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辩证法范文
时间：2023-10-20 17:31:0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然科学辩证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哲学；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理论
[作者简介]张媛媛，吉林大学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讲师，吉林长春130012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1-0001-04
自然辩证法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学科，是一项事业？还是一个学派，是一种理论？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这些争议一方面表明了自然辩证法本身的复杂性及人们对其理解上的差异性，同时也给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和研究的人提供了探索的必要和可能。但在笔者看来，这些争议只是表层问题，其深层问题是：如何理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这才是争议的关键之所在。若认为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那是近代哲学的观点；若认为哲学“从属于”科学之下，那是科学哲学的主张；而认为“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则是自然辩证法。本文拟对这一认识和理解，从自然辩证法的创立、自然辩证法与科学哲学的关系，以及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理论学科三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自然辩证法的产生
自然辩证法的产生，既是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更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古代，自然科学大都是以自然哲学的形态出现的，其特点是科学和哲学浑然一体，很难区分，习惯上我们将其称为自然哲学。到了近代，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以及近代城市化社会的兴起，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同时自然科学自身也在为争取自己的独立性而斗争。16世纪中叶，一场酝酿已久的科学革命开始了，近代科学就诞生于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其标志是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发表的《天体运行论》。而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则是这一时期自然科学领域中最辉煌的成就。虽然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如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基本上还是处于襁褓之中。当然，应该承认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经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生产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限制，当时科学研究方法（实验、解剖、分析、归纳等）养成的习惯，加上社会的、阶级的原因，使得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不能不打上机械论、形而上学和经验论的烙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宇宙不变”和“物种不变”，代表人物是牛顿和林耐。进入19世纪，自然科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以前主要是搜集经验事实转向对事实材料的综合整理，并将经验材料概括抽象为系统的理论。自然科学也相应地由搜集材料阶段过渡到整理材料阶段，由经验阶段发展到理论阶段，这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与此同时，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特别是天文学领域的康德一拉普拉斯星云假说，地质学领域赖尔的渐变论，物理学领域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电磁理论，化学领域的原子论和元素周期律，生物学领域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缺口，揭示出自然界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客观辩证法。这些都为自然辩证法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前提。恰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恩格斯则更明确地指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
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古代的哲学以“知识总汇”的形式而囊括了全部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呈现为一个简单而庞杂的混合体，哲学研究的重心是本体论问题。近代的哲学则发生了“认识论转向”，把认识论问题置于哲学的中心位置，把人们对于认识的理论考察推向了新的阶段。认识论本身的这些问题虽然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但却受本体论的制约并反过来影响本体论问题的解决。19世纪初，黑格尔批判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提出了系统的辩证法思想，他“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在《自然哲学》中，黑格尔又把自然界看作“是一种由各个阶段组成的体系，其中一个阶段是从另一个阶段必然产生的”，整个自然界的发展过程表现为：无机界向有机界的发展和转化，有机界向生命界的发展和转化。这表明了“自然界自在地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的人，他的著作是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但是，黑格尔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因为他认为“精神、思想、观念是本原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因而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仍然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所以，恩格斯一再强调：“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
从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科学和哲学是人类理论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它们是在超越神话和常识的过程中产生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科学以未分化的形态而蕴含在哲学母体之中，哲学则以“知识总汇”的形式而囊括着全部科学。人们常常在“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概念，也在“科学”的意义上使用“哲学”这个概念。然而近代以来科学的迅猛发展和日趋成熟，致使各门科学纷纷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不断地把哲学“驱逐”出其传统的“世袭领地”，自然、社会和思维都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而此时的哲学仍企图以“科学的科学”的姿态而高居于科学之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恩格斯指出：“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可见，恩格斯既反对用哲学代替具体科学的“科学之科学”，也反对把哲学“从属于”科学之下、妄图取消哲学的实证主义。
正是19世纪自然科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方面出现的重大进展，为创始人研究和阐述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提供了重要基础，推动了自然辩证法的产生。
二、自然辩证法不同于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哲学学科，它主要研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哲学的产生是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获得迅速发展，科学理论层出不穷，尤其是经典物理学的衰落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创立，非欧几何学的发展，代数、算数的公理化以及命题逻辑的符号化等。这些科学上的重大而根本性的变革自然地唤起人们对科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些哲学家主张要用科学来改造传统哲学。例如，德国著名学者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本书认为，哲学思辨是一种过渡阶段的产物，发生在哲学问题被提出，但还不具备逻辑手段来解答它们的时候。它认为，一种对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不仅现在有，而且一直就有。本书想指出，从这个基础上已经出现了一种科学哲学，这种哲学在我们的时代的科学里已经找到了工具去解决那些在早先只是猜测对象的问题。简言之，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指出，哲学已从思辨进展而为科学了。”一般认为，科学哲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形成后，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
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概念框架的研究，即是对科学的概念框架的批判与反思。科学概念框架是科学理解的工具，是科学家理解他所探索的世界的基本方式，所以科学哲学是一种理解科学的东西。维也纳学派创始人之一、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菲利普·弗兰克指出：“为了不仅了解科学本身，而且也了解科学在我们文明中的地位，以及它同伦理、政治和宗教的关系，我们就需要一个关于概念和定律的统一体，在这体系中，自然科学以及哲学和人文学科都有它们的地位。这样一种体系可以叫做科学的哲学，也就该是科学和人文之间的‘缺少的环节’。”从这种意义上讲，对科学的人文理解，也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具体而言，科学哲学就是要探讨科学的性质，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的逻辑，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的提出、论证、检验和评价，科学理论的结构、解释和更替，科学发现的模式，科学思维的形式、要素、特点和作用。同时，在进行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过程中，科学哲学也不绝对排斥考察科学的社会本质，不绝对排斥对科学的本体论研究。进而，科学哲学强调，新哲学的出路只能是使其变为像科学那样实证，或以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变成从属于科学之下的“关于科学的哲学”或“科学性的哲学”。
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我国最早是从1956年开始的。这一年，国务院组织制定了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十二年规划”（1956—1967）。在这个既严肃又严谨的规划中，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规划草案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在二者之间存在的一门科学。草案说：“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学科，我们暂定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进行过的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规划草案既没有简单地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哲学，也没有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定位在两者之间。
从这个规划草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开展科学技术研究是比较早的。但与西方科学哲学学者不同，我们一直是在“自然辩证法”的名义下从事这项工作的，而且始终强调要以为指导，因为“自然辩证法同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正是基于此，龚育之在1996年就已经把“自然辩证法”描述成了“的科学技术论”。
综上，无论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的产生、发展，还是从理论框架、学科定位来看，二者都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它们的研究对象有交叉或重叠之处，即都要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因此，不能把自然辩证法等同于科学哲学。
三、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理论学科
自然辩证法既然位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因而使其具有二重性：哲学性与非哲学性（如科学性）。向哲学靠近，它具有哲学性；向科学靠近，它具有科学性。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自然辩证法这个“大口袋”里只有大约“不到四分之一”偏重于哲学，偏重于对科学的哲学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自然辩证法理应归属于哲学学科。但是，自然辩证法还确实具有科学性，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逻辑与理性特征在自然辩证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那么，自然辩证法与哲学（尤其是哲学）和科学技术之间是何关系呢？我们认为自然辩证法属于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的中间层次，是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联系的桥梁与纽带。哲学、自然辩证法和各门科学技术学科之间是普遍、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因此，一方面，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为我们认识自然界和进行科研活动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和科学技术方法的革新也通过自然辩证法充实和丰富到哲学理论体系中，使之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此，自然辩证法具有交叉学科性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辩证法是以为指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与相互融合的、广阔的研究领域。”自然辩证法的深入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汇流，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深入、更系统地研究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探索科技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实现人与科技、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存、共荣。我们应该正视并承认“自然辩证法”作为交叉学科的特征，发挥其交叉学科的优势。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正像于光远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科是“具有的特色或色彩的诸科学部门的总称”，带有哲理性质，但“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创立自然辩证法时，即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自然科学，分析自然科学的各种哲学问题，而且还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自然科学的性质、作用及其发展规律，并写下了许多札记、论文和著作；同时也表现在，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也在纵横两个维度上不断深化和扩展，以至其中的许多内容如科学方法论、技术创新论、工程哲学以及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等都是哲学学科涵盖不了的。譬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有人强调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哲学命题，也有人认为它是一个经济学的命题。”将“自然辩证法”看作哲学的二级学科，势必要用哲学的学科范式规范“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研究那些不属于哲学的内容，就会被认为“失职”、“不务正业”。哲学学者时常批评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和教学的人“搞得太杂”，“专业性不强”，“研究的很多东西不是哲学”，这种批评意见可以理解，但不完全正确，因为“自然辩证法”中的许多内容确实不属于哲学。勉强地将“自然辩证法”的所有内容都说成是哲学，不仅在学术上不严格，学生也很难认可，同时对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者来说也不是很公平。
而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理论学科，就可以把那些不属于哲学的内容也包括其中。这不仅尊重了我们的学术传统，也符合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和学术发展的实际；既凸显了本学科的特色，又体现了本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正因为如此，在2004年由黄顺基担任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统编教材中对自然辩证法作了如下的表述：“自然辩证法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
总之，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理论学科。同时由于自然辩证法目前还是我国高校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必修的一门公共理论课。因此，我们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将自然辩证法纳入到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进而使自然辩证法能够在新世纪、在当代中国以至当代世界重振雄风（于光远语）。
[参考文献]
[1]龚育之.自然辩证法在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全国工程硕士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组.自然辩证法——在工程中的理论与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7]黑格尔.自然哲学[M].梁志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H·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M].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9]F·弗兰克.科学的哲学——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纽带[M].许良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0]朱凤青.科学哲学：对科学的人文理解[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6）.
[11]自龚育之.科学·哲学·社会[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12]张纯成.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与发展方向[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13]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4]李桂花，肖爱民.“自然辩证法概论”在“理论课”教学中的定位——兼论它与“基本原理概论”、“现代科技革命与”的关系[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
篇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自然辩证法；案例教学；案例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4）07-PPPP-CC[基金项目]本文系电子科技大学2012年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研教改基金资助项目“结合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特点探索‘自然辩证法概论’案例教学法”。
[作者简介]吴晓云（1974―），女，江西鄱阳人，博士，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西方哲学，西方理论。
“自然辩证法”课程是工程硕士需要学习的一门政治公共基础课，主要讲授自然界及科技、工程的一般规律和一般方法。自然辩证法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对科学技术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等新兴学科的不断借鉴和吸收，自然辩证法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有了巨大突破，日渐发展为一门“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科学技术（工程）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目的的具有交叉、综合性质的学科”[1]。与其他政治公共课相比，“自然辩证法”课程不仅承担着培养工程硕士研究生理论修养的基本任务，而且承担着培养他们哲学素质和科学思维，切实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运用能力等重要职责。为了更好地实现“自然辩证法”课程的教学目标，广大一线教师积极地探索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案例教学法。
一、案例教学的必要性
案例教学是一种开放式、互动式的新型教学方式。“自然辩证法”课程案例教学通常由教师事先选择一些科学、技术、工程发展史中具有典型性案例，让学生自行组织研讨，使他们通过主动查阅教材和教参，拓宽理论视野，实现对新知识、新理论的学习和掌握，并应用所学的新内容有针对性地分析和解答案例问题。
案例教学方法的运用符合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传统教学以单向信息传递为主。虽然在教学过程中，为了证明某个自然辩证法基本原理的正确性，教师也会采取列举事例的方式来加深学生对该原理的理解；但是这种举例子的方式仍旧是以教师为主的观点论证，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教材的知识和教师的讲授，缺乏独立思考过程和综合判断能力的运用。案例教学则不同，它是利用案例作为教学媒介，让学生自主分析、论证和表达，以达到高层次认知学习目标的一种新型教学方法。它的最大优点在于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辅助，由学生自主学习和掌握所学课程的核心内容，并运用所学知识处理实际问题，从而实现学以致用、素质培养的教学目的。
案例教学方法的运用符合自然辩证法学科的本质要求。采用案例教学方法，通过介绍科学技术工程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阐明自然辩证法基本原理，有利于研究生们理论联系实际，在具体的案例分析中活学活用基本立场、观点和辩证法。
案例教学方法的运用符合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实际情况。工程硕士研究生大多是工矿企业、工程建设部门的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员，与一般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相比，他们不仅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特长，而且拥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实践工作经验。如果针对工程硕士生的“自然辩证法”教学，仍然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很难调动他们学习政治理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室在教学中应该有意识地结合工程硕士生的专业特点，多讨论科学技术工程的具体案例，使他们在实际案例中自觉授受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科技观、工程观和方法论。这既符合国家对于硕士生政治理论教育方面的一般要求，又与工程硕士生成长和发展的实际需要相一致。
二、案例教学的实施
案例教学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的，教学过程中既发挥了教师的理论指导作用，又充分调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学生积极思考的成果进一步引发了教师新的理论思考，从而实现了教与学的双向交流。实施案例教学应该通过以下三个步骤：
（一）教师精选案例
这是有效实现案例教学活动的首要前提。对于教学案例的选择，教师首先要在熟悉课程内容、明确教学目的的基础上，尽量选择在科技工程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物或事件作为案例。其次是充分考虑工程硕士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和工作背景，“在讨论一般科学技术问题基础上，突出关于工程问题的讨论”[2]。最后，选择的案例专业性不能太强，应该注重科学技术的普及性和自然辩证法基本原理的普及性。譬如，针对“辩证的自然观”这一教学主题，可以选择三峡工程作为案例，讨论人对自然的超越性和依赖性，同时讨论选择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性。
（二）学生自主讨论
学生自主讨论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关键所在。为了提高案例教学的质量，教师应当引导同学们结合自身的专业背景和工作经验，通过自己动手查阅教材、教参及其他相关资料，找出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来分析案例、得出结论。譬如，可以在课堂教学中专门安排时间，让学生就某一主题案例分组讨论。在组内讨论充分、基本形成共识的基础上，由各组成员自行推选代表发言阐述本组讨论的结果，并积极应答其他各组同学的提问和不同意见，最后由教师作总结点评。教师还可以提供建设性思路鼓励学生课后继续讨论。
（三）学生撰写分析报告
撰写报告对案例教学成果的巩固和提升。案例分析报告是学生案例分析过程的书面呈现，它以文字的形式说明和再现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论文写作的基本哲学素质。因此，教师必须十分重视对案例分析报告写作的指导，鼓励学生采用规范的格式、创新的思维完整地书写案例分析的目的、相关知识点、案例简介、分析论证各大要点及最后的结论。为了有效提高学生案例分析报告撰写的质量，教师还应当依据学生撰文水平的不同分等级打分，分数以一定比例计入学生的课程总成绩。
三、案例教学面临的困难
近年来，案例教学已经在“自然辩证法”课堂教学中得到较多的应用，并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但是目前这一教学方法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校方对案例教学方法的探索缺乏重视。尽管案例教学已经被论证是实现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在学实践中还没有得到普遍应用，部分原因在于学校对这一教学方法的认识不足、支持不够。一些学校认为，在案例教学的课堂设置上，以学生讨论为主、教师指导为辅的模式不符合常规的教学秩序，有违一般的教学考核制度。因此，他们并不十分支持这一教学方法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然辩证法教师对案例教学方法的推广和应用。
其次，任课教师对案例教学的不适应。第一，案例教学的课堂要求教师的角色变主讲为听者，这极大地挑战了教师的传统教学权威，尤其是对于那些资深的老教师来说，课堂主讲角色的让渡是难以接受的。第二，案例教学在案例的选择上，要求教师有较高的理论素质和较强的实际问题的敏感性，这一点也让部分教师难以适从。第三，案例教学要求教师课前精选案例、课中组织和管理学生讨论、课后批改案例分析报告，这无形中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也让他们很难适应。
最后，教学条件对案例教学的客观限制。我国高校在“自然辩证法”课程的教学课堂上，“师生比例悬殊，教师少、学生多，合班上课居多”[3]。一般一个教学班有120人左右，这给案例讨论带来很大困难。许多学生在课堂上不能充分地表达自己对案例的见解，而课下与教师交流学习体会的渠道又十分有限。因此使用案例教学方法可能导致有些学生所学习到的知识面和所掌握的理论深度还不如传统的教学方法，因此，一些学生对案例教学法的探索不太配合，这极大地影响了案例教学的效果。
总之，在“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中运用案例教学法，在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上都实现了的突破和创新，但是这一方法的实施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有待于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寻找对策来提高案例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张明国.从“科学技术哲学”到“科学技术学”――实现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的第二次调整[J].技术与辩证法，2003（1）：11.
[2]徐治立.自然辩证法教学与研究的新思路[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1）：107.
篇3
[关键词]：系统辩证论/发展/唯物辩证法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系统科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现代系统科学是有跨学科性质的横向学科。系统科学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世界的科学图景和当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1]。 积极开展对系统辩证规律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
1 系统是物质世界存在的方式
系统是物质世界的存在方式，决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辨的结果，而是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最高概括。19世纪以前的近代自然科学主要研究既成的客观事物，19世纪的近代自然科学进入到对事物过程以及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研究。19世纪中期的三大发现分别揭示了细胞向生物体的转化、不同形式的能量转化和新旧物种的转化的科学事实，使人们认识到自然界各种不同事物及其过程通过相互转化而普遍联系起来，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转化联系的宇宙图景。
20世纪的现代自然科学已从研究自然界的既成客观事物、过程及其相互转化进步到研究自然界事物的内部结构、层次和信息，把自然界的事物当作系统加以考察。由于现代科学与技术的紧密结合，使现代科学整体化的趋势加强。宏观、微观和宇观相互交叉、渗透，科学和技术相互交叉、渗透，各门自然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等，正改变着人们关于物质世界的图景。现代科学认识正向着微观的各层次和宏观的各层次两个方面延伸，从信息、层次、结构和功能的诸多方面揭示自然界的规律，人类获得了对物质世界越来越完整的认识。而任何成熟的科学理论知识本身就转化为进一步科学研究的方法论。20世纪，随着相对论、量子力学的产生，大大开拓了人类的视野，开始了科学研究模式的变革。人类开始了对科学认识论的发展，推动了生物工程、微电子技术和新材料工艺等工程技术科学的兴起。各门学科正由分化走向新的综合，为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等方法论学科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普利高津研究热力学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在光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协同论，进一步向传统的科学思维模式挑战。这不仅影响了整个人类生活的方式，也改变了人类的整个思维方式、整个观念体系。结构功能论、层次论、信息论等正在转化为当代的普遍的科学认识方法。这些科学方法在现代系统论中得到了综合，这一切使科学思维方式逐步走上了恩格斯在百年前就预见到的“辩证的综合”[2] 道路。现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已不仅仅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事物作为系统而存在，而是整个物质世界作为系统而存在的科学图景。总而言之，在现代科学所揭示的范围和层次上，都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展示了从无机界、有机界、人类社会到人们的精神领域，从宇观、宏观到微观客体，系统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系统是物质世界存在的方式，系统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
同样，系统是物质世界的存在方式，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人类认识史的高度概括。从系统观的发展史可以看出，系统是物质世界的存在方式，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系统是物质世界固有的根本属性。不论自觉程度高低，人类总要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或深或浅地在自己的头脑中反映它、认识它。
总之，系统是物质世界的存在方式有其深刻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哲学理论根据，这已被现代科学技术、人类社会实践及其认识史的发展所证实。
2 系统的实质是多元的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系统是物质世界的存在方式，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不论是物质对象，还是知识对象和思维对象，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系统。一切物质都构成系统，一切观念也能构成系统。客观世界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系统，而且它们往往是综合性很强的复杂系统。
系统作为一个标志事物整体的哲学范畴，它揭示任何事物都是由其内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按一定的方式所组成，并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整体。尽管由于观察的角度、研究的方法等存在差异，关于系统的定义也有各种不同的表述，但总起来看，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这是对系统的基本共识。
从更深的层次看，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联系和关系，实质上就是种种矛盾、种种辩证的统一关系。因此，可以说系统实质上就是矛盾的集合体、多元辩证的统一体。恩格斯把系统看作一种客观世界的“辩证的综合”[2]。他在概括19 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时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联系的清晰图画”[3]。
从宇宙观的角度说，系统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构成的。有人把它们称为系统的三大基元[1]。 正是这三者的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才构成了系统整体。从系统自身的角度看，系统包含有要素、层次、结构、功能等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要素、结构、功能三大因素[1]，同样，是由于这些因素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才构成系统整体。
从系统的基本特征看，可以把系统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和开放性。系统的首要的基本特征是整体性，整体性的关键是整体与部分的辩证统一关系。系统的性质由结构决定，系统的结构性同样存在要素与结构、结构质与量、结构与功能等各种辩证统一的关系。系统的层次性深化了我们对事物矛盾关系的认识，层次性告诉我们既有高层次与低层次间的辩证统一，又有同层次中要素间的辩证统一，更有层次与整体的辩证统一关系。系统的开放性告诉我们，任何系统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进行着物质、能量或信息的交换和转换，任何系统都是开放的系统，这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系统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
从系统的发生和发展来看，系统的发展都是遵循辩证统一规律的，量变和质变的转换形式，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形式，都会在系统的整体发展中表现出来。
3 系统辩证论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 是唯物辩证法发展的新阶段
19世纪中期的三大发现使我们认识到自然界各种不同事物及其过程通过相互转化而普遍联系起来，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转化联系的宇宙图景。“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对自然的全部认识都综合于对这个过程的认识中。”[4]三大发现是马克思、 恩格斯创立唯物辩证法的自然科学基础。其中起核心作用的对立统一规律主要讲的是对立面的转化，它集中体现和反映了三大发现的哲学成果，是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
20世纪自然科学把自然界的事物作为系统加以考察，深入研究自然界事物的内部结构、层次和信息，揭示了结构观、层次观和信息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系统观。系统的结构关系和层次关系原理告诉我们，自然界按物质结构的不同分成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无限发展的物质层次。今天的自然界是宇宙物质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长期进化和发展的产物。因此，无限多样的物质层次之间一定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转化联系；高级层次一定包含低级层次，复杂层次一定包含简单层次，因而转化联系必然导致包含联系；又由于物质层次具有质的相对稳定性，它们一旦通过转化形成之后，就同时并存于自然界之中，所以它们之间必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彼此发生着交叉联系。也就是说，自然界物质层次的普遍联系，包括不同层次之间的转化联系、包含联系和交叉联系，而不仅仅只有转化联系。
信息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客观世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三要素所组成，信息就是物质和能量在时空中分布不均匀的程序，是对物质和能量的组织和控制，它提示了物质结构的实质及其变化的根源。现代系统观是现代自然科学高度综合发展的产物，它把结构观、层次观和信息观集中于自身之中。“在现代科学和生活的整个领域里都需要新的概念思考方式、新的观念和范畴，而从某方面说它们都是以‘系统’概念为中心的。”[5]系统观展现了宇宙的系统联系的图景， 它比转化联系的图景在细节上更精细，在总画面上更全面具体。
系统科学揭示了系统、结构、层次等新的物质基本属性，以及这些基本属性同物质、时间、空间、运动等物质基本属性之间普遍存在的内在联系和统一性。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实，物质运动、时空、结构、层次、系统等物质诸基本属性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具有内在联系和统一性，形成物质世界各种基本属性的辩证体系，它为建立以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为逻辑起点，以物质的变动性、广延性、持续性、结构性、层次性和系统性为基本内容的系统物质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系统本身就是物质性与辩证性的有机统一，是物质世界的表现形式，是物质世界的本质属性，这是对唯物辩证法宇宙观的新发展。
系统辩证方法是在整体综合基础上的分析，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综合是分析的前提、指导和归宿，分析始终不能脱离综合，在系统的整体联系中认识它的各个部分以及它的各个部分在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然后再把系统中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系统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综合为一个整体，正确地揭示系统的整体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和综合真正实现了辩证的统一。这不象传统方法那样，先把整体分割为孤立的部分，然后用孤立部分去说明整体，最后在分析孤立的部分的基础上再把它们还原为整体，但是，这个整体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整体了。整体——分析——系统整体的系统方法原则是对唯物辩证法方法原则的重大发展。
现代系统科学的哲学成果集中体现和反映在系统辩证论当中。系统辩证论所揭示的系统辩证规律主要在系统、结构、层次和信息诸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规律，特别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发展，克服了对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片面理解，在唯物辩证法原有范畴和规律的基础上，使辩证法对事物的复杂性认识更精确、更全面、更彻底，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弥补了唯物辩证法原有规律和范畴的不足，是唯物辩证法的新阶段，是反映现代科学和人类实践的哲学新成果。
4 系统辩证规律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
系统辩证论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的新成果，进一步探究了物质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普遍本质，揭示了物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系统辩证规律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4.1 系统辩证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
哲学是对客观世界及其具体事物的最一般最普遍的本质的抽象和反映，高度的抽象化是哲学的重要特点。但这一特点并不妨碍哲学对客观世界及其具体事物的认识从抽象再上升到具体。哲学的发生发展呈现着两种趋势：一方面它在不停地分化，从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具体性。另一方面它又不断整合，从而显现出丰富性和系统性。唯物辩证法原有的范畴和规律并没有穷尽对客观世界及其具体事物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规律性认识。随着哲学体系的不断完善，各种新范畴、新规律的发现，唯物辩证法会不断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系统辩证规律不仅从这个意义上使唯物辩证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更重要的是系统辩证规律所反映的是物质世界及其具体事物的整体的、系统的本质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物质世界及其具体事物的总关系本身，反映了客观世界及其具体事物普遍本质的全面具体性和完整系统性，即从事物的内部有机联系、从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来辩证地系统地看待客观世界。这就进入了整体——分析——系统整体的系统辩证思维阶段。因此，系统辩证规律本身是抽象和具体的直接同一，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
4.2 系统辩证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精确化
唯物辩证法指出了事物不但有质的规定性，而且还有量的规定性。但它本身却未对事物量的规定性作出具体精确的哲学概括。系统辩证规律认为系统的结构决定事物的性质，它给出了系统结构具体的量的规定性，如物质量、运动量、几何量、信息量等。在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上作出了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的概括，等等。使数学成为“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形式”。[6] 系统辩证规律是对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实践成果的直接概括，它所作出的量的规定性是与客观事物相吻合的，可以被证实的，它有助于我们对客观事物展开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系统辩证规律的某些内容借助数学工具，用数学的形式加以表述，这就使唯物辩证法更加精确化，使我们能对复杂事物系统的整体及其发展规律进行定量分析，从而达到全面而具体的精确认识。
4.3 系统辩证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深刻化
系统辩证规律揭示了客观事物的整体本质关系，在一定水平和程度上反映了客观事物内在的总关系本身；而唯物辩证法的原有范畴和规律所反映的只是客观事物总关系中某种最一般的关系，而不是总关系本身。事物的整体本质关系必然内在地包含事物的各个不同方面的本质关系，因此，系统辩证规律必然内在地包含唯物辩证法的原有范畴和规律。这种内在的包含、发展并深化了唯物辩证法。发展和深化绝不是替代，因为系统辩证规律和唯物辩证法的原有规律以及范畴都各有其具体内容、使用范围和作用。整体优化律深化发展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结构质变律与层次转化律发展深化了质量互变规律，差异协同律发展深化了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唯物辩证法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把矛盾看成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根源，而差异协同律进一步把事物的差异和协同作用看作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根源。事物的差异和协同作用既是矛盾斗争的积极成果，又是对矛盾同一的发展和丰富，因为矛盾的同一仅指对立两极的同一，而系统的差异协同作用是指在对立两极同一的基础上实现所有子系统在客观整体上的联合和协调，即多元的辩证统一。事物运动发展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事物的差异和协同作用。事物的差异协同既包含了对立面的斗争和同一，又进一步使之深刻化和具体化。比如，对立统一规律认为，事物由多种矛盾组成，但事物内部的多种矛盾是通过什么整体关系和形式构成事物？这个问题在对立统一规律那里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而系统辩证规律却可以精确地告诉我们，事物内部诸要素所构成的诸矛盾是通过结构关系和形式构成事物自身的。结构把事物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联接为一个有机整体，确定了它们在整体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把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辩证地统一于一体。因此，结构决定事物性质的提法比矛盾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的提法更精确、更严密、更深刻，使唯物辩证法对事物的复杂性认识更精确、更全面、更彻底。系统辩证规律内在包含唯物辩证法的原有规律和范畴，把唯物辩证法的新旧范畴和规律联接为辩证法的新体系，是唯物辩证法的深刻化。总而言之，系统辩证规律为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增添了全新的内容，提供了崭新的形式，把唯物辩证法推向了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教学改革；互动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4-0113-03
为了使研究生的思想政治课更能取得实效性，教育部出台了新的课改方案，并于2012年在全国实行。该方案将为硕士研究生开设的必修课程“自然辩证法概论”，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开课的对象也由原来只针对理工类学生调整为不分专业，同时大大压缩课时，由原来的54学时缩减为18学时。这给原本就面临诸多困难的自然辩证法教学带来了严峻挑战。当然，挑战同时也就是机遇，借助这次课程改革的机遇，探索提高自然辩证法效果的方法和途径，也可以走出一条突破长期以来存在的教学困局的新路来。自然辩证法教学改革成为摆在相关教师面前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
一、自然辩证法课程的教育功能
关于自然辩证法课程的教育功能，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的规定，“主要进行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教育，帮助学生了解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理解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中国科学技术观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进行自然观教育，就是要使学生理解自然观的意义。自然观的核心内容，就是摈弃了西方哲学史上将自然与人类社会分离的传统，将自然与社会联系起来，强调自然与社会的一体化、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一体化。马克思指出：“自然界的社会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1]自然观为什么是发展变化的，能够不断根据时代的特征，科学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扩展自然观的形态，是因为坚持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统一，强调自然科学是人的科学。这是我们理解自然观从整体自然观到系统自然观再到生态自然观发展脉络的关键。进行科学技术观教育，就是要使学生掌握科学技术观的精髓。一直以来我们总在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力量等思想，忽视了马克思关于科学对人的解放意义的思想。马克思主张“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科学不是与人无关的，而是要以人为目的，为人服务。通过科学技术观的教育，使学生树立学习科学技术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贡献的信念。
能力是人的综合素质体现，自然辩证法课程教育功能所谓的能力培养，主要是指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学会科学思维方式、形成问题思维的习惯、提升哲学思维的水平、具备创新思维的能力。这里的科学思维不是指研究具体科学领域的思维，而是带有共性的、普适性的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科学思维是和非科学特别是伪科学思维相对而言的，树立科学思维也就是排除伪科学思维的过程，即用关联性思维方式取代相似性思维方式，用追求经验确证与否证取代空谈理论，用追求简单经济的形式取代追求复杂的形式，等等。
问题就是矛盾、差异，表现在人们的心理上就是疑难、困惑。问题思维，就是要形成一种思维习惯，对程序性的、日常性的现象尽量忽略，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上。人们常说，在科研活动中发现问题最重要，提出一个好的有价值的问题科研工作就成功了一半。但发现好的问题很难，需要研究者有敏锐的“嗅觉”，有深厚的专业基础，不迷信权威、不人云亦云的独立精神。研究生不同于本科生，研究生大多已积累了一些科研经验，几乎所有的研究生都在导师的指导下从事项目研究，他们迫切希望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取得研究成绩。我们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深有体会，研究生对于能够帮助他们提高科研能力的课程内容是非常欢迎的。而问题思维恰恰是许多研究生所缺乏的思维能力，所以，形成问题思维习惯，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研究生教育至关重要的一环。科学问题是科学理论形成的起点，自然辩证法课程有专门的内容涉及对科学问题的认识，在培养学生问题思维方面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哲学思维即抽象思维、理论思维。黑格尔指出：“概括讲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者的考察……不过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2]哲学不是直接地考察经验事实，而是将经验事实上升为概念，既以概念为工具，又以概念为对象的认识活动。抽象的概念式把握对象是理论思维的基本特征。恩格斯认为，理论思维是一个民族攀登科学高峰不可缺少的基础。理工科的学生需要不需要理论思维呢？他们离哲学是不是远一点好呢？显然不是的。有位老教授曾经说过，看看我国大学里为理工科学生开设的课程，学生毕业走向社会，充其量也就是工程师。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操作性的，很少有思考性的课程。当今时代，我国缺乏的是高端的具有理论思考能力、前瞻意识、战略眼光的复合型人才。我们培养了太多的高级工匠，太缺乏有理论思考能力的科学家和有专业知识的高级管理人才。所以，培养学生哲学思维能力，造就符合时代需要的高端人才，这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必须承担的使命。
创新就是人们抛开旧的思想、程序、事物，开创新的局面。创新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思想、观念方面的创新，即思维的创新、理念的创新；二个是操作方面的创新，即程序、方法创新。而思维、观念方面的创新是程序、方法创新的前提。大脑指挥双手，怎么想才会怎么做，而最难改变的也正是人们的观念。自然辩证法课程就是要通过对旧观念的批判，帮助学生树立新的观念；通过对僵化思想的批判，帮助学生掌握新的思想；通过对陈旧的形而上学方法论的批判，帮助学生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生走向社会后将成为国家高层次人才的骨干力量，肩负着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任，他们是否具有创新思维将直接关系到创新型国家建设能否实现的问题。
二、目前的自然辩证法教学未能真正实现其功能
自然辩证法的教育功能对其教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不应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传授，而是一种建构式的教学。建构式教学的“突出特征是反思与创新”[3]，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教师的引导，实现自然辩证法课程引导学生认知世界和培养思维能力的教学目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自然辩证法教学还存在许多问题，离真正实现自然辩证法课程教育功能还有一定的距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表现在学生、教师和教学管理等诸多方面。
从学生方面来说，研究生与本科生不同，研究生的专业方向明确，学习目的明确，所以他们对公共课（除了工具性的计算机、外语之外）普遍不够重视。在学校规章要求和任课教师的考勤压力之下，学生的到课率很高，但专心听讲的人不多。许多学生一心二用，甚至一心多用，人在自然辩证法的课堂上，心思却在自己的专业上，能够随着教师的课程进度并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的学生不是很多。
从教师方面来说，目前自然辩证法教师队伍的学科背景、学术水平、教学能力还不能满足高水平教学的需要。自然辩证法内容丰富，涵盖了自然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等诸多内容，这对自然辩证法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既要懂自然科学，又要懂哲学，还需要有社会学的相关知识。而目前除了综合大学，一般大学的自然辩证法都是由学院的教师任教，这些教师最大的问题是自然科学知识十分缺乏，学科背景是自然辩证法教师的致命缺陷，这使得他们很难深入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基础理论问题。在谈到自然辩证法教学所存在的问题时，北京化工大学的张明国教授指出：“且不说大批中青年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在这方面表现得很突出，就连曾经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起到过奠基性作用的学术前辈，也过多地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而对自然辩证法的基础理论研究无暇或无意顾及，从而使得自然辩证法基础理论研究匮乏。这样下去，怎能加速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建设？”[4]许多教师为了满足学生轻松听课的需要，过多关注社会的热点问题，诙谐幽默，课堂气氛轻松活波，教师的表演程度过强，冲淡了自然辩证法应有的理论魅力。
从教学管理方面来说，目前各高校普遍面临的问题是课堂规模过大。由于逐年扩招，研究生的数量已由上世纪80年代每年不足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53.9万人左右，教师的数量虽然有所增加，但比例远远小于学生增加的数量。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现在每年研究生招生的数量已达1400多人，只有两位教师上课，每个教师面对700多学生，而且集中在一个学期排课，每个教学班都在150人以上，有的达200多人。据了解，这在全国各高校是普遍现象。课堂规模过大，造成课堂管理困难，师生沟通困难，自然辩证法课堂越来越像临时讲座，教师与学生的陌生感、疏离感很难克服。
三、关于自然辩证法教学模式的探讨
为了解决上述种种问题，广大一线自然辩证法教师进行了多方探索，根据各自学校的特点采用了不同的教学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教学模式可以定义为是在一定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目前各高校自然辩证法教学采用的教学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传统讲授的模式。按照教学大纲，分章节按顺序讲授。自然辩证法的学科特点是内容丰富，具有系统性，思辨性、理论性强。因此，传统的教学模式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它的缺点是对教师的个人魅力依赖很强，需要教师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幽默风趣，甚至有一定的表演能力。否则的话就会使课堂沉闷，学生昏昏欲睡。特别是在200人以上的大课堂，对教师和学生都是巨大的考验。
第二，传统讲授+课内实践的教学模式。这是目前各高校最普遍采用的教学模式。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发现了有意义的问题或感觉学生对某一话题很感兴趣，便临时布置一个题目让学生讨论；另一种是事先安排，教师把要讨论的主题告知学生，让学生预先准备，然后按照计划开展课堂讨论，最后教师对所讨论的问题做综述，给出对相关问题的见解。这种教学模式既保证了课程内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又让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调动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但是，在课改以后，自然辩证法只有18学时（象笔者所在的学校只有16学时），给课内实践留下的空间极其有限。并且，在200多人的大课堂，让学生发言，既不好组织，实际效果也受影响。
第三，专题教学。需要处理好所选专题与教学大纲的矛盾，既要突出问题意识又要避免把教学内容搞的支离破碎。只考虑教师的专长和学生的兴趣，就会使教学体系碎片化，不能有效实现自然辩证法的教育功能。好的专题式教学的特点是既不脱离大纲，又突出了问题意识。专题式教学的本质是专家教学，也就是对某一问题有深入研究的专家给学生授课。这就需要有更多的有学术专长的教师授课。但大部分高校搞专题教学苦于师资不足，仍是一个教师讲几乎所有的专题，与传统的讲授区别不大，不能体现专题教学的精髓。
第四，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是一种情景式教学，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再现真实的社会事件和生活场景，学生在讨论、分析和相互协作中完成知识的生成和内化。案例教学的优势是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而且可以充分发挥多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增强教学效果。案例教学最早是在管理学中运用的，最适合实践性强的学科。自然辩证法的学科特点是注重系统性、理论性和思辨性，案例教学能否达到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思维能力的要求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上述几种教学模式各有利弊，虽然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还不能令人满意，自然辩证法的教育功能还没有真正实现。它们的共同问题是，着眼于“教”的方面多，着力与“学”的方面相对不足。造成目前自然辩证法教学困境的不光是“教”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学”的问题，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才是提高自然辩证法教学效果的关键。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知识的学习不能是抽象的，而是在具体的情景中，将主观体验与信息的接受结合起来，用亲身经验解读信息，构建知识。这就要求自然辩证法教师采取一定的措施，模拟真实的情景，使学生参与到知识的生成和使用实践中来。教师不能成为上课来下课走的“讲话者”、“陌生人”，而要成为与学生深入交流的“会话者”。我们把这种教学方式称为“互动”式教学，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师生“会话”，既包括课堂的讨论、交流，也包括课下的作业，教师对作业的批改和指导；另一个是学生“协作”。有研究指出，学生间的相互学习是取得学业成就的重要途径。教师指导学生在课下分组讨论，然后上交文字材料，教师再对学生的材料内容进行点评。“互动式”教学最大的特点是将师生“会话”由课堂上转移到课堂外，以克服自然辩证法课程学时不足的问题。
“互动式”教学需要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而现代技术手段也给“互动式”教学提供了相应的物质条件保障。利用现代电子媒体，构建互联网上或微信教学平台，师生借助现代交流工具进行课外交流，是当前课时压缩、课堂规模过大的教学条件下实现“互动”式教学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0.
[2]黑格尔.小逻辑[M].商务印书馆，1981：38.
篇5
有一种观点认为，的自然观是恩格斯创立的，即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并把它仅仅理解为对自然界发展辩证性的一种肯定和描述（注：AntonioGramsci.SelectionsfromthePrisonNotebooksofAntonioGramsci.London:LawrenceandWishartPress.1971.372、445-446；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LouisAlthusser.ReadingCapital.London.1970.）。这种认识不仅否定了马克思个人的理论贡献，而且导致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观丰富内涵的曲解，也妨碍了对恩格斯自然哲学探索中许多问题的科学阐释。
这种偏见的形成，除了对的自然观思想缺乏认识外，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人们对自然观本质性内涵的片面理解，把它局限为自然界客观图景的描绘，忽视了他们站在实践的人的立场上去看待统一的自然界这一时代主题。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创立和发展，首先是研究方法的更新，从而根本改变了人们对自然观的理解，自然不再是与人对立和分离的存在，而是与人一体化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
本文无意对自然观作一全面的分析，只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研究方式和基本观点的差异作些解释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进行考察的社会背景及理论基础
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了对自然科学成果的熟悉和利用，但他们关注的重心和角度并不完全相同，马克思更多地强调人类自然科学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作用，而恩格斯则致力于阐发与自然科学知识对应的自然界各领域间的普遍联系和有机发展。
为了论证和深化他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论著中提出的基本观点，从1858年以后，这两位历史巨人分别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和心血，马克思集中于通过经济学将辩证法引入人类社会建立一种辩证的社会历史观，而恩格斯则试图通过解释各种自然科学理论将辩证法引入自然界，建立一种辩证的自然观。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是在对机械论自然观与德国自然哲学的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创立的。相对而言，由于机械论自然观在当时自然科学研究中影响较大，再加上德国自然哲学比较注重运用自然科学成果揭示自然现象间的辩证联系，因此，恩格斯比马克思对二者有着较多的继承和吸收。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研究的确有思路的差异，但却是以他们考察方式的根本性一致为前提的，这种一致并不意味着他们全部理论观点的相同，并不能否认他们在自然问题的研究中有着不同的侧重，他们的亲密合作本身就包含着合理的分工，虽然他们在性格、气质、工作方法和学术兴趣上有着各自的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各自研究问题的重点和观察的视角，但“要想把这两位朋友的成就截然分开，即使他们自己也是办不到的”（注：曼克利姆：《恩格斯文献传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因此，对这两位密切相关的思想家不能作简单孤立的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理论的创立是通过两条途径达到的。这就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状况的现实把握和对自然科学认识的哲学概括，而这些始终是两人长期共同努力研究的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统一的基本立场，决定了他们自然观基本点的一致。从历史的角度看，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自然界物质运动形成经过长期的从低级到高级、从单纯的机械运动到有机生命的存在的自然进化，才发展出能思维、从事创造活动的人，这是自然界自身的有机演变，最后达到人与自然的共存；从现实的角度看，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以实践为基础实现的：人类社会形成后，自然史和人类史就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逐渐达到现实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地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页。）
马克思理解的自然
马克思对“自然界”的理解，不单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方面出发，而是从实践——工业的角度出发：“在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而形成——尽管以一种异化的形式——的那种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2-83、50-51页。）“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页。）很明显，他肯定了通过工业所形成的自然界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是属人的自然界，在这种属人的对象世界中，真实地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对象的客观性的统一。
在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马克思首先强调指出，人和自然的关系实际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例如，世界不同国家的自然神话所表达的对自然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当时人类的社会状况决定的。马克思说：“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特定关系，是受社会形态制约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一般地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页。）马克思在此向人们揭示出这样一条深邃的哲理：人们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上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们自然观的迥异，越是生活在原始的、封闭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们，越容易产生狭隘的自然崇拜，即他们对自然的认识只是从满足自己及家人的生存需要出发，对自然价值的了解当然也是肤浅的。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魔力才造就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因此，人与人的关系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补充和扩大，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另一个方面。这两对关系是相互制约的，人与人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同时，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才有其现实意义，人“不仅使自然物质发生形式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人对自然的实际关系形式的变化是：人为自然的奴仆——人与自然的对抗——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反映了人与人关系的文化进展，同时也是人的生产实践和经济活动的结果，体现了人自己的创造性。这样，马克思将人和自然的关系具体化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从而在人的现实关系的规律中寻找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好解决办法。
马克思注意从人的社会性这一根本出发点来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只有合理地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最有效地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社会才能以最佳的组织形式和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实践，才能使人和自然长期稳定地协调发展。从这一原则出发，马克思从哲学的角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科学揭示，其基本点是：第一，人“在其现实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第二，人和自然存在有机联系，“尽管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与自然界联系在一起，但这些仅仅意味着自然界是和它自己联系在一起，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第三，强调了实践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解释为革命的实践”。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史不过是构成其历史观的自然科学根据，而他的历史观却把人类社会史看成是他的主要运用领域。对于自然界来说，只有在以有意识的主体所创造的人类历史为前提的时候，才能谈得上自然史。自然史是人类历史溯往的延伸，人类用一切打上社会文化烙印的范畴，去把握以往的再也不能回复的自然；人类也不得不用同一范畴去把握还没有作为为我之物所占有的自然领域。反过来，对于人类的历史来说，“全部历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所作的准备。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2页。）。
思维的运动在马克思那里决不只是对事物的单纯的反映；进行反映的意识同时是人的“实践批判”活动的一个要素，因为思想作为现实的本质之组成部分，总是潜入被思想所反映的现实。换句话说，由于实践主体或生产者总是使认识对象或劳动对象，即自然界或物质材料与自己处于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关系中，所以，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说物质对象或自然界是最高的存在原则；人在实践或劳动过程中，所接触的物质“本身”也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抽象，相反总是仅仅接触和处理有关物质的具体的、并从量和质、时间和空间、运动和速度等方面都给予具体规定了的存在形态；物质的普遍性对于意识的独立性来说，只存在于具体的、特殊的东西中，所谓的本源性物质或存在物的本源根据只存在于人的社会实践和意识相互关联的关系和相对性中。
马克思对恩格斯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是十分支持的，对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出的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和自然界物质运动形式的内在联系等基本看法也表示理解。
马克思在1876年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提到：“现在恩格斯正忙于写他的批判杜林的著作，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牺牲，因为他不得不为此而停写更加重要得多的著作。”这封信表明了马克思对恩格斯自然科学哲学研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认为，恩格斯从事自然科学所体现的辩证性思想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用辩证思维方法分析整理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材料，对于深化具体他和恩格斯早期的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具有重大的意义。但马克思的理论研究的侧重面决定了《资本论》的写作整理占用他大部分的精力，因此，他曾严肃地说：“我没有时间对此进行认真思考，并和权威们商量，所以我不敢冒昧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6-87页。）
恩格斯的自然观
恩格斯在与马克思一起完成对人与世界的主客体对象关系的认识后，达到了对自然实践唯物理解的新水平。在他看来，对自然界的理解当然离不开人类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但人类知性认识及其成果——自然科学有着直接的重要意义，它反映了一个时代人类把握自然的能力和水平。因而，当马克思从劳动实践方面对人与自然关系做出深入阐释的时候，恩格斯选择了当时已取得很大发展的自然科学，进行哲学高度上的总结。这就是说，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都是在从事他们自然观的深化工作，只是力求从认识角度阐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出版曾在西方世界引起截然不同的激烈争论，一方认为该书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渊源，另一方则认为是向哲学自然本体论的回归。
从20年代开始，西方者就喊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他们强调人的意志思想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力图恢复马克思学说中人本主义的内容，因而大都反对自然界外在的消极的描述和对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解释（注：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K·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这就使他们努力发掘马克思思想中主体作用的观点，甚至用某些唯心主义看法重新释读马克思的理论，同时对恩格斯、列宁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进行了批评，进而得出了恩格斯自然观同马克思哲学立场有根本分歧的结论（注：LouisAlghusser.ReadingCapital.London:1970,56-59.）。
应该说，西方者着眼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和理解，在反对僵死的机械的自然观这方面，确实提出了系统的和不乏新见的启示，但他们采取的把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的考察方式，导致了理论体系明显的疏漏与缺陷。
《自然辩证法》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但具有大思想家手稿的共同特点：既有不周全、不完备之处，又燃烧着长期引发人们思维烈焰的火种，而且，它还是一部内在结构完整的著作。在该著作中，恩格斯大量采用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新材料，但并不是对这些材料的百科全书式的整理，而是依据这些材料所表现的人类思想（科学知识就是人类思想的结晶）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哲学论述。恩格斯所说的对科学材料进行“整理”，主要是从科学本身的历史发展来谈的。他把18世纪以前的自然科学称为“搜集材料的科学”，19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前者是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后者是“过程”与“系统联系”的科学；前者研究“存在”，后者探索“发生”。（注：恩格斯：《路得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
在科学新成果基础上产生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哲学，包含了自然界图景的描绘，但这不是旧的自然哲学体系。恩格斯十分明确地申述了自然辩证法“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与旧的自然哲学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的原则区别。认为自然哲学只能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而当现代的自然辩证法为科学家所接受以后，“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注：恩格斯：《路得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恩格斯自然观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批判地吸收和继承了前人在哲学和自然科学，尤其是宇宙学、生物学方面的成果，立足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立场与方法，建立起一个有别于一切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经验方义和宗教神学的自然体系。这一体系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但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存在；物质世界的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宇宙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
可见，在恩格斯那儿，自然辩证法是对自然界作为“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解，既然施密特等人也曾经多次承认过自然物质的客观性和规律性，那么，当恩格斯用自然辩证法的形式把这些规律阐述出来时，就应如实地肯定这种哲学的积极意义。
恩格斯的自然观与马克思的自然观的互文性
恩格斯在全力以赴地进行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的同时，并没有抛弃他自己在早年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天才大纲”时对抽象唯物主义的机械的自然观所采取的批评立场。相反，在主张自然与人类实践的社会历史相统一这个理论问题上，恩格斯与马克思是一致的。他坚定不移地反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指出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认为只是自然作用于人，只是自然界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他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看作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动物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办得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以致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灭亡一起消失。”（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认识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辩证法，自然界自身的普遍联系与运动发展；二是实践辩证法，即人类与自然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恩格斯那儿，二者是由自然向人类的历史生成统一起来的，并不存在对某一方面的过分重视。版权所有
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形成首先取决于人类自身活动的特点，“日耳曼人移入时期的德意志的‘自然界’，现在剩下的已经微乎其微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本身都发生了无限的变化，并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而德意志的自然界在这一期间未经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简直微小得无法计算”（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9-330页。）。这种认识与他和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立场出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从自然的历史角度立论，正好构成与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思想的相互衔接。
恩格斯热爱自然，又重视历史。他在给英国地质学家兰普卢的信中表示：历史“比起自然来甚至更加宏伟壮观”；“归根到底，自然和历史——这是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组成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63-64页。）。正因为自然界与人类历史的实践活动紧紧联结，所以恩格斯几次提醒人类要注意正确地对待自然界：“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09、159页。）
谈到自然界时，恩格斯并未有意地设定抽象的“物质”，因为物质这个范畴是唯物主义对外部存在的主观概括，它只有与意识在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对立时才具有相对的意义，恩格斯不认为存在着某种独立的“物质的物质”：“当我们把各种有形体地存在着的事物概括在物质这一概念下的时候，我们是把事物的质的的差异撇开了。因此，和特定的、存在着的物质不同的作为物质的物质，不是感性存在着的东西。如果自然科学企图寻找统一的作为物质的物质，企图把质的差异归结为同一的最小粒子的结合上的纯粹量上的差异，那么，这样做就等于不要求看到樱桃、梨、苹果，而要求看到作为水果的水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9页。）这当然不是否定客观存在，而是说明我们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具体存在于历史变动的自然和社会发展中，人类在一定的动态实践历史运动中认识自然及其本质只能是一个“长期历史经验的产物”，“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2页。）。这种条件正是由于实践水平的不断提高，人能够不断建构着人的不断转换的历史的自然世界图景。
篇6
英文名称：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0-0763
国内刊号：11-1518/N
邮发代号：2-281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56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联系方式
篇7
我们应该立足创新教育,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在教学中，我倾向于改革课堂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探索“主体、创新、发展”的新模式。教学不仅是老师的知识讲解,更多的是让学生自己主动地去探索;课堂上教师经常向学生提供时政新素材、新观点,激发学生丰富想象,增强解决问题的变通能力;引导学生敢于质疑、善于质疑,并鼓励学生敢于突破陈规,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培养学生的思维独创性;恰当使用“术语”,规范答题要求,提高学生思维的深刻性、精密性;强化学科内在联系的同时,培养学生知识迁移能力、发散性和聚合性思维能力,使学生掌握更新颖、更准确、更系统的相关学科知识。
二、注重政治教学与理科知识的结合,注重运用理科知识来讲授政治,是政治教学法改革的新的生长点
在政治教学中,可以运用的自然科学和理科知识是很多的,因此,搞好政治教学,应注意用自然科学和理科知识来讲解政治原理,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运用这方面的知识:
1、注重经济学的计算问题
现在高中的政治教材中的经济学内容,较多地出现了计算的问题。如商品的价值量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是学习经济学所遇到的第一个计算问题。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讲清楚是比较容易的,可以运用对比、图表等形式,但学生理解起来仍然比较难，究其原因是在于这个关系是比较抽象的。但如果政治老师能运用理科的相关知识,自己设计一道简单的数学或物理应用计算题,把这两者的关系归纳进去,然后以解题的形式来讲授,并于最后抽象出两者的关系,这样一来,原理清楚,并且又具有交叉性,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容易。
2、运用理工科知识来讲授哲学原理
哲学特别是其辩证法,其实是来自对自然科学的哲学概括。因此,无论是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均可以从中采取大量的材料来讲授哲学原理。
例如金刚石和石墨,可以用来归纳和抽象出“物质内部成分排列顺序不同会引起物质的质变”的原理等等。特别是这些科目中的每一道应用计算题,都可以抽象出辩证法的有关原理。因此,只要政治老师善于和勤于探索,如能广泛联系理科类知识进行教学,政治科的地位复兴是大有希望的。
三、总结
篇8
关键词：唯物辩证法系统论整体系统
哲学与科学、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一般意义上的观点和方法，对科学发展具有指导意义，随着科学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认识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整合，从揭示某些特殊事物的特殊规律，发展为寻求一种共性的结论和方法，形成了一般科学方法，是向哲学方式的接近，但又有自身显著的特点，其中系统论便是其典型代表。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之间既有区别又关系密切。
一、 唯物辩证法中对系统的表述
在自然观领域，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整个宇宙是由无数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并相互转化的事物和过程所构成的一个统一整体。恩格斯指出：“我们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互相的总体，而我们这里所说的物体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从星球到原子，甚至直到以太粒子。”这就指出了整个自然界是具有复杂的层次结构的，是由无数事物与过程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复杂的系统。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万物均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都是由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关系质联结而成，事物都是作为整体发挥作用的。
二、 系统论思想的产生及其基本观点
系统思想源远流长，但作为一门科学的系统论，人们公认是美籍奥地利人、理论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创立的。他在1932年发表“抗体系统论”，提出了系统论的思想。1937年提出了一般系统论原理，奠定了这门科学的理论基础。1968年贝塔朗菲发表专著：《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和应用》确立了这门科学学术地位,该书被公认为是这门学科的代表作。
系统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是由部分构成整体的意思。今天人们从各种角度上研究系统，对系统下的定义不下几十种。一般系统论则试图给一个能描示各种系统共同特征的一般的系统定义，通常把系统定义为：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
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贝塔朗菲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他用亚里斯多德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名言来说明系统的整体性，反对那种认为要素性能好，整体性能一定好，以局部说明整体的机械论的观点。同时认为，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素是整体中的要素，如果将要素从系统整体中割离出来，它将失去要素的作用。正像人手在人体中它是劳动的器官，一旦将手从人体中砍下来，那时它将不再是劳动的器官了一样。
三、 唯物辩证法与系统论之比较
辩证法思想关于普遍联系的观点、整体观以及矛盾论思想与现代系统论在思想实质上完全一致，体现了哲学与具体科学之间密切的联系，辩证法思想与系统论在很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核心思想又是相通的，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1. 系统论与辩证法的差异
第一，二者的研究对象不同。系统论是“关于整体的科学”，它把研究对象看作系统加以考察，揭示了有组织复杂系统的运动规律。而唯物辩证法以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过程和规律为对象，揭示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具有最高的概括性和普遍的适用性，它不仅适用于系统论研究的有组织复杂系统领域，还适用于传统自然科学所研究的有组织简单系统领域，统计力学、分子物理学和概率论所研究的无组织简单系统领域，以及无组织复杂系统领域。
第二，学科性质不同。系统论揭示的规律仅适用干有组织复杂系统领域，而不是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这就决定了它只能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门类。系统论隶属于现代科学，属于“具体科学”的范畴。它是科学并具有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功能，而不是哲学，亦不具备哲学世界观和一般方法论的功能。包括唯物辩证法在内的哲学，是从各门具体科学所揭示出的各种特殊的辩证内容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它既是世界观、又是一般方法论。
第三，理论体系构成不同。系统论或系统科学是由系统工程技术、系统技术科学和系统学组成的科学体系。然而，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理论体系，则是由的联系和发展观点、三个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一系列基本范畴组成的，并与辩证的唯物论、辩证唯物的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内容一起，由此构成完整的哲学体系。可见，这一理论体系与系统科学体系是完全不同的。
第四，研究方法不同。方法有三类，即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具体科学方法。系统方法这一一般科学方法是系统论的根本方法，系统论对有组织复杂系统问题的研究，坚持系统的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最佳化等重要原则，形成了以系统方法为指导思想的一类综合性方法。然而，矛盾分析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它适用于各门具体科学或整个世界各个领域的研究。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内容，远远比系统论方法更为丰富、全面和深刻，具有更大普遍性。
2. 系统论与辩证法的联系
第一，系统论为唯物辩证法提供了新的证据，以新的方式对包括普遍联系在内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予以确认。唯物辩证法以各门具体科学为基础，是对各门具体科学成果的概括和总结。因此，它的真理性需要各门具体科学形成的系统事实来证明。系统论作为一门新的横断科学，从许多方面证实了唯物辩证法。
篇9
英文名称：Studie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主管单位：山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单位：山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山西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山西省太原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4-7062
国内刊号：14-1354/G3
邮发代号：22-25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4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联系方式
篇10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传统理论；实证主义；否定的辩证法
1.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立足点
1.1法兰克福学派在虽大部分继承了卢卡奇、柯尔施的一些理论，但立场又与之不同。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建构首先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联系密切相关。这种联系主要是以卢卡奇、柯尔施为代表的早期西方为中介。该派极端重视个体性，而与早期西方早期代表强调“集体主义”不同。他们更强调追求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反对个人生存的标准化。
1.2法兰克福学派与黑格尔哲学有密切联系。
该学派继承了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理论和真理学说以及其理性原则，把理性当作哲学思维的基本范畴。最后衍生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在阿多诺这个理论后来形成了“批判的”。
1.3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也深深印上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烙印。
该派把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建构成一门社会心理学。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原因，认为其产生的源头是人的极权主义的心理结构，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在《逃避自由》中，弗洛姆曾说：“除了解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之外，还有一个人性的问题需要探讨。本书的目的就是分析现代人的性格结构中的一些动态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法西斯主义国家的人们甘愿放弃自由，并如此广泛地充斥于我们数百万同胞的心灵中。”[1]
1.4法兰克福学派充满着浪漫主义情怀。
18世纪以来，该派深受卢梭，歌德，席勒和狄尔泰，海德格尔等代表哲学的和文艺的浪漫主义传统，他们对科学技术文明充满伤感情绪，而向往中世纪田园牧歌式的的自然宁静。
2.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批判对象。
2.1传统理论的批判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阶段，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详尽制订了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纲领，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默纲领性著作中全面、系统、清楚地阐述了什么是社会批判理论，明确了其批判主体和特征、方法、对象。霍克海默所说的“传统理论”指的是近代哲学，它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制度当作“自然的”、“永恒的”东西吸收进来，它的目的最终是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人，即“脱离现实世界”基础的个人，它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中，把一切范畴、概念凝固化，其认识过程纯属一个逻辑过程。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和谐因素的标准；而“批判理论”独立于社会制度之外，把整个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系统的过程，它的最终目的是破坏一切固定不变，事实性的东西。它的认识过程相对“传统理论”来说是包含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理解过程。“批判理论”尽管也从抽象的规定性开始，但是，用霍克海默的话来说：“这一切并不能像为了达到某种实用的目的而简化理论那样，通过简单的削减的办法来完成，相反，每一步骤的实现都有赖于科学和历史经验中所积累起来的对人和自然的认识”。[2]
2.2实证主义批判
2.2.1批判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
实证主义把人的能动性机械地看作是决定论总图式中的一个消极的、被决定的事实，把科学与知识等同起来，使人完全丧失其存在的价值，而科学才是至高无上的，因此抹杀了自然与人文，物质与精神的差别。霍克海默曾指出了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模式的特殊性和局限性：“只用科学语言去思考和讲话，是天真而狭隘的。”[3]它的科学作用使“人完全变成了哑巴，只有科学才能说话。”同时，实证主义在发展的同时拒斥形而上学，但实际上形而上学比科学对实在的理解更深刻。
2.2.2批判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
实证主义者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考察，把整个世界看作是有直接感觉的经验事实，它关注的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存在的现象，从而割裂了现象与本质的联系。霍克海默认为在所有的知识领域中，根本不存在对一切人都有着共同的“经验”，除了逻辑的和经验的规律外，还有理性的作用，反之，支配理性的原则明显不能由经验和逻辑来证明。实证主义在排除理性的原则的前提下，把一切现存世界定为可以验证的规则。
2.2.3批判实证主义的反人道主义
实证主义者因过分夸大事实和价值的区别，从而也就割断了科学知识和人本身存在的价值、利益之间的联系，它不了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若离开了人的根本利益，将会导致人被科学技术统治，也即人的异化状态。在霍克海默看来，实证主义的要害就是忽视人的主体性，他甚至这样说道：“在文明的更高阶段，有意识的人类实践不仅无意识地决定着知觉的主观方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象。”
2.3对“知识就是力量”命题的批判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知识在培根眼中其实是人对自然权力的表现形式，也就把力量等同为权力。他们认识到知识的这种权力既表现为人对自然的统治，更多地表现为人对人的统治，其导致严重的后果则是一部分人先通过征服和占有自然的过程中形成无限制的占有与统治欲望，而后演变成为用来控制和对付另一部分人。这样，人越是无限制的控制和占有自然，就越是把自然界视为脚下的蚂蚁，就是越不把人当做一回事，最终导致人对自然的控制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为代价。“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不断地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在同步增长。”
3.社会批判理论的终结
法兰克福学派为了进一步强化它展开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极力强调辩证法的否定观，这不仅不能真正地为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反而由于践踏了辩证法而逝去了哲学基础。使社会批判理论成了充满愤怒，埋怨满篇的咒骂。这对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单就理论而言，否定的辩证法说白了实际上是对辩证法的否定。我想以列宁的一句话概括就是：“真理超越一步就会变成谬误”。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