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看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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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看法

篇1

[关键词]儒家思想 重利轻义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2-0001-01

近年来国家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人们在思想道德方面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在发展市场经济时出现的违约行为,越来越引起人们对当今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视。而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也极为丰富,其作为我国传统思想一直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约束作用,特别是儒家义利观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体现出其不可替代的内在指导作用。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儒家义利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是我们今后不断努力去研究的课题。

一、儒家义利观思想研究的起因背景

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生活环境不断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常常出现违背社会道德准则的行为,人们之间好像只有了裸的金钱关系,彼此之间的联系也仅仅是因为利益争夺,伦理道德教育正在逐渐失去其对社会生活的调节和控制作用。而儒家的义利观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义利问题,一直以来都对于人们的行为产生某种影响。实际上对于义利问题的研究也是对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普遍规律的探索。针对当今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道德滑坡、风气日下的局面,人们再次将研究的目光投向儒家思想,尤其要发掘和利用儒家义利观中的积极因素,克服社会发展中的种种弊端,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二、儒家义利观是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争论

义利观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义和利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关系。义一方面可以认为是符合道德要求并且被大众接受的正当的合理的行为准则。利从小的方面来说可以是个人或者是社会上一小部分人所追求的利益,从大的方面来说也可被认为是国家或者是民族的整体利益追求。因此,义利关系被看做是道德准则与利益追求之间的关系。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一部分人认为儒家的义利观只是适应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与维护封建统治的产物,它在内容和性质上和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是相脱节的。并且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与当今社会在对待利益追求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他们认为这些思想长久积累下来只会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社会整体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也有人认为儒家的义利观是适合当今社发展需要的,当今社会人们常常过度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社会道德准则,时常导致社会上出现一些危害大众身体健康的事件,这些思想的形成也不利于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而儒家学者在对待义利关系方面的看法对于大众道德体系的建构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在对待儒家义利观的看法上我更同意后者。首先,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人们在追求经济价值时也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甚至是唯金钱至上的思想。而儒家义利思想中的“见利思义”和“义利统一”有助于人们树立适应当今社会发展要求的价值观。其次,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促进社会全面健康的发展,道德建设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儒家思想中对于义利方面的看法对于人们的道德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这在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儒家义利观的当代价值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既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物质文明又包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点内容就是道德建设,一个社会道德水平是衡量这个社会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道德建设,有赖于批判和继承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这其中更是以儒家文化资源为重点。而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义利观对于当今社会的价值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儒家义利观警醒人们认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长时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得到了普遍提高,但是人们的伦理道德教育水平并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社会上一些腐朽文化正在进一步侵蚀着人们的思想。而儒家义利观通过对义与利的分析,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样的思想符合当今社会的需要,什么样的行为更能得到大众认同,为当今中国搭建起符合中国人价值观念的道德大厦。进而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儒家义利观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具有中国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特点主要体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上。而儒家的义利观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并且儒家义利观在对待利益关系上主张“见利思义”“义利统一”的思想,这是符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的,也为人们在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上提供了指导意见,有利于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凝聚各方力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

【参考文献】

[1]邵汉明.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

篇2

关键词 儒家 生命观 大学生 教育 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6.09.009

The Enlightenment of Confucian View of Life on

College Students' Life Education

ZHANG Chengyin[1], HUANG Shan[2]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2] Tianjin Sino-German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Tianjin 300350)

Abstract Lif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has been in the orthodox position of the Confucian Thought on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life education has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The Confucian view of life embodied in the three areas of the life consciousness, life value and life relations, the basic concept can be as life education resources,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life consciousness, life value and life and relationship education quality and effect has a role.

Key words Confucian; life view;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

0 引言

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入世情怀与对生命的清醒认识以及有限生命无限意义的思想,对中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儒家生命思想可以具体融入其中,用其具备的道德的制高点与修养的素雅,为推动当代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完善,促成大学生健康积极生命观的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界同仁可以以儒家思想中对如何使生命更有意义的智慧,深化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内涵。

1 儒家生命观对生命意义、生命价值与生命关系教育的启示

1.1 儒家与生命意识教育

生命观是指对生命的看法与态度以及如何运用生命,对生活、死亡的看法与态度。儒家思想中所体现出的生命意识观是指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个人对于自己生命的终与始的观点。儒家,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想流派,不同于道家的“无为”,而是以一种积极的、入世的态度去面对人生,面对生死,对人生的意义与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唯物的解读。儒家思想中体现出对自然生命本身至上的敬畏与珍惜,而在面对死亡的问题时,儒家又一改之前的珍惜,表现得闲适而洒脱。

儒家十分重视人在宇宙间的崇高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天地之心。在儒家观念里,珍惜生命本身应当是一种义不容辞的事。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明确肯定了人的价值。生命是人存在的前提,是人的其他方面得以全面发展的根本。有学者认为,儒家的实质不仅仅在于“仁”,更在于“人”,儒家思想得以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原因也在于,儒家真正关注人的发展,关注社会,并不以一种漠视的、旁观的态度对待人生。同时,“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珍惜自己的生命,也是对所有爱自己的人的一种负责。这就要求我们在生命意识中,要尊重生命、保护生命、珍爱生命。

儒家虽然说“未知生,焉知死”,也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但并不是不重视死亡;相反,儒家认为活着已经不容易,死是比活更难的事,只有认识生,才能更好地体会死,表现出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与生命至上的情怀。儒家思想主张客观地看待生死,以平常的心态待之。孔子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荀子也坦然承认:“死,人之终也”。这些都表现出儒家面对死亡清醒、坦然的态度。儒家在面临死亡问题时,表现出不同于世俗的洒脱,这主要由于儒家认为死是对生的另一种诠释与超脱,只有正确对待死,才能真正学会如何对待生。生为可贵,生即意味着无限的可能,好好思考“生”与“死”的意义,从而让每一个人都能真正珍惜并且享受自己的生命,在有限的生命长河中完成自己的创造。

在生命意识方面,儒家重视生命、爱护生命,倡导大学生也应保护生命。但在另一方面,儒家以道德价值的实现为人生的目标,强调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自己相应的义务与责任。近年来,大学生轻生的新闻屡见不鲜,这正是大学生对生命不具有珍惜与敬畏的生命观态度缺失的表现。笔者认为,在大学生生命意识观的教育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进行珍惜生命的教育,生命意识教育可以融儒家生命观中的精华,使当代大学生对生命有更多的了解,从而更加重视生命、珍惜生命。生而为人、生而来世,个人就不能仅按照个人的意愿生活,每一个人都承担了亲人及友人、爱人的所有期待,让自己的生命幸福,也让自己的生命可以为别人带来幸福,这正是儒家生命观所强调的,也正是儒家生命观在大学生生命意识教育中所应体现的。

1.2 儒家与生命价值教育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弘毅”一直是儒家思想的重点,承担自己的责任,发挥自己的价值,作用于社会,是儒家思想中认为的人生价值的所在。儒家主张以积极入世而又严谨的态度去追求个人生命的价值,实现自己的生命意义。儒家主张外立业,内修心,既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也有“仁义礼”的道德追求。当代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承担着祖国繁荣的使命。对社会的强烈则仍,也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儒家思想中的这些内容,对大学生群体中出现的生命意义的缺失,对人生的淡漠,对个人责任的漠视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儒家的文化中,“闻道、行道”为其价值指导原则,“朝闻道,夕死可矣”。儒家不仅追求知识,更注重个人品德的塑造,一生都以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德行,努力把所学体现在实践中。奋斗目标的存在,是一个人对社会、对个人生活目标的明确反映。应对当代大学生价值感缺失的问题,构建这种积极有为、奋发图强的目标,去追求个人道德的发展与个人意义在社会上的实现,并在这样追求的过程中不断地享受生命所带来的惊喜,是儒家生命观在大学生生命意识观塑造中的重要体现。

儒家的生命价值观高度凝练在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这种人生追求的“三不朽”中。具体说,立德就是志于道,以身载道,以完美的人格和品行成为世人的楷模。立功就是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做出突出贡献。立言则是创一家之言,从思想上拓展人生境界,为群体生活寻找最佳方案。儒家的入世思想并不是消极的、功利的、个人主义的,而是积极的、为个人更好的发展而努力的,并非常注重处事智慧的发展,注重对心态的修炼。这对当下的大学生应该是很有启发的。儒家追求的境界之一就是能在困境(包括物质困境)中做到乐观、达观,并能乐观行事,也就是“安贫乐道”、“忧道不忧贫”。孔子曾多次称赞自己的得意弟子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又曾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颜之乐不是一种物质的快乐,而是一种精神的平静与满足,是一种超然于物外的胸襟和境界。当今社会竞争激烈,很容易导致极端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倾向产生。儒家的生命思想中一直称赞以个人的、正义的奋斗与努力实现自身价值,并为社会的发展做出努力的行为,但又不仅关注结果,在追求建功立业的同时,对关注个人思想境界以及道德水平的提高。在对当代大学生的生命教育中,应提倡当代大学生既要追求个人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要保证灵魂上的洁净。

1.3 儒家与生命关系教育

生命关系教育在于引导大学生能够正常地看待与处理个体与社会、与自然、与他人的关系,引导大学生真正学会接受自己、提高自己、发展自己。

儒家所提倡的“仁”,不仅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要求,也是对人与社会、他人与自然间一切物我关系的界定。仁者爱人,是对一切自然生命的爱,是一种向善追求,一种爱他人,爱他物的情怀。儒家又崇尚“天人合一”,认为宇宙万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与理由。儒家对万物表现出恻隐之心和“无伤”的悲悯情怀。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提出的“钓而不纲、戈不射宿”,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中提出“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都变现了对自然万物的仁爱之心。由此可见儒家虽一直倡导个人的重要性,但对于天地中的其他其他生物与广博的大自然,仍具有相应的关注与怜惜。

儒家生命观中对个人生命、对大自然中万物的生命的观点可以为高校开展当代大学生生命意义观的教育工作提供有益的支持与补充。通过开展如何处理应对生命中关系的教育,引导大学生与自我对话,与他人交流,真正了解自己内心的丰富世界。在自己方面,做到了解与接受,保持对生活的期待与愉悦心情;在他人方面,做到和谐相处,善良对待,做到自己与社会共同发展;在自然方面,爱护自然、保护自然,做到欣赏与爱护,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2 结语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世世代代生命观的更迭与变化,儒家生命观在当代可以流传,必然有其现实的优点与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一种人生的哲学,而这种人生哲学应为当代大学生了解。它不仅可以丰富当代大学生生命观教育的维度,而且可以使当代大学生承担起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在潜移默化中,优化自己的思维,提高生命的质量,承担起自己所应承担的生命责任,真正学会尊重生命。

参考文献

[1] 陈战国等.超越生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智慧[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2] 冯沪祥.中西生死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53.

[4] 潘明芸等.大学生生命观调思岸愿咝4笱生生命教育的思考[J].思想教育究,2010(4).

[5] 欧巧云.当代大学生生命教育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6] 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编.当代儒学与精神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篇3

关键词:梁漱溟;儒家文化;儒学复兴观;现实可能性;非现实性

中图分类号:B-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097-02

有学者认为,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构架中并加以平等地讨论都要归功于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它肯定了中国文化的意义与价值。现在的时代,虽然世界各地都有孔子学院,但是普通民众对于儒学的认知还是停留在最浅显的层面,而且传统儒学的很多做人、做学问的态度仍值得当代人学习。梁漱溟在20世纪初就提出辩证地看待儒学,复兴儒学。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如何看待儒学成为探讨的重点。

一、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概述

(一)梁漱溟的文化哲学

首先,梁漱溟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生活的样式。“一民族的生活的样法……无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充斥着生活……”文化是满足意欲的方式。“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农业生产、社会治安、国家政治、伦理法则、教育设施、……”这些便强调了意欲产生文化的整体性。

其次,梁漱溟认为,意欲面对着三种“器界”,由此引发了人生的三种问题,人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即人与物的问题,人对社会关系的需求,即人与人的问题;以及人与自身的问题。

最后,文化就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意欲的不同流向又形成了民族生活的样法。并且梁漱溟由意欲的不同,将世界文化分为三大文化系统,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将意欲调和持中作为根本精神,印度文化将意欲反身向后作为根本精神,西洋文化将意欲向前作为其根本精神。

(二)梁漱溟文化哲学的影响及评价

1.梁漱溟文化哲学的影响。中国当代社会深受梁漱溟的文化思想的影响。其中凸显文化的民族本位主义思想的由他的文化思想所体现和代表的现代新儒学的主旨精神,感召和影响了众多的热心人士,他本人同时也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和赞同。

梁漱溟在反思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建设进程和指导思想以后,提出复兴传统儒学,维护文化的民族主体地位和自尊精神,民族的、传统的东西逐渐在失去自己的生存土壤深深地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由此复兴儒学、复兴孔孟之道便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与此同时,许多孔子学院出现在世界各地。

2.对梁漱溟文化哲学的评价。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虽然对近代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和贡献,但是在他的思想和研究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局限性。首先,是其具有现代性。他的文化观具有符合时代潮流的进步的一面,认同和世界文化,并对中国文化进行批判性反省。这是其思想进步性和现代性的体现。其次,是其具有保守性。梁漱溟想在承接西方成就的同时又期望避免西方文化的弊病;他在批评中国文化的消极因素的同时又力图从中挖掘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东西。梁漱溟文化哲学是一种兼备保守性和现代性具有内在矛盾的思想体系。

二、梁漱溟的儒学复兴在于实现儒学现代性及发挥其文化批判功能

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普适性价值的儒家文化,其意识形态功能和教化功能都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而在近代中国,传统儒学开始凋零,其普适性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挑战和中国传统社会解体重构的影响。

梁漱溟所思考的儒学价值观重建,既试图让儒学能够从新的政治制度中生发出新的生命活力,也重视儒学与西方化的态度之间的互补,实现儒学现代性及发挥其文化批判功能,既坚持传统文化的改变与更新,也尽可能地吸取现代文化的优秀成果,如此,传统儒学便能在现代延伸新的力量,焕发新的生机。

梁漱溟认为儒学有其超越时代和地域的普遍性,他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文化承担形式,就他而言关于东西文化价值的思考,是通过提出新的理论问题和转换新的研究方法,并且建立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和解释系统。他所建构的文化儒学思路很好地说明一个民族可以在本民族科学不发达的条件下,通过文化的交流,按照本民族现时需要,借助其他民族的思维框架,形成新的思维框架,以便达到世界同时代的思维水平,但是,又不能完全照搬其他民族的思维方式,应该依托本民族的思维特点,有选择性地吸取。

三、认识传统儒学

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儒学,则儒学可以分为政统的儒学、道统的儒学和学统的儒学。

首先,总的来说,政统的儒学遗留在历史上问题比较多。在封建社会,儒家曾长期与政治相结合,无形之间对专制统治起过积极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特别重视道德教化的儒家起着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但是如果过分夸大道德的教化作用,那么不仅将会使道德政治化,也将会使道德逐步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其次,如果我们对道统的过分强调,不仅可能形成对其他学术文化的排斥,甚至形成对异端思想的压制。

再次,我们认为儒学的学统是最重要的。其学术思想的传统,包括世界观、思维方法和对真善美境界的追求等等都是学统的儒学。其一,要有文化上的主体意识,充分地认识和了解自身文化,并对其进行保护和发扬,另外要有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文化的能力。其二,任何文化只要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创新、拥有新的血液和生机活力,那么便能不断地发展。同时也要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以得到适时的发展和更新。其三,虽然社会在不断的发展,思想文化不断更新,但是古代思想家思考的问题及方式、理念可能是万古常新的。其四,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矛盾,即使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粹部分,要继续发展下去,也需要得到符合时代的新诠释。不断反思儒学的内在矛盾以及不断给儒学新的诠释在这个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才是儒学得以复兴的生命线。

四、复兴儒学需要注意的问题

复兴儒学首先要使儒学对现代社会有价值,考虑现代社会严峻的问题,根据现存的现实问题为儒学复兴提供现实基础。

那么我们现代社会面临的危机都有哪些?人为满足自身需求一味向自然索取,使得自然环境入不敷出,生态环境失衡恶化,出现生态危机;由于现代人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超于一切,不仅使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甚至形成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至于多次爆发世界战争;另外,人类过于注重金钱和感官享受,以致出现身心失调、人格分裂的问题,甚至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当前人类社会矛盾需要解决,甚至今后一段时间需要不断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与国、人与自我身心之间的种种矛盾。另外,还应注意到,我们在当代谈传统儒学的复兴,目的也不是再使传统儒学达到占据统治地位,而是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继续生长,获得新的生命力。

五、儒学复兴的可能性

以人为中心思想体系的儒学有其在现代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首先,遵循自然规律的先进意识的中国儒家思想并不反对现代的科学与民主,并且对当今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和浮躁人心有调节作用。

其次,能够适应时局变化的儒家思想不仅能够改进自身,而且还能够容纳外来文化。从先秦发展到宋明的儒家思想,还是有很多观点能够与时俱进,有些诠释本身就是进步的表现。儒家思想在时间的打磨下和新思想的融入中迈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再次,儒家思想的复兴与现代人文科学思潮异曲同工。

最后,在当代世界的很多国家中儒家思想仍有一定的影响力。虽然在中国本土,在政治和教育领域里儒家思想早已失去了统治地位,但是在社会道德和民间习俗层面,它仍然发挥着稳定人心、安定社会的作用。虽然儒学的影响力不可与儒学鼎盛时期相比,但儒家思想走到千年后的今天还是有自己的生命力,说明传统儒学还有复兴甚至繁荣的可能,不可否认其价值。在不久之后,梁漱溟也预期中国文化的复兴。

六、复兴传统儒学的非现实性

虽然传统儒学还有继续发展的生命力,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复兴传统儒学还有一定的非现实性。

首先,自近代开始儒家思想已经逐渐失去了其在中国思想、政治界的中心统治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影响力。且现在中国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是,传统儒学要复兴首先就失去了官方的支持。

其次,传统儒学在经历了20世纪的“十年”,传统的儒家思想几乎遭到很大的毁灭,及至现代各种西方思想的冲击,传统的儒学已经十分缺乏立足之地。

最后,梁漱溟作为第一代近现代新儒家已经意识到了儒家思想本身存在不足,在中认为在不放弃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可以接受西方思想,传统儒学无论其从现实还是理论上都已经不可能再成为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

七、结语

时代在改变,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有必要复兴以及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价值,发掘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生长点,传统儒学如何复兴是个问题,百年前梁漱溟对这个问题就有自己现代性的看法。如果我们想要在现代复兴传统儒学,使儒家思想在现代的复兴由可能变为现实,那么我们可以开出新学统、政统,在加大儒家思想宣传的同时,培育、发展儒家思想的接班人,那么便能使儒家的道统薪火相传。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传统儒家思想可能在现代“复兴”,但像“独尊儒术”一样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传统儒学既不可能在中国重现,也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出现。

参考文献:

[1]王秋.心性学视域与中国现代性问题――梁漱溟文化哲学思想析论[J].学术交流,2014(6).

[2]王晓黎.钱穆与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之比较[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篇4

关键词:李安电影;民族文化;思想内容;影像造型

李安是世界知名的华人导演,同时也是华人世界通过自己努力荣获多项奥斯卡奖的第一人。纵观李安的电影创作,其作品中有着很深的个人印记,浸透着李安对于社会的认识和理解。他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长大,所以其作品中深受中国民族文化的影响。中国民族文化的展现在他的电影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其一是李安电影中所折射出来的儒家思想,其二是在影像造型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民族元素。

一、思想内容上儒家观念的凸显

李安自幼在台湾书香门第中长大,中国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环境深深的影响了他的价值观念。之后在美国学习戏剧导演和电影,更是使得李安本人具有强烈的怀旧和思乡情结。李安凭借电影这一途径来追寻中国民族文化情感和审美愿望,拍出了一系列具有民族文化情怀的电影,如《推手》、《喜宴》、《饮食男女》等,这些作品无处不闪现着儒家思想的光芒。

和谐是儒家思想的首要价值观念,也是其人文精神的精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以来是古人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弥漫了儒家思想对于人与人之间人文规范的要求,也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之道。同时,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显而易见,而“家和万事兴”“以和为贵”等观念更是体现出了中国文化对于和谐思想的追求。正是由于李安对于儒家思想和民族文化的深刻认识,所以在他的电影中大都体现出了和谐的思想。比如电影《推手》中,郎雄扮演的父亲虽然和美国的洋媳妇在生活起居和饮食习惯等诸多方面有很多不和谐,虽然因为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不同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是父亲却始终为儿媳妇着想,给她用太极的方法治病,为她夹菜等等都传达着“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再比如,《饮食男女》中,每逢佳节家里所有人都会回到父亲家,所有人坐在一起吃饭聊天,体现出“团圆”的和谐意味,既是李安电影中传统家庭观念的展现,也是中国民族文化和儒家思想的深刻反映。

《论语・庸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之道是儒家倡导的为人处世的哲学,即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讲究性情的中和淡远,提倡自我修养、自我完善,做事讲究分寸,使事物能有最好的表现。李安在中国传统的家中长大,身上本身就有着非常典型的儒家气质,这种气质反映到制作上来讲是不疾不徐的电影节奏,反映到影片内容上则是电影中的主人公处世态度的中庸平和。比如电影《推手》中,因为中西方巨大的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差异,父亲最终还是无法融进儿子的家庭,随即自己从儿子家里搬出来,一个人居住在唐人街。对于父亲而言,他知道矛盾无法解决,但是为了家庭的大局,他采取中庸的处事方法,自己谦让一步让矛盾得以缓和,让事情得以顺利解决。《饮食男女》中,老朱是了不起的厨师,三个女儿性情各异,不过老朱却凭借自身厨艺维系着全家的和睦。女儿们逐渐长大,都有着各自的问题,老朱始终保持着中庸的态度周旋于他们之间,最终使即将破裂的大家庭再度团聚。李安在自身的处事始终坚持的端正的态度,在电影作品中也体现出了民族文化深厚的价值底蕴。

二、影像造型中民族元素的展现

李安作为世界知名的华人导演,其在中西方都获得了了一致的认可。在好莱坞电影大行其道的今天,能够坚守民族文化精神开拓世界电影疆土实在难能可贵。李安电影不管是在“家庭三部曲”还是在《卧虎藏龙》中都闪现着浓郁的儒家文化思想,同时在电影的影像语言上也采用了大量的民族元素,探讨了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系列命题。

在电影《推手》中,李安向观众展现了一个典型的中国移民美国的家庭所遇到的矛盾和困惑。太极拳师老朱来到美国儿子的家里生活,却因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美国的儿媳妇冲突不断,最后老朱离开了儿子的家,独自在唐人街生活。李安在进行电影创作时,选取了众多具有民族文化气息的造型元素,把中国历史悠久的太极文化、京剧文化、饮食文化等都很好的融入到《推手》的剧情当中,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内涵。影片中,为了展现中国民族文化,细节处理上,多次出现老人练太极的镜头,多次出现书法创作的镜头,多次出现关于中国饮食的细节;在场景的选择上,李安导演把故事也多次放置在中国民族文化比较浓郁的美国中文学校和唐人街:在情节设置上,导演李安也设置了很多表现中国文化的桥段,比如教中文、中国烹饪等,把中国故事以及中国民族文化传统通过影像载体表现的淋漓尽致,有力的体现了中国民族文化在美国主流社会文化的逆境中顽强的生命力,也真实的在现了美国社会中移民家庭各自不同的生活状态和不同心态。

在电影《喜宴》中,导演李安更是将由中西方文化产生的人们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升级,运用同性恋的题材来探讨中西方文化背景下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同样的,李安在拍摄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民族文化元素来塑造影像细节,尤其是将中国饮食的方方面面加以强化。饮食细节被大量用于结婚的喜宴上,极富中国特色的菜谱,极具中国风情的花样,中国的饮食文化在这里得到了集中的展现。除此之外,《喜宴》还通过结婚的一些中国传统流程来展现民族传统礼节和文化,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结婚仪式、服饰等来展现民族文化元素。影片中环境造型、服饰造型、红包、首饰以及闹洞房,这些中国民族礼仪文化在李安电影中的多次出现,强化了民族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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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其本身也是文化的一种形式,它必然会折射出一定的社会文化内容。文化中的一些特点、时代特征、背景,或一种文化中所重视的一些方面,也可以从语言的词汇体现出来,而人名则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词汇。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浅析1912年到2005年的日本男子名字,可以解析其所隐含的时代、文化信息。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与文化密不可分。而人名则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现象,是社会成员相互区别的符号。这种语言现象的产生、发展与其所处的自然、社会、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它隐含着一个民族语言、历史、地理、宗教和阶级状况的信息。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个民族的人名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日本的人名多采用汉字。汉字起名,在日本可要“过五关斩六将”。所谓五关,指的是孩子的名字必须符合“五格”,即总格—昭示一生的吉利;人格—反映期待的性格才能,并要求可以克制凶运;地格—符合对健康、平安等的追求;天格—不得和祖先的宿命冲突;外格—与所处外界环境和谐。“六将”就是若干辅助规则,比如若干汉字因为各种原因是不能用在名字里的,像伶、逸、稀等。近年来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加,又使日本一些传统吉利的名字带有了不吉利的意思,比如“涌大”本来是很有气势的名字,但读音让英语国家的人听来就是“You Die"(去死吧)等等。由此看来,日本人名不仅直接反映出了命名者的文化素养,还可以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价值观。本文依据日本明治安田保险公司对每年参保的新生儿人气名字前十名的统计( meijiyasuda. co. jp),从1912年到2005年的日本男子名字人手,试图分析出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信息。

根据1912年到2005年的日本男子名字特点,将其分成5个阶段,依次是:1912一1925年、1926一1936年、1937一1945年、1946一1988年、1989一2005年。如下:

作为“儒教文化圈”之一的日本,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颇深,其影响从他们的名字中可见一斑。

(1)儒家思想主张长幼有序,上下有别。“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论语·礼记》)。在日本的男子名字中常出现O+数字或数字+O型。如表1,1912年一1925年大正时期,多出现正一、正二、三郎等名字。

(2)儒家思想主张诚信为立身行事之本。“诚者,自诚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中庸》)。如表ms,在日本男子名字中多出现“清(正派)、正(正直)、诚(真诚)、淳(诚实)”等字。

(3)儒家思想主张以和为贵。“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和”的基本精神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关系。化解人间的冲突和紧张,消除彼此的相争,通过共同的理想和相互沟通,达到同心同德、协力合作。如表1 - 5,在日本的男子名字中多出现“和夫、和也、和彦”等。

(4)儒家思想主张“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所谓“修己”即自我的涵养,“安人”则是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发展。道德关系上的自我完善(“为己”),最终是为了实现广义的社会价值(群体的稳定和发展)。名字中带有“修(修身)”则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5)儒家思想主张“刚毅木呐近仁”(《论语·子路》)。刚毅即坚定性,有志有德的人,行事应该刚毅。此外,“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易传》)。刚健而中正,即不妄行,不走极端,能够坚持原则,以中正的态度来立身行事,才能有所收获。在日本男子名字中多带有“刚(刚健、刚毅)、健(强健)、勇(勇敢)、选(前进)、异(提高)、捻、美(这两字均为“有成绩,结果实”之意)、勉(努力)”等字。

(6)儒家思想主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即读书人心胸不可以不宽大,志气不可以不坚强,因为他要担负重责大任,而且要走很远的路。在这个句子中,“弘”是心胸宽大的意思。名字中带有“弘(广大)、博(多、大)、浩(多、盛大)、茂(茂盛)、隆(兴盛)、矍(丰富,多)”,多体现了儒家的这种思想。

在之前,为了适应对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政府加强了对国内民众的思想控制,积极推行军国主义教育,鼓吹“显扬八洪一宇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极力美化侵略战争,把对外侵略说成是“神圣事业”,力图使国内民众对其所发起的侵略战争全力认同。在表3与表2的名字中,“勇(勇敢)、腾(胜利)、腾利(胜利)、功(功绩)、 (功勋)”等字出现频率之高,可见当时的日本民众对侵略战争采取的是盲目支持、追随、容忍的态度,其受军国主义影响可见一斑。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不仅宣告近代天皇制、法西斯军国主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彻底破产和失败,也宣告了其在思想文化上的彻底破产。随后,美军占领了日本,并在占领军的主导下推行了民主化改革,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人民也希望放弃战争走和平道路,和平民主思想成为了当时日本社会思潮的主旋律。

日本因发动战争而遭到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战后日本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百废待兴,恢复经济成为整个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因而发展经济成了战后日本社会的主流。表4的名字多出现“诚、清、修、刚、隆”等较为平和心态的字眼。

此外,战败也使得日本民众对传统的日本思想道德体系丧失了信心,为重新构建日本人自己的道德体系,许多民间道德教育组织纷纷创立,希望为战败后的日本人民提供精神支柱,指明新的人生道路,而丸山敏雄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他在深入探讨日本古典道德思想和宗教道德的基础上,通过对旧道德束缚人的思想、压抑人性、脱离平民生活等弊端的批判,形成了自己的以“纯情”为基本原则,以“明朗”“爱和”“喜劳”为道德准则的纯粹伦理,并创立伦理研究所,重点在东京、关西、九洲等人口密集地区开展实证、实践伦理的活动。因此,表4的名字出现了“亮、明、撤”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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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立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阐释了美和艺术的功能,以及孔子对美和艺术的评价标准,剖析了孔子及后世的功利主义艺术观。指出孔子从其哲学思想的核心“仁”出发,认为美和艺术具有教化社会以实现“仁”的功能,并且提出美和艺术要实现教化功能,其前提是应当首先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即“善”的标准。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形成了后世延绵不绝的功利主义艺术观,对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影响深远。

【关键词】

孔子;美学思想;中心问题;功利主义艺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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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核心部分已经成为中国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一部分,深深的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孔子的美学思想,包括他的审美观和艺术观,他对于审美和艺术的评价标准,他对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的看法和阐述,对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对中国社会审美意识和审美文化的塑造,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不过,在中国传统审美意识和审美文化的构成上,除儒家思想的影响之外,尚有佛、道等思想的影响和投射。那么,儒家思想在整个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构成中起到何种作用,扮演何种角色?孔子的美学思想作为儒家美学思想的源头之一,是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

儒家思想的鲜明特征是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具有极强的伦理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孔子美学思想,特别是审美观和艺术观,也不可避免地以人与社会的关系为重点,从而也同样呈现出极强的功利和伦理色彩。孔子美学思想关注的重点不是“美和艺术是什么”,而是“美和艺术有什么用”。可以说,孔子关注的不是美和艺术的本质问题,而是美和艺术的功能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我们需要从孔子思想的核心来阐释。

一、美和艺术的功能是什么?——从“仁”出发的解释

孔子的美学思想,立足于他的哲学思想,其核心即“仁”。何为“仁”?《论语·颜渊》曰:“克己复礼为仁。”复礼是外在要求,要求个体的人适应并遵从“礼”的规范和要求,而“克己”则是“复礼”的前提,更多关注的是个体自我修养的实现和自我人格精神的育成。由内而外,由此及彼,兼济天下,也正是整个儒家思想体系非常明显的特征。“仁者爱人”是孔子对“仁”的基本界定。《论语·颜渊》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学而》中提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说明这个“爱”的确切含义是源自血缘亲情的爱。陈望衡在《中国美学史》中强调:爱是建立在血亲关系的基础之上,强调孝道,由血亲之爱推而广之,移孝作忠,君为父母,移悌为义,友为兄弟,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泛血亲化了。孔子以基于人性和人际关系的“仁”来释“礼”,强调人的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

“仁”的本质是什么?《论语·宪问》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认为,此言说明了孔子的“仁”乃是一种天赋的道德属性。但也有学者认为,“仁”是人的心理和行为动机。无论如何,共同的看法是,“仁”并非某种强加的外部行为和道德礼仪规范。《论语·学而》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冯友兰先生说:“惟仁亦为全德之名,故孔子常以之统摄诸德”。不过,“仁”虽然来自于人自身潜在的心理动机或人天赋而来的禀性,但并不意味着“仁”必然成为现实。如何把“仁”的可能变为现实?也就是说,如何实现“仁”? 《论语·述而》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颜渊》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把“仁”由可能变为必然的过程中,个体的自我修养就起到了关键作用。每个人经过自身的努力,都可以达到“仁”,“仁”可以逐渐内化入生命体之中,成就理想的生命存在形态——君子。

在个体实现“仁”的过程中,美和艺术因其对个体自我修养所能起到的特殊作用,成为了个体自我修养的重要内容,成为实现“仁”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孔子认为,艺术欣赏作为一种美感活动,它的最重要的心理内容和心理特点就在于,艺术作品对人的精神从总体上产生一种感发、激励、净化、升华的作用,所以审美和艺术在人们达到“仁”的精神境界而进行的主观修养中能起到一种特殊的作用,具有启发、怡悦人的性情,使人乐于“为人”、“服礼”的内在功能。正因如此,孔子对于作用于人的感情为重要特征的审美与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高度的重视,并顺理成章的总结出他的美学观点,使他的“仁学” 与美学有机的结合起来。个体的心理愿望同社会的伦理规范的交汇融合,成为孔子美学最为显著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美学思想的立足点,已经决定了他的审美观和艺术观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特征,具有为政治功利目的、伦理道德观念服务的鲜明的实践性,也就是说,美和艺术不是作为目的而存在,而是作为手段和工具而存在,用流行的语汇来说,就是“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人、为社会、为人生而艺术”。

二、什么样的美和艺术具有最佳美育功能——孔子对美和艺术的评价标准

孔子认为,艺术欣赏作为一种美感活动,它的最重要的心理内容和心理特点就在于艺术作品对人的精神从总体上产生一种感发、激励、净化、升华的作用,所以审美和艺术在人们达到“仁”的精神境界而进行的主观修养中能起到一种特殊的作用。

美和艺术既然是作为个体的育成手段来定位,那么,作为手段的艺术本身应当是何种面貌?换句话说,能够承担美育功能的艺术应当符合什么样的条件?《论语·阳货》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对美和艺术的评价不能停留在表象上,而要去探查隐藏在表象之后的更深层的内涵。那么,这个更深层的内涵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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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社会 西部少数民族 政治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即通过传播主流政治文化影响社会成员心理,使其保持对政治系统的认同,主要是实现政治教化的功能。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社会化的手段和内容是不一样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治理的模式都是中央集权制,“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1]因此,对西部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手段也相对比较单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自古以中原文明为中心,根据不同的民族习惯、习俗和地域等因素,把少数民族分为: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也是有差异的,也显示出了文明与落后的区分,史载姜戎氏曾自称:“我褚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因此,文化的不同会带来民族之间冲突和矛盾,《左传》曾提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我族也。”因此把不同的民族整合起来就成为当时统治者的主要任务。

一、“大一统”的传统是政治社会化的基础

秦朝统一全国后,以华夏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组成的多元一体格局被固定下来。中国自古“大一统”的历史传统,一定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路径依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秦汉的统一奠定了中国“大一统” 的基础,从统一度量衡、文字等造就了统一的政治文化,文化的凝聚力对于国家的整合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各个民族在中央的领导下,组成一个统一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汉朝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有说“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历史上,除了极少数分裂分子想分离中国外,大部分人民都是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这种“大一统”的思想,缔造了政治、经济、文化统一的国家,维持了中华文明持续几千年的繁荣。使中国成为一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也缔造了优秀的中华文化。

二、政治社会化的手段具有间接性和整合性

为了使这些少数民族臣服并认同封建政治系统,统治者通过不同的政治社会化手段以达到整合社会的目的。在各朝统治者不断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其实质是维护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保持封建专制统治,通过软硬不同的手段逐渐实现了西部少数民族对中央的认同。宣传伦理的政治文化,汉朝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的思想,凭借着行权力的支持,儒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所谓“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显示出儒学与行政权利之间互动的模式。随后儒学经过各个历史阶段不断补充和完善,形成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选拔政治人才,然后通过这些儒生对社会进行管理,使儒家思想指导社会制度化。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若要进入上流社会,主要是通过科举的方式。儒家主张“德治”,其中儒家思想的“仁”和“礼”已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指导着大众行为规范。“仁”发自人内心的同情心,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实现,首先要落实到“孝”文化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通过家庭中对父母的孝敬,上升到对国家和国君的忠心。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孔子的“礼”规定了所有人的行为,也是儒家所推崇的最高秩序,只有合乎“礼”的行为才是道德的,才符合天道。朱熹的“天理”进一步巩固了“三纲五常”,使主流的政治文化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儒家思想融入生活,通过伦理文化表现出来,这种文化具有一定的阶级性,是为当时统治阶级服务。孔子的“民可由使之,不可由知之”就是典型的愚民思想。通过在日常生活中规范人的行为,从而达到对大众思想和行为控制的目的。唐太宗李世民“君民”鱼水的比喻,同时“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虽然强调了人民的重要性,但是这里的“民”并不是当家作主的民,而是“臣民”、“草民”,是在封建专制社会中的人民,这种关系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实现了政治社会化手段的间接性,从而实现了整合社会力量的作用。

三、对西部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还具有强制性

政治社会化的强制性。我国传统社会“人治”思想比较浓厚,缺少西方的民主文化。对西部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当主流政治文化与西部少数民族的文化发生冲突时,统治阶级往往通过强制的手段迫使其接受,甚至动用暴力手段进行镇压。封建社会以中原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中心,对少数民族文化存在歧视,民族歧视就是“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对于另一个民族不平等的看法。”[2]为了本民族的生存,少数民族也对中央俯首称臣来寻求庇护。虽然元朝、清朝的蒙古族和满族成了中国的统治阶级,但在进行政治统治的时候,推广的政治文化依然是汉文化,依然使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少数民族进行治理。对于政治社会化不成功的地方,则通过强制手段进行灌输,对其他少数民族实行同化政策,并通过法律对其行为进行规范。毕竟西部少数民族处于边疆,对我国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边疆地区又往往是汉文化的断层或者多种文明交汇地带,离心力和向心力同在。”[3]因此,对西部少数民族进行行之有效的政治教育,对我国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基于文化的统一而政治统一随之。”[4]所以,需要对西部少数民族进行儒家文化的传播,通过文化上的同一,来实现政治上的统一。

总之,中国传统的统治阶级对西部少数民族进行政治社会化的手段,基本是恩威并重,以儒家的伦理文化为内容,通过不同的途径进行传播,甚至运用法律或者暴力的方式实现政治社会社会化的目的。中国传统社会对西部少数民族的社会化具有直接性、强制性和整合性等特点。这种对西部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方式虽然产生了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产生了民族间的冲突和战争,但也保证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乡土中国[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72页

[2] 刘吉昌.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发展[M].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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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忠恕”思想;价值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5-0185-02

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一直都是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基督教的“黄金准则”――“我们想要别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被作为全球伦理准则之一确定下来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亦即“忠恕”思想被认为是这一准则的同义语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一、儒家“忠恕”思想含义的探讨

关于“忠恕”思想的理解历来存在不同的观点,而在众多观点中把“忠恕”看成整体,或并列的两个概念,仍然是两大主流观点。因此,为了更好的理解儒家“忠恕”思想及其价值,我们就需要先了解这两种主要观点。

朱熹是第一种提法的代表人物,尽管他也将二者分开来进行解释,但是其仍然是将“忠恕”作为统一的概念来理解的。

朱熹对“忠恕”最为大家熟知的便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仅管朱熹对其作了区别解释,但是在其思想中“忠恕”不可分离。他在《朱子语类》卷六三中曰“因问‘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只是恕,何故子思将作忠恕说?’曰‘忠恕两个离不得,方忠时,未见得恕,及至恕时,忠行乎其间。’故曰‘无忠,做恕不出来。’”朱熹将“忠恕”作为“一件事”来解释,只是“忠恕”在层次上略有不同。“忠”为体,“恕”为用,其曾明确提出“忠是本根,恕是枝叶。非是别有枝叶,乃是本根中发出枝叶”的思想,“忠”中包含有“恕”,而“恕”只是“忠”的一个方面。“忠”是心之体,“恕”为心之有,二者共同统一于心这一理。

关于将“忠”与“恕”作为两个并列的概念来理解的代表人物便是冯友兰与杨伯峻。在他们的观点中,“忠”是仁的积极面,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仁的消极面,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曰:“‘恕’,孔子自己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则是‘恕’的积极一面,用孔子的话,便应该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认为“忠”是积极的一面,“恕”是消极的一面,只是二者在所达到的道德层次上有所不同而已。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也写道:“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冯友兰所谓的肯定与否定也就是积极与消极的意思。而他这一思想也与杨伯峻的思想不谋而合。

关于以上提到的对儒家“忠恕”思想的论述是两种主流的解释,也最为学者们所接受,但是这两种观点仍然有不足之处。首先是朱熹对于“忠”的解释“尽己”。关于“忠”《论语》中并未有过对其的明确定义,而且其对儒家“忠”的解释难免会带有理学特有的思想,其以理学来解释“忠恕”,显然不妥。其次关于将“忠恕”作为两个并列的概念来理解,对“忠”与“恕”的解释笔者是赞同的,关键在于“忠恕”是否可以分开,因为“忠”与“恕”作为达到仁的方法,尽管其本身有积极与消极之分,但是其二者又是统一在“仁”这一终极道之下。

关于儒家的“忠恕”思想现在仍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而且我们也并不要求所有的学者都形成一定的范式,笔者认为只要各学者在自己的框架内能够自圆其说,我们就可以认可他的思想。

二、儒家“忠恕”思想的当代价值

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两千多年的主流文化,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尤其是随着要求回归传统文化的提出,其受到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忠恕思想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成份,其有所具有的现代价值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忠恕”思想本身所具有的精神文化价值

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作为主流文化受到人们的尊重,它为人们人际关系的处理、人们的道德修养、以及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都提出了道德标准,而作为儒家思想重要组成部份的“忠恕”思想,也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准则,其对于维护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尽管人们在很多方面没有达到共识,但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其所具有的重大的文化价值。

在现代社会,我们提出了回归传统文化的号召,儒家文化的首要地位再次被广大学者所提起,尤其是世界宗教大会的召开,使“忠恕”思想作为基督教“黄金准则”的同义语成为了普世伦理的一条重要准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忠恕”思想所具有的普世意义,其不仅是我国人民的精神财富,更成为全世界人民的财富。

(二)“忠恕”思想的政治价值

当今世界并不安定,霸权主义仍在继续,不同的文化冲突更是随处可见,为了有效的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不仅需要国与国在涉及国家、领土方面的问题时相互尊重、相互理解,还需要人们在多元的世界文化中相互理解与尊重,允许不同国家意识形态存在,不同文化传统存在,以及不同信仰宗教团体的存在,不能以本国的标准为标准,或者搞双重标准。有效的践行这一准则,便与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思想实分相近。

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我们既要确保本国的合法利益,也要维护他国的合理利益,不把自己的意识思想强加于其它国家,不为了本国的利益牺牲其他国的利益。“忠恕”思想不仅有利于维护国际之间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对于国际之间不同文化的发展与交流也起到了一定的传播作用。

(三)“忠恕”思想的经济价值

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世界各国无可避免的卷入了一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经济竞争,如何在广泛的范围内维持经济的良性运转,成为全球性的话题。在这方面,儒家的“忠恕”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资金、技术的限制,资源的分配不均等原因,造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果想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除了各经济主体充分合作外,发挥各自的优势,互相扶持,共同发展,也是保证经济活动不断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到诚实、守信也是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对“忠恕”思想内涵的争论,从古至今从未停止过,但这丝毫没有阻碍学者对它的热情,而这些也为现代学者研究“忠恕”思想提供了文化资源。随着近年来国学热的兴起,“忠恕”思想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吸引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在掀起回归传统文化的同时,我们并没有正规的渠道来帮助广大群众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不只是儒家的“忠恕”思想及儒家文化,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何在新条件下进行有效的传播,成为了学者们面临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李.论语高级解读[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

[6]郭齐勇.中国儒学之精神[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7]周桂钿.中国儒学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8.

[8]赵敦华.中国古代价值的重构及其现代意义[J].哲学研究,2002.

[9]王希.孔子忠恕思想浅析[J].宜宾学院学报,2006(8).

[10]左亚文.儒家忠恕之道的语义分析与现代阐释[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11]张渝.儒家忠恕之道及其当代伦理价值[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1).

[12]李存山.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环境保护[J]2009.

[13]王志彦,于海英.维护国际和平寻求普世伦理――论“忠恕”之道与21世纪国际和平[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14]贾毅平.“忠恕之道”的市场意义[J].理论与实践理论月刊,2006.

[15]卜师霞.孔子忠恕思想的内涵[J].孔子研究,2007.

篇9

已经习惯了散漫工作环境的员工哪受得了严格的约束,虽然这些规定合情合理。有辞职的,有消极怠工的,有我行我素的,一时间,公司几乎进入了瘫痪状态。正在此时,一次酒会上我与李强结识,他谈到公司的现状,眉头结成个疙瘩。我给他的建议是:坚决“王左断臂”——把阻碍公司发展的员工果断裁减。这个大手术必然会伤公司元气,但为了长远的健康发展,必须如此,而后推荐给李总一套“法、儒、道管理想”。现在李总的企业已经走出困境,做到了两个全国知名品牌的东北区域总。

如今在管理中我们常遇到一些管理尺度与方法上的问题。比如和员工相处太过亲密,本以为可以和下属打成一片,方便管理与沟通,可结果却是走的越近,越难管理,失去了威信,员工随意妄为,有令不从;而严厉些吧,员工又觉得你很苛刻,产生了抵触情绪,依然工作效率不佳。 此时,我们不妨借鉴一下中国历史文化中流传积淀下来的智慧。我国传统文化丰富而高深,其中争鸣的诸子百家文化理论对我们今天的企业管理即具有很高地借鉴意义。其中主要代表有:法家、儒家、墨家、道家等。灵活运用则可打造一种和谐强大的企业管理模式与文化氛围。

在中国,儒家文化盛行了2000余年,一直为历代君王治理天下所用,而儒家文化更普及于民间。在我国历史上,乃至现在依然是大到治理天下,小到人际交往,无处不体现着儒家文化的以仁德为本,和谐处事的思想观。在早些年中国的国有经济体制下, 更是把儒家的思想无形中发挥到了及至——能力是次要问题,而懂得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就可以平步青云。这种观念一直延伸到我们如今的企业管理当中。和谐关系,仁德载物,这种管理思想不能说不对,但运用这种理论思想的时机是否正确才是关键。事情本无对错,只是看是否做对了时间。

笔者之见是:先以法家思想奠定公司的行为及法度基础。而后以儒家思想管理公司,最后达到道家“无为而治”的境界。

我们先来看看法家的哲学。法家主张“以法治国”秦国就是依靠法家的思想,训练出了强大的军队,统一了中国。法家提倡: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赏罚分明的奖惩制度;提倡人无高低贵贱,触犯法律则一律同罪;“定分止争”,明确物的所有权;“不法古,不循今”,推崇不断创新、改革等。一系列的观点思想应用到今天的企业管理中,尤其是初创基业的企业,十分有借鉴意义。一个国家如果法律不健全,社会就会变的混乱,一个公司也是同样道理,若行事无法可依很快公司就会出现混乱,推委、扯皮、谋私、越权、贪污等问题会纷至沓来,而此时更糟糕的却是没有一个法度、规矩去管理。没有律法,即使是再轻的处罚,当事人也会觉得重,而且不满于为什么要拿自己开刀。若有明确的规章制度,触及了这条高压线,自然就按规定处理,也就没人会有怨言,因为大家是接受了公司的规定后才加入公司的,所以,在公司成立之初就要用法家的思想,建立起严明合理的公司规章制度。

确立了严谨的制度后,此时除依法管理外,就要运用第二种思想——儒家思想。在共同遵守规章制度的氛围中,与大家和谐相处,创造基于律法为前提的情感管理。做到以威,慑天下,以德,安天下。

待公司在以上两种思想下和谐平稳发展成熟后,导入第三种思想——道家思想。道家推崇“虚静无为”“无为而治”很多人觉得道家的思想有些消极,不适合用在管理上,其实道家的哲学内涵是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具有强大的韧性力量。可以说是无人可以摧毁的。到此阶段,企业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自行运转的,强大的,高度智能的,不可摧毁的组织。

以上三种思想各有特色,但独立开来,便显出了缺点与不足,只有组合运用,威力才会强大,但切不可颠倒了顺序或过分强调某一种思想,凡事过犹不及。

过于依靠律法治理企业,容易造成员工忠诚度低,无归属感,甚至觉得不平等,受压迫,与公司貌合神离,完全是利益驱动。这样的企业一旦遇到重大的危机或困境极容易轰然倒塌,土崩瓦解。

而过于注重儒家的思想,又极容易导致像前面案例中提到的李总遇到的现象。

篇10

关键词:法观念 宗法 权利本位 义务

中国传统法观念的形成有其特有的制度性和思想性基础,它是伴随着中国所特有的制度结构和思想观念而逐渐形成的。观念一经形成就会长久地支配人们的行为,只要整个国家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固有的法观念将始终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因此,有人给中国的传统法观念作出了一个定义:“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形成的,具有独特体系的,占统治地位从而对整个法律实践活动具有指导作用的一种观念”。

1中国传统法观念形成的制度性基础

1.1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自然经济

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是农耕社会,以自然经济为经济基础。自然经济有其特点:首先,农业生产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在很大程度上它依赖的是对天时节气的准确把握,并且这种对时令的摸索、耕作技术的总结等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传递过程。其次,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很强,生产本身的特点要求人们在极短的时间把所有劳动人口都集中起来,统一支配。第三,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最后,农业社会的生产力低下,粮食就成为最重要的财富,积蓄粮食就是积累财富。这一切决定了自然经济的内在、封闭的特性。

1.2宗法家族的社会组织结构

传统社会的组织结构是宗法社会。“宗法”,即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这样在整个社会上就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树状枝权的宗法式的社会图景。与宗法制紧密相连的分封制也是按宗法关系进行的。“宗法血缘纽带已获得空前的社会价值,它是划分统治与被统治阶级,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权力再分配的标准”。这种宗法社会组织结构一直贯穿于整个封建时间,并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角色与权利分配。

1.3封建君主专制政体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最好诠释。自秦以来,中国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秦统一六国奠定了中国封建时期大一统的格局,也奠定了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有学者将君主专制政体的内涵概括为:(1)君主的终身制和世袭制;(2)君主地位至高无上;(3)君主独揽国家权力。前两项非君主专制政体所独有,而真正体现出君主专制政体的就在于君权不受法律制约,不对任何机构负责,不受任何机构和权力的合法反对与制约监督。

自然经济、宗法社会和专制政体作为中国传统法观念产生的制度基础,三者是相辅相成具有内在的联系。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自然经济自然会产生宗法的社会结构,而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又必然导致专制政体的出现。所有行之有效的行政行为、法律制度、道德教化等等,都从不同方向将个人固定在土地上,束缚在家族中,把个人融化在农业生产过程里,并把个人镶嵌在宗法血缘的网络间。在这样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法观念必然是压抑人、束缚人的,必然是义务多余权利,必然是集体本位高于个人本位,官本位大于权利本位的。

2中国传统法观念形成的思想性基础

与自然经济、宗法组织结构、专制政体制度性基础相对的是传统法观念的思想性基础。这种思想性基础是对制度性基础的总结、抽象,从而形成了影响人们的法的看法的思想系统。如儒教思想、法家的法治思想等,这些思想在传统上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深深的影响着人们的法观念。

2.1儒教意识形态与蔑视法的思想

儒教思想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期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儒家思想涉及的方面很多,但主要是围绕着宗法社会的组织结构来进行展开的,由于他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主张贤人治国,因此产生了重人治轻法治的思想。《礼记·中庸》记载: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认为国家的治乱,全系于当权者是否贤明,而不在于法律制度的好坏和有无。并且,孔子所说的“为政在人”的“人”,并不是指一般的人。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显然,孔子的心目中能够为政的人是那些具有贤能的统治者,而不是一般的无知的“小人”,他们只能作为被统治者。他还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令和刑罚这种强制手段来治民,只能使人民暂时免于犯罪,却不能使人民感到犯罪可耻;只有以礼德为治,才能使人民有羞耻之心,而从内心归服。这说明虽然儒家思想并没有完全忽视法律的作用,但法律与道德教化相比只不过是次要的手段。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孔子不仅把当权者个人置于“法”之上,而且也把礼德置于“法”之上。

在孔子之后,随着社会生活和学术思想的变化,儒家法律传统也发生某些局部的修正和总体的完善。孟子是孔子学术的继承人,此外他还提出了“人性善”的理论,这则进一步为实施教化提供了依据。苟子虽然也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但他的思想已经跨出了儒家思想的原有领域。他的主要贡献是提出儒法合流、礼法统一的理论,并且在“人治”理论方面别有建树。董仲舒是研究公羊学的大儒,他继承了儒法合流的苟子的学说,并采纳了阴阳五刑的神秘理论,缔造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基础。朱熹是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贡献是在董仲舒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某些思想因素,完成了儒家法律思想的哲理化。

在儒教的思想体系中,孔子和孟子是排斥“以法治国”的“法治”,强调统治者个人素质的优劣和道德教化的重要作用。苟子以及董仲舒、朱熹虽然都坚持“法治”,但他们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坚持法家的“法治”,而只是坚持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同时主张用法律和刑罚来维护“德治”、“礼治”。因此从整体上看,儒家对法律的态度是蔑视的,法律这种工具性的作用远远比不上道德教化的精神追求上的意义。

2.2“法治”:法观念的初醒

春秋战国时期,以商鞅、申不害、韩非所代表的法家思想在西北的晋国初露端倪,并最终在秦国付诸实践。法家的代表人物从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出发,针对“为国以礼”的“礼治”,要求用后天的人为功利代替先天的血缘身份,并主张将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制订为“法”,以“法”作为治国和统一天下的主要方法,所谓“以法治国”、“垂法而治”。“法治”的提出,实质就在于用地主阶级的新“法”取代贵族的旧“礼”,剥夺旧贵族的特权,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以适应封建制度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