、收受贿赂，为其开绿灯、打掩护的地方官员，应依法严惩；对于虽未收受贿赂，但对本地假冒伪劣食品有意实行地方保护主义者，应按论处。地方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达到一定程度的，实行引咎辞职制度，追究当地政府官员和当地执法监管部门的领导责任。

4、加大科技投入，提高食品安全的检测技术

食品安全链条涉及原料的生产、食品加工、食品运输、食品销售和食品消费等环节，链条长而且食品安全显现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就应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提高食品安全的检测技术，财政首先是加大检测技术的资金投入，增加新技术的科研开发支出，使得新的先进技术能及时应用到检测中，提高食品安全检测能力。在加大食品安全技术的资金支持力度的同时，还应整合全国的科技资源，合理利用全国有关的实验室、检测中心、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设备、情报、技术、标准、人力资源，建立检测检验网络并提高其效率和水平，从而为食品安全做好技术保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