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 批评法 诗歌

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自然辩证法理论知识对于诗歌研究、诗歌研究者是十分重要的，也是诗歌研究者应该掌握的一门学科。

辩证法即对立统一法则，在自然、社会和人们的思维中普遍存在。文学是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的产物，就必然程度不同地反映出对立统一的规律，形成文学艺术的辩证法。社会生活的辩证法反映于作家笔端，就形成了文学艺术的辩证法。批评方法则是文学艺术辩证法的一个分支，更是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1］古代诗论家根据中国古代诗歌的审美特点和规律，提出了“知人论世”、“以诗解诗”、“识鉴诸家”等重要批评方法，这些方法自成系统，不但对古代诗歌的创作、批评及鉴赏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

（一）客观分析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以诗解诗”是王夫之提出的诗歌批评方法，它要求评诗者按照诗歌本身的特点、规律去客观地评论诗歌。王夫之《姜斋诗话》云：“以帖垫师之识说诗，遇转则割裂，别立一意，不以诗解诗，而以学究之陋解诗，今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陋于学诗，其弊必至于此。”这样解诗评诗，忽视了诗歌本身的审美特点，违背了诗歌的基本规律，势必曲解诗意。中国古代诗歌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点，若忽视这一特点，而拘泥于诗之字句形迹，则无法理解诗的真正意蕴。谢榛《四溟诗话》说：“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若“泥其迹”，只能割裂诗之本义精神。古代“不以诗解诗”者常有之，这种错误的评诗方法多为古人所指斥。如清代黄锡磺《汉诗总说》云：“世之说汉诗者，好取其诗，牵合本传，曲勘隐微，……执词指事，多流穿凿。又好举一诗，以为此为君臣而作，此为朋友而作，此被谗而作，此去位而作；亦多拟度，失本诗面目。”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仍在于古代诗歌具有言简意丰、言外有意等审美特点。［2］古代诗歌贵在含蓄，“寓意”曲折委婉、幽深微妙，若局限于字面而“强解”，甚至考据式地解诗，不但无法把握这些诗的寓意，而且只能曲解其意。因而，诗“皆宜细参，不得强解”。

“以诗解诗”，一是要求解诗者不能局限于诗歌的表面文字，而应把握其幽深微妙的“寓意”；二是要以意为主，以韵为次，对于诗中“韵变而意不变者”，不能以韵害意；三是要避免以“拟度”、“强解”、“穿凿附会”等方式解诗。而应入乎诗内，把握诗歌之本义、诗人之本义。这样才能对诗歌作出正确评价。王夫之的“以诗解诗”说是一种十分科学的评诗方法，它体现了评诗应从诗歌本身特征出发的客观精神，它是根据古代诗歌自身审美特征及古代诗歌批评的常见错误而提出来的。这种批评方法不但对于批评古代诗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其它文学样式的批评，甚至对于今天的文学批评，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历史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知人论世”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批评方法，由孟子提出。《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就是要了解诗人的生平、身世、思想状况等；“论世”就是要了解诗人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知人论世”要求批评家必须对诗人及所处时代有比较全面地了解把握。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作品与作者及时代三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孟子认识到了诗歌创作受时代社会因素的影响，时代社会影响着诗人的思想感情，诗人的思想感情影响着诗歌作品，即时代诗人诗歌。诗歌受时代社会背景和诗人思想感情的制约，因而，只有把诗歌与诗人的身世及所处时代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这种批评方法将诗歌批评与社会历史联系起来，不但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古今学者在研究、评论具体作品时，都离不开对作者身世遭遇历史背景的研究。很多诗歌只有“知人论世”，才能理解其本义内涵，如柳宗元的名篇《江雪》，写寒江独钓的渔翁，若不了解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处境、背景，就很难能理解此诗的真义。不知其人、论其事，对诗歌就无法“得其义、知其味、会其精神之妙”。［3］“知人论世”不但是诗歌批评方法，也是其它文学样式的批评方法，不但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批评有重要意义，对于现在的文学批评也有重要的意义。

（三）横向比较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选诗是古人表述自己诗歌审美态度的一种方式，如徐陵选《玉台新咏》、殷选《河岳英灵集》、方回选《瀛奎律髓》等，选诗也是一种诗歌批评，体现着一定的批评标准。选家选诗须“识足以兼诸家”，这样才能进行比较、鉴别，从而选出符合自己审美理想的作品。兼通诸家而进行横向比较，以显示出优劣高下，也是古人进行诗歌批评的常用方法。如钟嵘的《诗品》将122位诗人的诗歌分为三品，主要就是用横向比较法。《文心雕龙》中多处运用比较法，陈子昂、杜甫、苏轼、严羽、张戒等也多用此法评前人作品。横向比较法主要有不同作品之比较，不同诗人的成就、风格之比较，不同时代的诗歌之比较等。

诗歌作品之比较。将不同诗人的作品进行比较，从而在对比中见出作品的不同思想内容、艺术特征、风格特点等，是最常见的比较法。较早运用此种方法进行诗歌批评的是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子厚发纤禾农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4］这也是将不同诗人进行广泛比较。此外，严羽、张戒、刘熙载等也都屡用此法。

不同时代诗歌之比较。不同时代的诗歌有不同的特色，通过比较，而能见出不同时代诗歌的特色。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曾将西晋诗歌与建安、正始诗歌进行对比，云：“晋世群才，稍入轻靡，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刘勰通过对这三个时代诗歌的对比，指出了西晋诗歌有“轻靡”、“采缛”、“力柔”等毛病，无法与建安、正始诗歌相比。严羽将诗歌分为词理意兴等要素，通过对比，而指出了南朝诗“尚词而病于理”，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各有毛病，而汉魏盛唐诗才词理意兴俱佳。［5］不同时代诗歌的比较，更具有宏观比较批评的特点，其概括性也更强。

这三种批评方法内涵不同，各有特点。这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三种诗歌批评方法，它们涵盖了从诗歌生成的社会背景到诗歌文本及横向比较的多维度批评的宏观视野，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方法论的基本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1］杨玉辉.现代自然辩证法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212.

［2］张丰.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P78.

［3］傅杰.王国维论学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P387.

篇2

关键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统一；基础；调整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2004902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那么何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简单地说，统一就是两者一致或者两者构成一个整体。从后者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起显然构成了人类对整个世界的一个完整的互补的认识体系。于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统一应该更多的是指两者的一致性问题。那么两者应该在什么基础上或什么意义上一致呢？人们主要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方面去判断它们是否一致。由于人们选择统一的基础和角度不同，因而在一致性问题上存在着很多争议。不过，如果我们愿意调整统一的视角和基础，那么两者的统一问题就会容易得多。

1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的主要因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能否统一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统一，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人们的价值观等。首先，从研究对象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对象的共性使得它们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容易具有共性，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又决定了它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性。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来看，一般认为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即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没有自觉能动性，而人类社会则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具有自觉能动性的特征。相应地，人们认为自然科学可以进行数学化和逻辑化的研究，因而其可预测性和规律性强。而社会科学的可预测性和规律性则要差得多，甚至有人认为它们不具有可预测性和可重复性。如果把社会科学再划分为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两部分，那么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就更大了，而这个区别根源于人与自然的所谓本质上的区别，而狭义的社会科学已经较多地采用了数学和实证等自然科学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相似性源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某些方面的相似性。简而言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类的区分实质上来自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大部分的区分，而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区分则反映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既有共性又有个性。

其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还与人们的价值观有关。这表现在：一方面，自然界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甚至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比如，自然界内部的动物界、植物界和无机界之间就不同，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去说研究自然界的各个学科之间有什么不一致。另一方面，自然界，特别是动物界与人类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然而由于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包括动物界在内的自然界却被人类认为是低等级的，从而与人类分隔开，相应地，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分别。比如，生物学、医学和兽医学之间本应该存在很多相同点，而我们总是人为地分开它们。相反，现在由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生物种类日益减少，这将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资源，于是导致了所谓生态伦理和环境伦理等学科的出现。而这些交叉性新学科的出现不仅说明了人类与自然的一致性，而且说明了学科本身的创立也是基于人类的需要和某种价值观。所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能否统一在许多方面是由人类自身的价值观或需要决定的。

第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还与方法论有关系。对相同的对象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会形成不同的学科，如西医和中医、理论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西医和中医虽然同属于医学，但是至今还时有相互排斥的情况，这也许是由于不同的范式所导致的。而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虽然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人，但是它们研究的是人的不同方面，因而具体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而因对象的不同而导致的方法论的不同那就另当别论了。

2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应建立在多层次多角度的基础上

在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统一的难度实质是统一标准严重不一致，有的主张以方法论为标准，有的主张以科学语言为标准，有的主张以可预测为标准等等，但是无论以哪一种为标准，都难以统一两大科学。因为这种统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学单方面的特点为标准片面地评判社会科学，或者以社会科学的标准去片面地评判自然科学。实际上，两者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着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无视它们各自的特点。那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该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统一呢？笔者认为两大学科的统一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多视角的统一，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下面笔者将主要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三个方面进行说明。（本体论层次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理论层次即方法论、科学语言等、还有应用层次）

（1）在本体论层次上主张弱自然主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难以统一，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人们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固然存在区别，但是这个区别不能被无限夸大，以至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如前文所说，大多数的意见认为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而人类社会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人自己单方面的看法，我们并没有征求动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但是谁能保证不会出现“人眼看狗低”的现象呢？事实上，至少在高等动物中，少数动物的社会化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人类却单方面地贬低它们为群体性。这种人类种族优越论的预设实际上是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种表现。人类把本来浑然一体的世界人为地分割成两个决然对立的部分，并以此为基础把人类的认识也相应地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分。如果人类出于认识的需要，对世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本来是人的认识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不能把认识中的二分反过来当作本体论的二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人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水而更高超，它们可以为两大科学的统一提供坚强的本体论基础。

如果我们愿意调整自己的本体论的看法，那么相应地在认识论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所谓对自然界应该采取说明的方法，而对人类活动的意义必须采取解释或理解的方法，这看法的基础也就不再牢固。

（2）从科学方法论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各自内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变的，这既为两大科学的潜在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又说明这种统一只能是多样性基础上的历史的动态的统一。首先，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是到一定发展阶段后才分开，而在分开之前它们已混在一起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特别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辩证哲学思想至今仍然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主要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而现在不仅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运用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性学科，这更是它们直接统一的例证。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相互渗透性也许会更多。其次，自然界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机物和无机物、动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类和非人类等的区分。相应地，物理学和生物学存在着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学内部的统一。同理，我们也不应该否定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但是这是一个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不需要把人类社会完全还原为生物的强自然主义。

（3）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也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虽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自分开以来，各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人类发展科学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自身。当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产生着日益严重的冲突，这固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也与片面的自然科学观有一定的关系。而生态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和科学发展观等学科和思想的出现说明了人类已经开始在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层面上对两大科学进行整合。如果说近代工业革命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地迅速发展及其与传统社会科学的分野，那么如今工业发展及其被滥用的恶果又促进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

3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篇3

关键词 检验 评价 认识论意义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知识的检验与评价关系问题凸现为当代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其深刻的理论背景和根源，体现了人类对近代文明实践造成的反主体性效应的自觉反思和检讨。近代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界的规律，经过人类的实践和利用，为人类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它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自身无法克服的危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这些危害迫使人类不得不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检讨。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与实践的方法论问题正是由此而显得格外紧迫和突出。

1 对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意义

当代人类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发展困境和生存危机，看起来是“天灾”，实际上是“人灾”，是以“天灾”方式表现的“人灾”。这就使得检验与评价问题作为一个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实践问题显得格外紧迫和突出。另一方面，物质财富的巨量增加与环境的恶化以及人在当代社会中的贬值、失落成为西方社会最为触目惊心的事实。当代社会中将自然科学知识应用于实践中所呈现的“正负效应”同步增长的事实使得人们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实践中的检验与评价问题不得不重新关注和思考。

自然科学发展寻求的主旨是“合规律性”，而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寻求的主旨是“合目的性”。从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的关系角度来看，要求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必须基于“合目的”与“合规律”的双重标准的统一。

2 对人文科学理论研究的意义

“人文科学方法论之所以成为当代世界哲学普遍关注的一个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根源在于当代人类生活对人文科学的需求与人文科学的实际发展状况之间极不相称”。当代社会中的宗教淡化、技术异化以及人与人的疏离使得当代人陷入普遍的精神困惑之中，特别需要一种人文关怀、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出境使得人们对人文科学寄予很高的期望。从而也就赋予了人文科学的特殊重要地位，促使人文科学成为当代人类科学体系中一大主导学科群。但另一方面，虽然当代社会生活特别是当代人的精神处境已成为一些人文科学学科思考和探讨的课题，但人文科学作为一个主导学科群在当代的实际发展状况远不能和自然科学相匹敌。当前，人文科学不仅未形成统一的规范，未建立起与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相适应的方法论基础，甚至其科学性也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怀疑和否定。这就使得对人文科学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如何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理性意义上实现二者的统一，也是检验与评价问题受到关注的重要缘由。

3 对科学决策的意义

首先，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研究有利于决策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所谓决策的合目的性，就是决策与人及其实践的现实需要相符合的性质。人们之所以要进行决策，就是为了寻求其目的的实现。所谓决策合规律性，则是决策与实践及其对象符合、一致的性质。从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的联系角度看，判定一个决策是否合目的性，就是要看它能否在实践中达到决策者预期的目的；判定一个决策是否合规律性，就是要看决策与实践及其对象符合、一致的性质。要达到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决策者不仅要了解对象方面的状况，也取决于决策者决策的能力以及决策的客观环境。因此，决策者只有在妥善研究了这些条件之后，在这些约束条件之内作出决定，才能实现科学决策。

最后，有利于决策合价值性与合工具性的统一。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将合理性分解为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两种。他认为，工具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工具合理性行动着重考虑的是手段对达成特定目的的能力或可能性；价值合理性行动全力关注的是行动本身是否符合绝对价值。由于工具合理性仅考虑达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而不考虑目的本身合理与否，因而易于导致张扬工具、手段而遮蔽目的、意义的工具主义。价值合理性注重对目的本身的合理性反思，忽视了对达到目的的工具、手段的关注，易于产生脱离实际的“乌托邦”式价值理想主义。从检验与评价的关系来看，科学的决策必须将这两者结合起来。

5 结论

综上所述，基于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的关系的要求，判定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是否合理，标准在于“合目的”与“合规律”的双重标准的统一。任何割裂二者，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的做法都会最终导致不合理的自然科学理论与实践；在理性意义上沟通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促进人文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相统一，实现科学决策的合目的与和规律、合情与合理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欧阳康.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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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研究 实证主义 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C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5-0068-01

1.实证主义方法论

1.1理论阐释

在孔德之后，真正系统将实证主义方法论原则贯彻于实际研究的则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迪尔凯姆在研究方法上坚定实证主义立场，他认为，要将社会学建立成一门完整的科学化的学科，必须要确定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相应的一套研究方法，将社会学建立成实证科学。迪尔凯姆首先确定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其次，迪尔凯姆提出了一系列研究社会事实的原则，认为应该把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事实当作“物”来考察。即，面对研究对象时，应破除一切主观预断，切勿将个人的主观看法和经验所获的感性材料带入实际社会研究中。再次，就解释研究对象，迪尔凯姆也提出了若干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某一社会事实的存在必须根据别的社会事实来解释；第二个原则是：对社会事实的完整解释必须包括因果考察和功能分析”。

1.2基本观点

“实证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研究应该向自然科学研究看齐，应该对社会世界中的现象及其相互联系进行类似与自然科学那样的探讨。要通过非常具体、非常客观的观察，通过经验概括得出结论。同时，这种研究过程还应该是可以重复的”。[1，p8]由此，从是否存在社会规律方面来说，实证主义方法论坚持存在社会规律，人类社会是有规律可循的；从认识社会方面来说，实证主义方法论坚持对社会进行整体研究、静态研究，提倡客观的认识人类社会；从解释社会现象方面来说，实证主义方法论倡导对社会普遍现象进行宏观解释；从评判社会现象方面来说，实证主义方法论认为应采用客观的标准，用实际调查所得资料进行评判和验证，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总之，实证主义方法论认为，我们可以使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探寻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1.3典型特征――定量研究

定量研究，从语义上来说，着重在“量”方面。显然，定量研究侧重于计算、测量，更多以数字的形式对研究进行描述。从哲学基础来看，定量研究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探寻现象的规律性，因而，在范式上，定量研究更接近与科学范式。从逻辑过程来看，定量研究是演绎推理的过程，从对一般现象的研究到特殊情境中。从理论模式上看，定量研究是用来进行理论检验的。从主要目标来看，定量研究主要用于解释社会现象，确定所研究现象之间是否具有相关关系，甚或是因果联系；若现象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可构建模型解释想象之间的关系。

2、人文主义方法论

2.1理论阐释

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了一系列人文主义思潮，代表性较强的有乔治・赫伯特・米德、布鲁默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以阿尔弗雷德・舒茨为代表的现象学社会学和以哈罗德・加芬克尔为代表的常人方法论。其中符号互动论强调人的主观因素，认为人具有自我的双重性；同时符号互动论注重微观层面的研究，从观察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流来探讨人与人的互动过程。因而，符号互动论注重对个人的、内在的、特殊的微观层面探讨，比对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等宏观理论的探讨更细致，更深入。加芬克尔是常人方法论学派的创始人，加芬克尔所指的“常人方法”，取了其字面意思，常人方法即是常人（普通人）解决日常问题所使用的方法。他认为“一，社会学研究应该面向日常生活，分析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如何运用尝试性知识、程序和技巧来组织他们的实践行动；二，社会学本身也是一种日常活动，社会学知识和日常知识或常识之间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芬克尔认识到社会学应是研究我们的日常生活，研究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甚或说是，互动双方之间语句表达的规范性、合理性；同时加芬克尔认为社会学本是又是一种日常活动。常人方法论的方法和理论对日后社会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2基本观点

人文主义方法论认为，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社会，不能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在研究社会现象时，要充分考虑到人类社会主体“人”的特殊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具体说来，从是否存在社会规律方面来说，人文主义方法论倡导自由意志，认为人类社会无规律可循；从认识社会方面来说，人文主义方法论坚持个体研究、动态研究，强调认识社会的主观性；从解释社会现象方面来说，人文主义方法论坚持对微观层面现象的探讨，强调主观解释。

2.3典型特征――定性研究

定性研究，从其哲学基础上来说，定性研究注重对特定社会现象特征、性质的探讨，其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社会条件下进行的，注重对特定现象的一种主观解释，因而，从这个方面说，定性研究受人文主义方法论的指导，更接近于自然范式。从逻辑过程方面来说，定性研究是归纳推理的过程，通过对特定现象的主观描述，由某个特定的情境推出一般性的结论。从理论模式来说，定性研究是理论建构的过程，通过描述性研究得出一般结论，提出扎根理论，这也是有待检验的理论。从主要目标来说，定性研究深入实地，可以获得某个特定地区、特定社会现象较为深刻和丰富的资料，以深入理解社会现象。从研究方式上来说，定性研究更注重研究程序、研究手段的灵活性和特殊性，社会研究方法体系中的实地研究是定性研究的主要研究方式；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是定性研究收集资料的常用方法；定性研究收集和整理的资料多是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因而，在分析资料这一环就尤其依赖于调查员个人对研究主题的敏感度。

由上，相比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对调查员有更高的要求，要求调查员积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因而，在一项定性研究之前都较为重视对调查员的培训和考察。

参考文献：

[1]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篇5

【论文摘要】：　"科学哲学"是什么？对于这个与西方科学互相依存的科学研究典范，多数科学研究者是陌生的，但是是极为重要的。科学哲学是一种逻辑思考与范式交织运用，从事创造性学术活动的思维。西方人运用这种独特的思维理论带动科学革命的浪潮，运用科学创造发展实力，影响人类历史数百年之久，迄今仍方兴未艾。

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造就了西方人与我们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就中西方哲学思想的比较，中国哲学论述的焦点是"行为"之"善"，而西方哲学论述的焦点是"知识"之"真"，两种思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美国北卡罗来那大学教授罗森博格对科学哲学做出以下定义：哲学首先要处理的是科学尚不能回答或永远不会解答的问题，其次要处理科学为何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他也认为科学哲学长久以来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就是要了解科学是什么，它如何运作，它的方法、基础和条件是什么。库恩于1962年发表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指出：范式是科学哲学的基本观点，也就是研究者用来寻找意义的理念模式。而且所谓理念模式，就是研究者用范式的指导来从事研究问题与选择研究行动时的思维方式。这个认识问题的思维方式由以下二个核心概念所构成。

一、思维逻辑

受文化影响，西方人在从事科学研究时有其独特的思维逻辑，循"本体论－知识论或认识论－方法论"的思维逻辑按部就班的思考问题。有学者解释，西方学者在从事创造性学术研究活动时的后设思维，他们基于对世界本体的某种预设，因此提出了一些认识世界的方法，从而建构出某些独特的知识体系。这种后设思维展现在他们学术研究的成果之中，但无法在其研究成果中论述自身。然而，思维本身只是个抽象概念，所以必须将范式融入思维中从而思考研究的问题和方向。换言之，研究者的基本信念决定的任何一种研究取向或研究范式所主张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就构成该项研究范式的"世界观"，也就是如何去认识及累积建立该门知识。

本体论关心的是人类日常生活世界中各种现象或行为，是否存在着一种事实、永恒不变的本质。如果有，那么真实、永恒不变的本质是什么？而且，不同的范式则有明显不同的主张。所以，本体论就是科学研究的开端，研究者针对被研究的对象探讨其本质究竟是什么？建构起一个初步的概念。

有了概念，接下来就是诠释内涵。知识论关心的是研究者应该运用何种立场与态度，与被探究的对象产生互动关系，才能了解现象的真实本质。也可解释为探讨知识本质、原则和知识的来源。重点是，研究的结果和研究者的立场与态度理当一致。十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以后，这样文化传统更发展成为笛卡儿"主?客"对立二元论的哲学，对近代科学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

方法论就是要透过何种方法与策略才能发现或检证预设的问题的本质。由于科学分类的关系，凡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领域都有其严格的方法论，以作为获取知识的方法与学科发展的支撑。同样的，不同的范式对方法论选用就会有所限制。一般我们熟知如归纳法、演绎法、辩证法、实证法、解释法、批判法等。

综上所述，我们了解到"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者之间具有互为逻辑的关系。因此，一个研究者对于"方法论"的回答，必然会受到其"本体论－认识论"立场的限制，而不能随意选择任何一种方法论。反过来说，当研究者决定采用某种"方法论"时，他必须同时接受其"本体论－认识论"的预设。

二、范式

粗略的了解了科学哲学中的思维逻辑，接下来进一步认识研究者是透过怎样的研究范式来对其研究的问题进行预设。其实，整个研究范式的发展就是一部完整的"科学史"，充分证明了西方哲学论述的焦点是不断追求"知识真理"，任何一点违反理性思辨法则，都将遭受严厉检验和批判。二十世纪各种不同派别的范式主张就演进的时间先后，依序有下列五种范式的论点主张及主要是应用于何种科学的研究。

实证主义从十六世纪科学革命起,迄今仍然主宰着人类的科学研究活动，即时下广为自然科学所引用的实证研究。实证论者的主张是"素朴实在论"，采用实验论的立场，相信科学能够回答所有的疑问，解决所有的问题，属于"量化研究"的科学研究范式。

"后实证主义"针对"实证主义"纯科学的观念提出强烈的批判。代表人物波普尔认为："科学就是已成立事实的集合，这种通行观念是错的。科学中没有任何一滴知识是永远成立的，没有东西是不变的。"后实证论者主张"否证论"的研究范式，但是仍然保留着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对客观、精确、预测及控制的重视，也认为完全的客观不可存在。属于"量化研究"的科学研究范式，但不排除使用"质化研究"方法。

人们通常把结构看成一种形式、一种架构或某种形状。其实，事物的结构和本质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两者互为条件，相互影响。结构主义不仅关注外在形式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探讨形式内在组成要素彼此间之深层结构的问题。属质量化兼具的科学研究范式。

解释学的发展受到"现象学"影响甚深，两者均是对自然科学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法则是不完全的，并没有绝对性。解释学主张，人类不可能完全了解客观的事实，必须要从生活实践中创造意义，而创造意义的过程就是解释的过程。主要的方法是用对话与辩证的方式，透过归纳、比较与对照过程获得一致性。属于质化科学研究范式，同时也奠定了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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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心理学 矛盾批评 负面效应 发展建议

引言

心理学之所以得到发展，跟批评与纷争有着莫大的关系。在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批评和纷争并存，两者交相辉映，相互刺激，但也不断丰富和完善了心理观和方法论，最终让心理学在实践当中得到发扬光大，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也最终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得到完美统一。不过，虽然无休止的批评与纷争虽然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但是同时也存在着很多消极影响，比如心理学的一些领域心理学的学科定性、方法论等根本性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导致心理学纷争不断。而要想得到突破，那么就必须要超越纷争，才能实现质的发展。

一、矛盾和批评

对于心理学的定向，影响力最大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心理学、人文科学心理学以及批评心理学等三种取向。看似有交叉重叠的取向，其实是从不同的知识结构体系来进行区分，而每一种取向还有自己的流派和方法论。

自然科学心理学囊括了结构主义、行为主义以及认知心理学等流派，主要采用分析方法来对心理事件来进行分解，这种方法能够将整体分解为很多小块逐一分析研究，从而解决那些要求精确、细致具体的问题，因此它关注的主要是心理客体以及事件的研究。而行为主义则是采用案例分析和量化的方式来研究信息输入到输出，研究引起人们心里活动刺激的影响因素。对于持这种取向的心理学家来说，他们认为经验是促进人类心理知识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因为自然科学心理学以实证主义认识论为根基，若是联系科学哲学、逻辑经验主义又或者是批判理性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话，通过一系列的精细研究便能够得出心理事实的真理性。

人文主义认为个人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是可以通过心理干预来实现的，通过了解心理学的意义来实现个体、群体或者是文化的发展变化，它以综合性为基本研究方法，把人类的各种心理划为统一的整体，以释义学、现象学则为其认识论基础，重点研究人类心理整体面貌、整体属性。批评心理学则与其他两个心理学取向不同，它是从不同的审视角度来审视现代主流心理学发展中的问题，并通过批评的方式来构建完整的学说。从内容上来说，其基本假设则是批评能够促进心理学学术共同体理论、方法以及时间的改变以及发展。批评心理学的方法论主要是根据心理学学科的复杂性以及概念的多重性来决定的，这一取向的杰出代表为女性主义心理学、后现代心理学等等。

二、各派心理学观纷争的负效应

（一）学科定位模糊。

从历史进程来说，自然科学心理学的一直影响着整个心理学派的发展，并获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理论研究，推动了心理学的繁荣发展。同时，自然科学心理学的理论比较全面，为心理学的研究性质、研究对象、研究依据、研究策略等方面提供了指导性的意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自然科学心理学的地位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机械还原论等自然科学心理学理论成果也是许多心理学家批评的主要方面，认为这种机械性地理论，割裂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是一种呆板陈旧的传统理论，忽视了价值观的积极作用，并没有进步可取之处。同时，人文科学心理学的探索步伐也不断加快，提出了精神分析法，广开心理学学科建设的先河，构建了一整套系统规范的针对神经症的理论学说。虽然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但人文科学心理学也没有分清人和动物的本质属性，大有生物种族模糊的嫌疑。同时，如果用单一的生物学来进行研究人的心理活动，这是违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行为，只会越来越忽视人的思想意识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不论是自然科学心理学会还是人文科学系力学，都在学科定位上存在模糊的现象，没有科学客观地综合学科之长来补己之短。

（二）分裂趋势愈演愈烈。

心理学的统一和整合，一直困扰许多心理学专家，他们为此也不断地进行争吵，这对心理学的学科形象有极大的负面影响，也动摇了心理学的理论地位。诚然，不同的心理学家根据自身的生活实际情况，选取的心理侧面研究依据也不一样，运用的分析方法更不一样，最终才形成不同类型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心理学家之间并没有相同的语言和理论，即便研究成果相互对立和矛盾，这也是无可厚非的观点。比如，批评心理学认为自然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是在前人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上形成，但其构建的心理学说却完全与最初的心理学理论基础互为悖论。事实上，一个不断成熟的心理学研究，是在不断地继承前人的理论研究，又对其不断地批判。为此，许多学者痛心疾首：心理学的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心理学出现了分裂。其实，这种观点并不能完全说明心理学的学科价值，为了追求更加深层次的心理学研究，摒弃了以往坚持的理论依据，并不是所谓的心理学倒退，而是严重批判地继承。正是由于站在不同的视野，心理学的纷争才愈演愈烈，甚至在学科理论派系上争锋相对。

三、推动心理学发展的建议

现代心理学的正确性一直是专家和学者争论的焦点，至今一个世纪过去了，批评赞扬并存的心理学理论仍不断受到人们的重视。事实上，每一个不同了理论体系下的心理学观点，都具有各自的优势，不应该全盘否定。因为一个心理学理论和方法都是经过深刻地认识和研究，反映了其他心理学理论没有具备的侧面知识，这是有可取之处的。所以，本文认为要想不断促进心理学的繁荣和发展，必须行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树立辩证的意识，客观认识不同的心理学观。

从内容上来说，只有正确地认识心理学，保持客观公正地严谨态度，才能形成积极健康的心理观。如果完全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来包装心理学，这是十分片面和极端的，因为如果通过假设性的事件进行物理性概括，这种方法并不能揭示出心理学的本质。另一方面，人文科学的心理学更加强调心理的个体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的关系，从整体的环境中来反映个人的心理思想状况，从而探寻心理生活的真谛。批评心理学则是通过现代化的理念来批评心理学中存在的弱势，这种批判性的理论并不应该全盘否定，必须客观地认识其积极有益的方面。全面否定主流心理学通过不断完善和丰富女性主义心理方面的内容，提倡男女平等，并进行具体的实证研究，从而得出科学的心理学方法论。所以，不管是何种理论基础的心理学观点，必须辩证地认识其积极和消极的一面，百家学说共同探讨，才能在竞争和矛盾中推动心理学的发展。

（二）不同方式之间积极配合，保留优势条件。

自然科学是自然科学心理学发展的基础，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改变学科原本的精确性以及严谨性。此心理学科很好的推动哲学思想以及主观内省发展。就人们心理活动研究是通过实验方式以及具体数据揭示的，对于人物个体微观心理机制进行精确的研究，掌握测量性，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获得很多有利数据。像是心理过程、心理机制等心理现象通过实证方式进行研究，但是此种方式受到心理文化历史属性以及社会特征限制，并没有发挥积极的动力。人文科学心理学与自然科学心理学之间并不矛盾。例如人本主义心理学研究人员就通过问卷以及测量的方式进行研究，讲究研究方式多样化，不会使用单一的方式进行研究，这样才能确保非实证方式在心理学中合理位置。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将问题作为中心选择方式，要做到问题是重点，一切都是为了问题所服务的，确保做到兼收共得。此项方式需要遵循方法论原则，这样更能省时省事的保证心理学研究同体，揭示心理生活价值以及意义。但是此项方式并没有具体的试验方式以及测量方式支持，不具备精确的数据定量研究，这样就缺乏具体实证进行证明，相关心理研究成绩也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同，甚至对于新的研究成绩有的研究学者保持反对意见，虽然并没有完全的否认此项研究，但是对于主流心理学方式所存在缺陷进行研究。

四、结语

实践是心理学发展基础，其主要价值就是服务于人们生活实践。自然科学心理学对于心理学研究开放性以及应用性都有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推动力，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心理学理论以及实践之间的关联性。但是，在研究人们心理活动过程中因为受到科学主义、个体主义、客观主义的影响，在一定的范围内会出现变量研究改变，这样就忽视了心理学理论实践成绩，对于社会生活所需不能满足。人文科学心理学并不认同自然科学心理学中一些不具备理论支持的实验结果，此项研究方式对于人们生活意义探索并没有任何的意义。人文科学心理主要是将人本主义所需、研究动机、自我实现价值作为研究重点，这样才能保证心理学与生活研究不分离，同时能够保证人们精神生活质量更好的提升。现阶段内研究过程中需要保证心理学不能脱离生活实际现状，这样才能保证人们心理学有实质性的支持思想。值得恭喜的是：现阶段学者已经认识到价值观念的重要性，心理学研究过程中伦理政治维度对其的影响性是相当重要的，不能通过简单的方式进行处理。无论是何种研究方式，都是需要在社会宏观文化基础上进行的，结合人们实际生活关系，做到面对社会生活，真正的为人们服务。

参考文献：

[1]麻彦坤.边缘心理学对主流心理学的批评[J].国外社会科学，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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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证主义下的社会学研究

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开创者，他坚信对待社会的研究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运用准确的研究方法，他致力于构建关于社会的实证科学。同为法国学者的迪尔凯姆也是实证主义的代表，他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和《自杀论》被公认为实证主义的经典之作。

在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和任务的讨论上，孔德从社会学作为一门实证意义上的关于社会的科学这一观点出发，把社会学关于社会的论述严格得同神学和形而上学关于人和社会的思辨区分开来。在他看来，神学将人看做是与动物有本质区别的另类，是神或天命的创造物；而形而上学则脱离现实，把社会解释为人类离职或个人理性意志的产物。[1]孔德认为，社会学在研究社会时也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正如物理学或化学研究物质世界时所运用的严格的科学方法那样。为此，孔德在论述社会学研究方法时首先提出了观察法和实验法，这两种方法都是自然科学所常运用的研究方法，他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论述和归纳充分展现了其把社会学建设为一门实证科学的思想和努力。

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他把发生在社会层面上的种种现象称为社会事实，正是这些社会现象构成了社会。他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写道：“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且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2]迪尔凯姆把社会事实作为事物来看待和研究，即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事实，如信仰体系、社会习俗和社会制度等，都应该被看做事物，同样也可以被直接地加以观察和客观地加以测量，正如物质的变化可以看作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同样，人的行为也可以看作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即人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对社会事实的外界强制作用的反应。[3]迪尔凯姆继承和发扬了孔德的科学实证主义方法论思想，主张自然科学为榜样，通过对经验材料进行观察、归纳、分析、预测和检验这样一些步骤，对社会想象作出客观的说明和解释。此外，迪尔凯姆的《自杀论》一书开创了西方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先河。同时，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也主张对人口与犯罪、工业化等社会问题作经验性的社会调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崛起的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也十分重视社会调查研究，取得了大量关于城市社会的经验研究材料；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社会学界形成了一种风气，即特别强调数量化、模型化的分析方式，相继有布劳、邓肯、霍斯曼、科林斯、西蒙、兰德等学者采用数理分析方法进行了系列的社会学实证研究。换言之，实证主义方法论在西方社会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二、反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

从整体来看，孔德的社会学无疑是处在社会学发展历史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从科学分类出发对社会学与自然科学进行比较，以此来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韦伯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社会学的形成时期。韦伯将社会学建立在对社会行动作“解释性的理解和因果性的说明”之上，他曾给社会学下过这样的定义：“社会学（就这个多义词在这里所表达的意义）是指这样一门科学，即它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据此，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对社会行动作出因果解释。”[4]因此，韦伯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人的“社会行动”，而“理解”成为了社会学研究社会行动的主要方法。

理解是在研究者的解释意图与解释对象之间的一个循环互动，因此，理解与解释是永远没有完结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见解则代表了社会学领域中人文主义的主观方法论的一般主张，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深入理解社会行动以便对其过程及影响作出因果解释的科学。韦伯的哲学观和理解社会学主要来源于狄尔泰以“理解”为核心的精神科学和李凯尔特以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和文化的科学观为核心的新康德主义哲学。韦伯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有着本质的不同，社会现象含有社会成员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主观理解，即社会事实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他反对把人的行为客观化、定量化的实证主义倾向。

现象学派对人文解释有了更大的发展，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或解释性理解其本质上都包含着价值倾向性，研究者应该关注他们与被研究者以及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意识活动，对社会现象要进行深度描述，研究者还要深入现象的内在联系之中。他们认为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结果是展示了一幅歪曲社会生活的图景，这种方法往往把人类行为主体描绘成外界刺激的被动应答着，而不是其自身社会生活的积极创造者。这一流派强调在探寻当事人意义建构的过程中，研究者应该长期在当地与当事人生活在一起，通过亲身体验以了解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他们自己是如何解释性理解对方的。社会个体对外部世界不仅仅是作出反应和回答，因而他们不仅仅是被动者，而是一个个行动者，他们在与别人的交往过程中创造出自己的意义，构成自己的现实，从而指导自己的行动。社会现实是由意义来加以构建的，社会世界是社会行动者的感性认识和主观释义的结果，而不是由存在于社会成员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实体组成的，事实上，意义正是行动者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建立和重新构成的。

三、对实证主义和人文解释的评述及应用

众所周知，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是一个实证主义哲学家，尽管社会学源自于社会哲学，但是从孔德、斯宾塞开始就能够看出社会学同实证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学从建立之初就是一门为重新组织社会而服务的实证性科学。

在实证主义占主导的形势下，社会学很明显地属于经验科学，人们很大程度上把搜集有关社会信息的活动等同于社会调查，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社会学领域里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方法论形成于19世纪英、法、美等国，而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和迪尔凯姆更是直接地表达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观点和主张。他们认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除了研究内容不同外，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其研究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还认为人们能够而且应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或实证的方法，去研究和说明社会现象，发现并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然而，社会规律性和自然规律性有着相同之处，也有着不同之处。社会规律性主要表现为统计规律，即总体的规律。社会研究所关注的正是有许多个人组成的总体的行为倾向或发展规律，而不是个体行为的规律性。[5]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认为，大量的社会现象是随机现象，而统计学是专门研究随机现象的数学工具，它提供了一系列研究随机现象的数量化方法。因此，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能较好地寻求大量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演变规律。在韦伯看来，社会现象不仅取决于社会规律，而且也是人的有意识行动的结果。使用实证的方法或自然而科学所遵循的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是合理的，但仅此是不够的，实证的方法不足以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要引入直接理解或投入理解的方法，即研究者通过自己的感受和体检，通过对自己的理解，来重构他人的体验，来理解他人的行为，来阐述或解释他人行为及其形成的社会现象的意义。

随着时代的演进，实证主义的思想内容也改变着它的表达方式，如后来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证伪理论和库恩的范式概念、科学发展阶段论等，则进一步地修正和改造了早期的经验实证主义。目前，大多数社会调查研究仍遵循着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人们大量地运用实证的方法，特别是运用统计学的方法，以寻求探讨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在韦伯的影响下，一些社会学家从另一个角度批判了实证主义观点，反实证主义学派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观点，他们给社会学的发展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实际上，对实证主义坚持怀疑和反对的社会学家，大多数只是反对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或者反对滥用数量分析方法，他们并不是反对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来建立和检验理论的实证原则，因为社会学要想成为科学，就必须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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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回顾：量化和质化的方法论之争

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经历了一场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争执，这场争论围绕着量化和质化两种研究方法，①涉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标准和程序，方法的效度和信度。

争论可以追溯到早期哲学家、社会学家对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差异的思考。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孔德和涂尔干认为社会现实真实存在，社会过程与自然过程一样都是独立于人的意志与行动的客观过程，具有客观规律性和齐一性，社会也应该被当做事物来看待。由此在方法论上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似，强调使用实验、操纵的程序和规则，通过一套工具和程序对客观现实进行经验性探究，对假设进行证实或证伪。②解释主义的代表人物狄尔泰则认为，以社会和历史为研究对象的那些学科19世纪前一直受到形而上学的支配，到了19世纪它们却不得不屈从于迅速发展的自然科学。狄尔泰视分离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为己任，在他看来，无论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都无法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精神的特殊性，有意义的人类生活构成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历史学和其他精神科学的基础，人类生活的每一刻承负着对过去的觉醒和对未来的参与。因此人们认识社会生活和历史时，不是像认识自然界一样，把它们当做外部的东西，而是当做内在的东西，人们凭借着“神入”他人的内在状态而理解人类生活，“理解”成为把握有意义的人类生活和历史的基本手段。③

学者Smith对这场争论做了系统的梳理，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由狄尔泰和其他一些研究者开始，直到韦伯试图在早期实证主义的唯心和唯物取向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而以失败告终。这一阶段以(质化和量化)两种研究设想和程序存在根本不同的观念和近乎相互蔑视的态度为特征。第二个时期或称为过渡时期，研究范式的差异得到承认，但关注度在降低，对程序问题的强调大大增加，蔑视态度趋于缓和。此时期标志着一个全面努力的开始，即：为质化研究制定有别于量化研究的标准和程序，以使得定性研究获得同样的效度和信度。当下(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时期，对于两种研究假设的关注非常少(要么这种假设被认为不再重要，或者两种方法建立在同一个假设之上的观点得到了间接的认可)，二者的差异主要被局限于研究的方法和技巧领域，在态度上讲求兼容并蓄。④

在Smith等人研究的基础上，Anthony和Nancy进一步概括了100多年以来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方法论争执，将其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⑤并且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时间轮廓：

第一个阶段在19世纪末前一点，以量化研究范式的普及为特征。这一时期实证主义盛行，数学和统计程序用于探究、描述、解释、预测、控制社会学和行为学现象。

20世纪初是第二个阶段，在此时期出现了质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此流派的支持者抵制用传统的科学方法来进行社会观测的实证主义做法，而倡导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领域使用解释学的方法。这一时期以量化和质化范式齐头并进为特点。

第三个阶段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到60年代。此阶段产生于抵制逻辑实证主义的部分原则之尝试，见证了后实证主义的诞生。后实证主义体现了量化和质化研究范式的某种妥协，既承认现实构建、价值负载，又相信某种相对稳定的规律存在。研究者倾向于强调普遍意义上科学化的方法和具体意义上适宜化的方法论二者的重要性。第三阶段也出现了更加激进的包括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在内的哲学思想，它们更为强力地声称不存在客观的社会实在，现实是多元化的，而解释取则决于解释者本身。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其类似的思想归结于“不兼容论”，认为量化和质化范式无法并存，支持质化研究取向独占性的优越地位。

第四个阶段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此阶段实用主义范式兴起。实用主义者向“不兼容论”纯粹方法论的支持者提出了挑战，宣称量化和质化范式既非互相排斥也非互为替代。实用主义者认为理论在量化和质化范式中同处核心地位，既认可主观取向的存在，也认可客观取向的存在，他们同时使用演绎和归纳两种逻辑方法开展自己的研究。80年代综合性研究方法大行其道，90年代出现了在研究过程的不同环节整合使用量化和质化方法的综合模式研究。由此，当下的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领域占主流的是量化、质化、实用主义三种研究范式。

这场延续百年的研究方法之争实际上并没有了结，在今天我们依然还可以看到量化－质化研究方法的对立痕迹。“量化和质化范式的基本假设造成了超越单纯的哲学和方法论争论的分歧。两个范式产生了不同的研究期刊，不同的研究基金源，不同的专家，不同的具体方法，甚至表达两者的科学语言也有不同。”⑥这种争执在近期内不会得到解决，事实上没有政治、权威等外力的施压，形而上学的争议很难获得广泛的共识。

二、缘起：对科学的不同见解

为什么西方学术界会出现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呢？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国内学者反思。实际上在我们看来，这种争执没有太大意义，甚至难以理解。我们对于“方法”的看法一直以来都很“克制”，认为方法不过是器、术、工具、手段、途径、策略、技巧等。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后来出现的实用主义工具论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方法被认为天生服务于目的，宿命性地与“被利用”联系在一起。虽然在表达上我们也强调对方法和工具的重视，但总体上的态度仍然是近乎不屑的忽视，缺乏西方学者对方法的使命感和崇敬感。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国内研究者几乎是按照本能和传统在进行研究，很难感觉到方法因素的存在，更谈不上对方法的承诺、忠诚和敬畏。这不一定是坏事，但会 阻碍我们深入思考方法论的哲学意义。

为了解释争执的原因，我们还要重新审视一下“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两个概念。国内学术界对于“量化研究”概念的认识相对统一，即研究者通过观察、测量、记录、统计，借助数量、频率、程度、值以及强度等工具，将研究对象分解成各种变量形式置于数据化的框架中加以描述、解释，确定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一步对假设进行证实或证伪。

而对于“质化研究”，很多研究者试图给它下一个理想的定义，但很难达成像“量化研究”那样的广泛认可。这主要是由于“质化研究”所收纳的内容十分庞杂，难以把所有与此概念有关的各种观点概括于一个短语式的定义之下。从“什么是质化研究”的角度，有学者将主要的“质化研究”方法进行了罗列分类：⑦一种是资料搜集的程序或原则(访谈法、观察法、焦点团体讨论、文献法)；第二种是具有综合性的、包括一些知识论或方法论的讨论(如民族志、扎根理论、历史研究、行动研究、多元方法等)；第三种本身是一套社会科学理论(如符号互动、常人方法学)；第四种像是一套知识论(如批判理论、现象学、诠释学)；第五种则似乎是一种特定的观点(如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尽管如此，研究者陈向明还是尝试着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定义：“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构建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⑧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认识“质化研究”：(1)它遵循自然主义传统，即在自然发生的情境中去研究人的行为，而不是在被控制、纵、被修改的实验环境，“自然环境永远优先于实验室或受控环境”；⑨(2)解释性理解，以解释的方式理解社会行动，并将据此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对这种活动作出因果解释；⑩(3)身体工具，即研究者在不干涉的环境下亲身去体验、观察、认知、理解研究对象；(4)长期性过程，研究者所从事的某项研究是长期的、开放的过程研究，而非短暂的、临时性的试探；(5)归纳性的逻辑，深入个案寻找一般性的结论；(6)关系平衡，时刻调整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既保证避免主观干扰又能够积极探究意义、赋予价值；(7)文本形式以描述、解释性为主。

量化－质化之争从根本上看是西方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研究传统的冲突与对抗。量化研究的基础是实证主义哲学。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学科取得的巨大进步不仅使其树立了各自的学科体系，也逐渐确立了自然科学的权威地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始向以人、社会和历史为研究对象的非自然学科渗透。以孔德、涂尔干为代表的经典实证主义认为，社会与自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社会科学领域排斥自然科学方法是难以成立的，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虽然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复杂，但是二者都是一种外在于人们情感意志的客观现象，都是可以观察、实验、对比的经验事实。科学是人类唯一认识客观世界的手段，而科学的方法只有一种，即必须遵循自然科学家在实践中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在实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定量研究方法建立了它的假设，即研究对象独立于研究者而存在，事物本身具有其内在固定的、可以重复的规律，事物的量化维度可以衡量其本质。

质化研究的基础是解释主义哲学，它的核心在于“解释”而非“证明”。艾伦·布瑞曼将定性研究的理性基础归纳为现象学、符号互动主义、理解、自然主义和个性发生学五种理论和学说。(11)与量化研究相比，质化研究强调对现实的社会建构性，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主张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性的理解。

Anthony等对此进行了总结：在本体论上——实证主义者相信，借助科学的原则，单个社会现实能够得到有效的、可靠的测量。解释主义者则认为，多重建构的社会现实对于不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意义，对其的解释取决于研究者的个人透视；在认识论上——实证主义者认为研究者应独立于研究对象之外，解释主义者则辩称主客体双方相互依存，质化研究者应当充分利用这种关系更好地理解现象；在价值论上——实证主义者坚持研究应当“价值无涉”，而解释主义者则认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研究者所影响。(12)

我们还要认识到，差异不必一定产生冲突和对抗，差异很大的思想与观点相安无事、各行其道、并存共生的情况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也是经常存在的。人文科学的研究者在考察16世纪以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进步时，感到自己的工作在理论精确性和实际效用方面，还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方法之争一开始是以“科学”之争的形态出现的。面临自然科学的渗透，推动争论的第一个动力来自于思想家们对自己所处的研究领域遭遇质疑而产生的焦虑感。孔德的结论是：实证方法是最正确的，实证知识是最真实的，而实证社会学则是最高级的，抛弃思辨、转向实证，不仅是合乎逻辑的，而且也是合乎历史发展趋势的。(13)狄尔泰则勇敢地对“自然科学乃是包括人类世界在内的一切知识的典范”这样的主张提出了挑战，认为与自然世界迥然不同的是“精神的世界”或“意义的世界”，把握“意义”的可行方法是理解的方法，他称这样的科学为“精神科学”。(14)

如果我们忽视思想家们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的忠诚与热爱，很容易将量化－质化之争看作是对细枝末节的无谓争吵，进而对量化和质化方法采取一种想当然的模棱两可的两面态度——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对方法论的理性认识，不是轻率地表示肯定或否定，而是理解思想家们对“什么是科学”的界定，学习和借鉴他们严谨、认真、执着的科学精神，并在研究实践中务实地致力于提高两种方法的效度和信度。

三、启示意义：沿着哪条道路奔跑？

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提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的争论。我们所看到的类似评介性研究大多发表于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领域的期刊上，讨论的规模 并不算大，很难说在中国学术界存在激烈的量化－质化之争。这主要是中国学术研究传统以思辨为主，实证的方法还没有被学者广泛采用，两者的差异还没有给国内学者造成足够的困扰。

在传播学界关于方法和方法论的探讨也不多见，比较有影响的、较早地关注到这一话题的研究来自于两个学者：20世纪80年代后期，祝建华先后详细地介绍了实地调查、内容分析、控制实验三种传播学研究方法；20世纪90年代中期，卜卫探讨了定性、定量、实证研究、内容分析等方法。邵培仁和廖卫民对2008年以前30年的传播学显性学术争论的文章进行了统计，发现“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的争论占7.4％。(15)

国内传播学研究方法相关文献不多的原因，可能主要在于缺乏有深刻洞见的传播学思想大师，没有出现广泛关注的具体研究案例。例如我们对实证方法的关注和了解，涂尔干《自杀论》的贡献不可磨灭。一个成功的研究范例往往会在方法上影响一批追随者。

只需要粗略翻阅几本当下的传播学期刊，我们就可以发现，量化研究或标明量化的文章比例在逐渐增加，这表明学界研究方法的取向开始产生了一些变化。质化研究虽然较多，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得出这种格局是不合理的结论，质化方法本身不一定必须去挑战、去反对；量化研究较少，并不代表当前的量化方法遭遇了不公平对待，也并不是说它代表了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因为无论是那一种方法，在本质上并没有优劣之分。虽然这听起来是老生常谈，却能够提醒我们不要把重心放在徒劳地评判哪个更优越的争辩上。“方法的有用性在于它们的使用，正像刀子的检验在于它能否切割一样，或者换句话说，理论追随着实践。”(16)

此外，在谈论某种方法之前，我们一定是已经对这种方法的概念、术语、原则、程序有所了解，并忠实地借助此方法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实践，这样我们才具备了评价它的资格。“量化和质化研究的区别不在于简单的多变量数据与深度访谈、李克特量表式调查表和开放性问卷、调查和个案研究。……方法的选择意味着对被研究状况的认识，如何研究则体现了对‘研究的是什么’的假设和答案。”(17)事实上我们很难说每个研究者都深刻地理解了量化－质化内涵。“量”和“质”的概念在国内学术界有一个程式化的认识，我们很容易借鉴马克思关于“量”与“质”的辩证关系想当然地推演“量化”和“质化”的关系。

四、构建共识：科学精神的假定

过分强调量化和质化方法的差异是没有意义的。Barbara回顾争论历程，将争论点分成四个主题：主观性与客观性、系统化、量化、概化。她发现这些主题几十年来已失去了很多细节意义，不能够用它们来抓住主要的问题。“无论是在实践还是在理论的意义上，继续将注意力集中在量化和质化的问题上都不再有意义了。”(18)实际上目前学术界整体对方法论的认识倾向于温和的理性，实用主义方法在争执中逐渐占了上风，在承认具体的、适度的不同基础上，主张兼容并蓄、各取所长。

整理西方学术界方法论之争的具体观点对于国内传播学发展将会大有裨益，不过这已不是本文的主要意图，有待于更为熟悉此领域的研究者能够向前走得更远，特别是深入考证西方传播学领域是否存在明显的量化－质化对立关系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在我们思考传播学方法论，或者就实施传播学研究而选择具体研究方法之时，研究者们需要就几个假定达成共识：

1、“传播学是科学”的假定

我们一般会习惯地理解传播学为跨越新闻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统计学、哲学、语言学、语义学、神经病学等学科的交叉性、边缘性、综合性学科，但没有哪一本著作会刻意地强调“传播学是科学”，大概这个观点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在今天，再次强调“传播学是科学”的观念不仅并不过分，而且还是非常必要的。

自然科学从哲学母体成功分娩之后，社会科学(包括部分的人文科学)也一度面临着如何摆脱形而上学之束缚和自然科学之怀疑的困境，思想家和学者们为确立社会科学的合法性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文德尔班的“事件科学”、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胡塞尔的“人文科学”等等终于为研究人和社会的学科赋予了“科学”的桂冠。确立或确认“传播学是科学”这一观点，并将求真、求是、求善的科学精神自觉融入到传播学研究实践中去，以“科学之名”摆脱主观、肤浅、功利、投机、重复、低层次的研究现状，对于当下的传播学来说很有现实意义。

2、知识观的假定

孔德将人类理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人们以虚幻表象解释世界的本原或终极本质，形而上学阶段人们用超自然的抽象概念取代了超自然的神力，实证阶段以实证科学为知识基础，直接面向经验事实。(19)但实证的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这一点还是要明确的。

我们假定传播学研究者已经明确了传播学所承担的独特职能以及传播学何以履行这些职能，已经明确了经验、体验(甚至先验)、感悟、感想、感言、评介、评价、评论、猜测、推想、常识等与科学知识的区别；已经明确了任意的、松散的、零乱的、片段的记述文本与规范的、严谨的、有序的、系统的科学文本的差异；已经明确了传播学知识不是对传媒组织简单的批评、表扬、建议和谋划；传播学知识不是对政府决策、政策、法律依附性的寻根、颂扬和解读；不是虚幻、神秘的臆想，不是模棱两可、令人费解的抽象概念，不是虚张声势、故弄玄虚的统计游戏。传播学研究者可能会在“科学知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上找不到共同的答案，至少应该先在“科学知识不是什么”方面获得共识。

3、学术作为的假定

我们假定传播学研究者学术行为的纯洁、高尚、严谨、认真，不会弄虚作假、抄袭剽窃，不会以学术垃圾和泡沫恶意地对研究资源进行套取和挤占。科学的传播学方法可以使具体研究增值，同时也可能鼓励研究者在方法上的投机取巧。例如，学界对量化研究重视程度增加，导致这种研究方法可以成为取悦审稿人的手段，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量化研究&r dquo;实际上仅仅是使用小规模的样本进行问卷调查，然后经过简单的比例运算，在资料呈现上采用了图表的形式，基本上没有对变量关系的考证，而所得出的结论是差不多不需要借助调查即可以知道的“常识”；也可以看到一些“质化研究”成为简单、肤浅、偏见、主观的代名词。

4、量化－质化素养的假定

方法意味着特定的规则和惯例，良好的方法素养有助于我们理解“传播学是科学”这一命题。方法素养的培育比争论方法更有意义，对方法的迷信则不可取。“然而，研究者有时与他们的研究方法‘堕入爱河’，其中一些人坚持做同一类研究，即使它们已不再有理由继续下去。那些对方法论的信奉过于强烈、误入迷途的人，已基本上不再像科学家寻求创造所需知识那样所作所为了。相反，他们出于武断的理由而行事情不自禁，将方法视作目的本身。”(20)坦白地说，我们对传播学研究方法的教育投入还需要加强。

5、“研究者是自由的”之假定

方法的自由取决于研究者的自由。国内传播学研究主要受限于体制、资源和意识形态的限制，而这些都很难在短时间内通过个人努力得到改变。除此之外，更为直接地影响到研究行为的是，研究者本人对研究对象的“接近权”。当下传播学的研究主体是高校和公立研究机构的从业者、研究者，学界和业界之间冷淡的隔离状况还将持续下去，而国家资源的支持实际上使“接近权”集中在少数的学者和行政管理者手中。因此，面对诸多的困难，研究方法有时候也只能是研究者无奈的选择。

从目前学术界“从业者”的整体研究行为和现状来看，方法相比科学精神仍是次要的，只有先设定了“传播学是科学”的前提，设定了“研究者从事的研究不是学术垃圾和泡沫”，方法才有意义。但这并不是在否定传播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因为方法只是科学研究的工具。对于当前国内传播学的研究者来讲，在科学精神之下重新去审视研究、反省方法应该是合理的选择。

注释：

①Quanitative和Qualitative：对于这两个词语国内翻译有所不同，大部分文献将其译为“定量”和“定性”(如，沃野，2005)，有学者将其译为“量化”和“质化”(如，梁丽萍，2004)、“量的”和“质的”(如，陈向明，2000)，还有学者译为“量性”和“质性”(如，刘可，2006)，此外还有学者使用“量化”和“质性”的译法。(如，陈向明，2008)本文总体上采用陈向明博士对“质性研究”的解释，但译法上倾向于使用“量化”和“质化”。

②黄瑞琪：《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3页。转引自陈向明：《从“范式”的视角看质的研究之定位》，《教育研究》2008年第5期。

③⑩［德］韦伯著，韩水法译：《社会科学方法论(汉译本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④Smith John K. Heshusius, Lons. Closing Down the Conversation: The End of the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Debate among Educational Inquirers. Educational Researcher.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Chicago. 1985:4-16.

⑤(12)Anthony J. Onwuegbuzie; Nancy L. Leech. Taking the "Q" Out of Research: Teaching Research Methodology Courses Without the Divide Between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Paradigms. Quality & Quantity,39(3): 269-271.

⑥Sale, Joanna E M. Lohfeld, Lynne H.; Brazil, Kevin. Revisiting the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Debate: Implications for Nixed-Methods Research. Quality & Quantity, 2002, 36(1): 45.

⑦李晓凤、佘双好：《质性研究方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⑧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lwxz8.com 北京写作论文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⑨［美］大卫·A·欧兰德森等著，李涤非译：《做自然主义研究——方法指南》，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14)(17)景天魁主编：《现代社会科学基础(定性与定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13)(19)刘少杰编：《国外社会学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5)邵培仁、廖卫民：《中国新闻传播学30年学术论争的文献统计分析》，《当代传播》2009年第1期。

(16)［英］H. P. 里克曼著，殷晓蓉、吴晓明译：《狄尔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篇9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实证主义；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01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其中充斥着许多人为因素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遵循某种方法论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范式分别来阐述，指出研究宏观经济学问题必须注重与方法论的结合。

一、宏观经济学的特殊性

宏观经济学有其特殊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性使宏观经济研究变得复杂多变。一是，整体性。宏观经济的整体性是指宏观经济虽然针对不同的主体可能有不同的经济行为，而且经济行为的范畴会存在差异，但是从宏观层面的经济来讲，其整体性不可忽略。也就是说，社会也好，各级政府也罢，它们在宏观经济方面都必须以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在制定政策措施时，必须相互配合以达到共同的目标。二是，社会性。宏观经济的社会性是指宏观经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要从宏观的层面上把控整个国家乃至社会的经济局面，正如本文的前一部分所述，社会及各级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主体，使得它们的经济行为具有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三是，协调性。宏观经济的协调性是指通过宏观经济活动，要促进社会各个领域的共同而协调的发展。从历史的发展长河来看，任何一个阶段的发展与进步在不同利益群体方面都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进行，也就是存在着不同步性，在这种情况下，协调显得尤为重要。

二、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宏观经济的特殊性的存在，要想准确研究宏观经济具有一定的难度。宏观经济研究成果普遍缺乏科学性和创造性。科学性是要求学术成果所表述的内容具有可靠性，体现在论据要准确翔实，文字表述精炼不可含糊其辞，许多经济学研究达不上要求。研究成果的创新性要展现研究的解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实际上大多数研究成果不是材料堆砌，就是过多借鉴别人的理论缺乏自己的创见。像多数论文的文献综述部分都是材料堆砌而成，以时间为序最多，却没有时间地点提出理论的缘由等，这样的综述意义不大。研究成果中的模型的“借鉴”，几乎都是直接照搬国外的东西，再直接用中国的数据进行检验，而数据的质量又不高，只要得出结论就可以，不管其正确与否。

三、方法论的必要性

方法论的定义为多种多样，《韦伯斯特大学词典》将方法论定义为“做某件事，或为做某件事的方式、技术或过程”。但在《应用经济学方法论》这边书中，方法论一词实证指：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方法的研究。因而，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就是对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研究。书中方法一词指的是：用于完成一个既定目标的具体技术或工具，这种用法和国家科学院科学指导委员会的用法一致。在社会科学方面，社会研究方法是通过科学的方法，系统地收集和分析关于社会现象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社会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做出科学认识的活动，是设计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的研究，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如果认为宏观经济学科的理论不需要经过科学的检验和检测就能成功，这显然是不对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如果想要发展就必须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从而形成科学的行为准则，同时这种“行为准则”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中形成科学的“方法论”。在宏观经济学科研究领域，“方法论”十分重要，它是现代科学和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因此，对我们科学地学习和研究宏观经济学科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从社会科学方法论角度研究宏观经济理论

（一）实证主义

从研究特征来看，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科学建构”的强调依赖于把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理论构造的模式，强调科学就在于说明现象的成因，对现象的未来进行分析和预测。并对自然科学这种普遍性和精密性的精密性，主张重量化的研究方法，因此实证主义主张以事实说话，从宏观经验事实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定量研究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化，它侧重于对宏观经济数据的数量分析和统计计算。实际上，实证主义研究早已渗透到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研究有着其他方法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如自行检验。实证主义在研究宏观经济中有很多的内在的检验，这些检验可以验证和控制经济学家在自己能力范围外的研究结论。

但是实证主义分析是基于特定引导假定下，而特定引导假定本身就存在主观性，而这两者又是无法隔离的，因此实证主义不是撇开价值观纯粹的科学研究，不同的经济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现象的实证研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二）人文主义

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学问，不仅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还要研究理想人行为的问题，经济学研究一方面要注重效率，另一方面还要关注人的伦理道德。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础上价值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强调收集信息，从整体上进行理解和诠释。它注重定性研究，并偏重本分析或叙事表达，它们认为人力的行为是多样化的，个人根据自己的实践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人文主义的社会价值是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因此人文主义从定性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并让宏观经济理论向对人们有价值的方向发展。注重强调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的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自由公平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宏观经济发展又必须以自由公平为基础和前提。

参考文献：

[1]沈军，白钦先.论金融研究方法论的范式转换[J].经济论坛，2006（5）：123-128.

[2]孔祥毅.山西金融史及其研究.2013.

篇10

［关键词］世界美学史；生态美；自然美；美学对象；自然生成论

［中图分类号］B83-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1）06-0008-04

［作者简介］李衍柱（1933―），男，山东青岛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山东济南 250014）

Title: Ecological Aesthetics: the New Member in the Family of World Aesthetics

Author: Li Yanzhu

Abstract: From the angle of world aesthetical history, this paper presents that “ecological aesthetics is a new member in the family of world aesthetics’. It discusses the point of the research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shows that ecological aesthetics enlarges the field of aesthetical research, breaks down the dominating conventions of “human-centrism”, and marks the new direction of aesthetical development. Meanwhile, many issuses we should examine further are presented. They include the philosophical base and researching method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its pattern, construction and aesthetical featur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cological aesthetics and nature, societ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rts, its researching pres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developing trends, the point of Chinese ancient ecological wisd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aesthetics and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world aesthetical history; ecological aesthetics; natural aesthetics; aesthetical object; natural generation

自1750年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正式提出美学（aesthetik）为一门新生学科以来，已过去260年的历史，经过康德、黑格尔、车尔尼雪夫斯基、马克思、海德格尔等各国美学家的不断探索和研究，现在它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著名的自然文学作家蕾切尔・卡逊用自己的生命写出震惊世界的《寂静的春天》。这部书“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①。由此，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一个声势浩大的“绿色革命”运动。时代的呼唤，人民的期待，生态美应运而生，成为世界美学大家族中的一位受宠的新成员。

一、生态美扩大了美学研究的对象，标志着美学发展的新方向

1．中外传统的美学著作中，美学的研究主要围绕美、美感（审美）和艺术展开。在1835年正式出版的109万余字的惶惶巨著《美学》中，黑格尔虽然从理念出发论述了自然美的问题，但并未提出生态美范畴。美学研究在中国起步比较晚，上个世纪40年代，蔡仪先生在《新美学》中，率先提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他认为自然美是不依赖于人的客观的独立存在的美。从宇宙天体到微生物、植物、动物等自然美，由于其客观存在，才有可能成为审美对象，从而被人所认识和欣赏。但在他的著作中，并未提出生态美的问题。建国后出版的几部影响较大的美学教科书，如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刘叔成、夏之放、楼昔勇等著的《美学基本原理》，都未提出生态美问题。进入21世纪，我国出版的最新的美学教材是叶朗先生的《美学原理》，该书吸取了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成果，结合新的时代的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扩大了美学研究的领域。书中具体分析了中国美学界已出现的关于美学研究对象的六种看法：（1）美学研究的对象是美（美的本质、美的规律）；（2）美学研究对象是艺术；（3）美学研究对象是美和艺术；（4）美学研究对象是审美关系；（5）美学研究对象是审美经验；（6）美学研究对象是审美活动。作者设定审美活动为美学研究对象，进而将美学研究领域扩展为：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科学美，技术美。但这里仍没有生态美的位置。

2．生态美问题的提出，突破了长期在美学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中心主义”或“生态整体主义”。曾繁仁先生说：“这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意味着一个旧的美学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美学时代的开始。”②

3．生态美进入美学研究对象的领域，不可避免地引起美学研究的方法论革命。在世界美学史上，苏格拉底“标志着希腊美学思想的一个很大转变。此前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赫拉克利特等人都主要地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去看美学问题，要替美找自然科学的解释；到了苏格拉底才主要地从社会科学的观点去看美学问题，要替美找社会科学的解释”。③生态美的研究既与属于自然科学的生态学有关，又与人文科学有关。因此，生态美的深入研究，如同马克思所说，“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④运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将成为美学研究的一个新趋向。

二、研究生态美的哲学基础

1．生态美研究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学界看法并不一致。在世界美学史上，美学研究经历了本体论美学、认识论美学、价值论美学的不同发展阶段。20世纪以来，西方著名哲学―美学家批评了本质主义和认识论美学研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波普尔说：“我用本质主义这个名称来表示柏拉图和许多他的后继者所主张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纯粹知识或‘科学’的任务是去发现和描述事物的真正本性，即隐藏在它们背后的那个实质本质。”①本质被描述为“定义”，它追问和回答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对于这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波普尔批判说：“任何一门科学，只要它使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方法，它就仍然处于一种空洞的冗语状态和经院哲学的禁锢之中，而各种学科之所以取得任何进展，则取决于清除了这种本质主义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许多‘社会科学’仍然从属于中世纪的原因）。”②本质论与认识论的美学研究对中国的美学、文艺学研究影响很深，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那场美学大讨论中，也是把“美是什么”的问题作为讨论的中心。建国后，文艺学领域受苏式文学原理的影响，同样也把“文学是什么”作为研究的起点。对这个问题如何看，学界需进一步辨析和研究。

2．生态美研究，摈弃了传统的本质主义和认识论的思维方式与方法论，不少学者转向存在论的研究方式。有的美学家说自己从事的生态美学是一种存在论美学观。“当代存在论美学观最主要的理论内涵是以胡塞尔所开创的现象学方法作为其哲学与方法论指导。”③存在论哲学的确为美学、文艺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具有不可否认的真理性和现实性。作为存在论的奠基者，海德格尔一改传统的提问题的方法，他认为不应当以“存在是什么”方式提出问题，而应以“存在何以成为存在”的方式提出问题。他说：“现成存在是一种存在方式。……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这个存在者的一切‘如此存在’首先就是存在本身”。④怀特海进一步“把宇宙的过程纳入到了理解概念之中。……诚然，只要与过程的关系未弄清楚，任何事物最后都未被理解”⑤。但我们要问：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和怀特海的过程论，固然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是否还有局限性呢？我们能否以存在论和现象学作为生态美研究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呢？我个人认为，对此应持慎重态度，需做深入研究。

3．自然生成论和的实践论为生态美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的诞生、关于他的诞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⑥

生态美的问题，重点要研究人类出现以后（约250～300万年前）“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的生态美，还应研究宇宙中的星球上出现生命之后的生态美问题。据有关科学家研究，在人类出现以前（大约在35亿年前），地球这个星球上就开始出现生命，火星上有没有生命现象，目前正在探索中。这个非人类社会的而又开始出现生命的星球上的生态美问题，目前尚是个谜，但绝不能排除在生态美研究的范围之外。这个问题，直接牵扯到宇宙生成论。人类社会的出现，人类的实践活动起了关键作用，因此研究人类社会的生态美问题，毫无疑问应以生成论和实践论为指导；研究人类社会出现之前的生物世界的生态美问题，则不应忽视老子的自然生成论思想。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①他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②老子的这种自然生成论是与他的天、地、人合一的思想结合在一起的。老子的生态智慧，不仅在他所处的世界轴心时代是无人与之比肩的，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放射着灿烂的光辉。我认为老子的生态思想远比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高明。

三、生态美提出的崭新研究课题

生态美的研究，是时代向美学工作者提出的崭新课题，它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的家园和人类自身生存的方式，它联结着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关的诸多问题，都尚未研究或刚刚开始研究。就本人接触的有限的文献资料看，当前有以下十个问题急需群策群力展开研究：

1.生态美提出的历史必然性和迫切性。

2.生态美研究的哲学基础与方法论。对国内外已有研究者的指导思想与研究方法的述评。

3.生态美本身的构成、形态和审美特征。

4.“人类中心主义”对美学研究的贡献与局限。如何重新评价康德以来世界美学传统？如何评价康德提出的“自然是为人而美，美只适用于人类”的观点？

5.重新研究自然美的问题。达尔文提出的动物也有美感，我们今天如何看？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关于自然美的评述。

6.生态美与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科学美、技术美的联系与区别。

7.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研究的现代意义。

8.国外生态美研究的现状、问题和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