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范文
时间：2023-10-20 17:32:4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高校人文类选修课程教学方法研究的现状与分析
教学方法是教育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实践性与可操作性等特点。虽然大家对教学方法持有不同的观点和见解，然而，课堂教学是实现教育目标最主要的方法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以课堂教学为主，同时辅助其他教学方法仍然是现阶段高校教学的主要方式和途径。怎样开出让学生满意、教师满意、社会满意的课程，教学方法的问题就凸现出来。在教学方法研究的问题上，我们注意到目前的研究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注重对某种教学方法的研究，但个性化色彩较浓。我们在大量的研究论文中看到，很多的研究成果都是教师在教学实际中不断实践探索，不断充实完善而得出经验。但是，这种教学方法的实践总结和研究与教师个体的教学理念、教学风格、业务能力水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大都表现出浓厚的个性化色彩。同样的课程内容，同样的教学方法，不同的教师运用起来却会有完全不同的教学效果。传统的研究注重单一教学方法的研究，难以透视其内在教学规律性，所以就出现了对某种教学方法进行了总结研究，或者对某位教师的教学实践进行了宣传，却很难达到普遍性和示范性的效果。
二是重视具体的教学方法的研究而忽略了整体性的研究。目前，多数研究成果是针对某一个教学方法的研究，例如我们非常熟悉的案例教学法、疏导教学法、体验教学法、实践教学法等等，这些教学方法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检验，已经比较规范，不仅便于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学习操作，而且课堂效果很明显，所以一直以来受到大家的青睐。具体教学方法的研究通常采用的是“一法一议”的方式，也就是针对某种教学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以小见大。这种研究具体细致，针对性强，也达到了教学法典型化的要求，但是局限性也是一目了然。选修课不同于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不同的课程教学内容相对独立，都有特定的教学目标和任务，而且任何一门课程都要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教学。“一法一议”往往是从某一门课程的具体需要出发，突出了某种教学方法的特点，结合了教学实践得出的结论，因此这种研究所提供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这也导致了教学方法研究水平难以提升。
三是研究思路过于狭窄，缺少对人文类选修课程整体的把握。我们曾经走访过国内的多所高校，很难看到对人文类选修课程教学方法的系统研究。目前的研究往往是因为某一位教师在教学中运用了某种方法受到了学生欢迎，教学效果好，选修的学生比较多，因此就其教学活动进行经验性的总结。这就出现了多所高校都在研究一种教学方法的局面，案例教学法研究的普遍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近些年来，由于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设备的普及，为课堂教学的视频化提供了条件，不论是否符合课程内容和教学规律，板书、案例等都被多媒体所取代。在教学方法研究方面也片面地强调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似乎没有了多媒体就没有了教学方法的“现代化”和时代特点。这种思路必然会严重束缚教学方法研究的理论探讨和深入发展。
四是研究成果缺少系统性、理论性和科学性的总结。多年来，高校选修课程在学科建设、教材体系、教学手段等方面都作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果，课程建设也逐渐走上了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轨道。但是，在调研中我们看到，多数高校的人文类选修课程在教学方法研究方面并没有很清晰的思考，没有形成利研团队，研究的目标、步骤都不明确，很多选修课都没有形成教学梯队，任课教师多是单兵作战，甚至出现教师生病或外出开会就只能停课的现象。如果是教学效果比较好的教师，学校鼓励他们多开课多上课，每个课堂学生少则一二百人，多则四五百人，一周数堂课程，教师的压力可想而知。因此，教师很难有时间对自己的教学体验进行认真的总结，更缺少对教学方法系统性、理论性的思考。
二、教学方法优化组合的构想与原则
高校人文类选修课程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任务，旨在教育引导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使他们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为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做好政治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思维、健全身心的准备。人文类选修课有别于自然科学类的选修课，这类课程更多的是向学生传授“使人成为人的学问”，对处在成长成才过程中的大学生们来说，人文类选修课不仅使弥补了应试教育造成的知识缺憾，更重要的是满足了他们现在与未来不断发展的需求。我们在选修课程的建设中，为了充分发挥教师的科研资源，给学生提供更多、更专业、更高层次的知识，改变由一个教师讲授一门课的方式，按照课程的要求选出一组教师组成教学团队，一门课由几位教师以专题的方式进行授课。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每个教师不仅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研究深度不同，而且教学的理念和方式也有很大的区别，很多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都会根据教学内容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学习，提高教学效果。由此引发了我们对教学方法的关注，进而提出以课程为单位组成教学研究团队，在授课的同时探索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验。经过几轮的实验和研究，我们根据不同选修课教学日的和内容的要求和特点，将教学方法进行优化组合，形成不同的“教学方法群”。这个“方法群”由一个基本方法与若干个辅助方法组成，共同运用于教学过程。“方法群”的构建旨在以课程的教学目的和任务为基本准则，通过教学方法的优化组合，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导向作用，引导学生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调动和激发学生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内在因素的积极作用，主动自觉地参与教学过程和教学活动，提高教学效果。
教学方法运用得当不仅会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而且能使授课者和接受者精神愉悦，思想境界得到升华，因此选择与教学内容相匹配的教学方法是教学中的重要环节。教学方法的优化组合要遵循以下的原则：
一是规范性与选择性相结合的原则。这个原则主要是指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教学方法的选择不能违背教学规律。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有些教师忽视对基本知识，特别是理论知识的系统讲授，用大量的影片、视频或课外活动等方式取代课堂的知识系统讲授教学，以削弱知识含量和理论深度为代价而换来的所谓“课堂效果”，虽然表面看起来热热闹闹，形式多样，但并不受学生的青睐。不论什么课程，都是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或专业技能，因此，课堂教学的基本方法是不能随便丢弃的。一门课选择哪几种教学方法要根据课程的教学目
标和任务来决定，不论多么好的方法，不能有效完成教学任务的坚决不能用。我们曾经提出了包括团队公关式、价值澄清式、案例分析式、意义寻求式等十几种教学方法。由于教学实验实践和空间有限，为了保证实验的效果，最后选定了“基本方法”，即系统讲授式方法和“辅助方法”，包括案例分析式、问题研究式、师生问答式、主题论辩式、行为体验式等，共同构成了一个“教学方法群”，供教师在课堂上选择使用，实验证明效果很好。
二是操作性与适度性相结合的原则。教学方法的研究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得相当紧密的问题。不论哪一种教学方法都要通过教学活动才能够展示它的全貌，也只有通过教学活动才能判断它的优劣。教学方法作为教学的手段，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因此，不论多么好的方法首先必须让教师和学生能够接受，愿意运用，并且经过教学活动的检验证明其效果，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有些教师对某些教学方法掌握得比较熟练，习惯使用，对此我们也要进行调整和控制。例如“当代中国政治分析”、“社会学通论”、“心理学”这类理论性比较强的选修课程，仍然以课堂讲授的方法为主，同时辅助案例分析、问题研究、师生问答等方法。而像“现代社交礼仪”、“新闻采访与写作”这类操作性特点突出的课程，除课堂讲授方法外，同时辅助案例分析、实际操作、行为体验等方法。通过教学方法的优化组合，教师对教学方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能够自觉地进行实践探索和研究，提高教学水平。
三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原则。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校人文类选修课的很多教师在教学方法方面都作了有益的研究和探索，特别是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丰富和拓展了知识内容和手段。我们的研究首次将基本教学方法与辅助教学方法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研究，使选修课教学方法的研究从分散的、单一的方法研究走向系统化、规范化。在研究中我们抓了两个点，一个是从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课堂教学实际需要出发，设计基本教学方法与辅助教学方法两个模块。二是适应时展需要，运用现代教学手段，丰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三、基本教学方法与辅助教学方法的优化组合
教学方法研究的分歧往往源于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人们对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地位、作用的认识不同。教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由于教育者所处的立场和具体的教学环境不同，有的强调教师的教学主导作用，有的强调要发挥学生的积极性，所以就形成了不同的教学思路和多种教学方法。我们认为，教师与学生均是教学过程中的主体，但是在具体的教学环境中其地位和作用并不相同。在人文类选修课程的教学中，教师理应是教学过程的主持者和施教者，应该对教学过程负全责。教师承担着对课程进行设计、规划并具体实施教学过程，最终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的任务。向学生传授知识、答疑解惑，并提供优质的教学质量和良好的课堂学习氛围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参与者和接受者，如果没有学生的主动参与，缺少学习的积极性，再好的课程也难以达到最佳效果。因此，在教学实践中，一些教学效果好的教师都获多或少的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不同方式和手段，为学生提供了一些机会和空间，让学生主持或组织一些教学活动。这样做的目的是吸引学生主动投入教学过程，使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及探索性、创造性不断得到发挥，积极参与教学过程，促进教学活动的展开和教学效果的提高。这些教学方法的探索提高了教学的实效性，受到学生的欢迎，但是却很难推广。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教学方法的改革往往仅局限在一个或几个教师的课堂上，典型化和个性化的特点鲜明，但是系统化和规范化较差，制约和影响了其示范性的效应。为此，我们组成了一个教学团队，选择了几门不同学科的人文素质教育选修课程进行了教学实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篇2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篇3
[关键词]人文科学实验 科学性 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2-0067-04
实验作为一种基本的、有效的教学和科研方法，最早在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学科中开始运用，20世纪以来逐渐在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学科中得到运用，而在人文学科特别是在关涉人文科学实质内容的所谓“形而上”领域内，运用实验的方法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作为一种体现科研和教学规律的实验方法，是否可能在人文科学得到运用，需要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给予理论梳理和经验总结。
一、不同学科的实验性基础
科学实验的可行性前提首先是该学科必须具有一定的实验性。按照实验科学的基本理解，所谓实验性就是某种学科理论或知识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具备能够通过实验的方法来验证或描述的属性。学科的实验性既与学科对象以及学科的方法论特征直接相关，又与具体的实验技术密切相关。
1 自然科学的实验性基础
最早的实验完全是自然科学实验。科学家们有目的、有意识地选取自然中的典型过程，并通过仪器、设备等媒介对这些过程加以控制或改变，以便进行观察分析，从而把握事物发展和运动的规律。《辞海》对实验科学的解释是：“实验科学亦称‘经验科学’，同理论科学相对。一般指19世纪以前的经典自然科学或以实验方法为基础的科学。哈维的血液循环学说、伽利略的动力学、牛顿的经典力学以及后来的热力学、电学、化学、地质学等等，都是实验科学典范。20世纪以来，由于现代科学的高度综合性，数学和理论思维在科学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故一般只把一些实验性较强的科学称为实验科学。”即在科学史上，乃至今天，人们通常所说的科学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实验，这主要取决于自然科学拥有的“较强的实验性”。
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家可以最大程度地摆脱各种外在影响，科学家的个性、爱好、性格、或政治倾向等因素并不会影响到他所研究的物质对象。一种物理结构与化学现象，并不因为观察研究者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自然界本已存在的各种规律，是独立于人的主体意识而存在的，同时也是人可以逐渐认识并发现的。尽管这种认识与发现的正确程度是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一个越来越接近真理的过程，这主要受制于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认识方法，而与其他主观因素关系不大，研究者只要遵循正确的研究过程或研究程序，都可以达到共同的认识结论和结果。自然物质世界所具有的这种内在规定性、客观性、确定性和可重复性，为自然科学实验提供了客观前提，而这一点恰恰是人本身和由人组成的社会所难以比拟的，因而也是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应用迟滞的主要原因。
2 社会科学的实验性基础
大约从19世纪下半叶起，自然科学所采用的包括实验在内的科学方法逐渐被社会科所学采用，并以法国哲学家孔德和社会学家涂尔干等人为代表，发展了一套被称之为“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宏观地看，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社会规律当然是人的规律，但却不是个人的规律，而是构成社会的无数个人和各种团体、集团、阶层、阶级、机构等社会因素合力作用下的规律。社会体系与结构的运行发展，它的经济、政治、法律关系的存在与变迁，公共制度与公共政策的选择与调整，都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有其内在规范、过程与法则。因而社会运行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类似于自然物质世界那样的独立于个人主观意愿的客观性规律，这种规律是可以通过实证的方法（包括实验的方法）加以认识和把握的。微观地看，社会科学实验所表现的人和人的行为，并不是从人的主观意愿、个性特征、情感世界等个体性因素出发的，而是从社会关系和公共政策选择的角度，从社会的结构、体制、功能、作用的角度出发的。从这种角度出发，个人不过是社会的一个“角色”、一个群体中的“成员”、一个社会有机体中的“分子”。因而在社会科学实验中，人和人的行为可以表现为政治学中的“一张选票”，或经济学中的一种“资源”，或社会学中的自杀行为统计数据，或管理学中的“管理对象”，即人和人的行为是一种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具体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符号”存在或“信息”显示，这种去个性化的实验对象既提供了实验的客观依据，也提供了实验技术的实现可能。正因为如此，在目前的社会科学实验中，除了少数学科专业（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法学等）采用实地实验之外，在现代实验技术条件下，更多的社会科学实验是借助人和人的行为的“符号”存在或“信息”显示，主要通过计算机技术实现实验室实验，并集中在金融、财会、工商和行政管理等学科专业领域。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计算机应用技术实验，如金蝶财务系统、税收管理信息系统、企业财务分析系统等；一类是情境模拟实验，如股票实时交易模拟实验、ERP（企业资源规划）模拟实验、集装箱运输业务模拟实验、人力资源管理沙盘模拟实验等等。
3 人文科学的实验性基础
人文科学包括了诸多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同的知识性或事实判断问题，比如关于文学史、哲学史中的许多知识性内容，关于人物、事件、时间、地点等基本的历史事实，关于道德行为的经验性判断，关于艺术特点的描述性分析等。因此，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有许多相通之处。特别是20世纪以来，在人文科学领域，许多来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认识工具、认识手段甚至概念术语，诸如结构、程序、编码、概率、反馈等等，都出现在文学、艺术学、历史学、哲学、美学的研究过程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实验的方法开始被引入到人文科学，并主要通过计算机技术运用于人文科学的一些技术操作性领域和某些知识性整理、考订工作，突出集中在语言、文学、艺术、新闻、传播等学科专业领域。如多媒体写作工具、应用语音实验、计算机图文处理高级应用、文献检索与利用、inter-net应用技术、图形标志设计、电视摄像、数码编辑、新闻摄影、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电脑报纸编排等。其中，应用技术类实验占主要部分，情境模拟实验相对很少，而且主要限于对一些技术手段或技术环境的模拟实验，如“网络新闻实务课程实验”等。
客观地说，上述实验并未触及到人文科学的实质内容，即使是在知识性问题或事实判断的领域里，实验的适用范围和程度也受到很大限制。我们知道，人文科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它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更是一个价值体系，是关于人的信仰、信念、道德、宗教、文化、善恶、美丑等方面的意义体系。这使得人文科学不能以事实判断、经验陈述以及技能训练来代替应然性问题，它一定要有主体性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说明，这是人文科学的实质内容，而这恰恰是上述实验所缺少的。这也意味着信念、情感、善恶、美丑等主观判断和应然性问题很难用某种抽象的“符号”或“信息”来显示，这也是目前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相比较，其实验性相对薄弱的原因所在。
二、人文科学实验的技术路径
实验科学的历史表明，实验是一种历史范畴，其范围和深度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地扩大和深化。在传统实验技术条件下，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较强的人文科学，其实验性较弱，很难用实验的方法进行检验、解释和描述；但在现代实验技术条件下，特别是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这种状况有可能得到改变。
1 “人”的“出场”与情境模拟
在计算机技术背景下，目前人文科学实验主要是以辅“工具”类即应用技术类实验为主，而实质性“价值”类实验几乎没有，至于基础性“知识”类实验则与社会科学的模拟实验类似，主要是针对少量能够作为“符号”存在或“信息”显示的个别人文现象进行模拟实验。人文科学在实验科学的这种“边缘”状态是与人文科学对象的基本特点直接相关的。如上所述，人文科学的核心是“人”和人的精神世界、意义世界，这里的“人”既不是自然科学中可以被解剖的具体的“生物人”，也不是社会科学中可以被“符号”化的抽象“社会人”，而是活生生、有血有肉、有个性、有情感现实的“人”，这种“现实人”构成了人文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实验对象。当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离不开人，也与人密切相关，但其出发点和实验呈现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自然科学是对“人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或自然条件”的研究，因而实验可以直接通过自然物质方式来呈现；社会科学是对“人所组成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环境”的研究，因而实验可以通过某种“符号”或“信息”来呈现；而人文科学则是直接对“人本身”、对“人的存在、精神、价值、意义、情感等”这样一些“内在的”、“形而上”或“终极性”问题的研究，因而实验只能通过“人本身”才能较完全地呈现。
这意味着，要通过具体的人文科学实验表达抽象的人文科学内容，必须要有富有个性的、鲜活的“人”的“出场”以及相伴随的“情境”表现，这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特点是相呼应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事实判断、必然性问题倾向于客观性和普遍性，所使用的主要是逻辑与实证的方法。而人文科学的价值判断、应然性问题却倾向于主体建构性，具有明显的主体选择性和个体感受性，所使用的主要是情感体验与心灵感悟的方法。一定程度上，具有活生生的“人”的“出场”的情境模拟实验，恰好提供了以主观性、个别性、多变性为特征的互动平台，因而更有助于主体亦即实验者更好地进行体验和感悟。
2 多媒体技术及其提供实验的可行性
实验离不开技术，所谓技术就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所采用的工具和规则的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被应用于实验科学和实验教学的实验技术的水平，决定了实验的范围、深度和水平。如果说在传统实验技术条件下，实验还主要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那么在计算机技术条件下，实验迅速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而随着多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随着实验中“人”的“出场”和相应的情境模拟的实现，实质性的、更广泛的人文科学实验越来越成为可能。
以往的计算机技术主要是对文本、数字、图形等相对单一信息的处理，还很难做到“形声兼备”，因而要实现鲜活的“人”的“出场”和相伴随“情境”的表现还很难做到，但在多媒体技术条件下则完全可以实现。多媒体技术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广泛的综合性，它将计算机、声像、通信技术等合为一体，是计算机、电视机、录像机、录音机、音响、游戏机、传真机性能的大综合；二是充分的互动性，它可以形成人与机器或人与人通过机器的互动，且互动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这两个特点恰好满足了人文科学模拟实验的基本要求。对于“人”的“出场”和相应的情境模拟要求，以往只能在影视片中实现，但却完全是单向的，无法进行互动，且制作成本较高。现在通过多媒体技术，可以较好地弥补这些不足。多媒体的综合性特点，可以将所需要的人物、场景、物品、图形、图象、视频等元素按照要求进行设计、组合和呈现，并较方便地创设出二维或三维动画形式的“人”和相应的情境。实验的本质在于操作，多媒体的互动性特点，可以很方便地进行人――机或人――人的互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实验的操作性要求。
三、人文科学模拟实验的相关问题
基于计算机技术的人文科学模拟实验不仅与传统的自然科学实验完全不同，而且也与以往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计算机模拟实验迥然相异，实验中有人物、有场景、有情节，有实验者的个体感受性和主观选择性，甚至有情感色彩。人们或许会质疑，这是科学意义上的实验吗？抑或应该属于艺术的范畴，甚或还是一种电子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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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格物致知；科学；科学的本质；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G4
格物致知源于《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字目上的意思是，格：推究；致：求得。探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使知道事物本原的能力。东汉郑玄最早为格物致知做出解释，认为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道理。北宋程颐曾曰：“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简而言之就是要穷究事物道理才能通晓天理。格物致知的含义从最早为《大学》作注的东汉郑玄，一直到现代的儒学学者，已经争论了一千余年，至今仍无定论。诚然，在此并不是去讨论格物致知的确切释义，而是探讨格物致知这种思想、精神与现代科学的融会贯通之处。
一、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得以发展的基础是格物
近代，科学被普遍理解为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以及合乎科学（精神、方法等）的。在科技发达的现今社会，几乎每个人都能对科学谈上几句，无论是知晓几个著名科学家的名字还是略懂某些科学定理亦或在媒体上能有所闻的最新科学研究。尽管科学的分支很多，现象无数，但它们都离不开“格物”。一般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外在于人的自然界，它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科学或通过反映、描述经验对象，或通过在典型状态下的实验，分析、把握和洞察经验对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实验的过程就格物的过程，探究其规律发现其本质的过程。通过“格”实验对象，进而得到论证，求得答案。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是人文科学，人文是一个在历史中游移的概念，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它是人的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指人的德行、智慧、文化，教养；在古代中国，它是《易经》中说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成天下”，在当代则指社会道德、科学的社会建制、思想意识形态、政治法律和哲学观念等。人文科学没有复杂的实验论证，对社会、政治和其他方面没有完全统一的见解，与自然科学对象的物理性和经验性相比，人文科学的内在意义具有无限开放性和相对不易把握性。纵使人文科学研究对象变化莫测，但它一定是以观察为基础的，是对客观事物有强烈的求知欲，在不断观察、思考、论证之后才具备定义的条件。
二、科学的实质与格物致知
20世纪中国哲学界中的科学派对科学的本质进行了积极的探讨。科学派认为有了科学方法才有科学知识，科学活动的规定性就靠科学方法而获得。科学派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任鸿隽在《科学方法讲义》中也曾说：“今世所以有科学，因为有科学方法。”[1]当今科学界普遍使用的是归纳法和演绎法，其实，对象是客观既定的，方法不同则所锁定的对象不同，即使同一对象也会出现对这个对象的不同方面的认识与研究。科学方法只是科学实质的一个方面，科学的方法必然是通过不断论证才得到的，而得到科学方法的这个过程就格物致知。科学的另一个方面是科学知识，以张东荪为代表，他认为科学知识有两方面，即理论知识与实验知识，而无论它们是什么样的知识，在广博的科学知识中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所谓致知在格物，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穷理也是知无不尽的过程，科学也是不断探索证伪的过程。证伪，证其不实，在现有的科学基础上产生的新的科学，进而之前的科学理论，之前的科学理论则成为伪论，被新科学取以代之。这说明科学其实是一种鼓励置疑的学说。对现有的科学提出怀疑，穷尽其理，科学才会发展，科学的生命才会永恒。
但格物致知不是科学的全部，只是一个贯穿科学实质的精髓。不能说科学涵盖“格致”，也不能称科学属于“格致”。现有主流观点认为：科学、尤其是近代和现代科学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它的体系性，如公理体系；一是它的结论。因此，科学至少应是二位一体的科学。事实上，早在古希腊之前，古巴比伦在天文观测和几何直观的结论方面早有大量的积累，但柏拉图当时坚持认为：古巴比伦没有数学，因为他们的结论是一堆彼此不相关联的、鱼目混珠的孤立结论，无法在理性上得到较有保障的可靠性，尤其没有体系性。这些孤立的结论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即可谓格物亦知之至也。若是至之久力，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即可谓科学。
三、科学发展的局限性
科学有自己的使命，科学面对的永远是未知的领域，科学家永恒的责任和使命就是探索新的现象、发现新的规律、涉足新的领域。实际上，对事物的研究方法往往会因研究领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来研究所有的领域，有以偏概全的盲目性。哲学上讲发展是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产生，科学的发展也是建立在突破之前的“真理”之上的，而突破已被大众所接受的“科学”就成为科学发展道路上得拦路虎。首先，科学方法的使用。要研究一项新的现象、理论等，方法是成功的关键。假使研究者仍按照以前的方法与规范进行研究，就会很难得出新的结论。其次，科学家具有主观性。即使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同一研究对象的情况下，不同的研究者可能产生不同的观察结果，这是和科学家自身的经验、知识、思维相联系的。众所周知，自然科学的一个基础是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而对外界信息的采集首先是通过感官知觉直接地获取，再经过思维加工等深入理解。即在格物时，就可能已经产生分歧，出现纰漏，遗失某些会导致另一些可能产生的关键因素等，这就使“致知”变成“滞之”，影响科学的进步。格物是第一步，要突破科学的桎梏，必然要在格物上下功夫，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侧面，不同形式的生命状态看待同一个事物具有差异性，如天人看水是琉璃，饿鬼看水是脓血。
事物的发展是有一定的规律的，科学的进步也是波浪式前进的，只有不断打破固有的思维和方式，才可感受到不一样的世界，发现截然不同的问题，创造无限可能的未来。
诚然，格物致知的涵义一直以来都处于争论状态，我们并不定义格物致知的文字涵义，而是取其具有鼓励现代科学发展的精华，去其古人狭隘理解的糟粕。格物的“物”已不是古人所指的“虚无”，没有“丧志”的危险，从总体上看，“格物致知”的概念是具有开放性的，随着时代和科学的发展，其所包含的要求研究科学的内涵越来越显著。未格物一定莫能致知，这是科学格物致知精神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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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文科学和文学意义处于僵化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伦理遮蔽之中时，人们开始重新询问艺术本体存在的意义，而要抵达艺术本体意义的深层，则必须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学方法论不仅可以通过科学的名义使僵化意识和保守心态无可责难，而且可以追踪世界最新的思维方法--尽管是自然科学方法。这样，中国学术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现了用自然科学方法全面而整体性地进入人文研究领域的现象，并持续了相当的时间。这一学术史的新现象值得学界认真审理。
一新方法论的引入与人文科学视野拓展
80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的"主体性"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论"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空前凸显。美学界李泽厚的"积淀说"，文论界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的杂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新思想出现的信号，即对新方法论的要求成为打开人文社会科学新思维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们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方法论与本体论具有价值同一性。本体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达本体的中介。一定的本体论或世界观原则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本体论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或本体论。于是，方法论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前奏出现在中国人文科学界。其后，几部重要的科学方法论的著作的陆续出版，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运动有重要的借鉴和提升作用。这些著作有：《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楼著《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陈衡编著《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赵壁如主编《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译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3）。尤其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更是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到达"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向人文科学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学方法论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们一再质疑--尽管也有在鲁迅《阿Q正传》研究方面用系统论比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来，科学方法论在对艺术本质的思考产生强大冲击力的同时，人们所用一套科学图解式的范畴大谈文学艺术：信息、反馈、系统、耗散等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望文生义地误读科学方法论亦不在少数。当科学方法论热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艺术本质、文学史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仍坚若磐石。当然，这不能怪科学方法论的无能，实在是它因越界而无法解答。科学并非万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这界限揭示出科学不是艺术，艺术世界既不想又不能变成科学世界。科学方法论可以在某些局部打开一个文艺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触角无法伸进文艺本体之中，艺术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思的源头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方法，女权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共时态地涌进了学界。人们在最初接受译著译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应，并诞生了一批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文艺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启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三部方法论的著作，在学界引起了重要的反响。如：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时，张卓民、康荣平编著《系统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文研究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新阐释层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现了，"思维空间"获得新的高度，"价值维度"得到重新观照，"主体精神"亦有了相当的发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方法渗入文艺研究方法中，在文艺时究领域出现了诸如整体、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叙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畴。艺术方法论也从摹仿论、功用论、表现论向形式论转化。文学研究方法告别了作为实现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狭窄的专业领域，在新世纪中唤醒了新的方法论意识，开始以一种更清醒更自觉的姿态寻找方法系统的建立。理论批评家争先恐后创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扩大文学研究的话语领域，从而诞生了一个个新的批评流派，跨入了文艺研究方法变革的时代。这时期，出版了多种关于文艺理论和其他学科方法论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汉宁编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鹏著《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7），王春元、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赵吉惠著《历史学方法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编《现代科学方法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张余金编《科学方法论》，（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刘蔚华主编《方法论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法)迪尔凯姆(E.Durkheim)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美)威尔逊(Wilson,E.B.)著《科学研究方法论》，石大中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孙小礼著《科学方法论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孙世雄著《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和历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王鸿钧、孙宏安著《中国古代数学思想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书等主编《社会科学方法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见到，当代文论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艺术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借用现代哲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原型方法、语言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研究文论和文学史现象，学界出现了新观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方法翻新的表层，其深层正表露出这样的意向性：人们渴望通过新方法，去对不确定的生命过程加以意义界定，从而展示出人的现实处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保守的文化心态使真实的生命意义被遮蔽，人们只能通过新方法抵达反思的源头，通过语言的重新解释与已退隐的东西照面--通过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隐不彰的意义多元化地呈现出来。
进入90年代，方法论研究已经失去了80年代那种夺人的气势，而成为一种学理研究在不同学科中稳步地进行着。出版有：徐本顺、殷启正著《数学中的美学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陈嘉明著《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纳主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朱立元、程介未编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王锺陵著《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何国瑞著《文艺学方法论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现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盛钧平著《最新思维方法论》，（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论导论》，（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冯毓云著《文艺学与方法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陈保亚著《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898-1998》，（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郭晓川著《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刘明今著《方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等。不难看到，这些著作在各自层面上推进了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在整体构架和思路上远远高于80年代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整个文化艺术话语转型时期，运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心态、语码符号、意义增殖等问题，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但是我要说，话语转型时期的文艺方法研究，的确对门类繁多的文学现象加以多元多维的分析，然而作为一种崛起的当代文艺方法论思潮，再也没有80年代那种振聋发聩的力量了。
二当代中国文论方法论学术史的意义问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80年代的科学新方法仅仅具有敞开言路、推进新学的意义，而人文科学新方法尤其是与文艺本体关系密切的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释学、接受美学的精神，促使文艺方法论超越了科学方法论维度，开始重视西学人文科学方法论，进而使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型--以现代批评方法取代传统批评方法。现代批评方法本质上是对文学生产、作品结构、读者接受这一总体过程各环节的思维活动的评判。其思维方式构成了批评方法的内在结构，而四种连续的思维程度构成完整的辩证分析方法模式。第一个思维程序是准备，选择一个基本出发点，确定分析的原则，并在客观背景上考察对象的总体图景。第二个思维程序是近观和环视，即在中距离和近距离观察对象，细细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联系、含义和意义。第三个思维程序是潜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内部结构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结构、各要素组合的意义。第四个思维程序是领会本质，会通前三个程序而达到对作品的完整认识。这种新的综合，在螺旋式认识过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这意味着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是一个具有不同层面的结构。现代文艺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批评方法不再是单一的、零碎的，而成为吸收融合各门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法的一个有机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哲学一逻辑方法、一般批评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学一逻辑方法"，吸收当代哲学的精神资源，面对种种文艺现象，广泛采用归纳、演绎和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加以评论。其二，一般批评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读者和社会这四维关系中对其中某一维度进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如侧重作家心理和创作经验的研究，则产生文学社会研究、传记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论等；强调作品本体研究，则产生符号学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侧重读者接受研究，则有文艺现象学研究方法、文艺解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而注重社会文化研究，则有文学解构主义方法、西方文艺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乃至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书信日记"考辨法"--发现作家创作心态、创作规律、构思过程以及作家身世与主人公的"投射"关系等；细读法--通过细读发现作品字句背后的"微言大义"；"评点法"--以只言片语对文中的关键点加以印象式的批评，或随点随评，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较法"--通过作品与同代作品比较，作品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品比较看出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社会统计法"--通过计算机计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关著作用词频律、关键字出现的次数和文字风格等；"文化场"--对文学背后的权力运作进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误读文化现象；"症候研究法"--通过文化症候分析比较值计算等精确方法，来规定、解释或描述某些文学现象。
在我看来，哲学一逻辑方法更具有形而上学的气质，能在总体把握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但是容易空通话而脱离文艺的具体时间，出现作品阐释的失效。一般批评模式能够产生"片面的深刻"的效果，发现对象的独特性和另类型，但是逃不脱"深刻的片面"的窠臼；特殊研究法是微观研究法，其当代运用能体现文学研究不同侧重点、不同维度的批评个性。应该说，文学研究方法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演变的有机体，是探索文学艺术奥秘的中介形式，只有文艺本体论真正出场，才代表了当代中国文艺研究精神的自觉。
篇6
医学研究和服务的对象是人，其与人的社会、心理等特征以及环境、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这就决定了医学具有一定的人文学科特征。医学教育只有不断开发创新才能促进医学学科的不断发展。而人是科学创造的动力源，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是科学态度的试金石，是科学途程的指路灯，又是科学应用的方向盘，其优劣高低决定了医学科学发展的质量和方向。[1]
一、人文素质教育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辩证关系
1.人文科学知识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基础
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是人的综合能力的外在表现，是以深厚的文化底蕴、高度综合化的知识、个性化的思想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为基础的。现代医学教育应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充分结合，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探索和解决医学自身发展的问题以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当前，一些医药院校的大学生缺乏科学合理的立体性的知识结构，创造精神不足，创造能力不强，所取得的成绩也多半是表面的、局部的，而不是从观念上的根本突破。
2.人文精神是形成创造力的动力源
创新离不开人的丰富的想象力。人文素质和艺术修养的提高对于丰富学生的想象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丰富人的形象思维和哲学思维，有助于人们更广阔、更深刻地认识客观世界，促使人们创造性地进行科学研究，提高创新能力。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是创造性思维得以产生的必备因素。
3.在现代医学模式背景下，医学生的培养应注重人文素质与科学素质的统一
在文化多元化的形势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特别强调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同工程技术的交叉研究，形成了适应新的科学、工业和文化发展的新观念和思维方式，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培养出了一批富于创造力的各行业、各学科的带头人。在现代医学模式的背景下，医学生不仅要掌握医学专业知识，更需要具备全方位的人文素质，这是未来社会医学生培养的方向。
二、当前医药院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现状
医药院校大学生的科学素质普遍是较好的，但人文素质状况不容乐观。学生自身对知识结构的认识存在偏差，重专业技能轻人文修养的现象比较普遍。经对吉林医药学院2010 级200 名相关医药专业学生做的调查显示，在大学四年有参加科技创新作品竞赛打算的比例占28%，而在业余时间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或选修相关人文素质方面课程的仅占5%，且大多学生选上人文素质课程也是抱着拿学分的态度，而没有真正领悟和体会人文素质课程的精髓。
从总体上看，学生主体的价值取向是积极健康的，表现在学生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对求知和对人格培养的重视。但是，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和严峻的就业形势，学生的物化心理和实用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其人生目标往往比较迷茫、人生支柱有所偏颇、轻人品重金钱和权利的学生仍占有不可忽视的比例。
三、加强和改进医药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对策
1.构建独具医药院校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体系
医药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文领域的专家，而是医学生自身人文素质的完善及对人文精神的弘扬。医药院校的人文素质教育就是要发掘学生的内在潜力，完善学生的个性素质，激发学生的创造欲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学校要根据科学的人文课程体系，调整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设置，不仅要开设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等医学生必修的人文课程，而且要根据医学生的实际需要开设历史、文学、艺术、礼仪等人文学科课程；开设一些医学与人文交融的专业或课程，探索实施人文学科辅修专业制与双学位制，适应现代医学模式发展的需要，构建具有医药院校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体系。[2]
2.校园文化建设服务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
校园文化能够潜移默化地熏陶和感染大学师生，在引导思想、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发展个性、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和推动大学精神形成等方面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校园文化建设是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和内容。吉林医药学院的师生员工热衷于校园文化建设，相继成立了各种文体协会，这些协会的创立和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我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发展。同时，校园文化活动应适当增加科技活动的投入和比例，提高科技创新活动的层次和水平，逐步使科技创新活动成为校园文化创新的焦点。
3.建立人文素质教育与医学创新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教育教学改革中人文素质教育与医学教育是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和相互支持的，并不是两者的简单相加。学生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掌握书本上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学会运用所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实际中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为学生能够直接参与科学发现和科学研究提供了条件。因此，课堂教学要由“知识型”向“智能型”转变，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思维能力和研究能力。在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进行研究方法的训练和指导，创造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引导学生去思考和讨论现实问题和疑难问题，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同时要重视师生的心灵沟通，增进师生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力求在医学教育中有人文教育内容，在人文教育中有医学教育内容。最后，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以课堂教学为主的教学方法，注重启发、引导与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医学科研能力。[3]
篇7
【关键词】哲学；水力学；对流方程；差分格式
0 引言
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现象，即共性。由于不同学科的复杂程度或发展的快慢不同，研究成果所达到的水平也不同。复杂程度是学科研究内容本身所固有的，学科发展的快慢受社会需求的影响。[1-2]人文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是复杂的。就此而言，人文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研究水平相对较低，是必然的也是客观的。所以，基于同类事物的共性，人文科学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水力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数值方法是目前水力学常用的研究手段之一。基于一维对流方程差分格式等进行一些哲学思考是有益的。
1 通用微分方程及一维对流方程[3]
1.1 通用微分方程
通用微分方程的形式可写为：
■+■=■Γ■■+S■（1）
上式为张量式。式中Φ为通用变量，Γ■是扩散系数，S■为源项。方程各项依次为时变项、对流项、扩散项和源项。对应于特定意义的Φ，Γ■和S■具有特定的形式。该通用微分方程可以转化为连续方程、运动方程、雷诺方程、浓度输运方程或热输运方程等。
1.2 一维对流方程
运动方程是水力学通用微分方程中最常见的形式。张量式为：
■+■=■ρv■-■+ρfi（2）
对于不可压缩流体ρ为常数，并且忽略扩散项和源项（含压强梯度项和质量力项），则上式可简化为：
■+■=0（3）
一维问题的形式为：
■+u■=0（4）
对流项线性化之后的形式为：
■+α■=0（5）
式中α是不为零的常数。
该一维对流方程（欧拉方程）常作为研究对流项性质的模化方程。
2 一维对流方程的差分格式[3]
一维对流方程的初值问题为：
■+α■=0（-∞
在时间与空间上可取不同的差商来逼近，而得到不同的差分格式。
在时间上取前差商，空间上取中心差商，可得差分格式A格式：
■+α■=0u■■=F（x■）■（7）
A格式具有对时间差商的一阶精度和对空间差商的二阶精度。
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取前差商，可得差分格式B格式：
■+α■=0u■■=F（x■）■（8）
B格式对时间差商和空间差商都具有一阶精度。
在时间上取前差商，空间上取后差商，可得差分格式C格式：
■+α■=0u■■=F（x■）■（9）
C格式对时间差商和空间差商也都具有一阶精度。
通过稳定性分析可知：
A格式对任意γ=■都是不稳定的，也是不收敛的。不能用于计算。
B格式的稳定性条件是：
-1≤α■
C格式的稳定性条件是：
由此可见，当α0时选取C格式，都是有条件稳定的。
对未线性化的一维对流方程，常用的有条件稳定差分格式――迎风格式为：
■+u■■=0（u■>0）■+u■■=0（u■
3 水力学数值计算中的两例处理方法
3.1 拉格朗日插值多项式[4]
有n+1组数据（y■，x■）（i=0～n），其中x■
■（13）
■（14）
3.2 出口开边界条件的处理方法[3]
平面二维涡量流函数方程是通用微分方程的形式之一。数值计算中流场出口开边界常见的处理方法有：
（1）ω■=ω■，ψ■=ψ■；
（2）ω■=ω■，ψ■=2ψ■-ψ■；
（3）ω■=2ω■-ω■，ψ■=2ψ■-ψ■。
其中ω为涡量，ψ为流函数，j为出口断面断面方向任意节点号，L1为出口断面法线方向节点号，L2为出口上游邻近断面法线方向节点号。
在出口边界上规定函数值本身的条件是最强的条件，规定导数的条件限制比较少，导数阶数越高，限制越少。这三种处理方法就是函数不同阶导数对应差商形式的变形。
4 相关的哲学思考
篇8
【关键词】文科学生 自然科学素养 自然科学史
【中图分类号】W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7-0168-02
国内高中开始的文理分科和大学的专业教育，使大多文科学生很少接触理、化、生等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导致了文科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的不足，造成其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的缺失，严重制约了文科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当前部分高校在文科学生课程体系中增加了“自然科学基础”类课程，但由于文科学生的理科基础薄弱和个人兴趣等原因，往往不能取得好的效果。
自然科学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的学科，是描述和解释自然科学知识产生、发展和系统化进程的历史学科。1917年，自然科学促进会在其年会上认为：“科学史是一种溶剂，它能溶解由学校课程表带来的文学和科学之间人为的壁垒。”[1]在高校文科学生中开展自然科学史教育，对于提高文科学生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培养自然科学素养、培育怀疑与批判精神、创新与开拓思维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但是，目前国内大学文科教育中还极少将“自然科学史”列入教学内容中。探讨“自然科学史”课程的教育目的、意义和方法是当前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通过自然科学史教育提高文科学生自然科学素养的可能性
科学史作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科学发生和发展历史的一门学问，立足于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诸多科学事实本身及其相互间的关系[2]。要实现高等教育阶段科学和人文的融合，提高文科学生的科学素养，在高校广泛地开展自然科学史教育是一条重要的途径。这是由自然科学史的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决定的。
自然科学史是描述和解释自然科学知识产生、发展和系统化进程的历史学科，包括它的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和部门科学史[3]。从它的含义来看，一方面，虽然它着眼于自然科学，却立足于历史。科学史如同经济史、政治史、文学史和艺术史一样，本质上也是一门历史学科，它属于人文科学研究领域，具有浓厚的历史感[4]。所以自然科学史从本质上说是一门历史学科，历史学科又从属于人文学科，这就决定了自然科学史的人文属性。另一方面，它不是关于社会、经济或人类的历史，它是一部关于自然科学的历史，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这决定了它的科学属性。所以说自然科学史具有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
文科学生的思维方法更偏向于形象思维，而自然科学知识的逻辑性相对较强，如果单纯的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对于文科学生而言接受起来比较困难。自然科学史简单来说也就是自然科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学生可以在历史的脉络中学习到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培养逻辑思维方法。所以通过自然科学史教育来提高文科学生的自然科学素养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二、在高校中开展自然科学史教育的意义
（一）促进文科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复合型人才
复合型人才指的是那些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具有一二门专业知识，且知识面较为广泛，基础较为扎实，在广泛领域内具有较强适应性和较高水平，并以自己创造性劳动在社会中做出某种贡献的人[5]。社会科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密切相关，如果文科大学生不了解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不了解科学研究的方法，那么全面发展就无从谈起。在文科学生中开展自然科学史教育，有利于学生知识的全面渗透，不仅使学生了解了科学发展的历史，也提高了科学知识水平，弥补了自身知识单一的缺陷，拓展了其知识面，促进文科学生向复合型人才迈进。
（二）培养文科学生的探索和批判精神
人文学科的知识具有较为稳定的特点，学生学习和应用过程中大多只需要有选择的接受即可。而自然科学知识却是迅速发展变化的，这就需要一代代的人们不断地探索、发现。通过自然科学史的学习，相信文科学生会理解自然科学知识形成和发展规律，学习到科学家们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和科学的批判精神。从学生的整个人生的发展来看，既有利于养成他们以科学精神看待人文社会科学的习惯，也有利于他们形成以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来反思科学技术发展的批判意识[5]。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自身的发展，更为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学风提供基础。
（三）提高文科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
现代公民要舒适的生活，更要科学理性的生活。这不仅需要专业的知识以从事相关职业，而且需要科学的精神来辨别社会生活中的是非。我国的经济在高速发展，但是公民的科学素养却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一些人由于科学知识缺乏，辨别是非能力不强，从而相信封建迷信，轻者影响自身生活，重则影响社会安定。在文科生中普及自然科学史，有助于学生培养科学精神，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帮助学生更加科学理性的生活，从而带动社会上的科学之风。
三、在高校文科学生中开展自然科学史教育的途径
（一）高校要对文科生的自然科学史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大学专业教育的背景下，许多高校只把目光放在了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的教育上，而对学生的综合教育关注甚少。这就造成了一些文科学生虽然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但是却对自然科学知识了解甚少，例如不知道“光年”是长度单位等。要改变这一现状就需要高校对文科学生的自然科学史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在西方，很多国家关心学生的科学史教育，为学生开设了科学史课程。美国哈佛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就较为系统地面向各专业的学生开设科学史课程，其科学史的师资队伍也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趋势。在法国的大学教育中，科学史也很受重视[4]。我国高校应该借鉴国外高水平大学的做法，重视文科学生的自然科学史教育，这样才能更有效率地提高文科学生的自然科学素养。
（二）适当改革课程设计体系，增加科学教育比重
大学实行专业教育，这一方面确实有利于学生掌握专业知识，为企业、社会的发展输送各方面所需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这种专业教育却忽视了人才的全面发展。大学的课程安排多是按照本专业需要而设定，课程设置比较单一。例如一个新闻专业的大学生，学校可能为其开设了新闻理论、传播理论、中外新闻史等各种专业课程，但是他们却很难接触到有关高等数学、物理、计算机等各种理科性的知识。大学是一个开放的课堂，应尽力改变课程设置的单一，增加科学教育的比重。例如，一方面可以增加有关自然科学基础的选修课，并且可以选择一到两门作为考试或考察的科目；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学校的科技活动，并且多多鼓励文科学生参与，加强文科和理科学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让学生在大学这个开放的课堂中得到全面发展。
（三）开展丰富多彩的自然科学史讲座
毫无疑问，课程的学习是增加学生知识的重要手段，但是校园中丰富多彩的讲座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又一条捷径。在高校中开展形式多样的自然科学史讲座，聘请各个自然科学专业的老师，在一定的时间内向学生展现一幅学科发展的精品画卷，这对提高文科学生的自然科学素养具有极大帮助。另外，每个老师都有自己不同的讲课风格，这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校园讲座有助于提高文科学生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兴趣，使学生在浓厚的兴趣中提高自身的自然科学素养。
（四）开设《自然科学史》课程
选择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生物、医学、能源、机械、材料等各个学科的知名教师以联合授课的形式在文科学生中开设《自然科学史》课程，重点讲述各个学科的重要发现、科学思维和历史进程。在课程基础上组织编写针对大学文科教育的《自然科学史》教材，让学生可以在课下巩固所学知识。以课外阅读的形式要求学生阅读一些能够看懂的经典论著，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哈唯的《心血运动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通过课程的系统学习，逐渐培养文科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科学素养，提高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和了解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基本知识和重要历史事件，增强综合素质。
四、结语
社会需要综合型人才，高校在着力培养文科学生专业素质的同时，也应把眼光放在提高文科学生的自然科学素养上。通过自然科学史教育提高文科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探索与批判精神、增强辨别是非、正误的科学能力，文理渗透、融合，为社会输送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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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在本科和硕士阶段已经进行了医学基础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博士阶段的课程安排主要体现两个特点:第一是“精”,把眼科重要基础知识和相关临床操作理论依据作为教学培养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常见病、多发病的基础知识的传授,力求在疾病和诊疗理论上筑构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二是“新”,增加以新理论、新知识为重点,贴近科学前沿,介绍技术创新的选修课程,以了解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科研动态及临床医疗方面的进展。学习北京大学医学部等院校的先进经验,在专业基础课上给予较大的自由度,采取不脱产上课方式,以保证临床训练时间。
2加强临床技能训练,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培养临床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是使之成为高水平的临床医学专家。但许多获得临床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仍不具备独立进行临床工作的能力,毕业后尽管按其资历或学术成就很快晋升为高级职称但仍需在主治医师的指导下工作,从住院医师重新做起,其原因主要是缺少严格规范的技能培训体系。将研究生纳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制定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分制考核方案,按主治医师标准考核。根据眼科学专业培训细则要求,明确提出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眼科学作为二级学科,又分为角膜病、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眼眶病、眼屈光及眼肌、眼科病理等三级学科。根据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的专业方向,制定重点突出、全面培养的科室轮转计划,明确在轮转科室、专科训练期间,在理论和技能上应达到的要求,制定出临床能力训练的量化指标,如训练时间、掌握病种、操作技能、主管病例数及手术例数等,要求研究生在临床实践中认真完成,既有利于保证临床能力训练的时间、内容和质量,又为临床能力考核与评估提供可靠的依据。通过担任或协助总住院医师,对临床常见病种的诊断治疗充分掌握,保证临床能力训练的系统性。利用临床技能训练仿真模拟教具及实验外科动物训练,加强临床操作技能培训。导师对眼科治疗和手术方式设计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案,实施研究生临床准入制度,使研究生利用教具和实验动物充分掌握操作技能后逐步参与临床实践。导师及指导小组负责为学生创造临床实践机会,落实各项技能的训练及辅导,定期组织考核。定期进行教学查房、专题讲座、病例讨论、疑难病例讨论、会诊、竞赛等临床学术活动,训练研究生的临床思维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改变以往研究生参加讨论时的被动状态,为研究生提供表达观点的机会,培养其主动学习、积极思考和敢于承担的工作作风。
3开展以培养临床科研能力为特点的科研训练
随着我国人才评价标准的变迁,对科研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科学研究是目前体制下衡量医学人才水平的重要指标。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在实验室进行基础研究的时间和机会有限,为适应临床工作的需求,加强研究生临床科研能力的培训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必由之路。具体方式包括:强化研究生公共卫生学基础,训练科学的临床研究基本方法和技能,将研究生作为导师临床课题的主要参与者负责课题的设计和实施。科室定期举办科研方法、课题申请、成果申报等系列讲座及高水平学术讲座,培养临床科学思维能力。开展国际间学术交流,加快研究生教学国际化进程。通过临床科研能力培养,研究生选择临床医疗实践中出现的理论或技术问题为研究课题,利用已有的研究手段,进行临床应用或临床应用基础的研究,从中学会临床科学研究方法,从而掌握了从事眼科临床科学研究的能力,同时可以促进临床经验的积累和提高。
4加强人文教育和自我修养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除掌握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具有宽阔的知识视野、灵活的思维、深厚的文化底蕴、高尚的人格情操、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不仅能应用自然科学方法来解决医学问题,也能应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法来研究医学问题,为患者的健康服务。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导师在指导研究生做课题和科研的同时,要关心研究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将人文精神合理的渗透到专业课的学习中,引导其树立医学科学与人文科学并重的学习思想[9]。组织研究生开展“近视普查与防治教育”、“社区老年人白内障筛查”等社会实践活动,使其在实践中学会承担责任与义务,掌握与人沟通的方法和技巧,更能激发其学习人文精神的积极性,引导其对人生价值、目的和意义的正确思考,使得个人素质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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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本原理；大学教师；职业素养
1 人本原理介绍
人本原理，顾名思义就是以人为本的原理。它要求人们在管理活动中坚持一切以人为核心，以人的权利为根本，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力求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其实质就是充分肯定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同时，通过激励调动和发挥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组织成员去实现预定的目标。因此，管理活动必须以人为核心；管理工作的中心任务就在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主动性，激发人的创造性。
人之所以愿意贡献他的智力、体力、精力和时间，发挥他的主动性和创造力，除了人需要一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之外，人还需要来自他人的、组织的和社会的尊重。因此，尊重员工是管理活动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工作。只有在尊重员工的基础上，关心、爱护员工，满足他们的需要，帮助他们规划职业发展路径，才能够极大地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2 从大学的社会责任谈大学教师职业素养的构成
2.1 大学的社会责任
随着大工业时代的到来，大学的社会责任也逐渐由单一的从事教育教学，发展为兼有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基本职能。
教育教学是大学作为教育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大学教师的主要工作之一。大学教育是在普通教育的基础之上，培养各种专门人才。这些专门人才将直接进入社会各个职业领域从事专门工作。大学的教学内容既是现代科学最高成就的反应，也是对大学生基础理论、基本技能的训练，其目的是使他们能够为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自我学习，自我完善。
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第二个社会职能，是大学作为培养科学人才的教育组织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大学要想完成上一个社会职能，那么它必须要有大量掌握先进科学知识和方法的科学家，以及相应的一系列配套设施，并能够开展科学研究和经常性的学术交流。正是由于大学有上述的各种优势，也使得大学的科学研究成为各国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力量。
大学作为科学文化的中心，拥有大量的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优势，这就使它们负有对社会，尤其是对地方工农业生产和文化科学各方面工作起指导或咨询作用，帮助企业和社会解决在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
2.2大学教师职业素养的构成
大学教师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除了应具备普通职业应有的职业素养如爱岗、敬业、忠诚、奉献、乐观、用心、开放、合作等之外，它还应该具备其特殊的职业素养，其特殊性正是缘于大学的社会职能，缘于其职业的特殊性。
2.2.1 作为教师的专业素养
大学教育虽然有别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但大学教师作为一支特殊的教师队伍，应具备作为教师这个职业的、一般的专业素养。
知识地不断积累与更新是作为教师最基本的素养之一。要教给学生丰富的，实用的科学知识，教师自身必须具有真才实学，必须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除此之外，教师还应当注重个人的德性修养。一名好老帅，应是做人与问学的统一体，不仅应该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德行的垂范者，应该不仅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问学求实的探索精神，而且还能够言传身教，为人师表。
教师要把自己所学的知识以准确、流畅、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学生，教会他们学习、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需要教师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技能，不断地学习新型教育技术，掌握教学设计的新方法，深入理解教育规律和学生心理的变化，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尤其是对于大学教师，他们大多数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等方面的教育理论，因此，对于教育教学理论方面的学习和培养就更加重要。
2.2.2自然/人文科学的专业素养
大学教师多是从各类自然或人文科学专业选拔而来的，他们通常拥有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因此，为了能够进行科学研究，为学生传授专业知识，为企业和社会提供专业服务，他们需要精通本专业知识，熟悉本专业的前沿技术，了解本专业的发展趋势。扎实的专业知识储备是大学教师胜任本职工作的重要武器。
3 大学教师职业素养的培育措施
3.1解决教师后顾之忧，调动其工作积极性
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使教师能够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教育教学的方法上，放在学习、掌握专业新理论和新技术上，放在关爱、关心学生上，是大学管理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教师每天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波，每天都在为解决鸡毛蒜皮的琐事而花费心思，每天都没有时间停下来认真学习和思考，那么他哪里会有心情去解决教育教学上的事情？哪里会有时间去与学生进行沟通，去了解学生？哪里会有精力去做科学研究？因此，只有尊重教师，关爱教师，了解教师自身发展需要，为教师创造生活无忧、工作愉快的环境，才能够激发其工作热情，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发挥其创造力。
3.2 定期开展教育教学理论的培训工作
定期开展教育教学理论的学习和讨论，对大学教师尤其重要。一方面，因为大学教师多来自自然或人文科学领域，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教育教学理论；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需要大学教师能够及时掌握最新的、最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和技术。因此，大学要充分重视先进教育理论的学习与讨论活动，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尤其要注重教育新观念和新技术的应用和发挥教师主动性的作用。
3.3 发挥教研室作用，促进专业团队建设
教研室是大学中最基层的管理单位，是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理论学习和专业讨论的最小组织，是提高教师职业素养的重要阵地。定期开展教研室活动，有利于加强教研室内教师间的联系，增进教师间的理解和互助，促进团队合作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加强专业建设，帮助教师制定其职业发展规划，提高教师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有利于教育教学新观念、新技术和新理论的沟通和交流，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教学水平。
3.4 健全教师选拔、培养、考核制度
选拔合适的人才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是形成大学教师队伍的最基础和最重要的工作。有能无德者，有能无心者（即有能力但没有作为教师的责任心和责任感，甚至有时不愿意发挥自己的能力），既无德也无能也无心者，是既不适合做教师的，也不应当被选拔到教师队伍中来。因此，完善教师选拔制度是培养教师职业素养的第一步。
大学应为教师提供学习、进修和深造的机会，完善相应培训制度，进一步提高其科学研究的能力、教育教学的能力和社会服务的能力。此外，大学还应完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机制，达到既能促进教师主动提高其教学水平的目的，又能提高学校总体教学质量的目的；既能促进教师自主学习、应用先进教育理念和教学技术的目的，又能激发教师工作热情，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力的目的。
总之，不论采取何种措施来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都必须从尊重教师、关爱教师，贴近教师、了解教师出发，以人性化管理为根本，既达到大学教师职业素养的规范化管理，又不丧失大学自由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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