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探索发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考古探索发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20世纪；炎黄文化研究；回顾与思考

一、前言

早在先秦时期，即出现了“百家言黄帝”的局面，自汉代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择其言优雅者”作《史记·五帝本纪》以来，中国上古史研究经历了信古、疑古到考古这样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司马迁建立了“五帝”的上古史体系后，后世多认为信史，把黄帝时代看作中国上古史的开端，并把黄帝或炎黄二帝看作是华夏的人文始祖。一方面，这种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感形成了极强的凝聚力，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历代添加甚或虚构而“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也使治上古史的学者们产生了许多困惑和怀疑。于是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盛行，认为东周以前无信史，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然而正如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李济先生指出的，“这段思想十分混乱的时期也不是没有产生任何社会价值，至少它催生了中国的考古学”。正是考古学的出现开辟了认识上古史的新途径，才为解开中国史前史之谜找到了一把钥匙。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经历了信古、疑古，最后走向考古。

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起，经过几代考古学家们数十年的发掘和研究，获得了大量的前所未有的考古资料，中国的史前文化和三代文明，在考古学家的锄头下逐渐显现出来；人类的起源、农业的起源、文明的起源这些重大的学术问题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就炎黄文化研究而言，“考古发现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人们认识到，只有把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乃至其他学科的资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才是重建中国上古史、研究炎黄文化的正确道路。

然而，“对古史的怀疑与对古史的重建是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最主要的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不但贯穿于二十世纪的始终而且将波及下个世纪。”因此，对中国上古史和炎黄文化的研究历程的回顾与总结，是十分必要的，但实际上，笔者并没有能力对数十年来炎黄文化的研究做一个全面的总结，只能从考古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历程做简略的回顾与思考，企望能对今后的研究有所促进。

二、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

(一)20世纪50年代以前

20世纪前期，考古发现对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最大影响，是“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甲骨卜辞和敦煌汉简等的发现开始，学者们就开始尝试将地下材料与文献材料相结合研究古史。特别是王国维利用甲骨材料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实了《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商世系基本可靠，进而建立了“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由殷墟甲骨发现而引发的殷墟考古发掘和一系列新发现，则进一步把殷商史建立在无可置疑的实物证据基础之上。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前考古的一系列新发现，则把中国境内有人类的历史追溯得更为古远。1920年法国学者桑志华在甘肃庆阳首次发现了旧石器；1921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猿人牙齿化石，同年在河南渑池发掘了仰韶村遗址进而确立了仰韶文化；1922年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发现了“河套人”化石和石器；1928年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发现了龙山文化。这些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使学术界认识到，中国有^、类及其文化的历史已很古远了。

新的发现改变了上古史茫昧无稽的疑古观点，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利用考古资料并结合古代文献来探索中国古史。如徐中舒先生根据当时所发现的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域及其文化特征，结合文献记载的夏部族的活动地域，认为“从许多传说较可靠的方面推测，仰韶似为虞夏民族遗址”。而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东、西对立分布似乎为当时颇为流行的“夷夏东西说”提供了依据。特别是徐旭生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陕西渭水流域调查时，曾发现了西安米家崖、宝鸡姜城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将传说时代的部族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认为“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的北部”。

但新的考古发现对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而言，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及石器的发现，虽然证明中国在距今数十万年前的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生活、居住，但这些文化与传说时代或炎黄时期相距太远。新石器时代大约相当于传说时期，“尤其是仰韶、龙山两大系文化同传说时代的古氏族的关系一定很密切。但关系的详细情形如何及如何地变化，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几乎毫无所知。我们也不敢捕风捉影地去附会，所以暂时也还不能谈。”当时的考古学家们对炎黄文化的研究大都挣慎重的态度。

(二)20世纪50—80年代

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的考古发现不断拓展着人们的视野，学者们相信：“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素质，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一些考古学家们开始自觉地将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相结合来研究上古史。随着考古发现确立了夏、商文化，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成为上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文明起源的探索又必然涉及到夏以前的“五帝”时期。因此考古学界关于炎黄文化的研究多与文明起源的研究相关联。

20世纪50年代，石兴邦先生主持发掘了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使学术界对仰韶文化内涵有了更多的了解。安志敏先生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的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中间环节——庙底沟二期文化，初步建立了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时期的史前文化连续发展的体系。这些发现使学者们似乎看到了从仰韶文化经龙山文化到夏商周文化的一元发展轨迹，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发生地和演进的中心。这样，一个祖先——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个中心——中原地区就构成了“中原中心论”的主体认识，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而当时已知最早的仰韶文化自然被看成是中国文明的源头，并与“黄帝文化”相关联。如范文澜先生认为：“仰韶文化所在地，当是黄帝族的文化遗址。”

1959年，徐旭生先生依据文献“伊洛竭而夏亡”(《国语·周语上》)的记载，来到豫西寻找“夏墟”，并在偃师二里头遗址找到了一种晚于龙山时代而早于商代的考古学文化。以后的多次调查、发掘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由大

型宫殿式建筑和围墙、高等级的墓葬、青铜器和玉器构成的复杂社会的遗存，它广泛分布于文献记载的夏人活动范围——豫西和晋西南。大多数考古学家倾向于二里头文化属于文献记载中的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应是夏代的都城。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使得从仰韶时期，经龙山时代到夏商，形成了一个文化连续发展的链条，初步显现了由史前文化到夏文明出现的轨迹，从而揭开了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序幕。

20世纪60年代，随着考古资料、特别是史前考古资料的增多，考古学家们已不满足于证史或补史，而是寻求解决如何重建中国的上古史问题。李济先生指出：“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毋宁说是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样产生的问题属于两类，但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之后，如何重建中国的上古史问题，成为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

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了一座距今4 000年以前的龙山时期古城址，安金槐先生提出的王城岗城址即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和讨论。这一发现为探索夏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线索，客观上把夏文化与史前文化联系起来。不久，在山西襄汾陶寺找到了比“禹都阳城”更早的陶寺文化，先后发掘清理了上千座墓葬，其中大型墓随葬有石馨、鼍鼓、彩绘龙盘、玉钺、玉琮等分礼乐器，还出土了1件铃形铜器。晋西南向有“夏墟”之称，先秦文献有“封唐叔于夏墟”(《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因此，有学者认为活跃于“夏墟”，以龙为族徽、名号的陶寺类型文化，应是探索夏文化源头的重要线索之一。也有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当为陶唐氏尧部落中心的所在。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考古的新进展和新石器时代初期陶器的发现，使得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时间推进到距今10 000年前后；聚落考古在探索史前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及其演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环境考古则为探索文明起源的外部条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在这些发现与研究的基础上，文明起源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也不断发展，促使相关学术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考古学和文明起源理论有了较快的发展。1981年，苏秉琦先生提出“区系类型理论”，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6个区系。而这一文化时空分布格局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有着多个区域演化中心，于是传统的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化是多源的，它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线贯彻始终，而是多条线互有交错的网络系统，但又有主有次。各大文化区系既相对稳定，又不是封闭的。通过区内外诸考古学文化的交汇、撞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不断地组合、重组，得到不断更新，萌发出蓬勃生机，并最终殊途同归，趋于融合。”张光直先生也指出：“中原文化只是这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有它自己的历史，也有它作为大系统中一部分的历史，即影响其他文化与接受其他文化的历史。”当然，在强调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否认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严文明先生认为：“由于中原在地理位置上处在各文化中心区的中间，易于接受周围中文化区的先进成分，在相互作用和促进下最先进入文明社会，从而成为这种多元一体结构的核心。”这样，“多元一体”文明起源观点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

其次，文明与社会演进过程的研究受到普遍的重视，提出或借鉴了多种社会发展理论与模式。1983年，张光直先生首次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Elman Serrice)的人类社会演进由游团一部落一酋邦一国家的4个阶段构成的模式介绍到中国，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龙山时代属由平等社会向国家过渡的酋邦阶段。之后，所谓的“酋邦理论”受到国内一部分学者的重视，并开展了相关的研究。1986年，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古文化一古城一古国”的文明起源过程三阶段模式，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则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严文明先生认为：依据相关文献记述，“五帝时代是一个普遍筑城建国的时代，这恰恰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相合”。中国古代把城叫做国，城外的乡村叫野，包括城乡的政治实体有时也叫邦。如果套用酋邦的说法，龙山时代似乎相当于酋邦阶段，但“我主张先不要硬套，就用中国古代习用的名称叫国。因为这时期的国刚刚从部落社会中脱胎出来，还保留浓厚的部落社会印记。为了跟后来比较成熟形态的国家相区别，可以称为原始国家或古国，代表中国古代文明的黎明时期。”进而提出古国(龙山时代)一王国(夏商周三代)一帝国(秦至清)的文明起源与发展三阶段模式。

再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前考古的新发现、特别是龙山时代大量的城址、铜器和陶文等发现，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多元一体”的理论提供了许多新证据。就炎黄文化研究而言，“考古发现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在黄河上游齐家文化出土了许多铜器，有铜锥、铜刀、铜钻头、铜凿、铜环、空首斧、铜镜等，这些铜器有锻造，也有单范铸造的。有学者认为，中原地区铜器的出现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关系。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有许多城址，其中在陶寺遗址新发现了陶寺文化是、中期城址，中期的大城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特别是在一件陶扁壶残片上有朱书似“文”和“易”字的陶文。此外，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也发现—块刻有11个字Y的陶片。这些发现为探索文明和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在长江下游，发现有瑶山、反山等高规格的祭坛墓地和以莫角山巨型夯土台基为中心的城址，面积达290万平方米。在长江中游，发现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陶塑动物。严文明先生指出：“这个时代确实是处处闪耀着文明的火花，对于后世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样的时代自然会长期为人们所怀念，宜乎后人把黄帝推崇为人文始祖。”因此“把龙山时代同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相比照，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甚至有学者主张将这一时期称为“五帝时代”，认为“惟有称为五帝时代，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和这一阶段的时代本质”。

三、炎黄文化研究的思考

20世纪20年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进程，包括炎黄文化研究在内的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的探索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推动这一课题研究不断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但我们还应看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炎黄文化应属中国上古史(或史前史)和 文明起源研究的一部分内容。张岂之先生指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源头，研究先秦时期原创性文化，都需要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课题相联系。”依据“多元一体”的理论，炎黄文化仅是史前诸多文化中的一支，尽管这一支文化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炎黄文化本身的形成乃至文明的起源，应是多种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结果，故探索炎黄文化的同时，也要注意研究其他文化及与炎黄文化的关系研究。因此，研究炎黄文化应将其纳入中国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研究的体系之中，在“多元一体”的框架内，首先努力从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分析来探讨传说时代或“炎黄文化”的历史面貌，探索炎黄文化的形成及基本特征，炎黄文化的发展直至文明的出现等。但目前，史学界仍有部分学者忽视“五帝”时期文化多元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对古代传说和记载又不加检视地应用，热衷用文献附会考古发现或者用考古发现附会文献，甚至直接将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中某些人物或事件对号入座。这类研究显然是不可取的。

其次，包括炎黄文化在内的中国上古史(或史前史)重建，应建立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之上，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乃至现代科学技术的参与协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李济先生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中指出：“我们讲现代人类的上古史，固然大半属于人文科学的范围；同时也是很重要的自然科学研究的题目”，并提出了上古史重建的材料范围包括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历代传下来的秦朝以前的纪载。苏秉琦先生也指出：“一部史前史，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文化史，又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这种性质决定它必须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不仅需要吸收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还要借助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许多自然科学或新技术手段。”但目前，多学科协作仍不甚理想，各个学科各自为战的现象仍较普遍，特别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合作尚需进一步加强。

四、结语

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从20世纪考古学产生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史前考古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建立了较为清晰的史前文化时空分布框架。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或探索的问题，文明起源和炎黄文化研究仍任重而道远。

篇2

德国著名考古学家西拉姆曾说：“考古学家的使命是要让干涸的清泉再次汩汩流淌，让被遗忘的事情再次被记起，让已故去的人复生，让环绕着我们的历史之河再次流动……”那些神秘的历史踪迹，那些难以琢磨的过去，那些曾经真实的存在正吸引着一批批有志于考古的青年人走近过去，走向未知的已知。在他们当中，王佳静就是其中的一位。

中长发，健康的小麦肤色诉说着“考古人”的风吹日晒，笑起来眼睛弯弯的，T恤加牛仔，简单干练。这位1991年出生的杭州姑娘现在是斯坦福大学考古专业博士三年级在读学生。

她说，自己很享受一群考古人在荒郊野外一起研究、同甘共苦的感觉。而考古最吸引她的莫过于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当地的文化、触摸最真实的历史。

风口浪尖 “啤酒”揭秘

2016年5月下旬，关于王佳静的报道铺天盖地，在西安市米家崖遗址的最新发现，将她推到了风口浪尖。以王佳静为第一作者的学术论文――证明我国古人早在5000年前便享受到喝“啤酒”的乐趣――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刊发。同时，也证明了我国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发现的以“啤酒”作为饮品的时间相近。

王佳静解释道：“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发现的酒其实是谷芽酒，即以谷物发芽为原料酿造的酒，和现代中文意义上的‘啤酒’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论文中写的是“beer”（译：啤酒），但确实此beer非彼beer。

根据《牛津词典》，现代工业体系下西方的“酒”分为wine（译：葡萄酒，从发酵的葡萄汁制成的酒精饮料）和beer，这当中的beer是指“从酵母发酵麦芽并加入啤酒花调味而制成的酒精饮料”。而早期的beer并不加啤酒花，质地也很浑浊，不使用现代超细过滤技术。因此，王佳静等人发现的“beer”，严格来说，确实为谷芽酒。

此前，我国最早关于谷芽酒的文字记载源于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当时称之为“醴”。醴便是用谷芽酿造的，即所谓的“蘖法酿醴”。

王佳静等人的研究分析，证实了5000年前，我国古人已经会酿制谷芽酒，而且主要成份可以确定为黍和大麦。之前，考古界普遍认为大麦是由西亚新月地带大约10000年前驯化而成的品种传入东方。而当时的证据推测，大麦传入中国大约是在4000年前。但王佳静等人此次研究将大麦传入中国的时间又向前推进了1000年，并说明大麦从西亚传入中国可能与制酒有关。

提起这篇轰动世界的论文的“出身”，则要追溯到2012年一份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发掘报告。

当时王佳静的导师刘莉发现，米家崖的两个窖穴坑里面都有漏斗和灶。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存中，漏斗并不常见，而这种器物在民族学研究中有记载和酿酒有关。王佳静说：“当然之前也有专家（李仰松、包启安）提出过仰韶时期的陶漏斗是用于酿造谷芽酒的，但缺乏科学证据的支持。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建立了假设，认为这两个坑可能曾经用于酿酒，就带着这个假设去西安采样。”

米家崖遗址由陕西考古研究院在2004至2006年期间发掘。2015年的夏天，在考古院的支持下，王佳静团队顺利获得了两个窖穴坑中器物的残留物标本。“我们当时联系了副所长孙周勇，他很周到地为我们提供帮助。邢福来是米家崖遗址的发掘领队，他提供了发掘材料与信息，以及一些高质量的器物照片。”

从设立假设到获取一手资料再到用科学手段去验证，对王佳静来说，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寻求各方面专家合作。就在前期准备都非常顺利时，对残留物中植硅体的鉴定成为一大难题，出现在王佳静团队面前。

不过，似乎命运都在眷顾这位“90后”的中国姑娘。正当王佳静发愁时，她获悉杨百翰大学教授Terry Ball正好在建立关于鉴定麦类植硅体的模型，正在寻找适合的考古材料得以应用，而王佳静团队刚好有适合的植硅体。王佳静充满感激地说：“如果没有大麦植硅体方面的鉴定以及草酸的化学检验，这篇论文的论据就不足够充分。”

王佳静团队的研究为追溯古人酿酒饮酒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方法――之前关于史前酿酒的讨论颇多，但大多数假设都是建立在器物形制一类的间接证据上。然而，王佳静团队对陶器残留物的研究，综合了淀粉粒、植硅体和化学分析的手段，有效地呈现了古人确实是在史前酿酒的过程，成为我国酒历史长河中珍贵而必要的探索。

随心而至 寻踪掠影

早在王佳静出国读书前，便对历史深深着迷。随后，怀着“想到外面去看看”的念头，她开始有条不紊地规划出国求学。

2009年，凭借出色的英文能力和应试条件，王佳静收到了Smith College的录取通知书。随着内心的想法，她选择了人类学专业。

在国外教育环境中，她像一条自由欢快的鱼，畅游在自己感兴趣的课堂海洋。用她自己的话说，那便是“觉得什么课有意思，就上什么课”。就读本科期间，王佳静还修读了艺术史学位，她把学习艺术史作为一种兴趣和调剂，“这样我可以更有乐趣地去参观各地的博物馆！”

考古学是人类学系的分支，敢于尝试的王佳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门“考古学入门”的课程。“这门课非常有意思，因为考古是一个多学科结合的科目，既有人文社科也应用科学方法。我上了这门课后差不多就决定要做考古了！”

倘若一个地层、一个灰坑、一个墓葬等文字的流淌、老师的讲解点燃了王佳静对于考古的热情，那么当她亲自探寻一个地方的历史痕迹，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带着对考古的追求和向往，王佳静在大二的暑假报名成为以色列大卫城考古发掘的志愿者。

到了大卫城之后，王佳静被分配负责清洗陶片、挖土等工作。每天从早上6点一直干到下午3点，王佳静都要与泥土、灰尘“打交道”，但她兴致勃勃，干得有滋有味。也正是这次实际的考古发掘，更加坚定了她要成为考古学家的想法。“以考古的角度了解当地的文化历史，要比旅行者的感受更为深刻。”

篇3

考古遗址公园的提出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考古遗址与普通意义上的公园之间存在相互契合的可能。首先,考古遗址是全民共有的文化遗产资源,其保护与展示具有公益性特征;而公园是面向全社会开放的公共文化空间,服务对象是全体大众。其次,考古遗址是存在于一定区域内相互关联的地面和地下遗存,围绕考古遗址开展的各项工作必须系统而统一;而公园是通过规划设计而形成的特定区域,其管理和运营自成一体。再次,考古遗址保护与公园的管理同属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能,在管理体制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可以相互衔接。二是考古遗址保护与公园建设在特性和需求方面可能存在的矛盾,通过努力可以得到化解。这种冲突主要在于,考古遗址的珍稀性、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考古遗址保护对措施、技术以及环境的高标准要求,考古遗址通常要在隔离状态下付诸展示;而公园作为公共文化休闲场所,人流量大,游客行为随意,客观上会给考古遗址保护带来压力。但是,这种压力与其他各类自然的和人为的影响因素一样,同大型考古遗址公园的探索与实践考古遗址受损并无必然的联系。只要建立科学的理念和目标,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手段,借助先进的设施和设备,将强化保护与科学管理相结合,考古遗址保护与展示同公园完全可以实现良胜结合,相互促进。

考古遗址公园在国外早有先例。在美国,1916年由国会立法成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美国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址卡萨格兰德遗址,于1918年成为第一个被纳入美国国家公园管理体系中的考古遗址。

迄今为止,该体系已辖管70000处古迹遗址,其中,包含了3800处建于6世纪至12世纪的印第安人遗址的梅萨沃德国家公园,以及包括了大量的1020年至1110年间,印第安人查科文化达到鼎盛时期的遗址,所组成的查科文化国家历史公园,上述两处考古遗址群,分别于1978年和1987年被列人《世界遗产名录》。此外,列人世界文化遗产的考古遗址公园还包括哥伦比亚的圣奥古斯汀考古公园、印度的尚庞巴瓦加德考古公园、危地马拉的蒂卡尔国家公园、土耳其的戈雷梅国家公园等诸多文化遗产地。在日本,直到1965年以前,考古遗址保护方针还是以“现状保存”为主。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土地开发热潮席卷全国,考古遗址保护受到极大冲击,连着名的平城宫遗址也曾一度遭到建设计划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开始重视遗址的展示与利用,先后实施了大室公园、吉野里历史公园、飞鸟公园等大型考古遗址公园。一方面通过多种展示手段的综合运用,将考古遗址以更加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给普通参观者,另一方面通过对考古类文化景观的精心塑造,使考古遗址成为令人流连忘返的游览胜地。

在我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也已经有多年的实践。在北京,1983年由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就将圆明园遗址确立为遗址公园。

1985年,北京大兴开始建设团河行宫遗址公园,此后又相继建成了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皇城根遗址公园、明城墙遗址公园等,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名为遗址公园的考古遗址已达10个。在全国各地,也根据考古遗址的特点和保护的实际需要,陆续建成开放了一些各具特色的遗址公园。世纪之交,遗址公园这一概念正式进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2000年9大型考直遗址公园的探索与崖践月,国家文物局批复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此后,又相继批准了秦始皇陵遗址公园和大明宫遗址公园的建设。综合考察上述已经建设的遗址公园,可以发现它们各自之间的差异。就性质而言,有些是考古发掘现场或遗址保护与展示园区,为的是向公众展示考古发现或遗址保护成果;有的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以保留展示典型纪念遗迹为目的;有的是围绕某一历史题材创建的主题公园,甚至是新建的旅游项目。就规模而言,有的呈现出整座古代城市或宫殿、园林遗址,有的则仅展示出考古遗址的一个部分,甚至是局部建筑元素。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们当中只有一部分是符合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要求的真正的考古遗址公园。

篇4

[关键词]东夷文化；考古分析；社会发展

目前从考古界的研究来看，东夷文化在中国古代一直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往来，在先秦时期经过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发展，后来成为了山东的龙山文化。只是不管怎样的发展，东夷文化对于我国古代多元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后来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不断的融合最终形成了我们如今大一统的文化。对于东夷文化的考古研究有利于我们探索多元一体的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过程。

一、考古学分析东夷文化

1、东夷文化的发展历程

东夷文化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然后融入到华夏文明中，成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经过考古学的挖掘和研究我们知道，东夷文化经历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以及夏商西周时期的岳石文化、珍珠门文化、南黄庄文化等一脉相传的文化，则是我们定义的东夷文化的发展历程。[1]

2、后李文化

（1）概述

198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淄博临淄李官庄遗址发现了后李文化，后在由于多处发现后李文化，面对着遗存的后李文化的独特面貌，我们将这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现象称为后李文化。

后李文化的房屋的平面形状多为长方形，房子的面积比较大，室内存在组合灶等。墓葬多为竖穴，葬穴内几乎没有随葬品。后李文化的陶器，制作方式比较原始，并且陶器上的纹饰以素面为主等。后李文化的器具多以石器为主，其中有打磨过的也有没有打磨的，但是以打磨过的石器为主，并且后李文化中已经存在釜，不得不说是后李文化时代的一大进步。

（2）考古学分析

考古学分析后李文化是比北辛文化更为原始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并且其中有很多的方面表现出北辛文化的特点，因此，可以推断，后李文化是北辛文化的前身。可是我们通过历史学知道，一种文化的进步不可能平白无故的产生，毕竟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所促使的，因此我们只能断定后李文化是北辛文化的一种主要来源。

例如，我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不断地入侵中原大地，给中原文化带来了冲击，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进行融合，然后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发展。同理，对于北辛文化而言，后李文化就如魏晋时期的中原文化，融合了其他的文化之后，演变成北辛文化。[2]

3、大汶口文化

（1）概述

大汶口文化的命名是在80年代初，在经历了多处的考古研究我们知道在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系统之前有一种文化，它与大汶口文化有着相似之处，但是又比大汶口文化先进，比龙山文化落后，因其很多的遗址出土于大汶口北岸，因此，被命名为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以黑陶为主，并且陶器上出现了少量的纹饰，以划纹、弦纹等为主，并且那时已经出现了彩陶，这是大汶口文化的一大进步。墓葬中出现了多人二次合葬墓以及成人二人墓，但是秉承着后李文化的传统，随葬品并不是很多。

（2）考古学分析

通过对于大汶口文化的考古，我国考古界分析，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的生产水平得到了提高，社会的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应该出现了社会分化，部落应该已经产生了。社会的性质由于社会分化、社会生产水平的进步，因此大汶口时代的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

根据史料记载以及考古学界的推测，大汶口文化应该主要属于蚩尤部落的文化。根据史料记载蚩尤的部落在那个时代位于少皋地域，这个地域主要是指今天的豫东、鲁西南一带，也就是东夷文化的地域，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大汶口文化隶属于蚩尤部落。

当然东夷文化还包括山东龙山文化阶段、岳石文化、南黄庄文化阶段等等，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二、考古学分析东夷文化的整体特征

通过上述考古学分析我们知道东夷文化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正式这些特征让我们整理出东夷文化的整个发展脉络。

1、共同的活动地域

从上文的考古中我们不难发现，东夷文化的发展地域主要集中在山东及其附近。因为在这个地域，它的地理环境是比较稳定的，因此，对于文化发展的土壤，数千年来基本不变，这样就有利于东夷文化在这里一脉相承下来，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2、有着前后相继并且序列较为完整的考古学文化

从上文我们知道，自后李文化开始东夷文化就有着完整的文化演变历程，中间几乎没有隔断，这也就说明了先秦时代山东地域还是相对比较平静的，文化几乎没有中断，这对于后来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先秦时期的东夷文化前后相继也有利于文化的向前发展，相信，这是这种不间断的文化，使得当时的东夷文化一定是先进的，对于东夷这里的部落来说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后来的中原文化融合中，东夷文化才能够对中原文化的形成产生重大作用。

3、东夷文化各阶段有着共同的文化习俗

通过考古我们发现东夷文化的很多遗迹中，人们的风俗习惯有着相似之处。例如，不论是后李文化，还是大汶口文化中出土的墓穴中很少有随葬品，并且墓穴多为竖葬形式，并且器物组合的形式也比较相近。例如，陶器均以素面磨光为主，进行局部装饰，装饰的纹络多以简单为主等。

三、结束语

上文通过对东夷文化的发展历程以及东夷文化的特点进行了考古学方面的探析，我们可以知道，东夷文化这个中国先秦时期重要的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东夷文化在后来与中原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两个文化集团并不是非常和谐的，它们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在在相互磨合中交融，可想而知东夷文化在华夏文明的进程中扮演了怎样重要的角色。因此，对于东夷文化进行考古学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华夏文明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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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对考古学阐释的贡献

东灰山遗址炭化小麦再议

难忘在邹衡先生身边学习的日子

先生睿智之光指引我的学术路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聚落与社会

郧县人遗址石制品的拼合研究

百色手斧与手镐比较研究

中国手斧的区域特征及中西比较

匼河6054地点1963、1978年的发掘

江苏金坛和尚墩旧石器遗址研究

环日本海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东南亚古文化研究的几个课题

中国东南史前文化及其交流

试论关中仰韶文化早期的折腹罐

邹衡先生与“郑亳说”创建历程

邹衡先生先周文化研究的贡献与影响

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的区系研究

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新石器时代华北袋足器的演变及其背景

东北地区近几年旧石器考古的新发现与研究

柳湾各期墓葬的埋葬过程及相关问题

农民与采集者的相互关系:来自西亚的认识

中国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研究与展望

豫西晋西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研究

试论商洛东龙山遗址所发现的龙山时代遗存

重温邹衡先生《中国文明的诞生》之感

跟随邹衡先生在新疆考察的往事与回忆

岁月留痕——严文明先生学习、工作照片

粤东闽南地区先秦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谱系

河姆渡与中国东南史前的低水平食物生产经济

还是要向邹衡学习——纪念邹衡逝世五周年

凿空的智慧难忘的友谊——忆与邹衡先生往事七则

求实创新探索前进——学习邹衡先生的治学精神

点点滴滴润心田——纪念邹衡先生逝世五周年

嵩山东南麓MIS3阶段古人类的栖居形态及相关问题

华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论古代系绳石刀的功能——兼谈民族考古学方法

河南巩义市北侯村现存的陶器磨光工艺技术调查

试论史前中国母系制向父系制过渡的历史进程

李家沟、大岗与柿子滩9地点的地层及相关问题

试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区域特征与发展阶段

中国南方早期陶器的年代以及新石器时代标志的问题

粤西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编年及相关问题的考察

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格局

“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怀念邹衡先生

移民、贸易、仿制与创新——宗日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分析

孜孜矻矻是本色求真唯实夏商周——怀念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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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多浮躁而功利，枕边案头有本《考古人手册》这样清净的好书，也算是暂时摆脱淡薄人情、凡人琐事的一点点寄托了。可惜的是，这种书读多了让人有暮气。

说到考古，近来颇流行的一句话是“盛世收藏”。与“乱世黄金”比起来，收藏既文雅，又是赚钱的好营生，所以没有不盛的道理，考古也就沾了收藏的光，多有人问津，不然央视的“探索・发现”节目也不会这么火，就连我的老母亲也会躲在沙发上一个多小时不换频道。前一段浙江人民出版社出了一套《中国考古探秘》丛书，大概四本，分别介绍法门寺、定陵等考古发现。我只读了两本，但不难看出作者的功力。他们首先是作家，所以写起书来很有情绪，上下古今无所不涉，和《考古人手册》比起来，阐发多于实证，但还是值得好好翻阅的。我于今春在某书店买得这套书时，老板说他看了其中的《万世法门》后，只身到法门寺去了一趟。夜深人静读此书时，老觉得有种神圣感笼罩在四周，后背凉飕飕的，恐怕是受了佛法的恩泽吧。

去年是故宫建院80周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故宫尘梦录》是吴瀛先生半个多世纪前所写的旧作，介绍故宫往事，都是亲历，值得一读。吴家一门英杰，吴瀛是故宫博物院建院时的接收代表、常务委员，曾参与了故宫早期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古物审定、文物南迁等。书里收录了吴瀛不少画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用笔直率，可称逸品，让我吃惊不小。如果读者有兴趣了解吴家传奇的经历，可以读一读吴欢在书中所写的《后记》。今人读这本书，可能有些困难，一来是里面好多人的名字早已被历史蒙上了尘埃，感觉陌生，二来是关于故宫的往事，一般人的了解还只限于那部制作精良的纪录片。其实，历史比吴瀛所说的还要复杂，这就需要我们的判断了。读书有这个好处，读到会心处，你可以自己裁定历史，臧否人物。顺带提一句，书里收录了吴瀛儿媳新凤霞年轻时的一张照片，令人惊艳。吴祖光与新凤霞这段才子佳人的婚姻，为吴家的传奇增色不少。

篇7

从这近万张照片中，我们看到武纯展从青年到壮年再到老年，是怎样在遥远而封闭、无人问津的地方奔命如蚁、心血耗尽。

3年前，我曾和武纯展相对而坐—几十年来在边疆省份的默默跋涉中所受的苦和罪，从武纯展述说里几乎听不到……

踏遍沙漠古迹

由于武纯展拍摄的照片类型众多，本篇文章展示的只是他拍摄的文物图片。

2000多年来，塔克拉玛干的流沙埋葬了许多古代文明。至今，途经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依旧存有不少遗迹。1960年代，武纯展开始新疆地区的考古和文物古迹保护领域的摄影报道，为此他读了许多外国探险家20世纪初在塔里木盆地考察的著述，也留意收集种种关于丝绸之路的传说和神话。他多次随考古队、文化考察团进沙漠、访古城、登高原、走古道、观佛洞、看壁画，参与并见证一批批精美文物的出土过程和一次次重要的考古发现。

武纯展曾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端，寻找和田地区的买力克尕瓦提古城遗址和约特干遗址；也曾探寻策勒县的丹丹乌力克古城和民丰县的沙漠古城；武纯展还去过洛浦县的山普拉古墓群，于田县（旧称“于阗”，1959年改为“于田”）卡孜纳克地区的佛寺；他参与了清理安迪尔河下游的阿克斯皮尔古城；拍摄若羌县瓦石峡古城古尸、米兰古城佛寺遗址……武纯展说：“几十年，我骑着骆驼跟随多支考古队探索沙漠遗迹。茫茫沙漠中的古迹，就像地图一样印在我脑子里了。”

1983年，武纯展争取到机会，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下称新疆博物馆）的一个文化考古调查组赴巴楚县烽燧遗址考察。在那个夏日酷暑已经过去，沙漠风暴还未来临的初冬季节，他和考察队员一样，为每一个发现欣喜若狂，考古知识也日渐增长。

为了不失时机地发现、采集文物，考古专家们都有一个习惯，走路时总要望着脚下。武纯展走路也时时望着脚下—那些长满铜锈的古钱、五颜六色的饰珠就埋在沙子里，稍不留意就会从脚下滑过。他拣拾起那些阅历千年的小小物件，排列在一起，为它们照合影。沙漠中，那些小物件就像有了生命一样鲜活而动人。

往昔考古日记

武纯展现在还留着1983年的考古日记—

“11月26日，晴。测量工作刚结束，考古队员张铁男无意识地用脚翻弄着几块陶片，忽然发现一块红色陶片上，雕着非常精美的老人头像。虽然陶片残损了，但那丰盈的脸庞，突出的鼻翼，飘洒的胡须依旧清晰可见。而他站立的那个地方，我们不知走过多少遍。”

“11月27日，晴。今天，我自己在一处较大的滩地上发现一枚钱币，上面有汉文和其他文字。我拿给考古队员王博看，他一下看出了这枚铜钱的分量。他说，这是龟兹二体钱，起码是汉末唐初的（注：龟兹二体钱，又称汉龟二体钱，公元3～7世纪铸造流通于西域古龟兹国的一种货币）。当我翻过几道沙梁后，我的文物袋里已经采集到饰件、小五铢、唐开元通宝、纺轮和各色各样的陶片……我站在高高的金字塔式的沙山上，回望来路，烽火台遗址好似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沙山举得更高了。这时，我举起相机，怀着对古人的崇敬和怀念，拍下了这一壮观景象。”

“11月28日，晴，有微风。 向导买买提明主动要求去城堡北面查看还有什么遗址。不一会儿，他非常高兴又带着诡秘的神态回来了，从肥大的褡袢衣襟里掏出一个小小的三耳红色陶罐让我看。接着又向我出示了一件更为稀奇的东西—陶制男性生殖器。看到它，我几乎瞠目结舌！在这古老的区域，它说明了什么？”

“11月29日，晴。今天获得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我随提（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负责人）在对城堡周围进行最后检视时，发现一片殷红的地面，好似被燃烧过。提用手清掉浮沙，出现焦土；再往下挖，则是被烧焦的木雕梁柱；再深挖，一些彩色泥塑、佛身和缨络出土—这竟是一座佛寺遗址……在这茫茫沙海，烽燧驿站的近旁能有寺庙存在，足见当年这里佛事活动的兴盛……”

留下遗迹影像

自丝绸之路开通时起，新疆就成为东西方文化交相辉映的区域。这种融合出来的西域文化，灿烂绚丽。

但是踏上这片土地之后，武纯展也看到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很多遗址随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流动而被湮没，也有一些遗址遭受人为的破坏，他为之悲哀和惋惜。他能做的就是不停地按动快门，让那些即将消失的东西留在镜头里。

武纯展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常年在沙漠腹地挖掘民族文化瑰宝的学者：提、李遇春、柳晋文、阿合买提·热西提……漫漫沙海中，经年累月与考古学者寻旧访古，同住一个帐篷，同吃一锅饭，亲身体会学者的专业精神与奉献精神—武纯展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华彩乐段，三生有幸。

篇8

[关键词]甘肃;文物考古;文化遗址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4-0016-02

文物的来源基本都是科学考古发掘所得,各类文化遗址复原了历史的风貌,然而考古学是这一切的基础。前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关于古物、古代遗存的研究和记载,有人认为这些研究和记载其实也就是考古学的萌芽。这种看法在今天看来是不准确的,因为现代意义的考古学仍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一整套的学科体系。中国古代传统的对于古物的研究,今天称之为金石学,它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在欧洲也有一种类似的研究,称为古物学,古物学是现代考古学的前身,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考古学。

现代考古学自产生以来,至今尚不到200年。在考古学史上,一般认为在19世纪初期,北欧一些博物馆专家提出三时代法,即把历史分成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时代法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现代考古学的开始。考古学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建立的时间是1926年,中国人开始运用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文物和遗址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当时李济先生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进行考古发掘,这应当算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的正式标志。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确立不过80多年,在中国考古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这80多年的考古发现相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广阔的领土来说,只是冰山一角。我国的考古学起步晚,但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作为考古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现代考古学自建国以来,发展异常迅速。考古学是20世纪中国所有各种学科中发展最迅速,也是最能得到国际认可的学科之一。现代中国考古学从建立始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使中国考古学与其他国家的考古学存在差别,即始终和历史学密切结合。外国考古学,特别是欧美的考古学,经常是与美术史、人类学相结合。基于此,夏鼐先生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的考古学可以说是广义的历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考古学与历史学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清晰地阐明了中国考古学的特色――考古学与历史学相互配合。

甘肃有着悠久的历史,县的建制早于省的设置,从春秋时期开始萌芽算起,迄今已达2000余年。甘肃省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开发,特别是农业垦殖和古代文化的发展较早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远在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距今20万年的镇远县姜家湾和寺沟口的原始遗址以及距今3.8万年的武山人遗址的发现,表明陇右地区是远古文化的重要源头。这些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甘肃的考古事业奠定了基础。

甘肃是我国最早开展考古工作的省区之一,也是中西文化交流最早发生的地区,这里古文化遗址众多,类型多样。因此,国内外文博考古界始终极为关注甘肃的考古发现和成果。

以来,甘肃考古事业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大量珍贵文物进入了博物馆。大地湾遗址、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被评为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临潭陈旗磨沟齐家文化墓地的发掘先后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60年来,甘肃几代文博工作者的足迹遍布陇原大地,为全面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已经建立起比较清晰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诸多重大课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史前文化的发掘为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新鲜资料,秦文化起源的千古谜团逐渐被破解,各个历史时期考古成果则展示了甘肃独特的丝路文化风貌。

建国以来,甘肃省的文物考古发掘成果按文化遗址的时间序列共分为7个部分:

一、文明曙光,绚丽彩陶――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甘肃考古成果丰硕。建国以来,先后正式发掘了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兰州下石海鼎一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或墓地,不仅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玉器、骨角牙蚌器等各类珍贵文物和动物骨骼,还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青铜刀。基本理清了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脉络及早晚序列,揭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面貌和成就,表明甘肃是我国古代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二、边陲文明,文化交融――夏、商、周时期

甘肃是我国早期青铜器发现最多的地区。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发掘了广河齐家坪、灵台白草坡、玉门火烧沟、临潭磨沟等一批遗址或墓地。夏商时期的甘肃青铜文化,虽然不像中原那样跨入了国家的门槛,但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陇原大地也是周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三、嬴秦摇篮,西戎故土――春秋战国时期

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墓地是因20世纪90年代初在礼县发生了大规模古墓盗掘事件,而后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早期秦文化遗物。

张家川马家塬墓地也是因2006年发生盗墓事件而被发现的。该墓地出土了大量装饰精美的随葬车马器和金银饰品,对研究战国时期西戎文化的面貌、秦戎关系和当时陇东南地区与西方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秦文化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册页留香,木雕朴拙――秦、汉、魏晋十六国时期

秦至魏晋十六国时期的甘肃考古,有着引人注目的发现以及学术研究上的突破。天水放马滩、居延金关、敦煌悬泉等遗址出土了大批秦汉简帛文书,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保存状况之完好,均居全国之首。武威磨咀子出土的汉代木雕,雕刻技法朴拙,具有奔放粗犷、雄浑刚健的艺术感染力。高台地埂坡仿木构之墓葬形制则为甘肃地区首次发现,也是目前所见惟一的西晋时期的建筑材料。

五、盛世雄风,流光溢彩――隋、唐、五代时期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唐前期国力强盛、政治清明、赋役较轻,经济文化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相继出现了历史上称道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成为当时居世界前列的文明国家。甘肃在这一时期的考古主要有庆城穆泰墓和秦安叶家堡唐墓的发掘。葬于唐开元年间的庆城穆泰墓,虽经两次被盗,但出土随葬品异常丰富、精美。而1965年发掘的秦安县叶家堡唐代墓葬,出土的三彩天王佣、镇墓兽等,形体硕大,釉色艳丽,是国内出土唐三彩器物中的佼佼者。

六、交融荟萃,熠熠生辉――宋、西夏、金、元时期

元朝建立后,结束了从五代至南宋370余年政权并立的局面,统一了全中国。这一时期,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得到了空前发展,各项手工业规模扩大,尤其是制瓷业,无论质地、釉色、式样,还是生产规模及出口数量,都远胜前代。宋、西夏时期的甘肃考古主要有武威的塔儿湾西夏窑址和天水王家新窑宋墓等的发掘。

七、佛光佑护,众僧普渡――敦煌莫高窟北区考古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分为南、北二区,其中南区石窟最早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现存洞窟492个,窟内有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3000余身,是集石窟建筑、彩塑、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遗存。北区石窟群崖面长700余米,保存了历代洞窟243个及原编号第461～465窟。1988年起,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对北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基本弄清了北区洞窟的数量、形制及其性质。

篇9

关键词 考古学 学术规范 公众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一般认为，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北宋时出现的“金石学”，主要以古代的“吉金”（青铜礼器）和石刻为研究对象。中国考古学经过长足的发展，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且与多个学科融会贯通，采用了一些先进的技术和高科技，如C14测年、热释光、卫星遥感等，涉及到生物、化学、材料、计算机等方面的成果，充分应用到的考古研究中，形成了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水下考古等多个专门考古分类。在教育体系中，中国的考古学一直从属于历史学，属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2011年，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我国的学科体系进行调整，考古学正式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级学科。与此同时，随着媒体和网络的宣传，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电视栏目，其中也不乏一些重要遗址现场发掘的直播，都向公众普及了一些基本的考古知识，也掀起了文物考古的热潮。由此可见，中国考古学与当代社会有密切的联系，研究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规范尤为必要。本文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 正确处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考古学虽然与狭义的历史学都是为了研究古代人类历史，但两者的差别是很大的。

首先，两者研究的对象即处理的材料不同。历史学主要是处理来自过去的文献，而考古学主要处理过去的实物遗存。所谓“文献”和“实物遗存”，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有的场合，两者却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统一。这是因为所有的“文献”总有一定的载体，不管是金文、石刻还是简牍，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实物遗存，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

其次，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区别。历史学家往往寻求并研究特定的历史事件的记录，然后加以比较和辨伪。将它们置于年代序列中，按照前因后果对事件进行解释。考古学则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①通过发现的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代人类更广泛领域的生活方式，力求全方位揭示人类活动发展变化的轨迹。

科学的考古学的真正要义在于超脱文献而独立研究物质遗存。但是考古学现在的主要理论方法地层学和类型学，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方法，大量考古发掘报告的器物罗列和描述不能有效地反映历史信息。考古工作者在解读考古遗存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响了考古发掘报告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比如在描述某一个器物的特征时，常出现“弧腹”、“微弧腹”、“腹稍弧”等词语，除了报告的撰写人外，读者很难领悟到器物的具体形态特征。这也导致许多历史研究人员无法读懂考古报告，这种情况下文献和考古发现难以契合。②多数人对考古学的作用还局限于“正经补史”的阶段，还停留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认识上，从而忽视了考古学的本质就是超越历史文献，通过实物遗存反馈历史信息。

考古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历史时期的各种演变，从而探寻影响社会文化的各种因素。③在进行考古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参考文献材料，但是不能被其主导、引导，更要杜绝“先入为主”式的考古发掘，而是让材料牵着鼻子走，④通过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为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因此，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在谈论文献和考古的关系时，认为文献的甄别和与考古结合的工作不一定是考古学家一定要做的，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要把物质文化研究清楚，然后把结果报告成历史等学科的专家能够使用的方式，然后让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并立而存在，两者结合的地方不一定能够找到，当然两者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侧面。⑤这种观点也是西方考古学界所共有的，也对现阶段中国考古学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 考古热潮与田野发掘规范

在商品经济的“唯利是图”的大背景下，一些专门宣传考古与文物收藏的栏目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如《探索发现》、《鉴宝》、《寻宝》和《天下收藏》等，平面媒体的宣传作用不容小视。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的考古以及文物收藏热潮。中国传统考古学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快速的发展，从而带来许多的被动和质疑。但是，中国考古学应该在自身学术规范健全的基础上，去逐渐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公众的需求，并借机宣传自己，一举两得。而如何向大众展示规范的考古学，让他们能接受考古的新发现，减少质疑和批评的声音，这是我们下面讨论的重点。

首先，在田野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规范考古发掘的流程，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⑥进行，杜绝挖宝式的考古和唯经费至上的抢救性发掘。

其次，尽量避免破坏性的发掘，做好发掘后期的善后工作，给公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考古遗存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保护意识应贯穿着发掘工作的始终过程。发掘的遗迹是现场保护还是迁移保护，是现场展示还是就地掩埋，亦或就地回填等问题，需要妥善处理考古发掘与保护文物原状的关系，还涉及到可移动文物的现场提取和保护问题，也包括不可移动遗迹的长期保护相关问题。

为解决上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的过程中，邀请文物保护和科技相关人员参与到考古发掘中。《科技日报》提及的“文物保护航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它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的产物，由敦煌研究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研发的，是我国首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自2009年起，先后多次出现在山西、陕西、山东和湖北等地的考古发掘现场，为考古工作提供比较系统的技术，并且及时地处理和保护了出土文物。⑦这种模式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3 公众考古学与当代社会

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也称为“公共考古学”，主要研究考古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与沟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以及考古发现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及影响等诸多方面。

2009年末，河南省文物局等在北京召开新闻会，宣布在河南省安阳市西高穴村发掘的东汉大墓（即2号墓）是魏武王曹操的高陵。⑧消息一出，旋即引起学术界、媒体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论。一项考古发现能够引发社会各界如此广泛的关注，是十分罕见的。⑨这不仅是因为曹操是中国大众心目中比较著名的历史人物，而且和前述的考古热潮关系密切，还出现了很多“质疑”曹操墓造假的声音，迎合了民众的猎奇心理。

中国传统考古学一直缺少与外界的有效沟通，在曹操高陵的世纪辩论中，甚至有考古人员提出“非专业人士不能质疑”的说法，遭到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考古不仅是一个专业问题，还牵涉到共同的学术规范，而这些学术规范适用于任何一个学科领域。⑩这也就要求相关专家和部分在向公众公布信息时，一定要做到全面、严肃，尤其是考古的结论，应避免学术的浮躁，经多方面考证确认为定论后，才能公布于世。

英国考古学家特里格认为，如果把考古材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为政治和社会服务，其结果对我们是有害而无益的。尤其是曹操高陵的商业价值，有学者估算出每年能为当地带来至少4.2亿元的经济收入。Z这就不免产生地方政府之间争夺名人效应的现象。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规范性直接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对树立考古学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极为重要。每一名考古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都有义务维护其学术规范，从而促进中国考古学健康快速地发展。诚然，在进行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道德规范是考古研究人员的学术操守，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抄袭和学术不端行为，并同时尊重不同的学术思想，积极开展健康的学术争鸣，不为学术研究沾染任何功利性的色彩。在考古学文章成文的过程中，首先要忠于原始材料，引用第一手的材料，如考古报告和简报等，避免因转引造成不必要的错误和争端。

注释

① 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J].文物，1983（5）.

② 张京华.20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文化研究，1999（春之卷）.

③ 陈淳.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J].文史哲，2006（6）.

④ 田建文.让材料牵着鼻子走[J].北方文物，2010（2）.

⑤ 《考古与文物》编辑部.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访谈[J].考古与文物，2012（1）.

⑥ 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4.

⑦ 刘莉.“文物保护航母”开进考古现场[N].科技日报，2012-5-5（3）.

⑧ 李韵.西高穴大墓是曹操的陵墓[N].光明日报，2009-12-28（5）.

⑨ 白云翔.安阳西高穴大墓是否为曹操高陵之争的考古学思考[N].光明日报，2010-1-26（3）.

⑩ 柳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任何人都有质疑考古结论的权力[N].光明日报，2010-1-5（3）.

Z 杨雪梅.考古不再“纯学术”？[N].人民日报，2010-1-24（12）.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4.7.

[2]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6.

[3] 栾丰实等.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0.

[4] 科林・伦福儒.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0.

篇10

2015年，科学家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实现了若干突破。例如，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把灭绝已久的一种长毛猛犸象的基因插入了皮氏培养皿中的现代象活细胞中。

CRISPR技术还非常年轻，我们可能还需要好多年才能够真正认识该技术的潜力。这种技术正处在爆炸式增长的阶段，相关的一切还都在发酵、酝酿之中。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学遗传学家詹姆斯・威尔森

科学家近30年来首次发现一种新抗生素，可以杀死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等多种致命病原体。

尽管该抗生素能杀死MRSA和导致肺结核的结核分枝杆菌，但它目前只在几种实验室菌株上进行了测试，还需要在至少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最近从病人身上提取出来的菌株上进行测试后，才能得出比较确切的结论，更重要的是，还要在人体身上进行毒性实验。

――全球NDM-1超级耐药细菌发现者、英国卡迪夫大学医学院教授提摩太・沃尔什

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发现了迄今为止有关火星上存在水的最确凿证据：随季节变化的条纹状含盐流水痕迹。科学家还能够探测到浸满水的高氯酸盐分子的存在。

似乎我们研究火星越多，我们也越了解生命是如何出现的，也越明白未来还需要哪些资源来支持生命。

――美国航空航天局火星探索项目首席科学家迈克尔・梅尔

南非科学家正式公布了他们的最新重大考古发现――在“人类的摇篮”出土的古人类化石。这个化石的主人被命名为“霍默・纳莱迪”，被认为是人类的亲戚。

其身材大约1.45～1.5米高。肌腱有力，大脑有拳头大小。从外表看，他的长相介于灵长类动物与人类之间。

――主持此次考古发掘活动的南非金山大学教授李・博格

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或许能使恶性白血病细胞变成无害的免疫细胞（即巨噬细胞）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