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和历史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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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双河古城；考古；观察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2 ― 0058 ― 06

黑龙江省汤原县境内的双河古城，因靠近汤原县香兰镇双河村，被当地人称之为双河古城。《吉林通志》载：“此城周围五里，地名公木纳，俗因曰公木纳城，即固木纳古城。”①因以被学界称之为固木纳古城。目前关于双河古城的文化性质，多数学者认为该古城“辽为五国部盆奴里部治所，金为屯河猛安治所，元为桃温军民万户府治所，明为屯河卫及海西东水陆城站的托温城、满赤溪站故城，清为布尔哈噶珊。”②笔者于2014年6月10日，随哈尔滨市社科院历史文化资源考察组到汤原县，在汤原县当地文化工作者的引导下，对双河古城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考察。笔者认为该古城被国务院以元代桃温万户府故城，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为准确。至于是否为辽代五国部“盆奴里部”治所，或为金代“屯河猛安”治所，本文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以此推动双河古城文化性质的研究走向深入。不当之处，敬请同仁、专家、学者指正。

一、双河古城的地理位置及建筑形制

双河古城位于汤旺河下游冲击平原。其地理坐标为东经129°43′―44′，北纬46°40′―41′，海拔98米。南距香兰镇6华里、西北至双河村3华里。据陪同我们考察的县政协郭主席讲，汤旺河经过几次洪水改道，已把古城冲刷掉三分之二，大部分都已塌陷于河道之中，现在所能看见的仅是古城西边部分的三分之一。距离双河古城东北100余里的汤原县振兴乡振兴村，有“两处朗君古城遗址，两城之间相距3华里，西城周长1370米，东城周长700米。”③根据其出土文物，可以认定为辽金古城。在双河古城的西北伊春市金山屯区北郊，汤旺河右岸，有一处大型横山金代遗址。据《金山屯区（林业局）志》载：“1956年，除出土了石桌、石凳、八面乐舞浮雕石幢、轮制陶罐、铜镜、小木鞋、缸胎釉陶桥状耳罐、铁锹、铜钱、玉石鸟、金质符牌。金牌外包金箔，上面有阴刻的女真文字，及都统所铜印一枚。”④这些出土文物表明金山屯横山遗址，当为辽金时期古城遗址。双河古城西南，松花江南岸依兰市境内，有被史学界认可的金代胡里改路故城遗址。在依兰县城北一里许的古城遗址，普遍认为“辽代五国部越里吉故城，金代沿用为胡里改路故城。”⑤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认为胡里改路治所为“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喇嘛庙。”⑥孙秀仁则认为，今依兰县城南90华里“土城子古城为金代胡里改路治所。”⑦双河古城周围这些古城遗址文化性质的确定，对考证双河古城的文化性质，起到至关重要的佐证作用。

双河古城形制，基本上呈长方形。东西长750米，南北长500米，周长2500米。掘壕叠墙，夯土版筑。墙基底宽8米，顶宽2米，高3米。南门瓮城仅存3座土包。西墙有马面5个，间距80米；南、北城墙各有马面1个。古城西北角和西南角筑有角楼，北城外面设有两道城壕，西城外设有1道城壕。东城垣及南、北城垣大部无存。城内已垦耕地面积约45亩。地面散布有大量板状碎石块、长方青砖、灰色布纹瓦、轮制灰陶残片、兽面瓦当等，出土了铜锅、铜镜、铁锅、铁镞和宋钱等文物。从古城的建筑形制和出土的文物来看，双河古城是典型的辽金时期古城。

二、五国部各城的建筑年代考辩

目前在松花江中下游，诸如双河古城《黑龙江省志・文物志》记载：“辽代为五国部盆奴里部，金代为屯河猛按，元代为桃温万户府，”①说双河古城是辽金时期的古城，这只是大致的建筑时间范围。作为五国部各治所的古城，应该始建于辽代，为其后的金元所延用。我们判定古城的文化性质，首先要了解古城的建筑时间。目前被学界称之为五国部各古城，是否建于辽代五国部时期，这不仅要看这些古城的建筑形制，更要看古城是否出土了能够佐证古城建筑时间的文物，这样，才能断定松花江中下游这些古城的文化性质。

篇2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就积极参加五四，创办《新潮》杂志，宣扬“民主”、“科学”等西方新思想、新学理，名震一时。1920年初启程赴英国、德国留学，初攻实验心理学，后治哲学，兼读历史、数学、物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比较考古学等科。1921年底回国，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学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后受命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所长一职长达三十余年，直到去世为止。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了中国考古史上多次重大发掘，如安阳殷墟、城子崖等。期间，该所继续在西南、西北等地从事考古活动，并在整理、研究考古发掘物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为建立科学的考古学荜路蓝缕。傅斯年倡导的“近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即是建立在考古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此外，他广延人才、培植新秀，为考古学的薪火相传呕心沥血，体现了一代学者对考古学的关心与重视。本文主要探讨傅斯年在考古实践，即他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期间对考古学的发展所作的推进作用，以及他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的特殊贡献，借以说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尽曲折，经过众多学者长期不懈、共同奋斗的结果。

一、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的发皇地

“傅斯年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恐怕应在于他创办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注：杨志玖语。转引自《傅斯年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文史知识》，1999年第5期。）1949年以前，该所是从事田野工作最多的单位，举其荦荦者即有：1928-1937年在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与山东、河南两省地方政府分别组成古迹研究会，发掘了山东城子崖和两城镇遗址，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基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东周墓地以及永城造律台等遗址。抗战爆发后，时局动荡，中国东南半壁河山沦入日本之手。该所仍在大后方坚持考古发掘不辍，先后组成几支考察团，发掘了云南大理、苍洱地区的古代遗址，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及成都前蜀王建墓，又在河西走廓和关中地区进行调查发掘，获得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下面仅以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为中心，说明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

傅斯年1928年4月受命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所拟定的工作计划包括范围相当广泛，共列有九组：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以上属历史范围；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语言学，以上为语言范围。后在正式成立时合并为三组：（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34年增设人类学，（第四组），1946年又设立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分别聘请陈寅恪、李济、赵元任为各组主任。从先前把考古学纳入历史范围，到将其与历史学、语言学并列，视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现了傅斯年对考古学的重视，代表了世界考古学发展的趋势。

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聘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毕业生、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发掘主持人李济领导考古组，并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作为考古组的口号。当时的傅斯年，刚过三十，年富力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浑身充满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柢，对于欧洲近展的历史、语言、心理、哲学都有精深的认识，“是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注：李济：《安阳一殷商古都发现、发掘、复原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因此，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伊始，便开始了震惊国内外学术界的安阳殷墟发掘。

有学者认为，仰韶村、周口店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以重建古史为目标的殷墟发掘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注：参见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1期。）事实上，仰韶村、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均是由外国人主持的，主要采用的是古生物学、地质学、体质人类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大规模、有目的、科学的考古发掘应是安阳殷墟，并以此为契机，揭开了中国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序幕。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单位即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所长的傅斯年，在这次发掘中表现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科学发掘技术。

早在李济就任考古组主任之前，傅斯年便派董作宾赴安阳进行初步调查，并做了第一次试掘，取得了丰硕的收获。初战告捷，令人鼓舞。傅斯年之所以选择安阳殷墟，是基于“安阳之殷墟，于三十年前出现所谓龟甲之字者。此种材料至海宁王国维先生手中，成极重大之发明。但古学知识，又不仅在于文字。无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识，乃为近代考古学所最要求者。若仅为取得文字而从事发掘，所得者一，所损者千。……此次初步试探，指示吾人向何处工作，及地下所含无限知识，实不在文字也”。（注：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报告》，收入《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从中可以看出傅斯年对考古学的理解很彻底全面。因此，李济到任后，便立即主持了第二次发掘。比起第一次来说，这次发掘更符合近代考古学的标准，除系统地记录和登记发掘出的每件遗物的准确出土地点、时间、周围堆积物情况和层次之外，还要求每个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坚持写下个人观察到的及田野工作中发生的情况的日记，因而第二次发掘的成果更为显著。此后，在傅斯年的全盘统筹之下，考古组排除种种困难。这些困难既有经济上的资金不足，又有政治上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傅斯年总是想方设法加以克服，保证了殷墟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

随着考古发掘规模的不断扩大，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动吸引了一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业考古人才，如梁思永及后来加入的吴金鼎、夏鼐、冯汉骥等。此外，大量的考古实践也培养了一群中国自己的考古学家，包括董作宾、郭宝钧、刘耀（尹达）、胡厚宣、高去寻、石璋如等。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安阳殷墟发掘共进行了十五次，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壮举，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重要考古发掘之一。国家学术界对其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可与十九世纪希腊特洛伊(Troy)古城的发掘和二十世纪初克里特岛诸萨斯(Crete Knossos)青铜文化遗址的发现相媲美的重大事件。可惜，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安阳发掘活动被迫中断。

安阳殷墟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按照李济的说法，“有三点特别值得申述：第一，科学的发掘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这一点的重要常为一般对甲骨文字有兴趣的人所不注意，但实富有逻辑的意义。因为在殷墟发掘以前，甲骨文字的真实性是假定的。就是没有章太炎的质疑，（注：章太炎：《国故论衡·理惑论》“近有掊得龟甲骨，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贸儒信以为质，斯亦通人之蔽。”）科学的历史学家也不能把它当着头等的材料看待。有了史语所的发掘，这批材料的真实性才能明了，由此甲骨文的史料价值程度也大加提高。此后，就是最善疑的史学家也不敢抹杀这批材料。章炳麟晚年偷读甲骨文，是他自己的门人传出来的；第二，甲骨文虽是真实的文字，但传世的甲骨文却是真假难分。在殷墟发掘以前，最有经验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骗的。有了发掘的资料，才得到辨别真假的标准；第三，与甲骨文同时，无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为史学及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由此可以把那丰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遗存推进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与行列。”（注：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种重要工作的回顾》，收入《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殷墟多年发掘的结果，得到了一批承上启下，具有连锁性的考古资料，将中国的信史向上推进了数百年，把史前的文化与历史的文化作了强有力的联系，为世界所瞩目，引起各国考古学者，如伯希和(Paul·Pelliot)、高本汉(Kartgren·Bendhand)、梅原未治等人的极大关注，伯希和就曾于1935年亲临安阳发掘现场参观。张光直也强调了安阳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于殷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头一个用现代科学方法作长期发掘的遗址，所以在殷墟发掘过程中考古学者所经验出来的心得，对以后本世纪考古工作者思想和研究的习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殷墟是目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有文字记录的考古遗址，它对于中国史前和历史时期间的关系的了解上，便发生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注：张光直：《安阳·序》，收入《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可以说，殷墟的发掘及甲骨文的发现，开辟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新纪元。

1937年“七七”后，安阳殷墟的发掘活动匆忙结束，从此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有21万册图书，大半属于文史方面，另外还有一大批考古发掘物和金石拓片，转移起来非常不易，而其几次播迁，先南京、历长沙、昆明，最后定居在四川南溪县的李庄。此外，傅斯年把存在南京的出版品，全部装箱，派员押运到香港，交与商务印书馆，存在九龙仓库中。可惜，这部分珍贵的资料在日本侵占港九时，全部被炸毁了，这是一笔无法弥补的损失。参加殷墟发掘的考古人员遂转入对安阳发掘物的研究。李济负责对安阳陶器的装饰和器形进行详细的研究，董作宾在胡厚宣的协助下继续潜心研究甲骨文，梁思永初步审核侯家庄的发掘记录。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够静心从事研究工作，与傅斯年的支持与帮助是分不开的。

战时的重庆，物价飞腾，经济十分拮据，生活尚成问题，更不用说进行调查发掘和出版学术专著了。傅斯年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尽量派人到云南大理、西北各地和四川本省参加各种学术调查和发掘活动。如大理南诏文化遗址的发现、四川彭山东汉崖墓的挖掘，都达到了很高的科学水平。同时，他还千方百计将学者的研究成果出版。在经费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出版了一批学术精品，其中包括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赵元任等编辑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董作宾的《殷历谱》等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董作宾所撰著的《殷历谱》。

董作宾在《殷历谱》中大量使用把甲骨卜辞按占卜日期排列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的排谱方法，从卜辞中整理出商王按严格规定的日程逐个祭祀先王、先妣的所谓“五种祀典”制度。这种根据甲骨卜辞所反映的礼制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研究的方法，揭示出了甲骨卜辞中一些需要加以解释的重要现象，对于甲骨文的断代研究和礼制等方面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傅斯年慧眼识英才，多次劝勉督促董作宾写印《殷历谱》，并亲自筹划印刷出版事宜。董作宾回忆道：“傅孟真先生曾殷殷见询，此书其若干字，印若干页，需若干纸，曷早为之计，物价且飞涨也。”（注：董作宾：《殷历谱·自序》，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台湾艺文印书馆，1977年。）在傅斯年的催促和关注下，董作宾历时十年，数易其稿，终于在1945年完成了《殷历谱》，并手写石印出版。傅斯年为这部不朽的巨著撰写了序言。高度评价了董氏的学术成就，指出董作宾在历法研究中广泛应用新技术，并用现代天文学关于日月食的记录加以检验，澄清了商朝统治时期的顺序。最后他写道：“必评论此书之全，则有先决之条件：其人必通习甲骨如彦堂（董作宾字彦堂）；其人必默识历法如彦堂，必下几年工夫”。（注：傅斯年：《殷历谱·序》，载《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就《殷历谱》的学术价值而言，这种评价是丝毫不过份的。

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对此，邓广铭有极中肯的评述：“可以说，中国没有个傅斯年，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注：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收入《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二、傅斯年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

傅斯年不仅在考古实践上有突出贡献，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也有卓越的建树。他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兰克(Ranke'L'von)派史学观点盛行之际。兰克学派的主要理论是提倡“科学的史学”，深信史学可以而且必须客观化，其中不能掺入一丝一毫个人的主观见解。在兰克看来，史学最后可以发展到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高度的科学性，落到实践的层面，则是借重语言学的知识从事考证，以史料学为史学在史料范围的扩大和考订的精密方面。傅斯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期间，在主修哲学的同时，广泛涉猎其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尤精于科学方法论。他受到两种科学空气的影响：一是近代物理学，如爱因斯坦相对论，普朗克的量子论；二是德国历来引以为荣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在这种学术氛围的熏陶下，傅斯年成了兰克学派在中国的积极倡导者。他在中山大学和顾颉刚一起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发刊词中就明确提出：“所以我们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恰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手段，所差的只是一个分工”。（注：均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传记文学出版社。）关于研究宗旨，他又做了明确的说明：“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注：均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传记文学出版社。）这无异是傅斯年史料学思想的宣言书，兰克学派的影响已初见端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的结尾处，更可以明显地地看出来：“一，把些传统成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注：收入《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这确是兰克学派历史主义的基本见解。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他再次重“申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思想：”此中皆史学论文，而名之曰‘史料与史学’者，亦自有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兰克）、莫母森(Mommson)之著史立点。”。（注：原载《中研院史语所集刊》外编第二种，《史料与史学》，1945年。）傅斯年提倡的科学的史学，是乾嘉考据和兰克实证主义二者的总汇。诚如台湾学者赵天仪所作的评价：“（傅斯年）把史学当作跟自然科学、经验科学一样，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态度，以确切的方法、材料和证据来从事研究的功夫，不能不说是把中国的学问，尤其是史学等部门，从国故的故纸堆中引到更广大的田野工作上，而获得更真实、更有意义的结果”。（注：见《傅斯年思想纲要》，收入《中国前途的探索者：中国思想家》第八辑，台湾巨人出版社，1978年。）

傅斯年“近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中的史料一词包涵的范围极广，在《史料与史学》的发刊词中所列的名目中，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古籍之外，还包括田野考古报告（如《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报告（已出《城子崖》、《殷墟文字汇编》二种），以及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报告等考古人类学方面的原始资料。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创立到1948年迁往台湾，共出版了大量历史、考古人类学、语言研究考著和论文，其中尤以考古一项的成就最为突出。除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刊载的考古学论文外，还出版了《安阳发掘报告》（1-4册）、《中国考古学报告（1-4册）、《城子崖》等发掘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傅斯年提出的史料范围就含有方法论的意义。无独有偶，李济曾发起编写一套《中国上古史》，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他系统地说明了编撰这部书的一些基本想法，列举了编写上古史所需要的七种材料：第一种是与“人类原始”有关的材料；第二种是与研究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包括地质学、气象学、古生物学各科研究成果；第三是用考古方法发掘出来的“人类的文化遗址”；第四是体质人类学；第五是“狭义”的考古发掘出来的属于有文字记录时期的资料；第六是民族学家所研究的对象；第七是“历代传下来的秦朝以前的记录”。（注：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3本，1962年，收入《考古琐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两人的共通之处，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傅斯年的这种建立在考古发掘资料之上的史料学思想，为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前所述，傅斯年精于科学的方法论，曾著有《史学方法导论》。他主张用尽可用的材料，联系所有可以联系的工具，把各个材料的内涵，各种材料间的关系讲透彻。这里所说的工具即是方法。1929年，他应邀作《考古学的新方法》的演讲。在报告中，傅斯年批评中国考古学家还是用旧方法整理发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而西方考古学新方法则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作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考古学离不开人类学和民族学，要注意人体测量，根据比较的方法来推测当时人类的身高及其变化。研究年代学有比较和绝对的两种方法，用来推定发掘物的年代。他并以安阳殷墟发掘为例，着重谈了地层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作用。（注：参见《考古学的新方法》，收入《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傅斯年所讲的考古学新方法，并不是传统金石学家所推崇的文字训诂、名物考订、音韵等项，而是西方考古学中使用的地层学、年代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新方法，这在总体上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历史语言考据学是兰克学派的基本精神，其精益求精，严肃谨严的方法与乾嘉考据大师所用的方法很多方面相一致。因此，傅斯年把兰克史学中应用历史语言学批判考订史料的实证主义同乾嘉考据学两派融汇起来，构成“科学的史学”的基础。应当说明的是，傅斯年所援引的仅是兰克学派的部分观点，其他如兰克的思想和宗教信仰则鲜言之。二三十年代，正值中西学术交流融合最活跃的时期，西方各种研究方法纷纷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如宣扬的实验主义，何炳松翻译鲁滨逊(J·H·Robinson)的《新史学》等。傅斯年受到严谨治学精神的训练，提倡先从专题入手，搜集、考订史料，经过排比之后，再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叙述出来。这种风格与考古学所要求的科学性正相吻合，也是新史学得以建立的关键所在。傅斯年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造诣，学问广博，经史子集，无不涉猎，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正是傅斯年视野开阔的集中体现。他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时，清醒地意识到中西学术交融的发展趋势：“此日学术之进步，甚赖国际间之合作、影响与竞争，各学皆然，旧学亦未能除外。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在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应借鉴于西方汉学之特长。此非自贬，实目广也”。（注：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处在世界学术潮流影响下的中国考古学，更不能抱残过守阙，固步自封，而要采纳新方法，引入新理论，方能开拓考古学的美好明天。

三、余论

篇3

【关键词】学科互涉 美术史学 考古学 关系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文化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在信息化的时代，现代知识体系中的学科交叉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学科互涉”的性质，形成了美术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此学科兼具美术学和考古学两方面的特点，对美术史和古代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研究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方法论和结构，探讨二者之间的渗透和交叉关系，对各学科的研究边界进行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古物学对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影响

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多个方面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较为明显的是，二者在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古物学的重要影响。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上都有收藏古物的习惯，中国古代存在着“玉府”等收藏古物的专有机构；外国的皇族对于古物的喜好也成了当时古物学发展的动力。

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真正开始交叉渗透的时间是在18世纪中期，温克尔曼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其著作《古代美术史》的研究内容主要是针对美术的发展历史。该学者在编写的过程中，从美术史的角度出发，对促进民族发展的古物和记载美术史的古物文献展开了研究。正是因为该学者将古物学和美术史学、考古学结合起来，才发现总结出美术的发展历程，促使了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成熟，温克尔曼也因此被称为“美术史学之父”和“考古学之父”。无论是温克尔曼的称谓还是其著作的特点，都向我们反映了一个信息：美术史学与考古学之间都受到古物学的影响，二者之间具有很大的联系。

二、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相互渗透和了解

不同学科之间跨越了边界之后就会产生互相渗透，即产生我们所认为的“学科互涉”。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渗透是必然的，不同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交叉主要体现在学科的认知方向和知识体系等方面；学科的指导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学科相关的社会和技术问题；与其他学科产生的渗透和交叉性；学科内外的定义等。美术史和考古学学科互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科的认知方向和知识体系

无论是考古学还是美术史学，在对相关的方法和对象进行论述和解释时，都涉及大量的说明和阐释，此特点表明了人文学科的鲜明特点。若根据研究对象来进行划分，美术史学属于美术学的范畴；若根据研究体系来看，美术史学又属于历史学。在美术史学的发展中，人类的审美情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感性色彩较为浓烈，理性认识的实现也需要通过感官来进行。我们可以将美术史学的研究实质归结为：通过分析作品的形式和风格来认识美术家或者是史学家的思想感情，从而探索其中蕴含的发展规律[1]。

与美术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考古学直接强调理性在研究和发展中的作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人类的发展，通过分类描述遗留的物品来对古代社会的存在形式进行研究，并研究遗留物品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相关的功能，此外，对遗留物品的发展和改变进行研究和分析，能够了解古代社会发展的文化特色并得到相关发展的具体意义。无论是探索背后的规律还是直接将理性思想运用于分析和调查中，考古学和美术史学的发展和研究都是将探索和研究物质世界作为主要的研究途径和方向来实现目的的。

（二）研究方法和工具产生的交叉

考古学中涉及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研究地层和器物的类型。20世纪中期的考古学主要局限于单纯的研究和记录，核心的研究思想和内容就是对地层以及器物的类型进行研究和总结。直到1960年之后，丹麦的著名学者克里斯丁在对古典的器物进行研究时，融入了情境，并对器物的装饰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不仅对考古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对美术史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之后苏秉琦也利用了美术的图案分类将美术的写实与写意等方法融入了考古学中。

在美术史学中也有考古学的渗透，例如，广泛应用于年代和类型的研究方法同样能够为美术史学的研究提供便利。在对美术的风格进行研究时，法国的夏皮罗采用了层析法进行研究，其中的第一和第二层析分别是对形式的要素和形式之间的关联进行的研究，与考古学的研究方式非常相似。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学科互涉的现象都非常普遍，外国学者温克尔曼的作品是最典型的学科互涉。在我国的古代，学科互涉的例子也有很多，常任侠和段文杰等大家都为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和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2]。

（三）研究对象的渗透和交叉

从研究对象来看，美术史学和考古学之间也有一定的交叉和渗透。美术史学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美术的作品以及美术作品的创作者，尤其是在对古代的美术作品进行研究时，涉及的研究对象往往都属于考古学中的古代文物，也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由此可见，考古学和美术史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上都具有一致性，例如壁画、雕刻、神殿、石窟以及工艺品等等。对人类古代遗迹进行研究和保存是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

（四）学科结构的交叉和衍生

除了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工具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之外，美术史学与考古学在自身的学科结构等方面也有相似之处。

若根据美术史学的学科性质来进行分类，可以分成历史和艺术等方面的课程，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大类：美术基础实践，主要是指对美术的基本技能进行的练习和创作等，目的是加强素描、绘画等基本的美术技能；美术史论，是指对美术的历史和评论等方面的学习，目前出现的课程分类主要包含文物的保护以及鉴定、艺术作品评论、艺术作品鉴赏、文艺理论等方面，其中的文艺理论课程和文物相关的课程都与考古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关数据表明，美国早在20世纪中期就开设了多种美术和艺术史课程，涉及的范围也较广，初步统计已经达到了800种。这些新设立的课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课程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并设立的，为学生学习文物的维护和修复提供了一定的美学基础[3]。

从考古学的结构出发，除了对基本的文物展开研究之外，对考古的材料分析也涉及一些美术知识。此外，考古学涉及社会、文学、美学等多个方面，所用的研究方法需要借助于多种其他学科，例如地质学、建筑史学、体质人类学、医学等，对多个学科的发展都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其中的建筑史学就包含在美术史学中。因此，二者在结构上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4]。

三、美术考古学的形成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背景下，学科互涉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就目前而言，考古学家在进行考古研究和分析时，已经涉及了大量的美术史学的资料和方法。同样的，美术史学家在对美术历史进行研究的同时，也使用了考古学中的大量资料，各专家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广，概念也越来越宽泛。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实践，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交叉渗透已经促使一个新的学科形成，即美术考古学。该学科是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有效融合，具有更加广泛全面的研究内容、对象以及方法论。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各个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交流会越来越频繁，信息化的发展为学科互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今的学者必须利用好各种有利的条件，加深对各个学科边界的研究和理解，才能促进各学科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贾玉平.从“学科互涉”看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2（06）：88-95.

[2]侯妍文.浅谈美术考古与环境艺术之联姻[J].美术大观，2013（08）：71.

篇4

“爱斯基摩”的来历

有一天，在我所工作的北极科学实验室，突然来了一个大胡子。寒暄之后，我问他的专业是什么。他的回答很简单：“考古。”

我吃了一惊，心中暗想：“北极这里冰天雪地，难道还会有什么文物?”看到我迷惑不解的表情，他急忙解释说：“我是考古学家，同时也研究爱斯基摩人的历史。”他问道，“你知道吗?‘Eskimo(爱斯基摩)’一词是印地安语，即‘吃生肉的人’之意。”

“知道。”我笑着说，“但是我不明白，这样一个显然具有贬义的外来词，为什么会强加到爱斯基摩人的头上呢?”

“嗨!”考古学家把头一仰，苦笑着说，“这完全是一场历史误会。几个世纪以前，当西方人到北极探险时，首先到达的是印第安人聚居区。他们向当地的印第安人打听，往北还有没有人了。印第安人则告诉他们说，北方还有‘Eskimos’，即‘吃生肉的人’。于是，这些探险家便把在北极遇到的人，不分青红皂白，统统称之为‘Eskimos(爱斯基摩)’。而那些生活在北极的土著居民，并不知道那些外来的怪物为什么称自己为‘Eskimos’。”

“实际上，”他正色道：“‘Eskimos’虽然有点贬义，说的却是事实，爱斯基摩人正是靠吃生肉才得以生存下来的。北极这里没有水果和蔬菜，古代的爱斯基摩人只有通过吃生肉来获取动物身上的维生素c，如果把肉煮熟了，维生素C就分解了。人体没有维生素c，就会得坏血病。当时的爱斯基摩人虽然不知道这个科学道理，但是北极没有树木，草也很少，燃料奇缺，打到猎物时已经饥肠辘辘，严酷的生存环境，迫使他们只能吃生肉。这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中国与北极点

大胡子考古学家兼历史学家谈兴未尽，津津乐道地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在西方人的眼里，总是把中国和北极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我不解其意，深感惊奇。

“因为，”他慢条斯理地说，“从西方到中国，例如从华盛顿到北京，最近的路则是通过北极点。”“那当然!”我笑着说，“这我知道。”

历史学家说：“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航海国家，拥有强大的船队。葡萄牙人首先打通了绕过南美洲往西和绕过非洲南端往东而到达东方的航线。西班牙国王则派出了哥伦布，结果发现了新大陆。”

“其实那是块旧大陆。”我笑着说，“发现权应该属于印第安人，他们早就在那里居住了不知道有多少个世纪了。”

“那当然!”历史学家点了点头，“但是，在西方人的眼里，那却是一块全新的大陆”。

“据说，”我问道：“哥伦布航行的目的，是想证明地球是圆的?”

“是的。”历史学家笑了笑说：“哥伦布坚信，一直往西航行，就可以到达印度和中国。但是，”说到这里，历史学家忽然打住，两眼紧紧地盯着我：“哥伦布最终的目的，却是为了去印度和中国。所以，当他到达了巴拿马群岛的一个小岛时，以为那就是印度，于是便把上面的居民称之为‘印第安人’，即‘印度人’。实际上，那时候人们并不喜欢美洲大陆，因为它挡住了通向中国和东方的去路。”

历史学家接着说：“当时还有第三种意见，就是打通一条直接穿越北极点而到达中国的航线。第一个正式提出这一设想的，是一个叫托尼的英国商人。早在1527年，他就敦促亨利八世，努力寻找一条通过北极点而到达中国的路。他在给英王的信中陈述说：‘因为通往中国和印度的路线西线(指绕过南美洲而到达太平洋)为西班牙所把持，东线(指绕过非洲南端而到达印度洋)为葡萄牙所控制，所以，对英国来说，最合理的路线则是往北，通过北极点而到达东方。’当有人表示异议，认为没有任何船只能够穿过那片冰封的海洋，也没有人能够在那个极其寒冷的地区居住时，托尼坚定地回答说：‘没有不可居住的陆地，也没有不可航行的海洋。’他的这句话，成了一句名言，对后来的北极探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威卢毕在1553年，巴伦支在1596年，哈德逊在1607年的航行，都想穿过北极点而到达中国。他们虽然未能达到目的，却为后来英国公司的商船以及西方的捕鲸船队，开通了进入北极海域的道路。直到19世纪末，许多航海家都曾梦想着通过北极点而到达中国。虽然均以失败而告终，但却不仅在北极地区发现了许多新的陆地，而且为后人积累起了极其重要的科学资料和数据，大大加速了人类向北极点进军的步伐。”

实际上，许许多多人在几百年内前赴后继，共同奋斗。为此而捐躯者不下数百人，其中包括了像巴伦支、白令、富兰克林和朗德等非常优秀的航海家和探险家。而这场探索或者竞赛的原动力，却是来自于遥远的中国!

突发的誓言

北极的九月已经是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候鸟纷纷南飞，我也准备离开。经过一段交往，我和那位大胡子考古学家兼历史学家已经有了感情。知道我要打道回府，他便赶来送行。“你还会回来吗?”他用深沉的目光望着我，似乎有点恋恋不舍。

“不知道。”我困惑地摇了摇头，接着开玩笑说：“也许你应该到中国去，中国的历史比美国要长得多。”

“不!”大胡子断然地摆了摆手，“你错了!我研究的是北极的历史，在这方面，中国几乎等于零。”“……”我欲言又止，心像是被蜇了一下似的，喉咙里有点噎，一时想不出应该说点什么。

大胡子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见我沉默不语，继续滔滔不绝：“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向北极点进军的动机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再是为了开辟一条到达东方的捷径，而是变成了一种挑战极限的比赛和冒险精神的竞争。现在，各个国家的北极考察，都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因为无论是领土、资源、环境，还是经济、军事、科学，北极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现在的北极考察，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思想观念、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全球意识的全面检验和综合展示。”

篇5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联合举办，广西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民族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承办的“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2月9～13日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年会是继1981年在桂林举办的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后16年，在广西的考古学、民族学调查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收获的背景下，再次回到西瓯、骆越故地广西。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海南、湖北等十多个省(市、区)和香港、台湾等地，以及美国、越南等国家的92名专家、学者与会，除了会前收到论文中精选50篇编辑成67万余字的论文集《百越研究》(第一辑)，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10月正式出版外，会议期间还有十多位境内外的学者向大会提交了精彩的民族考古调查研究新发现。老、中、青三代学者共聚一堂，缅怀百越先民，重温东南历史，大兴学术争鸣。这些成果既有百越民族文化的总体研究，更多的是百越各支系文化的深入探讨，还有百越民族与其他系统民族文化关系、百越与当代华南民族文化关系的探讨等专题，将百越民族史的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

一、百越民族的总体或跨地域研究

近10篇论文是从全局或跨地域的角度对华南、东南百越文化的总体研究，不乏创新之作。如江瑜在《古代铜鼓社会功用再考察》中，认为古代铜鼓上的太阳纹和青蛙装饰，并不代表对太阳神和青蛙的崇拜，太阳纹的作用是分散铜鼓受敲击的力度和传播的声音的，青蛙是人们对农业丰收的向往，是人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观察思考，而且不同时空的铜鼓涵义、功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很有新意。周幼涛《论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越文化研究》主张百越虽支系繁多，但又存在四个相对集中的地域文化系统，即江浙地区句吴、于越所在的“北系”，闽台地区东瓯、闽越所在的“东系”，两广地区杨越、西瓯、骆越等所在的“南系”，云贵地区夜郎、滇所在的“西系”，体现了对百越文化谱系结构的深入思考。钟《吴越水乡地域古城形态之“夹城作河”构造初探――东南百越地域原生文化型式探索之一叶》，从淹城、苏州、绍兴、嘉定等城市平面中外濠、内堑两重河道的“夹城作河”构造，不同于中原城市规划传统，是百越水乡原生态的筑城形式。黄启臣《先秦岭南古越族土邦小国的社会性质》一文，全面钩沉历史文献记载中存在于岭南地区的骧头国、缚娄国、阳禹国、儋耳国、雕题国、西呕国、骆越国、伯虑国、苍梧国等九个土邦小国社会，主张它们多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多无君的部落社会。Barry Rolett在《中国东南与南岛语族航海术的出现》一文中，认为东南史前航海术的出现、史前人类移民太平洋的主要原因，是全新世中期的海平面上升、沿海农耕地的较少所致。此外，高蒙河在《百越民族考古遗存考辨》、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陈山漫《吴越竹文化述论》、盘立《百越文化区域中的“道缘”文化》等文也都有类似的全局角度。

二、百越各支系文化的调查与探索

西瓯、骆越、夜郎、滇、南越、闽越、东瓯、于越、句吴、干越等百越各支系的民族文化与考古发现、研究，占本次年会提交论文的半壁江山，其中西瓯、骆越及相关的广西考古研究自然是重头戏，有不少新的观点。

在西瓯、骆越的关系与性质上，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系统回顾西瓯骆越研究中“同支说”、“异支说”之学术史的基础上，主张两说没有矛盾，先秦时期两族各自独立，秦汉时期结成联盟，他还把武鸣马头作为骆越古都、瓯骆联盟的中心，把越南河内的“古螺城”作为败退南迁的新都。蓝日勇的《骆越无国论》则从历史文献记载、元龙坡和安等秧山等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城防设施的缺乏等角度，论证骆越族还没有建立起国家组织。

在西瓯、骆越的文化方面，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首次以青铜器资料为据，系统论述“西瓯文化”、“骆越文化”的内涵特征、两支青铜文化的异同，反映了广西青铜文化研究的新高度。李珍在《贝丘、大石铲、岩洞葬――南宁及其附近地区先秦骆越文化的变迁》研究中，主张8000～5500年前的贝丘遗址、起于5000年前左右的大石铲文化、起源4300年前左右的岩洞葬-文化，是一个文化系统的不同阶段，是骆越人文化的三个阶段。陈远璋、熊昭明《广西贺县河东高寨四号墓及其文化因素分析》则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了河东高寨四号墓所出的陶器、铜器、玉器等所反映的秦、中原、越等文化因素组合。梁旭达《广西瓯骆文化浅析》系统描述了骆越的大石铲、稻作、干栏建筑、铜鼓文化、图腾崇拜等文化内涵。此外，谢日万、何安益《桂南大石铲应是骆越先民的文化遗存》、韦江、杨清平《广西武鸣河流域先秦墓葬的初步研究》、林强《广西都安北大岭遗址出土的玉器及其族属的初步探讨》也就考古资料中骆越的大石铲、墓葬、玉器等文化分别展开论述。

在西瓯、骆越的社会习俗与经济上，覃芳《广西新石器时代葬制与古越族食人埋骨的关系》则根据广西新石器时代屈肢葬、二次葬、肢解葬中的资料，结合文献与民族复原古越人的食人埋骨习俗。彭书琳《广西古代拨牙风俗》则收集研究了广西岩洞葬的人骨标本，分析了起源商周时期、盛于宋元明清时期的广西古代拔牙习俗的源流、分布与性质。陈桂芬《秦汉时期瓯骆社会经济发展述论》一文，阐述了文献记载的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瓯骆道路建设、郡县设置、军人与移民实边、城市与商贸发展等。杨清平《略论东周时期岭南越人的农业经济》则更多从考古出土实物来说明类似的课题。

此外，也有一批论文涉及百越的其他支系。彭长林《滇文化族属再探》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深刻分析了滇文化中濮、越、氐羌三大因素的构成，是迄今研究云贵高原越文化最深入、清晰的成果。郑超雄《夜郎国的文化渊源及社会文明》一文，也以考古材料出发，分析夜郎国的文化渊源，主张濮就是越，并研究了夜郎的王权政治与社会文明。邱立诚《香港早期历史――百越族群中的地缘与文化关系》，分析了上起万年前后的打制石器时代，下迄秦汉南越与南海郡时期，香港考古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的同源一体关系。蒋炳钊在《闽越的都城与“冶”》中，论证了史、汉所记闽越“二王二都”分别在崇安汉城和福州北郊汉城，而余善所都崇安汉城就是无诸王城“冶”。是闽越都城研究中的一个新看法。王炜在《试析虎林山遗址的文明因素》一文中，依据虎林山墓地出现的高等级墓葬、牙璋礼器、戈、矛武器、刻划符号等，分析外力作用下的闽南早期文明进程。陆建芳在《江苏无锡鸿山越国大墓发现的玉器》中，介绍了吴国地域范围发现的越国大墓玉器内涵。

陈元甫《汉代东瓯国的发现与研究》则介绍了浙南温岭塘山大墓及大溪古城的考古新发现，主张大溪古城就是东瓯国都。徐长青在《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墓葬》中，首次披露了这座重要的干越墓葬的考古新发现。张崇根《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初探》则提出了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于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新看法。连照美在《从考古学论古代百越时空分布上的台湾》，在总结台湾史前文化与大陆关系之研究史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台湾新石器文化谱系中东南沿海的卑南文化内涵及其与大陆史前文化的异同关系。

三、百越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关系

楚越关系历来是百越民族周邻文化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朱燕英的《楚文化对江南百越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一文，运用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楚文化对湘资流域杨越、长江下游吴越、赣鄱流域干越、闽江流域闽越、岭南的南越与瓯骆等百越文化的影响。丁兰《纪南城周边楚墓地出土青铜越式鼎现象初探》则谈到了越文化融入楚文化、成为楚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考古证据。此外，石奕龙《两周时期句吴与邻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则从传世文献、铜器铭文、考古器物的角度，分析了句吴与邻族的产品交换、技术交流与文化互动关系。熊传善《论中原民族与南方民族的战争与融合》依据文献记载，比较全面描述了五帝、三代、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南方民族间的和战关系。漆招进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洞庭湖农业文化的南传》中，分析了湖南洞庭湖地区稻作农业文化通过越城岭山区及湘桂谷地传播到广西地区的考古证据。

也有学者分析了百越文化的跨界(国)关系，如蒋远金在《史前日本列岛与百越先民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提出新本列岛的旧石器、细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与农耕源于华南百越地区的看法，从而证明两地的海洋文化交流。西村昌也《从民族史的观点来理解越南北部的铜鼓》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越南北部出土铜鼓的类型、年代与使用民族，并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民族间战争、馈赠、交易等民族关系史问题。邓聪在《岭南与北越弓形格铜剑文化圈》中，提出了弓形格青铜剑的时空分布所反映的岭南地区与越南北部的先秦汉初文化交流。

四、百越后裔及现代南方族群的文化变迁

现代南方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南方汉人族群是百越的后裔或与百越源流关系密切的族群，是百越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冯孟钦在《广东俚人遗存的考古学观察》中，以洛湛铁路沿线、高州、信宜、电白、廉江、遂溪、海南等地墓葬考古资料为据，讨论东汉至唐代广东、海南的越人后裔――俚人的陶器、铁器、铜鼓、居址、墓葬等文化内涵。王献军在《黎族早期的物质文化》中，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论述了黎族的食物形态与饮食器具，服饰、耳饰与文身文化，船形脚屋等居室文化的内涵与特点。李勃《黎族来源新探》、王逍《畲族传统文化禀赋述论――兼论畲族经济转型》，董建辉、林宏杰《族群认同与民族身份的确认――以金竹畲族乡的成立为例》，也属于类似的研究。

蛋民形成也与古代百越民族的海洋文化活动有关。黄向春在《福建闽江口“蛋民”研究――兼论百越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阐述了闽江口越人后裔蛋民的分布、姓氏、生态与生计、习俗与社会组织、神灵庙宇、口传记忆等，并提出闽越物质文化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与蛋民认同“闽越”的符号意义之认知考古学研究同等重要。兰达居在《百越海洋人文与福建区域人文模式》一文，在论述百越海洋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综合了两广、福建、浙江、海南、台湾等沿海作为百越海洋人文传承者的水上蛋民文化，并提出福建百越海洋人文在当代传承的三种模式――福州模式、湄洲模式、惠东模式。

此外，还有学者重视百越与南方汉人文化的传承研究。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着力钩沉当代东南汉民人文中的土著文化因素积淀，如海洋文化精神、土著宗教与惯习、越式聚落与丧葬、原始制陶与无纺树皮布、汉语方言的越语底层等，并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越人汉化、汉人越化中寻找民族考古学的解释。彭维斌《闽南民间信仰的文化分层与汉越文化融合》一文，将历史层位分析法引入闽南民间社会文化研究中，探讨了以天公、土地、星辰、龟、蛇、狗、虎等自然崇拜为代表的百越先民“万物有灵”崇拜的底层特征，以吴本、妈祖、临水夫人、清水祖师、三平祖师、王爷等救生神灵为代表的百越土著巫鬼信仰的核心，汉式佛道为代表的表层特征，并从民间信仰层位的形成过程研究汉越文化融合。林汀水则在《也谈闽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变化》中，提出闽方言源于江浙的吴方言、吴方言与古楚语是闽方言的底层、唐宋以后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又重叠着上古中古汉语，这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上的全新观点。

五、多学科协作、多层面探讨与国际性视野的学术盛会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围绕百越史研究的不同专题，从多学科、多层面和国际性的角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表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　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参与、协作。考古学是百越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知识源泉，考古学者的大量参与、考古资料和方法的全面运用是本次会议的重要特点。多数与会考古学者不再是简单列举考古文物资料，对历史问题作出粗浅的说明和解释，而能通过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探讨百越族群文化的谱系、关系、性质，甚至还将考古类型学方法运用到当代民族文化的分析、研究中，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在百越史研究中的深入和提高，象西瓯与骆越青铜文化的区分、滇族的三种文化因素构成等研究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作品。百越史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学，传统百越史研究主要仰仗史、汉的若干篇章，这次会议上纯粹历史学的研究不多，但也不乏深度，如对先秦岭南古越族九个“土邦小国”的历史钩沉，就是代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是本次会议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壮侗语族的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成果有限，但也有突破，尤其是将南方汉人的社会文化纳入百越史的研究范畴，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和亮点。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从江南城市布局的地理变迁中，找寻吴越城市的“外濠内堑”的底层特征，很有新意。语言学方面，关于南方汉语的越语底层、闽方言的吴语特征等，都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挑战。

2　多方面、多层面的探讨。本次会议除了民族与文化性质、族群源流、文化谱系、文化因素分析与区域文化关系等基础性时空关系研究外，还有百越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多层面的探讨。在物质文化层面上，吴越城址、建筑聚落、崖洞墓葬、航海舟筏、铜鼓、大石铲、竹器与玉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专题论述。在精神文化层面，百越的海洋精神、万物有灵与巫鬼神灵等、图腾崇拜、南方汉语方言与语言、婚姻习俗、拔牙习俗、食人埋骨习俗等内容，都有学者涉及。在社会与经济层面，骆越的建国、南越的土邦小国、商代闽中的文明因素等国家文明问题，百越同秦汉王朝、荆楚文化的战争与融合问题，以及农业生产与经济生活等问题，也都有争论或讨论。

篇6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她历史悠久、文字发达、文化面貌多采多姿。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流传,而且从未间断,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所自豪。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其中,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时代;商汤灭夏之后建立了商代;武王伐纣灭了商朝,又建立了周代。历史学家将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简称为"三代"。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还清楚地记下了夏商周三代君王的世系,其中商周两代的君王世系,已被地下出土的甲骨文和金文所证实,说明三代的存在是肯定的、不容怀疑的。

可是有关中国的历史年代只能上溯到西周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在西周时期,它已处于西周晚期。在此之前的西周早期和中期的年代、更早的商代和夏代的年代就说不清楚了。很多人在编写历史时,只能按自己的认识去估算,常常写上一个"约"字或在年代之后打个"?"号,表示有关年代的不确定性。这样做是不得已的,当然也是不准确、不科学的。

早在两千年前的西汉时代,就有学者对三代的年代进行研究。以后,历代的学者仍孜孜不倦地对三代年代进行探索。到了近代,还吸引一些国外的汉学家也投身到三代年代学研究的行列之中。他们在利用历史文献的同时,还尝试引入天文学的方法对天象材料进行计算,试图在三代的年代学研究中取得突破。不过,过去的研究者所用的手段比较单一,基本上是凭个人的力量进行研究,难度极大。虽也提出了各种结果,但受材料的局限和方法的不完备,缺乏必要的证据而不能形成共识,致使三代的年代一直未能解决。

中国古代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包括不少涉及三代年代与天文历法及天象的资料,这是研究三代年代的重要素材。以往的研究,主要靠这些材料进行年代学研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的几十年间,中国考古学获得飞速发展。对三代遗存的研究、特别是对三代物质文化的分期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建立起代表遗存早晚的文化分期序列。虽然它们只说明遗存间的相对早晚,但它包含有重要的年代信息。从这个分期序列中采选含碳样品进[！]行碳14测年,就可得到与分期序列一致的年代序列。这就使原本反映相对早晚的分期序列,形成有一个个年代数据支持的年代框架。因此,将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与高精度测年相结合,为我们找到了另一条研究夏商周年代的途径,使三代年代学研究进入新阶段。近20年来,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积累,分期研究的成果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碳14测年技术的不断改进,使精度大为提高;历史学、古文字学、天文学等学科的研究也取得长足进展。因此,用多学科协作、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三代年代的条件逐渐成熟,建立三代年代框架已成为可能。

1995年秋,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邀请在京的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从事碳14测年的物理学家们一起座谈,提出用多学科协作、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三代年代的问题。与会学者也认为研究三代年代、制定夏商周年表,是各学科学者的共同愿望,已具备了进行三代研究的基本条件。继而就"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的可行性进行研究论证。1996年5月16日,李铁映、宋健代表国务院宣布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是中国第一个由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对重大学术课题进行联合攻关的项目。它的目的在于发挥各学科的优势,把200余位学者组织在"工程"设置的9个课题之中,用不同方法、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将夏代、商代和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框架建立起来。"工程"的实施,改变了过去以单一学科或单一手段进行研究的状况。采用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形式,以期对中国历史上处于文明早期阶段的三代年代学研究有所突破,使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推进一大段,为进一步开展文明探源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经过4年的努力,"工程"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在各自进行的研究中,在一些关键点上获得突破,建立起三代的年代框架;并对商后期和西周列王的年代进行推断,在年代学研究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进展。

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目标是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时期年代表。根据夏商周时期各阶段积累的材料不同,确定以下具体目标:

1. 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2. 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3. 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 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三、为实现上述目标,"工程"采取哪些研究途径?设置哪些课题?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由历史学、天文学、考古学、碳14测年技术等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它的研究途径主要有两条:

1. 对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有关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

2. 对有典型意义的三代遗址、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含碳样品,进行常规(液闪)和AMS(加速器质谱计)法的碳14年代测定。最后对各课题通过以上两条途径及其它方法得出的结论进行综合,使研究进一步深化,得出尽可能合理的三代年代学年表。

"工程"设置9个课题,最初设置36个专题。在实施过程中,根据需要又增设了8个专题,共计44个专题。这9个课题是:

1. 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

2. 夏商周天文年代学综合性问题研究;

3. 夏代年代学研究;

4. 商代前期年代学研究;

5. 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

6. 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

7. 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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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碳14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

9. 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与 总结。

四、碳14测年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这一技术来解决三代年代?

自然界存在3种碳的同位素,它们的重量比例是12:13:14,分别用碳-12、碳-13、碳-14来表示。前二者是稳定同位素。碳-14则有放射性。它在大气中存在,在大气高空层中,因宇宙射线中子和大气氮核作用而生成。它在大气中与氧结合成C4O2分子,与二氧化碳(CO2)的化学性能是相同的。因此,它与二氧化碳混合一起,参予自然界的碳交换运动。它因光合作用而被植物吸收、并贮存在植物之中。人和动物需要食用植物,于是也在人体和动物体内存留。生物在存活期间,他们不断地从大气中获取这种放射性碳。但是任何一种动物或植物一旦死亡,它就停止吸收,而且会使存留体内的这种放射性碳不断减少。大约在5730年间,它的含量可以衰减一半。因此,物理学家将5730年称为"半衰期"。由此可知,只要用仪器测出树木、谷物、人骨、兽骨等生物遗骸中现有的碳-14含量,与它原始的碳-14水平相比,就可以推算出它们在多少年前死亡,进而可以推断与它们共存的遗存(诸如建筑遗址、墓葬或其它遗物)距今已有多少年了。

在考古界用于测定年代的方法有好多种,如古地磁断代法、钾─氩法、裂变径迹断代、陶器热释光(TL)法断代等。但它们的精度不高,误差较大,不能用于历史时期的年代测定。碳14测年技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取得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因技术改进、精度得到提高,使历史时期的年代测定成为可能。在"工程"启动之前,我们一些同志就在考虑利用考古学分期成果提供的年代信息,采用碳14测年技术对三代年代进行研究。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藉考古信息所作的碳14测年,在三代年代学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构架夏商周年代框架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碳14测年技术几十年前就已出现,为何到近年才用于三代年代学研究?

碳14测年技术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出现。中国在60年代引入这一技术,并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立了第一个碳14实验室。最初测出的年代数据公布以后,立即受到考古界的普遍重视。诸如当时围绕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孰早孰晚的争论,因测定的年代作了客观的说明,自然而然地平息下来。到了70年代,测定的碳14年代数据越来越多,各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遗存几乎都测有一批年代,使新石器时代各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在年代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得以建立。这一成果非常重要。碳14测年技术引入考古学,被认为是史前考古的一次革命。

可是,当时的碳14测年技术的精度还不够高,误差比较大。史前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文化面貌的变化都较缓慢,这些误差在测定史前时期的遗存时,并不显得很突出。但历史时期的情况就不同了。一个历史事件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每个事件都需要用一个准确的绝对年代来说明。如果就这个事件给出的年代,误差达100年甚至更多,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在测年的精度还不具备研究三代年代时,这项研究就不可能被提上日程。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碳14测年技术有了很大改进,精度大为提高。"工程"实施期间,常规碳14的测年精度已达到0.3%。加速器质谱计的测年精度达到0.5%。另外,采用系列样品与树轮校正曲线拟合,使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换算成日历年时,也提高了精度。在这种情况下,开展三代年代学研究的条件基本成熟了。

六、什么叫树轮校正曲线?怎么进行校正?

树木在地球上生长时,它的树杆每一年都长一轮,称为树轮或树木的年轮。每棵树的截面上,都可以看到一圈又一圈的年轮。从树心到外缘数出多少个年轮,即可知道它的树龄有多少年。如果找到一棵大树,在它的断面上数出5000个年轮,说明它的树龄有5000年。不过,实验证明,从这棵大树的不同年轮取样作碳14测年,所得的碳14年代与树轮的实际年代是有差别的,它们的实际差距从2000年内基本一致,到五、六千年前偏近约800至1000年。因此,各国的科学家们在准确测定树木年轮的年代之后,将碳14年代与精细的树轮年代学方法进行比较,从中找到了误差的规律,并用树轮对碳14年代作了精确校正,这就是树轮校正方法。现在已经可以用近万年的树轮,去校正碳14测定的年代。经过校正的年代代表了被测物质生长的日历年代。

出现上述差异是由于大气中的碳14浓度并非一成不变。诸如太阳黑子爆炸、火山喷发等各种因素,都可以使大气中的碳14的浓度发生变化。这就决定了在碳14年代与树轮年代的校正的坐标图上,出现的是一条曲线(如果碳14的浓度一致、没有变化的话,出现的应是直线)。建立碳14年代的校正曲线,是很繁重的一项工作。1965年问世的树轮校正曲线几经改进,综合1000多对由不同实验室测定的数据,建立了统一的曲线和表。1998年建立的高精度树轮年代──碳14年代校正曲线,目前被确认为国际通用。

过去在将含碳标本测得的年代数据作树轮校正时,往往是单个数据与曲线拟合。由于曲线的一些部位作锯齿状,拟合时的范围较大,因而误差也较大。这次改用系列样品测得的若干年代与树轮校正曲线拟合,效果就不一样了。由于若干个成系列的数据的连线也是曲线,将它与树轮校正曲线拟合,成了曲线与曲线的拟合,这使校正误差明显缩小。"工程"中测定了数百个碳样,并用上述方法进行拟合。实践证明,用考古学家提供的、早晚成系列的含碳样品进行碳14测年,将这些年代数据与树轮校正曲线拟合,其误差比过去大为缩小。这就确保了所得日历年代的准确性与可信性。

七、能否以实例说明上述方法在解决年代方面的作用?

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西周时期年代,是"工程"中采用多学科联合攻关的重点之一。"工程"实施过程中,北京房山琉璃河墓地依墓葬所分的三期六段,提供了系列样品。三期代表了西周时期的早、中、晚期,分段是指每期遗存中还有相对早晚的遗存。它们的年代跨度从西周初至西周末。这些含碳样品用常规碳14方法测年,得到了与考古分期序列完全一致的年代序列:

西周早期(1) 1040─1006B.C.;

(2) 1015─950B.C.;

西周中期(3) 960─918B.C.;

(4) 935─850B.C.;

西周晚期(5) 852─810B.C.;

(6) 820─750B.C.。

从上述年代可以看到:西周时期的年代约当1040─750B.C.。这三期的年代早晚有序,与考古分期序列完全对应、没有矛盾。

诚然,就西周年代而论,靠一个地点测得的年代,还不足以作为西周年代立论的依据。因此在陕西长安的丰镐遗址、山西曲沃的天马──曲村遗址乃至琉璃河遗址的居住址等相关的西周时期遗存,也依它们的分期作了碳14测年。鉴于这几个地点的早中晚期能够对应起来,所得的年代与遗址的分期一致,也与琉璃河墓地早中晚期测得的年代一致,由此可以说明,依遗存的分期成果而构架的西周年代框架是可信的。

当然,上述年代之准确性,还需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衔接而得以确认。天马──曲村遗址的晋侯墓地中的8号墓的测年解决了这个问题。

晋侯墓地的8号墓中出有晋侯苏编钟,钟铭上刻有"唯王三十又三年"的纪年。从随葬物品可以判断该墓为西周晚期遗存。但西周晚期诸王中在位超过三十年的只有厉王和宣王。那么,此墓究竟是厉王还是宣王呢?学者们的看法很不一致。

从墓中采选的木炭和骨头用常规碳14测年,经树轮校正曲线拟合后得到的日历年为808±8B.C.。这一年代与琉璃河墓地所分第三期(西周晚期)的年代范围没有矛盾。按《史记·晋世家》记载,晋侯苏死于周宣王16年,即公元前812年,与测年结果十分接近。但这一结果的价值,不只是解决了晋侯苏钟上所记的"唯王三十又三年"乃厉王之纪年,从而平息了一场争论;它还把"工程"中测得的西周年代框架与公元前841年自然地衔接起来。这就把"工程"建立的三代年代学框架,落在841B.C.这个基准点上,三代的年表将以此为基点往前延伸。足见碳14测年得到的年代,其可信 度是很高的。

篇7

在考察曹操高陵及其出土文物和听取了考古学家们的介绍之后，我有很多感想。但归总起来是一句话：对于曹操高陵的真实性可以也应该明确地表态了。为什么说可以明确地表态呢?因为对于这座陵墓的主人是曹操的判断，既具备了必要的主证，又具备了充足的旁证。

作为主证，就是八件刻有“魏武王常所用”等字样的圭形石牌和一件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的所谓石枕。虽然圭形石牌中有一件刻铭为“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者和慰项石是从盗墓分子手中追缴回来的，但是通过石质、形制和字体的对照可知，此二者与另外七件出土于前室底部的刻铭石牌应该属于同时同类者。在八件圭形石牌和一件慰项石上分明地铭刻着的“魏武王”字样，与曹操的身份是相符合的。根据《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的记载，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晋爵为魏王，死后被谥日武王。根据同书卷2《文帝纪》的记载，曹丕称帝之时，追尊他的父亲曹操为武皇帝，因而史称曹操为魏武帝。如今出土的石牌和慰项石上铭刻的“魏武王”正符合曹操下葬时的称谓。石牌和慰项石上铭刻的“魏武王”，只可能是曹操一个人的谥号，而与其他历史人物无关。因为，作为判断曹操高陵的最主要的佐证，是1998年4月由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在村西起土时挖掘出来的后赵建武十一年(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在该墓志的铭文中有“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等字样。此“故魏武帝”，应当是被曹丕追尊为武皇帝的原魏武王曹操，而不可能是冉氏、翟氏、拓跋氏等以魏为国号的统治者以及被谥曰魏武王的姚襄。冉魏政权的建立者冉闵，曾经被后赵封为武德王，死后被前燕谥日武悼天王。然而，冉闵是冉魏永兴三年亦即前燕元玺元年(352年)被前燕俘杀于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境内)的。冉闵被杀之时，鲁潜已经去世了七年。鲁潜的家族在铭刻墓志之时不可能预见到冉闵死葬之事。所以鲁潜墓志铭文中的“故魏武帝”当然就是曹操，而不可能是冉闵。至于被谥日魏武王的姚襄和翟魏、拓跋魏，则时代较冉闵更晚，就毋须赘论了。

在上述八件圭形石牌和一件慰项石上铭刻着的“常所用”字样，其实是那个时代的一般习用之语。《三国志，吴书》卷55《周泰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载：孙权曾经“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周泰)”。在当时， “常所”加其他动词的语言格式并不少见，如“常所御”、“常所服”、“常所持”、“常所给”、“常所驻”、“常所执”、“常所亲信”、“常所攀援”、“常所为流涕”，等等，在《后汉书》与《三国志》中可谓常所见到。而且，慰项石的正面，尤其是接触后脑和脖颈的区域，与该石器的其他区域相比，色泽较为黑亮，表面较为光滑，显示出经常使用的迹象，这与其背面铭刻的“常所用”字样的意思吻合。反正，由“常所用”字样，肯定不能说明西高穴大墓中埋葬的是所谓“王常”或“常林”之类的其他人物。

要之，八件圭形石牌和一件慰项石上铭刻着的“魏武王常所用”字样，正是西高穴大墓为曹操高陵的有力主证。

作为旁证，其分量也是充足的。本次会议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表了《安阳曹操高陵考古发掘成果简介》，列述该墓的分布格局、形制特点、结构状态、出土遗物以及陵中骨骸，并附有20幅图片。在此基础上，考古学家们提出了确认曹操高陵的十项证据。在这十项证据中，除去上面已经谈到的主证即铭刻着“魏武王常所用”字样的圭形石牌和慰项石，其余都是有力的旁证。就具体而言，当前问世的遗物、遗迹与文献的记载均能够相印而不悖；就综合分析，这些证据都有一致的指向，引导我们去认定曹操的高陵。

我的明确表态是，对于曹操高陵的判断是正确的，定性是准确的。

为什么说应该明确地表态呢?因为作为历史学工作者，一方面，应该保持谨严的作风，按照科学的方法认真地考察；另一方面，也有责任将自己成熟的看法发表出来。所以，我们两家学会应该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作出明确的判断，并且将判断负责任地报告社会，争取社会的认可，否则便会被批评为“不作为”的学会。

对于曹操高陵作出明确的表态是十分有意义的。如今结论明确了，就有利于今后的深入研究。这里所说的研究，不仅仅限于对曹操个人史实的考证和历史评价的估量，还包括推动其他相关的研究工作。比如，最为明显的意义就在于，这次重大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古代墓葬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时空明确的实例。

篇8

1、是的，曹操墓即安阳高陵，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在曹操王都邺北城西12公里处。据《三国志》等史料记载，220年曹操卒于洛阳，灵柩葬在邺城的西门豹祠以西丘陵中。

2、2009年12月27日，经中国考古学界一致确认，国家文物局最终认定，经考古发掘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南的高陵墓主为曹操。2010年6月11日，安阳曹操高陵入选“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2013年5月，曹操高陵成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6月，曹操高陵及邺城遗址入围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批准的《大遗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

3、国家文物局表示，“曹操高陵的考古发掘、学术认定和研究成果公布等程序，符合考古工作规程”。个别学者例如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徐苹芳、魏晋南北朝文学专家袁济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博士张国安、中国盗墓史研究学者倪方六等，对曹操墓持有争议意见，不过因质疑者大多非考古业内人士，所以不具有权威性。2018年3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曹操高陵2016-2017年度考古发现，曹操遗骸基本被确认。

（来源：文章屋网 ）

篇9

100年前，马克思在预见科学发展的趋势时指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体化趋势将加强，它们将不断渗透和融合。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证明了这个预言。就拿历史科学来说，自然科学正大踏步地闯入，使历史学的面貌焕然一新。

例如，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母权制到父权制的“具有世界意义”的转变。父权制的建立即意味着对女子奴役的开始。那么，这种转变是怎么开始的？有哪些表现？过去的历史学多半以墓葬加以说明，显得不甚了了。近年来，生物化学家从骨骼化石上补写了这一页。他们发现，动物体内所含的化学元素锶要比植物体少得多，因此，肉食者的锶含量少，素食者的锶含量多，锶含量可以作为鉴定食物质量的重要依据。据此，美国一些生物化学家在研究古印第安人骨骼时发现，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800年“林地时期”的男人女人骨骼中锶含量是一样的，说明他们的食物是一样的，男女是平等的。到了公元800-1200年，印第安人进入农业社会，女性骨骼中锶的含量比男人要高一倍，它告诉我们，随着农业社会的产生，父权制也逐渐建立，女性地位日趋下降，成了二等公民，营养比男子要差得多了。

自然科学闯进历史学，还为历史的变迁提供了更全面的说明。考古学家们从古罗马墓葬中发现贵族的骨骼上有黑色沉斑，不知是何原因，于是请科学家们帮忙。生物化学家们发现，这是慢性铅中毒的结果。原来，古罗马贵族穷奢极欲，为了显示高贵，多用昂贵的铅制造饮具，铅在体内逐渐积累，就造成慢性中毒，使贵族阶层变得衰弱多病，智力减退，寿命缩短，这也是促使古罗马灭亡的一个因素。再如，中华民族的经济中心从黄土高原转移到江南，除了政治、社会等因素外，也有自然方面的原因，需要自然科学家帮助说明。生态学家告诉我们，黄土高原在周朝时森林覆盖率达53％，其余则是草原。那时的黄土高原土地肥美，植物繁茂，黄河、渭水清澈明净。但由于人口增长，滥伐森林，过度垦植，造成水土流失，生态恶化，致使黄河为患。地质学家甚至发现3，300年前，美丽富饶的殷都安阳，竟入土数丈，可见黄河流域灾害之深。这说明，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自然条件的演变不能不是一个应该考虑的重要因素。

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生活在一定自然环境中的人；人本身，又是自然发展的产物。自然环境的变迁必定会对人、对人类社会、对人类历史产生一定影响，这是很自然的事。如果我们不仅从社会政治方面，而且从自然方面研究历史，就能更清楚地了解历史的真实面目。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匈奴南侵，五胡乱华，辽兵南下，清兵入关，历史学家发现这些历史年代与中国5，000年气候变迁中的低温时期相吻合，认为低温期的来临亦是促使游牧民族南下的一个因素。历史是丰富的，影响历史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自然科学闯进历史学，使历史学家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思路。

既然自然科学已闯进历史学，那它也可能有朝一日闯进文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许多社会科学领域。未来的科学研究，一体化趋势将不断加强，既专又通的综合型人材可能会取得优势。因此，学习自然科学的要学一点社会科学；学习文科的要学一点自然科学，这对于适应科学发展的潮流，深入从事某个领域的研究，肯定会大有帮助。本文来自《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杂志

篇10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植根于考古学，是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手段得来的。它只是数量、品种众多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一小部分。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通过对已有定论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逐渐剥离出非艺术性的物质产品，较为合理地勾画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面貌。作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其首要条件必须是人类运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的产物，这样就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排除了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同样，从艺术品所具有的审美和情感性出发，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的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虽然都是人工创造物，但仅具实用功能，或服务于生产生活，或用于战争的防御，很难激起人的审美感受，因此，也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至于古代人类以艺术手法加工制作的陶瓷器、玉器、青铜器、漆器、金银器和各类装饰品等工艺美术品，以及岩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等艺术作品，无疑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日用器具，以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简牍、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都具有了作为艺术品的首要条件，即人工创造性的特征，但这些物品却决非都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一、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

由于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是一门在艺术学和考古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交叉科学，其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艺术学科研究古代艺术产生、发展、演变规律的重要资料，因此，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要以考古学的分类方法为主线，同时参照艺术分类法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一般分成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则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遗存，同样也可以分为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两大类。

艺术遗迹是指经过古代劳动人民艺术性创造的历史遗留，是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遗迹主要是古代的建筑遗存，在中国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两大类。中国古代的地上建筑大多利用各种木料，以斗拱、榫卯结构建造。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的毁坏，保存在地面上的早期（唐代以前）木结构建筑物几乎绝迹，仅存部分建筑物的残缺构件，唐代以后的古建筑遗迹也只有寺观、塔、石阙、石窟寺、桥梁等几类。中国古代的地下建筑是皇室贵族建造的坟墓，以砖、石为材料，大多模拟当时地上建筑的风貌，但趋于简率。相比较而言，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实物资料并不丰富，但作为建筑附属装饰的壁画和雕塑却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艺术遗迹的分类便以壁画和雕塑为主。

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工艺美术品无论在数量、种类，还是在艺术题材和艺术成就上都远远超过前者。艺术遗物中的绘画艺术品，主要有帛画与绢画、木版画与木简画、卷轴画等几类。艺术遗物中的雕塑艺术品，主要有墓葬和遗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几类。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从最初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到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的货币文字、印章文字、石刻文字、封泥文字、瓦当文字、铜镜文字、简帛文字等，都是成熟的书法艺术出现的基础和源泉。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品，按质地和装饰手法可以细分为陶器艺术品、玉器艺术品、铜器艺术品、漆器艺术品、瓷器艺术品、丝织艺术品、金银艺术品和骨雕、牙雕艺术品等。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种类纷繁复杂，除了上述绘画、雕塑、碑刻书法和工艺美术品之外，还包括音乐、舞蹈、乐舞百戏、瓦当、剪纸、面塑等其它艺术品。

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艺术考古学是一门建立在考古学和艺术学基础上的新兴的交叉或边缘学科，因此，凡是考古学和艺术学的研究方法都能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得到运用和借鉴。目前，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尚未衍生出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但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却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的日益增多而逐渐露出端倪。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

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是研究资料重要的分类排比方法。正像历史学家从一页页古代文献记录中寻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样，考古学家也正是从这一层层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层中，艰难地复原古代社会的面貌，使它们成为科学的研究资料。考古地层学给古代艺术品贴上了时代的标签，恢复了历史的真实。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中整理分析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考古类型学在艺术考古学上的应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对古代艺术品形态和装饰题材的分析研究解决年代学的问题，从而使考古资料有更严密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排比后，归纳出古代艺术品的内容题材和装饰手法的种类，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研究资料。

文化人类学是解决原始艺术问题的一把钥匙。如何尽可能准确地解释史前艺术品，就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前原始艺术、有史时期野蛮民族和现存少数民族艺术创造的研究成果，又有与古代艺术创造有密切关系的人类生活状况、伦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等物质文化和人类意识形态方面研究的成就。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