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状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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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了解我县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和培训工作的开展情况,年月——月，清水县农广校组织调查小组，深入5乡15村镇调查了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现状,通过对中部永清镇苏屲村，东部白沙乡马沟，北部黄门乡王店，西部郭川乡宋川村，南部丰旺乡柏树村195户农户的抽样调查。了解了农民教育培训机构及其培训实施情况,基本摸清了制约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提升的成因,并据此提出了提升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的对策。

一、对当前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现状的调查

(一)清水县农村劳动力基本情况

清水县是传统的农业大县,人均耕地面积1.88亩。近年来,按照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统筹”的工作思路,在农村劳动力培训、提高农民素质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清水县现有6镇12乡，260个村民委员会，1118个村民小组，71901户,总人口达31.8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达29.59万人,占总人口的92%。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18.0316万人,实有劳动力总量14.8986万人。其中男性7.8885万人，女性7.0101万人，在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10.3251万人,占69.3.00%,从事工业的劳动力2695人,占6.54%,从事建筑业的劳动力9286人,占6.23%,从事批发、商业的劳动力2234万人,占1.8%,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劳动力2228人,占1.5%,从事其他的劳动力6559人,占4.4%。

(二)清水县县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现状

从调查情况看,全县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主要表现在:

1.文化素质较低。据调查,2009年底全县实有劳动力总量14.8986万人,其中文盲半文盲仍有3.7013人,小学文化程度5.6361万人,占62.6%,初中文化程度3.9802万人,占26.7%,高中以上学历的1.5670万人,占10.6%。大专以上138人，仅占1%。而发达国家的情况是,美国的大部分农场主都是农学院毕业生;德国农民有67%是大学毕业生,53.2%接受过2～3年的职业教育;日本农民中大学生占59%以上。

2.科技素质差。目前,全县实有劳动力中,真正受过系统专业技能培训的仅为3.2%。大多数农民缺乏基本的科学生产知识,没有掌握一技之长,对一些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实验、示范,即使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也很难完成;一部分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对一般性农业生产技术都不能很好掌握。

3.思想观念落后。小富即安、满足现状等传统观念仍然束缚着农民的思想。抽样调查100名农村劳动力显示,不愿参加培训的占38%,今后打算参加培训的占27%,因不愿耽误劳动原因不参加培训的占25%。相当一部分农民思想保守,逢事喜欢走老路,按老规矩办事,缺乏创新精神和敢闯、敢干、敢试的勇气和信心。

同时，我县农村劳动力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比重大。据统计,全县实有劳动力总量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比重达到90.85%,其中18～4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7.0418万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比重达到49.79%。

2.从业时间不足,隐形失业严重。全县农村劳动力中有30%的人常年从业时间在8个月以下。主要从事农业的从业人员中,从事农业在8个月以下的占34%;主要从事非农业的从业人员中,从事非农业时间不足8个月的占28%,隐性失业现象较为明显。

3.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差,盲目性强。全县实际常年外出务工农民仅占实有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2.9%。全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大多集中在年初是群体外出,有明显去向的只占30%左右,70%没有目标,且收入极不稳定。这些人大多为青壮年劳动力,但多数是靠出体力、卖苦力换取收入,从业带来很大的盲目性、季节性和风险性。经培训有组织输出的农民仅0.716万人,月平均收入在1000～1500元之间,比未参加培训的月平均收入高300元以上。

二、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的成因分析

制约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提升的因素比较复杂,既有历史的因素,也受现实的教育理念的制约;既受农民主观因素的制约,也受基层政府和相关政策的影响,总的可概括有以下几点:

1.历史因素的影响。年龄在45~55岁的劳动力大多就读在期间,由于受“白卷英雄”和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加之当时教育受到较大的冲击,正常教学秩序无法保证,学生的自控能力又比较弱,荒废了学业,因此大部分人文化底子薄,进而影响了对科技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的要求。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低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先天。提升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大力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当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应引起全社会的思考。

为深入了解我县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和培训工作的开展情况,年6月——7月，清水县农广校组织调查小组，深入5乡15村镇调查了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现状,通过对中部永清镇苏屲村，东部白沙乡马沟，北部黄门乡王店，西部郭川乡宋川村，南部丰旺乡柏树村195户农户的抽样调查。了解了农民教育培训机构及其培训实施情况,基本摸清了制约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提升的成因,并据此提出了提升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的对策。

一、对当前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现状的调查

(一)清水县农村劳动力基本情况

清水县是传统的农业大县,人均耕地面积1.88亩。近年来,按照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统筹”的工作思路,在农村劳动力培训、提高农民素质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清水县现有6镇12乡，260个村民委员会，1118个村民小组，71901户,总人口达31.8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达29.59万人,占总人口的92%。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18.0316万人,实有劳动力总量14.8986万人。其中男性7.8885万人，女性7.0101万人，在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10.3251万人,占69.3.00%,从事工业的劳动力2695人,占6.54%,从事建筑业的劳动力9286人,占6.23%,从事批发、商业的劳动力2234万人,占1.8%,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劳动力2228人,占1.5%,从事其他的劳动力6559人,占4.4%。

(二)清水县县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现状

从调查情况看,全县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主要表现在:

1.文化素质较低。据调查,2009年底全县实有劳动力总量14.8986万人,其中文盲半文盲仍有3.7013人,小学文化程度5.6361万人,占62.6%,初中文化程度3.9802万人,占26.7%,高中以上学历的1.5670万人,占10.6%。大专以上138人，仅占1%。而发达国家的情况是,美国的大部分农场主都是农学院毕业生;德国农民有67%是大学毕业生,53.2%接受过2～3年的职业教育;日本农民中大学生占59%以上。

2.科技素质差。目前,全县实有劳动力中,真正受过系统专业技能培训的仅为3.2%。大多数农民缺乏基本的科学生产知识,没有掌握一技之长,对一些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实验、示范,即使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也很难完成;一部分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对一般性农业生产技术都不能很好掌握。

3.思想观念落后。小富即安、满足现状等传统观念仍然束缚着农民的思想。抽样调查100名农村劳动力显示,不愿参加培训的占38%,今后打算参加培训的占27%,因不愿耽误劳动原因不参加培训的占25%。相当一部分农民思想保守,逢事喜欢走老路,按老规矩办事,缺乏创新精神和敢闯、敢干、敢试的勇气和信心。

同时，我县农村劳动力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比重大。据统计,全县实有劳动力总量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比重达到90.85%,其中18～4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7.0418万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比重达到49.79%。

2.从业时间不足,隐形失业严重。全县农村劳动力中有30%的人常年从业时间在8个月以下。主要从事农业的从业人员中,从事农业在8个月以下的占34%;主要从事非农业的从业人员中,从事非农业时间不足8个月的占28%,隐性失业现象较为明显。

3.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差,盲目性强。全县实际常年外出务工农民仅占实有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2.9%。全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大多集中在年初是群体外出,有明显去向的只占30%左右,70%没有目标,且收入极不稳定。这些人大多为青壮年劳动力,但多数是靠出体力、卖苦力换取收入,从业带来很大的盲目性、季节性和风险性。经培训有组织输出的农民仅0.716万人,月平均收入在1000～1500元之间,比未参加培训的月平均收入高300元以上。

二、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的成因分析

制约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提升的因素比较复杂,既有历史的因素,也受现实的教育理念的制约;既受农民主观因素的制约,也受基层政府和相关政策的影响,总的可概括有以下几点:

1.历史因素的影响。年龄在45~55岁的劳动力大多就读在期间,由于受“白卷英雄”和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加之当时教育受到较大的冲击,正常教学秩序无法保证,学生的自控能力又比较弱,荒废了学业,因此大部分人文化底子薄,进而影响了对科技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

2.现实的教育理念的制约。尽管各地都在积极推进素质教育,从现实情况来看,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做法还是没有完全改变,社会评价学校教学质量高低的标准还是没有离开中考和高考的指挥棒。农村中学尽管已经开始实行教育教学模式改革,但由于时间较短,加之受中高考、专业师资缺乏、实验实习场地缺少、资金缺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改革效果还不十分明显,分流教育存在流于形式的现象,导致新增劳动力缺乏从事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基本技能。

3.农民观念落后的影响。一是部分青年劳动力只顾眼前利益,片面认为“读书不如赚钱”从而过早辍学打工;二是壮年劳动力接受新技术、新事物的能力差,培训机会少;三是相当多的农民从众心态严重,傻子过年看隔壁,人家不去学他也不去学,没有看到各自的差别;四是接受培训的兴趣不高,主观上不求进取,认为学不学一个样,延续过去传统落后的种养模式和技术。

篇2

一、目前工业企业劳动力状况

通过发放调查表的形式，重点对*市256个定报企业(剔除农垦企业)，职工需求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收回214个企业的反馈表，占发放总数的83.3％。汇总结果，214个企业按目前现有生产能力需要职工40560人，实际企业现有职工37361人，其中在岗职工361*人，缺岗，4454人，占职工需求总量的11％(即缺岗率11％)。在岗职工中熟练工31497人，占职工需求总量的77.6％，这表明企业因劳动力因素，214个企业目前生产能力只有77.6％能正常发挥效益。

其中，纺织玩具企业缺岗人数最多，达2613人，占总缺口的58.7％，职工缺岗率12.6%。调查的87个企业中有36个企业反映职工不足，占41.3％，企业现有熟练工15302人，占需求总数的73.8％，虽从市外招入职工近500人，但仍有四分之一的生产能力因职工不足而闲置。职工缺岗较多的企业有：银桥公司缺200人、缺岗率25％，神龙玩具公司缺200人、缺岗率33.3％，腾龙纺织公司缺200人、缺岗率40%，万达纺织公司缺150人、缺岗率15.8％，虹宇时装公司缺200人、缺岗率23.5％，欧莱(*)服饰公司缺100人、缺岗率20％。

缺岗率最高的是食品行业企业，缺岗1272人、缺岗率29.3％。本行业企业职工不足是由于季节性生产特点导致，职工不足集中在3个龙虾加工企业和1个蔬菜加工企业，即盛兴水产公司缺400人、福达食品公司缺500人、盐城富华食品公司缺200人、银台果蔬食品公司缺122人。

其他机械、化工、建材、轻工行业企业职工不足的问题目前不突出，4个行业共缺职工569人，集中在少数企业，如恒昌汽配公司50人、奥克集团80人、南阳固威铸造公司40人、白驹二砖厂50人、海峰化工建材公司50人、旺达包装公司40人、彤晖永磁公司80人。

另外，通过对大中、新丰、西团、白驹、万盈等镇抽查，对全市非定报企业劳动力状况进行了了解。全市非定报企业现有职工11084人，但按生产能力，需要职工16500人，缺岗率达32.8％，而且集中在纺织、服装、玩具企业，这三类企业职工缺岗率达40％。

以上数据可见，从*市面上看，劳动力缺口较大，接近二成，尤其是熟练劳动力缺口更突出，超过四分之一。不考虑季节性因素，则全市劳动力缺口问题集中在纺织玩具企业。

二、企业劳动力不足的原因分析

根据有关统计资料，*市适龄从业人员达45万人，应该说劳动力资源丰富。对工业企业来说每年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和城镇转移；全市每年可新增7000个劳动力；现有企业下岗职工失业登记的达15961人；*市职业学校常年毕业生规模达2000人，按理企业不应该出现招工困难、劳动力紧缺现象，问题何在？粗略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1、劳动力结构矛盾。由于新增劳动力大多从农村来，农村收入水平、生活条件、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相当数量从农村新增的劳动力不能满足城镇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就业需要，不能满足企业的岗位要求，这种城乡差别，造成大量粗级劳动力缺乏就业岗位、企业缺乏所需熟练劳动力两者并存的局面。由于中、高级技术工人需要较长时间的培训和劳动锻练，更是严重缺乏，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受高等教育的人才退而求其次。这种劳动力供求错位，就业与需求不对称的结构矛盾是导致劳动力供求失衡的核心因素。

2、产业结构矛盾。*市工业经济中纺织行业是支柱产业，规模最大、比重最高，占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两年，*市固定资产投入高速增长，其中纺织占大头，纺织项目投入占60％。2005年新增环纺8.5万锭、气流纺近20组，纺织能力增长25％，新增能力需要职工2200人。20*年底竣工的纺织项目，又增加环纺近10万锭、气流纺10组，纺织能力再增长20％，纺织企业新增劳动力需求2300人。纺织、玩具行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快速发展，对劳动力需求量急剧增加，这是导致劳动力供求失衡的另一重要原因。

3、劳动力市场功能不到位。在劳动力资源丰富、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就业压力增大、农村富余劳动力急需转移、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大背景下，部分行业出现“缺工”现象，与劳动力市场功能不到位有一定关系，劳动用工信息、手段和效果有限，所的信息实用性不够，与社会公众尚有距离，劳动力市场和职业介绍单位的微观信息过于具体，有偿性、商业性太强，且多在十分有限的场地和载体上，受众面很窄。劳动力市场不够健全，劳动用工信息渠道不畅、形式不广泛、劳动力供求双方沟通了解不够也是导致劳动供求失衡的一个因素。

4、劳动工资水平较低。根据20*年统计资料，在“分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栏目中，把一二三产分为*个行业，其中，“制造业”职工年工资额为8495元，为*个行业最低。对农村劳动力来说，这个收入只相当于6亩田棉花或4亩田大蒜的收入，在农村，1个劳动力种6亩棉花不比到纺织厂上班辛苦多少，如进市区企业，还要付房租，加上生活开支，所剩无几，如到小城镇企业，还要考虑照料小孩上学等，还不如在家种田。城镇劳动力中女性毕竟有限，8500元的年收入也不诱人。可见，本地劳动力综合就业价值的预期心理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客观现实差距较大，促使现有熟练劳动力跳槽、输出，这也是纺织玩具行业企业“缺工”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劳动工资水平低只是表相，根子还通在产业结构和企业运行质量上，纺织玩具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我市纺织企业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低，玩具企业订单价格低，盈利空间小，因此效益有限，职工工资也就难以提高。

5、未建立劳动力区域梯度转移机制。*市劳动力中介机构把劳动力转移工作的重点放在劳动力的输出上，还没有把对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的引进输入放到应有位置，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劳动力区域梯度转移机制。目前，*市外劳动力输入均为企业迫不得已的自发行为，而单个企业到市外招工，信息少、周期长、费用高、难度大。这种劳动力补充不足的局限性也是导致劳动供求失衡的一个原因。

三、缓解劳动力矛盾的途径

1、健全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健全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不仅可以缓解失业者求职无门、用人者招人无路，以及一些人没事干和一些事没人干等就业与需求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可以疏通和加快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的劳动力转移和流动。目前，许多地区均已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和人才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建立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用人信息网络库，随时为失业者提供就业计划、就业指导、招工信息、培训服务信息、专家职业分析、推荐工作岗位等各种就业信息咨询。*市劳动力市场还需不断完善，通过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资源及时、有效的配置，有效扩大就业，从而大幅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减少劳动力资源浪费，提高企业运行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

2、改革职教体制。就业的矛盾关键在劳动结构问题，结构问题主要取决于职教体制、教育结构和专业设置等，如某些专业人才过剩致使部分毕业生就业困难，而有些专业人才短缺，供不应求。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结构上，由于职业技术教育重视不够，导致技术工人严重不足。因此，职教单位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变化调整教育结构，建立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培训体制；不同类型的学校应有其不同的定位，适度扩大教育培训规模，增加社会待岗人员的短期培训，使下岗待业人员充分就业；用人单位与职教部门直接见面，建立受训人员——培训单位——用人单位应相互衔接的机制，实行定向培养，从而实施有效培训；降低职教门槛，职教单位要根据劳动力市场导向，定期培训企业急需技术工人，培训费用可由用人单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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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农民培训

[作者简介]盘明英，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广西南宁530007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9－0196－03

一、广西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现状

广西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文化层次偏低。广西农村劳动力2004年有2245．36万，在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4．15％，小学文化程度占32．04％，初中文化程度占51．15％，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2．66％，农村劳动力以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为主，整体素质不高。与经济发达的邻省广东相比，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数多6个百分点，而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则少3个百分点。广西农村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仅为初中二年级水平，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的程度已达11年，发达国家中美、法、德、英、日分别达到18．04年、15．96年、12．17年、14．09年和11．87年。

2．掌握一技之长的农村劳动力比例低。据抽样调查，2003年，广西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人数只占13．7％，其中在外出务工人员中，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也只占21．3％。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后大多只能从事一些繁重的体力劳动，就业渠道十分狭窄，基本上是从事单一的、低层次的私营矿产业、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所占比重达90％以上。据个案调查，目前外出务工遇到的最大困难中，没有技术专长、文化水平低的占到53．3％，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劳动力在外出务工中具有明显的优势。2000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外出务工人员当中，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人员每人寄带回现金收入3294元，而未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人员每人寄带回现金收入只有2508元，后者比前者少786元，低23．9％，体现了有技术与无技术的差别。

3．缺乏合作意识。目前，广西全区共有经营性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协会、非经营性专业协会、农业行业协会、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共4019个。其中，经营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1540多个，会员51万多人，仅占全区农村劳动力的22％。在对全区600户农民的抽样调查中，加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也只占调查户的22．6％，有77．4％的农民不知道或不愿参加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这当中有合作经济组织的自身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农民的合作意识不强在作怪。

相比之下，我国沿海发达省份如山东省有14万个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会员达126万户。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加入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的比例更是高不可攀，如法国有13000多个农业服务合作社、4000多个合作社企业，90％的农场主是农业合作社的成员；日本有综合农协2500多个，专业农协3513个左右，全国100％的农民以及部分地区的非农民参加农协，现有正式会员546万人，准会员350万人；瑞典90％的农民是农民联会成员。

4．农民掌握的技术跟不上时展的步伐。广西农民掌握的技术大多为传统的种养技术，对新技术、新成果、新信息反应迟钝，缺乏接纳、消化、吸收能力。特别是一些新兴产业的专门技术，如桑蚕养殖、繁殖、防病优质高产技术，食用菌、特色养殖、新特优蔬菜、中药材等产业及产品开发现代实用技术，农民未能及时掌握，使新兴优势产业发展步履维艰。

5．思想观念落后，接受与传播新技术新工艺的意识差。在对全区600户农民的抽样调查中，愿意接受政府和其他部门推广的新品种、新技术的农民占65％，而主动寻找新品种、新技术的农民只占37％。部分地方近年来仅仅接受过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新品种新技术。

6．农民迷恋于赌博，安于现状，缺乏竞争意识。由于农村公共娱乐设施不健全，农民的文化生活贫乏，部分农民以赌博来打发时光。

部分农民安于现状，眼光短浅，缺乏竞争意识，在对全区600户农民的抽样调查中，由于没有技术、怕辛苦等原因，有30％的农民不愿外出打工来增加收入；54％的家庭没有增加收入的计划，在现有的家庭收入中，计划用于扩大生产经营的也不多，大部分农民增加收入后用于建房等。

由于农民总体素质低下，广西产业化经营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龙头企业普遍规模小、实力弱，产业链不长，开拓市场和带动农户的能力十分有限，64．2％的农村劳动力仍处于农业生产第一线。2003年，全国累计已实现产业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达34．9％，广西由于掌握一技之长的农村劳动力比例低，实现产业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只有26％。

(二)原因分析

1．政府对农民培训支持力度不够，培训效果差。据调查，县一级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组织培训的部门本身办公经费不足。多数乡(镇)政府没有把农民教育培训列入工作日程，没有制定长远规划，没有指定专门机构和专人具体负责，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投入不足。以阳光培训工程为例，2004年，国家给予广西的经费支持是800万元，要求培训农村劳动力8万人；2005年增加到1200万元，即人均150元。但据测算，要对农民进行一项新技术培训，使其掌握较基本的生产及简易加工贮运知识，需要经费至少400元，可见大部分的经费要由农民和地方政府负担。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低，大多支付不起这些培训经费，地方政府又缺乏财力支持，造成许多培训项目草草收兵，只开花不结果，走过场，有些县份的阳光培训办公室连最基本的通信费用都无法开支。

2．教育培训资源不足，培训体系不健全。从调查情况来看，现有的农民科技教育培训机构有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机校、农业职业中学、各种民营培训中心、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等。这些培训部门一般只能集中在县里或乡镇举办培训班，很少能下到村屯。有些乡镇的农民文化学校形同虚设，一年里几乎不开展工作；师资力量和培训内容方面也不能满足培训要求，专业教师严重缺乏且不固定；一些培训机构的教材、方法老化陈旧，部分培训人员水平素质偏低，教学不得法；一些地区开设的专业也比较单一，学无所用，农民对培训失去基本信任。

全区有“绿色证书培训工程”、“阳光培训工程”、“农民骨干脱产培训”、“新型农民培训”等培训项目。各培训项目由不同部门管理，涉及农民培

训的工作部门有农办、教育、劳动、农业、财政等10多家，有些地方运作不规范，监管不力，条块分割，政府统筹力度不够。一些地方反映，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机制，各部门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合力，造成人、财、物等资源浪费。同时也不能根据产业发展、转型的要求和农民的素质状况系统构建农民培训体系。

3．缺乏专业人员的指导。以农技站为例，机构改革后，大的乡镇保留3人，一般的乡镇仅保留2人。由于人员少，一般性的公益性业务(如病虫测报，新品种实验示范推广等)都无法保障正常开展，更谈不上下村培训指导农民。例如推广抛秧技术，就在各村屯中抽一代表去看看别村的做法，让该代表回去给村民描述一下就算作技术培训了。各村屯有专业技术的农民较少，不能指导和带动其他农户共同致富。

4．片面追求应试教育，职业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受应试教育和当前尚需完善的素质教育的制约，大多数县级以下职业学校投入不足，师资奇缺，设备陈旧，职业特色淡出，担负不起培训农民的重任。地方政府也未能组织不能再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据调查，全区只有柳江、鹿寨等少数县份能组织未能继续升学的初中毕业生进行农业技能培训。而发达国家如法国，政府规定农民必须接受职业教育，且取得合格证书以后，才能享受国家补贴和优惠贷款，取得经营农业的资格；初中毕业生要学习3年，毕业后可授予农业技术员职称和获得农业高级技术员证书。

5．农民缺乏参加培训学习的激情。许多农民满足于基本的温饱需求，目光与行为短浅，不愿在学习和掌握科技上花费时间和金钱。同时政府缺乏激励机制，农民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由于项目小，难以得到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支持；在税收方面，国家没有优惠政策扶持农民，现有的政策也相对烦琐，不利于激发农民创业的积极性。

二、提高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的对策建议

1．政府要加大支持力度，提高培训效果。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方共同参与的投入机制。各级政府每年要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培训，做到专款专用，严禁挤占和挪用。鼓励公办和民办培训机构投资农民培训。教育和引导农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拿出部分资金用于提高自身和子女的综合素质。相关部门和乡镇要把培训纳入工作日程，制定实施方案，成立农民培训工作领导小组，由党政领导亲自挂帅，并指定专人具体负责。要把培训工作列入乡镇和部门的工作目标责任制，实行目标管理，定期开展对农民的培训工作。同时加大对农村劳动力培训的宣传力度，采取灵活多样的宣传形式，增强农村劳动力培训的自觉性，扩大培训覆盖面。

2．建立健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制定实用可行的培训方案。在县级政府成立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人、财、物统一调配和使用，做到资源共享。在各乡(镇)设立培训站。从农业站、畜牧站等单位抽调1～2名专业技术人员从事培训工作，使乡(镇)培训站达到有2名以上专职人员。各乡(镇)要根据产业发展项目和培训专业的需要，围绕农民总体素质与技能水平的提高，制定实用可行的培训方案。村设培训点，由村委会主任具体负责。使全区形成完善的县、乡、村三级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体系建立以后，要明确隶属关系，并按实际需要赋予相应职能，不断完善培训条件，落实培训经费，出台激励政策，使培训体系发挥应有的作用。

3．调查了解农民的培训愿望，定期下乡指导。由农民开出科技培训“订单”，农民需要什么就培训指导什么，形成一套“你点菜，我理单；你需要，我服务”的培训模式，构建产业开发一条龙培训跟踪指导方案，满足农民多方面的需求。同时加强对科技示范户的培训工作，由各科技部门定期对科技示范户进行种养技术和信息服务的指导和培训，通过科技示范户的带动，提高当地农民种养能力。

4．丰富农民文化生活。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文化事业投资的力度，力争在各行政村建立一个阅报栏、一个文化室，逐步实现村村通有线电视。培训农村文艺骨干，积极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体育活动，广泛吸引群众参与，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

5．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组建由专业人才、能工巧匠组成的志愿者讲师团。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开展以理论政策宣讲、农技推广、支教扫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法律卫生宣传等为内容的服务活动，并通过实践服务活动，服务广大农民。

6．改革现行的基础教育体系。加强农村小学和初中劳动技能课教学环节的落实；在农村中学开展以绿证培训、跨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为主的3+x试点，不断总结经验，推动工作；重新研究制定农村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评价标准，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农村中小学的办学效果，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同时，对农村的特困生，各级政府、学校和有关部门要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千方百计防止辍学，坚决杜绝新的文盲和半文盲的出现。从源头上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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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个城市分布在全国各大区域，拥有市区人口1.24亿人，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人口的48%；拥有市区从业人员（含城镇个体劳动者）近5391万人，约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从业人员的55%.

总体而言，2003年一季度全国89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主要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1.从总体情况看，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求人倍率为0.86.与上季度相比，下降了0.03；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0.13.下图显示了2001年一季度至2003年一季度全国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变化情况。

2.第三产业依然是劳动力市场需求主体，但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下降，第二产业需求比重略有上升。

一季度89个城市第一、二、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2.0%、30.2%和67.8%，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需求结构相对稳定。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第三产业的需求比重分别下降了4.7和2.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需求比重则分别上升了4.4和2.2个百分点。

3. 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三大行业 占据劳动力市场需求主体地位，制造业需求保持增长势头。

从行业需求看，75.5%的用人需求集中在批发零售贸易 餐饮业、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三大行业，其用人需求分别为 33.1%、24.7%和17.7%.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制造业分别上升了4.0和2.1个百分点；而社会服务业则分别下降了4.2和0.6个百分点。

4.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占据主体地位，私营及个体企业用人需求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企业用人占主体地位，所占比重达93.1%，其中，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占多数，两者所占比重之和约为66.7%.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需求比重仅占10.7%.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私营及个体企业的增长幅度 较大，分别增长了2.1和5.8个百分点；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需求比重合计则分别下降了1.1和4.1个百分点。

5.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主要集中在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两大职业，两大类职业的需求比重和求职比重分别是70.8%和63.2%.

从供求状况对比来看，商业和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供求关系相对缓和一些，其求人倍率分别为0.95、0.91、0.9和0.83.

6. 在所有求职人员中，下岗失业人员所占比重高达68.1%，是求职主体。 其中就业转失业人员占26.9%，新成长失业青年占19.6%，其他失业人员占12.5%；下岗职工占9.1%.其他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占22%.

与上季度相比，失业人员的比重略有下降，下降了2.2个百分点；下岗职工的比重下降了2.1个百分点；而其他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则上升了3.9个百分点，上升幅度较大。

与去年同期相比，失业人员比重有所上升，增长了3个百分点；下岗职工的比重下降了0.9个百分点；其他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则下降了2.0个百分点。

7.分文化程度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既是单位用人需求的主体，又是求职者主体。求职人员文化结构和用人需求结构基本一致。

从单位用人需求看，87%的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文化程度有要求。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占总体需求的39.5%；从求职者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是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主体，占全部求职者的47.5%.求职人员文化结构和用人需求结构基本一致。

从供求状况对比看，除硕士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者求人倍率大于1外，其余均处于求职人数大于需求人数的状态，求人倍率小于1.求人倍率较高的是硕士以上和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其求人倍率分别为1.58和0.94，其余文化程度高中、大专、大学的求人倍率分别为0.83、0.8和0.83.

8.分技术等级，用人需求和求职者群体主要集中在职业资格五级、职业资格四级和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求职人员的技术等级构成与用人需求的技术等级结构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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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合同法　；认知状况；合同签订

文章编号：1003-6636（2013）01-0023-09；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处于无限供给的状态，这使得劳动力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劳动力很多方面的权益得不到保障。2004年开始，一些地区如珠江三角洲，率先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此后，这一现象逐渐蔓延到其他地区。［1］［2］［3］［4］如果考虑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可以作出判断，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逐渐消失。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的状态过渡。

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看，有两个方面值得予以特别关注。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形成了就业非正规化趋势。［5］［6］与正规部门相比，在非正规部门中，用工不规范现象更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冲突也更多。另一方面，尽管近年来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有所上涨，但其幅度仍然大大低于劳动生产率的上涨，劳动者仅仅分享了劳动生产率提高成果中的一个小部分。［7］[8]

随着城市中非正规就业数量的不断增多和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新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规制不断增强，一批与劳动力、就业和工资等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条例相继出台，包括2004年的《最低工资规定》、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通过立法保护劳动者权益，工会在工资决定等集体谈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等变化，都发生在劳动力出现系统短缺这样一个转折时期。

总结一下进入新世纪以来颁布的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规定和法律不难看出，实际上，这些规定和法律，基本上可以看做是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的进一步细化和修订。1994年的《劳动法》涵盖面较广，但是，对各个方面的规定都不甚详细。进入新世纪以来颁布的这些新的规定和法律，对劳动力市场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另外，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现象和新问题。这些新的规定和法律，也主要用于解决这些新问题。在这些新的规定和法律中，《劳动合同法》是最重要、也是影响面最广的一部法律。

自《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来，已经过去4年多的时间。关于《劳动合同法》实施状况的研究，还较为有限。程延园等（2010）通过对全国近600家企业人力资源经理的调查，　考察了《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企业在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合同期限、招聘、用人成本、解雇和经济补偿、用工灵活性等方面的变化情况。［9］研究指出，《劳动合同法》明显提高了劳动合同签订率，延长了劳动合同期限，增加了无固定期限合同数量。郑桥等（2009）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劳动合同签订率明显提高，劳动合同短期化得到有效遏制。［10］张车伟（2008）指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有利于调整中国目前被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不会严重损害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会增加正规企业的劳动成本，也不会严重加剧失业。［11］李钢等（2009）发现，《劳动合同法》并没有增加守法企业的用工成本，工资上涨不是《劳动合同法》实施的结果，《劳动合同法》有助于维护正常的用工秩序，《劳动合同法》实施也没有减少劳动力市场需求。［12］

本文将利用劳动力调查数据，对以下问题展开分析：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的认知状况如何？是否了解和领会《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和条款？哪些因素影响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的认知状况？《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效果和执行状况如何？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执行状况评价如何？《劳动合同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二、研究所使用的数据

本文主要使用三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简称CULS1、CULS2和CULS3）进行分析。这三轮调查分别于2001年、2005年和2009年进行。2001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5个城市，进行了劳动力调查，2002年底又进行了补充调查（简称CULS1）。在每个城市，调查根据分阶段随机抽样原则，抽取了70个社区的700户城市家庭，填写了家庭情况问卷和所有16岁以上不在学的家庭成员问卷。在每个城市，调查同样按照分阶段随机抽样原则，还抽取了600个农村进城的打工者，填写了劳动力问卷。本调查中包含丰富的关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特征、就业、工资以及各种福利待遇等方面的信息。

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五个城市，以及另外的7个城市（无锡、宜昌、本溪、珠海、深圳、宝鸡、大庆），再次进行了劳动力调查（简称CULS2）。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5个城市，调查根据分阶段随机抽样原则，各抽取了500户城市家庭和500户外来家庭。在其他7个城市，调查各抽取了400户外来家庭。问卷中不仅包括家庭信息，还包括家庭中所有个人的信息，内容与2001年调查非常类似。根据研究需要，我们将只使用2005年调查中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五个城市的数据，以便于与2001年进行比较。

2009年底至201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西安和广州6个城市，再次进行了劳动力调查（简称CULS3）。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西安和广州6个城市，调查根据分阶段随机抽样原则，各抽取了700户城市本地人口家庭和600户外来人口家庭。调查样本的具体抽取方法是，在每个城市，首先抽取社区。在每个抽中的社区，再分别随机抽取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家庭。每个被抽中的本地人口家庭和外来人口家庭，都填写家庭情况问卷和所有家庭成员问卷。根据研究需要，我们将只使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5个城市的数据，以便于与2001年和2005年的数据进行比较。

CULS3调查中包含丰富的关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特征、就业、工资以及各种福利待遇等方面的信息。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调查还询问了家庭中16—60岁的家庭成员（访谈时在家，户主和配偶优先）有关《劳动合同法》认知的情况和所在企业遵守《劳动合同法》的状况，为本课题的分析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三、《劳动合同法》的认知状况

在CULS3中，针对《劳动合同法》的条款，提出了一些问题（一共6题），给出了若干选项，请劳动力选出正确的选项。表1的前五行，给出了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对这些问题选出正确选项的比例。外来劳动力对6个问题给出正确选项的比例，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相差都不大。例如，对“您认为被雇用后，雇主是否应该与您签订劳动合同？”，外来劳动力中，8948%的劳动力给出了正确选项，认为被雇用后雇主应该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城市本地劳动力中，9534%的劳动力给出了正确选项。对“您认为从雇用算起，雇主多长时间内应与您签订劳动合同？”这一问题，外来劳动力中，4355%的劳动力给出了正确选项，认为是一个月；城市本地劳动力中，3845%的劳动力给出了正确选项。总体来看，两类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的认知状况较为接近。

表1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的认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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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失业；就业弹性

一、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必要性

事实证明，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约因素，直接影响到劳动就业这一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已经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1.解决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决摩擦性失业的难题，就必须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特别是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收集、整理和传递功能，尽可能使不同市场主体对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异性相对缩小，从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对称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为实现充分就业创造必要的信息条件。

2.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扩大异地就业的需要。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流动总量的增加和频率的加快，个人的职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没有劳动力市场，国家通过高度统一的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户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对劳动力在不同工作单位和经济部门之间的流动加以严格控制，劳动力的流动率是很低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加快，我国的劳动力流动率有所上升，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的调查，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城市，劳动者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改变过工作单位的个人比例仍较高，达30%以上。这一比例与日本横滨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国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这种状况充分说明我国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是比较低的，已经严重阻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国际接轨，也不利于我国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进一步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即劳动力流动的频率与跨度）已经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缓解摩擦性失业的社会压力，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摩擦性失业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过在我国问题尤为严重，表现为一定时期内某地某种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种劳动力却大量过剩，处于失业状态。这种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业从根本上说是在劳动力总供求基本均衡状态下的失业，其解决路径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完备和对称。而后一方面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摩擦性失业问题得以缓解的制约因素，有必要作为我国政府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加以解决。

4.进一步提高就业弹性，遏制我国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性趋势的需要。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其计算公式是：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就业弹性应在0—1之间。一般地说，就一国长期总量生产函数而言，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但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和就业体制改革的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却逐步下降，失业人员逐年增多，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4.3%，1991—1997年间，我国就业弹性系数保持在0.08—0.17之间，明显偏低。2002年的就业弹性系数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个百分点。要遏制劳动就业方面这种非正常状况，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调节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以市场化的调节机制协调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路径

尽快改变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不完善、不统一的“三不”状况，使劳动力市场成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健康有效的平台，并做到与国际劳动力市场接轨，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有效路径。

1.进一步从理论上给劳动力以科学的市场定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劳动力作为商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为社会各界所公认。现在的问题是必须真正确立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允许其在市场上自由流动，从而实现优化配置，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理论观点。需要各级政府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劳动力的流动，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劳动就业问题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等各种行政壁垒，正视并解决劳动力自由流动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2.对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定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一样，是完整的市场体系的一个局部，是市场体系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与否反映一个国家的市场体系是否健全，也是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劳动力市场还不同于其他要素市场，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交易对象是劳动力，而劳动力的载体是人，所以，劳动力市场是特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市场。同时，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的状况离WTO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一些西方国家至今还不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把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作为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抓好，并尽快解决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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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疗保障、人口健康与劳动供给关系分析

1.宏观分析。在宏观的发展来看，对于劳动力的研究是以城市或国家为单位的，指的是在一定的经济市场条件下，劳动者能够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提供的全部劳动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讲，人口规模、城乡结构等都是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同时，社会保障等政策法规也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身体健康的人往往有更为强壮的认知和较长的寿命预期，在人力资本投资上有更多的倾向，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劳动力；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能够为劳动者的健康提供基础保障，在医疗保障制度下，劳动者在工作中患病，可以获得一定的补偿，由此避免了劳动者因为患病而收入减少的情况。

2.微观分析。从微观的角度研究劳动供给，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定义是劳动力个体能够在一定的市场工资率基础下为经济发展提供的劳动时间。这里所说的劳动力供给并不仅仅指的是现实劳动力资源，也包括潜在劳动力资源，而要想挖掘出更大的劳动力供给空间，最重要的就是潜在劳动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如果是理性的经济人，他对劳动力供给的支配是以获得最大限度经济利益为目的进行的，然而因为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最终的劳动力供给往往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的优化配置。就人口健康和医疗保障来讲，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年龄结构。当包括少儿抚养比和老年赡养比在内的指标发生变化时，劳动力供给就会受到影响，劳动力主体可以支配的劳动时间就会有所变化，由此产生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影响。二是健康状况。一般情况下，劳动力主体越健康，能投入到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就会越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

二、人口健康与医疗保障现状

第一，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城市劳动者选择医疗机构是存在一定偏好的。一般来讲，劳动者只有在患上大病时才会想到去大医院就诊，而且一般会选择公立医院；劳动者患上小病一般都会选择去药店。在没有医疗保障时，劳动者患病一般不会选择主动就医，但在劳动者加入了医疗保障后，患病就医的主动性得到显著提升。由此可见，医疗保障的健全与劳动者的健康这二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在劳动力市场中，婚姻状况和性别也影响着城市劳动力的供给。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在女性劳动者群体中，未婚女性远多于已婚女性，而且妻子在劳动市场的参与程度与丈夫的收入有很大的关系，劳动参与率高的已婚女性，其丈夫的劳动收入普遍不高。对女性劳动者而言，除了要参加社会劳动，还需要承担一部分的家庭劳动，这就说明了为何女性劳动者没有较为积极的劳动供给反应。第二，在医疗保障的前提下，劳动者的健康情况有很大改善，城市劳动力供给程度也较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对生活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追求健康也被劳动者放在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当劳动者感觉到身体状况不佳时，会做出增加闲暇时间的选择，由此能够提供的劳动时间就大大减少。而且，在现今的发展条件下，随着医疗保障的发展，社会对人口素质的重视度也大大提升，劳动者逐渐意识到在劳动参与中加入医疗保障的积极意义，医疗保障也成为了劳动者是否参与劳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可以说，如果是同样的就业环境，劳动者更愿意为提供医疗保障的雇佣者服务。

三、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措施

1.存在的问题。在当前的发展来看，我国的医疗保障显现出较多的不足支出，对于人口健康的积极效果作用不明显，很多医疗保障项目建设都不完善，整体发展还处在改革和确立的状态，不能帮助劳动者有效减少生活成本。而且，如果不健全医疗保障制度，一方面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会受到影响，患病花费会极大程度减少劳动者的就业净收益，另一方面不利于劳动者支出结构的稳定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因此，在解决城市劳动力供给问题上，进一步研究当前城市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措施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在医疗保障发展中，引入了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是一项明智的决策，但是也存在着问题，如在报销比例中，存在着制度上的设计缺陷，作为保障参数，报销比例不仅应该包括医药费支出，还应该包括劳动者的个人情况，对不同工作年限的劳动者采取不同的报销比例，如此才能更好的将劳动者的权利表现出来。另外，在当前的医疗保障制度下，起付标准也存在着问题，对于一些低收入者，起付标准成为了经济负担，是对其保障权益的损害，而且，医疗保险的期权由于最高限额而降低了价值。上述所说在医疗保障制度中的问题，都对支出结构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很不利的。

2.解决措施。第一，优化医疗保障制度。如果在研究劳动力供给问题上，不把人口健康因素考虑在内，那么医疗保障不能对劳动力供给造成较大的影响，但是，加入人口健康因素，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就会对劳动力参与率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而且，一般情况下，身体状况保持良好状态的劳动者会有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出勤率，能够提供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对城市发展而言，必须对现有的医疗保障制度不断优化，以吸引更多的劳动者，为劳动力市场输入更多的劳动力。而且，对于城市发展来讲，如果流动人口过多，那么就必须注重加强医疗保障，因为健康问题一旦出现在流动人口中，其又没有主动就医意识，必然会对城市劳动力人口的整体健康造成一定影响，对劳动力供给造成阻碍。对于非户籍劳动力人口，在医疗保障的实施中要更加注重公平性原则，不能差别对待。第二，医疗保障要适度。医疗保障并不是说无限制的，只有保持适度的水平才能既有效促进劳动力供给，又满足城市劳动力人口健康需求。如果医疗保障过度，就会造成劳动供给投资的增加，同时也不利于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优化。在城市发展中，医疗保障水平必须控制在城市居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其达到既能吸收外来劳动力，又能降低劳动成本的目标，这样才能实现平衡的劳动力供给和最佳状态的劳动产出。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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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回流；迁移法则

一、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

国外学者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至今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系统的理论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二元结构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乔根森二元结构模型、托达罗模型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形成了二元结构理论。国内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研究结论大多是在国外理论模型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同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国外学者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和决策机制。

劳动力流动理论最早源自统计学家Ravenstein于1885年提出的“迁移法则”。经济学家从各种角度来分析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原因。Thomas提出了关于迁移的推—拉理论，把从农村到城镇迁移的原动力经常被归结为两类：“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Lewis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基本动因是城乡之间实际的经济收入差距。该模型在发展经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以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Fei和Ranis对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强调重视农业的作用，认为必须保证农业能不断满足工业扩张的需要，才能实现劳动力的转移。Jorgenson的“农业剩余”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充要条件是农业剩余。Todaro模型及其扩展形式—Harris模型引入了“预期收入”的概念，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取决于在城市就业率的高低和对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失业者的风险的权衡。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兴起。Stark 和Taylor用相对贫困解释迁移问题，以弥补托达罗“预期收入假说”解释力的不足。

国内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研究结论大多是在国外理论模型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蔡昉通过对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学分析，论证了中国目前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辜胜阻和简新华系统地考察了人口的合理流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问题。赵耀辉以四川省为例，研究了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着重指出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李实建立了经济转轨中的劳动力流动模型，分析了由市场主导部门与政府控制部门的工资落差而造成的劳动力迁移动机。朱镜德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了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乡—城迁移理论模型。杨春瑰用logistic模型描述了迁移过程中的混沌现象，揭示了劳动力在迁移中不可能达到均衡，即振荡性是存在的。苗瑞卿等在对托达罗模型和杨春瑰模型提出修正，综合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重新建立了劳动力转移模型。

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也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朱农利用湖北省抽样调查数据，应用非参数模型和半参数模型，研究了婚姻与流动的相互作用，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特征对流动的影响。刘精明研究发现农业劳动者的职业转化是在城乡比较利益差异、制度条件和农民个体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三种主要力量的交织作用下实现的。庞丽华认为家庭层次变量、村级层次变量以及省级层次变量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着显著影响。蔡昉和都阳认为相对贫困对农民的迁移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某人在居住地感受到的相对贫困程度越强，其迁移到外地就业的动机越强。姚先国和刘湘敏认为工资差距、就业机会以及已有的迁移网络是决定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三个基本因素。李强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城市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推拉模式与国际上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户籍制度。侯红娅、杨晶和李子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和城市化迁移意愿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揭示出影响当前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与迁移决策的人口特征因素。丁守海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农民工工资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何军和洪秋妹以江苏农民为研究对象，运用Logit模型对流动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指出农民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是影响其外出打工的重要因素。王莉通过对长春市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卷调查，探讨农村劳动力流动行为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

二、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

国外学者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和决策机制。20世纪80年代，“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开始兴起。Stark和Taylor（1991）应用新劳动力迁移理论分析为降低风险和减轻“相对贫困”而进行迁移决策。Dustmann等（1996）依据个体谋求福利最大化生命周期模型指出回流可能源于迁出地与目的地之间价格水平差异、劳动力在城市中积累的只能在迁出地发挥作用的人力资本以及劳动力个人的主观偏好。Tunali（1996）通过对土耳其男性劳动力回流的调查指出随着年龄增长而产生的风险规避倾向会导致劳动力回流，迁出地资本的积累和就业环境的改善也将会吸引劳动力回流。Hare（1999）通过利用中国农村的农户数据，研究了推力和拉力作用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出和回流问题。Lucas（2003）认为导致回流的主要原因为城市就业机会突然急剧的减少，劳动力返乡进行投资。现存已有文献分析了加拿大（Vanderkamp J，1972）、美国（Lee A S，1974）、日本（Suzuki M，1995）等发达国家，以及西非（Tiemoko R，2003）众多发展中地区的劳动力回流现象。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农民的身份对劳动力迁移的产生强烈的制约，国内学者对中国农民工回流的原因与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崔传义、潘耀国（1999）通过对山东省桓台县2镇10村的调查数据，分析外出与回流、回流与创业的关系。赵耀辉（2002）应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回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耕地和迁出地非农就业机会均会对农民工回流产生正向影响。李强（2003）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城市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他认为中国的推拉模式与国际上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户籍制度。Wang（2005）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将回流分为基于城市就业失利的回流、基于家庭原因的回流和投资性回流三类。周霞（2005）指出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迁入城市后做出回乡还是继续留在城市的行为选择是由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农民工理性选择的有农民工对自身具有的资本、对城市和对乡村的认知。张宗益等（2007）根据重庆市实地调研数据资料，应用Probit模型回归分析了个人特征、家庭因素和利农政策对回流的影响，并提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的对策与建议。罗静和李伯华（2008）依据武汉市新洲区农户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指出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农户对乡村评价和城市吸引力等均对农户回流意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葛晓巍和林坚（2009）运用事件史的方法对影响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因素进行分析，重点分析了在从事非农事业过程中资金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对回流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指出外出劳动力的婚姻状况、入伍经历、地区和职业经历均对外出劳动力的回流产生影响。

三、农民工收入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当代中国城市的特殊群体。农民工也称为进城务工人员，是指兼具农民与工人身份的劳动者，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是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包括在第二、第三产业中的劳动者。

国内一些学者也对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周其仁（1997）、都阳（1999）对农村迁移劳动力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教育、培训、专业技能等在劳动力迁移决策及收入的提高方面有决定性的作用。高文书（2006）在对五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基础之上，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得到进城农民工的特征、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及收入的影响因素。卢志刚、宋顺锋（2006）利用天津的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多元分析统计方法，对农民工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户口状况、年龄、在本岗位的时间、经验、文化程度、企业的所有权形式以及合同有效期长度等都有显著统计意义。曾旭晖（2004）以成都市进城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从人力资本的收回机制上分析了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状况。研究表明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收益率很低。严于龙（2006）利用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调查数据进行了条件分析，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栾敬东（2003）通过对实际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等基本社会特征均对其收入水平存在显著性影响。苏群和周春芳（2005）利用2004年江苏省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在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定性描述的基础上，对农民工收入决定的人力资本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培训状况、打工时间、性别及婚姻状况等，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显著。高嵩、焦宝松和王建（2006）运用经济学方法对决定农民工收入的户籍制度、教育水平和工作年限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魏众（2004）根据1993年的中国营养调查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健康指标，探讨了中国农村地区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劳动参与及非农就业机会，健康状况显著的影响，但是对工资决定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张车伟（2003）运用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数据，系统地研究了营养、健康对劳动生产率或者说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营养和健康方面都影响到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总而言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工业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动也呈现出了加快的趋势。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当前正处于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这一系列的转变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新时期劳动力的流动，一方面改变着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理念，同时也逐渐使自己的身份出现变化，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化社会、实现自身的身份转变。农民工作为当代中国城市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的生存、生活问题对于建设城市以及社会和谐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农村，同时也取决于农村劳动来的转移，这是决定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通过研究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对于推进城镇化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农民市民化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蔡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2] 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 （4）： 56～62.

[3] 辜胜阻，简新华主编.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4]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 125～136.

[5] 李实.中国经济转轨中劳动力流动模型[J].经济研究，1997（1）： 23～30.

[6] 罗静，李伯华.外出务工农户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新洲区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6）： 29-43.

篇9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就业；劳动力转移；农民收入

农村劳动力就业是关系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难点在农村。只有真正解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才能避免劳动力资源的浪费。为此，本文通过对延安市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现状及流动状况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找出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难度和制约因素，为今后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出路问题提供思路。

一、延安市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与结构情况

近年来，由于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延安市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使延安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不断扩大。加之据相关部门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第一季度，全市返乡农民工人数达到3.07万人，其中因受金融危机影响返乡农民工1.12万人；在返乡的农民工中目前仍未就业的还有2.44万人，受金融危机影响返乡后仍未就业1400多人，故延安市农村劳动力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

1.农村从业人员总量及结构

延安市乡村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农业。到2008年底，全市总人口214.18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52.9万人，占总人口的71.38%。其中，农村从业人员700022人，适龄男劳动力39.69万人，占56.7%；女劳动力30.31万人，占43.3%。全市农林牧渔从业人员532461人占农村从业人员的76.06%，其他从业人员分布在工业、建筑业、交通仓储邮政、商贸餐饮以及其他行业。其中的延长县、富县、甘泉县、宜川县和黄龙县的农村从业人员的80%以上都在第一产业从业。

2.农村劳动力就业变化

从农户调查也可以看出延安市农村劳动力就业集中在第一产业，给据调查870户有2495个就业劳动力，有89.49%的农村家庭就业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且此比例在增加，3.4%的从业第二产业，其中劳动力主要其中在建筑业，其次是采矿业，只有少数劳动力从事制造业，7.09%的从事第三产业。当前延安市按着“依托资源、面向市场、择优开发、重点突破”的发展思路，实施“能源化强市、绿色产业富农、红色旅游兴业”的三大战略经济发展模式，对农村经济影响仍然是间接，但是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大致变化——从业非农化现象明显。

3.农村外出劳动力行业状况

全市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134823人，占全市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13.27%。其中男劳动力87217人，女劳动力47606人，分别占劳动力资源总量的8.59和4.69%。从外出劳动力的年龄结构，21～30岁占外出劳动力的38.6%、20岁以下的占16.2%、31～40岁的占23.9%、41～60岁的占21.3%；从文化程度看，初、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外出劳动力总人数的69.6%，整体外出劳动力素质偏低；从全区外出劳动力行业情况看，以从事第三产业为主，共97747人，占72.5%，从事第一产业的1753人、第二产业的35323人，分别占外出劳动力的1.3%、26.2%。

4.农户收入结构状况

农户收入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生产活动和就业情况，从下列表中可以看出2008年延安市农民纯收入总体上以家庭经营收入为主，占到81.7%，比上年增加21.6%；工资性收入占到纯收入的25，6%，比上年增长49.88%。其中农民在本乡地域内劳动获得的收入为554.61，占到全部纯收入的15.6%，增长幅度最大。外出从业收入只占全部收入的8.3%，说明延安市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工资性收入中主要来源于在在本乡地域内劳动所得。

二、当前延安市农村劳动就业状况存在的问题

1.农民收入增长较慢，县域收入差距较大

延安市农村经济总体上说比较薄弱，农民收入增长较慢。一般来说，农村农民收入的高低取决于农村非农业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据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8年，我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551元，增长24.8%，非农业产业纯收入只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13.9%，收入总量较低，增加速较慢。从收入构成看，主要是第一产业的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分别为81.7%、25.6%、13.8和5.8%，其中转移性收入在北边县区，尤其是子长、安塞、志丹、吴起要高于南部县区，主要是因为这些县区退耕还林面积较大，农户获得的补助款较多。南部县区的富县、洛川、宜川黄龙和黄陵各县的收入中家庭经营性收入比较高，因农业收入为主。延安市应大力发展农村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加快经济建设，提高农民的收入。

2.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还有一部分劳动力等待再就业

（1）农村劳动力总量较大，外出比率低

延安市农村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据农业普查，延安市农村住户从业人员中，外出从业的人员仅占16.0%，从业地点在乡外县内的有人81029人，到县外市内32762人，到市外省内有13213人，到省外7820人。

可见宝塔区农村有80%多的从业人员仍立足本地为主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且各县之间差距很大，流向省外的农业为主的富县和黄龙县人数居多，能源大县的志丹、吴起外出人员主要集中在乡县内。

（2）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增多，需要转移的任务很重

根据催玉玲的《陕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因素的实证分析》一文中机械总动力的增加就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规模变大，每增加1万KW的总动力就会增加0.89万人的转移劳动力。延安市农用机械总动力从2007年到2008年增加了1.94万KW，可以看出就一年农机械总动力的增加就有1.78万人农村劳动力剩余需要转移，这与从劳动力资源统计中还有17.0%的劳动力剩余基本吻合，也就是说，随着农村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农村将有60.78%的劳动力都要寻求非农业类的就业之路，劳动力隐性失业与剩余劳动转移压力越来越大。

三、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对策与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基于延安市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使延安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了就近转移的特点和各县区之间农村劳动力就业和转移不均衡的现状，要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合理有序的进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要根据各县区域经济的特点，发展第一产业再加工和特色农业区域经济，充分利用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利用能源优势进行工业园区建设等工业建设，积极进行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工作，外出内用的方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延安经济稳步快速发展。

1.进一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转移

从农民流到农民工的发展过程给社会带来的发展来看，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转移，是必须的也是很现实的。因为农业包括种植业、养殖业、林牧业、小型加工业等，如果能发展农业产业一体化生产，可以使农村劳动就地就业，同时增加农民收入。也就是要利用当地资源，在城郊和乡镇政府所在地，优先发展集种植、养殖、观光、体验为一体的劳动密集型休闲观光高效农业。例如以洛川塬为中心的苹果种植带，以黄龙为中心的核桃种植区，以宝塔区为中心的山地苹果种植区。北部各县应以种植小杂粮为主，着力打造品牌产业。这样，一方面可以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搞活地方经济，发展壮大优势产业。当然要在政府的政策引导，资金扶持，税收优惠，逐步形成一批规划合理、效果明显、劳动就业密集的城郊发展带，充分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再有充分利用延安市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市场前景较好的农副产品加工业、流通业、交通运输业、家政服务业和餐饮旅游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农民离开土地向城镇集聚。

2.利用第二产业发展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工业园区建设，规划建设农民工创业园，积极引导企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空间。

3.利用红色旅游扩大就业渠道

旅游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门槛相对较低，吸纳劳动力数量大，劳动转岗适应快，具有安置农民就业优势。旅游业是近年来顺应城乡居民消费新趋势而发展起来的，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游农家景、享农家乐”为主要内容，集休闲观光旅游、领略乡村风情、体验农耕文明于一体的农村新兴产业。如延安旅游集团在开发经营万花山、枣园革命旧址、凤凰山森林公园时，通过组织劳务、旅游服务、旅游景区聘用、工程施工等方式为安置农村劳动力找到了出路，到目前为止，共安置景区农民近 12000人。在景区开发过程中，安排一些小型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给农民，吸纳部分农民从事工程劳务。延安市各县要充分利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独特的旅游资源。根据现代社会发展人们的心理需求和时间区域差等综合因素，设计建设沿线点上城镇或农村以冬暖夏凉的陕北土窑洞风格为形式的住宿区和陕北风味家常小吃点，像洛川圪崂的风味小吃值得借鉴。

4.积极进行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工作

从延安市农村劳动力就业调查中，延安市外出劳动力主要通过自己找工作，其次是亲友介绍，自我创业的劳动力较少；82.9%的农民工没有劳动技能，有组织的劳动力输出只占13.5%，要积极探索就业培训资金的合理、充分利用途径，强化技能培训。据有关部门透露，目前我市劳动再就业培训资金积压高达3000多万元，但由于再就业资金使用门槛过高，一方面是资金积压，冲减下年度预算；另一方面是就业培训资金短缺，劳动力培训严重不到位，专业型人才太少，农民工一直处于就业竞争的劣势地位。建议以市政府规章的形式，出台再就业培训管理办法，合理、有效利用再就业资金，切实把农民工培养成技能型人才，增大就业率。

参考文献

[1] 延安市统计年鉴（200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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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我区人均耕地0.1亩以下（含0.1亩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的农村劳动力纳入就业管理范围。实行失业登记制度和就业备案制度，对在法定就业年龄内且有劳动能力的农村劳动力进行失业登记，凡进行失业登记的男16-55周岁、女16-50周岁的农村劳动力，由区劳动保障部门发放《就业登记证》，享受与城镇失业人员同等的就业待遇。

2、农村劳动力享有与城镇劳动力同等的就业权利，取消农村劳动力就业审批制和其他政策性限制。

3、实行与城镇职工统一的失业保险政策。农村劳动力就业后参加失业保险的，按城镇职工参保对象的统筹比例缴纳失业保险费，其中参保的企事业单位按本单位工资总额的2%缴纳，职工按本人工资总额的1%缴纳。就业转失业后，享受与城镇失业人员失业期间同等的待遇。

4、充分发挥区、镇两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的作用。建立健全两级劳动力供需网络信息体系，各镇劳动保障服务所负责本辖区内企业劳动用工登记、统计、劳动合同鉴证，以及劳动力资源收集、汇总、上报工作。区劳动就业管理处负责全区范围内劳动力各类信息的汇总、利用，包括建立劳动力资源信息库、就业状况信息库、失业状况信息库、单位用工需求信息库、社会保障信息库等工作，实行信息联网、资源共享，使城乡各类求职人员都能通过劳动力供需网络了解就业需求，自主选择职业。

二、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扶持政策

1、企业新招用领取《就业登记证》的农村劳动力，可以视作新招收的城镇失业人员，享受有关促进就业扶持的优惠政策。

2、人均耕地0.1亩以下、原在区属以上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农村户口下岗失业人员在领取《就业登记证》后，符合申领《再就业优惠证》条件的，可申领《再就业优惠证》，享受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同等的再就业优惠待遇。

3、企业当年新招本地农村劳动力中人均耕地0.1亩以下的，年龄男50周岁以上、女40周岁以上，且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的，由区财政给予用工企业一次性每人1000元的安置补贴。

企业当年新招收本地农村劳动力（第一次就业）10人以上、且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的，由区财政给予用工企业一次性每人1000元的安置补贴。

以上人员的核定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资金支付办法参照武政办发128号、武财社3号文件执行。

4、对年内新增本地农村劳动力100人以上、且本地农村劳动力占企业职工总数60%以上的企业，由区、镇政府在年度考核时给予表彰奖励。

5、区、镇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免费为农村劳动力提供职业介绍服务和社会保障政策咨询。

6、积极开发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提高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为领取《就业登记证》的对象提供一次职业技能培训或转岗培训，并给予300元培训补贴，具体办法按武政办发102号文件《区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实施办法》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