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局限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考古学的局限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我国东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马桥文化等,都是这一时期命名的,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苏秉琦先生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对于我国考古学向纵深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对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无疑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区、系、类型”理论的前瞻性主要有二:根据“区、系、类型”理论,苏秉琦先生将我国群星璀璨的考古学文化归纳为六大区,“区、系、类型”中的“区”不仅空间大于考古学文化区,而且“区、系、类型”中“区”的层次也高于考古学文化区。苏秉琦先生从全新的高度将“考古学文化区”的概念上升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不仅为考古学建立了更加广阔的时空框架,也为宏观地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动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苏秉琦先生在提出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同时,还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模式、从“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到“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和“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为国家形成的三种模式等文明起源理论,因此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实际上已成为通过考古学方法研究和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基础③。考古学理论来源于考古学实践,考古学理论应对学科研究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苏秉琦先生基于现有资料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探索虽具有前瞻性,然这一理论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实践中也日渐显现出理论的不完善和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而出现一定的局限性。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局限性主要有二:同一律和普遍性等基本概念不明确。“区、系、类型”理论中出现了考古学文化的“区”、考古学文化的“系”和考古学文化的“类型”,苏秉琦先生对“区、系、类型”的定义如下:“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这里,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与原有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类型”等考古学专业名词文字相同而概念或定义不同。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定义,“区、系、类型”中的“区是块块”,属于空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区也同样属于空间范畴。在苏秉琦先生划分的六大区系中,“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主要指“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即海岱地区;尽管苏秉琦先生认为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属另一个文化系统,实际上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可归属海岱地区的一个亚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则包含了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岗文化”等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划分,“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大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却包含着“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家岗文化”的分布区。因此“区、系、类型”的“区”似乎既可等同于一个考古学文化区,又可包含若干个考古学文化区。此外,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或以省命名,如“陕甘晋”“、山东”和“湖北”,或以流域或方位命名,如“长江下游”“、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等。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有考古学的基本标准④,而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中“区”的命名,既无统一的标准,又无规律可寻。“区、系、类型”中的“系是条条”,显然属于时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和文化的发展演进也同样属于时间范畴。根据苏秉琦先生对大汶口文化发展演进为龙山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发展演进为良渚文化的论述,“区、系、类型”中的“系”主要指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发展演进而不包括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在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分期属于量变,而文化的发展演进则属于质变,质变是由量变的积累而发生的突变。因此,“区、系、类型”中的“系”与文化分期、文化演进的相互关系的区分,“系”的时间概念与文化分期和文化演进的时间概念的区分,显然存在着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在同一考古学文化中,由于分布范围或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差异,往往又分为若干类型,如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秦王寨类型”、“大司空村类型”和“西王村类型”等,而龙山文化则有“城子崖类型”和“两城镇类型”等。在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中,“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区、系、类型”中的“类型”与考古学文化的类型有着不同的概念。

“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既然有分支,也必然有主干,主干与分支也同样存在概念上的不确定性。综上所述,“区、系、类型”的“区”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区的“区”“,区、系、类型”的“类型”也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类型”。考古学理论既须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又须符合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一个学科中用同样文字的专业名词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有着不同的定义,似乎有悖于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考古学理论应具有普遍性,应适用于不同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如仅适用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似乎又缺乏普遍性。区系的划分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区。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苏秉琦先生在“区、系、类型”中划分的六大区系是在尚存若干考古学文化空白区的情况下划分的,尤其是淮河的中游地区与下游地区。因此六大区系的划分出现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江淮东部和江淮中部地区在当时还是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区,还没有龙虬庄、侯家寨、凌家滩、双墩等遗址的发掘,还没有龙虬庄文化、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命名。徐旭生先生根据对古史传说的研究,划分了华夏、东夷和苗蛮民族集团的空间分布范围。其中将渤海湾以西到钱塘江以北划为东夷民族的分布空间⑤(图一)。而苏秉琦先生将我国东部沿海划分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显然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的分布区,显然强调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属性而忽略了区系划分的民族学属性。“‘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由于这个社会集团有着共同的传统,所以在它的遗迹和遗物上存在着这样的共同性。

篇2

“文明”相对“野蛮”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对“野蛮”的扬弃。“国家”或“文明社会”是历史前进的结果,因为“国家”作为社会机器,维持、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扼制了“野蛮”对社会发展的破坏。目前学术界对“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志一般归纳为城市、文字、青铜器、礼器、王陵等等。对这个标志的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是探讨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鉴于文明起源与形成时代没有历史文献留传下来,这项研究所需资料只能依靠考古学解决。考古学对上述文明形成诸多标志的基础资料界定、取得、分析、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不一,难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学性各异。

“文字”对于“国家”而言是个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作为“国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当前关于“符号”与“文字”的界定还并不统一,“符号”成为“文字”的质变点也无法确定,因而在探讨“文明社会”形成时,“文字”这种标志很难操作。从古文字学和历史学角度分析,从符号变为文字和从“野蛮”变为“文明”,它们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临界点发生“突变”、“质变”的。它们的“质变”点有时间差。

“青铜器”是生产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反映,青铜器的出现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发挥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至少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兵器的军事作用和作为祭祀、礼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过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在研究社会剩余生产品时不可将其作用估计过高。

现在谈论较多的礼器,实际上它们是“阳间”生活中“折射”。礼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文明社会”有关系。文明社会中必然有“礼器”,但祭祀用品的“礼器”不必非是“文明社会”的产物,祭祀用品的产生要早于国家出现。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非礼器”之界定,目前还没有寻找到科学的标准,这也要等待学科的发展,假以时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会分层,它们在“国家”形成问题上的意义是有限的。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已向人们揭示,“国家”和“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是以阶级和社会分层为基础的,但不是有了社会分层,就必然出现“国家”。关于“王陵”的认定,从考古学一般理论上讲,“王陵”附属于“王”之都城,“王陵”应属“都城”一部分,没有或没找到相应“都城”的“王陵”,在确定这类墓葬墓主身份时尤应慎重。当然,“王陵”是“王”的阴间归宿,“王”是“国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国”。问题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墓之“王气”是重要的研究线索,但当务之急是要探讨“王陵”的客体“标准”。

对“文明社会”考古学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标志,最易操作的学术研究切入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城”的出现是与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记载:古人“筑城以卫君”。“君”是“国家”的人格化,“城”则是“国家”缩影的物化。在当前中国古代文明考古学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视早期城址(主要指龙山时代城址)的考古调查、勘探,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各地发现了一大批早期城址,这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讳言,这些城址是否属于文明形成时期的“国家”政治中心,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目前,关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标志的“城”,也存在着科学界定的问题。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础工作。这里我讲“城”不讲“城市”,就是区别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业功能,因此城中有相当数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众”,这种“城”实际是一部“国家机器”。当前在有关“城”的考古学研究中,更应注意区别“城”、“城堡”和“村寨”。它们都在其周围筑有“墙”,这种墙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规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墙”是“卫君”的,即保护国家集团的;“城堡”之墙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它们可以是“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以作为“野蛮社会”军事据点;“村寨”之墙是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以城墙作为“城”的唯一或主要标志。如何区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仅据其占地面积大小、墙垣规模等,更重要的应剖析其空间范围的内容。“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统治集团的政治中枢,主要应是城中“国家机器”物化载体——宫庙建筑。“城堡”之内主要为军事设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说明各自的社会作用。因此,对有墙垣围绕的大面积建筑遗址,究明其内涵十分必要。这些恰恰是我们目前考古工作中应该更多予以关注的。 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现的城之宫庙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可以通过对已知资料的了解、已知规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对目前尚存的明清时代的宫殿、宫庙我们可以考察。对唐宋、秦汉时代的宫庙遗址,通过考古发掘、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经考古发掘的商周宫庙遗址,夏代偃题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又为我们认识更早以前的“文明社会”城址中的宫庙遗址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照物”。

关于“宫”和“庙”的界定要有严格的学术标准。我认为中国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庙是“宗庙”,而不是“神庙”。中国古代文明与地中海周围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罗马古代文明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以“宗庙”为主体。后者以“神庙”为主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前者社会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以血缘政治为主;后者商、工、农多种产业并存,以地缘政治为主。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庙时,对此应给以加倍重视。

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宫殿与史前时期的“公共建筑”有着本质不同。从布局形制上说,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从结构上看,前者是强调等级、突出个人的;后者是面向“大众”的。如时代较早的偃师商城的宫殿遗址,其周围筑有“宫城”,每座宫殿或几座宫殿还要有单独的围墙;属于夏代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第二号宫殿遗址各自围筑有单独的院墙。

”与宫庙殿堂建筑不能杂处。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是“卫君”之地,也是统治者行使权力的地方。这种“消费”性“城”需要有为其服务的民众,但“民众”应安排在“城”附近的“郭”中,即所谓“郭以居民”。这种“郭”可以理解为象偃师商城之“大城”,也可以理解为“城”旁之“居民区”。我们注意到,龙山时代晚期也发现了一些内外双重城垣的城址。它们是否为“卫君”之"城”和“居民”之“郭”,还要通过进一步考古工作去研究。总之,我们在研究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时,还要注意与之相关的“郭”或其附近的“居民区”遗址。它们二者是“分居”的。

篇3

关键词 数学课堂 创新意识 情景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3.6 文献标识码：A

《新课标》中指出：“数学教学应从学生实际出发，创设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的问题情境。”而传统的数学教学，往往直接切入主题，忽略了数学的现实背景，使数学课显得索然无味。许多同学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对数学的学习兴趣。因此，为了学生能够主动参与获取知识，教师应不断地为学生创设适当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诱发学生学习动机，使学生的思维经常处于兴奋状态，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火花，从而逐渐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下面我们探讨如何创设数学问题情境：

（1）以数学故事和数学史实创设问题情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产生创新的欲望。如在执教“等差数列求和公式”时，可先讲“数学王子”高斯小时候速算1+2+3+---+100的故事，当别的小朋友还在一个数一个数挨着相加的时候，高斯是用什么方法快速地给出答案的呢？此时学生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探究反响，又为探求等差数列前n项和公式埋下了伏笔。

（2）以数学知识的产生、发展过程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的思维。

让学生了解数学知识的实际发现过程，数学家探索和发现数学知识的思想和方法，实现对数学知识的再发现过程，激发学生对发现和创造的兴趣。例如在执教立体几何部分时，我们绝对不能不提在数学史上具有及其深远影响的数学巨著《几何原本》。欧几里得所处的时代背景如何？《几何原本》对整个数学发展起到的作用？什么是公理化方法？弄清楚这些问题，对学生理解这部分知识很有帮助。

另外，在抽象概念的教学中，要关注概念的实际背景与形成过程，帮助学生克服机械记忆概念的学习方式。比如在学习“函数概念”时，不应只关注对其表达式、定义域和值域的讨论，而应选择具体实例，使学生体会函数能够反映实际事物的变化规律，激发学生主动探索。

（3）以数学知识的现实价值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领会学好数学的社会意义.如在执教“指数函数”时，可以从一则新闻报道引入：1994年8月，美国考古学家在阿拉斯加州一处地窖发现一具女童的尸体，在无史料记载可考证的情况下，考古家却能测定出这名女童大约死于公元1200年，你知道考古学家是怎样测定尸体的年代的吗？其实这是根据人体中含有的一种放射性元素“碳―14”衰变速度（每年人体内有0、012%的“碳―14”衰变成“氮―14”）与尸体内的“碳―14”的含量进行推算的.这样的引入，既开阔了眼界，又活跃了思维。

（4）以数学悬念创设问题情境，利用一些违背学生已有观念的事例或互相矛盾的推理造成学生认知冲突，引发学生的思维活动，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如在“指数函数”的学习中，我们还可以通过折纸问题引入，一张足够大的纸连续对折，它的层数按如下规律增加：1，2，4，8，16，32对折30次层数为2，如果按100层的厚度为1厘米计算，这张纸连续对折30次后的厚度大约是107374米，它相当于12座珠穆朗玛峰的高度。这个意外的结果，不仅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进一步唤起了他们对“指数函数”的求知欲。

（5）以数学活动和数学实验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通过动脑思考、动手操作，在“做数学”中学到知识，获得成就感，体会学习数学的无穷乐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提高创新意识。比如在讲“椭圆及起标准方程”一节，可以组织学生自己动手作图，“定性”地画出椭圆，再通过坐标法“定量”地描述椭圆；使之从感性到理性抽象概括，形成概念，推出椭圆方程。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为了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密切数学与生活的联系，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抽象化、形式化的数学建立在学生生动、丰富的生活背景上，教师需要大量收集各种丰富的资料、数据，但创设问题情境也不是课题引入的唯一方法，像谈话、类比、复习提问等也是不错的选择，如果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引入，就开门见山说出课题，切忌绝对化，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尽最大的努力激发学生的创造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一般来说，在教学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时，既要考虑教学内容的特点，又要考虑信息技术的特点和局限性，只有把握好两者的关系，才能使教与学的各要素在教学动态中的组合形式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谐性，最终达到优化数学课堂教学的目的。

总之，“优化数学课堂，培养创新意识”，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教师首先要有创新精神，而“优化”更应该渗透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当中，在优化中创新，创新中优化。在教学的整个过程中，教师要不断地探索、实践，重新整合建构教学体系，真正走出一条优化创新之路。

参考文献

[1] 殷伟康.中学数学教育新对策[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2] 张奠宙，宋乃庆.数学教育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 高凌飚，陈冀平.数学教学与学业评价[M].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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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遥感；应用；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TP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2）68-0209-02

1 遥感的定义与分类

1.1 遥感的定义

遥感，从广义来说泛指各种非接触、远距离探测物体的技术；而本文谈论的遥感是指电磁波遥感，即狭义的遥感，其定义是：从远距离、高空以至外层空间的平台上，利用可见光、红外、微波等探测仪器，通过摄影扫描、信息感应、传输和处理等技术过程，识别地面物体的性质和运动状态的现代化技术系统。

1.2 遥感的分类

按照研究对象遥感可分为资源遥感与环境遥感两大类[1]，资源遥感以调查自然资源状况和监测再生资源的动态变化为主。环境遥感则是对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动态变化进行监测并做出评价与预报的统称。此外，按照应用空间尺度遥感可以把遥感分为全球遥感、区域遥感和城市遥感三种类型。

遥感是一门综合性的技术，它涉及地理学、测绘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规划管理等许多学科。它的概念和基础是物理学、测绘学、地质学、地理学；它的技术支撑是航天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伴随着航天技术的不断进步，空间遥感对地观测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可以预计，在今后的遥感发展过程中，全方位、全覆盖、多角度、高分辨及高时效的遥感观测系统，将会被广泛的应用在各个领域的调查研究工作中。

2 遥感应用

遥感的应用已从上世纪早期单纯的军事用途扩大到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土地管理、气象预报、全球变化研究、灾害监测、资源调查与动态变化监测、生态调查、旅游、交通等各行各业，成为服务人类现代生活的重要高科技手段之一。

2.1 遥感在土地资源中的应用

遥感技术是土地资源状况调查评价与动态监测的重要技术手段。随着遥感技术在空间识别、地物波谱识别和变化时间识别方面能力的提高，土地遥感正在成为遥感科学的重要分支。我国历来对国土资源十分重视[2]，特别是自国土资源部成立以来，非常重视土地资源的动态监测工作，从1999年开始，遥感监测工作作为国土资源大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续16年，每年开展对全国重点地区的遥感监测。

土地遥感的应用领域包括[1]：监测建设用地变化趋势、布局及规模；为土地资源管理提供现势基础资料；辅助检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执行情况；复核土地变更调查；辅助开展土地变更调查；辅助开展土地利用现状图更新；基本农田保护区监测；配合土地执法检查。

2.2 遥感在矿产资源中的应用

不论用什么方法找矿，了解矿床形成过程和成矿原理都是非常重要的，遥感找矿也不例外。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沉积、岩浆及变质三大类岩石也在不停地进行转化，在地质构造等作用下，可以在不同类型的岩石中，形成由各种不同的金属矿物和非金属矿物富集而形成的各种矿床，而遥感影像能够真实

地记录地球表面三大类岩石的光谱与纹理特征。同时，采用遥感技术圈定各类构造形态、色异常等现象，对于矿产调查、圈定成矿远景区、成矿预测也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遥感技术寻找油[3]是通过提取遥感影像的烃类微渗漏信息来预测油区的烃类微渗漏晕以其特有的波谱特性可以被遥感技术检测，从而实现油气预测，这也是遥感技术直接找油的原理。

2.3 遥感在城市建设中的应用

城市是一个时代经济、社会、科学和文化的汇聚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我国城市化速度还将加快。遥感在城市建设中应用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1）城市景观结构调查。土地是城市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城市遥感首先就是调查城市土地利用状况，提供工商业、文化、交通、绿地和水体的分布和面积；2）城市道路规划与交通环境分析。低空航空摄影[4]对全市车流的瞬时调查，就可以几乎同时测出各个路段和交叉路口的机动车和自行车的车流密度，编绘出主要道路交叉口的车流量图，既简便易行，又准确可靠，在交通管理、道路拓宽和过街桥、立交桥选址等方面，都能够发挥作用；3）城市环境污染调查。受污染损害的植物[5]，叶片叶绿素降低，在彩色红外像片上红的成分减少，污染程度通过影像色调的变化被记录下来，再参考树木缺株、形态或冠幅变小的程度，就可以绘制出分轻、中、重三级的污染程度。

2.4 遥感在海洋领域的应用

海洋遥感[6]是指以海洋及海岸带作为监测、研究对象的遥感，包括物理海洋学遥感、生物海洋学、化学海洋学遥感与海水监测、海洋污染监测等。海洋遥感大幅度提升了海洋调查技术水平，与其余调查手段相比，具有很明显的优势。如：不受恶劣自然条件的限制、拓展了海洋调查的广度、能够实时长效的进行检测、庞大的信息获取量以及应用范围的多样性。

2.5 遥感在气象中的应用

气象卫星的出现，为人类自上而下观测大气层和地表、生态的变化提供了一种新型可靠的手段，由此应运而生的卫星气象[3]成为大气科学发展史上又一新的里程碑。气象遥感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寻找从卫星上探测和获取大气中主要气象要素和大气现象的理论和方法；二是研究卫星资料的处理技术和使用方法。例如利用红外通道和可见光通道中对比，可以很好解决大雾区、中高云区及地表的区分问题，区别出哪些是雾，哪些是云，哪些是地表，此外利用遥感还可以对沙尘暴有很好的监控作用。

2.6 遥感在地质灾害管理中的应用

传统的获取灾害损失评估信息方法主要依靠地面调查以及历史资料，耗费时间过长且因资料更新滞后，不能及时的体现地质灾害管理的作用。随着遥感技术及其他相关高新技术的高速发展，地质灾害遥感调查正处于逐步推广的阶段。卫星遥感技术的宏观性、全天候和全天时以及周期性，为地质灾害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并逐渐成为地球灾害监测系统工程中的主要技术。遥感技术已经应用于地质灾害管理的整个过程。在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预警、评估的四个阶段中，均能够及时准确的提供调查、评估、预警，为地质灾害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

2.7 遥感在考古中的应用

考古工作，是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考古研究工作的扩展，考古学家们从了解个别的考古遗址文化上升到对某一地区、某一国家，或者是更大范围的一个时空去认识人类文明的发展，这就需要考察更大的范围与空间，仅依靠地面的考古资料就显得不足，而且也很难使资料收集得完整，利用肉眼去观察分析考古遗迹现象受时间、地点、气候、光照等诸多因素影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8]。而高分辨率遥感图像、航拍像片的分辨率均可达到1m左右，同时可全球、全天候覆盖，加上特殊信号可以穿透地表，开展更加精确探测的探测工作，这些先进技术在考古研究、文物保护管理上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考古的角度来看，人类遗产的挖掘是继承和弘扬古代文明的重要途经。利用遥感技术开展古遗址寻找、普查研究是最为有效的手段。遥感信息古遗址研究不仅可以填补或充实人类文明历史，而且对研究古代地缘政治，确定历史时期的军事和疆域争议十分重要，且将大大提高田野考古的效率和质量，把我国的考古学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3 遥感应用的发展趋势

随着遥感技术应用研究的深入发展，遥感数据分辨率不断提高，数据量持续增长，数据处理的方法和程序也日趋复杂，从而导致GIS系统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GIS的发展也更加偏向于解决数据的存储、管理和处理，但这样并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经过不断的总结，最终发现如果想要解决实际应用中出现的问题，就必须多技术、多方法、多角度、多渠道对数据进行搜集处理。遥感技术，是一种信息获取的技术，相对缺乏信息处理、提取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科学家们将遥感技术与GIS、GPS、计算机、仿真、虚拟等多种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共同应用解决复杂的综合问题。

“3S”技术集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3S技术[10]即指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3种技术集成的总称。“3S”集成技术的应用，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趋势，RS和GPS为GIS进行空间分析提供了更新区域信息和空间定位信息，从RS和GPS提供的大量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并进行综合集成，使之成为决策的科学依据。GIS、RS和GPS三者技术的集成，形成了一个更加完整、准确及实施的对地观测、分析及应用系统，从而推动了遥感技术的进步。

4 结论

综上，遥感应用既是系统科学又是系统工程，既是区域性的又是全球性的，既是边缘科学又是交叉科学。通过对以上土地监测、地质矿产调查、城市建设、环境与灾害监测、海洋、气象与考古遥感等几个主要方面遥感技术应用的介绍，可以看出遥感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及科研领域的各个方面，3S技术的集成已经成为必然，我们应该进一步发掘遥感技术应用的潜力，开拓遥感技术应用的新局面，更加有效的保护和科学的利用好我国的资源与环境。

参考文献

[1]鞠建华，等.资源环境与遥感[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5：39-141.

[2]郑丙辉，王桥.环境遥感应用现状与展望(上)[J].航天技术与国民经济，2000，9：1-3.

[3]王桂宏，张友焱，冉新权.油气勘探中遥感方法新进展与趋向[J].地学前缘，2000，7(3)：282-289.

[4]王卫安，竺幼定.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图像及其应用[J].测绘通报，2000(6)：20-32.

[5]徐冠华.遥感与资源环境信息系统应用与展望[J].环境遥感，1994，9(4)：241-246.

[6]谢文君，陈君.海洋遥感的应用与展望[J].海洋地质第四纪地质，2001，21(3)：123-128.

[7]王文杰，张建辉，李雪.遥感在生态与环境监测中的主要应用领域[J].中国环境监测，1999，15(6)：48-51.

[8]刘建国，王琳.空间分析技术支持的聚落考古研究[J].遥感信息，2006(3)：51-53.

[9]施益强，陈崇成，陈玲.遥感技术在环境资源中的应用进展与展望[J].国土资源遥感，2002(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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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全球化影响，相应艺术设计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同样受到影响，这其中的影响体现在大众消费市场中，全球化影响了大众的审美情趣、审美标准，大众文化的形成会通过商品体现出来，商品的外观———包装是承载大众文化发展的风向标，包装设计在转变的过程中去平衡“去域化”和“地域化”，合理的将两者互动来推动艺术设计的进步。

关键词:

包装;全球化;文化;设计

1深度理解什么是文化

文化的概念，可以大胆的来将他看做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范畴，我们司空见惯的东西都是属于文化的范畴。考古学认为文化是考古记载中那些可辨识的物质方面;人类学强调文化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和个人认同感;社会学则认为，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共同拥有某个地域和语言的群体胜过的“蓝图”，等等。这些文字性的解释固然后有不同的学科特定的界说，在具体的学科角度来解释文化的方式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相比之下综合性的界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综合性的界说一直在学者的讨论中慢慢的形成和不断的更新。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不同学科对文化的理解定义发展趋势是越来的倾向于被人们更易于理解认同，美国社会学家雷德菲尔所指出的，“文化是在行为和造物中体现出来的习惯性和理解”。到了二十世纪70年代末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把文化看作是一种对符号的意义的理解，在著作《文化的解释》中他写到“文化的概念本质上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兴起加上工业社会的来临和信息社会的极速发展，多数西方的学者开始注意将文化作为“产品和消费”的过程。这个观念为我们对文化涵义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影响，让文化的涵义从传统解释转向现代社会现状的解释。

2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

认识中国的文化需要将目光转向五千年前，那时候人们把符号做为文化的代表，生产力的局限地域性的生活方式让中国文化体现出十足的本土标签。中国的艺术文化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器时代，而这三类文化是中华民族早期文化的三大时期持续了很长时间。夏商周时期的艺术发展突出体现在青铜器文化。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艺术设计较之夏商周艺术表现手法更为丰富，是中国古代青铜器文化的第二个期。而到了秦汉时期，青铜器的使用范围扩大和使用数量大量的增加，最具代表是铜镜。魏晋南北朝的艺术设计不仅有本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且还受到外来宗教文化的影响。

3全球化下中国艺术设计发展的“地域化”和“去域化”

作为中国文化的艺术设计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它的发展从传统到具有西方文化特点再回到民族性特点，这个过程中中国艺术设计的风格保留着传统的“地域”特色同时又不知不觉得加入“去域化”标签的西方特点大众文化队伍中。全球化既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现象，这一现象引起大家的思考而形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趋势，从国际视野的角度来看，各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和交流的程度把握着全球化的发展动向;从国内的角度来看，从国家的内部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与世界国家来感受观察全球化的现象。近几年从艺术设计领域真切的感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变化，产品的包装设计最能体现出大众文化的西化趋向，具有美国特点的POP风格是受西方包装设计影响的典型代表，在中国市场上各类商品随处可见。现在的人们在购物时更喜欢买西方的品牌比如阿迪达斯、耐克、乔丹等来满足消费者在消费时的自我价值，这样的现象已司空见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人们改变了消费的观念，购买商品时受到品牌的价值和包装设计的影响，因为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方式的转变那么产品的销售策略也会变化，良好的包装设计是产品销售中的重要环节。我们知道全球化下接受外来的信息极为方便，信息的传播就是文化的传播，文化的传播前提是受到大众普遍认可的，既然收到全球的认可肯定是具有明显更西方特点的大众文化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消费观念，这种影响下中国艺术设计的“去域化”显而易见了。在“去域化”的产品满天飞时中国人们有了民族观念，人们发现民族性的文化受到威胁那我们就要采取措施来保护“地域化”的民族文化，“地域化”和“去域化”这两种特点是并肩存在于本国艺术设计中的。中国设计融入西方的先进物质文化和科技，在我们看来“去域化”和“地域化”是互动的过程将中国的设计不断地在两者间打磨互相转变。

4全球化对设计领域影响的体现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的设计领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包括多个分支，比如视觉专业方面的包装设计、海报设计、插画、书籍装帧、企业形象设计等。其中包装设计的影响最为显著，因为包装设计是产品投入市场前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产品是消费大众文化的主角，包装设计是大众文化的直观体现。西方的大众文化产品涌入国内市场，引入眼帘的就是市场中作为商品的包装设计，受到外来包装的影响本土产品包装在更新换代时吸取了西方包装的特点来博得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可和信任。将插画设计应用在包装设计中是迎合世界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包装设计中的插画运用最初是出现在西方的产品包装中，插画具有亲和力和说服力能够有效的吸引消费者并且产生购买行为，成为大众文化中最常用的产品包装设计形式。插画设计中的表现手法的多样化让大众更容易接受。作为本土产品文化的代表“农夫山泉”它的包装设计使用了代表大众文化的插画设计风格运用在产品包装设计中，将本产品的形象和价值无形中得到了提升，在产品文化中成为典型去域化和地域化的代表。

当下，消费者在消费时更加的注重购买时体现自我价值，这种购买方式定会促进中国设计的发展，这种管消费观念的转变和审美情趣大众化的形成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身为设计师担负着运输文化的艰巨任务。

作者：高洁 单位：天津工业大学艺术与服装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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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孟子就提出了“知人论世”的说法。即要知其人，论其世，就必须了解其生活背景和写作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客观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其作品的思想内容。从心理学角度而言，每个人从小到成年的生活环境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因此，我们要了解王国维，要探究其研究的格局，进入其学术思想的精神腹地，就必须了解其精神状态、生活背景、以及内心的诉求。王国维在他的美学思想中凝结了他个人对生命的关怀。

 

王国维的一生可谓是悲剧的一生。4岁时，母亲凌氏去世;11岁时，祖父去世;在他30岁时，他的夫人莫氏去世，同年他的继母也离开了，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50岁时，他的长子王潜明也先他而去。这样的家庭变故对于任何一个正常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更何况对于“体素羸弱，性复忧郁”的王国维。忧郁的性格，悲惨的家庭变故，家庭经济的重担，这些都对王国维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因此这样的经历使得他在性格上也异常敏锐。恰恰在他青年时代，正好又面临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动，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新旧冲突交织、文化秩序也相当混乱的年代，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根本找不到出路。以学术为性命的王国维，热爱自由，有着玄远高迈的人生境界和人生抱负。陈寅恪为其撰写的碑文写到：“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王国维思想的形成，除了他自身性格造就外，还必须要提到的是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对他的影响。特别是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对王国维悲剧观的影响很深，甚至可以说，王国维的“人生悲剧”观直接来源于叔本华。那是因为他和叔本华基于相似的人生感悟，所以从一开始接触叔本华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王国维已经流露出对生存现实的本能的厌倦和失望。在他看来，生活的本质就是欲望，欲望就是人们对所拥有的始终觉得不满足，而这种不满足的状态，“苦痛是也”。即使欲望得到一时的满足，但很快就会充斥新的欲望，生活就是欲望无休止的重复，所以他觉得“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欲望驱使人们为了实现这种功利性的目的而进行所谓的“努力”，穷其一生而被桎梏在欲望的世界之中，而一生却得不到片刻的休憩与安宁。

 

王国维对于生命意义的执着追求和对人生价值的探寻找不到出路，这是他最大的灵魂之苦。那么，人处在“此桎梏之世界中”，有没有解脱之道呢?王国维说，这就是美、艺术。“故美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他认为，人世间的万物，都和人存在着利害关系，而只有艺术才能摆脱这种关系。艺术可以使人解脱，即它是无功力的。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大部分来源于他对自己的现实生活处境的感触，都是源于生活的，但是现实生活的悲苦和黑暗又不断促使他去寻求真理和光明。但是由于社会历史和自身的局限性，理想和现实之间又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他试图通过学术研究，探索宇宙人生真理。在他看来，真理便是永恒，它是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的。对于真理的追求，并非仅仅是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而是将其与对人生的某种洞见和人性的自由发展相互联系。创造者可以摆脱个体的私利而保持个性自由，从而真正实现对于人生的超越，不再局限于当下的自我，而进入广阔的人生境地。王国维认为，美属于更高的精神领域。对美的欣赏与接受也是人内在的精神需求。而这种精神需求是纯粹的，不带有任何欲望、物质利益和实用目的。同时，美不同于伦理道德和科学知识，因为它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和地位，它只是关注人的内在情感世界。王国维强调的艺术独立和形而上意义的本意所在，就是主张审美和艺术的价值要使人的情感感到完满和自由，从而拯救自己的人生。

 

在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中，所必须提到的一个词是“境界”。在审美活动过程中，所谓的境界是指真情、真景高度交融的一种审美状态，这种“真”的状态渗透着审美主体对于宇宙人生的追问和对人生命运的感悟。在作品中，如果要称其为“有境界”的作品，那么作者则必须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去书写，只有这样的真情、真景才能真正的打动人、感染人。那么所谓“真”的体悟就是指艺术家在观察事物时，要注重自己真实的情感体验，而艺术就是作家强烈感情自然流露的结晶。这种对于“真”的体悟，必须要通过“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方式才能获得。

 

王国维在美学上最有独创性的贡献之一就是他提出的“古雅”概念。它是一种人工创造的具有人文意蕴和生命意志的艺术类，其中成为了中国艺术可玩味和欣赏的审美中介的是实践性和具有人文气质的“真本”，这与王国维对中国艺术的终极关怀相呼应，即关注人文修养与人品修为。“古雅”论达到了对美最深刻、最终极的内涵和意义的了悟与洞悉是因为它可以把艺术与人文精神内在地联系起来。

 

王国维是本着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反思，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和在终极意义上对诗意人生的执着追求，以自己的心血浇灌出了他那些弥漫着生命之思的美学文字。在这位美学思想家的深处涌动的是对个体生命的价值关切。先是对现实人生的荒谬和悲哀之后，借助审美之弦，才能奏出生命超拔的乐章。这种审美精神的张扬，表征的正是一份对生命意义深沉的价值关切。王国维内向、忧郁的性格并不完全来自其对个人生命意义的悲观、压抑。王国维不是一个整天只钻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他具有很强烈的人文关怀。审美人格是指美学意义上的人格，是指人的一种精神需要。陈景望先生曾经指出人格的最高层次是审美人格。他说，自由才是审美人格最大的特点，而具体则表现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人活着，并不是简单为了一个或某个目的，而是为了生活的本身，人的所作所为并不是纯功利的，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超功利的。

 

作为一个身处现代社会中的人，首先必须要有健全的心理人格，而审美的作用便是陶冶人的情操，它以高尚的审美精神，让人们实现自己的真正价值，忘掉利害关系，从而得到最纯粹的快乐，这也是审美教育的实质和目的。

 

现在的我们身处在这个时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的物欲也在不断膨胀，然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能与人们的幸福感同日而语，故人们愈发感觉到精神上的空虚。由于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致使人们的心态也越来越浮躁，再加之功利之心很重，他们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关注身外之物，而很少考虑内心的精神需要，因此压抑感越来越重。所以，现在的人更应该去培养自己的审美人格，我想这应该也是王国维美学思想的现代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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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研究型教学 历史学 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evelopment Path of History Graduate Professional Practice

Teaching in Research Teaching Perspective

SHAO K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Abstract Under continuous deepening reform of university teaching background， many universities research teaching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 and goal-oriented reform， professional history is no exception.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is innovative model， practice teach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History teaching professional practice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present， it is often a mere formality rather difficult to produce utility. Only the same time force from universitie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ree levels， the formation of active benign interaction， can only reflect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practice of teaching， research teaching will become possible.

Key words research teaching; history; practice teaching

1 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在研究型教学中的地位

历史学是典型文科专业，在其教学活动中存在诸多文科共性问题，如：课程体系设置不够合理，知识性课程较多，方法论的课程很少;教学手段单一，以课堂教学为主;教师多重科研而轻教学，教学内容陈旧等。这些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文科专业所具有的通病，近些年来常常为学界所攻诘。毋庸置疑，在这种僵化陈旧的教学模式下，人才培养质量很难保证，专业培养目标能否实现也极为堪忧。许多高校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不断通过推动教学改革来扭转这种局面，力图将研究型教学落到实处。总体看来，业已形成的规范性认识将“研究型教学”定位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要有课题（专题、问题），师生共同研究、共同讨论;二是强调学生的自主性，教师引导而学生自主钻研;三是实现知识的“内化”，通过体验，提升素质和能力。①

基于上述特点，很多高校围绕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两个层面展开了探索和改革，其中课堂教学改革是主要发力点。从教学氛围的培育到学习兴趣的培养;从教学主体的互动到课堂效果的评价;从教学过程的优化到教学手段的更新，探讨不可谓不全面，不可谓不细致。各高校管理者和相关研究学者，考古鉴今、兼收中西，形成了大量的极具智慧的研究和探索成果。相较而言，对于课外实践这一环节却长期疏于关照。古语有“纸上得来终须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说，特别是对于历史这门偏于理论和知识的学科，更是需要注重实践，否则所谓研究型教学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研究型教学强调学生的主体精神，自主钻研、自主创新，这种能力的培养只通过课堂是很难实现的，实践环节不可或缺。人的能力总是在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运用所学知识，方能实现“知行合一”。有研究表明，一个人对于听到的信息能记住25%，对于听且看到的信息能记住45%，而对于听到、看到且做过的事情则能记住70%。也就是说，虽然课堂有内外之分，但却不应割裂开来，唯有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教学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方能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对于学生来讲，课外实践活动的实现形式是多元化的，比如参加甚至主持课题研究，或者自发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即便是做一些兼职也可视为实践活动的一种。但上述方式均有局限性，课题研究从目前来看对于本科生而言机会还是比较有限，而自发参与社会活动或者兼职目的性不强且随意性很大，这都难以收到实效。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在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包括课程见习、综合实习、毕业论文等就显得尤为重要。

2 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事实上，历史学专业的管理者和教师对于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是有清晰而明确的认知的。但是限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这种认知大都停留在理念上，以致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并没有落到实处，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按照培养大纲要求，历史学本科专业在课堂教学之余，还设置有固定时间安排的实习活动，包括课程见习和综合实习两个方面。课程见习，顾名思义是针对于特定课程所安排的实习，如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考古学通论、史学论文写作等课程，一般要安排至少两天的单科实习。综合实习，又称为综合认识实习，即提供给学生一个较长时间（一般为7天）去校外开展实践活动。无论是课程见习还是综合实习，其目的是相同的，就是通过重返历史现场、开展田野调查，将文本知识与现场实况互为映证，使枯燥乏味的文字变为立体形象的鲜活材料，从情感上和学理上更为深刻地感受历史背景、认知历史事件，进而将所学知识与身处的社会、自然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内化的体验。这样一种设置和安排，无疑是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具有开放性、创造性的一个平台。这样一个平台如若搭建规范完备，就能够将合作性、问题性、实践性三个维度有机结合起来，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有助于其综合素质的提升。然而目前许多高校的实习环节操作往往是流于形式，几无效果。析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传统教学理念的惯性作用，“重理论而轻实践”，高校管理层面没有予以足够重视和支持，比如实习经费安排比较低难以有效开展活动;二是教师重科研而轻教学，“课题、论文”至上的倾向依然比较严重，不愿意投入精力于实践教学;三是院系在运作中对于师生安全顾虑过重，往往简化甚至改变实习形式，当下一种常见的做法就是将实习活动完全交由旅游公司打理，从而规避责任，但实践活动却变成了旅游观光。

实践教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毕业论文写作，其设置的目的在于检验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学科知识、思维能力等各种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将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学习的知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提高实践能力和水平。③但是近年来关于本科毕业论文的声讨之声不绝于耳，有部分学者甚至提出废止这一规定，其原因就在于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的论文严重浪费了教育资源，伤害了本科教育的形象。教育部曾多次下达通知，要求各高校加强本科毕业论文工作，加大改革力度，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各高校也纷纷采取举措，力图改变这一现状，如进一步规范论文写作流程和制作要求，严格论文的考核和评估，加强对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管理等。但从效果来看，似乎难尽如人意。就历史专业而言，本科毕业论文质量较低是有客观原因存在的。一方面专业课程设置偏重于知识体系掌握和理论观点介绍，而方法论课程设置较少，加之大学期间又鲜有机会参与科研活动、接触乃至写作科研论文，以致到大四阶段毕业论文写作时有手足无措之感，逻辑思维能力、创新意识严重不足，也就很难形成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另一方面，大四阶段正是学生面临择业的关键时刻，考研、找工作成为核心内容，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下，很多学生在重重压力下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投入过多时间在毕业论文写作上，往往只是抽出几天时间就草草完成，其质量也就可见一斑了。

3 研究型教学导向下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的思考与展望

研究型教学的宗旨是通过教学与研究、实践的结合，激发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勇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④这就要求在课内教学活动和课外实践活动搭建一座桥梁，以问题为导向，在师生平等而又积极互动的基础上，给予学生充分而又自由的探索空间。

正如前文所述，课外实践的全面开展和落实，主体环境尚不成熟和完善，目前有效的着力点就是抓好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活动。若要做好这一方面，需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合力。其一，高校层面。高等院校要自上而下重视实践教学活动，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扶持和激励机制。在目前实习补贴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高校可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免除师生后顾之忧;面对指导教师主动性不强的现状，高校可以将实践教学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或者可以通过课题等方式给予指导教师一定的物质奖励。针对于历史学的专业特点，高校应该积极引导具有丰富考古经验或者田野调查经验的高水平教师充实到指导教师队伍中来，以优化师资结构。在毕业论文工作方面，高校要采取有效举措严把质量关，还可以结合实际进行适当变通，如将时间安排至学生在校的大四第一学期全部完成。其二，教师层面。无论是校外实习活动还是毕业论文写作，都需要指导教师与学生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互动，可以说实践教学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导教师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指导。这就要求指导教师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负责的敬业精神。以田野调查为例，一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活动往往需要极为耐心和周全的准备工作。事先要有具体的运作方案，包括确定调查主题、遴选合适田野点、制定详细调查计划、准备充足经费、培训人员等方面都要面面俱到。调查期间，要结合实际情况把握好计划进展的节奏，耐心细致地进行指导，保护好师生的安全，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调查结束后，要及时组织人员进行资料的汇总和整理，完成调查报告的撰写及后续的收尾工作。所以作为指导教师而言，既然承担了这样的角色，就要认真履行职责，不辱使命。其三，学生层面。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归根结底还是要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即使是方案和计划制定得非常完美，如果学生不积极参与进来，一切都只能是零。作为学生来说，应该珍惜每一次实践教学活动，积极走向田野与社会，确保教学“情境化”的生成。⑤在经费相对有限、实习环境相对艰苦的条件下，学生要“吃得苦、耐得烦”，配合实习方案组织实施，积极参与互动，更要在这其中树立主体意识，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培养才干，增长见识，提升综合素质。

基金项目：湖南吉首大学教改项目（重点）“《中国古代史》研究型教学研究”（2011JSUJGA08）的成果

注释

① 董宇艳.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海导航（2001-2005督学撰写材料选编）[M].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6：310.

② 刘凡丰.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改革透视[J].高等教育研究，2003（1）：100-104.

③ 王文举，王传生，赵慧军.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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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第二课堂

一、引言

收藏、研究、教育，是博物馆的三大功能，尤其是它在教育方面的独特作用是不可取代的。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倡导者和首创者张謇先生曾经说过：学校“授学有序，毕业有程限，其所养成之人才，岂能蔚为通儒，尊其绝学？盖有图书馆、博物馆以为学校之后盾，使乘学之彦有所参考，有所实验，得以纵合古今，搜讨而研论之耳。”学校培养人才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博物馆是一部立体的百科全书和实物的图书馆，可以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之处，是青少年获取各种课外知识的理想场所，因此博物馆应理所当然地担当起青少年教育的第二课堂。

二、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对青少年教育的现状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多年来一直注重对青少年的教育和培养，作为青少年教育的第二课堂，学校教育的补充，我们做出了许多努力。

1.改进教育模式。以往我们在接待学生团队时，参观及活动现场常常表现出以讲解员为“中心”，而学生成为被动的“听众”。讲解内容以固定的解说词为教学版本，学生只是消极被动地接受历史知识和历史结论，这种说教模式只是一种知识的灌输，不利于激发观众的兴趣和调动观众思考的积极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发挥。为此，我馆改变这种单一的说教模式，采取了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比如讲历史制作成学生喜欢的动漫形式，如《南越奇遇记》以外星人在南越的经历讲述了南越国的历史；《玉石的旅行》是将制作一块精美玉佩的整个过程通过动画展示出来；而《气死蚁》则是一只蚂蚁找肉吃却被气死蚁阻拦的动画故事。这些原本在青少年看来枯燥乏味的历史，以动漫的生动方式呈现出来，融知识性、观赏性于一体，对于青少年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这就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他们由被动的“听”转变为主动的吸收知识。

2.设计主题鲜明、内容生动、形式新颖的流动展览。博物馆办好主题鲜明、内容生动、形式新颖的展览可以大大增加博物馆对青少年的吸引力。我馆在办好馆内固定陈列外，定期还会举办临时展览，根据临时展览的内容，再结合青少年特点和他们的期待，我馆设计了多个主题鲜明，内容生动的流动展览。如举办《巫与神的世界——三星堆、金沙文物珍宝展》时，设计了《神秘的古蜀王国》流动展；举办《古代印度瑰宝展》时，设计了《西天褚神》流动展，过年期间还专门设计了《南越王宴》，更好的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我馆还根据小学生的需求和特点设计了《南越王没有蛀牙》流动展及爱牙讲座系列活动。从南越王现存的部分牙骨研究发现出发，由历史学家和牙科医生联合，将古今有关牙齿的生动知识相结合，从历史的角度激发孩子们的兴趣，使他们在了解各种爱牙常识的同时，也能触摸历史的脉搏。

3.举办流动展览，送展到校，送展下乡。虽然博物馆对中小学实行免费参观，但是学校考虑到学生的安全和学业繁重问题，所以很少组织学生参观。因此，我馆经常与广州市各中小学联系，将我馆的流动展览送到各个学校，同时也派出专业的博物馆人员到学校进行现场讲解，使学生领略到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拓展了学生的视野。针对偏远郊区教育资源相对缺乏、到博物馆参观存在距离和经济上的限制的现状，我馆将深受青少年喜爱的展览送到了偏远郊区，并组织我馆的专业讲解员走进郊区学校做义务讲解。送展下乡的活动每次都取得了圆满的效果，更好地发挥了博物馆教育资源的潜在价值，深受广大偏远郊区中小学师生的欢迎。

4.编写教材，送课到校。广州本地乡土教材较为欠缺，学生对于南越文化历史并不十分了解，而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是岭南地区首座遗址性博物馆，拥有许多具有重大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珍贵文物，因此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就成为了学生乡土历史教育的重要平台，也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研究性课题。针对这一情况，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与广州市中学历史教研组合作，编写了《走进南越王国》的南越国历史教材，让中小学生们了解到了南越国的历史，并从南越王墓中的文物中了解到了汉代时期的玉文化、服装、美食美酒、兵器、马车、乐器和海上丝绸之路等具体的历史信息。我们了解到中学生有“历史实践课”，为了使更多的中学生能参加“历史实践课”，博物馆主动与广州市各中学进行联系，把中学的历史实践课教育引入博物馆。许多中学与博物馆建立了联系，把历史课堂搬进了博物馆。同时，我馆也将具有专业文博知识的博物馆人员引进学校，开展如《走进南越国》、《南越美食之旅》这些平时在学校学不到的知识的讲座，受到学生的欢迎，也大大增加了学生的知识面。

5.创新教育手段，推出特色教育活动。我馆注重探究展览内容和藏品资源的内涵，推出了系列特色活动，通过策划主题鲜明、集趣味性和参与性为一体的特色活动，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与广州市中学历史教研会联合举办了“闪出你的南越王国”动漫（FLASH）大赛，学生们以他们新颖的思维和视角，通过制作了动漫（FLASH）来解读南越历史文化，内容生动活泼，极富艺术想象力。在举办《巫与神的世界——三星堆、金沙文物珍宝展》之际，我馆举办了cosplay大赛，通过Cosplay这一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比赛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设计、扮演历史人物，更加深了学生们对南越文化和古蜀文化的了解，让学生们从课堂之外感受到历史的魅力。古代文化与流行文化的精彩碰撞，也使历史展示出了新风貌。

6.丰富的假期活动。我馆还利用寒暑假、儿童节等假期，加大学生教育活动力度。如我馆在暑假期间精心编排了五大类涵盖历史知识、动手互动、外国文化等方面的教育活动，如开设“南博异域风情之夏”暑期活动，以国际交流学生为媒介，采用英语角、英语沙龙等形式，面向青少年朋友，从不同的方面，如地理、饮食、服饰、历史等，介绍中外历史文化。此次活动旨在以异域特色吸引观众，并在异域风情中加入关于中国历史的元素，让青少年在学习、使用语言、感受异域风情的同时，学习中国文化知识。并结合互动游戏，娱玩于学，让学生朋友在博物馆度过充实且有趣的暑期，并从此爱上博物馆。青少年在博物馆也可以度过丰富的假期。

7.加强低龄儿童的学前教育。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还特别加强了对低龄儿童的学前教育，设置了“南越玩国”游戏活动区。游戏区里设置了考古、拼图等项目。“宝藏逐个挖”是个小小“考古现场”，孩子能在此用小铲子等工具，在沙池里进行考古挖掘，并把挖到的“文物”拿到解答区，通过感应及配合多媒体进行解说，使孩子体验当考古学家的乐趣。“南越滋味台”，孩子通过电脑自由选择食材后，电脑就会演绎出古人是怎样煮出这道南越佳肴，孩子就会从中理解南越人的饮食内容与方式。“瑰宝大考验”：孩子透过拼图如角形玉杯、玉舞人等，可以了解到南越的稀世珍宝。“符号万花筒”里选择了瓦当、玉器、铜饰、提桶等文物上的装饰，如崇蛇、蛙等南越图腾。万花筒缤纷多变的视觉效果吸引孩子的目光，同时也使孩子了解到一些南越文化。我们还设计多个南越人物造型的不倒翁（如南越王及夫人、士兵等）。孩子对公仔的造型好奇，也使孩子对南越王国里的人物和衣着装扮等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博物馆在承担青少年第二课堂的这一教育工作上仍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加以改善。

三、博物馆作为青少年第二课堂教育工作的改进对策

1.应加强“馆校合作”。博物馆与学校的联系仍不够紧密，一方面是博物馆对于学校的教育动态不够了解，另一方面是教师对博物馆教育资源的不熟悉。因此，需要博物馆教育工作者努力掌握学校教育的动态，了解学生的教学进度、参观需求等，使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有机的结合，加强与学校教育的沟通、交流，使博物馆教育更有针对性、实效性。博物馆还可举办“教师研习会”邀请教师参加，以系列讲座、研讨、参观、教学实践、专题文化考察等方式，向教师提供了解和学习文博知识的机会，并为教师利用博物馆资源创造了条件。博物馆与学校的交流沟通既会推动博物馆工作的开展，又有利于学校教学工作的开展，这种交流沟通有助于学生素质的提高。博物馆加强与学校的沟通交流，这是博物馆的需要，是学校的需要，也是社会教育发展的需要。

2.可与学校合作推出主题参观课程。博物馆可以与学校的历史课、美术课等结合设计辅导内容，推出适合中小学生的“主题参观”教育课程。如结合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精美玉佩，推出“玉佩造型设计”课程，这样学生在欣赏精美玉佩之后，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亲自设计玉佩；还可根据青铜器上的神兽纹饰等，推出“青铜器中的中国古代神话”，要求学生在观察青铜器纹饰的基础上，思考它与中国古代神话的关系等。

3.增设青少年读书园地。当下青少年时常沉迷在电脑网络和电子游戏构筑的声光电世界中，却与书本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文本阅读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因此，博物馆作为青少年的第二课堂，应增设读书园地，结合博物馆展览内容与知识拓展，设置多种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书籍，作为学校读书的延伸和补充。博物馆要创造读书的环境，让青少年利用图书这一传播知识、交流信息的形式，达到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提高素养的目的。

总的来说，博物馆作为青少年的第二课堂，任重而道远，需要包括博物馆、学校、家长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参 考 文 献

[1]刘文求.博物馆教育目的之探讨[J].中国博物馆.1996（1）

[2]王英.论博物馆教育[J].东南文化.1987（3）

[3]余惠.浅谈如何让青少年爱上博物馆[J].南方论刊.2006（S1）

[4]吴慧珍.拓展博物馆教育功能之我见[J].博物馆研究.2006（4）

篇9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西方音乐史学；“中国视野”研究观点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

西方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从研究对象上讲，前者研究传统的、固化的音乐文化，后者研究现存的、鲜活的民族音乐；从研究范围上讲，前者主攻西方正统的音乐历史，而后者则专注于东方化、民族化的音乐形式；从研究方法上讲，前者多通过文献、典籍入手进行分析解读，而后者的研究材料则大多是通过田野考察获得的。但是，就这两种看似泾渭分明的学科，却在当前呈现出了密不可分的交融之态。

一、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相关概述

方法论，即看待事物、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主要包括“观世界”的范畴、方法、原则等。基于此，我们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对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进行概述。

首先，从民族音乐学的涉及范畴来讲。民族音乐学以全球视野为基础，致力于调查、研究在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民族文化影响下的民族音乐形式，并探索出其中隐含的规律、特点。在内容范畴上，民族音乐学涉猎比西方音乐史学要广泛得多，除了基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音乐类型外，研究者还对音乐产生年代的人文背景、社会背景、重大事件、器乐种类等进行研究。此外，与西方音乐史学主流、宏观的研究角度不同，民族音乐学更加重视与音乐相关的具体民族、具体人物、地方志、野史等细致化、针对性的研究对象。

其次，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来讲。与西方音乐史学“局外人”的研究态度不同，民族音乐学在研究方法上更提倡“敲开研究对象的门扉”，鼓励研究人员深入到民族音乐所根植的土壤中去，感受和了解当地的民族特色、社会氛围、人文思想，以此了解到音乐中所隐含的宗教象征、社会问题、情绪特征等深层次含义。例如，在研究新西兰的毛利族音乐时，研究者就要深入到毛利族人的生活之中，通过与他们对话、交流，和他们共吃、住活动，以此了解毛利族的民族迁移历史、多神论的信仰观念、严格的阶级制度、独特的刺青文化等，继而使研究者对毛利族音乐中蕴含的自然感、仪式感产生共鸣。

最后，从民族音乐学的遵循原则来讲。第一，空间原则。民族音乐学方法论强调研究者在工作时，要将音乐作品与其产生的地理环境相挂钩。例如在研究我国江浙一带的民歌文化时，就要将视角置于当地环境之中，进而了解到水这一自然意向对当地民歌产生和发展的影响；第二，时间原则。同一个音乐作品可能会向听者传递出多种情绪，只有了解到其产生所处的祭祀时、结婚时、丧葬时等特定时间条件，民族音乐研究者才能确定音乐主体的情感基调，继而进一步做出针对性的探究活动；第三，人的原则。音乐作品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思维、情感、文化的具象化呈现，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在工作时，必须对音乐作者的生平经历、所属民族、所受教育、宗教信仰等展开全面研究，才能更好地还原出音乐作品的本相，挖掘出其中所蕴含的人文个性特点[1]。

二、民族音乐学方法论对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的影响

（一）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借鉴了民族音乐学的实地考察法

在著名音樂学家圭多·阿德勒的理论中，整体的音乐学研究被拆分成了两个部分，即体系音乐学和历史音乐学。据此我们可以发现，本文探究的民族音乐学和西方音乐史学分属在两个不同的音乐研究阵营中：前者属于体系音乐学，主要研究欧洲以外的部族音乐以及东方高等音乐文化等；后者属于历史音乐学，主要研究西方音乐史的进程。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民族音乐学和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工作是相互独立甚至相互割裂的。

受到实证主义等西方观念的影响，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基于历史文献、书籍等文本资料进行的。但是，由于时代不同，研究者对文本资料的分析与解读过程往往并不顺利，此时有学者提出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将民族音乐学方法论中的“社会语境”“实地考察”等概念引入到文本文献的研究工作当中，将史学研究环境拓展至音乐的原生土壤，以类似“民族志”的方式实现文献资料研究的田野化。这样以来，史学研究者结合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环境科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通过访谈、实地调查等田野实践形式，将第二手、第三手的史料内容转化为了切实可靠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为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开阔、真实的领域基础[2]。

（二）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维度概念向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延伸

民族音乐发展至今，在重视概念、行为、音声研究的同时，也从未停下探索历史维度的脚步。对此，美国民族音乐学第三代研究者赖斯层提出，要将“历史架构、社会维护、个体经验”加入到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体系内，使研究者们充分重视到历史经验对音乐实践的导向作用。据此，民族音乐学的历史观点在时空维度上得到了巨大的变革和发展，学者们抱着怀疑态度对历史提出了“历史究竟是谁的历史？”“除了男人的历史，有没有女人的历史？”“除了大事的历史，有没有琐碎的历史？”“除了正史，有没有野史？”等询问。

在民族音乐学方法论不断渗透西方音乐史学研究领域的过程中，上述问题逐渐被西方音乐史学研究者放到了台面上，一贯从史料文献视角入手的学者们开始正视其史料的真实性。首先，历史文本流传至今，常常表现出分散、片段式的状态，其内容无法清晰、有条理地反映出历史的发展；其次，在史料的收集、编写、整理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作者或研究者的主观性阐释，这些阐释对史料整体的真实性具有一定的歪曲作用。加之由于史料编撰者所处社会地位不同，其对历史事件的认知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也会导致研究者所察信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最后，音乐史对社会语境的依赖性是巨大的，在当前的社会时代背景下研究历史上的音乐，难免会存在实践观念和风格、创作理念上的出入，继而使当代研究者对史料典籍内词语、比喻存在误读、误解的问题。

在正视了史料中存在的不確定性之后，西方音乐史学研究者将工作重点和探究视角进行了从“单纯研究音乐本体”向“音乐与历史背景协同研究”的转变。这一新观点要求，学者们在研究西方音乐史时，要将视角置身于音乐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作者经历等史实环境之中，理清音乐文本资料与其历史语境的相互关系，从而剖析出历史文献传递出的真正内涵。

（三）民族音乐学方法论促使了西方音乐史学研究新时代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的西方音乐学界，受到批判性思潮的影响，反对“宏大叙事主义”、反对“历史实证主义”的“新音乐学”应运而生，并对传统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新音乐学”的代表人物、著名音乐学家科尔曼提出：“要将音乐史的研究批判地建立人类文化的角度上，同时要强调音乐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即在历史文献资料与现代文化和思想环境中建立起一座桥梁。

据此，在“新音乐学”观念支持下的西方音乐史学首先认同了民族音乐学方法论中关于“非主流文化”的研究思想，一改宏观、大众化的音乐史学研究理念，将视野主题延伸到性别、民族、个人等角度，例如，“女性主义运动即女性主义思潮与西方音乐史发展的联系”“在帝王、朝代等正统背景下，平民百姓对西方音乐的促进作用”等[3]。

其次，西方音乐史的研究领域还逐渐与民族音乐学的涉及范围结合起来，出现了“中国视野”的新型研究观点。这一观点以民族音乐学方法论中“局内-局外”的理念为基础，致力于从非西方人的角度看待西方音乐史，从而将自身研究工作定位在西方历史文化环境外的客观角度上，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感受西方音乐、文化、历史变动发展的潮流。

三、总结

总而言之，从当前学科发展的综合化趋势来看，民族音乐学的影响和渗透，已经成为了西方音乐史学不断完善的重要动力源泉。分析可知，通过结合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理念，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工作实现了由主流到非主流、由局内到局外、由文献到田野的多元化、综合性转变，促使研究者积极投身到田野基础与社会语境之中，进而实现了对历史文本资料更加精确、完善的解读。最后，希望本文对日后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有所帮助。

作者：赵文秀

    　参考文献 

[1]马琦玥.确立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整合生态观念[J].艺术百家，2015，31（S2）：55-64. 

篇10

关键词：权力，关系，网，位置

 

英国现代文学的经典《法国中尉的女人》，从1969年问世以来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从小说发表至今，很多小说评论家都在努力对其魅力进行解读。论文格式。有的认为小说反映了作者福尔斯的存在主义思想，更多的人认为小说的魅力源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技巧，毕竟，多数20世纪的小说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颇深。考虑到小说的写作年代，本文试从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福柯的权力观入手，对小说中叙述者与小说；叙述者与读者的权力位置的转换关系进行解读。

小说的叙述者即小说中讲述故事的人，也称之为故事讲述者。论文格式。《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叙述者，时而以全知全能者的身份窥探小说人物内心，自信地杜撰着虚构的故事；时而表示出自己的局限性，全然不能掌控小说的发展、故事人物的所作所为；甚至在故事的结局上都表现出犹豫不决，提供了多种可能性的结局。叙述者态度的摇摆不定，说明叙述者不再掌控叙述的主宰权，在叙述者与小说、叙述者与读者的权力关系网中，叙述者的权威地位已被颠覆，处于权力关系网中的被动位置。

1.叙述者与小说的权力位置转换

乍看上去，《法国中尉的女人》像是一部传统的爱情小说，叙述者在小说中讲述了一段三角恋爱的故事：年轻的生物考古学家查尔斯爱上了声名狼藉的“法国中尉的女人”莎拉，从而放弃了传统型的未婚妻蒂娜。然而叙述者对故事的讲述却并非如同传统小说的叙述者那样，至始至终地扮演着“上帝”的角色，掌控着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对小说人物的所思、所想、所感了如指掌。

翻开小说的前十二章，叙述者的确是以全知全能者的姿态出现在读者眼前。他熟知小说情节，在小说的第一章就对小说做了全景式的描述，并能窥探小说人物的内心，他知道“尽管查尔斯对自己的前途心里没底，他依然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小伙子”[1]14；而查尔斯的未婚妻蒂娜则是一位被宠坏了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小姐，她就像温室的花朵一样被她的父母呵护着，“自她出生以后，哪怕是最轻微的一声咳嗽，父母也会为她请来医生。……只要她稍一蹙眉，爸爸妈妈便会暗暗自责几个小时。”[1]23这位全知全能的讲述者不仅窥探着小说人物的内心，自如地操控着故事的发展，，还经常以“我”的身份出现在小说中，对小说的人物及情节进行评述。“我冒险把莎拉描绘成像一个盲从宗教的人。但是她并不信神。……我不敢说她在我们这个时代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是在一个更早的时代，我相信她会成为一个圣人或者皇后。”[1]50

俨然，前十二章中的叙述者就是一位“上帝”式的全知者，他以极其自信的方式讲述着、评论着故事及小说人物，建立了其在小说中的权威地位，可以说，此时的叙述者有绝对权力掌控小说的的一切。但根据福柯的权力观，叙述者的这种权力并非传统意义上极具有霸权主义色彩，被看作是统治阶级、一部分人或某个组织、集团控制、支配被统治阶级、他人或其它组织、集团的力量。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交错的网络，它无所不在，“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在流动，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2]28那么，叙述者与小说也处于这种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网中，而基于前十二章中叙述者所处的权威地位，叙述者的权力位置明显要高于小说。

然而福柯的权力观同样也提出了“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权力运转着”。[3]28也就是说权力并非可以占有的物体，而是一种关系，并且这种权力关系是动态的、不确定的；并且权力与抵抗共存，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它们（权力）只有依靠大量的抵抗点才能存在：后者在权力关系中起着对手、靶子、支点、把手的作用。这些抵抗点在权力网络中到处都有。……它们是权力关系的另一极，是权力关系不可消除的对立面。”[4]71-72 《法国中尉的女人》里叙述者与小说之间正体现了这样的权力观，在前十二章，叙述者还以全知者的身份自信地讲述着小说，而十二章末的一句“莎拉是谁？她是从什么样的阴影里冒出来的？”[1]81使其全知者身份备受质疑，而十三章一开头，叙述者就坦言“我不知道。…‥（小说家）他并非知道一切，但他试图装成无所不知”[1]81-82，更使其自身的权威地位一落千丈。自十三章后，叙述者不停地否认自己的权威信，“我们不再是维多利亚时代之神的形象：无所不知、发号施令；而是新的神学时代之神的形象：我们的第一原则是自由，而不是权威。”[1]83并表示他也无法操控小说的情节发展：“当查尔斯离开悬崖边上的莎拉时，我曾命令他直接返回莱姆里季斯。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毫无理由地转过身，到奶牛场去了。”[1]83

由此可见，在叙述者与小说的权力关系网中，由于权力关系的动态性，以及权力内部权力与抵抗共存性，小说的发展逐步摆脱了叙事者的控制，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从而颠覆了叙述者的权威地位，占据了相对优势的权力位置，而叙述者将小说情节的发展让渡给了小说自己，散失了无所不知的权威地位，在权力关系中走向了相对劣势的位置。

2.叙述者与读者的权力位置转换

叙述者即故事讲述者，那么谁又是叙述者信息的接收者呢？读者毫无疑问地充当了这一角色。既然叙述者与读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那么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也存在于此两者之间。

小说前十二章，叙述者扮演着全知全能者的角色，信心十足地评论小说中的人物与事件，为了使读者相信自己所说的故事更具有可靠性，他甚至使用了大量的引语、脚注、历史文献，使得读者对于叙述者所说的一切都深信不疑，很快就屈从于他的权威性，由此可见，前十二章里，读者明显处于叙述者与读者的权力关系网中的劣势位置。

但随着故事的发展，叙述者权威地位的逐步消减，他甚至成了小说中的一个小角色，与小说的男主人公查尔斯相遇在同一节车厢里，这使得读者感到了叙述者的荒唐性，不得不怀疑叙述者说讲述的故事的可靠性。至此，读者不再依附叙述者获取小说信息了，而是凭借自己的经验对故事进行积极地构建及评价。小说三个不确定的结局的提出：1）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爱情故事的结局：查尔斯放弃了声名狼藉的莎拉，取了门当户对的蒂娜；2）查尔斯摒弃了一切世俗观念，与莎拉喜结连理；3) 查尔斯未能与蒂娜结合，但最终也没能和莎拉在一起。论文格式。此三种开放式结局，更是让读者充分占据了权力关系网中的优势位置，他们有极大的自由选择自己中意的结局，不再像阅读传统小说那样，只能遵从叙述者所提供的唯一结局，叙述者的权威性由此被颠覆，读者在权力关系网中逐步摆脱了劣势地位，叙述者反而走向了劣势权力位置。

总之，《法国中尉的女人》里叙述者由全知全能者逐步沦落到权威地位的散失，最后终将主宰权拱手让渡给了小说与读者，这一动态的改变过程正应验了福柯权力观：作为关系的网状权力是无中心的、动态的，并且权力内部权力与抵抗的共存。

参考文献：

[1] [英]约翰·福尔斯. 法国中尉的女人[M]. 陈安全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Colin Gordon, ed.,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trans. Colin Gordon, Leo Marshall, John Mepham, Kate Soper (New York: Pantheon,1980)

[3] [法]米歇尔·福柯. 必须保卫社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 [法]米歇尔·福柯. 性经验史[M]. 佘碧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