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思想特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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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2-0025-1.5
儒家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几千年来其对于中华民族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儒家教育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历代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基础,具有丰富的内涵。这里我仅就儒家教育思想的几个方面的特点和影响做一个浅略分析。
一、儒家教育思想的特点
(一)重视教育作用
儒家学者之所以十分注重教育是因为其对教育的作用有着十分透彻地分析和理解。首先,儒家学派重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并且认为教育与经济政治密切相关。孔子阐明其“庶―富―教”的施政大纲,提出只有在有了一定的劳动力和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卓有成效的发展教育事业;通过良好的教育教化民众,形成美俗良风,才能取信于民,统治者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孟子提出的有“恒产”才能有“恒心”也同样说明了教育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首先奠定稳定的经济基础。关于教育对个体身心发展的影响,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人的先天素质没有很大的差距,只是由于后天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不同才形成迥然不同的人。而孟子和荀子分别从“性善论”和“性恶论”截然不同的两面阐述了教育对于个人的意义。孟子认为,教育的全部意义在于引导人“保存”和“扩充”内在的“善端”。荀子提出“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化性为伪”便是教育的现实性所在。因此,尽管在人性问题上立论不同,但儒家学派却都承认教育在保存或改造、提升人性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贤士人才观
基于孔子“克己复礼”的思想,儒家教育培养的人才多强调遵守伦理礼义,看重人才的政治价值。孔子认为一个合格的君子既能“修己”又能“安人”。孔子主张以“德政”治国安民,而德政就是靠贤士来推行。孔子由修己出发达到治人,显然蕴含了伦理本位的教育价值观。孟子认为自夏朝以来学校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造就遵循“人伦”关系的仁义之士,这样的人再修炼就能成为“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而荀子价值观中的理想人才“大儒”“不仅取法‘后王’能统一礼义制度,而且知识广博,识见高超……一旦被举用,即使是百里之地的区区小国,只要三年也能统一天下”
(三)德育教育
道德教育,即德育,在儒家教育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孔子曾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主张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而德的外在表现则是“礼”、“仁”,这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要求学生“立于礼”、“依于仁”。荀子提出“道德之盛成乎安强”。国家的安定与强盛,有赖于教育来培养人们的德行。对于道德教育,孔子提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慎言敏行、改过迁善、严以责己、内省和外察结合等。孟子也提出“持志养气”、“磨砺意志”、“反求诸己”等修养道德的方法。荀子认为“积善成德”的过程在于通过“自省”的方式“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以达到道德修养的高度自觉。由此看来,儒家学者们不但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同时还要积极付诸行动,才算是真正形成道德品质。
(四)科学的教学方法
儒家的教育思想以其科学的教学方法而深深影响着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满足了平民受教育的愿望。在教学方法上,他提出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的方法;学习方法上,他提出“学思结合”、“学问结合”、“学行结合”“虚心笃实”等。正是这一系列科学的教、学方法使孔子成为一个成功的老师,桃李天下。同时孟子还提出“专心有恒”荀子提出“善假于物”。而在此之后的儒家学者基本上只在这些方法的基础上有所损益变化。
二、儒家教育思想的影响
(一)扩大教育基础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教育播向平民的人,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限,开辟了“学在四夷”的先河;打破了受教育对象的地域、种族和家庭出身的限制,使奴隶主贵族、新兴地主、商人及一般社会平民,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尤其是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同时也有利于开发人才的来源。孔子把一些“贫且贱”的人造就成为显士,顺应了士阶层崛起的历史潮流,并直接导演出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客观上为新兴地主阶级掌握文化教育,登上历史舞台准备了条件。
(二)重视德育
儒家教育中重视德育的思想在后世广为流传,王充说“孔子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卓者”。尽管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中有很多带有卫道士色彩的落后守旧的成分,但不容否认的是它依旧比较全面地调节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对中国民族的精神文明和民族性格的形成都产生过良好而深刻的影响。这也是我国具有“礼仪之邦”的美称的缘由之一。在今天,我们依旧非常重视教育在完善个体的道德情操和人格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与儒家教育思想中重视德育的思想史分不开的。
(三)科学教学
儒家学派拥有一套科学完备的教学方法,儒家学者对于师生关系、教育和学习的观念和方法都有正确而清楚的认识。从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到韩愈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强调了知识与师的关系,是我国后世教育中拜师学艺不受年龄、社会地位等客观条件限制的源头。儒家教育中循序善诱、启发教学、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诲人不倦”、尊重鼓励学生、为人师表的为师之道,不但使孔门师徒间关系和谐融洽,造就了一批有识之士,也成为历世历代优秀教师的行为准则。时至今日,我们依旧希望有这样的高素质老师来培养新时代的人才。学习方法上,儒家学者们主张的学、思、问、行相结合及“专心有恒”、“善假于物”等都是科学的、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符合人的发展规律。后世凡有所成就的人也无一例外的对这套方法有所借鉴和践行。
以上只是略举儒家教育思想的几点特征和影响,挂一漏万。我国自古以来就是教育大国。儒家教育思想深深影响了两千年中国传统教育乃至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儒家教育思想也是我们今天“国学热”的风气下,在推行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研究借鉴的。
【参考文献】
[1]王凌皓.中国教育史论[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2]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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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弼成、廖梅.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与当代教育改革[J].教育与现代化.2000.
[5]柏章发.先秦儒家教育思想对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启示[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9.
[6]王正、张巍.儒家教育思想及对现代社会教育的影响[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7.
篇2
关键词: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儒家文化
基于对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了解,对儒家文化的吸收和利用是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取得实效的关键。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不但为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和良好的内容支持,也为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教育者应当认识到儒家文化的优势,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做好对儒家文化的吸收与利用。
一、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认真分析儒家文化的优势
1.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了解和分析儒家文化
从目前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来看,儒家文化对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的过程中,应当首先做好对儒家文化的了解和分析,找出儒家文化与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契合点,从而有效地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通过对儒家文化的了解可以发现,儒家文化包含仁、义、礼、智、信等内容,在宏观上与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有一定的关联。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过程中,利用儒家文化的内容和思想,能够有效地指导教学过程,使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跳出原来的教学思路,实现教学思想的转变。
2.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找出东西方设计理念的差异
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以西方的设计思想作为主要的教学理念,而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五千多年文化的重要代表,与西方的设计理念和文化思想有一定的区别。基于这一差异,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积极地找出东西方设计理念的差异,并将儒家文化和西方的设计思想进行比较,总结儒家文化的特点和优势,概括儒家文化对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影响,从而使儒家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做到有效地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因此,找出东西方设计理念的差异,是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的前提。
3.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找准
儒家文化与景观设计的结合点通过对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理解,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时,必须找准儒家文化与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结合点,使儒家文化更好地为建筑景观设计教学服务。如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儒家文化的吸收和利用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当结合教学特点和教学需求,对儒家文化进行有效的解构,快速找出儒家文化与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结合点,通过分析两者的结合点、把握儒家文化的特点,做到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重点讲解儒家文化的内涵及其对现代建筑景观设计的启发,兼顾其他设计风格,进而提高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整体质量。
二、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吸收儒家文化的优点
1.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吸收儒家文化全面性优点
儒家文化具有诸多优势,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有效地传承和发扬儒家文化。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在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的过程中,应当注重讲解儒家文化的全面性优点,使儒家文化的全面性优点得到有效的彰显,并进行设计理念、设计内容、设计方法方面的教学,提高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整体质量,保证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设计能力。因此,吸收儒家文化的全面性优点,是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和落实教学目标的重要措施。
2.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吸收儒家文化中庸性优点
儒家文化除了具有全面性优点外,还具有中庸性优点。中庸是儒家文化一种重要的理念,将其应用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中,可以使设计风格保持统一不张扬,避免过分张扬的设计风格给人带来不良的影响。因此,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应当吸收儒家文化的中庸性优点,并且有效地发扬这一优点。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教会学生用儒家文化的中庸性优化设计理念,使设计方案能够体现中庸这一理念。这既满足了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需要,又提高了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质量。因此,吸收儒家文化的中庸性优点,应当成为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重要内容。只有做好对儒家文化的中庸性优点的吸收和利用,才能够保证儒家文化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3.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吸收
儒家文化兼收并蓄的优点结合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需要,在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的过程中,应当吸收儒家文化兼收并蓄的优点。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内容相对较多,不但要对西方现代建筑景观设计理念进行全面的介绍,还要对中国传统建筑景观设计进行讲解。在教学过程中,无论是西方的建筑景观设计理念还是东方的建筑景观设计理念,都应当让学生进行有效的比较和吸收,做到兼收并蓄。基于这种教学需求,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过程中,学生应当吸收儒家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教师应强调兼收并蓄的重要性,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吸收多种设计理念和设计经验,并将其运用在自己的设计方案中,提高自身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三、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积极利用儒家文化的内涵
1.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教会学生正确的设计理念
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有效地利用儒家文化的内涵,教会学生正确的设计理念。儒家文化强调准确性这一理念,与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有着较强的关联性,可以正确地指导现代建筑景观设计的教学方向,促进学生正确地理解设计理念。教师应当认真地分析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特点和实际需求,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对现代建筑景观设计理念进行有效的教学,对学生错误的设计理念进行及时的纠正,使学生形成系统、完善、科学的设计理念,从而达到提高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质量的目的。教会学生正确的设计理念,是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关键,也是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的重要切入点。
2.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教会学生正确的设计原则
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还应当教会学生正确的设计原则。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过程中,既要保证设计方案的合理性,也要保证设计的建筑景观能够与周围的建筑物和谐统一,避免不合理的设计造成不良的影响。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在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的过程中,应当将正确的设计原则作为重要的教学切入点,使学生在建筑景观设计中更好地丰富自我、完善自我。
3.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教会学生正确的设计思路
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教会学生正确的设计思路。正确的设计思路与儒家文化有一定的关联,体现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理念。现代建筑景观设计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并且体现主流的设计思想。因此,教师应当认识到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的重要性,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选择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合理的切入点,使学生对儒家文化的吸收和利用更加娴熟、有效。
结语
儒家文化不但为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内涵,也提供了完善的内容和方法指引,对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者应加深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有效地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保证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能够更加科学、有效。
参考文献:
[1]王磊.先秦儒家礼法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太原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2]鲁晓松.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缺失与构建.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篇3
摘要: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在新加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将儒家思想进行的现代意义上的转换和升华,是新加坡学校德育的核心内容,更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精神动源。作为儒学发源地的我国,在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能否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对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现代化转换,从而增强我国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关键词:新加坡;儒家伦理;道德教育
新加坡是一个面积618平方公里的岛国,人口250多万,其中华人占76%。自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开始逐步摆脱了依靠转口贸易维持生计的局面,逐渐发展成为新兴的发达国家。
一、“好公民”课程
新加坡在小学阶段设立“好公民”课,按照传统的道德观念,对学生进行有关生活准则、道德责任、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等方面的教育。“好公民”课包括5个方面的范畴,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国家及世界,放射式地向外扩展。在一至三年级,教材以连环画形式为主;四至六年级则以生活实例为主,涉及的内容广泛。在教学方法上灵活多样,有价值灌输法、价值澄清法等。
中学阶段,学生必须从佛学,回教、圣经、兴都教、锡克教和儒家伦理中任选一门。这些科目是:这些科目的目的都是“要大家成为有理想,又有道德修养的人”。新加坡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儒家伦理”编纂成学校课程教材的国家。
二、“儒家伦理”教育的目的、内容、特点、方法
1、目的
根据新加坡教育部的教学大纲编写的《儒家伦理》教材华文本,于1984年1月开始在15所选定的中学试教,1988年对教材进行修订,又在6所中学试用。
新加坡在学校里开设“儒家伦理”课,有其深刻的经济与社会原因。1986年8月2日新加坡《联合晚报》以《我们要“借东风”发扬东方文明》为题,提出了在“借西风”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之后,思想上的极端个人主义开始盛行。此时,应该要回归东方传统,从东方的道德伦理、处世哲学中去汲取有益的部分,“借东风”发扬东方文明。1988年10月2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更是发表了题为《儒家基本价值观应升华为国家意识》的文章,从国家层面肯定了儒家基本价值观。
2、内容
《儒家伦理》分中三、中四两册,分别供两个年级使用。
中三册分4个单元,即“绪论、儒家大师、修身和生活、五伦“五个单元。
中四课本是在中三课本的基础上,更深层次地介绍一些主要的儒家美德,进一步阐述儒家处世做人的原则,并说明儒家思想的发展,跟现代社会的关系及对现代社会的影响。着重讲个人修养、人际关系、人与社会;儒家思想的演变及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中四课本与中三课本相比,更富哲理性,引用儒家著作中的原文,以便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儒家思想。
3、特点
第一,由浅人深,生动活泼,注意符合青少年认知规律。
每讲一个道理,课本都注意尽量以生动的事例说明深刻的道理,颜回居陋巷、文天祥舍生取义等故事穿插于间,既能形象生动地说明道理,又帮助学生理解儒家思想的深刻涵义,又增加了课本的可读性,符合学生认知规律。
第二,把两千五百年前产生在中国内涵丰富的儒家伦理与新加坡的现代社会有机地融会在一起,赋予它积极的意义,推动社会进步,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尝试,无疑是个创举。课本讲儒家伦理,却不仅仅拘泥于儒教,而是把儒家伦理与人类社会积累的丰富经验自然地融会在一起,这种融会贯通在课本中。
第三,课本注意了学生道德养成的可操作性。每讲到一个问题,无论是个人修养,人际关系处理,都提出学生应该如何实践、锻炼、培养自己的优秀品德。
4、教学方法
《儒家伦理》除课本外,还有教师手册、幻灯片、挂图等教具。此外还编写了浅显易懂的辅助读本《他们走过的路》,供学生课余阅读。
在每一课后面,都有几条摘要,指导学生学习课本抓住要领;有几个讨论题,供学生参考。而与课本相辅的作业册,也经过精心设计。每一课除了有“选择”、“问答”等练习题外,还有“理解”题,给出一段文字,让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理解、回答,这实际是对课本所讲道理的扩充和加深。
三、由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引起的几点思考
新加坡正是在儒家伦理思想影响下, 形成了具有独特民族精神的道德教育传统, 形成了“国家至上, 社会为先; 家庭为根, 社会为本; 关怀扶持, 同舟共济; , 协商共识; 种族和谐, 宗教宽容”五项共同价值观。新加坡把儒家伦理引入意识形态建设,直接在学校德育中纳入计划,对我们有很好的启发。
在现今儒学复兴正热的时期,新儒学、新理学等思潮风起云涌。但这些儒家思想、儒家伦理的研究的成果,却只能见于各大学术论坛、专业期刊和研讨会上,儒学的复兴似乎只停留在象牙塔的学术领域。而反观现阶段国内的儒学教育,在儒学复兴和国学热的作用下看似如火如荼,实则虚有其表:
首先在课程设置上,中小学里我们并没有专门的儒家课程,此时的儒学教育基本是在语文课上来完成。比如小学阶段课本里有孟母三迁、孔融让梨等蕴含儒家伦理道德的小故事;中学阶段则是学习《论语》、《孟子》等中的名篇。但是语文课的重点往往是背诵,而这些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学生的道德实践都不是语文课的教学任务,因而这些儒学经典在学生中并不受欢迎,往往被视为学习的负担,以至于一些学生看到古文就头疼,完全失去了儒家伦理的教育意义。
其次,在高校教育中,儒学教育普遍进入了各大高校的公共选修课系统中,成为培养学生人文情怀的一门选修课程。但是选修课因其本身的课程特点,使课程内容和课程检测带有任课老师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没有统一的具有权威性的教材,课时安排上不同高校都有不同,再加上学生对选修课远不如必修课重视,从而导致教育效果往往差强人意。
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教育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在国民教育中虽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不到10年便被整合进了《公民与道德教育》课,在课程设置上更为隐性也更加具有连续性和系统性。从新加坡的儒家伦理课的设置中我们看到了儒学的现实价值,而儒家伦理教育在现今的中国到底具有怎样的发展前景,是应该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德育课程,还是应该走不断整合、隐性教育的发展之路,如何将传统智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结合在一起,都有待我们进一步地商讨。(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 詹万生.外国德育第40册[M].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04.132.
[2] 曹斌.新加坡的“国民教育”考察[J].上海教育.2012.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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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校园;诚信文化;诚信思想
“诚信”思想是儒家思想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成分。即使在道家思想和韩非子的思想中也涉及到了有关的诚信问题,但与儒家思想相比,在道家和韩非子的思想中对于诚信思想的讲述还不够完整细致。在当今时代,儒家思想不仅在中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宣传下以及儒家思想本身拥有的巨大生命力,儒家思想在世界各地也有着广泛的传播和深远的影响。学校是为祖国培养人才的地方,要积极投身到诚信文化的建设中来,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帮助学生树立诚信意识,建设诚信校园,发扬优良中国传统文化,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慢慢深入,学校也不再只是关注学生们的成绩,也渐渐的重视起学生们的诚信教育。为了全面的提升学生的诚信意识,更是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为祖国培养优秀的人才,学校应当把教育重点慢慢放到诚信的实效和时效性教育中来,把诚信教育落到实处。而在实际进行诚信教育时,学校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学校的做法,要根据学校自身的特点与发展情况,制定不同的教学策略,深刻地理解儒家思想,发掘其中的精华成分,还要把努力这些东西很好地融入到现代教学中来,积极地建设诚信校园。
一、帮助学生们建立以诚信为本的人生观
诚实守信在人际的交往中是一个重要的道德原则,拥有了良好的诚信意识能帮助我们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有些学生还没有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为了不让他们误入歧途,学校对于诚信教育的工作不能松懈,帮助学门们树立诚实守信的正确价值观,还要在实践中锻炼约束学生们,培养他们的诚信意识。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认为:“信”就是遵守诺言、讲诚信,即使在严重匮乏衣服和食物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轻易背信,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知道古人对于诚信的重视了。之后的人们也是对诚信十分看重,“亚圣”孟子就认为“信”在人际交往中是不能忽视的,并且他还把“信”在以社会关系为基础上细分为五个层次。在我国传统道德观念中,就提出“信为立身之重,诚为处世之本”的观点,从中可见诚信的重要性。作为当代学生,不仅要努力学习课本知识,,更要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部分,更好的做人,以诚立身,以信为友。在生活中,我们自己不光要遵守承诺,守信用。更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带动他人,让人人都守诚信,注重自身修养,不断反省提升自我,建良好的诚实守信校园氛围。
二、帮助学生树立勤奋求实的求学理念
儒家对于学习的重视程度非常高,为了端正求学者的学习态度,提高学生们的学习效率,儒家提出了学生们应当树立勤奋求实的求学理念,这就在学习领域当中体现了儒家思想。为了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勤奋求实理念要求人们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能出尔反尔,表里不一。在校园诚实守信文化的建设中,学校要积极的学习儒家思想的精髓,将这种严谨的,诚实的求学精神运用到教学上来,努力做好教学工作,为这些学生们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这些正确的观念也将会大大地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同时,学校也不能只是注重学生的学习教育而忽视了对学生的生活教育,在生活上也要让学生们诚实守信,言行一致。在生活和学习上双管齐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学生们养成诚实守信的良好品质,成为具有优良品质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三、为学生树立以诚信为本的义利观
在儒家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关于“义”和“信”的研究和阐述,古人们也提出了一些对“信”的看法:孔子就提出“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的观点,孟子也说到通达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也不是每一件都到位,只要合乎道义就行了。在儒家思想中,尊重君子而鄙视那些小人,而儒家把义和利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志,小人追求崇尚利益而忽视其他,君子追求看重仁义。在生活中,我们不是要一味的放弃对利的追求,正确的思想是我们要像孟子说得那样,为人处世只要合乎道义就行了,我们可以接受合理合法的手段获取利益。儒家思想是追求一个完美的境界,然而当现实因素约束着我们时,我们不可能达到义、利、信的完美统一,而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思想要求我们舍信取义,舍利取义。通过这些儒家思想,我们可以正确的认识到其中义与利的关系,这种理念也对思想道德教育具有积极意义。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帮学生成人成材,帮助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学习各种技能,为祖国培养大量的人才,为祖国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当今社会,各种不同的因素影响着人们,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可能会不同,部分人可能误入歧途,背义取利,学校应当坚定不移地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地价值观,让学生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四、结语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我们要积极学习优秀地民族文化积淀。在古代,儒家就已经知道了诚信的重要性,积极的帮助百姓的树立诚信意识,而这些诚信思想也是中国社会道德和文化建设中一笔重要财富,学校要在深刻学习了解儒家诚信的基础上,将诚信思想融入到教学中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学校还要与时俱进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学习创新使其保持活力,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祖国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芦坤,武丹.论儒家诚信思想与当代校园诚信文化建设[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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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教授认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最大特点和基点是在‘正心诚意’基础之上的‘修身’,而儒家政治哲学理论正是在这样一个原点上从各个层面释放出了令人敬仰的闪光思想”。(参见第6页)通览全书,我们发现他对出土简帛思想文献的分析正是贯穿这一观点。与此相应,作者在《引言》中指出,全书主要从八个方面阐述了出土简帛的政治哲学思想,包括“修身”理论所包涵的平等思想及“一阴一阳之谓道”与孝道、妇女观的联系等八个方面。这也就是说,欧阳教授的大作紧紧扣住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发展的内在线索,对从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到政治哲学的宗教属性,从美政到美俗,从人的本质到政治的本质,从国家权力的界限性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从政治理想追求到政治理论的建构等多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该书有以下五个特点,值得读者注意:
第一、作者始终致力于打通新近出土简帛文献与传世文献,力求找到相互印证的若干环节,并努力揭示出先秦儒家一以贯之而又不断发展的政治思想的系统。作者在阐发相关简帛文献的政治哲学思想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思想内容和探讨相关政治哲学问题时。一般都会通过简帛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的相互参证、比照,探求二者在思想内容上的共通一致性。力求打通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找到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思想系统。如作者在第一章第二节中讨论《容成氏》的思想倾向时,就通过《容成氏》与《尚书》、《论语》、《孟子》等传世文本的相互比照,从文本的风格、文章的结构及思想内涵等方面揭示出其与这些儒家文献的内在一致性,从而就文献内在的思想性质指出,《容成氏》从原始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儒家的政治哲学具有深刻的联系。而作者在第二章第二节中探讨《三德》中的儒学思想时,也是通过比较《三德》与《黄帝书》的差异性,并致力于发掘《三德》与《尚书》中思想的内在一致性,从而揭示出《三德》的儒家思想倾向。诸如此类,在该书的许多章节中都有体现。
第二、作者阐发郭店简与上博简中的政治哲学思想,往往将其置于先秦儒学发展史甚至整个先秦学术史当中来加以考察和把握。立足于一个思想史、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去解读文本、讨论问题和阐发思想。如作者在第六章第三节“从‘反古复始’到‘反善复始”’中,就是从先秦儒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人手,依据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规律,来探究《性自命出》中“反善复始”观念的内涵和价值。作者指出,“从‘反古复始’到‘反善复始’,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它却代表了儒学发展的两个时代”。(参见第321页)而“‘反善复始’的‘善’字,完全扭转了这种以宗法祭祀为内核的理论导向,而走向了人的内心德性,它的侧重点在于德性的内在超升,是人自我最原初本体的体认”。(参见第322页)并且作者还指出。“‘反善复始’的首要贡献就在于它给予人自身以丰富的内涵和主体性的地位”。(参见第322页)从而认识到“反善复始”的观念原来是对“反古复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如此将《性自命出》中的“反善复始”观念置于先秦儒学发展的脉络中加以考察,从而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反善复始”的内涵及其价值。另如该书第四章之第二节与第四节、第五章之第四节、第六章之第二节和第七章之第五节等的内容皆可体现出作者重视从整个学术史、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发展脉络中来把握和评定文本及其思想的特点。
第三、该书在写作方法论上,广泛地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作者将比较研究的方法不仅运用于传世文献之间,且运用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以及出土文献之间。往往通过比较以探明不同文本思想之特质及其思想之间的关联性。作者不仅注重考察不同文本思想内容上的差异性,且致力于发掘其思想之共通性,尤其注重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的相互参照、印证,着力于整合先秦学术思想,揭示出先秦儒学发展的脉络以及先秦儒家思想一以贯之而又不断发展的系统。如作者在第三章第二节中就直接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礼记·缁衣》与郭店简《缁衣》思想之异同。通过分析作者得出结论,认为二者在文章结构、文字表述和思想内容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并指出“从郭店简《缁衣》到《礼记·缁衣》的变化,正体现了先秦儒学在血脉上的走向,更反映了先秦时期儒学与初汉时期儒学的重大差距”。(参见第138页)又如作者在第四章第一节中合论《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六德》、《尊德性》的思想时,则通过比较发现这四篇简文形制相同、字体相近且内容相关,推断出这四篇文字的学术视野以及所面临和探讨的问题也是相同的。于是作者打破它们各个独立的篇章的局限,把它们在思想上整合起来,揭示出这四篇文章共同的思想主题:“使民相亲”,即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打造诚信社会。从而较好地把握住了这一组文章共有的思想内涵。比较研究的方法在该书诸多章节中大量运用,又如第五章第四节和第五节、第六章第二节和第三节的内容皆可显出此写作特点。
第四、作者往往将文本及思想观念置于时代背景、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中加以具体地历史地考察,力求客观、准确地把握相关文本的思想内涵和评定其思想的优缺利弊得失。如作者在第一章第一节论禅让制的兴起与衰亡当中,对禅让制兴衰之缘由的分析,便是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中加以进行的。作者依据王夫子历史哲学中有关“理”、“势”关系的论说,并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探究禅让制之所以兴衰的原因。他指出,“晚年孔子及七十子的某些人物在春秋战国各国诸侯巧取豪夺的硝烟战火之中已经看到了各国政治权力父传子受模式的严重危害,所以就极富针对性地提出了禅让制的政治理想。禅让制所提出的政治哲学理念确实是对当时政权更替形式的一种特殊的批判”,(参见第27页)“也就是直接面对中国先秦诸侯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现实所开出的救世良方”。(参见第15页)而同时作者又指出,“但在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宗法血亲制面前,禅让制的兴起,简直是以卵击石”,(参见第28页)设身处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纷乱局面,“禅让制”完全没有现实的土壤可以落到生活实处,最终只成为高玄的政治理想而存在。另如该书第一章第四节对先秦儒家的君权合法性的论证、第二章第三节讨论孔子的宗教思想、第二章第四节探讨《仲弓》的思想史意义、第七章第五节从《司马法》、《曹沫之阵》到《孟子》的发展看孟子战争思想的得失和该章第六节论述《孟子》的战争思想等都尤为注重具体地历史地分析文本和思想并评定其价值与不足。
第五、作者在讨论简帛中的儒家政治哲学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十分注重先秦原始儒家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即对现代政治理论建设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作者在该书《引言》中即指出:“先秦原始儒家政治理论由于是从中华民族原始母体中流淌出来的政治智慧,具有任何一种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并不具备的肥沃土壤,因此,只要我们善于吸取千百年来的儒学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各种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努力根据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国民性和民族性,创造出一种既不失原始儒家政治理论的精神,又广泛吸纳世界各国政治理论的精髓,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建立一套现代化、新时代的儒家政治理论体系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参见第4页)他尤其希望儒家政治理论既不丧失先秦原始儒家政治哲学自身的根本精神,而又能够海纳百川。广泛吸纳世界上各种先进的理论以丰富完善自身,从而有效实现现代性的转变。具体而言,如其在该书第一章中探讨禅让制,其用意便在于通过对禅让制的思想发掘,一探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最高境界,进而寻求中国先哲们在政治哲学上的理想追求以及这种理想追求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建设的借鉴意义。又如作者在第一章第四节中关于先秦儒家君权合法性的论证、分析亦颇为注重现实效应。而同样在其他各个方面,作者都是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去探究问题和阐发思想的。从先秦原始儒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到当代政治理论的建构,作者著书立说之出发点即为当代政治理论建设的现实服务。
篇6
【关键词】论语 孔子 美学观
《论语》凝聚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智慧,其独特的内容对世人产生着难以估量的影响。众多学者从诸多视角对《论语》进行了研究,而其中对美学观的研究值得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本文将从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对《论语》美学观的研究进行综述,希望通过此来促进该方面的研究向前发展。
一、《论语》美学观的宏观研究
众多学者从宏观视角对《论语》的美学观进行了相关研究,涉及其思想宗旨、思想意义、与不同思想体系的对比等诸多方面。
谭好哲(2013)指出“里仁为美”表现了儒家美学的三种特点,即侧重谈人生意义、美的内容和性质、将美及审美活动与其他紧密结合。他解释了“里仁为美”是儒家美学思想元问题的原因。还指出其具有的鲜明时代特征和价值,这为当今社会各方面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李钢(2010)指出《论语》文学性具有三种美学指向,分别为社会生态之美、自然生态之美及文艺生态之美。他从诗的特点、“比德”、文质和修辞方面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具体的论述。这三种美学指向对后世文学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作用。刘悦笛(2010)将“儒家生活美学”与“道家生活美学”进行对比分析。儒家美学与其它美学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礼”,而“礼”和“乐”共同构成其思想基础。
总体而言,对《论语》美学观的宏观研究便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其精髓,树立科学的审美观,促进现代美学的新发展。但是此类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显得略微缺乏新意。
二、《论语》审美观的微观研究
一些学者也在特定领域下对《论语》美学观进行了研究,此可以为读者提供特定领域下的美学观启示和指导。
1.具体类别下的美学观。杜学敏(2009)指出孔子的自然美思想具独立性,展现出孔子对人和自然关系及其审美关联的看法。他将“美”分为三类,即作为认识、功利及审美活动中的美。其中最能体现美学观点之处在于与“乐”相关的话语。苏保华(2013)指出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中蕴含多种多样的有关人学的内涵。其音乐思想影响至深的缘由在于个人突出的音乐才能;其音乐美学思想既用来教化民众,又用于管理国家;孔子系统的思想理论为其更加深入剖析音乐奠定了基础。孔子的音乐思想涵盖“修己”、“成人”的观点,很重视审美。
2.特定视角下的美学观。余开亮(2012)指出从字面来看,《论语》中“美”字是强调外在美,但是孔子所提倡的是内容形式相统一的“美善合一”。而对于该问题的探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而应当多加思考其“合一”的方式及其产生情感和艺术互动的方式。庞飞(2015)认为美学的效用在于增进人们对艺术和审美的体悟;双方都从整体的视角来审视美学,将能动的可以与周围产生联系的人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对“功用”的理解达成统一观点。王建疆(2011)指出儒家美学的内审美源于并且高于自我修养和礼乐。该审美更容易帮助人们实现内心世界的安宁,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
特定领域下的美学观研究便于我们更好地结合《论语》美学观和自身实际情况及时准确地进行反思和改进,更加深入地理解孔子美学思想的内涵,从而提升自我美学修养。此外,这还为美学领域的飞速发展和进步提供参考和借鉴。
三、《论语》美学观研究的不足之处
通过本文对《论语》美学观点的综述,我们可以发现,当前的有关此美学观的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虽然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不乏相关的研究,尤其较为集中于微观层面的具体美学思想分析,但其中一些研究视角较为陈旧,缺乏新意,主要集中于音乐美、礼乐美、审美意义等方面。其美学观点的研究有待向其它更为新颖的领域拓展。学者们需不断拓展该研究视域,为人们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指导,最终不断促进个人及社会的和谐发展,推动美学史的发展和进步。
四、结语
在当今时代下,人们物质需求已经得到极大满足,精神生活的追求就显得极为重要。而《论语》所蕴含的美学思想对个人修养的提升、美学史的发展甚至国家各个层面的管理和建设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学者应当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研习,探索更新更全面的美学观研究视角,不断推动《论语》美学观研究甚至整个美学史的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杜学敏.孔子的自然美思想:何以是c是什么[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4):24-30.
[2]李钢.《论语》文学性的三个美学指向[J].求索,2010(9):187-207.
[3]刘悦笛.儒道生活美学――中国古典美学的原色与底色[J].文艺争鸣,2010(7):6-12.
[4]庞飞.孔子美学的实用主义内涵辨析[J].中国文学研究,2015 (2):71-76.
[5]苏保华.论孔子音乐美学思想的人学内涵[J].苏州大学学报, 2013(5):57-62.
篇7
[关键词]儒家管理思想 三纲八条目 现代价值
一、儒家的管理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以儒家思想为正宗,影响和指导了几千年,在社会管理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着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对此,孔子及其以后的儒家大师均作过深刻的阐述。尤其体现在被后世誉为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道德作用及其与治国平天下关系的“德治主义”大成的《大学》之中,而《大学》又集中体现在“三纲八条目”上。“三纲八条目”所阐述的儒家管理以德治为目标,通过“修身(身修)和“齐家、治国平天下”(外治)两条途径具体实施的。
首先是“修身”。“修身”被儒家看作是进行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没有“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就无从谈起。这里主要是指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修养。此外,结合“三纲”和孔孟等儒家大师这方面的有关论述,“修身”实际上包含三层意思:其一,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其二,强调教化的重要性。其三,强调统治者个人的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其次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修身”所要达到的目的。《大学》视家为国之根本,认为家庭道德是国家治安和社会道德风尚的根本。它明确规定:“教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事使众也”。
第三是“贵和”与“中庸”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贵和”原则是人在实施“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仁爱”原则涉及处理家庭、家族、社会和国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应遵循的又一重要原则。儒家对此非常重视。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理不如人和”。中国人历来以中庸为美德,为人处事讲究不偏不倚,赞赏性格内向、城府深,反对旗帜鲜明,态度明朗,言辞锋利。“中庸”思维又称中和、中行、中道,也就是均衡,这种“执两用中”、“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渗透到政治文化之中,就成为人们评价管理和参与管理的一项重要标准。
二、儒家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文化发源于中国,其影响范围十分广泛,以中国为发源地,以日本为直射点,以东亚为辐射面。
首先,儒家管理思想对日本经营管理方式的影响。日本虽然与中国一衣带水,属于不同的国家,但同处儒家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是通过官方和民间渠道而传入。日本圣德太子当政时所制定的《十六条宪法》,就明确把儒家伦理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发展到明治维新。在“二战”以后,日本在经济腾飞中更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日本的经营管理思想,无论是直接用儒家的条款来表达,还是用其他的形式来反映,都不同程度地蕴函着儒家文化的管理思想。
其次,儒家管理思想对新加坡企业经营方式的影响。新加坡由一个亚州落后的国家一举变成经济发达的国家,从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分析,主要与坚持了儒家价值观取向的企业文化有一定的关系。新加坡的企业文化注重“培养家庭价值核心观”。
第三,儒家管理对中国经营管理方式的影响。中国作为儒家文化之发源地,儒家文化对经营管理影响的程序和范围,是日本、东亚等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以全面质量管理为例,它是我国曾经实行的一种管理方法则把市场调查、开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联系起来,对产品的数量、质量、成本、交货期、后期服务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的系统管理。它是系统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合理运用,促进了企业的生存发展。它与儒家文化的整体观有着惊人的类似,虽然前者远比后者精致的多,但二者有相似的出发点,都是从对象的整体性出发着眼于大系统的协调运行。由于受中庸思想的影响,中国经营管理思想出现了一种新的观念即管理的协和观。这种协和观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灵魂,它以追求管理系统的协调、和谐、均衡为目标,在生产管理上实现“天人合一”;在社会管理上实现“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实现“知行一致”。
三、正确认识儒家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儒家管理思想极其对经营管理的现代价值,是理论界探讨“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怎样待儒家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第一,辩证地看待儒家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思想对经营管理的现代价值,体现在日本、东亚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上。但是,对企业管理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儒家宣传的“重商轻农”思想,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重道轻器”不利于“科教兴国”战略;“言义不言利”思想不利于调动广大企业职工的内在驱动力等等。
篇8
关键词:儒家;孔子;教育意义;思想影响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2(c)-0103-01
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剧烈动荡时期,孔子希望恢复周朝以礼为准则的社会制度,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学说,实现“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才能实现仁。随后,孟子提出了“民本思想”,主张“制民之产”,提倡王道,反对霸道,提倡重义轻利。其后,荀子发展了孔孟的儒学思想,在他看来“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提倡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后天学习,凡人皆可成为圣贤……先秦儒家代表人物提出的主张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雏形。此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从此经学成为显学,儒学成为中国古代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其后各个朝代,儒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思想也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一、儒家思想的教育意义
孔子不仅是伟大政治家、思想家,更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门下弟子三千,他在教育实践中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多闻阙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等。下面选取三方面来谈儒家文化对后世的教育意义。
1、“有教无类”。孔子第一个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孔子的学生都可不必顾虑家世出身。有志于学的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掌握知识,从而为君主服务。我们可从《子路、曾、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中,略窥孔子的社会理想以及他平素如何教诲弟子。正因如此,才成就了很多家境贫寒但学问富足的弟子。
2、因材施教。古人云“性相近,习相远”,孔子做到了对每个学生的个人、家庭情况都有所了解,然后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施以不同教育,子曰:“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师也过,商也不及”、“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谚”。孔子能做到对三千弟子的情况熟悉了解并施以教育,实在令后人钦佩。
3、启发式教学。在我国教育史上孔子首次提出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从《论语》中可见,他对学生谦恭和善,善于由浅及深地启发诱导学生,让学生易于明理,受益匪浅。
二、儒家思想对后世的思想影响
1、“中庸文化”。“中庸”主要是强调“善”。“中”乃适合,“庸”乃按照适宜方式做事。“中庸精神”指的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这对我们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2、强调“知行”结合,注重实践。强调知行合一是儒家教育思想的突出特点,孔子要求人们应“言行一致”,强调“力行”,坚持“言必行,行必果”。子曰:“君子学以致其道”,“行以达其道”,“力行近乎仁”。朱熹也十分重视“力行”,朱子曰:“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他所说的力行就是在认识的基础上强调实践。
3、“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儒家学者强调正确的“义利”观。当生命和道义二者之间不可兼得的时候,儒家选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4、“闻道”、“行道”。子曰:“朝闻道,夕可死矣。”儒家学者认为闻道、行道才能体现人生价值。儒家学者是把“仁”和“礼”作为了道德行为的最基本范围和最高准则成为人生的终极追求目标。小至“修身齐家”大至“治国平天下”,无不要求仁人志士“闻道”“行道”,实现自身的价值。
5、“忠孝”。孝于父母,忠于朝廷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直以来遵循的原则。儒家要求孝顺父母、忠君爱国。孔子强调“孝悌”是“仁”的根本。提倡大家“入则孝,出则悌”,要孝顺父母,敬爱兄长,长幼有序。以“孝悌”的原则推广至国家,便是要忠君爱国。同时,对待周围的人事要“忠恕”,这便是为“仁”之道。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6、“不器”。子曰:“君子不器。”这指的是君子不能像器物那样,隅于一技一能,只能发挥一种作用。儒家认为,君子应该追求大道,而不能拘泥于一技一能之“小道”。小道虽有可观者,然君子所不为也。“君子不器”是要求人们要“游于艺”、“通于艺”,由“器”上升到“不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道。
7、“慎独”、诚信。“慎独”一词出自儒家《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东汉郑玄的解释为:“在独处时能谨慎不苟。”其实,“慎独”即谨慎自己在独居、独处时的言论和行为,始终保持道德的操守,独善其身。荀子则将“慎独”与“诚”联系起来。不诚则不独。这便提出诚信的要求。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也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纽带,儒家的“诚信”观不仅是立人之本,也是立国之本。
总而言之,儒家思想的确我是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当今人类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时代,为了创建适合于新的文明的生活方式,我们不仅应当总结工业文明时代教训,而且应当从古典的农业文明中去吸取人类生存的智慧。儒家思想固然有局限性,但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在当今社会合理运用,发挥其合理的教育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郭婷婷,女,1981年出生,山西沁源人,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12.2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10.1
篇9
[关键词] 儒家思想 企业管理 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其主张“仁爱”、“诚信”、“中庸”、“克己复礼”等思想精髓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更启迪着今天的企业管理。本文主要探讨了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一、儒家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绵延数千年,代表着中华灿烂文化,在春秋“百家争鸣”的时代,经过“焚书坑儒”的洗礼,而后居于独尊地位并非偶然,这同儒家思想本身丰富的内涵所具有的综合性、感召力分不开的,因而儒学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及中国社会。
1.“仁学”――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儒家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即“仁、义、礼、智”。其中,“仁”为核心与基础,它强调一个人只有在与他人关系中才能定义自己,只有通过“二人”才能定义“一人”,仁即“二人”的意思,故“仁者,人也”。 儒家认为,人首先要有一颗温暖、亲爱、感恩、谦让、善良的心,即仁心。在基本的人际关系里,在亲人与朋友的相处中,尤其应该体现这种态度。其次要将仁爱之心推延出去,并充实个人,尽力让世界和谐。有仁心恩慈才是人生意义的核心。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过去数千年之中,为无数识字与不识字的人所接受,成为其核心价值信仰,正在于它指点出人性的根本需要。社会文明尽管快速演变,若不能掌握人生的核心价值,生命终究不免空失落。而儒家所重者,正在于如何认识并满足人性中最核心而深邃的需求。儒家所提倡的核心价值,属于价值性义理,其重点在于以仁心爱人、敬天惜物,这种价值提炼是任何社会所需要的。
2.儒家思想的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
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在于这种思想同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基础相适应。农业文明对土地的依赖不仅没能割断同氏族血缘关系的联系,反而将其继承、延续下来。由于血缘关系具有先验性和等级性,因而由血缘关系所结成的集体(家族)是一种立体状的等级结构式,父对子、长对幼均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之间不存在着任何平等。加之血缘关系是先验的、超个体、超意愿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摆脱和超越。个人只能是认可、服从、顺从这种关系,才能获得自己的位置和利益。这就是中国家庭本位制建立的基础。儒家强调“孝悌”为“仁”之本,这既是对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制度的反映,又是对这种宗法制度的维系;坚持“人禽之辨”,进行道德教化,有利于敦化社会风气,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肯定尊君和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是对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认同;同时,又坚持“大一统”思想满足了人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感。在思维路径上以“中庸”为至德,要求“叩其两端而执其中”,颇具有善于守成的优势。最后,它主张内圣外王,既希望用自己的理论来教化并转化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积极入世;同时又主张正人先要正己,坚持自身的身体力行。儒学内涵具有大众性、生活性、感号力的特点,能满足社会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需要,因而易为社会认同。
二、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主要有:以人为本、以义统利、以德服人、以信取仁、勤劳节俭、严于律己、重才尚贤。
1.以人为本
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治理国家应以富民为本,“民为帮本,本固帮矣”。人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一些人往往只注重财富的增长,忽视了创造财富的人,不懂得人是目的。在企业管理中,也存在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2.以义统利
孔子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荀子曰:“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儒家以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不取不义之财,反对为富不仁。如何认识“义利”的关系,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有人极力批判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认为它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儒家倡导的“义”指整体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而是主张正当致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企业也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形成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积极的因素,必须肯定。但对于任何事物不应强调过分,若只讲功利主义,甚至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儒家强调“义”恰好可弥补这一不足。在经营管理中,一些企业家汲取了儒家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宗旨,强调把追求利润与服务人民结合起来,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3.以德服人
儒家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在家庭中要“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谓之人义也”,形成一种融洽温馨的亲情关系。就整个社会来说,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儒家的仁爱思想对于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增进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感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些企业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作为重要的经营准则,并且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强调对人的关心、爱护和尊重,讲求具有人情味的管理,这正是东方管理的一大特色。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强调制度与法律,这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儒家更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使人们高兴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应做之事。如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又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显然,制度、法律、规范应是相辅相成、同时并重,不可或缺的关系。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无形的约束力量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
4.以信取仁
诚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原则。儒家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竭也”,“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主张真诚待人、诚实敬业、恪守信用、讲求信誉。“言必信,行必果”,“苟逊不羁,蒙无异也”。诚信既是传统美德,也是历代经商之道。过去,我国许多小商号都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牌子,作为其的经营信条。弄虚作假、欺骗顾客、不履行契约的企业,是难以长久存在的。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先生的成功之道就是“以信誉成交,借信誉发展”。事实上“诚信为本,信誉第一”已成为许多企业家的座右铭。同时,诚实信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精神支柱。
5.勤劳节俭
儒家历来都主张勤劳治国,勤俭持家。中华民族勤俭这一美德,在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每一炎黄子孙,不论读书治学,还是经商称贾,共同的特点是十分勤奋刻苦,发奋图强,吃苦耐劳,并且也是比较简朴,处处提倡节约。儒家认为勤俭是心灵净化的因子和快乐因子,它不仅让人舒展筋骨,更让人舒展心情。经常劳动、喜欢劳动之人,多豁达开朗、快乐常在。勤俭的价值观念是符合现代管理要求的,任何企业都应精打细算、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益。
6.严于律己
儒家主张正人先正己,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能自制,后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后能为之用”。在严以律己方面,儒家还提出“慎独”的修养方法。这些强调的是,要管理好别人,先要管理好自己;要正人先要正己。作为一管理者,应在才学、能力、品德、气质、作风等各方面率先垂范,严以律己。这也是现代企业经营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7.重才尚贤
儒家主张“师道尊严”,尊师重教,重人才、尚贤能。“国之盛衰系于人才,功于才成,业由才广”,充分阐述了人才的重要性。用人之道强调“许士之风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才”;“选士用能不拘长幼”;“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如器,各取其长”等。这些阐述了重才尚贤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
总之,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是互为独立、又互为影响的,在猛进如潮的21世纪,儒家文化必将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郭洪星: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管理价值[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2]黄先海:中国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J].杭州大学学报,1994(4)
篇10
徐复观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有着现代新儒家的共同目的――“返本开新”。在此文中,笔者将对徐复观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目的――其独特的“开新”之路――作简要论述。
关键词:徐复观;中国思想史;仁性;知性;民主
徐复观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与牟宗三、唐君毅并称为“现代新儒学三大师”。与其他二人相比,徐复观不是以建构个人哲学体系著称,而是以中国思想史研究名世。他之所以注重中国思想史研究,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新生比个人哲学的建立更重要。徐复观一生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主要通过现实的政治参与来为中国动荡的社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经过熊师“起死回生的一骂”,五十年代开始,转而走上了学术之路,期通过对中国文化“现代的疏释”,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有补于中国、世界。徐复观作为港台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有其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共同目的,即“返本开新”。徐复观是通过其中国思想史研究来完成其理论上的“返本开新”之路的。无疑,“开新”(开出科学与民主)即是徐复观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目的。
一、“仁性文化”与“知性文化”的“摄”与“转”
徐复观认为“仁性”和“知性”是人性的一体两面。中国人发展了是人性中的“仁性”一面,进而形成了“仁性文化”;西方人发展了人性中的“知性”一面,进而形成了“知性文化”。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可能、也有必要融通与转进,“可能”在于二者同为人性所发出,“必要”在于二者的结合可以解决中西方文化面临的困境。徐复观致力于通过“摄智归仁”与“转仁成智”来实现中西文化的融通与转进。
首先,我们来论述徐复观的“摄智归仁”思路。此种思路是徐复观面对西方道德精神的困境而提出来的。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所形成道德精神是不同的。中国“仁性文化”下所形成的道德精神,认为人在自身与现实生活中即可找到自足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其特点是现实的、自足的。他提出,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道德的根源、人生价值的根源,不假藉神话、迷信的力量,使每一个人能在自己一念之间,即可于现实世界中生稳根、站稳脚,并凭人类自觉之力,解决人类自身的矛盾,及由此矛盾所产生的危机,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仅有历史地意义,同时也有现代地、将来地意义。[4] (P.3)而西方的道德精神与中国的道德精神不同,西方的道德精神是知识型与宗教型的。一方面,“知性文化”形成了西方人以知识为道德提供基础的特点。早在古希腊的哲人苏格拉底那里,便形成了知识即道德的思想。到了近代,欧洲的伦理学家常常对道德的根源进行形而上学的求索;另一方面,宗教上的罪恶感是形成西方道德的另一个基础。如基督教的原罪观念,要求人们通过信仰上帝获得救赎。西方的道德精神,在历史上曾起到了积极的意义。人们追求知识,造就了西方近现代的科技文明;追求天国,造成了西方人虔诚的。但西方“知性文化”的过分膨胀,造成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困境。一方面,知识的极端运用,导致了科技理性主宰一切,不承认价值上的东西;另一方面,宗教改革之后,人们更加注重对物的追求,而抛弃了原有的宗教虔诚,罪恶感丧失殆尽。此二者共同导致了西方物欲的泛滥与人们精神的空虚。面对西方道德精神的困境,徐复观提出了一条救治思路,即“摄智归仁”。“摄智归仁”是以“仁”来衡量、判断“智”的成就。以“仁”来统摄“智”,使“智”在作用的过程中,能得到“仁”的规约、引导,以朝向有利于人生价值之实现的方向进发。此即徐复观的“摄智归仁”思路。
其次,我们来论述徐复观的“转仁成智”思路。此种思路是徐复观面对中国物的匮乏进而导致“仁性”的困厄而提出来的。在徐复观看来,中国文化未能在物的方面得到很好的发展,物的贫瘠致使中国“仁的文化”得不到充实。对于此种困境,徐复观提出的解决之道是“转仁成智”,即从“仁”中“转”或“生发”出“智”来,以弥补因单方面“仁”的强化,而导致科学技术的弱化,又反过来对“仁”的限制。徐复观认为:“今后的儒学之需要科学,不仅系补其人性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所缺的一面,而且也可辅助我们文化已经发展了的一面。仁性和知性,道德和科学,不仅看不出不能相携并进的理由,而且是合之双美,离之两伤的人性的整体。”[3] (P.38)“仁性”与“知性”共同组建了人性之全,中西两种文化的融合,势必既也有利于西方走出困境,又有利于中国的复兴。此即徐复观的“转仁成智”思路。
下面我们对徐复观的“摄智归仁”和“转仁成智”进行简要的评析。徐复观认为“仁性”与“知性”是人性的一体两面,将来的中国和西方必将向人性之全的方向发展,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徐复观认为,在此二者中,“仁性”因其具有价值色彩,所以是更根本的、更重要的,而“智”的作用只是对“仁”起滋养作用,提供“仁”所需的物质基础。因此,无论是“摄智归仁”还是“转仁成智”,都因对“仁”的过渡执著而带有价值一元论的色彩。导致徐复观价值一元论的根本点,在于其认为“仁性文化”所倡导的道德价值,有着虚灵不滞的品格并且是没有古今之分的。徐复观认为:“文化的价值方面,不能分古今。价值的基本精神,没有古今的分别。”[5] (P.7)黄克剑对徐复观这种认识的批评可谓切中要害。黄克剑认为,道德价值的具体实现是要受一定的历史境遇局限的,它不可能在历史之外孤芳自赏。道德价值的超越性是在对道德价值历史地实现过程中的批判与超拔,因此,其超越性与虚灵不滞的品格,不能被理解为与历史现实绝对隔绝的存在。超越性存在于现实的超越过程之中,而不是与现实无干的绝对存在。现代新儒家诸学者都重视道德虚灵不滞的“常”性,但如果将这种“常”性绝对化,就有可能忽略道德价值历史地实现的具体性和局限性,将道德价值的人间性遗忘。此外,儒家的“仁”不是脱离历史上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的道德修养的抽象价值,而是在其每一次呈现的过程中都有其确定内涵,这内涵不可能与特定背景下的知性无关。没有仁爱的知识和没有知识的仁爱同样是危险的,徐复观缺少对传统儒家脱离知性的“仁”的反思和批判。[6] (P.41)其实,“仁性”与“知性”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任何一方面对另一方面的宰制,反倒使宰制的一方失去其本来价值。“知性”不反对“仁性”,反过来讲,“仁性”也不能“转”出“知性”。就“仁性”不能发出“知性”而言,“转仁成智”不能成立,就“知性”不属于“仁性”而言,“摄智归仁”也不能成立。其实,西方现代道德的危机,并不在“智”本身,而在使用“智”的人的道德危机。因此,对西方“智”的滥用的救治,需要通过“仁”的提升来救治“不仁”所导致的结果;而对中国“智”的不足所导致的物的匮乏,需要通过“智”的提高来满足。如此,则全矣。
二、儒家政治思想与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相助相即”
徐复观后半生远离现实的政治争斗,走上了学术的道路,但是其对政治的关注却一如既往,可以说其是以学术的方式回归政治。在徐复观看来,现代化内在地包摄着民主政治,中国民主政治之建构,仅依靠儒家的政治思想显然行不通。儒家政治思想有民本而无民主,有礼治而无法制,无法直接承担中国民主政治的建构。而直接引进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也是行不通的,因为西方民主政治也有其短处,即缺少道德自觉的精神。
那么中国民主政治的建构当采取何种方案呢?徐复观通过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希望将儒家的道德观念与西方的权利观念结合起来,建立一种以儒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徐复观曾说:“要以中国文化的‘道德人文精神’,作为民主政治的内涵,改变中西文化冲突的关系,成为相助相即的关系。”[2](P.320)那么儒家的政治思想与西方的权利观念该如何结合呢?为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徐复观首先驳斥了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是导致专制制度的根源之观点。徐复观认为,儒家的政治思想不是导致古代专制制度的根源,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根源在以韩非子为主要代表的法家思想,而法家之外,都有着民本的要素。法家思想的基本理论预设是人性恶理论,认为在人性恶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这种理论所导致的政治制度是这样的,君主高高在上,臣民俯首在下,君主对臣民有着绝对权威,而臣民对君主必须绝对服从。法家思想也必然反对儒家的性善论,反对儒家君主修身以安百姓的思想。所以说,儒家政治思想不应为中国古代的专制制度负责。那么儒家与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徐复观认为,在中国古代长期的专制社会中,儒家在专制制度的重压下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歪曲”,但也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在其看来:“儒家思想,乃从人类现实生活的正面来对人类负责的思想。他不能逃避向自然,他不能逃避向虚无空寂,也不能逃避向观念的游戏,更无租界外国可逃。而只能硬挺挺的站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以担当人类现实生存发展的命运。在这种长期专制政治之下,其势须发生某种程度的适应性,或因受现实政治趋向的压力而渐渐歪曲;歪曲既久,遂有时忘记其本来面目”[1] (P.8),但即使这样,“儒家思想,在长期的适应,歪曲中,仍保持其修正缓和专制的毒害,不断给与社会人生以正常的方向和信心,因而使中华民族,度过了许多黑暗时代,这乃由于先秦儒家,立基于道德理性的人性所建立起来的道德精神的伟大力量”[1] (P.8)。可见,徐复观认为两千年来的历史,有良心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虽然在专制制度的重压下,受到现实政治一定程度的歪曲,但还是尽到了一些补偏救弊的责任。以上,我们知道儒家不但不应为中国古代专制制度负责,而且还对减轻专制制度的毒害尽了补偏救弊的责任。徐复观认为,对于民主政治而言,儒家的政治思想与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各有其优缺点。这就使得儒家政治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的结合成为可能。徐复观近三十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掘井及泉,挖掘出了儒家政治思想与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接合点。
首先,虽然儒家的政治思想包涵着民主政治的重大精神因素,但是却缺少民主政治的主体,这使得古代中国终究没能发展出民主政治,因此我们需要学习西方民主政治,使中国形成民主政治的主体。徐复观认为,儒家政治思想中蕴涵着对人性的尊重,并且民本的思想与民主也很接近,此外,礼治中的礼的思想也与制定法的规范只有一墙之隔,此三者都已与民主政治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但是,中国缺少民主政治的关键因素――政治的主体。他指出:“儒家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以求解决政治问题,而很少以被统治者的地位,去规定统治者的政治行动,很少站在被统治者的地位来谋解决政治问题。这便与近代民主政治由下向上去争的发生发展的情形,成一极显明的对照”[2] (P.83),总之,中国缺少“真正政治的主体”[2] (P.83)。徐复观认为,政治主体的建立,需要将儒家的政治思想,从以统治者为起点,来为人民负责的思想,变为以被统治者为起点。补上我国历史中未经历的阶段――个体权利自觉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也可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得到客观的构造。[2] (P.83)
其次,儒家政治思想重视个人的义务胜于权利,其是以个体道德的自觉来成就群体的和谐,而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以个人权利的争逼出群体的不争。两相比较,前者要优于后者。因此,中国民主政治的建构当吸取儒家政治思想之长。徐复观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第一阶段的根据,是‘人生而自由平等’的自然法。第二个阶段的根据,是相互同意的契约论。自然法与契约论,都是争取个人权利的一种前提,一种手段。所以争取个人权利,划定个人权利,限制统治者权利的行使,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第一义。在划定权利之后,对个人以外者尽相对的义务,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第二义。因为民主政治的根源是争个人权利,而权利与权利的相互之间,必须有明确的界限,有一定的范围,乃能维持生存的秩序,于是法治便成为与民主政治不可分的东西。”[2] (P.82)可见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理论依据是以争成其不争,以私人的利益的争来成就集体的利益。这种通过争成就的不争,是通过人与人的互相限制逼出来的,而非出于个人道德的自觉与自愿,因此不一定安稳,时时有可能崩塌的危险。与此相比,中国的儒家政治思想的可贵之处,是以个体道德的自觉,来成就群体的利益。因此,徐复观看来,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建构中,应当吸取儒家思想重视个体道德自觉的方面,这样的民主政治建构才能更牢靠。
以上是徐复观对儒家政治思想与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相助相即”的分析。徐复观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无疑是希望在中国的大地上重新复兴儒家,其不只希望儒家在思想上的复兴,更希望儒家思想能够参与到现实政治的建构。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徐复观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思路大体是这样的:首先补上中国以前所未有的个体权利的自觉,再通过儒家的责任、义务观念超越由孤立的个人组成的共立状态。在我们看来,个体权利的自觉匪易,而对孤立的个人组成的共立状态的超越尤难。徐复观所提出的这样一种中西结合的思路,其思想初衷无疑是好的,但这种思路在现实的实现上如何呢?就连徐复观自己也认为“未免有点近于神话”。既然现代化的浪潮不可避免,我们必须经历民主政治,也只能在自己的文化上去吸收西方民主政治的成果,那么徐复观的这种思路无疑是值得借鉴的。但现实的情况,往往要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复杂。目前看来,中国的儒家思想想重新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导只能是一个梦幻,其只能作为一种传统的精神资源被批判地吸收,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一种精神依凭。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上)[M].上海:海书店出版社,2004.
[2]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1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3]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2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4]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4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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