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本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的本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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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芬 孟祥丽 张文杰 李丽满 河北联合大学迁安学院

摘要：儒家人本思想具有政治整合功能、经济发展功能、文化传承功能。从社会发展层次上讲，儒家人本思想的社会性功能与个

体性功能是密不可分的，社会性功能以个体性功能为基础，个体性功能以社会性功能为实施保障。在现代社会中，为最大限度挖掘人

本思想的潜在价值，应积极探索各种方式发挥其教育功能。

关键词：儒家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人本思想

一、儒家人本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性功能

儒家思想在汉朝时期成为封建正统思想，这源于儒家思想包

含着众多社会观点，对社会有一定的服务功能。儒家思想的社会

功能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着重体现为个体性功能。

（一）政治整合功能

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整合功能指的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培养高素质人才或者个体，通过高素质人才或群体的影响力去传

播政治思想，进而提升全民整体素质水平。政治整合功能能够最

大范围最大限度传播政治思想、最大程度造就政治人才、最大力

度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因而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功能中，政

治整合功能占据主导地位。孔子认为政客在政治运行中扮演者重

要角色，政客的思想与行为直接关系这国家兴亡与衰败。在社会

生活环境中存在诸多人际交往的关系，这些复杂而细微的关系直

接影响着社会道德规范化。儒家善于从整体把握社会关系，提倡

人与社会建立和谐和谐，推动社会政治健康发展。

（二）经济发展功能

经济发展功能指的是个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影响下受到启发，

在经济建设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为经济的腾飞贡献自身的绵

薄之力。儒家不反对个人追求财富，只是在乎追求财富的手段，

儒家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财富的追求方式能从本质上区分

君子与小人。君子用符合道义的方式追求金钱，小人不择手段追

求财富，在关系到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君子愿舍利取义，贫困

中仍保持自身高尚的气节，而小人则会为一己之私投递叛国。儒

家认为对财富的追求无可厚非，但追求的程度要合乎“礼”的要

求，对过多财富欲望加以制止。针对国家的管理，儒家主张施行

仁政，爱民亲民，反对苛捐杂税。儒家思想认为，附属制度不应

成为酷吏施行不仁政策的依据，而应成为激发人们积极性的工

具，在赋税制度的激励下培养人们对经济的理性认知，进而发挥

主观能动性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儒家人本思想的经济发展功

能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借鉴意义，我们应从民族经典中汲取营

养，进一步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

（三）文化传承功能

文化传承功能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其对个体精神世界有积极作用。儒

家思想是中华文明中耀眼的一颗明珠，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和历史

的沉淀，其蕴含着丰富而充满哲理的思想。这种思想对现代社会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思想也已经深深内化到每一个中国人的

心中，成为凝聚社会的一种向心力。

二、儒家人本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应用

从社会发展层次上讲，儒家人本思想的社会性功能与个体性

功能是密不可分的，社会性功能以个体性功能为基础，个体性功

能以社会性功能为实施保障。在现代社会中，为最大限度挖掘人

本思想的潜在价值，我们应积极探索各种方式发挥其教育功能。

（一）主张学以致用，在生活中发挥学的价值

学而无用不可谓之学，儒家着为重视知识的应用性。孔子认

为，学诗旨在学习其中深刻哲理，从中领会侍奉父母道理、正确

处理君臣关系的方法，在实践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修身治国

平天下的基础是个体生存需求的满足，个体是构成整个社会的基

本单位，只有满足个人的生存需要，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才能谈

及整个社会整体水平的提升与社会的进步。

（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健全个体人格

榜样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在榜样的模范带头下人们会认识

到自身的缺陷，并以榜样为目标不断完善自身，使自身满足社会

的要求，成为社会栋梁。孔子曾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

这就告诉我们要虚心向他人学习，提升自身的道德需要，在看到

他人的不足时，要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

真正为社会需要的人。

（三）教育内化，内外统一

孔子率先提出“自省”，意在要求人通过惯常自身的行为，

对自身有正确而客观的评价，认识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并针对

自己的不足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儒家

要求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即使在没有舆论监督的情况下也要严

格要求自己，使自身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在人际交往中，人要

真诚对待他人，不能将个人的意愿强加于他人。人的道德修养是

在犯错误与改正错误的过程中养成的，只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下定决定改正错误，才能以错误为垫脚石成就自身的道德素

养，个人道德素养的提升会对其人际圈产生良好的带头作用，人

际间道德的广泛传播对推动社会进步有重要作用。

（四）实现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建立和谐社会

实现和谐的人际关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个人做到谦让不争。

孔子在学习过程中丝毫不讲自己摆在德高望重的位置，而是以谦

虚的态度向有知识的人学习。面对别人的建议和批评，孔子也是

虚怀若谷的坦然接受。从孔子的谦虚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

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自身的高尚品德，孔子所表现出的这种道德

品质正是儒家所人本思想的核心，我们要领会其中深刻的哲学含

义，并将其应用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个体的学识程度与其处

理社会关系的能力有直接关系，一个知识渊博的人能通过自身良

好的道德修养处理社会关系，使自身的人际关系处在和谐状态。

结语

儒学发展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经过历史的洗礼与沉积，儒家

思想沉淀下意蕴丰厚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中儒家的人本思想逐渐

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以多元化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在时代进

步中，儒家思想发展也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但究其根源儒家思

想的核心为人本主义思想，我们对儒家思想进行研究、挖掘其内

在价值的首要前提是确立人本思想的首要地位。在对儒家人本思

想教育功能的研究中不仅要利用儒家的君子教育方法，也要与时

代相结合，积极融入各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教育模式，只有在多教

育方式的引导下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参考文献：

[1]王建林，王治中.儒家思想在教育中的解读[J].杨凌职业技

术学院学报，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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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礼；仁；中国古代设计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7-0080-01

儒家思想在中国的丰富灿烂的思想藤蔓中可谓是最为粗壮的一支，其影响跨越朝代，跨越广阔的土地，同时也记录着中国人那种特有的精神与处世方式。“设计”一词虽然作为外来词汇传入中国不过30年，但“设计”的本质即为人造物，早在几千年前的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并且有着丰富灿烂的辉煌历程。影响着设计发展的，除了经济、技术、环境等的影响外，人文因素也起到重要的作用。而这巨大的藤蔓网的那些种子中，就有儒家思想这一颗。

一、“礼”

“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孔子之前“礼”只是一种宗教祭祀仪式，并不具有道德内涵，孔子赋予其道德含义，把它转化为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礼仪制度，用以“别贵贱”，使不同的等级各安其位，有序相处。但在漫长的封建统治者对于儒家思想的应用上，使其产生了很多非正面的影响。但统治者对于“礼”的追求给了匠师们更多发挥的方向与平台，推动着匠人们对设计品不断的精益求精。

例如在商朝最为重要的器具——青铜器。其按作用分类就可分为酒器、食器、水器、礼器。礼器虽然产生比孔子早，但其功能除宗教祭祀外，也具有孔子所提的“别贵贱”，使人们有序相处的重要作用。礼器作为商朝青铜器制造的重要品种之一，可集中体现“礼”这一思想。王侯将相对于青铜器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范，这就促使工匠们发挥其创造能力，根据不同的形制要求，创造出了让人惊叹的作品。后母戊鼎（2011年3月正式更名），因其腹内壁上有铭文“后母戊”而得名，是商王祭祀其母的纪念物。其制雄伟，重约832.84千克，高约133厘米。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其腹光洁，只在鼎腹四面交接处装饰以云雷纹与饕餮纹。两耳的纹饰一样精美，外廓上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慑力。后母戊鼎作为礼器，无处不体现出帝王家的风范与尊严。青铜器的精美程度和恢弘程度都是由“礼制”直接决定的。比起后母戊鼎，大盂鼎、大克鼎等重臣使用的礼器都不及其气势。

因为“礼”的要求，所以这些能够表明等级礼数的设计品更是精致巧妙，充满韵味。虽然中国古代“礼”的有些内容不符合现代的一些道德标准，但是其对于古代手工艺的创作却提供了很大的平台与发展空间。

二、“仁”

“仁”作为儒家思想的另一核心同样在中国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仁”本指人所具有的美好品德，孔子将其丰富和发展处多种道德品质，其核心含义是“爱人”。由亲人家庭到推己及人最后达到“泛爱众而亲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博爱。近现代世界范围内的设计工作者一直不断的探究探讨着设计的本质问题，出现了许多的流派与主张，实用主义、功能主义、现代主义、装饰主义等等。设计工作者们越来越发现，“人”才是设计的本质，“为人服务”才是设计的真谛。而中国的先人早已经将这道理更加精确的总结为“仁”。仁者，爱人也。这不仅是中国人设计的要求，而是对做人的要求。

中国的古代匠师们发挥着他们的“仁爱”之心不断的创造了让我们现在为之感慨的设计品。例如出土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的长信宫灯，设计精妙。此灯外形为双手执灯的跽坐宫女，神态恬静优雅。宫女左手手执灯，右手衣袖向下垂照住灯盘，似乎在挡风，实为虹管，用以吸收油烟，及防止污染空气，又非常美观。灯罩有两片弧形板合拢而成，可活动用以调节光的照度及方向。另外，此灯的六个部分，宫女的头部、身躯、右臂，灯的灯座、灯盘、灯罩均可拆卸，方便于清洗。长信宫灯虽是为满足统治者的需求，这些细节的设计却是实实在在实践着“爱人”的追求。

不得不说“仁”“爱人”“博爱”的思想贯穿在中国人的血液中，也更加体现在中国人的设计品中。虽然时代变迁，现代社会中的丑陋不禁让我们唏嘘，但是观看我们的现代设计，一脉相承地继续着古人“仁”的精神。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的努力空间，但这一精神一直未变。

三、小结

儒家思想是先人的智慧，它不仅仅影响着我们祖祖辈辈的精神、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也影响着中国人的造物思想、设计思想。我们需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还要从我们生活环境中的实际出发，不断的改进探讨我们的设计。相信在这一个新的世纪中，有着深厚底蕴的文化的中国设计将会大放光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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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文化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内容，在强调以文明史观审视历史的今天，本部分内容在高考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题型上，选择题与主观题并重；内容上，儒家思想的内涵和演变是考查的重点，其中明清思想为重中之重。复习时，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结合当前全球祭孔、开办孔子学院、《论语》热等现象理解儒学与国家建设的联系；二是结合和谐社会构建、以德治国、以人为本等热点问题，理解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三是注意纵向和横向分析、比较。如纵向梳理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横向比较明清民主思想与启蒙运动的异同等。

【考点梳理】

一、春秋战国――儒家思想形成

1．源头：百家争鸣

（1）背景：经济上井田制崩溃，政治上周王室衰微，文化繁荣。

（2）主要学派及代表人物：道家学派老子和庄子，提倡“无为而治”；墨家学派墨子，主张“兼爱”、“非攻”；法家学派韩非子，主张“法治”；儒家学派孔子、孟子、荀子。

（3）影响：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透析：①百家争鸣的出现反映了奴隶制度瓦解和封建制度开始形成的时代特征。②儒家强调道德感化；法家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包含辩证思想。三者互补，在发展中表现出融合趋势。汉武帝以后，中国历代统治者均采用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法家严刑峻法为辅助、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统治模式。

例1.（2011年上海单科卷，第8题）当代某学者谈及自己为人处世的宗旨时说：对己学道家，意思是清静寡欲；做事学法家，意思是按原则办事；待人学儒家，即（）

A．爱无差等

B．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C．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D．存天理，灭人欲

【参考答案】 B

2．形成与发展：孔子、孟子、荀子思想

（1）创始：孔子。①主要思想：“仁”（核心）；德治；有教无类。②地位：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称为“至圣”。

（2）发展：孟子和荀子。①孟子：把“仁”的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发挥孔子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伦理观上主张性本善；被称为“亚圣”；《孟子》在南宋被列为四书。②荀子：主张“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并提出了“君舟民水”思想；伦理观上主张性恶论；天人关系上，提出“天有行常”、“制天命而用之”。

透析：①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关系：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深刻影响，是儒家思想的源头；儒家思想不断吸纳、融合各流派的观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②孔子的民本思想是为政以德，体现人文主义精神。③孔孟提出的修身、治国等思想，寄希望于人的本性的自觉，如“克己复礼”等，带有理想主义成分。而荀子认为人的本性并非美好，在强调自我修养的同时，更注重“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带有现实主义倾向。

例2.（2011年广东文综卷，第12题）“夫仁政，必自经界（土地的分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的这段话认为 （）

A．轻徭薄赋是实施仁政的手段

B．均贫富是实施仁政的障碍

C．解决土地问题是实施仁政的前提

D．贵民轻君是实施仁政的途径

【参考答案】 C

二、西汉――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1．原因：（1）政治大一统的需要；（2）董仲舒对儒学的发挥；（3）统治者的重视和推崇。

2．表现：（1）董仲舒新儒学――“天人感应”、“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2）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兴办太学并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

3．影响：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透析：①汉代儒学的兴起是与时俱进的结果，适应了“大一统”的需要。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糅合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并非只是继承与发扬儒家思想。③孔子强调“礼”，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秩序要求严格。孟子则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理论，将孔子的政治主张理论化。董仲舒宣扬“大一统”和“君权神授”，则把封建统治神圣化了。④战国到秦汉，思想界发展的趋向是由自由走向专制。

例3.董仲舒说：“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谶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材料中董仲舒宣传的思想是 （）

A．天人感应B．天行有常

C．上天无道 D．君权神授

【参考答案】 A

三、宋明――儒学发展为理学

1．程朱理学

（1）代表人物：北宋程颢、程颐；南宋朱熹（理学集大成者）。

（2）内容：“天理”是万物的本原；“理”体现在社会上就是儒家伦理道德，即三纲五常。把握“理”，要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

2．陆王心学

（1）开创者：南宋陆九渊。人心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心即理也”；“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2）集大成者：明代王阳明。求“理”就是进行内心反省，“发明本心”；修养的关键在于“致良知”、“知行合一”。

透析：①宋明理学在哲学逻辑的层面上提升了伦理道德信仰，是民族价值观的重建；宋明理学在解释孔孟儒学的过程中表达出了不同于孔子信条的箴言。这些说明了儒学从佛、道中汲取了有益的内容，完成了更为理论化、思辨化的过程，成为新兴的儒学。讨论的问题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②陆王心学在天理和人性修养上承接了程朱理学；将外在物化的天理置换为内在的心心即理，心中致良知。由客观唯心主义转向主观唯心主义，说明它已经走向极端

例4.（2011年上海单科卷，第13题）理学家王守仁提出“致良知”说。这里的“良知”是指 （）

A．人心固有的是非善恶标准

B．圣人独有的是非道德标准

C．通过学习获得的良好知识

D．存在于外部世界的规律

【参考答案】 A

四、明清――批判继承儒学

1．明朝：李贽。认为不能以孔子的是非标准来判断是非，认为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

2．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政治上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经济上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工商皆本”；文化上主张“学以致用”，反对空发议论、不切实际的学风，对传统儒学加以批判继承。儒学再度活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析：①明清民主思想产生的经济根源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政治根源是封建制度走向衰落，君主专制强化。②明清思想家对儒学的批判与继承，使儒学思想更趋于实事求是，更切近国计民生，又一次发展了儒学。

例5.（2011年北京文综卷，第15题）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清代被列为禁书，其主要原因是该书 （）

A．将人性与天理对立起来

B．质疑孔子的权威性

C．主张儒、佛、道三教合一

D．抨击君主专制制度

【参考答案】 D

【综合提升】

1．以文明史观视角归纳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原因

①春秋战国：冷落。原因：孔子、孟子等提出的“仁”、“仁政”主张只是一种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在战乱时代因无助于统治者称霸和实现统一而受到冷落。

②西汉：独尊，确立正统地位。原因：董仲舒把儒、道、法和阴阳家思想糅合改造，适应了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儒学政治制度化、宗教化，其道德修养功能逐渐削弱并被道教和佛教取代。

③宋明：创新，发展为理学。原因：为回应佛、道的挑战，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一部分儒者以儒学为思想源流，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的“义”、“理”，并把儒家伦理上升到神圣不可抗拒的天理的高度，恢复了儒学道德修养的功能，并使其与政治功能一致，儒学重新回到官方正统地位。然而正因为这样，作为官方正统儒学的理学成了明清强化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但是它的修养方式“存天理、灭人欲”的绝对化和非人性化，使其遭致批判。

④明清：批判继承。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者反对封建束缚；专制统治走向腐化；宋明理学日益僵化；西学东渐，近代科技传入中国。

⑤维新时期：利用。康有为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变法的合理性，为变法提供历史依据，减少变法的阻力。

⑥：冲击。北洋军阀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流，儒家思想成为民主与科学思想的矛头。

⑦改革开放后：地位上升。原因：儒家思想在世界影响广泛；民族文化遗产被重新认识。

【规律总结】 ①一定的思想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并为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如汉武帝独尊儒术是政治大一统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反过来，新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又促进了西汉社会的稳定、政治的集权和经济的发展。②儒家思想的演变从根本上讲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甚至有的思想本身就是专制主义政治的组成部分。③儒家思想历经演变，但其内涵和核心始终如一，即“仁”和“礼”，它涵盖了做人的全部规范，本质是维护封建等级秩序。④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成为主流的原因：与时俱进，不断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历史统治者的重视。启示：任何一种思想，只有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例6.（2011年海南单科卷，第7题）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提倡经世致用，反对君主专制，这主要是基于他们（）

A．对先秦诸子学说的阐释

B．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与继承

C．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启发

D．对现实政治与社会的叛逆

【参考答案】 B

2．以文明史观、唯物史观的视角全面认识儒家思想

（1）积极影响：①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②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中国文化的象征。

（2）消极影响：倡导的“三纲五常”的道德戒律，束缚了人们的意志和人格，导致保守、封闭的民族性格，不利于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形成；宣扬的封建礼教和束缚妇女的戒律、愚忠愚孝等的教条应加以批判和否定。

（3）对儒家思想的正确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

（4）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倡导的道德规范意识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大一统思想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有利于今天的政治建设；以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民本思想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义利观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完善。

【规律总结】 ①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观念、法家的“法治”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法治思想有本质区别：恩赐与自主、专制与民主。②儒家的一些思想对于今天增强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谋求社会的共同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都大有裨益。③可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否定和抛弃其糟粕；有些内容可抽去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

例7.（2011年安徽文综卷，第12题）安徽境内历史遗存丰富，人文景观众多。下图中体现儒家伦理思想的是（）

A．①④B．②④

C．①②③ D．②③④

【参考答案】 B

隐性知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演变：①春秋末年，孔子开私人办学之先河。②西汉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 ③唐朝科举制度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专业教育开始确立。④宋朝教育制度更为完备，私人讲学的书院兴起。⑤明朝各级学校的教育体现出君主专制的强烈色彩。⑥清朝在教育上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和文化专制，书院逐渐成为官办学校。

例8.（2011年新课标版全国文综卷，第26题）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与这一论述的精神实质最为接近的是（）

A．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B．民为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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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教育思想 思政教育 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儒家思想是我国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璀璨明珠，它经受了历史长河的考验与洗礼，依旧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熠熠生辉。对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来讲，通过对儒家思想精髓的科学认知与合理借鉴，对于思政教育时效性的提升极具现实意义，是新时期摆在思政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n题。

分析儒家思想所蕴含的现代价值，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文化传承性对于儒家思想价值的审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儒家思想的文化本性始终未发生改变，即通过文化来实现对人的“统治”。而现代思政教育衍生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二是基于历史发展对儒家思想现实发展的审视。儒家思想在时代的变迁中饱受经济、政治、文化的洗礼，在一次次的磨砺中塑造了其鲜明的应变性与融合性，在历史的演进中，儒家思想始终承担着“吐故纳新”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儒家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伸与精髓所在。三是基于现实性对儒家思想价值的审视。就现实来看，部分企业以传统道德作为指导思想来谋求企业的更好发展，部分地区通过开展优秀传统道德教育和宣讲工作，提升了公民的素质，改善了社会风气。 儒家思想中值得借鉴与发扬的理论

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于人的价值肯定与尊严的重视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天地之行人为贵”是孔子的一句名言，他认为人的生命力是这世间上最宝贵和最具价值的。孟子基于孔子的理论，进一步强调了人的内在价值，内在价值即人的良知，是与生俱来的，而道德意识便是这一价值的内在表现。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而非禽兽，是因其具备了道德意识与做人的尊严。“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欲有甚于死者”两句名言便是对孟子“人本思想”的集中表现，第一句的意思是说人格尊严比生命更加的宝贵，第二句的意思是说人格的丧失比死亡更加的可怕，深刻地体现出对于人价值与尊严的肯定。中华民族在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下，行为模式与心理结构被赋予了鲜明的独特性，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尊重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人，学会自尊、自重和自爱，通过在道德修养上的不断完善，来实现对人的价值的开发与人的尊严的获得；二是尊重他人，将他人看作真正的人，通过对人的尊重、理解与关心，来体现出对他人人格的尊重。而这一思想如能够被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领悟，并运用于实际教学当中，便能够形成师生间良性的互动，这对于提升思政教育的教学效果可谓事半功倍。

国家为重、民族为重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儒家思想整体主义理念的集中体现，其中的“整体”指的是国家与民族，而“整体主义”则指的是个人需要服从国家与民族。正是因为儒家思想中对于“整体主义”的强调，才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特有民族精神，即轻小我，重大我，顾全大局，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贾谊的名句“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之所以为世人所广为传颂，便是因为其对“国家为重，民族为重”这一民族精神的深刻解读。正是在“整体主义”的影响下，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的仁人志士，他们乐于奉献，舍弃小我，而将生命意义体现在国家富强的建设之中，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使得国家与民族在经受无数次的内忧外患后不断地获得新生。而“整体主义”恰恰也是现代思政教育的目标所在，由此能够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思政教育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抛开传统文化来谈思政教育是根本行不通的。所以，对于儒家文化中优秀思想的发扬与传承，就成为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双重需要。

重义贵和的思想。在以往的义利之辩当中，重义轻利备受儒家学者推崇，但要想在生活实践中贯彻这一价值观，“贵和”思想就至关重要，其能够提供道德层面上的保障。所谓“贵和”，强调的是在矛盾处理中谦忍与恭敬的态度，在人际关系的协调上将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在儒家思想的认知中，“和”并非是无原则的一味调和，而是一种亲和，受到道德制约是其典型特征。儒家思想中讲求的是“和而不同”，即强调的非同一，而是统一，且这种统一是具有差别性的。而“重义贵和”恰恰是儒家思想的价值追求，其属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内容，对于现代思政教育的价值取向极具借鉴意义。 挖掘与探索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上述思想是儒家思想中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内容，其作为对庞大儒家思想体系的集中表达，是现代思政教育能够借鉴的理论源头。在对儒家思想现代价值的挖掘与探索过程中，可依靠对儒家思想的理论借鉴，来支持现代思政教育原则的确立。

立己立人。儒家思想的出发点是道德，核心是仁爱，“亲亲之爱”是其强调的重点内容，但显然，“亲亲之爱”绝非目的，而是由此作为基础来实现推己及人，“泛众爱”便是对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仁爱不仅体现在“亲亲之爱”，还体现在“立己立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意思就是人既要爱自己、立自己、达自己，还要爱他人、立他人、达他们，且对于自己厌恶的东西也不要强行施加于他人。对于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来讲，真正领会“立己立人”的含义，并将其作为自身工作的基本原则，带着饱满的热情，积极地投入到教育事业当中，必然会带来良好的成效。同时，教师的这种状态与承载的思想，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学生，这种超脱于课本、说教的教育形式，往往能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总的来讲，将“立己立人”的原则贯彻于现代思政教学当中，有利于师生间良性互动的形成，对于确保教学成果极具现实意义。

修己安人。“修己”在儒家思想中备受推崇，将其视作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前提。所谓“修己”即修养身心，从本质上说是长期同自己薄弱意志和恶习进行斗争的过程。古人圣贤，很多都将“修已”奉为一生的事情，为之孜孜不倦。对于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来讲，“修己”同样十分重要，“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便讲的是“修己”是“安人”的重要前提。思政教育工作者作为学生在思想政治上的传播者与引路人，首先要做的就应该是“正其身”，只有做到这点，才能够形成榜样的力量。而相应的，如果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不能做到“正其身”，那么其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效就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讷于言、敏于行。儒家思想中“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便是对于“行”重要性的强调，告诫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少说大话、空话，多用实际的行动，这对于现代思政工作来讲亦是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思政工作会给人一种相对空泛的感觉，难以形成实质性的内容。面对这一现实情况，我们必须从自身找原因，来就现行工作方法进行有效的改进，而这一过程中，“讷于言、敏于行”便是极具借鉴价值的儒家思想。家庭生活中，父母言行一致、以身作则，通过与孩子的沟通与交流，来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学校中，教师应具备良好的品质素养，结合实际情况，来选择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如实地教学、网络教学、多媒体课堂等等，充分发挥学校这一思政教育主阵地的作用；社会中，思政工作者也需要采取生动、多样的宣传方式，适时通过榜样人物的影响来形成对学生较强的思想冲击，从而使社会教育的作用得以发挥。总的来说，现代思政教育只有与实际联系起来，摆脱僵化的教条与说教，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①李立国：《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当代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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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道；天道；成贤；成圣；中庸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道家是反对科学的，认为科学是人为的、反自然的、与“道”对立的，老子主张“绝圣弃智”，庄子认为科学技术会使人产生“机心”，人有了“机心”就无法得道。佛家主张出世，更不会关心科学。在传统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儒家，虽然并不反对科学，但是却忽视科学、轻视科学、排斥科学甚至鄙视科学。只有墨家提倡科学，可惜墨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甚小。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始终得不到张扬。科学得不到社会的重视，科学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与充足的资金保障，科学技术的应用也得不到普及。那么，儒家为什么轻视自然科学？原因何在呢？

首先，儒家关心的是“人道”，而不是“天道”。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所谓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国的哲人和西方的哲人一开始就走了不同的路向。西方的哲人探天究地，追根刨底地思考宇宙的本质，而中国哲人则担当起重建社会秩序的大任。中国哲学从来不重视对“第一因”、“第一推动力”等的追问，“世界的本源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他们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如何治国平天下，如何恢复天下秩序的稳定。孔子很少谈论天道的问题，“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宋明理学讲到了天道，重建了宇宙本体论，但只是为了给纲常伦理找一个形上学的根据。宋明理学讲了许多功夫论，不是为了认识自然界的规律，而是为了达到对“天理”这个伦理本体的大彻大悟。当邵雍问程颐是否知道雷起处，程颐回答说“起于起处”。他就是以这样的“机锋”来对待科学问题。儒家关心的是社会秩序，关心的是人道，至于宇宙的本质、自然的奥妙因为与重建社会秩序关系不大，所以他们不感兴趣。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在他们的视野之外。整个儒家思想就是以人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所以，他们轻视科学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儒家追求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必将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带动一系列社会的变化，可以说，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儒家既然追求社会秩序的稳定、天下的太平，所以科学技术产生的社会效应与儒家的目的格格不入。中国虽然有四大发明，但是，指南针被用来看风水，火药被用来制作鞭炮喜庆、避邪，造纸术与活字印刷术也没有广泛地运用，带来文化的普及。中国人并没有认识到四大发明包括其它发明所具有的军事、经济、文化的价值，或者说，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们也许意识到了它们的价值，但是害怕它们的广泛应用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威胁自己的统治和地位，所以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问题。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产结合在一起，就会极大地推动经济的繁荣，使得社会财富大幅度地增加，随之带来的就是财富在社会中的重新分配，使得统治者不能通过控制财富而控制社会生活。儒家所主张的分配制度是按照一个人的等级名分来分配财富的。如果社会下层掌握的财富过多，就有摆脱统治者控制的危险，给统治造成危机。还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带来社会分工的变化，对统治者的统治和管理也会带来挑战和危机。

第三，儒家心性思想把“成圣”、“成贤”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科学研究自然成了旁门左道、末技。孔子的弟子子夏说：“虽小道，比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意思是说研究自然是小技艺，虽有可取之处，但恐怕它妨碍了远大事业，所以君子不去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荀子讲得更为明确：“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荀子・天论〉）一切以伦理道德为重，研究自然则是雕虫小技，旁门左道，是“无用之辨，不急之察”。朱熹把研究与人没有多大关系的事物称之为“炊沙而欲成其饭”。儒家思想始终关注人的存在，把“善”而不是“真”放在第一的位置，反对为智慧而智慧。在儒家看来，在德与智的关系中，德才是目的，智只能是手段，尊“德”修“心”，调整“情”“志”，比增进智慧更重要。儒家以成为君子、成圣成贤作为人生的目标，成圣成贤的途径是清心寡欲地进行道德修养，而不是埋头于科学研究。从事科学研究只能是“小人”所干的事情，“大人”、“君子”是不屑为之的。现代新儒家虽然竭力改造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能够容纳科学，但是新儒家只是把科学视为不得不被迫接受的东西，并不把探索宇宙的奥秘视作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和手段，更不把掌握自然的规律视作人生的目的。他们同古代的儒家一样认为道德修养比研究自然更为重要、更为高等。既然科学研究与实现人生的目的无关，那么谁还会去做只有“小人”才能去做的低等的科学研究呢？

科学研究使人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修身养性之中，和“大学之道”相违背。修身养性能够教人怎么做人、怎么成人、成贤、成圣，而科学研究只是做事，做人比做事重要得多，也高尚得多。因此，君子应该致力于修身养性，不应该被科学研究这类小事所困扰。科学研究实现不了人生的价值，人生的价值是“内圣外王”，通过修身养性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如果把过多的精力放在科学研究上，就会妨碍人生目标的实现，偏离了人生的正道。

许多科学技术都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欲望而发明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增加了社会物质生活资料，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人们的生活改善了，又会产生新的欲望。儒家排斥人的欲望，尤其是宋明理学，把人的物质欲望看作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可耻的“人欲”，认为“天理”“人欲”不并立，“存天理”就要“灭人欲”。科学技术与“人欲”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然受到儒家的排斥。

第四，儒家对“中庸”思想的推崇也是其轻视自然科学的原因之一。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儒家思想的方法论。对于中庸，程朱等人解释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又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之道就是一种适度、恰当和追求和谐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中庸的思想要求人们在生活中不走极端，遵循常道。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惊异”，即“起源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但这仅仅适应于解释古希腊哲学的产生。中国哲学恰恰在追求“不惊异”。中庸的思想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墨守成规，保持一颗平常心，所谓“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中国哲学家们长期探究的“伦常”、“纲常”，目的就在于确保生活秩序的“正常”，天行有常，人行有常，人类按“常”行事，就能得到正常发展。而人类科学的发展、知识的进步，其前提就是打破常规、突破限制。科学的探索面对的是未知的世界，如果一味地遵循常规，就难以有大的发展。中庸思想不仅限制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时也限制了人文科学的发展。

总之，儒家思想缺乏科学精神，实在是由儒家思想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儒家思想与科学精神显得格格不入。儒家不欢迎“赛”先生，至少看不起“赛”先生，儒家思想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使得“赛”先生始终挺不起腰杆来。

参考文献：

[1]《天人之际――中国哲学的困惑与选择》 张世英著 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篇6

关键词：儒家思想；和谐社会；启示

文化的力量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所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重视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发扬传统文化的优势。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意义深远的思想资源。我们要充分挖掘儒家思想的精髓，并对其进行现代性的诠释，使之成为和谐文化的“灵魂”。

一、“仁”的思想对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孔子说：“仁者爱人”。在儒家看来，人往往有一种本能的自爱心理，而丧失爱人的意识，所以儒家特别强调要“爱人”。如何做到“爱人”呢？按孔子的想法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克己复礼”。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1]，即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于礼的规范。儒家倡导通过“仁”的德性修养将作为外部约束的“礼”内化为内在的、自觉的道德规范。“礼”是指建筑在宗法制度“亲亲”基础上的一整套协调社会秩序的规范。孔子教导人们要按照“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五伦的秩序做到“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恭、长惠幼序、朋谊友信、君敬臣忠”十义。一个人要想做到“十义”就要在视、听、言、动等行为方面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品德方面要做到“恭、宽、信、敏、惠”。使自己符合礼的规范。因为如果具备五种品德就会“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2]

“忠恕之道”。曾子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3]所谓的“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即自己有某种要求需要满足，也要推想他人也有这种要求需要满足，能够从身边做起；而“恕”是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我不愿他人如何对待我，我也就不要这样对待他人。“忠恕之道”的核心在于倡导人与人要和睦相处、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团结友爱、，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4]儒家提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面对当下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弱势群体大量存在的现实，儒家的这些思想无疑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二、“礼乐”思想对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

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 ，它以“礼”与“乐”的相互支撑来追求和谐的统一，并以此作为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儒家思想认为，“礼”的本质是“序”，“乐”的本质是 “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放群物皆别”[5]。“和”，意味着和合、和谐；“序”意味着等级、秩序。和谐与秩序是对立统一的。世间没有无序而又和谐的状态 ，也没有不和谐而有序的事物。“礼”规定了家庭、社会、国家巾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具有社会法律和伦理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内涵可以用来治理国家 ，提供给社会生活稳定的发展秩序。“乐”是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在内的综合艺术的总括，是声音、情感、动作的和谐统一，可以抒感，调节性情，感化人的心灵。“乐也者 ，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 ・乐记》）。所以儒家提出“和为贵”的思想，是以一个和谐社会状态为根本指导原则的。而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人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和谐。“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基础。但人际和谐还需要经济基础来支撑，如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就必然会产生组织或社会内部的相互对抗 ，人际之间的和谐就会受到破坏。因此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官与天地同节”（《礼记 ・乐记》）人与社会的关系实质就是“公”与“私”的关系。儒家认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要三为一体，通过人人“兼善天下”来实现“天下为公”，保障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天人合一”思想对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

所谓“天人合一”就是指自然与人的关系是和谐统一的。“天”是中国人表述自然界的最高范畴，指自然和自然界的规律。“人”是表示社会生活的概念， 是指个体的人或由人类构成的社会。中国古代哲学家通过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主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这与构建“和谐社会”所推崇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天人合一”观蕴含丰富的“和谐社会”的思想。

孔子的“天人合一”命题强调用“天意”来协调人伦关系， 建立稳定协调的社会人伦秩序。孟子的观点“尽心、知性、知天”，认为人性与天道相通，人心是能感通的主题， 只要尽心，就能知性，继而知天，就可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天人相通”的境界。这都反映了人类早期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朴素思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键是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变天地分离为天人合一，恢复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整体观念，对人类摆脱目前的困境，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四、“中庸”思想对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

中庸思想是儒家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行为准则。中庸不是折，也不是中立 ，而是不偏不倚地把握“中”这个事物运动的准则。根据这个准则处世做人，就可以做得完美，恰到好处，是一种“中正” 的象征。“中庸之道”是一种追求内在的、实质性的平衡行为准则，一种勿过勿不及的状态。“中”与“和”有着密切关系，东汉郑玄对“中庸 ”解释为 ：“名日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和”一词的含义为按“中”的标准去做事就会达到一种“和”（和谐）的状态，和谐状态是一种完美的表现，也可以说，“中和”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化状态。《中庸》中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达到“中和”，不仅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 ，而且也实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 ，这正是众多儒者梦寐以求的为政之最高境界。“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6]这是对“大同”社会状态的描述 ，也是一个高度和谐的社会。正如孔子所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明鲜久矣。”（《论语・雍也》）。

中庸准则可以运用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思想言行等各个方面，在为君治国方面“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7]。“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其中，“正”乃思想行为端正，为人处事必求合乎“义”。在经济上，必须“因民之利而利之”。[8]坚决反对“放于利而行”（《论语 ・里仁》）。在文化教育方面，必须要做到“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9]中庸准则要求个人在履行道德职责时“无过无不及”，一旦过了应有的度 ，就会使原有的道德要求变质，所谓物极必反。掌握中庸准则，个人必须崇德徙义，但也必须兼德。所谓兼德，就是不偏于一德。仁、义、礼、智、信、忠、孝、恕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互相依存、交叉、互补。所以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中庸准则在树立个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无论是人自身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最理想状态都是“适度”。同样，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也需要“适度”。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既要发展，更要科学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既要快速，又要稳定，求得可持续性发展。人的进步，既要强调创新能力和基本素质的提高，又要追求和谐的全面自由发展。

儒家思想占据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主导地位、旨在维护社会政治统治秩序的主流思想，曾经以它的强大力量主宰着传统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绵延不绝两千余年。时至今日，儒家思想依然在某些领域以特定的形式保留了它的痕迹，以其适合时代的方式存在着、繁衍着，或者是原生态的遗存，或者是经过了创造性的转化，从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后世自然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儒家思想何以绵延数千年却仍在发挥作用，其对于我们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杨伯峻.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论语译注・颜渊.北京：中华书局，2009.

[2]杨伯峻.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论语译注・子路.北京：中华书局，2009.

[3]杨伯峻.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论语译注・里仁.北京：中华书局，2009.

[4]杨伯峻.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论语译注・雍也.北京：中华书局，2009.

[5]戴圣编，刘小沙.中华国学经典精粹・儒家经典必读本・礼记 ・乐记.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5.

[6]戴圣编，刘小沙.中华国学经典精粹・儒家经典必读本・礼记 ・礼运.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5

[7]杨伯峻.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论语译注・颜渊.北京：中华书局，2009.

[8]杨伯峻.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论语译注・学而.北京：中华书局，2009.

篇7

汉代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追溯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发展的历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因素，也可以看到统治者和政策的因素，更可以看到儒家思想自身的包容性、内化性和开放性。尤其是其所涉及的关于职业道德的一些内容和要求，比如要求领导者要带头率先示范、刚正廉洁、诚实守信等，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关于职业道德的要求有很多相似之处，研究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中关于职业道德的要求对推进现代职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主要要求

客观地说，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延续、民族凝聚力的形成、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等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道德在教育体系中，有很多内容仍然闪烁着现代光芒，尤其是关于职业道德相关要求。

（一）遵纪守法

儒家历来都强调统治者或管理者应当严格遵纪守法，做好带头示范作用。对此，孔子曾指出“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1\]邓禹是汉武帝建立大汉王朝的重要功臣之一，后被封为高密侯，位高权重。尽管如此，他还是遵循儒家思想道德要求，强调子孙的法纪教育。 “教训子孙，皆遵法度，深戒窦氏，检敕宗族，阖门静居 。”\[2\]616历史对此评价是“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 而其后代也严格遵守其教导，并延续了数代，结果造就了“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东京莫与为比。” \[2\]619

(二)廉洁刚正

东汉儒家代表人物杨震，自幼勤奋好学，成年后又博览群书，被誉为“关西孔子”，先后担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等官职。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严格遵守儒家道德规范，为官时清正廉明，刚正不阿，大公无私。生活上艰苦朴素，出门从不坐轿子，坚持步行，子孙经常食野菜。他的子孙们深受这种廉洁刚正的作风的影响，都以他的作风为榜样，传习数代。他的很多做法在当时并未被理解，一些同僚曾劝他应该多为子孙购置产业，他却认为：“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2\]619后来，虽然他因上疏批评中常侍樊丰等人，被诬陷罢官后自杀。但是，他廉洁刚正的作风给子孙们树立了榜样，也给后世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三)以身作则

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汉代儒家十分强调以身作则、以身示范。如陆贾就十分强调当权者要以身作则，他认为统治者在品德方面的一言一行，对老百姓的德行会产生上行下效、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指出：“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姓之所取法，故其举措动作，不可失法则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母后，出居于郑，而下多叛其亲；秦始王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着，莫不仿之。” \[3\]陆贾认为，当权者坏的作为、不良的行为都会严重影响社会风气。当权者应当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坚持为政以德，以促进社会风气的优化。纪武昌，喻长友：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对现代职业道德塑造的启发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3期 第25卷第3期

(四)言行一致

思想道德教育不能仅停留在单纯的说教层面上，要通过各种具体实践将其展现出来，用道德行为来检验教育的效果。儒家传统道德教育主张“知行合一”，特别强调要躬行实践。他们认为躬行是内在道德品质在具体行为中的体现。通过实践，最终达到“道术兼修、内圣外王”的境界。因此汉代儒家士人非常重视自我修身和自我道德实践，主张在道德实践方面展现个人道德品质的优劣，通过实践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这些对我们如何提供思想道德教育实效性很有启发意义，当前思想道德教育工作面对诸多困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让受教育者做到知行统一，言行一致。首先，我们在制定思想道德教育内容时，要考虑到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和特殊的要求，因人而异，要使教育具有可行性，尽量避免那些抽象的假、大、空的内容。其次，还要采用科学的思想道德教育考察方式，不能单纯根据其言语或文字描述衡量一个人的思想道德品德高低，而要将言行结合起来，综合考察。

二、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对现代职业道德教育的启示

在《教育必须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一文中指出：“各级各类教育都要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作为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既要重视和不断加强、改进文化知识教育，又要重视和不断加强、改进思想道德教育。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增强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社会责任感，培养敬业爱岗和服务质量意识，养成既讲竞争进取、又讲团结合作的风气。” \[4\]

职业道德，就是同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既是对本职人员在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要求，同时又是职业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注重职业道德建设，比如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等。

(一)坚持依法治国，主动学法守法

社会主义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绝不允许有任何违法乱纪践踏民意的行为，一经发现必将严惩。当前有些人认为违法乱纪能够捞到好处，不惜铤而走险，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玩火行为。那些最终受到法律严惩的人，最初都毫无例外地怀有侥幸心理，总以为自己可以逃脱法律的惩处，甚至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当正义的宣判来临之际，才开始悔恨、自责，但悔之晚矣，只能警示后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思想潮流涌进，一些领导干部放松了自身的学习，忘记了党的宗旨，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置之脑后。放任不良思想侵蚀自我，享乐主义、弄权思想尘嚣甚上。他们将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权力当作为自己牟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阿谀奉承，放弃原则，为所欲为，严重败坏党的形象，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二)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要求

当前是知识经济爆炸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建构终生学习型社会，我们也应顺应时展的要求，学习中国特色社会理论知识，夯实自我本职工作所需的经济、法律等理论知识。尤其要结合纪律教育学习，切实加强自身修养和自我约束，牢牢守住思想道德防线和党纪国法防线，讲操守、重品行，管住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东西不吃；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东西不拿；管住自己的脚，不该去的地方坚决不涉足，能够抵制各个方面的诱惑，真正做人民的公仆。正确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做到权为民作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确保权力在服务人民、服务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最大的效能和作用。

(三)领导者率先垂范，清正廉明

2012年3月16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讲话中指出：“有些领导干部之所以走向违纪违法、腐化堕落的深渊，从根本上讲是世界观、人生观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丧失了拒腐防变的能力。他强调，领导干部务必时时、处处用党的纯洁性要求对照自己、检点自己、修正自己、提高自己，要求别人做的自己带头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带头不做，以自己率先垂范的实际行动充分体现党的纯洁性。” ①反观当前有些领导者对下属、对别人，严格要求，强调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并制定出若干规章制度约束他人,要求他人严格遵守,而把自己游离于这些制度之外，有时甚至带头破坏相关管理制度。长此以往，各种管理制度形同虚设，领导者无威信，没有号召力，不良社会风气滋生，严重影响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作为领导或管理者在严格要求别人前，先要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做到了。只有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方可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四）根据现实需要，进行现代化转换

现阶段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与汉代儒家所提倡的思想道德教育相比，本质不同。但是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在很多方面是可以借鉴并加以吸收的，我们应积极使儒家思想道德教育体现现代化和时代性要求，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现代化转换，使其与当代思想道德教育实现良好的融合，走出一条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现代化之路。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职业规范的要求，吸收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内容中的关于职业道德要求的合理部分，比如关于刚正廉洁、淡泊名利等要求，将其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建设的相关内容结合起来，将其合理的内容纳入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体系，丰富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内容。而且，我们还可以有效借鉴汉代儒家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方法，优化社会主义职业规范道德教育方法。

其次，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综合国力得以增强等，其优势是很明显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市场经济本身也有缺陷是难以克服的。比如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利益的驱使，导致市场主体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诚信，片面追求个人利益，而忽视了国家、集体的利益，诸如此类的弊端正日益凸显，严重影响着我国市场积极的健康发展。对此，我们也可以借鉴汉代儒家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相关内容，通过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引导作用，积极促进良好社会职业道德的形成，构建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良好职业道德体系。

总之，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作为我国传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坚持用的观点和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合理的、适应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的东西，我们要积极吸收并加以转化，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所用。对反映封建专制需求、糟粕的、与社会主义进步和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我们要坚决的予以抵制，深入地批判。在批判中借鉴，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古为今用。

［参考文献］

［1］ 十三经注琉\[M\].北京：中华书局，1980：2507.

[2\] 范 晔.邓禹传附孙骘传\[M\]//范 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5.

篇8

关键词：中庸；时中；礼制

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孔子的思想中有三个内容最为重要，即“礼制”思想、“仁爱”思想和“中庸”思想。尽管孔子大力倡导“仁”，但在以后影响大的却是“礼制”和“中庸。”“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方法论。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以“中庸”为最高的道德，可见孔子对“中庸”的重视以及“中庸”在他思想体系中的位置。据《论语・子路》篇载，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涓乎？狂者进取，涓者有所不为也。”“中行”，即以中庸而行之意，孔子将人的品德分成了中、狂、涓三类，中即中庸，是最高的理想。狂者偏激、过分，涓者保守、不足，均不为中，但二者的折衷即不狂不涓则正是中。这不仅是孔子自身处事之准则，也是他评价他人的根本标准。

《礼记・中庸》对“中庸”之德进行了多方面的阐发。它以“时中”、“用中”来解说中庸，时中即随时入中，依条件的不同随时选取适当的标准，用中即不陷于某一极端，随情况的不同而采取恰当的方法。

“中庸之道”历来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儒家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平平常常走正道不走邪路，听起来虽然不错，但它在理论上偏离了辩证法的宗旨，在实践中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

第一，在理论层面上，“中庸”思想虽然包含一些辩证法因素，但并非真正的辩证法。据《论语・子路》篇载，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涓乎？狂者进取，涓者有所不为也。”“中行”，即以中庸而行之意，是最高的理想，狂者偏激、过分，涓者保守、不足，均不为中，但二者的折衷即不狂不涓则正是中。“中庸”思想主张为人处事要恰当、适度，具有一定辩证法的合理因素。

但是，“中庸”思想并非真正的辩证法。首先，辩证法认为，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事物，“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切皆变，一切皆流，无物常住，任何事物都有被否定的时候，没有绝对的事物及绝对的真理。但是儒家把“中庸之道”看作天下之正道，天下之定理。《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这里，“中庸”观念已经从方法论上升为本体论，成为永恒的教条，这就与辩证法的精神相违背了。

其次，“中庸”思想表面上是神圣的教条，实质上是空洞的抽象。适当、适中是相对于既定的标准而言的，如果没有既定的标准，也就没有“中庸”。如果是面对未知的事物，没有了标准，哪里来的中庸？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一种知识我们不具备，怎么能够知道什么是中庸？实际上，人类的知识都是在探索中发展起来的，在探索中人们知道了该怎样组织社会，该怎样处理人际关系，在探索中获得自然科W的知识，在跌跌撞撞的摸索过程中，人们不免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有时过有时不及，有时甚至错得离谱，正是在无数的错误中，人们才总结出经验来，知道什么是偏激，什么是极端，什么是中庸。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把中庸作为一种标准和方法，岂不是取消了探索的可能性？牛顿说光的本质是粒子，惠更斯说光的本质是波，后来人们发现光的本质是波粒二象性，牛顿与惠更斯都不“中庸”，然而如果没有他们的偏激，怎么会有科学的进步与发展？

以“中庸”为原则实际上等于没有原则。“中庸”本身并不是一个可以独存的立场，它的立场要根据其它的立场来定，它要寄生于其它立场之上。在某种情况下，它能够混淆黑白、不问是非。因为，在善与恶之间，在真理与谬误之间玩弄中庸，其结果只能倒向滑头主义。当然，孔子反对不讲原则，处处讨好的滑头主义，他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乡愿”就是滑头主义的老好人。《礼记・中庸》引孔子的话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而时中。”“时中”就是与时俱迁，根据具体情况权衡利弊选择用中，不拘泥于僵死的教条规范。孔子提出“权”，即通达权变的思想，强调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就是说“中庸”是灵活多变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但这样一来，“中庸”就没有了客观的标准。一个人规规矩矩，按常规做事，四平八稳，没有出错，那么，他是具有“中庸”这一“至德”的君子呢还是滑头主义的“乡愿”小人？一个人做事不合常规，他是不符合“中庸”的小人呢还是“时中”的君子？在这个意义上，“中庸”已经滑为了诡辩论，这与辩证法的精神相去甚远。

最后，“中庸”这种道德是以不“中庸”即不道德为前提的。孔子说：“叩其两端而竭焉”，有了两端才可能有“中庸”。两端或者是过，或者是不及，都是偏激的。“中庸”和偏激是矛盾的双方，没有偏激就没有“中庸”，没有“中庸”也就没有偏激。一种道德，必须以他人的不道德作为前提，必须别人做小人，自己才能成君子，这只能是一种伪道德。

第二，在实践层面上，“中庸之道”是为维护“礼制”秩序服务的，既有积极的作用，又有消极的作用。

首先，“中庸”思想对于缓和人际关系的紧张，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社会秩序，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当统治者的行为过于残暴，生活过于奢侈，对百姓的剥削过于严重，对于下层的压制过于苛刻，“中庸之道”就会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其次，“中庸之道”为统治者的行为提供合理性论证。“庸”字的平常义，在儒家看来就是“礼制”秩序，是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也就是宋儒所说的“天理”。“中庸”也就是恪守“礼教”秩序，做遵守“礼教”秩序的人，走“礼教”规定的道路，干“礼教”所许可的事情，保持对“礼教”的虔诚恭敬之心。只有“礼教”才是“天理”，是那个不易的“常”。在这层意义上，“中庸之道”就是“礼教”之道，“天理”之道。统治者掌握着话语权，什么是“中庸”、“中庸”的标准都由他们说了算。是非对错随时而定，因人而异，“中庸”成为他们的主观随意性甚至是诡辩，成为为他们的行为合理性做论证的工具。

最后，“中庸之道”遏制了人们的创新，从而为稳定社会秩序服务。创新总是或多或少地使社会发生一些变化，给统治者的统治带来挑战。为了维护统治，必须扼杀创新思想和创新行为。行为上的“中庸”使人小心翼翼地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不要出格。思想上的“中庸”使人们认同统治者的观点而没有异议。

在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为此，有必要回顾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立足当代又要继承传统的优秀文化。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

参考文献：

[1]《中国哲人的大思路》马中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8月第一版

[2]《〈知识、信仰与超越〉――儒家礼法思想解读》 任强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篇9

关键词：儒学；社会思想：社会学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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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的思想深受黑格尔影响，因而对中国人文思想发掘得似乎不够通透，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唯心论色彩。他认为，一方面，现实环境是精神实现价值的场所，现实环境能够规定心灵创发活动的形态，甚至可以成为人文活动的桎梏或束缚；另一方面，心灵自我能够超越自我以外的现实环境。他说：“至于所谓吾人之文化活动，随吾人所在之现实环境而异，唯是吾人之精神受现实环境之规定，而表现为不同之文化活动。……吾人之主张是：一切谓现实环境决定吾人之精神或文化活动者，皆实只是规定而非决定。而决定吾人之精神或文化活动者，唯是吾人之精神自我，或超越自我之自身。此依佛教之名词说，即凡精神自我超越自我以外者，对精神与文化活动之自身，皆为一外缘，而非真因。”[3]7无论是心灵的自我超越还是现实环境的外缘作用，心灵与现实环境的二元关系终归难以调和，立足于心灵的文化活动，难以逃脱唯心论的指责。同时，以环境与心灵的二元结构阐述心灵自我也遮蔽了中国人文思想的特点。张祥浩批评唐君毅的唯心论倾向说：“因为主观唯心论直截了当地把物质身体或客观现实存在，看成是心的作用或心的派生物，而他则把客观的现实环境看成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外缘或第二因，把身体看成是托显精神的消极存在，这是有区别的。但在事实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2]178-179这依然是西方哲学的视角，只不过是西方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批判。这种视角同样遮蔽了中国人文思想中“心”之作用。心物关系如加以分割对立，立足于一方就会遮蔽另一方。唐君毅的人文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富有哲理性的现代转型，儒家思想在富有哲学素养的唐君毅手里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重视人、重视人文之化感通变是儒家思想最具现代意义的内容，唐君毅以此为契机论述人文关系，无疑找对了论述人文关系的“中心观念”。唐君毅总结人文关系说：“一切学问亦皆人之为人之学之一章。此之谓一切学问之摄末归本。”[5]87将学问各科理解为“为人”之学，并以成就人作为学问之“本”，唐君毅摄末归本的人文思路有力地冲击了科技理性的西方思维，为人文学的研讨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人文序列：经由西方进入中国的群科排序

人文序列是人文学者对人文群科的排序与定位。唐君毅非常重视人文群科之间的序列问题，一方面，他从人的存在高度重新定位人文群科之次第，另一方面，他论述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际，这两方面的排序思路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在于“顺”着西方讲，而在于以传统思想为资源“逆”着西方讲，体现出唐君毅既接受西学又试图超越西学的中西学会通特点。唐君毅从人之存在高度重新定位人文学术的序列。唐君毅认为人文学术即是为人之学术，他说：“一切学术思想，都是人的思想，一切文化，都是人创造的。因而一切文化之精神，都是人文精神。讨论任何种之学术思想，都是讨论一种人文中之思想。”[6]1从人的角度论述人文学术，学术既是“人为”的学术，也是“为人”的学术，学术是人在世界中的缘构，也是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如果人缺乏道德精神，学术建构亦不可能。唐君毅说：“故人之道德精神，如果建立不起，缘之而使当然理想、客观价值意识、历史精神，皆不能向上提挈，而向下降落崩坏，则无一人生之活动或社会文化之建设，能真实成就。”[5]70唐君毅批评了西方重视抽象概念的学术传统，他认为西方学术观念“是以为愈抽象而愈概括性的学问，愈在学问世界中，居更根本而更高的地位。故逻辑、数学、几何学或第一原理的哲学，被认为一切学问之本。”[5]71西方学术重学（真理）重术（技术）而忽视了学术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唐君毅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学术与人存在在世的紧密联系，并以此为依据重订了各种人文学术之高下次序：“一、为人之学，二、历史，三、文学艺术之学，四、哲学，五、社会科学，六、自然科学，七、形数之学与逻辑”[5]72。唐君毅认为，人成为人是人成就一切事之本，一切人皆须为人，一切学问皆是成人之学问，因此，为人之学居人文学术之首位。人为本，学为末，为人之学摄末归本；人为道，学为器，为人之学道器合一；人为体，学为用，为人之学体用不二。唐君毅的人文序列凸显了学问世界与人的亲缘关系，批判了西方人文序列将人抽象化、概念化的倾向，从而将人文学术重新奠基在“人”的大地上。

唐君毅还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术的序列做了新的阐发。唐君毅论述三大学科群的出发点依然以人为中心，他认为三大学科群的分际是人看事物的不同观点和态度。在这三种态度与观点中，人文学术能够自觉回顾和反省自己的反应、感通、行为，并能摄入人所面对的自然社会之事物，因此，人文学术是人之心灵与精神的学术，是人对自己行为之表现的学术，她与人之关系最为密切，应当居于人文序列之首位。反之，自然科学将对象作为离开或外在于人之主观行为与精神来认识，是一抽象的普遍者，因此，自然科学只是人看事物的一种态度或观点，并不能取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术而独居首位。三大学科群中，自然科学的地位还在社会科学之下。通过对三大学科群的重新定位，唐君毅提出在人文学术中重建人的主体意识的构想。唐君毅认为，此时代的学术思想过分崇拜抽象普遍者，忽略了人生之具体存在。以人之存在为中心的人文学术恢复了人在学科群中地位，重新提出了学术对人心人情的感通要求，彰显了学术活动所蕴含的人之价值。以人之存在为中心的人文序列具有融通性和开放性，这体现在唐君毅对非人文、超人文、次人文和反人文思想的认识上。唐君毅认为：“人文思想之发展，一方由人对于人文本身，逐渐加深加广的思想，同时亦即由人文思想与非人文、超人文、反人文等思想，互相发生关系，而相依相涵或相反相成以发展。在此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见非人文的思想之扩大人文思想的领域，超人文的思想之提升人文的思想，次人文的思想之融会于人文的思想，即人文的思想之不断以新形态出现，以反反人文之思想。此相续不断的人文思想发展历程中，便显出一种人类之精神的向往。此种精神，我们称之为人文精神。”[6]3可见，唐君毅认为人文精神是通过反反人文思想而不断前进，这是黑格尔式的进化论。我们认为，人文只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成果之一，人文能够澄澈、净化非人文思想，但不能取代非人文、反人文思想，人文与反人文思想之关系走在相互涵摄的路上，而不一定是进化论式的“前进”。栾栋曾对人文学科、自然学科与社会科学三大学科群的关系做了论述：“从本质上来讲，人文只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而不是唯一动力，人文有赖于自然力、科技力量的协调作用才能演奏出美妙的乐章。反之亦然，自然力和科学力量也只有在人文力量的导引下才不至于走入歧途。与之相对应，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不等于忽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学科群的通力合作和相互涵摄是文教与科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7]33以涵摄化感论人文学科，突出了学科群之间的根脉勾连，强化了学科群之间的内在互化，有利于促进三大学科群之间的良性循环。唐君毅对人文群科的重新排序凸显了中国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也为儒家思想的现代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儒家思想与西方哲学原属平行发展的文化系统，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下，儒家传统思想受到了西学的冲击，曾经被视为应该打倒的对象。唐君毅以西学反观中学，力图从中学中挖掘出西方传统曾经关注过的“问题”，并立足中学彰显出中国文化迥异于西方文化的“视域”，这种经由西方进入中国的工作思路开发出了儒家思想的现代特征。

二、人文平视：会通中西学的方略

以道德理性开发儒家思想和以儒家“立人极”重新排序人文群科体现了唐君毅人文平视的中西学会通方略。唐君毅认为，当前世界各种文化正处于冲突融合之中，人类文化发展到了现在，应当是把整个人类文化当作一体看的时候了。平视是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模式的反拨。平视的前提是中西文化各有特色，而其最终目的是促进中西文化的融合，从而为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勾画理想蓝图。人文平视是唐君毅针对中西文化的差异与融通而提出来的文化交流举措。当今世界文化之间的交流错综复杂，人类文化正在走向“由分到合”的之路。据此，唐君毅深入剖析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并对中西文化之间的融合提出了“平视”的设想。唐君毅认为，西方文化之特殊精神有四目：一为向上而向外之超越精神；二为充量客观化吾人之求知的理性活动之精神；三为尊重个体自由意志之精神；四为学术文化上之分途的多端发展之精神。[5]71此四目特殊精神重在文化之超越性，其“光辉乃为向外照耀、向外探求”，因此西方文化精神贵在学问的超越性与抽象性。唐君毅说：“照由西方传来而流行于现代中国之一学问观念，是以为愈抽象而愈概括性的学问，愈在学问世界中，居更高根本而更高的地位。故逻辑、数学、几何学或第一原理的哲学，被认为一切学问之本。”[5]71这种文化传统贯注于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臻于近代而成型，唐君毅在分析形成西方文化精神的外缘条件后，对近代西方文化作了总结评述：“近代西方文化，由无数民族之战争与商业关系而生之文化接触以形成，故亦特富一向上向外之超越精神，与尊重个体性之自由意志之精神，重概念之分解之理性活动之精神也。”[6]6这些精神内涵正是中国文化所缺失的。中国文化是以农业为主导的反本复始型文化，反本复始与向上向前向外“不能不谓之两种精神”。至此，唐君毅概括了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根本性差异，这两种文化类型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从而为文化之间的平视奠定了基础。

平视即平等互观，承认异“我”之他种文化存在的价值及其对“我”之反观意义。唐君毅认为，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健康的心态，一为自上视下，二为自下视上，此两种心态皆有所蔽。他说：“在过去的中国，直到清末，曾以自上而下的卑视的眼光，看近邻夷狄，与近代洋夷之文化。在中古时期，回教与蒙古民族之铁蹄，皆曾横扫欧亚。而近代的西方人，则又凭藉其武力经济力，科学技术，以征服世界为殖民地。现代不少西方学者，以西方文化系统以外之文化，皆属于落后之一阶段。而近百年来的中国人，亦在吃了军事上经济上的败仗之后，乃改而以自下而上的高攀的态度，去接受西方文化。并自视为落后地区，落后文化。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自上视下者不见，自下视上者不明”[8]369。平视是对这两种心态的反拨，平视的前提是对待异类文化的平等平和心态。文化是族群社会化生活的人化成果，承认异族文化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是承认一个族群生存的权利。平视在尊重他人生存的基础上学会欣赏异族文化，学会吸纳异族文化。人类文化发展到了全球化时代，必须从过去“灭绝他”的野蛮愚昧走向“吸纳他”的开明豁达。唐君毅的人文平视方略尽管不容易实现，但是能够纠偏返正，不啻为地球上的一缕祥和的清香。平视也蕴含着人文的融通，人文平视的归宿是为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勾画理想蓝图。唐君毅对未来世界的人文图景有清楚的勾画。他认为，西方人文精神注重超人文、非人文的宗教和科学精神，忽视了人文的道德理性，因此，西方人文精神需要中国道德理性的补益。中国人文精神过于反本复始，偏于回归母位，忽视了人文的超越，需要吸纳西方的科学、宗教等超越性的精神。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文化之间的融通即是吸长补短，多种文化共同营造出人类文化的美好未来。在文化融合的世界图景中，唐君毅偏重道德理性色彩浓厚的中国文化。唐君毅一贯主张，道德理性是人类文化活动的根本，中国文化是道德理性的人文文化，因此世界文化的主流在中国而不在西方，中西文化融合应该是：“斯则吾人之藉西方之国家精神，以充实吾人之文化精神，而可转以吾人之文化精神，裁抑西方国家精神，以充达吾人之仁心仁性于天下，而所想望于人类世界之社会文化组织者也。”[9]29中国文化注重人伦、人情、人性，是以人之存在为本位的人本文化，中国文化尽管在近现代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但如能吸取西方文化科学、宗教的超越性精神，中国文化必能在新时代获得新生。唐君毅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反映出新儒家在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自信与厚爱，也反映了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融合进程中吸纳他者的开新与变通。